官营商业规模巨大，以京师为中心，建立起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各地货物借政治力量得以大量流通，政治力量也因货物流通而愈益加强，汉武帝这一措施，对进一步增加全国经济的联系性，起着重大的作用。　　大司农是掌全国财政的大官，属官中有掌运输的均输官（郡国也各设均输官）和调剂物价贵贱的平准官。郡国每年向朝廷贡献本地产物，人工来回，费用往往超过贡物的原价，贡物也往往采用劣等货充数。汉武帝创均输法，令郡国缴纳贡物钱及运输费。平准官熟悉各地物价贵贱，通过均输官，令郡国均输官在价低地方买进货物，运到京师，转运到价贵地方出卖。运输时所用工具如车和其他器具，都由工官制造，运输时所用人工，名义上付出僦费（做音就jiù雇佣工钱），实际是征发民卒，作为农民服徭役的一种。官营商业因有各种便利，每年获得巨大赢利。汉武帝曾一次出游，耗费帛一百余万匹，钱好几万万，就是从商业赢利中支出的一部分。　　朝廷设平准官，说是要平抑天下的物价，不让富商大贾牟大利。其实地方均输官收买货物，不是直接从农民、手工业者买来。商贾积储当地货物，高价卖给均输官，私营商业并不因官营商业而受阻碍。　　私营商业　　在丰富的农产品和精美的手工业产品的基础上，西汉私营商业有很大的发展。这首先由于政治统一，国内商贾往来，不征关税，实现了战国政论家“关讥（检查）而不征”的理想。《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一统，关梁开放，山泽弛禁（盐铁业私营），因此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有无，各得所求。汉元帝时贡禹说：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一岁获二分利息。《盐铁论》说，汉武帝征服百越，“民间厌橘柚”。北方富贵人（所谓“民间”）吃厌了橘柚，想见有很多特产物借商人转运到各地。西汉国内通商，货物顺畅地流通，起着刺激农工业发展的作用。　　商业城市　　官私营商业并行发展，全国出现了比战国时更多更大的商业城市。其中长安是全国的中心商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是一个大地区的中心商市，此外还有许多较小地区的中心商市。这些较小地区的中心商市，依水陆商路的便利，联系到大地区的中心商市，最后总汇到全国中心商市的长安。　　长安——关中地区物产富饶，特产有竹、檀、柘，号 称陆海。西汉建部长安，皇室、贵族、官吏集中在都城里，附近诸帝陵，居民多是从全国各地迁移来的大官、巨富及豪强。富贵人家生活侈靡，需要大量消费品，商业自然发达起来。巴蜀地区与内地贸易，必需通过褒斜道（褒在陕西褒城县北，斜谷在陕西郿县西南），西北地区畜牧业特盛，与内地贸易，必需通过长安。长安是全国首都，又控制着西北、巴蜀两大地区的商业，本身又是最大的消费城市，因之市区规模特别宏大。据班固《两都赋》、张衡《西京赋》及《三辅黄图》所说，长安有九个市，六市在大路西边，统称为西市，三市在大路东边，统称为东市。前九一年，汉武帝太子刘据起兵杀佞臣江充，驱四市人数万众与丞相军战斗五日。四个市有众数万，足见市上人物非常殷盛。　　东西市以外，还有一个槐市，在太学附近。太学诸生朔望在槐树林下聚会，交易各人带来的本郡物产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东汉市上专有书肆，如刘梁在宁阳县（山东宁阳县）市上卖书为业，王充在洛阳市书肆看书成博学。西汉还只有太学附近一月两次的文物市，想见西汉文化的传播不及东汉那样普遍。　　洛阳——河南地区的商业中心城市。西周初年，周公因洛阳地处四方的中央，建立洛邑，作为周天子的东都。洛邑居民主要是商国顽民，他们保持着商人以富为贵的旧俗，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远自西周以来，洛阳常是著名的商工业城市。战国时更为发达，东与齐鲁，南与梁（魏）楚有商业上的联系。《汉书·地理志》叙述洛阳一带民俗说：周人巧诈嗜利，重钱财不重道德，富人受尊敬，贫人被轻视，大家都爱做商贾，企图发大财。这种民俗正是长期经营商业的表现。　　邯郸——战国时赵国旧都，是黄河北岸（包括河内、河东两区）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邯郸北与燕，南与卫郑有商业上联系。燕地物产有鱼、盐、枣、栗。燕国都蓟，是北方大商业城市。它和边塞外乌丸、夫余、朝鲜、真番等族贸易，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邯郸、临淄与河南、齐鲁两地区相联系。河内区有温（河南温县）轵（河南济源县）两个商业城市，联系西方上党区与邯郸间的贸易。河东区本魏国领土，出产盐铁，有杨（山西洪洞县）、平阳（山西临汾县）两个商业城市。这两个城市与秦及边塞外翟人、匈奴人贸易，在商业上也与邯郸相联系。　　临淄——齐都临淄，西周以来，常是东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齐地出产鱼、盐、漆、布、帛，特别是纺织品最为精美，通销全国。临淄人物殷盛，称为具五民。所谓具五民，就是说，临淄住着从各地方来的人，是一个全国性的商业城市。东海出产的鱼盐，通过陈运销楚地，陈在商业上是次于临淄的交通枢纽。　　宛——宛市位置在汉水、长江、淮河三水路与关中地区往来的孔道上，随着秦汉时期对吴、越、南越的继续开发，宛市商业愈趋繁盛，成为南北交界上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盐铁论》称“宛周（洛阳）齐鲁，商遍天下，富冠海内”。宛市新兴居上，意味着北方与南方经济上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南方特产，通过下列大城市与北方交易。　　江陵——西通巫、巴，东有云梦泽。南方所产犀兕革、象齿、翡翠、楠、梓、黄金等珍贵物，通过江陵北运，氏安市是主要销售地。　　吴——江东大都会，附近出产的盐、铜、鱼在吴市集散。　　合肥——地处江淮二水间，皮革、海鱼、木材在合肥集散。　　番禺——海外贸易的大都会。南方出产珠、玑、象齿、犀革、果（龙眼、荔枝、橘柚等）、布（葛布）等珍物，为北方富贵人所喜爱，商贾贩运往往致富。　　江陵、吴、合肥、番禺等城市，有水路通到宛，宛是南北贸易的重要枢纽。　　成都——巴蜀广汉出产盐、铁、布、竹、木、蔬菜、果实等物，与边疆外诸族贸易，自南边买进奴隶，自西边买进马、牦牛。西汉后期，成都成为中国西南部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汉书·货殖传》叙述成都人罗裒（音抷póu）致巨富的经历说：罗裒有钱数十万或百万，在长安市做买卖。后来替平陵巨富石氏到巴蜀放债，数年间得钱千余万。罗裒分一半钱送给贵族王根等人，依靠他们的权力，放债更广，没有人敢赖债。罗裒又占有盐井。卖盐、放债。这一事例，说明长安成都两市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中国特产之一的茶（《尔雅》称为槚），西汉时已被蜀人发现，王褒《僮约》说“武都（甘肃武都县）买（当作卖）茶”。武都地方，氐羌杂居，是一个对外的商市。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给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　　《史记·货殖列传》列举著名都会十九个，其中包括洛阳、宛两大市的七个都会在中原地区（河南省）。中原是经济、文化最高的地区，以中原地区与西方关中地区为基础，直接联系全国各大城市，间接联系各郡县小城市。这种大小城市在商业上的联系，有利于全国人民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也有助于统一全国的政治力量，虽然当时商业对国家统一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也不容否认它起着相当有力的联系作用。　　对外贸易　　西汉国内不设关禁，商业通行无阻，对国外贸易，法律上却有严格的限制。西汉国外贸易也分官营与私营两类。　　西汉设置一个外交兼商务的大官，称为大鸿胪（秦时名典客）。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归大鸿胪管理。大鸿胪属官有行人（出使外国）、译官、别火（掌刑狱）及郡邸（各郡会馆）。长安藁街有“蛮夷邸”，居住外国使者和商人，当然也是大鸿胪所掌管的一种邸。　　外国人住在京师“蛮夷邸”，同在边境关市上一样，中国商人不得卖禁品给他们。前一二一年，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应该算是汉朝人了，他们在长安市购买货物，汉武帝因商人违犯法律，诛杀商人五百余人。这说明西汉对外贸易，限制极严，外族商人到内地也不能买到禁品。　　对外贸易有陆海两路。陆路贸易在边境关市上进行。朝廷指定官员用黄金及丝织品与匈奴交换马、骡、驴、驼、兽皮、毛织物，与西羌交换壁玉、珊瑚、琉璃，与南蛮交换珠玑、犀象、翡翠。《盐铁沦》说：中国出一端（二丈）素帛，得匈奴值几万钱的货物，外国物产内流，中国利不外溢，是富国的良策。私商货物经宫府允准，给予符传（凭证），也得与外国人贸易。不在禁例的多种手工业制品，大抵经私商手传到外国去。　　海路贸易的都会主要是番禺。航海商船却从合浦郡徐闻县（广东徐闻县）出发。海外贸易由少府专营，少府属官之一黄门，设有译长，派出译使携带黄金及各种丝织物，率应募商民入海，购求大珠、壁流离、奇石、异物。《汉书·地理志》记当时海上商路说：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末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黄支国南有已程不国。汉译使到此才回航。别一海路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又船行可八月到日南郡象林县。据考证家说，黄支国即建志补罗，在印度南部。如果所说不误，中国因有精美丰富的手工业产品，不仅在陆上开辟出丝路，自东方达到远西的大秦（罗马），就在海上也显示出远航大洋的毅力和雄姿。东周时期，齐国已是“海王之国”，西汉以至明朝，经常保持着这个光荣传统并继续发扬着这个光荣传统。　　官营海外贸易，从汉武帝扩展疆域以后才开始，私营海外贸易则是一向在发展。蜀郡是手工业品、农产品饶富的产地。蜀私商对外贸易，一路走滇边到乘象国，再转入印度；一路经夜郎通到南越；一路顺长江经灵渠直达岭南。《盐铁论》称中国运蜀郡的货物到南海交换珠现犀象等珍品。南粤有蜀枸酱，大夏（西方史料称为巴克达里亚，在阿姆河南）从印度买得蜀布、邛竹杖，想见蜀地私商与海外诸国贸易独多。东汉初年，西域交通阻塞，不能畅通，大秦已有中国钢铁，可能在西汉时，蜀商人从水路私运出海，开始了这种贸易。《汉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航海必需观测天象，西汉海中占验书多至一百三十六卷，说明航海已成专门学问，也说明海路商业与陆路商业同样发达。　　西汉对外贸易，特别是对匈奴和西域的贸易，包含着防止侵略的意义。法律用死刑禁止兵器、铁器、铜钱输出边境，商人也不敢偷卖这些禁品给匈奴和西域。铁制兵器在当时是中国特产，汉元帝时冯奉世比较汉羌兵力说：按兵法，出兵击敌，兵数加倍，力量才能相当。不过羌人刀不坚利，四万汉兵一个月便可击败三万羌兵。汉成帝时陈汤比较汉胡兵力说：胡人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五个胡兵抵得一个汉兵，近来颇得汉人铸铁法，还是三个胡兵抵一个汉兵。铁制兵器出境，有害边防，铜钱出境将被改制为兵器，严禁都是必要的。一般铁器严禁出境，对匈奴西域是防止改铸兵器，对西南农业部落是促使接受汉朝的统治。《盐铁论》称铁器是农夫的“死生”（生命）。吕后时禁南越关市出售铁器，南越王赵佗被迫三次谢罪。许多非汉族的农业部落，请求内附，自愿改为汉郡县，铁器贸易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工商业者　　西汉工商业发达，从事工商业的人，数量很巨大。官营手工业大抵用下列几种人进行生产。技术工用奴隶（“工巧奴”）。这是周秦以来传统的旧惯例，西汉以迄南北朝，相当凝固地保持着。《盐铁论》说：官府给工巧奴衣食，却不很考核他们的工作效率。工巧奴私自经营产业，积财多至一百金。这种奴隶因有技术，待遇远比普通奴隶高。粗工用徒、卒和普通奴隶。徒卒也是官给衣食，事实上罪人和徭役，官只能给予少量的衣食，让他们不死在工作期限内。煮盐运输用佣工。工作时官给一些工钱，工毕便停给。服官所在地，纺织用女工，大概也给些工钱。少府所属东西织室是用女奴和宫女。私营大手工业用奴隶和佣工。佣工待遇不会比奴隶好多少，当他们被剥削到不能自保时，陆续变成奴隶，同时失业农民不断补充进来，佣工总比奴隶多。官营商业买卖货物用小吏，运输用徒卒或佣工。私营商业用奴和佣工。在官营私营工商业里劳动，即使不是奴隶，总不免被当作奴隶来剥削，这是工商业不能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原因。大手工业大商业以外，全国散布着大量的小手工业小商业。汉文帝时，贾谊、晁错都主张驱游食之民（小工商）归农，认为背本趋未的人太多了。由于一部分农民被迫转业小工商，小工商数量一直在增加。到西汉后期，照贡禹的说法，农民出了谷租，又出稿税，乡吏额外勒索，更是无法供应，因此几乎过半数的农民放弃了本业，即使赐给他们田地，还是贱价卖掉，宁愿去做小工商。在大工商业压迫下，小工商又不免破产，那就只好做盗贼。贡禹说过半数农民破产失业，未免有夸大处，下列事实却被他说明了，那就是官吏、豪强对农民进行无限制的剥削和压迫，一部分农民抵抗不了这一种灾难，放弃土地，改做佃客小工商，尤其不幸的一部分人，被迫陷落到奴隶群里去。到最后，不得不爆发以农民为主体，有奴隶小工商参加的起义。第五节 地主、大工商业主、高利贷商人、奴隶主　　在西周宗族制度下，自天子诸侯以至卿大夫各级领主，都占有土地和工商业。从事劳动的人，土地上主要是农奴，工商业里主要是奴隶。领主的收入大部分是向农奴征收地租并放高利贷，别一部分是夺取工商奴隶的全部剩余劳动。因此，凡是领主都兼有奴隶主的身分。民间工商业虽然也有一些发展，比领主工商业却相差甚远。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家长所有的家族制度逐渐代替了土地宗子所有的宗族制度，领主和农奴转化为占有多量土地的地主阶级和占有小块土地或无地的农民阶级。地主兼营工商业，工商业者也买进土地成地主，大工商业主很多就是大地主。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小工商，并不能逃脱大工商业主的压迫，小工商的增加，也就给地主阶级增加了剥削的对象。秦灭六国，领主政权崩溃，到了汉朝，地主阶级建立起完全属于自己的政权，过去领主曾经使用过的各种剥削方法，为地主所沿袭，用来剥削农民与奴隶。地主和领主一样，很多人兼有奴隶主的身分，但主要的剥削对象自然还是类似农奴的徒附荫户等农民。自西汉下迄南北朝，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变化。　　以无市籍的地主为主体，加上有市籍的地主，及大工商业主和高利贷商人，构成西汉统治阶级，他们的总首领便是皇帝。　　西汉承秦制，大司农（汉景帝改称秦官治粟内史为大司农）掌天下经费，少府掌皇帝私奉养。天下经费是皇帝以最高土地所有者的资格向全国人征收的，收入主要是田租、算赋、口赋、更赋及盐铁、均输。支出主要是官俸和军国用费。私奉养是皇帝私人的收入（汉高帝所定的献费，可能也是这种收入之一），其中有少府所掌山林、海川泽池、公田、苑囿、蔬果园的产物和商市的租税以及水衡铸钱的赢利。支出主要是宫廷消费和赏赐臣下。西汉末年，桓谭《新论》记载当时收支的一般情况：大司农从百姓赋敛来的钱，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半数用作官傣，半数藏在都内（大司农属官）。供朝廷公用。少府从园池工商收来的税钱，一岁为十三万万（《太平御览》引《新论》“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供常赐”。地是池字之误，八是入字之误，入即收入），供皇帝私用。汉哀帝时王嘉说，汉元帝时都内积钱四十万万，水衡积钱二十五万万，少府积钱十八万万。王嘉桓谭所说数字，当有一定的可靠性，依据这些数字，可以看到下列几点：（一）皇帝私人收入相当于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汉元帝节省赏赐费，少府积钱约有都内积饯的半数，加上水衡积钱，超过都内的国家公积。皇帝是无比的大富豪。（二）掌天下经费的大官称大司农，说明农业是社会生产的根本，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自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所以农民是天下经费的主要负担者。（三）皇帝私奉养的负担者是农民、工商和奴隶。市租是私奉养收入的一部分，商人发财，对皇帝有利。因此，皇帝与商贾有一致的利害关系。（四）皇室和各官府向来都有奴婢。汉武帝对外用兵，财用不足，需要更多的奴隶供剥削。他对一般无市籍的地主，鼓励献出奴脾，按所献奴婢多少，给予终身免徭役或做郎官等待遇。汉时奴婢价，一人不过一、二万钱，免徭役终身或做郎官都是优厚的赏格，足见皇帝要取得奴婢，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商贾利用战争，大量榨取财富，过度妨碍了无市籍地主的利益。前一一一年，汉武帝大规模没收商贾的田宅、钱则和奴婢，获得数以万万计的钱财，成千成万的奴婢，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数和田数相当。中等以上商贾也就是中等以上有市籍的地主大抵破产。被没收的奴婢，有些留在本地官田上耕作，有些分发到皇帝的苑囿里养狗马禽兽，并分给水衡、少府、太仆（养马、骡、骆驼）、大司农等各官府供使用。当时奴婢数目一定是很大的，而且多数参加了生产。汉元帝时贡禹说：各官府有官奴婢十万余人，良民出租税养活他们，每年费钱五六万万。封建皇帝同时也是占有十万以上奴婢的大奴隶主。农民养活官奴婢，皇帝享受奴隶劳动的全部生产品，这就是皇帝为什么需要奴隶不嫌多的原因。（五）皇帝占有大量公田和苑囿空地，使用奴隶远不能开发这些田地，有时用“假”（借）的形式让贫民垦种，作为皇帝的佃户。　　从上述两种收入看来，皇帝是地主、大工商业主、高利贷商人、奴隶主的总首领。他把各种剥削者使用的方法都集合起来，制成为法律或政令，各种剥削者又在这些法律政令基础上创制新的剥削方法，后来又成为法律政令或被默认为惯例。一层一层地提上去，一直到逼出农民大起义。　　贵族——贵族有国王、列侯、公主、关内侯等名称。国王、列侯、公主都有封地（国或邑），关内侯只有爵号。有封地的贵族，收入也分公费和私奉养两种：公费是收田租与户赋（每一民户每年纳钱二百），供朝见皇帝、祭祀祖先等事的费用。私奉养是占有田地奴婢及征收园池商市税，供贵族私用。贵族无权干与封地内政事，并必须遵守朝廷的法令。例如贵族犯了贷出钱谷利息过高、欠别人债过期六个月不还、厚葬超过规定、非法收买田宅、强迫已经赎身的妇女为婢、派人到匈奴买塞外禁物、役使民人过久或过多、私出封地境界、杀伤民人、淫乱无道等罪，不能免法律的惩罚。不过，法令只是对无宠无权的贵族有效，有宠有权的贵族，特别是西汉后期的外戚贵族根本不受法令的约束。　　贵族公费收入有一定限度，必须力求私奉养有额外增加，才能满足自己的贪欲。增加额外收入的方法：一个是勾结高利贷商贾，大量放债，借债人畏贵族权势，卖妻子田宅来偿还。贵族与商贾同享高利贷利益，受害者自然是农民和小工商。还有权势更大的贵族，如汉哀帝时曲阳侯王根在京师造大第宅，第宅内立两市，自营商业。一个是无限制地占有田地与奴婢。这种情势，到了西汉后期特别显出它的严重性，迫得某些感到危险的大官僚要求朝廷限田限奴婢。前七年，丞相孔光等奏请国王、列侯、公主、关内侯、吏（官吏）、民（一般地主与商贾）占有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国王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孔光那种略为限制的主张，首先遭到贵族的反对，不得施行。　　官僚——官僚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秦确立了官僚制度，西汉巩固了这个制度，上起丞相，下至郡县小吏，都是等级不同的官僚，他们也有廉洁的，也有为人民做成大小好事的，但嗜利和暴虐却是一般官僚的本性。官僚嗜利除了直接勒索人民，还用其他方法来满足自己的贪欲。例如汉昭帝死时，修建墓矿，大司农田延年雇用民间牛车三万辆运沙土，每辆雇价一千钱。　　田延年私增为二千，得赃三千万。又如丞相张禹，买上等田多至四百顷。又如贡禹请禁止近臣（皇帝亲信官）自诸曹、侍中以上各官，不得私自贩卖。足见有权势的官僚，很多兼营商业。朝廷大官嗜利，小宫也自然嗜利。一个大郡（十二万户以上郡）太守在任所死去，照例可得助葬钱一千万以上，死了还是嗜利。官僚嗜利成风，作为嗜利的一种手段的暴虐也随着成风。《汉书·酷吏传》说，西汉中期以后，酷吏众多，多到数不清，这也就是贪吏众多，多到数不清。　　地主——无市籍地主是地主阶级的基层，丞相至郡县小吏，出身在这个基层。有市籍地主一般不得做官吏，只能依附官吏的权势。地主中大地主如贵族、大官僚、大商贾，人数较少，多数是中小地主。中小地主都想扩大自己的土地，但在通常情况下，一部分地主兼并土地上升了，也有一部分地主因子孙逐代分田下降为农民或遭遇其他原因破产了。如果上升与下降都激剧增加，中小地主数量减少，地主阶级内部和地主阶级农民阶级间的矛盾都将趋于激化，最后会爆发各种形式的战乱。　　中小地主要加速上升，必须采取其他途径：一种是做官吏致富，一种是经营商业和放债，还有一种是暴力掠夺贫弱人。这三种一般是交错着的，统称为豪强。自一郡以至一乡一里都有大小豪强。西汉朝廷，常迁徙关东豪强到关中，借以缓和当地农民的反抗。汉武帝没收商贾的田产，严重打击了有市籍豪强；又迁徙强宗大姓，不使聚族而居，无市籍豪强也多少受了些抑制。汉武帝以后，豪强势力一直在增长，前七三年，汉宣帝招募各郡国财产值一百万钱以上的吏民迁居平陵 （汉昭帝墓地）。前四五年，汉元帝造初陵，免徒富人居陵下。从强迫迁徙到自愿应募又到免徙，显示朝廷逐次对豪强让步。汉成帝造昌陵，陈汤奏称：朝廷免徙郡国富民到诸帝陵下，已有三十余年。关东富家愈多，霸占良田，役使贫民，请徙居昌陵，使中产以下得均贫富。汉成帝从陈汤议，前一九年，徙郡国财产值五百万钱以上的豪强五千户居昌陵。五千户不过是大豪强群里的一部分，所谓均贫富，只能给不迁徙的大豪强增加田产，被兼并的贫民依然还是被兼并。　　汉宣帝时，涿郡接连来了几任无能的太守，郡里豪强非常猖獗。大姓西高氏东高氏尤其凶横，谁都怕他们，说，宁可得罪郡太守，不可得罪豪强大家。两高氏包庇一群盗贼，称为宾客，抢掠后逃进高氏宅内，郡吏不敢追捕。郡人要张着弓拿着刀才敢走路。后来来了一个正直勇敢的太守严延年，治两高氏罪，诛杀各数十人，才把豪强镇压下去。中央集权与豪强割据两种力量的消长，关键在于加强中央权力。西汉后期中央权力逐步衰落，豪强势力逐步增长，到了末年，上层豪强的首领王莽夺取西汉的中央政权，到了东汉，中央政权成为两个豪强集团的争夺物。　　大工商业主与高利贷商人——汉武帝收回盐铁钱三大业以后，原来因盐铁铸钱致富的商人，大都衰落。继起的巨富，以京师为例，有樊嘉、挚网、如氏、苴（音居jū）氏，王君房、樊少翁、王孙大卿等人。樊嘉有钱五千万，其余诸人各有一万万。这些大商贾多是子钱家（高利贷商人）和囤积商。王君房卖丹，樊少翁、王孙大卿卖鼓，算是大工商业，很可能兼放高利贷或囤积居奇。京师以外，成都罗哀有钱一万万，临淄姓伟有钱五千万，洛阳张长叔、薛子仲各有钱一万万。凡是大工商业主尤其是大子钱家大囤积商必须交通大贵族、大官僚，取得政治权力的保护。自此以下的各级商贾，也必须交通各级有政治权力的人，取得保护。高利贷和囤积商，不同于通货物有无的正当商人，正当商人每年取利息十分之二，高利贷囤积商取利息至少是十分之三，有时竞取息十倍。《汉书·货殖传》说：各郡国富民，兼营专利，依靠钱物在乡里称霸，人数多到数不清。所谓兼业，就是见利便图，不专一业；所谓专利，就是储蓄货物，垄断市价，这些正是高利贷囤积商的行为。高利贷商人是极其残酷的剥削者，是社会生产的破坏者，他们遍布全国，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组成广泛细密的剥削网。王莽变法，有赊贷一项，说明西汉后期高利贷剥削成为特别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　　地主大工商业主高利贷商人构成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他们剥削的对象自然是广大的农民阶级。不过他们又各有数量不等的奴隶供剥削，因之兼有奴隶主身分。　　西汉社会生产力比战国时期提高了，统治阶级的收入也增加了。这个巨量收入，用在有利于国计民生或对文化有贡献的事业费，只是较小的一部分。大部分都被统治阶级浪费了。浪费的种类很多，最普遍的是淫侈与厚葬。富贵人活着的时候，尽情享乐，皇帝后宫美女有时多至数千人。有些贵族妻妾多至数百人，豪富吏民养歌女数十人。汉文帝提倡节俭，贾谊描述当时民间富人的淫侈生活说：奴婢市上，奴婢穿着绣衣丝履，等待富人买去当婢妾，富人大贾宴宾客，用绣花白縠装饰墙壁。西汉前期，富人已经如此淫侈，何况到西汉中、后期，皇帝做了最大的淫侈人。正象贡禹所说，天下人民为什么会大批饥饿死，就是由于朝廷提倡淫侈的生活。富贵人死了的时候，在忠孝的名义下，臣子们必须给死者埋藏很多殉葬物。汉武帝死后葬茂陵，陵中埋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及活禽兽凡一百九十种，耗费钱财无数，厚葬的风习愈益盛行。凡富贵人埋葬，宁愿空虚地上以求充实地下，因为地上空了，可以加紧剥削来补充，暂时空虚并不损害活富贵人的地上充实。这又正象贡禹所说：现在人民大批饿死，死又不得葬，为犬猪所食。甚至人相食。王者受天命，为民父母，难道该这样做的么！　　封建社会主要生产者农民的生产力是很小的，自然，剩余生产物也是很小的，这使统治阶级的剥削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地主阶级的统治机构——朝廷能正视这个限制，对统治阶级有些控制力，让农民保有一些剩余生产物，得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和进行再生产，这就叫做“治平之世”，西汉前期正是这样的一个“治平之世”。西汉中期农民生产力增进了，剥削也随着增进，特别是汉武帝时，曾经超过了一定的限制，引起农民相当普遍的武装反抗，有些农民则是沦为奴隶或饿死。不过，当时朝廷也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人民的大事业，所以西汉中期还是极盛之世。西汉后期，朝廷对整个统治阶级完全失去控制力，并由朝廷为首，不顾一定的限制，放肆地遂行贪多无厌的剥削，虽然当时农民生产力在严重摧残下仍有一些增进，却不能长期担负超限制的剥削，一般农民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大批农民饿死或做奴隶，最后被迫大起义，西汉统治机构也就崩溃了。　　中国三千年整个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本质总是压榨农民，贪多无厌的。一个朝代里，政治有治有乱，本质并无二致。这就是说，农民生活有时好些，有时坏些，一般说来，农民本人的生产物，几乎全部被榨取去了，必须一家男女老幼全体劳动，并且不遭意外灾难，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赋有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相结合的特征。第六节 西汉疆域和文化影响的扩展　　西汉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到汉武帝时达到极盛的阶段。繁荣的经济配合着汉武帝的才略，西汉中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扩展时期。这一次疆域的扩展，并不是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暂时联合，而是一般地与中心地区黄河流域在经济上文化上联系起来了，这就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汉武帝进行战争五十年，在北方击败了强敌匈奴，在西方取得了三十六属国，在西南恢复庄断滇国的旧业，在南方消灭了南越赵氏的割据。对国外文化交流更频繁了。　　一 对匈奴的战争　　匈奴从殷周以来，一向是北境的强敌，秦末到汉初三、四十年间，匈奴族在冒顿单于统治之下，武力达到空前未有的强盛。它东灭东胡，占有内兴安岭辽河上流地区；北败浑庾、屈射、丁零诸部，拓地远至贝加尔湖；西方驱走大月氏，并征服了楼兰、乌孙等二十多个国家，祁连山天山一带都归它统治；南面攻占秦所建置的河南地，与西汉北边郡县连接。亚洲东部沙漠草原，全属匈奴所有。匈奴为着统治这一辽阔的地区，在行政上划分为三部：中部由单干直接统治，东西两部设左右贤王分治。单于驻在地号称龙廷，是匈奴的政治中心。这个巨大的军事行政的联合，拥有骑兵三十万，眼睛都投注在富饶的汉地上。冒顿单于对汉文帝说：“诸引弓（游牧骑射）之民，并为一家”。这确是汉民族的一个大威胁。　　匈奴是好战的游牧部族，至少在西汉时期，它已经存在着奴隶制度。匈奴人把奴婢叫做“赀”（财产）。奴婢的来源，主要是俘虏。西汉接近匈奴的郡县，人口和财物，都成了匈奴掠夺的对象，西汉必须进行正义的抵抗。　　西汉前期，朝廷一直采取和亲政策，对匈奴忍让，企图换取边境的暂时安静。不过匈奴却愈益骄横了，连年入侵边郡，抄掠人口畜产。据史籍所记，陇西（郡治未详。东汉治狄道——甘肃临洮县）、上谷（治沮阳——河北怀来县）、云中（治云中——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境）、辽东（治襄平——辽宁辽阳县）等郡经常遭侵袭，特别是云中、辽东，每年被匈奴杀害和掳去的人口在一万以上。匈奴“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西汉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汉景帝时，由于经济接近了极盛时期，军事抵抗力逐渐加强了，匈奴只能“小入盗边”，双方力量的对比，开始发生变化。　　前一三三年，汉武帝开始对匈奴进行长期的讨伐战争。汉武帝讨伐匈奴的全部战略是：在西方，一面切断匈奴与青海羌族的联系（到汉宣帝时，名将赵充国用屯田法确实切断了羌族与匈奴的联系），一面遣使寻求与国（如张骞出使西域），夹击匈奴；在东方，切断匈奴与满族的联系（前一二八年置苍海郡）；在陇西代郡（治广昌——河北涞源县北）一带集合大军作为主力，给匈奴以正面的打击。此后的许多战役与许多军事措施，都是在这个战略原则下进行的。　　前一三三年，汉武帝采纳了王恢的建议，遣马邑（山西朔县）人聂翁壹诱匈奴单于深入掠夺，汉兵三十万埋伏在马邑附近山谷中，准备一举歼灭匈奴的主力。　　不料计谋泄露，匈奴迅速撤兵，逃出边境。从此西汉与匈奴展开了长期的频繁的战争。其中有三次是大规模的并且有决定性的大战争。　　第一次：前一二七年，将军卫青率大军自云中向西迂回，击败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复秦时河南地。汉武帝依蒙恬旧规模，建立朔方郡（治朔方——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南），招募贫民十万口徙居朔方，作为防边的重镇。匈奴屡遭打击，前一二三年单于龙廷被迫迁往瀚海以北。　　第二次：前一二一年，将军霍去病自陇西两次出击，一次逾焉支山（在甘肃山丹县），一次逾祁连山（在甘肃境），斩获匈奴四万余人。同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领数万人来降，汉安置降众在陇西、北地（治马领——甘肃环县东南）、上郡（治设在陕西绥德）、朔方、云中五郡的塞外，称为五属国。自金城（甘肃兰州市）以西至盐泽（罗布淖尔），匈奴从此绝迹。汉分河西地为武威、酒泉两郡。前一一一年，又增立张掖、敦煌，共四郡。河西四郡的建立，不仅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交通，更重要的意义是开辟通往西域的走廊，为中国与欧洲在文化交流上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次：前一一九年，汉武帝大发士卒，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将骑兵五万人，随军私马四万匹，步兵、辎重兵数十万人，分道深入漠北，捕捉匈奴主力。卫青出定襄塞外千余里，与匈奴单于接战，单于大败，率数百骑突围远遁，汉兵直追至漠北寘颜山赵信城。霍去病出代郡塞外二千余里，大败匈奴东部兵，斩获七万余人。这次大战，匈奴死人八、九万，不敢再在漠南立王廷；汉死人数万，丧失马十一万匹以上，也不能再次大出兵，双方损失都是严重的，但汉胜匈奴败的局面却最后决定了。　　在汉对匈奴长期交战中，出现了一些丧失民族气节战败投降匈奴，象李陵那样的人，但这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有民族气节，在任何情况下，宁死不忘祖国，象苏武那样的人。前一○○年，苏武出使到匈奴，被匈奴扣留。匈奴用迫害、诱惑等方法，要苏武投降，苏武早拚一死，坚持不屈，击败了匈奴胁降的诡谋。苏武留匈奴十九年，终于归还祖国，受到全国人高度的尊敬。　　汉宣帝时，匈奴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严重的纷争，五个单于争夺统治权，最后呼韩邪与郅支两个单于据地对抗。前五二年，呼韩邪单于降汉，愿为汉防守阴山。前三六年，汉西域副都护陈汤在康居击杀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复得匈奴全部土地。从此匈奴亲汉，不再南侵。此后六、七十年间，汉北部边境呈现了“边城晏（晚）闭，牛马布野”的和平气象。　　汉武帝一面打击匈奴，一面加强北部边防。加强边防的办法首先是大量移民。前一一九年，曾一次移民七十余万口。在东起朔方西至今居（甘肃永登县）的 地区上，设立田官，督戍卒屯田，官供给牛犁谷种，以前的草原牧场，现在变成了使用牛犁的农业区。特别是河西四郡，到西汉后期，人口已达二十余万，经济文化发展都很快，在对外贸易和交流文化上起着重大的作用。　　为确保河西地区的安全，筑新长城，自敦煌郡起接连秦长城，共长一万一千五百余里。这道新筑边城约一丈来高，三尺多宽，十分坚固。每隔五里十里的地方，筑有烽火台，设戍卒了望。遇有敌情，即将积薪苇炬点燃报警。日间的烽表利用桔槔能升到三五丈长的高杆上，远在三十里外都能看到。另外筑有许多叫做障的小城堡，有烽火设备，并驻较多的戍卒。戍卒都从内郡征调来，是农民服徭役的一种。在今天河西地方，长城的遗址看来只是些断壁残垣，但在两千年前，千百万劳动人民，为了保卫祖国，付出巨大的人力和财物，艰苦是难以想象的，因之今天残留着的一些遗迹，都是值得珍重的。　　二 通西域　　玉门关（在甘肃敦煌县西）、阳关（在甘肃敦煌县西南）以西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汉时统称为西域。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有广大的塔里木盆地（天山南路）。这一带存在着三十六个小国，因为东部接连敦煌，汉势力向西发展，这些小国首先被征服。汉时狭义的西域，就是指的这三十六个小国。　　三十六小国大的不过两三万人口，小的只有一、二千人口。它们多数经营农业，生产技术却非常落后。约在前一七七年，匈奴征服了这些小国和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并在焉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等国设“僮仆（奴隶）都尉”，对这些小国进行野蛮的奴役和残酷的剥削。　　汉武帝要截断匈奴右方的援兵，听说从敦煌祁连间西迁的大月氏，原是匈奴的死敌，因此募人出使大月氏，约大月氏夹击匈奴。前一三八年，历史上著名的大探险家汉中人张骞应募西征。张骞在途中被匈奴拘禁了十年，后来得便走脱，越过葱岭，经大宛（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费尔干）、康居（在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勒喀什湖之间的一带地方），到达大月氏。其时大月氏在妫水（阿姆河）北建立王朝，并击服妫水南的大夏国，游牧生活已经改变为农业生活，不愿东来再与匈奴为敌。张赛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回国。归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前一二六年匈奴内乱，张骞脱身回到长安。张骞出国时带着堂邑父等一百余人，前后十三年，只剩下张骞、堂邑父两个人回来。张骞生还，带来了有关远西诸国的新消息，从而促成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他的生还，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喜事。　　前一一九年，汉武帝组织一个三百人的大探险队，每人各备马两匹，带牛羊一万头，金帛货物值钱一万万，令张骞为首，出使乌孙国。张骞在乌孙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汉与这些西方大国开始了正式的交通。此后，汉武帝连年派遣许多使宫到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在波斯湾西北岸，底格里斯及幼发拉底二河会合处）、黎轩（又作犁靬，即大秦。这里是指当时附属于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诸国去。汉文化随着这些使官广泛地传播到遥远的西方。　　由于对匈奴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河西四郡的建置，汉武帝更进一步的向西域发展政治势力。前一○八年，汉出兵击败亲附匈奴的楼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淖尔西北）、姑师（即车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盆地）两国，俘楼兰王。前一○四年，汉武帝因求大宛汗血马，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数万人出击。战争前后历时三年，大宛败降。汉得大宛好马三千余匹。大宛被围时，也学得汉人的掘井法。　　这次战争之后，匈奴奴隶主在西域的统治权，从此转移到封建制度的西汉方面。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前五九年，汉宣帝任用郑吉为西域都护，汉在西域各国的统治愈益巩固起来。　　汉对西域战争的胜利，西方道路的畅通得到了保证。河西四郡最西的敦煌郡成为中西交通的总枢。由敦煌西至楼兰，再向西行即分为两道：一缘昆仑山北麓至于阗，称南道，一缘天山南路至疏勒，称北道。另自哈密西行也分两道：一自天山南路西去，会合北道至疏勒，一缘天山北麓西去大宛、康居。自疏勒西去又分两道：一向西南经大月氏、大夏以至安息，一向西北经大宛、康居以至奄蔡。这些道路都是西汉以来中西交通的干线，特别是从疏勒西南行的那条路，通往印度、西亚乃至欧洲，尤为重要。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外文化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就物产方面说，家畜有汗血马，植物有苜蓿、葡萄、胡桃、蚕豆、石榴等十多种，这些物产的输入，给中国增加了新财富。就文化方面说，有乐器乐曲的传入。张赛传来《摩诃兜勒》一曲，乐府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朝廷用作武乐。西汉晚期，印 度佛教哲学与艺术，通过大月氏传入中国。希腊罗马的绘画也在一世纪中传到天山一带。这些西方文化特别是佛教哲学的东来，大大影响了东方人的精神生活。　　高度发展了的汉文化也大量传播到天山南北以及更遥远的西方。　　汉在西域设田官，督戍卒屯田。推行地下穿井的井渠法，使沙漠地区得到灌溉。据《水经注》所载，敦煌人索劢率兵士千余人至伊循城屯田时，曾调集鄯善、焉着、龟兹等国兵士三、四千人，把发源昆仑山的注宾河（卡墙河）巨流横断，掘渠分水，灌溉农田，许多瘠土变成了沃壤，不过三年，就积粟百万石。这些进步的生产技术，传到西域，对三十六国人民是有利的。　　西域各国贵族子弟经常到长安学习汉文化，受到重大的影响。与汉通婚姻的乌孙王，生了个女儿，长成后来中国学弹琴，路过龟兹，被龟兹王留作夫人，并一同到长安学汉人生活风习。这是一个小的故事，但也说明汉文化对西域诸国的影响。　　从中国传到中亚以至欧洲去的货物，主要是丝、丝织品、钢铁。炼钢术的西传，更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大贡献。　　中国的丝和丝织品早在战国时期，已成世界著名的特产。公元前四、五世纪，希腊人称中国为塞里斯（Seres），意思是丝国。自通西域后，汉与中亚的交通更畅，丝的输出也更多了。安息地当中亚和欧洲交通的要冲，丝就靠着安息商人转输到欧洲。　　大宛自中国学会凿井术，同时也学会炼钢术。《汉书·大宛传》说：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漆，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官和逃兵教他们铸铁造兵器。显而易见，中亚各国炼钢术都是在通西域后从中国学得的。　　罗马博物学者普林尼（公元二七年——七九年）在其著作中，对中国铁器曾大加称赞，认为是优良的卓越的产品之一。普林尼所称赞的中国铁器，不论是亲见或传闻，中国铁器在当时世界上质量最好，却是事实。　　印度迦湿弥罗人纳刺哈里于一二三五至一二五○年间所著《药学字典》中记有“钢”字，其中之一的Cina- ja，译意是“中国生”。这说明中国钢曾传到印度。既然炼钢术或铁器己在公元前一世纪传到大宛，公元一世纪中又见于罗马人的著作中，那么西汉时在陆路上（一自西域，一自云南）和海路上与中国相通的印度，很早获得中国钢是极有可能的，虽然《药学字典》成书在十三世纪。　　张骞向西方“凿空”（探险），西汉通西域，东汉再通西域，都是有益于人类进化的事业。　　三 向南、西南、东南的扩展　　南粤——秦时真定（河北正定县）人赵佗为龙川县（广东龙川县西）令，汉初割据岭南诸郡称王。汉武帝时，南粤统治阶级内部握有实力的吕嘉一派，杀死南粤王及汉使。前一一二年，汉武帝遣将军路博德、杨仆等率兵十多万人，自湘、赣、黔、桂分道出击。翌年征服南粤国。　　西南夷——居住在今四川西南、西康南部和云贵地区的各族，汉时通称为西南夷。他们有的还处在氏族部落状态中，有的已进入到奴隶社会，形成为小国家。这些小国家里，夜郎（贵州西部一带）、滇（云南晋宁一带）和邛都（四川西昌一带）较大。西南夷一向和巴、蜀、南粤有商业来往。前一二二年，张骞说他在大夏国时，见到蜀布和邛竹杖，知道是从身毒得来的，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地产物，推想自西南夷通往身毒一定不很远。汉武帝听了很喜欢，派遣使官十余人，带着财物，分四路深入西南夷地区，寻求通身毒的道路。前一一一年，汉武帝灭南粤，发兵击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先后请归附。汉先后设置牂牁（音臧柯zāng gē）、越嶲（音髓suǐ）、沈黎、汶山、武都、犍为（犍音前qián）、益州等郡。　　东瓯与闽粤——东瓯（建都在浙江温州市）与闽粤（建都在福建福州市）都是汉的属国。前一三八年，闽粤攻东瓯。东瓯为闽粤所攻，东瓯请全国迁居内地。汉武帝允许东瓯人迁居江淮之间。汉灭南粤后，闽粤起兵反汉。前一一○年汉灭闽粤。　　自南海郡西至益州北至武都，汉武帝置十七个初郡（南粤九郡、西南夷七郡及零陵郡），中央统治势力得到广泛的发展。这些非汉族的各族居住地区，很自然地转化为郡县，武力只是起催促的作用，主要还在于汉族较高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非汉族的各族，它们感到请改为郡县对自己有利。汉承秦旧制，初郡不收税赋，仅令每人出极轻微的钱或布，称为賓钱、賓布（賓音从Cóng）。原来的大豪酋家连賓钱、賓布也免收。初郡的官吏俸食及用具，都由附近郡县供给，不在本地征取。初郡居民并不因改郡县加重了负担，恰恰相反，改郡县可以得下列各种利益：（一）郡县官吏的封建统治比原来豪酋的奴隶主统治要文明得多，虽然封建统治本身也是带有野蛮性。（二）改郡县后，汉制铁器和一般生活必需品，不受关市限制，可以自由购买，生产力得以提高。（三）与汉族人杂居，汉文化帮助各族逐渐脱离落后状态，向高级文化前进。还有一点是各族得保持旧风俗习惯，汉官不加干涉。初郡顺利地成为汉郡县的一部分，原因在此，初郡要经过几十百年，才变成普通郡县，原因也在此。　　四 汉与朝鲜的关系　　朝鲜与中国有久远的关系。汉初，卫满在朝鲜立国，在大同江南岸的王险城建都，统治着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分。至卫右渠时，发动对卫氏王朝的战争。前一○九年，汉武帝遣荀彘率陆军出辽东、杨仆率楼船（水军）渡渤海攻卫氏王朝，前一○八年，在汉朝境外，原来卫氏的统治地区，设置玄冤、乐浪、真番、临屯四郡。后来汉昭帝废真番、临屯，只存玄菟、乐浪两郡。乐浪海外的倭人（在日本），分立百余小国，通过乐浪得与中国接触，汉文化开始输入日本。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进行了五十年的大小战争，“海内虚耗，人口减半”，人民遭受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当时所进行的大小战争，主要是反对匈奴的侵扰和加强国内的统一，因之汉武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立有大功的一个皇帝。第七节 王莽的新朝　　西汉后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间的矛盾，愈来愈紧张愈尖锐。最基本的问题是在于土地无限制的集中和农民大量转化为奴隶。问题必须解决，是农民大起义呢，还是统治阶级自己提出办法来。统治阶级害怕农民大起义，曾经提出过一些所谓办法，但是都不能解决问题。　　皇帝和上下层豪强谁也不肯对农民让些步，因而谁也找不出什么办法。还在汉昭帝时，有所谓贤良文学的儒生，代表下层豪强力争盐铁私营权，以为这是致太平的本原。朝廷放弃盐铁业，天下就会太平，下层豪强一直坚持着这个办法，某些儒生甚至要求汉皇帝退位，让别的贤人来做皇帝。汉哀帝时，孔光等少数大官僚主张限田限奴隶，允许所谓民的下层豪强得与上层豪强占同样多的田，占奴隶约得最上层豪强的七分之一，以为这是救急的办法。所谓救急，就是限制上层豪强凭借权力与下层豪强争夺田宅奴隶，希望下层豪强因此对农民的兼并也和缓一些。作为统治阶级总代表的皇帝，既不能放弃盐铁大利，也不能限田限奴隶，又必须取得上下层豪强的拥护，只好放纵他们对农民进行无限制的掠夺来和缓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时求天求鬼神，改年号改帝号，企图用欺骗手段来和缓农民的反抗。这些办法，促使各种矛盾更加紧张起来，皇帝完全陷在绝望的困境里，连最忠于汉朝的刘向也认为汉朝的命运已经完结了。　　这时候：上层豪强的代表王莽，分两步提出他的办法。第一步得到统治阶级的拥护，代西汉做了皇帝。第二步所有办法都失败了，受到农民大起义的惩罚。　　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自汉成帝时起，王家有九个人封侯，连王莽有五个人做大司马，朝廷大权几乎全部归王家掌管。地方官如郡太守、国相、州刺史（即部刺史）都是王家任用的人。元前一年，王莽做大司马录尚书事，取得了政治上最高的职权。王莽大封汉宗室、汉初以来功臣子孙以及在朝大官为王、侯、关内侯，又大封王莽亲信数百人为各级贵族。通过大封爵，得到了刘派王派两种上层豪强的拥护。王莽征集天下通古文今文经学及天文、历算、兵法、文字、方术（医学）、本草（药学）的士人数千人到京师，又扩大太学生名额，学舍能容纳一万八百人。通过士人和太学生，得到了无市籍地主的拥护。曾有吏民四十八万余人上书要求王政君，重赏王莽的功德，足见王莽确实掌握了统治阶级。　　王莽对劳动人民也制造了一些好的影响。他的第二子王获杀死奴隶，王莽痛责王获，令自杀偿命。奴隶最迫切的要求是生命有些保障，王莽令儿子偿奴命，影响是好的。公元二年，郡国发生旱灾、蝗灾。王莽献出钱一百万，田三十顷，官吏豪富二百三十人也献出田宅，请大司农分配给贫民。派使者捕蝗。民间捕得蝗虫，按多少给酬钱。全国无灾地区财产不满二万饯、受灾地区不满十万（十万疑当作一万）钱的贫民免纳租税。有疫地区，腾出大房子给病人医治，一家死六人以上，给葬钱五千，四人以上给三千，二人以上给二千。王莽又废汉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在甘肃华亭县境），募贫民迁居新县，沿路饮食及到新县后所需田宅、器具、犁牛、谷种、食粮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又在长安城中造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区，让贫民居住。王莽这些作为，影响也是好的。　　王莽得到统治阶级的拥护，对劳动人民也有一些好的影响，他的第一步行动完成了。公元八年，王莽废西汉刘氏皇朝，建立起国号叫做新的王氏皇朝。　　王莽建立起新朝，就得解决土地与奴隶两个基本问题。公元九年，下令变法。他变法的理由是充足的。他说：汉朝减轻田租，三十税一。豪强兼并成千成万的田亩，租给农民去耕种，却要收一半的租税。朝廷对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对租田人十分取五。怪不得租田人父子夫妇整年劳苦，连糟糠还吃不饱，富家的狗马连米豆都吃厌了。这是乱的原因。他又说：市上有买卖奴婢的圈子，象买卖牛马一样。这些奴婢，很多是被凶恶人用暴力抢掠来的。主人对奴婢可以任意杀死，违反“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经训。王莽依据上述理由，颁布了下列两个解决的办法：王田——民间田改称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如果一家男子不满八人，田超过九百亩，应将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口给田一百亩。私属——民间奴婢改称为私属（区别于朝廷所有的官奴婢），不得卖买。　　犯卖买王田私属罪，重则处死，轻则放逐到边远地区。　　要多田人分余田给贫民，只是一句十足空虚用来欺骗农民的废话。王莽时南阳豪强樊重家有田三百余顷，阴子方家有田七百余顷，足见当时并无分余田的事实。王莽变法的真实意图是在停止田宅奴隶的卖买，借以停止豪强对土地人身兼并的继续发展。这当然又是十足空虚的幻想。既有兼并者和被兼并者存在，就不能停止兼并，也就不能停止田宅奴婢的卖买。强迫停止的结果，加速爆发了社会大混乱。正在这个时候，王莽又废除行用已久的汉五铢钱，别造金货一种、银货两种、龟货（大龟甲）四种、贝货五种、泉货（铜制）六种、布货（铜制）十种，共货币六类二十八种。私用五铢钱，与卖买王田私属同罪。王田私属又加一个新货币，使大混乱上再添一个大混乱，迫得农商失业，交易废滞，因卖买田宅、奴婢，铸私钱犯罪被刑罚的人，不可胜数。这一阵骤然来到的社会大混乱，给王莽的打击非常沉重。公元十二年，王莽取消王田私属的禁令，准许置卖王田不算犯罪，卖买奴婢暂不治罪。王莽所谓办法的主要部分完全失败了。　　王莽代表上层豪强，也代表无市籍的下层豪强，在害怕农民大起义这一点上，他必须提出办法，但他的阶级性决定他只能提出一些欺骗性的必然失败的办法。无市籍豪强与有市籍豪强（商贾）一向存在着矛盾（禁商贾买田和做官吏），这使王莽转向商贾方面寻求办法，结果是小工商比大商贾受到更多的伤害。　　王莽要限制商贾的兼并，主要是要分享商贾的利益，使朝廷取得大量财物。公元十年，下令行五均六管法，一直行到新朝灭亡才停止。　　王莽行五均六管法的理由也是很充足的。他说，行五均六管法是想“齐众庶（均贫富），抑并兼”，做到市无二价，贫富相安，强者不得压迫弱者，富人不得要挟贫人。事实上五均六管是王莽把持工商业，实行最大限度的剥削。五均 西汉时以长安为首，全国有六个大中心城市。王莽改长安东市为京市，西市为畿市，又改洛阳为中市，邯郸为北市，临淄为东市，宛为南市，成都为西市。原来的市令（长安东西市令）、市长（洛阳等五市）改称五均司市师。各郡县设司市，大抵由地方官兼任。司市师或司市统称为市官。　　市官下有交易、钱府两种属官。交易官又称均官，职掌是平均物价，抑制商贾囤积居奇。每季第二月，均官订定本市货物价，分上、中、下三等，称为市平。市上卖买五谷、布、帛、丝、緜等生活必需品，如卖方多，买方少，均官按货物实价，全部收买，使卖方不受亏折。如物价超过市平，均官将所藏货物按市平卖出。如物价比市平低，听卖买双方自由交易。这种做法，似乎是为民谋利，按照王莽的行为，却不免可疑。《汉书·王莽传》说他“令市官收贱卖贵”，从中取利，这倒是可信的记载。钱府官职掌是收税和赊贷。赊贷目的在抑制高利贷商人。贫民遇有祭祀丧葬事，无钱举行，可向钱府赊钱，不付利息。赊钱人付还祭祀钱不得过十日，丧葬钱不得过三个月。贫民想经营产业，缺乏资金，可向钱府贷钱。产业收入，除去经营者衣食费用，钱府取岁息，不超过纯利的十分之一（《王莽传》作月息百分之三）。这似乎是为贫民想办法，但过期还不出来，就会被罚作罪徒。收税大体分三种。一种是大工商业税。凡开采金银铜锡及采取龟贝的工、商，向钱府报数纳税。一种是不生产税。凡田荒不耕，一人出三个人的税，城里住宅不种树木或菜蔬，一家出三匹布。游荡不生产的人，出布一匹，不能出布，罚作苦工。一种是小工商业税。凡在山林川泽里采取鱼鳖鸟兽等物及饲养家畜，又妇女养蚕、纺织、补缝，又工匠、医、巫、卜、祝及其他技艺，又商贩贾人摆摊、开店或在邸（客舍）营业，都得向钱府报数，除去本钱，纳税十一分之一。报数不实，财物没收入官，罚苦工一岁。　　五均赊贷法对商贾与高利贷商人，可能发生一些抑制的作用，但小工商税如此烦杂细碎，非常广泛的生产者都受到扰害。贫民去了一个商贾高利贷商人的压榨，却来了一个贪暴官吏的压榨。在王莽看来，五均赊贷可以夺取商贾高利贷商人的利益，在贫民看来，王莽和商贾高利贷商人同样是可怕的压榨者。六管 官卖盐、酒、铁（主要是农具），收山泽生产税，官铸铜钱，五均赊贷总称为六管。　　掌管五均六管的大官叫做羲和。羲和派遣命士到各郡督察五均六管，每郡有数人。命士全是大商贾出身。王莽想利用少数大商贾来抑制多数较小的商贾，但受大害的小工商业以外还有农民。王莽所用大小官吏，不论朝官或地方官，都没有俸禄。地方官和命士相勾结，大获奸利，郡守县令家产多至一千金。地方官获利，送一部分给朝官，得到朝官的庇护，作恶更无所不至。王莽所谓“齐众庶，抑并兼”的五均六管，即使有些办法看来可能是利民的，经过命土地方官吏的污手，也就变成害民的办法了。　　六管中害民最显著的是铸钱。王莽大概想破坏商贾的财产，时常改变币制。小工商业和农民本来得不到什么钱，对他们说来，损失不多的钱便有破产失业的危险。王莽改币制一次，小工商业、农民大量破产一次。王莽凡改币制五次，小工商、农民所受灾祸可以想见。因为币制屡改，新币不能即时流行，豪强乘机盗铸，私钱充斥。王莽用重法严禁，一家藏有铜、炭，就被官吏指为铸钱，邻近五家都算犯罪，男女被没收，囚送到长安锺官（铸钱官）当官奴婢，人数在十万以上。当时民众被迫纷纷起义，这样说道：出门去生产，所得还不够纳税，闭门来守家，横祸会从有铜的邻舍飞来。的确，除了起义再没有别的出路了。　　暂行即废的王田、私属和坚持不废的五均、六管，王莽主观上是想用来抑制某些豪强，避免民众大起义，结果恰恰是加速大起义的爆发。王莽知道这个事实，接连地发动侵略战争，企图对国内民众表示威武，并缓和阶级矛盾。结果又恰恰是更加速大起义的爆发。　　王莽的侵略战争，完全是一种狂妄愚蠢的行动。公元九年，王莽派使官到边外诸国，收回汉朝所给印绶，改授新朝印绶。国王改号称侯。这样，王莽的侵略战争正式开始了。　　对匈奴的侵略战争——自汉宣帝以来，汉边境安静，人物殷富；匈奴也逐渐接触汉文化，不侵犯汉边。王莽改换匈奴单于印缓后，又改名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公元十年，募天下囚徒、丁男、兵卒三十万人，分十二路击匈奴。公元十九年，王莽又大募天下丁男、死罪囚、奴隶击匈奴。王莽两次大发兵，都屯驻在边境上，并不出击。看来似乎是毫无理由的妄动，但是决不能用妄动来说明王莽的行动。王莽用募兵的方法，招集内地不能生存可能起义的穷人，送到边境上战死或饿死，只要这些穷人在边境上逐渐死亡，在王莽就算有理由了。　　对西域的侵略战争——汉武帝通西域后，西域诸国与汉发生经济、文化的良好关系。王莽贬西域诸国王为侯，又无故侵侮诸国。公元十三年，焉耆国起兵杀西域都护但钦。公元十六年，王莽用西域兵击焉耆，被焉耆击败。王莽下令断绝西域诸国与内地的交通。　　对东方的侵略战争——公元十二年，王莽征辽西郡境内高句骊兵击匈奴，高句骊侯率众逃遁。王莽诱杀高句骊侯，又改高句骊为下句骊，引起高句骊、夫余，濊诸族的不断反抗。　　对西南方的侵略战争——句町国在西南边外，汉昭帝时封句町国君为王。王莽改句町王为侯，又诱杀句町王。公元十六年，王莽发动二十万人击句町，兵士饿死疫死约十分之六、七。西南地区各族纷纷起兵反王莽。　　王莽每次动兵，便大搜括民间财物。他发动侵略战争把募来的兵士送到边境上，把括来的财物收到自己仓库里，觉得是一举两得的便宜事。他连年这样做，直到农民起义大爆发，对外侵略才被迫停止。　　王莽用欺骗方法，表示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因此代替失去了统治作用的西汉做皇帝。做皇帝以后，由于王田法的失败，农民实行起义。由于五均六管法的失败，小工商参加起义。五均六管打击了商贾和高利贷商人，这些人也反对王莽了。由于对外侵略战争的频繁，更催促起义的加速爆发。　　作为王莽统治基础的上层豪强与无市籍的下层豪强，也逐渐在离开王莽。公元十年，王莽废汉诸侯王为民，刘派上层豪强分离了。公元十二年，大封公侯以下二千余人，每人得月钱数千，非常穷困，有些人甚至当雇工度日，王派上层豪强消极了。王莽所用官吏不给俸禄，任令贪暴致富。公元十七年，王莽下令没收官吏家财产五分之四，允许下属告发长官，奴婢告发主人，无市籍的下层豪强怨恨了。王莽统治失去了基础，公元二十三年，在起义军攻击下，长安城破。长安市上小工商响应起义军，攻入王莽宫，屠户杜虞斩王莽头。起义军送王莽头到起义军首领更始帝处，有人割王莽舌切碎分食，因为王莽用那条长舌欺骗了很多人。第八节 农民大起义　　西汉农民起义从汉成帝时开始。最初发动武装起义的是受压迫最严重的罪徒。这些罪徒起义，虽然规模都不大，也很快就被消灭，但并不是偶发的骚扰，而是广大民众对现状不安，人心动摇，大起义行将到来以前的几个显著的征兆。更早的征兆是公元前三○年，长安城外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听谣言说大水来了，狂奔进城一直奔进皇宫里。城里人见了也相率惊奔上城。一个小女孩可以把长安城登时搅得乱纷纷，足见人心动摇，莫有固志。汉成帝倒是说出了一些原因。他在诏书里说：这大概是苛暴刻毒的官吏在位，百姓们冤屈失业太多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他自己是不敢说的。一个儒生谷永说出来了。他说：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不该把天下看作一姓的私产。也就是说，腐朽的汉朝该推倒了。汉成帝用减死刑、赦天下罪徒等办法企图缓和民愤，当然都不能有什么效果。　　前二二年，颍川郡铁官徒申屠圣等一百八十人，夺取兵器，杀长官起义，不到一月就经过九个县，后来被 汉兵打败。前十八年，广汉郡死罪囚郑躬和罪徒六十余人，夺取兵器，攻入四个县，聚众一万人。第二年被汉兵三万人打败。前十四年，山阳郡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夺取兵器，杀长官起义，起义军经过十九个郡国，不到一月被汉兵打败。这些起义都是发展快失败也快，说明起义为民众所拥护，但朝廷武力还很强大。　　汉哀帝时，社会又表现了大骚动。当时民间无故惊扰，号呼狂奔，路上聚集数千人，口称要祭西王母。又称有直眼人（妖怪）快来。惊扰的地区很广，经历二十六个郡国。京师居民也会聚祭西王母，或夜间拿着火炬上屋，击鼓号呼，互相惊恐，三个月才平静下去。这是民众受压迫过重过久，不自觉的呼号奔走，借以舒泄郁闷的怨气。　　由于王莽行施着比西汉更残暴的政治，待发已久的全国性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当时农民起义遍及全国，正如王莽所说，江湖海泽（起义人聚集地）象乱麻沸汤。起义的原因，也正如王莽所说，百姓饥饿，惶恐不安，不知道怎样活下去。起义的行动，起初只是夺些粮食度日，希望岁熟得归乡里。起义的组织极其原始，一个首领率数千人，或数万人，各部间不按兵法部署，不相联络。青徐二州起义军多至数十万人，其中最大的赤眉军，首领仅用三老、从事、卒史等乡里间小吏名称，不用将军一类的大位号，也不用文告、旗帜。起义的领导有两类：农民自己领导的为一类，赤眉军可作代表；地主豪强领导的为一类，刘秀军可作代表。这一类组织力较强，在反王莽战争中起了更大的作用。别有一类是地主豪强利用农民起义聚集一部分人，分裂国土，割据称雄，造成混乱的局面。刘秀进行战争十余年，才消灭割据，恢复中国的统一。　　下面叙述起义军的活动，着重在打倒王莽统治和刘秀恢复统一的事迹，一般起义军以及豪强割据一概从略：　　一 农民起义军　　第一类——农民领导的起义军　　南方起义军——下江、新市、平林　　公元十七年，荆州大饥，饥民到野地掘草根，时常争夺互斗。新市（湖北京山县）人王匡、王凤给饥民调解讲和，被拥为首领，有众数百人。南阳人马武、颍川人王常、成丹等来归附，数月间，众增至七八千人。起义军居绿林山（湖北大洪山）中，攻击附近乡村，声势渐大。二一年，王莽的荆州牧（州长）率兵二万人击绿林军，绿林军迎战，大破王莽军，杀数千人，夺得全部辎重。绿林军攻击几个县城，掠取妇女财物，回到绿林山。众增至五万余人。二二年，绿林发生大疫，人死一半。余众分散，王常、成丹引一部西行，号下江兵： 王凤、王匡、马武等北行，号新市兵。新市兵攻随（湖北随县），平林（随县东北）人陈牧等起兵响应，号平林兵。　　东方起义军——赤眉　　公元十八年，琅琊人樊崇起义，率众百余人入泰山，饥民纷纷来归，一年间众至万余人。同时，琅琊人逢安（逄音旁páng）、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率众起义，众数万人，并入樊崇军，合力攻击青徐二州地方。二一年，王莽遣大将景尚等击樊崇军。二二年，樊崇军击杀景尚。王莽又派遣更大的将军王匡、廉丹率精兵十余万人击樊崇军。樊崇军准备大战，各人用赤色涂眉，作为起义军记号，从此被称为赤眉。赤眉军击败王匡，杀廉丹以下将校二十余人。赤眉军战胜后，人数增至数十万，势力扩展到黄河南北两大平原。　　北方起义军——铜马等　　黄河两岸太平原上（冀、充二州）有大小起义军数十部，小部众数万人，大部数十万人。其中刁子都有众六七万，城头子路（首领东平人爰曾）有众二十余万。余如铜马（首领东山荒、秃上、淮况等）、大彤（樊重）、尤来（樊崇）、五校（高扈）、檀乡（刁子都被部属杀死，余众号檀乡，首领董次仲）、五楼（张文）、富平（徐少）、获索（古师郎）、高湖、重连、铁胫、大枪、上江、青犊、五幡等部，据史书记载，共有众数百万人。　　以上三方起义军，大都是被暴政逼迫，无法生活的广大农民。他们并无自立朝廷的志愿，也缺乏组织力和纪律性。但是起义的作用是巨大的。史书说他们掳掠。是的，掳掠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但饥寒交迫的广大农民，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实行所谓掳掠，才能维持生活，才能严重地打击各式各样的剥削者。起义军势力到达的地方，剥削者极其残酷地榨取来的财物被没收了，极其野蛮地掠夺来的奴隶被释放了，起义军这样的掳掠在开始时是不可非议的。起义军一般在乡村活动，很少攻入城市，因为剥削者藏身在那里，防御比较坚固。这些城市，昆阳战后，成为豪强割据的凭借，也成为剥削者恢复势力的据点。由于起义军力弱，不能打击城市中的剥削者，所以起义的作用虽然是巨大的，但又是很有限度的。　　第二类——地主领导的农民军　　公元二二年，南阳郡舂陵乡（湖北枣阳县东）人刘縯、刘秀兄弟起兵反王莽。刘縯刘秀是汉宗室，是南阳著名的大豪强。他们的外祖父是有田三百余顷的大豪强樊重。王莽称帝后，废除汉宗室封爵，并禁止刘姓人做官，刘縯非常愤恨，破家产来交结豪强，成为南阳豪强集团的首领。　　刘縯发动族人和宾客七八千人在舂陵乡起兵，豪强李轶、邓晨等率众来会。刘縯自称柱天都部（都统），部属各有将军等名号。当初东方起义军，人数多至数十万，但并无队伍、旗帜、号令，王莽等人把他们看作“饥寒群盗”，以为他们不会做出什么事来。刘縯用兵法部勒军队，攻城略地，散发檄文，宣布王莽的罪状，王莽才感到可怕的压力。　　刘縯派人招得新市平林兵，不久又招得下江兵。以刘縯汉军为主，合新市、平林、下江兵，共分六部。刘縯率诸部击杀王莽南阳守将，又击败王莽大将严尤、陈茂军，进兵围宛，声势大振。　　二三年，汉兵已有十余万人，诸将议立刘姓人做皇帝。南阳豪强和下江主将王常要立刘縯，新市平林诸将怕刘縯严明，阻止掳掠财物，蛮横地拥立懦弱无能的刘玄做汉帝，号称更始帝。新市平林诸将掌握大权，排 斥刘縯刘秀集团，起义军自此发生裂痕。更始帝派遣王凤、王常、刘秀率兵攻下昆阳（河南叶县北）、定陵（河南郾城县西北）、郾（河南郾城县）三县。刘縯等率主力军攻下宛，作为更始帝的都城。　　王莽听得严尤、陈茂军败报，令王邑、王寻大发各州郡精兵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与严尤、陈茂合兵，进击宛。王莽大军经过昆阳，围昆阳城。刘秀劝说王凤王常率八九千人守城，自己率十三骑到郾、定陵发汉兵数千人击王莽军。昆阳城被围数十重，早晚就要陷落。刘秀自率步骑兵千余人作前锋，攻击王莽军。汉兵数千人见刘秀勇猛直前，领兵诸将胆壮起来，相继进攻，连胜连进。刘秀率敢死兵三千人直冲王莽军中坚，王寻王邑自恃兵多，亲领精兵万余人接战，刘秀猛击，杀王寻。王莽军阵乱。城中汉兵乘胜出战，内外合攻，呼声震动天地，王莽军大溃，士卒都逃回本州郡。王邑率数千人逃往洛阳，严尤、陈茂投降汝南郡割据者刘望。　　王莽的主力军经昆阳一战，完全被消灭。　　昆阳之战是决定性的大战，王莽的新朝，跟着这次战败就崩溃了。原来在观望中的各地豪强，包括王莽的某些地方官吏，纷纷起兵割据土地，自称将军，不到一个月，王莽主要的领土，只剩下长安洛阳两个大城。　　昆阳之战，一方面是王寻、王邑昏愚不按兵法行动，另方面是刘秀的勇敢善战，但是这些都还不是决定胜败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在于广大农民憎恨王莽，要推倒他的统治。因为双方军队都是农民组成的，刘秀军勇敢直冲，王莽军阵乱溃散，都是农民反王莽的表现，双方农民共同造成了昆阳之战的战果。当然，没有刘秀的率领，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刘秀是大豪强，但在反王莽这一点上，与农民的利益一致，因此他能利用农民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果实。王莽曾发精兵二万击绿林，精兵十万击赤眉，都战败而不曾大败，因为绿林赤眉缺少一个象刘秀那样智勇的率领人。　　王莽的失败决定了，更始帝阵营中的分裂也爆发了。新市平林诸将和一部分南阳豪强嫉忌刘演刘秀盛大的威名，使更始帝杀死刘縯。刘秀在这个危急情况下，表现出异常的智力和忍耐力。他赶快驰回宛，向更始帝谢罪，不和刘縯的旧属往来，也不为刘縯行丧礼，饮食言笑不改常态，只说自己的罪过，不说一句昆阳的战功。这样，更始帝不便再杀他。过了些时，更始帝迁都洛阳，派他到河北镇抚诸州郡。刘秀开始经营河北，逐步造成独立的势力。　　二 农民起义军打倒王莽统治　　昆阳大胜后，更始帝派遣两路大军。王匡率一路攻洛阳，申屠建率一路攻武关，关中震动。申屠建军入武关，关中各县豪强，起兵自称汉将军，助申屠建军攻入长安城。长安市民众起义响应，攻入王莽宫，杀死王莽。王匡军攻下洛阳。更始帝自宛迁都洛阳。二四年，自洛阳迁都长安。更始帝大封宗室新市平林下江诸大将以及某些南阳大豪强为王，起义军中较小的首领，不按军功大小，只凭大首领好恶，滥封官爵。带兵在外的将官，拥兵割地，专断横行，分裂自主，不相统属。不论朝内朝外，什么法纪都不讲，专讲掳掠得多少。起初民众受不了王莽的压榨，比较起来，觉得还是汉朝好些。　　不料更始帝为首的一群汉将军压榨得更凶暴，民众又觉得还是王莽好些。因此，本来是正义的南方农民起义军，现在增加社会混乱，失去全国民心，变质为豪强率领的害民军了。　　赤眉军在颖川郡集中，分兵为两部。樊崇、逢安率领一部，徐宣、谢禄、杨音率领一部。赤眉军是纯粹的农民组织，虽然屡获战胜，却不愿继续从军，只想回到家乡去。樊崇等怕军队溃散，定计西攻长安。二五年，赤眉军两部合并，分为三十营（一营一万人），击败更始军。更始军诸将计议大掠长安城，逃回南阳一带当盗贼。更始帝不听，诸将内讧，互相攻战杀害。赤眉军将进长安，大会诸三老、从事，立牧牛童子刘盆子为汉帝。　　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其余首领各有文武官号，组成了一个朝廷。赤眉军入长安，更始帝和一些官员投降赤眉军。赤眉军入长安城后，也进行掳掠，樊崇等不加禁止。长安城中粮尽，樊崇等烧宫室街市，出城掳掠关中各县邑，又发掘汉帝后坟墓，收取宝货。长安经更始军赤眉军相继破坏，西京二百年的文物，几乎全毁了。农民在开始起义时，夺取豪强的不义财物，是完全合理的行动，但必须逐步禁止，建立起纪律来，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援助，取得起义的胜利。更始军赤眉军不立纪律，主要原因在于领兵诸将爱掳掠，不愿有纪律。更始军向盗贼转化，赤眉军始终保持农民的纯朴性，同是掳掠，赤眉军还是值得同情的。刘秀军诸将也同样爱掳掠，刘秀却专意在建立纪律，因之最后胜利者不能不是刘秀。　　在农民起义时期，乡间豪强胁迫佃户和附近农民筑营堡，为豪强当私兵。东汉时营、堡、坞、壁等据点和被迫当私兵的部曲，得以合法存在，大大增强了豪强的割据力量。　　三 刘秀取得最后胜利　　二二年，刘秀到河北，巡行诸郡县，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西汉官名，官民送礼物，一概不受。他规定了取天下的方针：军事上纪律严肃，赏罚分明；政治上招集人才，争取民心。最后目的是得天下。当时河北形势，农民起义军有铜马、青犊等部数十百万，割据者有邯郸王郎，自称天子，邯郸以北，辽东以西，地方官吏多归附王郎，声势很盛。刘秀攻入邯郸，杀王郎。又 击败铜马、青犊等部，得降人数十万。赤眉军入关，刘秀知道更始军必败，预作军事部署，派遣大将邓禹率精兵二万图关中，选择寇恂守河内郡，作为中心根据地。刘秀率兵击败尤来、大枪、五幡、五校等部，河北大体为刘秀所有。　　二五年，刘秀称皇帝（东汉光武帝）。邓禹渡河入关中，击败更始军十万人。寇询等攻入洛阳，刘秀定都洛阳，开始建立东汉朝。二六年，大将冯异代邓禹领兵击赤眉。二七年，冯异大败赤眉军。赤眉军走向宜阳，刘秀亲率大军截断去路，赤眉军刘盆子樊崇以下十余万人全部投降。农民领导的起义军被豪强领导的农民军消灭了。　　当时豪强割据，全国分裂，最大的豪强，东方有张步，据青州十二郡，北方有彭宠，据渔阳等郡，西方有隗嚣，据天水等郡，西南有公孙述，据益州全部，南方有更始军残部据郾、宛、邓、淮阳等地。较小的割据者和乡间营堡，不计其数。刘秀为统一天下而战争，次第削平割据者，也乎毁了许多营堡，到三六年，大将吴汉攻破成都，灭公孙述，结束了豪强割据，恢复了中国的统一。　　赤眉军首领只有徐宣一人曾做过狱吏，樊崇等人都不识文字，历史知识和政治经验是很缺乏的。赤眉军的幼稚行动，决定了它的必然无成。刘秀本人兼有太学生、贵族、豪强三种身分，他的文武部属也全是这三种人。这个以南阳豪强集团为主体的刘秀军，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掳掠，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胜利。刘秀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自然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但是他也代表着社会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他在推倒王莽的战争中，在削平割据的战争中，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之他是一个对当时历史有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第九节 经学、史学、历数学、诸子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秦二世时农民大起义，推倒秦的统治，很快恢复了统一，建立起西汉朝。这是封建地主阶级新创立的国家，积极建设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便成为非常重要的急务。秦始皇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西汉时期主要是汉武帝又做了更多的工作，巩固封建统一国家的上层建筑大体上都建立起来了。　　政治制度，上面已经说过了一些，这里叙述的是西汉其他部分的上层建筑物。　　一 经学　　儒家思想是西周以来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经孔子删订六经，聚徒讲学，不仅造成了整套的思想体系，而且培养了大批儒学传播者。孔子死后，儒家地位继续上升。战国时儒墨并称显学，但儒家比墨家更占优势。秦始皇焚民间藏书，坑盂派儒生，只许士人学秦朝的法律制度，以吏为师。皇帝宫中却藏有大量图书，朝廷上仍有博士官和儒生（如张苍、叔孙通、伏胜等）或传经或议论政事。秦始皇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结果恰相反，儒生参加农民起义，成为推倒秦统治的一个力量。西汉前期，朝廷与诸王国并立，各学派士人（墨家已亡）游诸王国求禄，助国王反抗朝廷。汉景帝灭七国后，全国政治统一了，汉武帝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学术统一。　　前一四○年，汉武帝即位。他即位后首先举行的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全国文士，亲自出题考试，并且亲自阅卷，选取《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为首列，非儒学的诸子百家一概被罢斥，儒学从此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长于奉迎，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前一二四年，擢升他做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以前，做丞相的人常是列侯贵族，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行时的学术。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汉武帝特别提倡《春秋公羊》学，这是因为《春秋》经是孔子正名分（诛乱臣贼子）的著作，是封建专制主义具体应用在政治上的典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完整表现，其他经书都不象《春秋》那样适用。还有一个特点是《春秋》经文字极其简单隐晦，便于学者在最大限度内加以穿凿和引申。汉武帝选中《公羊春秋》，在政治需要上是完全切合的。适应这个需要，制成整套《公羊》学说的大师，就是被西汉儒生称为“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的董仲舒。　　西汉前期，朝廷也立儒经博士，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指导政治的却还是黄老刑名之学。儒生与黄老刑名学者，经常发生争论，例如汉景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辩汤武革命。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汉景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不要学者再争论汤武革命的是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革命。辕固又与道家窦太后辩两家高低。窦太后发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汉景帝给他一把好刀，没有被野猪咬死。这种学派间的斗争，显然阻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统一，也就减少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经董仲舒这个巨大的加工，向来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一变而成为“霸（黄老刑名）王（儒）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儒学了。　　董仲舒的哲学基本上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他认为任何一个事或物，一定是相反的事或物合成的。例如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后，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这叫做“凡物必有合”。合的两方面性质不相同，这叫做“合各有阴阳”。阴阳数量可以相等，性质却有一定，阳性尊、阴性卑，这叫做“同度而不同意”。君、父、夫是阳（三纲），臣、子、妻是阴，阴不得独立行事，只能从阳行事，事成不得分功。这叫做“阳兼于阴，阴兼（被兼）于阳”。阴阳不得同时并起，一定要有先后，阳总在先，阴总在后，阳是主体，阴是附属，这叫做“一而不二”。阴阳二物，按一定的时候互相交替，一个起来，一个下去，一个增多，一个减少。起来了的到时候要下去，下去了的到时候又起来；多了的不能多到过度，少了的不能少到绝灭，终而复始，循环不止，这叫做“常一而不灭”。做事不论大小难易，违反天道（一而不二）一定无成，比如目不能两看，耳不能两听，手不能一手画方一手画圆，不一就要生患（心有二中），这叫做“君子贱二而贵一”。天地的精气合起来成一，分开来成阴阳，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时，配到东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顺次叫做“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逆次叫做“五行相胜”（如水胜火，金胜木）。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 14？一于天。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样，也有阴阳五行。人是天之副，与天合而为一，这叫做“人副天”。董仲舒哲学的结论是“道（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易经》的阴阳学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融合成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这样，把儒家与阴阳五行家统一起来了。《易经》阴阳学说明阴阳的基本观点是仁与义（“天地之大德曰生……禁民为非曰义”），童仲舒说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刑主杀，德主生，天亲阳而疏阴，重德而不重刑。这样，把儒家的仁义与黄老刑名之学统一起来了。董仲舒说天不是为王生民，而是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让他做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夺去他的王位。有道伐无道，是天理也是人理。这样，把儒家汤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统一起来了。墨学的本旨在于利民，董仲舒说，天使人有义和利两种生活，利（物质）养人的身体，义养人的精神，缺一不可，而义重于利。这样，把儒家与墨家统一起来了，儒家孟子学派说性善，荀子学派说性恶，董仲舒说天有阴与阳，人有性与情（情欲），性有为善的端绪，但必待教诲而后成为善。这样，把孟荀两派统一起来了。董仲舒的哲学观点是循环的不是发展的，是调和的不是斗争的，有唯物论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论；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学。董仲舒的统一论是各家学说的融合体，正是最适合于西汉政治上需要的一种哲学。　　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　　（一）大一统——董仲舒说：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请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　　（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汉律大体沿袭秦律，路温舒《尚德缓刑书》里说，“秦有十失，其一尚存, 治狱之吏是也”。董仲舒主张更化，就是要求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他认为限田是更化（改制）的关键所在。他说，秦行商鞅法，准许民间卖买田地，富家田联成一大片，贫民连放个锥子的地方也没有。耕种富家田，要纳税十分之五，穷得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汉朝继承秦法，一切不变。富人贵人凭借势力，与庶民争利，庶民怎能抵得住他们！于是富贵人家，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产业多得很，积蓄多得很，但是依然贪多无厌，一味压榨求利。庶民天天遭剥削，月月见紧缩，从小穷变成大穷。富贵人家奢侈淫佚，贫苦人家穷急愁苦，这实在是更化的时候了。董仲舒建议限田，不许豪富占田过限；释放奴婢，禁止擅杀奴婢；减轻赋税，节省徭役，让庶民的负担略为宽舒些。董仲舒这个对农民充满同情心的正义性建议，后来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但专禁商贾占田，没收他们的田宅和奴婢，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三）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汉武帝曾召集各种占卜家，问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辩论纷坛，不得解决。汉武帝判断说，一切宜忌，以五行家为主。五行家得汉武帝的尊信，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导者，儒家和它合流，是很自然的。《春秋》经记录天变灾异，原来并不含什么迷信的意义。陆贾在汉高帝时作《新语》，说“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足见战国儒者，已开始推灾异。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这在董仲舒学说里，是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部分，儒学蒙上浓厚的迷信色彩，几乎起着宗教的作用了。但是，这个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来对朝廷奉迎取宠，正直的儒生也可以用来进行谏诤，因为在专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议论朝政，是一种冒险的行为。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变灾异来附会经义，以此为论据，对称为天的儿子的皇帝表示异议，多少起些减轻危险性的作用（当然，天子也利用天变灾异来斥逐大臣）。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里，借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四）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狱，儒法两家合流了。西汉初萧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汉武帝时，律和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律四百零九条，凡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法令烦多，连掌管法令的官吏也不能全部看完。官吏按罪人贿赂的有无，任意引用一条法令作根据，判轻罪为死罪，或判死罪为轻罪。董仲舒断疑狱二百三十二件，大体上从轻判决，救活了许多人命。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　　孔予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它的特点是（一）思想上还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二）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统一到儒学里面来。董仲舒生在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政治上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　　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首先变朴学大西汉经学的大师，了解了他的学说，也就了解了西汉今文经学的本质。下面叙述的今文经学的盛况，也就是这种本质的盛况。　　汉武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来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叫做守家法。自汉武帝至西汉灭亡，百余年间，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一百余万字。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因为士人求利禄，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的，因此叫做今（汉）文（字）经。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是一种迷信的、烦琐的、穿凿附会很少有学术价值的学问。朝廷指定它作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使他们戴着空虚昏暗的头脑，在利禄的道路上一辈又一辈地追求下去。　　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　　用篆文（战国时文字及秦小篆）写的经书叫做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叫做古文经学。它的特点是（一）保持朴学的传统，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与烦琐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二）迷信成分极少或排斥迷信，与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三）少数儒生私家自相传授，在政治上主张复古，与迎合世务的博士学——今文经学趋向不同。还有一个特点是两种经学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进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经学在反对迷信这一点上，比起今文经学来，到底还是进步一些，东汉王充、南朝范缜的学说就是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王莽要夺取西汉政权，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部分势力，经学上也对古文经学让步，在太学里立《左氏春秋》、《毛诗》、《周礼》、《古文尚书》四个古文经学博士。今文博士坚决反对古文经学从私学上升为官学，与古文经学的提倡者刘歆进行了剧烈的宗派斗争。刘歆凭借政治力量，暂时压倒今文博士。东汉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为私学。东汉时期，私学在士人间盛行，产生不少著名的大师，经学上成绩远超过官学，但总是得不到官学的地位。官私两学的不断冲突，正反映出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冲突。　　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总是由两个主要的敌对阶级构成的，总是依照对立统一的法则而存在并发展的。两大敌对阶级在相互关系上，如果说，只有一个斗争性，或者说，只有一个同一性，那末，这个社会就根本不会存在。自然，斗争是绝对的，但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并不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因为总还有同一的一面，其间保持着不可割断的经济等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儒墨道三大学派的政治思想。道家和法家所谓黄老刑名之学只看对立面，对人民进行绝对的压迫。这种学说到秦二世行督责时达到了顶点，秦朝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墨家只看统一面，放弃斗争性，劝告两大敌对阶级在同一性上实行尚同兼爱。这种学说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与道墨不同，它主张用礼来节制对人民的剥削，借以和缓阶级间的斗争性；主张仁民爱物、尚德缓刑，借以扩大阶级间的同一性。儒家学说比起道墨两家来，较为接近对立统一的法则，也就是较为接近社会的实际，因之它成为汉以后长期封建社会的政治指导思想，没有一个学派或宗教能夺取它的正统地位。　　当然，儒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实于儒家学说的儒者，常为人民发出诉疾苦、申冤抑的言论，也常为人民做出去祸害、救灾难的事迹，甚至不惜破家杀身对君主犯颜直谏，要求改善政治。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们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意义，为爱邦而爱及邦本，也就真诚地成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对残暴政治）的言论和事迹，很大一部分是与儒家学说有关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极重伦理道德，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美德的阐发，虽然无不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但某些精到处也往往与人民的伦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阶级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华，可以大大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继承并发扬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主要应从研究儒家学说入手。　　孔子首创儒学。儒学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为天子。天与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国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败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兴起。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尧舜禅让，其次是汤武革命。这些根本观点，与道家、法家的主张法治（霸道）、反对革命是对立的。盂子发挥孔子的德治思想，最为透彻，西汉以下的儒学，基本上是盂子学说的衍变。　　秦行法家政治，正统派儒学持异议，最后遭到焚书坑儒的惨祸。西汉前期，朝廷并用儒学和黄老刑名之学，但黄老刑名之学仍处优势。西汉中期，儒学经董仲舒改革，成为合时宜的学说，形式上取得优势，但黄老刑名之学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西汉后期，儒学取得确实优势，完成了排斥黄老刑名之学的愿望，但所谓德治，无非是朝廷纵容官吏及豪强作恶，刑罚不加，纲纪废弛，人民受尽贪暴政治的祸害，西汉也就灭亡了。　　忠实于儒家学说的一些儒者，对着三个时期的政治，曾发出不少反对的议论。叙述西汉儒学，应该看到多数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应该看到少数同情人民的正统儒者。下面列举几条，略见正统儒者的代表性言论。　　贾谊《新书·大政篇》说：人君“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给予）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使民失农时者）。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轻视）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道说人事。他在对策里说，“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人君改过为善）而已矣”。董仲舒所讲天人之际，本意在利用天变灾异来进行谏诤，剥去迷信部分，实质上仍是孔孟的仁义学说。　　汉昭帝时，泰山等地发生怪异事。眭弘上书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睦弘以为汉运已经终了，要求朝廷访求天下贤人，“禅以帝位”，“以承顺天命”。朝廷加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眭弘。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训条，眭弘为这个训条遭杀身之祸，足见他们是忠实于自己的学说的。　　汉宣帝重用治狱之吏，盖宽饶上书，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他暗示汉宣帝应让位给贤者。朝廷说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不道”。盖宽饶自杀。　　汉元帝用儒生为政，朝纲不振。贡禹上书说：“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合）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　　谷永在汉成帝时上书说：“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去无道，开（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去恶弱的旧君，改立贤圣为新君），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　　鲍宣在汉哀帝时上书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性之所致耶！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天子，下为黎庶（民）父母，为天牧养元元（民），视之（官与民）当如一……今贫民菜食不厌（饱），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望天悦民服，岂不难哉！……天人同心，人心悦则天意解矣”。　　上列诸儒言论，自董仲舒以下，无不附会天变灾异来反对暴政，要求德治。他们拥护封建统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并不拥护一姓常存。他们同情人民疾苦，但着重在劝告朝廷，并不同情农民起义。所以儒学始终是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拥护封建统治则是绝对的。　　二 史学　　儒家的六经，原来是周史官所藏各种历史记录，经孔子删订解释以后，师弟相传，别成一种所谓经学，但历史学并不因经学的盛行而停止本身的发展。如果说，在前一阶段里，孔子左丘明是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家，那末，在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太史公司马迁是更大的历史著作家。自从司马迁著《史记》，中国才开始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组织相当完备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司马谈非常博学，精通天文学、《易》学、黄老学。他以黄老学为主，批判儒、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比起当时的一般儒生来，他确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司马迁十岁以前曾学过耕地和牧畜，十岁读古文书籍，二十岁以后，游历全国名都大邑，采访遗闻佚事。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父职做太史，遍读石室金匮（宫中藏书处）里所藏旧史和群书，因此，他是西汉一代稀有的大博学家。司马迁继承司马谈家学，又博通古今文经学，特别是董仲舒《公羊》学，但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更不受阴阳五行学的影响，他是西汉一代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前九九年，司马迁四十八岁（据王国维说），遭受汉武帝残暴的刑罚（宫刑）。这对司马迁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司马迁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前进了，于是发愤著《史记》，希望象孔子著《春秋》那样，传给“后世圣人君子”。他著《史记》不是为了阿世，所以敢于用直笔，他著《史记》不是为了好事，所以态度极认真。他著《史记》是为了“成一家之言”，与经传比高下，所以竭尽他的才力与知识，一心为完成《史记》而述作。　　司马迁具备着上述诸条件，再加上他的创造力，以二十余年的时间，写成了《史记》一百三十篇（西汉时已缺十篇），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凡当时存在着的史料，全部综合在《史记》里面。这一伟大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孔子以来历史学又大进了一步。　　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史记》一百三十篇。本纪仿《春秋》经十二公，按年月标举大事，为全书总纲。表仿周史官旧谱的体制，创世表、年表、月表三种，记事最为省便。书仿《尚书·禹贡篇》及《礼经》、《乐经》的体制，总述古来文化的成就，特别是《天官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总结了天文、历数学、地理学、经济学的知识，意义更为重大。自此以后，史家相继述作，二千年来有关制度、经济、文化发展的史料得以大量保存，司马迁创始的功绩是极其巨大的。世家中有西周至战国十七个重要的侯国史（本纪中《秦本纪》也是侯国史），大大丰富了这一段历史的内容。列传中有重要人物传，有特殊事业传，有国境内诸少数族传，有藩属国传，有外国传，叙述的方面甚为广泛。司马迁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所以还能看到社会上各种活动的人物，为名医、侠客、大商贾、优伶、刺客、占卜人立传。他为酷吏立传，说豪强兼并，什么道理都不能感化，只有不顾一切，用严刑削平他们。酷吏、游侠、货殖等列传，特别显著地表现出司马迁对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同情心。当然，司马迁贯穿在全部《史记》里的基本思想，不可能超出地主阶级思想的界限，这就是说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除去阴阳五行成分）和道家思想的界限。　　《春秋》是鲁国史，《史记》扩大为全中国史，《春秋》以鲁君为主，《史记》以历代天子为主（《秦本纪》例外）。《春秋》局限于二百四十二年，《史记》十二本纪上通到黄帝尧舜二千余年。《史记》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起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史记》十二本纪上起五帝，历三代以至秦汉，一脉相传，这是有极大意义的，它表示国家的统一和人心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有百国春秋，《周春秋》与《鲁春秋》没有尊卑的区别（例如《国语》中《周语》与诸侯国语并列）。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史记》称天子为本纪，称诸侯为世家，称天子在位年为全国共同的纪年，称诸侯在位年为本国内的纪年，这样，全中国以天子为中心，精神上统一起来了，虽然战国以前，实际的中国是分裂割据的。天子成为全国的中心，天子所属的朝代，自然被认为正统的朝代。在封建时代里，正统朝代与非正统朝代的区别，曾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里包含天子的族类问题，政治的仁暴问题，疆域的统一与分裂问题，其中族类问题尤为特出。汉族建立的朝代，即使因暴政被广大人民推翻了，但继起的如果是非汉族的朝代，那个被推翻了的汉族朝代，就会被用来作号召广大人民起义的旗帜，一直到推翻非汉族的朝代才停止。反之，非汉族的朝代被推翻以后，绝对不可能用来作号召民众的旗帜。这个自西晋至清朝毫无例外的历史事实，与广大人民承认正统朝代反对僭伪偏闰朝代的传统思想有密切联系。这个传统思想发源于孔子《春秋》，形成于司马迁《史记》，十二本纪正是这个传统思想的正确反映。由于这个正确反映，传统的历史正统观更加巩固，成为封建时代进行民族斗争的一个重大力量。　　司马迁《史记》创纪传体通史，东汉初班固《汉书》创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叙事详密，可是缺少司马迁那样比较自由的思想。此后各朝纪传体史称为正史，虽然都不及《史记》和《汉书》，但在各体史书中，仍居最重要的地位。　　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那就是刘向创始刘散完成的《七略》。　　汉高帝灭秦，萧何收秦朝廷所藏图书。后来项羽烧秦宫室，图书因得萧何收藏，可能未受损失。汉武帝令民间献书。汉成帝使陈农到各郡国搜集遗书。自汉武帝到汉成帝，照刘歆《七略》说，“百年之间，书集如山”。汉成帝令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算（占卜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书）。每校完一书，刘向做成本书提要，连同定本送给汉成帝。刘向校书的程序是先用几个本子校对，校正后写在竹简上，叫做杀青书（竹简在火上炙干，去竹汗，可免朽蠹）。再经过校正，最后写在素帛上，成为定本。刘向校书二十余年，死后，汉哀帝令刘歆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刘歆继承父业，做成了《七略》（刘向所作书名为《别录》）。《七略》是（一）《辑略》——诸书总论和分论；（二）《六艺略》——儒家经传包括小学（文字学）共九种；（三）《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四）《诗赋略》——赋四种，诗一种；（五）《兵书略》——权谋、形势、阴阳（天象气候兼迷信）、技巧四种；（六）《数术略》——天文、历谱（包括算术）、五行、蓄龟（卜筮）、杂占（主要是占梦）、形法（看舆地形势及看人和物的形相）六种；（七）《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七略》书已亡佚，班固《汉书》据《七略》作《艺文志》，共有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把不值得保存的书籍都废弃了，例如经学博士的讲义，一篇也不录取。它经过选择、校勘、分类、编目、写成定本等程序，并作出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　　三 历数学　　观象授时向来是最重要的国政。孔子述尧舜禹禅位时的诰语：“天之历数在尔躬”，意思是现在该你掌管历法了。不管尧舜是否真说了这句话，历法（虽然很幼稚）在农业上也就是在国政上的重大意义，上古人确实非常重视。天象学历数学因农业生产上的急需，不断在进步。传习这一专门学问的官是太史，所以太史也称为天官。据说，太史的官位等于卿。　　生产上的成就（主要是农业）比其他国家高，就成为大国，夏、商、西周正是这样的大国。它们都在历法上有新发见，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因此后一个战胜前一个。春秋时期，建子的周历最通行，但宋国仍用殷历，晋国行用夏历。宋用殷历，由于保守，晋用夏历，是尊重民间习惯（所谓“启以夏政”）并利用它的长处。周历称仲冬月（子月）为春正月，四时很不正常，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就是说周历推岁首（冬至点）在子月是对的，但孟春应在寅月。战国时期，天文历数学比春秋时期更进步。专家多是民间学者，不限于少数史宫。世界最古的恒星表甘石《星经》，就是这个时期民间天文学家的贡献。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都是历家假托，也是这个时期民间历数学家的成就。　　太阳历（岁）可以定四时、节、气；太阴历（月）可以定朔、晦、弦、望。自历法萌芽时起，历家即并用阴阳两历，并探求两历配合的法则（主要是闰月插入法）。春秋时历家已应用十九年插入七个闰月法。最迟在战国时历家已定一岁的日数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三六五·二五），定一月的日数为二九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日（二九·五三○八五日）。这两个数字比一岁实数三六五·二四二二日、一月实数二九·五三○五八八日都多了一些，因此月朔经三百年要差一天，季节经四百年要差三天。由于推步和算术并不精确，实际上一种历法行用一百多年便朔日或晦日见月出，必须重新测算使再合天象。秦始皇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闰月放在九月后，称为后九月。在六历中频项历是比较合天象的一种历法，但到汉武帝时已经不能再用。　　前一○五年（元封六年），司马迁等建议造汉历。汉武帝选司马迁、星官射姓、历官邓平等及民间专家共二十余人造历，其中大天文学家唐都（祖先是楚国史官）大历数学家落下闳（巴郡隐士）是主要的造历者。前一○四年，新历造成，汉武帝废秦历，采用新历，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以正月（寅月）为岁首。这个新历法就是历学史上著名的《太初历》（又称《邓平历》、《三统历》）。　　《太初历》一岁日数是三六五·二五○二，一月日数是二九·五三○八六，比四分历（六历都是四分历，每岁有四分之一的余日）又多了一些，所以行用一百八十九年便不能再用。但在当时《太初历》还是最进步的历法，因为它根据天象实测与多少年来史官的忠实记录（例如《春秋》经），得出一百三十五个月的日食周期（称为“朔望之会”，约十一年中有二十三次日食）。自从有了这个周期，历家可以校正朔望，日食现象也不再是什么可怕的天变而是可以预计的科学知识了。　　《史记·历书》特别是《汉书·律历志》详细记载《太初历》的观测法与计算法。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开端，西汉以后历朝改换历法，都按照《史记》、《汉书》的旧例，详记在正史里，因此积累起丰富的天文、历数学资料。　　刘歆用《易经·系辞》的数理来解释科学性的《太初历》（《三统历》），造出一整套的历学理论；又造《世经》，凡经传古史所记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统历》推算得到说明。这对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种贡献，虽然准确性并不很大。　　董仲舒创今文经学，司马迁创纪传体通史，邓平、唐都、落下闳创太初历，刘歆创古文经学和年代学，这些文化上的成就与当时经济武力的发展相配合，充分表现出西汉一朝的伟大气象。　　四 诸子　　《汉书·艺文志》分诸子为十家，西汉人所著书为数不多，其中属于儒家的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宽《盐铁论》，扬雄《法言》；属于农家的《汜胜之书》（亡佚）；属于杂家的《淮南子》，都是重要著作。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在本国招集以道家为首的百家游士，仿秦吕不韦著《吕氏春秋》例，撰《淮南内》二十一篇（又名《淮南鸿烈》、《淮南子》）。《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不成为一家言。战国秦汉诸子百家学说，因汉武帝独尊儒学，散快甚多，《淮南子》保存一些百家遗说，在这一点上，还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述。第十节 文学　　任何一种富有生气和真实性的文学，无例外地起初一定是民间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也往往是朴素的，艺术水平不是高级的。当它在民间流行很广，引起某些上层文学家的注意时，它就会被他们采取并加工改造。于是一种新体文学在文学史上出现了，那些上层文学家也就成为著名的创作家。这是极可尊敬的创作家，没有他们，民间文学不能上升到高级文学的地位上来，也不能在统治阶级的书籍里保存下来。　　一种新体文学登上高级文学的地位，上层文学家便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起初是多数）是保守的。他们拘泥于旧体文学，专在雕琢辞句、模拟体制方面下功夫，外形愈修饰愈显陈旧，内情也愈仿古愈见贫乏，熟腔滥调，失去了文学的真价值，结果是由衰微走到死亡。一部分（起初是少数）是创造的。他们发展新体文学，从各个方面添加新因素，推动它达到极盛境界。从此外形又脱离内情，由极盛转向衰微，由新体变成旧体，别一个由民间创造的新体文学又上来，与旧体文学相对立。凡是主要的文学都遵循着这个民间创造、文士加工、新陈代谢的规律在继续前进。此外也有某些旧文体经过形式的改造，可以变成新文体，如楚辞变汉赋、汉赋变六朝俳赋、俳赋变唐宋律赋；又如西汉散文变骈文，再变为东汉骈文，再变为魏晋六朝骈文，再变为唐宋四六文，再变为明清八股文。这些派生或不成为文学的各种体制，配合主要文学，便构成全部文学史。　　文学是一条长河。如果说《诗》三百篇是一条上源，经（除《诗经》）传诸子是一条上源，《楚辞》是一条上源，那末，西汉文学汇合了这些上源成为长河的正身。西汉文学正象西汉这个朝代一样，规模是宏大的，创造力是充沛的，许多种文体，都在西汉时期发达起来。下面叙述的，是其中最重要的几种。　　楚辞（或称骚体）——屈原创作楚辞，已经到达这一文体的最高峰。后来宋玉、唐勒、景差诸人，继起制作，楚辞已达极盛境界。楚辞是楚国的地方音地方调。项羽、刘邦都不是文学家，《垓下歌》、《大风歌》却是很好的楚辞，因为他们生长在楚国，自然会楚音楚调。反过来说，不会楚音楚调的文士，既缺乏作楚辞的技术条件，更缺乏屈原那样深挚的情感，除了模拟形体辞句，还能作出些什么来呢！现存西汉文士所作楚辞篇数还不少，有新意的只不过贾谊《吊屈原文》、淮南王刘安《招隐士》、汉武帝《秋风辞》等几篇，其余都是些可有可无的作品。楚辞到西汉已进入衰微阶段，虽然作家与篇数是大大增加了。　　汉赋（或称古赋）——在屈原楚辞影响下，北方文士创作了赋体。苟卿曾作赋十篇，秦时有杂赋九篇，但汉赋的来源主要是楚辞。西汉赋约一千篇，这说明它是西汉文学的代表也是西汉文学家的专业。在西汉前期，枚乘、贾谊是著名的作者。中期走上极盛阶段，司马相如是最大的辞赋家，后期作者扬雄，用思深沉，构辞精密，也还是辞赋大家。扬雄曾奉诏作赋，限于时日，做得太急促了，成篇后困倦小卧，梦中觉得五脏流出在地上，醒来大病了一年。他作赋是这样深思的，因此他虽然每篇都模拟别人的体制，显得缺少创造力，但用思构辞，还保有自己的特殊性。西汉辞赋家扬、马（司马相如）并称，就在于扬雄的模拟不同于一般庸才陈陈相因的模拟。　　自西汉至六朝这个长时期里，赋成为重要文学的一种，因为它善于用美丽的韵语细腻地客观地描写各式各样的大小事物，新事物常有出现，好的作家常能造成新赋。所谓“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就是赋在文学上的作用。　　乐府歌诗（五言古诗）——歌诗，不管它形体如何演变，永远是文学的一个主流。《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长声）言”。这可以说是古人给歌诗立的定义。相传是卜子夏所作的《毛诗·大序》里有几句话，很能说明歌诗的意义。《大序》说：诗是志的表现。心里有感动叫做志，发出来成言语叫做诗。情在里面动，发出相适应的言语；言语觉得还不够适应，所以加上嗟叹声；觉得还不够，所以再加上长声的歌唱；觉得还不够，那就不知不觉地要手舞足蹈，和在心里的情完全相适应。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人都有情感，接触外物就要动起来，情动了就要歌唱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事。上面那些话，都是说歌诗是与人的生活不可分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歌诗最初的主要创造者，总是广大劳动人民而不是上层文士的缘故，因为真实的富有生命力的志，产生地是在劳动人民的心里。同时，这样的歌诗，总是和民间音乐相结合的，因为歌诗、舞蹈、音乐三者往往密切结合着。凡歌诗到了不能合乐以至不能歌唱的时候，它的衰微期或死亡期也就到来了。西周言志的歌诗，是四言（四字成句）诗，到春秋后期四言诗亡了。当然，活的诗仍在民间成长着，那就是五言诗。汉武帝仿周朝采诗的旧例，设立乐府，广采民间歌诗，选大音乐家李延年做协律（调谐音律）都尉，主持乐府。音乐家张仲春协同作乐歌。丘仲造笛，作为协律的乐器。乐府制作的歌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朝廷专用的歌诗，造诗的人都是著名文学家如司马相如等多至数十人。《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十九章，就是这一类的主要作品。还有汉高帝时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与《郊祀歌》性质相类似。这些歌诗都是皇帝对天地鬼神言志，与人民的志有极大距离，因之无法和它共鸣而感到它是好诗，不过比那种模拟《诗经》，僵尸般的四言诗如韦孟《讽谏》、《在邹》等篇，到底还表现出一定的创造力，所以还应该承认它是文学的一种。别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是民间歌诗。《汉书·艺文志》歌诗类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同坂bǎn）歌诗一篇，杂歌诗九篇，雒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声曲折即歌谱），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看上列篇目，可以想见乐府收集地方诗的广泛。这些歌诗原来是“街陌讴谣”与地方音乐，经乐府加工改造，讴谣上升为高级文学，音乐也上升为相和调（周房中曲的遗声。丝竹相和，执节人唱歌，有平调、清调、瑟调，汉世称为相和三调）、清商调（相和三调中清调的发展）。今存汉世歌诗，两汉混淆，不能确指哪些是西汉乐府的遗篇，但有一点很明显，就是凡两汉歌诗，都有真实的内容，是创造的不是模拟的。清商调流传到六朝，北方统治者尊为“华夏正声”。唐朝新音乐发达，清商调当作“雅声”被保存在琴工里，也就是说，清商调到唐朝才死亡。　　乐府歌诗大体是五言诗。它本是民间讴谣，虽为乐府所采取，上层文士仍看作欠雅，不愿做那种新体诗。《汉书·艺文志》歌诗类凡三百十四篇，照《文心雕龙》说，其中没有文士做的五言诗，所以苏武诗、李陵诗、班婕妤诗都是可疑的。不过，新的文学主流既然高涨起来了，任何保守势力都不能阻抑它的继续高涨。汉武帝立乐府采诗，事实上等于提倡五言诗。萧统《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多是两汉下层失意文士所作，其中《东城高且长》、《凛凛岁云暮》两篇、显然是太初改历以前的诗篇。这说明失意的下层文士首先采取民间新诗体。到了东汉，班固、傅毅、张衡等上层文士开始做五言诗，那些托名苏武、李陵、班婕妤等人的西汉诗，实际上只是东汉上层文士的假托。东汉五言诗色彩还比较朴素，到建安时期，五言诗才文质并茂，走上极盛的阶段。　　散文——西汉前期，言语与文辞，一般说来，还没有多大的分离。例如，说楚人语的汉高帝诏书，说齐人语的《春秋公羊传》，除去一些方言，与普通文辞无甚区别。汉武帝时，分离的趋势，开始显著起来。这是由于（一）儒学极盛，朝廷诏书多用古言古字；（二）辞赋发达，文士们创作骈体文。不过，西汉时期，言语与文辞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因之西汉散文仍保持战国诸子生动自然的作风。司马迁《史记》就是西汉散文的最高代表，其他如贾谊、晁错、董仲舒、贾捐之、刘向等人议论政治的文篇，也是著名的散文。唐以后所谓古文，溯源于西汉，《史记》常是古文家摹习的主要蓝本。　　骈文——用同数的字造句便成骈句，积句成篇，便成骈体文。《诗》三百篇以及楚辞，凡属韵文，句法都很整齐。经传诸子等散体文中也往往杂用骈句或韵文。　　单音文字可以构成骄句骈文是出于自然的。西汉文士开始有意识地创作骈体文，即多用整齐的句法入散体文，使形式上增加美感。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等篇，可作西汉骈体文的代表。此后骈文逐渐发展，言语与文辞也愈趋分离，东汉以后的文辞，成为少数人纸上的言语，不再是人的口头言语。因为骈文脱离活的言语，所以它只能在形式上变化以求美观，表达思想的作用却愈变愈少，一直变到完全不能表达思想。唐朝韩愈提倡古文，就是对这种可憎的形式文辞进行不彻底的文学革命。　　上述各文体以外，汉武帝时有小说家虞初，作《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据东汉人应劭说“其说以周书为本”，很象是通俗的周史演义。又有《百家》一百三十九卷，想是许多家小说的总集。小说接近民间文学，与上层文士不能相容，东汉末仲长（姓）统（名）主张“百家杂说，请用从火”，要把小说全部烧掉才快意，事实上小说确被上层文士消灭了。他们为什么憎恨小说，不许它存在呢？《汉书·艺文志》说它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又引孔子说，“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小说既是说民间事，当然有不合统治阶级意旨的地方，那就很自然地要遭到憎恨。简短的结论　　秦始皇开始统一的中国，到西汉朝才确实巩固起来。　　西汉朝的建立是秦未农民战争的后果。农民第一次发动战争便推翻秦朝，开后来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的端绪，历史意义非常重大。　　刘邦是胜任的起义首领，他比陈胜、吴广、项羽较多地代表农民阶级的政治要求，因而得到农民的支持，终于击败强大的项羽军，成为最后的成功者。　　西汉前期实行无为政治，让人民获得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这对于中央政权的巩固是有决定作用的。朝廷因此得到人民的支持，消灭七个割据国，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制。　　在经济繁荣与政治巩固的基础上，杰出的汉武帝推动西汉朝进入全盛时期。汉武帝统治的成就；政治方面，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经济方面，兴修水利，推行了进步的农业技术，从豪强手里收回了盐铁铸钱三大利；军事方面，打败了北边的强敌匈奴，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商路，疆域大大扩展了；文化方面，加强了上层建筑的创造，有助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汉武帝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有特殊功勋的伟大人物。汉宣帝时匈奴入朝，边境安宁，西汉达到了全盛的最高点。　　西汉后期，社会经济还在继续发展，由于地主阶级无限的兼并，迫使农民小工商大量破产，无法生活下去。土地高度集中与一部分贫民失身为奴隶，成为当时最危急的问题。腐朽了的西汉朝廷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豪强集团的首领王莽试图解决，当然他也是不可能的。最后爆发了农民大起义。　　农民起义军推翻了王莽政权，但不能建立起新的朝廷。南阳豪强集团首领刘秀利用农民军打败农民起义军，恢复汉朝的统治。　　据公元二年的记载，当时西汉有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余户、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余人的巨大户口，有东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的广大疆域。距今二千年前，中国已经建立起这样伟大的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此后的中国，依靠这个坚实的基础继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成就，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成就。第三章 继续对外扩展并由统一走向分裂时期——东汉三国——二五年——二八○年第一节 政治概状——东汉前期（汉光武帝至汉章帝共六十四年）　　刘秀（汉光武帝）获得了农民战争的果实，重新建立起汉朝的统治。因为他建都在洛阳，史家称他的汉朝为东汉朝。　　汉光武帝本人是个大豪强。他所依靠的统治集团（云台二十八将、三十二功臣、三百六十五功臣）是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一开始就显出严重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因之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的体现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内对他们行施着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东汉后期，两个豪强集团猛烈地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大大发展了它们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它们给广大农民制造出无限的灾难，农民被迫起义，最后爆发了黄巾军大起义。由于大起义的失败，豪强们各依自己的武力，公开割据称雄，统一的外壳破裂了，社会进入大混乱的分裂时期。　　本节叙述东汉前期因王莽时农民战争的推动，社会多少有些进步；同时因战争的果实落在豪强集团手中，豪强势力加速地扩大起来，引起东汉后期豪强集团的猛烈冲突。　　王莽时农民起义军势力到达的地区，奴隶参加起义，地主受到惩罚，农民有荒地可垦，土地与奴隶问题获得了部分的解决。赤眉军屡战屡胜，兵士们却日夜愁泣，要求回家种地。这说明起义地区的地主统治已经发生变化，淳朴的兵士们认为可以国家了。汉光武帝在农民战争这个部分胜利的基础上，着手解决奴隶与土地两个根本问题。　　公元二六年，即汉光武帝称帝的第二年，当时战争正在开始，他便下诏书，令民间释放奴婢。自二六年到三八年，下了七次诏书（其中一次是免罪徒为庶民）释放官私奴婢。诏书说：敢拘留不放的奴婢主，按略卖人口律治罪。他又给那些被父母出卖为奴婢的制定了保护生命的法律。公元三五年，连下三次诏书：（一）奴婢主杀奴婢不得减罪；（二）奴婢主炙的奴婢，按法律治罪，免被炙灼者为庶民；（三）废除奴婢射伤人处死刑的法律。这些限制奴婢主暴虐和允许奴婢有自卫权的法律，显然含有进步的意义，这将使权势较小的奴婢主，在兽性勃发的时候，多少要有些顾忌。自公元五三年（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九年）到七九年（汉章帝建初四年），朝廷发给鳏寡孤独及不能生活的贫民粟三斛或五六斛前后凡十次，平均约三年发一次救急粮，主要用意也在减少贫民卖身为奴婢。东汉朝奴隶不象西汉后期那样成为社会的危急问题，汉光武帝这些措施是起着作用的。地主阶级并不反对这些措施，因为农民大起义给了它应得的教训。　　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汉光武帝完全失败了。公元三六年，全国统一。三九年，下诏书检查垦田与户口实数。豪强霸占大量土地，州郡官不敢去查问，对广大农民和某些缺少势力的地主，官吏却以查田为名，大肆讹诈，逼得全国农民和某些地主到处起兵反抗。青徐冀等州曾是农民起义军的发源地，反抗尤为剧烈。汉光武帝面对着这个事实，采取什么措施呢？当然，他同州郡官一样，也不敢查问豪强。他追究大司徒（宰相）欧阳歙做汝南太守时查田不实、贪赃一千余万钱的罪行，下狱处死。又用同样罪名杀死河南尹（最重要的地方官）及郡太守十余人。这算是对农民表示那些赃官已经受到惩罚了。他是镇压农民最有经验的统治者，他知道用武力镇压起兵反抗的农民，将要引起农民更大的反抗，因此他用五人共杀一人，五人一起免罪的分化法，很快把反抗平息下去。从此以后，东汉朝廷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汉光武帝自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这就是他对豪强所行的柔道。　　西汉后期极其紧张的土地与奴婢问题，由于农民大起义得到部分的解决，依靠这个部分的解决，东汉才建立起将近二百年的统治。　　西汉地主阶级分无市籍与有市籍（包括一切所谓微贱人）两部分。无市籍地主有做官吏的权利，有市籍地主不得做官吏甚至法律上不许占有田地。这两种地主虽然都有大小豪强，但从政治地位说来，无市籍豪强是上层豪强，它的最高级是贵族和大官僚；有市籍豪强是下层豪强，它的最高级是大商贾。政治上上层豪强排斥下层豪强。经济上两种豪强有相同处，就是上层豪强也经营商业，下层豪强也兼并田地；他们又有相互联系处，就是下层豪强向上层豪强纳贿取得政治上的保护。　　汉光武帝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封外戚四十五人，与宗室王侯合成一个豪强集团。朝廷用人，主要从这个集团中选取，特别是南阳人。东汉皇室宗室的男女嫁娶，大体上也不出这个集团的范围。皇后皇太后的母家常是这个集团中最有势力的一家。东汉后期，政权常常落入外戚手中，外戚成为无市籍大地主，也就是上层豪强的政治代表。　　汉光武帝为集中权力，在朝官中设尚书六人，分掌全国政事。尚书官位低微，但“天下枢要，在于尚书”，职权极为重大。朝廷最高的官称为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并无实权，只是给那些有资望的大臣享受名义上的尊荣。在宫内设中常待、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多人，掌传达皇帝口诏，阅览尚书呈进的文书。东汉后期，宦官经常从外戚手中夺得政权，指挥尚书们发号施令，朝廷大官无法对抗。宦官都是无赖凶狡人出身，他们夺得政权后，成为有市籍地主，也就是下层豪强的政治代表。　　无市籍的中小地主有权做官吏，仕进的道路一般是（一）公府辟召，就是三公等大官特聘著名士人做本官府属官；（二）郡国荐举，就是郡太守国相按二十万人口选举孝廉一人的比例，每年保荐孝廉若干人到朝廷，考试及格后授各种官职；（三）由曹椽（音院yuàn吏）积累资格逐渐上升，就是京内外各长官（包括县令）聘士人做本官府属吏，由吏迁升为官。走这三条仕路的人，必须（一）是士人；（二）是通经学或能作奏章的士人；（三）是被称为孝廉的士人。中小地主要做官吏，只好先读书，因之，东汉太学、地方官学、私学都很发达。也因为学校发达，士人间竞争也更加剧烈，在孝廉这个名义下，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求名法。例如许武被举为孝廉以后，和两个兄弟分家，三分财产自己取最好的一份。两个兄弟算是能让，也被举为孝廉。许武于是大会宾客，宣告使两弟成名的本意，把自己一份财产分给两弟，许武因此获得更大的声名。又如赵宣葬父母，就在墓道中居住行丧礼，前后凡二十余年，乡人都称他是孝子，州郡官屡次请他做官，他都不出来，孝名愈来愈大。后来郡太守陈善查出赵宣在墓道中生了五个儿子，按惑众欺鬼神的罪名处罚。上述那些求名法一般是出于缺乏势力的士人。有凭借的士人就不必这样做，他们或者以阀阅（门第资格）被荐举，或者走权贵门路。例如河南尹田歆，某次照例荐举六个孝廉，其中权贵指定的就有五个。不管士人用什么方法求仕进，有权荐举士人的大官还自有一个选择法，那就是“郡国举孝廉，大率取年少能报恩者，着宿大贤，多见废弃”。荐主与被荐人在政治上发生君臣的关系，在私人情感上发生父子的关系，被荐人如果对荐主不表现臣子的情分，就算忘恩背义，将为士类所不齿。大官们历年荐举士人，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团。有些名门世家，甚至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巨大团体。士人是无市籍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东汉后期士人逐渐从外戚为代表的上层豪强集团里分化出来，变成官僚集团，在外戚、宦官两种势力之外，自成一种势力。它的政治代表，是士人出身的三公和大名士，它的政治倾向一般是接近外戚集团，反对宦官集团。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魏、晋、南北朝的士族。　　东汉后期的政治，在统治阶级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两大集团附带着一个官僚集团的活动、冲突和变化。这三个集团在东汉前期先后发育起来，不过，汉光武帝和他的继承人汉明帝还能掌握皇帝的权力，外戚，尤其是宦官，还不敢公然横行作恶。他们在位的时候，确是惩治不法官吏比较严，赋税摇役比较轻，对外战争比较少，史家称汉明帝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王莽暴乱后，出现这个休息时期，是符合社会要求的。汉章帝改变汉光武帝、汉明帝的“严切”政治，被称为“宽厚长者”。外戚、宦官得到宽厚待遇，开始作起恶来，汉章帝死后，东汉政治便进入黑暗时期。第二节 政治概状——东汉后期（汉和帝至汉灵帝共一○一年）　　公元前一一九年，西汉武帝置盐铁官，从豪强手中收回盐铁大利。这是中央集权势力压倒豪强割据势力的一个重大标志。公元八八年，汉章帝死，汉和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朕，外戚窦宪总揽大权，事实上窦家做汉皇帝了。这是一件非常的事，不取得整个统治阶级特别是豪强的默许是会发生困难的。窦太后临朝，首先宣布“罢盐铁之禁，纵（任）民煮铸”。这就是朝廷让出盐铁大利来换取豪强对窦氏政权的默许。从此豪强富力大增，政治上野心也随着加强。一向被排斥的下层豪强，现在不肯屈服了，他们很自然的要求参与政权，但做官吏却有困难。例如富人王仲家有千金，送给贫士公沙穆一百万钱，让公沙穆买个官做，自己间接得些做官的好处。公沙穆决心求做孝廉，拒绝他的买官钱。王仲这一类人有了投靠宦官的一条道路，自然都成为宦宫的拥护者。宦官凭借这个社会基础，也就有了相当的力量和外戚争夺政权。盐铁官的废除，标志着中央集权势力的削弱，豪强割据势力的增强，同时也是东汉后期黑暗政治开始的一个信号。在这个黑暗时期里，广大劳动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灾难，国境内的少数族，也受到残酷的欺压，反抗战争到处发生，但都被豪强势力镇压下去。东汉后期国家衰弱，豪强却拥有坚强的武力，终于酿成东汉末年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军阀混斗。　　窦宪得政权后，窦家的大批徒党都做了朝官和地方官，最小的也得做个县令。这些徒党们尽量搜刮民财给窦宪送礼报恩。窦家又养了许多刺客，迫害比较正直不肯附从的官僚集团中人。公元九二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杀窦宪，窦家党徒全部革官下狱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参与政事。　　一○五年，汉和帝死。一○七年汉安帝（十三岁）继位，邓太后临朝。邓骘（音至zhì）辅政。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她并用外戚和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她又授权河南尹、南阳太守（洛阳、南阳是贵族集中地）等重要地方官严格管束邓家人和邓家的亲戚宾客。这些人犯罪，地方官有权惩罚他们。她又表扬儒学，尊礼三公，使邓骘荐举名士杨震等多人，把官僚集团吸引到外戚方面来。邓太后这样做，地位算是巩固了。一二一年，邓太后死，汉安帝结合一部分宦官起来杀逐邓家人。新得势的宦官引用失意官僚与下层豪强做官，作为自己的徒党。杨震一派硬直的官僚认为“白黑混淆，清浊同源”，坚决抗议。所谓白清，就是按正途仕进的士人，所谓黑浊，就是无权做官的微贱人。从此外戚与宦官的冲突以外，又加上清流与浊流的冲突。杨震被迫自杀，更加深了清流对浊流的仇恨。　　一二五年，汉安帝死，幼童北乡侯继位，阎太后临 朝，阎显掌大权，杀逐汉安帝宠信的宦官。阎家专权不过几个月，北乡侯病死。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杀阎显，立汉顺帝（十一岁）。十九人都封了侯，宦官势力又大进一步。他们得兼做朝官，得传爵给养子，并得荐举人做官。从此下层豪强不合法的仕进变为合法的仕进，“无功小人，皆有官爵”，大大激怒了士人。李固一派比较鲠直的官僚依靠梁皇后家，企图和宦官对抗。　　一四四年，汉顺帝死。一四六年，汉桓帝（十五岁）继位。梁太后临朝，梁冀掌管朝政。梁太后从外戚的失败里取得了更多的经验，她并用外戚和宦官，又表扬儒学，招募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她杀逐李固为首的鲠直派官僚，引用以胡广为首的典型官僚。胡广是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与宦官通婚姻，又与名士相交结，荐举陈蕃等人。当时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意思是胡广熟悉典章有办事经验，柔媚谦恭能不抵触任何人。梁太后选用这一派官僚，使三个集团各行其事，取得相当的均衡，梁家政权因此保持了将近二十年。　　一五九年，汉桓帝结合一批宦官杀梁冀。又杀梁家重要徒党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郡太守凡数十人，斥逐次等徒党三百余人，朝官几乎空了。这几百个徒党献给梁冀和梁冀自己直接搜括来的赃物，被朝廷没收后，官卖得饯三十万万。官卖价当然比实在价低，梁冀财产实际上应超过三十万万。加上梁冀一家人二十年来无限奢侈浪费的财物，再加上几百个徒党家的巨大赃物，总数真是骇人。从这个骇人的总数里可以想见劳动人民遭受到怎样可骇的剥削。梁家赃物很快就卖出了，收买的人无疑是宦官和有势力的贵族，他们拥有极大的赃钱，也就可以想见。　　梁冀结交梁太后宠用的宦官，凡宦官家子弟徒党都荐举做地方官。名士出身的埂直派官僚朱穆，某次被任为冀州刺史。冀州共有一百个县，听说朱穆快要到来，挂印逃避的县官就有四十多个；恃势不避，被朱穆拘捕治罪的又有多人。从上述事例看来，做朝官的主要是外戚徒党，做地方官的主要是宦官徒党，留给官僚集团的道路是不宽的。那些鲠直派官僚当然感到不满，企图仕进的士人更是无路可走。这种情形，迫使鲠直派官僚、名士、大学生结合起来，联络外戚来反对宦官。　　朱穆因得罪宦官，被汉桓帝逮捕下狱。刘陶为首的太学生数千人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说：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太学生斥责宦官“噬食小民”，固然是出于义愤，但梁冀罪恶并不比宦官轻多少，太学生却一句话也没说，足见他们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反对宦官侵夺仕路，反对下层豪强公然做官。　　自一五九年梁冀死后至一六七年汉桓帝死，八九年间宦官势力几乎达到独霸政权的地位。以前宦官徒党多做地方官，现在也做朝官了；以前做地方官多是县官，现在做州刺史郡太守了。内外重要官职多被他们把持着，官僚集团的道路比梁冀死前更狭窄了。鲠直派官僚、名士、太学生以及地方官学生、私门学生结成广泛的士人集团，以宦官“虐遍天下，民不堪命”为理由，展开了士人、宦官间的斗争。　　鲠直派官僚大都是名士出身。有些人已经做了大官，仍保持名士身分。如李膺做河南尹，与名士郭泰等人交结，被士人推为名士的首领。当时名士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求名不求官的名士。他们不就官府的征召，每拒绝征召一次，他们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也就提高一次。他们认为“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虽然不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抵得一个大官。这一类人数最少，郭泰是著名的代表。第二类是言行刚劲疾恶如仇的名士。他们依据儒学的道德标准，实行了孔子“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格言，认为善的人，互相推荐标榜，自然结合成一类，认为恶的人，不分轻重，一概深恶痛疾，只想杀逐他们。这是宦官政治激发起来的一种愤怒反抗。他们的行动是勇敢的，但丝毫也不能削弱宦官势力。这一类名士，是统治阶级中的鲠直派，也是抱有正义感、对人民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在士人中却起着倡导作用。范滂是著名的代表。第三类是迎合风气的名士。这一类人数最多，是第二类名士得势时的附和者，也是典型官僚的候补者。　　例如张俭激昂地毁灭宦官侯览的家园，名闻天下。后来汉灵帝杀党人，张俭逃难，连累了许多隐藏他的人。张俭为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让成千的人破家灭族来替死。党祸解除后，张俭回家过着富裕生活，活到八十四岁，再也不敢说一句反对宦官的话。又如黄允，不就官府征召。大官们想见他，黄允自称养病，不见宾客。大官们派遣亲信人早晚到门上问候病情，也拒绝不见。黄允被认为清高士，声名极大。司徒袁隗是一个典型的大官僚，慕黄允大名，要把侄女嫁给他。黄允听说，托故逐走妻夏侯氏。夏侯氏大会亲族，当众宣布黄允隐恶事十五条，不过十天，黄允逃出洛阳，不再是名士了。黄允只是名士中不幸被揭露的一个，幸而不被揭露的名士，当然多得很。太学名士极大部分就是张俭、黄允一类的名士。　　大学生三万余人，郭泰、贾彪为首领。郭泰等人结合陈蕾、李膺等鲠直派大官僚，评论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臣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官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在朝廷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一六六年，汉桓帝指名士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为党人，下狱治罪。这些党人项颈、手、足加上所谓“三木”的刑具，头被一种东西蒙盖着，一个挨一个的受狱吏惨毒的拷打。汉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向来用财物结交太学生，颇得好评，这时候出面劝汉桓帝释免党人。宦官也不敢过度得罪士人。一六七年，汉桓帝赦党人回家，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从这次党祸里，显示出统治阶级三个集团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原来在政治上有极大势力的外戚集团，自梁冀失败以后，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都降落了。象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来接近太学生。这说明外戚已经削弱到不能代表上层豪强。代表下层豪强的宦官集团，社会地位极低，虽然政治上有极大权力，精神上却感自卑，以获得名士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子弟，足见宦官家某些子弟在接近士人，企图使自己士人化。宦官集团得势是暂时的，它所代表的下层豪强，极小部分转化为士人，大部分仍被看作无权做官吏的微贱人。原来代表中小地主以举孝廉为最好出路的士人，其中很多人因仕途顺利上升为大地主，自东汉初年以来，逐渐形成所谓“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姓族”（有名望的姓。称士族为望族、姓族与称豪强为大姓、豪姓形式上有些区别，实际都是豪强），散布在各州郡。这个士族即官僚集团，上起望族下至广大学生，包括了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特别是鲠直派官僚与名士在坚强地攻击宦官中，造成一种很高的声望，原来依靠外戚的上层豪强现在转到官僚集团方面来，与官僚集团的上层结合成一体，这样，官僚集团愈益扩大，成为代替外戚集团对抗宦官集团的主要力量。郭泰自洛阳归太原，“衣冠诸儒”到黄河岸送行，车数千辆。这里所谓“衣冠”是指各种身分的官僚，所谓“诸儒”是指太学生一类的士人。范滂自狱中释放回汝南，路过南阳，南阳士大夫迎接他，车数千辆。洛阳、南阳是贵族、豪强、官僚的集中地，郭泰、范滂受到他们这样的尊崇，说明东汉末年，士族（即官僚集团）已经是统治阶级的主要代表。宦官失败以后，经过一番大混斗，士族对下层豪强以及一切所谓微贱人的压迫权进一步确立了，同时也不需要提拔那些出身低级士族的名士来反对宦官了。剩下的一件事，就是士族内部按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也就是按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做官权。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上上、上中至下中、下下）官人法，就是这一件既成事实的法律规定。　　一六七年，汉桓帝死，汉灵帝（十二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结合陈蕃、李膺等人，准备杀宦官。一六八年，宦官杀窦武、陈蕃，又杀逐所有窦、陈派的朝官，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前些时，太学生和全国士人共相标榜，给大名士三十二人（加三君为三十五人）立称号。窦武（外戚）、陈蕃（官僚）、刘淑（宗室）三人称三君，算是士人的首领。李膺等称八俊（俊杰），郭泰、范滂等称八顾（有德行），张俭、刘表等称八及（能引导后进），度尚（农民起义的凶恶镇压者）等称八厨（有钱救济贫士）。地方名士也立称号，如山阳郡有张俭为首的八俊、八顾、八及二十四人。窦武、陈蕃死后，汉灵帝大兴党狱，杀李膺、范滂等一百余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余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人全部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族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一个富人孟佗，想得个官做。他和宦官张让的管家奴交朋友，送管家奴很多财物，要管家奴当众对他一拜。某日，孟佗去谒见张让。张让门前经常有求官人的车数百或千余辆，孟佗的车不能前进。管家奴率领一群苍头（低级奴）迎到路上拜孟佗，把他的车子抬进门去。求官人见了大惊，以为孟佗是张让的好朋友，争着送他珍宝。孟佗分出一部分送张让，张让很满意，叫他做凉州刺史。一说，孟佗送张让葡萄酒一斗，便得凉州刺史。不管孟佗怎样取得刺史这个大官，宦官引用大批下层豪强来填补从士族那里夺得的官职则是事实。凡属于宦官集团的大小官有一个共同性，那就是“贪如豺虎”（当然，不是说士族中没有很多的豺虎）。宦官杀逐了党人，但对士人还是有疑惧，他们想出一些办法来，企图加强自己的势力。一七五年（熹平四年），汉灵帝命蔡邕写定五经文字，刻石碑四十六块立在太学讲堂前（熹平石经）。五经文字与宦官本来毫不相干。因为太学生在大学争考试等第的高下，往往闹到官府里去争讼。宦官早已被名士们议论政事吓得发狂，乱杀一阵，现在这些太学生又来纠缠经学，扰攘不休，对宦官确是一种可厌的刺激。五经石碑一立，宦官得到清静了。不过，太学生既然诵习经书作为议论的根据，想公然说出拥护宦官的议论来是困难的，因此宦官在太学以外，要另立一个太学。一七八年，汉灵帝立鸿都门学。这个皇帝亲自创办的太学里，讲究辞赋、小说、绘画、书法，意在用文学艺术来对抗太学的腐朽经学。又为鸿都文学家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画像题赞辞来对抗党人们标榜的三十二大名士。学生考试及格，就给大官做，不及格也得个较小的官做。还有一些学生，汉灵帝命令三公州郡荐举或征召来代替荐举孝廉。宦官这样做，觉得对士族的排斥还不够彻底，因为鸿都学生虽然被士族称为出身“微蔑”（极低微为蔑）、“斗筲小人”（不足道的人），到底还是读书人，下层豪强不一定读过书，想做官仍受到限制。　　汉灵帝和宦官们为了彻底排斥士族并满足自己的无底囊，索性开一个叫做西园的官员交易所，标出官价公开卖官，地方官一般比朝官价贵一倍。各县肥瘦不等，让求官人估价投标，出价较高的人才能得标上任。定价以外，又看求官人身分及财产随时加减，如名士崔烈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定价一千万钱）做，宦官曹腾（汉桓帝的宦官）的养子曹嵩家极富饶，买太尉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又为优待主顾，扩充营业起见，允许先挂赊欠账，到任后限期加借还欠。又为尽快周转以广招徕起见，一个官上任不久，另派一个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月内甚至替换好几次。官怕损失本钱又要大获利钱，一到任就得本利兼收，刻不容缓。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饥不敢食”，贱价卖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谷物，让新官一到就得钱，以免一家人性命不能保。汉灵帝和宦官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够，命令州郡送助军（当时黄巾已起义）修宫钱，大郡多至二三千万钱，最小的县也不能免。送钱以外，还要“价买”木材石料，令州郡运送到京师。宦官派人点收，硬说材料不中用，只给价十分之一，转手卖给商人，得十足价钱。有些材料根本不点收，让州郡再送。人民在这一大群豺虎盗贼的吞噬下，逼得实在生路全绝，一八四年开始的黄巾大起义，虽然很快彼镇压下去，但农民仍到处起来反抗。当时宦官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作内应，其余都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徒党，准备退避。汉灵帝感到孤立，下诏赦免党人，利用那些口头上斥责宦官虐民自己似乎是同情农民的士族来镇压起义军。经常宣称“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的母亲”的汉灵帝开始觉得士族有用，质问宦官们说：你们总说党人想造反，该杀该禁锢。现在党人都给国家出力，你们反倒和黄巾通情，该杀不该杀！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因此又得了势。士族仇视宦官，更仇视农民起义，他们看到汉朝必亡，纷纷组织武力，等待割据称雄的时机到来。　　一八九年，汉灵帝死，皇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朝政。社会下层（屠户）出身的何进企图依靠下层豪强的大豪强董卓杀宦官，不料宦官首先发动，杀死何进。士族大豪强袁绍起兵杀宦官二千余人，宦官全部歼灭。董卓引兵到洛阳，逐走袁绍，废皇子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罪孽深重的外戚和宦官一起消灭了，东汉的朝廷实际上也消灭了。象征中央集权的朝廷已经消灭，豪强们便公开进行着疯狂的武装混斗，黑暗的东汉后期转入了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分裂时期。第三节 政治概状——分裂时期（一九○年——二○八年即汉献帝初平元年至建安十三年凡十九年为前段，二○八年——二八○年即建安十三年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凡七十三年为后段，前后共九十一年）　　士族想独占政权，坚决排斥下层豪强和所谓微贱人；士族中所谓望族的高级豪强想独占政权，坚决排斥地位较低的豪强；每个高级豪强想独占政权，坚决排斥其他高级豪强。被排斥者也都想独占或分得政权，坚决排斥他们的对方。豪强们互相排斥，造成战争无限残酷、秩序极度破坏、户口可骇地耗损、生产剧烈地衰落的分裂局面。地主阶级的豪强，在西汉后期以来，逐步扩大并增强着他们的割据势力，到了这个时期，他们有足够力量足以实行比以前任何时期更猖獗的罪恶行为，短促的前段十九年中，把两汉四百年积累起来的社会各种财富极大部分都化为乌有。　　董卓是凉州的下层豪强，他的部属都是些地方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董卓为首的一群极端凶恶的豺虎盗贼是最野蛮的破坏者。当时人口、文化、财物最集中的洛阳和较次的旧京长安，都被这群野兽彻底地毁灭。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就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要做皇帝。各有企图的广大士族，朝官以用计谋的王允为首，外官以号召发兵讨贼的袁绍为首，呼应起来反对董卓。董卓在士族的压力下，用无法形容的残暴手段来对抗，同时从洛阳退避到长安，又从长安退避到郿坞（离长安甘肃武威出土东汉釉陶碉楼二百六十里）。坞高厚都是七丈，坞内藏谷够三十年食用，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上等衣料堆积象小山，以为这样就可以安居无忧。一九二年，王允杀董卓。董卓部属李催（音决jué）郭氾等人大杀王允和朝官并屠长安城，老少不留。这群野兽又互相混斗，关中人民几乎被杀绝。一九六年，汉献帝带着一些残余的朝官从野兽群中逃出，回到洛阳。朝官很多饿死或被兵士杀死，汉献帝又失去了这些拥护者，皇帝的名号更空虚了。　　袁绍为首的一伙所谓勤王将领，和董卓的一伙同样是割据混斗的野心家，同样是残酷地屠杀人民的豺虎盗贼。袁绍家接连四代有五个人做三公，在士族中是最高级的望族。袁家门生故吏遍天下，结合成一个最大的私人团体。当袁绍号召起兵讨董卓的时候，各路大豪强就开始了割据混斗。袁绍弟袁术占南阳，刘表占荆州，公孙度占辽东，袁绍占冀州，公孙瓒占幽州，刘焉占益州，曹操占兖州。董卓被杀以前，这些所谓讨董卓的“义兵”，已经这样割据混斗起来或准备割据混斗。董卓被杀以后，袁绍凭借袁家势力，在多次残酷的战争中，占有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割据者。袁术也凭借袁家势力，据江淮间地，自称皇帝，建都寿春，成为南方最大的割据者。　　一九○年到二○八年，前后凡十九年。这十九年里，中国境内特别是黄河流域化成了大屠场。董卓系统的豪强在洛阳以西地区，袁绍系统的豪强在洛阳以东地区，还有其他大豪强以至各地方无数小豪强，无时无地不在混斗相屠杀。下列诸例说明战争大屠杀以外的一些小屠杀。刘表占荆州，地方上宗贼大起。刘表诱斩宗贼头领五十五人，地方立见平静。所谓宗贼，就是土霸豪酋胁迫同姓人及附近农民据地做盗贼。刘焉占益州，杀州中著名豪强十余人。这是外来豪强镇压本地豪强的一例。公孙度占辽东，灭郡中名豪百余家。这是本地下层豪强得势对士族进行报复的一例。公孙瓒占幽州，杀害士族，信任下层豪强。理由是衣冠士族自以为身分应当尊贵，不知感恩，下层豪强被耀拔，知道感激公孙瓒。这是士族豪强结合下层豪强压迫士族的一例。汉献帝自长安逃出，路过安邑，垒壁群帅都来求官号，这是小豪强到处筑垒立壁，割据小块土地，希望依附大豪强的一例。以上只是举出一些例，远不是事实的全部。但也可以看出混斗的一斑。凡豪强所在，必然要兼并割据，也就必然要混斗互杀。以袁家为例，袁术因袁绍分得袁家大部分门生故吏，骂袁绍是妾生于，不算袁家人。袁绍大怒，使刘表斗袁术，袁术也使公孙瓒斗袁绍。袁绍的部属至少分成两派，袁绍死后，两派拥袁绍子袁谭袁尚动兵相仇杀。袁术战败穷困，投奔部曲将（带亲兵的亲信将官）被拒绝，袁术饿死。豪强对外部当然要混斗互杀，对内部也一样要混斗互杀，一句话，豪强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混斗杀人。人民极大部分被杀死饿死了，一部分流亡到较安静的地区或逃出边境，没有武力的一部分士族也离开本土向外地流亡。　　十九年豪强大混斗的过程里，人民要求统一的意志仍在发挥它的伟大力量，那些割据势力逐步被克服了，社会依然向统一的方向前进。代表这个统一趋势的重要人物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大文学家）被士族称为“乱世之奸雄”的曹操。这当然不是说曹操不是一个极端残暴的大屠户，这只是说他用来进行战争的政治军事方针，客观上符合于统一的趋势，因之他成为当时最大的胜利者。　　曹操是曹嵩的儿子，出身在宦官家庭，不列于士族。起初做小官，汉灵帝末年，曾镇压过颖川郡黄巾军。董卓作乱，他发动曹、夏侯（曹嵩本姓夏侯）两家的几个兄弟和侄子作为骨干，招募了一些兵，参加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卓大军。袁绍等人共有兵十余万，谁也不敢和董卓作战，独曹操带着几千人进攻，虽然打了一个大败仗，曹操的识见和勇气却证明与袁绍等人不同。　　一九二年，曹操占兖州，击败青州黄巾军，得降卒三十万人，选拔精锐，号称青州兵。曹操从此自成一个独立的力量，开始与袁绍分离。曹操刚得到兖州这个很不稳固的立足地，便规定“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的两大方针。一九六年，汉献帝到了洛阳。曹操击败豫州黄巾军，得汝南颖川两郡。他亲自率兵迎汉献帝到颖川郡的许昌。用汉献帝名义发号施令，政治上握有主动权，强大的袁绍以及其他割据者都处在被动的地位了。同年，设置田官，招募流民到许昌屯田，恢复农桑业，所属兖豫两州各郡也屯田积谷。军事上坚实的基础建立起来了。曹操依据两大方针充分表现出政治的军事的巨大才能。　　武将大抵出身下层豪强，任何一个大割据者都有不少武将。困难在于争取士族。它是统治阶级的一个严重的力量，要善于使用它取得它的助力，否则，政治上不可能有所成就。当时北方士族，一部分在豪强混斗中死亡了；一部分各投旧主，多是投袁绍；一部分逃避到江东为孙策所收用；一部分投奔荆州，依附大名士刘表；还有一些远避到辽东和极南的交州。剩下来的士族本来不多，曹操出身宦官家庭，搜罗士族更显得困难。不过曹操也有好的条件，首先是他有汉朝廷名义，其次是屡次战胜，军威颇盛，在别处不得意或主人失败了的士，不得不投过来求功名。大名士也是最大的谋士苟或（音郁yù），就是从袁绍那边投过来的一个。这些条件以外，他还主动地着力争取。例如司马豁称病坚卧，不就征召，曹操用死刑威胁他出来做官。又如称衡（称音迷mí）当众辱骂曹操，曹操大怒，把他送到刘表那里去，表示不杀土人。几年间，曹操得士比任何大割据者都多。　　曹操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具备了。一九七年，开始进行有计划的战争。他先使钟繇（音尤yóu）奉朝廷命到关中，稳定韩遂、马腾等十几股大割据者。曹操率军击败自称皇帝的袁术，袁术渡淮南逃。一九八年，曹操击杀骁勇善战的吕布，得徐州。二○○年，曹操以一比十的劣势兵力在官渡大败地广兵强的袁绍。此后连年进击，二○五年，袁绍军全部溃灭，曹操得冀、青、幽、并四州。经十一年战争，北方大割据者或死或降，黄河流域基本上统一了。二○八年，曹操进击刘表军，得荆州。能和曹操对抗的力量，只剩下占据吴、会稽等六郡的孙权与声望甚高拥精兵一万人的刘备。　　袁术系统的大将吴郡人孙坚，一九一年，为袁术攻荆州刘表，被刘表军射死。孙坚子孙策，年十七，是一个英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早年随母居寿春，就交结江淮间士人，与高级士族周瑜结成至交。周瑜与低级士族大富豪鲁肃也是至交，孙策得周瑜，江淮间士族形成了以孙策为首的一个团体。孙坚死后，孙策从袁术那里领回孙坚旧部兵将共千余人。这都是久经战阵的精兵猛将，孙策获得这些武人，军事上建立了坚固的基础。一九五年，孙策得袁术允许，率兵到江东，击破大小割据者，得吴、会稽等五郡，又袭破庐江郡，得袁术部曲三万余人。孙策依周瑜所率士族为骨干，结合张昭为首的北方士族，在六郡土地上创立一个强有力的孙氏政权。二○○年，孙策死，弟孙权继位，到曹操夺得荆州时，孙氏政权已经是巩固难破的了。　　刘备是名儒卢植的学生，又是汉皇帝的同族，在豪强混斗中，养成了很大的声望，也结成了一个武士强谋士弱的刘备集团。曹操承认自己和刘备是当今的天下英雄，因为刘备对士族的号召力要比曹操高一些。刘备被曹操迫逐，逃到荆州依附刘表。杰出的谋士诸葛亮以及北方流亡士族加入刘备集团，刘备的势力因而空前扩大。刘表死，刘表子刘琮投降曹操。宁愿追随刘备不愿投降曹操的刘表属官和荆州人多至十余万人，辎重车多至数千辆，足见在刘表割据多年的荆州，刘备比曹操处于有利的地位。　　孙氏政权与刘表势力是世仇，刘备是刘表残余势力的主要代表人。刘备与孙权结合，这才有可能形成以江东军为主，以刘备军和刘表残余军（刘表长子刘琦所率）为辅的对抗力量。　　曹操军有北方兵十五六万，荆州降兵七八万，号称八十万，军力占绝对优势。但曹操军有不少弱点：（一）荆州兵被迫投降，军心动摇，而水战主要依靠荆州兵；（二）北方兵不习惯南方水土，战斗力削弱；（三）曹操军后方不巩固，特别是马超、韩遂等军割据关西，威胁许昌。这些都是军事上的弱点；（四）朝官中有不少士族反对曹操。曹操将攻荆州，临行前杀拥汉大名士孔融示威。这是政治上的弱点。曹操军存在着这许多弱点，只宜速胜，不能持久。恰巧刘琮投降，曹操不战大胜，滋长了骄慢心，以为自己强大必胜，孙权，至少是孙权的部属，一定会来投降，军事部署上暴露了可败的空隙。孙权地小兵寡，精兵不过三万人，更不能持久。刘备合刘琦兵不过二万，不力战就没有生路。在大敌曹操军的压力下，孙权刘备结成了牢固的（自然是暂时的）同盟。二○八年，周瑜进军到赤壁（湖北嘉鱼县），用火攻法大破曹操军。曹操不敢再战，率残军逃回北方。　　赤壁大战，决定了三国分立的形势。曹操所代表的统一趋势虽然受到阻碍，但此后三国统治者各在自己的领土内削平地方割据势力，巩固各国内部的统一，恢复残破已极的生产（主要是魏国），比起以前的十九年大混斗时期，三国分立也还是恢复全国统一的一个步骤。　　赤壁战后，孙权得荆州大部分，刘备得武陵、长沙等四郡。刘备获得立足地，专力向益州发展，二一四年得益州，以成都为中心，成为后来的汉国。孙权以建业（南京市）为中心，扩地到广州交州，成为后来的吴国。　　曹操回许昌，宣布一篇语极恳切的《明志令》，说自己实在没有“不逊”（灭汉）的野心。这当然是对拥汉派士族说的。当时撞关以西被马超、韩遂等十个割据者占领，曹操率兵进攻，经过几年的战争，割据者都消灭了，北方（除公孙氏占据辽东）得到进一步的统一。曹操在《明志令》里说，设使国家没有我，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确是事实，但因此要代汉自立，却被拥汉派士族障碍着。二一二年，曹操大会列侯诸将，教人提议推尊自己为国公。士族首领荀或当场反对，说不该这样。过了些时，曹操不露形迹地谋杀荀彧。第二年，让汉献帝封自己为魏公，建都邺（河北临漳县境），设立整套官职，使重要汉官转做魏官。二一六年，曹操升级为魏王，士族首领崔琰（音演yǎn）有讥讽表示，被曹操迫令自杀。又一首领毛玠（音介jiè）表示不满，在众官援救下，曹操不敢杀毛玠，只是斥逐出朝廷。荀彧崔琰毛玠都是曹操最重要的谋士，曹操在代汉的步骤上，遭到这些人的阻力，意义是严重的。二一八年，汉官吉本等率千余人在许昌起事，谋挟天子攻魏国。魏官魏讽等聚徒众谋攻邺，这对曹操也是一种威胁。孙权劝曹操做皇帝，曹操说，这孩子想把我放到炉火上么！所谓炉火，就是指拥汉派士族的反对，虽然不能是烧死曹操的火，但引起混乱是可能的，而这正合于孙权的希望。　　士族障碍着曹操代汉做皇帝，与其说是为了拥汉，无宁说是向曹操交换做官特权。辽东割据者公孙度要流亡名士王烈做官，王烈不愿意，“为商贾以自秽”，公孙度也就不强迫他了。士族看商贾是秽人，绝不允许商贾和一般下层豪强参加政权。曹操用人，“不拘微贱”，这自然要引起士族的不安。赤壁战前，鲁肃功孙权抗曹操，说，象我鲁肃这样的人，投降了曹操，他会把我送还本乡，评品等第，给个小吏做，慢慢升迁做州郡官。曹操得荆州，令韩嵩评品荆州士人优劣。东汉末年，士人分品做官，似乎已成惯例。二二○年，曹操死，子曹丕继王位。曹丕听从拥曹派士族陈群的建议，明令规定九品官人法，各州设大中正宫，各郡县设小中正官，评品本州本郡本县士人的等第。做大小中正官的人自然是高级士族和一些中级士族，他们荐举做官的人，自然也是高级中级士族。微贱人被排摈不能入品，低级士族只能列在下品。曹丕和高级中级士族进行了交换，从此不再有拥汉派。当年，曹丕取消汉献帝的皇帝名号，用禅让的方式自称魏皇帝（魏文帝）。　　二二一年，刘备在成都自称汉皇帝。二二二年，孙权自称吴王；二二九年，吴王孙权自称吴皇帝。　　三国分立事，另节说明。　　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斗争，是封建社会历史的一条基本线索。这条线索的一个方面，即地主阶级方面，为了争夺统治权，不断地进行着内部斗争。这种内部斗争往往成为某一历史时期里的主要特征，严重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阶级斗争（渗杂着各族间斗争）因而愈益复杂化。自秦汉迄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由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第一步是无市籍地主与有市籍地主间的斗争。这个斗争开始于秦，发展于西汉，猛烈冲突于东汉，结果是东汉末年社会遭受极其惨重的大破坏。第二步是九品官人法的成立，标志着代表无市籍地主的士族战胜了有市籍地主，同时高级士族开始了对中级士族的压迫并排摈低级士族。中级低级士族代表中小地主，人数最多，而且才能之士也多在这个大士人群里产生，他们被压迫和被排斥，无市籍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激化深化了。结果是西晋统一政权迅速崩溃，在中级低级士族与豪强势力结合下，出现十六国大混乱的局面，黄河流域又一次遭受毁灭性的长期大破坏。第四节 经济概状　　东汉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在西汉的基础上续有进步。手工业的进步尤为显著，好些重大的发明，记录在东汉以及三国的史书里。　　农 业　　牛耕——西汉后期，黄河流域用牛耕田，已经相当普遍。东汉时牛与农业的关系更见重要。《后汉书》开始有牛疫的记载，如公元七六年，汉章帝诏书里说，近年来牛多疫死，垦田减少，谷价颇贵，穷人流亡。西汉时偷马要处死刑，偷牛只是照普通偷窃加重治罪。东汉杀自己的牛和偷别人的牛都处死刑，可见牛的重要。汉光武帝初年，任延做九真太守，教民用牛犁，田亩因而年年增辟。汉明帝时，王景做庐江太守，也因兴水利和教用牛犁，境内富饶。庐江地近，用牛却在后，九真路远，用牛较在前，说明牛耕法的推广是偶然的缓慢的，但也说明在逐渐向外地推广。整个看来，东汉农业技术比西汉是进步得多。　　水利——东汉水利大抵修复西汉旧渠，少有新创，但卓越的水利工程家仍屡见记载。王莽时（公元一一年）黄河在魏郡（治邺）决口，河道南徙，改从千乘（山东利津县）入海。河水侵入汴渠（东汉僧运的要道），兖豫两州连年遭水灾。汉明帝耀用王景（公元六九年），发民卒数十万人治河。王景测量地势，开凿山阜，建立水门，自荥阳至千乘口筑堤长千余里，使河、汴分流，河不侵汴。从此汴渠得安流运漕，黄河受南北两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击沙土通流入海（至一○四八年才又改道），幽冀兖豫四州得免较大的河患。王景治河是东汉人民和自然界作斗争的一次大胜利。汉顺帝时（一四一年）会稽太守马臻在会稽、山阴两县（浙江绍兴县）治镜湖（又称鉴湖），筑大堤周围三百五十余里，灌溉民田九千余顷。马臻以后，会稽山阴千余年没有大的水旱灾。长江下游的水利事业，马臻是光辉的创始人。东汉末年，曹操为适合军事运输和农田灌溉的需要，大开河渠，沟通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交通比前更便利。又在河北开 平虏、泉州两渠，接连海上运输，控制了割据辽河流域 的公孙氏和塞外乌桓族。三国分立，北方水利常在兴 修，成为恢复生产消灭蜀吴的一个重要因素。　　 垦田——东汉史书保存着九个户口记录、五个垦 田记录。这些数字是根据当时口赋、算赋、更赋、田租 推测出来的约数，当然不能是准确的，但也不是全是虚 构。户口数和垦田数列如下：　　汉桓帝时的户数显有错误，《晋书·地理志》所记 户数一○、六七七、九六○，口数五六、四七六、八五六， 或比较可靠。　　自汉光武帝到汉和帝，户口继续在上升，垦田自然也在扩大。东汉户数一般在千万户左右，垦田数一般在七百万顷左右。垦田汉和帝时达到高峰，户数汉桓帝时达到高峰，这些数字固然未必确实，但也可见田数与口数差额在增大，农民破产失业的痛苦在加剧。崔寔（汉桓帝时人）《政论》里说：当今青徐究冀四州人稠土狭，田亩不够使用；关中和凉幽二州以及内附近郡都是土旷人稀，良田荒弃不开垦。依据崔寔所说，衰落的地区有西汉最饶富的关中，有南匈奴内附后作为居住地的并州和边患频繁的凉幽二州。纵然江南和益州有些发展，并不能抵补关中等地的衰落，东汉农业繁盛的地区，实际只有豫冀究徐青五州和司隶的一部分，豪强大混斗恰恰就在这些繁盛地区里进行，这就可以想见这一次大破坏是何等严重。　　创造性的手工业　　东汉手工业表现了卓越的创造性，这和两汉四百年政治的统一，文化的积累是不可分的。从实物与文字记载里看到的重要创造有下列几种。　　纸——两汉学校发达，经学又极烦琐，士人录写大量经传师说，竹简重，缣帛贵，很自然的需要一种代用品，纸就在这个需要下产生了。《汉书·外戚·赵飞燕传》载有一种可以写字叫做“赫蹄”（赫音细xì）的东西。应劭（东汉人）说是薄小纸，盂康（三国魏人）说是染赤色纸。如果应、孟所说不误，是汉成帝时已经有纸。当时既能制薄小纸，也就迟早会制较厚较大的纸。应劭《风俗通》说：汉光武帝迁都洛阳，载素（帛）简（竹）纸书共二千车。公元七六年，汉章帝赐给贾逵用竹简写的和用纸写的《春秋左氏传》各一套。如果这些记载不误，是汉和帝以前早已用纸写书了。一○二年（汉和帝永元十四年）立邓皇后。邓皇后禁绝郡国献珍玩，但令供纸墨。邓皇后倡导节俭，不应让郡国献缣帛，这里所说的纸显然是指比缣帛价廉的那种纸。蔡伦当时正做尚方令（掌制造御用器物），可能受邓皇后的影响，专心制造更合用更廉价的纸。原来造纸原料用絮，絮是冬衣用旧了的丝绵（如后世冬衣用棉花），用絮造纸（可看《说文》系部絮字纸字及段玉裁注），自然比缣帛价廉。蔡伦改用树皮、麻头、破布、破鱼网作原料，不仅纸价更廉，而且原料更多，推广更易，因此天下莫不采用他的新方法，称为蔡侯纸。《后汉书》说蔡伦以前缣帛叫做纸，意在推崇蔡伦的创造，其实蔡伦以前有纸，丝毫也不曾减少这个伟大创造的价值，因为只有这样的纸才能代替竹简和缣帛。一○五年（汉和帝元兴元年）蔡伦改进造纸方法成功，这应是人类文化史上值得欢欣的一年。建安时，左伯能作纸，精细有光，造纸术又前进一步。　　瓷器——商朝已发明制釉。郑州二里岗出土的一件豆青釉布纹陶尊，全身内外都加釉。洛阳出土西周灰青釉陶豆两件。战国时有质胎近瓷的带釉陶器。显示商周以来由陶变瓷的趋势。战国时能制瓦，两汉又能制砖。两汉有些砖瓦坚硬近于天然石，足见烧窑技术在进步。烧窑技术应用到陶器制造上，就会有早期瓷器的创造。西汉邹阳《酒赋》（伪书《西京杂记》引）里始见瓷字。河南板桥水库和洛阳都有西汉四耳罐和盘的出土，河南信阳东汉墓中也发现过青瓷壶、洗、杯、碗等物，证明两汉确有瓷器。这种质地坚细外加彩色釉药的器物，已从陶器跃进到瓷器的范围内，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的瓷器，意义却是重大的。瓷器对古代残留的铜器陶器进行了革命，给手工业开出一条宽广的新道路，同纸一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大创造。　　阳燧——战国时能制造壁琉璃，长沙楚墓中有蓝琉璃珥，彩琉璃球，质地非常精美。东汉时进步到能制厚玻璃。王充《论衡》说：方士熔炼五种石块，铸成阳燧，可在日光下取火。西汉以前阳燧用铜制，东汉始用玻璃。由于方士故作神奇，说是要五月丙午日午时铸造才能有效，所以熔炼法流传不广，制玻璃业不能发展。　　织花机——公元五九年，汉明帝率群臣祭汉光武帝，群臣衣裳都用五彩花纹很复杂的织成品。西汉织工在研究织花机，汉哀帝时还没有完成，汉明帝时确实制成织花机了，这是纺织手工业的大进步。魏明帝时博士马钧改良织绫机，省工省时，花纹更精。　　铁钉——铁钉的使用，似开始于制棺的棺钉。王符（汉安帝时人）《潜夫论》里说，制造棺材要用钉。有了铁钉，建筑造船等业增加一种必要的用具，技术上可以前进一步。　　火井——西汉未扬雄作《蜀都赋》，没有说火井。西晋初左思作《蜀都赋》，始有“火井沈荧（火在井中）于幽泉”的话。可见利用火井煮盐是在东汉或三国时期。用柴火煮盐水一石，仅得盐二三斗，用井火可得四五斗，生产量增加一倍。　　石炭——石炭的使用不知开始于何时。二一○年，曹操在邺筑铜雀台。台北面有冰井台，藏石炭数十万片（片字或作斤字）。西晋初陆云见了很觉新奇，写信告诉陆机。二陆吴郡人，是博学的文学家，他们不曾知有石炭，足见当时还没有通行。南朝宋时人雷次宗作《豫章记》，说建城县（江西高安县）葛乡出石炭，可以煮饭，南方用石炭比北方较迟。　　水排——东汉初年，杜诗做南阳太守，创作水排，用水力鼓动排橐（风箱），铸造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称便。东汉末年曹操用韩暨为监冶官。以前冶铁或用马排或用人排。用马排造一石熟铁要耗费一百匹马力，用人排费功力更多。韩暨改用水排，比马排省费用三倍。韩暨南阳人，当是采用杜诗的遗法，并非新创， 但从南阳推广到魏国，韩暨是有功的。　　翻车、渴乌——汉灵帝时，宦官毕岚作翻车和渴乌。翻车是一种河边汲水的机车；渴乌是吸水的曲筒。马钧改良翻车，机件轻便，童子也能转动，照西晋傅玄所描写，马钧的翻车很象是后世常用的龙骨车。　　水难——东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督促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水碓。水碓是用水力激木轮舂米的器械，发明当在东汉时期，张既由内地传到西北地区。　　霹雳车——二○○年，曹操与哀绍大战。曹操创制发石车，攻破袁绍军壁楼。发石时有大声，因名为霹雳车。马钧改良发石车，用一个大轮，轮上挂数十块大石，用机械转轮，大石连续抛出，比曹操所制一发一石，威力大增。发石车唐时称为炮车，是攻城利器。　　上述各条揭示出东汉时期手工业劳动者对自然界的征服又迈进了一步，结合农业上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创造比西汉提高了，东汉工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繁盛，可以说明这个事实。　　工商业　　洛阳与南阳是东汉两个最大的中心城市。王符《潜夫论》里说，洛阳地方浮未比农夫多十倍，虚伪游手比浮末又多十倍。全国一百个郡一千个县成万有市的邑，工商与农夫的比例，大体上与洛阳相似。王符区别农工商的本末，说：农桑为本，工商为末；工造有用物为本，造淫侈无用物为末；商通有用物为本，通淫侈无用物为末。农工商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照王符的说法，浮未是守本的工商，虚伪游手是离本的工商。为什么离本的工商占绝对大多数呢？因为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极大部分被宫贵人剥削去了，富贵人需要的是淫侈之物，供给淫侈之物以牟利的正是王符所说的那些淫商。　　王符描述以京师贵戚为首的富贵人家衣服、饮食、车舆、装饰、庐舍都非常淫侈。这些人家养着大量奴仆婢妾，让他们身穿锦绣衣，足登鹿（音己jǐ）皮履，佩带犀角、象牙、珠、玉、金、银、玻珀、瑇瑁（音代昧dāi mèi）等精制品，表示主人家的富贵气象。富贵人死后，棺材一定要用江南出产的大楠木，从几千里外运来，让工匠雕治，工程极其精细。一套棺椁重约一万斤，要耗费成千上万的人工才能造成。葛洪《抱朴子》记载汉朝广陵某富贵人的墓冢说，吴景帝时，发掘一个大冢。冢内有高阁。四周有行车路，高可以骑马。灵座前侍立长五尺的铜人数十枚。棺内置云母石厚一尺，尸体下有白玉壁三十枚。死人怀中有形似冬瓜长一尺许的白玉，耳鼻塞枣形黄金。这一类墓冢，照王符说，东起乐浪，西至敦煌，万里版图内富贵人家都是这样。富贵人不论是活人或死人，都是极淫侈的消耗者。他们残酷地榨取农工所生产的财富，通过淫商达到穷奢极欲的目的。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曾改进生产者本身的生活，而富贵人却愈益集中了大量的财富。西汉富商的财产最多不过一万万钱，东汉时士孙奋有钱一亿七千余万，折国有钱二亿，奴隶八百人，钱比西汉加倍了。东汉法律上也禁止商贾兼做地主，叫做“商者不农”、“禁民二业”。事实完全相反，无市籍地主同样做商贾，商贾同样做有市籍地主。邓太后废盐铁官营制以后，大利所在，二业更是混成一业，大大增加了豪强的财产。受这个法令迫害的还是那些劳动人民。官吏借口禁民二业，禁农民捕鱼打猎，甚至禁采桑养蚕，使农民穷困破产的过程加速起来。　　王莽末年，大小豪强抗拒农民起义军，到处筑起称为营、壁、坞的堡垒，实行武装割据。东汉时期，这种堡垒合法存在并逐渐加强，豪强势力远远超过西汉时期，试先看下列两个事例：（一）汝南郡袁绍哀术是士族大豪强。袁绍占据河北，留在本郡各县的门生宾客，拥兵守壁，反抗曹操。曹操用满宠为汝南太守，攻破二十余壁，又诱杀十几个壁帅，共得户二万，兵二千。袁术死后，残部逃到庐江。孙策袭破庐江，得百工、鼓吹（乐队）及部曲三万余人。　　（二）仲长统《昌言》里说，豪强人住着接连数百栋的大宅院，占有着大片的良田，畜养着成群的马牛羊豕，州城郡城里开设着大商店，车船周流四方，贩运奇物宝货。这种豪强人连做个伍长的资格也没有，却有成千的奴婢，上万的徒附，享乐比封君还强，势力等于郡守县令。他养活宾客刺客和敢死士，替他迫害或杀死穷人。穷人被迫服从役使，冤枉穷困，不敢到官府申诉，因为申诉只有危险没有好处。　　以上两个事例，第一个说的是在战时的无市籍地主豪强，第二个说的是在平时的有市籍地主豪强。总起来看，豪强在平时，以大宅院为中心，筑起一个堡垒。宅院里住着供享乐用的“妖童、美妾、倡沤、妓乐”之类的奴隶，也住着充当爪牙走狗的宾客、刺客、敢死士之类的文武流氓。堡垒里住着制造各种自用器物或商品的工匠，又有经营商贩的商贾。袁术家工匠齐全，号称百工，开大商店、车船周流四方的豪强当然也有很多的工匠和商贾。这种工匠、商贾以及牧人就是成千奴婢中的一部分。堡垒外住着佃农。他们在暴力胁迫下，变成半农奴的身分（人身还不能被买卖），叫做徒附。崔寔《政论》叙述徒附的生活情况说，贫户没有耕地，只好向豪富低头，父子妻女象奴婢一般替田主耕种，一辈一辈做下去。活着衣食不足，死了买不起棺材。年景略差，便得饿死或出卖妻子。真是说不尽的伤心惨目，作为人的生趣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了。大名士申屠蟠隐居在田野间，住屋用蓬草盖顶，依桑树枝作梁栋，同佣人一样。佣人即徒附，他们住的是这样的陋室，室里只有一些破被烂帐，临死时还得到路旁去死，不敢死在家里，因为没有葬身的土地（《昌言》“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徒附穷困到极度，那里会有人的生趣！　　徒附离开豪强，更无法生活，因此，徒附不仅几乎无偿地替豪强耕作，而且还得替豪强当私兵。这种豪强武装，叫做部曲。（徒附户一家人也统称为部曲。）袁绍的附属堡垒有户二万兵二千，大概一户徒附，得出一人当部曲兵。袁术部曲有三万余人，大概袁术一家的徒附户至少有三万余（一部分被部曲将带走）。豪强与文武流氓平时组成一个统治集团，战时便成为军事统率集团，豪强当统帅，一些宾客当僚佐，一些刺客敢死士当将校，部曲兵不敢不力战，否则就有灭家的祸难。东汉豪强的兼并性、割据性和破坏力都显得特别强烈，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拥有所谓部曲的私人队伍。　　物质生产进一步发展的东汉社会，同时也就产生出更强暴的豪强力量。这种力量反过来阻碍生产以至摧毁生产，最后连进行生产的劳动人民也被尽量屠杀。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豪强的兼并性、割据性。　　豪强有良田，又有工具牛犁和徒附，农业生产品成本比较低。他们操纵市上谷价作为兼并土地的一种手段。广大农民所有的田地是中下等田地，他们也必须有牛犁，并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同徒附一样，才有可能用近乎同等成本的谷物在市上出卖，换取必要的钱来缴纳官府赋敛和购买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如果遭遇天灾、额外赋敛等意外事件，那就有破产当徒附的危险。东汉首尾一百九十五年中，地区大小不等的有灾（水、旱、蝗、风雹等灾）年多至一百一十九年，额外赋敛更是东汉后期豪强政治的特点。不难想见，农民困急只好卖耕牛，失去耕牛只好卖土地当徒附。徒附不断在增加，豪强势力不断在扩大，农民不断在加速破产，如此循环，农业生产力自然逐渐由萎缩一直到被摧毁。　　豪强制造器物用奴隶（奴隶身价最高不过二方钱），民间手工业业主用佣工（如申屠蟠家贫，曾“佣为漆工”）。业主要卖出自己的生产物，必须减轻成本，首先是压低佣工的生活到奴隶的水准。事实上使用佣工到底还不是使用奴隶，多少要付出一些佣钱，成本多少还得高一些，因此民间手工业受奴隶劳动的阻碍，不能顺利地发展起来。　　阻碍生产摧毁生产是豪强兼并性的表现。兼并性发展到更大规模的混斗割据，就表现出可骇的破坏力，东汉社会在这个破坏力的冲击下崩溃了。　　王莽乱后，户口大耗损，经东汉前期的休养生息，汉和帝时，人口恢复到五千三百余万。此后安、顺、冲、质四帝人口都在五千万以下，汉桓帝时又达到五千万（《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这些数字不管它如何缺少真实性，至少还可以显示当时人口是多而不是少。现在看一九○年（汉献帝初乎元年）以后豪强们怎样急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使多的人口变为人口极少。　　破坏的方式有下列几种：　　屠杀———九○年，董卓驱迫洛阳地区百姓迁往长安，沿路死人无数。洛阳二百里内所有官私房屋，全部被烧毁。一九三年，曹操攻徐州，杀男女数十万口。一九二年董卓死后，部将们连年互斗，烧毁长安城，关中居民数十万户，死亡略尽，长安成了空城，附近几百里内不见人迹。二一九年曹仁屠宛。长安、洛阳、南阳三大城市全毁灭了。这只是几个例，其他屠城杀人，规模大小或有不同，残暴性却并无不相同。　　抢掠——曹丕叙述一九○年以后豪强割据的情形说，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都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大豪强占据州郡，中豪强占据县城，小豪强占据乡村，各依武力，互相吞灭。这种豪强军队在割据地内过着“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的野兽生活，他们等到生产彻底被破坏，人民饿死得差不多的时候，自己也就很难生存下去。袁绍军在河北吃桑椹充腹，袁术军在江淮吃蚌蛤过活，不久都溃败了。豪强占据州郡，到乡村象蝗群那样吃人民，吃完这一处再吃别一处，吃到无可吃时，即人民死亡略尽时，他们才算做完了事情。　　疫病——《续汉书·五行志》记汉灵帝时有五次大疫。大医学家张机在《伤寒论·序》里说，我的宗族原来很大，人数在二百以上，建安纪元以来，还不到十年，族人死了三分之二，伤寒病患占十分之七。一族人死去三分之二的疫病，在《五行志》上并没有记载，因为它连年发生，不算是值得记载的大疫。汉献帝时大疫，据《五行志》所记是在二一七年（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说，那一年疫病，很多亲友遭了灾。曹植也说，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声，或一门尽毙，或举族灭亡。以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为例，孔融、阮瑀早死，其余王粲等五人都死在这次大疫中，可见丧亡确极严重。疫病是暴政战乱的自然产物（例如二一七年的大疫，从曹操攻孙权军中开始），它不是所谓天灾，它同杀死饿死一样是统治阶级制造的人祸。　　人民不是被杀死就是饿死或疫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在短短的建安时朋化为一片大荒原。王粲从长安逃往荆州，写一首《七哀诗》描述路上见到的惨状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仲长统《昌言》也说，东汉民户，过去一般在一千万户左右，还有不少遗漏户和居住汉地的外来族都不算在内。到了今天（汉献帝时），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这样下去，人要灭绝了。二○二年，曹操在他的原籍谯（安徽毫县）下了一道命令说：“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枪伤怀”。曹操在家乡走一天，路上看不到一个熟人，与王粲仲长统所写破败情状都是亲见的实事，完全可信。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说明两汉四百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和文化以及创造财富和文化的劳动人民一起被统治阶级毁灭了！第五节 汉文化对周邻诸族的影响　　两汉是政治统一、经济文化发达、武力强大、拥有人口五六千万的伟大国家。这对四周诸族的社会，很自然地要起着推动作用。两汉特别是东汉（包括三国）推动作用更为显著。东汉三国两个半世纪的长久年月里，除去各族间暂时发生的军事行动，其余年月都是在经济文化的交流上渡过去的。大抵汉朝高度的经济与文化，在前期吸引着许多族，从而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或通商关系，而后期的黑暗政治又迫使逃亡、掠夺和变乱，成为豪强破坏力以外的一种破坏力。东汉与诸族的关系是复杂的，从大的方面看，相互有利处多于相互为害处。　　下面简略地叙述东汉与周邻诸族的关系。　　东北方　　自战国（燕）时起，辽西辽东两郡（秦始皇建郡）已经是汉族文化在东北方的基地。汉昭帝以来，玄菟（治所约在今辽宁省铁岭新宾等县之间）、乐浪两郡成为重要的文化基地。在汉族文化影响下，东北方少数族开始从落后状态中加速了社会的前进。　　夫余——夫余国在玄菟郡北，本是濊族的居住地。不知何时，从北方索离国来了一个勇猛善射名叫东明的人，征服濊族，自做国王，号称夫余国。夫余国，有城栅、宫室、仓库、牢狱。刑法残酷，一人犯死罪，一家人都被没收作奴婢。东明族人是贵族，大贵族做加（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等称号。这些加都是部落大酋长，大部落有数千家，小部落有数百家。小贵族在加下面做邑（城栅）豪或落（村落）豪。濊族人被称为下户，是东明族的种族奴隶。有战事，诸加率东明族人上阵，下户只是运粮供饮食。下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不参加战争。贵族死后要厚葬，杀人殉葬有时多至百余人。葬国王要用汉朝给予的玉匣。国王死，嗣王到玄菟郡领取。公元四九年，夫余王遣使来汉，汉光武帝给他一份厚礼，夫余从此归玄菟郡管理。因汉文化的逐渐输入，三国时夫余成为东北方的一个强国。　　挹娄——挹娄在夫余东北。挹娄人处在氏族社会末期，已有贫富，但不曾形成阶级，各部落有大人（酋长），但还没有君长。居山林间深穴中，富家穴深到九梯以下。穴中央作厕，人绕厕居住。有农业和牧畜业，也能织些麻布。俗重养猪，吃猪肉、衣猪皮，冬天用猪油涂身，厚数分。夏天裸体，用一尺布掩蔽下身。箭用青石作镞，镞上敷毒药，人兽被射中就死去。挹娄人形体似夫余人，言语与夫余高句骊不同。汉时属夫余，三国时脱离夫余自立。挹娄是东北方诸族中最落后的一族。它不接受邻国较高的文化，社会停留在野蛮阶段上，直到它的后裔女真、满洲初起时，大体上还保存着挹娄的社会形态。　　高句骊——高句骊在辽东、玄菟两郡的东面，夫余挹娄的南面。属玄菟郡管理。高句骊人居大山深谷中，共有三万户。相传贵族是夫余的别种，约一万人，性凶暴喜掠夺，好造大宫室，男女饮酒歌舞，坐食不劳动。　　 下户（种族奴隶）供给贵族米粮鱼盐等一切生活品，纵然竭力耕作，还是不得温饱。汉光武帝时高句骊王遣使来聘，汉给以乐人乐器及衣冠服饰。　　濊——在高句骊的南面，辰韩的北面，朝鲜半岛东部地区都是濊人的居住地。濊分许多部落，各有酋长，但没有大君长。这些部落酋长与高句骊贵族同种，言语习俗大抵相同。前一二八年，濊君南闾等大小部落酋长率二十八万人来辽东郡，汉武帝因而设置苍海郡，后改属乐浪郡。汉光武帝时部落酋长改称县侯，仍属乐浪郡。濊人与汉人杂居，能种麻养蚕作绵布。没有经过奴隶制度阶段便进入封建社会，在东北方诸族中是文化最高的一族。　　韩——在朝鲜半岛南部。韩分马韩、辰韩、弁韩三种，称为三韩。马韩在西，有五十几个部落；辰韩在东，弁韩在南，各有十二个部落。马韩最大，有些大部落多至万余家，大小部落总户数约有十余万。部落间和部落内部，大小酋长各自作主，不很相统属。辰韩弁韩较小，大部落四五千家，小部落六七百家，总数约四五万户。马韩月支部落酋长号称辰王，算是三韩的大君长。辰韩弁韩大小酋长都是马韩人，不得自推酋长。　　马韩人能种田养蚕织绵布，在东汉时还不知道金银锦绣是贵物。他们住的是草屋土室，穿的是布袍草履，贫富的区别不很显著。汉光武帝时马韩酋长到乐浪郡通聘，以后便属乐浪郡管理。酋长四时到郡会见，普通人借酋长的衣冠印缓也不时来郡，多至千余人，足见马韩社会还没有阶级。这都是北部人，因为接近乐浪郡，文化比较高，南部人甚至保存着文身陋习，文化比北部更低。到三国时，开始筑城郭，大概社会多少前进了一些。　　辰韩又称秦韩，秦朝人逃避苦役，流亡到马韩，马韩人使居住东部地区，与土著弁韩人融合成为辰韩。辰韩言语是秦弁韩混合语，与马韩不同。有城栅屋室。部落酋长按大小有各级称号。能种五谷养蚕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有礼，路上行人相遇，停步让路。人死用大鸟羽送葬，意思是要死者能飞扬。辰韩人最大的贡献是能冶铁制铁器，濊、倭（日本）、马韩、州朝（朝鲜济州岛）都依靠辰韩获得铁器，铁在各族交易中当作货币来使用。弁韩人身大发长，当是被马韩征服的一个种族。一部分弁韩与辰韩杂居，城郭衣服相同，言语风俗有异。三韩中辰韩文化最高，有向奴隶制度社会发展的迹象。工莽时，曾掳获乐浪采木民夫户来等一千五百人作奴隶，三年死去五百人。弁韩刑法严厉，也有在部落内部产生奴隶阶级的趋势。不过三韩在乐浪郡统治下，不可能用武力向外部掠夺大量奴隶，封建文化从乐浪、辽东继续传来，自然地要向封建制度前进。王莽时，辰韩一个大酋长廉斯鑡听说乐浪郡土地肥美，人民富乐。有一天，廉斯鑡出城，见户来在田中驱鸟雀，便请户来引导来到乐浪郡。乐浪郡迫令辰韩退还被俘汉人一千人，又罚辰韩出一万五千人、一万五千匹布作为死去五百人的赔偿。给廉斯鑡衣冠田宅，子孙世世兔徭役。这个事例显示三韩社会不能走奴隶制度的道路，而只能朝着封建制度的方向发展。　　倭——西汉时期倭人到乐浪郡聘问。公元五七年，倭国遣使人经乐浪郡来朝廷。汉光武帝授予倭国王印缓。一○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奴隶）一百六十人。三国时和魏国交通。二三八年，倭国女工卑弥呼遣使“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魏明帝以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赠送礼品有锦五匹，毛织物十张，丝织物一百匹，另送卑弥呼锦三匹，绢五十匹，五尺刀两口，铜镜一百枚，用真珠制造的铅丹各五十斤。倭自东汉以来常来中国，每次“贡献”总有生口若干人。《前汉书》仅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会见。《后汉书》记载较详，《三国魏志》记载更详，显示汉倭交通在继续增加。照《后汉书》及《魏志》所说，倭有百余国，国王世袭，大倭王居邪马台国。倭人男子都黥面文身，作为贵贱尊卑的符号，女人没有社会地位，不得文身。武器用矛楯木弓竹箭骨镞或铁镞。贵族号称大人，家有生口财物，又都有三五个妻妾。下户遇见大人，必须退入路旁草地。人如犯轻罪，没收本人妻子为奴婢，犯重罪没收一家人或一族人为奴婢。　　以上是汉文化通过玄菟乐浪两郡，影响了附近几个族的简略叙述。　　乌桓——原是东胡（东北方诸族）的一族，西汉初，被匈奴击败，逃避到乌桓山，因此号称乌桓。匈奴奴役乌桓，迫令每年贡献牛马及貂皮，过时不送到，便掳掠乌桓人做奴隶。乌桓社会处在脱离母系氏族似乎不是太久的氏族社会阶段上。若干小部落结成一个大部落，推选一人为大人，大人以至部落小帅各自畜牧生产，不相役使。一般行事要听从妇人的意见，只有战斗事由男人自定。汉武帝击破匈奴，迁徒乌桓人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边境外，使侦察匈奴人动静。汉设护乌桓校尉管理乌桓。公元四九年，辽东境外乌桓大人到洛阳“朝贡”，辽西境外乌桓大人郝旦等率众九千余人内附。汉光武帝封郝旦等大小酋长八十一人为王、侯、君长，使居住沿边十郡境内，招募乌桓人内附。设乌桓校尉，驻上谷郡宁县（河北宣化县西北），管理乌桓和鲜卑。汉给乌桓人衣食，使助汉击匈奴和鲜卑。公元五八年，辽东太守祭彤大破渔阳塞外赤山乌桓。塞外各部乌桓恐惧，西自武威郡，东至玄菟郡，纷纷内附。乌桓接触汉文化以后，大人改为父子继承制。东汉末年，辽西郡大人丘力居部有众五千余落，最力强盛，助袁绍作乱。袁绍败死后，袁绍余党率幽冀两州吏民十余万户投奔丘力居部，企图再作乱。二○七年，曹操大破丘力居部，得降众二十余万人。迁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一万余落人居内地，选壮健人作骑兵。乌桓居内地久，很自然地和汉族融合起来，边境上乌桓部落对魏仍保持政治联系。　　鲜卑——鲜卑也是东胡的二族。照《国语·晋语》说，周成王在歧阳大会诸侯，其中有东夷鲜卑。《楚辞·大招篇》“小腰秀颈，若鲜卑只”。《大招》作者赞美鲜卑妇女，似乎战国时期鲜卑与汉族有往来。西汉初，鲜卑被匈奴击败，逃到辽东境外，与乌桓为邻。鲜卑言语习俗同乌桓，也是处在氏族社会阶段上的游牧部落。公元四九年，鲜卑大人到洛阳“朝贡”。乌桓在汉武帝时便接触汉文化，落后性逐渐减少了。鲜卑仍保持着氏族社会的落后性。东汉初年，成为侵扰辽东境外专事杀掠的野蛮族。鲜卑“朝贡”以后，辽东太守祭彤使鲜卑大酋长偏何等击北匈奴，按首级数赏财物。因此，偏何等人连年出兵击北匈奴，拿着人头到辽东受赏。很多部落大人都来归附，争着做杀北匈奴人的卖买。公元五八年以后，汉每年从青徐两州人民榨取二亿七千万钱向鲜卑人买北匈奴人头。统治阶级行施这种野蛮卑劣的方法，自以为得计，结果人民也遭受了祸难。公元九一年，窦宪大破北匈奴，单于率一部分人远逃，鲜卑占据北匈奴土地，北匈奴残部十余万落，都自号鲜卑，鲜卑势力渐盛。它失去二亿七千万钱的人头卖买，当然要取得补偿，被作为补偿品的当然是边郡的人民。从此汉沿边各郡连年被攻，汉兵南匈奴兵乌桓兵合力抵御，不能取大胜。　　长时期的掠夺，使鲜卑社会里一部分人变成富人和有权力的人，阶级逐渐形成了。汉桓帝时，一个部落贵族的弃子檀石槐，勇健有谋略，造出一些法律，替部落间判断曲直，被认为很公平。他有了这些条件，受推为大人。檀石槐在高柳（山西阳高县西北）北三百余里弹汗山立庭（好比中原建都），从汉地买得良铁作兵器，用汉逃亡人作谋主，拥骑兵十万，南寇汉边境，北拒丁零（贝加尔湖地带的游牧族），东挫夫余，西击乌孙，在匈奴故地上建立起东西一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的军事行政的大联合体。他分领土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接乌孙为西部，各置大人统率本部。檀石槐居弹汗山统率三部。匈奴强盛时，也曾建立过这样的军事行政大联合。檀石槐继匈奴组成一 个侵略力量，这对政治黑暗的东汉说来，确是极大的威胁。幽并凉三州沿边诸郡，没有一年不被攻掠，人民死伤财物损失不可计数。鲜卑获利愈多，贪暴也愈甚，一七七年上半年，边境被侵竟多至三十余次。汉灵帝发汉兵南匈奴兵共三万骑分三路出击，被檀石槐战败，三路将官各率数千骑逃回，兵士死亡十之七八，辎重全部丧失。这次大败，不是汉兵南匈奴兵不能力战而是由于腐朽的朝廷庸劣的将官根本不知道如何作战。就在这一年冬天，鲜卑万余骑在路上掳获辽西太守赵苞的老母和妻子，当作人质来攻辽西郡。赵苞率兵出战，对遥远的鲜卑阵上老母悲号道：今天，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做儿子的不能再顾母子私恩，亏损对国家的忠节。儿子罪该万死！老母教训赵苞说：威豪（赵苞字）！人总有一天要死，不得为我亏损忠义，你快进兵罢！赵苞率士兵即时奋进痛击，大破鲜卑兵。老母妻子都被鲜卑杀害，赵苞收尸归家安葬。赵苞对乡人说：为救老母而亏忠义是不忠，为全忠义而杀老母是不孝，我必须在战阵上尽忠，在地底下尽孝。说完，号哭呕血而死。赵苞母子所表现的民族精神，才是当时人民反抗鲜卑侵略的共同精神，这种精神是汉族所以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鲜卑擅长的是杀掠，落后的是生产。檀石槐部众愈聚愈多，畜牧射猎不够供食品。檀石槐找到一个大湖，其中有鱼，但不知怎样捕鱼。他听说东方有倭人能没水捕鱼，出兵攻倭人国，掳来千余家做捕鱼奴隶。鲜卑就是这样一个不爱生产专事杀掠的野蛮社会。　　一八一年，檀石槐死。儿子和连继承他的政治地位，攻掠北地郡，被北地人射死，那个军事行政联合也就离散了。檀石槐是一个强大的侵略者，他的侵略行为，增加了部落贵族的财富和权力，阶级的划分愈益显著了。檀石槐死后，部落大人都改为世袭制，各拥所部，互相攻击。魏文帝时，檀石槐部万余落来降，居并州太原雁门等郡，为魏守边境。　　以上是乌桓鲜卑两族，在辽东辽西境外受汉文化的影响，社会发生变化的简略叙述。　　北方　　东汉初年，匈奴乘中原内乱，侵扰边境。公元四八年，呼韩邪子孙争单于继承权，呼韩邪长孙比率南边八部四五万人内附，从此匈奴分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南单于比白称呼韩邪单于，在汉保护下，与北匈奴对抗。公元五○年，汉光武帝使南单于入居西河郡美稷县（山西离石县境）。南单于分部众屯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助汉守边。沿边八郡流民得归还本土，北匈奴不敢大举南侵。此后南匈奴人口逐渐繁衍，汉和帝时，有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兵五万。汉每年给南匈奴一亿九十万钱。南单于自称“生长汉地，开口仰食，惭无报效之义”，南匈奴贵族精神上与汉朝廷是亲密的。南匈奴人民与汉人杂居，逐渐进行农业生产，文化与汉人大体相同。东汉后期，南匈奴骑兵成为击北匈奴鲜卑羌的主力军。二一六年，曹操留南单于居邺（魏国都），待遇如列侯，子孙世袭单于名号。分南匈奴人为左、右、前、后、中五部，各部立贵族一人为部帅，选汉人为司马监督部帅。从此南匈奴人更确定地成为居住并州的一个少数族。　　北匈奴——北匈奴卑于也是西汉时呼韩邪单于的子孙。匈奴分裂后，南北交战，北方的丁零，东方的鲜卑，西方的西域诸国，都乘机攻击北匈奴。北匈奴屡被战败，内部离叛。公元八七年，北匈奴五十八部共二十万人到云中等四郡投降。八九年，汉三路出兵击北匈奴，窦宪、耿秉各率四千骑与南匈奴一万骑合为主力军。窦宪出朔方郡边塞，南单于率万余骑出西河郡边塞，邓鸿率沿边义从（归附）羌胡八千骑与南匈奴一万骑出五原郡边塞。窦宪令汉和南匈奴精兵万余骑为前锋，大破北单于兵。各路大军出塞三千余里，北单于率残部逃走。汉军俘获牲畜一百余万头。北匈奴八十一部共二十余万人投降汉军。窦宪、耿秉登燕然山刻石，颂汉威德。九○年，汉兵出张掖郡边塞五千余里，大破北匈奴军。北单于率残部逃到西域，被班勇击败，又向西逃去。北单于败逃，弟放除鞬自立为单于，部众仅数千人，遣使来求降。窦宪排斥袁安等朝臣公议，立於除鞬为北单于，照南匈奴例，每年给大量财物。东汉朝廷以前利用南北匈奴互攻，又利用鲜卑攻北匈奴，因此北匈奴衰弱，汉兵出塞，一举成功。北匈奴破灭后，应从袁安等人的公议，允许南匈奴出塞，统治匈奴故地，汉与南匈奴协力抵御鲜卑，这样，鲜卑侵扰边境的祸害是可以减轻的。窦宪刚愎自用，扶立一个仅有数千人的放除鞬，匈奴广大土地及残余部众都被鲜卑夺去，中国北方又出现了一个强敌，边境受害，比西汉前期更严重。如果说窦宪击破北匈奴算是有功劳的话，那末，由于他的错误而造成的罪恶应比功劳大得多。　　匈奴族与中原接触地带很广而时间又很长，自然要受到汉文化的某些影响。特别是西汉呼韩邪单于以后，匈奴贵族的衣服、食品、用具、乐器、刀甲、车舆、仪仗都是汉朝供给的，汉文化给匈奴的影响是更多更深了。呼韩邪改父子继承制为兄弟继承制，意思是想轮到汉妻王昭君的儿子做单于，呼韩邪又使他的继位人在单于称号上加若鞮（汉语孝）二字，意思是学汉皇帝称号上加孝字。南匈奴单于每年三次祭天，兼祭汉皇帝。南匈奴和许多北匈奴人愿意内附居住汉地，显然不仅是生活上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汉文化有所爱慕。北匈奴虽然战败了，它所积累的战争经验（如“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与游牧族本有的流动性旷悍性结合起来，比其他落后族，它还是较强的一族，因此，它能向遥远的西方走去，在一个时期里，成为可怕的文化破坏者。　　西方　　羌——羌族也称为西戎，据远古传说，炎帝姜姓，西周东周时期有不少姜姓国也有姜姓戎。黄帝姬姓，春秋时期西戎中还有姬姓戎。尧是羌族庆都的儿子，周祖先弃也是羌族姜源的儿子。炎黄族与羌族在远古是很接近的两个种族。炎黄族先后进入中原地区，逐渐与夷族苗族黎族狄族融合起来，经济文化都在发展，羌族保持落后状态，到东汉还不曾脱离氏族社会。　　羌族游牧地以西海郡（青海）为中心，南到蜀郡广汉郡边境外，西北接西域鄯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车师（吐鲁番盆地）等国。羌族有一百五十个部落，在这个广大地区上随水草游牧，并无固定居住地，农业生产几乎是没有的。阶级也没有显著的形成。部落酋长都是爱剑的后裔，大部落数万人或万余人，小部落数千人。某一部落强大了，就分为几个小部落，某一部落衰弱了，就分散做别部落的附属。各部落间互相攻掠，盛衰无常，因此不能产生大君长，不能有统一的号令，比起匈奴鲜卑来，虽然羌人刚强勇猛，不免仍是一个弱族。　　羌族经济文化落后，但并不是说它不愿意前进。爱剑在秦厉公（前四七六年至前四四三年）时，被秦人俘获当奴隶。爰剑学得一些生产知识，逃回羌地后，教人畜牧种植。羌族本来依靠射猎为生，此后畜牧业发达起来，人口也就繁衍了。羌人崇敬爰剑的功绩，让他的子孙世世做部落酋长。汉武帝开河西四郡，羌人欣慕汉文化，陆续内附，与汉人杂居凉州各郡县。汉境内的羌人，游牧生活逐渐改变为农业生活，这对羌人是有利的。但汉地方官吏和豪强，虐待羌人，侵夺奴役，无所不为，比虐待汉族人民更加凶暴。羌人被迫与境外诸部落结合，仇杀官吏豪强，同时也蹂躏汉族人民，不过东汉前期还没有酿成大变乱。　　东汉后期，政治进入黑暗时期，地方官吏与豪强虐待羌人，毫无忌惮，连朝廷当权者也直接出面对羌人进行更残酷的压迫。原因是：（一）羌人力弱，击羌容易立功成名；（二）借口用兵，可以聚敛民财，使大小官吏乘机各饱私囊。公元一○七年，羌人被迫起事。当时羌人久居郡县，并无武器，或持竹竿木棍当矛，或负木板食案当盾，或执铜镜在日光下摇动当作舞刀，汉朝廷完全没有理由去用兵镇压。邓太后想让她的长兄邓骘乘机立功，却征发内地十来郡兵卒五万人，教邓骘带着去杀羌人。邓骘军被羌人杀败，边境内外各部落合力攻击邓骘军，邓骘军又大败。羌声势大盛，深入到内地杀掠，百姓死亡不可胜数。邓骘束手无策，本人退回洛阳，邓太后认为有功劳，升官做大将军。汉军留在前方，屡战屡败，羌兵竟杀掠到河东河内等郡，关中及河北大平原上先后筑坞壁一千余所，屯兵二十余万，算是抵御羌人的方法。战争一直进行到一一五年，汉改用骑兵又用南匈奴骑兵击羌，才挽回败势。一一八年，羌人战败瓦解，接连十二年的战争才告一结束。这次故争用钱多至二百四十余亿，人民实际负担当然还要超过这个数目。并、凉两州破败不堪，边郡和内地兵民死亡无数，羌人也遭受了巨大的损丧。但是，统治阶级制造这样的大罪恶，丝毫也不曾悔祸，相反，它更认识到击羌是得功名饱私囊的最好机会。　　一一九年以后，较小规模的战争依然继续进行着，汉羌各有胜败。从一三六年起，汉羌又开始大战，汉兵屡败。朝廷照上次战争的旧法，发诸州郡兵十万人屯凉州汉阳郡，关中筑坞、壁三百余所，屯兵守望。大将马贤赵冲等人先后败死。朝廷当权者在内地农民起义的压力下，无法再在击羌战争中发财了，一四五年，被迫采用招抚法。羌人五万余户投降，接连十年的战争才告结束。战争中皇甫规曾要求给兵五千人，便可安抚变羌，朝廷当然不听。这次战争用钱八十余亿，多数被文武官吏吞入私囊，他们把掠夺来的珍宝财物，贿赂朝中有权人，因此放纵妄为，小胜报大胜，战败报不败，让战争延长下去，朝廷不会来追问。兵士口粮被侵夺，进不得力战，退不得温饱，大批兵士冻饿死了，草原上白骨相望，这不是战死者的白骨而是被虐待者的白骨。东汉黑暗政治表现在各个方面，两次制造羌人大变乱，就是这种黑暗政治的一个表现。统治阶级只知道侵侮羌人可以得功名饱私囊，却想不到内地农民起义伴随着击羌军事开始爆发并发展起来；内地农民只知道反抗朝廷残酷地征发兵役和财物，却想不到最后会迫使朝廷不得不停止对羌人的武力迫害。汉族与羌族间是有隔膜的，羌人反抗汉朝廷压迫，并不想获得内地农民的援助，内地农民起义，也不曾有援助羌人反抗的意图，但是，羌人反抗催促了内地农民的起义，农民起义阻止了朝廷对羌的军事压迫，事实上彼此起着联系的作用。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压迫是普遍性的，所以，被压迫者的反抗也是普遍性的。不论各个被压迫者表面上存在着若干隔阂或怨仇，归根说来，阶级斗争终于从内部深处把他们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的力量，就要加速黑暗朝廷的崩溃。　　汉官没有一个不是羌人的强盗，只有张奂、皇甫规二人是例外。公元一五五年，张奂做安定属国都尉（相当于郡太守，管理内附诸族），羌酋赠送马二十匹，金食器八件，张奂拒不收受，当众立誓道：即使马象羊那样贱，不让马入我厩；即使金象米那样多，不让金入我怀。张奂以前八任都尉都是贪官，羌人敬重张奂的廉洁，从此遵从教令，境内安宁。一六一年关中陇西羌起兵攻破营坞，凉州路断，长安危急，朝廷不得已用皇甫规为将。皇甫规击破羌兵，羌人十余万人自动来归附，凉州路通。皇甫规先后诛逐贪虐大官五六人，小官吏百余人，羌人欣喜，又有十余万人来归附，用费仅一千万钱，西方即时清静。皇甫规因此得罪了宦官和豪强，下狱罚作苦役。张奂皇甫规廉正，得羌人爱戴，因为羌人对汉官并无其他要求。汉官却相反，专想残害羌人来满足自己的要求。与张奂皇甫规同时，有一个完全兽性号称大名将的段颎（音窘jiǒng），主张用兵杀尽羌人，张奂主张安抚，朝廷自然听从段颎的话。一六九年，段颎出兵突然袭击降羌，杀四万人，用钱四十四亿。羌人受了大祸，段颎等人发了又大又快的财。　　氐（音低dī）——氐自称是槃瓠的后裔。据《商颂·殷武篇》说，它在商汤时已经与商有来往。它原住武都郡地方，汉武帝立武都郡后，部分氐人散居凉州关中一带。二一九年，刘备击败曹操军，得汉中地。曹操迫令武都氐五万余落迁居关中扶风、天水一带，以防刘备夺取武都郡，用氐人攻关中。二二○年，武都氐王杨仆率本部人附魏。二三六年，武都氐王苻健率氐民四百余户附汉，弟苻某率氐民四百户附魏。大部分氐族离开了根据地武都。氐比羌弱小，但经济文化比羌进步。氐人长时期与汉人杂居，接受汉文化较多，善于种田，养豕牛马驴骡，又能织布。姓名与汉人同。本族人说氐语，对汉人说汉语。酋长称王或称侯，很多王侯受汉朝廷封号，与汉官共同管理氐民。氐族和羌族一样受汉官虐待，羌族不断起兵反抗，氐族反抗却很少，主要原因在于氐族已有阶级，统治者与汉统治者结合，氐民的力量削弱了。羌族还没有形成显著的阶级，酋长与部众的利害比较一致，在反抗中能采取共同的行动，而且各部落甚至住地很远的部落也能采取共同行动。汉官无法利用酋长来压迫羌人，到最后，出现了段颎企图杀尽羌人的野兽主张。　　羌和氐是居住在边境内外，受汉文化影响较多的两个族。　　西域——玉门关内河西狭长地带，玉门关外葱岭以东西域诸国，都是汉与匈奴关系本身安危、势所必争的地区。汉置河西四郡，割断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关中形势稳定了。西域诸国内附，割断匈奴的右臂，河西形势稳定了。与汉相反，匈奴失去西羌的援助，由强变弱，失去西域的赋税，由富变贫。匈奴贫弱，汉才有可能击败匈奴，取得北方边境的安宁。从自卫的观点来看，汉通西域是完全必要的。匈奴奴役西域诸国，“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西域人民和大部分统治阶级，都盼望得到汉的保护，从西域人民的要求来看，汉通西域也是完全合理的。由于通西域，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得以交流，从人类的利益来看，意义更是重大了。因此，东汉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建立的功绩，是非常光辉的功绩。　　西汉末年，西域三十六国分割成五十五国。公元一六年，王莽断绝西域的交通，匈奴乘机又征服西域诸国，实行报复性的剥削。诸国不堪命，要求汉统治的恢复，非常迫切，但东汉国力较弱特别是后期政治黑暗，内争激烈，无意远图，西域不能象西汉那样久通，自汉光武帝至汉安帝呈三绝三通不正常的现象。　　第一次绝——公元一六年至七三年。原因是王莽乱后，国内元气未复，避免与北匈奴接触。　　第一次通——七三年至七七年。击走北匈奴，取伊吾（又称伊吾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交通恢复。　　第二次绝——七七年至九一年。原因是不愿引起对北匈奴的战争，放弃伊吾。　　第二次通——九一年至一○七年。窦宪大破北匈奴，班超经营西域完全成功。　　第三次绝——一○七年至一二四年。原因是汉官庸劣，被北匈奴及一部分西域国攻击，朝廷召回汉官。　　第三次通——一二四年以后。班勇击走北匈奴，葱岭以东又通。班勇以后，渐成半通状态。　　西汉时期，西域诸国的贵族子弟多到长安，学汉文化。国王的儿子称为侍子，得到朝廷更多的优待。东汉初耿舒讥笑马援象个西域贾胡，到一处便停留一处，想见西域商人可以在内地自由做买卖，长时期经济文化的交流，使汉与西域结成不可割断的联系。汉人流寓西域，不仅做买卖，也兼作政治活动，有助于这种联系的增进。例如公元六○年，汉人韩融助于阗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阗县境）贵族休英霜做国王，击败强国莎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县）。后来班超经营西域，于阗成为主要支持者。七三年以前，西域诸国屡次要求汉恢复政治关系，绝不是偶然的。七三年，汉明帝命使窦固等率大军击北匈奴，取伊吾地，置屯田兵，建立起玉门关外的立足点。班超就在这一年带着三十六个吏士出使西域，杀鄯善国匈奴使官，于阗国杀匈奴监督官，鄯善、于阗等国王都派儿子到洛阳做待子，隔绝五十八年的西域，第一次又与汉交通了。　　班超得于阗疏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勒县）等国的支持与匈奴争西域统治权。七六年，匈奴和在它影响下的龟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焉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等国，攻汉西域长官，汉章帝召回汉官，放弃西域，伊吾又被匈奴夺去。班超奉召将归国，从汉诸国大震动，疏勒国大官黎弇怕班超走了，龟兹来报复，拔刀自杀。于阗国王侯大臣抱住班超的马脚，号泣不让走。班超与所率三十六人留下来，准备击败反汉的焉耆、龟兹两国。八○年，汉章帝派徐韩率兵一千人援班超。八七年，班超率西域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大破龟兹等国兵五万人。九○年，班超又大破葱岭西月氏国兵七万人。九四年，班超率龟兹等八国兵七万人合汉吏士商贾一千四百人攻破焉耆国。葱岭东西路通，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内属。一○二年，朝廷召班超归国，到洛阳不久便病逝，年七十一岁。　　一○七年汉放弃西域，朝官们原以为闭玉门关便可安居无事，不料北匈奴残部征服诸国，连年侵犯边境，威胁河西四郡。事实教训朝官们“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一二三年，汉安帝使班超第三子班勇将兵五百人，出关经营西域。一二六年，班勇率西域兵大破北匈奴呼衍王，又击走北单于兵，北匈奴向西逃遁，葱岭以东诸国又来归附。一二七年，黑暗的朝廷说班勇有罪，召还下狱。此后汉在西域的政治势力逐步削弱，商业和文化却仍交流不绝，特别是文化，过去汉文化经河西向西流，现在佛教文化经河西开始向东流。北匈奴彼班勇驱逐，向西远走，西域诸国得免奴役，有余力发展佛教文化，通过河西这条文化运河，与汉地保持着长时期的正常关系。　　班超率三十六人，班勇率五百人出关，都建立了卓越的功业。这是因为他们的后面有汉朝和西域交通的愿望，前面有西域诸国脱离北匈奴与汉交通的愿望，班超班勇的智谋和勇气能够恰当地使两个愿望结合起来，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力量。如果单看作他们个人有智有勇，凭几十人几百人压服诸国，那就变成神话，不是历史事实了。　　公元九七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甘英到了条支国的西海（波斯湾）边上。安息国（波斯）一向用汉丝和丝织品与罗马交易，不愿甘英到达大秦，开辟直接通商的道路，夸张航海的困难来阻止甘英。甘英缺乏探险精神，畏难回来。大秦富贵人需要大量丝织品，商人从安息天竺（印度）间接购得，获利已有十倍，当然希望直接通商，得更多的利益。一六六年大秦商人到日南郡边上，以大秦王安敦名义，送汉桓帝一些礼物。大抵海路危险较多，通商道路主要还在陆上，东汉扫除北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对东西商路的通达是有重大意义的。　　西南方　　益州广大，居住着统称为西南夷的许多种族。东汉时，大小种族纷纷内附。大种族如公元六九年，哀牢王柳貌率五十五万余人内附，汉明帝特立永昌郡（治在云南保山县境），管理哀牢人。一○○年，白狼王唐缯等率十七万人内附。一○八年，三种夷人三十一万内附。一一六年，大羊等八种十六万人内附。以上都是大量人口连同土地一起内附的事例。夷人内附，对酋长王侯和人民都有利。对酋长王侯说来，他们得到封号与赏赐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人民说来，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得到汉法律上的一些保护，例如公元四三年，邛榖王任贵怕汉威法行施后，自己不得放纵，阴谋叛变，足见汉法多少有些约束力，内附的酋长王侯不能象以前那样放纵。　　益州郡（属益州刺史管辖）永昌郡是汉在西南方的基地，通过这些基地，汉人与夷人交流着经济与文化。两郡物产丰富，有牦牛、琉璃、毛织物、木棉布、火浣布（石棉布）等特产。铜铁铅锡金银琥珀水晶等矿，比内地更多，汉设县常在矿区，想是汉人多作矿冶业和商业。永昌郡由水路通掸国（掸音扇shàn在缅甸），又与盘越国（在天竺东南）相近，永昌成为中国西南方与天竺、大秦等国通商的大城市。象牙、犀角、光珠、孔雀、翡翠、猩猩等珍异物，经过永昌来到内地。汉官吏乘机取利，做一次益州郡太守，子孙好几辈饶富。做一次永昌郡太守，即使不是大贪官，也可以让十代子孙都做富人。　　王莽时，益州郡太守文齐兴造水利，垦田二千余顷。汉章帝时益州郡太守王阜设立学校，居民原有的陋俗逐渐改变。汉桓帝时，郡人尹珍到内地游学，博通经书，擅长书法，还乡里教授，门徒甚众，西南地方开始有学人。夷人文化一般是落后的，例如哀牢人身上刻龙文、穿鼻，耳轮拉长到肩上，衣服后面缀一尾形的饰物，内附后受汉文化影响，可以加速这些陋俗的改变。　　南方　　汉武帝征服南越国，分置九郡。汉元帝时罢珠崖儋耳（儋音丹dān）两郡，七郡统称为交趾。长官称交趾刺史。二○三年，汉献帝改交趾刺史为交州牧。二二六年，孙权分交州为交、广二州。交州有东汉时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广州有东汉时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　　交趾七郡原来居住着许多种族，汉人统称他们为越人或雒越。秦始皇迁徙内地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人杂居，因之南海等四郡文化较高，交通较便，汉政治影响也较强，越人逐渐朝着与汉人融合的方向发展。交趾等三郡与南海等四郡有些不同的条件，少数的汉人朝着与越人融合的方向发展。　　交趾郡居民，据汉时人说是雒越人。他们很早就有农业。他们的田叫做雒田，随潮水的高低，决定田的有收获或没有收获，这说明生产技术还是原始的。但是雒越人已有阶级，种田的人叫做雒民，有田的人叫做雒王雒侯雒将。西汉时，朝廷流放一些罪人到交趾等郡，使与本地人杂居。双方开始通言语。汉光武帝初年，锡光做交趾郡太守，任延做九真郡太守，施政宽弛，大体保持着安定局面。后来交趾郡太守苏定是个张着眼睛看钱，闭着眼睛办事的贪劣官。公元四○年，交趾麊冷（音迷零mí líng在越南境内）县雒将的女儿征侧和她的女弟征贰起乓反抗，九真日南合浦等郡越人俚人群起响应，征侧取得六十五个城，自立为王。《后汉书》说征侧甚雄勇，被苏定虐待，愤怒起兵。这是错误的说法。如果征侧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愤怒，四郡越人俚人为什么起来响应呢？为什么刺史太守困守孤城，得不到居民的援助呢？足见这些刺史太守都是苏定一类的贪劣官，早就为居民所厌弃。征侧的胜利，正是由于她的行动顺应了驱逐贪劣官的公意。四二年，汉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汉兵八千人合交趾兵共二万余人，依靠兵力强大，击败征侧征贰军，征侧征贰在作战中壮烈牺牲了。　　马援在交趾等郡修筑城郭，巩固汉官的地位；穿渠灌溉，兴修农利。四四年，马援率汉兵回洛阳，因瘴疫死去了十之四五。交趾多有珍异物品。汉桓帝汉灵帝时，政治愈益黑暗，汉人去做刺史太守都是肆意搜括，贪囊满了便内调，让新官再来搜括。居民被迫反抗，在朝廷用兵无效时，只得对居民作些让步，借以缓和反抗的力量。　　汉献帝时，士燮做交趾太守，统治交趾七郡。士燮任职四十余年，内地士人到交趾避难，多至百余家。境内安宁，当全面战乱社会大破坏的时候，交趾七郡独免兵祸。　　东汉和四周诸族，除了鲜卑是代替北匈奴寇边的敌人，其余都是相互间保持着经济文化的正常关系，而汉统治阶级的贪劣政治常是正常关系的损害者。这就形成了许多族纷纷接受汉经济文化的影响，又经常起兵反抗的复杂现象，但正常关系到底还是基本的。这一点，汉统治阶级知道得很清楚，在无法镇压反抗时，派个廉洁长官去，减轻些剥削，便把正常关系恢复起来。第六节 黄巾军起义　　东汉后期愈来愈黑暗的政治，逼得广大农民愈来愈不能生活下去。从汉安帝时开始，农民到处发动武装起义。起义的原因，汉安帝自己说出了一些，就是“万民饥流”（流亡）、“百姓饥荒，更相啖食”（人相食）。朝廷有什么救济的办法呢？当然是没有的，相反，剥削得愈来愈凶恶了。从汉安帝到汉灵帝时黄巾军起义以前，各地发生民变六十七次（实际不止此数）。起义的人数和区域都在继续扩大，而且起义的行动与西汉不同，一起义就杀官吏，烧城邑，首领有皇帝、天子、太上皇、无上将军、平天将军、柱天将军等称号。起义者揭出这些称号，就是宣告人民不再要姓刘的做皇帝。这比西汉末起义军一定要找个姓刘的做皇帝，显然是个进步。　　汉朝廷是腐朽的，汉统治阶级却凶顽有力，所以起义军都被统治者镇压下去。　　如果说，汉安帝以后农民的穷困生活还算是慢性穷困的话，那末，到汉灵帝时变成急性的穷困了，或者说逼近绝境了。当时吕强上疏陈事，说：近年来谷价便宜，家家户户却挨饿役饭吃。连年灾荒，按市场规矩，谷价应该腾贵，但是谷价反而更跌，这是因为朝廷和地方官赋税繁重，刑罚急暴，农民寒不敢衣，饥不敢食，缴出最后的一粒谷来买眼前的性命。农民被驱迫到这条死的界线上，唯一可走的路只有大规模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