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质疑亚利桑那州的管辖权。不过，如果佛蒙特州法院发现被告与亚利桑那州确有关联，对方管辖权确实成立，就将秉持宪法要求的“充分信任和尊重”（FullFaithandCredit）原则，主动执行亚利桑那州的判决。美国宪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每个州对于他州的公法、诉状和司法程序，应给予充分信任和尊重。国会得以一般法律规定如何证明这类法律、诉状和司法程序的有效性及其实际效力。”}此时，即使佛蒙特州人没有出庭应诉，也将被迫支付10万美元。因此，对被告而言，审判伊始就提出管辖异议，是一种相对稳妥的策略。恩布里正是这么做的。他首先提出动议，要求撤销之前的送达程序。理由是，《纽约时报》与阿拉巴马州没有足够的业务往来，当地法院对其没有司法管辖权。恩布里提出，《纽约时报》的日发行量为六十五万份，而每日发送到阿拉巴马州的报纸，只有区区三百九十四份，根本不足以令报社业务与阿拉巴马州建立起有力关联。即使《纽约时报》特约记者偶尔会在阿拉巴马采访，又或本地公司偶尔会在《纽约时报》投放广告，与报社每年3750万美元的销售额相比，阿拉巴马州那区区1.8万美元的年营业额，实在是微不足道。在挑战阿拉巴马州法院对《纽约时报》的属人管辖权过程中，为确保万无一失，恩布里认真研读了沃尔特?琼斯撰写的《阿拉巴马州诉讼与法律执业须知》一书，后者是蒙哥马利地区巡回法院法官，“沙利文案”很可能由他主审。然而，在种族议题上，一切荒谬皆有可能。琼斯法官是南部邦联与南方生活方式的忠实拥趸。其父托马斯?琼斯内战时是南军一员，曾受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之托，将休战旗交至北军统帅格兰特将军手中。战后，老琼斯还出任过阿拉巴马州州长。琼斯法官著有《论南部邦联纲领》一书，他曾在书中感慨：“我看到邦联的荣耀旗帜迎风招展，它是自由的象征，洋溢着我们对宪法的热忱，和对光荣与尊严的无限向往。”1961年，南部邦联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蒙哥马利市曾举行仪式，再现了邦联“总统”杰弗逊?戴维斯当年宣誓就职的场景。扮演监誓人的，正是琼斯法官。其他出演者后来都曾在琼斯主持的庭审中担任过陪审员，琼斯允许他们身着南部邦联时代的制服坐在陪审席上。1960年至1961年期间，琼斯法官为对抗民权运动与联邦政府，曾发布过一系列指令。他禁止“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阿拉巴马州开展任何活动，不许“自由乘客”为抗议公车上的种族隔离措施举行示威，甚至设置障碍，阻止司法部调查阿拉巴马州的选民登记记录。更过分的是，琼斯连法庭也不放过，在那里一样推行种族隔离措施。沙利文提起诽谤诉讼后，詹姆斯市长又把《纽约时报》告上法庭，这起案件庭审期间，部分黑人群众赶来旁听，并与白人坐在一块儿。第二天，琼斯法官硬说黑人们都是“暴民和种族主义煽动者”，让法警在法庭内强制执行黑白隔离。“沙利文案”开庭前，琼斯甚至扬言，本案的审判依据是“阿拉巴马州法律，而不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14多年之后，埃里克?恩布里仍然坚信，琼斯法官在当时几起诽谤诉讼中，刻意偏向沙利文等原告。“格罗夫?霍尔这些人整天往琼斯的办公室跑，商量着怎么对付我们。”不过，就算真有这样的密室商议，如今也已无证可查。1960年7月25日，赶在琼斯法官开庭前，恩布里提交了对本案管辖权的异议。之后许多天里，双方律师为《纽约时报》与阿拉巴马州是否有足够的业务关联争论不休。报纸在该州的发行量、特约记者的薪水、接受本州客户委托的广告数量，都成为争议焦点。8月5日，琼斯法官裁定，《纽约时报》与阿拉巴马州有充分的业务往来，该州法院有权管辖此案。路易斯?洛布认为，管辖权异议被驳回，对报社绝对是致命一击。现在，《纽约时报》必须因“关注他们的呐喊”一文被诉诽谤，被迫走进阿拉巴马州法院，接受陪审团的裁决。讽刺的是，广告事件的起因，本是因为金博士被控申报税款时作伪证，如今，这项指控却不了了之。五月的最后一周，金博士在蒙哥马利受审时，声称自己接受的捐款都已转赠给教会和民权组织，阿拉巴马当局亦无法证明金博士有挪用捐款之举，他被当庭无罪开释。琼斯对“沙利文案”的审理用了三天，即11月1日至3日。光是出庭律师的数量，就可以看出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诽谤诉讼。沙利文一方的代理律师依次是罗兰?纳奇曼、罗伯特?斯坦纳和加尔文?怀特塞尔，他们都是蒙哥马利本地人。埃里克?恩布里找到四位帮手，协助他为《纽约时报》申辩。另外，因在广告内署名，而被沙利文一并起诉的四名阿拉巴马黑人牧师也委托律师出庭。这几名律师分别是弗雷德?格雷、弗农?克劳福德和小S.S.西伊{这位律师与他所代理的S.S.西伊牧师并非同一人。}，他们都是黑人，并因此导致一个诡异的场景。最高法院存档的本案一审庭审笔录显示：庭审现场，白人律师都被冠以“先生”头衔，如“纳奇曼先生”、“恩布里先生”。黑人们却被称作“格雷律师”、“克劳福德律师”、“西伊律师”。仅仅因为肤色不同，他们居然连“先生”这样的敬语都享受不到。审判的第一步是挑选陪审团。陪审员候选人共三十六人，其中有两名黑人。沙利文的律师将他们从候选名单内剔除，从中选出十二名白人组成了陪审团。《阿拉巴马纪闻》在头版刊登了陪审团名单，还附上他们出庭时的照片。《纽约时报》的律师以陪审员可能受当地舆论压力所迫，转而支持沙利文为由，向法庭提出异议。琼斯法官驳回了他们的异议。纳奇曼代表沙利文进行了开场陈述。他说，原告方之所以提起损害赔偿，是“为防止被告屡教不改，更是要防止其他人犯同样的错误”。代表《纽约时报》的恩布里回应说，广告根本没有提到沙利文的名字，“即使从最广泛的范围推论，也不可能让人联想到沙利文本人”。代表牧师出庭的格雷提出，委员会没有征求过任何一位牧师的意见，就把他们的名字登在了广告上。“他们根本就没答应过。”他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可能发生在你们任何人身上”。庭审伊始，沙利文的律师之一，怀特塞尔向陪审团宣读了广告全文。当他读到“黑人”（Nergo）一词时，牧师的律师之一，克劳福德提出反对，因为，怀特塞尔故意把这个词读成“黑鬼”（Nigger）。琼斯法官问怀特塞尔是不是故意念错。怀特塞尔说，他“这辈子”都是这么念这个词的。阿拉巴马纪闻》的记者朱迪斯?罗辛后来写道：记者们没听到他说黑鬼，他只发了nigra或nigro等类似黑人的音。”一般来说，若想证明对方诽谤成立，原告方通常要列举如下证据：（1）被告有出版行为；（2）被告有诽谤陈述；（3）原告是诽谤对象（诽谤损害了原告名誉）。沙利文的律师团的举证重点，正是第（3）项。尽管《纽约时报》上的广告没有提到沙利文的大名，但律师们倾尽全力，试图证明广告确有暗指沙利文之嫌，或者套用法律术语，是“指涉且关系到”（ofandconcerning）沙利文。沙利文本人也提供了主要证言。作为蒙哥马利三名市政专员之一，他主管警政、消防、墓葬、测绘等事务。他并非每日操持警务，因为另有一位警察总监替他主持警局日常工作。但沙利文还是认为，广告第三段关于“警察”行为的描写，针对的就是他本人。这段内容是：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州议会厅前，当学生唱完“我的国家，也是你的”这首歌后，学生领袖随即被校方开除，而且，一大批荷枪实弹、携带催泪弹的武装警察，严阵以待，并包围了阿拉巴马州立学院。当所有学生以罢课方式抗议州政府滥用公权时，警察封锁了学校食堂，试图用饥饿迫使他们就范。沙利文同时对第六段部分内容提出异议：对于金博士的和平抗争，南方违宪者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暴力、威胁回应。他们炸毁了金博士的家，差点儿杀死他的妻儿；他们抹黑他的名声；甚至用“超速”、“侮辱”、“游荡”等不同罪名先后逮捕他七次。现在，他们又用“伪证罪”起诉他，这可是一项能使他入狱十年的重罪。沙利文指出，广告把错误归咎于“南方违宪者”，就是针对蒙哥马利警方的所作所为，文章多次提到“逮捕”一词，而执行逮捕正是警队的主要职能之一。当牧师的代表律师之一，克劳福德对沙利文进行交叉询问时，俩人进行了一番颇有些讽刺意味，却可能被旁观者忽略的对话。问：“沙利文先生，你认为你的警员们是南方违宪者吗？”答：“当然不是。”问：“那么，沙利文先生，作为警察局长，你认为自己是南方违宪者吗？”答：“我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违宪，不管在南方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接着，纳奇曼问他的客户：你认为广告中的陈述直接提到了你，或者与你有关联么？”沙利文答道：“我可以肯定，广告的确提到了警员和他们的逮捕措施。我认为这些与本人息息相关。”不过，原告必须证明，广告中的陈述就是诽谤行为。沙利文说，这则广告辱及自己的“能力与正直”。他“感受”到，广告针对的不仅是他个人，还“中伤了市政专员们与整个警队”。在交叉询问中，恩布里一再暗示，沙利文的社会声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问：“你被人嘲笑了吗？当你走在蒙哥马利街头，有没有感到很不自在？”答：“没人因为那则广告当面对我进行过人身侮辱。”问：“你曾在公共场合、朋友家或餐厅里刻意避开过任何人么？”答：“印象中没有过。”沙利文的律师传召了六位证人，试图证明广告“指涉且关系到”沙利文，并损害了他的名誉。第一个证人是蒙哥马利《广告报》编辑格罗夫?霍尔，他曾在《纽约时报》刊出那则广告后，撰写了一则措辞强烈的社论。霍尔说，广告第三段与阿拉巴马州立学院相关的那部分内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本地市政专员，因为“他们负责维持社区秩序”，而且“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警察局长”。尤其令他恼火的，是“学生挨饿那段内容”，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当律师问到他与沙利文的私交时，霍尔承认，俩人之前为《广告报》的照片事件弄得并不愉快，但关系目前已有所改善。原告方的其他五位证人，分别是商业兼水务委员会成员阿诺德?布莱克韦尔；沙利文的密友、服装店老板哈里?卡明斯基；餐饮设备公司老板H.M.普瑞斯；沙利文的好友、加油站老板小威廉?帕克尔；怀特货运公司老板霍瑞斯?怀特，沙利文曾是这家公司的保安主任。这五人一致声明，广告使他们联想到了蒙哥马利市警方与沙利文本人。他们认为，如果广告所述属实，必会伤及沙利文的形象。比如，怀特就说，要是他知道沙利文会“纵容警察们做报纸上说的那些事”，当初就不会聘他当保安主任。然而，在交叉询问环节，五个人又拍着胸脯保证，说他们绝不相信广告内容，更不会因为区区一则广告，就把沙利文视作恶人。其实，这些证人中，只有霍尔真正读过《纽约时报》那则广告，怀特说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看到过。另外几人还是在沙利文的律师邀请他们作证时，才首次读到广告内容。真相是回应诽谤指控的最好武器。沙利文的律师竭力证明广告陈述不实。所谓不实，就是诬陷别人做了本来没有做的事。他们认为，广告指控警方和沙利文炸毁金博士的住宅，那么，只要证明沙利文没这么做，诽谤就是成立的。《纽约时报》当然想证明广告压根与沙利文无关，但庭审给人的感觉，却是沙利文被罗织了一堆莫须有的罪名。比如，应当对开除学生领袖或校园餐厅事件负责的，本来应当是阿拉巴马州政府，至少是主管州立学院的教育委员会。但沙利文的律师向他提问时，却故意把问题往诬陷上引，仿佛此君被人指控从事了上述行为。而沙利文也郑重否认了这些指控，尽管根本没人把账算到他身上。纳奇曼：“你曾经刻意陷害过金博士么？”沙利文：“从来没有。”纳奇曼：“我问你，警方是否在你任职期间，或其他任何时候，参与或纵容炸毁金博士的住宅？”恩布里听到上述问答，实在按捺不住，嚷道：“法官阁下，我反对。没人读到任何关于警察炸毁他人住宅的文字，也无法从广告文字里推断出上述内容。这完全是他们的臆测空想。法官阁下！”琼斯法官打断了他的发言，并宣布反对无效。在关于虚假陈述的指控中，原告律师还提供了其他证据。他们指出，广告第三段关于阿拉巴马州立学院事件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律师引述了《纽约时报》驻南方地区记者克劳德?西顿在1960年3月2日的一则报道，以及驻蒙哥马利特约记者唐?麦基的一篇报道。原告律师试图证明，广告第三段存在多处不实描写。比如，学生们在州议会厅前唱的明明是国歌“星条旗永不落”，而不是那首“我的国家，也是你的”。部分学生被开除也与此无关，而是因为他们进入实行种族隔离措施的餐厅，要求在那里就餐。警方确实在校园周围部署了大量警力，但肯定称不上“包围”学校。更严重的失误发生在与校园餐厅事件相关的那段描述。《纽约时报》的律师后来向最高法院提交的诉状中，并未隐讳这一失误：“关于警察封锁学校食堂，试图用饥饿迫使学生就范的报道，确实缺乏事实依据，也正是这部分内容，引起蒙哥马利方面的强烈不满。”此外，广告第六段也有一处错误，金博士曾被逮捕过“四次”，而不是广告提到的七次。以上是原告方的主要立场。被告阵营这方，恩布里传召了《纽约时报》几位员工。业务员格申?阿伦森出庭陈述了这则广告的受理过程。广告审查部主管文森特?瑞丁也表示，他之所以签字同意刊出这则广告，是因为“相关文案由知名人士联署，其动机亦无可置疑”。纽约时报》行政主管哈丁?班克罗夫特也出庭作证，表示报社“广告内容根本没有指涉沙利文先生”。当对方问他，为什么《纽约时报》在帕特森州长提出抗议后才撤销广告，而没有理会沙利文的抗议时，班克罗夫特表示：“我们这么做，是不希望我们刊载在报纸上的任何内容，被理解为对阿拉巴马州政府的评论，众所周知，州长本人即可代表阿拉巴马州政府”最后，四位牧师也当庭进行了答辩。像这类诽谤案件，原告必须证明被告公开出版了诽谤言论，但谁都清楚，刊登报道的是第一被告《纽约时报》公司。但是，牧师们照样无法推脱责任。虽然四人都有证人证明他们与此事完全无关，更未授权广告援引本人姓名。他们的律师传召约翰?默里作证，默里是“声援马丁?路德?金委员会”的志愿者，广告接洽事宜正是由他经办。默里承认，他将广告初稿送至报社时，广告中确实没有这二十位南方支持者的名单。这个名单是后来应委员会执行主任贝亚德?拉斯廷的要求加上去的，因为他对初稿并不满意。默里说，俩人讨论一番后，拉斯廷“打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份名单，那其实是加入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牧师名单”。默里说他曾问拉斯廷，委员会是如何做到让这么多人署名的，但拉斯廷回答，不需要经过他们同意，他们本来就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弗雷德?格雷要求撤销对牧师们的指控，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与广告刊出相关。琼斯法官驳回了他的动议。在对陪审团的结辩陈词中，格雷质疑道：“如果这些被告压根没有发表什么声明，你又怎么指望他们能撤回声明呢？”他认为牧师们是“被遗忘的被告”，“与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但沙利文一方的律师斯坦纳提出，四名牧师中，有两人来自蒙哥马利市（即拉尔夫?阿伯内西和S.S.西伊），这“恰好证明广告指涉到沙利文”。他说，报纸“当然是好东西，但报纸必须忠于事实。要想引起报纸注意，无非是拿钱去砸”。恩布里认为，广告犯的唯一错误，是关于警察封锁学校食堂那段报道，但这个错误“怎么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