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第一章　文明的曙光文明的标志是城市和文字的出现，但自从人类诞生以后，人类就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没有文字，而文字出现以前的文化是文明的前奏曲，是文明的太阳喷薄欲出的曙光。我们习惯上将文字出现以前的历史叫做"史前时代"（prehistoric age），那个时代没有确切的文字记录，我们不知道那个时代任何人的姓名，不知道那个时代实际发生了哪些事件，甚至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人讲何种语言，所以我们说那个时代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然而，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文化遗存，那些石器，那些壁画，那些陶罐，那些刀具，甚至那些遗骸都仿佛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东西。对这些物品的释读，我们知道了史前时代人类生活和文化的一些特征，有些特征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时间的长度（人类活动的极大部分时间处于些阶段），而在于在这一时代，人类经历了许多关键的进步：工具的使用、语言的产生、艺术的萌芽、农业的发明、社会组织的出现......　当最终发明了文字，建立了城市后，人类跨入了文明的殿堂。人类起源三大困惑：来自何方？何时？如何？当我们处在人类文明史的入口处时，我们首先遇到的就是人类的起源问题。人类是怎样诞生的？人类诞生于何地？人类诞生于何时？千百年来，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在远古，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停留在臆想和猜测之间，有些臆想编织进了古代的神话传说之中。大多数神话都认为人是神根据自己的模样用泥土这类的物质创造出来的。在西方流传最广的是《圣经》中的神话：上帝用土造就了亚当，派他管理伊甸园。后来，为了避免使亚当感到孤独和无助，上帝从亚当身上抽取一根肋骨，又造了个女人，这就是后来的夏娃。他们成了人类的祖先，后人都由他们繁殖下来。对人类起源作出科学论证始于19世纪。早在1809年，法国学者拉马克在他的著作《动物哲学》中提出，高等动物起源于低等动物，他推定人类起源于类人猿，由于他的理论在当时过于大胆，得不到很大的反响。对古人类探索起决定影响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英国学者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书，提出了动植物是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化的理论。但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小心地避免把进化的含义引伸到人类。在该书以后的版本中，他含蓄地加了一句："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由此得到许多启示。"随后在 1871年出版的另一本书《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他对这句话作了详细的阐述，认定人类源于动物，人和现在的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人是由古猿逐渐进化而来的。达尔文同时认为，人类的诞生地是非洲。在达尔文形成这些观点的时候，早期的人类化石还未被发现，他的结论完全是根据他对动物界的观察进行理论推导而来的。然而差不多就在这一时期，最初的古人类化石浮出地面。1859年，在今日德国杜塞尔多夫地区的尼安德山谷的洞穴里，有人发现了古人类的头盖骨和一些人体不同部位的骸骨。人们将之定名为尼安德特人。据估计尼安德特人生活的年代约在7万到 4万年以前。尼安德特人脑容量达1230毫升，能直立行走。这些人个子不高，上下颚宽大，眉脊突出，鼻子略高，与现代人有明显的差异。但尼安德特人后来消失了，其消失的原因目前仍然不清，也许是由于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也许是被别的人种消灭。1868年，在法国南部克罗马农山洞，发现一批古人类的遗骸，伴随发现的还有驯鹿骨，穿孔海贝和一些石器。他们被定名为克罗马农人。据估计他们生存的年代距今约40000到10000年。有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与尼安德特人共同生活过。克罗马农人身高六英尺（1.80米左右），面貌和现代欧洲人极其相似，头发也卷曲。尽管达尔文猜测，人类的发源地应该在非洲，但欧洲的这些发现，再加上欧洲的种族优越感，足以使当时世界学术界断定，人类的发源地在欧洲。然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些古人类的发现打破了这一定论。1891年，一名荷兰医生在今日的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地区发现了一个头盖骨，随后又发现一根大腿骨，这一原始人类被定名为爪哇人。爪哇人的脑容量仅为750－900毫升。据估计他们生活在80万年以前，能够直立行走。大腿发达，像人的腿，而头则像猿。这似乎有悖于达尔文人体各部分协调进化的原理。因此，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无法下定论。人类学上一个重要的突破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人遗骸的发现。1929年在我国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掘出了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为止，共发掘出头盖骨5个、下颌骨11个、股骨骨干7段、肱骨骨干2段、牙齿147颗及其他一些骨头碎片。但是，解放前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抗日战争时期全部遗失，至今下落不明。北京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约60余万年。人们把他们归为爪哇人阶段的人属成员（当时称为"北京猿人"），但是比爪哇人的脑容量大些，约1075毫升。北京人的发现，最终解决了有关爪哇人问题的争论，确认了猿人的存在，认为这是猿演化为人的中间环节。 同时由于爪哇人和北京人的发现，人们将人类起源的关注点转到亚洲。20世纪中叶，人们甚至开始认为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西瓦立克山地发现的腊玛古猿化石是人类的直接祖先。1961年，耶鲁大学的埃尔温·西蒙斯（Elwyn Simons）发表了一篇科学论文，宣布腊玛古猿（Ramapithecus）是已知最早的人科成员物种。其主要的依据是，腊玛古猿的颊齿（前臼齿和臼齿）有些像人的颊齿，牙齿的咬合面平整，不像猿那样尖锐。它的犬齿比猿的短而且钝。西蒙斯还宣称重建这个不完全的上颌骨得出的形状也像人的上颌骨，就是牙齿排列像一张弓，而不是现存猿类的"U"字形。这时，从剑桥大学来的一位英国人类学家戴维·皮尔比姆（David Pilbeam）到耶鲁大学参加西蒙斯的工作，他俩共同描述了这些假定是似人的腊玛古猿颌骨的解剖性状。由于腊玛古猿的生存年代距今至少 1500万年前，可能是 3000万年前，因此人类产生的年代则被大大提前了，这样的发现确实使人兴奋，但随即也引起了争论。 60年代后期，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两位生物化学家阿伦·威尔逊（Allan Wilson）和文森特·萨里奇（Vincent Sarich）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通过比较现在的人和非洲猿类的某种血液蛋白的结构，得出了有关最初的人何时起源的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们的工作是确定人和猿的蛋白质结构上差别的程度。由于突变的结果，这种差别应随时间而增加，由此可以计算其速率。人和猿的物种分离的时间愈久，则突变积累的次数愈多。威尔逊和萨里奇计算出突变的速率，由此认为，最早的人类物种的出现，距今大约500万年前，而15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绝不可能是人类的直接祖先。 激烈的争论持续了10多年，其间，分子的证据愈来愈多。最后在80年代初期，皮尔比姆和他的小组在巴基斯坦，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彼得·安德鲁斯（Peter Andrews）和他的同事在土耳其发现了类似腊玛古猿化石但完整得多的标本，发现腊玛古猿的颌骨呈V字形，不是弧形；这种性状以及其他性状表示它是一种原始的猿（现代猿的颌骨呈U字形），因此最终否定了腊玛古猿是人类直系祖先的观点。在此过程中，有人根据达尔文的假设，在非洲开始寻找人类的祖先，结果取得了重大突破。1924年，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宣布在南非的汤恩（Taung）发现一个200万年前的小孩不完整头骨，根据枕骨大孔的位置可以确定汤恩小孩已采用两足行走。40年代后期，达特又和其他人一起在南非发现了大量所谓的早期人类化石。50年代，经过整理认定，这些化石还不是真正的人类，它们属于南方古猿，较纤细的叫做"南方古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较粗壮的叫做"南方古猿粗壮种"（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同时另一人类学家路易斯·李基（Louis Leakey）自30年代起在东非寻找先人的足迹，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路易斯·李基的妻子玛丽·李基终于于1959年在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发现了新的一种南方古猿：南方古猿鲍氏种（Australopithecus boisei）。一年以后，路易斯·李基的大儿子乔纳森·李基发现了新的类人猿头骨片，由于他的脑子比南方古猿要大得多，因此路易斯·李基就称之为能人（Homo habilis），即灵巧的人，暗示他已能使用工具。后来新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人属的存在，1972年，在东非肯尼亚发现一个化石人的150多块颅骨碎片，经复原后命名为"1470号人"（ER-1470）。他的脑量已达到近800毫升，与古猿相比有质的飞跃。然而，能人和南方古猿的关系仍然是扑朔迷离的，已经发现的南方古猿似乎与能人生活在同一时代。1974年，美国人康纳德·约翰逊率领的一个法、美联合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一个生活在325万年以前的直立行走的类人猿的一副骨架，这副骨架占全部骨架的40%。这一雌性动物就被命名为"露西"。后来确定"露西"为南方古猿的一种：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生活年代为400万年前至300万年前，似乎已能直立行走，但行走时膝盖稍有弯曲，手臂仍然很长，显示它仍然攀树。由于它的生存年代要早于能人，许多人认为，南方古猿阿法种有可能是人类的直属祖先。（图：东非奥杜威峡谷：最早人类的诞生地）由于非洲类人猿和人类化石的大量发现，我们对人类起源的认识在近二十多年来发生了许多变化，现在关于人类起源的新解释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人类的起源于非洲。理由：一是只有非洲大陆发现了迄今为止的人类进化各个阶段的化石。而其它大陆没有直立人以前的化石。而且迄今为止最早的人属化石也是在非洲发现的。二是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非洲的黑猩猩和大猩猩与人有最近的亲缘关系。而亚洲猿，即长臂猿和猩猩与人的亲缘关系较远。所以亚洲的猿不是人类的祖先。（2）确定了人属的三个种：能人（Homo habilis）、直立人（Homo erectus）、智人（Homo sapiens）。猿人不再作为学名，所以我们不应该再用早期猿人、晚期猿人的称呼。其中1470号人是能人的主要代表，北京人、爪哇人、东非的3733号人是典型的直立人，尼安德特人是早期的智人，克罗马农人则是智人的典型。（3）人类进化经过四个关键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科本身的起源，即类人猿和原始古猿的分离，根据分子学的理论，这一分离发生在大约700万年以前；第二阶段是类人猿这种两足行走物种的繁衍分化，或用专业词汇讲叫适应辐射，发生在700万年前至300万年前， "露西"是比较重要的发现；第三阶段人科物种脑量扩大，在距今300万年至200万年间，出现了人属的最早成员――能人，因为最早的工具发现在250万年前，所以一般认为人类诞生于250万年前，以后进化到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第四阶段是现代人（晚期智人）的起源。图："露西"（南方古猿阿法种）的骨架。当一块石头敲打另一块石头......那么，人和古猿分离的标志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工具的制造。也就是说，当古猿有意识地用一块石头打击另一块石头以制造工具时，他就转化为人。而与此进化时代相适应的是，类人猿的脑量也迅速扩大，因此，在很多场合下，古人类学家也根据脑容量来判断是人还是猿。由于早期的工具都是用石头制造的，根据制造石器的工艺，我们可以将早期人类的文化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以打制石器为特征，它的时间从我们推测的300万年前开始，一直延续到约距今1万年前，其中又可以分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旧石器时代晚期。旧石器时代早期包括能人、直立人（爪哇人、北京人、元谋人、蓝田人等）和早期智人阶段（典型的是尼安德特人），旧石器时代晚期包括晚期智人（克罗马农人、山顶洞人、四川资阳人、广西柳江人）等。应该说，我们对旧石器早期的文化了解得比较少。最初人类的石制工具是十分粗糙和简单，人们用砾石、燧石或石英打制成石片和石核，刃面短，也不太规整。后来工具出现整修技术，出现了手掌大小的手斧，刃面长起来，并在手持部位，打成适于按握拿的形状，使用起来更为得心应手。到了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工具也开始走向专门化，如出现了尖状器和刮削器等。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器形更加多样，更加精美（叶状石器最为典型），同时出现了角制和骨制的工具，出现了骨针、鱼钩、箭镞等器具。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复合工具和复合武器，所谓复合工具就是用两种不同质地的材料制成的工具，例如装上木柄的石斧，装上木棒的鱼叉等。这些我们今天看来并不起眼的技术进步，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然而它不仅表示人类技术能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类心智的成熟。这些日益复杂的工具需要人们更多的深思熟虑，需要更多的想像力。图：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旧石器时代的人一直依靠狩猎和采集来维持生活，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直到距今1万年前才由农业取代。猎取肉食和采集植物的结合作为一贯的维生策略，是人类所独有的。这种生活方式使得人类能在地球除南极洲之外的每个角落繁衍。人类能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不论是水汽蒙蒙的雨林还是干燥的沙漠，不论是肥沃的河岸地区还是不毛之地的高原。各种环境所能提供的食物完全不同，但由于采取了动植物食品的结合，人类生长都能获得足够的营养。尽管食物和生态环境有各种不同，但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致相同。例如，人们是集体活动的，一般大约25人组成一个小群，以成年男人和女人为核心加上他们的子孙与其他群互相交往，形成以习俗和语言联系起来的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网络，也可以叫做氏族。一个典型的网络大约有500人，被称作为一个方言的部落。这些人没有固定的住所，居住在临时的营地里，寻求他们的日常食物。在人类学家们研究过的大多数现存原始部落中，可以看到，狩猎－采集的生产活动中有明确的劳动分工，男人负责狩猎，女人负责采集植物食物。营地是活跃的社交场所，也是分享食物的地方。当有肉食分享时，常常会进行一些复杂的、由严格社会规则控制的仪式。40万年前，直立人已经普遍使用火。使用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150万年前的非洲。但在那悠远的岁月里，使用的究竟是人工火还是天然火，今天已难于辨别。在欧洲和亚洲，人们找到了最早的灶具，中国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也有火的遗迹。最初，人类大概是利用天然火，小心翼翼地添加柴禾以保留火种。后来人们学会了人工取火。人工取火的办法无非是两种：钻木取火（用一根硬木条顶住一块软木板，然后用手迅速转动硬木条，剧烈的磨擦产生火星，用嘴一吹就能点燃引燃物。）和燧石撞击（两块燧石的撞击不会产生火花，实际上是用一块燧石打击黄铁矿石，产生火星）。火的最初用途是什么？照明，烧烤食物，抑或是对人很重要的取暖？这也很难给予确切的回答。但无论怎样，火的使用对于人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幸亏有了通宵不灭的灶火，人类才得以在寒冷地区生存，并不断向北方地区扩展；其次，火的使用使人们变生食为熟食，缩短了食物的消化过程，这对于大脑和身体其他部分的发展都很有利；火还使人能在黑暗的洞穴中居住举行宗教活动；火还有利于工具和武器制作技术的改进：把用新鲜木头制成的长矛矛尖在火上烤一烤，尖头就会变硬。后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还会用火扳直鹿角或处理燧石原料，以方便切割和修整。大约距今3万年之前，旧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最初的艺术作品：壁画、雕塑和雕刻等。把它们称为艺术作品，实际是我们现代人对它们的拔高。因为在当时艺术还没有从宗教仪式活动和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许多我们现在认为的艺术品，事实上是生产用品或祭祀的用品。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宗教活动是艺术的重要源泉。最早的一些艺术作品是刻在象牙和其它兽骨上的一些动物图案，也有一些用动物骨头制成的笛子。约在距今2.5万年，从现今的俄罗斯至法国多尔多涅地区都出现一种被我们现代人称为"维纳斯"的雕像，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维纳斯"与希腊的雕塑是万万不可比的。她们大多脸面模糊，没有五官，胸、腹和臀部的女性特征充分夸张，许多是怀孕的形象，而四肢则细小。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法国南部洛塞尔出土的"持角杯的少女"，也称为"洛塞尔的维纳斯"和奥地利出土的"威林道夫维纳斯"。这些女性雕像反映了当时的人们的生殖崇拜。有人还认为由于当时是母系氏族制社会，人们以女性雕像作为氏族的守护神。男性雕像很少，但我们仍发现许多描绘男性生殖器的雕刻。显然，原始人对于人的生殖能力、怀孕过程和分娩都抱有极大的好奇和迷惑感。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对于人口繁殖的渴望心情。图：持角杯的少女旧石器时代晚期最为重要的艺术作品是洞窟壁画。现在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壁画中有两处特别有名。一处是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另一处是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阿尔塔米拉洞窟位于西班牙临近法国边境的珊坦省。1879 年，一位名叫索图拉（Sautuola）的农场主和他的女儿玛利亚，在阿尔塔米拉洞中，无意间在洞穴的天花板上发现了一幅壁画（24头野牛像围成一圈，周围还有2匹马、一头狼、3头野猪以及3头雌鹿），从而使这个洞中的许多壁画重见天日（由于壁画太生动和太逼真了，很长时间没有人想念这是原始人的作品，在1888年索图拉去世时，阿尔塔米拉洞内的画仍然作为骗局而不被承认，后来又有类似的洞窟发现，才改变了人们的看法）。法国中部拉斯科洞里的壁画是1940年被发现的。当时一群在那儿附近游玩的孩子偶然进入一个狭缝，在那个石洞里发现了一幅壁画。随着这两处山洞壁画的发现，人们开始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此后人们又在西班牙、法国、。北非以及世界许多地区发现了类似的洞窟壁画。图：拉斯科岩洞壁画这两个洞中的壁画所绘制的都是野牛和驯鹿等动物，壁画带有鲜艳的色彩。阿尔塔米拉洞中的壁画有四种颜色，画着30多头动物，包括牛、马、猪和驯鹿等。拉斯科洞壁画也有好几种颜色。壁画的最大特点是极其写实，画中的动物惟妙惟肖，画面呈现出强烈的动感。动物或奔跑、或跳跃、或低头吃草，或面对猎人。动物的体态被描绘得非常准确。有些画中的野牛中了箭，那些箭也往往是射在关键部位。这说明作画的古人非常熟悉动物的姿态，也深谙狩猎之道。这些画显示出这些原始人对于色彩已具有强烈的感受能力，也注意到了动态的表现和线条的优美。欧洲的学者认为这些壁画属于克罗马农人的杰作，年代约1.8万年至1.1万年前，属于欧洲马格德林文化时期。那么，当时的古人们为什么要在这些洞穴里作画？难道他们也像现代人一样为了呈现他们的绘画本领和展示美感？不，现代学者研究表明，这些壁画可能是和一些巫术有关。首先，人们注意到这些画都位于洞穴的深处，有的距洞口近一公里之远。洞穴极其偏僻，人迹罕至，里面又十分阴暗，谁也没法看到艺术家们的创作，除非有火把或原始油脂灯。显然，原始人在这儿作画决不是为了供人欣赏的，也许是人们进行原始宗教仪式的一种方式；第二，人们屡次发现一些壁画是覆盖在先前同类作品上的，图案已是多层重叠，画上叠画。可见，作画人重视的并非完成的作品本身，注重只是作画这一行动的过程本身。因此，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近似巫术的行为，目的可能是为了求得狩猎时能多多猎获动物；第三，壁画中几乎都是动物，即使有人，也常常是人身兽头。那些"艺术家"不是在追求美，献身美的表现。他们只是一些掌握一定法术的巫师。在这儿艺术是一种求生存的手段，是为了猎取更多动物而进行的一种巫术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壁画中画的多是动物，而不是植物的原因。当然，最终的结论还需要我们考察更多的壁画，收集更多的资料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原始的艺术是从人生产劳动和宗教巫术中产生的。从原始的艺术中也折射出原始人已经有了原始的宗教。在原始宗教里，巫术、神话、禁忌、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等，是很难加以区分的。当时信仰和仪式往往是双管齐下，混然一体。关于宗教起源有不少的争论，大凡离不开人类对生命的渴求和对死亡灾难的畏惧。如巫术、舞蹈等都是企图通过取悦鬼神来使它们满足人们的要求。原始人面对着雷电。黑夜、洪水等无能为力，梦中的景象也会引起他们的恐惧。惶恐不安的心灵需要慰藉，于是人们将这些现象统统归之外在于人类的超自然力量，归之于"神"或"鬼"，人们认为通过取悦鬼神可以避凶祸。除此之外，部落间需要通过宗教来加强部落成员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还有男女之间萦绕着的情丝，社会潜在的需求，都影响了原始宗教的产生和发展。人们目前发现在距今约15000年，已经出现了最早的有陪葬品的墓葬，表明当时人们已经相信灵魂和来世的存在，墓葬中陪伴着死者的生前用品，是为了供他复活时享用的。最早的革命篇章：农业和城市大约在10000年之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之所以称为"新石器"，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石器有了很大的改进，人们懂得将石器进行磨制和抛光，石刃更加锋利。但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成就并不是工具的改进，而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可以说，新石器时代是迄今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之一。图：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在这一时期，人类第一次遍布"整个世界"。从北方极地地区一直到南方丛林地带，从大陆一直到各大岛屿，差不多处处都有人居住了。这一时期现代人种开始形成。人类开始从游猎生活转变为定居的生活，而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出现。人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农业的出现被认为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革命（也称新石器革命），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人类没有发明农业，也就不会有财富的结聚，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商业活动和工业发明，那么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可能就是另外一幅景象。在农业出现之前，人类只能完全依靠自然提供的食品来维持生计，依靠狩猎和采集来生活。后来人们开始驯养动物，将野生的动物驯化为家畜和家禽。同时将野生的植物改为人工栽培。一般认为，人类最早驯服的动物是狗，人们用狗来帮助自己追捕猎物和守卫营地，进而人们或许很自然转而注意其它动物，特别是那些可作食用的动物。在新石器时代结束之前，欧亚大陆的人类大概至少驯化了五种动物，即牛、狗、山羊、绵羊和猪。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地驯养的动物种类并不完全一样，比如在美洲，有的地方驯养了美洲驼，有的地方驯养了火鸡，却没有欧亚大陆的许多家禽和家畜。农业的发展也表现在粮食作物的栽培方面。在各个地区都培育出一些最宜于该地生长的农作物品种，西亚、欧洲培育出小麦和大麦；南亚、东亚的中国等地区开始种植大米和小米，美洲的印第安人最先种植玉米。那么，人类为什么会从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转为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呢？农业是如何起源的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仍然充满着疑问。一般认为，驯化动物和农业是人类长期狩猎和采集自然发展的结果，人类经过漫长的生产实践，认识了植物和动物的生长规律，后来觉得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可以获得更稳定和充足的食物来源，因此转而从事畜牧业和农业。这样的解释虽然听起来颇有道理，但如果再细究一下却有许多不明之处。首先，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对动物和植物的生长规律的摸索早就开始，而农业只是距今1万年才发生的，如果我们认定人类的历史开始于距今300万年前，那么，掌握动植物的生长规律难道要花290多万年的时间？这个自然的过程也未免太长了。其次，即使人类掌握了动物和植物生长的知识，也并不一定会从事动物驯养和种植植物。现在一些原始部落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人类学家曾对西南非原始部落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他们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轻松快乐，足以使人维持生活。他们的食物摄入量完全符合现代的营养标准，而且有较多的空闲时间，又自由自在。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初期的农业要艰辛得多，食物种类少，日常辛苦，一切要依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进行劳作，在耕种和收获的季节要超强度劳动。人类抗灾害的能力又十分有限，旱涝难以保收，人们失去了许多自由。因此，我们据此可以认为，一定是有人们迫不得以的动力和外因使得人类放弃了几百万年的生活传统，转向新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也不要被我们现在所用的"革命"一词所迷惑，这种转变在那时应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费时极长。现在的解释有：首先是更新世的末期（1.2万年前），地球上最近的一次"冰期"结束，气候发生剧烈变化，有些地方海平面升高，大批鱼、甲壳类动物和水鸟到了刚刚形成的海湾和沼泽地，为海边的原始人带来了充足的食物。人们在伊甸园般的环境里定居下来，其生殖率就开始增大，这样经过几百年后，物产丰富的沿海地区人满为患。于是，地处亚洲西部的剩余人口被迫向野生动物和植物食物不那么丰足的内地迁移，在那里他们不得不重新过上采集狩猎者的游牧生活方式。这时为了解决食物不足的问题，他们开始驯养动物，由于冰川消退之后，野生小麦和野生大麦开始在西亚腹地零零散散的丘陵地区生长出来。采集者越来越多地喜好这类植物的种子，因此对它们的依赖越来越大，于是开始种植谷物。开始驯养动物和种植植物是狩猎采集经济的补充，后来发现驯养动物和种植可以给人带来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而且定居的生活也越来越吸引人，农业就这样出现了。不过，这样的解释可能比较符合中西亚的情况，南美和中国的情形却并不一定如此这般。但从变化的动力来说，人口和气候始终是两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因素。很长时间人们认为农业发源于中亚，因为有关完全定居的农业的最早的考古证据见于安纳托利亚最东部（今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年代在公元前 7500年到 6500年左右。现在发现，公元前5000年左右，至少中国和美洲也是农业的独立发生地，并由那里向远东和西半球传播开来。所以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农业革命至少有三个独立中心，但从传播路线上来说，了解得很不够。只有从中东传播到欧洲的情况知道得最清楚。这一传播是沿着好几条路线进行的。一条路线朝北，经过土耳其到乌克兰平原，并从那里穿过东欧到波罗的海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另一条路线向西，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巴尔干半岛，再沿着多瑙河流域进入中欧，最后达大西洋。第三条路线也向西，越过爱琴海诸岛到希腊，再从希腊到意大利、法国南部、西班牙，并沿着大西洋海岸达不列颠岛。此外，由中东向东，越过伊朗高原到印度河流域；由中东如东北，沿着里海海岸进入中亚平原；这两条传播路线也是为大家所一致公认的。非洲农业产生的情况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有些人坚持认为，非洲的农业是公元前5000前后在西非尼日尔河上游附近独自发展起来的。还有一些人虽同意这一看法，但认为日期应大大向后推，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不过多数人认为，非洲的农业是约公元前4000年时从中东传入尼罗河流域，约公元前3000年时传播到苏丹的黑人那里，然后再传播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草原。向大草原的传播在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将黑人朝南面和西面驱赶时，表现得特别明显。畜牧业和农业的出现，使定居成为人类的主导生活方式，也使人口的增长得到保证。随之出现了人们定居的村庄，并为组成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奠定了基础。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能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过流浪生活的狩猎者，由于随身可携带的物品有限，其生活水平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却可以尽情地享用坚固的住房、住房里的家具、生活用具、工具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但我们切不可将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生活浪漫化。那时，人们的劳动强度加大了，每一个人，包括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工作，而且必须努力地工作。早期农业经营的品种远少于采集狩猎的品种，人们对它们的依赖性也日益加重，所以一旦遇到这些农作物的歉收，人们就会面临饥饿的考验。由于定居，带来了卫生问题，粪便和垃圾的处置成了棘手的问题，人口密集也使得瘟疫极易流行。可以估计，那时人的寿命非常短。食物供求之间的平衡总是通过饥荒、传染病或移民来得到恢复。农业所带来的影响还远不止此。耕种土地的出现，造成了所有权观念的产生，土地连同土地的出产物最初可能是归部落集体所有，以后就归到个人名下；定居生活，使人们的财富积聚成了可能，因此也就出现了贫富分化；每个部落因此也有了相对固定的地域，为了管理需要有部落的政治组织，国家的建立也就成了各部落发展的必然趋势。农业使得丰收年份带来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使一部分人能脱离农业生产去从事手工业活动、宗教活动，甚至专门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有许多手工业活动成为人类新的生产活动，如制造陶器、编织和建造房屋等活动。陶器成为当时人们重要的生活器皿，其中的设计和上面绘制图案也可以视为当时的艺术创造活动。人们穿上了纺织而成的衣服，戴着项链手镯和耳环，学会了打扮。有了剩余产品和新的经济活动就使得商品交换成为可能和必需，因此就推动了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有了财富和土地的多寡就使得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产生妒忌，因此有了抢劫和战争。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文明出了曙光。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文明"就是指城市的文化。文明的标志就是城市、国家和文字。在农业的推动下，我们人类开始出现城市、国家和文字的雏型。什么是城市？关于古代城市的标准还存在着争论，一般认为需具备下列条件：1、有专业的手工工匠的存在；2、要有城墙或城堡；3、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和密度；4、有固定和规整的居住区，如坚固的房子和街道；5、居住点的长期和稳定。其实这几项标准中，除了城墙这一项外，其余的与村落很难区分。现在被考古学家研究最多的城市的雏型都在中东，一是约旦的耶利哥（Jericho）、一是土耳其的沙塔尔休克(?atal H uyuk)。耶利哥在公元前7800年左右，就已经建造了一些石头房子和一座寺庙，到了约公元前6800年前，建立了一堵厚两米，最高的塔楼高九米的城墙，占地三公顷，据估计居民为1000至2000人，已有手工业，但重要性难以作出判断。沙塔尔休克存在的时间距今约八千至五千年，总面积达十三公顷（约合三十二英亩），那里如今还留有用砖砌成的房屋遗迹，但没有石头护墙。围城一周的是一些没有门的房子（从屋顶进出）。这些城市后来都湮没了，因此失去了它在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真正的城市可能在公元前3500年到3200年之间，地区在两河流域。图：耶利哥的城墙和塔楼，公元前7000年。和城市兴起密切相关的是国家，一般早期的国家都是城邦国家。关于国家也有不少的定义，但它的重要构成无外乎有固定的统一疆域、拥有一个不依附于外部控制的权威政府、拥有维持秩序和和平的强力机构和机制等。国家是在新石器阶段相当晚的时候起源的。国家的起源大概是由不同的因素所引起的。农业的发展肯定是最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农业剩余产品可以供养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组织管理工作，这就为国家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而农业生产需要灌溉和精心耕种，需要对人力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和协调，政府的出现就成了必要。随着财富分配不均、私人利益冲突的出现，古代的习惯已不足以规定权利与义务，就需要建立新的监控体系，强制调和各种利益关系，来维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有些古代国家也由于战争活动而形成。它们的建立有的是为了征服其他民族、有的是为了抵抗其他民族的入侵或者为了把侵略者赶出国土。其他原因还有宗教方面的，因为最早的部落统治者往往兼任宗教上的祭司，主持宗教仪式，这些人随着他们权力的增强和扩大，直接将自己的统治地域转变为国家。文明产生最重要的因素是文字。早在发明文字之前，人们曾利用一些辅助的东西或简单的图画来传递消息，比如在现在的原始部落中还能看到的结绳文字，不同的颜色的绳子和不同绳结，表达不同的意思。除结绳文字外，在某些部落中可以看到另一种文字，即图画文字。它是画在树皮、皮革或其他东西上的图形，如要表示"水"就画上几条波纹，要表示"星"就画上几颗星星。以后，这种文字演变为表意文字，形象性逐渐消失，为一定意义的符号所替代，并与音节相联系，最后演变为字母。各种图画文字在新石器时代大量出现，最早的具体年代还没有定论。有人还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一些文字符号，如埃及、西班牙和近东的史前时期坟墓里的陶器碎片、瓶子和石头上发现了距今7000年的一些符号。这一"地中海信号"有大约300个符号；来自各地的大多数符号都是一致的，表明地中海上商业联盟范围之广，而主要是商业符号--财物与数量的记号，或其他的商业文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许多记号竟像是"腓尼基"字母的文字。被人们公认的最早较为系统的文字诞生的年代是公元前3200年，居住在中东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苏美尔人最先发明了一种象形文字，文明也从那里诞生了。参考书目：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理查德·利基（英）著，吴汝康、吴新智等译：《人类的起源》，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Durrant,J. (ed), Human Origins (Oxford,1989)Lewin,R, Human Evolution (Oxford,1989)Gebauer,A. and Price,T., Transitions to Agriculture in Prehistory (Madison, 1992)Maisels, C. ,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From hunting and gathering to griculture, cities and the state in the Near East (London, 1990)第二章　从新月沃地到尼罗河畔：不同的河不同的人　　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文明开始出现。其中两大文明发生在我们今天称为中东的地区，这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早期的文明几乎都产生在大河流域，那里的人们依靠河流获取他们的食物。有的河在泛滥之后，留下肥沃的土壤滋养植物生长；有的河被人类驯服，洪水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控制，听从人的指挥去灌溉庄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些文明人与河流不同的关系竟然派生出文明的独特性格，真是非常奇特。两大文明相距并不遥远，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相隔约960公里。它们之间也有过接触和交流，但它们所孕育出的社会却截然不同。通过它们的历史，我们看到即使两个相邻的人民都会产生出不同的文化，而决定这种不同的是他们的生存环境以及他们与自然的关系。苏美尔人的发明在地中海的东岸有一弧形的地带，它的西首紧贴地中海，而东端落到波斯湾。这一地带在远古的时候土地肥沃，因其形状恰似一弯新月，历史上也称之为"新月沃地"（The Fertile Crescent）。与"新月沃地"相交的有两条河流，两条河流像一对亲兄弟那样并肩而行，稍短一些的是偏东北的底格里斯河（长约1770公里），长一点是处在西南面的幼发拉底河（长约2740公里）。两河都发源于亚美尼亚的崇山峻岭之中，最后都流入波斯湾。在古代，两条河流是完全分流的，最接近的地方仅为30公里。两河之间的土地被古代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即"两河之间的土地"之意。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从地理环境来说，这片土地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忧患。两条河流有充沛的水量，便于人们获得生活必需的水和农业生产灌溉用水，周边的土地如果有水灌溉也是一方肥土。然而，这两条河流和我们后来看到的尼罗河不同，它们的来水量不是很有规律，如果听其自然的话，带来更多的是灾难。底格里斯河水流湍急，在地上开出一条深深的沟，它的水面比地面低很多，给灌溉带来不便。幼发拉底河却携带大量泥沙，造成河床抬高，河水常常漫出河岸，淹没周围的土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四月至六月间，由于山区冰雪融化再加上不定期的大雨，随时可以暴发洪水，洪水的时间和大小都不可预测。因此治水成为两河流域人民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他们开挖水渠，构筑堤坝，防洪引水，修建灌溉工程。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了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关系，而不可能像尼罗河边的人们那样顺从自然，享受自然。于是，也就有了不同的世界观。两河流域的南端正好是新月沃地的东端，是两河流入波斯湾之地，土地特别肥沃。这个地区叫做苏美尔（Sumer）。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种植庄稼。后来有东方民族移居此地与当地的土著混合，形成了苏美尔人。苏美尔人个子不高，但非常结实，黑发圆颅，具有东方民族的特征。在公元前3500年时，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创建了我们现在已知的第一个文明。他们建立的文明是城市文明，世界历史上第一批最为重要的城市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早在公元前4300――前3500年，苏美尔人就在两河流域内部平原上建立了不少城市，如欧贝德、埃利都、乌尔、乌鲁克等。城市的建立，标志着两河流域南部地区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向文明时代的过渡。从公元前3500到公元前2800年，随着城市逐渐控制了周边的农村地区，两河流域南部形成了数以十计的城邦即城市国家。大多数居民住在城市里。城邦居民相信每个城邦属于一个神或几个神，祭司是神的代表，他们管理着神的土地，传达神的诣意。祭司可能是城邦中最有势力者，他们主持宗教仪式，并统治城市。当时主要的城邦国家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伽什、乌玛、苏鲁帕克、尼普尔、基什、西帕尔等。苏美尔的城邦之间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常常要为边界和水资源发生争斗，相互征战。这种分裂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苏美尔的力量，在这块经常有游牧部落出没的地区，这一弱点是致命的，最后他们被更强悍的民族所征服。公元前2400年后，处在两河流域北部的闪米特人（Semitic People，也译作塞姆人）在著名领袖萨尔贡（意为真正的国王）一世的领导下征服了苏美尔各城邦，并建立了统一的阿卡德帝国，其西部疆域甚至远达叙利亚。苏美尔文明从城邦国家过渡到统一王国时期。阿卡德帝国的寿命并不长，在延续了150年之后，被来自伊朗的新入侵者打败。苏美尔人的城邦国家又一个个重新恢复。在诸城邦中，最强大的是乌尔城邦，它后来统一苏美尔各城邦，建立起一个纯粹的苏美尔人的帝国（史称乌尔第三王朝）。这一帝国从公元前2113到2006年，维持了一个世纪。苏美尔人已经有了社会的分化，大致有三个社会等级，最上层的是拥有特权的贵族等级，包括祭司和政府官员，第二等级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社会最底层是农民和奴隶。苏美尔文明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苏美尔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系统使用文字的民族。考古学家在基什附近的奥海米尔土丘发现了一块约在公元前3500年的石板，上面刻有图画符号和线形符号。苏美尔的祭司和商人们最初由于宗教、商业和政治活动的需要，刻画一些图案作为记号，后来这些图案抽象成符号，最后这些符号结合起来，也可以表示具体的事物，也可以表示抽象的概念，符号有时也可用来表示音节，由此形成了文字体系。为了书写的方便，原来的图案简化成笔划。两河流域书写的材料是用粘土制成的半干的泥板，笔是用芦苇杆（或骨棒、木棒）做的，削成三角形尖头，用它在半干的泥板上刻压，留下的字迹笔画很自然地成了楔形，因此称为楔形文字（cuneiform）。写好后的泥板晾干或烧干，长期保存。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楔形文字，被后来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所承袭，并随着商业和文化交流的扩大而传播到整个西亚。苏美尔人用他们的语言文字创作出非常优美的文学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们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这部诗史仅有3500行，但它和其他苏美尔神话故事一起成为《圣经》和希腊古典文学的先驱。史诗传说中的吉尔伽美什是乌鲁克城邦的君主，他曾经凭借权势，欺压人民，后结识了天神派来处罚他的英雄恩启都，弃恶从善。他与恩启都一同出走，为人民造福，先后创造了不少英雄业绩，甚至不惜得罪天神。恩启都因此遭神谴而病死。吉尔伽美什对朋友的死十分悲痛，感受到了死亡的可怕，于是历尽艰险去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草。但好不容易寻觅到的仙草在归途中被蛇偷吃。这部史诗生动地反映了人们探索生死奥秘这一自然规律的愿望，也表现了人总不能战胜自然规律和死亡不可避免的思想。在另一个传说中，甚至有《圣经》中诺亚方舟那样的情节。图：苏美尔写有楔形文字的泥板苏美尔人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是车轮。车轮，在今天的世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我们甚至不会去想一下，这样简单的东西在古代不是人人都想得出来的。苏美尔人大概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就已发明了车轮。车轮的发明可能是受到陶轮的启发，根据考古材料，在中亚一带，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有轮子用于制陶业，陶轮是水平转动的，早期的制陶工匠将泥团放置在陶轮上，通过陶轮的水平转圈，方便圆形陶器的制作。也许是某一天，陶轮翻倒在地，它在地上的滚动使人们突发奇想，把它转化为车轮。不过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要知道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700年已经知道了陶轮，但他们直到一千年以后才有了车轮，而且更大的可能还是在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接触中借鉴过去的。在西半球，当欧洲人在15世纪末见到美洲人时，那边还没有车轮的使用。如果没有车轮，我们人类社会又会是怎样一副情景呢？所以将这一项发明归入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行列一点也不为过。最初的车轮没有轮辐，实际上是圆形的木板，车子用牛或驴来拉，有两轮的也有四轮的。车行的速度并不快，但它大大增加了载重量。在农业上，他们还发明了犁，促进了农业的生产。苏美尔人还是人类历法的最早制定者。苏美尔人从事农业生产需要知道播种和收获的确切时间，因此不能过一天算一天，需要历法来计算农时。他们根据月亮的阴晴圆缺，制定了太阴历。他们以月的圆缺，周而复始为一个月。一年分12个月，其中有6个月各为30天，另6个月各为29天，全年共354天。这样每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少11天多时间，于是他们又创立了设置闰年的办法。苏美尔人的宗教是一种多神崇拜，接近原始民族的万物有灵论，凡是自然界的万物都是神性的表现。苏美尔人大大小小的神殿里供奉着3000多位神灵。太阳、月亮、雨、水、大地、空气、星辰和各种植物都是神的化身，每座城市都有它的庇护神，甚至人们使用的工具也都受到神灵的庇护。众神之中，有四位神居于主导地位，他们是天空、空气、大地和水。为了供奉神，苏美尔建造了许多神庙。主神庙往往建在城市最重要的地方，是城市的中心。这些大的神庙，往往有数层高，地基宽广，上面建筑层层缩小，呈现出塔的形状，因此叫做塔庙，苏美尔人称之为"吉古拉特"（Ziggurat）。塔庙的形成有个过程，最初，苏美尔闪的神庙较为简单。由于两河流域没有巨大的花岗石，苏美尔人用砖块建造神庙。这些不太牢固的神庙常常因为洪水和日晒雨淋而倒塌，苏美尔人习惯于在旧神庙原址上建新庙，因历代续建，神庙地基变成了多层塔形的高台。以后神庙都建成这种塔庙的形式，塔庙有阶梯可拾阶而上，顶端供奉神龛。现存最著名的塔庙遗址是乌尔城的塔庙，它的完整形态还应包括一些穹顶建筑。那时苏美尔已经懂得在建筑中使用拱券和穹顶，古罗马人虽然将这些建筑技巧推向极致，但他们的源头却在苏美尔那里。图：苏美尔人的吉古拉特（塔庙）苏美尔人也是一个拥有非常优秀的艺术素养的民族。人们在乌尔城考古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艺术制品，其中有女人用的精美首饰，有盛祭品的金礼器，有金头盔，有鎏金镶石的匕首，还有用牛头和画板作装饰的竖琴，还有红蓝宝石镶嵌而成的"乌尔军旗"，还有青铜头塑、祭司组雕等。苏美尔人的艺术品一般小巧灵珑，人物的雕像风格圆浑，动态可掬，饶有情趣。艺术物品精工细作，以镶嵌技术见长。苏美尔人的创造还有一长串名单，比如创办了最早的学校，制定了最早的法律乌尔纳姆法典，采用了12进位制等等，我们今天每小时定为60分，圆周分为360等分，就是得益于苏美尔的创造。尼罗河赐予了什么？正当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的南端创造着自己的文明之时，在北非的尼罗河畔另一朵文明奇葩开始绽开，这就是古埃及文明。希罗多德的名言"埃及是尼罗河的恩赐"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尼罗河给古埃及赐予了什么，每个人的解读却不尽一致。最为直观的是尼罗河给它的流域带来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水资源，使那里的人们能够发展起农业，抚育生于此长于此的芸芸众生。古时的埃及在地理上与现今的埃及大致相当，在它的周围都被沙漠包围，唯独在狭长尼罗河谷呈现一片绿色的生机。这片绿洲完全得益于尼罗河。尼罗河全长6671公里，它的上游有两条支流，白尼罗河发源于维多利亚湖，青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然后汇合由南向北穿过干旱少雨的沙漠流入地中海。古代埃及就是这条水路的最后近千公里，第一瀑布（尼罗河汇流后有六大系列的瀑布）就是古代埃及的北界。晚春时分，从印度洋吹来的季风给埃塞俄比亚高原带来大量的雨水，暴雨将高原肥沃的土壤冲入尼罗河中，并形成洪水。夏至后不久后，洪水到达尼罗河谷，大水淹没河谷和三角洲，使埃及变成长长的浅湖，城镇和乡村留在矮矮的由堤道连接的岛上。洪水受阻时，水中夹带的一些泥土沉淀到地面上。10月和11月洪水退去，这些泥土仍留在原处。接着把种子撒在厚厚的湿土中，秋冬季节适宜的阳光会使它们在3月和5月成熟，其间根本不再需要灌溉。夏收之后，大地干裂，土壤曝于空气中，防止水分和盐分在土壤中过多滞留。这样就构成了古代埃及日历上的三个基本季节：阿赫特（泛滥）、佩雷特（生长）和舍毛（干旱）。这是一个理想的自然循环，但是，人类的创造力还能够对其进行许多改善。比如，人们有意修建一些大洼地，到洪水来时，把水保存于此，过一段时间后再把水放回河中，让更多的泥土保留下来。还可以利用机械把水提升，去灌溉高于洪流泛滥的正常水位的地区，或者是在夏季河流处于最低水位时浇灌另一季庄稼，或者是使菜园整年得以浇灌。不过，在古埃及文明之初，水利和灌溉都显得不必要，由于尼罗河的泛滥基本上是有规律的，人们只要利用河流的泛滥就足以获得足够的食物，目前的考古发现，埃及的一些水利设置最早产生于中王国时期，而我们经常在壁画上看到的灌溉机械"沙杜夫" （shaduf），它是一种结构简单的装置：一根带枢轴的横杆，杆的一端有一件重物，另一端有一个水桶或类似的容器。沙杜夫出现在第十八王朝晚期（公元前 1350年）以后的墓画中，而且仅限于男人浇灌庭园的场面。所以简单地将古代文明的产生归于灌溉需要的说法在埃及未必是真理。图：古代埃及的灌溉装置"沙杜夫"尼罗河对埃及文明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政治上的。尼罗河谷相对封闭的环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埃及东部和西部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南部是湍急的瀑布，北部是烟波浩渺的地中海。严格的说来，古代埃及由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两大部分组成。狭义的尼罗河谷止于开罗附近。尼罗河流出河谷，在开罗以北注入一个大海湾，现在已完全被肥沃的泥土填满，形成宽阔平坦的三角洲。古代的尼罗河在这里河道纵横交叉，还有星罗棋布的沼泽湖。古代埃及人为这两个部分取了独特的名字，仿佛它们曾经是独立的王国，通常把这两个名字译作"上埃及"和"下埃及"，前者指尼罗河谷，后者指三角洲。三角洲的生活和尼罗河谷有所不同，直到大片沼泽地被法老组织开垦之前，下埃及地区是较为荒凉的地区。放牧者在潮湿的草场上放牧羊群，鳄鱼和河马大量出没，危及牲口和人。我们在壁画上常常看到狩猎者手持鱼叉刺杀河马和鳄鱼的景象。这种生活造就了下埃及人的勇敢和多谋。尽管古代埃及早期分为两部分，但总体上在地理上自成一体，相互间少不了交流和往来。上下埃及最终在约在公元前3100年实现了统一。统一发端于上埃及，这和上埃及相对发展的生产力水平有关，究竟谁实现了两埃及的统一，尚有争议，较早的说法是上埃及的君主美尼斯。但稍晚发现的一块调色板上却表明统一埃及的君主名叫纳尔迈。统一后的埃及建都孟菲斯。地理上的相对孤立也有利于埃及国家的长期延续和相对和平的发展。埃及在统一以后经历了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的前期很少与周边民族有关。根据埃及祭司曼涅托在公元前三世纪用希腊文所著的《埃及史》，后来的历史学家经推算大致将埃及的历史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以下所举的年代尽管精确到某一年，但实际上只能是个约数）：早王朝时期（或称古风时期）：（第 l-2王朝）公元前 3100－一前 2686年古王国：（第 3-6王朝）公元前2686――前2181年第一中间时期：（第7－11王朝）公元前2181－一前1991年中王国：（第11后期和12王朝）公元前 1991一前 1786年第二中间时期：（第13--17王朝）公元前1786－前1567年新王国：（第18－20王朝）公元前1567－一前1085年第三中间时期：（第21一24王朝）公元前1085一前712年库施人（苏丹人）／亚述人的统治：（第 25王朝）公元前 712――前 656年赛特时期：（第26王朝）公元前664前625年晚期：（第27－31王朝）公元前625一前 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 公元前332年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死去 公元前30年虽然埃及的历史以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七世去世告终，但就从文化的角度看，古埃及文明最典型和纯粹的时期到新王国为止。从早王国到新王国的2000多年时间里，王朝统一的时间远多于内乱外患的中间期，而第一中间期主要是内乱，在第二中间期才遭受喜克索斯人的入侵。埃及在统一后的几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受到外族的入侵，它本身由于物产丰富，也没有对外扩张的需要，在埃及文明初期，王国甚至没有常备军，战乱就较少。其实，尼罗河带给埃及人的东西还不局限于物质和制度层面。它还影响了埃及人的生活态度和世界观。由于埃及人所得到的东西并不是与大自然搏斗的结果，而是顺应自然的产物，埃及人对自然常怀感恩之情，生性乐观。面对尼罗河循环泛滥的现象，埃及人相信世界万物可能都是循环的，包括我们人类的生命。埃及人相信人能死而复生，灵魂不灭。埃及人有一则神话流传甚广，它和尼罗河有关，也与埃及人的人生观有关。这就是关于俄塞里斯和伊希斯的故事：俄赛里斯曾是一位深受老百姓爱慕的法老。他把农业和其它有用的技术传授给老百姓，并为他们颁布了法律。他的名望遭到他亲兄弟塞托的妒嫉。一天，塞托终于将他杀死，并将他的遗体割成碎块，扔进了尼罗河。伊希斯是俄赛里斯的妻子，她外出找回了这些碎块，将身体重新组合起来，并怀孕生下一位遗腹子，名叫荷拉斯。她将孩子带到濒临地中海的沼泽地带去抚养，以躲避塞托的耳目。荷拉斯长大以后，杀了塞托，为父亲报了仇，并继位为法老。至于俄塞里斯，从此以后主管阴曹地府，主持审判死者的法庭。对这则传说有多种解读，首先，俄赛里斯是尼罗河神，他的死亡和复活象征着尼罗河在夏季时的干涸和春天时洪水的泛滥，其次，作为埃及最为重要的神祗之一，俄赛里斯具有人类的品质，他的所作所为感染了普通埃及人。埃及人从诸神的生活中看到了他们自己苦难和成功的影子，而且对未来充满幸福的期待，对生活怀着乐观的精神。最后，俄赛里斯的死亡和复活似乎也传达了个人长生不死的信息。既然神战胜了死亡，那么敬神的人也会承袭永生。因此，埃及人非常关注死后的人生，关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埃及人认为人要死而复生，下列这几个条件不可缺少：一是尸体不能化为尘土；二是尸体被安放在无法摧毁的坟墓中；三是要通过死者的审判，四是能够保证向死者提供祭品。为此，埃及人要将死尸制成木乃伊：人们取出死者的脑子与内脏，将之存放在四个被称为"卡诺普罐"的陶瓷罐中。接著，人们将香料垫入尸体里，并放在泡硷液(碳酸盐与小苏打的混合)中浸泡70天，使他便于干燥。然后人们用涂抹著芳香树胶的细绷带将之包扎起来，就这样尸体做成了木乃伊。接下来是下葬仪式。在此过程中，木乃伊被隆重地抬到坟墓的入口处，然后竖起来，被施以开口礼：一位僧侣用横口斧刨点点眼睛、耳朵、鼻子和嘴巴，为了这些器官能在冥世间恢复它们的功能。最后，装着木乃伊和陪葬家具的棺材被埋入墓穴中，被永久地封闭起来。埃及人因此也非常重视坟墓的建造，我们在下面还会说到，法老们是如何修建他们的陵墓的。人们相信，死者要接受俄赛里斯根据其生前所作所为作出的审判。通过审判这一关的人才能进入肉体愉悦的王国。死者被带到测定室，首先要面对俄赛里斯和42位神，证明自己生前无罪。然后，豺神阿努比斯（传说是木乃伊制作之神）将死者的心脏放在天平的一边，心脏被当作意识的栖身之处，天平的另一边是真理，它的象征是一尊头插羽毛的妇女塑像（玛阿特）。托特神（秩序与规则之神）记下测定的结果。如果天平的两端平衡一致，托特神就宣布死者无罪，死者就可以到达冥府生存下来。如果天平两端不平衡，审判没有通过，他也就没有取得永生的资格，因而被守护在天平旁的动物吃掉。那么，如何能够通过对死者的审判呢？身前要行善当然非常重要，但人难免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能不能通过死者审判还是人人担心的事，为此，埃及人求助于巫术。他们在坟墓里放上写有对地下世界的神祗和天平作法的魔语的纸莎草纸。这样，不论好坏，他们自信能够通过阴间的考试。为了应付这样的情况，有人还写了一部指南性质的书《死者之书》。《死者之书》，这是一部写有保证死者在阴间继续存活的魔语的集子。最后，为了保证对死者的供养，活在世上的亲属还要不断举行祭祀。祭祀包括倒水，呈上食品，念一些可使死者享用食品的魔语。埃及的公共墓地就如繁忙的蜂窝，在那里，家人、僧侣、祭司、祭品携带者络绎不绝，在此还不包括石匠与泥水匠，他们总是忙于建造新的永久归宿地。图：《死者之书》呈现的审判死者的场面。尼罗河影响埃及文明的方面还很多，比如，由于经常的泛滥，埃及人一年四季可长期居住之地并不多，这就影响了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建设，在埃及文明早期，人们几乎看不到在两河流域常见的那样的城市；再比如，由于埃及人在一年很长一段时间要等河水退去，庄稼的耕种也不太费力，因此他们有更多的余暇，这也有利于他们的文化创造，埃及人之所以能创造出奇特的文化尼罗河是密切相关的。埃及：变化着的文明在许多著作中，埃及文明似乎是一成不变的。其实在古代埃及在3千多年的发展中，文明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就文明的成就来说，各个时期又有自己的特点和侧重。埃及文明最为重要的发展时期可能要数古王国时代。举世瞩目的埃及金字塔就建于这一时期，此后埃及所建金字塔就减少，最后停建。尽管我们现在把金字塔当作古埃及的标志，但必须记住，它们只是古代埃及一个时期的产物。"金字塔"一词是我国对古埃及角锥体陵墓的形象化的称呼。因为这种角锥体建筑物的每一面都呈三角形，类似于汉字中 "金"字的外形，故名之日金字塔。古埃及人把这种陵墓称为"麦尔"（mr），其象形文字是用一个台座上的三角形图来表示的，意为国王及其父太阳神升天的地方。现代西方人的用语庇拉米德（Pyramid，Pyramide），来源于古希腊文庇拉米斯（Pyramis），意为"小麦饼"，因为，古希腊人来到埃及看到金字塔，联想到他们吃的三角形的小麦饼，因而以此命名。金字塔建筑经历了阶梯金字塔和标准金字塔二个发展阶段。阶梯金字塔是标准金字塔的前身，而阶梯金字塔则起源于马斯塔巴墓，"马斯塔巴"墓为埃及王公贵族的墓，呈梯形平台状，仅有一层，阶梯金字塔是多层马斯塔巴墓叠加以后的产物。在萨卡拉至今仍然屹立着一座基本完好的阶梯金字塔，它是由第 3王朝的建筑师伊姆霍太普（ Imhotep）为其君主左塞王（Djoser）建造的，兴建于公元前2770年左右。最初，本来是按马斯塔巴墓设计建筑的。但是，伊姆霍太普为了体现他的君主的威严，又将这座马斯塔巴的地上建筑的四周向外扩大，并向上增加了5层马斯塔巴，因而形成了6层的马斯塔巴，高约60米，底边东西长121米，南北宽109米。地下墓室深约28米。左塞王的后继者们后来逐渐将阶梯的缺口用石块填平，并且外面覆盖上优质的石灰石，因而形成了具有倾斜面的角椎体的"真正的"金字塔。图：左塞王的阶梯金字塔埃及最为著名的金字塔是吉萨三大金字塔。塔身最高的那座叫做胡夫金字塔（希腊人也称为齐奥普斯金字塔）。塔原高146.5米（现减报为137.20米），基底边长230.38米（现227.5米），角度51°51'。塔身共计250阶层，以平均2.5吨重的230万块石材砌成，总计约570万吨重。大金字塔的原拱门式入口在北侧，离地面20米高。通过约100米的向下通道可达已废弃的地下墓室，还有一一一条向上通至金字塔中心部位的称为"国王间"的墓室。墓室顶棚里人字形，承担了巨大的负荷力。离胡夫大金字塔160米远，还有胡夫之子及其继承者哈夫拉的金字塔，其规模稍小些。但由于它建造的地势比较高，所以远看它要高于胡夫金字塔。作为哈夫拉金字塔群的附属建筑物是举世闻名的斯芬克斯（SPhinx）像。斯芬克斯通常汉译为狮身人面像，或狮身人首像，高约20米，长55米，是用一整块石材雕塑成的，如果再加上匍伏在前面的两只前腿，总共73.5米长。哈夫拉的斯芬克斯巨像象征着人的智慧和狮子的勇猛力量的结合，也有人把它说成是陵墓的保卫神。在哈夫拉金字塔的西南200米，还有一座更小些的孟考拉（Menkaure）的金字塔，大约有胡夫大金字塔的一半大。通常把前面所述的3座金字塔称为吉萨三大金字塔。图：吉萨三大金字塔金字塔可以说是古代埃及人智慧的结晶。以我们现在的认识，金字塔还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迷。比如金字塔是由谁建造的？以前人们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认为是埃及的奴隶们建造的。但最近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一结论可能是希罗多德根据希腊有大量奴隶存在的现实出发对埃及历史的误读。现在对建造金字塔工人墓地的发掘表明，当时的建造者是人身自由的，他们有妻子儿女，有请假休息的权利，生病也能得到精心治疗。而且在金字塔本身留下的一些字迹上还发现，建造者编成小组，进行劳动竞赛，如标记为"充满活力的小组"、"耐久小组"等。此外，有发现还表明建造者可以从管理人员那里领到他们的工钱。所以金字塔可能是埃及法老利用农闲的时期组织农民建造的。那么，建造金字塔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一般的说法，金字塔是法老的陵墓，但这一说法，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因为至今为止，还从未从金字塔中发现法老的木乃伊，也没有见过任何陪葬品。而且有的法老在世时不仅只建一座金字塔，有的甚至建了几座，显然不象是建陵墓。另外，以当时的技术装备，人们如何将这些大石块送到如此高的地方？建造金字塔的是石块还是人造的混凝土块？胡夫金字塔的一些神秘数据是简单的巧合还是另有奥秘？似乎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金字塔的建筑从第5、6王朝以后逐渐衰落。虽然中王国时代又恢复了金字塔的建筑，但无论其规模或质量都已大为逊色。在古王国时期，古埃及的许多重要科学发现和艺术创造都已产生。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埃及人就注意到，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即天狼星在每年一度与太阳成一直线时就会在早晨升起。他们根据这一观测结果制定了一个历法，把"元旦"定在天狼星与太阳成一直线之日，以此预报尼罗河开始泛滥的日期，据此确定了太阳历。这是我们人类太阳历之始。古代埃及人在医学方面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认为疾病是自然因素而不是超自然因素造成的，因而医师可以对疾病作出准确的诊断，并对症下药。诊断的方法包括号脉和听心跳。至于治疗方面，埃及人常常用一些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作为药物，从现存纸莎草文献来看，有些处方是有科学道理的，有些则不可靠，有些甚至和巫术相混淆结合。在数学领域，埃及人在测量方法方面成就卓著。举例来说，他们首先注意到所有圆的圆周率（用我们现在的说法）都是一样的。此外，他们还发明了计算三角形的面积及金字塔、圆柱体和半球的体积的方法。这类成就显然与埃及人雄伟的建筑工程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确立了埃及人艺术方面的一些基本准则。埃及人应该深谙绘画之道，但我们今天看他们的壁画，却觉得有些稀奇古怪。比如处在同一平面上的人有大有小；人的脸是侧面的，而眼睛却是正面的。同样的，肩膀看上去是正面的，而身体的其余部分，如骨盆与大腿除了肚脐之外又被画成侧面。一个人的二只脚可能都是左脚，而二只手也画成都是左手。再比如，他们画画不用透视法，而且不允许前面的物体遮住后面重要物体，因此一些本来该平躺着的物体站起来了，如水池，一些本该站着的物体却躺下了，如树木。那么其中有什么准则呢，其实埃及人绘画并不是用来真实表现现实世界，他们表现的只是他们"知道"的世界，比如他们所知人有尊鄙，尊者重要，因此应该画得大一些，鄙者就画得小一些。人的眼睛可能非常重要，因此即使在脸则过去时，也应画成正面。一些他们知道而应该表现出来的是不应该被遮挡的，一些遮挡之物，就应该让它们躺下来，为视线让道。在雕塑上，埃及人遵循"正面律"。不论雕塑的人物直立或端坐，其头部和躯体必须保持垂直。面部、双肩和胸部则正面展示。面部雕刻，除了相貌与真人相似外，往往还要有与人物本身的不同等级社会地位相适应的特殊标准的形象。国王的理想化的雕像与一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神圣性和威严性。埃及雕像的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雕像着以不同的颜色：头发、胡须和眼圈涂以黑色，衣服为白色。男性的肤色通常是棕色，而女性为浅黄色或肉皮色。眼睛的制作也颇具特色，一般用铁制成，而眼珠则镶嵌以水晶和石英等矿物体。（它们中的一些着色饰彩以增加吸引力，眼睛里往往镶嵌有水晶。）人物雕像几乎都很刻板，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或者固定在身体两侧，双目正视前方。雕像面部通常略带微笑，别的则没有任何表情。它们在解剖学上通常有些失真：大腿的自然长度被增大，肩臂的宽度被过分强调，或者各个手指长度相等。图：古埃及一对王子夫妇的雕像。这时期古埃及的文字体系也已形成。古埃及的文字也很有特色，称为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神秘之处就在于这些小画完完全全是一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同于西方的字母文字，也不同于我国早期表形和表意的文字，而是一种复杂的文字系统，其中可以发现几类符号。埃及象形文字的符号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表意符，这些符号的意思就是它所画的东西，例如鸟的画指的就是"鸟"。第二类是表音符，这一些符号所画的具有语音上的价值，遵循的是画谜的原则，(就如我们画一只杯子，表示音节"bei"一样)。这些符号可以表示一个，二个或三个辅音，埃及文字从来不写元音。最后一类符号称为限定符，它们不发音，而是表示它们前面的这个词属于那一类词：比如，密封的纸莎草纸表示词义是抽象的。还有表示男女的，表示单数和复数的等等。象形文字系统由这三类符号组合而成。下面的例子（见图）表示出该文字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这是一段在有些坟墓上隽刻的说明文字，它是为了防止有些人对坟墓的破坏，其意如下："对于所有要干坏事的人，我就卡住他们的脖子，就如卡住小鸟的脖子一样。"古王国时期社会分为两大等级，一为上层阶级，这部分人由法老、法老家族成员、祭司和统治官吏构成，另一为下层阶级则由农夫构成。逐渐地，上层阶级中的一些官吏变成了世袭贵族，到了古王国末期，法老的权利遭到削弱，贵族势力增强，他们互相之间为争夺王国的统治权而不断发动内战，王国陷入到内乱的第一中间期中。约在公元前2000年，第十一王朝兴起，该王朝以上埃及的底比斯为根据地，再次统一埃及，从此开始了埃及历史的中王国时期。法老们恢复了秩序和一时的繁荣。这一时期埃及开始修建一些灌溉工程，而且逐渐放弃建造大型金字塔的做法。用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统治者比古王国时期的法老更加务实，化更多的精力造福于民。所以第十二王朝统治时期通常被视为埃及的古典时代或黄金时代。但由于中王国时代，贵族的权力比古王国时期要大，国王和贵族的关系有点类似西欧后来的封建关系，所以也有人把这一时期叫做埃及的封建时代。在中王国后期，一些祭司和地区统治者日益权重，而且越来越富有，法老的权力再次被削弱。此后不久，埃及就进入了第二中间期。这又是一个内部混乱不堪、外部敌人入侵的时代，并持续了两百多年。动乱以内部冲突开始，更为糟糕的是埃及在这一时期遭到有史以来第一次外族入侵。公元前1730年左右，埃及受到喜克索斯人（Hyksos）的入侵，这是一个源于西亚的混合游牧部落。他们穿过苏伊士地峡进入埃及，驾着埃及人闻所未闻的马匹和战车，迅速征服了埃及人。喜克索斯人在埃及部分地区建立了他们的王朝，统治了约150年。公元前17世纪末，上埃及的贵族领导了驱逐喜克索斯人的运动，面对外族的统治，埃及人迅速团结起来，加入到抵抗运动中去。在南部埃及的几任法老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到了公元前1550年左右，最后一批异族征服者被逐出埃及。法老阿赫莫西斯（Ahmosis）因此而名垂千史，他后来建立了第十八王朝。埃及从此进入一个空前强大的阶段，历史上称为新王国时期。法老确立了一种比以往更为牢固的统治，并且借抗击外敌的机会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由于从喜克索斯人那里学会驾御马匹和战车，埃及军队的作战能力空前提高。有了强大的军力作后盾，埃及进入对外扩张阶段。第十九王朝统治时期是埃及的鼎盛时期，尤其在塞梯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时期，埃及将国土扩张到地中海东岸，吞并了古代迦南（现今巴基斯坦）和叙利亚地区，势力深入到美索不达米亚。同时向南越过尼罗河第一瀑布将疆域扩张至努比亚一带（今属埃塞俄比亚）。由于这样的扩张，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埃及的帝国时期。这一时期埃及的文明具有与前面各个阶段不同的特色。新王国时期是大兴土木的时期，不过与古王国不同，这一时期兴建的不是金字塔，而是神庙、纪念碑和岩窟墓。新都底比斯矗立起一批巨大的建筑物，卢克索神庙和卡纳克神庙是最好的见证。卢克索神庙是一座规范的埃及神庙，全长260米，包括了第18王朝阿蒙霍特普三世和第19王朝拉美西斯二世的建筑物。整个神庙设计建造成长方形建筑物。神庙正面设有庄严的塔门。通过塔门，沿着神庙主轴线，进入中庭、列柱厅。在神庙主轴线末端有一处阴暗的、长方形的小间，称为圣所或圣殿，是供奉神像的地方。卡纳克神庙则以它规模宏大而闻名于世。卡纳克神庙与卢克索神庙通过一条斯芬克斯大道相连，它是在第12王朝神庙的遗址上，经图特摩斯一世、阿蒙霍特普三世、塞梯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等法老兴建起来的。在第二塔门之后，就是著名的多柱厅，由塞提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完成的。多柱大厅面积4983平方米，竖立着16行（纵向）9排（横向）的巨大圆柱，中间的两行12根巨柱高达21米，圆周 11米，大约六七个人才能围住，柱头平顶据说可站立100人。这些柱子是用圆形石材堆积起来的，周围雕刻有祭神的场面和象形文字铭文。多柱大厅深沉阴暗，仅仅透过天窗射进缕缕阳光，造成一种神秘虚幻的气氛。此外，在阿布辛贝勒附近，至今还保留着拉美西斯时期的两座岩窟庙，这两座神庙是在峭壁上凿洞而成。一座是拉美西斯二世为拉神（太阳神）修建，而另一座是他的妻子涅弗鲁阿里为女神哈托尔（苍天之神，拉神之女）而建。其中拉美西斯二世所建之神庙前有四座坐像，雕刻的均为拉美西斯二世本人。在底比斯大地上，除了这些神庙，就是纪念法老丰功伟绩的一些纪念建筑，现在埃及大地上还可以到处见到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像和方尖碑。图：卡纳克神庙柱厅新王国时期的法老也关心他们死后的归宿，也许金字塔并没有保证法老木乃伊的安寝，新王国的法老便选择了一个僻静的荒山峡谷作为他们的葬身之地，这便是位于西底比斯的一个山谷。从第18王朝图特摩斯一世起，直至第20王朝的法老们的木乃伊都埋葬在这里，因而人们把这里称为"帝王谷"，严格说来，应该是"王陵之谷"。法老叫人在石壁上向下开凿甬道和地下陵墓，位于山体深处的墓穴富丽堂皇，壁上还有壁画和浮雕。帝王谷方圆约1公里。从1817年开始，考古学家先后在这里发掘了60多座墓。其中有图特摩斯三世、阿蒙霍特普二世、塞梯一世、拉美西斯二世等著名法老的墓。帝王谷中几乎所有的法老墓都被盗劫和破坏，惟有图坦卡蒙墓基本完好。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尔对图坦卡蒙墓的发现轰动世界，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图坦卡蒙墓由走廊、前厅、棺室、侧室和库房构成。规模不大，但陪葬品丰富。全部大约有5000件，其中黄金制品就重1128.9公斤。陪葬品中有黄金面具、王和神的小像、战车、床、用黄金装饰的椅子、箱子、柜、器皿、王杖、芴、弓、盾、衣服、乐器、棋盘、宝石装饰物等。在新王国时期甚至发生了一场宗教革命。宗教在古代埃及人的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无论政治、文学、建筑、艺术还是日常事务的处理都留下了它的印记。古埃及宗教在大部分时间里实行的是多神教。古代埃及人信奉的神很多，许多具有地方色彩，有些是对自然力的崇拜，有些是对动物的崇拜，我们现在已知有2000个神的名字。然而，这种多神崇拜到了新王国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发生了变化，他大约在公元前1379年至公元前1362年。其时，埃及实力强盛，王权强大，王国需要一个统一的主宰，也需要意识形态的一致，阿蒙霍特普四世上台后开始推行一神教。他认为埃及应该只尊崇唯一的真神太阳神"阿吞"（Aton）。法老是阿吞在人间的儿子。为了使人们忘掉过去所崇拜的诸神，他关闭了所有的寺庙，驱赶庙里的僧侣，把各处可以见到的诸神的名字铲除掉，甚至连"神"这一名词的复数形式也被取消了。法老本人的王姓阿蒙霍特普原意为"阿蒙很惬意"，他认为底比斯主神阿蒙不再是神，因此他就改名为阿肯那吞（Ikhnaton），意为"有益于阿吞"。并且把都城从底比斯迁往一座新建的城市，这座城市命名为"阿吞的地平线"，该城现在称作阿玛纳（Amarna）。阿肯那吞可能是位异想天开的法老，因为在他的时期，即使绘画和雕塑的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他请人雕刻的他本人的画像，常常显得比较丑陋，但更具人情味，如和他的王后涅菲尔提提一起与他的小孩玩耍等。涅菲尔提提的半身塑像，从侧面看，多重三角形的造型也有别于埃及雕塑的正面律，显得非常优雅和有节奏感。不过，他的这场文化革命却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原来阿蒙神庙的祭司们看到自己的神庙被封，财产被查抄没收，怒火中烧，他们利用他们对民众的控制和埃及多神教的传统制造麻烦，在埃及引起了许多冲突。阿肯那吞死后，这些祭司迫使继任的法老图坦卡蒙将都城迁回了底比斯。新王国在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304年至1237年在位）之后，很少有强大的法老。到了公元前12世纪末叶，埃及成了新的外族入侵的牺牲品。自公元前10世纪中叶到公元前8世纪末（约公元前945－715年），一个由利比亚蛮族建立的王朝执掌了政权。其后，一批努比亚人自上埃及以东的沙漠地区窜犯埃及并进行短暂的统治。公元前671年，亚述人征服了埃及，亚述人的统治仅维持了8年，随后，埃及人重新获得了独立，有了100多年回光返照的日子。公元前525年，波斯人入侵，埃及又成了波斯帝国的一部分，随后又受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以后，我们还会看到，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后，虽然还有托勒密王朝诸王的统治，但这些国王却是马其顿人的后裔，因此我们认为真正的古代埃及历史已经就此结束。美索不达米亚的匆匆过客们现在，我们又要回到两河流域。在埃及创造灿烂文化的过程中，两河流域正经历着巨大的变故。从地理特征上，两河流域并不像尼罗河谷那样是块相对封闭的地区，而且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多个民族，如南面的闪米特人（现代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来源于闪米特人）和北部的印欧民族。前面已提到闪米特人的阿卡德王曾征服过苏美尔人，不过这只是以后一系列闪米特人统治的开端。而且，即使是闪米特人也有多个部族，因此，两河流域的历史不是单个国家和因因相袭的王朝的历史，它成了闪米特人和印欧人纷争不断的舞台，它的文化表现也就更为多样化。不过，也正由于这一地区的多灾多难，使得这里的人们更注重眼前利益和生前的生活，生活态度更加实际和重视现世，决没有尼罗河谷的人们对来世怀有期待的心情。尽管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变换大王旗，但在文化上还是有不少共同的特征，如该地区的人们带有较多的利己主义和讲求实惠的性质，但为了维持现在秩序，更多地借助法律的手段。约在公元前2000年，闪米特人的一支阿摩利特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以新城巴比伦为中心定居下来，并逐渐蚕食周边地区。两个半世纪之后，阿摩利特人逐渐征服了苏美尔全境，他们所说的闪族方言也取代苏美尔语成了美索不达米亚口头和书面语言。不过，这些阿摩利特人吸取了苏美尔文化遗产的所有其他方面，将苏美尔文明发扬光大。由于阿摩利特人把阿卡德的巴比伦定为其帝国的首都，因而他们往往被称为巴比伦人。为了区别于一千多年以后迦勒底人建立的巴比伦王国，我们应该称他们建立的帝国为古巴比伦帝国。古巴比伦帝国的缔造者是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公元前1792－1750年在位），到了公元前1763年，汉谟拉比就征服了整个苏美尔；到了公元前1755年，他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其余地区，并向北扩张到叙利亚边境地区。汉谟拉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同时在征服两河流域后，他也转而成为一位表现出极大统治智慧的政治家。他的统治时间并不长，但他所颁布的法典却使他流芳千古。图：汉谟拉比国王统治时期古巴比伦帝国疆域他所颁布的法典就是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它是迄今所知古代第一部最完备的成文法。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汉谟拉比法典刻在一块黑色玄武岩石柱上，这是1901年由法国考古学家戴摩根在伊朗古城苏萨发现，现存巴黎卢佛博物馆。法典分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序言主要宣扬王权神授和汉谟拉比奉神命所做的功德。结语主要宣扬它的"公平"与"正义"，希望它永垂后世，并诅咒后世有敢于破坏法典的人。正文共282条，内容包括诉讼程序、盗窃处理、军人份地、租佃、雇佣、商业、高利贷、婚姻、继承、伤害、债奴、奴隶等方面。法典为社会树立了正义和司法的概念，社会每个成员都受法律制约，从这一点来说，它在古代社会具有不可否认的进步性。同时，法典着重保护农业和商业，也促进了生产和经济的发展。比如法典规定对耕作不力、不能维护灌溉水渠和堤坝的人要实行处罚；对偷盗商人财产的处罚也特别严厉，"如果一个人盗窃了寺庙或商行的货物，处死刑；接受赃物者也处死刑。"（法典第六条）但对商家的欺诈行为却不进行惩罚，法律只是提醒买方要小心提防。法律还强化了政府介入社会的职能和责任。比如确定基本商品每年的价格、限制利率、调整家庭关系、保证度量衡的信誉等，城市负责对未侦破的抢劫案或凶杀案的受害者作出赔偿。"如果没有抓获拦路的强盗，遭抢劫者须以发誓的方式说明自己的损失，然后由发生抢劫案的地方或地区的市长或地方长官偿还损失。""如果是一条性命〔已失去〕，市长或地方长官须付银子一明那给死者亲属。"（法典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不过，法典在惩罚的手段上却过于简单和粗暴，这就是各种著作中都不断强调的同态复仇法，即奉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法典规定："如果一个人伤了贵族的眼睛，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了贵族的手足，还折其手足。"（法典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法典另一个局限是实行阶级歧视，法典缺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观念。在汉漠拉比法典中，有钱人或贵族伤了一个穷人的眼睛，并不需要挖出他的眼睛，而只要支付赔款就够了。盗贼如果不能赔偿他所偷物品的价值就得处死，而有钱人只要加倍偿付他所偷物品的价值就可以了。古巴比伦人在文化的其他方面与苏美尔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以农业为主，但商业经营得比苏美尔人更为成功，他们的贸易远达埃及，甚至印度。在宗教上，苏美尔人的神祗仍旧得到保留，不同的是，巴比伦城的保护神马尔杜克成了主神。在文明史上，您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一个民族用武力征服了另一个民族，但在文化上，征服者却顺从了被征服者。古巴比伦与苏美尔之间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景。不过，事情有时也不完全都是这样，否则历史就会变得过于简单了。我们下面提到的赫梯民族入侵两河流域，却是另一种情况，征服者匆匆而过，未对当地文化造成大的影响，它自己似乎也仍然按照自己的轨道，我行我素。赫梯人源于两河流域北部黑海和里海间的游牧民族。和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一样，他们讲印欧语，是印欧民族的一支。约在公元前2300，他们向南和向西进入小亚细亚。赫梯民族在文明史上也作出过重要贡献。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使用铁制武器的民族。他们也颁布了自己的法律，与汉谟拉比法典相比，他们的法律要更温和一些，比如不滥用死刑，只有非常重大的罪行如叛乱才适用死刑，量刑还考虑到犯罪人的主观动机等。赫梯对两河流域的征服就如流寇一般，公元前1595年在攻下巴比伦城后，赫梯人洗劫了该城。赫梯人并不打算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控制这片土地。不久后，他们就撤回到新月沃地的西部，与埃及的新王国争夺地中海东部地区。在法老阿肯那吞时期，赫梯夺取了叙利亚。赫梯帝国约在公元前1450至1300年间达到它的顶峰，随后就处于守势，不得不防卫来自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敌人的进攻，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帝国的力量，最终约在公元前1200年，被一支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海上民族所征服。赫梯人从两河流域退出后，这一地区又遭到一支来自山区的民族喀西特人（Kassites）的入侵。喀西特人随后又被亚述人（Assyrian）征服。亚述人也讲闪米特语，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在底格里斯河上游亚述高原建立了一个小王国，因为他们城邦的主神叫做"亚述"，故而得名。约公元前1300年，他们开始扩张，并且很快就控制了整个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公元前10世纪，他们推翻了喀西特人在巴比伦尼亚的残余势力。公元前8至7世纪，他们的帝国在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2－705年）、辛那赫里布（公元前705－681年）和亚述巴尼帕（公元前668－626年）等君主的治理下达于鼎盛。到公元前7世纪把帝国的版图扩大到北起乌拉尔图、南临波斯湾、西抵地中海沿岸和埃及、东接伊朗，建立起一个地跨西亚、北非的帝国，将两河流域南部和埃及这两大文明中心置于亚述的统治之下。这是人类一系列巨大帝国的开端。图：约公元前700年的亚述帝国许多著作对亚述的文明成就评价不高。但平心而论，亚述对人类文明还是有不少贡献的。它的贡献集中体现在战争机器的建设上和行政管理上。此外，它对两河流域文明成果的保存也功不可没。最后亚述人还留下了许多生动的浮雕作品。亚述帝国时期，亚述拥有当时世界上最优良的军事体制。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亚述开始实行募兵制，把常备军分为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攻城兵、辎重兵以及工兵等专门兵种。亚述的军队装备有铁制的刀枪、弓箭、盔甲、战马以及攻城用的冲城器和投石机。还利用充气的皮囊做渡河用具。亚述的骑兵不是驾驶战车的骑兵，而是直接骑在马背上，以此增强了机动性。敌军首领一旦被俘，亚述人残酷地将他们活活剥皮处死。这样，亚述军队就成了一支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令人可怖的军队。亚述帝国霸权的建立，与它拥有强大的战争机器是分不开的。在政治上，亚述实行君主专制统治。亚述国王拥有全权。祭司和政府官员绝对听命于他。他本人只对亚述神负责，自称是神在人间的代表。亚述帝国的统治是残酷的，但也是高效的。亚述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驿站"制度的国家。政府在帝国境内建造了一些大道，以便军队快速调动，镇压各地的骚乱，邮差还兼作情报收集者，帮助军队收集叛乱的情报。帝国划分成若干个行省，由地方总督实行管理，他们负责地方上的征税，并定期向国王报告。国王经常派员视察地方总督的工作，对他们进行监督。以后许多帝国在治理上都采取了这样的一些做法。亚述人尚武轻文，他们对古代世界精神文明的贡献并不大。不过，在建筑和浮雕方面，亚述曾取得过巨大成就。亚述在建立帝国后，定都尼尼微。亚述人在首都的建设中，花费了大量钱财和人力，试图将它建成世界上防卫最森严的城市。城市围以两道城墙，高30多米，厚15米。全城有15个城门，装饰得富丽堂皇，而且非常坚固。亚述帝国时期，国王们还兴建了大规模的王宫。王宫建筑在高大的台基上，有许多宫室和附属建筑。王宫大门两边墙上有许多人面兽身的浮雕，门口还有一对三四米高的人面狮身、鸳翼、牛脚的雕像。王宫墙壁上装有许多浮雕，一般都表现国王出征、狩猎和宫廷生活的题材。这些浮雕上的人物，一般表现得比较呆板，而动物都刻画得很生动形象。如表现垂死的狮子、驰骋的战马等。图：亚述浮雕：垂死的狮子亚述人在保存和整理古代两河流域文化方面做出过巨大成就。在尼尼微，亚述人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学者将各地收集来的泥版文书收藏于此。19世纪中叶，考古学家在尼尼微遗址中发现了这座亚述巴尼拔国王（约公元前668～前625年）的王宫图书馆。该馆藏有2万块泥板文书，包括条约、法律、书信、命令等文献以及各种宗教铭文、文学作品、科学著作、王室经济报表等等，内容极为丰富。它们都根据不同内容分类陈列在书架上，尤为令人称奇的是该馆还有一个登记全部藏书的目录。19世纪中叶以后，有些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竭尽毕生精力，对亚述帝国遗留下来的这些泥板文书进行研究，于是出现了一门很深奥的学问--一亚述学。亚述人通过武力建立了庞大的帝国，但被征服的民族不甘心长期忍受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暴虐统治，其中反抗最有力的是迦勒底人（Chaldeans）。迦勒底人是定居于两河流域东南方闪米特人的一支。他们联合其他部族的军队，发动起义，终于在公元前612年占领了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取得了对两河流域的统治。迦勒底人重新建都于巴比伦，从表面上看，它有些像古巴比伦王国的复活，所以历史上有人称这个由迦勒底人建立的王国为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626～前538年）。亚述帝国灭亡后，其遗产被新巴比伦王国和伊朗高原的米底王国瓜分，其中新巴比伦王国占有了亚述帝国的西半壁河山，即两河流域南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新巴比伦王国存在的时间不长，公元前539年，迦勒底人的帝国覆灭了，历时还不到一百年，但它在古代西亚文明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新巴比伦时期文化方面可以夸耀的方面或者具有自己特点的方面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巴比伦城的重建。巴比伦城虽然在古巴比伦时就是当时的首都，但一度地位衰落，到迦勒底人重新建都巴比伦后，对它进行了扩建。我们今天著作中经常描述的巴比伦其实就是迦勒底人的巴比伦城，也即新巴比伦城。因为20世纪初期德国考古发掘发现的是新巴比伦，人们对它所知较多；同时，我们读到的一些古希腊旅行家对其亲眼所见的巴比伦的描述也是新巴比伦。这一时期的巴比伦城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占地达2100英亩，大于亚述王辛那赫里布兴建的都尼尼微（占地1850英亩），而典型的苏美尔城市占地仅135英亩。当德国考古学家在1902年对它的废墟进行挖掘时，它相当于当时国际大都市巴黎一半的面积，难怪当时的发掘使这些考古学家们大为震惊。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巴比伦城的色彩，因为新巴比伦人学会了用色彩明快的上釉的砖建造他们的主要纪念物，所以无论是城墙还是街道都染上一层迷人的色彩。巴比伦城墙是由新巴比伦国著名君主尼布甲尼撒主持兴建的。 图：新巴比伦城的伊什塔尔门城墙以亮丽的蓝色为底色，镶以白、黄两色组成的狮子、公牛和龙的图案，城墙厚7．8米，墙上的大道可容4马并行。城外是又深又宽的护城河。该城共有8个城门，其中的北门，即伊什塔尔门（该门因是奉献给女神伊什塔尔的而得名）表面用蓝青色琉璃砖装饰，砖上有许多公牛和神话传说中的怪物等浮雕。城内主干道中央用白色和玫瑰色石板铺成。街面上店铺林立，非常繁华。尼布甲尼撒还主持兴建了古代世界的另一个奇迹：巴比伦"空中花园"。据说尼布甲尼撒的妻子是位来自伊朗的米底公主，她对南部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坦单调心生厌腻，渴念家乡起伏不定的山峦。为了取悦他的妻子，尼布甲尼撒建造了自幼发拉底河向外的花园的逐阶上升的平台，每一阶平台上都栽有奇木异草。这座花园后来被希腊人誉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第二，重视天文观察，擅长占星术。早在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各民族为了预测季节的循环就已观测到月亮的运行周期，当时对天空的关注可能更多地是出于对农业生产的考虑。二千年过后，美索不达米亚人细心研究夜空的传统保留了下来，但这时可能更多地是出于宗教的需要。美索不达米亚人还是信奉多神，不过他们开始相信他们信奉的一些神祗就住在天上，星宿是他们的化身，因此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天体和星宿的运动上。他们认为天象的变化包含着某种神的信息，可以对人间事务的产生影响。因此预知某些天体的运动现象，也就是可以预测人间将要发生的事情。新巴比伦人认出了五个"游移不定的星星"（我们可以称之为行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并把它们同五位不同神祗的权力对应起来。新巴比伦人认为，当某一行星出现在夜空中的某一位置或与另一行星非常接近时，它有可能是战争或饥饿的征兆，也可能是一个民族战胜了另一个民族预兆。这就是最早的占星术，迦勒底人一词在西方语言中是占星家的代名词。不过迦勒底人占星术关心的问题一般不涉及个人的命运，它想要预测的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如战争、洪水、饥馑和民族命运等。第三是宗教态度的改变。这一时期的宗教已不同于苏美尔时代的宗教了。新巴比伦人的宗教可以称为拜星教。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样，神被视为星宿。马尔杜克成为木星，伊什塔尔成为金星，如此等等，星辰机械地主宰万物。这种奇怪的观念的产生应该说是美索不达米亚固有的宿命论思想发展的结果，但它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原有的宿命思想，最终出现了顺从的观念。既然作为星宿的神的行事难以捉摸，那么人最好听从命运的摆布。人应该相信神和无保留地服从神。这样就在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虔诚即顺从的概念。这个概念被若干其它宗教所采用。539年波斯人征服标志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终结，因为美索不达米亚当地各民族和王朝从此再也未能统治本地区。随着希腊人取代波斯人，罗马人取代希腊人，阿拉伯人取代罗马人，楔形文字逐渐停止了使用，外来艺术和建筑风格传了进来，旧有的城市化为废墟，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城市。（巴比伦衰微之后幼发拉底河一底格里斯河地区兴起的最宏伟的城市是巴格达，它是由阿拉伯人兴建的。）公元2世纪之后，巴比伦被完全遗弃，被附近的流沙和迁徙不定的河流深埋在地下，以致无人知道它的确切位置。直到20世纪初，考古学家才重新把它发掘出来。不过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却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传留后世。参考书目：刘文鹏主编：《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0月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C. Lamberg-Karlovsky and Jeremy A. Sabloff, Ancient Civilizations: The Near East and Mesoamerica, Benjamin/Cummings Publishing, 1979Postgate,J. , Early Mesopotamia:Society and Economy at Dawn of History,London,1992Kemp,B., Ancient Egypt :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London,1989第三章　从印度河到恒河：古代印度文明的足迹--------------------------------------------------------------------------------　　从两河流域再往东越过伊朗高原就进入到我们现在称为远东的地区（严格意义上这是西欧的概念），这一地区的大河也孕育了最初的文明，这就是与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并称为四大文明的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从文明发生的顺序上来说，远东的文明要晚一些，由于考古材料的局限和一些西方偏见，很长时间，人们认为远东的文明是受中近东的文明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目前，越来越的多的材料表明，这两大文明具有原生性。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与古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似，比如都从事农业活动，都有自己的文字系统，都摸索出自己的历法，发展了贸易，建立了城市，有成熟的政府管理机构。不过，它们又有各自的不同和特点。这两个文明从最早的时候到现在几乎保持一种长期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比印度文明还要明显）。如此长期的历史延续性造成了一些观念、思维方式、习俗和传统根深蒂固地保留了下来，甚至影响着今天这两个地区的人民。印度河畔会说话的砖墙虽然今天的印度人把恒河看作是他们的母亲河，但印度文明的发祥地却在印度河谷。请记住这一点，就地理范围而言，古代印度大体上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的领土。古代印度从形状上看，就像两个底边重合的三角形。北边的三角形小一些，以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为两腰，顶角向北，为两大山脉的相交点；南边的角以海岸为腰，顶角向下，直指印度洋。这片土地非常辽阔，地形和气候的差异也非常大。在地形上，古代印度可分为四大地区。第一是北部山区，包括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崎岖陡峭，没有太多的山隘和通道，是一道天然屏障，而兴都库什山脉却有许多山隘可供通行，一些游牧部落就是通过这些通道进入，因此造成印度经常有外族入侵，也造成了印度民族的多样性，现在的印度有"人种博物馆"之称；第二部分是印度河和恒河平原。在两大山脉的南麓有两条河流亘古流淌，它们都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流向东南方的是恒河，水流较为平缓，滋润着肥沃的土壤。流向西南方的是印度河，土壤较为干燥。但从整体上看，印度河一恒河地区仍是大自然的慷慨恩赐。印度文明的几个最有影响力的中心就坐落在这里。第三部分被称为德干高原。"德干"（Deccan）的原意是指"南方之地"，它处在印度河和恒河平原的南部，温迪亚（Vindhya）山脉将之与两河平原隔开，同时这条山脉也是印度文化的分界线，由此造成了南北印度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德干的大部分地区是个缓坡高原。德干北部为半山区，森林茂密，是一些原始山区部落的栖息地，他们的祖先是由于较开化社会的扩张而被挤入荒蛮之地的。实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北部与中东和中亚之间的相互影响超过印度北部与半岛南部之间的相互影响。第四部分是沿海边缘地区，它是印度次大陆沿海的一圈狭窄的平地，西边一条面向阿拉伯海，在西部小山脉的挤压下显得非常狭窄；东边一条稍宽一些，背靠东部小山脉，面向孟加拉湾。沿海狭长带的人与海外联系紧密。西边居民很早就和新月沃地、埃及和地中海地区有贸易往来。东部居民则与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和亚洲其他地区交往。影响印度气候的有两大因素，一是季风，一是炎热。通常每年9月底到来年的3月，印度的季风从北方和东北方刮来，那是干燥的风，雨水都留在了喜马拉雅山的北坡。然后从5月底到6月初起，季风转向，包含阿拉伯海和印度洋水汽的季风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横扫大陆，带来大量，但不规则的降雨。在德干地区降水并不多，但在恒河下游常常暴雨如注。如此，在印度大部分地区，全年的降雨集中在西南季风盛行的4个月里。这段时间对印度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如果季风来得迟，或雨水不够多，就会造成干旱，庄稼歉收，由此会带来饥荒；但如果雨水过多，又会造成洪水泛滥，造成洪灾。印度的气温是非常多样化的，包括热带的酷热和北部高山的严寒。喜马拉雅山终年白雪皑皑，克什米尔却有着北欧的天气；拉贾斯坦有灼热的沙漠。不过在最早文明发达的地区，即印度河和恒河平原，最重要的气候特征是炎热。每年除12月至2月这三个月还算凉爽外，其余时间都很炎热，在五六月份之间，有时气温可高达摄氏四五十度。印度文明就诞生在这样一片土壤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以为印度文明的历史是从北方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开始的。但是20世纪20年代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改写了历史。把印度的文明史提前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从而使它与巴比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并称为最古老和最辉煌的四大文明。印度这段被人遗忘的文明发源于印度河流域，约在公元前1700年，由于不明的原因，突然消失，从而不再为人所知。在印度西北部，位于印度河上游有一处古代遗址哈拉巴（Harappa）。从近处看，只见砖瓦四处堆积，呈现一片红色的巨大遗址。在十九世纪中叶, 被称为印度考古学之父的坎宁汉姆就在此进行过考古发掘，也发现了一些奇妙的带有动物浮雕的石制印章。但在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后，他却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这一遗迹没有多大价值，所发现的一些独特的印章不是印度本土文化，是"舶来品"。这就使得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这一埋藏在地下的文明，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1922年，印度考古学家来到了印度河下游的一个名叫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的土丘。这里有一座古代佛塔的废墟，他们原想在这里发掘出有关佛教的遗物，但是，出乎意料，却在此发现了被尘土埋没、沉睡了几千年的古城遗址。并且确定这座古城为的时代为公元前2500年左右，而且通过调查发现摩亨佐·达罗遗址和哈拉巴属于同一文明系统，由此哈拉巴也重新引起重视，随着在印度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增加，又发现了许多城市的遗址，这些遗址和文物被冠名为"哈拉巴文化"，也被称为印度河文明，以区别于古印度后来为人们熟知的文明。这一文明的大致年代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至公元前1700年。印度河谷的城市都是用烧砖建造的，现在发掘出来的这些砖墙默默地矗立地印度河谷，但经过考古学家们的点拨，这些砖墙可以向我们讲述4000多年前的故事了。当然，这些故事常常是一些片断，而且充满着扑朔迷离之处，留下众多的问号。当时沿着印度河谷，人们建造了七十多座城市，现在我们知道最多的，可能也是最典型的城市是哈拉巴与摩享佐?达罗。哈拉帕城址位于旁遮普地区拉维河（印度河的支流）的左岸，摩亨佐一达罗城址位于信德省（今巴基斯坦境内）的拉尔卡纳县，靠近印度河的右岸。一个在印度河的上游，一个在印度河的下游，二城相距644公里，但令人惊讶的是两城极其相似。而且似乎都是事先经过周密规划后建造的。它们周长大约都在4.8公里，占地约85万平方米，人口均在35000人左右，皆分上城（卫城）和下城两部分。上城是城堡区，为公共建筑物所在地，根据建筑的形制，人们判断这可能有议事厅、谷仓、祭祀的场所、打谷场、手工工场等，是政治和宗教中心。下城为住宅区。街道铺设得方方正正，呈现棋盘格状。10余米宽的主要大街两旁有1.5米宽的小巷，与大街衔接，皆是东西南北交叉，形成长方形的城区，井然有序。大街交叉处的建筑物的墙角建成圆形，以免有碍视线和交通。街道下有整套的排水系统。如此大规模排水系统的建造，在以前的古代文明中还未曾见过。街道上有不少灯柱，晚上已有路灯照明，这也是古代文明中绝无仅有的。埃及的建筑物用的是石头，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的是太阳晒干的砖，而印度河畔这些城市的建筑物是用窑内烧的砖建造的。整个印度河流域做砖的模子只有两种标准尺寸： 11× 5.5× 2.5英寸和 9.2 × 4.5 × 2.2英寸。可见，各地的度量衡也是一致的。根据印度河流域城市普遍的规划性和相似性，专家们认为，在印度河文明中一定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城市的建设按它制定的一系列标准去执行。然而，另一些现象却表现出事物的另一面，留给我们一些大大的问号。在城市中，至今没有发现宫殿和王陵之类的建筑，也没有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那样的为帝王歌功颂德和树碑立传的巨大纪念式建筑或陈列品。印度河城市里既没有铭文、石塔或雕像，也没有任何种类的告示。没有别的沿河文明中的宫殿或寺庙建筑群高出其余房屋的情况。而且各种现象显示，国家的暴力机构非常薄弱。在摩亨佐·达罗发现的武器同精良的工具比起来是拙劣的。长矛单薄，矛头一戳就弯，根本没有剑。坚固的刀和石斧是工具而不是武器。每个城市有一个类似"城堡"的小丘，哈拉帕后来在上面设了要塞。在早期，这只不过是一个在十米高的平台上修建的一个没有工事的建筑群，有斜坡道可以通达那里，这似乎是供举行什么仪式之用，而不具备防卫功能。于是，就出现了令人不解的问题，一方面，如上面专家认为的那样，在印度河流域存在一个强有力和高度集中的统治力量，另一方面却看不到这种强力统治的机构和象征物。当时强有力和有效的政府由谁领导？靠什么来维持统治？政令和其他的统治信息是靠什么传播的？因此这一切仍值得进一步解读。有些城市在公共建筑中发现了面积较大的厅，人们估计它的用途是会议厅，据此认为当时的政体不是君主制或君主专制，而是共和制，或由祭司掌权的神权政体。此外，印度河文明中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一文明在千百年里较少有变化。这一文明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达到成熟期，在以后的1000年中，实际上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城市格局没有改变，陶器、工具类型和印章都保持一样，字母也没有任何变化，这种千年不变的情形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有人对这一现象的解读是，当时存在着一种令人敬畏的精神力量，它造就了一整套严明的纪律，从而控制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这究竟又是怎样的精神力量呢？尽管印度河文明存在众多的城市，但财富的主要来源还是农业，城市周围有着广大的农耕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是小麦和大麦，其它还有小米和高粱。可能经常有天灾，所以每个城市中都建有巨大的粮仓，以囤积丰年多余的粮食。印度河谷是世界最早种植棉花的地方，印度人也是最早利用棉花纤维从事编织的人，他们还把棉织品染上各种鲜艳的颜色。城市居民以手工业和贸易为生。有证据显示，他们早在公元前2300年就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贸易往来，他们用优质的手工业品与对方交换商品。手工业品中包括有棉织品，工具、陶器和一些金银首饰和宝石制品。少量的青铜雕塑和金银饰品表现出印度河谷人的高超技艺和良好艺术素养。印度河商人要在自己的商品和财产上打上印记，因此商人们都有自己家族的印章。在印度河流域现已发现这样的印章有2000多枚，有些在美索不达米亚出土。印章呈正方形或长方形，背部留有一个环，以便拴挂。章上通常刻以瘤牛、独角兽、犀牛、大象等动物形象。这些印章保留着多重信息，首先我们可以推测上面的动物图像应该是印度河畔的人们非常喜爱的形象，因为它们大量重复出现，可能就是他们宗教的崇拜物；其次，它们的发现地也可以表明当时印度河畔的人们经商的地域范围；更重要的是，印章上都有一条用图画文字书写的铭文，这表明印度河流域已经出现了文字，这些文字可能是家族主人的姓名，也可能是家族的座右铭，也可能是宗教祷告词。符号是抽象的，所以可以断定当时的文字系统已较为成熟。由于没有发现长篇大论的文字，因此印章上的文字至今尚未释读成功。　图：印度河文明的印章对于这一文明的宗教，我们知之甚少。从遗址留下的一些蛛丝马迹看，他们的宗教应该属于万物有灵论。那儿的人们相信有精灵依附在自然界的万物之中，依附在各种动物、各种植物，甚至人身上，这些精灵决定着人生，因此人要学会控制和取悦于这些精灵。凶猛有力或有较强生殖力的动物尤其受到人们的敬重，如牛、象、犀牛、老虎、鳄鱼和蛇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瘤牛和人们想象出来的独角兽。有些植物也是崇拜的对象，如无花果树和菩提树等，至于人，从已发现的大量半裸体的红陶女像看，他们可能最为崇拜的是一位母神，该母神应该和中东和欧洲发现的丰饶女神相似，她象征丰收和繁殖。还有一位受崇拜的神是一位长角的多面神，发现的印章上刻有一位三面裸体男神，头顶一对长角，身边有象、虎、犀牛和水牛，座下还有一对鹿，有人认为它是至今在印度仍受崇拜的湿婆神的原型。约从公元前19世纪起，该文明开始衰落，人们开始离开城市移居其他地区，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也中止了，最后大约在公元前18世纪，这一文明突然地消失了，直到20世纪才被人们重新发现。关于这一文明衰落的原因存在着各种解释，但都是推测而已。一种解释是外来民族的入侵，也有人认为是内部的阶级矛盾激化。近年来，人们更多的是从生态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原因来解释，比如农业在经过几个世纪的精耕细作后，使得地力耗尽；为了烧制建造城市民居所需的砖过度砍伐了森林，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环境变坏，造成雨水减少，干旱地区沙漠化；大量用地下水灌溉造成地下有害盐份上泛，伤害了庄稼和耕地；此外，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这一地区也发生过地震和洪灾等。非常有意思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现象是，这一文明虽然消失了，但它的有些传统却被悄悄地保留了下来，表现出文明的巨大生命力。比如，他们所崇拜的一些形象后来成为印度教和佛教的崇拜物，瘤牛到今天还被印度人视为圣物，湿婆可在那个时代找到他的起源。再比如，在摩亨佐·达罗城的中央有一个大水池，它被认为是人们进行圣浴的地方，而这种圣浴我们今天仍能从印度人在恒河中沐浴和印度教寺院中的小浴池中看到它的身影。又比如，印度河文明遗址还出土过一尊青铜舞女的塑像。舞女发型优美，身材苗条，右手叉腰，左手持物，且戴了20多个手镯和臂镯，胸前又有项链和椭圆型大花饰，形象生动、逼真、优美。而热爱舞蹈和喜欢戴手镯不正是现在印度姑娘的写照吗？而且更令人称奇的是继承这些传统的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原住民，而是一支外来民族，一支与现代欧洲人有深刻渊源民族，他们就是雅利安人。图：印度河文明雕塑：青铜舞女雅利安人的国度约公元前1500年，就在印度河谷文明消失的过程中，古代印度遭到了一些外来部落的入侵。这些人侵者自称为雅利安人，称他们安家定居的地方为雅利瓦尔塔(Aryavarta)，即雅利安人之国。雅利安人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赫梯人一样同属于印欧人。他们原生活在黑海和里海以北地区，后来向西和向南迁徙，其中位于西方的一些部落入侵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而位于东方的一些部落则入侵了伊朗。进入伊朗后，有些部落在那里安居下来，一些讲梵语的雅利安人部落则继续向东进至印度河流域并继续向东深入到恒河平原，最终成了印度河－恒河平原的主人。雅利安人的入侵并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那样是有计划有部署的，确切地说，他们是赶着羊群、牛群和马匹，一小股一小股地、逐渐地渗入到印度次大陆，进入到这块已经衰落的文明之地，当然，有时也免不了和当地土著居民发生血与火的冲突。雅利安人似乎对以前的文明不屑一顾，他们任凭原来的城市继续荒芜，其住房的建造也十分简陋，只用泥土和木头，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砖"这个字。他们也不从事商业活动。因此，他们最初的活动未留下任何有形的废墟和遗迹。当时也不存在书写语言。所以他们进入印度后最初几个世纪的活动，我们知之甚少，许多是通过后来成书的宗教文献"吠陀"而推测出来的。于是出现了非常有趣的现象，对印度河文明的了解，主要通过那些遗址和出土文物，有文字却无法释读；对雅利安人的了解却主要是通过后来的文字，而不是通过实物和原来的文字。但有一点是共通的，这一地区的人似乎都不太重视历史，因为没有他们自己写的历史著作问世，这一轻视历史传统成为印度文明很重要的特征。除了克什米尔和少数地区外，在穆斯林以前，历代印度王朝根本不修史。对于古代印度而言，我们难以写全历代帝国和王朝的名单。所留下来的仅有的一些材料，也常常模糊不清，以致连穆斯林时代以前的任何印度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都无从确定。一个伟大的帝王到底统治过多少领土，也很难说得清。印度文学中的某些伟大作品也是这样，这些著作虽然流传下来了，但作者的生卒年月却几乎无人知道。通过"吠陀"而得知的这一历史时期被称为"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吠陀一词意为知识。古文献《吠陀》是有关宗教仪式和宗教祈祷词和赞歌等知识的汇兑，可以说是印度教徒的"圣经"。现存的吠陀有4部：1、《梨俱吠陀》（Rig-Veda），汇集了祈祷用的赞美诗，是最重要的典籍，全集1028首诗。；2、《娑摩吠陀》（Sama-Veda）汇集了圣歌和音乐；3、《耶柔吠陀》（Yajur-Veda），献祭仪式念诵的经文；4、《阿闼婆吠陀》 （Atharva-Veda）,是有关符咒之书，多为咒语。早期的雅利安人并没有书写文字，吠陀是通过记忆和口耳相传的，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形成，在几个世纪里，印度雅利安人只凭心记，只凭耳听，将这些诗篇和念词代代相传，竟能圆满持续这样长的时间，保持如此完整的内容真让人感到吃惊。直到公元前9世纪至8世纪，有些商人从西亚带回一些字母文字使印度人得到启发，经改造成印度的字母，有了印度文字，此后又经几个世纪的收集和整理才形成我们所见的文献。根据吠陀的记载，雅利安人身材较高、蓝眼睛、肤色白皙，他们知道自己的体态特征和他们所征服的土著大不相同。吠陀文献在提到后者时，说他们身材矮小、肤色暗黑，没有鼻子，称他们为"达萨"，即奴隶；而在描述前者时，则把他们说成是颇有男子气概的人，爱好战争、饮酒、赛车和赌博。雅利安人刚到印度时，还是游牧民，主要依畜牛为生，财富的多寡根据牛群的大小来判断。在肥沃的大河流域定居下来后，他们逐渐转向农业。若干有亲属关系的家庭聚居一处，形成村庄；若干村庄组成氏族，若干氏族结成部落。部落的首领是国王。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个人的才能和开创精神，不过，也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在某些部落，还受到自由民的限制。从中我们还发现一些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早期雅利安人社会与后来印度社会根本的不同，比如，当时的雅利安人吃牛肉，而不是像后来的印度人那样将牛作为崇拜的对象；他们放肆地饮用醉人的烈酒，而不像后来印度人那样节制；当时已有阶级分化，但没有印度后来的种姓划分；祭司阶层处在贵族之下，而不是像后来印度社会位于社会最上层。总之，雅利安人社会与当时其他印欧语系的社会极为相似（比如早期的希腊社会），而与较后数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古典印度教则有很大的差别。于是，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些雅利安人后来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印度雅利安人能发展起一个与他们西面的亲族如此根本不同的文明？现可得到的证据很少，不足以提供一个具体或明确的回答。但是，最简单而又似乎可能的解释是，印度雅利安人受到早期印度文明影响而印度化了。印度雅利安人在印度河流域遇到了一个拥有大都市中心和密集居民的高度发达的文明，虽然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已遭到征服、受到鄙视，但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文化又很先进，所以不能被灭绝、赶走或完全同化，他们的文化和风细雨般地影响后来的民族。当雅利安畜牧者在那里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不得不与原先的居民靠得很近地生活下去，受到原先文化的潜移默化。从这种意义上说，决定文明特征的不一定是人种和民族，有时起作用的是地理环境，有时是不同的历史经验。印度文化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宗教方面。吠陀里提及最早的神灵都是具有威力的大自然物体和现象：天空、大地、太阳、光、火、风、风暴、水、雨等。这些自然物体和现象都被人格化，他们具有人形，有动机，有感情。天被看作是父亲，地被当作母亲。但随着时间推移，人格化的神也在发生着变化，逐渐出现一些重要的主神。有些自然现象集中到一个神身上，比如，瓦卢那（Varuna）神就是天神，他的衣服就是天空，他的呼吸就是风暴。后来他演变成正义和邪恶的监守者，"太阳"即是他的眼睛，他通过眼睛监督着世界，惩恶扬善。从这层意思上看，他又是法律之神，正义之神。在众多神灵中，吠陀中还提到了造物主，文献中称为"这个人"。这个人分成两半，即是丈夫和妻子，生出人类，然后他们分别变成牛、马、驴、羊等动物，造就了地球上的生物。早期的雅利安人相信灵魂不死，他们认为，在人体死后，灵魂会被瓦卢那神扔到黑暗的井里或升入天堂。人要升入天堂，就要在生前不断进行祭祀。他们特别强调祭祀的仪式要正确无误的举行，这就使得懂得祭祀仪式并主持仪式的祭司们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些祭司被称为婆罗门（Brahmans）。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中叶祭司们将宗教教义系统化，形成了婆罗门教。这是雅利安的的原始信仰与当地古老宗教结合的产物。以《梨俱吠陀》为中心内容的吠陀宗教转变为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的婆罗门教。在印度雅利安人宗教变化的过程中，雅利安人和当地原住民的关系也逐渐固定下来。如前所述，由于雅利安人非常清楚自己和当地土著在肤色上的差别，称土著为达萨人，即奴隶。出于这种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居民混合，逐渐发展起具有种族和阶级隔离的社会等级制度，即种姓的制度。可以这样说，印度的种姓制度既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它又是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印度的种姓制度，也就不能说了解印度的文化和印度的社会。印度的种姓制度有四大种姓。前三个种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祭司（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当地原住民，即达萨人。达萨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最初刹帝利种姓最为高贵，后来随着婆罗门教在印度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婆罗门种姓才成为印度的第一种姓。定型后的种姓制度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是严格的等级制，种姓从高到底分为四等，依次是：（1）、婆罗门（祭司），他们掌握教权，主持祭祀；（2）、刹帝利，他们是王公贵族和武士阶层；（3）、吠舍，这一阶层由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等组成。（4）、首陀罗。，首陀罗由黑肤色的土著为主构成，其社会地位低下，绝大多数是奴隶；杂工和仆役。婆罗门和刹帝利构成了古代印度的统治阶级。在这四大种姓内，还有亚种姓和亚亚种姓，同一等级中的种姓又都有高低之分；这样整个社会就按照种姓的高低排列成上下有序的阶梯，尊卑高低一目了然；在这一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是践民，即不可接触的人。他们注定只可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捕鱼人、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皮革工人和清道夫。贱民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村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只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玷污各种姓中的成员，也就是说，不可与后者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不可进入后者的视线。第二个特征种姓和职业挂钩，印度的职业有"洁"、"污"之分，从事干净的职业地位就高一些，从事不洁职业的种姓就低。银行家和商人虽然有钱，不可能与祭司和贵族平起平坐，只能归于吠舍种姓。与动物有关的职业是不洁的，因此渔人、猎人、牧人是属于十分低级的种姓，是不可接触者，而和牛打交道的职业则更低下，如皮革匠、鞋匠和屠夫等，因为牛是神圣的。农人就高于渔人、猎人和牧人，商人就高于皮革匠和鞋匠；同是手工业者，木匠就比鞋匠高得多。第三个特征是有世袭的原则，你父母的种姓就决定了你的种姓，你的种姓也就决定了你子女的种姓，一个人生下来其职业就已经定好了，而且你也无法想通过婚姻来改变这种状况，因为种姓只能在种姓内部通婚。婆罗门教的因果报应说限止了人们的妄想，按照因果报应的学说，一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前世"积德"可受到进入高种姓的回报，如"造业"就会受到降入低种姓的惩罚。第四特征，种姓之间具有隔离性。种姓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互相之间的接触也有许多限止，比如说，高种姓不可从低种姓处接受食物，以免被"玷污"；高种姓与低种姓不可共用水源，否则就"不洁"；首陀罗不可进婆罗门的家，对其他较高的种姓，则不可进他们家的厨房。不可接触者受到的禁忌当然就更多，他们往往在任何公众场合都不可露面。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则，用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由于第一个种姓都根据自己的职业以及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来规范自己的行动，所以就形成了每个种姓自己独特的生活禁忌与风俗。这样每个种姓就都有自己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彼此之间不能相通。种姓流行反而使印度民族概念淡化了。在印度的历史上，为什么国家难于统一、外族十分易于入侵？可能种姓制度是重要原因之一。种姓制度使印度社会具有超稳定性，因为职业是固定的，等级是固定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是固定的，经济关系也是固定的。在印度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改朝换代和外族入侵的事件，但都未能触动种姓制度。印度也曾发生过许多次企图改造种姓制度的运动，但最后所有这些运动要么是消失了，要么它们自己也变成了特殊的种姓，如佛教、耆那教和伊斯兰教等。事实证明种姓制度具有极强的消化能力，它能将各种异质文化一一消融，最后都纳入它自己的框架之中。分合无常，分多合少：北印度的政治发展约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印度进入史诗时代（Epic Age），这是印度从部落联盟走向众多城邦国家建立的时期。就像吠陀时代以"吠陀"经典得名一样，史诗时代也以这一时期形成的史诗而得名。这一时期印度两大著名史诗开始形成，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史诗最早是一些传说故事，经长年累月，代代相传，逐渐增加内容而形成，是当时印度历史的写照，后经婆罗门之手改造成了宗教文学，与吠陀经典一起进入了圣书的殿堂。就像印度其他人物和书籍的成书年代永远充满争议一样，它们最终成书的年代也有多种说法，时间跨度可从公元前4世纪至前2世纪到公元初几个世纪。印度人以"他处有的此处也有，此处没有的，其他地方绝对找不到"来赞誉《摩诃婆罗多》。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它以篇幅最长的史诗而著称。全诗约近二十万行之多，相当于荷马两史诗之和的七八倍。全诗共18篇，附录1篇，叙述了属堂兄弟关系的般度族五个王子与俱卢族一百个王子之间，因王位继承问题所引起的十八日大战，情节复杂零乱，其间穿插许多神话、寓言和传说。它所反映的是当时的雅利安人开始建立城邦国家的事实。该诗大致的故事情节如下：婆罗多王代代相传，传到一对堂兄弟。堂兄持国是个瞎子，根据法律，不得为王。堂弟般度加冕即位，但不久就死了。他五个儿子当时均年幼，于是堂兄持国声称替般度长子坚战摄政，却攫取大权。持国有一百个儿子，统称俱卢族人，其中长子名叫难第，野心勃勃，对坚战兄弟很妒嫉，看作是妨碍自己登上王位的障碍。在难第的迫害下，坚战兄弟曾逃离故土，流落民间。后坚战兄弟娶般遮罗国迅足公主为妻，与该国结盟，从而从持国手中得到一块封地和特权。难第仍将他们视作眼中钉，在力敌难以取胜的情况下，便改为诈取。他设下了掷骰子的骗局，邀坚战豪赌，结果坚战大输。他不但输掉了珠宝和国土，最后连迅足公主也输出去了。迅足公主被难第兄弟作为奴隶而当众剥去衣服。长辈们干预调停并安排条件：迅足公主得到复位，但坚战及其兄弟们要到森林里去流放12年，到第13年时他们还必须隐姓埋名不被发现，如被发现，还得流放12年。坚战及其兄弟历经磨难，终于熬过了13年。坚战派使节去谈判归还国土，但难第却不肯履行诺言，拒绝交还，相反还从各地招来大军，向般度族兄弟宣战。《摩河婆罗多》的很大一部分是描写这场大战的。这一仗打了十八天，直杀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尸横遍野。最后坚战兄弟以计谋战胜了失俱卢族兄弟。坚战终于当上了国王。这部史诗在叙述战役的间隙，插入了一部分哲理性的对话，这部分对话被称作《薄伽梵圣经》，意译即"神之歌"，它受崇敬的程度仅次于"吠陀圣典"，在法庭里被用以监誓，是以后印度教的重要圣典。印度另一部重要的史诗《罗摩衍那》的篇幅不及《摩诃婆罗多》，约五万行，但修辞优美，辞藻华丽，也是世界文学遗产中的瑰宝。根据印度的民间传说和本诗首尾部分的介绍，它是受神的启示，由诗圣蚁垤仙人（音译为伐尔弥吉）编写整理的。但实际上它可能和《摩诃婆罗多》－样，也是流传而成。这部史诗的结构比较严谨，主要描写神化了的英雄罗摩及其远征锡兰的故事，反映了雅利安人国家如何向南扩张的史实。史诗叙述了罗摩王子和他美丽妻子悉达的故事，由于宫廷阴谋，罗摩继承阿瑜陀国王位失败，被放逐到南方，却深受隐士们的欢迎，他经常为他们逐杀森林中的罗刹（恶魔）。但罗摩的逐杀，引起了住在楞伽（锡兰）的魔王十首王的报复。十首王设计劫走了悉达，幽禁于楞伽城的无忧树园中，欲逼其成婚，被拒绝。最后罗摩在忠实的盟友猴将军哈努曼的帮助下，救回悉达，凯旋而归。流放到期后，他那品格高尚的异母兄弟婆罗多将王位交还给他。史诗以罗摩升天复位为天神而结束。《罗摩衍那》中的罗摩和悉达被看作是理想男人和女人的典范。罗摩甚至被作为毗湿奴的化身而加以崇拜，与印度教的崇拜合而为一。在史诗形成的时期，处于恒河平原的一些部落逐渐演变为王国，旁遮普和喜马拉雅山山麓的一些部落形成了共和国，于是，印度进入到"列国"时代（公元前6世纪年至公元前4世纪），传说印度有十六大国（其实是大约数）。在列国时代，印度北部地区曾遭到波斯帝国和亚力山大帝国的入侵。约公元前518年时，大流士皇帝已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使旁遮普西部成为其帝国的第二十块辖地。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入侵印度。亚历山大在印度西北部废除了当地的几个王国和共和国，他不久撤离印度后就造成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真空，这为印度的政治统一创造了条件。公元前4世纪，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建立，它就是孔雀帝国。在印度列国之中，恒河下游区的摩揭陀王国由于地处两条主要的商队路线上，又控制铁矿丰富地区，故很快强盛起来，超越其他国家。亚历山大撤离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 321年，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的青年冒险家（他的生平事迹不详，有说他出生贫寒的，有说他出生于某个贵族家庭）夺取了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历史上称为"孔雀帝国"（公元前321年至公元前187年）。在以后几年里，他稳步地朝西北方向扩大自己的统治，直到他的帝国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河流域，并包括这两条大河的三角洲地区。到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约公元前270－230年）统治时，孔雀帝国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个印度半岛。阿育王（Asoka）在许多近代历史著作中都被认为是古代印度最伟大的统治者。但在即位的最初几年里，他的统治与前任没有什么不同，也实行对周边地区的血腥征服。据说征伐羯陵加王国时，他屠杀了十多万人。但进入和平统治时，他对前期的杀戮作了深刻的反省，表示要痛改前非。他渴望有一个"安全、理智、所有人内心都很平静、温和"的未来。他将自己的敕令刻在岩石、山洞和专门建造的柱子上。这些敕令告诫人们发扬佛的美德--朴素、同情、相互宽容和尊重各类生命。阿育王还兴办了许多公共事业，如医院和国家公费治疗、大路两旁的果园和休息场所等，他取消了他父亲和祖父颁布的一些严酷法律，大赦囚犯，禁止用动物作牺牲品等。阿育王的仁慈统治得到民众的拥护，在位达41年之久。他约在公元前230年去世，随后帝国就衰落了。最后一任孔雀帝国的君主在公元前184年被暗杀，帝国就此覆灭。图：阿育王时期的孔雀帝国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印度的统一表现在文化上而不是政治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印度次大陆存在极大的差异，很难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公元前2世纪初，随孔雀帝国溃灭而起的是长达500年的混乱和黑暗，一系列外国统治者成为印度的主宰。最初在印度西北部出现希腊人的政权，随后一批批游牧民族南下，土地的主人换了又换。首先发源于里海地区的帕提亚人挤走了希腊人，继帕提亚人而来的是西徐亚人，即印度人所称的沙卡人。沙卡人在月氏人的逼迫下离开中亚，于公元前130年前后，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最后在古吉拉特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与土著居民相混合，形成后来在印度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马拉塔民族。最后到来的是贵霜人。贵霜人原是月氏中的一支，他们成功地统一了月氏游牧民族；然后于公元前1世纪时，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在后面一个世纪里，他们将自己的势力向南扩张，建立了贵霜帝国。该帝国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国的部分地区。在这几个世纪的分裂和混沌状态下，其实是印度文化交流和商贸发展的重要时期，希腊人和其他游牧民族将希腊、波斯和中亚的文化带到印度，同时印度也将自己的佛教和婆罗门教输往国外，公元1世纪，基督教也随着罗马商人和传教士的到来传入印度。在商业上，印度打通了向西到中东，向北到中亚和中国的贸易路线，罗马商人得以到达印度南部和西部，印度商人将足迹遍布东南亚。3世纪末，贵霜帝国土崩瓦解，于是，在恒河流域与波斯边沿地区之间留下一个权力真空地带，这就为印度第二个伟大帝国笈多王朝的崛起扫清了道路。　图：公元400年左右的笈多帝国笈多帝国同孔雀帝国一样，最初以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为根据地，最后通过联姻和征服将势力扩展到印度北部的广大地区。约公元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此旃陀罗笈多家族与　孔雀帝国的旃陀罗笈多没有任何关系）建立了笈多王朝，他的后任是沙摩陀罗?笈多（Samudragupta）。笈多帝国在他孙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至415年在位）的统治下，臻于极盛。旃陀罗笈多二世极力扩张，直到将他的帝国从印度河扩展到孟加拉湾、从北部山区扩展到纳巴达河为止。在政治上，笈多帝国是一个北印度帝国，并未包括整个半岛。实际上，我们在叙述印度历史时，重点总是在北部。当时的南印度在许多方面是独立发展的，温迪亚山脉是半岛联系的屏障。南方诸民族操的是德拉维语，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卡纳拉语，与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语不同。另一方面，南方又接受印度教、佛教及其社会习俗，并将梵语作为其经文和学习的用语。这样，形成一个单独的文明。此外，南印度处在非洲和西南亚联系的要道上，因此南印度人，特别是沿海居民更懂得航海和经商。笈多帝国统治时期被认为是印度历史特别是文化史上的黄金时期。由于缺乏充分的历史文献，没有人能搞清笈多王朝有多少代国王和他们的承继关系，只知道，在公元5世纪末，在匈奴人的冲击下，笈多王朝日趋衰落，最后让位于许多小王国了。佛教：根植于此，花开他乡就在列国时代过渡到帝国时代的过程中，印度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宗教改革运动。这种改革出现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原先的婆罗门教造就了一个僵化的社会，这一僵化的社会保证了婆罗门的特权。婆罗门教非常强调祭祀的重要性，认为灵魂的拯救必须依赖于身前的献祭，祭祀活动有专业要求，因此完全受婆罗门操控。由于婆罗门的职责所具有的神圣性质而使他们享有很多特权和豁免权。种姓制度也保证了婆罗门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僵硬的社会结构遇到了挑战。经济发展造就了一个富裕的商人等级，作为吠舍种姓的一部分，他们对上面两个种姓享有种种特权极为怨恨。此外，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虽然非雅利安人可以被吸收为婆罗门教信徒，但他们不能进入高级种姓，因此对祭司居支配地位很不满。这些因素相结合，促成了几个世纪里印度宗教界和知识界反思和改革。这场宗教改革所提倡的是一种更为平等和自由的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两大新的宗教：即耆那教和佛教。耆那数的思想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传播，但是，使耆那教具有系统教义和完善组织的是教主摩诃毗罗，即大雄（约公元前6世纪）。他出生于一个非雅利安人的贵族家庭，30岁时离家出走，抛弃物质享受，甘为赤身裸体的苦行者，经过12年的严格苦修和沉思，终于彻悟。他云游四方达30年之久，建立了联系紧密的宗教社团"僧伽"。教派的成员称为耆那教教徒，即耆那（胜利者）的信徒，耆那是大雄的称号。耆那教的教义非常深奥，但它最大的特点是对生命的"泛爱"，强调尊重任何形式生命的重要性。同时耆那教认为现实的生命物都受到了"业"的侵入，这种"业"是违背生命本性的东西，人生需要通过宗教戒律阻止业的渗入，通过苦行耗尽"业"的能量，最终获得解脱，生命物由此达到它原始的纯洁。它的基本誓戒有5项：不伤生；不欺诳；不偷盗；不淫邪；限私产。它将以不伤生为基础的非暴力主义发展到极致，它所主张摒弃的暴力不仅指肉体暴力，也包括语言暴力和精神暴力。在实践上，耆那教徒对生命的关爱可以称得到谨小慎微。耆那教僧侣去履行职责时，都先要清道，要手执掸子或扫帚，边走边扫路面，以免踩到任何小虫。虔诚的耆那教教徒外出还要用布盖住鼻子，以防止小虫吸入鼻孔。由于耕耘难免伤及蝼蚁，故耆那教徒均不以农为业，多经商。耆那教虽然信众不多，但它所提倡的非暴力主义在印度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和耆那教差不多同时产生的佛教影响比耆那教大得多，产生后成为世界性的大宗教。佛教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Gutama Siddhartha），立教后称佛陀。"佛陀"的意思是"觉悟者"，中国曾译为"浮图"。在各种文献中，对他的称呼颇多，如"释迦牟尼"等，而最为中国人所熟悉和爱用的名称则是"如来佛"。他的生卒年代，众说不一，生活年代大致为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与我国孔子是同时代人。这一时期是世界各地人类重要思想集中产生的时期，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诞生和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通常他建立宗教的过程带有传说的成分，大致如下：乔达摩·悉达多原是喜马拉雅山麓今尼泊尔南方释迦族的王子，诞生7天后，生母去世。他自幼倍受其父其姨（后成继母）宠爱，过着奢华的宫廷生活，享尽富贵。19岁结婚生有一子。据说他后来看到一些人遭受生老病死惨象，感到非常震惊，不断追问自己：为什么人生有这样的苦难？生命的价值何在？在无法得到满意答案的情况下，29岁那年，他毅然抛妻别子，舍弃富足的家庭生活和物质享受，出家修行。以后的6年，他以种种苦行磨损其身，饿得骨瘦如柴，濒临死境，但仍然无法找到真谛。到第7年，他决心放弃苦行，在接受了一村姑的乳粥后，精神焕发，走上新的修行之路。后在一棵菩提树下苦思冥想7天（一说七七四十九天），最后终于"大彻大悟"，成了佛陀（意为觉者），佛教由此创立。此后即进行"说法教化"。在贝那拉斯的郊外鹿野苑，他初次向人们讲述了"悟道"的经过，佛家称之为"初转法轮"。此时，他已年届35岁。此后，他一直都在各地奔走说教，80岁而入"涅槃"（圣者逝世后进入的最高理想境界），遗骨为信徒所分葬。佛教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婆罗门教的影响，如它承认业力轮回学说，前世作恶，后世就要受到惩罚，灵魂受贬；前世行善，后世灵魂会受褒扬。但它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婆罗门教，最根本的是，它认为灵魂的拯救不必通过自我折磨，不必通过牺牲献祭。所以它反对《吠陀》的权威，否定婆罗门祭司在解脱轮回中的导引作用，反对杀生献祭，反对把瓦尔那制度（种姓制度）神圣化。它认为要使灵魂得到拯救就要接受四项真理（四谛），并通过正确的方法（正道）去实践四谛。作为佛教基本教义的四谛就是：（1）、"苦谛"，说明人生所经历的生、老、病、死等一切皆苦；（2）、"集谛"，说明一切苦的原因在于欲望，有欲望就有行动，有行动就会造业，造业就不免受轮回之苦；（3）、"灭谛"，说明必须克制一切欲望，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从而消灭苦因，断绝苦果；（4）、"道谛"，说明要达到涅槃必须修道。具体实践四谛的"八正道"为：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早期的佛教不承认什么神的存在，不承认有永恒的物质存在，认为一切物质都是变化着的，因此，最初佛教不设庙宇，没有偶像崇拜，仅以菩提树、莲花座等作为佛陀的象征。公元前3世纪，在孔雀帝国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在印度盛行一时。阿育王本人皈依佛教，他实行的是一种宗教宽容的政策，并没有将佛教确定为国教，强迫其他人去信奉，但以他为榜样，许多人成了佛教的信徒。他还派传教师到周围国家传教，东至缅甸，南至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约在公元前1世纪，佛教分成两派，一为小乘佛教（Hinayana），另一为大乘佛教（Mahayana）。小乘佛教维护传统的佛教信仰，把佛陀简单地视为教主，把个人自我解脱作为追求的目标。这一派佛教后来南传，经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大乘佛教将佛陀视为神，并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宣扬大慈大悲，普渡众生，把成佛渡世、建立佛国净土作为最高目标。大乘佛教使佛教成为有寺庙、和尚、戒律和礼仪这些定制的宗教。大乘佛教北传至阿富汗、中亚和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在印度本土，佛教遭到婆罗门教僧侣的反对，但佛教在兴起后的几个世纪里一度盛行，其风头甚至盖过婆罗门教。直至约公元四、五世纪以后（笈多帝国），在印度统治者的扶持下，婆罗门教进行了重建，吸取了耆那教和佛教教义中的精华，并改称印度教，重新在印度取得了主导地位，而佛教在印度的影响和地位则日渐衰落。不过，佛教在它所传播出去的地区却得到发扬光大。瑰丽的文化奇葩印度这片土地承载着古老的文化，同时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与中近东、中亚和东南亚都一直进行着文化交流，因此，印度虽然从未形成政治上的强国，但在文化上却以其独特性和丰富性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文学上，印度有世界上著名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除此之外，大约在贵霜帝国时代，还出现了一部重要的寓言故事集《五卷书》。它成书年代仍不太清楚，似乎在4世纪已经写成，后来又有改写和增补。此书的主旨是以寓言的形式教导人们如何处世和治理国家。全书共分五卷，以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形式展开，贯穿全书的主干故事是婆罗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3个不愿接受正规教育的王子进行教导，这些故事分成五卷，每一卷有一个主干故事，它们的标题分别为《朋友的决裂》、《朋友的获得》、《乌鸦和猫头鹰从事于战争与和平等六种策略》、《已经得到的东西的丧失》和《不思而行》。这些故事中又套入小故事和小小故事，其中大部分是动物的故事，少数是人的故事，其中的故事往往具有深刻的含义。有个故事讲乌鸦、狼和豹子如何用阴谋诡计吃掉了体大身重的骆驼，反映了上层阶级的阴险和鱼肉人民的本性。有个故事讲一只弱小的兔子怎样把要吃它的狮子引诱到一口井前，使狮子淹死在井里，反映了弱者与强者斗争时表现出的机智。一个故事讲到乌鸦、老鼠、鹿、乌龟互相救助的经过。先是鹿被猎人的套索套住了，乌鸦探明情况后，老鼠咬断了绳索，把鹿救出来。但乌龟又落到了猎人手里，于是鹿倒地装死，乌鸦站在鹿头上装作啄它的眼睛，猎人把乌龟放下去拖鹿，鸦飞鹿逃，老鼠咬断了乌龟的绳索，结果胜利大逃亡。说明了团结互助可以渡过难关的道理。归纳起来，五卷故事提出了所谓"正道"（niti）的五种方式：（1）解除危害自己利益的联盟；（2）建立自己的联盟；（3）战争与和平的策略；（4）用计谋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5）放弃轻率的蠢举。该书后来传入波斯、传入阿拉伯，以后又传入中国和欧洲，是世界上仅次于圣经译本最多的著作。许多国家的作家都采用过里面的故事。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和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等。印度的戏剧在笈多帝国时有了充分的发展。印度戏剧与希腊的戏剧不同，结局总是比较圆满。戏剧的表演动作较少，不同的角色使用不同的方言，演出在院子里举行，布景较为简单。戏剧作品中最为著名的当推生活在4世纪的"诗圣"迦里陀娑（Kalidasa）的戏剧《沙恭达罗》。该剧本不仅在印度极受推崇，且蜚声海外，被西方学者和评论家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剧作之一。该剧描述一位国王与美丽少女沙恭达罗的爱情故事。两人一见钟情，并结为夫妻。后由于可恶的原因，这位国王丧失了对这段婚姻的记忆，情侣被拆散。沙恭达罗怀孕后生下孩子。后来国王打仗归来，认出了他的儿子，与沙恭达罗重新团圆。全剧情节曲折迭宕，文笔流畅。印度河文明消失后，我们对印度的造型艺术知之甚少。可能最早的雅利安人并不重视艺术创造，也可能早期的艺术家所用的材料是木头或其它容易腐烂的物质，以致于他们的作品未能保留下来。直到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治时期，才又见到许多精美的艺术作品和重要的建筑。印度的艺术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通常艺术作品和精美的建筑都是以宗教为题材的。因此，印度艺术可分为佛教艺术和印度教艺术两大类。就宗教而言，印度教婆罗门思想的发迹早于佛教，但在美术上则恰好相反，艺术的花朵是在佛教世界首先绽开的。一般说来，佛教美术的全盛期，是公元前三世纪的孔雀王朝至公元后五六世纪的笈多王朝，而印度教美术，则一直要到五世纪前后才有真正的作品问世。至于它取代佛教美术而达到鼎盛，则已是中世纪（笈多王朝以后到十六世纪）的事了。印度的艺术曾受到希腊艺术的影响，这是早期东西方交流的一个范例。在现在巴基斯坦北部有一个叫做犍陀罗（Gandhara）的地方，是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关节点。犍陀罗在波斯帝国统治时已接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后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随后，犍陀罗成为印度统治者的领地，犍陀罗人开始皈依佛教，并将他们掌握的希腊雕刻手法为佛教艺术服务。不过，印度的雕刻不是希腊雕刻的翻版，它经过印度文化的改造而民族化了，比如人像的面相具有当地土著的特征，更多地强调女性的性征曲线等。在阿育王时代，阿育王弘扬佛教，他建造了许多佛塔，用来供奉佛陀的遗骨或遗物。这些佛塔被称为"窣堵波"（stupa），传说阿育王建造的佛塔达84000座。现存的"窣堵波"中最著名的是位于中印度西部山间桑奇地方的"窣堵波一号"的大塔（也称为桑奇大塔），塔的直径约36米，高约16米。不过这座佛塔可能是在阿育王死后建造的。这些佛塔呈覆钵状，塔身上不加装饰。但在佛塔的附属建筑上，比如塔门和围栏的石面上，装饰有丰富的浮雕。浮雕的主题有圆莲花纹、莲花及其他蔓草花纹，此外还有种种禽兽、人物故事等，形形色色。印度艺术广泛运用象征手法，最初表现佛时是没有佛像的，表现佛本生的故事都用象征物来表示，如一只小象，象征"托胎"，一匹空马，象征"出家"，法轮则表示"说法"，伞盖与宝座就代表"佛"，魔或魔女在一棵树和一个空座位前，以示"侵扰"或"诱惑"，光是一棵树与一只空座，则代表"成道"。当然雕刻中也有印度人日常生活的场景和另一些药叉神像，著名的有桑奇大塔塔门上的托架"攀着芒果树枝的药叉女"。图：桑奇大塔塔门雕塑："攀着芒果树枝的药叉女"阿育王留下的艺术品还有他在世时竖立的一些石柱，这些石柱可以代表当时的艺术水平与建筑技术。石柱高十米左右，内外均无接缝，柱身刻有国王诰书，柱头饰有钟形莲花，顶上饰有狮子、牛等动物雕像，造型生动，线条流畅，颇有希腊雕塑的风范。最具代表性的柱头雕塑是现存印度萨拉那特博物馆的"阿育王狮子柱头"。柱头的最上端雕刻着四只面向四方狮身。雄狮其状威武强劲，气势非凡；雄狮脚下有一圆盘，圆盘面饰高突的浮雕动物像。有一只大象，一匹奔马，一头瘤牛，一只老虎，四种动物之间均以象征佛法的宝轮相分隔。再下面是钟形的倒垂莲花雕饰，饰纹整饬而又华丽。雕刻的各部位被打磨得精光溜滑，石质显得透明如玉石一般，光彩照人。　图：阿育王石柱狮子柱头佛像的塑造，是佛教艺术史划时代的进展。最初，佛教是禁塑佛像的，可能受希腊人像雕刻的影响，才有了佛像的塑造。佛陀的雕像最早兴起于印度西北的贵霜王朝时代的犍陀罗和马土腊(一译秣菟罗)两个地区。到了笈多时代,佛像雕塑的中心转移马土腊与萨拉那特了。在这一过程中马土腊雕塑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并完成了佛像从希腊范式到印度范式的转变。犍陀罗出土的佛像，有许多和希腊神像极为相似。马土腊与犍陀罗相距不远，可能受到犍陀罗的推动，也开始盛行造像，但他们绝不是模仿。犍陀罗的造像重视衣服给人的感觉，而马土腊的佛像则极力强调表现衣服之下的肉体。到了笈多王朝时代，"觉者"佛陀的面目则更丰满、慈悲、寂静，姿态更显超凡脱俗。图：公元2世纪犍陀罗雕塑：佛陀降生除了雕像以外，石窟壁画也是佛教美术的一大特色。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阿旃陀（Ajanta）石窟壁画。在印度的西部，很早就已经盛行挖掘石窟。阿旃陀的开发是公元前一世纪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七世纪初。现存的壁画大都是后期的作品。在全部二十九个窟院中，现在存有壁画的有十五个石窟，"佛传图"和"本生图"是壁画中的精品。取代佛教美术而成为印度中世纪代表性艺术的是印度教美术。印度教的美术作品以雕像为主，大多数附属于石窟与寺院建筑。不仅神像如此，人物、动物和其他形象，也被用来填补建筑物的内外壁，使整个寺院看起来就像是一件雕刻品，宏伟丽壮观。古代佛教寺院留有很多石窟，而印度教则除了石窟以外；还有许多独立的石砌寺院。图：印度教寺院石刻由于佛教与印度教的教义上有差异，所以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上也各有特点。佛教以佛陀像居绝大多数，印度教则有各种各样的神像，神像的形状亦如同神话故事所叙述的那样，表现出种种活泼的姿态。那些多面多臂的雕像，初始多属印度教作品。充满性感的一些雕像也是印度教所特有的产物，印度教中性的活力也被视为一种宗教力量，甚至一些印度教的寺院外观也具有性的象征性。　图：舞神湿婆印度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古印度的舞蹈也可谓多姿多彩。舞蹈在印度被认为是神的创造物，湿婆也被称为"舞神"和舞王，他创造了刚、柔两种舞蹈，酒醉后就与妻子雪山女神狂欢起舞。印度人每当演出舞蹈时，台前都要放一尊舞王湿婆的神像。（他的右上手拿着一面达莫和鼓，象征着创造，有的说象征种种声音，右下手象征神的保护和祝福；他的左手托起燃烧的火焰，象征着他可以毁灭他所创造的一切（也有人说象征谬误的毁灭和真理的传播）；左下手像象鼻那样垂向抬起的脚，象征着不受一切羁绊的自由；右脚下踩住的是一个魔鬼（名叫莫亚卡拉），象征着善征服恶；左脚上抬，象征着超脱尘世，向上升腾。舞蹈周围装饰，象征着怀抱人们的大自然。）印度舞蹈的特点之一是以手表意传情。演员单手可以佬出28种姿势，双手可以再做出24种姿势，这52种姿势可以把丰富的思想感情传达给观众。（例如单手的第一个姿势被称为"帕塔卡"，它可以代表舞蹈开始，也可代表一朵云；摇动起来则代表拒绝。将它与身上的其它动作配合，还可代表黑夜、天堂、荣耀、一个人躺在床上、开门，一条河，一条路，祝福、搽檀香粉，一个伟人，一声感叹，惹人注意，展示广阔的世界和击球；如果放在耳背，可以表示听；抖动起来表示波浪；以一定的弧度放下，表示摧毁或克敌。所以，一个手的姿势就能表达这么丰富的内容，如果52种姿势配合使用，不断变化，那真是无事不可表达，无情不可传递了。）印度舞蹈的另一个特点是讲究韵味，要求演员跳出味来。古代舞蹈家总结的舞蹈理论提出这样的要求："手之所至，目光随之；／目光所至，心灵随之；／心灵所在，表情伴之；／表情所在，拉斯伴之。"这"拉斯"原意为"汁液"和"味道"，也就是如中国"韵味"一词，是只可意会，难于言传的东西。古代印度人很重视音乐舞蹈，不仅女子要会，而且也把它列入有教养的男子必会的64种技艺之内。但音乐舞蹈教师却地位低下，倍受屈辱。古代印度数学家在处理抽象的数字能力方面在世界上可以说首屈一指。印度人在数学领域中所作出的一个极大贡献，就是"零"的发现，"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们今天所称的从0至9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是由印度人发明的，这套数字系统至少在公元595年已经存在，实际发明的时间可能要早得多。印度数字由阿拉伯商人带到西方，才被西方人掌握，并误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发明。印度人还有了负数的概念，为代数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印度计数采用十进位制。另外使人惊异的是，印度人很早就有了极大数、极小数的概念。如当希腊和罗马人仅有十的三乘方和四乘方概念时，印度人已经想到了十的十八乘方的数字。印度人在几何学上的知识不是太丰富，但擅长于算术，很早就开始使用木片或在木板上计算的"指算"方法。在五世纪中叶时，天文学家兼数学家雅利亚波陀（Aryabhata）曾记述了有关开平方等等问题。他计算出的π值比阿基米德更为精确。印度的天文学家已经能够辨认出七大行星，他们知道行星和月亮的光芒来自太阳的反射，指出地球存在着自转。他们还能预测月食和日食，也计算了地球的直径。印度的医学同样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吠陀时代。在最早的医学书籍《阿瑜吠陀》（生命之学）中我们看到，印度已将医学分为使用刀的大外科和治疗耳鼻喉疾的小外科，治疗热病的内科，还有治疗儿童疾病、老年疾病和妇女疾病方面的知识。另外，对解剖学，胎生学和卫生学等方面的知识，也有所记述。从公元初开始，印度的医学取得长足发展，这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另两部医学著作中。这就是《揭罗迦本集》和《苏修鲁多本集》。《揭罗迦本集》被推断作于一、二世纪，可能是正统婆罗门的作品。本集由八篇组成，其内容不仅涉及医学的全部领域，而且还旁及初期逻辑学和伦理学等。此书后为卡什米尔人所增补，在七世纪末被译成波斯文与阿拉伯文，对阿拉伯医学有很大的影响。《苏修鲁多本集》被认为是较《揭罗迦本集》稍后的作品。这部在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医学代表作，主要内容是医学，尤其是外科和医学道德方面的探讨，但也旁及哲学思想。和《揭罗迦本集》不同的是，其中也述及各种通俗的符咒和鬼神学之类，但均涵盖于医学范畴。《苏修鲁多本集》在九世纪时已为阿拉伯人知晓。参考文献：崔连仲：《从佛陀到阿育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印）塔帕尔著、林太译：《印度古代文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印）高善必：《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商务印书馆1998年。A.L. Bash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第四章　黄土地上孕育的文明--------------------------------------------------------------------------------　　　　现在我们要将视线移到更远的东方，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另一个文明从这里诞生，这就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从考古成果看，这一地区有从直立人开始的系统的人类进化遗迹，有大量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是人类独立发展起农业的地区，因此文明在这里喷薄而出是远古文化长期积累的产物。然而，我们将看到中华文明在古代文明中非常独特，而这种独特性是和它的地理特征以及历史经历密不可分的。黄河、黄土地、黄肤色......相比其它的文明中心来说，中国在地理上的整体性要差一些。这块土地被连绵不断的山脉分割成不同的地区，流经这块土地的几条大河形成不同的水系。这样从一地旅行到另一地相对就不太容易了。从地图上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有多条山脉由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向东部延伸，从高到低，逐渐形成高原、丘陵和平原等地貌。这种西高东低的地势，使得中国主要的大河如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辽河、海河都自西向东流入大海。在沿海地带，河流夹带的泥沙堆积沉降形成了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重要的平原。其中华北平原是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的中心地带。秦岭从西向东横贯大地，将中国两条大河流域，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分割开来，于是秦岭－淮河一线成为中国南北分界线，也是中国农业区划的重要分界线。秦岭以北，冬季寒冷，年降雨量不到800毫米，雨量集中在夏季，主要的农作物为旱作的麦类、高粱等。秦岭以南，降水丰富，一年四季，山青水秀，田野翠绿，主要农作物为水稻。虽然中国在地理上呈现多样性，地区间似乎有山川阻隔，但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地区间的联系。如果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看，整个中国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中原地区，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最初发生地。这一地区土地的基本色调为黄色，它的西部有堆积很厚、面积广大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黄土随风随水迁移他处，形成了次生黄土，在河流、大海和天空中都弥漫着这种黄土的气息，河有"黄河"，海有"黄海"，这片土地人称"黄土地"，这片土地上生活着黄皮肤的中国人。第二部分是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它包括新疆、西藏、蒙古和东北等地。中华文明的发展与这两大地区的交流和民族融合密不可分。原先人们认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现今由于大量的考古发现，人们已经认同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可以认为黄河和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长4600公里，由于航道狭窄而不适于大船的航运，但它的水可以用来灌溉庄稼，因此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早期富饶丰收的农业地区。控制黄河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一直操心的问题，由于黄河上游大量黄土冲入河中，河床抬高，引起洪水泛滥，河流改道。为避免洪水泛滥，人们在河岸修筑堤坝，河床又随之提高，人们无奈再筑高堤坝。如此循环斗争，使黄河最终成了地上河，如果遇到黄河决口，那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了。长江位于中国的中部，长5400公里，航道深而宽广，非常适于航行。长江水量充沛，江面烟波浩淼。除了养育大河两岸的人民，赋予骚人慕客以赋诗吟词的灵感之外，它也常常构成难以逾越的"天堑"。虽然我们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与外邦接触联系的记载，但从文明比较的眼光看，中华文明比起其它早期文明来是相对封闭发展的文明。历史上，中华文明也从中亚获得过一些生产和生活技能，也获得过印度和伊朗等地宗教的影响，中国的商人也曾与中亚和西方的文明发生接触，但这种接触不是经常性的和持续不断的，因此没有带来足够的文化信息，总体上说，它受到其它文明的影响比起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来要少得多。这是因为中国与其它文明相距遥远，西部又有中亚高耸入云的山峰阻拦，还有人迹罕至的沙漠和戈壁滩。如此相对封闭发展的结果加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人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奇特。中华文明发生更多的是中国地域内部的交流，中原地区的民族和周边游牧民族不断有交往。当时分布在中原周边地区的民族，被中原地区的人称为"羌"、"戎"、"狄"的这些西部和北部的民族以牧业为生，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大部分时间他们和中原的居民和平相处，交换产品，互通有无。但有时也发生战争，发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华文明由此也吸收了不少营养。这种相对封闭的发展使得中华民族更具有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同时在很长时间里拥有一种民族优越感。中国之名就是意味着"中央大国"，是世界的中心，只认自己是文明的民族。这可能是一种傲慢，但更是一种自信。正是这样的自信，使得古代的中国人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性也就成了这一文明又一重要的特征。《三国演义》一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道尽了古代中国统一和分裂状态循环往复的历史特征，然而，中国历史上的分合与印度相比，合多分少，统一是常态，分裂只是暂时现象。与这种国家分合循环相结合的是王朝的循环，中国以传说中夏王朝为第一王朝，约建立于公元前21世纪，其后经历了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统一王朝，最后的清朝建立于1644年，1911年被辛亥革命推翻。这些统一王朝有的短命，如秦亡于二世，从统一六国起仅维持15年（公元前221年－前206年）的统治，隋朝从统一到灭亡也仅延续了29年（公元589－618年），有的朝代却绵延数百年之久，如汉、唐、宋、明、清都在二三百年间，两汉更长达四百年之久。但不论长短，每一王朝几乎都经历相似的阶段，即经历了相似的盛衰循环圈。最初是王朝的建立阶段，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通过武力战胜对手统一天下，夺得全国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成了家族世袭的权力，新王朝由此诞生。接着到来的是王朝的全盛时期，新王朝在全国任命和派遣官吏，向人民征收税赋和派发徭役，利用积累起来的财富和人力修造宫殿，改善交通，兴修水利，鼓励教育和文化艺术。最后是王朝的衰落期，王公贵族聚敛财富，兼并土地，骄奢淫逸，任意欺压剥削百姓。土地兼并造成大量农民没有足够的耕地，王公贵族们的土地享有免税特权，国家税收由此减少，国库空虚，王朝再也无暇顾及兴修水利，造成洪水更经常的泛滥，民怨沸腾，有时有少数民族入侵，王朝就在农民起义或游牧民族的进攻下被推翻。然后出现一位新的领袖，建立新的王朝。和政治循环发展并行的是文化上的稳步发展，中华文明是很难以一朝一代为代表进行解剖的，在朝代更迭中，中华文明也在发展中，不断涌现出新的文明成果。同时这种文明的发展又具有连续性，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经几千年而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从传说到古典：夏、商、周在西方的历史著作中，大多将中国历史的开端定在商代，其理由是只是到了商代，才有确切的文字发现。尽管在商以前还没有发现确凿的文字教材，关于夏朝的历史多少还有些传说的成份，然近十年来，在传说的夏王朝活动区域，考古发现了多数与古文献记载相符的文化遗存，夏朝的历史得到印证。我们有理由肯定，夏朝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中华文明从此开始出现。夏朝的奠基者是禹，姒姓，禹以后历经十七王，约四五百年（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对于夏朝的历史，后人有零星记载，《吕氏春秋·用民》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可以认为这是从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过渡状态。夏的统治者也从"伯"（如伯禹）的称谓转向"后"（如后启），后期出现"王"的称谓。夏朝的许多制度、礼仪、文化对后世也有深刻影响。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论语·八佾》），以自己懂得夏礼为荣。相传夏朝还曾经出现以"韶"命名的乐舞，孔子时还有耳闻。他曾说："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夏朝也有历法，称为"夏令"或"夏时"，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据传说，造车、造酒等技术也都是夏朝时期所发明的。夏朝由于未代君主桀的暴政而被推翻。继夏而起的是商朝，商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部落，它的祖先契与舜禹几乎是同时代的。这个部落多迁徙。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成汤在众多部落的支持下灭掉夏朝，建立商朝。商朝多次变更都城，先后有亳、嚣、相、庇、奄等。后迁都殷（安阳）后，才稳定下来。《史记·殷本纪》认为"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徒都。" 自盘庚迁殷后，商朝进入晚商时期。按照《史记》的记载，商朝共传17世，31王。它的历史大约延续了四五百年（约公元前1500至前1028年）。商朝已经有了确切的文字，现在我们主要看到的是留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材料，所以要称之为甲骨文。当时商朝的统治者几乎是每日必卜、每事必卜，许多重要的政事和军事都需要神意来决定，他们将龟甲或牛胛骨放在火上炙烤，根据骨片的裂纹来判断凶吉，并刻辞为记。大量甲骨文的发现表明，在商朝，神权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商王武丁及其稍后的时期，出现大量的人殉和人祭，用人和牲口作牺牲祭祀神灵。但是中国人关心的更多的是现世的事情，对来世并不给予重视，所以祭司的地位也就不太高，并逐渐衰落。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和其他民族，创造世界的都被认为是神，而中国人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是人。商朝的国王与夏朝国王一样远不如中国后来的专制君主，但到了　商朝，国王的权利明显加强，已经明确称王，商王朝最后两位君主甚至用"帝"字来用于王的名号，如"帝乙"、"帝辛"。商王的继位有"父死子继"的情况，也有"兄终弟及"的情况。中国人认为君王能统治天下，是来于"天意"，如果这位君主越来越不得人心时，人们就会认为他有失天意，而可以群起而攻之。　商代甲骨二片商代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主要作物是小米（粟）和大麦。也种植水稻，但更多是从南方运来，稻米是昂贵奢侈的食品。小麦一直到商朝末期才出现。饲养的家禽和牲口主要有牛、马、羊、猪、鸡和狗。商朝从南亚引入大象作战争之用，也用于其他劳动。在商代，人们已经学会养蚕。在城市里也有手工匠和商人。除了纺纱织布外，制陶业是当时手工业的大宗，商代人，已懂得使用高岭土（一种非常细腻的白色粘土）烧制陶瓷。用陶轮来制造陶器，有些陶器上也开始上釉。手工匠还制作各种精美的玉器和其他的象牙雕和骨雕等艺术品。商人已懂得冶炼青铜，开始铸造青铜礼器。青铜冶炼的技术可能来自中亚，但礼器的形状和装饰则完全是中国化的。就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当多里安人进入希腊，拉丁人向罗马迁徙的时候，中国进入到周朝。和子姓的商族一样。姬姓的周族也有着相当古老的历史。周的始祖弃是舜禹时代的人，曾被舜任命为后稷。以后周族不断发展壮大，到周文王时，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受到多数部落的拥护。在约公元前1028年，周武王率众灭商朝，建立周朝。周朝以平王东迁公元前771为分界划分成西周与东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此时社会历史进入了迅速变革的时期。直至公元前256年灭亡，延续了近800年。周朝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推行宗法制度，实现了"家天下"。王国维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日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周朝建立初期，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审时度势，全力推行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把周王族成员中尽可能多的人物分封出去建立新的诸侯国。通过分封以扩大周朝影响，行宗法以巩固和提高王权。分封制实际上是宗法制的外延。周朝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宗法观念的烙印。在宗法观念下，周人又提出了"礼"。周公治理天下的关键就是制礼。"礼"作为一种礼仪制度、伦理观念，其起源应该早得多，但把它当作社会文化生活的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应该认为始于周朝。周人同时还提出了"孝"、"德"等观念。这些制度和观念对于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图：西周分封图周朝经过一段平稳和繁荣发展期后，逐渐走向衰败。公元前771年，内部贵族联络了周边游牧民族攻入周朝的首都镐京，杀了周幽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周朝进入到东周时代。东周前期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5年），此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齐、楚、燕、秦、韩、赵、魏七大国征战不已，最后由秦统一全国建立了秦朝。中华文明的奠基：语言、世界观、学术思想......经历夏商周三代，中华文明已经走过了近二千年的历程，中华文明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已经形成，奠定了今后发展坚实的基础。中华文明的特征表现在语言文字、世界观、学术思想和艺术等等方面。中国的文字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文字，后来得名为"汉字"的这种文字，其实在商朝时已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此它的产生可能应该更早一些。汉字最初是从图画演变而来，开始通过图画来表达某些世界上的事物，逐渐发展成象形文字，有些只是指代具体事物的为指事字，有些通过某些形体的结合来表示思想的意思，产生了会意字，有些还可以来表示声音。成熟的中国语言文字与世界大部分语言相比具有它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恰恰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原生性和相对独立的发展。首先，中国文字是字与词的统一，字是中国语言中的基本单元，汉语和拼音文字不同，它没有字母。词是通过不同的字组合而成的。但字本身也是词，而且往往一字多意，一词多音。这种特性有它的优点，汉字可以随意组合创造出一些新词来迎合语言的需要，但从学习掌握来说，汉语要比其它拼音文字难。因为它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学，大约掌握了几千字后，才能阅读和书写。第二，汉字形意统一，形音结合。中国文字发展成书写文字后，并没有脱离图形的基础，字的形状和意思是相统一的，书法就是这种特点的艺术化体现，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表象体系。当你读到"欢笑"一词时，你从"笑"中会看到一张笑脸，如果让它用拼音表现出来的话，你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这也许成为汉字拼音化的重大障碍之一。汉字同时又是形声结合的，汉字的组成往往有两部分，一半是形，一半是声音。偏旁往往表示字的属性，另一半则由表音字组成，这就容易文字的发声，所以有"读字读半边，赛过活神仙"的说法。但由于表音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是确切地表音，有些却只是表示字的韵母，有些则由于历史的演变而彻底转音，所以在中国很少人能保证不读错音的。第三，汉字没有时态、人称和数的变化，不论第一人称和第二第三人称所用动词都一样，这和世界大部分文字动词需要变位不同。名词也没有单复数的变化，"世界文明"可以被认为是单数，也可以被认为是复数。时态的运用需要加其它字说明，如"已"、"尚"等。这一特点使得汉语的表达比较简单，但也带来了它的不精确性。此外，汉语读音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同样的音节，由于声调的不同，就可以表示不同的字和不同的意思，这是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时最为挠头的事情之一。中国宗教方面的重要特点是泛神论。中国人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对神灵非常敬畏，而且只要人们认为这是神灵，则一律不排斥，成为敬畏的对象。比如后来中国道释儒的结合，也是这种泛神的表现。应该说，这一特点在中华文明形成之时已露端倪。中国的泛神论与其他民族早期的万物有灵论并不一样，人们重点祭祀的不是日月、山川、风雨之类的作为自然物的神灵，而是具有某种人格化的土（社）神、河神、岳神。人们将祖先都作为神供奉，祭祖是人们最重要的祭祀活动。夏启在甘之战以前的誓辞中曾有"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的说法，反映出祖神和社神在夏代有很高的权威。同样，商代最敬重的神灵也是祖先神，从卜辞的记载里可以看到，历代商王，绝大部分都受到殷人的隆重祭扫。对祖先的敬重来自于对家庭的重视，古代中国人相信家庭是人们现实生活和基础，同姓家族的繁衍被看作是人们的一种生命的延续和精神寄托，在家庭中尊敬长辈是小辈的重要义务和操行。殷人常以封土、棺木、巨石等为社主。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和其他民族，创造世界的都被认为是不同于人的神，而中国人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是人格化的神。在商代有了"帝神"，帝可以支配风雨旱涝，能降祸福于人间，但在这些方面的神力却比不上祖先神和土（社）、河、岳等自然神。帝实质上是具有自然意义和一定人格化倾向的"天"，帝与天是合二而一的。到了周代，就出现了"天"的概念。"天"和"帝"密不可分。古代中国人也相信人有灵魂，死后可以赴九泉（黄泉），也可以上"天堂"。但中国人不像古代埃及人那样关注死后的生活问题，他们更多关心现世的道德问题，强调的是处世哲学。在周代出现了以"礼"为名的行为规范，并以"乐"配之。同时在解释世界万物及其变化时，将世界分成阴阳两部分，阴象征雌性、黑暗、寒冷、阴柔、被动，阳为雄性、光明、温暖、阳刚、主动。但这种二元论与古代波斯和西方的二元论不同，阴阳更多表现的不是冲突，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更替，以达到平衡。如白昼黑夜，如日月天地，如一年四季。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学术思想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哲学和伦理思想的精华几乎都诞生在这个时期。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思想巨人辈出的时代。如果我们用更宽广的眼光看，世界各地围绕着这一时期也是思想飞跃发展的重要时期，希腊重要哲学家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印度的佛教也产生于这一年代，难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将之称为人类精神觉醒的"轴心时代"。如果不从时间顺序上来说，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孔子思想形成于春秋后期，其时，"儒"指以辅助其他人安排各种礼仪（相礼）的知识分子，孔子早年曾以"儒"为业，因此孔子的思想也被称为儒家。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春秋时期的鲁国人。早年家道衰落，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尽管如此，孔子受过良好的教育，博学多才，精通礼、乐、射、书、艺、数六艺，34岁开始招收学生，由于他的声望学生逐渐增加，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之说。孔子50多岁时一度担任过鲁国司空、司寇、中都宰等职官。孔子生前著述并不多，他的言行由他的弟子记录辑纂成《论语》一书，成为研究孔子思想最重要的资料。孔子学说是一种入世的学说，他希望通过努力恢复社会的秩序。如何恢复社会秩序呢？孔子认为要提倡"礼"和"仁"。"礼"和"仁"的学说构成孔子学说的核心，它们贯穿于政治、教育、伦理、哲学思想。孔子主张"礼"就是要恢复周礼，强调贵贱长幼各得其所，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系。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更重要的是他关于"仁"的主张。何为"仁"？孔子自己的解释是"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他提倡的克制私欲，提倡崇高的人类之爱。统治者要实行德政，普通人要实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孟子（约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进一步发展了"仁"的思想，他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同时提出了性善论，即仁、义、礼、智是天赋的，是人心固有的。他认为人生的最高理想是通过尽心、知性，达到知天，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荀子（约公元前325年－前238年）比孟子更为强调礼，他认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提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性恶论，认为人本性是恶的，只有通过人性的改造，才能由恶向善。春秋战国时期另一重要学术流派是道家。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关于老子的生活年代和生平，学术界争论颇多。据《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应该是与孔子同时代人，有文献记载，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过一些问题，所以有人认为老子可能要年长于孔子，因此推论道家学说的出现时间可能要早于儒家。老子学说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关于"道"的论述。老子认为"道"是世界的本源，他认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认为"道"是难于捉摸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人们只有从"常有"和"常无"中才能观其奥妙，也就是要从现实世界中跳出来，洗心内照，才能取得与"道"的和谐。他强调要与世无争，"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老子的思想是一种出世的思想，是对世界纷繁矛盾的一种逃循和规避。老子的思想中充满着辩证思想，他认为事物的两面相互依存，并有可能向反而转化，有些名句至今还深刻地印在中国人的心中，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物壮则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等。继承老子思想在战国中期被另一著名的思想家庄子所继承，并将老子的主导思想发展到极致。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继承了老子的"虚无"思想，认为"道"应该称为"无无"。在处世哲学上，他提倡人生逍遥，游心于物外，"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并要求人们顺从自然，人的真正自由就是顺从自然规则。由于庄子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道家的学说也常被称为老庄哲学。老子的学说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可以说仅次于儒家学说。它对自然的尊重符合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从内心唤醒中国人内心传统的宗教思想，以老庄学说为基础，在魏晋时期，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最终形成了；老庄的逍遥和避世的思想也影响了中国大量的艺术家和诗人，许多作品表达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情感；老子学说甚至对一些儒家也有影响，成为儒家学说的补充；老庄学说也成为许多失势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抚慰内心的良药。老子的学说与孔子的思想正好构成中国学术思想的"阴""阳"两极，互相弥补自己的缺陷，许多知识分子也常常在"入世"和"出世"中寻找一种平衡。百家争鸣之中，另一重要学派是法家。法家比以上各家更重视政治，最早的思想就是由在宫廷任职的官吏提出的，重点是治国之道。法家产生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代形成学派是。其思想先驱是齐国之相管仲和郑国政治家子产，创立者为李悝（约公元前455－前395）、吴起（？－公元前381年）、商鞅（）等。战国末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治国之道与儒家的不同，儒家讲究"德政"和"仁政"，而法家却强调铁腕统治，他们认为统治要借助"法"、"术"与"势"，主张实行严苛的法律。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和和不讲信用的，只有采用严厉的惩罚措施，才能使民众敬畏服从，达到天下太平。法家提出了中央集权的主张，韩非提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套思想后来被秦始皇所采纳，最终统一中国，中央集权的统治成为中国政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春秋战国的学术流派中还有墨家，其创始人是与孔子同时代或稍晚的墨子（约公元前500－公元前404年）。他对当时战乱频仍的局面非常担忧，但他开出的治世药方却是"兼爱"，他认为所有"乱"的根源皆来自"不相爱"，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是天下治理之道。因此墨子主张"非攻"，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墨家一度曾与儒家相提并论的显学，反映了当时人民希望尽快战争的愿望。但墨家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却要大大小于上面的学术流派，这和墨家的思想不够系统和成熟有关，而兼相爱的思想也不符合中国统治者的口味，因而衰落失宠。中华文明的奠基：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从西周到战国，中国涌现出一大批文史精品。与世界其它文明一样，中华上古文明也是文史不分家的，不少名著既是文学作品也是史学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可推《诗经》、《尚书》、《左传》等。诗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体裁，民间很早就有诗歌流传。后来有人陆续将这些流传的诗歌加以收集和整理，终于到春秋后期汇编成《诗经》。《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汇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民间的诗歌作品，有一种说法是《诗经》是由孔子及其弟子汇编而成的，但存在较大的争议。《诗经》现存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当时的诗歌基本采取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从内容上看，中国早期诗歌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其它早期文明最早的诗歌基本上是献给神的，歌颂的也是神，而中国早期诗歌却主要反映世俗生活，反映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在《诗经》中，有些诗完全来自于普通民众，是流传在民间的民歌和民谣，其中一部分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劳动，表达普通民众对上层统治者和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怨恨，如《伐檀》、《硕鼠》等；另一部分民歌却以恋爱婚姻为题材，极具情趣，或表示男女热恋的情态，或互相抒发爱慕的心情，或表达相思之苦，或表达被爱人遗弃的悲愤。《诗经》中也有一些诗是来自于贵族的献诗，其中一部分是祭祀用的歌辞，还有的是祭祀宗庙用的颂歌，其中有对丰年的祈祷和祝福，也有对王族祖先丰功伟绩的歌颂。到了战国时代，中国南方长江和淮河流域的楚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诗体，叫做楚辞，楚辞也起源于民歌，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中屈原的《离骚》是楚辞中的代表作，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年）也成了中国最早留下姓名的诗人。由于《离骚》在楚辞中的重要地位，人们有时也用"骚"指称楚辞，"骚客"则成了诗人的代名词。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散文占有重要一席。《尚书》是中国第一部散文集，其中收录了中国上古的历史文件和一些追述古代事迹著作，包含有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体，所以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历史文献集，诸篇文字风格不一，商、周时代的文献较晦涩难懂，两周之际的文献则流畅通顺。在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百家争鸣，面对纷繁的世事，人们探究历史渊源，寻求治世真谛，激越文字随之而出，涌现出一大批经典散文。其中有历史散文，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显示出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学传统，以后历朝历代都重视修史；还有诸子散文，及宣扬各种学说的论集，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这些散文论辩性强，富有情感，辞藻华丽，而且经常用寓言和比喻来说明道理。这些散文中一些论题、人物和事件后来成为重要的典故，可以说它们是中国文学的奠基之作。就艺术而言，中国当时已有音乐、舞蹈、雕塑等形式。从上古时期的考古和文献看，中华民族早期也是一个非常喜爱音乐的民族。早在夏代的考古遗址二里头遗址中，就发掘出石磐、陶埙、陶铃等乐器，可以推想夏人已善音乐演奏。古代也有舜创制"韶乐"的传说，文献记载，在夏启有非常宏大的乐舞的场面，"将将鍠鍠，管磬以方"，"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墨子·非乐》）。商代出土的乐器更多，如铜鼓、铜铙、铜钟、石磬、陶埙等，乐器已成套组合。到了周代"乐"成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乐"配"礼"，为礼仪增添了庄严和辉煌。而且我们上面提到的《诗经》，最早是可以歌唱的歌谣，它集诗歌、音乐和舞蹈为一体。《墨子·公孟》篇曾提到："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可见当时音乐的重要地位。当时有些制品并不是为艺术而创作的，但由于这些制品凝聚着当时工匠的艺术气质和带有艺术性的创作，在现在看来无疑应归入艺术品之例。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从商到周的青铜器。青铜冶炼技术可能由中亚传入中国，但青铜器的造型则完全中国化了，非常具有独特性。从商代出土的精美的青铜器可以推断，中国在商以前就已有青铜器铸造。到了商代，青铜器的制造技艺已非常成熟。商代青铜器厚重庄严，早期多无铭文，晚期出现铭文，甚至有多达40余字者。这些铭文除了标明族氏、祭祀对象以外，还出现了不少记事内容，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司母戊"鼎，该鼎通耳高133厘米，重达875公斤，造型庄严雄伟。商代青铜器纹饰主要有云雷纹、饕餮纹、夔纹、虎纹、龙纹、蝉纹、鸟纹等。其造型和纹饰都是中国独特的。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继承了商代的特点，但数量上却大大增加，其纹饰也多富时代特色。这个时期青铜器以兽面为主题的纹饰更为抽象。到了西周后期，纹饰主题倾向于简单朴素。西周青铜器上铭文字数大大增加，许多彝铭多达三四百字，最长的《毛公鼎》铭文达 497字，叙事详尽。铭文字体也非常具有美感，排列整齐，字体严谨，书写境熟，优美奔放，是书法和铸造艺术的完美结合。　"司母戊"鼎在自然科学方面，除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外，中国当时科学的最高成就体现在天文学上。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以编制历法为主要内容的。不过，中国古代的历法概念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仅编制日历，计算朔望和二十四节气，还包括日月食和行星的计算等。中国的历法的定位常常是以天象为依据的。所以观天象有卜凶吉的功能外，也是编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同为东方文明，印度长于行星位置的计算，而中国人可能对日月更感兴趣，擅长日月运行计算。中国古代的历法是阴阳结合的历法，最初采用阴历，后用阳历进行调整。传说，在帝尧时，就设有专职天文官，从事观象授时工作。到了夏朝，中国就有了历法，称为"夏令"和"夏时"。后来流传的《夏小正》部分反映了夏时的历法，一年分十二个月，并指出每个月的天象和物候。商代历法以月亮的朔望为主要依据，以日月相会（朔）作为一个月的开端，每年设12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置闰月于年终，以弥补阴历年日数与回归年日数的差额。用数字记月，以天干地支来记日。已经有了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载。到了周朝，天文历法方面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了颁布历法，加强了对于日月星辰的观察。《春秋》中就记载了37次日食，据研究这37次日食记载里面有31次与天象符合。当时还有流星雨和彗星的记叙，例如《春秋·庄公七年》（公元前687年）载："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近代以来的科学家研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记载。《春秋·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载："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西周时期和春秋时期，人们加强了对太阳的观察，在历法中引入阳历概念。春秋时期可能已经有了春分、秋分及冬至、夏至的观念，人们以圭表测日影的方法定出冬至和夏至的时刻。到战国时期，又将一回归年的长度分成24等分，设定了二十四节气，以此指导农业生产。当一个月只有一个气节时，就置闰月进行调整，由于形成了阴阳历法。数学也是中国古代科学中成果斐然的领域，至战国时，中国数学还未能形成自己的完整体系，但在一些方面已经取得突破。在商代中期，据甲骨文可见，已产生一套十进位数字和记数法，并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通过排列组合组成从甲子到亥癸的60个名称以记60天的日期。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周代数学的水平。"数"在当时位列"六艺"之一，也表明了当时西周贵族对数学的重视。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各种问题的争论中也涉及到一些"数"的概念问题，比如提到"无穷"的论题，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