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相互竞争的利益在地图21上得到了说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扩张用两个向南直指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的箭头表示；土耳其是一个向东穿过阿塞拜疆和里海指向中亚的箭头；伊朗则是两个箭头，一个向北指向阿塞拜疆，另一个向东北指向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这些箭头不仅相互交叉，而且可能相互碰撞。目前，中国的作用比较有限，它的目标也不那么明朗。有理由认为中国更希望在其西部面对一群相对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俄罗斯帝国。这些新生的国家至少可以充当一种缓冲，但中国同时也担心其新疆境内的突厥少数民族可能把中亚新独立国家看作自己的有吸引力的榜样。正因为如此，中国已在谋求哈萨克斯坦保证压制跨边境少数民族的激进主义行动。从长远看，北京对本地区的能源资源必定会有特殊的兴趣。直接获得这些资源，而不受莫斯科的控制，必定是北京的主要目标。这样，中国的整体地缘政治利益就会与俄罗斯追求主导地位的努力发生冲突，却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意图相互补充。对乌克兰来说，主要问题是独联体未来的性质，以及能否更自由地获得能源资源，以减少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依赖。在这方面，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更为密切的关系对基辅十分重要。乌克兰对那些更有独立意识的国家的支持是加强它自身对莫斯科的独立的努力的延长。同样，乌克兰支持格鲁吉亚成为阿塞拜疆向西出口石油的通道的努力。乌克兰还与土耳其合作以削弱俄国在黑海的影响，并支持土耳其为将石油从中亚直接输送到土耳其终端的努力。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介入就更为遥远了，但它们对新的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可能发生的事情也都不是无动于衷的。巴基斯坦的首要利益在于通过其在阿富汗的政治影响获得地缘战略的纵深，不让伊朗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发挥政治影响，并最终从连接中亚和阿拉伯海的输油管道的建设中获益。印度为了对巴基斯坦作出反应，同时也出于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的长期影响的担心，更支持伊朗在阿富汗的影响以及俄罗斯在前苏联空间内更多的存在。美国虽然相距甚远，由于它的利益是在后苏联的欧亚大陆保持地缘政治多元化，美国出现在背景之中并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也许是间接的棋手。它显然不仅对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感兴趣，而且要阻止俄罗斯单独主导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美国这样做不仅是在谋求它更大的欧亚地缘战略目标，而且也通过争取毫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至今还封闭着的地区，维护其本身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以及欧洲和远东的利益。因此，在这个难题中有利害关系的包括地缘政治力量、潜在的巨大财富的获取、民族和（或）宗教使命的完成以及安全利益。然而，竞争特别集中在能否进入该地区的问题上。在苏联解体之前，进入该地区的途径完全由莫斯科所垄断。所有的铁路运输，油气管道，甚至航空运输都得通过莫斯科这个中心来运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学家们希望这种情况一直保持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谁控制或主导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谁就最可能赢得这一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大奖。正是由于这种考虑才使油气管道问题成为影响里海盆地和中亚的未来的主要问题。如果连接这一地区的主要的管道继续穿过俄罗斯领土到达俄国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即使俄国不公开地炫耀实力，这种情况的政治后果也会自然地显现出来。这个地区仍将在政治上依附于俄国，而俄国在决定如何分配该地区的新财富问题上就会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反过来，如果另有一条管道穿过里海通到阿塞拜疆再经土耳其到达地中海，或者还有一条管道经过阿富汗到达阿拉伯海，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大国垄断进入该地区的途径了。麻烦的现实是，俄国政治精英中有些人的行为表明，如果俄罗斯不能完全控制进入该地区的途径的话，他们宁愿让该地区的资源根本得不到开发。如果外国投资可能导致外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在该地区更直接的存在，俄国宁愿仍然对这里的财富不加开发。这种财富拥有者的心态有历史根源，改变它需要时间和外部的压力。沙皇在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持续进行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但俄帝国最近的终结却突然得让人吃惊。随着奥斯曼帝国实力的衰落，俄罗斯帝国向南沿着里海海岸向波斯推进。它在1556年占领了阿斯特拉罕可汗统治的领地，并于1670年到达波斯。它在1774到1784年间征服了克里米亚，然后于1801年占领格鲁吉亚王国，并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席卷了散居在高加索山脉的各个部落（车臣曾进行了殊死抵抗），在1878年完全占领了亚美尼亚。对中亚的征服主要不是压倒了一个对抗的帝国，而是降伏了一个个基本上相互分离的半部落性质的封建可汗统治地和酋长国。它们只有能力进行零星的、孤立的抵抗。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是在1801年间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远征后被占领的，而土库曼斯坦是在1873到1886年的长期战争中被打败和兼并的。然而，到1850年，对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征服已基本结束，尽管零星爆发的地方抵抗运动即使到前苏联时期也仍然时有发生。苏联的解体导致了戏剧性的历史逆转。1991年12月，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俄罗斯在亚洲的地盘突然缩小了约20％，俄国在亚洲控制的人口从7500万减少到大约3000万。另外，高加索的1800万居民也脱离了俄国。这种逆转使俄国政治精英感到更加痛苦的是，他们知道这些地区的经济潜力正成为外国利益集团的目标，而这些利益集团拥有金融手段在此投资、开发和开采直到不久之前仍然只有俄国才能获得的资源。然而俄罗斯面对着一个困境：它在政治上过于孱弱，无力完全隔断外部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在财政上也过于贫困而无力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发这个地区。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敏感的领导人认识到，新独立国家正在发生的人口爆炸意味着如果它们不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俄国整个南部边界地区就会出现一种爆炸性的形势。特别是当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势力在从前被征服的民族中间重新兴起时，俄国在阿富汗和车臣的经历可能再现于从黑海到蒙古的整个边界线上。所以俄国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适应后帝国时期的新现实。它试图抑制土耳其和伊朗在这一地区的存在，防止新独立的国家向俄国的主要对手靠近，阻挠中亚形成任何真正独立的地区合作，并限制美国在新主权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所以这已经不再是重建帝国的问题。重建帝国代价太高而且会遭到强烈的抵抗。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限制新独立国家的新关系网并保持俄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为实现这一任务而选择的工具主要是独联体，不过在有些地方使用俄国的军事力量和娴熟的外交手段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也同样维护了克里姆林宫的利益。莫斯科利用其影响，力图使新国家最大限度地顺从其建立越来越一体化的“共同体”的想法，并大力推动对独联体外部边界实施集中指挥的控制体系；寻求在共同对外政策框架中实现更紧密的军事一体化；以及进一步扩大现有的（原苏联的）油气管道网，并且不让铺设任何能绕开俄国的新管道。俄国的战略分析已公开表示莫斯科把这一地区看作是自己特有的地缘政治空间，虽然它已不再是其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克里姆林宫一直寻求在新独立国家的领土上保持俄国的军事存在，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俄国地缘政治意图的线索。莫斯科利用阿布哈兹的分离运动取得了在格鲁吉亚保留军事基地的权利。它利用亚美尼亚在对阿塞拜疆的战争中需要支持这一机会，使俄国在亚美尼亚领土上的军事存在合法化。俄还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对哈萨克斯坦施加压力，使其接受俄的军事基地。另外，塔吉克斯坦的内战使前苏联军队得以继续留在那里。莫斯科在制定其政策的时候是从这样一些明显的预期出发的：它与中亚在后帝国时期的关系网络将逐渐削弱每个势单力薄的新国家的主权实质，并将它们置于一种从属于“一体化”独联体指挥中心的地位。为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不鼓励新国家创建其自己单独的军队和推广使用其各自的语言（他们在逐渐以拉丁字母替代西里尔字母），也不鼓励它们与外界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并反对它们铺设直接通向阿拉伯海和地中海港口的新管道。如果这一政策获成功，俄国就能控制它们的对外关系并决定如何分享收入。在寻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发言人，如本书第四章所示，经常援引欧洲联盟的例子。然而实际上，俄国对中亚国家和高加索的政策更像是非洲的法语区——由法国军队和财政补贴来决定殖民地时期以后的法语非洲国家的政治和政策。俄国的总目标是在最大程度上恢复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而巩固独联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机制。但看来莫斯科欲在政治上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首要地缘政治目标是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为了使其政治反攻获得成功，莫斯科必须不仅控制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而且要对其地理屏障进行渗透。对俄国来说，阿塞拜疆必须是首要的目标。它对俄国的屈服会有助于将中亚与西方，特别是与土耳其完全隔离，从而进一步增强俄国对难以驾驭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影响力。为此，俄在类似如何分配里海海床钻探区块等有争议的问题上策略性地与伊朗合作将有利于俄国实现其重要目标——迫使巴库向莫斯科的愿望让步。一个顺从的阿塞拜疆也将有助于俄巩固它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主导地位。哈萨克斯坦也是一个特别具有诱惑力的首要目标。哈萨克斯坦在种族问题上的脆弱性使哈政府在与莫斯科的公开对抗中不可能占上风。哈的逐渐屈从将产生一个地缘政治效果，那就是几乎自动把将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拉人莫斯科控制的范围，同时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直接地暴露在俄的压力之下然而，俄罗斯的战略与位于欧亚大陆巴尔干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抱负都背道而驰。这些国家新的政治精英不会自愿让出他们从独立中获得的权力和好处。随着当地的俄罗斯人逐渐让出他们原有的特权地位，新的精英正很快地扩展他们在主权方面的既得利益。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并且有社会感染力的进程。而且，曾经在政治上很消极的人民也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除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以外，其他各国人民也更加重视他们的伊斯兰特性。就外交来讲，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虽然亚美尼亚依靠俄国的支持与阿塞拜疆抗衡）都希望自己逐步与欧洲联系在一起。资源富饶的中亚国家以及阿塞拜疆都希望在经济方面最大限度地在本国领土上吸纳美国、欧洲、日本，后来还有韩国的资本，以大大加速它们的经济发展并巩固各自的独立。为此，他们也欢迎土耳其和伊朗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把土伊看作可以抗衡俄罗斯力量的因素以及通向南方广阔的穆斯林世界的桥梁。所以阿塞拜疆在土耳其和美国的鼓励下不仅拒绝了俄国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而且公然违抗俄国关于在阿塞拜疆只修建一条通往俄国黑海港口的管道的要求。它选择了一个双重解决办法，要再修建一条通过格鲁吉亚到土耳其的管道（由于美国禁止为与伊朗进行商务活动提供资金，由一家美国公司投资修建一条向南通过伊朗的管道的计划已不得不放弃）。1995年，在一片鼓噪声中，一条连接土库曼和伊朗的新铁路开通了。这使欧洲通过铁路运输与中亚进行贸易成为可能，并完全将俄国撇在了一边。这条古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具有一种强烈的象征意义，俄国再也无法将欧洲与亚洲分开了。乌兹别克斯坦在反对俄国的“一体化”努力方面也越来越自信。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在1996年8月明确表示“乌兹别克斯坦反对建立独联体超国家机构，因为这种机构可能被当作实现集中控制的工具。”它强烈的民族主义姿态已经受到俄国报界言辞激烈的谴责：乌兹别克斯坦在经济上强调向西方倾斜，对独联体内一体化条约大肆诽谤，甚至坚决拒绝加入关税联盟，还有计划地实行反俄罗斯的民族政策（甚至正在关闭使用俄语的幼儿园）。……对正在亚洲地区推行弱化俄国政策的美国来说，乌兹别克斯坦的这种立场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明天》28期（1996年6月）。即使是哈萨克斯坦也对俄国的压力作出了反应。它也主张应再有一条不通过俄罗斯的辅助性对外通道。正如哈总统顾问尤米尔西里克。卡西诺夫所说：实际上，是俄国自己的行动促使哈萨克斯坦想寻求其他管道，比如俄国限制哈石油运往新罗西斯克，限制秋明的石油运往帕夫洛达尔的炼油厂。土库曼斯坦推动建设一条通往伊朗的天然气管道的部分原因是，独联体国家只为其天然气支付国际价格的60％的钱或根本不付钱。《俄国在外高加索和中亚希望得到什么》，载《独立报》，1995中1月24日。土库曼斯坦基本上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一直积极研究建造一条通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阿拉伯海的新管道，同时还在大力修建北连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南接伊朗和阿富汗的新铁路线。哈萨克斯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雄心勃勃地设想了一个从中亚到中国海的管道工程（图22），并就此举行了非常初步的探讨性会谈。西方已承诺对阿塞拜疆的石油和天然气作长期投资，总数达130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则大大超过200亿美元（1996年数字）。由于全球经济的压力而俄国在财力上又办法有限，这一地区经济和政治上的孤立状态显然正在破除之中。对俄国的恐惧还促使中亚国家加强了地区合作。1993年1月成立的中亚经济联盟起初处于休眠状态，后来逐渐活跃起来。即使是原来明确倡导建立一个新“欧亚联盟”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也逐步改变想法，转而支持中亚地区紧密合作和加强这一地区各国间军事协调的想法，支持阿塞拜疆将里海和哈萨克石油通过土耳其运出去的努力，并主张共同反对俄国和伊朗企图阻止在里海沿岸国家间分段划分里海大陆架和矿产资源的作法。鉴于该地区各国政府有高度集权的倾向，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和解也许关系更为重大。众所周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总统并不十分相互欣赏（这一点他们对外国客人都说得非常坦率）。他们个人之间的敌视起初使克里姆林宫比较容易拉拢一个来反对另外两个。到90年代中叶，这三个领导人都已意识到，他们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对于维护他们新赢得的主权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们开始高度注意公开表现他们之间据称是密切的关系，并强调今后要协调他们的对外政策。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独联体内部出现了一种非正式的联盟，它由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致力于建立一个“合作的”而非“一体化”的联合体。为此，乌克兰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格鲁吉亚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1996年9月，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外长还非常象征性地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此后独联体首脑会议不再由俄罗斯总统主持而是由各国轮流担任主席。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树立的榜样，即使是对那些更顺从于莫斯科主要意图的领导人来说也产生了影响。当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和格鲁吉亚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96年9月宣布如果“我们的独立受到威胁”就将脱离独联体时，克里姆林宫听到一定非常恼怒。在更大的范围里，作为独联体的抗衡力量；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提高了他们在经济合作组织中的活动水平。这个组织是这一地区伊斯兰国家间的一个还相对比较松散的组织。其成员还包括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它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财政、经济和交通运输联系。莫斯科已经在公开批评这些倡议和行动，并且相当正确地认为这正在弱化有关国家的独联体成员国属性。出于类似的想法，这一地区的国家稳步加强了与土耳其的联系，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加强了与伊朗的联系。土耳其提出为新的民族军官团提供军事培训，并热情欢迎大约一万名学生到土耳其留学。对此，这些突厥语国家都欣然接受。1996年10月在土耳其支持下在塔什干召开第四次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会上着重强调与土耳其加强交通运输联系，增加贸易，并建立共同的教育标准和进行更密切的文化合作。土耳其和伊朗两国一直在电视节目的制作方面非常积极地帮助新独立的国家，从而直接影响广大的观众。1996年12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的一次仪式特别有象征意义地表明，土耳其完全认同这一地区的新国家所取得的独立。在哈独立五周年的庆典上，土耳其总统苏莱伊曼。德米雷尔站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旁边，为一座28米高的金色纪念碑揭幕，碑顶上是一位骑在类似狮身鹰首的野兽身上的传说中哈萨克—突厥勇士的塑像。当时，哈萨克斯坦赞扬土耳其“在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站在哈萨克斯坦的一边”。而作为回报，土耳其在大约12亿美元的私人投资之外又给了哈萨克斯坦一笔3亿美元的贷款。虽然土耳其和伊朗都无法排除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土耳其和伊朗（在比较小的程度上）却一直在加强新国家的意志和能力，抵制与北方邻国和旧主人的重新一体化。而这样做必然有助于使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前景更加开放。既不统治也不排他这个地区在地缘战略上对美国的含义十分清楚：美国相距太远而无法在欧亚大陆的这一部分成为主导力量，但美国又太强大而不能不参与这一地区的事务。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认为，美国的参与对它们的生存是必要的。俄罗斯过于虚弱，既不能恢复对这一地区的帝国统治，也无法将其他国家排挤出去；但因为离得太近又十分强大，俄国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土耳其和伊朗的力量足以发挥影响，但它们自身的脆弱性可能使这一地区无力应付来自北方的挑战和地区内部的冲突。中国太强太大，不能不令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担心，但正是中国的存在及其经济活力有助于中亚寻求与世界更广泛的联系。所以，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只有在一个油气管道和交通运输网络通过地中海和阿拉伯海以及陆地把这个地区直接与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中心连接起来的时候，地缘政治的多元化才能变成一个持久的现实。因此，必须反对俄国为垄断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而作的努力，因为这不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然而，把俄国排除在该地区之外或者煽动该地区新国家敌视俄国，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实际上，俄国在该地区发展中积极的经济参与对这一地区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让俄国成为一个伙伴，而不是唯一的主宰，结果还可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一地区稳定性的加强和财富的增加还直接有助于俄国的经济发展并会给独联体所标榜的“联合体”增添一些实际的意义。存在着某些野心更大、历史上过时、令人痛苦地联想起原先的巴尔干的想法。只有有效地排除这些想法，合作性选择才会成为俄罗斯的政策。美国应给予最有力的地缘政治支持的国家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在该地区之外的）乌克兰。这三个国家都是地缘政治的支轴。基辅的作用确实使人们更加坚信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演变是一个关键性国家。同时，鉴于其面积、经济潜力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哈萨克斯坦也应该得到审慎的国际支持，特别是持续的经济援助。到时候，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也许会有助于弥合其民族分裂，而正是这种分裂使这个中亚地区的“屏障”在俄罗斯的压力面前变得十分脆弱。在这个地区，美国不仅与稳定的、亲西方的土耳其，而且与伊朗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美伊关系的逐步改善将极大地增加全世界进入该地区的机会，更具体的是，会减小对阿塞拜疆生存所造成的更直接的威胁。中国在这个地区不断增加的经济活动和这一地区的独立给它带来的政治利益也是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的。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努力也是一个积极因素，因为更为密切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关系使国际社会更容易进入土库曼斯坦，从而有助于加强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如果哈萨克斯坦万一变得不稳定的话）。土耳其的发展和取向对高加索国家的未来尤其具有决定性。如果土耳其保持通往欧洲的通道，如果欧洲也不对土耳其关上大门，那么高加索国家很可能也被吸纳入欧洲的范围，而这种前景正是它们梦寐以求的。但是如果土耳其欧洲化的步伐不管是因为内部的或外部的原因停顿下来，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就只能选择去适应俄国的意图这条路了。那时，它们的未来将随着俄国与不断扩大的欧洲关系的演变而变化，也可能好也可能坏。伊朗的作用可能更成问题。它重新回到亲西方的立场自然会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巩固，所以美国鼓励伊朗的行为发生这种转变在战略上是可取的。但是在这样的转变之前，伊朗可能发挥消极的作用，对阿塞拜疆的前景产生负面的影响。就是伊朗采取诸如使土库曼斯坦对世界开放等积极步骤，以及目前它虽有自己的原教旨主义却助长着中亚人本身的传统宗教意识，情况也会这样。最后，中亚的未来可能受到更为复杂的情况的综合影响。中亚国家的命运将取决于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中国利益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也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使美俄关系以俄国对新国家独立地位的尊重为转移。这种相互影响的现实使任何一个有关地缘战略棋手都不能把帝国统治或一国垄断地区事务作为追求目标。所以，只能在保持一种微妙的地区平衡与出现种族冲突、政治分裂、在俄国南部边境甚至可能发生的公开敌对行为之间做出基本选择。这种微妙的平衡会使该地区逐步进入正在兴起的全球经济中去，并使地区各国得到巩固，还可能获得较为明显的伊斯兰特性。建立和加强这样一种地区平衡，必须成为美国对欧亚大陆的任何综合性地缘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第六章　远东之锚美国对欧亚大陆的一项有效政策必须具有一只远东的锚。然而，如果美国被他人排除或者自我排除在亚洲大陆之外，那么这一需要就将无法实现。就美国的全球政策而言，同海上的日本建立密切关系固然必要，但要贯彻美国的欧亚地缘战略，就必须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必须正视这一现实的影响，因为目前美、中、日三个主要大国在远东的相互作用，在该地区造成了一个潜在的带有危险性的难题，这几乎肯定将导致地缘政治的结构变化。就中国而言，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应该是一个天然盟友，因为美国对亚洲大陆不抱图谋，而且美国在历史上曾反对日本和俄国对孱弱的中国的蚕食。中国人把日本视为最近一个世纪的主要敌人。长期以来中国人就不信任俄国，在中文里，俄国即“饿乡”。现在印度也成为潜在对手。这样一来，“我的邻居的邻居是我的盟友”这一原则就适用于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关系了。然而，现在美国已不再是日本在大洋彼岸的对手，美国同日本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关系。美国同台湾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关系也很紧密。美国对目前中国政权的内部性质在理论上持保留态度，中国人对此十分敏感。因此，中国不仅在寻求全球的举足轻重地位方面，甚至在只寻求地区的主导地位方面，都视美国为主要障碍。那么，美中是否必然迎头相撞呢？对日本来说，美国一直如同是一把保护伞。在这把保护伞之下，日本得以平安地从毁灭性的战败中恢复过来，重获其经济发展的势头，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取得了世界首要国家之一的地位。但也恰恰是这把保护伞强行限制了日本的行动自由，造成了日本既是世界级大国同时也是被保护国的矛盾状况。在日本要充当世界领袖的努力中，美国将继续是其重要的伙伴，但同时美国的作用也是日本在安全领域继续缺乏民族自主能力的主要原因。这种局面还能持续多久？换言之，在可预见的将来，两个最重要且又直接发生相互作用的地缘政治问题将界定美国在欧亚大陆远东地区的作用：1.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在中国发展成主导的地区大国的可能性以及其寻求全球大国地位的日益增长的愿望方面，可行的定义和可接受的范围是什么？2.在日本力图界定其全球作用之时，它对作为美国保护国地位的默认程度必然减小，美国应怎样应付由此而在本地区产生的后果？目前东亚地缘舞台的特点是，大国关系处于亚稳定状态。亚稳定是一种外部僵硬而仅有相对较小的灵活性的状况。在这方面更像铁而不像钢。这种状态易于受到因不和谐的力量冲击而造成的破坏性连锁反应的损害。今天的远东既有非同寻常的经济活力，又有越来越大的政治不确定性。事实上，亚洲的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是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之一，因为繁荣掩盖了该地区的政治脆弱性，尽管繁荣提高了民族的雄心并加大了社会的期望值。毋庸置疑，亚洲在经济上获得的成功在人类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仅举几个基本统计数字就可鲜明地说明这一现实。不到四十年前，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只占世界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约4％，而北美则以约35％－40％的比例领先；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这两个地区所占比重则已大体相同，都是25％左右。此外，亚洲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学家们指出，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英国用了五十多年，美国用了略少于五十年的时间，才分别使它们的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中国、韩国则仅用了约十年的时间就做到了这一点。除非在该地区发生某种大规模的动乱，否则的话，亚洲有可能在25年的时间里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北美和欧洲。然而，除了成为世界经济重心之外，亚洲还是世界的潜在政治火山。亚洲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会超过欧洲，但是在地区的政治发展方面却存在着突出的缺陷。亚洲缺乏欧洲已有的合作性多边结构。这种结构在欧洲的政治形势中占着主导地位，并对欧洲那些较为传统的领土、种族和民族冲突加以淡化、缓解和遏制。亚洲没有类似欧洲联盟或北约的组织。亚洲的三个区域性组织，无论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还是东盟国家进行政治安全对话的亚洲地区论坛，抑或亚太经合组织，都根本无法同将欧洲联成一片的多边区域合作联系网络相比拟，与此相反的是，今天的亚洲是世界上新近觉醒且日益发展的群众性民族主义最主要的集中地。这种民族主义之所以被煽动起来，是因为亚洲国家突然可以接触大众通讯工具。而使这种民族主义更加活跃的是日益增长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日益加大的社会期望值。人口和城市化的爆炸性增长和发展则使得这种民族主义更加易于发展成为政治性的涌动。亚洲国家扩充军备的规模使得上述情况变得更加不祥。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1995年这一地区超过欧洲和中东，成为世界上进口武器最多的地区。简而言之，东亚地区充满了活力，迄今为止该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正将这种活力引导到和平的方向。但是到某个时候，一旦某些突发事件，哪怕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事件引起政治激情的释放，安全阀就有可能被冲垮。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都存在着出现突发事件的可能，每一个问题都很容易被人煽动和利用，从而可能是爆炸性的：●随着中国实力的加强，以及日益繁荣的台湾开始玩弄一个民族国家正式的分离地位，中国对台湾这种势态的不满日趋强烈。●围绕着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由于中国将南中国海视为其合法的国家世袭遗产，中国和几个东南亚国家为占有潜在的宝贵的海床能源资源有发生冲突的危险。●日本和中国就钓鱼岛存在争议（互为对手的台湾和中国大陆对此问题看法却非常一致），而日中之间在该地区寻求主导地位的历史之争，使得这一问题更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朝鲜的分裂以及北朝鲜内在的不稳定——北朝鲜寻求拥有核能力的努力使形势变得更加危险——构成了朝鲜半岛被突然爆发的战争吞没的危险。这场战争将把美国也卷进去，并使日本间接地介入。●苏联在1945年单方面占领了千岛群岛的最南端部分。这一问题使俄罗斯同日本的关系继续处于瘫痪状态，并继续毒化两国关系。●其他潜在的领土和种族冲突涉及到俄中、中越、日韩及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以及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于海洋边界的争议。在这一地区，各国力量的分布也不均衡。中国拥有核武库和一支人数众多的武装部队。它显然是主导的军事大国。（表2）中国的海军已经采纳了“近海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同时设法在今后十五年内拥有远洋作战的能力，以便“有效控制第一岛屿链以内海域”。这一海域是指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可以肯定，日本的军事能力也在增长。就日本的军备质量而言，这一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与日本相匹敌。然而，目前日本的武装部队并非其外交政策的工具，而是在较大程度上被视为美国在这一地区军事存在的延伸。亚洲的武装力量人员是指所有的现役军人；坦克包括主战坦克和轻型坦克；战斗机是指空对空和空对地攻击的飞机；水面舰船包括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和护卫舰。潜水艇是指各种类型的潜水艇。至少是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设计的带有先进技术的武器，如坦克的激光测距，属于先进武器系统。资料来源：1995年6月总审计局发表的报告《中国军事现代化对太平洋地区的影响》括号内的数字为先进武器系统。（表2）/人员总数坦克总数战斗机总数水面舰船总数潜水艇总数中国3，030，000 9，400（500）5，224（124）57（40）53（7）巴基斯坦577，000 1，890（40）336（160）11（8）6（6）印度1，100，000 3，500（2，700）700（374）21（14）18（12）泰国295，000 633（313）74（18）14（6）0（0）新加坡55，500 350（0）143（6）0（0）朝鲜1，127，000 4，200（2，225）730（136）3（0）23（0）韩国633，000 1，860（450）334（231）62（40）17（17）日本327，700 1，200（929）324（231）62（40）17（17）中国台湾省台湾已定购150架F－16战斗机、60架幻影战斗机和130架其他型号的战斗机，并正在建造几艘战舰。442，000 1，400（0）460（10）38（11）4（2）越南857，000 1，900（400）240（0）7（5）0（0）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正在购买8架F－18战斗机，可能还有18架米格－29战斗机。114，500 26（26）50（0）2（0）0（0）菲律宾106，500 41（0）7（0）1（0）0（0）印度尼西亚270，900 235（110）54（12）17（4）2（2）中国的崛起已促使其东南亚邻国愈益对中国所关注的问题采取敬服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初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小小的危机期间（当时中国进行带有某种威胁性的军事演习，封锁了台湾附近的海空通道，促使美国调动海军，显示其力量），泰国外交部长匆忙表示，这种封锁是正常的，而印度尼西亚外长则表示，这完全是中国的事情。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宣布对此问题采取中立的政策。近些年来，这一地区缺乏力量均势的状况已促使原本相互提防的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进行越来越多的军事协调。这两个国家毫不掩饰它们对于中国成为地区军事主宰的较长远前景以及对于美国作为这一地区安全保证者的持久力的担忧。这一担忧也使得新加坡着手同这些国家进行更为密切的安全合作。事实上，在整个地区，战略家们面临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是：“十万美军在一个世界人口最为密集并日益拥有最多军备的地区里能够确保和平多久，美军究竟还可能在这一地区呆多久？”民族主义的日益加剧、人口的不断增长、持续发展的经济繁荣、愈来愈膨胀的期望值、还有相互交叉的权势欲望——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定的背景中，东亚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真正的结构性变化：●中国，不论其具体前景如何，是一个日益崛起的潜在的主导性大国。●美国在安全方面的作用正越来越依赖于同日本的合作。●日本正在探索着发挥一种更为明确的自主的政治作用。●俄罗斯的作用已经大大削弱，与此同时原本由俄罗斯主宰的中亚已成为国际争夺的对象。●朝鲜半岛的分裂状况恐难持续，这使得朝鲜今后的发展方向成为其主要邻国日益关注的地缘战略问题。这些结构性变化使本章开始时提出的两个主要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中国：并非全球性而是地区性的国家中国历史是一部民族辉煌的历史。目前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与以往不同的只是它渗透于全社会之中，因为它吸引的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情感。这不再是一种基本上仅限于学生的现象。在本世纪初，成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的都是学生。中国的民族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群众性现象，正在决定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历史使中国的精英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世界的理所当然的中心。事实上，中文的“中国”两字就是“中央王国”的意思，表达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观念，并强调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这种观念也意味着其影响力分成不同的等级从中心向周边辐射。因此，作为中心的中国希望他人对它敬服。而且，自远古以来，人口众多的中国一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和自豪的文明。这一文明在所有方面都是极为先进的：哲学、文化、艺术、社会管理技巧、技术发明和政治权力。中国人不能忘怀的是，到约公元1600年以前，中国一直在农业生产率、工业发明和生活水平方面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同抚育了约七十五个国家的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不同的是，中国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单一国家。在美国发表独立宣言之时，它已经拥有两亿多人口，而且还是世界上主要的制造业大国。从这一观点出发，那么，中国从辉煌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在过去的150年中蒙受了种种屈辱，是一种畸变，是对中国特性的亵渎，也是对每一个中国人个人的羞辱。这种屈辱必须洗雪，作恶者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主要的作恶者是英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它们的作恶程度不一：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以及事后还厚颜无耻地贬低中国；日本在过去漫长的一个世纪里发动了掠夺性的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苦难，但日本对此仍无悔悟；俄罗斯不断地侵吞中国北方领土，斯大林又颐指气使，完全无视中国人的自尊心；最后还有美国通过其在亚洲的存在和对日本的支持，成为中国实现对外抱负的障碍。中国认为，上述四大国中已有两个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英国已不再是个帝国，米宇旗在香港永久地降落，结束了那令人特别痛苦的一章。俄罗斯虽仍是邻国，但其地位和声誉已经锐降，领土也大为缩小。因此，对中国构成最严重问题的只有美国和日本。中国将根据与这两个国家的相互作用，来最大限度地界定自己的地区作用和全球作用。然而，这种界定首先取决于中国本身如何演变，以及中国实际上会变成一个多么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在这方面，对中国的预测，总的来说是有希望的，虽然并不是不存在某些重大的不确定性和制约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外国在华投资的规模，都属全世界最高之列。根据这两方面的统计数字作出的通常预测是，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其实力大约与美国和欧洲（假定欧洲既深化又扩大了）持平。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现在已经大幅度超过俄罗斯，到那时很可能大大超过日本。这种经济发展势头将使中国有能力获得强大的军事实力，其规模将使其所有的邻国担惊受伯，就连那些地理上相距甚远、但却反对中国发展的国家也会感到害伯。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以及台湾或许最终与大陆重新统一，这一切将进一步使中国得以加强，随之出现的大中华，将不仅成为远东的主导国家，而且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大国。但是，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最明显的缺陷是机械地依靠统计数字作预测。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日本经济的脆弱性因素和政治缺乏连续性的问题。现在，那些声称并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首先，中国爆炸性的增长速度是否能在今后二十年内得以保持，是个极难肯定的问题。经济减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种情况本身就会使通常的预测变得不可信。事实上，要使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得以保持，需要的是多种因素的绝妙结合，其中包括有效的全国性领导、政治局势稳定、良好的国内社会秩序、高储蓄率、大量外资持续不断的流入，以及地区的稳定等等。所有这些积极因素是否会长时期地结合在一起是有疑问的。再者，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将会限制其行动自由。中国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早已大大超过了国内能源生产的增长。这种增幅的差别还会扩大，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很高速度的话，就更是如此。粮食的情况也是如此。即使中国人口的增幅下降，人口增加的绝对数字仍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粮食进口对于国内民生和政治稳定变得更为重要。粮食依赖进口，将不仅因成本较高而给中国的经济资源造成紧张，而且也会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打击。从军事上说，中国可能部分地有资格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因为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高增长速度，可使它的统治者把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大的一部分转用于支持中国武装力量的大扩充和现代化，包括进一步发展战略核武库。但是，如果这种努力太过分的话（据西方某些人的估计，在九十年代中，中国的军费已经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0％），可能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就如同苏联试图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而失败对苏联经济造成的影响那样。除此之外，中国在扩军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很可能促使日本也相应地走上扩军之路，这就抵消了中国逐步增长的军事力量带来的部分政治好处。人们一定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核力量，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很可能无力向其地区范围之外投送军事力量。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必会造成不平衡，而肆无忌惮地攫取最大好处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不平衡的出现。中国沿海的南方和东部以及主要的城市中心，由于它们更易于吸收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是迄今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形成对照的是，广大内地的农村和某些边远地区已经落后了。在农村已有一亿多的失业人口。人们对地区差异产生的不满，会开始同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怒情绪发生相互作用。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加大财富分配方面的社会差异。在某个时候，或是因为政府可能要设法限制这种差异，或是由于基层出现的社会不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财富差距可以反过来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现在普遍预测中国将在今后二十五年中成为全球事务中的支配性大国。对这种看法持谨慎怀疑态度的第二个原因，确实是中国的政治前景。因此，民主化的问题是不能无限期地回避的，除非中国突然作出其在1474年曾作出的同样的决定：像现在的朝鲜那样与世隔绝。这样的话，中国就不得不召回目前在美国学习的七万多留学生，驱赶外商，关闭所有的电脑，并拆除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家庭安装的卫星天线。这将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使人回想起文化大革命。或许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由于国内的权力斗争，掌权的但其力量又是日趋衰落的中共教条主义派可能会试图仿效朝鲜，但那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更可能的是，这会导致经济停滞，然后引发政治爆炸。无论如何，自我孤立将意味着，不仅是中国真想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愿望会成为泡影，就连在地区坐大也办不到。而且，同世界接触，对中国来说利益太重大了。与1474年时的世界不同的是，现在的这个世界渗透性太大，以至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有效地排除世界的影响。因此，中国除了继续向世界开放以外，别无其他经济上有效的，政治上可行的现实选择。民主化会越来越缠绕着中国。这个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人权问题都不可能长期回避。中国未来的进步以及它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崛起，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中国执政的精英如何巧妙地处理两个相关的问题：即目前一代统治者向年轻班子的权力交接，以及处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最后，还有第三个理由对中国可能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真正的主要全球性大国——对一些美国人来说，中国已经具有威胁性——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即使中国能避免严重的政治动乱，即使中国能设法在25年里维持其异常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相对说来也仍将是很贫穷的国家，况且中国是否能做到这两点还大有疑问。即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两倍，就人均收入而言，中国仍然排在全世界各国中较低的位置，更不用说中国人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仍然很穷据中国计量经济和技术研究所1996年发表的题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的较乐观的报告估计，201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约737美元，仅比世界银行界定的低收入国家高出30美元不到一点……中国人均占有电话、汽车和电脑的相对排位非常靠后，人均占有消费品的情况就更差了。总的说来，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太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然而，尽管如此，中国正在成为在东亚的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在亚洲大陆，它已经在地缘政治方面占有主导地位。除了印度以外，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使其邻国相形见绌。因此，中国在该地区内越来越自信，以便与其历史、地理和经济的内在要求相称，这是十分自然的。研究本国历史的中国学者知道，直到1840年，中国的帝国影响的范围仍然遍及整个东南亚，一直延伸至马六甲海峡，还包括缅甸、今天的孟加拉的部分地区和尼泊尔、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的一部分、整个蒙古，还有流入太平洋前的阿穆尔河以北大片今天被称为俄罗斯远东省的地区（见第一章的地图3）。这些地区要么是在中国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要么对中国俯首称臣。1885年至1895年间，法－英的殖民扩张把中国的影响逐出了东南亚，而俄罗斯在1858年和1864年把两项条约强加给中国，使中国在东北和西北丧失了领土。1895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又丧失了台湾。几乎可以肯定，历史和地理将使中国人越来越坚持——甚至是充满强烈感情地坚持——台湾最终必须与大陆重新统一。但那只能是在中国成功地保持经济进步并进行重大的民主化改革之后。否则，即便一个在地区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国仍然可能缺乏军事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特别是当它面对美国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必将继续激励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同时使中美关系变得麻烦起来。地理也是驱使中国有兴趣与巴基斯坦结盟并在缅甸建立军事存在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两个举措都把印度作为地缘战略的目标。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军事合作将增加印度的安全困境，并限制印度在南亚建立地区霸权从而成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手的能力。与缅甸的军事合作使中国能够使用印度洋上缅甸几个近海岛屿上的海军设施，因而使中国在整个东南亚，特别是马六甲海峡具有某种更大的战略影响。如果中国有朝一日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以及位于新加坡的地缘战略咽喉，它就将把日本获得中东石油和进入欧洲市场的通道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历史因素而更为有力的地理因素，也决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兴趣。一个重新统一的朝鲜成为美国（以及间接成为日本）影响的延伸，这将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中国最起码也会坚持一个重新统一的朝鲜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一个不结盟的缓冲地带。中国还希望朝鲜对日本的历史积怨会自然而然地把朝鲜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目前一个分裂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最有利。经济考虑也必将影响中国地区雄心的施展。在这方面，对新能源资源快速增长的需求已经促使中国坚持在南中国海海底资源的地区性开发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样，中国已经开始对能源丰富的中亚国家的独立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1999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一项边界和安全问题联合协议；同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据说中方保证中国支持“哈萨克斯坦捍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这些清楚地表明，中国越来越卷入中亚的地缘政治。历史以及经济这两种因素的结合，还促使一个在地区内更为强大的中国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兴趣加浓。自从中俄有了一条正式的共同边界以来，中国第一次成为经济上更具活力、政治上更强大的一方。中国的移民和商人已经大量渗入俄罗斯地区，中国正更加积极地推进日本和朝鲜也参与的东北亚经济合作。在这一合作中，俄罗斯现在手中的牌要弱得多，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经济上则越来越依赖同中国东北地区的密切联系。在中国同蒙古的关系中，类似的经济力量也在发生作用。由此可见，中国的地区性势力范围正在形成之中。但是，不应把势力范围与排他性的地区政治主宰（如前苏联在东欧实施的那样）混为一谈。从社会经济意义上说，这种势力范围更具渗透力，而从政治上说则较少垄断性。然而势力范围涵盖一个地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各个国家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要特别尊重地区性主导国家的利益、看法及其可能的反应。简而言之，中国的势力范围——也许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受敬服的范围——可以界定为：在这个范围内各国首都在处理任何特定问题时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北京对此持何看法？”尽管有已经提到的那些内外障碍，但是，如果中国确实成了一个地区性主导国家和全球性大国的话，那么它将在今后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并发挥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潜在影响。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的大中华会将散居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马尼拉和雅加达的极其富有而经济上又强大的华人政治支持调动起来（参见本章注释中所列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数据）据1994年9月25日的《亚洲周刊》，东南亚500家最大的华人拥有的公司的资产合计约为5400亿美元。其他的估计数更高：1996年11／12月号《国际经济》报道说，5000万海外华人的年收入约与上述数字相同，因而，大约与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大体相当。据说，海外华人控制了90％的印尼经济，75％泰国经济，50％－60％的马来西亚经济，以及新加坡的全部经济，有人对这种情况表示担忧。一个前印尼驻日本大使甚至因此公开警告说，“中国正在本地区进行经济干预”，这不仅可能利用中国在本地区的存在，而且甚至会导致出现中国出资支持的“傀儡政府”（见1996年9月23日（东京）《朝日新闻》）。，还会渗透到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从而使其势力大致可恢复到150年前中华帝国开始衰落时的范围。通过与巴基斯坦结盟，中国的地缘政治范围甚至还会扩大。随着中国的力量和威信的上升，富有的海外华人可能会越来越认同中国的雄心壮志。东南亚国家可能会认为，对中国的政治敏感问题和经济利益敬而重之是明智之举，而且它们正在越来越这样做。1997年3月31日曼谷的英文报纸《民族报》发表的有关差瓦立总理访问北京的报道反映了这方面的苗头。这次访问的目的被称为是与“大中华”建立牢固的战略同盟。据称，泰国领导已“承认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性作用的超级大国”，并表示泰国愿意成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桥梁”。新加坡在强调与中国认同方面走得更远。同样，新的中亚国家越来越视中国为一个大国，而且它们的独立以及它们在中俄之间的缓冲作用对中国的利益极为重要。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范围最可能向南部纵深大大扩张，于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不得不适应中国海军成为南中国海上的一支主导力量这一现实。这样的中国将更可能情不自禁地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而不顾美国的态度。在西部，乌兹别克斯坦是最坚决抵御俄罗斯侵吞其原帝国领地的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可能会赞同与中国建立抵消俄罗斯影响的联盟关系，土库曼斯坦可能也会那样；中国或许会在因内部民族分裂而使国家十分脆弱的哈萨克斯坦采取更加进取的态势。真正成了政治和经济巨人的中国也许还会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施加更为公开的政治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会支持在它主导下的朝鲜的统一。但是，这样一个得意洋洋的中国，也很可能会遇到外部力量的强烈反对。在西部，俄罗斯和印度有充分的地缘政治理由结成联盟，来共同抵挡中国的挑战。俄印之间的合作可能会主要集中于它们的利益受中国威胁最大的中亚地区和巴基斯坦。在南部，最强烈的反对来自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或许是在澳大利亚的支持之下）。在东部，对于中国一切想在朝鲜半岛占主导地位和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努力，美国都可能在日本的支持下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因为这些行动将使美国在远东的政治存在降格为只在日本的一个潜在不稳定的地区单独栖息。两种情景完全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最终不仅取决于中国本身将如何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美国的行为和存在。如果美国脱离这一地区，那么第二种情景实现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但是即使第一种情景全面实现，那也需要美国采取某种迁就态度和自我克制。中国人明白这一点，因而中国的政治不得不首先集中于影响美国的行动，特别是影响美日间的关键性关系。中国在策略上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也都会考虑到这一战略上的关注。中国对美国的主要异议，同美国的实际所作所为关系不大，中国反对的是美国目前是什么和在什么地方。在中国看来，美国是目前的世界霸主，美国以其在日本的主导地位为基础而在本地区的存在，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影响。中国外交部研究机构的一位分析家说：“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寻求霸权，它不能容忍在欧亚大陆出现任何大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见宋以敏发表在北京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国际问题研究》（英文版－译注）1996年第6－8期的文章《对冷战后世界力量分化组合的讨论》第10页。她对美国的这一分析代表了中国最高领导的看法。发行量很大的共产党的正式机关报《人民日报》1996年4月29日发表了这一分析的简述。。因此，仅仅由于美国的地位以及美国呆在什么地方，美国无意中就成为了中国的对手，而不是中国的天然盟友。因此，中国政策的任务是要利用美国的力量去和平地挫败美国的霸权，同时还不要引发日本对地区的潜在欲望。这种政策符合中国古代孙子的战略思想。为此，正如邓小平在1994年8月拐弯抹角地说过的那样，中国的地缘战略须同时寻求两大目标：“首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第一个目标显然是针对美国的，目的是要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同时小心地避免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那将断送中国寻求成为经济强国的努力；第二个目标是要改变全球实力的分配，利用在某些主要国家中对目前世界上的权势等级制度的不满。美国在这个等级制度中排在首位，并且在欧亚大陆的最西边和最东边分别得到欧洲（或德国）和日本的支持。中国的第二个目标促使北京寻求一种力求避免同与它接壤的邻国发生任何严重冲突的地区地缘战略，虽然中国在继续谋求地区的主导地位。中俄关系的策略性改善尤为适时，特别是因为目前俄罗斯已弱于中国。1997年4月，中俄两国一起谴责“霸权主义”，并宣称北约的扩大是“不能允许的”。然而，中国不可能认真考虑同俄罗斯结成长期、全面的联盟来对付美国，因为那会导致美日联盟的深化和扩大。中国希望美日联盟慢慢地淡化。同俄罗斯结盟还会使中国与极其重要的现代技术和资金来源隔绝。正如中俄关系那样，即使继续保持与巴基斯坦及缅甸密切的军事合作，中国也应避免同印度发生直接冲突。这种做法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实施一种公开的敌视政策，将带来消极后果，不仅会使中国在战术上与俄罗斯妥协的权宜之计更为复杂化，而且会把印度推向与美国建立更为合作的关系。鉴于印度针对现存的全球“霸主”也暗中怀有某种反西方意向，减少中印之间的紧张也是符合中国更为广泛的地缘战略的重点。同样的考虑，一般而言，也适用于目前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尽管中国人单方面声称南中国海属于中国，但同时他们又加强同东南亚各国领导人的关系（除了历史上敌对的越南人之外），利用近些年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领导人在西方价值观和人权问题上表达出来的更加直言不讳的反西方情绪。中国人尤为欢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不时发出的刺耳的反美言论。1996年5月在东京的一个论坛上，马哈蒂尔公开对美日安全条约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他提出要了解到底谁是美日联盟准备防御的敌人，并声称马来西亚不需要任何盟友。中国人显然认为，美国地位的任何削弱自然会加强中国对本地区的影响。一个类似的情况是，施加坚韧的压力看来是目前中国对台政策的主要特点。尽管中国对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为了表示中国在此问题上的严肃性甚至不借有意引发国际紧张局势（如1996年3月），但是中国领导人大概也认识到他们暂时仍然缺乏强行取得满意结局的实力。他们认识到，在条件不成熟时依赖武力解决只会加速同美国发生使自己失败的冲突，并加强美国在本地区确保和平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人自己还认识到，中国在首先融合香港方面是否成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中华崛起的前景。中国同韩国关系中已出现的相互协调，也是巩固侧翼以集中精力有效实现主要目标这一政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考虑到朝鲜半岛的历史以及老百姓的情绪，中韩媾和本身就有助于削减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潜在作用，同时也为在中国和朝鲜半岛（或许是统一的或许仍处分裂状态的）之间重新建立传统关系奠定了基础。最为重要的是，以和平方式加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将有助于中国寻求实现也许是由古代战略家孙子早已确立的主要目标，即：削弱美国在本地区的实力，以至于力量锐降的美国不得不需要把在地区内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国作为其盟友，并且最终把甚至需要具有全球实力的中国当作其伙伴。中国将会寻求并实现这一目标，但其方式，又要避免造成美日扩大安全联盟的防务范围，或者美国在本地区的实力被日本的实力所取代。为了实现这一主要目标，在短期内，中国将设法防止美日加强和扩大它们之间的安全合作。中国对于1996年初美日暗中将安全合作的范围从狭义的“远东”扩大到更大范围的“亚太”尤为警惕。中国认为这不仅是对中国利益的直接威胁，并且会由此发展成一个由美国主宰的旨在遏制中国的亚洲安全体系。（在这一安全体系中，日本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关键王纯殷于1996年2月在《国际展望》上发表的文章《展望21世纪之初的亚太》，对美国据称欲建立这种反华亚洲体系的意图作出详尽的分析。中国的另一位评论家争辩说，美日安全安排已经从遏制苏联势力的“防御之盾”变为针对中国的“进攻之矛”（见1996年6月20日《现代国际关系》杂志杨伯江的文章《“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意味着什么》）。1997年1月31日，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军事联盟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文章。文章把美日军事合作范围的再定义斥为“危险的举动”。，发挥着冷战时德国在北约中所起的作用。）北京方面普遍认为，美日之间的协议有助于日本最终成为主要的军事大国，也许会使日本甚至有能力单独依靠武力来解决悬而未决的经济或海洋争端。因此，中国有可能下大气力煽动亚洲国家中仍然存在的对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重要军事作用的强烈害怕情绪，以便牵制美国和恐吓日本。然而，中国的战略分析认为，美国的霸权不可能持久。虽然一些中国人，特别是军方人士，往往把美国视为中国的死敌，但是北京的主流看法是，由于美国过分地依赖日本，美国在亚太地区将会更加孤立，结果是美国对日本的依赖将进一步深化，但同时美日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担心也会加深。这将使中国有可能在美日之间纵横捭阖，如同中国早些时候在美苏之间所作的那样。在北京看来，这样的时候将会到来。到那时美国将意识到，要继续作亚太地区有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别无选择，只能转向它在亚洲大陆的天然伙伴中国。日本：并非地区性而是国际性的国家因此，美日关系如何演变是中国地缘政治前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自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远东的政策一直以日本为基础。起初日本只是美国占领军的驻地。后来，日本变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政治和军事存在的基地，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全球盟国。然而，日本又是一个在安全上接受美国保护的国家。中国的兴起确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地区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日密切关系是否能够持久和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在一个反华联盟中，日本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如此，如果中国的崛起甚至在导致降低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仍得到某种形式的容纳的话，那么日本的作用又将如何呢？日本同中国一样，是一个深深地感到自己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和特殊地位的民族国家。日本的岛国历史，甚至帝国的神话，使勤劳而遵守纪律的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成生来就是与众不同和卓越无比的。对于这一生活方式，日本开始时以出色地把自己孤立起来的办法加以维护。后来，在十九世纪受到世界冲击时，日本又向欧洲的各个帝国学习，力图在亚洲大陆创建一个自己的帝国，并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使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精力都集中到恢复经济这个单一的目标之上，但这样做使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更大使命感到茫然。美国目前对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的害怕，使人回想起此前不久对日本的偏执狂。恐华症现在取代了恐日症。仅仅在十年以前曾有人断言，日本将不可避免地立即以“超级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日本不仅会把美国拉下马（甚至把美国买下来！），而且会把某种“日本治下的和平”强加于全世界。这样的预言曾经成为美国评论家和政治家地道的家庭手工业产品。但是，从事这种家庭手工业的，不仅仅限于美国人。不久日本人自己也热心地模仿起来，在日本炮制了一系列畅销书。他们提出种种理论，日本将在高科技竞争中战胜美国，不久后日本将成为全球“信息帝国”的中心，而美国则据说由于历史疲劳症和社会的自我放荡而正走向衰落。这些信口开河的分析，模糊了日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很脆弱的国家这一事实。只要在全球的资源和贸易的有序流通中哪怕是出现最轻微的混乱，日本就会遭受伤害，更不用去说全球的总体稳定遭到冲击时日本将是何等地脆弱了。日本正在经受日益暴露出来的人口、社会和政治方面国内弱点的困扰。日本既是富裕的、朝气蓬勃和经济上强大的，但同时在本地区又是孤立的。由于在安全上依赖强大的盟国，日本在政治上受到了掣肘。那个强大的盟国恰恰既是（日本所十分依赖的）全球安全的主要维护者又是日本在经济上的主要对手。日本一方面是受到全球尊敬的经济动力源，另一方面又是美国力量在地缘政治中的延伸。日本目前的这种地位不大可能继续被新一代日本人所接受。他们不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造成的精神创伤和耻辱感。由于历史和自尊心的原因，日本是个不完全满足于目前全球现状的国家，虽然日本的表达方式比中国更为克制。日本不无理由地感到它有资格被正式承认为世界大国。但它也意识到，在地区范围内有用的（而对它的亚洲邻国来说则是令人宽慰的）对美安全依赖，阻碍了对它的世界大国地位的承认。此外，中国在亚洲大陆上力量的增长以及中国的影响不久后可能辐射到对日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海域的前景，加深了日本对自己地缘政治前途的迷茫感。另一方面，日本存在着与中国在文化和感情上的强烈认同感，以及作为亚洲人的共同潜意识。有些日本人还可能感到，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出现，具有提高日本对美国的重要性的权宜效果，因为美国在本地区至高无上的地位削弱了。在另一方面，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中国是传统的对手、昔日的敌人和对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这使日本同美国的安全联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要。诚然，由于对日本政治和军事独立的令人烦恼的制约，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更加强烈的日本人的不满情绪在增长。处于欧亚大陆远东的日本的形势与处于欧亚大陆远西的德国的形势，在表面上有类似之处。两国都是美国主要的地区盟国。说实在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力量也直接来源于与这两个国家的紧密结盟。两国都有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但是两国在下述方面却又都不能独立自主。德国因在军事上被纳入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而受制约，而日本要受自己的（虽是美国设计的）宪法条款和美日安保条约的限制。日本和德国都是贸易和财政上的动力源，都在本地区处于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也都是举足轻重的。两国都可算是准全球性大国，而两国都为由于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而焦躁不安。但是，日本和德国各自地缘政治条件的不同，孕育着可能是重大的后果。德国同北约的实际关系使其同主要的欧洲盟国处于平等的地位。根据北约，德国与美国承担着正式的对等的防务义务。美日安保条约则规定，美国对日本负有防卫的义务，但并未规定（哪怕只是在形式上）使用日本的军事力量来保卫美国。这一条约实际上规定了一种保护性的关系。更加重要的是，由于德国早已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过去曾遭受其侵略之害的邻国现在不再把它看作威胁，反而把它看作是经济和政治上值得欢迎的伙伴。有些邻国甚至还把德国看作善良的地区大国，而欢迎可能出现的一个由德国领导的中欧集团。日本的亚洲邻国对日本的看法则远非如此。它们仍怀有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的敌意。日元升值是造成邻国对日本不满的因素之一。日元升值不仅引起强烈的抱怨，而且还阻碍了日本与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甚至与中国的和解，它们对日本的巨额长期债务中有30％是以日元结算的。日本在亚洲不像德国在欧洲有法国那样的真正或多或少平等的地区伙伴国。毋庸讳言，日本在文化上受中国的强烈吸引，或许还夹杂着某种负咎感。但是，这种吸引力在政治上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双方互不信任，也都不准备接受对方的地区领导地位。日本也不像德国有波兰那样的虽然弱小得多但在地缘政治上却颇为重要的邻国，而且同这一邻国的和解甚至合作已成为现实。韩国，尤其在它最终实现了和北朝鲜的统一之后，或许能成为日本的波兰。但是，韩国人对昔日遭受的统治和日本在文化上自恃优越记忆犹新，这阻碍了任何社会性的真正和解。因此，日韩关系只在形式上是良好的。1997年2月25日《日本文摘》报道，根据一次政府主办的民意测验，只有36％的日本人对韩国怀有友好感情。最后，日本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比德俄关系冷淡得多。俄国仍然以武力占领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夺取的千岛群岛的南部，从而冻结了俄日关系。简而言之，日本在本地区在政治上是孤立的，而德国则并不孤立。此外，德国同邻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民主原则，欧洲还广泛存在着基督教传统。德国还谋求在一个比自身更大的实体和事业即“欧罗巴”中获得认同，甚至使自己得到升华。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并不存在可与之相比拟的“亚细亚”。说实在的，尽管近些年来民主制度正在一些亚洲国家里出现，日本过去的岛国状况，甚至目前的民主制度，都往往使日本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相分离。许多亚洲国家认为日本人不但是民族利己主义的，而且过分地模仿西方，且不愿和亚洲国家一起对西方的人权观以及个人主义的重要性提出质疑。因此，尽管西方有时怀疑日本真正西方化的程度，许多亚洲人却认为日本不是真正的亚洲国家。从实际情况看，虽然地处亚洲，日本却不能安然自在地成为一个亚洲国家。这种情况大大地限制了日本在地缘战略上的选择。由于实实在在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作一个真正的地区性抉择，即日本在地区内胜过中国而居于优势地位，且其基础不再是在日本的主导下而是在日本的宽厚领导下的地区合作，看来也不可行。尤为甚者，日本仍然依赖美国的军事庇护和国际支持。废除或者逐步削弱美日安保条约将立即使日本在地区或全球动荡造成的混乱中处于极易受伤害的地位。那时，日本唯一的出路将是，或者接受中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或者诉诸大规模的重新武装计划。这后一选择不但要花很多钱而且十分危险。不难理解，许多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目前的地位是不正常的，即日本既是个准全球性大国，同时在安全上却又是个被保护国。但是，能够取代现存安排的戏剧性可行方案又不明朗。如果可以说，尽管中国战略家们在具体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见解，中国的国家目标却是相当清楚的，中国地缘政治抱负在本地区的指向也相对地可以预测，那么，日本的地缘政治观则比较朦胧，日本公众的情绪也更加难以捉摸。大多数日本人都认识到，对路线作重大而突然的战略性改变可能是危险的。在日本仍然是怨恨的对象而中国正作为地区的举足轻重大国崛起的地区里，日本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吗？日本应该干脆默认中国的这种地位吗？日本能够（在各个方面）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大国而不影响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也不在地区内激起对日本的更大敌对情绪吗？美国会在任何情况下长期地留驻亚洲吗？如果会的话，美国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作出的反应又将如何影响迄今为止给予美日关系的优先地位？在冷战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来没有必要提出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而今天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突出的战略问题，并在日本引起了日益热烈的争论。自从50年代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在战后首相吉田茂所公布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之下。吉田主义规定：①日本的主要目标应是发展经济；②日本的武装应该是低水平的，应避免卷入国际冲突；③日本接受美国的政治领导和军事保护；④日本的外交应该摒除意识形态而致力于国际合作。可是，由于许多日本人对日本卷入冷战的程度感到不安，同时还虚构了半中立的概念。迟至1981年，伊东正义外相还因为在描述美日关系时使用了“同盟”一词而被迫辞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当时日本正在恢复，中国搞自我孤立，而欧亚大陆则发生了两极分化。与此形成对照的，日本的政治精英现已意识到，一个在经济上融入世界之中的富裕的日本，不可能再把自我致富定为国家的主要目标而又不引起国际上的反感。再说，一个经济上强大的日本，特别是一个同美国相竞争的日本，不可能只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延伸而同时又回避任何国际政治责任。一个政治上有更大影响的日本，特别是谋求国际承认（例如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日本，不可能在影响世界和平的更关键的安全问题或者地缘政治问题上回避表明自己的立场。结果，近些年来，由一些日本政府的和私人的机构撰写的种种专门研究文章和报告，纷纷出笼。著名的政治家和教授们阐述日本在后冷战时代使命的著作往往引起争论，但大量出版而泛滥于世。比如，首相顾问班子通口委员会1994年夏天发表的报告，提出了“日本安全政策的三大支柱”，既强调美日安保关系的首要性，也主张进行亚洲多边安全对话；1994年的小泽委员会报告“新日本的蓝图”；1995年5月《读卖新闻》的“全面的保安政策”要点，其中提出要在海外为维和使用日本的军事力量；1996年4月日本的公司经理协会在富士银行思想库的协助下撰写的报告提出要求美日防务体制应该更加平等和均衡；1996年6月日本国际事务论坛向首相提出的题为“亚太地区安全体制的可能性和作用”的报告；还有在过去几年里出版的许多书籍和文章，往往有更多的争辩，提出的建议也更加极端，而且比上述大多代表主流的报告得到西方传媒更广泛的引用。例如1996年由一名日本将军编的书竟敢推断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会无力庇护日本，因此日本应该扩大自己的国防能力。此书引起报刊广泛评论。（见康广森野将军编的“下一代的地面自卫部队”和1996年3月4日《产经新闻》的评论“美国来援救我们的神话”）这些文章和书籍中许多对美日安全同盟的持久性和可取性进行了推测，并主张日本应该奉行更加积极的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或者在地区内发挥更加有力的军事作用。如果从政府间对话的情况来判断美日关系状况的话，那么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两国关系到90年代中期已进入了一个危机阶段。可是，在政府政策方面，经过认真讨论提出的建议，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清醒、有分寸和温和的。极端的选择方案——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带有反美味道）或者单方面大规模地重新武装（必须对宪法进行修改，并置美国和地区内的不利反应于不顾）的方案没有赢得多少人的支持。近些年来，公开的和平主义的呼吁，如果还有的话，也是越来越少了。单边主义和军国主义尽管有一些口若悬河的鼓吹者，也未能赢得多少公众的支持。大部分公众，当然还有有影响的实业界精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这两种办法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策选择，而只能在实际上给日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危害。以政治为主导的公众讨论，首先在日本的基本国际态势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重点，其次在地缘政治的优先次序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次要的差异。粗略地说来，可以看出有三种主要的取向，也许还有第四种较为次要的取向。这些不同取向可以冠之以下列名称：不知羞耻的“美国第一”派；全球重商主义派；趋向积极的现实主义派以及国际空想派。可是，归根到底，这四派的取向都有一个相同的总目标和同样的主要忧虑：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去争取全球对日本的承认，与此同时避免亚洲对日本产生敌意，并在条件尚不成熟时避免使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受损。第一派取向的出发点是，仍应把维护目前存在的（被确认并不对等的）美日关系作为日本地缘战略的主要核心。持这一派观点的人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希望日本在国际上赢得更大的承认并在联盟中享有更平等的地位。但是，正如宫泽喜一首相1993年1月所说过的那样，他们的第一信条是“正在步入21世纪的世界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日本和美国……是否能够在持共同看法的基础上提供协调的领导”。这一观点在国际派政治精英中和近20年来掌握外交决策权的机构里一直占主导地位。在中国的地区作用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这样的关键性地缘战略问题上，这一领导集团一直是支持美国的，但是他们也把自己的作用视为制约美国对中国采取任何对抗姿态的倾向的一个源泉。事实上，即使是这一派人士也日益倾向于强调需要建立更加密切的日中关系。他们认为，日中关系的重要性仅次于日美关系。第二派取向并不反对日本地缘战略政策与美国一致，但是，他们认为坦率地承认和接受日本主要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一事实，对日本最为有利。这一派的观点往往同传统上势力很大的通商产业省的官僚和日本最大的贸易和出口商有联系。根据这一派观点，日本的相对非军事化是一种值得保留的资产。在美国确保日本安全的条件下，日本可以自由地奉行全球性经济介入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将悄悄地提高日本在全球的地位。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这第二派取向赞成奉行至少是事实上的中立主义政策，让美国去平衡中国在地区内的实力并由此去保护台湾和韩国。这样，日本能够不受牵制地进一步发展同大陆和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可是，在现有的政治现实中，全球重商主义派接受美日同盟是一种必要的安排，包括为武装部队提供并不大的预算开支（仍然不过多超过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是他们并不热心于使这一同盟具有重大的地区性含义。第三派是偏于积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大都是新一代的政治家和地缘政治思想家。他们认为，日本作为富裕和成功的民主国家，既有机会也有义务使冷战后的世界与以前确实有所不同。日本也可由此而赢得全球的承认。日本有资格得到这种承认，因为它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历史性地跻身于世界少数几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之列。早在80年代，中曾根康弘首相就曾经预言这样一种更强有力的日本态势将会出现。但是，在预言这一前景方面更为人所知的或许要首推1994年发表的颇多争议的小泽委员会报告。该委员会报告的标题颇能说明问题：《新日本的蓝图：一个民族的反思》。该委员会是以其主席，即迅速崛起的中间派政治领袖小泽一郎的名字命名的。该报告主张，应该对日本等级森严的政治文化实行民主化，并对日本的国际态势进行反思。报告要求日本成为“正常的国家”。建议在保持日美安全关系的同时，日本应摒弃在国际上的消极被动姿态而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性的政治中去，尤其是应该在国际维和努力中起带头的作用。为此，该报告建议撤销日本宪法中对向海外派遣日本武装部队所作的限制。对于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强调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却内含这样一种想法，即日本应在更重要的地缘政治方面从美国对安全事务的包办下解放出来。鼓吹这一观点的人往往争辩说，在有全球重要意义的问题上，日本应该毫不犹豫地代表亚洲说话，而不是自动地追随美国的领导。可是，他们在诸如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作用和朝鲜前途等敏感问题上却仍然保持那种有自己特色的含糊其词，同他们更传统的同僚们并无多大差别。因此，在有关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他们都持有迄今依然强烈的那种日本倾向，即在这两个问题上仍旧让美国去承担首要的责任，而日本仅在美国做得过头时发挥一点降温作用。及至90年代的后半期，这种偏于积极的现实主义派倾向开始在公众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1996年上半年，日本政府开始谈论日本的“独立自主外交”，历来谨小慎微的日本外务省煞费苦心地把这个词翻译成为意思较含糊的（看起来也就不那么针对美国的）“偏于积极的外交”。主张第四派取向的国际空想主义者的影响不如前三派大，但偶然也能给日本的观点注入更为理想化的言辞。这一派往往公开地同如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之类的杰出人士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士本身大大地突出了对道义上可取的全球目标作出明确承诺对日本的重要性。正因为日本不必承担地缘政治责任，这些空想主义者常常乞灵于“全球新秩序”的概念去号召日本在为世界大家庭制定和推动一项真正的人道主义议程方面充当领袖。所有上述四种取向，在一个关键性的地区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更加多边化的亚太合作的出现是符合日本利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合作将产生三种积极的效果：有助于套住（也含蓄地限制）中国；有助于把美国拖在亚洲，即便其支配地位将会逐渐地削弱；有助于减轻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因而有助于加强日本的影响力。虽然在地区内形成一个日本的势力范围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地区内，特别是在那些对中国力量的日益增长感到不安的沿海国家里，日本获得某种程度的敬服或许还是有希望的。所有上述四种观点也一致地认为，小心谨慎地培养同中国的友情远比对中国实行在美国领导下的直接遏制要好得多。事实上，美国领导下遏制中国的战略设想，或者甚至在日、美支持下由菲律宾、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结成抗衡中国的非正式联合体的主意，对于日本外交政策机构来说也并无太大的吸引力。在日本人看来，任何类似努力不仅要求美国在日本和韩国无限期地大规模驻军，而且由于制造了中国的地区利益和美日的地区利益之间容易起火的地缘政治重叠，可能成为会自动实现的关于将同中国发生冲突的预言。有些保守的日本人受到日本和台湾特殊关系设想的诱惑曾在1996年成立日台议员协会，以推进这个目标。中国对此作出了意料之中的敌对反应。其结果势必阻碍日本渐进式的解放和威胁远东的经济繁荣。由于同样的原因，很少有人赞同采取相反的政策，即日本和中国之间大妥协。这样一种古典式的联盟关系大逆转的地区后果将是形势更加不稳定：美国将从本地区撤走；朝鲜半岛将立即被置于从属于中国的地位；日本将不得不听凭中国摆布。除了也许有少数极端主义者会欢迎以外，这不是一种诱人的前景。由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边缘化和在历史上受到鄙视，已无其他东西可以取代这样一个基本共识：即同美国的联系仍是日本最主要的生命线。失去了同美国的联系，日本既不可能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核弹（也许不久后还有朝鲜的核弹）面前保护自己。唯一真正的政策问题是，如何最恰当地运用同美国的关系推进日本的利益。相应地，日本人根据美国的愿望一直在加强美日军事合作，包括看起来是把合作的范围从较为具体的“远东”扩大到更为广泛的“亚太方案”。1996年初，在复审所谓的美日防务指导方针时，日本政府也把这一方针的适用范围作了扩大，可能使用日本防卫力量的范围从“远东有事”扩大到“日本周围地区有事”。日本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向美国让步是受到了下列原因的驱使：越来越怀疑美国长期驻留亚洲的能力；担心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这一点看起来所怀的忧虑）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仍可能把一种日本所不能接受的选择强加于日本：要末站在美国一边去反对中国，要末没有美国而与中国结盟。对日本来说，这一根本性的两难处境也包含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由于争取成为地区性主导大国的目标行不通，而在没有地区基础的情况下要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性大国又不现实，那么，自然的结论是，日本获得全球性领袖地位的最好办法是积极参与世界范围的维和活动和经济发展。通过利用美日军事同盟保障远东稳定而又不让自己卷入反华联盟的办法，日本能够稳妥地为自己确立一种独特而又有影响的全球性使命，成为推动真正国际性的、更加有效地机制化的合作的大国。这样，日本将取得类似加拿大的地位，但要比加拿大更加强大和更具全球性影响：成为一个由于建设性地运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而得到人们的尊敬，而又不使人害怕和反感的国家。美国地缘战略的调整美国政策的任务应为：确保日本作出上述选择，中国崛起而在本地区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致妨碍东亚力量的稳定三角平衡关系。努力处理好同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和维持包括美国在内的稳定的三方间相互作用关系，这对于美国的外交技能和政治想象力将是严峻的考验。消除过去那种认为日本的经济上升会导致所谓威胁的成见和消除对中国的政治能量的恐惧心理，有助于给必须奠基于仔细的战略估算的政策注入冷静的现实主义。这种估算是：如何把日本的能量纳入国际方向和如何把中国的力量引入区域性妥协。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形成相当于欧洲在欧亚西端的一个协调的地缘政治结构，即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地区力量结构。可是，同欧洲情况不同的是，在东部大陆不会很快出现民主的桥头堡。相反，美国同日本重新确定了方向的同盟必须成为美国同在该地区举足轻重的中国之间实行妥协的基础。从本章前两节所作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若干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地缘战略结论：有关中国是下一个全球性大国这样一种流行的看法孕育着反对中国的偏执狂，并在中国内部培育着妄自尊大的思想。对于中国将肯定成为下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恐惧，往好处说是为时过早，往坏处说，则可能会成为自行实现的预言。因此组织一个旨在遏制中国上升为全球性大国的联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那样做只会确保一个在地区内有影响的中国变得敌对。同时，任何这种努力都会使美日关系趋于紧张，因为大多数日本人可能会反对这样一个联盟。根据这一情况，美国应该不再要日本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大的防务责任。这种努力只会妨碍稳定的日中关系的出现，同时还会使日本在本地区进一步陷于孤立。但是，正因为中国事实上不可能很快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也正因为如此，对中国实行地区遏制的政策不明智，把中国作为全球性的重要棋手来对待才可取。把中国拉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之中并赋予它所渴望的地位，能收到钝化中国民族雄心的尖利锋芒的效果。朝此方向可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吸收中国参加世界主要国家七国集团的每年一度的首脑会议，特别是既然俄罗斯已被邀请参加，就更应让中国参加。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实际上中国并无很大的战略选择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入和外国市场的准入。正是这一点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的选择。中国同一个不稳定而且贫困的俄罗斯结盟，是不可能拓宽自己的经济或地缘政治前景的（而对俄罗斯来说，这将意味着从属于中国）。即使玩这种主意对中、俄双方都有点儿策略上的诱惑力，但这毕竟不是一项可行的地缘战略选择。援助伊朗和巴基斯坦，对中国来说具有更直接的地区和地缘政治上的意义，但也不可能以此作为认真谋取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出发点。如果中国感觉到，美国（在日本的支持下）在阻挠其实现民族的或地区的抱负的话，那么组织“反霸”联盟可能成为最后的抉择。但是，那将是个穷困国家的联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将继续一起贫困下去。大中华作为地区主导大国正在崛起。既然如此，这个大中华可能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邻国，而这可能导致地区的不稳定；或者大中华也许会沿袭昔日中华帝国的历史传统而满足于较为间接地施展其影响。将来出现的是霸权主义的势力范围还是较模糊的受敬服的范围，部分地要取决于中国政权专断的程度，也部分地取决于起关键作用的外部棋手，最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对大中华的出现作出反应的方式。简单的绥靖政策会怂恿中国采取更加过分自信的姿态，但仅仅采取阻拦大中华出现的政策，也可能导致类似的结果。在某些问题上采取审慎的让步政策，在另一些问题上则采取（对中国的行动）划出准确界限的政策，或许能够避免发生上述两种极端的情况。无论如何，在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大中华可能发挥同美国在一个稳定而政治上多元化的欧亚大陆方面的大地缘战略利益相匹配的地缘政治影响。例如，中国对中亚日益增加的兴趣，势必会限制俄罗斯谋求在莫斯科控制下实现任何形式的政治重新一体化的行动自由。与此相关，在有关波斯湾的问题上，中国对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决定了中国将在保持自由进入产油地区以及产油地区的政治稳定方面与美国具有共同利益。同样，中国支持巴基斯坦抑制了印度企图使巴基斯坦从属于印度的野心，并可抵消印度在阿富汗和中亚问题上同俄罗斯合作的意向。最后，中国和日本参与东西伯利亚的开发也同样有助于促进地区的稳定。应该通过持续的战略对话来探索这些共同利益我在1996年同中国国家安全和防务方面的最高级官员会晤中，认清了如下一些作为这种对话基础的共同的战略利益（有时有意地用含糊的提法）：①一个和平的东南亚；②在解决近海问题中不使用武力；③和平统一中国；④朝鲜的稳定；⑤中亚的独立自主；⑥印巴间之均势；⑦经济上充满活力和国际上善良的日本；⑧一个稳定但是不太强大的俄罗斯……也有一些中国的雄心可能同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地区，尤其是中国如果将使用历史上更惯用的强硬策略去实现这些雄心的话。这点特别适用于东南亚、台湾和朝鲜。东南亚从其潜力来看，是太富有了，地理上也太辽阔了，总而言之是太大了，因此，即使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也不易使东南亚屈从于己。但是，东南亚又太软弱、政治上也过于四分五裂，因此，不能不成为一个至少是敬服中国的地区。随着中国力量的壮大，中国的地区性影响势必增长。虽然许多事情取决于中国如何运用它的力量，但直接反对中国或者卷入像南中国海争端一类的问题是否符合美国的特殊利益尚不清楚。中国人在微妙地处理不对称的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经验。进行自我克制以免引起本地区的恐惧肯定是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的。那种恐惧心理可能导致产生一个地区性的反华联盟（在印尼和澳大利亚间刚开始的军事合作中，这种倾向已经初露端倪），而这种联盟很可能向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寻求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