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韶言：“讨平河州叛蕃，辟土甚广，已置弓箭手，又以其余地募蕃兵弓箭手，每砦三指挥或至五指挥，每指挥二百五十人，人给田百亩，以次蕃官二百亩，大蕃官三百亩，仍募汉弓箭手为队长，稍众则补将校，暨蕃官同主部族之事。其蕃弓箭手并刺‘蕃兵’字于左耳，以防汉兵之盗杀而效首者。”诏如其请。十一月，王中正团结熙河界洮、河以西蕃部，得正兵三千八十六人，正、副队将六十人，供赡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人。八年五月，诏李承之参定蕃兵法。十一月，诏：“选陕西蕃兵丁壮户，九丁以上取五，六取四，五取三，三取二，二取一，并年二十以上，涅手背，毋过五丁。每十人置十将一，五十人置副兵马使一，百人置军使一、副兵马使一，二百人置军使一、副兵马使三，四百人加军使一、副兵马使一，五百人又加指挥使一、副兵马使一，过五百人，每百人加军使一、副兵马使一，即一族三十人已上亦置副兵马使一，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将。月受奉，仍增给钱，指挥使一千五百至十将有差。”十年，枢密院言：“陕西、河东议立团结蕃部法，欲如所奏。”上手诏曰：“夏人所恃以强国者，山界部落数万之众尔。按其地志，朝廷已据有其半。彼用之则并小凌大，所向如欲。在我则徒能含抚豢养，未尝得其死力，岂惟不能用之，又恐其为患也。故小有悖戾，有司惟能以利说解之，上下相习畏惮，任其纵散，久失部勒。其近降之法，固未可信其必行，然以理言之，彼此均有其人，而利害辽远。今苟循边人，众知其说，止于旧法聊改一二，则收功疑亦不异往日。徒为纷纷，无补于事。可再下吕惠卿参详以闻。”元丰六年，诏：“蕃官虽至大使，犹处汉官小使臣之下。朝廷赏功增秩，以为激劝，乃尔卑抑，则孰知迁官之荣？宜定蕃汉官序位。”后河东经略司言：“蕃官部堡塞兵出战，尝以汉官驱策，恐不当与汉官序位。”而兵部请蕃汉非统辖者乃令序官，奏可。熙河兰会路经略制置使李宪言：“治蕃兵，置将领，法贵简而易行，详而难犯。臣今酌蕃情立法，凡熙河兰会五郡，各置都同总领蕃兵将二人；本州诸部族出战，蕃兵及供赡人马各置管押蕃兵使臣十人。五郡蕃兵自为一将，出战则以正兵继之，旗帜同色。蕃兵以技艺功劳第为四等，蕃官首领推迁如之。”八月，宪又言：“汉蕃兵骑杂为一军，语言不通，居处饮食悉不便利。昔李靖以蕃落自为一法，臣近以蕃兵自为一将，厘汉、蕃为两军，相参号令，军事惟所使焉。”七年，泸南缘边安抚司言：“罗始党生界八姓，各愿依七姓、十九姓刺充义军，团结为三十一指挥，凡一万五千六百六十人。”从之。元祐元年，臣僚言：“泾原路蕃兵人马凡众，遇临敌与正兵错杂，非便。”诏下其章四路都总管详议，环庆范纯粹言：“汉、蕃兵马诚不可杂用，宜于逐将各选廉勇晓蕃情者一员专充蕃将，令于平日钤束训练，遇有调发，即令部领为便。”又言：“顷兵部议乞蕃、汉官非相统辖者，并依官序相压；其城砦等管辖蕃官，即依旧在本辖汉官之下。诏从其请。且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所以尊中国，制远人也。行之既久，忽然更制，便与不相统辖之官依品序位，即边上使臣及京职官当在蕃官之下十有八九，非人情所能堪。蕃部凶骄，岂可辄启？宜悉依旧制，并序汉官之下。”从之。元符二年三月，泾原经略司言：“乞将东西路蕃兵将废罢，仍于顺便城砦隶属逐将统领，与汉兵相兼差使。”秦凤路如之。四月，环庆路经略安抚司言：“新筑定边城有西夏来投蕃部甚众，欲自今将归顺之人，就新城收管给田，仍乞选置总领蕃兵正、副二员。”从之。志第一百四十五 兵六（乡兵三）○保甲 建炎后乡兵 建炎后砦兵保甲 熙宁初，王安石变募兵而行保甲，帝从其议。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及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听习。每一大保夜轮五人警盗。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余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听纠，皆毋得告，虽知情亦不坐。若于法邻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盗三人，经三日，保邻虽不知情，科失觉罪。逃移、死绝、同保不及五家，并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为同保，户数足则附之，俟及十家，则别为保，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达于天下。时则以捕盗贼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诏畿内保丁肄习武事。岁农隙，所隶官期日于要便乡村都试骑步射，并以射中亲疏远近为等。骑射校其用马，有余艺而愿试者听。第一等保明以闻，天子亲阅试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当年春夫一月，马藁四十，役钱二千。本户无可免，或所免不及，听移免他户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视此有差。艺未精愿候阅试，或附甲单丁愿就阅试者，并听。都副保正武艺虽不及等，而能整齐保户无扰，劝诱丁壮习艺及等，捕盗比他保最多，弭盗比他保最少，所隶官以闻，其恩视第一等焉。都副保正有阙，选大保长充。都副保正虽劝诱丁壮习艺，而辄强率妨务者，禁之。吏因保甲事受赇、敛掠，加乞取监临三等，仗、徒、编管、配隶，告者次第赏之，命官犯者除名。时虽使之习武技而未番上也。五年，右正言、知制诰、判司农寺曾布言：“近日保户数以状诣县，愿分番隶巡检司习武技，提点司以闻朝廷及司农寺，未敢辄议，愿下提点司送中书详审，付司农具为令。”于是诏：“主户保丁愿上番于巡检司，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给口粮、薪菜钱，分番巡警，每五十人轮大保长二、都副保正一统领之。都副保正月各给钱七千，大保长三千。当番者毋得辄离本所。捕逐剧盗，虽下番人亦听追集，给其钱斛，事讫遣还，毋过上番人数，仍折除其上番日。巡检司量留厢界给使，余兵悉罢。应番保丁武技及第三等已上，并记于籍。遇岁凶，五分已上者第振之，自十五石至三石为差。”十一月，又诏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检司法。六年，诏开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农寺，右付其县，凡追胥、阅试、肄习则出契。是月，又诏行于永兴、秦凤、河北东西、河东五路，唯毋上番。余路止相保任，毋习武艺，内荆湖、川、广并边者可肄武事，令监司度之。后惟全、邵土丁、邕、钦洞丁、广东枪手改为保甲者则肄焉。十二月，乃罢河北西路强壮、缘边弓箭社系籍番上巡守者。初，开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万人，二年一解发，诣京师阅试命官，开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诏开封府畿及一万人、五路及一万五千人，各许解发一人。九年，枢密院请自今都副保正、义勇军校二年一比选，县考其训习武艺及等最多、捕察而盗贼最少者上于州，州上所辖官司，同比较以闻。或中选人多，则择武艺最优者。额外尚有可解发者，则第其次为之旌劝。第一次，州县籍记姓名，犯杖以下听赎；第二次，以等第赐杖子、紫衫、银带，犯徒罪情轻奏裁；累及三次者，降宣补之，给马及刍菽。五路义勇军校二千，解发毋得过三人。保甲都副保正之解发者亦以二年，府界六人，河北、河东各四人，永兴、秦凤等路七人。都保正、指挥使与下班殿侍，副保正、副指挥使与三司军将，正副都头与守阙军将，并赐衣及银带、银裹头杖，给马有差。初，保甲隶司农，熙宁八年，改隶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干当公事官十，分按诸州，其政令则听于枢密院。十年，枢密院副都承旨张诚一上《五路义勇保甲敕》。元丰元年，翰林学士、权判尚书兵部许将修《开封府界保甲敕》，成书上之，诏皆颁焉。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以昭宣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王中正、东上阁门使狄谘兼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二十二县为教场十一所，大保长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艺，置教头一。凡禁军教头二百七十，都教头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为三等，马射九斗、八斗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为出等。当教时，月给钱三千，日给食，官予戎械、战袍，又具银楪、酒醪以为赏犒。三年，大保长艺成，乃立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为五团，即本团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长艺成者十人衮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为骑，二为弓，三为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举，河北则狄谘、刘定，陕西则张山甫，河东则黄廉、王崇拯，以封桩养赡义勇保甲钱粮给其费。是岁，引府界保甲武艺成，帝亲阅，录作能者，余赐金帛。四年，改五路义勇为保甲。狄谘、刘定部领澶州集教大保长四百八十二人见于崇政殿，召执政赐坐阅试，补三班借职、差使、借差凡三十六人，余赐金帛有差。迁谘四方馆使，定集贤校理。又诏曰：“三路见训民兵非久，什长艺成，须便行府界团教之，钱粮、官吏并如畿县，未知及期能办与不。若更稽延日月，必致有误措置大法，可令承旨取索会校之。”其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路会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长、壮丁凡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岁省旧费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岁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团教之赏为钱一百万有奇不与焉。凡集教、团教成，岁遣使则谓之提举按阅，率以近臣挟内侍往给赏钱，按格令从事。诸路皆以番次艺成者为序，率五六岁一遍，独河东以金帛不足，乃至十一岁。上以晋人勇悍，介辽、夏间，讲劝宜不可后，诏赐缗钱十五万。时系籍义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云。 熙宁九年之数。保甲立法之初，故老大臣皆以为不便，而安石主议甚力，帝卒从之。今悉著其论难，使来者考焉。帝尝论租庸调法而善之，安石对曰：“此法近井田，后世立事粗得先王遗意，则无不善。今亦无不可为。顾难速成尔。”及帝再问，则曰：“人主诚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谓害者制法，而加于兼并之人，则人自不敢保过限之田；以其所谓利者制法，而加于力耕之人，则人自劝于力耕，而授田不能过限。然此须渐乃能成法。使人主诚知利害之权，因以好恶加之，则所好何患人之不从，所恶何患人之不避？若人主无道以揆之，则多为异议所夺，虽有善法，何由立哉？”帝谓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则曰：“今义勇、土军上番供役，既有廪给，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无租庸调法，亦自可为。第义勇皆良民，当以礼义奖养。今皆倒置者，以涅其手背也，教阅而縻费也，使之运粮也。三者皆人所不乐，若更殴之就敌，使被杀戮，尤人所惮也。”冯京曰：“义勇亦有以挽强得试推恩者。”安石曰：“挽强而力有不足，则绝于进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滥。初非劝奖使人趋武用也。今欲措置义勇皆当反此，使害在于不为义勇，而利在于为义勇，则俗可变而众技可成。臣愿择乡闾豪杰以为将校，稍加奖拔，则人自悦服。矧今募兵为宿卫，及有积官至刺吏以上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哉！陛下诚能审择，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则异时可使分将此等军矣。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帝以为然。时有欲以义勇代正兵者，曾公亮以为置义勇、弓手，渐可以省正兵。安石曰：“诚然，第今江、淮置新弓手，适足以伤农。”富弼亦论京西弓手非便。安石曰：“揆文教，奋武卫，先王所以待远迩者固不同。今处置江、淮与三边，事当有异。”帝又言节财用，安石对以减兵最急。帝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因举河北、陕西兵数，虑募兵太少，又训择不精，缓急或阙事。安石则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臣屡言河北旧为武人割据，内抗朝廷，外敌四邻，亦有御奚、契丹者，兵储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户口蕃息，又举天下财物奉之，常若不足。以当一面之敌，其施设乃不如武人割据时。则三路事有当讲画者，在专用其民而已。”帝又言：“边兵不足以守，徒费衣廪。然固边圉又不可悉减。”安石曰：“今更减兵，即诚无以待急缓；不减，则费财困国无已时。臣以谓傥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帝曰：“唐都长安，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反不足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处可为，又可令入卫，则不患本不强。”韩绛、吕公弼皆以入卫为难。文彦博曰：“如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安石曰：“曹、濮人岂无应募？皆暴猾无赖之人，尚不以为虞；义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户为将校，岂当复以为可虞也？”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数百年募兵之敝，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当预立条制，以渐推行。”彦博等又以为土兵难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流求，讨党项，岂非府兵乎？”帝曰：“募兵专于战守，故可恃；至民兵，则兵农之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战守。臣以谓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如何尔。将帅非难求，但人主能察见群臣情伪，善驾御之，则人材出而为用，不患无将帅。有将帅，则不患民兵不为用矣。”帝曰：“经远之策，必至什伍其民，费省而兵众，且与募兵相为用矣。”安石对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社长久计，募兵水法诚当变革。”帝曰：“密院以为必有建中之变。”安石对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建中所以致变，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时开封鞫保户有质衣而买弓箭者，帝恐其贫乏，难于出备。安石曰：“民贫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则法所弗去也。往者冬阅及巡检番上，唯就用在官弓矢，不知百姓何故至于质衣也。然自生民以来。兵农为一，耒耜以养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给百姓者也。然则虽使百姓置弓矢，亦不为过。第陛下优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听民便尔。且府界素多群盗，攻劫杀掠，一岁之间至二百火，逐火皆有赏钱，备赏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备赏之时，岂无卖易衣服以纳官赏者？然人皆以谓赏钱宜出于百姓。夫出钱之多不足以止盗，而保甲之能止盗，其效已见，则虽令民出少钱以置器械，未有损也。”帝曰：“赏钱人所习惯，则安之如自然；不习惯，则不能无怨。如何决坏民产，民不怨；决河以坏民产，则怨矣。”帝尝批：“陈留县所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须要弓箭，县吏督责，无者有刑。百姓买一弓至千五百，十箭至六七百，当青黄不接之际，贫下客丁安能出办？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筑射垛，又自办钱粮起铺屋。每保置鼓，遇贼声击，民居远近不一，甲家遭贼，鼓在乙家，则无缘声击。如此，须人置一鼓，费钱不少。可速指挥令止如元议，团保觉察盗贼，余无得施行。乡民既忧无钱买弓箭，加以传惑徙之戍边，是以父子聚首号泣者非虚也。”安石进呈不行。帝谓安石：“保甲诚有斩指者，此事宜缓而密。”安石曰：“日力可惜。”帝曰：“然亦不可遽，恐却沮事。”安石曰：“此事自不敢不密。”权知开封府韩维等言：“诸县团结保甲，乡民惊扰。祥符等县已毕，其余县乞候农闲排定。”时府界诸县乡民，或自残伤以避团结。安石辨说甚力。时曾孝宽为府界提点，榜募告捕扇惑保甲者虽甚严，有匿名书封丘郭门者，于是诏重赏捕之。安石曰：“乃者保甲，人得其愿上番状，然后使之，宜于人情无所惊疑。且今居藏盗贼及为盗贼之人，固不便新法。陛下观长社一县，捕获府界剧贼为保甲迫逐出外者至三十人。此曹既不容京畿，又见捕于辅郡，其计无聊，专务扇惑。比闻为首扇惑者已就捕，然至京师亦止有二十许人。以十七县十数万家，而被扇惑者才二十许人，不可谓多。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势率众而能令上下如一者。今联十数万人为保甲，又待其应募乃使之番上，比乃以陛下矜恤之至。令保甲番上捕盗，若任其自去来，即孰肯听命？若以法驱之，又非人所愿。且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愿而已，则何必立君而为之张官置吏也？今辅郡保甲，宜先遣官谕上旨，后以法推行之。”帝曰：“然。”一日，帝谓安石曰：“曾孝宽言，民有斩指诉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于蔡骃.赵子几使骃验问，乃民因斫木误斩指，参证者数人。大抵保甲法，上自执政大臣，中则两制，下则盗贼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乡人问之，皆以为便。则虽有斩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保甲非特除盗，固可渐习为兵。既人皆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且约以免税上番代巡检兵；又自正、长而上，能捕贼者奖之以官，则人竞劝。然后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销募兵骄志，且省财费，此宗社长久之计。”帝谓什伍百姓如保甲，恐难成，不如便团结成指挥，以使臣管辖。安石曰：“陛下诚能果断，不恤人言，即便团结指挥，亦无所妨。然指挥是虚名，五百人为一保，缓急可唤集，虽不名为指挥，与指挥使无异，乃是实事。幸不至大急，即免令人骇扰而事集为上策。”帝遂变三路义勇如府畿保甲法。冯京曰：“义勇已有指挥使，指挥使即其乡里豪杰。今复作保甲，令何人为大保长？”安石曰：“古者民居则为乡，伍家为比，比有长，及用兵，即五人为伍，伍有伍司马。二十五家为闾，闾有闾胥，二十五人为两，两有两司马。两司马即闾胥，伍司马即比长，第随事异名而已。此乃三代六乡六军之遗法。其法见于书，自夏以来，至周不改。秦虽决裂阡陌，然什伍之尚如古制，此所以兵众而强也。征伐唯府兵为近之。今舍已然之成宪，而乃守五代乱亡之余法，其不足以致安强无疑。然人皆恬然不以因循为可忧者，所见浅近也。”安石又奏：“义勇须三丁以上，请如府界，两丁以上尽籍之。三丁即出戍，诱以厚利；而两丁即止令于巡检上番，如府界法。大略不过如此。当遣人与经略、转运司及诸州长吏议之，及访本路民情所苦所欲，因以寓法。”帝曰：“河东修义勇强壮法，又令团集保甲，如何？”安石对曰：“义勇须隐括丁数，若因团集保甲，即一动而两业就。今既遣官隐括义勇，又别遣官团结保甲，即分为两事，恐民不能无扰。”或曰：“保甲不可代正军上番否？”安石曰：“俟其习熟，然后上番。然东兵技艺亦弗能优于义勇、保甲，臣观广勇、虎翼兵固然。今为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顽猾不能自振之人。为农者，皆朴力一心听令之人，则缓急莫如民兵可用。”冯京曰：“太祖征伐天下，岂用农兵？”安石曰：“太祖时接五代，百姓困极，豪杰多以从军为利。今百姓安业乐生，而军中不复有如向时拔起为公侯者，即豪杰不复在军，而应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尔。”帝曰：“兵之强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强。”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亡命强梁之人。”文彦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安石曰：“以兵强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方其能刚强，必不至柔弱。张皇六师，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当专务兵强尔。”帝卒从安石议。帝曰：“保甲、义勇刍粮之费，当预为之计。”安石曰：“当减募兵之费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费，才养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内募兵之数已减于旧。强本之势，未可悉减。”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即不须募兵。今京师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数千，但勿招填，即为可减。然今厢军既少，禁兵亦不多，臣愿早训练民兵。民兵成，则募兵当减矣。”又为上言：“今河北义勇虽十八万，然所可奖慰者不过酋豪百数十人而已。此府兵之遗意也。”帝以为然，令议其法。枢密院传上旨，以府界保甲十日一番，虑大促无以精武事，其以一月为一番。安石奏曰：“今保甲十日一番，计一年余八月当番，若须一月，即番愈疏。又昨与百姓约十日一番，今遽改命，恐愈为人扇惑。宜俟其习熟，徐议其更番。且今保甲阅艺八等，劝奖至优，人竞私习，不必上番然后就学。臣愚，愿以数年，其艺非特胜义勇，当必胜正兵。正兵技艺取应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劝心也。”元丰八年，哲宗嗣位，知陈州司马光上疏乞罢保甲，曰：兵出民间，虽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闲民甚多，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不妨稼穑。自两司马以上，皆选贤士大夫为之，无侵渔之患，故卒乘辑睦，动则有功。今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以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战阵，是农民半为兵也。三四年来，又令河北、河东、陕西置都教场，无问四时，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监司，专切提举，州县不得关预。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虽云五日，而保正，长以泥堋除草为名，聚之教场，得赂则纵，否则留之，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也。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戍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事既草创，调发无法，比户骚扰，不遗一家。又巡检、指使按行乡村，往来如织；保正、保长，依倚弄权，坐索供给，多责赂遗，小不副意，妄加鞭挞，蚕食行伍，不知纪极。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无以供亿，愁苦困弊，靡所投诉，流移四方，襁属盈路。又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糜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而乡村之民，但苦劳役，不感恩泽。农民之劳既如披，国家之费又如此，终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盗贼，卫乡里，则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边境，事征伐，则彼远方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大半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敌人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岂不误国事乎？又悉罢三路巡检下兵士及诸县弓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县尉，但主草市以里；其乡村盗贼，悉委巡检，而巡检兼掌巡按保甲教阅，朝夕奔走，犹恐不办，何暇逐捕盗贼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为盗者，亦有乘保马行劫者。然则设保甲、保马本以除盗，乃更资盗也。自教阅保甲以来，河东、陕西、京西盗贼已多，至敢白昼公行，入县镇，杀官吏。官军追讨，经历岁月，终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饥，而盗贼猖炽已如此，万一遇数千里之蝗旱，而失业饥寒、武艺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应之，其为国家之患，可胜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夺其衣食，使无以为生，是驱民为盗也；使比屋习战，劝以官赏，是教民为盗也；又撤去捕盗之人，是纵民为盗也。谋国如此，果为利乎？害乎？且向者干进之士，说先帝以征伐开拓之策，故立保甲、户马、保马等法。近者登极赦书有云：“应缘边州军，仰逐处长吏并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务要静守疆埸，勿令骚扰。”此盖圣意欲惠绥殊才，休息生民，中外之人孰不归戴？然则保甲、户马复何所用？或今虽罢户马，宽保马，而保甲犹存者，盖未有以其利害之详奏闻者也。臣愚以为悉罢保甲使归农，召提举官还朝，量逐县户口，每五十户置弓手一人，略依缘边弓箭手法，许荫本户田二顷，悉免其税役。除出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贼给赏。若获贼数多及能获强恶贼人者，各随功大小迁补职级，或补班行，务在优假弓手，使人劝募。然后募本县乡村户有勇力武艺者投充，计即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艺者必多愿应募。若一人缺额，有二人以上争投者，即委本县令、尉选武艺高强者充。或武艺衰退者，许他人指名与之比较，若武艺胜于旧者，即令冲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荫田。如此，则不必教阅，武艺自然精熟。一县之中，其壮勇者既为弓手，其羸弱者虽使为盗，亦不能为患。仍委本州及提点刑狱常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严行典宪。若召募不足，且即于乡村户上依旧条权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余巡检兵士、县尉弓手、耆老、壮丁逐捕盗贼，并乞依祖宗旧法。五月，以光为门下侍郎。光欲复申前说，以为教阅保甲公私劳费而无所用。是时，资政殿学士韩维、侍读吕公著欲复上前奏，先是进呈，乞罢团教。诏府界、三路保甲自来年正月以后并罢团教，仍依旧每岁农隙赴县教阅一月，其差官置场，排备军器，教阅法式番次，按赏费用，令枢密院、三省同立法。后六日，光再上奏，极其恳切，蔡确等执奏不行。诏保甲依枢密院已得指挥，保马别议立法。九月，监察御史王岩叟言：“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汤火，未必皆法之弊，盖由提举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挥虽令冬教，然尚存官司，则所以为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犹在，陛下所不知也。此皆奸邪遂非饰过，而巧辞强辨以欺惑圣听，将至深之病略示更张，以应副陛下圣意而已，非至诚为国家去大害、复大利，以便百姓，为太平长久之计者也。此忠义之良心所以犹抑，奸邪之素计所以尚存。天下之识者，皆言陛下不绝害源，百姓无由乐生；不屏群邪，太平终是难致。臣愿陛下奋然独断，如听政之初行数事，则天下之大体无亏，陛下高枕而卧矣。”十月，诏提举府界、三路保甲官并罢，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领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诏逐县监教官并罢，委令佐监教。十一月，岩叟言：保甲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诏蠲疾病，汰小弱，释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省一月之六教而为三月之并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患终在。今以臣之所见者为陛下言，不敢隐其实以欺朝廷，亦不敢饰其事以罔成法。夫朝廷知教民以为兵，而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别为一司以总之，而不知扰之太烦而民以生怨。教之欲以为用也，而使之至于怨，则恐一日用之，有不能如吾意者，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难不足以为苦，而羁縻之虐有甚焉；羁縻不足以为苦，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为苦，而诛求之无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罢，方干方营而去，此羁縻之所以为苦也。其教也，保长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检之指使与巡检者又交挞之，提举司之指使与提举司之干当公事者又互鞭之，提举之官长又鞭之，一有逃避，县令又鞭之。人无聊生，恨不得死，此鞭笞之所以为苦也。创袍、市巾、买弓、绦箭、添弦、换包指、治鞍辔、盖凉棚、画象法、造队牌、缉架、僦椅卓、围典纸墨、看定人雇直、均菜缗、纳秸粒之类，其名百出，不可胜数。故父老之谚曰：“儿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场。”非虚语也。都副两保正、大小两保长，平居于家，婚姻丧葬之问遗，秋成夏熟，丝麻谷麦之要求，遇于城市，饮食之责望。此迫于势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即以艺不如法为名，而捶辱之无所不至。又所谓巡检、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贪而冒法，不顾后祸，有逾于保正、保长者，此诛求之所以为甚苦也。又有逐养子、出赘婿、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断其指、炙其肌肤以自残废而求免者，有尽室以逃而不归者，有委老弱于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则法当督其家出赏钱十千以募之。使其家有所出，当未至于逃；至于逃，则其困穷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每县常有数十百家老弱嗟咨于道路，哀诉于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圣知之，当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马，皆令借供。逐场教骑，终日驰骤，往往饥羸以至于毙，谁复敢言？其或主家倘因他出，一误借供，遂有追呼笞责之害。或因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则有抑令还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马为祸。此皆提举官吏倚法以生事，重为百姓之扰者也。窃惟古者未尝不教民以战，而不闻其有此者，因人之情以为法也。夫缘情以推法，则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则愈严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兽穷则搏，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臣观保甲一司，上下官吏，无豪发爱百姓意，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积愤衔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执指使，逐巡检，攻提举司干当官，大狱相继，今犹未已。虽民之愚，顾岂忘父母妻子之爱，而喜为犯上之恶以取祸哉？盖激之至于此极尔！激之至深，安知其发有不甚于此者？情状如此，不可不先事而虑，以保大体而图安静。夫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先王之通制也。一月之间并教三日，不若一岁之中并教一月。农事既毕，无他用心，人自安于讲武而无憾。遂可罢提举司，废巡教官，一以隶州县，而俾逐路安抚司总之。每俟冬教于城下，一邑分两番，当一月。起教则与正长论阶级，罢教则与正长不相谁何。庶使百姓得以优游治生，无终年遁逃之苦，无侵渔苛虐之患，无争陵犯上之恶矣。且武事不废，威声亦全，岂不易而有功哉？惟陛下深计远虑，断在必行，以省多事，以为生灵安乐之惠，以为国家安静之福。又乞罢三路提举保甲钱粮司及罢提举教阅，及每岁分保甲为两番，于十一、十二两月上教，不必分作四番，且不必自京师遣官视教，止令安抚司差那使臣为便。并从之。元祐元年正月，枢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已罢团教，其教阅器械悉上送官，仍立禁约。”闰二月，诏河北东西路、永兴、秦凤等路提点刑狱兼提举保甲，并依提刑司例各为一司。三月，王岩叟劾狄谘、刘定奸赃状。御史孙升亦言：“刘定上挟章惇之奸党，下附狄谘之庸材，大肆凭陵，公行恐喝，故真定获鹿之变起于后，澶、滑之盗作于前，愿早正其罪。”于是谘、定皆罢，与在外宫观。十一月，诏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从殿中侍御史吕陶之请也。绍圣二年七月，帝问义勇、保甲数，宰臣章惇曰：“义勇，自祖宗以来旧法。治平中，韩琦请遣使诣陕西再括丁数添刺。熙宁中，先帝始行保甲法，府界、三路得七十余万丁。设官教阅始于府界，众议沸腾。教艺既成，更胜正兵。元丰中，始遣使遍教三路。先帝留神按阅，艺精者厚赏，或擢以差使、军将名目，而一时赏赉率取诸封桩或禁军阙额，未尝费户部一钱。元祐驰废，深可惜也。”元符二年九月，御史中丞安惇奏乞教习保甲月分，差官按试。曾布言：“保甲固当教习，然陕西、河东连年进筑城砦，调发未已，河北连年水灾，流民未复，以此未可督责训练。”帝曰：“府界岂不可先行？”布曰：“熙宁中教保甲，臣在司农。是时诸县引见保甲，事艺精熟。”章惇即曰：“多得班行。”布曰：“止是得殿侍、军将，然俱更差充巡检司指挥。以此，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趋赴。及引对，所乘皆良马，鞍鞯华楚，马上事艺往往胜诸军。知县、巡检又皆得转官或减年。以此，上下皆踊跃自效。然是时司农官亲任其事，督责检察极精密，县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装非理骚扰者，亦皆冲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后乃令上番。”帝曰：“且与先是府界检举施行。”蔡卞曰：“于先朝法中稍加裁损，无不可之理。”布以为甚便，容检寻文字进呈。十一月，蔡卞劝上复行畿内保甲教阅法，帝屡以督曾布。是日，布进呈畿内保丁总二十六万，熙宁中教事艺者凡七万，因言：“此事固当讲求，然废罢已十五年，一旦复行，与事初无异，当以渐行，则人不至于惊扰。”帝曰：“固当以渐行之。”布曰：“圣谕如此，尽之矣。若便以元丰成法一切举行，当时保丁存者无几，以未教习之人，便令上番及集教，则人情汹汹，未易安也。熙宁中，施行亦有渐。容臣讲求施行次第。”退以语卞，卞殊以为不快，乃云：“熙宁初，人未知保甲之法。今耳目已习熟，自不同矣。”布不答。徽宗崇宁四年，枢密院言：“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阅，又二百三十余牒遮枢密张康国马首诉焉。”是月，诏京畿、三路保甲并于农隙时教阅，其月教指挥勿行。五年，诏河北东西、河东、永兴、秦凤路各武臣一员充提举保甲并兼提刑，其见专提举保甲文臣并罢。是月，诏京畿差武臣一员充提举保甲兼提刑，仍差文臣提刑兼提举保甲。政和三年四月，枢密院言：“神考制保甲之法，京畿、三路聚教，每番虽号五十日，其间有能勤习弓弩该赏者首先拍放。一岁之中，在场阅教，远者不过二十七日，近者止于十八日而已。若秋稼灾伤，则免当年聚教。如武艺稍能精熟，则有激赏之法。斗力出等，则免户下春夫、科配；最高强者，则解发引见，试艺命官。行之累年，人皆乐从。惟京东、西虽有团成保甲之名，未尝训以武事，虑其间亦有人材甚众，能习武艺，可以命官任使之人。今欲依三路保甲编修点择条约。”从之。八月，枢密院言：“诸路团成保甲者六十一万余人，悉皆乐从无扰。其京东、西路提举官任谅已转一官，直秘阁。其朝议大夫已上与转行，武臣武功大夫特与转遥郡刺史，余官减磨勘年有差。”宣和元年，诏提举保甲督察州县都保不如令者，限一月改正，每岁以改正多寡为殿最。二年，诏诸路保甲法并遵依元丰旧制，京东、京西路并罢。三年，诏：“先帝若稽成周制保伍之法，自五家相比，推而达之，二十五家为一大保，二百五十家为一都保。保各有长，都各有正，正各有副，使之相保相爱，以察奸慝。故有所行，诸自外来者，同保互告，使各相知；行止不明者，听送所属。保内盗贼，画时集捕，知而不纠，又论如律。所以纠禁几察，纤悉具备，奇邪寇盗，何所容迹？访闻法行既久，州县玩习弛废，保丁开收既不以实，保长役使又不以时。如修鼓铺、饰粉壁、守败船、治道路、给夫役、催税赋之类，科率骚扰不一，遂使寇贼奇邪无复纠察，良法美意浸成虚文。可令尚书省于诸路提点刑狱或提举常平官内，每路选委一员，令专一督责逐县令佐，将系籍人丁开收取实；选择保正长，各更替如法，使钤束保丁，递相觉察，毋得舍亡赖作过等人，遇有盗贼，画时追捕，若有过致藏匿者，许诸人告首，仍具条揭示。”钦宗靖康元年三月，以尚书户部侍郎钱盖为龙图阁学士、陕西五路制置使，专一措置京兆府路保甲。六月，御史胡舜陟奏：“秦元学兵法三十年，陛下拔之下僚，为京畿提刑，训练保甲，闻者莫不慰悦。乞罢武臣提刑，以保甲属元，庶得专一。”从之。十一月，京畿提举秦元集保甲三万，先请出屯，自当一面。不从。金兵薄城，又乞行训练，乘间出战。守御使刘韐奏取保甲自益，元谋遂塞云。建炎后乡兵巡社 建炎元年，诏诸路州军巡社并以忠义巡社为名，隶宣抚司，后募乡民为之。每十人为一甲，有甲长，有队长；四队为一部，有部长；五部为一社，有社长；五社为一都，有都正。于乡井便处驻扎。绍兴初，罢之。枪杖手 建炎二年，令福建招五千人。土豪 建炎四年，诏诸州守臣募土豪、民兵，听州县守令节制。后存留强壮，余并放散。义兵 绍兴十年团集，诸州名数不等。后皆以县令为军正。义士 绍兴元年，籍兴元良家子弟，两古取一，四丁取二，每二十人为一队，号曰义士。民兵 建炎二年，每五十人为一队，有长、副。一户取一丁，五丁取二丁。淳熙十四年，三丁取一，五丁取二，十丁取三。弓箭手 建炎初，应诸路汉蕃弓箭手限百日自陈承袭，绍兴间，以京城外闲地，依陕西沿边例，招弓箭手莳种。土丁 绍兴中，诏依嘉祐措置，三时务农，一时讲武，诸县逐乡置教场，自十一月起教，至次年正月罢教。把截将 绍兴二十七年，诏恭州、雁门控扼之地置土丁二百人。峒丁 建炎三年，命江西、福建诸处总领官籍定枪杖手、峒丁人数，以备调遣。绍兴中，罢之。保胜 绍兴六年，诏金、均、房三州保甲分为五军，以保胜为名。勇敢 绍兴二年，诏池州就招土人充，二千为额。保丁 二广保丁，每户一名，土丁父子兄弟皆在其数。乾道中，以拘留扰民，罢之。山水砦 详见砦兵。万弩手 初，熙宁间，以鼎、澧、辰、沅、靖五郡弓弩手万三千人散居边境训练，无事耕作，有警调发。绍兴以后，增损靡定。壮丁民社 乾道四年，楚州置。良家子 绍兴四年，招两淮、关陕流寓及阵亡主兵将子弟骁武不能存立者充，月给比强弓手，五十人为一队。义勇 湖北诸郡皆有义勇，惟澧州石门、慈利不置籍。其法取于主户之双丁。每十户为一甲，五甲为团。甲皆有长，择邑豪为总首。农隙教武艺，食从官司给。湖北土丁刀弩手 政和七年，募土丁充，授以闲山，散居边境，教以武艺。绍兴因之。淳熙中，李焘力言其不便，罢之。湖南乡社 旧制，以乡豪领之，大者统数百家，小者亦二三百家。后言者以其不便，淳熙中，择其首领，使大者不过五十家，小者减半。忠勇 关外西和、阶、成、凤四州所聚民兵，谓之忠勇。镇淮 初，淮南募边民号镇淮军，数至十万，月给视效勇，惟不黥涅。久之，廪不足，肆劫掠。嘉定初，选汰归农，仅存八千余人，以充效用，余补镇江大军。淮西选二万六千余充御前定武军，分为六军，军设统制。忠义民兵 福州诸县旧有忠义社，屯结邑民，择豪右为长，量授器甲，盗由是息，人甚赖之。后有司烦扰，失初意。开禧用兵，淮、襄民兵有籍于官者，至用百六十缗以养一兵。后又放令归业，而无所归，多散为盗。乃令每郡择豪酋一人，授以官民镇之。建炎后砦兵。两浙西路临安府十三砦 外沙、海内、管界、茶槽、南荡、东梓、上管、赭山、黄湾、硖石、奉口、许村、下塘。安吉州七砦 管界、安吉、秀塞、吕小幽岭、下塘、北豪、皋塘。平江府八砦 吴江、吴长、许浦、福山、白茅、江湾、杨林、角头。常州五砦 管界、小河、马迹、香兰、分界。江阴军二砦 申港、石牌。严州五砦 威平、港口、凤林、茶山、管界。两浙东路庆元府十砦 浙东、结埼、三姑、管界、大嵩、海内、白峰、岱山、鸣鹤、公塘。温州十三砦 城下、管界、馆头、青奥、梅奥、鹿西、浦门、南监、东北、三尖、北监、小鹿、大荆。台州六砦 管界、亭场、吴都、白塔、松门、临门。处州二砦 管界、梓亭。江南东路南康军五砦 大孤山、水陆、四望山、河湖、左望。江南西路隆兴府七砦 都巡、邬子、松门、港口、定江、杉甫、管界。抚州七砦 城南、曾田、乐安、镇马、旗步、招携、湖平。江州六砦 管界、江内、茭石、马当、城子头、孤山。兴国二砦 池口、磁湖。袁州四砦 都巡、四县、管界、白斜。临江军三砦 本军、水陆、管界。吉州十六砦 富田、走马塍、永和镇、观山、明德、沙溪、西平山、杨宅、栗传、禾山、胜乡、造口、秀洲、新砦、北乡、黄茅峡。荆湖南路永州三砦 都巡、同巡、衡永界。宝庆三砦 黄茅、西县、卢溪。郴州五砦 管界、安福、青要、赤石、上犹。武冈军十砦 三门、石查、真良、岳溪、临口、关硖、黄石、新宁、绥宁、永和。道州四砦 营道、宁远、江华、永明。全州四砦 上军、角口、吉宁、平塘。福建路邵武军十砦 同巡检、大寺、水口、永安、明溪、仁寿、西安、永平、军口、梅口。建宁府七砦 黄琦、筹岭、盆亭、麻沙、水吉、苦竹、仁寿。南剑州八砦 沧峡、洛阳、浮流、岩前、同巡、仁寿、万安、黄土。泉州五砦 都巡、同巡、石井、小兜、三县。福州四砦 辜岭、甘蔗、五县、水口。兴化军二砦 同巡、巡盐。漳州二砦 同巡、虎岭。广西路贺州二砦 临贺、富川。昭州四砦 昭平、云峒、西岭、直山。钦州二砦 西县、管界。志第一百四十六 兵七（召募之制）召募之制 起于府卫之废。唐末士卒疲于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诸军悉黵面为字，以识军号，是为长征之兵。方其募时，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瞻视，然后黵面，赐以缗钱、衣履而隶诸籍。国初因之，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取之虽非一途，而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当其无事时，虽不无爵赏衣廪之费，一有征讨，则以之力战斗，给漕輓，而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矣。初，太祖拣军中强勇者号兵样，分送诸道，令如样招募。后更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谓之等长杖，委长吏、都监度人材取之。当部送阙者，军头司覆验，引对便坐，分隶诸军。真宗祥符中，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为五等，诸州部送阙下，及等者隶次军。仁宗天圣元年，诏京东西、河北、河东、淮南、陕西路募兵，当部送者刺“指挥”二字，家属给口粮。兵官代还，以所募多寡为赏罚。又诏益、利、梓、夔路岁募民充军士，及数即部送，分隶奉节、川效忠、川忠节。于是远方健勇失业之民，悉有所归。庆历七年，诸路募厢军及五尺七寸已上者，部送阙下，试补禁卫。至和元年，河北、河东、陕西募就粮兵，骑以四百人、步以五百人为一营。嘉祐二年复定等仗，自上四军至武肃、忠靖皆五尺已上，差以寸分而视其奉钱：一千者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寸为三等。奉钱七百者，以五尺七寸、六寸、五寸为三等。奉钱五百者，以五尺六寸、五寸五分为三等。奉钱四百者，以五尺五寸、四寸五分为二等。奉钱三百者，以五尺五寸、四寸五分、四寸、三寸、二寸为六等。奉钱二百者，以五尺四寸、三寸五分、三寸、二寸为四等。不给奉钱者，以五尺二寸或下五寸七指、八指为等。唯武严、御营喝探以艺精者充，诸司筦库执技者不设等杖。七年，御史唐介言：“比岁等募禁军多小弱，不胜铠甲，请以初创尺寸为定，敢议减缩者，论以违制。”诏：“禁军备战者，宜著此令。其备役雄武、宣敕六军、搭材之类，如军马敕。”治平二年，募陕西土民、营伍子弟隶禁军，一营填止八分。又遣使畿县、南京、曹、濮、单、陈、许、蔡、亳州募民补虎翼、广勇，人加赐绢、布各一。治平四年，诏延州募保捷五营，以备更戍。熙宁元年，诏诸州募饥民补厢军。二年，枢密院言：“国初边州无警则罢兵，今既讲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金帛。若于近里粮贱处增募营兵，但令往戍极边，甚为便计。”帝与文彦博及韩绛、陈升之、吕公弼等议之，或以为自古皆募营兵，遇事息即罢，或以为缘边之兵不可多减。乃命彦博等详议以闻。三年七月，诏京西路于有粮草州军招厢军，共三万人为额。十一月，知定州滕甫乞下本路依旧制募弓箭社，以为边备。从之。四年十二月，枢密院言：“在京系役兵士，旧额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见阙六千三百九十二人，若招拣得足，即不须外路勾抽，以免不习水土、冻馁道毙之患。欲于在京及府界、京东西、河北招少壮兵，止供在京功役，不许臣僚占差，不过期年，可使充足。却对减在外招募之数，桩管所减粮赐上供，以给有司之用。”从之。五年，权发遣延州赵禼招到汉蕃弓箭手人骑四千九百八十四，为八指挥，遂擢吏部员外郎，加赐银绢二百。七年，分遣使臣诸路选募熙河效用，先以名闻。河北、河东所募兵悉罢。八年，诏军士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丁而应募在他处者，听徙。九年，诏选补捧日、天武以下诸军阙，马军三分补一，步军十分补五。元丰二年二月，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言：“岷州ＲＭ川、荔川、闾川砦，通远军熟羊砦，乞置牧养十监，募兵为监牧指挥。其营田乞依官庄例，募永济卒二百人，其永济卒通以千人为额。”从之。七月，沿边安抚司言：“北边州军主管刺事人乞给钱三千，选募使臣职员或百姓为之，以钩致敌情。仍选通判及监官考其虚实，以行赏罚。”从之。是年，以兖、郓、齐、济、滨、棣、德、博民饥，募为兵，以补开封府界、京东西将兵之阙。三年，又诏：“府界诸路将下阙禁军万数，有司其速募之。”又诏：“河北水灾，阙食民甚众，宜寄招补军。”四年，京东、西路以调发兵将，累请增戍。朝廷以兵员有数，多寝其章。然州郡实有负山带海，奸盗所窥，亦当过为之虑，其令益广应募者，与免贴军及他役一年。六月，诏：“在京奉钱七百以下，选募马步军万五千人；开封府界及本路共选募义兵保甲万人；如泾原五千人不足，于秦凤路选募。”五年五月，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蒲宗闵乞自秦州至熙州量地里远近险易，置车铺二十八，招刺兵士。从之。八月，诏开封府界、京西招军依式赐外，仍增钱千。十二月，诏京城四面巡检募士于四门，取民年三十五以下者。又诏河北立额步军，各于逐指挥额外招百人。五年，诏一岁内能募及百人者，加秩一等。四月，河东路经略司请以麟州飞骑、府州威远子弟二十五以下剌为兵。七年，广西都钤辖司言：“本路土兵阙额数多，乞选使臣往福建、江南、广东招简投换兵四千人。”诏于江南、福建路委官招换。八年四月，河东路安抚使吕惠卿言：“河东敢勇以三百人为额，请给微薄，应募者少。臣顷在鄜延路日，奏请增三等请给，借支省马给七分草料，置营教习，自后应募者众。愿依陕西路已得指挥。”从之。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诏河北保甲愿投军人及得上四军等杖事艺者，特许招填，合给例物外，更增钱五千，中军以下三千。比等杖短一指，射保甲第一等弓弩，并许招刺。从右司谏苏辙请也。六月，门下侍郎司马光言：“诸州军兵马全欠，不足守御之处，量与立额招添。”八年，枢密院言：“今新招兵士多是饥民，未谙教阅，乞自今住营州军差官训练，候半年发遣赴军前。”绍圣元年，枢密院乞立招禁军官员赏格，如不及数，罚亦随之。四年，熙河兰岷路都总管、提点熙河兰岷等路汉蕃弓箭手司言，兰州金城关欲招置步军保捷四指挥、马军蕃落一指挥，从之。诏陕西路添置蕃落军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于永兴军、河中、凤翔、同、华州各置两指挥，并隶住营州军将下统制训练，委逐路所属都总管司选官招人。初，三省、密院欲以牧地募民牧养马，久而未集，曾布以谓不若增骑兵为简便。兼土兵乃劲兵，又诸路出戍者已竭，及建此议，众翕然皆以为允，帝亦乐从之。盖牧租见存者七百万，岁额一百七十万，而十指挥之费二十五万而已，故可与募人养马之法兼行也。徽宗崇宁元年，湖北都钤辖舒亶奉旨相度召募施、黔州土丁，致讨辰、沅山ＯＤ，每州无过七百人。缘ＯＤ贼深在溪洞，险阻不通正军故也。三年，京东等路招军五万，马军以崇捷、崇锐名，步军以崇武、崇威名。四年七月，熙河兰湟路转运使洪中孚自河东入觐，帝问崇威、崇锐新兵教阅就绪否。中孚曰：“教阅易事也。臣不知艺祖取天下之兵与神考所分将兵曾无减损，若未尝减损，似不须增。盖兵贵简练不贵多，今遽增二军，所费至广，臣不知献议者于经费之外别有措置，或只仰给朝廷也。”帝愕然曰：“初议增兵，未尝议费，可即罢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复安于南亩，今一旦罢遣，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转徙，则重为朝廷忧。不若使填诸营阙；无阙，听于额外收管，不一二年尽矣。”帝称善。九月，诏：“近降指挥，在京、诸路招崇捷、崇武等指挥十万人，又招效忠、蕃落指挥及额内不足人数，虑卒难敷额，可先招崇捷、崇武十万人。候人数稍见次第，即具申取旨。”五年，诏：“抑勒诸色人投军者，并许自身及亲属越诉，其已剌字，仍并改正。”政和二年，广西都钤司奏：“广西两将额一万三百余人，事故逃亡，于荆湖南北、江南东西寄招，缘诸路以非本职，多不用心。今兵阙六分，欲乞本路、邻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除配沙门岛、广南远恶并犯强盗凶恶、杀人放火、事干化外并依法外，余并免决刺填。”从之。四年，中卫大夫童师敏言：“东南州郡例阙厢军，凡有役使，并是和雇。若令诸郡守臣并提刑司措置招填，庶可省费。”从之。宣和元年，高阳关路安抚使吴玠奉手诏招填诸路禁军阙额，以十分为率，招及四分以下递展磨勘年，七分以上递减磨勘年。高阳关路河间府、沧、霸、恩州、信安军招填数足，乞行推赏。从之。二年，手诏：“比闻诸路州军招置厢军河清、壮城等，往往怯懦幼小，不及等样，虚费廪食，不堪驱使。今后并仰遵著令招填，如违戾，以违制论。”四年正月，两浙东路钤辖司奏：“乞将温、处、衢、婺州元管不系将禁军六指挥，更招置增为十指挥，并以五百人为额，凡五千人，庶成全将。及更于台州招置不系将禁军一指挥，以四百人为额。”从之。三月，臣僚言：“窃闻道路汹汹相怖，云诸军捉人刺涅以补阙额，率数人驱一壮夫，且曳且殴，百姓叫呼，或啮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会，忽遮门大索，但长身少年，牵之而去，云‘充军’。致卖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隶，皆避藏恐惧，事骇见闻。今国家闲暇，必欲招填禁旅，当明示法令，赉以金帛，捐财百万，则十万人应募矣。捉人于途，实亏国体，流闻四方，传播远迩，殊为未便。伏望亟行禁止，以弭疑畏。”时宝箓宫道士张继滋因往尉氏，亦被刺涅，事闻，手诏提刑司根治。四月，臣僚因言：“招刺阙额禁军，枢密院立限太遽，诸营弗戢，人用大骇。幸不旋踵德音禁止，群情悦服。其已被刺涅而非愿者，颇亦改正，尚有经官求免而未得者。辇毂若此，况其远乎？窃闻小人假借声势，因缘夺攘，所在多有，若或哀鸣得脱，其家已空。今往来犹怀畏避。伏望圣明特赐戒敕，应在外招军去处，毋得横滥。”从之。七年，减掖庭用度，减侍从官以上月廪，罢诸兼局，有司据所得数拨充诸路籴本及募兵赏军之用。钦宗即位，诏守令募州县乡村土豪为队长，各自募其亲识乡里以行。及五十人以上先与进义副尉，三百人以上与承信郎，募文武官习武勇者为统领。行日，所发州军授以器甲，人给粮半月，地里远者，所至州县接续批支。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司言：“诸路召募敢勇效用，每名先给钱三千，赴本司试验给据讫，支散银绢激赏。若监司、知通、令佐并应有官人，能召到敢勇效用事艺高强及二百人以上者，乞与转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监司、郡守、州县官以下应缘军期事件，稍有稽缓，并依军法。”从之。靖康元年春正月，臣僚言：“诸路见招募人兵，缘逐处漕计阙乏，乞于近州应奉司及延福宫西城钱帛，并许请用，庶得速办。”从之。又诏：“龙猛、龙骑、归远、壮勇诸军阙额，可行下诸路拣选配填。”又诏：“已降指挥，逐处各以召募效用敢勇武艺人数多寡等第推赏。”又诏：“闻希赏之人，抑勒强募。自今并取情愿，敢有违戾，当议重罚。毋得将羸弱不堪出战及已有系军籍者一例充募。”及诏：“募武举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有战功、曾经战阵，及经边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已发未叙，及武学有方略智谋，及曾充弓马所子弟，及诸色有胆勇敢战之人，度许赴亲征行营司。”又诏：“募陕西土人为兵并使臣、效用等赴姚平仲军使唤，其应募人修武郎已上二十贯，进义副尉以上十五贯，军人、百姓十贯，并于开封府应管官钱内支。”四月，诏：“已降指挥发还归朝人往大金军前，如不愿往，所在量给口券津遣；元有官守人并不厘务，支奉给之半。其愿效力军前者，许自陈。”五月，河北、河东路宣抚司奏：“河北诸州军所管正兵绝少，又陕西游手惰民愿充军者亦众，祗缘招刺阙乏例物，是致军额常阙。今若给一色银绢，折充例物犒设起发，召募人作义勇，止于右臂上刺字，依禁军例物支衣粮料钱，陕西五路共可得二万人，比之淮、浙等路所得将兵，实可使唤。”从之，诏遣文武官各一员前去陕西路募兵二万人赴阙。遂命赵鼎特除开封府曹官，种湘差宣抚司准备将领，并充陕西路干当公事，专一募兵。是月，遣户部员外郎陈师尹往福建路募枪杖手。都水使者陈求道言：“朝廷差官往陕西招军，适当岁丰，恐未易招填。若就委监司招募保甲，啖以例物，与免科差，以作其气，可得劲兵五万。”从之。六月，枢密都承旨折彦实奏：“西人结连女真，为日甚久，岂无觊觎关中之志？即今诸路人马皆空，万一敌人长驱，何以枝梧？言之可为寒心，朝廷似未深虑也。河东、河塑之患已形，人故忧之；陕西之患未作，人故忽之。若每路先与十万缗，令帅臣招募土人为保护之计，责以控扼，不得放令侵入，仍须朝廷应副。漕司乘时广行储蓄，以为急务。”又开封府尹聂山奏：“招兵者，今日之急务。近缘京畿诸邑例各招刺，至于无人就募，则强捕村民及往来行人为之。遂致里氓奔骇，商旅不行，殊失朝廷爱民之意。检准政和令，诸盗再犯杖以上、情理不可决放而堪充军者，给例物刺充厢军。今京城里外间有盗贼，皆是豪猾，无所畏惮，虽经断罪，顽恶弗悛，若依上条刺充厢军，不惟得强壮之用，又且收集奸黠不复为盗。如允所请，则自内及外皆可见之施行。”从之。七月，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言：“都水使者陈求道请招刺保甲五万充军。缘比来陕右正兵数少，全籍保甲守御，及运粮诸役差使外，所余无几，若更招刺五万充军，则是正丁占使殆遍，不唯难以选择，兼虑民情惊疑，别致生事。欲乞令州县晓谕保甲，取其情愿；如未有情愿之人，即乞令保甲司于正丁余数内选择。通赴阙人共成七万，可以足用。”从之。是月，钱盖奏：“陕西募土人充军，多是市井乌合，不堪临敌。今折彦实支陕西六路铜钱各十万缗，每名添钱十千，自可精择少壮及等杖人，可得正军一万，六路共得六万人。”从之。十月，枢密院奏：“召募有材武勇锐及胆勇人并射猎射生户。”从之。又奏：“福建路有忠义武勇立功自效取仕之人，理宜召募，除保甲正兵外，弓手、百姓、僧行、有罪军人并听应募。如有武艺高强、实有胆勇、众所推服、愿应募为部领人者，依逐项名目权摄部领，各以所募人数借补官资。”从之。十一月，京城四壁共十万人，黄人黄旗满市。时应募者多庸匄，殊无斗志。闰十一月，何用王健募奇兵，虽操瓢行乞之人，亦皆应募，仓卒未就纪律。奇兵乱，殴王健，杀使臣数十人，内前大扰。王宗濋斩渠魁数人，乃定。及出战，为铁骑所冲，望风奔溃，歼焉。十二月，诏：“诸军诈效蕃装，焚劫财物，限十日赍赃自首，与免罪。”仍召募溃兵收管。给口食焉。逃亡之法，国初以来各有增损。熙宁五年诏，禁军奉钱至五百而亡满七日者，斩。旧制，三日者死。初，执政议更法，请满十日。帝曰：“临阵而亡，过十日而首，得不长奸乎。”安石曰：“临阵而亡，法不计日，即入斩刑。今当立在军兴所亡满三日，论如对寇贼律？”枢密使蔡挺请沿边而亡满三日者斩。安石曰：“沿边有非军兴之所，不可一概坐以重刑。本立重法，以禁避寇贼及军兴而已。”帝曰：“然。”文彦博固言：“军法臣等所当总领，不宜轻改，如前代销兵乃生变。”安石曰：“前代如杜元颖等销兵，乃其措置失当，非兵不可销也。且当萧俛时，天下兵至多，民力不给，安得不减？方幽州以朱克融等送京师，请毋遣克融还幽州煽众为乱，而朝廷乃令克融等飘泊京师，久之不调，复遣归北。克融所以复乱，亦何预销兵事？”彦博曰：“国初，禁军逃亡满一日者斩。仁宗改满三日，当时议者已虑坏军法。”安石曰：“仁宗改法以来，活人命至多，然于军人逃亡，比旧不闻加多，仁宗改法不为不善。”帝乃诏增为七日。元丰元年，知鄂州王韶言：“乞自今逃亡配军为盗，听捕斩，赏钱。”诏坐条札韶照会：“如所犯情重，罪不至死，奏裁。”三年六月，诏：“军士、民兵逃亡随军效用，若首获，并械送所属，论如法。虽立战功不赏，仍不许以功赎过。令随军榜谕。”四年，诏沈括：“奏以军前士卒逃亡，溃散在路，本非得已，须当急且招安。卿可速具朝旨出榜，云闻战士止是不禁饥寒，逃归其家，可各随所在城砦权送纳器甲，请给粮食，听归所属。节次具招抚数以闻。”崇宁四年九月，枢密院言：“熙河都总管司旧无兵籍，乞令诸将各置籍，日具有无开收，旬具元额、见管及逃亡事故细目，申总管司，本司揭贴都簿，委机宜一员逐时抽摘点检。”从之。十月，尚书省言：“今所在逃军聚集，至以千数，小则惊动乡邑，大则公为劫盗。累降指挥，许以首身，或令投换，终未革绝。昔神宗以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故分兵领将。统兵官司，凡兵之事无所不统，则其逃亡走死，岂得不任其责？检会将敕与见行敕令，皆未有将官与人员任责之法，致令来兵将不加存恤，劳役其身，至于逃避，而任职之人悉不加罪。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几四万，将副坐视而不禁，人员将校故纵而不问，至逃亡军人所在皆有。盖自来立法未详，兼军中长行节级人员，将校，什长相统，同营相依，上下相制，岂得致其逃亡漫不省察？况招军既立赏格，则逃走安可无禁？今参详修立赏罚十数条。”并从之。五年，枢密院备童贯所言：“陕西等处差官招谕逃亡军人，并许所在首身，更不会问，便支口券令归本营。边上军人惮于戍守之劳，往往逃窜于内郡首身，遂得口券归营，恐相习成风，有害军政。乞自今应军人首身，并须会问逃亡赦限，依今来招谕指挥：若系赦后逃亡，即乞依条施行。”从之。大观三年，枢密院备臣僚言云：“自陕西路提点刑狱吴安宪始陈招诱逃亡厢禁军之法，乃著许令投换改刺之令。自此诸弊浸生，军律不肃。朝廷洞见其弊，已严立法，然尚有冒名一节，其弊未除。请如主兵官旧曾占使书札、作匠、杂技、手业之徒，或与统辖军员素有嫌忌、意欲舍此而就彼，或所部逃亡数多，欲避谴责，辄将逃军承逃亡之名便与请给。既避谴责，又冒请受，上下相蒙，莫之能革，致使军士多怀擅去之心者，良以易得擅住之地也。若加重赏，申以严刑，庶革斯弊，有裨成法。”从之。四年，枢密院言：“诸路及京畿逃亡军数居多，虽赦敕立限许首，终怀畏避。若诸路专委知州、通判或职官一员，京畿委知县，若招诱累及三百人以上，与减一年磨勘，五百人以上一年半，千人以上取旨推恩，于理为便。”政和二年，臣僚言：“祖宗军政大备，无可议者。比多逃亡者，缘所在推行未至，及主兵司官遵奉未严故也。其弊有六：一曰上下率敛，二曰举放营债，三曰聚集赌博，四曰差使不均，五曰防送过远，六曰单身无火聚。似此虽具有条禁，而犯者极多。欲乞下有司推究，除兵将官岁终立定赏罚条格外，诏诸路提刑司，每岁终将本路州军不系将禁军见管及逃亡人数，参互比较，具最多最少处各一州知、通职位姓名，申枢密院。”从之。三年十一月，开封少尹陈彦修言：“诸厢收到寒冻赤露共五千七百余人，其间逃军数多，合行措置。今欲依押送逃军格，每二十人各差使臣一员付与系押送人，各踏逐稳便官屋安泊，依居养法关请钱米存养，候晴和，管押前去。所有沿路支破口券，并依本府押送逃军法，请于合破口券等外，更量支盘缠。”诏：“每人支盘缠钱三百，衲袄一领，候二月晴暖即行发遣。”四年，尚书省着令：“诸禁军差发出戍未到军前，或已到而代去半年以上，逃亡首获，虽会恩，配如捕获法；上军首身或捕获，会恩，配依七日内法；下军本名应配者，配千里。若本管辄停留，与同罪，虽该赦仍依配法。”从之。五年，立钱监兵匠逃走刺手背法。宣和二年，手诏：“逃卒颇多，仰宣抚司措置以闻。”童贯言：“凡逃卒，冬祀大赦已有百日首身免罪之文，缘内有元犯虽首身，于常法尚合移降移配者，即未敢赴官自陈。欲乞在京并京畿、京西、陕西、河东路逃军，自今指挥到日，通未满赦限共一百日，许令首身免罪，依旧军分职次收管。仍免本司本营问儅，及放免官逋。如本犯经冬祀赦后，犹有移降移配，特与原免。若限满不首，则依常法科罪。凡逃军系在京住营，依限于在京首身者，令所隶军司当日押赴本营。若见出戍者，即破口券转押赴本路驻泊州军，并依前项指挥免罪，依旧收管。凡逃军在外，依限首身者，并于所在日破米二升，其县、镇、砦并限当日解本州军，每二十人作一番，差职员管押，仍沿路给破口食，交付前路州军，转送住营去处。如见出戍，即转驻泊州军收管。凡首身军人，并不许投换他军。凡所在当职官，如能于限内用心招收逃军，措置转送住营或出戍处收管，候满，在外委提刑司，在京委开封府取索到营、出戍处公文，验人数，最优者申宣抚司取旨推恩。”并从之。三年，诏：“江、浙军前等处应逃窜军兵，并特放罪，许于本将见出军路分州县首身，依旧给请，随处权行收管。若走往他处，或于住营去处首获，即令所在官司逐旋发遣赴本将应副使唤。仍委逐路安抚、钤辖、提刑司觉察，如所在辄敢隐芘，或逐司不行觉察，并论违制。”四年，臣僚言：“中外士卒无故逃亡，所在有之。祖宗治军纪律甚严，若在戍者还家，当役者避事，必有辕门之戮。今既宥其罪，且许投换，不制于什伍之长；既立赦限，又特展日，以宽其自首之期。臣恐逃亡得计，其弊益滋。乞除恩赦外不轻与限，使知限之不可为常，庶有畏惧。”从之。五年，臣僚言：“今诸军逃亡者不以实闻。诸处冒名请给，至于拣阅差役，则巧为占破，甚不获已，则雇募逋逃以充名数，旋即遁去，无复实用。平居难于供亿，缓急无以应用。而奸人攘臂其间，坐费财赋。虽开收勘敛，法制滋详，而共利之人，一体傅会。望赐处分，先令当职官核见实数，保明申达转运司，期日委诸郡守贰点阅，仍关掌兵官司照会行下；不可勾押至州者，差官就阅，期以同日究见的实。稍涉欺罔，根治不赦。监司使者分郡覆实，具数申达于朝，以待差官分按，必行罪赏，使官无虚费，而军有实用，则纪律可明，国用可省。”诏送枢密院条画措置。七年二月，尚书省言：“开封府状：”乞应在京犯盗配降出外之人，复走入京投换者，许人告捕，科以逃亡捕获之罪，酌情增配。其官司及本营典首人员、曹级容庇收留，各杖一百；因致为盗者，依差使配军入京作过法，与犯人同罪。罪止徒二年，不以去官赦原减。及在京犯罪编管出外逃亡入京之人，虽有断罪增加地里条法，缘止是募告赏格太轻，是致往往复走入京。欲乞元犯杖罪赏钱十贯，徒罪二十贯，流罪三十贯，并以犯事人家财充。‘“从之。十二月，诏：“应诸路逃窜军人或已该赦恩出首避免，却归出戍去处再行逃窜之人，令于所在去处首身，并特与免罪，于一般军分安排，支破请给，发赴军前使唤。”靖康元年三月，诏：“随从行宫禁卫军兵等有逃亡者，并依法施行。”五月，臣僚言：“泗州顷遣勤王之师，管押者不善统制，类多遁归，既而畏法不敢出，本州遂开阁请受。在外无以给养，窃虑因聚为盗，恐他州亦多如此。乞敕应勤王兵有遁归已经赦宥者，并令首身。”从之。六月，诏：“应河东溃散诸路将佐，并仰逐路帅守发遣赴河东、河北制置司，以功赎过。”河北路制置司都统制王渊言：“被旨差充招集种师道等下溃散人马，应援太原，限满不首，即寄禁家属，许人收捕赴军前，重行处置。”从之。仍自指挥到日，限以十日。河北路制使刘韐奏：“近制置使种师中领军到于榆次，失利溃散，师中不知存在。奉旨，师中下应统制、将佐、使臣等，并与放罪。臣按：用兵失主将，统制、将佐并合行军法。军法行，则人以主将为重，缓急必须护救。若不行军法，缓急之际争先逃遁，视主将如路人，略不顾恤。近年以来，高永年陷殁，一行将佐及中军将、提辖等未尝罪以军法，继而刘法陷殁，今种师中又死王事。若两军相遇，势力不加，血战而败，或失主将，亦无可言。榆次之战，顷刻而溃，统制、将佐、使臣走者十已八九，军士中伤十无一二，独师中不出。若谓师中抚御少恩，纪律不严，而其受命即行，奋不顾身，初闻右军战却，即遣应援，比时诸将已无在者。至贼兵犯营，师中犹未肯上马。使师中有偷生之心，闻败即行，亦必得出。一时将佐若能戮力相救，或可破敌。今一军才却，诸将不有主帅，相继而遁。其初犹有惧色，既闻放罪，遂皆释然。朝廷以太原之围未解，未欲穷治。今师旅方兴，深恐无所惩艾，遇敌必不用命。欲乞指挥，应种师中下统制、将佐并依圣旨处分，仍令军前自效。如能用命立功。与免前罪；今后非立战功，虽该恩赦不得叙复。仍乞优诏褒赠师中，以为忠义之劝。”诏：“种师中下统制、将佐并降五官，仍开具职位、姓名申尚书省，余依刘韐所奏。”八月，河北、河东路宣抚司奏：“近据都统制王渊捉获溃败使臣，已管押赴宣抚副使刘韐军前交割，依军法施行外，访闻尚有未曾出首将佐、使臣。”诏：“限今指挥到日更与展限十日，许令于所在州军出首，仍依元降指挥免罪，特与支破递马驿券，疾速发赴军前自效，候立功日优加推赏。如再限满日更不首身，当取见职名重赏购捕，定行军法。仍多出榜示谕。”二年四月，诏：“访闻诸处溃散军人啸聚作过，将百姓强刺充军，驱虏随行使唤，遇敌使前，害枉良民。其令有司榜谕：被虏强刺之人许以自陈，给据各令归业。愿充军者，随等杖刺填禁、厢军，依条支给例物。”又诏：“昨逃亡班直、诸军，虽已降指挥抚谕，并与免罪，发归元处。其管押兵官未有指挥，可候指挥到，许于所在官司自陈，亦与免罪。”建炎初，招募多西北之人，其后令诸路州、军、砦或三衙招募，或选刺三衙军中子弟，或从诸郡选刺中军子弟解发。复诏沧、滨及江、淮沿流州军，募善没水经时伏藏者，以五千为额。神武右军统制张俊言：“牙军多招集乌合之众，拟上等改刺胜捷，次等刺振华、振武，庶得部分归一训练为便。”诏两浙、江东，除江阴军，各募水军二百人。绍兴元年，广东帅臣言：“本路将兵元五千二百，见千三百十九。今拟将官驻扎诸军洎本路州军，以十分为率，各招其半。”二年，累降令行在诸军，毋互相招收，及将别军人拘执，违者行军法。四年，诏：“所招河北人充河北振武，余人刺陕西振华指挥。沿江招置水军，备战舰，募东南谙水者充，每指挥以五百为额。”十年，诏三京路招抚处置使司招效用军兵万人，内招使臣二千员。十五年，福建安抚莫将言：“汀、漳、泉、建四州，与广东、江西接壤。比年寇盗剽劫居民，土豪备私钱集社户，防捍有劳，有司不为上闻推恩，破家无所依归，势必从贼。官军不习山险，且瘴疠侵加，不能穷追，管属良民悉转为盗。请委四州守臣，募此游手无归勇健之人，各收千人，仍以效用为名，足可备用，实永久利。”诏令张渊同措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