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景祐初畿内饥，诏出常平粟贷中下户，户一斛。庆历中，发京西常平粟振贫民，而聚敛者或增旧价籴粟，欲以市恩；皇祐三年，诏诫之。淮南、两浙体量安抚陈升之等言：“灾伤州军乞籴常平仓粟，令于元价上量添十文、十五文，殊非恤民之意。”乃诏止于元籴价出粜。五年，诏曰：“比者湖北岁俭，发常平以济饥者，如闻司农寺复督取，岂朝廷振恤意哉？其悉除之。”明道二年，诏议复义仓，不果。景祐中，集贤校理王琪请复置：“令五等已上户，随夏秋二税，二斗别输一升，水旱减税则免输。州县择便地置仓贮之，领于转运使。计以一中郡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可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则利博矣。明道中，饥歉，国家欲尽贷饥民则军食不足，故民有流转之患。是时，兼并之家出粟数千石则补吏，是岂以官爵为轻欤？特爱民济物，不获已为之尔。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广，则义仓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狭，则义仓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济，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济，中下之民实先受其赐矣。”事下有司会议，议者异同而止。庆历初，琪复上其议，仁宗纳之，命天下立义仓，诏上三等户输粟，已而复罢。其后贾黯又言：“今天下无事，年谷丰熟，民人安乐，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则流离死亡，捐弃道路，发仓廪振之则粮不给，课粟富人则力不赡，转输千里则不及事，移民就粟则远近交困。朝廷之臣，郡县之吏，仓卒不知所出，则民饥而死者过半矣。愿放隋制立民社义仓，诏天下州军遇年谷丰登，立法劝课蓄积，以备凶灾。此所谓‘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者也，况取之以为民耶？”下其说诸路以度可否，以为可行才四路，余或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或谓恐招盗贼，或谓已有常平足以振给，或谓置仓烦扰。于是黯复上奏曰：“臣尝判尚书刑部，见天下岁断死刑多至四千余人，其间盗贼率十六七，盖愚民迫于饥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请复民社义仓，以备凶岁。今诸路所陈，类皆妄议。若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则义仓之意，乃教民储积以备水旱，官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乐输。若谓恐招盗贼，盗贼利在轻货，不在粟麦，今乡村富室有贮粟数万石者，不闻有劫掠之虞。且盗贼之起，本由贫困。臣建此议，欲使民有贮积，虽遇水旱，不忧乏食，则人人自爱而重犯法，此正消除盗贼之原也。若谓有常平足以振给，则常平之设，盖以准平谷价，使无甚贵甚贱之伤。或遇凶饥，发以振救，既已失其本意，而费又出公帑，今国用颇乏，所蓄不厚。近岁非无常平，小有水旱，辄流离饿莩，起为盗贼，则是常平果不足仰以振给也。若谓置仓廪，敛材木，恐有烦扰，则今州县修治邮传驿舍，皆敛于民，岂于义仓独畏烦扰？人情可与乐成，不可与谋始，愿自朝廷断而行之。”然当时牵于众论，终不果行。嘉祐二年，诏天下置广惠仓。初，天下没入户绝田，官自鬻之。枢密使韩琦请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别为仓贮之，以给州县郭内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领以提点刑狱，岁终具出内之数上之三司。户不满万，留田租千石，万户倍之，户二万留三千石，三万留四千石，四万留五千石，五万留六千石，七万留八千石，十万留万石。田有余，则鬻如旧。四年，诏改隶司农寺，州选官二人主出纳，岁十月遣官验视，应受米者书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余乃及诸县，量大小均给之。其大略如此。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万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石。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仓转移法。”诏可。既而条例司又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访问民间多愿支贷，乞遍下诸路转运司施行，当议置提举官。”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诏诸路各置提举官二员，以朝官为之，管当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初，神宗既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安石为帝言天下财利所当开辟敛散者，帝然其说，遂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安石因请以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箱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自是专一讲求立为新制，欲行青苗之法。苏辙自大名推官上书，召对，亦除条例司检详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言，汉常平法耳，公诚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于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至是，请施行之河北，于是安石决意行之，而常平、广惠仓之法遂变而为青苗矣。苏辙以议不合罢。而诸路提举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务以多散为功。富民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品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一等户给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犹给一千，民间喧然不以为便。广廉入奏谓民皆欢呼感德，然言不便者甚众。右正言李常、孙觉乞诏有司毋以强民。时提举府界常平事侯叔献屡督提点府界县镇吕景散钱，景以畿县各有屯兵，岁入课利仅能赡给；又民户尝贷粮五十余万石，尚悉以闻；今条例司又以买陕西盐钞钱五十万缗为青苗钱给散，恐民力不堪。诏送条例司，召提举司官至中书戒谕之。王安石言：“若此，诸路必顾望，不敢推行新法，第令条例司指挥。”从之。三年，判大名府韩琦言：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所立条约，乃自乡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借，坊郭户有物业胜质当者亦依乡户例支借。且乡村上等户并坊郭有物业者，乃从来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钱，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绝相违戾。又条约虽禁抑勒，然须得上户为甲头以任之，民愚不虑久远，请时甚易，纳时甚难。故自制下以来，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均陪之患。去岁河朔丰稔，米斗不过七八十钱，若乘时多敛，俟贵而粜，不唯合古制，无失陷，兼民被实惠，亦足收其羡赢。今诸仓方籴而提举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籴本尽为青苗钱，则三分之息可为己功，岂暇更恤斯民久远之患？若谓陕西尝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储有阙，适自冬及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定见成熟，行于一时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为每岁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兼初诏且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试行，俟有绪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尽于诸路置使，非陛下忧民、祖宗惠下之意。乞尽罢提举官，第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帝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贫弱，置官理财，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与安石论难久之而罢。帝终以琦说为疑，安石遂称疾不出。帝谕执政罢青苗法，公亮、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自罢之，连日不决。帝更以为疑，因令吕惠卿谕旨起安石，安石入谢。既视事，志气愈悍，面责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坚。诏以琦奏付制置条例司，条例司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琦复上疏曰：“制置司多删去臣元奏要语，唯举大概，用偏辞曲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上以欺罔圣听，下以愚弄天下。臣窃以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无剥民取利之理，但汉儒解释或有异同。《周礼》”园廛二十而税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郑康成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万钱者出息五百。“贾公彦广其说，谓：”如此则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万钱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出息二千。“如此，则须漆林之户取贷，方出息二千五百，当时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岁令出息四千。《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过《周礼》一倍，制置司言比《同礼》取息已不为多，是欺罔圣听，且谓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异宜，《周礼》所载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谓泉府一职今可施行，则制置司何独举注疏贷钱取息一事，以诋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时贷以治产业者，但计所赢受息，无过岁什一。”公彦疏云：“莽时虽计本多少为定，及其催科，唯所赢多少。假令万钱岁赢万钱催一千，赢五千催五百，余皆据利催什一。”若赢钱更少，则纳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为宽少。而王莽之外，上自两汉，下及有唐，更不闻有贷钱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尧、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圣政，而贷钱取利更过莽时，此天下不得不指以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况今天下田税已重，固非《周礼》什一之法，更有农具、牛皮、盐曲、奚钱之类，凡十余目，谓之杂钱。每夏秋起纳，官中更以绸绢斛斗低估，令民以此杂钱折纳。又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买、和买绸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皆《周礼》田税什一之外加敛之物，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又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污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恸哭也！制置司又谓常平旧法亦粜与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户未尝零籴常平仓斛斗，此盖欲多借钱与坊郭有业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称《周礼》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唯陛下详之。“枢密使文彦博亦数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彦博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阴结入内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震，帝因使二人潜察府界俵钱事，还言民皆情愿，无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群臣进读迩英毕，帝问：“朝廷每更一事，举朝汹汹，何也？”司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吕惠卿曰：“青苗法愿则取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陕西行之久，民不以为病。”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许之乎！”及拜官枢密副使，光上章力辞至六七，曰：“帝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竟出知永兴军。当是时，争青苗钱者甚众，翰林学士范镇言：“陛下初诏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议纷纭，皆云自古未有天子开课场者。民虽至愚，不可不畏。”后以言不行致仕。台谏官吕公著、孙觉、李常、张戬、程颢等皆以论青苗罢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欧阳修继韩琦论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镇。知陈留县姜潜之官才数月，青苗令下，潜即榜于县门，又移之乡村，各三日无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府、寺疑潜壅令，使其属按验，无违令者。潜知不免，即移疾去。知山阴县陈舜俞不肯奉行，移状自劾曰：“方今小民匮乏，愿贷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见饴蜜，孰不染指争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积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乡党，父兄诲其子弟，未尝不以贷贳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举，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举也。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敛亦在当月，百姓得钱便出息输纳，实无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钱，终身以及世世一岁尝两输息钱，乃别为一赋以弊生民也。”坐谪南康军盐酒税。陕西转运副使陈绎止环、庆等六州毋散青苗钱，且留常平仓物以备用，条例司劾其罪，诏释之。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罢归中书，以常平新法付司农寺，命集贤校理吕惠卿同判寺，兼领田役水利。七年，帝患俵常平官吏多违法，王安石请县专置一主簿，主给纳役钱及常平，不过五百员，费钱三十万贯耳。从之。帝以久旱为忧，翰林学士承旨韩维言：“畿县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旱灾之际，重罹此苦。”帝颇感悟。太皇太后亦尝为帝言：“闻民间甚苦青田、助役钱，盍罢之！”会百姓流离，帝忧见颜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四月，出知江宁府。然安石荐韩绛代相，仍以吕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既而诏诸路常平钱谷常留一半外，方得给散。两经倚阁常平钱人力，不得支借。民间非时阙乏，许以物产为抵，依常平限输纳。当输钱而愿输谷若金帛者，官立中价示民。物不尽其钱，足以钱；钱不尽其物者，还其余直。又听民以金帛易谷，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六年，户部言：“准诏诸路常平可酌三年敛散中数，取一年为格，岁终较其增亏。今以钱银谷帛贯、石、匹、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丰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敛增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二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敛亏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诏三年四年散多敛少及散敛俱少之处，户部下提举司具析以闻。十年，诏开封府界先自丰稔畿县立义仓法。明年，提点府界诸县镇公事蔡承禧言：“义仓之法，以二石而输一斗，至为轻矣。乞今年夏税之始，悉令举行。”诏可，仍以义仓隶提举司。京东西、淮南、河东、陕西路义仓以今年秋料为始，民输税不及斗免输，颁其法于川峡四路。元丰二年，诏威、茂、黎三州罢行义仓法，以夷夏杂居，岁赋不多故也。八年，并罢诸路义仓。元祐元年，诏：“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钱物，委提点刑狱交管，依旧常平仓法行之。罢各县专置主簿。”四月，再立常平钱谷给敛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为额，民间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伴纳者止出息一分。左司谏王岩叟、监察御史上官均、右正言王觌、右司谏苏辙、御史中丞刘挚交章论复行青苗之非。八月，司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并取情愿。后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或举县追呼，或排门抄扎；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长，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今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罢提举官，不复立额考校，访闻人情安便。欲下诸路提点刑狱，申严州县抑配之禁。”诏从之。中书舍人苏轼不书录黄，奏曰：“熙宁之法，未尝不禁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为出，虽贫亦足，若令分外得钱，则费用自广。况子弟欺谩父兄，人户冒名诈请，似此本非抑配。臣谓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无异。今许人愿请，未免设法罔民，使快一时非理之用，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今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于是王岩叟、苏辙、朱光庭、王觌等复言：“臣等屡有封事，乞罢青苗，皆不蒙付外。愿尽付三省，公议得失。”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散青苗钱，四月之诏，盖纯仁意也。时司马光以疾在告，已而台谏皆言其非，不报。光寻奏乞约束州县抑配，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对。寻诏：“常平钱谷，止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籴粜，青苗钱更不支俵.除旧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钱验见欠多少，分料次随二税输纳。”绍圣元年，诏除广南东、西路外，并复置义仓，自来岁始，放税二分已上免输，所贮专充振济，辄移用者论如法。二年，户部尚书蔡京首言：“承诏措置财利，乞检会熙、丰青苗条约，参酌增损，立为定制。”淮南转运司副使庄公岳谓：“自元祐罢提举官后，钱谷为他司侵借，所存无几。欲乞追还给散，随夏秋税偿纳，勿立定额，自无抑民失财之患。”奉议郎郑仅、朝奉郎郭时亮、承议郎许几董遵等皆言：“青苗最为便民，愿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诏并送详定重修敕令所。三年，旧欠常平钱谷人户，仍许请给。宣和五年，令州县岁散常平钱谷毕，即揭示请人名数，逾月敛之，庶革伪冒之弊。先是，诸路灾伤，截拨上供年额米斛数多，致阙中都岁计，令京东、江南、两浙、荆湖路义仓谷各留三分，余并起发赴京，补还截拨之数。六年，诏罢之。高宗绍兴元年，并提举常平司于提刑司。明年，以臣僚言复常平官，讲补肋之政以广储蓄。九年，用宗正丞郑鬲言，以常平钱于民输赋未毕之时，悉数和籴。二十八年，以赵令詪请，粜州县义仓米之陈腐者。孝宗隆兴二年，遣司农少卿陈良弼点检浙东常平等仓。乾道六年，知衢州胡坚奏广籴常平。福建转运副使沈枢奏，水旱州郡请留转运司和籴米以续常平，上即为之施行。八年，户部侍郎杨倓奏：“义仓在法夏秋正税斗输五合，不及斗者免输，凡丰熟县九分以上即输一升。令诸路州县岁收苗米六百余万石，其合收义仓米数不少，间有灾伤，支给不多。访闻诸州军皆擅用，请稽之。”宁宗庆元元年，诏户部右曹专领义仓。十一年，臣僚言：“绍兴初，台臣尝请通一县之数，截留下户苗米，输之于县，别储以备振济，使穷民不至于艰食；惟负郭义仓，则就州输送。至于属县之义仓，则令、丞同主之，每岁终，令、丞合诸乡所入之数上之守、贰，守、贰合诸县所入之数上之提举常平，提举常平合一道之数上之朝廷，考其盈亏，以议殿最。”从之。宝庆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言：“郡县素无蓄积，缓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曩淮东总领岳珂任江东转运判官，以所积经常钱籴米五万石，桩留江东九郡，以时济、籴，诸郡皆蒙其利。其后史弥忠知饶州，赵彦悈知广德军，皆自积钱籴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监司、州郡苟能节用爱民，即有赢羡。若立之规绳，加以黜陟，所籴至万石者旌擢，其不收籴与扰民及不实者镌罚，庶几郡县趋事，蓄积岁增，实为经久之利。”有旨从之。景定元年九月，赦曰：“诸路已粜义米价钱，州郡以低价抑令上户补籴，正税逃阁，义米用亏，常平司责县道陪纳，县道遂敷吏贴、保正长、揽户等人均纳。自今视时收籴，见系吏贴等人陪纳之钱并与除放。”五年，监察御史程元岳奏：“随粳带义，法也。今粳糯带义之外，又有所谓外义焉者，绢、绸、豆也，岂有绢、绸、豆而可加之义乎？纵使违法加义，则绢加绢，绸加绸，豆加豆，犹可言也；州县一意椎剥，一切理苗而加一分之义，甚者赦恩已蠲二税，义米依旧追索。贫民下户所欠不过升合，星火追呼，费用不知几百倍。破家荡产，鬻妻子，怨嗟之声，有不忍闻。望严督监司，止许以粳带义，其余尽罢。其有循习病民者重其罚。”从之。咸淳二年，以诸路景定三年以前常平义仓米二百余万石，减时直粜之。志第一百三十 食货上五（役法上）役法 役出于民，州县皆有常数。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京百司补吏，须不碍役乃听。建隆中，诏文武官、内诸司、台省、寺监、诸军、诸使，不得占州县课役户，州县不得役道路居民为递夫。后又诏诸州职官不得私占役户供课。京西转运使程能请定诸州户为九等，著于籍，上四等量轻重给役，余五等免之，后有贫富，随时升降。诏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勿冒名以给役。自余众役，多调厢军。大中祥符五年，提点刑狱府界段惟几发中牟县夫二百修马监仓。群牧制置使代以厩卒，因下诏禁之。惟诏令有大兴作而后调丁夫。然役有轻重劳佚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伪滋生。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衙前将吏得免里正、户长；而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乾兴初，始立限田法，形势敢挟他户田者听人告，子所挟田三之一。时州县既广，徭役益众，太常博士范讽知广济军，因言：“军地方四十里，户口不及一县，而徭差与诸郡等，愿复为县。”转运司执不可，因诏裁捐役人。自是数下诏书，督州县长吏与转运使议蠲冗役，以宽民力。又令州县录丁产及所产役使，前期揭示，不实者民得自言。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景祐中，稍欲宽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孙役同编户；至是，诏特蠲之。民避役者，或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赵州至千余人，诏出家者须落发为僧，乃听免役。禁诸县非捕盗毋擅役壮丁。庆历中，令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裁捐役人，即给使不足，益以厢兵。既而诏诸路转运司条析州县差徭赋敛之数，委二府大臣裁减，科役不均，以乡村、坊郭户均差。时范仲淹执政，谓天下县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废河南诸县，欲以次及他州。当时以为非，未几悉复。王逵为荆湖转运使，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羡余，蒙诏奖。繇是他路竞为掊克以市恩。皇祐中，诏州县里正、押司、录事既代而令输钱免役者，论如违制律。又禁役乡户为长名衙前。初，知并州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每乡被差疏密，与赀力高下不均。假有一县甲乙二乡，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计赀为钱三百万，乙乡第一等户五户，计赀为钱五十万；番休递役，即甲乡十五年一周，乙乡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岂朝廷为民父母意乎？请罢里正衙前，命转运司以州军见役人数为额，令、佐视五等簿，通一县计之，籍皆在第一等，选赀最高者一户为乡户衙前，后差人放此。即甲县户少而役蕃，听差乙县户多石役简者。簿书未尽实，听换取他户。里正主督租赋，请以户长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议京畿、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转运司度利害，皆以为便。而知制诰韩绛、蔡襄极论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绛请行乡户五则之法，襄请以产钱多少定役重轻。至和中，命绛、襄与三司置司参定，继遣尚书都官员外郎吴几复趋江东，殿中丞蔡禀趋江西，与长吏、转运使议可否。因请行五则法，凡差乡户衙前，视赀产多寡置籍，分为五则，又第其役轻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当役十人，列第一等户百；第二等重役五，当役五人，列第二等户五十，以备十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长吏以下同按视之，转运使、提点刑狱察其违慢。遂更著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颁焉。自罢里正衙前，民稍休息。又诏诸路转运司、开封府界访衙前之役有重为害者条奏之；能件悉便利、大去劳弊者议赏。置宽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县力役多所裁损，凡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人。治平四年，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间因水旱，颇致流离，殆州郡差役之法甚烦，其诏中外臣庶条陈利害以闻。”先是，三司使韩绛言：“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田归官户不役之家，而役并于同等见存之户。望博访利害，集议裁定，使力役无偏重之寄。”役法更议始此。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言：“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故近年上户浸少，中下户浸多，役使频仍，生资不给，则转为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宜早定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后帝阅内藏库奏，有衙前越千里输金七钱，库吏邀乞，逾年不得还者。帝重伤之，乃诏制置条例司讲立役法。二年，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上户则便，下户实难。”辙以议不合罢。条例司言：“使民出钱雇役，即先王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愿以条目遣官分行天下，博尽众议。”于是条谕诸路曰：“衙前既用重难分数，凡买扑酒税坊场，旧以酬衙前者，从官自卖，以其钱同役钱随分数给之。其厢镇场务之类，旧酬奖衙前、不可令民买占者，即用旧定分数为投名衙前酬奖。如部水陆运及领仓驿、场务、公使库之类，其旧烦扰且使陪备者，今当省使毋费。承符、散从官等旧若重役偿欠者，今当改法除弊，庶使无困。凡有产业物力而旧无役者，今当出钱以助役。”久之，司农寺言：“今立役条，所宽优者，皆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经制一定，则衙司县吏无以施诛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两州为始，候其成就，即令诸州军仿视施行，若实便百姓，当特奖之。”诏可。于是提点府界公事赵子几奏上府界所在条目，下之司农，诏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之。绾、布言：“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下分为五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析居者随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皆用其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缗。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阁，他县仿此。”然输钱计等高下，而户等著籍，昔缘巧避失实。乃诏责郡县，坊郭三年，乡村五年，农隙集众，稽其物产，考其贫富，察其诈伪，为之升降；若故为高下者，以违制论。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产为抵；弓手试武艺，典吏试书计；以三年或二年乃更。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无异辞，著为令。令下，募者执役，被差者得散去。开封一府罢衙前八百三十人，畿县乡役数千，遂颁其法于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轻不一，民贫富不等，从所便为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阁，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三年，命集贤校理吕惠卿同判司农寺，已而林旦、曾布相继典主其事。四年，罢许州衙前干公使库，以军校主之，月给食钱三千。后行于诸路，人皆便之。两浙提点刑狱王庭光、提举常平张靓率民助役钱至七十万。薛向为帝言，帝问王安石，安石曰：“提举官据数取之，朝廷以恩惠科减，于体为顺。”御史中丞杨绘亦言：“靓等科配民输钱，多者一户至三百千，乞少裁损，以安民心。”五月，东明县民数百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以相府不知；诉之御史台，台不受诉，谕令散去。杨绘又言：“司农寺不用旧则，自据户数创立助役钱等第，下县令著之籍，如酸枣县升户等皆失实。”帝乃命提点司究所从升降，仍严升降之法，畿民不愿输钱免役，县按所当供役岁月，如期役之，与免输钱。先是，帝既知东明事，及闻绘言，两降手敕问王安石曰：“酸枣既有自下户升入上户，则四等有免输役钱之名，而无其实。”安石力言尝取诸县新旧籍对覆升降，闻外间扇摇役法者，谓输多必有赢余，若群诉必可免，彼既聚众侥幸，苟受其诉，与免输钱，当仍役之。帝乃尽用其言。中书孙迪、张景温体量不愿出钱之民，欲困以重役，杨绘复论之。而监察御史刘挚谓：“昨者团结保甲，民方惊扰，又作法使人均出缗钱，非时升降户等，期会急迫，人情惶骇。”因陈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故旧法上户之役类皆数而重，下户之役率常简而轻；今不问上下户，概视物力以差出钱，故上户以为幸，而下户苦之。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钱岁不可阙，则是赋税有时减阁，而助钱更无蠲损也。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伪之人，则帑庾、场务、纲运不惟不能典干，窃恐不胜其盗用而冒法者众；至于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史之类，恐遇寇则有纵逸，因事辄为搔扰也。司农新法，衙前不差乡户，其旧尝愿为长名者，听仍其旧，却用官自召卖酒税坊场并州县坊郭人户助役钱数，酬其重难，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户，缓急科率，郡县赖之，难更使之均出助钱。乞诏有司，若坊场钱可足衙前雇直，则详究条目，徐行而观之。”帝因安石进呈役钱文字，谓之曰：“民供税敛已重，坊郭及官户等不须减，税户升等事更与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当断以义，岂须规规恤浅近之人议论耶？”于是提点赵子几怒知东明县贾蕃不能禁遏县民来讼，杂摭他事致蕃于理。又使子几自鞫之。杨绘谓是希安石意指，而致县令于罪也。即疏辨之曰：“子几若劾蕃五月十日前事，臣固无言；若所劾后乎此日，是以威胁令佐使民不得赴诉，得为便乎？”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难行有五。请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顷者，亦有户才三顷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顷而较三顷，则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齐无异；况如官户，则除耆长外皆应无役，今例使均出雇钱，则百顷所输必三十倍于三顷者，而又永无决射之讼，此其利也。然难行之说亦有五：民惟种田，而责其输钱，钱非田之所出，一也。近边州军，就募者非土著，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后著为定制，仍先戒农寺无欲速就以祈恩赏，提举司无得多取于民以自为功，如此则谁复妄议。”刘挚亦言：“赵子几以他事捃摭贾蕃为过，且变更役法，意欲便民，民苟以为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今因畿民有诉，而刻薄之人，反怒县官不能禁遏。臣恐四远人情，必疑朝廷欲钳天下之口，而职在主民者，必皆视蕃为戒，则天下休戚，陛下何由知之？子几挟情之罪，伏请付吏部施行。”于是同判司农寺曾布摭绘、挚所言而条奏辨诘之，其略曰：畿内上等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比旧受役时，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言者谓优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敛之谤，臣所未喻也。提举司以诸县等第不实，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开封府、司农寺方奏议时，盖不知已尝增减旧数。然旧敕每三年一造簿书，等第尝有升降，则今品量增减亦未为非；又况方晓谕民户，苟有未便，皆与厘正，则凡所增减，实未尝行。言者则以谓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敛雇钱，升补上等以足配钱之数。至于祥符等县，以上等人户数多减充下等，乃独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谕也。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主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谓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谓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烧仓库，或守把城门，则恐潜通外境，此臣所未谕也。免役或输见钱，或纳斛斗，皆从民便，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则谓直使输钱，则丝帛粟麦必贱；若用他物准直为钱，则又退拣乞索，且为民害。如此则当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谕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为，虽凶荒饥馑，未尝罢役；今役钱必欲稍有余羡，乃所以为凶年蠲减之备，其余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言者则以谓助钱非如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此臣所未谕也。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所输缗钱七十万尔；而畿内户十六万，率缗钱亦十六万。是两浙所输才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余亦自无几。言者则以谓吏缘法意，广收大计，如两浙欲以羡钱徼幸，司农欲以出剩为功，此臣所未谕也。贾蕃为令，不受民诉，使趋京师喧哗，其意必有谓也。诚令用心无他，亦可谓不职矣。蕃之不职不法，其状甚众，皆赵子几所不得不问；御史之言，欲舍蕃而治子几，是不顾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莫如蕃与御史也。于是下其疏于绘、挚，使各言状。绘录前后四奏以自辨。挚言：“助役敛钱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于内，有大臣亲党为监司、提举官而行之于诸路，其势顺易矣；然旷日弥年，终未有定论，为不顺乎民心而已。陛下以司农为是耶，则事尽前奏，可以覆视；以臣言为非耶，则贬黜而已。虽复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而风宪之官，岂当与有司较是非胜负耶？”诏绘知郑州；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遣察访使遍行诸路，促成役书，改助役为免役，不愿就募而强之者论如律。初，诏监司各定所部助役钱数，利路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判官鲜于侁曰：“利路民贫，二十万足矣。”议不合，遂各为奏。帝是侁议。侍御史邓绾言利路役岁须缗钱九万余，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万有奇，提点刑狱周约亦占名无异辞。诏责瑜、约，而擢侁为副使。诸路役书既上之司农，乃颁募役法于天下，用免役钱禄内外胥吏，有禄而赃者，用仓法重其坐。初，京师赋吏禄，岁仅四千缗。至八年，计缗钱三十八万有奇，京师吏旧有禄及外路吏禄又不在是焉。时知长葛县乐京称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询其故，不答，遂罢。京西使者召知湖阳县刘蒙会议，蒙不肯议，退而条上利害，即投劾去。而权江西提刑提举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钱帛纲趋京，不差乡户衙前，而费减十五六。赐诏奖谕，仍落权为真。免役剩钱，诏州县用常平法给散休息，添给吏人餐钱，仍立为法。京东免役钱以秋料起催，若雇直多少、役使重轻有未究者，命监司详具来上，仍须熙宁七年乃行。永兴、秦凤比之他路，民贫役重，诏提举司并省冗役，次第蠲减，当留二分宽剩，以为水旱阁放之备。七年，诏：“役钱千别纳头子五钱，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辇运之类，皆许取以供费；不给，以情轻赎铜钱足之。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给田募人为之。凡逃、绝、监牧之田籍于转运司者，不许射买请佃。提刑司以其田给应募者，而核其所直，准一年雇役为钱几何，而归其直于转运司。”衢州西安县用缗钱十二万买田，始足募一县之役。司农寺言，不独两浙如此，他路宜亦如之。费多难赡，乃欲改法。遂诏自今用宽剩钱买募役田，须先参会余钱可以枝梧灾伤，方许给买。若田价翔贵之地，则已之。时免役出钱或未均，参知政事吕惠卿及其弟曲阳县尉和卿皆请行手实法。其法：官为定立田产中价，使民各以田亩多少高下，随价自占；仍并屋宅分有无蕃息立等，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买田谷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以三分之一充赏。将造簿，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明书其数，示众两月，使悉知之。诏从其请。司农寺乞废户长、坊正，令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为甲头，督输税赋苗役，一税一替。其后，诸路皆言甲头催税未便，遂诏耆户长、壮丁仍旧募充，其保正、甲头、承帖法并罢。王安石言给田募役，有害十余。八年，罢给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旧，阙者弗补。官户输役钱免其半，所免虽多，各无过二十千。两县以上有物产者通计之，两州两县以上有物产者随所输钱，等第不及者从一多处并之。初，手实法行，言者多论其长告讦，增烦扰。至是，惠卿罢政，御史中丞邓绾言其法不便，罢之，委司农寺再详定以闻。九年，以荆湖两路敷役钱太重，较一岁入出，宽剩钱数多，诏权减二年。寻诏自今宽剩役钱及买扑坊场钱，更不以给役人，岁具羡数上之司农，余物凡籍之常平司者，常留一半。侍御史周尹言：“募役钱数外留宽剩一分，闻州县希提举司风旨，广敷民钱，省役额，损雇直，而民间输数一切如旧，宽剩数多。募直轻而仓法重，役人多不愿就募。天下皆谓朝廷设法聚敛，不无疑怨。乞募耆长、户长及役人不可过减者悉复旧额，约募钱足用，其宽剩止留二分。”是岁，诸路上司农寺岁收免役钱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石、匹、两：金银钱斛匹帛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二贯、石、匹、两，丝绵二百一两；支金银钱斛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两、贯、石、匹；应在银钱斛匹帛二百六十九万三千二十贯、匹、石、两，见在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贯、石、匹、两。十年，知彭州吕陶奏：“朝廷欲宽力役，立法召募，初无过敛民财之意，有司奉行过当，增添科出，谓之宽剩。自熙宁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县，已有宽剩钱四万八千七百余贯，今岁又须科纳一万余贯。以成都一路计之，无虑五六十万，推之天下，见今约有六七百万贯宽剩在官。岁岁如此，泉币绝乏，货法不通，商旅农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钱外有此宽剩数目，乞契勘见今约支几岁不至阙乏，霈发德音，特免数年；或逐年限定，不得过十分之一。所贵民不重困。”不报。王安石去位，吴充为相，沈括献议莫若稍变役法，杂以差徭为便。御史知杂蔡确言括反覆，贬括知宣州。役钱立额，浙东多以田税钱数为则，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诏令通物力、税钱互纽为数，从便输纳。淮东路估定物产，如其实直，以均敷取。初，许两浙坊郭户家产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毋输役钱，已而乡户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输。元丰二年，提举司言坊郭户免输法太优，乃诏如乡户法裁定所敷钱数。提举广西常平刘谊言：“广西一路户口二十万，而民出役钱至十九万缗，先用税钱敷出；税数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复算于身丁。夫广西之民，身之有丁，既税以钱，又算以米，是一身而输二税，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钱，甚可悯也。至于广东西监司、提举司吏一月之给，上同令录，下倍摄官，乞裁损其数，则两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宽。”遂诏吏辈月给钱递减二千，岁遂减役钱一千二百余缗。三年，司农寺丞吴雍言：“议定淮、浙役书，减冗占千三百余人，裁省缗钱近二十九万，会定岁用，宽剩钱一百四万余缗，诸路役书多若此类。乞先自近京三两路修定，下之诸路。”从之。七年，天下免役缗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场务钱五百五万九千，谷帛石匹九十七万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钱较熙宁所入多三之一。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间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远者尤甚，特创免役。虽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亩，实解前日困弊。故群议杂起，意不为变。顾其间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为额，而展敷二分以备吏禄、水旱之用。群臣每以为言，屡疑屡诘，而安石持之益坚。此其为法既不究终防弊，而聚敛小人又乘此增取，帝虽数诏禁戒，而不能尽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岁入比前增广，则安石不能将顺德意，其流弊已见矣。哲宗立，宣仁后垂帘同听政，门下侍郎司马光言：“按因差役破产者，惟乡户衙前。盖山野愚戆之人，不能干事，或因水火损败官物，或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备偿不足，有破产者。至于长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经重难，别得优轻场务酬奖，往往致富，何破产之有？又曰曏者役人皆上等户为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使之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自行免役法以来，富室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监司、守令之不仁者，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羡余，或一县至数万贯，以冀恩赏。又青苗、免役，赋敛多责见钱。钱非私家所铸，要须贸易，丰岁追限，尚失半价，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卖田不售，遂致杀牛卖肉，伐桑鬻薪，来年生计，不暇复顾，此农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为宜悉罢免役钱，诸色役人，并如旧制定差，见雇役人皆罢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长名，召募不足，然后差乡村人户，每经历重难差遣，依旧以优轻场务充酬奖。所有见在役钱，拨充州县常平本钱，以户口为率，存三年之蓄，有余则归转运司。凡免役之法，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及今耳目相接，犹可复旧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复差役矣。“于是始诏修定役书，凡役钱，惟元定额及额外宽剩二分已下许著为准，余并除之。若宽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旧则。寻诏耆户长、壮丁皆仍旧募人供役，保正、甲头、承帖人并罢。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挚言：“率户赋钱，有从来不预差役而概被敛取者，有一户而输数百以至千缗者。昔惟衙前一役，有至破产者尔。今天下坊场，官收而官卖之，岁计缗钱无虑数百万，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则役之重者已无所事于农民矣。外惟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之类，无大劳费，宜并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监察御史王岩叟请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十家出力为助，明年易十户，复如之，则大役无偏重之弊；其于百色无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资陪，悉用熙宁新法禁之，虽不助犹可为也。殿中侍御史刘次庄言：“近制许雇耆户长须三等已上户。不知三等已上户不愿受雇，既无愿者，则郡县必阳循雇名，阴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为便。”户部言：“诏凡耆户长、壮丁并募人供役，窃虑户长雇钱数少，无应募者。兼四等以下户旧不敷役钱，惟输差壮丁，今悉雇募，用钱额广，提举司必从人户增敷。盖旧法役不尽雇，亦有轮差轮募之处，欲且如本法。”中书舍人苏轼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有司奉行过当，行之几十六七年，积而不用，至三千余万贯石。熙宁中，行给田募役法，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因列其五利。王岩叟言：“苏轼乞买田募役，其五利难信，而有十弊。”大指谓：“官市民田，虑不当价；民受田就募，既非永业，则卤莽其耕，又将转而他之。”而其六弊特详，曰：“弓箭手虽名应募，实与家居农民无异，虽或番上及缓急不免点集，实不废田业，非如州县色役长在官寺，则弓箭手之扰可知矣。然犹闻阙额常难补招，已就招者又时时窜去，引以为比，不切事情。”其七弊曰：“户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必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须二等以上方得供弓手，三等以上方得供散从官以下色役，乃是用给田募役之名，行揭簿定差之实。既云百姓乐于应募，何以户降四等必须上二等户保任？任之而逃，则勒保者就供田役，此岂得云乐应也耶？”上官均亦陈五不可行，轼议遂格。司马光复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户旧充役，固有陪备，而得番休，今出钱比旧费特多，年年无休息。下户元不充役，今例使出钱。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应募，无顾藉，受赇，侵陷官物。又农民出钱难于出力，若遇凶年，则卖庄田、牛具、桑柘，以钱纳官。提举常平仓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尽罢天下免役钱，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愿身自供役，许择可任者雇代，有逋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固有因而破产者，为此始作助役法。自后色色优假，禁止陪备，别募命官将校部押远纲，遂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若今衙前仍行差法，陪备既少，当不至破家。若犹矜其力难独任，即乞如旧法，于官户、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产月收僦直可及十五千、庄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并随贫富以差出助役钱，自余物产，约此为准。每州桩收，候有重难役使，即以支给。尚虑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齐同。乞许监司、守令审其可否，可则亟行，如未究尽，县许五日具措画上之州，州一月上转运司，转运司季以闻。朝廷委执政审定，随一路一州各为之敕，务要曲尽。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户习于优利，一旦变更，不能不怀异同。又差役复行，州县不能不有小扰，提举官专以多敛役钱为功，必竞言免役钱不可罢。当此之际，愿弗以人言轻坏良法。“知枢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尽者驳奏之。尚书左丞吕公著言惇专欲求胜，不顾命令大体，望选差近臣详定。右正言王觌奏：“光议初上，惇尝同奏，待既施行，方列光短，其实小人，不当置腹心地。”于是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给事中范纯仁等专切详定以闻。王觌又言：“近制改募为差，用旧法人数为则，而熙宁元年以后，募数屡经裁减，则旧数不可复用，请悉准见额定差。”先是，差法既复，知开封府蔡京如敕五日内尽用开封、祥符两县旧役人数，差一千余人以足旧额。右司谏苏辙言：“开封府亟用旧额尽差，如坛子之类，近例率用剩员，今悉改差民户，故为烦扰以摇成法，乞正其罪。”司马光之始议差役，中书舍人范百禄言于光曰：“熙宁免役法行，百禄为咸平县，开封罢遣衙前数百人，民皆欣幸。其后有司求羡余，务刻剥，乃以法为病。今第减助免钱额以宽民力可也。”光虽不从，及议州县吏因差役受赇从重法加等配流，百禄押刑房，固执不可曰：“乡民因徭为吏，今日执事而受赇，明日罢役，复以财遗人，若尽以重法绳之，将见黥面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几为民害。”遂已之。苏辙又言：“差役复行，应议者有五：其一曰旧差乡户为衙前，破败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为苦者，农家岁出役钱为难，及许人添刬见卖坊场，遂有输纳京给者尔。向使止用官卖坊场课入以雇衙前，自可足办，而他色役人止如旧法，则为利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乡差税户可托。然行之十余年，投雇者亦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差衙前之害。今略计天下坊场钱，一岁可得四百二十余万贯，若立定中价，不许添刬，三分减一，尚有二百八十余万贯。而衙前支费及召募非泛纲运，一岁共不过一百五十余万缗，则是坊场之直，自可了辨衙前百费，何用更差乡户？今制尽复差役，知衙前若无陪备，故以乡户为之；至于坊场，元无明降处分，不知官自出卖耶，抑仍用以酬奖衙前也？若仍用以酬奖，即召募部纲以何钱应用？若不与之钱，即旧名重难，乡户衙前仍前自备，为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户旧苦科配，新法令与乡户并出役钱，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钱大重，未为经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户、寺观、单丁、女户，酌今役钱减定中数，与坊场钱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纲运外，却令桩备募雇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见今在役人数定差，熙宁未减定前，其数实冗，不可遵用。其四，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迎送，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阙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县胥吏并量支雇钱募充，仍罢重法，亦许以坊场、坊郭钱为用；不足用，方差乡户，乡户所出雇钱，不得过官雇本数。“诏送看详役法所详定，择其要者先奏以行。于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其余役人，惟该募者得募，余悉定差。遂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钱即免输。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凡熙、丰尝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备圆融之类，悉申行之，耆壮依保正长法。坊场河渡钱、量添酒钱之类，名色不一，惟于法许用者支用外，并桩备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应缘役事之用。如一州钱不供用，许移别州钱用之，一路不足，许从户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余，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减募增置。衙前最为重役，若已招募足额，上一等户有虚闲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乡差役人，在职官如敢抑令别雇承符、散从承代其役者，转运司劾奏重责。时提举常平司已罢置，凡役事改隶提刑司。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天下版籍不齐，或以税钱贯百，或以田地顷亩，或以家之积财，或以田之受种。虽皆别为五等，然有税赋钱一贯、占田一顷、积财千缗、受种十石而入之一等。一等之上，无等可加，遂至税缗、田顷、积财、受种十倍于此，亦不过同在一等。凭此差役，必不均平。虽无今日纳钱之劳，反有昔时偏颇陪费之害。莫若裁量新旧，著为条约：如税钱一贯为第一等，合于本等中差一役，税钱两倍于一役者并差二役，又倍即差三役；虽税钱更多，不过三役，并听雇人。或本县户多役少，则上户之役不须并差，但可次叙休役年月远近而均其劳逸。假令甲充役后可闲五年，乙税钱两倍于甲，可闲三年，丙又倍于乙，可闲一年。以其田土顷亩之类为等并其余同等多少不侔者，并仿此。又成、梓两路差役，旧专以户税为差等，熙宁初，别定坊郭户营运钱以助免役。乃在税产之外，州县抑认成额，至今不减，至有停闲居业移避乡村，犹不得免。今方议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废，然须参究虚实，别行排定，以宽民力。”并送详定所。苏辙又言：“雇募衙前改为招募，既非明以钱雇，必无肯就招者，势须差拨，不知岁收坊场、河渡缗钱四百二十余万，欲于何地用之？熙宁以前，诸路衙前多雇长名当役，如西川全是长名，淮南、两浙长名太半以上，余路亦不减半。今坊场官既自卖，必无愿充长名，则衙前并是乡户。虽号招募，而上户利于免役，方肯占名，与差无异。上户既免衙前重役，则凡役皆当均及以次人户，如此则下户充役，多如熙宁前矣。”宋史第十九卷志第一百三十一 食货上六（役法下 振恤）役法中书舍人苏轼在详定役法所，极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司马光不然之，光言：“差役已行，续闻有命：雇募不足，方许定差。屡有更张，号令不一。又转运使欲合一路共为一法，不令州县各从其宜，或已受差却释役使去，或已辞雇却复拘之入役，或仍旧用钱招雇，或不用钱白招，纷纭不定，浸违本意。”遂条举始奏之文，尝许州县、监司陈列宜否。“自今外官苟见利否，县许直上转运司，州许直奏，使下情无壅。详定所第当稽阅监司、州县所陈，详定可否；非其任职而务出奇论、不切事情者勿用，亦不可以一路、一州、一县土风利害概行天下。”从之。未几，诏：“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官户、寺观第三等以上，旧输免役钱者并减五分，余户等下此者悉免输，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难及纲运公皂迓送飧钱，用坊场、河渡钱给赋。不足，方得于此六色钱助用；而有余，封桩以备不时之须。”臣僚上言：“朝廷虽立差法，而明许民户雇代，州县多已施行。近命弓手须正身，恐公私未便。”诏：“不愿身自任役，许募尝为弓手而有劳效者，雇直虽多，毋逾元募之数。”御史中丞刘挚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盖乡人在役，则不独有家丁子弟之助，至于族姻乡党，莫不与为耳目，有捕辄获；又土著自重，无逃亡之患。自行雇募，盗寇充斥，盖浮惰不能任责故也。如五路弓手，熙宁未变法前，身自执役，最号强劲，其材艺捕缉胜于他路。近日复差，不闻有不乐而愿出钱雇人。惟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升差上一等户，皆习于骄脆，不肯任察捕之责。欲乞五路必差正身，余路即用新敕，厘为三色：旧有户等已尝受差者，曾有战斗劳效应留者，愿雇人代己者。立此三色，所冀新旧相兼，渐习御捕。”侍御史王岩叟亦言雇代恐不能任事，略与挚同。监察御史上官均言：“役之最重，莫如衙前，其次弓手。今东南长名衙前招募既足，所差不及上户，上户必差弓手，则是以上户就中户之役，实为优幸。上户产厚而役轻，下户产薄而无役，然则所当补恤，正在中户。今若增上户役年，使中户番休稍久，则补除相均矣。”又言：“近许当差弓手户役得差人为代，此法最便。议者谓‘身任其役，则自爱而重犯法’，熙宁募法久行，何尝闻盗贼充斥？彼自爱之民，承符帖追逮则可，俾之与贼角死，岂其能哉？两浙诸路以法案差弓手，必责正身，至有涕泣辞免者。此岂可恃以为用哉？今既立法许雇尝为弓手而有劳效之人，比之泛募，宜有间矣。”殿中侍御史吕陶谒告归成都，因令与转运司议定役法。后议立增减役年之法曰：“户多之乡以十二年，户少以九年，而应差之户通轮一周。以一周月日而参之户等，户税多者占役之日多，少者以率减下，则均适无颇矣。虽以等周差，皆许募人为代，如此则四等往往少差，而五等差所不及矣。衙前悉令招募，以坊场钱支酬重难，此法为允。”当是时，议役法者皆下之详定所，久不能决。于是文彦博言：“差役之法，置局众议，命令杂下，致久不决。”于是诏罢详定局，役法专隶户部。谏议大夫鲜于侁言：“开封府多官户，祥符县至阖乡止有一户应差，请裁其滥。凡保甲之授班行者，如进纳人例，须至升朝，方免色役。”旧法，户赋免役钱及三百缗者，令仍输钱免役。侍御史王岩叟谓：“此法不见其利。借如两户，其一输钱及三百千，其一及二百八九十千，相去几何，而应差者三年五年即得休息，其应输助者毕世入钱，无有已时，非至破家，终不得免。此其势必巧为免计，有弟兄则析居，不则咸卖其业，但少降三百千之数，则遂可免。不出二三年，高强户皆成中户。”其后又诏：旧输免役钱户及百千以上，令如六色户输钱助役。盖欲以其钱广雇，使番休优久。凡户少之乡，应差不及三番者，许以六色钱募州役；尚不及两番，则申户部，移用他州钱，以纾差期。乡户衙前受役，当休无代，即如募法给雇食之直；若愿就投募者，仍免本户身役，不愿者，速募人代之。元祐二年，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户岁出几何；今者差役，中户岁费几何。更以几年一役较之，约见其数，则利害灼然。而况农民在官，官吏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五路百姓朴拙，间遇差为胥吏，又转雇惯习之人，尤为患苦。”寻诏郡县各具差役法利害，条析以闻。四年，右正言刘安世言，御史中丞李常请复雇募，怀奸害政。先是，常言：“差法诏下，民知更不输钱，尝欢呼相庆。行之既久，始觉不输钱为害。何也？差法废久，版籍不明，重轻无准，乡宽户多者仅得更休，乡狭户空者频年在役。上户极等昔有岁输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为弓手，雇人代役，岁不过用钱三四十千。中下户旧输钱不过三二千，而今所雇承符、散从之类，不下三十千。然则今法徒能优便上户，而三等、四等户困苦日甚。望诏一二练事臣僚，使与赋臣取差雇二法便于百姓者行之。无牵新书，无执旧说，民以为善，斯善矣。”而安世则以责民出钱为非，乞固守差役初议，故以常为罪。知杭州苏轼亦言：“改行差法，则上户之害皆去。独有三等人户，方雇役时，户岁出钱极不过三四千，而令一役二年，当费七十余千。休闲不过六年，则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余千，而今者并出七十余千，苦乐可知。朝廷既取六色钱，许用雇役以代中户，颇除一害，以全二利。今惟狭乡户少，役者替闲不及三番，方得用六色钱募人以代州役，此法未允。何者？百姓出钱本为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用尽用。留钱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纾中户之劳。又投名衙前不足元额，而乡差衙前又当更代，即又别差，更不支钱；若愿就长名，则支酬重难尽以给之，仍计日月除其户役及免助役钱二十千；及州役惟吏人、衙前得皆雇募，此外悉用差法，如休役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钱支募，此法尤为未通。自元丰前，不闻天下有阙额衙前者，岂尝抑勒，直以重难月给可以足用故也。当时奉使如李承之之徒，所至已辄减刻，元祐改法，又行减削，既多不支月给，如何肯就招募？今不循其本，乃欲重困乡差，全不支钱，而应募之人尽数支给，又放免役钱二千贯，欲以诱胁尽令应募，何如直添重难月给，令招募得行。乞促招阙额长名衙前刻期须足，如合增钱雇募，上之监司，议定即行。役率以二年为一番，向来尚许一户歇役不及三番，则令雇募，是欲百姓空闲六年。今忽减作二年。幸六色钱足用有余，正可加添番数，而乃减番添役，农民皆纷然妄谓朝廷移此钱他之。虽云量留一分备用，若有余剩数，却量减下无丁户及女户所敷役钱，此乃空言无实。丁口、产税开收增减，年年不同，如何前知来年应役而预为桩科？若亟行减下，临期不足，又须增取，吏缘为奸，不可胜防矣。大抵六色钱以免役取，当于雇役乎尽之，然后名正而人服。惟有一事不得不虑：州县六色钱多少不同，若各随多少以为之用，则敷钱多处，役户优闲太久，六色人户反觉敷钱数多。欲乞今后六色钱常存一年备用之数，而会计岁所当用，以赢余而通一路，酌人户贫富、色役多少预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钱能融分给，令州县尽用雇人，以本处色役轻重为先后。如此则钱均而无弊，雇人稍广，中户渐苏，则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变矣。“是时，论役法未便者甚众。五年，再诏中书舍人王岩叟、枢密都承旨韩川、谏议大夫点检户曹文字刘安世同看详利害。户部请：“河北、河东、陕西乡差衙前，以投募人所得雇直为则，而减半给之。投名衙前惟差耆长，他投皆免。”六年，三省援三路投募衙前役例，概行他路。诏：“凡投募人免其户二等已下色役，乡差人户悉用投名人代之，愿长投募者听。”又诏：“诸州衙前已许量支雇直、餐钱，虑费广难支，转运、提刑司其随土俗参酌立定优重分数及月给餐钱，用支酬额钱给之，不得过旧法元数。”州役之应乡差者，若一乡人户终役皆未及四年，许以助役钱募人为之。总计一州雇直，其助役钱不足用，即于户狭役烦乡分先与雇代一役，役竟按籍复差如初。诸州岁计助役钱常留一分外，以雇直对计，或阙或剩，提刑司通一路移用。应差诸县手力，合一乡休役皆不及三年者，亦许用助役钱雇募；既终一役，别有闲及三年者，复行差法。诸州县置差役都鼠尾簿，取民户税产、物力高下差取，分五等排定，而疏其色役年月及其更代人姓名于逐户之下。每遇差役，即按籍自上而下，吏毋得移窜先后。坊场、河渡钱以雇衙前而有宽剩，亦令补助其余役人。三省言：“朝廷审定民役，差募兼行，斟酌补除，极为详备；而州县不尽用助役钱募人，以补频役之地。今括具纲目，下之州县，使恪承之。其一曰：应差之户，三等以上许休役四年，四等以下许休役六年。若户少无与更代，卸役不及应闲年数，即用助役钱募人代役以足之。其二曰：狭乡之县役人，除衙前州胥许雇、壮丁直差不雇外，凡州县役人皆许招募，以就募月日补除应差而闲不及四年、六年之人，使及年数。每县通计应差、应募役数若干，立定二额：差者讫役，以应差人承之；雇者有阙，别募人充数。二额悉已立定，如户力应升应降，须俟三年造簿日按籍别定；未应造簿，止凭定额为准。若本等户少，不充州县合役之数，即用次等户之物力及本等七分者为之。其三曰：宽乡之县，除已雇衙前、州胥外，余役皆以序按差。其四曰：官雇弓手，先雇尝充弓手之人，如不足，以武勇有雇籍者充。他役人愿就雇，其选受亦如之。其五曰：壮丁皆按户版簿名次实轮充役，半年而更。其六曰：一州一路有狭乡役频县分，募钱不足，提刑司以一路助役宽剩钱通融移用；又不足，以坊场、河渡宽剩钱给之。仍通纽一岁应用支酬衙前之类费钱若干，而十分率之，每年于宽剩数内更留二分，以备支酬衙前之类，桩留至五年，通迭一全年宽剩总额，即止不桩；又不足，户部以别路逐色宽剩钱移用以补足之。其七曰：助钱岁岁桩留一分，每及五分止，或时支用，即随拨补，使常足五分之数。其八曰：“军人应差迓送者，本以代有雇钱役人，其沿迓送军人有费，提刑司计数归之转运司。其九曰：重役人应替而愿仍就募者，许给雇钱受役。其十曰：役人须有税产乃得就募。其有荫应赎及曾犯徒刑，虽愿募不雇。若工艺人，须有赀产人二户任之。雇直虽多，皆不得加于旧法已募之数。其十一曰：陕西镇戎德顺军、熙州衙前，皆受田于官以当募直，内地户愿如其法应田募者听之，仍以坊场、河渡补还转运司合输租课。”凡县，岁具色役轻重、乡分宽狭、凡役雇直有无余欠，各以其实枚别而上之州。州上监司，监司聚议，连书上户部。仍别具一路移用及宽剩县分钱数，致之户部。先是，收到官田，尝令：田已籍于官及见佃人逃亡，悉拘入之，留充雇募衙前。至是，遂参行田募之法。八年，诏：“耆长、壮丁役期已足，不许连续为之。”盖知其利于赇请，不愿更罢故也。民有执父母丧而应在役者，三等以下户除之，三等以上户令量纳役钱，在户钱十分止责输三分，服除日仍旧。哲宗始亲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帝曰：“第行元丰旧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何有不便？”范纯仁曰：“四方异宜，须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户部议之。右司谏朱绂言：“输钱免役，有过数多敷者；用钱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内，又有优便而愿自役募，不必给雇者。请详为裁省。”中书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间苦于差扰，前后议者纷纭，更变不一，未有底止。”于是诏：“复免役法，凡条约悉用元丰八年见制。乡差役人，有应募者可以更代，即罢遣之。许借坊场、河渡及封桩钱以为雇直，须有役钱日补足其数。所输免役钱，自今年七月始。耆户长、壮丁召雇，不得已保正、保长、保丁充代，其他役色应雇者放此。所敷宽剩钱，不得过一分，昔常过数、今应减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户始。路置提举官一员，视提刑置司之州为治。如方俗利害不同，事有未尽未便而应更改增损旧法者，画一条疏，与转运、提刑司连奏。”又诏：用旧法取量添酒钱赢数，给惟法司吏餐钱；不足，则抵当息钱亦许贴用。先尝以七月起输，其后又自来年始。土俗差雇不一，姑仍其旧，俟起输，至五月尽行雇法，凡因差在役者悉罢遣之。旧免役法行，壮丁间有差而不募者，其毋敷役钱如故。凡钱额所敷，取三年雇直实支，而酌一年中数，立为岁额，以均敷取。此外所取宽余，不得过通额十分之一。免役钱方复未输，且以助役钱给雇直，不足，虽免役宽剩钱亦许给用。七月，户部看详役法所言：“幕职监当官之官、罢官，依元丰制，悉用雇役人迓送而差定其数，凡元祐溢额所添厢军皆罢减。其有抑乡差之人仍旧在役，或改易名字就便应募，悉计其在役月日应得更代者，以次蠲遣之。诸路旧立出等高强户，力转高，敷取难胜，应出免役钱百千以上，每累及百千，悉与减免三分。凡人户匿寄财产、假借户贯、冒名官户苟可避免等第科配者，各以违制论；许人陈告，以其半给之。元丰令：在籍宗子及太皇太后、皇后缌麻亲得免役。皇太妃宜亦如之。”诏皆如请。旧户等簿，如可略凭即用之，若漫灭等第，即虽未及应造之年，亦令改造。户部举行元丰条制，以保正长代耆长，甲头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二年，申诏诸路：“役人额数、雇直，并依元丰旧制，仍依已命，宽剩钱不得过一分。常平免役，元丰上用提举官专领，转运、提刑司自今毋预其事。”旧置重修编敕所看详中外文字本，以去年所差乡役未尽善，遂入议曰：“都、副保正比耆长事责已轻，又有承帖人受行文书，即大保长苦无公事。元丰本制，一都之内，役者十人，副正之外，八保各差一大长。今若常轮二大长分催十保税租、常平钱物，一税一替，则自不必更轮保丁充甲头矣。凡都保所雇承帖人，必选家于本保者，而雇直皆从官给，一年一替，则自无浮浪稽留符移之弊。承帖雇直固有旧数，其今所雇保正之直眎耆长，保长之直则眎户长；若应此三役不愿替代者，自从其愿。壮丁元不敷雇直处，听如其旧。承帖雇钱许以旧宽剩钱通融支募，如土俗有不愿就保正长雇役者，许募本土有产税户，使为耆长、壮丁以代之。其所雇耆、户长，已立法不得抑勒矣，若保正、长不愿就雇而辄差雇者，从徒二年坐罪。”诏皆从之。三年，左正言孙谔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数，元丰多，元祐省，虽省未尝废事，则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丰重，元祐轻，虽轻未尝不应募，则重不若轻。今役法优下户使弗输，而尽取诸上户，意则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宁、元丰有异论，元祐有更变，正惟不能无弊尔。愿无以元丰、元祐为间，期至于均平便民而止。则善矣。”翰林学士蔡京言：“谔之论多省、轻重，明有抑扬，谓元丰不若元祐明矣。谔于陛下追绍之日，敢为此言，臣窃骇之。免役法复行将及一年，天下吏习而民安之，而谔指以为弊，则所诋者熙宁、元丰也。且元丰，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与差不可并行。元祐固尝兼雇，已纷然无纪矣，而谔欲不间熙、祐，是欲伸元祐之奸，惑天下之听。”诏罢谔正言，黜知广德军。后又诏：“诸县无得以催税比磨追甲头、保长，无得以杂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以承帖为名、占破当直者，坐赃论。所管催督租赋，州县官辄令陪备输物者，以违制论。”是岁，以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类著其法，总为一书，名《常平免役敕令》，颁之天下。诏翰林学士承旨兼详定役法蔡京依旧详定重修敕令。侍御史董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开封府，附司马光行差法，祥符一县，数日间差至一千一百人。乞以役法专委户部。”诏令疏析。京奏上，复令敦逸自辨，京无责焉。元符二年，以萧世京、张行为郎。二人在元祐中，皆尝言免役法为是，帝出其疏擢之。既而诏河北东西、淮南运司，府界提点司，如人户已尝差充正夫，其免夫钱皆罢催。后又诏：“虽因边事起差夫丁，须以应差雇实数上之朝廷，未得辄差。其河防并沟河岁合用一十六万八千余夫，听人户纳钱以免。”建中靖国元年，户部奏：“京西北路乡书手、杂职、斗子、所由、库秤、拣、掏之类，土人愿就募，不须给之雇直，他路亦须详度施行。”诏从之。知延安府范纯粹言：“比年衙前公盗官钱，事发即逃。乞许轮差上等乡户使供衙役。”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劾纯粹所言有害良法，宜加黜责。诏纯粹所乞不行。其后，知襄州俞以襄州总受他州布纲而转致他州，是衙前重役并在一州，事理不均。臣僚谓辄毁绍圣成法，请重黜。坐责授散官，安置太平州。崇宁元年，尚书省言：“前令大保长催税而不给雇直，是为差役，非免役也。”诏提举司以元输雇钱如旧法均给。永兴军路州县官乞复行差役；湖南、江西提举司以物贱乞减吏胥雇直，罢给役人雇钱，皆害法意，应改从其旧。诏户部并遵奉《绍圣常平免役敕令格式》及先降《绍圣签贴役法》，行之天下。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岁取二分，则五年有一倍之数；免役剩钱，岁收一分，则十年有一年之备。故绍圣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宽剩及三料，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于民者，非以为利也。而集贤殿修撰、知邓州吕仲甫前为户部侍郎，辄以状申都省，乞删去上条。”诏黜仲甫，落职知海州。后又诏：常平司候丰衍有余日，具此制奏蠲之。大观元年，诏：“诸州县召募吏人，如有非四等以上户及在州县五犯杖罪，悉从罢遣，不得再占诸处名役，别募三等以上人充。”于是旧胥既尽罢，而弊根未革，老奸巨猾，匿身州县，舞法扰民，盖甚前日。其后，又不许上三等人户投充弓手，所募皆浮浪，无所顾藉，盗贼公行，为害四方。至是，复诏州县募役依元丰旧法。政和元年，臣僚言：“元丰中，巩州岁敷役钱止四百千，今累敷至缗钱近三万。又元丰八年，命存留宽剩钱毋得过二分，绍圣再加裁定，止许存留一分。此时考详法意，非取宽剩，遂改名准备钱，而严立禁约，若擅增敷岁额及桩留准备过数者，并以违制论。今乞饬提举常平官检察，及核究巩州取赢之因以闻。”从之。宣和元年，言者谓：“役钱一事，神宗首防官户免多，特责半输。今比户称官，州县募役之类既不可减，雇令官户所减之数均入下户，下户于常赋之外，又代官户减半之输，岂不重困？”诏：“自今二等以上户，因直降指挥非泛补官者，输赋、差科、免役并不得眎官户法减免，已免者改之。进纳人自如本法。”保长月给雇钱，督催税赋。比年诸县或每税户一二十家，又差一人充甲头及催税人，十日一进，赴官比磨，求取决责，有害良民，诏禁之。七年，诏：“州县昨因儆察私铸，令五家为保。城郭亦差坊正、副领受文书，由此追呼陪费，或析居、逃移以避差使。其所置坊正、副可罢。”自绍圣复雇役，而建炎初罢之。已而讨论其法之不可废也，参政李固言于高宗曰：“常平法本于汉耿寿昌，岂可以王安石而废之？”且当时招射士无以供庸直，诏官户役钱勿减半，民户役钱概增二分。后复减之。兼官旧给庸钱以募户长，及立保甲，则储庸钱以助经费。未几，废保甲，复户长，而庸钱不复给，遂为总制窠名焉。然役起于物力，物力升降不肴，则役法公。是以绍兴以来，讲究推割、推排之制：凡百姓典卖典业，税赋与物力一并推割。至于推排，则因其赀产之进退为之升降，三岁而下行之。然当时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仅存室庐，凡耕耨刀斧之器，鸡豚犬彘之畜，纤微细琐皆得而籍之。吏视赂之多寡，为物力之低昂。上之人忧之，于是又为之限制，除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外，不得以猪羊杂色估计，其后并耕牛租牛以免之。若江之东西，以亩头计税，亦有不待推排者。保正、长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为保，十大保为都保，有保长，有都、副保正；余及三保亦置长，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为之附庸，或为之均并，不一也。户则以物力之高下为役次之久近。若夫品官之田，则有限制，死亡，子孙减半；荫尽，差役同编户。 一品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顷，九品五顷。封赠官子孙差役，亦同编户。 谓父母生前无官，因伯叔或兄弟封赠者。凡非泛及七色补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数；其奏荐弟侄子孙，原自非泛、七色而来者，仍同差役。进纳、军功、捕盗、宰执给使、减年补授，转至升朝官，即为官户；身亡，子孙并同编户。太学生及得解经省试者，虽无限田，许募人充役。单丁、女户及孤幼户，并免差役。凡无夫无子，则为女户。女适人，以奁钱置产，仍以夫为户。其合差保正、长，以家业钱数多寡为限，以限外之数与官、编户轮差。总首、部将免保正、长差役。文州义士已免之田，不许典卖，老疾身亡，许承袭。凡募人充役，并募土著之人，其放停兵及尝为公人者，并不许募。既有募人，官不得复追正身。募人凭藉官势，奸害善人，断罪外，坐募之者。高宗在河朔，亲见闾阎之苦，尝叹知县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讲究役法甚便。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倡为义役，众出田谷，助役户轮充，自是所在推行。十一年，御史谢谔言：“义役之行，当从民便，其不愿者，乃行差役。”上然之。朱熹谓义役有未尽善者四事。盖始倡义役者，惟恐议之未详，虑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于是其弊日开，其流日甚。或以材知把握，而专义役之利；或以气力凌驾，而私差役之权。是以虐贫扰富，凌寡暴孤。义役之名立，而役户不得以安其业；雇役之法行，而役户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所谓未尽善之弊也。淳熙五年，臣僚奏令提举官岁考属邑差役当否，以词讼多寡为殿最；令役户轮管以提其役，置募人以奉官之行移，则公私便而义役立矣。庆元二年，吏部尚书许及之因淳熙陈居仁所奏，取祖宗免役旧法及绍兴十七年以后续降旨符，修为一书，名曰《役法撮要》。五年，书成，左丞相京镗上之。其法可以悠久，其或未久而辄弊者，人也。振恤 水旱、蝗螟、饥疫之灾，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是也。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振给之，无分于主客户。不足，则遣使驰传发省仓，或转漕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钱粟，酬以官爵，劝谕官吏，许书历为课；若举放以济贫乏者，秋成，官为理偿。又不足，则出内藏或奉宸库金帛，鬻祠部度僧牒；东南则留发运司岁漕米，或数十万石，或百万石济之。赋租之未入、入未备者，或纵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阁以须丰年。宽逋负，休力役，赋入之有支移、折变者省之，应给蚕盐若和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农者罢之。薄关市之征，鬻牛者免算，运米舟车除沿路力胜钱。利有可与民共者不禁，水乡则蠲蒲、鱼、果、蓏之税。选官分路巡抚，缓囚系，省刑罚。饥民劫囷窖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关津毋责渡钱；道京师者，诸城门振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观，为淖糜食之，或人日给粮。可归业者，计日并给遣归；无可归者，或赋以闲田，或听隶军籍，或募少壮兴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听官司收养。水灾州县具船伐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运薪粮给之。因饥疫若厌溺死者，官为埋祭，厌溺死者加赐其家钱粟。京师苦寒，或物价翔踊，置场出米及薪炭，裁其价予民。前后率以为常。蝗为害，又募民扑捕，易以钱粟，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诏州郡长吏优恤其民，间遣内侍存问，戒监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罢懦不任职者。初，建隆三年，户部郎中沈义伦使吴越还，言：“扬、泗饥民多死，郡中军储尚余万斛，宜以贷民。”有司沮之曰：“若岁不稔，谁任其咎？”义伦曰：“国家以廪粟济民，自当召和气，致丰年，宁忧水旱耶？”太祖悦而从之。四年，诏州县兴复义仓，岁收二税，石别收一斗，贮以备凶歉。平广南、江南，辄诏振其饥，其勤恤远人，德意深厚。太宗恭俭仁爱，谆谆劝民务农重谷，毋或妄费。是时惠民所积，不为无备，又置常平仓，乘时增籴，唯恐其不足。真宗继之，益务行养民之政，于是推广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仓殆遍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灾变，则避朝变服，损膳彻乐。恐惧修省，见于颜色；恻怛哀矜，形于诏旨。庆历初，诏天下复立义仓。嘉祐二年，又诏天下置广惠仓，使老幼疾贫者皆有所养。累朝相承，其虑于民也既周，其施于民也益厚。而又一时牧守，亦多得人，如张咏之治蜀，岁粜米六万石，著之皇祐甲令。富弼之移青州，择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流民以廪之，凡活五十余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余人，天下传以为法。知郓州刘夔发廪振饥，民赖全活者甚众，盗贼衰止，赐诏褒美。知越州赵抃揭榜于通衢，令民有米增价以粜，于是米商辐凑，越之米价顿减，民无饥死。若是之政，不可悉书，故于先王救荒之法为略具焉。神宗即位以来，河北诸路水旱荐臻，兼发籴便司、广惠仓粟以振民。熙宁二年，赐判北京韩琦诏曰：“河北岁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东作，民携老幼，弃田庐，日流徙于道。中夜以兴，惨怛不安。其经制之方，听便宜从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为朕抚辑而振全之，毋使后时，以重民困。”。而王安石秉政，改贷粮法而为借助，移常平、广惠仓钱斛而为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辄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诏卖天下广惠仓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无几。哲宗虽诏复广惠仓，既而章惇用事，又罢之，卖其田如熙宁法。常平量留钱斛，不足以供振给，义仓不足，又令通一路兑拨。于是诏圣、大观之间，直给空名告敕、补牒赐诸路，政日以隳，民日以困，而宋业遂衰。先是，仁宗在位，哀病者乏方药，为颁《庆历善救方》。知云安军王端请官为给钱和药予民，遂行于天下。尝因京师大疫，命太医和药，内出犀角二本，析而视之。其一通天犀，内侍李舜举请留供帝服御。帝曰：“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竟碎之。又蠲公私僦舍钱十日。令太医择善察脉者，即县官授药，审处其疾状予之，无使贫民为庸医所误，夭阏其生。天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后不复给，死者暴露于道。嘉祐末，复诏给焉。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者，其后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广官舍，日廪三百人。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后易以泗州施利钱，增为八百万。又诏：“州县长吏遇大雨雪，蠲僦舍钱三日，岁毋过九日，著为令。”熙宁二年，京师雪寒，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九年，知太原韩绛言：“在法，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给米豆，至次年三月终。河东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终止；如有余，即至三月终。”从之。凡鳏、寡、孤、独、癃老、疾废、贫乏不能自存应居养者，以户绝屋居之；无，则居以官屋，以户绝财产充其费，不限月。依乞丐法给米豆；不足，则给以常平息钱。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糜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三年，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瘗人，岁终考其数为殿最。诸城、砦、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宣和二年，诏：“居养、安济、漏泽可参考元丰旧法，裁立中制。应居养人日给粳米或粟米一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儿减半。安济坊钱米依居养法，医药如旧制。漏泽园除葬埋依见行条法外，应资给若斋醮等事悉罢。”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既为之衣食以振其饥寒，又为之医药以救其疾病；其有陨于戈甲、毙于道路者，则给度牒瘗埋之。 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以为常。绍兴以来，岁有水旱，发常平义仓，或济或粜或贷，如恐不及。然当艰难之际，兵食方急，储蓄有限，而振给无穷，复以爵赏诱富人相与补助，亦权宜不得已之策也。元年，诏出粟济粜者赏各有差。 粜及三千石以上，与守阙进义校尉；一万五千石以上，与进义校尉；二万石以上，取旨优赏；已有官荫不愿补授者，比类施行。六年，湖、广、江西旱，诏拨上供米振之。婺民有遏粜致盗者，诏闭粜者断遣。殿中侍御史周秘言：“发廪劝分，古之道也，许以断遣，恐贪吏怀私，善良被害。望戒守令多方劝谕，务令乐从，或有扰害，提举司劾奏。”从之。是岁，潼川守臣景兴宗、广安军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骘、汉州守臣王梅活饥民甚众，前吏部郎中冯楫亦出米以助振给，兴宗升一职，瞻、骘、梅、楫各转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陈正同振济有方，穷谷深山之民，无不沾惠，以其法下诸路。二十八年夏，浙东、西田损于风水。在法，水旱及七分以上者振济，诏自今及五分处亦振之。二十九年，诏诸处守臣拨常平义仓米二分振粜，临安府拨桩积之米。三十一年正月，雪寒，民多艰食。诏临安府并属县以常平米减时之半，振粜十日；临安府城内外贫乏之家，人给钱二百、米一斗及柴炭钱，并于内藏给之； 凡遇寒、遇暑、遇雨、遇火、遇赦及祈祷、即位、生辰、上尊号、生皇太子、晏驾、大祥之类，临安之民暨三衙诸军时有振恤，及放商税、公私房赁。辅郡之民，令诸州以常平钱依临安府振之。孝宗隆兴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内帑银四十万两，变籴以济民。乾道六年夏，振浙西被水贫民。七年八月，湖南、江西旱，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 无官人：一千五百石补进义校尉，愿补不理选将仕郎者听；二千石补进武校尉，进士与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补承信郎，进士与补上州文学；五千石补承节郎，进士补迪功郎。文臣：一千石减二年磨勘，选人转一官；二千石减三年磨勘，选人循一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转一官，选人循两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武臣：一千石减二年磨勘，选人转一资；二千石减三年磨勘，选人循一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转一官，选人循两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文武臣并取旨优与推恩。九月，臣僚言：“诸路旱伤，请以检放展阁责之运司，粜给借贷责之常平，觉察妄滥责之提刑，体量措置责之安抚。”上谕宰执曰：“转运司止今检放，恐他日振济不肯任责。”虞允文奏曰：“转运司主一路财赋，谓之省计。凡州郡有余、不足，通融相补，正其责也。”淳熙八年，诏：“去岁江、浙、湖北、淮西旱伤处已行振籴，其鳏寡孤独贫不自存、无钱收籴者，济以义米。”宁宗庆元元年，以两浙转运副使沈诜言米价翔踊，凡商贩之家尽令出粜，而告藏之令设矣。嘉定十六年，诏于楚州所储米拨二万石济山东、西。淳熙八年，浙东提举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艰食，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计米以偿。自后随年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仓三间，及以元数六百石还府。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乡四五十里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请以是行于仓司。”时陆九渊在敕令局，见之叹曰：“社仓几年矣，有司不复举行，所以远方无知者。”遂编入《振恤》“ 凡借贷者，十家为甲，甲推其人为之首；五十家则择一通晓者为社首。每年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结甲。其有逃军及无行之人，与有税钱衣食不阙者，并不得入甲。其应入甲者，又问其愿与不愿。愿者，开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减半，五岁以下不预请。甲首加请一倍。社首审订虚实，取人人手书持赴本仓，再审无弊，然后排定。甲首附都簿载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分两时给：初当下田时，次当耘耨时。秋成还谷不过八月三十日足，湿恶不实者罚。嘉定末，真德秀帅长沙行之，凶年饥岁，人多赖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无可给，或拘催无异正赋，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宝庆三年，监察御史汪刚中言：“丰穰之地，谷贱伤农；凶歉之地，济籴无策。惟以其所有余济其所不足，则饥者不至于贵籴，而农民亦可以得利。乞申严遏籴之禁，凡两浙、江东西、湖南北州县有米处，并听贩鬻流通；违，许被害者越诉，官按劾，吏决配，庶几令出惟行，不致文具。”从之。端平元年六月，臣僚奏：“建阳、邵武群盗啸聚，变起于上户闭籴。若专倚兵威以图殄灭，固无不可；然振救之政一切不讲，饯馑所迫，恐人怀等死之心。附之者日众。欲望朝廷厉兵选士，汤定已窃发之寇；发粟振饥，怀来未从贼者之心，庶人知避害，贼势自孤，可一举而灭矣。此成周荒政散利除害之说也。”八月，以河南州军新复，令江、淮制置大使司科降米麦一百万石振济。淳熙十一年，福建诸郡旱，锡米二十五万石振籴，一万石振贫乏细民。景定元年，临安府平籴仓旧贮米数十万石，粜补循环，其后用而不补，所存无几。有旨令临安府收籴米四十万石，用平籴仓钱三百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九贯，封桩库十七界会子一千九十五万二千一百余贯，共辏十七界一千四百万贯，充籴本钱。二年，以都城全仰浙西米斛，诱人入京贩粜，赏格比乾道七年加优。咸淳元年，有旨丰储仓拨公田米五十万石付平籴仓，遇米贵平价出粜。二年，监察御史赵顺孙言：“今日急务，莫过于平籴。乾道间，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钱者，孝宗闻之，即罢其守，更用贤守，此今日所当法者。今粒食翔踊，未知所由，市井之间见楮而不见米。推原其由，实富家大姓所至闭廪，所以籴价愈高而楮价阴减。陛下念小民之艰食，为之发常平义仓，然为数有限，安得人人而济之？愿陛下课官吏，使之任牛羊刍牧之责；劝富民，使之无秦、越肥瘠之视。籴价一平，则楮价不因之而轻，物价不因之而重矣。”七年，以咸淳三年以前诸路义米一百一十二万九千余石减价发粜，薄收郡县听民不拘关、会、见钱收粜。志第一百三十二 食货下一（会计）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自天宝以后，天下多事，户口凋耗，租税日削，法既变而用不给，故兴利者进，而征敛名额繁矣。方镇握重兵，皆留财赋自赡，其上供殊鲜。五代疆境逼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以临之，输额之外亦私有焉。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务恢远略，修建法程，示之以渐。建隆中，牧守来朝，犹不贡奉以助军实。乾德三年，始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毋或占留。时藩郡有阙，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或遣京朝官廷臣监临。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条禁文簿渐为精密。诸州通判官到任，皆须躬阅帐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奸。主库吏三年一易。市征、地课、盐曲之类，通判官、兵马都监、县令等并亲临之，见月籍供三司，秩满较其殿最，欺隐者置于法。募告者，赏钱三十万。而小民求财报怨，诉讼烦扰，未几，除募告之禁。先是，茶盐榷酤课额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额求利，岁更荒俭，商旅不行，至亏常课，乃籍其赀产以偿。太宗始诏以开宝八年为额，既又虑其未均，乃遣使分诣诸州，同长吏裁定。凡左藏及诸库受纳诸州上供均输金银、丝帛暨他物，令监临官谨视之。欺而多取，主称、藏吏皆斩，监临官亦重置其罪。罢三司大将及军将主诸州榷课，命使臣分掌。掌务官吏亏课当罚，长吏以下分等连坐。雍熙二年，令三分勾院纠本部陷失官钱，及百千赏以十之一，至五千贯者迁其职。淳化元年诏曰：“周设司会之职，以一岁为准；汉制上计之法，以三年为期。所以详知国用之盈虚，大行群吏之诛赏，斯乃旧典，其可废乎？三司自今每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四年，改三司为总计司，左右大计分掌十道财赋。令京东西南北各以五十州为率，每州军岁计金银、钱、缯帛、刍粟等费，逐路关报总计司，总计司置簿，左右计使通计置裁给，余州亦如之。未几，复为三部。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费浸多。太宗孜孜庶务，或亲为裁决。有司尝言油衣、帟幕损破者数万段，帝令煮之，染以杂色，制旗帜数千。调退材给窑务为薪，俾择其可用者造什物数千事。其爱民惜费类此。真宗嗣位，诏三司经度茶、盐、酒税以充岁用，勿增赋敛以困黎元。是时条禁愈密，较课以租额前界递年相参。景德初，榷务连岁增羡，三司即取多收者为额。帝虑或致掊克，诏凡增额比奏。上封者言：“诸路岁课增羡，知州、通判皆书历为课最，有亏者则无罚。”乃令诸路茶、盐、酒税及诸场务，自今总一岁之课，合为一，以额较之。有亏则计分数，知州、通判减监官一等科罚，州司典吏减专典一等论，大臣及武臣知州军者止罚通判以下。至道末，天下总入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三岁一亲祀郊丘，计缗钱常五百余万，大半以金银、绫绮、絁绸平其直给之。天禧末，上供惟钱帛增多，余以移用颇减旧数，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而赢数不预焉。景德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上宝册又增二十万。丁谓为三司使，著《景德会计录》以献，林特领使，亦继为之。凡举大礼，有司皆籍当时所费以闻，必优诏奖之。初，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仁宗承之，经费浸广。天圣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岁用度，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书一出，斋醮糜费甚众，京城之内，一夕数处，至是，始大裁损。京师营造，多内侍传旨呼索，费无艺极。帝与太后知其弊，诏自今营造所须，先下三司度功费然后给。又减内外宫观清卫卒及工匠，分隶诸军、八作司。旧殿直已上，虽幼未任朝谒，遇乾元、长宁节皆赐服，至是亦罢给。故事，上尊号、谥号，随册宝物并用黄命。帝曰：“先帝、太后用黄金，若朕所御，止用涂金。”时洞真宫、寿宁观相继灾，宰相张知白请罢不急营造，以答天戒。及滑州塞决河，御史知杂王鬷复以为言。既而玉清昭应宫灾，遂诏谕中外，不复缮修。自是道家之奉有节，土木之费省矣。帝天资恭俭，尤务约己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摈不取。闻民之有疾苦，虽厚利，舍之无所爱。贡献珍异，故事有者，或罢之。山林、川泽、陂池之利，久与民共者，屡敕有司毋辄禁止。至于州县征取苛细，蠲减盖不可胜数。至宝元中，陕西用兵，调度百出，县官之费益广。天章阁侍读贾昌朝言：“臣尝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万户赋输，仅能取足，郊祀庆赏，乃出自内府。计江、淮岁运粮六百余万石，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数载。天下久无事，而财不藏于国，又不在民，傥有水旱军戎之急，计将安出？”于是议省冗费。右司谏韩琦言：“省费当自掖庭始。请诏三司取先朝及近岁赐予日费之数，裁为中制，无名者一切罢之。”乃令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裁定，有司不预焉。议者或欲损吏兵奉赐。帝谓：“禄廪皆有定制，毋遽变更以摇人心。”尹洙在陕西，请为鬻爵之法，亦不果行。其后西兵久不解，财用益屈，内出诏书：“减皇后至宗室妇郊祠半赐，著为式；皇后、嫔御进奉乾元节回赐物皆减半，宗室、外命妇回赐权罢。”于是皇后、嫔御各上奉钱五月以助军费，宗室刺史已上，亦纳公使钱之半。荆王元俨尽纳公使钱，诏给其半，后以元俨叔父，全给如故。帝亦命罢左藏库月进钱一千二百缗。公卿、近臣以次减郊祠所赐银绢，旧四千、三千者损一千，千损三百，三百损百，百损二十，皆著为式。三司使王尧臣取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后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宝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钱帛粮草：陕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二千一百五十一万；河北入二千一十四万，出一千八百二十三万；河东入一千三十八万，出八百五十九万。用兵后，陕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盖视河东、北尤剧，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又计京师出入金帛：宝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万，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是岁郊祠，故出入之数视常岁为多；庆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万，出二千六百一十七万，而奇数皆不预焉。会元昊请臣，朝廷亦已厌兵，屈意抚纳，岁赐缯、茶增至二十五万；而契丹邀割地，复增岁遗至五十万，自是岁费弥有所加。西兵既罢，而调用无所减，乃下诏切责边臣及转运司趣议裁节，稍徙戍兵还内地。命三司户部副使包拯行河北，与边臣、转运司议罢省冗官，汰军士之不任役者。诏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较近岁天下财赋出入之数，相参耗登。皇祐元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尧臣等为书七卷上之，送三司，取一岁中数以为定式。初，真宗时，内外兵九十一万二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宝元以后，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三，禄廪奉赐从而增广。及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赏赉金帛、缗钱总六百一万。至是，飨明堂，增至一千二百余万，故用度不得不屈。至和中，谏官范镇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灾，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责，而吏不称职，陛下忧勤于上，人民愁叹于下。今岁无麦，朝廷为放税免役及发仓廪拯贷，存恤之恩不为不至。然人民流离，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无事时，不少宽其力役，轻其租赋；岁大熟，民不得终岁之饱；及有小歉，虽加重放，已不及事。此无他，重敛之政在前也。国家自陕西用兵以来，赋役烦重。及近年，转运使复于常赋外进羡钱以助南郊，其余无名敛率不可胜计。”又言：“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愿使中书、枢密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则天下民力庶几少宽。”然自天圣以来，帝以经费为虑，屡命官裁节，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无所建明。治平中，兵数少损，隶籍者犹百十六万二千，宗室、吏员视皇祐无虑增十之三。英宗以勤俭自饬，然享国日浅，于经纪法度所未暇焉。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是岁，诸路积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九十三，而京师不预焉。神宗嗣位，尤先理财。熙宁初，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今支费不同者，开析以闻。后数日，光登对言：“国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帝遂罢裁减局，但下三司共析。王安石执政，议置三司条例司，讲修钱谷之法。帝因论措置之宜，言：“今财赋非不多，但用不节，何由给足？宫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缗，沈贵妃料钱月八百缗。闻太宗时宫人惟系皂绸襜，元德皇后尝用金线缘襜，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问献穆，再三始言初仅得五贯尔，异时中宫月有止七百钱者。”时天下承平，帝方经略四夷，故每以财用不给为忧。日与大臣讲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经久废置之宜，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有司请造龙图、天章阁覆栏槛青毡四百九十。帝谓：“禁中诸殿栏槛率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宫覆槛毡罢之。后吕嘉问复建议省仪鸾司供禁中彩帛。是岁，诏内外勿给土木工作，非两宫、仓廪、武库，皆罢省。三年，仪鸾司阙毡三千，三司请命河东制之。帝曰：“牛羊司积毛数万斤，皆同粪壤，三司不取于此，而欲勤远民乎？”金州岁贡班竹帘，简州岁贡绵绸，安州市红花万斤，梓州市碌二千斤，帝皆以道远扰民，亟命停罢。制置司言：“诸路科置上供羊，民费钱几倍，而河北榷场博买契丹羊岁数万，路远，抵京皆瘦恶耗死，公私费钱四十余万缗。”诏著作佐郎程博文访利害。博文募民有保任者，以产为抵，官预给钱，约期限、口数、斤重以输。民多乐从，岁计充足。凡供御膳及祀祭与泛用者，皆别其牢栈，以三千为额，所裁省冗费十之四。其后，又用吕嘉问、刘永渊之言，治灶藏冰，以省工费。帝尝患增置官司费财。王安石谓增置官司，所以省费。帝曰：“古者什一而税，今取财百端。”安石谓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仓吏给军食，多侵盗，诏足其概量，严立诸仓丐取法。中书因请增诸仓主典、役人禄至一万八千九百缗，且尽增选人之禄，均其多寡。令、禄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团军监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后又增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枢密院、三司、吏部流内铨、南曹、开封府吏禄，受财者以仓法论。安石盖欲尽禄天下之吏，帝以役法未就，缓其议。三司上新增吏禄数：京师岁增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时主新法者皆谓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议者不以为善。初，陕西用兵，凡费缗钱七百余万。帝以问王安石，安石曰：“楚建中考沈起簿书，计一道半岁费钱银绸绢千二百万贯、匹、两。”帝因欲知陕西岁用钱谷、金帛及增亏凡数，乃诏薛向条上。王安石以为扰，力请罢之，止诏三司帐司会计熙宁六年天下财用出入之数以闻。韩绛既相，建言：“三司总天下财赋，请选官置司，以天下户口、人丁、税赋、场务、坑冶、河渡、房园之类租额年课，及一路钱谷出入之数，去其重复，岁比较增亏、废置及羡余、横费。计赢阙之处，使有无相通，而以任职能否为黜陟，则国计大纲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为言，乃诏置三司会计司，以绛提举。其后一州一路会计式成，上之，余未就绪，未几遂罢。元丰官制既行，三司所掌职务散于六曹、诸寺监。元祐初，司马光言：“今户部尚书，旧三司使之任，左曹隶尚书，右曹不隶焉。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视彼有余，视此不足，不得移用。宜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分职而治，旧三司所掌钱谷财用事，有散于五曹及诸寺、监者，并归户部。”遂诏尚书省立法。有司请以府界、诸路在京库务及常平等文帐悉归户部。初，熙宁五年，患天下文帐之繁，命曾布删定法式。布因请选吏于三司颛为一司，帐司之置始此。至元丰三年，首尾七八年，所设官吏仅六百人，费钱三十九万缗，而勾磨出失陷钱止万缗。朝廷知其无益，遂罢帐司，使州郡应上省帐皆归转运司，惟钱帛、粮草、酒曲、商税等别为计帐上户部。至是，令户部尽收诸路文帐。苏辙时为谏官，谓徒益纷纷，请如旧为便。不行。三年，户部尚书韩忠彦、侍郎苏辙、韩宗道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选人、胥吏率皆增益，而两税、征推、山泽之利，与旧无以相过。治平、熙宁之间，因时立政，凡改官者自三岁而为四岁，任子者自一岁一人而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而为六岁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渐杀恩礼，此则今日之成法。乞检会宝元、庆历、嘉祐故事，置司选官共议。”诏户部取应干财用，除诸班诸军料钱、衣赐、赏给、特支如旧外，余费并裁省。又诏：“方将裁损八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后遇圣节、大礼、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泽，并四分减一。”于是上自宗室贵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宫室械器，皆命裁损。久之，事未就。议者谓裁减浮费所细碎苛急，甚损国体。于是已议未行者一切寝之。后乃诏：“元祐裁损除授正任以下奉禄，失朝廷优礼，见条悉除之，循元丰旧制。”元丰钩考隐漏宜钱，督及一分者赏三厘。自元祐改法，赏薄而吏怠，遂复其旧。时议裁损吏禄，隶省、曹、寺、监者，止以元丰三年钱数为额，而吏三省者，凡兼领因事别给并旧请并罢。刘挚遂乞悉罢创增吏禄，诏韩维等究度，然不果罢。其后有司计中都吏禄，岁费缗钱三十二万，诏以坊场税钱给之。于是吏禄之冗滥者，率多革去矣。然三省吏犹有人受三奉而不改者，故孙升、傅尧俞皆以为言。至绍圣、元符，务反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诏皆给见缗，如元丰之制。先是，既罢导洛、堆垛等局，又罢熙河兰会经制财用司，减放市易欠负及积欠租输，选官体量茶盐之法。使者之刻剥害民，如吴居厚、吕孝廉、王子京、李琮，内臣之生事敛怨，如李宪、宋用臣等，皆相继正其罪。既而稍复讲修财利。李清臣因白帝，今中外钱谷艰窘，户部给百官奉，常无数月之备。章惇遂以财用匮乏，专指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苏辙诸人之罪。左司谏翟思亦奏疏诋：“元祐以理财为讳，利入名额类多废罢，督责之法不加于在职之臣，财利既多散失，且借贷百出，而熙、丰余积，用之几尽。方今内外财用，月计岁会，所入不足给所出。愿下诸路会元祐以前所储金谷及异时财利名额、岁入经数，著为成式。”建中靖国元年，诏诸路转运司以岁入财用置都籍，定诸州租额，且计一路凡数；即有赢缩，书其籍。崇宁元年，又令：“岁以钱谷出入名数报提刑司保验，以上户部；户部岁条诸路转运使财赋亏赢，以行赏罚。诸路无额钱物，立式下提刑司，括三年外未发数，期以一季闻奏。”二年，官吏违负上供钱物，以分数为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岁首则列次年之数，闻于漕司，考实申部。又以督限未严，更一季为一月。然国之经费，往往不给。五年，诏省罢官局，命户部侍郎许几专切提举措置。裁罢开封府重禄通引官客司并街道司额外兵士，及罢在京料次钱三十八处。大观三年，罢诸路州军见贡六上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余，存者才十一二，减数十二，停贡六。户部侍郎范坦言：“户部岁入有限，支用无穷，一岁之入，仅了三季，余仰朝廷应付。今岁支遣，较之去年又费百万。”有诏镌减财赋，命御史中丞张克公与吴居厚、许几等置局议论。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减，今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乞将节度使下至遥郡刺史，除军功转授者，各减奉半，然后闲慢局务、工伎末作，亦宜减省。自贵及贱，自近及远，行之公当，人自无词。”时论韪之。时诸路转运司类以乏告，诏户部编次一岁财用出纳之数，诸路州县各为都籍，以待考较；工部金、银、铜、铅、水银、朱砂等，亦严帐籍之法；令诸路各条三十年以还一岁出入及泛用之数。初，比部掌勾稽天下文帐，吏习偷惰，自崇宁至政和，稽违积数凡二千六百七十有余。于是申敕六曹，以拘督一岁多寡为寺、监赏罚。政和七年，命户部参稽熙、丰及今财用有余不足之数，又立旁通格，令诸路漕司各条元丰、绍圣、崇宁、政和一岁财用出入多寡来上。淮南漕臣张根言：“天下之费，莫大于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赐第，一第无虑数十万缗，稍增雄丽，非百万不可。佐命如赵普，定策如韩琦，不闻峻宇雕墙，僭拟宫省，奈何剥民肤髓，为厮役之奉乎？其次如田产、房廊，虽不若赐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无几。又如金帛以供一时之好赐，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节。至如赐带，其直虽不过数百缗，然天下金宝糜费日久，夫岂易得？今乃赉及仆隶，使混淆公卿间，贵贱、贤不肖，莫之辨也。如以为左右趋走之人，不欲其墨绶，当别为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重和初，罢讲画经费局。有司议勾收白地，禁榷铁货，方田增税，榷酤增价，量收醋息，河北添折税米等。俄虑骚扰，悉罢之，并焚其条约。未几，又置裕民局，命蔡京提举，徐处仁详定。京大不悦，寻亦罢。宣和元年，以左藏库亏没一百七十九万有奇，乃别造都籍，催辖司、太府寺、左藏库互相钩考，以绝奸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