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老子、庄周、周公、孔子，他们存世的论述，都是依靠太阳的余光，凭藉佛经的遣法，从中窃取善言而来的，结果反成了书蠹，探究考察其源流，毕竟和我们崇尚的道不同。依照西域的记载和佛经的税法，其民俗以膝行为敬礼，而不以蹲坐为恭敬；道教以环绕三圈为虔诚，而不以踞傲为庄重。岂衹是戎夷之地如此，就连我们遣襄也一样。襄童见帝是膝行而前；赵王见周也是环绕三圈才停止。现在佛法流行于华夏，信仰者常觉安宁；它劝诫人们相互友善，走上这条路的人常能通达。文王创立周朝．泰伯建立吴国，都能改革戎夷的风气而不因循他们旧有的习俗。这哪裹像舟与车那样，按理是不可代用的呢?佛法讲求感化，有的因循有的变革。在家修行的居士，容貌服饰都不改变；出家修炼的和尚，其服饰容貌必须改变。这种改变原本是根据佛教教规，并不是遵守其地的民俗。教规与民风本不相同，所以用不着担心会互相淆乱。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其为圣人大概相同，但对世界的观照不同，因此立教的宗旨不同。孔、老以治理现世为根本，释氏以出世为宗旨。其出发点既然有别，其终极目标也有所不同。二教符合的论调，自然是出于臆说之词。又道教仙化以形体变化为上，佛教涅槃以修炼精神为上。讲求变形的，就是满头白发变成黑色，但终不免于一死；修炼精神的，使尘世的诱惑Et渐减少，精神更加清纯而长存。涅槃的方法，是没有死的。二教的差别如此之大，怎能说它们是相同的呢?顾欢答辩说：案道经的著作，产生于西周；佛经的传入，开始于束汉，二者年月相差超过八百年，时代相隔数十代。如果说黄老之说虽然久违，而其源在于释氏，遣就好比说吕尚窃取了陈恒的齐国，刘邦窃取了王莽的汉朝一样。经书说，戎夷之气强悍粗犷，这难道又是拾人牙慧吗?又夷俗是长跪，与华夏不同，是抬起左腿踮起右脚，适全是蹲踞的模样。所以周公与孑L子先后都禁止这种姿式。又舟足用来渡河的，车是用来行陆的。佛教兴起于戎地，岂不是戎俗向来便是恶的吗?道教出于华夏，岂不是华夏风气原本就是善的吗?现在华夏风气已经变化得与戎狄一样丑恶，因而佛教便来破除它，确实是有原因的。佛理的确珍贵，故其戒律条文值得遵守；戎俗实在低贱，故其语言妆扮可以抛弃。现在华夏的一些士女们，民族并没有改变，却光着脑袋偏向蹲踞，滥用戎夷的礼仪。对于这些削发之徒来说，完全是胡人了。各国都有其原来的风尚习俗，按理是不可以改变的。如果说观照世界的方式不同，因而设教的宗旨必定不同的话，那么，佛教并非是东方华夏的宗教，道教也不是西方戎狄的宗教，按理应当像鱼鸟一样，因渊源不同而永不相关；但为什么老、释二教都能流行于四面八方?现在既然佛教已风行于东方，道教也向西方迈进，故此知道世风有精粗之分，宗教有文质之别。但道教执守根本以导引末流，佛教拯救末流以保存根本。请问其差别的要领有哪些?如果仅认为差别在于是否剪落头发，则罪犯也剪落头发。如果以为差别在于是否设立偶像，则巫觋也设立偶像。这些都不是其要领，其要领在于恒久不变。二教都以永恒不变的“常住”为其形于物外的“象”，那么其思想体系的“道”又有什么差异?神仙有死，衹是权宜的说法。神仙是大化的总称，而不是穷极玄妙的至名。至名是没有名称的，其有名称者共有二十七个品级， “仙”变而成“真”， “真”变便成“神”，“神”或称为“圣”，仙、真、神各有几种品级，品级达到极致便进入了空寂的境界，既无为又无名。如果仅仅是服用素食丹芝，以求延年益寿，那药尽寿终便会死去，这衹是些修身养颜之徒，并非神仙一流人物。明僧绍《正二教论》认为： “佛教在于显明其信仰，道教在于保全其生命。保全生命者暗蔽，显明信仰者通达．现在道家宣扬长生不死，可以补为天上的神官，这根本违背了老、庄立论的原理。”文惠太子、竞陵王萧子良都喜好佛教。吴兴孟景翼为道士，太子召他进玄圃园。当时正足众僧大会，萧子良让盂景翼向佛礼敬，孟景翼不肯，萧子良赠送《十地经》给他。孟景翼作《正一论》，大约是说：“《宝积》云‘佛以一音广说法’。 《老子》云‘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一’是极其神妙的，它的空寂幽玄可以与有形的世界相隔绝，其神奇的变化可以充满于无穷的境界。它无为而可衍生万物，处一而成为无数。没有谁能给予确切的命名，故勉强称之为‘一’。在佛教称为‘实相，，在道教称为‘玄牝’。这无形的东西就是道家所说的‘大象’，也即是佛教所谓的‘法身’。二教都主张采用不去有意为之而是听其自然方法来执守‘法身，、‘大象’。但事物有八万四千种，说法也有八万四千种。方法既然是无数的，其施行也是没有穷尽的。虽然各种品级的修炼衹是随其机缘，不能勉强，但必须引导归之于‘一’。遣归之于‘一，叫作回归向正，向正即是无邪。邪念既已排除，众多的善性便会曰曰更新。三五四六，随用而行，独立持守而不改变，弃绝学问而无忧愁。远古的诸圣，都共同遵守着这个‘一’。老、释二教初始之时并未分开，迷惑的人将其分离而不能融合。众多的善行都去普遍地修炼，修行普遍了便能成为圣人。虽然称号有千百种，但终究不能穷尽。既然难以穷尽，怎能一一思议。”司徒从事中郎张融作《门律》说：“道舆佛的终极没有不同。我看佛僧与道士论辩是非，好像儒、墨两家论战一样。从前有鸿雁在天边飞翔，距离遥远而形象不很鲜明。越人认为是凫，楚人以为是乙。人的看法有楚、越之分，但鸿雁就是鸿雁，这是同一的。”张融把它拿给太子仆周颐看。周颗驳难他说：“虚与无就其内涵性质来说，都指空寂，这点是相同的。但它们处于空寂的方位，所表露的意义则有所区别。你持论的根据是‘处于极远处方是无二’。这处于极遗的虚与无没有分别，大概是指其内涵的性质而言的hE?但足下您所宗仰的本旨却是同一在鸿这一实实在在的物上，而没有同一于虚无。以此奔驰在佛道二教之中，难免不会产生错误。不知您高明的眼光是如何认识本源的，轻易地信仰，哪裹会有根本的宗旨呢?”他们之间往来论辩很多，遣裹就不一一记载了。顾欢不善于El辩，而善于写作。着有《三名论》，很是精巧，是钟会《四本》之类的著作。又注释王弼《易》书的《系辞》，在学者中流传。始兴人卢度，道教的造诣也很深。年轻时他曾经跟随迟丞北征。退丞战败，敌虏追击得非常紧迫，前面又被进丞阻挡不得渡通。卢仅在心中发誓说： “如果能够免死，从今以后再不杀生。”不一会儿便看见两根栏木漂来。卢度接到栏木得以渡过淮水。后隐居西昌三顾山，常有飞鸟走兽伴随他。 ．天夜里，有鹿触碰其墙壁，卢度说：“你碰坏了我的墙壁。”鹿应声离去。他屋前有一水塘养鱼，他用名字来招呼这些鱼，鱼便依次前来，取食后方离开。他预先便猜测到自己去世的年月，于是便和亲友诀别。齐永明末年，寿终正寝。当初，在永明三年，征召骠骑参军顾惠胤为司徒主簿。顾惠胤是宋朝镇军将军顾觊之弟弟的儿子．他志在闲居养身，不肯应征。臧荣绪是东莞莒县人．祖父臧奉先是建陵县令，父亲臧庸民是国子助教。臧荣绪年幼时父亲便亡故了，他亲自种菜浇园，用以供奉祭祀。母亲死后，于是便撰著《嫡寝论》，洒扫房屋，设置筵席，每遇朔、望之H便按礼拜献，甘珍美味从不先尝。臧荣绪性格纯厚喜好学问，他搜集束晋、西晋史合成…书，分纪、录、志、传，共一百一十卷。隐居在京口教授门徒。南徐州征辟他为西曹，举荐为秀才，都不肯应允。齐太祖作扬州刺史时，曾征召臧荣绪为主簿，他也不来。司徒褚渊年轻时曾经亲自寻找过他。齐建元年间，褚渊禀告太祖说：“臧荣绪是朱方的隐士。从前臧质在宋朝时，以国戚身份出任彭岱的牧守，曾招引他为辅佐，但这并不是臧荣绪所爱好的，所以藉El有病而请求免职．他坚守归隐之志，身居草屋，虽条件艰苦，渗漏潮湿也觉安宁，以浇园种菜终老一生．与朋友关康之都沉溺于典籍，追记古事著书立说，撰有《晋史》十帙，赞论虽没有显示出超卓的才华，但也完全能包罗统括一代之事。臣年前去京1：3，早已与他相见。最近告诉他要取用他的书，他已送出，希望能收录进石渠秘合，供博采异闻鉴别善本之用。”齐太祖回答说：“公所说的臧荣绪，我很记得他。他有史书。想把它收进天禄阁，很好。”臧荣绪看重和爱好《五经》，他对入说：“从前吕尚奉献丹书，周王斋戒降位以迎；老氏、释门的教诫，都有礼敬的仪式。”为表明至道，于是便着《拜五经序论》。因孔f生于庚子日，故常常在逭一天陈列《五经》叩拜他。自号“被褐先生”．又认为饮酒会淆乱德性，所以平时言谈常以酒为诫。齐永明六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当初，臧荣绪和关康之都隐居在京口，世人称为“二隐”。关康之字伯愉，河东人。世代居住在丹徒县，以研学古代典籍为业。四十年不出门，不肯应承州府的招聘。宋太始年间，征召为通直郎，不就任。晚年因为母亲年老家境贫寒，所以要求做岭南小县的县令。性格清正简约，独自居一室，很少与妻小相见，也不与宾客交往。弟子以学业相传授。特别喜好《左氏春秋》，、齐太祖为领军时，平素也喜欢《左氏春秋》。关康之送给齐太祖《春秋》、《五经》，是经他亲手句读校定的，并且还有十余条论述《礼记》的文字。齐太祖非常高兴，很是珍惜这部书。，死时还遣诏命将这部书放入冥宫。关康之卒于刘宋末年．何求字子有，庐江郡潜县人。祖父何尚之是宋司空。父亲何铄为宜都太守。何求于宋元嘉末年为宋文帝的挽郎，初仕著作郎，中军卫军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参军，抚军主簿，太子洗马，丹阳、吴郡丞。何求性格清淡没有过分的欲望。又官拜征北参军事，司徒主簿，太子中舍入。宋泰始年间，何求的妻子丧亡，归葬在吴县旧墓中，授职为中书郎，他不肯拜受。仍住在吴县，居住在波若寺内，足不出产，谁也见不着他。宋明帝驾崩，他才出门赴京奔国丧，被授为司空从事中郎，不肯就任。于是便拜官为永嘉太守。何求当时寄住在南涧寺内，他不肯前往台省，请求就在寺中拜受，获得许可。一天晚上忽然乘小船逃回吴县，隐居在虎丘山。又授职为黄门郎，不肯就任．齐永明四年，世祖让他做太中大夫，又不就任。永明七年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当初，何苤的生母工区被他父亲害死，何求兄弟因此没有做官的兴趣。何求之弟何点，年轻时就不肯出仕。宋朝时曾征召他为太子洗马，不就任。隐居在东离门外卞望之的墓旁。他性格循顺善良，很少亲附名人。齐建元年间，褚渊、王俭为宰相，何点对人说：“我作《齐书》已经完成，赞辞云：‘褚渊出身于豪门世族，王俭也门第高贵家族华丽。若不是依赖于母舅之力，怎能够关怀体恤亲戚之家。”’王俭原想会见他，知道见不着，才打消了这个念头。齐永明元年，征召他为中书郎。豫章王亲自登门造访，何点却从后门逃出去。竟陵王萧子良闻知此事，说：“豫章王尚且不能够使他屈就，我更不能提出这种要求。”于是赠给何点嵇叔夜酒杯和徐景山酒枪以表达心意。何点常自得其乐，虽然一喝酒就醉，但交游宴乐时仍不离酒。永元年间，京都常受敌寇的侵扰，何点曾把亡衣结成下裤，与崔慧景共同讨论佛教教义，其归隐的行迹多是这样。何点之弟何胤，有儒学造诣，也怀抱着隐遁之志，将居宅命名为小山。齐隆昌年间他为中书令，因是皇后的堂叔而受到亲近恩宠。齐明帝即位，何／乱便出卖了田园住宅，准备顺遂自己归隐的心愿。建武四年，他为散骑常侍、巴陵王师。听说吴兴太守谢础辞官，何胤深恐落在他后边，于是上表辞职不等回音便擅自离开，隐居在会稽山。齐明帝大怒，命有司上奏弹劾何胤，然后再发布优待他的诏书。永元二年，征召何胤为散骑常侍，太常卿。刘纠字灵预，南阳郡涅阳县人。他本是中原旧族，迁居到江陵。他年轻时便节操高尚，好学上进，必要取得爵禄后方归隐。宋泰始年间，官至晋乎王骠骑记室，宣厘县令。后罢官归家，便选择幽静处居住，不食五谷，以吃山蓟及胡麻为生。齐建元初，豫章王为塑幽刺史，教人写信礼请塑幽，要聘任他为别驾，与他同时受到礼请的还有同郡人宗测、新野人庾易，刘纠等人各修书答谢，却都不应允受召之事。永明三年，刺史庐陵王萧子卿表奏朝廷，请加授给予刘纠及同郡人宗测、宗尚之、庾易、刘昭五人蒲车束帛之命。有韶征请刘纠为通直郎，不就任。竞陵王萧子良写信向他表达心意。刘纠回信说： “我一年四季经常患病，平时以浇园种菜为业。若使我余生能在山泽间得到舒畅，暮年情趣寄托在鱼鸟身上，这难道不是唐尧、虞舜对我的深重恩典，周公、邵公对我的宏大惠泽吗?刘纠进不研究机巧玄妙，没有孔门之徒、稷下学人的论辩才能；退不费神脱离物累，没有终老于坟间树下的节操。远来的恩泽既已洒下，仁爱的规劝也已表明。我谨收起被认为是樵夫牧人之类的嫌疑，对您表示越工勾践‘轼蛙’般的敬意。”刘纠笃信佛教，他穿粗衣布衫，礼敬佛而吃长斋。注解《法华经》，亲自讲说佛教教义。因为江陵西面的沙洲远离人群，于是迁居到那儿。建武二年，有诏征聘为国子博士，他不就任。这年冬天，刘纠病重，正午有白云飘绕在屋檐下房门内，又有香气及磬声，这天他便亡故了，终年五十八岁。刘昭与刘则同宗。州府聘请他为祭酒从事，不肯就任，隐居在山中。庾易字幼简，新野郡新野县人。迁居到江陵某地。祖父庾玫是巴郡太守，父亲庾道骥是安西参军。庾易生性恬静志在归隐，不舆外界交往。齐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聘请他为骠骑参军，他不肯就任。临川王萧映来到州府，特别看重庾易，上表举荐他，并送他一百斛麦子毛庾易对来使说：“山民我砍柴采野食与麋鹿为伍，终年少有皮毛之衣，自耕自种的收获足够度过岁月。受大王的恩泽，已经很深重了。”推辞不接受所赠的粮食。永明三年，有诏征为太子舍人，不肯就任。平时以作文章而自得其乐。安西长史袁彖钦佩他的风范，写信给他表达自己的心意，庾易则以兄弟间家书的格式给他回信。建武二年，又下诏征召他为司徒主簿，不肯应征。去世。宗测字敬微，南阳人，是宋朝征士宗炳的孙子，世代居住在江陵。宗测年轻便好幽静避隐，不喜欢处于世俗间。慨叹说： “因家境贫寒双亲年老便不择官而出仕，先哲以此为美谈，我却有所疑惑。人的孝心确实不能感动神灵而获得财物，但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凭劳动去分取土地的出产。怎能够去接受别人鬯厚的俸禄，替他分担重任呢?”州府推举宗测为秀才，主簿，不肯就任。骠骑将军豫章王征聘他为参军，宗测答覆说：“为什么要错误地去伤害海中之鸟，横暴地去砍伐山中之木呢?”母亲丧亡，他亲自背土种植松柏。豫章王又写信给他聘请为参军。宗测回答说：“我性格同于鱼鸟，喜爱止息在山岩沟壑，眷恋着青松翠竹，迷失了人世之路。纵情游荡在高山流水之中，好像发狂一般，忽而不觉老之将至．而今双鬓已白，怎么可以再要求我收敛虚渺的行迹而担负实际的责任，限制我倾慕鱼乌的心情呢?”永明三年，有韶征聘他为太子舍人，不肯应征。宗测想要游览名山大jI!，于是便将其祖父宗炳画的《尚子平图》临摹到墙壁上。宗测的长子在京师作官，知道父亲有出游的意思，便求取俸禄，回去作南郡丞，以便照管家事。刺史安陆王萧子敬、长史刘寅以下的各级官员都赠送礼物给他，宗测什么也不接受。衹随身携带了《老于》、《庄子》两部书。子孙们拜别他时悲痛哭泣，而宗测看也不看便长啸而去。于是他前往庐山，在祖父宗炳的旧宅中居住。鱼复侯萧子响为江州刺史，赠送给他丰厚的礼物。宗测说： “年轻患有癫狂病，为找山采药，才从速道来到造裹。按肚量而进食松子苍术，按形体而穿薜荔女萝，这已足够维持我淡泊的生活，怎能再接受这强加的施予!”萧子响亲自去拜访他，宗测隐避不见。后来萧子响干脆不通告便来访，已经快要到宗测的住所，他不得已，才戴着葛巾穿着麻布衣与萧子响相见，但却不和他交谈，萧子响很不高兴地回去了。尚书令王俭送给宗测蒲草被褥。不久，宗测护送弟弟的灵柩西去回到江陵，仍留住在旧宅永业寺内，不和宾客朋友相交往，衹和志趣相投的庾易、刘纠、族人宗尚之等人往来谈论。刺史随王萧子隆来到江陵，派遣别驾宗哲前去慰问，宗测笑着说：“按理贵贱不相交往，你为什么来到这裹?”竟不回答他的问候。建武二年，征召他为司徒主簿，不肯就任，去世。宗测善绘画，自己在屏风上画有阮籍在苏门山相遇孙登的图画，无论坐卧都能看着它。又画永业寺的佛影台，这些都是精妙之作。他又很爱好音乐，喜欢《易经》、 《老子》，为皇甫谧的《高士传》续作三卷。又曾经游历衡山的七座峰岭，着有《衡山记》、《庐山记》。宗尚之字敬文，dl爱好山／I[水泽。和刘纠一样，祇做官至骠骑记室便辞官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聘请他为赞府。豫章王聘请他为别驾，都不肯应允。齐永明年间，与刘纠一同征召为通直郎，和帝中兴初年，又征召为谘议，都不就任．高寿而终。杜京产字景齐，吴郡钱唐人，是杜子恭的玄孙。祖父杜运，为刘毅卫军参军。父亲杜道鞠，是州从事，他善于弹琴下棋。杜家世传五斗．米教，直传至杜京产及其子杜栖。杜京产年轻时便恬淡静穆，无意于荣耀与仕宦。颇涉猎文章道义，专修黄老之学。会稽人孔觊，清正刚毅有高节，一见杜京产便与他结成好友。郡召杜京产为主簿，州聘他为从事，他都称病离开。拜官为奉朝请，也不就任。他与同郡人顾欢脾性相投，在始宁束山设馆聚徒讲学。齐建元年间，武陵王萧晔任会稽太守，齐太祖派遣儒士刘秋去东方为萧晔讲说儒术，杜京产便邀请刘辙到馆舍讲书，竭尽资财供应接待他，儿子杜栖匆忙间拖着鞋走路，亲自替刘珊师徒做饭，他们就是这样礼敬贤士的。孔稚珪、周颐、谢满都写信给他以表达恳切深厚的情意。永明十年，孔稚珪及光禄大夫陆澄、祠部尚书虞惊、太子右率沈约、司徒右长史张融上表荐举杜京产说：“依我们看吴郡杜京产这个人，心地洁静，性格谦虚，平顺通和出自于天性，聪敏豁达表露得极其自然。学遍玄、儒之经，博通历史、诸子之书，耽乐于文章学问，沉吟于道义奥妙。宋泰始之朝，挂冠罢仕，抛舍家业，辞世遁避，隐归于太平。在峻极的山者上筑室而居，在深幽的山涧中采芝而食，自耕自种， 自给自足，自得其乐。卓然独立而不群，淡泊寡欲，麻衣蔬食，已二十余年。即使是古代的高尚志士，怎能超过他!我们认为应该使他放弃幽谷中的隐居生活，穿着绣衣进入朝廷，则山谷都会欢悦，薜萝也会鼓掌欢迎。”表章虽上但未见回音。建武初年，征召为员外散骑侍郎，杜京产说： “庄生持钓的志向，怎能为白璧而回转。”推辞有病不肯应微。年六十四，卒于永元元年。会稽人孔道征，坚守志向而不仕宦，杜京产和他很友好。永明年间，会稽钟山有一个姓蔡的人，不知其名．在山中养鼠数十只，叫来就来，叫去便去．此人言谈狂妄简慢，当时称之为“谪仙”。不知所终。沈骚士字云祯，吴兴武康人。祖父沈膺期是晋朝的太中大夫。沈膦士年轻时爱好学习，家境贫寒，他就边织帘边读书，VI手不停。宋元嘉末年，宋文帝令尚书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并查访举荐好学之士，武康县以沈膦士应选。何尚之对儿子何偃说：“呈会从来就有奇异之士．”不久，沈鳞士便藉121有病而回归乡里，再不与名人交往。他抚养丧父的侄儿，义名显扬于乡间。有人劝说选盐工出仕，他回答说：“悬鱼囚兽，天下同是如此。圣人妙悟，所以每行一步都有吉兆在先．我确实未有高尚的德行，不能淡泊无虑，物我两忘，为何不企求谦退一些?”于是作《玄散赋》表示与世隔绝。太守孔山士聘请他，他不应允。同族人徐州刺史逸昙庆、侍中这怀文、左率沈勃都来探望他，沈膦士一概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