拊祭于太庙阴室。太祖崩，毁掉广陵府君神主。郁林王即位，追尊文帝，又毁掉太中府君神主，停止祭祀淮阴府君。明帝即位，恢复原状。等到明帝崩，咐祭于太庙，因为和世祖是兄弟，所以不区分世次．史臣日：先儒解释宗庙的含义，根据高祖以下五代后亲情断绝，所以与自己有亲情的祖庙有四辈。周代把后稷作为始祖，文王、武王作为远祖，所以说周王立七个庙。夏禹没有始祖，商汤不把契作为先祖，夏立五庙殷立六庙，其数字与此相符。汉代设立宗庙，违背经典古制。匡衡、责鱼、墓邕等人，空有迁移毁弃的议论，长达四百年，竟然没有完善的制度。魏代初年，宗亲之庙衹有四代，吴国、蜀国的宗庙祭祀，失礼的地方已经很多。晋采用王肃的意见，把文帝、景帝作为一代，向上到征西，实际是六个庙。查考其用意，不区分兄弟长幼，应当是为君主立庙，所以同辈可以在七庙相容。等到杨元后崩，征西的庙没有毁掉，就知道没把杨元后列入世次。宗庙有七座庙室，可神主之数满八个。江左贺循提议以后，弟弟不继承哥哥的帝位，所以宗庙的世次必定限制在七辈，神主则没有一定的数字。宋代中央最初设立五庙，把臧后列入宗庙。依据礼义要求，宗亲的庙也就是四个。在礼义上反而与郑玄的意思相合，不是说按照王肃的意见。白此以后，就沿袭旧的制度。夫妻是半道结合，不是在宗族中世代延续的，好比是对下祭祀夭折的嫡子，与宗庙的数量无关，如果都到祖庙，礼义上没法解释。如果照伊尹的话，一定要到七代，那么儿子为昭孙子为穆，不列入妇人。如果依郑玄的说法，宗庙有亲人的称谓，妻的意思是齐，岂能说是胡乱的祭祀。况且照闳宫的品德，周代七庙没有列入并不就是定数，杨元后享祀，晋代成为八庙也没什么损害。现在说的七庙，实际祇有六代神主享祀，致使承受天命的国君，造福后世的制度不能完善。如果说太祖没有列入，那昭穆的数字如何维继，因此礼官应该谨慎。末泰豫元年，明帝去世，博士周洽建议：“暂行制度：居丧期间，帝王不亲自主持四季的祭祀。”建元四年，尚书令王俭根据晋中朝《谅阎议》陈述说：暂行法典实行之后，丧礼就被取代了，事情兴于汉代，可是起源很早。殷商王室居丧，没有丧服之名，周王除去丧服，衹要举行宴饮娱乐就会被讥笑。 《春秋》的礼义，继位的国君过年后即位，预告就要朝见天子聘问进献，《左传》说“凡是国君即位，卿要出访各国，重申旧的友好关系”。又说“诸侯即位，小国要前来访问，继续结好示信，谋划事情弥补缺漏，这是礼重要的内容”。至于居丧期间谋划婚事，三年丧期未完就举行谛祭，齐归居丧期间仍旧打猎，杞公居丧不终止奏乐，都导致讥讽批评，应作为明镜引以为戒。从这些记载来说，朝见、聘问、祭祀等典礼，哭完了之后就要准备举行，婚姻、谛祭、打猎、奏乐等事情，三年之后再举办，通畅堵塞，兴盛废弛，各有缘由。又据《大戴礼记》及《孔子家语》都称武王去世，成王继位，第二年六月安葬之后，周公为成王加冕而且朝拜祖宗，会见诸侯，命令祝雍创作颂词。襄王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去世”，十六年正月“安葬晋悼公”．平公即位之后，“更换丧服儆戒百官，祭于曲沃”。《礼记．曾子问》“孔子说，天子去世，国君去世，就要祝告移取各庙的神主藏到祖庙中，这是礼。终止哭泣事情完毕后，各位神主仍迁回自己的庙”。《春秋左氏传)“凡是国君哭泣完毕就要拊祭祖庙，拊祭祖庙之后要特别对其神主祭祀，在祖庙中蒸祭、尝祭、棉祭”。先儒说“特别向其神主祭祀，是指在庙寝中单独用丧礼奉祀新去世的国君神主，不同于吉礼。在祖庙内蒸祭、尝祭、稀祭，是终止哭泣事情完毕，各庙的神主，各迁回自己的庙中。而一年四季的祭祀，就都是吉礼。三年丧期完毕，在祖庙中举行吉礼的碲祭，升入诸位神主之列，确定新的神主之位”。凡是这些意见，都写在经典诰命，史册中很清楚，所以晋、宋沿袭，都遵照从前的制度，终止哭泣，因身负国家重任除去丧服，亲自主持祭奠，一切按照礼义，内心和洽。及至泰豫元年，礼官提议，皇上不应亲自主持祭奠，就引用了“居丧三年的制度从天子以下都是通行的”。又依据《王制》声称“三年丧期内不祭祀，衹有祭祀天地社稷，可以破例举行”。岂不知所谓从天子以下通行，本来就存有至情，安葬之后脱掉丧服，因为事情要权宜处理，放弃丧服穿上皇袍，奉祀尽孝应加以申明，“越绋”的意旨，是指事情在未安葬前施行，哭泣终止之后，还有什么“绋”可越?再依照范宣问难杜预，谯周论士人祭礼的意见，都不再是明确的根据。晋武帝服丧，每每存有平息悲哀的想法，不完全依照服丧礼制，至于一年四季的祭祀，大都以哀痛不能承受为由，没有马上改变旧的制度。南迁江左以来，通儒硕学经历得多了，但都谨守旧制不加改革，礼义岂不是空有其名。再就心情来说，公卿大夫，要亲临官署处理政事，新年伊始，要会见各国使节，虽然乐器停止演奏，可是悬挂乐器的木架仍充斥庭院，用情比恒久的悲哀要深，可是行迹被凡俗的礼制所贬抑，怎能说他们的内心能平静，是为了国家的缘故。宗庙祭祀，首先是孝敬，怎能容许其他祭事都筹备举行，惟独这一典礼废弃呢?就是必须要废弃祭祀，那应该三年一直空缺，然后恢复旧制，可是主管官吏整顿礼制，进退不一，更加违背典制初衷。我认为应该依旧山皇上亲自奉祀。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永明九年正月，诏令太庙四季的祭祀，进献宣帝面起饼、鸭腔，孝皇后笋、鸭蛋、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肉脍、菹羹，昭皇后茗、栅、炙鱼，都是他们喜欢吃的。起先是世祖萝见太祖说： “宋代的各位帝王曾在太庙裹向我要吃的，可另为我建祠庙。”皇上于是敕令豫章王妃庾氏四季定时回青溪宫旧宅，宅内合为一堂，供奉二帝二后，牺牲服制，采用家人的礼仪。史臣曰：汉代的宗庙，分布在郡国，有所求才祭祀已经亵渎了神灵，依据情分又疏远了。双层房檐的祠堂陵寝，不可建在一起，所以先儒抗议，认为这是迁移毁弃。光武帝承继汉王朝，南蛆昼以上四代，另外在壹陆祠祀。建武三年幸临叠医园庙就是证明。张冲《南都赋》说“宗庙肃穆幽静”。从明帝到章帝、和帝，每次幸临章陵，就到旧宅祭祀。建安末年，曹魏设立宗庙，都在翅都。魏文帝姜翅二年，这屋宗庙没有建成，亲自在建始殿祭祀鸯童，采用家人的礼仪。世祖生发汉明帝一样的梦，开始在旧的宫殿祭祀，既表明了孝敬奉祀，在礼义上也与从前的制度相合，也是一时的盛事。丞塱六年，太常丞坷迺之建议：“现在祭祀有生鱼一条，干鱼五条。《少牢颅食礼》说‘主祭者献上鱼、腊、肤，用十五条鲋鱼’。上边既然说‘腊，，下边必然是‘鲜’。其数宇应该相同。称‘肤，足以知道鳞皮没有毁坏。 《礼记》说‘用干负祭祀叫商祭，用鲜鱼祭祀叫艇祭，。郑玄注‘商，量；艇，直，。查考‘商’的意思是裁割，‘艇’的意思表现在完整。贺循《祭义》还是用鱼十五条。现在鲜的就减省了，干的全部用。我认为应该干、鲜各两条，干的稍微切断头尾，表示保存古义。”国子助教粟惠度建议：“《礼记》称崇尚玄酒加工腥鱼。玄酒不能多，鲜鱼照理应节省。干鱼五条，是因为其加入了人工，可以效法五味，象征五种等级的酒。现在要干、鲜鱼各两条，礼义上没有依据。”何谨之的建议未能施行。永明十年，韶令已故太宰褚渊、已故太尉王俭、已故司空柳世隆、骠骑大将军王敬则、镇束大将军陈显达、已故镇束将军李安民六人，配祀太祖庙庭。祠部郎何谨之建议“功臣配祀，宋代屡次实行，查检其中遣事，题名列位，都写明封蹭的官爵、谧号及名字，文中不称神主，衹是设一个板。《白虎通》说‘祭祀有神主，孝子用它系住自己的心’。据此而言，升入庙堂配祀，不容许有神主。宋时板的尺度，已不复存在。现在所制作的，大小厚薄像尚书召板，是为了符合其本意”。主管官吏召集的太庙旧人也说见到的宋优功臣配祀座位板，与尚书召板相似，事情见于《仪注》。永明十一年，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题、侍中坦胤陈述：“已故太子拊祭太庙，既然从前没有标准。查检宋元后旧例，太尉行礼，太子与太尉一起跪拜。臣等商议，拟依照从前的制度。太常主持太庙神位，太尉主持拊祭礼，太孙跪拜，都与他一起，正式典礼完毕之后，在阴室的祭祀，太孙应该亲自进奠。”皇上下诏说“可以”。建武二年，主管官吏上奏景懿后迁入新庙的车服仪制。祠部郎何佟之建议说：《周礼》中王的六等服装，大裘等级最高，衮冕其次。五等车，玉辂等级最高，金辂其次。皇后的六等服装，桦衣等级最高，褕翟其次。首饰有三等，副等级最高，编其次。五等车，重翟等级最高，厌翟其次。上公没有大裘、玉辂，可上公夫人有副以及讳衣，因此《祭统》说“夫人穿戴副及讳衣站在束房”。另外郑玄说“皇后有六等服装，衹是上公夫人也有讳衣”。《诗经》说“乘坐翟弗上朝”。郑玄认为翟荛即厌翟，是侯伯夫人入庙乘坐的。现在上公夫人的副及裤衣既然与皇后相同，那么乘坐的重翟或许没有不同。况且景皇懿后在礼仪上处九等官爵中最高之位。而且晋朝太妃服饰的礼制，和太后相同，宋代皇太妃衹是没有五牛旗这点是不同的，她们的外侍官有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二人，分别跟随在前部后部，与王相同；内官有女尚书、女长御各二人，仪仗与太后相同。另外魏朝的晋王，晋朝的宋王，都设置百官，仿效天子朝廷。至于晋文王去世还称薨，太上皇称崩，那是礼仪超出了王。所以前面商议景皇后完全依照近代皇太妃的仪制，那么侍卫随从车驾都不能不同，皇后乘坐重翟，也是无可置疑的。查检齐初神主迁庙，宣皇神主乘坐金辖，皇帝亲自奉祀，也乘坐金格，先去举行完典礼，仍旧陪从神主到新庙，现在应当依照。采纳了这个建议。丞台元年，主管官吏商议是否应到宗庙参拜祖先。尚书令徐孝嗣建议： “继承帝位的君主即位，都没有到宗庙参拜祖先的记载，宗族繁衍继承祖业，才有虔诚地谒见宗庙祖庙之礼。”左丞萧琛建议：我听说恭敬地拜谒自己的祖先，这一礼义明白地写在《商书》中，朝拜武宫，事情光大于晋朝史册。哪有登临尊崇的帝位，承受天命继承王业，却不虔诚觐见祖宗，来到太庙。《毛诗．周颂》篇说“《烈文》，是成王即位管理国家，诸侯协同祭祖”。郑玄注说“新王即位，一定要用朝拜享祀之礼祭祀祖宗，秉告继承帝位”。另外一篇说“《闵予小子》，是继位国君朝拜宗庙”。郑玄注说“继位国君是指成王。除去为武王服的丧服，将要开始即位管理国家，朝拜宗庙”。如此看来隆盛周代法典，严明纲纪，身为嫡子居于帝位，没有比得上成王的。另外两漠由太子继承帝位者，西京七位，束都四位，其中昭、成、哀、和、从五帝，都拜谒宗庙，有关内容载于汉代史书，其他惠、景、武、元、明、章六帝，前代史书没有记载他们拜谒宗庙的事，或许是史书偶尔有阙文，道理上没有其他解释。议论者说皇上早在束宫做太子时，已经向祖先表示了敬意，终止哭泣之后，当即亲自主持正常的祭祀，造就是在宗庙拜见祖先了，所以没有另外拜谒的礼制。我认为不是这样。作为太子在束宫时，也随从参加郊祭，如果说以前的虔诚可以代替后来的恭敬，新朝代创始，就无须再有配祀上天的祭礼了。如果认为亲自主持正常祭祀后，再到宗庙拜见是重复，可是从漠到置，庶子继位，都到宗庙拜谒，既然同是有了祭礼，为何衹有庶子继位举行繁杂的礼仪?而且晋成帝咸和元年改年号后，拜谒宗庙，咸康元年加冕，又重新拜谒。时间上没有换君主，还不怀疑两礼重复，何况地位上隔为君臣，却衹用一次拜谒追祭礼敬。应当继承遥远的周、汉的盛大仪范，黜弃近代置、塞的乖异礼仪，朝拜一次宗庙表现的诚信，会迅速传遍万国。 “奏议被许可。永明元年十二月，主管官吏上奏： “本月三Et，腊祭太社稷。一日日月相会，在斋戒期内发生了El食，不知道对社祭有没有妨碍?官署没有先例依照。”尚书令王俭建议：“《礼记．曾子问》‘天子举行尝谛郊社等五礼范围的祭祀，篮簋等祭器已经摆好’，衹有遇到天子或皇后的丧事才废止。到正当祭祀的那天，发生火灾以及Et食就停止。查考击鼓献祭，由来久远，可是篮簋等祭器刚摆好，没有问到。据此来说，斋戒第一天，赶上轻微的日食，就不应当废止祭祀。另外初平四年，士孙瑞建议因B食废止冠礼而不废止郊祭，朝廷的议论采纳了这一建议。王把天地作为父母，郊祭社祭没有不同，造就是先例，我认为不应废止。”下诏说“可以”。丞塱十一年，兼祠部郎包工驻建议：据《礼记．郊特牲》“社祭祭土而以阴气为主，国君面向南立在社坛北墙下，其意是对着阴面”。郑玄说“答好比是相对”。“北墉，是社祠内的北墙”。王肃说： “阴气向北，所以国君面向南与之相对。答之就是与之相对的意思。”由此可知古代祭社，面向北设置神位，斋官面向南，是很清楚的。近代沿袭，帝社朝南，太社及稷坛都朝东，斋官的位置在帝社坛北，面向西，在神位背后行礼。又称稷为稷社，非常违背礼的本意。却不知在何时弄错，追溯其中道理应当不久。我认为皇齐改变前朝文物制度，礼乐都应更新，中原的神灵，没有比社神更尊贵的，如果仍旧沿袭前代的错误，恐怕有损盛大的典礼。认为二社，说起其字义是不同，若论其神灵则是相同的，神位都应朝北。稷神如果朝北，就变成了相互背离。稷是百谷的总神，不是阴气之主，应依照先前朝束。斋官站在社坛东北，面向南站立，束是上位；各位执事面向西站立，南是上位。稷依据礼没有异名，现在如果要尊崇，正可以命名为太稷，怎能说是稷社呢?腊祭太社日期临近，可依照所奏请的事情处理，改定礼仪制度。仪曹称治礼学士的意见是：《郊特牲》又说“国君面向南，是与阳相对；大臣面向北，是与国君相对”。如果认为阳气在南，那么神位应朝北；阴气在北，那么神位应朝南。现在南北郊祭，一律限定朝南，皇帝持黑瓒站在台阶东部面向西，由此知道祭坛与阴阳无关，设置神位又怎能拘限于南北。众位神灵小的祭祀，大都限定面向南，供奉的时候，面向北行礼，大概是想申明神灵的尊贵，表示追求阴幽的含义。魏秦静让另外营建社稷，说自汉代以来，相沿朝南。汉离周年代隔得不远，鄗城荒废的房基，商丘残余的树，应还有遣存，迷失祭坛方位，没到现在这样，博学的儒者知识通达，不认为是错误。庾蔚之从前已有这种意见，后来徐爰、周景远都有不同意见，仍旧没有改变。何佟之建议：提出的辩驳引述国君面向南与阳相对，臣下面向北与国君相对。敢问“答”的意思，是相对?还是相背?如果相背则在社神位面向南，国君也面向南，可以同提出的辩驳相符。《郊特牲》说“臣下面朝北与国君相对”。又成了国君与臣下相背。现在说国君朝南臣下朝北，如照前面解释“答”的意思，那么国君朝南就不能称为“答”， 《礼记》怎能说祭社时国君朝南“答”阴面呢?社神如果朝同一方向，那么国君也应当面向西，为什么在社祭时面向南?在效祭时面向西呢?我的解释不是如此，《礼记》说，国君面向南与阳相对，这是表明朝廷集会的时候，昌盛的阳气在南，所以国君面向南与之相对，犹如圣人面向南听政，向着光明治理国家的意思，怎能是祈求祭祀天地的太阳呢?由此可知祭社时神位朝北，国君与之相对所以朝南；祭天时神位朝南，国君与之相对应当朝北。现在皇帝持黑瓒站在台阶东面向西，这大概是M0进入祭场的另外一个位置，不是应接相对时的位置。据《礼记》说“社祭为的是神化地”。又说“社祭祭祀地而主阴气”。又说“不听从命令，在社坛处死”。孔安国说“社祭主阴气，阴气主肃杀”。《传》说：“日食，在社祠击鼓”。杜预说“是谴责各阴气”。社祭执掌阴气的强盛，所以朝北设置神位，以照其本意。其他的祭祀虽然也与土地祭祀同样尊贵，可是不具这种意义，所以神位的朝向不同。不能看到其他的阴祀神位不朝北，便说社祭神位应当朝南。据《周礼》祭社时神位朝南，国君追求阴幽，应当面向北，可是《礼记》说国君面向南，这与相对阴气的意思，追求阴幽的言论不违背吗?魏临时用汉的社坛，社坛、稷坛同在一处，共用一个门口，稷坛在社坛北面，都不是古制。后迁到皇宫南面，自当是遵照礼制。如果像秦静说的这样，就是显示漠代的社祭失去了周代的法度，可以看到漠代的旧事。当时祭社神位朝南，不知出自什么史籍。就是依照议论者提出的秦静所说的祭社位置朝向仍依汉代旧的法度，汉代又是沿袭周代的成规，因而不用更改，那么社稷三座祭坛，都应当朝南，现在为什么改帝社朝南，泰社及稷都朝东呢?治礼学士又向何佟之问难，总共往返了三次。到建武二年，主管官吏提出： “治礼学士没有明确的根据。”何佟之的建议才实行。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上奏说：据《周礼．大宗伯》“用苍璧祭天，黄琮祭地”．郑玄又说“都有牺牲缯帛，各依照祭器的颜色”。Ih此可知在圆丘祭天用黑牛犊，在方泽祭地用黄牲畜。《牧人》说“凡是阳祀都用脐牲畜，阴祀都用黝牲畜”。郑玄说“醉，赤色；黝，黑色。阳祀，指南郊祭天以及宗庙祭祀。阴祀，指北效祭地以及社稷祭祀”。《祭法》说“在泰坛焚烧木柴，是祭天；在泰折挖坑掩埋祭品，是祭地。用赤色牛犊”。郑玄说“祭地是阴祀，用黑色牲畜，与祭天一样都用牛犊，所以连在一起说了”．由此可知这里祭祀天地就是南北郊祭。现在南北郊祭都用玄色牲畜，另外明堂、宗庙、社稷祭祀都用赤色，舆从前的礼制不符。另外郑玄说“在明堂祭祀五帝，勾芒等配祀”。自晋以后，把圜丘并入南郊，因此郊祭坛陈列五帝及勾芒等的神位。现在明堂祭祀五方之神，更是缺少五神的神位，北郊祭祀地祇，却设置重黎的神位，乖舛不一，恐怕有损盛大的礼典。前军长史刘绘议论说：“《论语》说‘牛犊是赤色而且长着整齐的角，即便不想用于祭祀，山川I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不知道山川I之神应当是阴祀不?如果属于阴祀，那就舆用黑色不符了。”何佟之又发表议论：“《周礼》以祭天地为大祀，四望为次祀，祭山川I为小祀。周人崇尚赤色，自四望以上用的牲畜，各依照其所处方位，因为这些祭祀很重大，应当遵从本色。祭山／10以下的祭祀，没有记载牲畜的颜色，因为这些祭祀规模小，依照它们崇尚的颜色。这样《论语》、《礼记》的两种说法，怎么不相符?”众人商量认为合适。采纳了这一意见。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提议说：听说凡是圣明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尊奉天地，崇敬E1月的，所以冬至日在圆丘祭祀天，夏至El在方泽祭祀地，春分El祭H，秋分日拜月，为的是教诲目姓事奉国君的道理，教化下尊敬上的道义．所以《礼》说“王一定要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Et为兄。以月为姊”。《周礼．典瑞》说“王腰插大圭，手持镇圭，用五色丝绳绕五圈装饰朝拜曰”。屋邈说“天子在春分曰祭Et，秋分曰拜月”。《觐礼》 “天子出束门之外拜曰”。卢植说“朝拜曰是在立春H”。郑玄说“端应当作冕，朝拜H是春分的时候”。《礼记。朝事议》说“天子头戴礼帽，手持的镇圭，有一尺二寸，率领诸侯到柬郊朝拜H，为的是教导国民尊奉天尊”。所以郑玄知道在这裹端是作冕。《礼记．保傅》说“三代的礼制，天子春天早晨祭El，秋天傍晚拜月，为的是表明有所尊敬”。而没有说明所用的确切时辰。马融、翅玄说是用春分、秋分，卢植说是用立春H。我认为日是太阳的精灵，月是太阴的精灵。春分时阳气刚在上升，秋分时阴气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