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不敢详言，应当废除还是设置，仰仗圣上裁定。”下韶说“依照旧制”。建元四年，世祖即位。这年秋天，主管官吏上奏说：“查考从前各代继承帝位，有的仍旧因循前代的郊祭年次，有的另外开始，晋、宋以来，没有统一的做法。今年正月已举行过郊祭，不清楚明年应举行南北郊祭和明堂祭祀不?”依旧交由通关八座丞郎博士商议。尚书令王俭建议：查考秦作为诸侯时，杂乱地祭祀各方天帝，秦始皇统一天下，也没有确定的祠祀。汉高祖秉受天命，沿袭雍地的四峙又建造了北时，开始祠祀五帝，但没有确定郊祭坛。文帝六年，根据新垣平提议初建渭阳五帝庙。武帝最初到雍地郊祭五时，后来经常三年到雍地郊祭一次。元鼎四年，才在汾阴设立后土祠，第二年，在甘泉设立太一祠，从此以后，两年郊祭一次，与雍地分别祭祀。成帝刚即位，丞相匡衡在长安确定南北郊祭地点。哀帝、平帝之际，又恢复在甘泉、汾阴祠祀。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请依照匡衡的建议，恢复在长安南北郊祭。光武帝建武二年，确定郊祭的地址在洛阳。魏、晋沿袭，全都依据漠代典制，虽然在时间上有所差别，但大多隔年举行一次。至于继承帝位的国君，参差不统一。应该有确定的制度。查晋明帝太宁三年举行南郊祭祀，这年九月驾崩，成帝即位，第二年改年号就郊祭；简文帝咸安二年举行南郊祭祀，这年七月驾崩，孝武帝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也郊祭；宋元嘉三十年正月举行南郊祭祀，这年二月驾崩，孝武帝继承帝位，第二年改年号郊祭。这是晋、宋两代明确的例证，勉强可依照。认为明年正月应当享祀南北二郊，恭敬地祭祀明堂，自此以后，仍旧隔年祭祀。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都赞同王俭的意见。下诏说“可以”。永明元年应当举行南郊祭祀，可是立春在郊祭曰之后，世祖想更改郊祭H期。尚书令王俭陈述：查考《礼记。郊特牲》说“郊祭是迎着冬至H的来临，隆重地报答天的恩赐，而以冬至日作为主体”。《易说》“三王的郊祭日期，一律用夏历”。卢植说“夏历是在冬至后， 《传》说惊蛰举行郊祭，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圜丘祭祀与郊祭各自举行，互不妨碍。郑玄说“以寅月为正月，昼夜的划分开始白昼变长”。王肃说“周于冬至曰在圜丘祭天，在正月又祭天祈求谷物丰收”。《祭法》称“燔柴于太坛”，就是圜丘祭。《春秋传》说“惊蛰郊祭”，则是祈求谷物丰收。谨查检《礼记》《春秋传》二书的文字，各有自己的意思，卢植、王肃二人的说法，就好像是符信相合。中朝减省圜丘、祈谷之礼并入南北郊祭，即是现在的郊祭礼，用意在于报答天的恩赐，兼有祈求谷物丰收的意义，既然不全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何必非等到惊蛰。史官衹看到了《春秋传》的意思，没有懂得《礼记》的含意。另外查检景平元年正月三H辛丑举行南郊祭祀，同月十一H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举行南郊祭祀，同月八日立春，这些都是近代明确的例证，并不以先郊祭后立春为嫌。如果有人认为正月初一这一时间有所不便，那么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初一加冕，初二亲自主持南郊祭祀，加冕典礼重要，百官都要列席，虽然是在洁身清心的致斋之中，照样举行不会有疑虑。现在斋戒期内遇到初一，这就要遵照前面的例子。如果圣上之心恭敬有加，务求严格整洁，初--N天，可让散官预设防备，凡是不参预致斋礼的，在止车门外另立帏帐作为官署，假如天色有异常，就排列在宫署之前，希望上天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允许，我认为没有必要麻烦更换日期。听从了这个意见。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提议：“郊祭与明堂祭祀，本来不应在同一天。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祭礼完毕，依次祭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称为五供’。蔡邕所依据的也是如此。近代减省，所以郊祭与明堂祭祀同在一天。明年郊祭，应该有个定准。”太学博士王佑建议： “明年正月的第一个辛Et，应当祭祀南郊，第二个辛曰，举行明堂祭祀，第三个辛Et，飨祀北郊。”兼博士刘蔓建议：“汉元鼎五年，在辛巳Et举行祭礼，此后郊祭的Et期，没有一点不同。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泰山封惮，连带祭祀明堂。元封五年甲子，用高祖配祀上天。汉王朝的郊祭，不全是在国都举行，所以祭祀的月份，因事而不同。后漠永干以后，明堂建于国都南郊，而郊祭在第一个丁Et，因此供奉三祀，得以都在正月。虽然郊祭有确定的日期，明堂却还没有一定的时曰。为什么呢?郊祭在丁曰，社神祭祀在甲let，有定说就会遵从，如果经礼没有文字记载，就难以臆造，因此一定要算出吉Et，不在寅El丑日祭祀。而且礼规定的祭献，没有共同享用的，衹有漠代把朝拜太阳与报答上天恩赐合在一起。如果依照《汉书》的五供，就应当先祭北郊，然后祭明堂。这就成了地在天之前享用奉献，是不可以的．”兼人常丞蔡仲熊建议：《郑志》说“正月第一个辛日，在南郊祭祀后历，回到明堂祭祀，用文王配祀”。所以塞伐创建明堂，郊祭回来后就祭，这是采用《郑志》的说法。这大概是作《郑志》的人的错误，不是郑玄的本意。郑玄的话是说“不清楚周代明堂在哪月祭祀， 《月令》中是在季秋”。查郑玄注释《月令》季秋大飨帝说“大飨，全面祭祀五帝”。又说“在明堂的大飨，用文王、武王配祀”。当时是在秋天，离惊蛰还早。另外《周礼．大司乐》记载“凡是举行大的祭祀活动，都在当地住宿”。查检在当地住宿的意思，是因为日出举行祭祀的缘故；如果天黑之后举行祭祀，就无须预先在当地住宿。如果是日出举行祭祀，怎么会要等到郊祭回来。束京《礼仪志》中没有记载祭祀的时间日期，可是《郑志》说“郊祭天帝供奉牺牲的夜晚，夜漏没有流到八刻进献熟品；祭祀明堂供奉牺牲的夜晚，夜漏没有流到七刻进献熟品”。查考明堂祭祀在郊祭的前一刻，可是进献奏乐。要等到郊祭回来。魏高堂隆上表建议“九日祭南郊，十曰祭北郊，十一日祭明堂，十二日祭宗庙”。查考高堂隆这话，是仔细研究时序而确定的制度，因此《周礼》、两汉及魏，都不在同一天。《礼记》在辛日郊祭，《尚书》在丁曰祭祀，辛日丁曰都合适，应该临时谨慎选择。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建议：“《春秋传》在正月第一个辛日郊祭， 《礼记》也说在辛日郊祭，惟独《尚书》说丁巳日郊祭供献牺牲。先儒认为早于甲曰三天的辛Et，晚于甲日三天的丁曰，是可以迎接供奉天神的日子。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奉祭祀光武皇帝。辛日既然是常规的郊祭之曰，郊祭又在明堂祭祀之前，不容许不郊祭而祭祀明堂，理应是郊祭明堂祭祀都举行。”司徒西合祭酒梁王建议：“《孝经》郑玄注说‘上帝也就是天的别名’。根据郑玄的意思，帝和天说起来没有什么区别。近代同时祭祀，也是很有根据的。毯左扣元年正月丁未，郊祭时用武皇壶配祀天，在明堂宗奉祭祀文皇帝来配祀上帝，这就是遵照从前的规则行事了。”骁骑将军江淹建议：“郊祭上天，明堂祭祀五帝，不是说一天两次祭祀就玷污了神灵，无须改正。”尚书陆澄建议：前人遗留的文字事实，存在于旧的书籍之中，郊祭宗祀地点相近，论情势可同在一天。不能同在一天，说明意义必定不同。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祭时用高皇帝配祀天，二十二日丁亥，在明堂宗祀孝文帝配祀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祀五帝，用光武皇帝配祀。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烧柴祭祀，第二天，在明堂祠祀五帝。柴祭山祠祀地，还不在同一天，郊祭与明堂祭祀应当不在同一天，例证就更明确了。陈忠《奏事》说‘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祭南郊，十四日祭北郊，十五日祭明堂，十六日祭宗庙，十七日祭世祖庙’。仲远的五祀，绍统的五供，和陈忠的这项奏议，都相符合。高堂隆上表，南、北郊祭及明堂祭祀、宗庙祭祀各在一天，挚虞《新礼》建议明堂与南郊祭坛相隔三处坛场，是里祭天飨祀帝同在一天的例证。另外上帝不是天，过去的人说得已经很详细。现在祭明堂采用的日期，应当依照古制在北郊祭祀之后。汉代衹有南郊祭祀配备大驾，自北郊祭祀以下，皇上车驾省去十分之二，现在祠祀明堂，不应配备大驾。尚书令王俭建议：西汉郊祭明堂祭祀各在不同的日期，东汉也不在同一天，魏、晋沿袭旧制，没有分辨异同，宋代设立明堂，衹是依据从郊祭到明堂祭祀的意思，没有通晓祭祀天地的宗旨．为什么呢?郊祭坛祭天，始自清晨，回到明堂祭祀，便在太阳偏西，虽然奉祀有所根据，然而烦琐简慢的很，不在同一天祭祀的建议，在情理上更有说服力。《春秋感稍符》说“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这样北郊祭祀应在明堂祭祀前。汉、魏时北郊祭祀，也都是皇帝亲自主持，晋泰宁年间有诏书，但未来得及遵行。咸和八年，北郊祭坛才得以营建，太常顾和执意由皇帝亲自祭祀。康皇年间，已经遵照采纳。宋代沿袭，没有来得及改革。现在应该皇上亲自祭祀地，明年正月第一个辛Et祭祀皇天，第二个辛曰祭祀后土，最后一个辛Et祭祀明堂。皇上都是亲自主持。车骑服用的仪制，一律遵照选制。南郊用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衣冠冕等礼服，各祭祀都用。诏令说“可以”。建逮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座昙隆启奏说：我看见南郊祭坛场地周围，永明年间建造了瓦房，式样宏伟壮丽。查考经史，无所依据。翻检《周礼》。祭天在圜丘，取其就高之义，在南郊建祭坛，是就着阳位。所以要高大宽敞，贵在昭显上天光明，四周流通气物。自秦、汉以来，虽然郊祭多有不同，但祭坛场地中间，并没有另外建宫室。其中用意何在呢?治理国家是质朴虔诚尊奉上天．不树立抬高自己，处事要兼通旷达，务求开明长远。宋元嘉年间南郊祭祀，到时临时设置小的帏帐作为退下来休息的地方，泰始年间稍加修缮扩大，永明初年越加高大壮丽，前些年工匠终于建起了瓦屋。前代的帝王，哪会在祭祀上天时昧心兴建土木，之所以不做，是含有很深的情意。 《记》说“扫地祭祀，在于它的质朴；祭器用陶器匏，是天地的本性”。所以“最高的恭敬没有任何修饰”，“以朴素为贵”。我私下认为郊祭应当初步停建土木，不需要高大，以明确谦恭肃敬为宗旨。或许上可以得到上天神灵的准允，下可以满足众人的期望。下诏说“交付外官详议”。国子助教徐景嵩建议：“我翻检《三礼》，天地祠祀，南北郊祭，衹是明确祭祀选取的牺牲，祭器所用的陶器匏，没有记载国君休息之处的仪制。现在帏帐与瓦房的结构虽然不同，但都不是千年的成例，应力求沿袭。”太学博士贺踢建议：“《周礼》‘王祭上帝，摆放毡案，设置皇邸，。国家有变故而举行祭祀，也叫旅祭。毡案，是在帏帐中用毡作床，没听说在郊祭坛场设置宫室。”兼左丞王撞建议，扫地郊祭上天，认为郊祭坛场没有建筑房屋。都与昙隆意见相同。骁骑将军虞炎的建议，认为“所施予的诚朴，衹是在一个祭坛，汉代的郊祭，是在甘泉享祀帝，天子从竹宫望拜，休息的殿堂离坛场既然很远，郊祭典礼完毕，旋即驾临此处。瓦房与帏帐，无所谓简慢”。祠部郎李揭建议：“《周礼》载‘凡是祭祀都要张开旅祭帐幕，陈设尸次’。有尸次就要有帏帐。仲师说‘尸次，是祭祀的尸所居住的更衣帏帐，。凡是有关祭祀的文字，既然不衹是在郊祭方面，设立尸次的言论，理应与宗庙相关。古代就撑开帐幕，现在非要省去房屋。宗庙的旅祭帐幕，既然可以改为房屋；郊祭的毡案，为什么不能转变成房檐屋脊?”昙隆的建议没能实行。建武二年天旱，主管官吏建议雩祭依照明堂礼制。祠部郎何佟之建议说：．《周礼．司巫》说“如果国家大旱，就率领巫师歌舞求雨”。郑玄说“雩，是天早时的祭祀。天子对上帝，诸侯以下对上公的神灵”。另外《女巫》说“干旱就歌舞求雨”。郑玄说“让女巫在干旱时的祭礼上跳舞，是崇拜女阴”。郑众说“用女巫求雨”。《礼记。月令》说“命令主管官吏为百姓向山川I百源祈求祭祀，于是大肆雩祭天帝，用盛大的乐舞。于是命令各地雩祭诸侯、卿、士中有益于百姓者的神灵，祈求谷物丰收”。郑玄说“阳气兴盛就会长期干旱。山川百源，是能够产生云雨的地方。众多水流产生的地方是百源，一定要先祭祀最根本的。雩，是感叹求雨的祭祀。雩祭上帝，说是在南郊祭坛的旁边，祭祀五精之帝，用先帝配祀。从靴鞟到祝敔类乐器是演奏盛大的音乐祭祀，其他的雩祭衹用歌舞。诸侯、卿、士，古代的上公以下，指的是勾龙、后稷之类。《春秋传》说龙出现时举行雩祭，最正式的雩祭应当在四月”。王肃说“大雩，是求雨的祭祀。《春秋传》说龙出现时举行雩祭，指的是四月。如果五月六月大旱，也用雩祭， 《礼》是在五月裹写明雩祭的意思”。晋永和年间，中丞启奏，雩祭礼制足在国都南郊建坛，祈求上帝诸侯神灵，用八列六十四个童子跳舞，歌唱《云汉》诗，都是在孟夏。得到雨水，用太牢回报。当时博士建议，说原来有祭坛，汉、魏却另加探讨。《月令》说“命令主管官吏祈求祭祀山川1百源，就是大雩”。又说“于是命令各地雩祭诸侯、卿、士的神灵”。那么大雩所祭祀的，衹应当是五精之帝罢了。勾芒等五位神灵，既然是五帝的助手，依据郑玄的说法，应当在庭中配祀。郑玄说“雩祭坛在南郊祭坛的旁边”，而没分辨东西。据查有关地的法则是崇尚右，雩祭坛较郊祭坛地位要低，理应在左边。应当在郊祭坛的东面，坛场的外边建筑雩祭坛。既然是祭祀五帝，那么雩祭坛的形状应当是圆的。查考雩祭坛的高度广度，《礼记》、《春秋传》没有明文，依据《觐礼》设置上下四方神明祭祀，筑祭坛高四尺，使用珪璋等六种玉器，礼拜天地四方神明，帝王率领诸侯亲自礼拜，为的是教人崇敬至尊。雩祭五帝，大体上可以仿照。就是说现在修筑祭坛应当高四尺，其广度应以四圈为限，直径四丈，周长十二丈，分四层。陈列五帝的神主，各依照其方位，就像在明堂的礼仪。皇查用世担在明堂配祀五帝，现在也应当在雩祭坛配祀。古代初春时举行郊祭祈求谷物长势旺盛，初夏时举行雩祭祈求雨水好，两种祭祀虽然不同，可目的是一样的。礼制中衹有冬至曰回报上天，起初没有得到雨水后酬谢帝。现在虽然缺少冬至目的祭祀，然而南郊祭祀兼有祈求报答的礼仪，按理不容许另外有酬谢报答之类活动。礼祀郊祭天帝。所崇尚的是节省费用，周祭祀灵威仰像后稷一样，各用一头牲畜，现在祭祀五帝、世祖，也应当各用一头牛犊，此外完全依照南郊祭祀的礼仪。逮皇童时丧期未完，自然可以不演奏盛大的音乐。至于天旱时歌舞雩祭，大概是表达感叹之意，既然不是存心欢乐，这就不算是涉嫌。其他如祝史宣读祭辞，衹是祈求上天神灵恩泽罢了。礼制中雩祭歌舞是不能缺少的，现在的女巫，都不练习歌舞，临时演练，恐怕无法尽快熟悉。依照晋朝的意见，使用童子，或许是一种适当的选择。司马彪《礼仪志》说雩祭穿黑衣，大概是崇尚阴的意思。现在祭服都是黑色，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祭祀中歌唱的诗，以及各种供品，就让主持者搜求置办。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隆昌元年，主管官吏上奏，众人商议明堂祭祀，都主张用世祖配祀。国子助教谢昙济建议：“依照《祭法》郊祭和祖宗祭祀，都是庄严的祭祀。郑玄注的意思，也是根据二者共享奉祀。应当用祖和宗两人配祀，让文、武双双受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认为应当用世宗文皇帝配祀。祠部郎何佟之建议：“周代的文王、武王还推让后稷配祀上天，认为文皇帝应当推让世祖配祀帝。虽然是让尊祖去配祀了，但对圣上父亲也是个荣耀。”左仆射王晏的建议，认为“如果采用郑玄的祖宗是通称，那么生前建立功德，死后留下尊称，历代配祀帝的，何止两位?现在祖宗配祀上帝，应准许用世祖，如果百代不改，明堂岂不变成了文庙!”下韶说“可以”。到永元二年，何佟之又建议说：根据《祭法》“有虞氏谛祭黄帝郊祭学，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周人樯祀学而郊祭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郑玄说“碲、郊、祖宗，是说祭祀时配祀。这柿是指在圜丘祭祀吴天。在南郊祭祀上帝叫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祖宗”。“郊祭是祭一个上帝，而明堂祭祀五帝，德行小者配少的，德行大者配多的”。王肃说“有祖宗之名的庙不毁弃”。如果真像王肃说的，殷商有三祖三宗，都不应该毁弃，为什么衹称荡、契?况且帝王的后人还在，舜会宁愿为尧、题垣立庙，可世间相沿祭祀他们了吗?连主查用直担配祀叁歧，到汉武帝设立明堂，又用高祖配祀，一个人兼做两处配祀，有违于圣典。自汉明帝以来，没有再造样做。所以明堂没有兼做配祀的。我私下认为先帝应将二帝列为祖宗，为高宗建新庙，与世回一起作为一般配祀，以此申明圣主尊父之义。先帝相对于逮皇童，论伦常次第是弟弟，论道义尊卑是臣下，设配祀的位置，应该在世担下面，二人并列，都面朝西。国子博士王搞建议：“《孝经》‘周公郊祭用后稷配祀天，在明堂宗祭文王配祀上帝’。没说武王。另外《周颂》 ‘《思文》，是用后稷配祀天，。‘《我将》，是在明堂祭祀文王’。有关武王的内容，祇有《执竞》说‘祭祀武王’。由此周代宗庙祭祀武王诗，更知道明堂没有武王配祀。”何佟之又建议：《孝经》记的是周公摄政时的礼仪，《祭法》记的是成王归位后所实行的礼仪。所以《孝经》以文王为宗，《祭法》以文王为祖。另外孝顺没有比用尊敬的父亲配祀天更大的了，这说的就是周公自己，查考此中旨意，难道能相对于成王说吗?如果《孝经》所说的，的确是成王所实行的，那就是尊敬祖，怎能说尊敬的父亲呢?而且《思文》是周公用后稷配祀天的乐歌，《我将》是文王配祀明堂的乐歌。如果按照王搞的说法，那么这二篇，都应该在成王归位之后。请问周公祭祀后稷、文王，用什么乐歌?另外《国语》说“周人谛祭学郊祭后稷，把文王作为祖，把娄工作为宗”。童周说“因公时，把塞工作为宗，其后改为把文王作为祖，把武王作为宗”。查考文王是因为文治而被奉为祖，逮王因为武功而被奉为宗，想表明文王也有大德，武王也有大功，所以郑玄注释《祭法》说“祖、宗说起来是相通的”。因此《诗经》说“吴天已有旨命，二后承受它”。注说“二后，是文王、武王”。而且明堂的配祀，有单个的也有一起的。所以郑玄说“四季在国都郊外迎候上天之气，祭祀一帝，回到明堂，顺便祭祀一帝，则是用文王配祀”。表明一位宾客不容有两位主人。“在明堂享祀五帝，一般就用文王、武王配祀”。“泛”的意思，是指没有具体对象。既然礼仪盛大，所以祖、宗都配祀。众人商量以何佟之的意见为准。下韶说“可以”。太祖做齐王，依据旧制设立五座宗庙。即位之后，设立七座宗庙。广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阴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共是七庙。建元二年，太祖亲自祭祀太庙六房，遵照礼仪，叩拜完毕，接着到昭后庙室前，根据礼数应当倚门而立，皇上内心犹疑，想让庙裹的执事去做，又想让诸王代替祝令在昭后庙室前执爵主持。向彭城丞刘织问这事。划职回答说：“如果都不到昭后的神座前，我认为太薄情。庙裹的执事就是代替皇上执爵祭奠，可祝令地位卑下，恐怕诸王不会愿意代替他们。旧的庙祭仪式中诸王可以兼任三公亲自主持，我认为这样比较合适。”皇上听从了。等到太子穆妃去世，哭祭完毕，拊祭于太庙阴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去世，哭祭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