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早就想上一个大折子，建议停止捐纳，并全部清退捐纳出身的县令知府。只是此事牵涉面太广，而朝廷也一定不会采纳。朋友们都劝他不要挑起事端，他只得隐忍作罢。现在好了，山西的事可以由自己说了算。整饬吏治，就先从这批政绩恶劣又是捐纳出身的府县开始!见张之洞长久沉吟不语，徐时霖献媚：“大人一路辛苦，请在阳曲休息两天，容卑职再把详情禀报。卑职立即去安排酒饭，为大人一行洗尘接风。”徐时霖边说边站起，正要转身出门，张之洞喝道：“你给我站住!”徐时霖忙站住，两只腿禁不住轻轻摇晃起来。张之洞走到他的身边，瞪起两只大眼严厉地训道：“你在这里老实呆着，本部院立即奏明朝廷，参掉你这个庸劣误事的阳曲县正堂!”说罢，带着桑治平、大根迈过门槛，扬长而去。客厅里，徐时霖的两条腿不停地抖动着，头一阵发晕，几乎要瘫倒在地。第三章 投石问路一 得知周武王酒爵是徐时霖的礼品，张之洞顿生反感张之洞接过大印、王旗，做起山西巡抚已经快一个月了。刚到太原那几天的时候，他几乎都在酒宴上打发了。先是即将离开山西去江南任江苏巡抚的卫荣光请客。卫荣光是前任，关于山西的一切，张之洞都想向他请教，他请客自然非去不可。席上，卫荣光说的全是不着边际的应酬话。饭后茶室里两人聊天，他也是东一句西一句，不得要领，张之洞很为失望。接着便是藩司葆庚请客。巡抚之下就是藩司了，今后天天要和此人打交道，他请客，能不去吗?圆头圆脑的葆庚，殷勤得几乎令张之洞难受。中午在赵氏酒楼设盛宴款待，他一个劲地挟菜斟酒，介绍山西的名酒名菜。葆庚是个美食家，说起这些来滔滔不绝，根本无张之洞插话的余地。赵氏酒楼上的宴席刚刚结束，杏花坞的夜宴又开始了。酒酣耳热之际汾河园的戏子又唱起了堂会。葆庚拿起戏单硬要张之洞点戏，张之洞于此道不通，也无兴趣，推托不掉，忽然想起京师皮黄有一出戏叫《玉堂春》，说的就是山西的事。他随手翻开戏单，果然上面有一折《苏三起解》，便用手点了点：“就唱这个吧!”“好，大人真是行家!”葆庚摸了摸油光水滑的下巴，笑眯眯地说，“到了山西，非听这个戏不可!”转脸吩咐身边的跟差传令立即准备。一会儿，一个满身红色囚服却娇滴滴的青年女子，被一个化妆成三花脸的矮胖老头，用绳索牵着走了上来。那女子唱的是山西梆子调，虽然歌喉凄楚婉转，张之洞却听不明白她在唱些什么。身旁的藩司则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女囚犯，手掌轻轻地拍打着椅子，听得入迷了。猛然间，藩司意识到，决不能只顾自己听而冷淡了抚台大人，忙侧过身笑着对张之洞说：“苏三刚才这句‘洪洞县里无好人’真是唱得好。洪洞县里的好人的确不多，那里的民风至今还要比别的县刁滑些。”张之洞听了这句话，觉得好笑，便说：“戏文里的这句话，真的是事实吗?”“真的!”葆庚一脸正色地说，“洪洞县里的刁民，在山西省是出了名的。过段时期空闲了，我陪大人到洪洞县去走走，大人自然就相信了。”张之洞笑着说：“不怕葆翁见笑，我的祖上就是洪洞县人!”葆庚先是吃了一惊，随后马上满脸堆笑地说：“大人这是指责我，讲我这句话说得不对。”“不是。”张之洞脸上没有丝毫笑意，“我的祖上的确是洪洞县人。先祖张本，永乐十五年，从洪洞县迁到直隶。先住漷县，两代后才迁居南皮。”没想到无意中的一句话竟然伤了抚台大人，葆庚吓得头上直冒冷汗，慌忙起身，双手抱拳，对着张之洞直打躬：“冒犯了大人，罪过!罪过!我实在是不知道，还请大人宽恕才是。”“坐下，坐下!”张之洞哈哈大笑，“葆大人不要在意。戏里的事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那时我的祖上早已是南皮人了。洪洞县的民风刁滑是那时开始的，与我张氏祖先无关。”葆庚这才放下心来，一边坐下，一边大笑着，趁机冲淡刚才的窘迫。他实在舍不得眼前这个美丽的苏三，两只小眼睛又重新将她盯得死死的。正在兴味盎然时，葆庚突然听到轻微的鼾声。他转眼一看，原来是张之洞已经睡着了。他不做声，又去看苏三。直到这折戏唱完，苏三下去了，藩司才轻轻地拍了拍张之洞的肩膀。张之洞睁开眼睛，说：“唱完了?”“唱完了。”藩司说，“大人再点一曲吧。”张之洞说：“不听了，我要回去睡觉了。”“好，不听了，回家去吧。”葆庚传令下去之后，又对张之洞说，大人是喝多了点。我家有上百年的陈醋，我叫厨子为大人调一碗鱼羹汤。今晚就委屈在寒舍里歇息如何?”张之洞忙说：“那不行，那不行!”葆庚十分关切地说：“大人，如果宝眷一道来了，我自然不敢请大人这么晚了还去寒舍。只因宝眷未同来，大人今夜伤了点酒，倘若夜里不舒服，我如何担当得起!所以请大人权且到寒舍住一晚，明天一早再回衙门，决不会耽误公事。”张之洞听了这话，对葆庚的关怀备至颇为感动。他自己在这些方面很粗心，难得为别人想得这样周到，但毕竟这么晚去吵烦人家是不妥当的。见张之洞尚在犹豫，葆庚轻轻地对他说：“大人，我请你去，还想请你帮我鉴定一样古董。我对这门道不通，幕友说那是商纣王用过的酒器，我不太相信。大人是有名的鉴赏家，去帮我辨识一下如何?”张之洞有好古的癖好，世间之物，凡沾上一个古字，他便有兴趣。古字、古画自不必说，即使是一块年代久远的破瓦片碎砖头，他也视为珍宝。那年，他和潘祖荫聊天，说起炎炎夏日，以何物消遣为妙的话题。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拓古铭，读古碑，谈古泉，论古印，用古砚，检古书，样样离不开一个古字。听说是商纣王用过的酒器，张之洞眼睛一亮，倦意立消：“好!到府上去看看。”葆庚欢喜无尽，立刻传令备轿。两顶绿呢大轿被前呼后拥地抬进了藩司衙门。一进大门，张之洞便迫不及待地要葆庚把古董拿出来。葆庚说：“大人稍坐一会儿，喝点鱼醋羹吧!”张之洞说：“不必太麻烦，我的酒已消了。”“尝尝味吧!”葆庚说，“寒舍的鱼醋羹不仅醒酒，而且味道奇佳。”一会儿，仆人送来两小碗汤。葆庚亲自端了一碗递给张之洞，然后自己也端了一碗。张之洞喝了一口，又鲜又酸，味道真正美极了。他连喝三口，只觉得满肚子酒气全部消去，精神顿时振作起来，犹如睡了一顿安稳觉刚刚醒来似的。他连连夸道：“好汤!好汤!”葆庚说：“只要大人喜欢，我今后常常给大人送点去。”张之洞忙说：“那太劳神了。今后我叫厨子到府上来学，只要你的厨子能把这手绝活传给他就行了。”葆庚说：“要是别人来学，我的厨子是绝不传的，大人的厨子当然例外。”喝过了汤，葆庚这才把古董拿出来，又特地吩咐多加几根蜡烛，把客厅照得亮如白昼。张之洞接过古董细细地鉴赏。这古董大约有五六寸高，三只脚托起一个鱼肚式的容器，容器的一端高高翘起，如同雀儿的尾巴。另一端是一个斜斜的槽子，中间的一段肚子较大。在肚子与尾巴之间有两根寸把高的小柱子。熟悉古代器物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古代一种名叫爵的酒器。“这是爵。”张之洞指着古董对葆庚说，“是商代很流行的一种酒器，酒装在中间的肚腹中，手提着这两根小柱子，手一偏，酒就顺着斜槽流入口中。”葆庚兴致十足地托起爵，照张之洞说的在嘴边试了一下，说：“这样喝酒真有意思，这爵肚腹大，怕可以装下四两酒。”张之洞说：“这一种比较小的。大的爵，武将喝的，可以装得下一斤多酒。”葆庚说：“一爵酒还没喝完，先就醉了。”“不会醉。”张之洞以一种行家的口气说，“那时候的酒都是果子酿造的，没有现在的酒烈。王侯们一天到晚在酒池肉林中过El子，如果酒像现在的烈，那能喝得多少?”“还是大人学问大。”葆庚笑着说，“我看戏时，常见台上古人喝酒，从晚上喝到第二日天亮，心里纳闷：怎么有这大的酒量?听大人这么说，我心里明白了，原来那时的酒是果子酿的。果子酒我也可以从早喝到晚，又从晚上喝到天亮的。”张之洞再次从葆庚手里接过爵，细细地研究起来。葆庚说：“幕友说，这是商纣王用过的，大人看是不是?”张之洞将爵上下左右仔细地看了几遍，然后以坚定的口气说：“这不是商代的，这是西周初期的。”“大人从哪里看得出不是商朝而是周朝的?”葆庚凑过去，一边看爵一边问。“商周的差别在这里。”张之洞用手指着爵表面上的纹饰说，“你看，这是条双头龙。从现代出土的商代爵上，还没有见过这种纹饰。商代爵上的纹饰多为鱼、龟、鸟、马、夔、饕餮、虯、凤等等。也有龙纹饰，但都是一个头，没有两个头的。只有周朝初期出土的爵，才开始出现双头龙纹饰。所以，这只爵应是西周初期制造的。”“大人的学问了不起!”葆庚从心底里发出赞叹，稍后一会，他又说，“周在商之后，如此说来，这只爵的价值就要低一些了。”“不!恰恰相反，这只爵的价值要比商爵高得多。”“为何?”葆庚又喜又疑地问。“商朝末期，风气奢靡，从宫廷到各级官衙，都终日沉浸在酒色之中，终于害得商朝灭亡了。周武王鉴于此，在立国之初便大力禁酒，并禁止酒器的制造。故商代的酒器极多，而西周初期的酒器极少。物以稀为贵，故这只爵的价值要比普通的商爵高得多。你这是哪里来的?”“这是去年阳曲县令徐时霖送的。”葆庚诚恳地对张之洞说，“常言道，宝剑赠壮士。我不懂古董，徐时霖送给我，真是委屈了它，大人真正是个行家，这只爵到大人手里，可算是物归其主了。大人，我送给您吧!”徐时霖?张之洞听了这个名字后，立即警觉起来。他想，徐时霖那样一个极端渎职的县令，居然没有受到一点处罚，是否就是靠送礼来讨好上司呢?如此看来，这只爵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古董了，而是一个行贿受贿的物品。葆庚今夜把它送给我，说不定其背后的用心，与当时徐时霖送给他是一样的。想到这里，张之洞不觉心里颤抖了一下。尽管他十分喜欢这只极为罕见的周武王时期的酒爵，也深知这只酒爵的价值，却仍然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葆方伯，谢谢你的好意，这只爵你自己好好珍藏，我要回衙门去了。”见张之洞陡然变了态度，葆庚大为惊奇，满脸尴尬地说：“大人，夜深了，明早再回衙门吧!”“起轿!”张之洞无视葆庚的尴尬，头也不回地向大门走去。回到衙门，张之洞心里很久不能平静。他由徐时霖想起阳曲县，想起阳曲县市面的萧条，想起衙门前那个白发苍苍、形同乞丐的老太婆。他又想起荫营镇的贫困，想起沿途的罂粟苗。山西的百姓这样贫苦，山西的民生如此凋敝，作为一省之父母官，怎能一天到晚在酒肉歌舞中消磨呢?这能对得起太后、皇上的圣眷，对得起自己平生的抱负吗?第二天一早，张之洞传下话来：不管是谁，不管他的面子有多大，所有的宴请一概不出席。话刚传出去，臬司方濬益便气喘吁吁地来到巡抚衙门，几乎用哀求的口气请抚台大人赏脸，因为酒席已定好，陪客的帖子已发出，戏园子里的戏也早已点好。张之洞板起面孔，不松半句口。过会儿，山西陆路提督又急急忙忙地赶来。提督还没坐稳，冀宁道道员王定安又来了。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太原首富、泰裕钱庄的孔老板也进来了。几个人七嘴八舌，苦苦相求，无非一个内容：赏光吃饭、看戏。张之洞越听越烦，越听越气。他刷地起身，铁青着脸对着众人说：“我张之洞来山西，是来吃饭看戏的，还是来效力办事的?你们这样喋喋不休，究竟是看得起鄙人，还是看不起鄙人?鄙人为人，从来是说一不二，绝不更改。诸位今后若是愿意跟鄙人合作共事，现在就请打道回府，各自勤于国事；若是再留在这里，鄙人就不客气了。”说罢，拂袖离开大堂，弄得这些极有脸面的大人物个个脸上无光，心头沮丧，灰溜溜地退出巡抚衙门。二 卫荣光向后任道出山西的弊端张之洞每日天未明即起，半夜方睡，中午也不上床休息，实在累得不行了，则闭着眼睛躺在椅背上养一会儿神。他轮流在衙门里召见山西各级官员，从两司到道府，基本上都见到了。有的详谈一天不够，则留在衙门过夜，第二天再谈。有的谈不到半个时辰，他便挥手打发走了。山西有八十多个县，他不能在短时期里召见所有的县令，准备今后在巡视中再一一晤谈。他没日没夜地查阅近几年来的文书档案。钱粮刑名，过去他一直生疏，现在不得不硬着头皮钻研，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他抽空到晋阳书院去拜访山长石立人老先生，与他恳谈了一个下午。又看望了在书院里的莘莘学子。他还专程到太原城外去视察军营，在军营里住了两个晚上，看士兵们操练演习，与他们在一个大锅子里吃饭。他常常打扮成一个普通人的模样，带着大根在太原城里的大街小巷蹓跶。饿了则随便找一处小饭铺吃饭，渴了则就近到小户人家讨口水喝。趁着吃饭喝水的机会，他询问百姓的日常生活，听取他们对官府的议论。这期间他又打发桑治平到晋北一带去实地查访。近日，桑治平回到太原，将查访所得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就这样，二十余天下来，张之洞对山西省的官场士林、民情世风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前任巡抚卫荣光本来在交卸印信之后，便应离开山西赴任，但因感染风寒，暂留太原治疗。张之洞家眷未来，巡抚衙门后院依然让卫荣光一家居住，只在前院东厢房拨出几间来供他和桑治平、大根起居。一有空闲，张之洞便去后院走走，看看卫荣光，问一问病情，也随便聊一聊琐事。这段时间里，卫荣光眼见张之洞天天如此辛劳，而几乎丝毫不顾及自身，心里感慨良多。他是个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的人，，由知府做到巡抚，官场里的一切，他都烂熟于心。越到晚年，官做得越大，他的行事越谨慎，胆子越小。年初，山西巡抚曾国荃升任陕甘总督，他也由山东藩司升为山西巡抚。巡抚乃封疆大吏，地方官做到这一步，也算到顶了。苦熬三十年，终于熬到今天，也不辜负此生了。初来太原赴任的卫荣光，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他自思年纪已近花甲，并无特殊的才干，朝中又没有过硬的靠山，今生的最大愿望便是保住头上这颗珊瑚起花红顶子，再过几年平安致仕，这一生就顺顺利利风风光光了，上可告慰列祖列宗，下可表率后世子孙。就这样，卫荣光在山西十个月，面对着百病丛生的现状，他既不思革故除旧，也不想创建布新，他的治晋方略最高目标是保持平稳，不出乱子。对于以名士身分来到山西的张之洞，卫荣光并不抱信任的态度。三十年来，无论是京师中的名士，还是地方上的名士，卫荣光接触的太多了，其中固然不乏名不虚传者，但大多名不副实，有的甚至徒有虚名，百无一用。冷眼观察张之洞二十多天后，他发现张之洞与通常的名士还是大有不同。至少，他不赴宴席，不受礼品，天天起早摸黑勤于政事，便难能可贵。翰林出身的卫荣光，从小接受诗书礼义的熏陶，毕竟在内心深处还有一股道义感和责任感。他决定在离太原之前，要把自己所知的山西情况跟张之洞详详细细地谈一谈。近几天来，卫荣光已经基本痊愈，后天就要启程南下了。这天晚上，他来到前院张之洞的房间，向这位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后任告别。．卫荣光主动来拜访，这还是第一次，张之洞十分欣喜地接待。寒暄客套一番后，卫荣光开始切入正题。“张大人，二十多天来鄙人因生病未能协助你，眼见你天天一早忙到晚，无片刻休息，内心既佩服又深觉不安。”张之洞听了这话，心里略觉惊讶。这些天里生病是事实，但刚到太原那几天，他身体好好的，也并没有配合交卸之事。好几次见面，张之洞刚一涉及山西的政务大事，他便含含糊糊的，语焉不详，显然是心存芥蒂。身为前任巡抚，卫荣光的这种态度，颇为难以理解。好在他任晋抚时间不长，插手的事也不多，具体事宜，张之洞尽可从衙门吏目那里获知。有些非要问卫荣光的事，他也不自己去问，而是打发有关人员去请示。两任之间就这样交接，虽有诸多不便，却也没误大事。今夜，卫荣光主动来访，并主动谈起政事，莫非他的态度有些改变?作为前任，即使任期再短，再不管事，他的地位使得他必定比旁人要多掌握一些情况。张之洞是多么迫切地盼望前任跟他坦诚交谈啊!张之洞双手端起茶杯递给卫荣光：“卫大人，请喝一口茶，权当我敬的一杯酒!”卫荣光忙双手接过，连说：“不敢当，不敢当。”说罢抿了一口。“卫大人，您叫我张大人，我的确承受不起，您还是叫我香涛吧!”张之洞诚恳地说，“咸丰癸丑年，您进翰苑时，我张之洞不过是一刚中举的少年，您名副其实是我的老前辈。”张之洞此话不是客套。翰林是讲究辈分的。这辈分不以年岁分，而以进翰林院的科别为区分。后一科的翰林例称前一科的为前辈，对早两科以上的人，则要称老前辈。张之洞是同治癸亥科的翰林，比起卫荣光来，足足后了五科，叫卫荣光老前辈是理所当然的。卫荣光听了这话心里高兴，嘴上却说：“你现在正是如日中天，我已成老朽，眼看就要日落西山了。”“家赖长者，国仗老成，何况卫大人不过五十多岁，朝廷依畀之日还长哩!”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不仅奏章诗文做得好，口才也极佳，随随便便的几句话，都可以说得既得体又动听。“这些天里，我总想请您多多赐教，见您身体违和，又不敢多打扰，每次都抱憾而返。现在您身体已痊愈，后天就要启程离开太原，我真是依恋不舍。卫大人，您是知道的，我一来年轻，二来又初放外任，没有一点从政经验。我深恐有负太后、皇上重托，又怕不能为三晋百姓办好事，对不起近千万父老乡亲。我每天都有临深履薄之感。卫大人，”张之洞说到这儿，双手捧起卫荣光两只冰冷的手，以极为诚恳的态度说，“无论是有关山西的具体情况，还是如何做一个好的方面之员，在您的面前，我都不过是一个学子而已，请千万不吝赐教!”张之洞的态度令卫荣光颇为感动，他用自己的手将张之洞的双手握了一下，表示领了这个后任的情。然后松开手，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后，他缓缓地说：“你的这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也有这个责任将山西的有关情况对你说说，只是这段时期贱体一直不适，未能如愿，今夜我们好好聊聊吧!”“我洗耳恭听。”张之洞把座椅向卫荣光的身边移动了一下，以示自己的诚意。“山西这个地方，十多年前，在长毛、捻子作乱的时候，号称完富之地，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先后在湖北、山东做过司道，对这些省比较了解，山西比起湖北等省来，真是糟糕得很。”卫荣光操着带有豫中口音的官腔叙述着。张之洞点点头说：“我来到此地尽管时间很短，也已感到压力甚大，正如面对一团乱丝，不知从何理起才好。”“香涛贤弟，”张之洞说得那样诚恳，卫荣光不再以“张大人”相称，称呼的改变使张之洞觉得彼此的关系拉近了许多。“你来的时间不久，才看到一团乱丝。时间一久，你就会知道，此地不是一团乱丝，而是一摊烂泥，易于陷进而难于拔出，至于整治，则几乎无望。”“几乎无望”这四个字，令张之洞心头一颤。“卫大人，您说说山西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山西的弊病第一在穷困。”卫荣光慢慢地说，“历史上，山西原本是富强之地。战国七雄，有三个国家是从晋国分出去的。直到隋末，太原仍是全国重镇，故有李渊父子起兵反隋，造就了大唐王国。唐朝诗文繁荣，山西文人独领风骚，便是明证。到宋代之后，国家重心南移，明代以后都城定在北京，三晋便逐渐冷落下来。除开外部原因之外，山西的被冷落是因为自己的贫困，而贫困首先又是因为山多地少、土地瘠薄的缘故。百姓贫苦，各级衙门税收则少，税收一少，则捐摊就多。这捐摊便成了山西的第二个问题。”阳曲县那个老太婆所诉的就是捐摊苦水，桑治平从晋北回来，也说老百姓最恨的就是官府的捐摊。张之洞皱着双眉说：“第一是贫困，第二是捐摊。贫困多半是老天爷造成的，这捐摊则完全是官府所定。我们为何不可以免去捐摊，以苏黎民?”“贤弟啊，你有所不知。有的捐摊可免，有的捐摊则是难以免去的呀!”卫荣光叹了一口气，端起茶杯。张之洞忙从火炉上提起瓦壶，亲手给卫荣光斟满。卫荣光喝了一口，接着说下去。“山西有几个大的捐摊，就没有办法免去，因为这是朝廷造成的。比如说，朝廷每年要山西解平铁八万余斤、好铁二十万斤，这二十八万斤铁，包括脚费在内，朝廷只给一万一千余两银子，短缺费用三万九千余两。这一万一千余两银子是乾隆初期定的价，到现在已百年出头了。百年里，哪样东西不是几倍的涨价，可朝廷给山西的铁银却一文未增。山西是穷省，藩库拿不出这么多银子，不摊到各州县又怎么办呢?”张之洞在心里沉吟着：看来这的确是一件大事。每年三万九千两银子，对于山西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些年来都是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去了，让老百姓来承受这笔沉重的负担。户部怎么这样不明事理呢?体质仍然虚弱的卫荣光觉得身上有点冷，他将椅子向炉边靠拢。张之洞猛然想起，随身带来的简单行囊中有吴秋衣所送的四株灵芝，便从行囊里拿出来送给卫荣光。卫荣光仔细欣赏这四株碗口大闪着黑红色光泽的灵芝，知道的确不是凡品。张之洞执意要把四株都送给他，他再三推托不成，最后只得接受两株。“卫大人，您刚才说的铁捐，确实是一项大的捐摊。听说还有一项绢捐，也是民愤极大的。”有这两株灵芝草的效用，张之洞和卫荣光之间的谈话气氛变得更为融洽。“是的。嘉庆时期开始，朝廷便每年向山西索贡绸绢一千二百匹。近十多年来，因为百姓生活苦，绸绢卖不起价，织造绸绢的作坊基本上都改了行，山西交不出这多绸绢，户部则规定少交一匹绢，用十两银子来抵，于是每年又多出这项费用。这一万多两银子，也只得向各州县摊去，这便是绢摊。”卫荣光的精神比刚进门时强多了，他喝了一口茶后又说了起来：“还有一笔大费用，即每隔三年一次的文武乡试，乡试照例由阳曲县承办。办一届乡试至少要三万两银子，阳曲县如何负担得起，只得由巡抚衙门出面，向全省各州县摊派，平均每年要一万两以上。这是几项大的无法豁免的捐摊，还有其他形形色色、各州县自定的捐摊，加起来有二三十项之多，这些银钱往往都加在百姓头上，百姓怎能负担不重?又怎会不怨声载道呢?”“地里收成这样差，老百姓的银钱从哪里来呢?”张之洞面色忧郁地发问。“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只好不种庄稼而种罂粟。废掉粮食而种毒卉，他们不是不知道如此不好，但种罂粟获利是种庄稼的十倍，这叫做逼良为娼。”卫荣光气愤地把手中的茶杯往茶几上狠狠地一放。张之洞似乎突然明白了许多事理。那一天，踏进娘子关后所见到的罂粟苗，曾引起他极大的愤恨。他恨山西的农人，怎么如此昧良心，不道德；他恨山西的州县官吏，怎能如此公然容许小民犯禁违法!原来，“嗜利忘义”的背后有它一言难尽的苦衷!接印还没有几天，他就准备下一道命令给各州县：限令三天内全部铲除罂粟苗。桑治平建议他暂缓下令，待把全省的情况摸清楚后再说。他接受了这个建议。现在看来，要铲除罂粟，不是一纸命令就可以办得到的事，若官府的捐摊不大加削减的话，强行铲除罂粟也并非就是一件很好的事。张之洞非常感激卫荣光的剖析：“卫大人，看来这废庄稼而种毒卉，就是山西的第三大弊病了。”“可以这样说。”卫荣光点点头，继续他的话题，“此弊病所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一是种罂粟虽可赚较大的利益，但毕竟不能果腹充饥，平常年景可以用银钱去买粮食，到了饥荒年，都没有了粮食，拿着钱也是空的，这就是前两年山西干旱而饿殍遍野的原因。二是山西大量种罂粟，造成土药价大大低于洋药价，遂使得吸食鸦片在山西泛滥成灾。”“我到太原这些日子以来，所接触的人大都脸色青黑，身体于瘦，可能都是吸多了鸦片烟的缘故。”“香涛老弟啊，你还不知道，山西吸鸦片已到了令人惊恐的地步。我的一个幕友这样估计过：乡间十人约有四人吸，城市十人约有七人吸，至于吏、役、兵三种人，几乎十人有十人吸。这个估计虽然有点夸大，但大致也差不多。鸦片烟一定要根除，不然的话，整个山西，从城市到乡村，从官场到民间，很快都会烂掉。老弟，这个事要靠你来办了。”瞬时间，张之洞真有点颓然气沮之感：早知道山西是这样一个污浊之地，真不该来，在京师做个侍郎，不仅事情少多了，而且还可以免去与这多鸦片鬼打交道，眼不见心不烦呀!但很快，他便从沮丧中挣脱出来。他是个禀赋刚烈、好强好胜的人，转念又想：当我张之洞把山西这个烂摊子整顿好后，太后、皇上、京师的友朋、天下官员们就可以看到我的本事了。想到这里，他斩钉截铁地说：“卫大人，您放心南下，我非要把鸦片在山西彻底根除不可!”“好。到底是年轻有为，我已近老朽，这种话就说不出来。”“卫大人，据说山西的藩库有三十年没有清查了。许多人都说那是一笔糊涂账。我想在我手里办一下这件事，您给我指教指教吧!”听了张之洞这句话，卫荣光晦涩的目光一下子明亮起来。他不是一个糊涂人，当了十个月的晋抚，已看出山西一切弊病中的最大弊病，就出在这个财政混乱上。一个省的藩库居然三十年不清，岂非咄咄怪事!账目糊涂，岂不人为地造成给管理账目人以贪污挪用的机会?刚上任时，卫荣光也想有所作为，也曾动过清理藩库的念头。但此念一出，便招致不少人的劝阻，第一个出来劝阻的人便是藩司葆庚。卫荣光心里明白，葆庚做了多年藩司，亲管藩库。一旦清理起来，第一个便要碰着他，也会牵连到许多现任的官吏。说不定，还会牵涉到曾国荃的身上。那个功勋盖世而又刚愎自用的曾老九，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以明哲保身为最高原则的卫荣光只在想过几天后，便脑子冷静下来，迅速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卫荣光自身不是一个贪墨的人，眼见得一批国库蠢虫不得惩罚，他心里也不甘，只要不伤害自己，他还是希望这些蠹虫被抓出来。无论从律法道义上来说，还是从个人心志上来说，清除侵吞公款的贪官污吏，他总觉得快慰。那么，就鼓励眼前这位素以名节自律，不怕担风险，敢于任事的后任者来干吧!“老弟，清理藩库这件事，你是不是真的做?”卫荣光两眼盯着张之洞。“我真的要做!”张之洞的口气坚决，没有丝毫的犹豫。卫荣光颇为满意地点点头：“若真的要做，就要一做到底。我比你痴长十多岁，在地方上混的时间也比你久，阅历教给我一个书上没有的知识。”卫荣光说到这儿稍停了一下。张之洞趁机又把椅子向前移了一步，他知道这种阅历得到的知识远比书斋里读来的学问要可贵得多，一个字都不能漏掉!“对于一个从政的官员来说，面对一件大事，在动手做之前，先要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考虑到。能做的话，则一做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能做的话，则干脆不做。半途而废，比起不做来，后果要更严重得多!”这的确是经验之言。张之洞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但冷眼旁观政坛，他也见过有人就栽倒在这点上。今夜，由这个浮沉官场三十年的老前辈口中说出，其分量自然更重。张之洞十分诚恳地说：“卫大人，您这话真正是金玉良言，我将终生铭记于心。”“山西藩库的账目，三十年未清，我刚来太原时也很觉奇怪，也有过清一清的想法，但后来终于未动手，就是鉴于刚才讲的这个原因。不怕老弟见笑，我身体不强健，耐不了繁剧，年岁大了，胆气也越来越薄弱，深恐引起更大的麻烦，故敷敷衍衍地这样过来了。老弟愿意来做这件事，我是非常赞同的，只是我再次提醒你，此事一旦动手，就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下去，今后会有很多预料不到的哕嗦事出来，你都先要有个准备。”“卫大人，你放心。”张之洞离开椅子站起来，挺直在卫荣光的面前。“我张之洞才干或许不大，但从来胆量大，骨头硬，不怕妖风鬼火。为朝廷办事，为百姓办事，哪怕革职丢官也不在乎，即便把命垫在这里，我也在所不惜。”这番话，使得禀赋懦弱的卫荣光大为激动，过去他多次读过张之洞那些风骨凛凛的奏疏，总想那不过是些豪言壮语而已，离实实在在的行动还差得远哩!现在他仿佛看到了一个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真名士，一个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国家干臣。他不由得从心里生发出敬佩之情来，也跟着站起，拍着张之洞的肩膀说：“贤弟，你有这样的准备，那就什么都不用害怕了。站在你的面前，我自觉惭愧，我没有为山西做点有益的事，我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今夜我愿意为贤弟竭诚帮一点忙。”张之洞忙握着卫荣光的手说：“卫大人，请坐下，坐下说。”两人一同坐下后，卫荣光颇为动情地说：“贤弟被擢升为晋抚，真正是太后、皇上的英明。自古说一道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贤弟欲干此大事业，没有人帮衬是不行的。山西官场尽管庸员多，能员少，但以我的十个月经历，也发现几个可以信赖的人。我以至诚公心给你推荐几个，算是我这个前任对你所作的惟一帮助。”张之洞听了这句话，心里太高兴了。山西弊病如此多，固然是他忧愁的事，而更忧愁的是初来乍到，他对山西官吏的贤庸智愚不清楚，县令以下的人几乎还没有见过面，且不去说，就是见过面的府道两司，也还谈不上有个什么评价。有的人面善心却不一定善，有的人能言并不一定能干，有的人又恰好相反。从来识人辨人是最棘手的事，也是最高深的学问。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说的是识人辨人要有一段长时间，但各种事情都需要立即着手办，不允许有一个长时间让你去从容做一番识辨功夫。这时若有人将自己长时间所积累的人才袋抖给你，这是一个多么及时的馈赠!张之洞这段时间来，已从多处知道卫荣光大体上还算一个正派人，没有结党营私等方面的传闻。今夜的长谈，也使张之洞对他有一个较好的印象。应该说，他推荐的人是可以信任的。张之洞满脸笑容地说：“卫大人，你给我的这个帮助真正是雪中之炭。你慢慢说，我记一下。”张之洞说罢，坐到案桌边，握笔铺纸，准备记录。卫荣光沉思良久，然后慢慢地说：“臬司方濬益，才能平平，但品行尚可。学政王可庄，人正直，学问好，山西士子多有赞誉者，但他从不愿过问地方事情。关于山西兴文办学等事，可以放心让他去做。地方上的事情，王可庄也可备咨询。大同府同知马丕瑶，此人廉惠刚明，办事能干。去年在永济县令任上，革除差钱数万缗，早两年在临晋县任上，办理灾情最为妥善。汾阳县令方龙光，仁厚爱民，为政有方。朔州知州姚宽澄操守廉洁，政事勤明。交城县知县锡良，为官廉洁。万泉县知县朱光绶廉沽慈祥。太原县知县薛元钊廉朴诚实。这六位都是可以相信的人。”张之洞手不停笔地把卫荣光的话全部记录下来。心里想：过段时间亲自到这几个县去走走看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尽早奏明朝廷，将他们破格提拔上来，委以重任。眼下清理藩库，正需要人手，也可以从中调两三个到太原来经办此事。张之洞正在默想时，只见卫荣光重重拍了一下脑门，大声地说：“我真是糊涂了，有一个极重要的人物忘记说了!”“哪一个?”张之洞放下手中的笔，起身朝卫荣光走过来。“阎丹初阎敬铭老先生!”卫荣光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是的，阎丹老!”张之洞兴奋地说，“我们山西还真的隐居着一位国之瑰宝哩!”“阎老先生寓居山西十多年，光绪三年又奉旨视察山西赈务，对山西情况十分明了。过段时间有空了，你可以去晋南拜访拜访他。”“他还在解州书院主讲吗?”“还在那里。”“身体怎么样?”“上个月，解州知府来太原，闲聊中说起过他。据知府说虽有点小毛病，但不碍事，身体还算健朗。”卫荣光说到这里，起身说，“天不早了，我要回去睡觉了，你也早早安歇!”张之洞紧握卫荣光的手说：“卫大人，谢谢您今夜的来访。后天，我亲自送您出城。”送走卫荣光后，张之洞独自面对着灯火，长久地思索着。三 张之洞决定做出一两件醒目的大事来接连几天，张之洞在处理完日常政务后，就和桑治平一起商谈如何治理山西的问题。有时半夜醒来，他也会为此而再也不能安眠。他深深地体会到，比起当年做洗马、学政来，巡抚身上的担子要重十倍百倍以上。经过近一个月的查访、询问，尤其在与卫荣光的恳谈后，山西的情况，张之洞已是胸中有数了。卫荣光那夜归纳的贫困、捐摊、罂粟、藩库的几大弊病确实很严重。还有一个大问题，卫荣光没有说到，张之洞是强烈感受到了，那就是山西官场的腐败：贪污普遍、受贿成风、公事懈怠、惟务钻营。好的官吏，除开卫荣光所开列的外，张之洞也听说还有几个，但在整个官场中，这些人只占少数。正如卫荣光所说的，山西已是一个烂泥坑。究竟怎么办呢?张之洞苦恼着，焦虑着。他想，首先应该把这些情况如实向太后、皇上禀报，要取得朝廷的谅解和支持。罂粟要铲除，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几十年来，对鸦片的禁弛，朝廷反反复复的，一会儿禁，一会儿弛，现在又居然公开征税。既已征税，岂不意味着合法!若是有人据此抗拒铲除罂粟呢?这是一场牵涉着许多人利益的大事，必须要请得圣旨，才能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在全省各地全面铺开。捐摊这件事更应该详细奏明。因为这实际上是户部的失职而强加给山西的额外负担。岂有百年前核的价，一直沿用，不做丝毫调整的?山西几乎不产绢绸了，为什么还要山西出这份贡品?山西是贫省，岂能以十两银子的高价来代替一匹绢绸，这不是勒索吗?张之洞真不明白，这是户部的那些老爷糊涂、不负责任，还是朝廷无钱，有意将负担转嫁各省?十两银子代一匹绢绸，究竟是户部作出的决定，还是负责绢贡的官员想出的主意，以贪污中饱?三十多年前，曾国藩曾说过京官颟顸、外官贪劣的话。张之洞想，现在的情形应该合起来概括：京官颟顸又贪劣，外官贪劣又颟顸。今后无论是加补铁捐的报销，还是免去绢绸的进贡，都必须得到户部的同意。此折必须尽快拟。清理库款，此事尤其要上报。张之洞曾多次从久任地方大员的堂兄和姐夫那儿得到过做官的真传：为官一任，必须要做一两件醒目的大事。琐琐碎碎的小事，做得再多，付出的辛劳再大，到头来似乎都值不得一提，年终朝廷考绩时，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自己都不好意思上报，而值得报的事又没有，结果朝廷的考核只能是平平而已，擢升无望。只有集中力量做它一两件大事出来，把它做得有声有色，做得熠熠生辉，什么时候说起来都脸上有光，甚至在你离任多少年后，当地的百姓还记得起、数得出。这种政绩最为重要，是擢升的最好凭据。张之洞将这种为官真传牢记于心，深信这是十分有用的秘诀。张之万和鹿传霖仕途顺遂、官运亨通，无疑得力于这个真传的巧妙运用。年过不惑有着十多年仕途经历的新巡抚知道，在禁罂粟和罢捐摊这两件大事上，要做出满意的成效来，将是十分不容易的。当年以道光爷那样的英明和威势，以林则徐那样的刚强和睿智，鸦片都没有禁得下来，到后来引起了土药的全国泛滥，可见这种东西对世俗人的吸引之大。现在山西少说也有数十万人在种，有上百万人在吸，要想根除，谈何容易，只不过尽其力而为之罢了。至于罢捐摊，朝廷支不支持还不知道。惟一可办的大事，看来便只有这个清理库款了。一个省的藩库，三十年未清查，说起来骇人听闻，查之于典册，怕可能也无先例。自己动手来做这件事，已是引人瞩目了，清理到最后，总会有一个结果出来，这个结果到底与实际情况吻合多少，谁会来核查呢?只要出以公心，不挟私欲，督促属下认真去办，就上可告慰朝廷，下可安抚百姓了。真是山西历届前任留给我的一笔最好的仕宦资产，就看我来如何接收了!张之洞不觉兴奋起来，多少日子来的焦虑不安为之一扫。他安排原在卫荣光手下办文案的三个幕僚，一人草拟一个题目。至于阎敬铭，他决定由自己来给太后亲拟一道密折。张之洞有一种预感，他觉得阎敬铭很快便会在中国政坛上飞黄腾达起来。离开京师那天上午陛辞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慈禧以清脆好听的声音跟张之洞像聊天似的说话，张之洞则以诚惶诚恐的心情、紧张却又得体的语言回答着。慈禧说了一堆诸如“时事艰难，留心政务，若有所见，随时奏明”等套话后，突然问：“阎敬铭这个人，你去年在折子里荐举过他，你平时跟他有联系吗?”张之洞答：“臣没有见过阎敬铭，也跟他从未有过联系，只是听许多人说阎敬铭善于理财。”慈禧又说：“阎敬铭这些年据说一直在山西解州书院，你去山西后，要仔细打听一下此人。朝廷连下过几次诏书，命他进京办事，他都以年老多病为由推辞了。你细细去问问，看他究竟身体如何。”“是。”张之洞答道，“臣到山西后一定去查访此人。”“阎敬铭能干，先帝在日就称赞过。同治初期那几年，他在山东巡抚和工部侍郎任上也做得很好，为何突然就辞官不做了呢?你见到阎敬铭，问问他，若过去有些什么不痛快的事，十多年了，丢掉算了，朝廷还等他共度艰难哩!”“是。”张之洞恭恭敬敬地说，“我一定将太后这番心意转告给他。”“张之洞，你现在是山西巡抚，阎敬铭在山西，能不能劝说他回到朝廷来，就看你的本事了。”张之洞忙叩头：“臣一定尽力劝说阎敬铭回朝廷为国家办事。”回到家里，张之洞仔细琢磨着慈禧太后的话，深感慈禧对阎敬铭的眷顾之深、期望之切，这些年来似乎没有人能比得上。阎敬铭过去以侍郎致仕，今年已六十五岁了，若复出，官衔应在侍郎之上。官宦世家出身的张之洞深知结纳朝中大员的重要性。这次若由自己出面来说服阎敬铭复出，自然就与阎敬铭结下一层非一般的关系。何况张之洞和阎敬铭之间还有一层渊源，那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恩人胡林翼。张之洞隐隐记得，胡林翼在去世前曾有一封信给他，要他到武昌抚署来历练一下，信中盛赞阎敬铭。张之洞忙把过去的旧信札找来，果然寻到了这封信，遂有意将这封信带来山西。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信，连同这封信一起交给桑治平，请桑到解州去一趟，代他先去看望一下阎敬铭，转达殷勤问候之意。桑治平离开太原后，三个幕僚将奏稿送上来。张之洞一一细看，越看眉头皱得越紧：三份奏稿都没有将他的意图说清楚，其中一份连文句都不通顺。他气得掷回去，命他们重新拟稿。第二天，三份稿子又送上来了。张之洞看后，还是没有一份满意的。他声色俱厉地将三个自以为是的幕僚教训了一顿，叫他们统统卷起铺盖走路。他叹了一口气，心里说道：这卫荣光怎么用的这样一批草包!必须聘几个心地明白又文笔流畅的人来办文案。张之洞第一个想起杨锐。他提起笔来，给杨锐写了一封信。眼下这三个重要的折子，只好自己动手了。就在张之洞亲自草拟这几份关系山西千家万户利益的奏折的日子里，太原城藩司衙门后院，有几个人也在心神不安地忙碌着。四 王定安贡献三条锦囊妙计卫荣光离太原前一天，特为到藩司衙门与葆庚话别。谈话之间，卫荣光说起张之洞有清理藩库的念头。葆庚听了心里暗吃一惊，送走卫荣光后，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呆呆地坐了一个多时辰。正白旗出身的葆庚，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豫亲王多铎的后裔。显赫的家世，使得他在朝中有广泛的奥援。正是凭着这种奥援，这些年来，才具平平的葆庚在官场上左右逢源。他不屑于从七品县令做起，拿着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子，一出手便捐了个候补道员。分发到省后，又是银子帮他很快得实缺。葆庚毫无从政的经验，也不耐烦案牍簿书，但他却迁升顺利。待到曾国荃到山西做巡抚的第二年，葆庚便从陕西按察使调升山西做布政使，成为一省方伯。葆庚凭的什么升官?他的本事就在于京师活动的能力。省里有大事办不了，需要朝廷出面解决的，派葆庚进京便十拿九稳。比如要户部增拨银子啦，减免税收啦，要吏部在对本省道府一级官员的考绩上客气点啦，走王府的门子为某大员谋求调升啦等等，这些事葆庚都可以办得顺溜。葆庚抱着七分敬畏三分谄媚的心态，来到太原给曾国荃当藩司。他知道这个从战火中打出来的曾老九脾气暴躁，性格乖戾，且仗着战功，什么人也不放在眼里。葆庚像侍候老爷子一样地伺候着曾国荃。曾国荃对满人官员有一种偏见。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满人都是酒囊饭袋。带兵做官，不是他们有本事，而是命好。对葆庚，他自然也是瞧不起的，但葆庚对他事事恭顺殷勤，曾国荃找不出他的岔子，倒也相处得太平。那时山西正是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景况惨不忍睹，赈灾之事繁重艰难。曾国荃面对这个局面，甚是焦虑。这时葆庚的能力发挥了作用。他到京师四处游说，居然给山西带来六十万两银子的赈灾款。此举，令曾国荃对他刮目相看，从那以后便对葆庚十分信任。十多年的征战，让曾国荃落下一身的病痛。来山西之前，他在湘乡老家足足养了六年的病。六年乡居，使他变得疏懒。病痛加上疏懒，又使得他对政事产生厌倦，于是干脆把山西的事都交给了葆庚，另派一个心腹代表他和葆庚共事。这个心腹名叫王定安，字鼎丞，湖北东湖人氏。他以秀才身分投曾国藩幕。后来曾国荃组建吉字营，曾国藩将王定安派到吉字营，协助曾国荃办文书。王定安聪明能干，文章写得好，为曾国荃所器重。每打完一场大战后，曾国荃照例都要保举一大批人，许多与此毫无关系的人也有一份。这是曾国荃笼络军心人心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尽管他没有乃兄的人格力量，却有一大批哥们儿铁着心跟他干，其原因便在这里。王定安也是其中沾光者之一。到了同治五年，曾国荃做湖北巡抚的时候，他的帽子上也有了一颗候补道员的蓝色玻璃顶子。不久，曾国荃辞职回家养病，王定安也回到老家，二人常保持书信不断。曾国荃复出任晋抚时，召王定安来山西。王定安接信即赴太原。曾国荃对这位跟随十多年的老部下甚是眷顾。王定安来到山西不到半年，曾国荃便向朝廷保荐他补授冀宁道道员。王定安对曾国荃忠心耿耿，曾国荃也将他视为自己的贴心人。王定安文才好，办事有方，但品行却不好，贪财好货。那时还有一个候补县令，此人就是徐时霖。徐时霖候补好几年没捞到一个实缺，正是倒楣的时候。恰好他出嫁两年的妹子新寡回娘家，徐时霖灵机一动，从妹子身上打起主意来。他知道葆庚好女色，家里已有一妻一妾，还不满足。于是将妹子打扮得妖妖艳艳的，作为待字闺女送给葆庚做了第三房姨太太，葆庚自然欢喜不已。很快，徐时霖便因此补了实缺，并以小舅子的身分成了葆庚的死党。朝廷救济和各省协济山西旱灾的银子共三百万两，曾国荃让葆庚和王定安来经理。葆庚又把徐时霖拉了进来。这三个人抱成一团，利用这个好时机，大肆贪污挪用。对于他们的行径，曾国荃时有所闻。这个曾老九自己便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当年打安庆打江宁时，他明里暗里不知运了多少船金银财宝回湘乡。对于湘军部属的不法行为，他也基本不过问。而今葆庚、王定安从救济款里弄点银子，他同样不计较。葆庚、王定安身为司道，如此贪污中饱而不受惩处，那些见钱眼开的官吏们便一个个都无所顾忌了。本已腐败的山西官场，如今更加腐败，更加黑暗。卫荣光胆小怕事，在山西呆的时间又短，葆庚、王定安所经营的事情，他不想也不敢去触动，彼此倒也相安元事。现在张之洞扬言要来清理藩库的账目，该怎么对付?掌灯时分，应葆庚所招，王定安和徐时霖来到藩司衙门的小客厅。仆人送上茶点后，葆庚把门关紧，三人开始了密谈。“张之洞这个人，不知究竟是个什么角色?”浙江人徐时霖来北方多年了，但说起话来依然有很浓厚的南方口音。自从那天在阳曲县突然遭遇之后，他对这个微服私访的新巡抚是既恨又怕。张之洞临走时扔下的那句话，这些日子来，时常在他的脑子里浮现。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不知张之洞究竟奏明朝廷没有。徐时霖知道，七品县令这样的芝麻小官，其好与坏，太后、皇上是不知道的，全凭巡抚一句话。若张之洞真的要参他，当然是件很容易的事。他也曾问过葆庚。葆庚见张之洞来太原个把月了，并没有什么动作，以他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的经验，估计张之洞只不过是一时恼火说说而已，不会真的就上奏。徐时霖见后来果然一点响动也没有，觉得葆庚的分析不错，张之洞原来也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人。可是，现在他竞要清理库款了!他究竟是个只说不干，还是个又说又干的人呢?徐时霖心里没有准了。“鼎丞，你是个才子，张之洞也是个才子。依你看，他这个才子究竟是个什么角色?”葆庚用肩膀撞了撞坐在一旁的王定安。沉溺烟榻的王定安被鸦片薰得又黑又干，加上个子矮小，整个儿就像一只风干的青蛙。他很怕冷，浑身上下让名贵毛皮裹得紧紧的。进了葆庚暖和的小客厅后，他脱去外面的银灰色狐皮大氅，身上还穿着两件皮衣：里面一件深红色的火狐皮袄，外罩一件亮黑色貂皮坎肩。就这样，他的两只鸡爪似的手还是冷冷的。他沉思一会儿，然后用尖尖细细的湖北腔轻轻地说：“张之洞这个人，我在同治八年见过一面，那时他在敝省做学政。有一次，我到经心书院去看一位老朋友，恰逢他来书院视察，并亲自给书院学生讲了一堂课。他讲的是如何读经。书院里所有的教师都去听讲，我的那个朋友也把我拉去了。也好，听听吧，看看这位学台大人究竟有多大的学问。一个时辰听下来，所有的教师都佩服，我也很佩服：这个学政名副其实。我后来给文正公写信，还专门写了这件事。文正公给别人的信里说，近年张香涛在湖北做学政，舆情颇洽。文正公这话就是依据我的信说的。”王定安说到这里，有意停了下来，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脸上露出自得的笑容。徐时霖恭维道：“此事足见王观察在曾文正公心中的地位之高!”“张香涛后来又到四川做学政。在那里刻了两部书：《輶轩语》和《书目答问》。这两本书我都看过，的确写得不错。尤其是《书目答问》，我可以断言，必定是一部传世之作。”王定安以坚定的口气下出这个判断，与其说是赞扬张之洞的学问，不如说是在炫耀自己的鉴别力。“这几年在京师，他参与了清流派，对上下内外大大小小的事都爱发表自己的意见，名声自然很大。海内读书人，几乎无人不知张香涛。但雨生兄要问他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也很难说。依我看，张香涛这个人，是一个学问文章都很好的文人。如果将他一直放在翰林院做学士，讲经筵、衡诗文，他或许会是今日的纪河间阮仪征。但现在放他出来做方面大员，怕不是合适的人选。”“何以见得?”葆庚、徐时霖几乎同时说出这句话。“我当然有充分的根据。”王定安将一粒西洋进口的药丸塞进嘴里，鼓了两下腮帮，将它吞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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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庚笑了笑说：“鼎丞又弄什么灵丹妙药来了?”王定安将刚放进皮坎肩口袋里的一个小玻璃瓶拿出来，递给葆庚，一边说：“英国出的药，名字古里古怪的，我记不住，治头脑眩晕最有效了。我方才觉得头又有一点晕了，现在吞下一粒，过会儿就不晕了。”“真的，有这样的奇效?”徐时霖好奇地从葆庚手里拿过去，打开瓶盖，细细地看着里面那些白色小药丸说，“我太太也有这个毛病，发起来旋天转地，吃了好多药都不见效。你这药是从哪里来的?”王定安说：“有个英国传教士前几天到太原来，既传教又治病，随身带了很多洋药丸子，吃了他药的人都说管用。经一个朋友介绍，我去见了他。他给我看了病，并给了一小包药丸，说吃了有用再来看。我要给他钱，他不要。我吃了三天他的药，果然后来头再也没晕过。我于是去找他，谢谢他，向他要了三瓶。问他多少钱，他又不要。说这药不能算价，你有钱就给一点，没有钱就不给。我拿出一锭十两银子来问他够不，他哈哈笑起来说：‘足够了，足够了!”’徐时霖疑惑地问：“你怎么可以跟他对话，他会讲中国话?”“他到中国十多年了，中国话说得很流利，还可以捏着鼻子学山西土话，我都讲不出。”王定安嘿嘿于笑了两下，露出一口黑黄色的牙齿，“你先从我这里拿几粒去。若有用，我陪你再去找他买。”王定安从徐时霖手里拿过小玻璃瓶来。徐时霖忙伸出双手，王定安在他右手掌心倒出五六粒来，徐时霖赶紧从袖袋里掏出一块绸手巾来包好，连声说：“谢谢，谢谢!”一边把它放进左手袖袋里。·葆庚说：“那个英国传教士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了?”“叫李提摩太。”王定安说，“洋人的年纪我拿不准，大概不会超过四十岁吧!”“你头现在不晕了吧?”徐时霖急于验证这药的效力。“不晕了!”“这洋人的东西就是好!”徐时霖说时，又用右手摸了摸左手袖袋，生怕刚才没放稳妥。葆庚说：“还是言归正传，说说你的根据吧。”“自古以来的名士，从东汉的太学生到前明的东林、复社，没有几个能办成大事的。”兴许是洋药丸子的作用，王定安的中气明显比刚才足了，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许多。“这些人，多半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发起议论来则海阔天空、头头是道，真正让他们做起实事来却又束手无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讲起别人来求全责备、刻薄挖苦，但自己立身处世，更加卑鄙。当年文正公和九帅就最讨厌这样的人。你们听说过李元度吗?”徐时霖摇摇头说：“没听说过。”“我听说过。”葆庚摘去头上的黑呢瓜皮帽，抓了抓光秃秃的头顶。“好像也是中兴时期的一个有点名气的将领。”“什么名气?打败仗的名气罢了。”王定安有过多年跟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经历，这是一段他引以自傲和傲人的历史。过去曾国荃做巡抚时，太原城里除开一个九帅外，他并不把包括两司在内的其他人放在眼里。待到卫荣光来做巡抚时，他是连一人之下的感觉都没有了。葆庚虽是藩司，王定安一向对他不大尊重，反驳他的话是常事。“这李元度就是一个典型的名士派，说大话，写文章，是再没有人能超过他了。真正打起仗来，一点本事都没有。他在文正公面前许下重诺，要守住徽州府。但没几天，把座徽州府给丢了，还临阵脱逃，二十多天后才到祁门去见文正公。文正公气得要杀掉他，李少荃他们拼命担保，才没丢脑袋。后来他想投奔我们九帅，九帅硬是不要。”王定安讲起这段掌故来，精神焕发。其实，说张之洞是完全用不着把李元度拉来作靶子的，王定安之所以要扯得这么远，无非在葆庚、徐时霖面前炫耀一下他的那段光荣历史罢了。果然，三十多岁的县令徐时霖立即被镇住了，五十多岁的布政使葆庚也感到在他面前突然矮了一截似的。徐时霖以请教的口吻问：“照您刚才的意思，张之洞就是李元度那样的人了?”“我看差不多。”王定安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茶说，“甚至还会比李元度不如。”葆庚问：“这话怎讲?”“李元度从没有上奏章弹劾过人。他人缘好，出事后，祁门两江总督幕府的人几乎都出来保他。像李少荃那样的人，是通常不大说别人好话的，居然宁愿辞职也不肯起草罢免李元度的奏稿。张香涛过去做清流派，得罪的人很多，大家都盯着他，巴不得他倒楣。一旦出事，除了他的清流朋友外，哪个有实力的人肯替他说话?”葆庚摸着油光光的下巴说：“鼎丞说得有道理。依我看，说不定放他到山西来做巡抚，便是有人设好的一个圈套。恨他的人，在京师拿不到他的把柄，就放他到山西来，知道他这个人好大喜功，必定会争出风头，到他栽跟头时，就好降服他了。”葆庚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拿起他放在桌上的瓜皮帽，仔细看了看，轻轻地对着它吹了一口气，然后伸了一下懒腰，慢悠悠地说：“可惜呀，张香涛还蒙在鼓里，做他的好梦哩!”听了葆庚这句话，又加之个把月过去了，并未见张之洞对他采取什么举措，徐时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小客厅里的炭火烧得很旺，他将身上棉长袍解开，轻松地笑着说：“看来我是过虑了，我们过去做的事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王定安打了一个呵欠，以一种老谋深算的口气说：“据说张香涛脾气倔、胆子大，太后对他圣眷颇隆，还是防着点好。”葆庚点点头说：“怎么防着?你出点主意。”王定安又长长地打了一个呵欠，说：“葆翁，我实在熬不住了。你这里有福寿膏吗?”福寿膏是烟客对鸦片的昵称。说了个把时辰的话了，王定安这个大烟鬼支撑不住了。葆庚的烟瘾也发作了。他站起来说：“我这里有刚买来的真正的公班土，跟我到烟室里去吧。”清廷对鸦片烟时禁时弛，但明文上对官吏吸鸦片还是一贯禁止的。葆庚的烟室造得很隐密。他将徐姨太宽大的卧室隔成两个部分。前部分放一张终年挂着蚊帐的深红色雕花大床，以及徐氏的梳妆台、衣柜等物件，后部分则是他的烟室。里面有一张宽大的烟床，床上垫着厚厚的棉被，上面铺着一床特制的新疆毛毯，豪华气派，松软舒坦。烟床上摆着一个矮矮的梨木镶贝烟几，上面放着精致的烟枪、烟灯等一应用品。这前后两部分中问用一道薄砖墙隔开，雕花大床放在墙边，将大半个墙给遮住了。剩下的小半边墙只开一道门，门前放着一座西洋进口的大玻璃穿衣镜，刚好把门严严实实地挡住。姨太太的卧房，除开两个贴身丫环外，谁也不能进去。即使偶尔闯进去了，也看不出半点破绽。葆庚便在这个烟室里，每天由徐氏或徐氏的丫环服侍着，抽它一两次大烟，过一个钟头如仙如佛的瘾。这段时期徐氏回家坐月子去了，卧房里空着，葆庚便带着王定安、徐时霖穿过徐氏的卧室，绕过穿衣镜，来到神仙窟。“葆翁，你真会享福。”王定安看着布置得奢侈耀眼的烟室，情不自已地发出感慨，“与你相比，我那抽烟的地方简直就是农家的灶房了。”听了这句赞美的话，葆庚心里很高兴，说：“你没见过京师王府里的烟室哩，若跟他们比起来；我这又是灶房了。”徐时霖更是对他这个妹婿的福分垂涎三尺，心里盘算着：回家后一定要跟还在娘家做客的妹子商量下，要她悄悄地把葆庚的烟具带几件回来才好。“鼎丞，你和我躺在床上抽。雨生，你是自己人，我就不客气了，叫丫环给你安排一个躺椅，把烟具放在茶几上，你就躺在椅子上抽吧!”葆庚一边调摆，一边吩咐丫环们做准备。一切安排妥当，王定安烟瘾大发，已经不可按捺了。他赶紧脱鞋，躺在烟几的左侧，一个丫环忙过来给他烧烟泡。烟几的右侧，葆庚慢慢吞吞宽衣解带，也有一个丫环在服侍着。徐时霖则不忙着抽，他一件一件地把玩着那些精巧昂贵的烟具。随着烟灯的小火苗闪烁跳跃，时明时暗，一阵阵醉人的奇香从烟枪里飘出。小小的藩台衙门烟室，顿时成了西方极乐世界。王定安一连猛吸几口，贪婪地将飘出的香气吞进喉管，布施于五脏六腑，再将它压下丹田，周身上下疲倦顿失，活力复苏。“葆翁!”王定安心中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说起话来变得亲切多了。“你这是真正的公班土，而且是上等的。哪里弄来的，价格如何?”“是不错吧!”葆庚徐徐地说，“泰裕庄的孔老板送的，他死也不肯收钱。”“那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今天若不是跟着王定安来，徐时霖是享受不到这种洋药之味的。他对妹婿有点不满，抛出了这句颇为刻薄但极中要害的话。“你的鬼点子多，出个主意吧!”葆庚头枕在小棉垫上，斜起眼睛望了一眼对面躺着的王定安。王定安眯着双眼，全身心地都在享受上等公班土给他带来的乐趣。好半天，待这口烟完全在他的胸膛肚腹里消解之后，他才睁开两只小眼睛，慢吞吞地说：“我送你三条锦囊妙计。”“不是只送我，”葆庚打断王定安的话，“你要知道，真的查起来，你的麻烦事比我还多。”王定安不服气地说：“我的银子，都是干干净净的，不怕查。”“真的吗?”葆庚冷笑道，“鼎丞，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就不要在我面前说这种漂亮话了，这种漂亮话留着日后在张之洞面前去说吧!”“好啦，好啦!”徐时霖打圆场，“王观察，把你的三条锦囊妙计亮出来吧!”王定安毕竟心虚，见葆庚认起真来，便嘿嘿干笑两声说：“葆翁，我这句话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是要你出面去办，你是藩司，他第一个要和你商量，我和雨生还差了一截。”徐时霖忙说：“那我就差得更远了!”葆庚一向都要仰仗王定安，何况现在他们共坐一条船，当然要和衷共济，于是也笑着说：“刚才说说玩的，你可别计较。”王定安又重重地吸了一口大烟泡后，不慌不忙地亮出他的锦囊妙计来：“首先，你还是用对待卫荣光的老法子对付他。告诉他这藩库清不得，三十年没清了，巡抚也不知换了多少个，历届巡抚都当得好好的，该升官的照升官，该调肥缺的照旧调，从没有哪一任巡抚因此有什么挂碍。一旦清理，则会挑起许多事端来，反而不美。说得他打消这个念头，不再惹是生非，那就一切都没事了。此乃上上之策。”“这当然最好。”葆庚坐起来，摸了摸颈脖子说，“听说张之洞这个人倔强得很，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怕不能像卫荣光那样，几句话就对付了。” ．徐时霖也坐起来，说：“有人说张之洞凶狠得很，怕不是卫荣光那种人。”王定安仍躺着不动，他上上下下地摩挲那杆雕龙描凤的大烟枪，慢条斯理地说：“若说服不了，则用第二计。你就对他说。藩库是藩司管的事，不劳你张大人直接操心。这事就交给我吧，我保证把藩库账目清理得熨熨帖帖。” 。“对!”徐时霖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兴奋地说，“这是一条妙计。我们自己来办，那还不什么都好说!”-“这主意好是好，不过；”葆庚穿起鞋子‘，下了烟榻，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只是前天张之洞对我说，铲除罂粟，播种庄稼，是件迫不及待的事，必须督促各州县尽快做好这件事。他要我来督促。”“你答应了?”王定安问。“我能不答应吗?”葆庚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态来。徐时霖说：“张之洞叫你去禁烟，是不是他已知道了这个秘密。”说罢，用手指了指茶几上的烟灯。“知道这个不碍事，太原城里有几家衙门没有这个?”王定安也坐起来，伸出一只黑瘦干枯的手，慢慢地摸捻着下巴上那几根鼠须。“怕就怕在他知道了那个。”“哪个?”葆庚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已猜中八九分了。“救灾款的事。”王定安阴暗的脸上露出一丝隐约可见的冷笑。“张之洞这是调虎离山，有意不让你插手清理藩库的事。说不定他已从别的什么地方听到了风声。若这样，事情就麻烦了。”王定安所说的正是葆庚所猜的，他的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光绪三年，布政使葆庚主持山西的赈灾事宜。除开朝廷的救济款和各省的协济款外，还有大量个人拿出的款项，这笔款子，美其名臼捐款，其实是买功牌款，卖顶子款。这正是当年曾国藩用于筹饷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那时，太平军打进湖南，围攻长沙八十余天，朝廷吓坏了，赶忙下令要正在家守制的曾国藩组建乡勇，与太平军对抗。但朝廷拿不出钱来，令地方自筹解决。湖南藩库也拿不出钱来，要曾国藩自行解决。曾国藩知道一些富裕的商人士绅手里有钱，但他们不会白白地拿出来，他们要跟朝廷做交易，即用钱来买功名、买官衔。于是向朝廷讨了几百张空白功牌，依捐款的多少，发给不同军功品级的牌子。有的捐款很多，便给他一个候补知县、候补知府的官衔。乡勇招募之初，就靠这个办法解决了军饷。后来，曾国荃招募吉字营，也用这个办法。来到山西做巡抚，面对急需银子救灾的局面，曾国荃又起用这个法宝。向朝廷申请了两百张空白功牌，全部交给葆庚来处理。朝廷的救济款和各省的协济款，都是用公文交代的，蒙混不得，只有这笔为数不小的捐款容易混水摸鱼。葆庚、王定安都在里面做了手脚。若把这笔款子清理明白，他们做的事就会露馅。身为藩司的葆庚就将承担主要的责任。葆庚如何不慌?“八成是张之洞听到有人讲救济款的坏话了。他叫我去督促铲除罂粟，是想支开我。听卫静澜说，张之洞他是要亲自办这件事。”徐时霖插话：“他这是要急于立功。”“鼎丞，你不是有三条妙计吗，这条看来也不行了，把第三条拿出来吧!”葆庚像遇难者求救似的向王定安呼喊着。王定安离开烟榻，背着双手在屋子里走动着，好半天才开口：“第二条计策是中策，虽比不得上策，但也不失为一条良策。这一条也不行，那就只有出下策了。”“下策就下策吧，你倒是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呀!”葆庚的语气里夹有三分惶恐。“这下策乃是一条古老的计谋。如果办得好，成效也不可估量。”王定安停了下来，两只小眼睛盯着葆庚说，“学汉元帝的办法，和亲!”“和亲?”葆庚一时还没有弄明白。“我知道王观察的意思了。”徐时霖的悟性比葆庚来得快些，“咱们好比汉元帝，张之洞好比单于，将一个王昭君来亲善彼此之间的关系。”徐时霖话刚一出口，立刻想到自己送妹子给葆庚，不正是一条和亲之计吗?“你是说用美人计来笼络张之洞喔!”葆庚终于弄明白了。他突然高兴地说，“听说张之洞来山西前，刚死了老婆，给他一个美人，那真是雪中送炭!”王定安不理睬他们郎舅的阐释，独自一人迈着方步，嘴里喃喃地背诵着王安石的《明妃曲》：“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这诗写得太好了，千古咏明妃之作无出半山之右者。”望着王定安这一副雅兴十足的神态，葆翁又犯难起来。他皱着眉头，自言自语：“这计策好是好，只是上哪儿去找一个王昭君呢?”“这我就不管了。葆翁，这出主意是我，办事就靠你跟雨生了。叫雨生去找吧!他有的是经验。”王定安诡谲地望了一眼徐时霖，徐时霖的脸色顿时十分不自在起来。“你们两郎舅好好合计合计。天色不早了，我要回家了。”王定安拿起银狐披风，走出藩司衙门的绝密烟室。五 解州书院里藏卧着一位四朝大老位予山西最南部的解州，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小城。它处在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之地。出解州城南门走七八十里，便来到黄河边。 ’传说这一段的黄河中有一个小小的岛屿，当年为人类补天的女娲，便葬在此岛上。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在一个大雨晦冥的日子里，此岛连同岛上女娲墓突然失踪了。八年后的一个夜晚，黄河上出现了难得一见的风雨雷电。第二天早上，人们惊讶地发现，女娲墓冒了出来。墓上长着两棵丈余高的大柳树，墓下是一块巨大的石头，当地百姓叫此石为风陵堆。女娲娘娘本是受人敬仰的女神，再加上沉而复出的传奇，更提高了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黄河上往来的船夫艄公，路过此处，都要到风陵堆上去叩拜女娲墓，请求这位黄河不能淹没的神灵保佑平安。风陵堆的南岸便是自古以来有名的险关——潼关。从潼关往西南约走六十里，便到了西岳华山。而潼关的对面渡口，就是风陵渡。三国时期，曹操西征韩遂，由潼关渡河，由风陵渡上岸。至今当地百姓还可以指着岸边石头上的痕迹，告诉你这是当年那位叱咤风云的魏武皇帝所留下的马蹄印。顺着这段黄河向东走约一百五十里，就到了灵宝。安史之乱时，唐肃宗不顾老子玄宗的尊严，擅自即位于此。若再回到风陵渡口，往北走大约五十里地，有一处古老的寺院，叫做普救寺。这普救寺不以诵经念佛出名，它的名声得力于一段旖旎艳丽的风流故事。寓居普救寺的穷秀才张生，爱上了路过蒲州借住此寺的宰相之女崔莺莺。张生和崔莺莺破除门第观念，彼此爱慕，却不料老夫人不同意。后来张生靠朋友的力量，打退了围寺的强盗，才使得老夫人勉强同意。这一爱情故事总算有了个令人欢喜的结局。后来董解元、王实甫将这段传奇搬上舞台，数百年来在民间流传不衰，使得普救寺声名远播。一座原本以斩断情缘为修行目的的寺院，却仗着一段情缘而传名于世，也真是有趣的事情。这便是解州城四周的人文地理。悠久灿烂的文明史，酿造这一带浓郁的黄河文化气氛。因此，小小的解州城历来文风较盛。这里有一座兴建于前明嘉靖年间的书院，聚集着附近三省的优秀学子，向来以学风淳厚而享誉远近。解州书院这十来年，更是为士人们所仰慕。因为这段时期它的主讲不是平凡之辈，乃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阎敬铭。阎敬铭不是山西人，他是陕西朝邑人。朝邑位于晋陕两省的交接之处，离解州城不过百五六十里远。阎敬铭中式之前，曾在解州书院苦读过五年。这五年为阎敬铭打下了学问根基，也使得阎敬铭对解州书院终生怀有感恩之情。道光二十五年，三十岁的阎敬铭熬过二十多年的寒窗，终于中进士入翰苑，释褐而踏上仕途。翰林院散馆时，阎敬铭因试卷上错了一个字，没有留馆而改分户部。翰林院清高又空闲，易于迁升，几乎是所有读书人向往之地。大家都为阎敬铭惋惜，但他本人却不感到怎么遗憾。出身耕读之家的阎敬铭是个刻苦务实的人。户部主管全国财政，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比起翰苑的吟诗作赋来，对国家的贡献更为实在，也更能历练人。阎敬铭进入户部后，全副身心投入部务之中。他精细练达，又抱负高远，很快便在户部崭露头角，成为部里干员。但阎敬铭性格刚直耿介，朝中又无靠山，尽管才干出众，品格脱俗，却在积资升为主事之后，、便再也上不去了。直到咸丰九年，眼看着一个个无德无才的后来者越他而过，四十三岁的阎敬铭仍然只是一个六品主事，心中甚是愤郁不平。这时，他遇到了一个知己，此人便是胡林翼。当时，胡林翼身为湖北巡抚，正和曾国藩密切配合，统率湘军，经营长江两岸的战事。半年前，湘军惨遭三河之役的失败，军队元气至今并未恢复。曾国藩以兵部侍郎空衔客寄江西，军事蹇滞，湘军正在艰难时期。东征湘军的粮饷，只能靠胡林翼所管辖的湖北，设在武昌的湘军后路粮台任务繁难，责任重大，却缺乏一个能干的人来管理。胡林翼在与户部打交道的过程中，得知阎敬铭的精明能干，便上奏请求调阎敬铭来武昌管理湘军粮台事。在户部郁郁不得志的阎敬铭一直关注着南方的兵事，私心早已对曾国藩、胡林翼仰慕不已。他渴望着能结识这两位大人物，从他们那里学到治国办事的真才实学。他也知道，此时从军固然充满着危险，但也同样充满着机遇，与其在户部久抑不伸，不如到军营中去闯一闯。军营正当用人之际，自己的能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展布。倘若机遇好，说不定很快便可以出人头地。就这样，阎敬铭毫不犹豫地舍弃舒适悠闲的京师生活，只身来到兵凶战危之地的武昌城。正六品衔的主事与从二品衔的巡抚之间相差得太远了，何况这位巡抚还是一个战功卓著的军事统帅。阎敬铭怀着局促的心情，第一次拜见胡林翼，孰知大出意料之外。这位身子瘦弱的湘人，一点没有封疆大吏的架子，其谦和平易，完全出于一片天性。阎敬铭想起户部以及京师其他衙门里的那些大人老爷来。他们胸无半点实学，却架子大得很。同一个衙门里，则是官大一级压死人。那种沉闷刻板、暮气深重的衙门作风，与眼下这里的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景象简直有十万八千里之差。阎敬铭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事业所在，也看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所在。在湘军的后路粮台做了三个月的协理之后，胡林翼便将总理一职交给了他。不久，又趁着前线一次胜仗的机会，在奏章里大为表彰阎敬铭调度粮饷的功劳，将他保举为员外郎。有如此投缘相契、知人善任的上司，有如此足以让自己施展才干的空间，真是人生的幸运!阎敬铭庆幸自己遭逢了难得的好机遇。他竭尽才智，调遣各路粮饷，尽量保障前方源源不断的供给。他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手头El过千万两银子，却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胡林翼敬重阎敬铭的德才兼备，与他推心置腹，两人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随着胡林翼的不断保举，阎敬铭从员外郎升为道员。咸丰十年底，曾国荃围攻安庆。到了紧急关头，胡林翼亲率部队移营太湖协助。太平军趁着武昌空虚之际，欲解安庆之危，施行围魏救赵之计。李秀成、陈玉成率领二十万人马，沿长江南北兵分两路向西进军。北岸陈玉成兵行迅速，由英山进湖北，长驱直入，夺取孝感、黄陂，兵锋直指武汉三镇。武昌城里既无主帅，又无兵马，一时间惊惶失措，乱成一团。各大衙门大门紧闭，官员纷纷外逃，湘军后路粮台的人员，也几乎逃亡一空。惟有阎敬铭临危不乱，坚守粮台，将一根麻绳置于案头，心里作好准备：若太平军攻人粮台，则悬梁自尽。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南岸李秀成的部队并没有按原计划进行，陈玉成也便放弃了进入武汉的打算。武昌城的各大衙门虚惊一场。当那些逃走的粮台官员又重新回来办事的时候，面对着阎敬铭，真是又敬服又羞惭。胡林翼为此特地上疏朝廷，称赞阎敬铭理财既为湖北第一，操守血性更是并世难得，宜堪大用，请擢升为湖北按察使。那时胡林翼乃朝廷南天柱石，咸丰帝依畀甚深，于是谕旨下达：阎敬铭补授湖北臬司。来到湖北不到两年，便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京官，升到负责一省的司法大吏，并让皇上和各省都知道自己是一个济世干才，阎敬铭怎能不欣慰万分!而之所以有这一切，完全是因为胡林翼的赏识、重用和提拔。他心里对胡林翼有说不尽的感激和崇敬。他要倾尽全力襄助胡林翼，完成底定江南、中兴天下的大业。不料，胡林翼因劳累过度，肺病大作，终于不起，年未五十而撒手人寰。阎敬铭伤痛不已。他既为自己顿折良师益友而伤心，更为国家顿失擎天梁柱而痛心。继任的巡抚严树森萧规曹随，一本胡林翼的成法治理湖北，支援东征湘军，并更为仰仗阎敬铭。不久，阎敬铭署理湖北布政使。第二年，阎敬铭署理山东巡抚。同治三年，实授鲁抚。那时，山东正是朝廷与捻军交战的重要战场，阎敬铭名为巡抚，实为带兵的将领。他昼夜在军营操劳，早年的风湿病复发。同治六年，年仅四十八岁的阎敬铭便辞去巡抚，回原籍朝邑养病。同洽八年复出，只做了两个月的工部侍郎，便又辞职回乡。之后，朝廷多次命他出山，他均以病未痊愈为托辞不应诏。光绪三年，山西大旱，朝廷命他协助曾国荃在山西赈灾。赈灾是救民水火的大事，何况曾国荃为多年的战友，阎敬铭不便再推辞。办了半年的赈务，民心初定之后，他便又离开官场。这几年，朝廷又两次要他进京，他两次都推辞了。阎敬铭年未及知命而位居方面，也可以算是官场中的得志者，为何一再不奉诏，甘居山野老于林泉呢，难道真的是疾病的原因吗?当然不是!病痛这东西是人人都不想有的，但有时，它又能给人带来某些用途，尤其是政坛上的人物，常常要借用它来玩点把戏，使点障眼法。古往今来，凡政界人物所谓的因病不能任职的话，绝大部分是另有原因不便明说，于是，或自己用来做托辞，或别人用来遮掩视听。这也可算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创造吧!那么，阎敬铭不便明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即失望。最先使他失望的是江宁城攻下后，湘军将士和他们最高领导集团的表现。同治三年，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在围攻三年之后，终于把太平天国的都城打下来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发疯一般的烧杀、抢掠。一座锦绣般的古都被焚烧殆尽，太平天国集聚的无数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阎敬铭面对着这极不情愿看到的现实，心里痛苦不堪。多少年来，湘军不是高喊着勤王室、卫孔孟的口号，声称自己是正义之师吗，为何这时野兽般发泄心里的仇恨，强盗般打家劫舍?这只能使他想到，他们原本便是冲着江宁城里的财富而来的，所有动听的宣言都是欺世盗名的谎话。而自己，身为粮台总理，多年来苦心经营，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粮饷，实际上只是为他们能有今日提供保障罢了。接着使他失望的，是山东的剿捻战场。过去阎敬铭在湖北做的是军需后勤之事，到山东后才亲自执掌兵权，了解到前线的真相。捻军是乌合之众，如果朝廷的军队精诚合作，共同对敌，捻军原本很快可以扑灭。但朝廷部署在山东省的四支部队：当地绿营、淮军、湘军和蒙古马队，却彼此牵制，互不买账。只是争功争饷，保存实力，并不冲锋陷阵。使得一支人数并不多的捻军，在山东境内东窜西突，所向无敌。阎敬铭身为山东巡抚，却不能协调这四支各有主帅的人马，他有时气得吐血也无济于事。直到他引疾归里，山东军事仍无进展。他不明白，拿着高俸的将领和吃着饷粮的兵勇，为何对朝廷如此不忠不诚?第三个令他失望的是工部的状况。十多年前在户部，阎敬铭只是一个小小的主事，部里的机密要务他无权涉及。做了工部右侍郎后，他才知道工部糟糕透顶。汉尚书其实对部务一窍不通，他的兴趣只在研究三礼。一月之中有半月不来部视事，窝在家中著书立说。他不明白，朝廷为什么调这样的人来掌工部。既然热中于学术，何不成全他，让他在翰林院做个内阁学士呢?满尚书是个宗室，不学无术，头上顶子靠的是祖宗的福荫染红的。此人是个美食家，提到京师各大餐馆的菜肴特色来两眼发亮，听到部属谈起正事来则双目无神。阎敬铭也不明白，朝廷为何安排这样一个人来掌工部。他家里有的是几代人花不完的银子，何不让他在家吃吃喝喝，做一个清闲自在的公子王孙，要他在工部衙门当差，受这份罪做什么?工部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其他三个侍郎手里。他们每兴建一项工程，则向朝廷多报三到五成的费用。发到各省，则又减去三至五成的银子，然后还要勒令承办工程的商家给他们送回扣、打红包。他们就这样贪污中饱，富得流油。阎敬铭看不惯这一套，既不收红包，又不接回扣。这样一来，阎敬铭便成为他们的障碍。三个侍郎联名上章，说阎敬铭疾病缠身，神智昏倦，工部事繁，不能胜任，不如调到礼部去，清闲舒服，人地相宜。阎敬铭知道他们的用心，便干脆顺水推舟，借病辞职。他已深为厌恶这个龌龊卑污的官场了，决心布衣终世，再不为官。阎敬铭以侍郎之身回到朝邑，立刻惊动方圆数百里的官府士绅。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仰慕的、巴结的、借重的，纷纷前来拜访，并邀请他出来为地方做点事。阎敬铭一概拒绝。只有当解州书院八十岁的老山长谷实穗先生亲来看望，请他主讲书院时，他却不能推辞了。一来，谷老先生当年在解州书院，曾亲自教过阎敬铭五年的书。阎敬铭之所以能中进士、点翰林，谷老先生悉心培育之功不可没。老先生的面子，岂能不给?二来，解州书院乃阎敬铭的发祥之地，恩情深重，不容他不回报。三来，阎敬铭也想从解州书院里挑选几个可资造就的学子，着意栽培，将来为国家培养几个人才出来，也是晚年所作的一桩大好事。就这样，，从阎敬铭回来的第二年，便出任解州书院的主讲，直到今天。． 流年如水，十五六个春秋就这么过去了。阎敬铭以山水风．光自娱，教书育人为乐，日子过得无拘无束、潇洒自如。同治七年，以曾国荃、郑敦谨为首编辑的胡文忠公遗集雕板告蒇，胡家特为送给阎敬铭一套。他读故人遗墨，如与故人对话。十多年问，手中这部胡文忠公遗集他不知读了多少遍，愈读愈对胡林翼钦佩不已，愈读愈对胡林翼的事业后继无人遗憾不已。他有心在解州书院寻求一个英才来传递胡氏薪火，但至今也没有看出二棵苗子来。这天他刚从书院下课回家，喝了一口茶，正想拿起胡文忠公遗集中的《读史兵略》再浏览浏览，忽听得外面传来一句洪亮的异乡口音：“请问，阎老先生是住在这里吗?”阎敬铭忙放下手中的书，大步向门外走去。六 敢参葆庚、王定安，看来张香涛不是书呆子阎敬铭走出门外，看到眼前站着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此人穿着一身黑色紧身衣裤，背上背着一个黑色行囊，与行囊并列的是一把黑柄长剑，面孔黧黑，五官端正，左手牵着一匹鬃毛黑亮的战马，那马正悠闲地低头吃着墙边的野草。阎敬铭心里夸道：十多年没见到如此英武挺拔的人物了，这是哪来的脱下战袍的将军?他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说：“我就是阎敬铭。请问足下尊姓大名?从哪里来?”那人一听，忙丢开缰绳，双手抱拳深深一揖说：“您就是阎丹老，刚才多有冒犯。敝人从太原府来，名叫桑治平，奉张抚台之命，特来拜谒您。”桑治平说罢，抬起头来将阎敬铭认真地看了一眼。如果不是本人自报家门，他简直不能相信，面前站立的这位，就是曾经做过山东巡抚、工部侍郎的大官员，就是那个受胡林翼器重、被慈禧太后简记于心，朝廷多次征召的中兴名臣。桑治平不觉又细细地看了一下：满脸粗糙的皮肤，上面有许多条刀刻剑剁般的皱纹，头发快白完了，胡须杂乱，好像从未修整过似的。背微微有点驼，已是仲春时光了，身上还穿着厚厚的粗布黑棉袍，显得臃肿。浑身上下，纯是一个北方老农的神态，找不到半点卿贰大臣的气概。． ．“桑先生，请进屋里说话吧!”阎敬铭操着浓厚的陕西口音招呼着，这声音如同从水缸里发出的一样，瓮声瓮气的。这是一座极为普通的晋南农舍，就坐落在解州书院的旁边。进了大门后，阎敬铭将桑治平请进了他的书房。这书房也很简陋：一个白木板做成的书架，零零散散地摆着几十本书，桌椅板凳也都没有上漆，惟一显眼的是正中墙壁上挂着一副装裱精致的对联：万顷烟波鸥世界，九天风露鹤精神。上联右上角写着一行小字：书涤丈旧联以赠丹初兄。下联左下角也有一行小字：益阳胡林翼于武昌节署。刚坐下，一个六十余岁、布衣布履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双手端了一个粗泥大碗走了出来。阎敬铭说：“这是贱内。请桑先生喝茶。”桑治平心里一惊，忙站起身来。他怀着一股复杂的心情，恭恭敬敬地接下这碗茶，双手捧着，似觉有千斤之重。阎敬铭坐在一旁说：“坐吧，坐吧。解州偏穷，没有好茶叶，请将就喝点。”桑治平望着碗中粗大的叶片和黑黄黑黄的茶水，举起碗来喝了一大口。茶水苦涩，而他心里则充满甘甜。桑治平足迹遍南北，结交半天下，第一次遇上这样一位奇人。胸中藏着经天纬地的大才，外表却如木讷无文的耕夫；虽出入玉堂金马之门，久坐虎皮交椅，如今却怡然自得于竹篱茅舍之中；曾执掌生死大印，调度银钱千千万万，如今却四壁萧然、家无长物；曾前呼后拥、八面威风，指挥过千军万马，如今却心如古井，寂然与一个白发老妪共度晚年。是青少年时期的长期艰苦，养成了这种见苦不苦的脾性，还是历经富贵繁华后的返璞归真?是天性如此，还是大智大慧?不管是出自于何种原由，十多年这样过来，岁月岂不将他的生命与这一切融为一体了，他还能抛得开、离得了吗?他还愿意重返官场、再肩大任吗?望着桑治平这样大口地喝茶，阎敬铭想他一定是饿了：“老妻正在为你煮饭，是不是先吃两个冷山药蛋充充饥?”说着就要起身去拿。“不用，不用!”桑治平忙说，“肚子不饿，我是喜欢这种泥碗泡出的粗茶水，本色本味，最是宜人。”“桑先生从太原府来，却不嫌老朽这里的简陋，真是难得!”仿佛他从来没有出过解州城，一辈子未见过世面；仿佛他从来就是一个种田人，一辈子没享过福。这句话说得如此自然，如此顺口，令桑治平心里感慨不已!他放下行囊，从里面取出一个大信封来，双手递了过去：“丹老，这是张抚台给您的信。”“老朽与张抚台向无交往，他怎会想起给我送信来呢?”阎敬铭边说边接过信封，从中抽出一封信来，他眯着两只眼睛看着：丹老前辈大人阁下：二十年前，之洞正欲束装就道，遵恩师之命赴武昌，拜在老前辈帐下，求治国真学I'．-J，讵料凶耗传来，恩师仙逝，万般无奈，只好止步。从此关山暌违，不得亲炙。至今思之，尚痛悔万分。老前辈建不世功业，孚海内人望，而急流勇退，隐身晋南。对老前辈而言，慕前贤之风，志节可嘉；对国家而言，老成闲置，大匠歇手，诚为绝大憾事也!两年前，之洞应诏荐举天下人才，即以老前辈为当今第一英杰上奏。客岁冬，奉命承乏三晋，临行陛辞时，太后殷殷垂询，数次问起老前辈，命之洞打听消息，若身体尚可，务望来京辅助朝政。纶音亲切，令下臣感慨万分。今特嘱友人桑治平前来拜谒，敬问起居。之洞初到山西，杂事丛集，待稍清眉目后，便南下解州，立雪程门，请教治晋方略。托桑君顺带二十年前恩师给之洞亲笔信函一封。恩师当年对老前辈之赞美，皆已获验证，而“入阁拜相”之期望，也即在眼前。老前辈定不会长与渔樵为伴，而令友人九泉之下于不安。晚之洞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