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占有国家文物，因而总例行必要的手续，写个借条。康生经常以“借”的名义从北京图书馆拿走大量图书，可是只见惜不见还，最后，至死未还。图书如此，文物也是如此。一九五六年，故宫博物院在太和殿展出了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　　不仅久“借”不还，而且还将此砚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为康所有。这种唐代陶龟现留传下来的极少，国内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县南唐墓出士文物中有过一件；日本有一件；康生处三件（包括他从故宫“借”走的这件在内）。这几方唐代陶龟砚，是说明我国砚史发展的重要文物，是无价之宝。　　一九五八年，康生以编砚史为名，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库房“借”走三方名砚。这三方名砚，是康生从文管处窃取的四十五方砚台中最好的。由于康生“久借不还”，不好人帐，国家文物局只好派人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　　归康所有了。　　第二，无偿占有。这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窃取图书文物的主要手段。下面略举几例：（一）一九六九年七月八日，康生在文管处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说：“你看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这是清朝搞的，我从前有一本，不知谁给拿走了，找不到了，这本我拿走了吧！”这样，这本清朝的《百家姓》就让康生白白拿走了。　　（二）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当康生去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藏书是否已经抄出时，突然在那里发现一本《石头记》，他说：“这部《石头记》是八十回的改写稿子，我拿回去看看！”这样，《石头记》也被白白拿走了。　　（三）一九七O 年五月二日，由康生打头阵，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等人一起拥到文管处库房。他们象入了宝库，叶群和几个武夫争抢金银珠宝，康生、陈伯达则虎视着图书和文物。　　他们各自抢占了一摊。他们觉得在管理人员面前，有失首长身份，于是又假表谦让，当场互相赠送。最后各自带回，归己所有。这一次，库房的图书文物，几乎被他们洗劫一空。同月，北京市文物局请康生鉴别永定门外战国墓出土的一方象牙合印章的刻字，康生说：“取走看看”，从此之后，一直没有归还。　　（四）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下午，康生陪同江青到文管处去进行劫掠。　　其间，江青两次提到康生送她的端砚和墨如何好，要求康生帮她选定藏书用章的篆体字。这次，又白拿走，批文物。　　（五）考古学家陈梦家收藏的中国文宇学的重要著录，被查抄后，送到北京市文管处。康生得知后，将大部分书籍取走不还。　　（六）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继珍藏的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一年写给他的　　亲笔信，“文化大革命”中，也被康生强行取走，至今下落不明。　　（七）一次，陈伯达从文管处劫走一件价值昂贵的青金石山子，康生得知后坚持也要一件。当时文管处库存已无此物，只好从外贸部门用一千三百五十元高价为他购进阿富汗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石山子各一件。康生分文未给就由他的老婆曹轶欧取走了。　　凡此种种，正是康生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应当“革”文化之命的一个注释。　　第三，廉价占有。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窃取图书文物的主要手段之一。比如，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国内仅存三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而康生仅付十元就取走了。又如，黄庭坚真迹“腊梅三　　咏“，也极其名贵，价值数千元，康生仅付五元取走。再如宋画院仿赵干起蛟图，价值千余元，康生仅付一角钱取走。此外，康生还掠走历代铜印及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达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汉代陈宫、董永等名人铜印，也有现代陈半了、齐燕铭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一方折价五分钱到五角钱掠去。　　一次，文管处给康生所要的图书文物作价略高了一些（实际上比国内最低估价低得多），康生很不满意。他通过其秘书指责文管处对中央领导“没有无产阶级感情”，说什么“你们还让康生同志吃饭不？”在这种威胁下，只好随其自便，愿付钱由他，不愿付钱也由他，象征性付点以示购买也还由他！在康生看来，只要他看得上的，就应向他进贡，就象当年他家的佃户理应向他家进贡一样。所谓付款，无非是想掩人耳目，说明他是买来的而不是白拿的。　　据统计，康生用象征性付款的手段，所攫取的图书，按国内市场最低估价也得八万六千三百二十八元，而康生仅付二千三百六十四元，占估价总数的百分之三；所攫取的文物，按国内市场最低估价也得七万四千八百二十七元，而康生仅付二百五十二元，占估价总数的千分之三。这就是康氏的等价交换！无怪乎康生对文管处的同志说：“我不怕欠帐！”原来，他知道每件图书文物的真正价值，他所窃取的图书和文物，若在国际市场出售，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件都成百万富翁！”由此看来，康生不仅是一名盗窃犯）而且是一名投机倒把犯。　　第四，掠夺占有。　　“文化大革命”前，大庆出土了一块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这是研究地质的珍贵资料，根据国家法令，应为国家收藏，但康生分文未给理为己有。不仅如此，他还挖空心思地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并另外精选珍贵材料配制龟形砚身。一九七〇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赶紧完成他在“文革”前交做的瑞溶化石龟形砚台。于是，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一百四十四个工，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大多，未做成。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前后一年完工，耗资八百余元，而康生仅付四元了事。取用化石，分文不给，攫为己有，砚台加工费和无以计算的运旅费用都由国家负担。　　这些占有方式，对康生来说，就是将国家的和私人的图书文物，统统纳入他的私库。这本来是明明白白的“归私”，而且是“归康生之私”，然而康生却亲自雕刻方印名曰：“归公”和“大公无私”。著名藏书家赵元方的书上，本来已有“赵元方藏”的印章，康生却又盖上了“归公”、“大公无私”、“康生”三枚印章。邓拓同志的许多书籍文物，本来有“邓”字标记，　　康生却将其撕去，同样打上“归公”、“大公无私”、“康生”三枚印章。可见，康生的所谓“归公”和“大公无私”，就是将别人的东西或国家的东西掠夺为康生所有，只要归康生所有了，就叫“归公”，就叫“大公无私”。　　康生在他掠夺的一部二十一史的扉页上对“归公”二字作了一个说明。　　他说：“此为明万历刻本二十一史，全书四百五十七册，完整无缺。曾流入日本田藩文库，后又归于国内，可谓物归原主矣。为使善本古籍不致流入外国，或被销毁散失，乃于工余之时，加以搜集拼凑装修，借以休息，并准备将来统交党中央图书馆保存，故印一‘归公’章，以示无私也。”康生这段自白，真象婊子立牌坊！明万历刻本二十一史，本是我国珍本，现从国外返回，无疑仍归国家所有，这里怎么能显示康生的“无私”？！明明是抢劫犯，却谈自己“无私”，康生所说：“准备将来交党中央图书馆保存”　　就是说，他是物主，是二十一史的所有者，所谓“物归原主”就是归还于他，而党中央图书馆仅是受康生之托于将来代为“保存”而已！事实上，在康生断气之前，二十一史一直在他这个“物主”的手中。　　通过康生贪得无厌的侵吞国家、集体和别人的图书文物的事实，使我们真正领会了康生长期以来叫得最响的所谓“革命”一词的真正含义。原来他所说的“革命”，就是变国家、集体、别人所有为康生私有。　　第二十八章诬陷与奇冤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艰难险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爱戴，长期被选任为党的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和国家的主席，已经载人我们的史册了。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利用我党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对刘少奇同志竭尽诬陷迫害之能事，以致折磨致死，铸成了我党历史上的特大冤案。 在这一奇冤中，康生起了奇特的作用。　　人们不禁要问，康生对刘少奇的态度不是一直很尊重吗？怎么翻脸不认人了呢？是的，在康生那里，对人的态度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　　我们无须追溯得太远。康生自一九五六年东山再起，他除了眼睛盯着毛泽东同志以外，当然也盯着刘少奇同志，一有机会便奉承一番。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他在全国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上，高度赞扬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总结了两次革命的经验，在今后建设问题上，进一步发挥了主席十大矛盾的思想，在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意义”。一九五九年九月，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又赞扬刘少奇同志　　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关于“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　　民伟大领袖的重要作用“的论述，”是非常重要的“。一九六一年，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不久，康生又自荐主编《刘少奇选集》，并且立即着手编辑。后来被康生批了个一塌糊涂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在这个时候由康生提议，并由他指定专人修改而再版的。一九六五年一月，康生主持的《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工作刚刚结束，就赶紧向少奇同志说：”您的《选集》我们已经定稿了，现在只等您一句话就可付印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杀气腾腾地独揽了整个会议的发言权，发言中除了大骂彭、罗、陆、杨之外，还指着鼻子大骂朱德同志是”空头总司令“，是”组织上入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党外人士“，是一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的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人。　　尽管如此，这时，康生对刘少奇同志还是恭恭敬敬的。就在这个会议上，康生还当面检查了一九三一年他对刘少奇同志的攻击，说：“当时职工国际有一个文件，说少奇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我也相信了，攻击少奇同志在职工运动方面是右倾机会主义，还在《斗争》上登过反对少奇同志的　　文章，（署）名为谢康。这个谁也不怨，只怨自己的思想错误。没有看到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的路线的。“由此看来，康生对刘少奇同志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总有这么一番表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时他认为刘少奇同志”接班人“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当时只想到彭真（的问题），没有想到，也不敢想到接班人有问题“。可是，待”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一拉开，康生得知毛泽东同志不同意派工作组的态度之后，他对刘少奇同志的态度就一下改变了。七月二十五日，当毛泽东同志由外地回到北京第一次召开大区书记会议时，康生就把中央批发的北大工作组关于处理”六。一八事件“的”简报“放在自己皮包里。后来他说：”我当时把文件带在身上，想送给毛主席看看，但是勇气不够，想了半天，又放回皮包里了，怕说成是告状。隔天，我将这个错误文件的危害，告诉原批发者，想推动他自己向主席报告，但毫无结果。“这段自白，说明康生在这时的心理状态：由于他还没有完全摸底，所以有些举棋不定，欲攻又止。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看到毛泽东同志的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康生的狰狞面目完全暴露在刘少奇同志面前了。　　康生是怎样诬陷刘少奇同志的呢？　　一，虚构了一条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据康生说，刘少奇提出和推行了一条与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什么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生有着不同的解释，时而增加内容，时而延长时间，刘少奇的队伍，康生也一再为之扩编。他最初的解释是指“文化大革命”之初决定派出工作组的那五十天中的问题。怎么派工作组就是反动路线呢？如果这样说能成立的话，那么在此以前的政治运动，比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右派、四清都曾派出过工作组；在此之后的“工宣队”、“军宣队”，以及以“支左”名义派出的“军代表”，不也是工作组吗？其实，派工作组是我党历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派工作组本身不好说是什么路线错误。然而，康生却不顾这一切，也不顾自己曾经积极支持过派出工作组的事实，硬把派工作组的责任完全推给刘少奇同志，说什么决定派工作组本身就是刘少奇制定和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　　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见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则又解释说：“不仅仅是由于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司令部发生了问题，而且是由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有一条顽固的资产阶级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对抗”。从此之后，“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扩展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认为这条路线一直“贯穿解放前后的整个党的历史”。具　　体内容是什么？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七年三月，一直批了七、八个月啦，可谁也没有系统地具体地分析过。直到四月初，林彪亲自点将，要康生在十三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详细讲讲“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时，康生应林彪之政治需要，组织了自己的班子为他起草，戚本禹、叶群也亲自出马相助，方才为刘少奇编造了那条“贯穿解放前后的整个党的历史的”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表现”。他说：在白区工作中，刘少奇“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去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实际上实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因而“不是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　　在抗日战争中，“正当毛主席号召群众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单命路线，抛出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谈什么‘思想意识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封建哲学，要人们离开当前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去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刘少奇“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幻想和平”，提出了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　　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刘少奇“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大力提倡剥削，鼓吹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　　一九六四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又“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除此之外，康生还在别的讲话中说：刘少奇在文教卫生、工交农业、军　　事外交各个方面也都有一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　　这样，刘少奇的一条一贯的全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被康生炮制出笼了。　　看来，康生的独特眼光，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最“高明”的了。　　从三十年代起，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刘少奇每个时期都有一套同党的　　正确路线相对立的反动路线，有时间有内容，康生提得尖锐，提得具体，似乎刘少奇在党内从来就是破坏捣乱的。如果康生的讲话是事实的话，那末人们自然会问：第一，康生一方面高度颂扬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是如何英明如何伟大，另一方面又胡说，这个党出现了一个象刘少奇这样的反党人物，而且这个人物长期在党内居于重要领导地位，是毛泽东同志的左右手，这不是公然宣传这个党蠢之又蠢吗？第二，康生既然那么明确具体地发现了刘少奇的严重问题，为什么他又在各个时期都颂扬刘少奇，都在推崇刘少奇为正确路线代表呢？他过去的说法和现在的说法完全相反，何者为准？要么过去是假话，要么现在是假话，或者过去和现在都是假话，是个货真价实的两面派！第三，康生把刘少奇的历史说成是反党史，是党内埋藏几十年的定时炸弹，他以情报专家自居，告诉人们几十年前他就有觉察，但他从来没有向党说明过，说出来的都是反话，现在一下子就公诸于世，几十年后他才吐出内心话，这不是更加令人惊异地感到他才是真正的定时炸弹吗？　　二，还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　　康生认为：既然刘少奇有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那么就一定有一条与之相适应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了证实这个推论，康生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即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时，特地给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写了张条子，让他们查一查混进各单位、各部门的”叛徒“。南开大学”红卫兵“根据康生的这一指示，迅速组织了七、八十人的”抓叛徒战斗队“，并大量复制康生的指示，发给每个战斗队成员，作为随意出入各单位，任意查阅抄录各种档案材料的”特种证件“。过去党和国家规定的一切有关保密的规章制度，都告吹了。战斗队一成立，就按照康生的指点，查了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这就是康生、江青一再大喊大叫的”小将立了大功“的”胜利成果“！　　八个月之后，即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为了操纵学生组织，继续扶植自己封的“造反派”头头，康生又给聂元梓写了一张条子：“天津南开大学卫东战斗队组织了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的结果，看到了旧北京市委内部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系统的调查彭真、刘仁等黑帮的具体材料。”根据康生的这张条子，聂元样等人立即组织了所谓“专门从事叛徒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第二战斗队”，又名“揪叛徒兵团”。　　其活动极为诡秘，人员名单、工作计划、调查报告，都直接请示康生。实际上，这是一支负有特殊使命的别动队！“第二战斗队”成立后，立即调查　　了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三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后设法营救出狱　　的被国民党关押的近三百名“政治犯”。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康生在接见中组部工作人员时，又要他们学习“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等组织“揪叛徒”的“经验”。于是，中组部和全国各地，也都照此办理起来，从而迅速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揪叛徒”　　的一支庞大队伍。这支队伍在康生的授意下，当然“成绩辉煌”，到六月七日止，全国揪出“历史上被捕、被俘后自首变节或自首变节嫌疑的人”，就达五千二百余名。康生的“被捕叛变论”先推行于他的直属“战斗队”，又推行于全国。凡被捕就叛变，这大半是康生的体验。所以，他经常无缘无故地发表声明：他没有被捕过，也没有叛变过！他既然揪出了这么多“叛徒”，就足以证明刘少奇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是确实存在的。由假设到求证，这就是康生的公式！　　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就是康生用来证明“刘、邓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重要“证据”。其实，这完全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假案。　　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是一九三六年出狱的。这一点，康生完全清楚。　　他曾于一九四三年亲自参加过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一九四四年，他向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也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他就向中央写报告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有“坚决反共”的“叛变行为”，而“刘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更卑鄙的是康生还指使一些人向有关人员威胁逼供，制造假证据。专案人员不准这些同志谈“毛主席知道此事”，威胁说：“不讲对党有利，讲了对党不利”。还逼张闻天同志承认这些同志出狱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并威胁说：“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也是由康生一手制造并被用来证明“刘、邓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证据”。实际情况是：一九四二年九月，新疆军阀盛世才为达其投蒋反共的罪恶目的，捏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将我党在新疆工作的一百几十人全部（包括从苏归国人员以及在新疆养病的人员）拘禁，于一九四三年春天关进监狱。绝大多数被捕人员在狱中坚持斗争，表现很好，有的牺牲在狱中。一九四六年，张治中先生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时，经中共中央与之交涉进行营救，除公开叛党的十五人外，其余一百二十几人无条件释放，于同年七月回到延安。中央对这批同志被捕后的表现和出狱的经过，是完全了解的。他们回到延安时，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康生也在这个欢迎的队伍中，而且其欢迎之热烈尤为突出。据当时《解放日报》报道，康生“跳上汽车，热烈拥抱住一位黧黑面孔的同志，兴奋地喊道：”你终于回来了‘。“但是，在一九六七年初，当康生掀起”揪叛徒“风浪之后，这批同志除已故和下落不明者外，　　共九十名，都陆续在各地被揪斗，并于同年十一月几乎全部立案审查。康生明知此案的一切情形，不但不说明真相，相反却无中生有地诬陷他们“投敌叛变”，“有组织有计划向党隐瞒”，“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唆使专案人员大搞刑讯逼供，使许多同志重陷冤狱达八年之久，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二十六人被迫害致死，大批亲友受株连。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批准，此案才得以平反。　　三，四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和“特务”。　　康生认为，只批判刘少奇提出和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能满足林彪、江青的要求，于是战斗便向“纵深”发展！什么才是头号敌人？　　什么帽子才是头号敌人应戴的帽子？积康生之经验，头号敌人应戴的帽子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和“特务”。于是就把这四顶帽子扣在刘少奇头上了！怎样扣法呢？只要想得出，就能扣得上，这是康生的拿手戏。　　康生采用诱供、逼供办法，制造了这个前所未闻的奇冤。　　为了给刘少奇扣上“叛徒”的帽子，康生曾三次派人去强迫安子文同志出来作证。第一次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受派人对安说：如果你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安问：“这位中央首长是否就是康生？”受派人答：“是”。安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也没有听别人讲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这样把来人顶了回去。第二次是一九六八年春天。此时，安子文同志已被关进监狱。受派人找到安说：“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第一功已有人立了，现在你能立第二功，对你也有极大好处。”又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清楚。这里既能进来，也就能出去；你难道就不愿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亲人团聚吗？”安回答说：“我不仅想与亲人团聚，还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的事，有什么法子？！”结果又一次把来人顶了回去。第三次是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前夕。来人说：“你如能证明刘少奇是个大叛徒，绝不会亏待你。当然，继续当中央组织部长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做个委员还是可以的。”安回答说：“我的确不了解，如果我了解，我在中组部工作时早就讲了。以后，你不要再问这事了”。再一次把来人顶了回去。向押在狱中的人逼“证明”，你写了就“立功”，你不写，你就是叛徒！当时听了复杂，现在看来简单，令人难于接受的是，康生以“共产党”的招牌去干反动派的勾当！　　康生还伙同江青、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奉天纱厂罢工事件中，×××曾同刘少奇一道被警察局拘留。　　因为没有查出他们与纱厂罢工事件有关，他们都被取保释放了。历史事实　　就是这样。然而，江、康一伙却硬要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为此，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将×加以“隔离审查”。在康生的直接导演下，专案组成员轮番批斗，强逼硬压，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交代问题，不达目的，批斗不止。这样一连搞了七天，×××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假话。　　但是过后很快反供了。先后写出推翻假供的申诉二十份，一再说明这个交代，“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可是，专案人员强迫他当场撕毁了其中五份，并警告说：“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问题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丁觉群曾于一九二七年同刘少奇同志一起搞过地下工作。为了取得刘少奇一九二七年“被捕叛变”的“证据”，江、康、谢等人下令将丁拘留起来令其交代。丁觉群就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如实写了：“刘少奇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找不出这种关系？……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他在另一份材料上写道：“他（指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现在刘少奇还没有死嘛，可以对质嘛。”　　当然这种交代，是不会使他们满意的。因此，威胁、利诱、欺骗、恐吓，千钧压力一齐落在丁觉群的身上。丁在经受不住压力的情况下，说了违心话。但是第二天他就写了反供声明，说：“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九月二十五日，丁又写信说：“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本来设专案，应当是从调查入手，取得真正可靠的材料，然后得出应有的结论，可是康生、江青、谢富治领导的专案不是这样。他们是结论在前，专案要按照结论去找去编符合结论的材料。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预见得正确。他们预想刘少奇是叛徒，就一定是叛徒。他们为了定刘少奇是特务，竟然决定在王光美身上打主意，他们认为只要把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可是，不管怎样逼供、诱供，还是搞不出证据来。专案组只好做贼心虚地说：“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对此，江青看了仍不满意，特令康生另行改写。尽管康生手中没有任何证据，但他还是将“基本上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王光美的结论证实了，刘少奇的结论也就轻而易举地不证也“实”了！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即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炮制完成的前夕，康生又写信给江青，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丰富的想象，特有的才能，抓叛徒，叛徒出，挖特务，特务在！刘少奇就这样被打成了“叛　　徒“、”特务“、”内奸“和”工贼“。　　随着他们对刘少奇同志所罗织的罪名不断增多和加重，进而采取了最为疯狂最为残忍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他们擅自决定在中南海召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并指令专案组在批斗会的同时，冒充“造反派”，混到群众中去抄刘少奇同志的家。在批斗会上，。他们不许刘少奇同志讲一句话，强迫他低头弯腰。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八月五日的批斗会上，他们还揪着刘少奇同志的头发，强迫他抬头照像。　　一个国家主席，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得鼻青眼肿。他脚上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被人推来搡去，脖子上挂着画有绞索和“红卫兵”的笔尖及拳头的漫画。经过这种严重的摧残，刘少奇同志的腰部伸不直了，右腿瘸了，只能双手撑扶着走廊蹭地移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造成了历史性错误，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还不算，他们还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把“随时可能发生突然死亡”的刘少奇同志押送开封监狱。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刘少奇同志折磨致死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大冤案的简要经过。　　第二十九章精于害人之道　　康生长于钻营之术，精于害人之道，这并不是夸张之词，略摆一些事实，就会使人毛骨悚然的。他所迫害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我们党内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或党性强的共产党员，总之，是我们党的中流砥柱，是我们党的精英所在。他对这些人咬牙切齿，具有刻骨的仇恨。倘若说他有蛇蝎之心、豺狼之性，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正是由于我们党内出了这样一个败类，方使全党倍受折腾，千万干部处在灾难之中。　　康生自二十年代中期钻入共产党内时起，为了得宠于最高领导人，谋取重要职位，以满足其野心，害人之事不但从来没有中止过，而且愈演愈烈。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为了把自己蓄积了几十年的害人经验，全部用以效忠林彪和江青，竟然更加疯狂地残害起干部和群众来。其害人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危害之深，不止是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他比起李林甫、来俊臣、周兴、秦桧、魏忠贤之类的人物来，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关于康生在“文革”前的不同时期的害人情况，前面皆有专章评述。至于“文革”之中的害人情况，前面在揭露康生的一系列篡权活动时也涉及到一些。其中，有对彭、罗、陆、杨四同志的诬陷，有对朱德、陈云同志的诬陷，有对贺龙同志的诬陷，有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诬陷，还有对几位军委副主席和几位国务院副总理的诬陷等等。这些虽然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害人的突出事例，但是还不能反映他这个迫害狂的全貌，因而还有必要设专章集中评述一下。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康生出于反革命的需要，毫不隐讳地公开地抛弃了这一根本立场。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康生一直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大权。由康生分管的专案组就有十几个，“审查”对象二百二十人。　　其余三十三个专案组，“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虽不由康生分管，但他全都参与谋划和控制。从档案中查出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他直接点名，指使逼供以及定性定案的。、据统计，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罗织罪名，直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诬陷和迫害的干部，就达八百三十九名。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三十三人，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二百一十人，其余四百七十九人，也多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由此，我们不仅看到康生害人之多是惊人的，而且　　害人之重点也是清楚的。其害人之重点就是各级领导岗位上的老干部，特别是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领导岗位上的老干部。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老干部是他实现篡权目的的最大障碍。　　一九六八年，康生为了实现林彪、江青“改朝换代”的阴谋，从组织上抢先入手，连续编造了几个黑名单，诬陷了大量的重要领导干部。一是，七月二十一日，康生亲自排列了一个中共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所谓有“政治问题”者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康生把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者，竟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名单排定的当天，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给江青，信封上注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江、康两人，就这样狼狈为奸，共同诬陷了大多数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二是，八月二十三日，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指使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了一个《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又把中共八届中央监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百分之六十一以上的同志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是，八月二十七日，康、曹又指使郭玉　　峰分别编造了三届人大常委委员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报　　告》。在这两份报告中，又把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人大常委委员和政协常委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等。这几个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名单，在十年动乱中成为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的主要对象，也成为康生“立功”提升的重要依据。　　康生不仅迫害大批干部，而且根据“血统论”对干部的子女也竭尽诬陷迫害之能事。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康生召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时，指示他们统计一下，“中央党校有多少黑帮子弟”。这实际是告诉他们要对干部子弟进行株连。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当然心领神会，根据这一“指示”很快造了一份包括一百五十多个青少年的“黑帮子女名册”。接着，又择其一部分办了一个所谓“学习班”，甚至列为“中学生专案”，进行审查、批斗。康生为什么对干部子女也要进行迫害呢？他曾对此作过多次解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他对其心腹说过：“现在社会上有股逆流”，“主要是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其中有我一个，还包括江青、陈伯达、关锋、王力”，而“这股逆流多是来自高干子弟”，看来，“高干子弟一天天变成反动的法西斯”，说明“这些人对我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本人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目的是把我打成一个反革命，来作阶级报复”。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他又说：“中央党校有张际春的女儿，有苏振华的儿子，有宋之光的儿子，还有最坏的任彬的儿子……有这么多高干子弟，怎能设想走资　　派不会通过他们的子弟把黑手伸进党校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呢！“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他再次说：现在北大、清华、人大、北航、外院，”都在收集材料，主要矛头是对着我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些学校有许多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弟，他们的老子从延安起就恨我，再加上这次（指‘文化大革命’）就更恨我了，因此，他们会利用其子弟来反对我“。康生在这里直言不讳，他之所以要斩草除根，就是因为既整父一代，也整子一代，按照林家王朝的规矩，老子当权，儿得继承，父是黑帮，儿也完蛋。这就是他们改朝换代的实质。在康生看来，他和他的家庭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谁反他，谁就必须打倒。他在延安整过的人及其子女都会恨他。因此，他极力主张通过子女追老子。关于这个问题，曹轶欧说得特别明白：”问题严重的要追追根，很多话不是小孩子能说得出来的“，”一定要追清，他是听谁说的，怎么说的“。真是夫唱妇随，康生的戏，缺这个角色就显得单调了。　　除此之外，康生对广大群众也不放松。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初，他到处挑动派性，支一派压一派。由于这些挑动，又不知有多少群众组织被定为“反动组织”，遭到镇压。一九六七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初，他为了准备在中共“九大”时实现林彪、江青的全面夺权，除编造了上面所提到的那几个诬陷名单，阴谋把绝大多数高级干部予以打倒之外，还在“清队”、“揪坏人”的口号下，把打击迫害的矛头直接指向广大群众。因此而受害的群众究竟有多少，现已无法估计，不过从内蒙古开展的所谓“揪内人党”一事可见一斑。内蒙古“揪内人党”一案是康生、江青、谢富治一手制造的。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同江青等人一起听取内蒙古革委会核心组汇报时指示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一定要揪。开始揪得宽点，不要怕。”正是在康、江的这种支持下，内蒙古才迅速掀起“揪坏人”、“挖内人党”的高潮。一年之后，即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内蒙古“挖内人党”运动已深入到基层，严重恶果已明显暴露，但康生仍指示内蒙古继续挖下去，说什么“一定要把内人党从组织上搞垮，政治上搞臭”。结果使内蒙古“挖内人党”的运动搞得更凶了。据统计，仅因“内人党”一案而遭到诬陷迫害的干部、群众就达三十四万六千多人，其中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康生害人根本不需要任何事实和证据，而完全由他个人随心所欲地下命令。康生究竟怎样随心所欲地害人？下面不妨举几个典型事例。　　一、“可能”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　　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1 对一个人的历史问题，应当根据历史事实，而不应当根据可能。康生怀着另外的心肠，有自己另外的逻辑。吴晗同志早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阶段，就因被康生诬陷为”为彭德怀翻案“而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予以打倒了。但康生并不以此为满足，因而在”文革“前夕又诬陷说：”上海有过一个叛徒，叫吴小圃，这个吴小圃可能就是吴晗的笔名“。其目的很明显，康生是想以这种”可能“为依据把吴晗同志打成”叛徒“。当时，彭真、刘仁同志还在主持工作，他们用确凿的调查材料驳斥了康生的这一诬陷，指出：”吴晗同志从来没有被捕过，吴小圃与吴晗毫无关系“。可是康生硬是不顾事实，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仍然重复吴晗”可能“是”叛徒“的诬陷，并下令将其逮捕，日夜”突击审讯“。但是，经过一段逼供，还是找不到半点证据。于是，康生就说：”吴晗不是叛徒，就是特务！“如果说，先诬吴是”叛徒“是以”可能“为依据，那么在此诬吴为”特务“，则是连”可能“的依据也没有了。在他看来，他说吴晗是”特务“，吴晗就应当是”特务“，根本用不着拿什么证据。吴晗同志就是这样遭受诬陷而惨死在狱中的。　　二、“由此及彼”论。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康生对专案人员讲话时说：“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对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　　根据这个“由此及彼”的推论，贺龙同志就被诬陷为企图搞“二月兵变”　　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了。这种极其荒谬的推理，居然闹得满城风雨。　　为此株连极其广泛，组织了专门班子作为“要案”审查，把贺龙同志残酷迫害致死。这就是康生为了满足林彪的心愿杜撰的奇特逻辑。　　三、“想象”论。一九六七年四月中旬，正当“造反派”到处“揪叛徒”　　之时，康生的妻妹，也是他的长期姘头，原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苏枚突然死亡。经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中央政法干校三方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特别是经医院解剖检验，确定为服安眠药自杀。可康、曹二人硬说“苏枚不会厌世自杀”，怀疑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从别的死人胃里偷换来的，强令调查组“要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充分考虑他杀的可能性”。　　联合调查组针对康生的怀疑再次调查，—一予以否定。康生还是听不进，仍然坚持说是“谋害”，并且提出要把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北京医院抢救大夫顾惜春（女）等八名同志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进行审查。另外还有五十名同志被列为非重点审查对象。结果逼死一人，逼疯四人，逮捕七人。康生究竞根据什么说苏枚之死是“谋害”而不是“自杀”呢？当然只是根据1 《列宁选集》第3 卷第27页。　　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因为只有他的这种想象力，才会不顾事实，断定“苏枚不会厌世自杀”，才会毫无根据地怀疑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解剖时从另一死人胃里偷偷移置过来的。　　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康生随同林彪接见某军区司令员。其间，有人汇报说：“内蒙古部队中收到女的来信很多，一个连有七十几个战士同女人有关系，有信件来往，有的一个人收到几个人的来信”。听了这些汇报，林彪立即说：“这是有计划的腐蚀部队”，康生也信口插话说：“这是乌兰夫搞的”。　　康生根据什么说是“乌兰夫搞的”呢？当然还是根据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也只有根据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才会想象出当时已经失去自由的乌兰夫同志还会“有计划的腐蚀军队”。　　四、栽赃论。　　一九六七年春，经康生批准，从中央党校抽调一些同志去中央文革宣传组工作。当时担任党校“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指挥的李广文同志也被调去负责宣传组办公室工作。到了当年秋天，主管中央文革宣传组的王力、关锋等人相继被揪了出来。康生为了把自己同王、关等人摘开，竟然采用赖帐的卑劣手法，诬说李广文去宣传组是背着他去的，事先他根本不知道。　　并且当面责骂李广文是猪鼻子插葱装象，也不看看自己是不是搞得了宣传工作？此话一出，立即哗然。不少人私下议论：中央党校指挥部的一个领导人不通过主管党校的康生能随便跑到“中央文革宣传组”去工作吗？既然知道李广文不适宜搞宣传工作又为什么要派他去呢？既然李广文是背着康生去“中央文革”的，那为什么在“中央文革”共同工作了大半年之后才将其撵走？……事情真是过于离奇了。出现这种离奇现象不是别的，完全是由于康生赖帐造成的。康生就是通过这种赖帐的卑劣行径来嫁祸于人的。李广文对此十分愤慨，于十月八日贴出大字报揭露了康生“两面派”、“阴谋家”的面目。大字报贴出不到一小时，康生及其亲信就已经坐立不安了。在中央党校立刻哄嚷起来，大部分群众争看大字报，少数人则怒骂、撕扯、覆盖这张大字报。同时，李广文也被武士们掀斗了。跟着就是“中央文革”的命令，说李广文是“现行反革命”，宣布当场逮捕。　　杨献珍同志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被康生当作打倒对象整过多次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竟然又把杨献珍同志当作“里通外国分子”，进一步进行陷害。杨献珍同志怎么会成为“里通外国分子”的呢？说来是出丑剧。原来是杨献珍同志曾于建国之初参加过一次曹轶欧宴请苏籍华人曾秀夫的活动。这是曹轶欧为了增添自己的光彩，强拉杨献珍同志去陪客的。宴会后，曹又亲自陪同曾秀夫去见康生。就是这么一件事，却被康生用作诬陷杨献珍同志的证据。在他看来，同苏联人接触，宴请苏联人吃饭，　　就是铁定无疑的“里通外国分子”。至于自己的老婆，则是负有“特殊使命”　　的钓鱼！其实，曾秀夫是康生的朋友和客人，杨献珍根本不认识此人。一定要说这是“里通外国”的罪证，那么，介绍人不是别人，正是康生夫妇！　　谁能料到，十几年前的一次宴会的陪客，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诬为“里通外国”的“特务”，相反，那次宴会的主人却成了揭发者！无怪杨献珍同志气愤地说：“我要是特务的话，那么康生就是我加入特务的介绍人！”　　康生就是经常利用这种栽赃的手法陷害同志的。　　五、“相面”论。　　一九六七年四月，康生在一次接见内蒙古代表时。凭空诬陷王逸伦同志是“特务”。他说：“我不认识王逸伦，但是在一次自治区党委会议上，我见了他，在见的中间，使我一看觉得这个人根本不是共产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一些表现，他的做法，他的一些神态，……总觉得这个人象个特务”。由于康生的这种特殊感觉，就“一见定案”了，这样就把王逸伦同志关押了六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才得到平反。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康生接见河南各派群众代表时，又信口开河地说：“文敏生貌似忠厚，内藏奸诈”，“实际是刘少奇、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经过康生这一“相面”，文敏生同志也被关进监狱，遭受了种种折磨。　　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同志，也是被康生单凭“相面”而加以迫害的一个典型。为了具体说明康生究竟怎样发挥他的“相面”艺术的，我们　　不妨把康生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京西宾馆的一个会议室里对　　赵健民同志所作的一次谈话抄录如下：　　康：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　　康：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赵：一九三六年。　　康：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赵：我没有自首。　　康：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赵：我不是。　　康：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赵：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　　康：好！你保留吧！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分子混到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注；这是康生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特务组织），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们的行动　　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我凭四十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　　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赵：中央可以审查。　　康：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还要求中央审查吗？　　赵：我要求。　　康：你写一写。　　赵健民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条子后，康即指使谢富治当场将赵逮捕。这是发生在一个多小时内的事情！赵健民被投入监狱达八年之久，直到一九七八年七月才得到彻底平反。　　以上就是康生害人的部分表演。康生害人，或凭“可能”，或凭“推论”，或凭“想象”，或凭栽赃，或凭“相面”，如此等等，可就是不凭客观事实。　　长期以来，人们把康生当做防奸专家，他也常常以此自居。其实，他以防奸为名，行谋害忠良之实，集历史奸恶之大成。在这一点上，康生创造了历史上的最新纪录。当然，说康生随心所欲地害人，并不是说他不加区分地害一切人。事实上，他在害什么人的问题上，界限向来是一清二楚的。　　他所害人的标准是：谁妨碍他夺权，他害谁；谁了解他的底细，他害谁；谁反对他或对他的意见表示异议，他害谁。　　康生害人的特点，还表现在他的残酷性上。　　前面提到，曾任康生秘书的沙韬同志在解放初期遭受康生迫害的情况。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沙韬同志怎样了呢？结果受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康生在中调部的一个“报告”上，得知沙韬在宁夏任组织部副部长的情况之后，立即批示：“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是改了名字，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下来的，并且（借）刘、杨包庇之力，他竟作了副部长”，接着下令将其逮捕，立案审查。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专案组王涛江根据一年多的调查，写了个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康却为此大动肝火，批示说：“把鱼（指沙的爱人）的地主、叛徒、特务的家庭，说成是比较简单的，把沙的恶霸有血债的家庭说成是革命的，始终是好人，把一个叛徒、特务说成是并无罪行，亦未发现有何政治问题，王涛江是站在那个阶级来说话？王的立场，完全替地主恶霸、国民党特务、叛徒等反革命分子辩护，并拿这些反动材料来包庇反革命沙韬，无怪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小集团一见王涛江的材料就大加赏识，作了包庇沙的黑批语”。王涛江受到如此严厉的指责，无非是根据调查材料讲了些老实话。然而，在康生看来，谁讲老实话，谁的立场就有问题，谁就是替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说话；相反，谁不顾事实，一味迎合康生的意思去说　　去做，谁就是立场坚定。所以，所谓立场是否坚定，完全是以康生的爱憎为标准。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康生又在曹轶欧写的关于沙韬问题处理意见请示报告上批示道：“请沈恒汉、胡继宗同志负责彻底将沙的问题弄清，并责成专案组各方同志调查研究和具体处理沙韬专案问题，务必实事求是，搞深搞透。中调部同志及有关人员，要积极忠实的提供材料……”康生在这里还装模作样地说什么“务必实事求是”，“要积极忠实的提供材料”，其实，他所说的“实事求是”和“积极忠实”，无非是不顾一切的满足康生的诬陷而已。事实确是如此。沙韬同志正是在康生的这种诬陷下，才长期被关在狱中备受折磨。其实，沙韬同志不过是在解放初期给康生当了一年多的秘书，结果使沙从那时起到康生死时止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被康咬住不放，非把他置于死地才罢休。　　一九四五年底，我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让美军情报处的美柯中尉等三人到解放区张家口参观。“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却把这项正常工作诬陷为有预谋的“特务活动”，就此追查“刘仁的美特、日特问题”。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刘仁专案组”，按康生的意图炮制了一个所谓“大特务头子刘仁在全国解放后继续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 的报告。康生见此报告立刻批示：“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的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待犯人的方法对待”：“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审讯工作”。从此之后，刘仁等在狱中被戴上手铐脚镣达四、五年之久，受尽残酷折磨。刘仁同志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含冤而死。徐子荣同志一九六九年惨死在狱中。株连所及，仅原中共北京市委二十个常委中，被捕者九人，逼死者二人，致残者一人，还有六人被长期隔离审查；原北京市各部、局和大专院校领导干部中，也有二十九人被迫害致死。这就十分清楚，为什么在康生、谢富治死后，“四人帮”那么隆重地追悼，那么高度地评价了。　　对林枫同志的迫害也充分说明康生的本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就对他的亲信说，“林枫的问题主要不在党校”，而“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极力唆使他们给林枫贴大字报、戴高帽、挂牌子，在全校进行游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又指使“造反派”头头，“用群众的名义，给中央写个东西，要求他停职反省”，“有些事不要讲是康老讲的”。“造反派”头头立即写了个要林枫“停职反省”的报告。康生拿到这个报告，马上打着群众要求的幌子，亲自向中央提议撤掉林枫同志中央党校校长之职，对其立案审查。然后又派人抄了林的家，还把林弄到“批斗”陆定一、张闻天等同志的万人大会上“示众”。结果，林枫同志被当场打昏，肋骨打断三根，前胸、后背、左肘骨等多处受重伤。事后，康生又直接指挥中央党校“专案　　组“就林枫的所谓”反林总的问题“，”重点突击“，连续”审讯“，大搞栽赃陷害。不久，将林枫同志投入监狱，百般摧残，最后迫害致死。　　康生不仅对老干部如此，就是对触犯了他的年轻人，也绝不放松他的毒手。这里我们根本用不着列举更多的事实，仅举一例就可见一斑。　　一九六七年一月，康生认为中央党校拥有三百多名干部和工人的群众组织“红战团”对他的“态度有问题”，于是通过他的同伙陈伯达、关锋将“红战团”定为“反动组织”。接着，经康生亲自批准将其中六名青年逮捕关押，着手“清理红战团的问题”。批斗面竟然宽达百分之三十六，并围绕“对康老的态度问题”，摘人人检查过关。康生还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在人民大会堂向他的打手们具体传授了搞逼供信的所谓“经验”。他说；“首先计划一下，斗争几个。我设想，找二十七人或二十八人，三个人或两个人研究一个人，把工作分配一下，三人小组或两人小组专门汇集、调查研究这个人的材料。……例如拿宋扬之说，我们知道他同廖沫沙有关系，可以通过北京市到廖沫沙、邓拓、姬鹏飞及其子女那里去调查材料。……　　研究这个人什么问题，什么性格。有的人先劝一下，有的人先压一下，这要看具体对象。“”这六人哪一个最容易攻？先攻哪一个？先选弱点。似乎苏承德做点说服劝说工作有点希望，因为苏振华已经成了黑帮“。　　又说：“审讯工作是个艺术。什么性格、手法，首先摸清。你要攻这个地方，首先要看地形，看看对方有什么战略战术。第二个要准备子弹，就是材料。第三，每一次审讯一定要有个审讯计划，就是我们要问什么，对方会采取什么手法抵赖，我们再用什么方法攻，这一次审讯达到什么目的，子弹火力配备到什么程度。不要把所有子弹都打出去，不要企图一次把所有问题（都）解决。要由浅入深，由易入难，由次要到重要的＄核心。”　　还说：“审讯方法……也要摸。有时审讯，笼统出个题目，好似不晓得，就是靠你讲。他不拿出材料来，骗你，只要你有点材料，不要发急，让他骗你，越骗得厉害越好，等他骗完时，你说，照你这样说，你根本不晓得？　　你给张纸让他写，你根本不晓得，签个字。蠢家伙一签字，我拿出东西来一打，他全部解除武装，这就可以大进攻了。这是诱敌深入。有些聪明家伙，他不写，你就说我们的审讯记录是否可以签字，他逼着没办法，让他签字，然后拿出材料来。另外，有时候先拿出材料，先肯定有，拿出一两件，希望你继续交代。取得一个胜利后，可以乘胜直追。“再者，审讯工作还要同大中小会议结合起来，”大会是暴露，精神上给他压力，但不能认为仅仅大会解决问题“。　　康生这番话，如果放到一部小说里，比如放到《红岩》里，那么，你会清楚他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曾大肆诬陷人家“利用小说反党”，可是他的言　　行却在虐杀优秀的共产党员，残害革命青年，在大旗掩盖下，干伤天害理的勾当，这正是康生的行径。至于由康生亲自挑起的群众性武斗，致死致伤的事例，我们就不—一列举了。　　总之，康生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对革命者的迫害，是可以和戴笠、毛人凤比赛的，他是应当得到蒋介石重赏的。　　第三十章灭口和毁证　　江青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了她个人复仇的大好时机，所有触犯过她的人，了解她某些阴私又不能为她“保密”的人，以及她认为妨碍她实现阴谋篡权的人，一律列为仇人，作为打击和迫害的对象。在她看来，把仇人消灭了，自己就会变成“百分之百”的正确，不致引起人们的疑义了，女皇宝座也就稳拿了。她把自己的这套做法，又传给了她的同伙，于是“文化大革命”就成了他们的“复仇运动”。这就是她一再宣扬“恩仇记”的实质。　　江青这一着，是不是她的创造呢？不，她是从康生那里学来的。在这桩见不得人的勾当中，康生确实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教唆犯。他以自己的行动，向他的效法者作了样板。他所采取的手段，井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无非中外古今一切奸人所惯用的绝招，一曰灭口，二曰毁证，这正是见不得天日的阴谋勾当。似乎去掉了这些使他恐怖的对象，常年的心病即可化为乌有了！　　在康生的复仇对象中，除了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定的革命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人，那就是极少数的使他感到“威胁”的叛徒、特务。现就几个由康生直接处理的在押犯，看看康生究竟有哪些心病。　　王云程，曾经是共产党员，并且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一九三0 年至一九三三年初，在党内担任过如下的职务：上海工联党团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一九三三年二月，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继而充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任过国民党北平特别党部调查室主任，中统上海区区长，经常活动于上海、南京一带。此人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其自首宣言中写道：共党内，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杀告密手段，如何孟雄二十余人都死在赵容等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了。　　王云程这里所说的赵容，就是康生当时的化名。　　解放后，王云程为我逮捕，长期关押，未判死刑，是为了留作活材料。　　卢福坦，原是共产党员，并为“六大”中央委员，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一九三一年一月被捕叛变，并充当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上海区情报股股长，长期活动于南京、上海一带。他在被捕叛变后，也在自首书中，直接点名赵容“被捕叛变”、“出卖同志”问题。此人在解放后，被我专政机关逮捕，长期关押，留为活材料。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康生掌握了中央专案组大权之后，就处心积虑，一再催促将王云程、卢福坦立即杀掉。康生反复说：我说过多次了，这两个人罪大恶极，让你们打个报告，把他们赶快处决了，可你们就是不办。结果，在康生的指令下，将王、卢二人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底十一月初，分别秘密处死了。　　康生干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撤出延安之后，他违背中央决定，把王实味等人秘密处决了。为此曾经遭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但是他并没有接受批评，只要他一得手，就故态复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无所顾忌，大干特干了。谁都知道，他是“大抓叛徒”　　的总指挥，从“六十一个叛徒”案件起，他便直接指令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地大抓“叛徒”，闹得“叛徒”满天飞，“特务”多如麻，真假不辨，是非不清。康生无论大会、小会，提起叛徒，就咬牙切齿，似乎比谁都更加仇视。现在看来，对他的这种行为，应当分析，不可一概听信为真，亦不可全部斥之为假，因为其中有真有假。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把“叛徒”、“特务”的帽子，扣在许多同志头上加以陷害。他又把真正的叛徒、特务，如江青、张春桥以及姚文元之父姚篷子之流，包庇下来加以掩护。他还把触犯过他而又使他害怕的叛徒、特务加以灭口。当他煽动大抓叛徒的时候，其凶如虎，实际上却无法掩饰住他的胆战心惊，其状如鼠。　　灭口只是消灭了活材料，还有当时记录下来的死材料又怎么办呢？　　康生对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是非常清楚的，他通过什么渠道加以控制再进而毁掉“危害”自己的部分，他也是非常清楚的。　　一九六七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借“反二月逆流”之名篡夺了党政军的一切大权之后，很快于十月八日炮制了。一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指示》一下，康、江、谢（富治）积极行动，大肆叫嚷：“争夺档案很重要，要派人清理公安部的档案”。康生特别强调说：“公安部的档案要彻底搞”，“要派大量的解放军干部彻底清查原公安部的一切档案”。按照康的“指示”，谢富治等很快从部队调到公安部七百多人进行清档，直到一九七0 年二月才结束，前后历时一年半。他们清档时，随意在档案材料上挖洞、贴糊、抽页，把档案搞得混乱不堪。　　上海是康、江、张（春桥）的发迹之地。因此，他们对上海特别“关心”。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所谓《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下达后，他们立即充实扩大早在五、六月份就已成立的上海市革委会清档领导班子，并从　　全市各条战线抽集了解放军、工宣队、复员军人、大专院校学生和青年教　　师等六千余人（其中外语人员三千四百余人），组成了二百零四个小组，查封接管了一百零三个单位的敌伪档案和报刊资料，清查了全市八百四十六个单位保管的一百八十七万余卷敌伪档案，同时，还清查了六十多万份（件）　　解放前的报刊资料。到一九七O 年清档基本结束，历时四年多。仅据上海市公安局统计，全市一百五十九个单位送交的，从档案中抽出挖下剪贴的所谓“防扩散”材料就有二万六千多卷（份），从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档案中抽出的“防扩散”材料，就有四万一千五百二十二卷（份）。据不完全统计，以“防扩散”为名，从卷宗中整卷抽走的，有四卷（册）；被抽页的，有五百三十六页；被抠挖的，有五百三十二处；被贴盖的，有三十九页。　　康生等人利用“清档”，如此疯狂地破坏档案，显然是用以消灭同有己丑史有关的物证。上海市革委会档案清查小组在给张春桥的一份报告中，所提及的有关康生历史的档案至今下落不明，就是一个明证。这里不妨将此报告全文抄录如下。　　春桥××：　　在市公安局档案处的清档工作中，又发现三卷敌伪档案内有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案卷中的情况如下：011—16—134 卷中，有康生的情况（35 页）　　011—16—135 卷中，有康生的情况（9 页）　　011—16—136 卷中，有康生同志的情况（46 页）　　现将原卷三件一并呈报。　　市革委会敌伪档案清查小组　　1968年3月15日　　这个报告中所提及的有关康生的材料，共九十页，至今下落不明，很可能是毁掉了。报告中说：“又发现三卷敌伪档案内有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仅从“又发现”三个字就可断定，在此之前就曾发现过这类材料，至于发现过多少次，已无法判断。清查小组所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主要是指康生、江青、张春桥以及姚文元之类。其他的，有丑史进入上海敌伪档案者极少。另外，该报告是上海清档小组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写的。据材料证明，该小组工作一直进行到一九七〇年才“基本结束”。这就是说，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〇年的两年中，仍有可能清出涉及康生的材料。不过，这都是推论，不可作立论的根据。但是“报告”　　中所提到的那九十页材料，却无疑是有关康生丑史的材料，不然，为什么要毁档灭证呢！　　其实，康生之流愚蠢得很。他们只销毁了这九十页材料本身，却留下了销毁这九十页材料的“报告”。销毁这九十页材料本身，只能增加人们对康　　生严重历史问题的怀疑。但是，历史事实是销毁不了的！相反，销毁“报告”却成了有力的证据。因为人们完全有理由断定：毁掉了敌伪档案，毁不掉活的档案，毁掉了国内的档案，却无法毁掉国外的书刊。历史之无情，就是顽强地同伪造者作对！　　下面，我们列举一些康生来不及灭口或无法毁掉的材料。吴滨沭，原是共产党员，一九三〇年八月被捕叛变，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解放后为我专政机关逮捕关押。他在康生横行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写的交代材料中说：一九三一年一月，何孟雄、罗石冰、龙大章、李求实等，在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里说过，他们被捕，是党内叛徒出卖的，因为他们每人的简历，他们一批人何年何日入党，工作简历，甚至自己都。没有记得那么清楚，敌人却知道得那么一清二楚。没有党内人告密，敌人是不会知道那么详细的。他们到龙华司令部后，每人只提审过一次，非常简单的问一问，核对核对。所以，这显然是一个叛徒告密的问题。吴滨沭在这个材料中，没有点名，究竟指谁，尚难断定。不过，能够掌握何孟雄等同志历史情况者，绝非一般人。康生自一九三〇年起，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一九三一年一月又被提为中央组织部长。可疑之处，当然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有的书刊在谈到康生其人时，也曾谈到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和国内的反映基本相同。　　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人传记辞典》中写道：“康　　生一九三O年曾在上海被捕，据说，由于国民党著名领导人丁惟汾的干预，他迅即获释，当时丁的侄儿（或外甥）也在上海被捕“。　　美国纽约法拉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了金品和丹尼斯。勃雷德华斯合著的《谁是继承人——毛死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一书。其中第六章《斗篷与匕首》中写道：“张少卿，化名张耘、赵容、康生。在上海，他曾领导过三次暴动，虽然被捕过，但其后又被释放，继续在上海组织地下党的活动达四年之久。在他向国民党告密之后，由于他在这个不走运的机构中是一个骨干，所以这一机构立即被周恩来撤销。但是，他隐瞒了他的叛变行为而混迹秘密情报机构长达四十年之久。”　　英国伦敦一九七四年出版了理查德。狄青著的《中国秘密机构的历史》一书，其中写道：“康生一九三〇年被捕，他本来会坐牢或被处决，可是很快他便成功地通过国民党头子丁惟汾的斡旋而获释了。但奇怪的是，他并不离开上海，这使人感到他得到国民党方面的某种保护。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成为共产党情报工作的协调人，他为了保住他的职位而与国民党内部人士保持某种联系。”　　这几份国外书刊，虽然没有提供事情的具体情节和过程，也没有说明材　　料的来源，但是都一致肯定康生在“三〇年”或“三十年代初”被捕叛变过。与上述所引材料对照，确有相同之处，至于这些材料来自哪里？姑且不谈，一般说来，上海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是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藏身之地，同时，也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搞战略情报的中心基地。　　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各自在自己的租界内设立了情报机构和巡捕房，他们或是单独行动，或是联合行动，或是同国民党特务机构勾结起来，专门从事刺探中国共产党机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得知一些康生被捕叛变的情况，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从这方面说，他们的材料就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他们所载材料同国内许多人的怀疑和揭发如此惊人的二致，这就不能不进一步增加了康生被捕叛变问题的可疑性。　　康生的历史问题，长期以来已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经常无缘无故地不由自主地表白自己“没有被捕叛变”过。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此事已把他弄到神智颠倒，精神紧张，情绪异常的失态程度。这里略举数例：第一，有一次，在延安中央党校开会。当时没有任何人向康生提出历史问题，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我就没有被捕过”。使在场的人个个感到莫明其妙。　　第二，一九五〇年五月，康生准备由济南动身前去杭州养“病”的前一天，同样在没人问及他历史问题的情况下，他突然对他秘书说：“我过去在上海，把一些大公司的前后门的门牌都能记得，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我前门进去，后门就逃走了，就出不了事。可是，有人不理解我这个情况，还怀疑我在上海过去那样白色恐怖下，别人都被捕了，我怎么没有被捕过。　　第三，一九五〇年六月，陈毅同志和饶漱石一起专程赶往杭州去探望康生的病情，康生趁机反复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　　第四，一九六八年，当康生看到台湾出版的《匪情研究》上谈到“康生在沪一度被捕，旋即获释”之后，立即在旁边作了一个表白性的批注：“胡扯造谣。我从来没有被捕过。如果被捕，早就杀头了。”　　第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康生神智已经昏迷了，但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问题哩！他躺在床上，在“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同时，仍然对人断断续续地说：“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没有；一九二三年，没有；一九二四年，没有叛变；一九二五年，没有叛变；一九二六年，我没有叛变；一九二七年，没有……”　　康生如此神经过敏，如此反复地无缘无故地表白自己，这不能不使人想起一句俗语：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　　关于康生的历史问题，我们只是摆了上述材料，究竟应当从中得出什么　　结论，这还有待人们去探索，立此存照，以供探索者参考。　　第三十一章保女皇是为了保自己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一伙仓皇出逃，结果折戟沉沙，焚尸于温都尔汗。从此，林彪集团也就彻底垮台了。　　康生和林彪之间，本是文武结合，相互利用的关系。康生之所以看中林彪，是由于林彪手中握着枪杆子，权势所在，又是接班人，康生当然贴心投靠；林彪之所以看中康生，是由于康生笼络了一批笔杆子。既要篡党夺权，就要靠所谓枪杆子和笔杆子。一捧一拉，两者就自然合伙了。可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上，林彪急不可耐地抢班夺权，暴露了野心家的面貌，遭到了严厉地批判。康生一见大势不妙，于是和江青一起，匆匆忙忙改画脸谱，演起由合到分，由得宠到“受害”的换马丑剧。“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到处散布林彪早就把矛头指向了他们。演戏毕竟不是事实，假话只能蒙骗一时。　　无庸置疑，林彪集团的彻底垮台确实给康生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是不是说，康生从此之后，洗手不干，不再继续篡党夺权了呢？当然不是。　　就象一个赌棍，并不因为输得精光而不再下赌注一样，康生又继续押宝，以作垂死挣扎。怎样挣扎呢？是自己亲自出马吗？不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年老体衰，重病在身，力不从心了。那怎么办呢？他只好投下最后的赌注，倾全力死保江青这个“女皇”了。　　康生与江青关系本来就很密切，再加上共同挣扎的因素，来往就更为频繁了。江青借口康生有病，不是打电话向康生表示问候，便是亲自登门拜访、看望。每次去，总少不了带点什么盆花呀，狮子狗呀，影集呀，炒菜呀之类的慰问品做掩护，实际是借机密谈，积极策划保江青出面“组阁”。　　一方要当“女皇”，找忠于自己的保驾，一方要尽“顾问”之责，寻新靠山。　　各有所求，但目的都是为了他们的“新王朝”！　　然而，“保江组阁”的策略，一拖再拖，迟迟不能实现。这是什么缘故呢？主要是因为康生、江青一伙，长期以来同林彪反党集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配合，关系甚密。林彪反党集团的许多篡权活动，他们都是积极的策划者、参与者和舆论制造者。如果说，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败露，已使康、江一伙处境困难的话，那末，林彪反党集团于九月十三日的彻底覆灭，就使康、江一伙处境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定个脱身之计，想方设法掩盖住他们同林彪反党集团之间狼狈为奸的关系，稳住阵脚，以求一逞。直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　　次代表大会上，康生、王洪文被提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保住了政治局委员，康生才认为时机已到，开始施展其“保江组阁”的本领来。　　康生究竟施展了哪些本领呢？　　第一，选定周恩来同志为集中打击的目标。　　忠奸本来是不能并容的。反周是康生的宿愿。“文化大革命”之初，他就旁敲侧击地攻击周恩来同志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人”，是“同汪精卫合作”的人，是犯了“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职业病”的人，并纠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周恶浪。结果是损兵折将甚多，收效甚微。这一点确实证明广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干部并没有屈服于淫威之下。这就不能不使他暗自咬牙盘算：周恩来虽是他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但是，反周不易收效，目的难以达到，闹不好有使自己垮台的危险，林彪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康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暗算，不敢公开表露。　　自“九。一三”林彪反党集团自取灭亡之后，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尽力排除干扰，力挽危局，采取一切措施，解决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所造成的种种问题。　　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思想上，狠抓批林整风运动，大力批判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组织上，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为贺龙同志恢复了名誉，解放和使用了一些老干部；在教育上，提出排除障碍，拔除钉子，坚决办好“理科”，提高“基础理论水平”的主张，并恢复了教学和招生中文化考核制度；在经济上，恢复和重申了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使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形势有所好转。对于这一切，康生和“四人帮”统统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们认为，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就等于束手待毙，彻底完蛋。因此，当他们于一九七三年八月站稳脚跟之后，就立即选定周恩来同志为集中打击的目标，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排除他们“组阁”的障碍！　　第二，“影射史学”出笼，帮凶得心应手。　　怎样“反周篡权”呢？明反吧，不敢；不反吧，不甘！怎么办，还是康生鬼点子多。一说害人，真是满腹经纶，于是，“影射史学”应运而出，假托“批孔”，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同志。　　“批孔”，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把批林整风运动引向深入。可是江青、康生立刻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借题目，做文章。他们既不批林，因为批林会批到自己头上；又不批孔，因为批孔会把人引向故纸堆。因此，他们密谋的绝招是：借“批　　孔“之名，行”批周“之实的策略。康生指示中央党校×××迅速将《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稿子1作些增补。×迅即照办。康生看到×的增补稿极表赞赏，立即批送江青，从而为江青发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大搞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作了准备。正因如此，江青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她擅自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康生大加赞扬，说”康老立了一功“。什么功？显然是指康生倡”影射史学“　　之先，为她提供了炮弹。　　既受“女皇”赞扬，康生认为此举得中。动员大会之后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七日，他就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对×××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安慰和鼓励，他说：“动员大会×××去了没有？身体怎样？请转告×××，江青同志的讲话，说《孔子杀少正卯》不通俗，不是批评，在研究成果上还是肯定的”。接着又布置新的任务说：“现在再叫×××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内容和写法是：（1）关于柳下跖其人，儒家反对他；进一步看看荀子对他怎么样？（2）对《庄子。盗跖篇》做个简要的说明，并译为白话”。×××受宠若惊，自然心领神会，对康生交办的新任务，当即表示“乐于接受”。康：生向×布置新任务的第五天，即二月三日，又指示其秘书向江青写了报功信，说：“最近康老提到，可以从古书中找一些批孔材料，他想起《庄子。盗跖篇》中奴隶起义领袖痛斥孔子，骂得很痛快。要我告党校，请×××教授加以注释，并译成白话文，题目是《柳下跖痛骂孔老二》，搞成后印发中央同志参阅”。　　二月二十二日，康生收到×××搞的《庄子。盗跖篇》译文和唐晓文（康生的御用写作班子）根据译文炮制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译文立即报送江青审阅，《痛骂》一文批送姚文元掌握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痛骂》一文，既然是“痛骂”，那就蛮横、撒野，不讲任何道理，搬出了“造反派”对“走资派”的态度，把《庄子。盗跖篇》的寓言变成史实，臆造出一个与孔丘生不同世竟能当面痛骂孔丘的“反孔英雄”——柳下跖，并借柳下跖之口，对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进行了诬蔑和攻击。如果说康生的指桑骂槐，以古喻今的策略，在《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中还是隐晦的话，那么，在《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中则是赤裸裸的了。因此，这篇文章的发表，立即成为江青、康生一伙的得心应手的攻打武器。他们自诩为“柳下跖”，把他们攻击的对象辱骂为“孔老二”，无非告诉人们，他们是祖传的“造反派”，而别人却是承袭的“保守派”。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江青给中国科学院化学感光研究所写的一封信中就1 此稿是康生于1969年9月以“注释”《毛选》五卷为由，指示×××写的。　　曾写道：“你们要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于徒孙们”。江青此话，既说明了“影射史学”的用心，也证实了康生指使人搞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样板”作用。　　康生报送江青审阅的《庄子。盗跖篇》译文怎样了呢？江青嫌译文“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上考虑不够”，立即送交其御用写作班子——一梁效修改。三月二十六日，梁效将译文修改完毕退江青。三月二十七日，江青又将修改稿批转康生。康生见到修改稿，竟然忘记自己是在养病，立即得意地作批道：“完全同意江青同志送来的修改本，已告党校同志认真研究学习，并要他们今后在编写材料中，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接着，他又指令中央党校的“唐晓文”，立即编写《鲁迅批孔言　　论辑录》、《五四以来地主资产阶级尊孔言论》、《孔子反动言行》等几个材　　料，继续为江青效忠。这几个材料搞出后，康生特别指使其秘书给“唐晓文”打电话：“康老说他身体不好，材料寄江青同志，要写上是尊领导嘱咐送的”。他们就是如此紧锣密鼓，进行这场肮脏的罪恶勾当的。　　第三，为江青培养了一个“无限忠诚”的写作班子——“唐晓文”。　　“唐晓文”，是根据康生指令于“文化大革命”之初成立的。从成立那天起，它就成为康生的一个“传声筒”。康生经常不断地向其交任务，指方向，自不待说，就是挂牌子、闯门面，也由康生具体指导。而“唐晓文”　　也“紧跟康生每一阶段的指示”，忠实体现康生的意图。康生要“批孔”，唐晓文便连篇抛出了：《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以及《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等文。因而，博得了康生的喝彩，赢得了江青的赞赏，成了一枝同梁效、罗思鼎齐名的笔杆子！　　当然，唐晓文是按康生的指挥棒去迎合江青胃口的。江说要锋利，唐晓文就句句带刺；江说要有“现实感”，唐晓文就赶快给柳下路穿上红卫兵的衣服。对于江青的赞扬，不仅要明吹，而且还要暗颂；对于江青的效忠，不仅表现在文章上，而且还表现在行动上。“一二五大会”之后，唐晓文就曾连夜赶写《简报》，大吹江青是“抓大事的光辉典范”，发誓要“跑步前进”，表示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冲锋陷阵”。以后，又连续给江青写信，以示忠心，说什么：“随着直接受您教导次数的增多，愈来愈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今后一定根据您的指示”，“在您的指导和关怀下”，“为运动的深人、普及、持久，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这些都是期待“女皇”　　登基之后，评功加封的凭据。　　一九七四年六月初，康生的病势日趋严重，他便把自己经过长期精心组织、培养、训练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干脆交给江青直接指挥。江青大喜，当即带该班子去天津进行示威活动。沿途，江青一再宣扬，梁效和唐晓文　　是“我的两个班子”。唐晓文受到江青的宠爱，就象侍臣一样，更加效忠于江青。在江青天津之行的整个过程中，同梁效一起，接连炮制《简报》，待将来一旦要出《“女皇”大事记》时，《简报》岂不是轰动世界的内幕巨著！　　至于“唐晓文”的顾问×××，对于江青则是更加感恩戴德，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在谈到被“特邀”随江青去天津的感想时，深有感触地说：“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但不觉得累，而且活动越多，反而越有精神”，“这次教育之深，对我来说是空前的”，“我一生也不能忘记这一点”。由天津口到北京之后，“唐晓文”的头头立即打电话给康生的秘书，说要汇报天津之行的“盛况”。康生的秘书回话说：“我们都知道了，已经看到了《简报》，很好嘛！”“女皇”出巡，除了鸣锣开道者之外，又随从一大批“文人学士”，所谓《简报》，就是出自这些“侍臣”之手，其内容不过是招摇过市之时的具体行踪。比如到了小靳庄，接见了什么人，替谁改了名字，送谁一顶草帽，给谁一个发卡，有什么批示，发了什么指令之类的东西！这批“侍臣‘写成报道，随感，欢呼场面，群众怎么激动，自己怎么幸福。这些报道者自认为不是光宗耀祖，也是三生有幸！把这类《简报》作为”首长通报“专发上层。这都是”新天朝“的史籍！康生对江青天津兴师动众的势头极为关注，对其精心培养训练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及其顾问×××的”争光“　　甚为满意。　　大量事实说明，康生虽然重病在身，对于“保江组阁”是出了很大力气的。他在晚年，确实想在江氏王朝里涂上更多的康氏色彩。这主要表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贩毒立功。“理论权威”康生总想以贩卖理论来唬人，总要以理论换得“新天朝”的席位，也总以理论为自己的墓志铭增添让后人拜谒的条文！康生操纵的写作班子，按照江青的心意连篇累陵地炮制吹捧女皇的文章，把中国历史上凡是出了名的妇女，不管是祸国殃民的女妖，还是确有建树的女杰，只要为心狠手毒的任青所欣赏，这些写作班子便篡改捏造，塑造成“创造历史”的伟大形象，武则天固然要大书特书，什么吕后，甚至连慈禧太后也要列到让人崇拜的江氏石坊上。他们一方面捧颂，另一方面还在攻击，叫嚷什么要批周公、批“宰相”、批“现代大儒”。人们自然清楚，这是为谁鸣锣开道。　　二、秘密组织班底。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洪文“指示”上海市委尽快物色一批准备充当中央各部部长的青年干部。四月底，上海市委提出了一个八十八名派到中央各部的备选名单。到了十月，王洪文又进一步“指示”：要准备把在上海的中央委员都调出来，“上海还要抓紧培养一批人”。除上海之外，在辽宁也作了组织准备。作为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大权的康生，　　当然对这一重大人事安排，不会漠然置之。　　三、在政治局内发难。风庆轮是国产的一条万吨轮。它战胜艰险，远航欧洲，胜利归来，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江青一伙却利用此事，攻击交通部“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反对造风庆轮，其矛头所向直指党中央委托代替周恩来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十月十六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利用所谓“风庆轮事件”直接向邓小平同志发难。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邓小平同志：“对风庆轮这场斗争，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我要调查”。“四人帮”就一拥而上，滥施攻击，使政治局会议无法开下去。　　四、向毛泽东同志告状。十月十六日的会议，没有达到“四人帮”预谋的目的，于是，他们连夜开会进行紧急策划，决定派王洪文于十七日乘飞机到长沙向毛泽东同志告状。王洪文到了长沙对毛泽东同志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的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搞串联。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同时，又大肆吹捧江青、张春桥等人。明显透露了他们反周篡权、保江组阁的企图。　　但是，“四人帮”没有料到，毛泽东同志没有支持他们，反而批评了他们，明确支持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接着，又针对江青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提议揭露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十二月二十三日，又指出：“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指出：“总理还是总理，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提议邓小平同志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随后，又委托邓小平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此为止，康生导演的“保江组阁”的丑剧，只好改换题目另做戏了。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将其在中央党校的代理人召到家中作了一次交底谈话。他说：“我下部长瘤子，淌血，不行了”。　　又说：“党内斗争复杂，你不了解，迟群犯了错误……我们党危险了，我不甘心死呀！”很明显，康生在这个谈话中所说“党内斗争复杂”，是指他们反周篡权，保江组阁计划受到了挫折；所说“我们党危险了”，是指“四人帮”一伙处在了危险之中；所说“我不甘心死”，是指保江登台之愿没有实　　现，把“造反派”召到身边，嘱托他们继承康之遗志，保其舆论基地，以防翻案！　　形势的发展，对“四人帮”日趋不利。邓小平同志受托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同“四人帮”作了坚决的斗争，纠正了他们的一些倒行逆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判了江青的胡作非为。同时，还严厉批判了派性，提出进行全面整顿。时间虽然不长，却得到了广大于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因为它在扭转被“四人帮”破坏的局面上，收到了显著效果。工农业生产逐月回升，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　　应当指出，“四人帮”所做的许多误国害民的恶作剧，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不满。因而，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继续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一九七五年初，针对江青对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辱骂批评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批评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要他们“不要随便批文件，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以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又警告他们　　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为　　什么照样搞呀？“并提出今后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康生非常清楚，在这种形势下，再死保江青登上他们预备的宝座，那是虚幻的梦想。只有把自己积累的投机之术，再次使弄一番。为了把保险系数打得更大一些，来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动作。听了之后，使常人按我们党内的习惯，的确无法理解，也难以置信，可是这又是事实。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康生之用心。事情是这样的，康生要揭发江青、张春桥的丑恶历史，他一不　　向组织揭发，二不向中央提出。他身为党的副主席，又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却于五月下旬，把外交部的两位女青年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指出证明人是谁。谁都知道，康生对江青的历史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可是长期以来，他一直为其隐瞒和辩护。　　这一点在延安整风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当时，他一方面，把许许多多的清白无辜的共产党员打成叛徒、特务、汉奸，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另一方面，对于象江青这样的真正的叛徒，又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应该审查江青的历史，康生却阻拦说：“江青在白区的情况，我完全清楚，你们用不着管”。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参加江青的整风小组会，保江过关。当时，与会同志对江的历史提出许多疑点，要她回答。可是康生不等江青回答，就大包大揽起来，不是说这个问题他知道，就是说那个问题组织上清楚。这样，江青的历史问题就被康生包庇了过去、现在，康生要亲自出马，“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这同他过去长期持包庇态度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谁都看得明白，他临死还立下这样一“功”，其目的无非是想用以保持自己的所谓“晚节”而已！　　康生的“揭发”，并不是为了消除党的祸害，而是为了保自己。当形势对他不利，特别是危及到他的头上时，他就来个特别的“揭发”；当形势发生波折，在他看来对“四人帮”有利时，他又对自己的“揭发”来个修正，另补上一个新的“揭发”。世上确实很难找出这样的赌棍！一般赌棍押宝时，不是押红就是押黑，总不能既押红又押黑。可是康生却是双押宝，他押在最保险的方位上，不管怎样，他都是胜利者。就是死后，也要留下替他辩护的嘴！　　时间推移到了九、十月份，也就是到了康生离死仅剩下两个多月的时候，他趁邓小平同志离京之际，突然鼓起勇气，带病到毛泽东同志处进谗言，说邓小平同志“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等等；等等。康生的谗言当然起了作用。正是由于这种谗言和其他种种复杂的原因，随着就发起了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并立即席卷全国：“四人帮”也由守势马上转入攻势；全国又重新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此时，康生大半感到满足了，可以甘心了！于是病死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从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但是，历史并没有因为康生的双押宝而倒转，在康生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他们制造的各种乌云—一被驱散。康生本人也终被挖出来，押上了人民历史的审判台，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　　结束语　　康生死后，“四人帮”为失去他们的“教师爷”进行过欺骗宣传。他们把煽动家的辞藻和阴谋家的谎话当做康生的业绩，因而愚弄过不少的人。　　不过，康生自己的言行录，却一再戳穿了别人为他裱糊的装潢，以至完全揭露了他的反革命野心家的真面目！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类的金冠，理所当然地从他的头上滚落下来。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康生历史应有的逻辑。因为在康生七十七年的一生中，特别是他在共产党内五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不知有多少血迹斑斑的脚印，多少共产党人的冤案，才构成了他那凝结着奸诈狠毒的罪恶史。　　纵观康生的政治活动，他最不得志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历史年代：从我们党的“七大”到“八大”，即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十一年。这期间，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取得最伟大胜利的时期，既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在这十一年里，我们的党中央没有受到他的干扰和破坏，在军事上，在经济建设上，他没有什么发言权，由于他离开了中央的重要工作岗位，他只是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起作用，因而，其危害范围大大缩小了，特别在建国以后，他活动的范围只是疗养所或医院，权力所及，只能限制在这个小天地里。这就为我们党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排除了一个不小的障碍。如果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看，那就完全相反，当康生得势的时候，特别是当他肆无忌惮地横行的时候，也是我们党受难，人民倒楣的时候，象一九五八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窃据了中央的重要岗位，而且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们党灾难丛生，人民受害无穷。总之，康生的手伸到哪里，那里便是非颠倒，劫祸连起。　　只要略加回顾，便可找出康生同我们党的兴衰的关系，便可了解，他从三十年代起，就成了我们党的一个特别的祸害。正因为我们党认识了康生的真实面貌，虽然他已死掉，但还是坚决把他清除出党，撤销了对他的悼词，还了他反革命野心家的本色。　　康生之所以长期没有被揭露，因为他有几张画皮，使人迷惑不解并借以吓人。　　第一，中央领导人。康生发议论，作指示，都摆出中央领导的架势。因为在他口里，似乎句句都有来源，不是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中央的意见，给人们的印象，他就是中央的发言人。特别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这种使　　人摸不清的身份，增加了许多揣测，是真是假，谁也搞不清楚。所谓小道消息满天飞，其重要来源，出自康生。你说小道，过不了几天，却变成了大道！　　第二，老资格。人们称他为“康老”，他也自以为很老，但他不是从年龄上著称的。他卖弄的是老资格，一谈起来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起，党内发生的事件，历史人物，摆些细节，谈些故事，似乎他都亲身经历过，听者只好目瞪口呆。　　第三，共产主义运动的专家。康生一谈共产国际，就同自己的光荣史联在一起，眉飞色舞，从莫斯科到巴黎，从苏联、东欧，到法国、意大利，从党到党的领导人，他都议论一番，评价一番，有的大骂一番，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都谈论一通，谈今说旧，由外国人引到中国人，又由中国人扯到外国人，应他批判之需要，适他政治之要求。他又经常会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士，不管人家听不听，他都要把他那套讲出去。似乎别人都没有发言权，只有他唱独角戏了！　　第四，理论权威。康生有过这样几个头衔：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等。他的这些职务，以及他部署的工作，抓的问题，给人们总的印象，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这样自居，也这样向人标榜。无论理论上的什么重要问题，他说了算，以他的话为准。特别是他说批谁就批谁，他说怎么批就怎么批，上什么纲，定什么性，都取决于他的“指示”！　　第五，情报专家。从三十年代起，康生在我们党内就做情报工作，象社会部、情报部以及一些审干肃奸的机构，他都参与过和领导过。在他手下，不知打了多少假叛徒、假特务。似乎在我们党内，所有老干部的历史他都清楚，别人有什么问题，他都通过秘密的情报加以掌握。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凡是他一插手，总要把一大批好同志，弄成“叛徒、特务”，他象患有顽固的职业病，把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经他“肃反”的眼睛一看，就变成他的对象，随之而来的就是他那套逼供信的手段。对我们党的很多干部来说，一提到康生，便产生一种无法安定的恐怖感。　　他的这五张画皮被在身上，就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起着不同的作用。这不仅对广大干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许多党的领导人，也被他欺骗。长期以来，对他的问题得不到系统的清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揭露了康生对党对人民的危害和罪恶，向全党展示出他是一个十分凶恶的敌人。从康生的历史资料中，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我们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第一，忘记“左”的危害，会亡党亡头。　　康生是从“左”倾错误中发迹的。从三十年代起，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是由“左”倾思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的或大或小的危害，几乎都跟康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认识问题。他是利用“左”的错误，干伤天害理的大坏事，处心积虑地糟蹋党和人民的战士和功臣。他是以“革命”的名义或以党的名义，极力反对革命，反对党的。他是以折断党的脊梁为其主攻方向的。　　不好说康生的“左”是来自小资产阶级，他是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承袭者。他把地主阶级的上馅下陷，倾轧欺诈的处世哲学，搬进了共产党内，披上了“革命”的外衣，口里念着极左的词句，手里拿着的剑却直接刺向党的要害。　　我们党多次受到“左”的袭击。“左”给党带来的创伤是严重的，后果是惨痛的。但是，肃清它的影响，防止它的复发，确实是十分艰巨的。不能不承认，我们党内的成员、党的历史以及党的社会环境，对于“左”的滋生和发展易于助长，却不易于防止。所以，康生及其一伙常常利用这种条件。他们深知，只要点火，只要吹风，就会吹遍全国，就会搞得难于收拾。　　“左”的影响和流毒，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还远远没有肃清。“左”　　并不是宣布它的错误，就会得到制止，人们也就相应地警觉起来纠正它。　　它有深厚的土壤和传统的条件。康生之所以长期得心应手地扩充自己的权力，就是利用了“左”倾顽固症才实现其野心的。　　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左”给我们党和人民的危害，并不是也不应当是放任右的东西占领我们的阵地。当我们反“左”的时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有所抬头，企图把没有免疫力的人引向脱离党和社会主义的轨道，这当然会遭到强烈地反对的。　　第二，要肃清“家长制”的残余和影响。　　我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后来又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土地上，产生无产阶级政党，的确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也是我国人民觉醒的界碑。我们党在为自己壮丽的事业奋斗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史诗，整个旧社会被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打得分崩离析，不成体系了。可是，旧社会的污毒井不能随着新社会的到来而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更不能把它装入棺材埋在地下，封建制的残余，还在不少人的头脑中盘旋。这种残余也浸入了共产党，家长制就是突出的反映。　　康生就是利用了党内的家长制行奸作恶的。家长制、一言堂，当然不是我们党所应该有的。但是当着人们缺乏对封建主义侵袭的警觉、听不得不同意见、社会上又没有民主传统的时候，它也就滋长蔓延起来。康生专门　　察言观色，揣摩领导意图，以骗取信任，由报喜不报忧，到歪曲事实搞浮夸，以至打击陷害同志，爬上更高的职位，窃取更大的权力。这不能不说是家长制作风所带来的危害。　　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要防止家长制作风的发生，就必须坚持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万万不能放弃的政治生活的根本制度。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我们党的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倾听多数同志的意见，才能实现集体领导的原则，也才能防止一言堂、个人专断的发生；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使领导不受蒙蔽，才能防止大权旁落，也才能避免对投机钻营分子的无原则地使用和提拔。　　第四，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我们党和每个共产党员前进的重要的力量源泉。共产党要健康地发展，共产党员要锻炼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战士，必须牢牢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没有这一条，党便不可能成为为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党，党员也不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崇拜自发性。就是无产阶级，也不会自发地成为先锋队的组织，它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锻炼。有了先进思想的灌输、启发，通过自身的觉醒，才能起到先锋队的作用。至于一个人，没有什么天生的自来红，只有不断地改造，不断地提高，才能成为符合条件的共产党人。所谓“一贯正确”者，就是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种说法。　　康生从来没有认真地作过自我批评，似乎他从来就是正确的，错误都是别人的。不能作自我批评的人，就不会掌握党所要求的批评。康生就是把批评当成棍子，专门整人的。因此，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康生这种人，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同志之间适用的马克思主义武器。多少年来，康生之流搞乱了党的作风，把本来是教育人帮助人的武器，却变成了他迫害人的大棒。　　第五，政治运动不能代替思想政治工作，倒易于遗留下严重后果。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战争环境中，我们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促进了群众的觉悟，对我们取得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就同过去在各个根据地时所采取的方式，应当有所不同，再沿用我们那时熟悉的一套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和同志之间的问题，就容易把搞阶级斗争的方式照搬过来，这对于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社会秩序建设和　　整个国家的经营管理工作，恰恰是不相适应的。其实，毛泽东同志于建国前夕，就一再向全党提出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了。康生恰恰利用我们遇到的困难，而把他所熟悉的那套以欺骗夸张为手段，以整人为目的“政治运动”，大轰大嗡，从而搞乱是非，颠倒敌我，制造冤假错案的。因此，每次运动，总伤害一批好同志，也总应运而生一批投机者，留给党一批遗留问题，往往“一年运动，十年未了”，使不少同志浪费了青春年华，党和国家遭受很大损失。结果，常常使原来的设想落空。政治运动不但不能代替思想政治工作，相反，却增加群众思想的混乱，使我们前进的阻挠更多了。　　经济建设是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要有节奏地前进，它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需要扎扎实实地认真地工作。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其恶劣作用都超过无济于事的废话，同共产主义事业是背道而驰的。　　第六，维护党风、党纪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职责。　　中国共产党的党风，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所形成的党的优良作风。我们的党纪是铁的纪律。这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维护和遵循的，不允许任何党员破坏。可是康生不是这样，他在党内生活了几十年，党风、党纪对他似乎没有任何约束力。当他破坏党风、党纪的时候，都有一套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总是拉大旗作虎皮，从而借着这种破坏行为为自己的升迁创造条件。在他看来，只要赢得领导，的信任和欣赏，就可达到目的。　　一个执政的党，始终能保持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使自己的党员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不管职位多高，都是人民中的一员，而不摆架子，不高人一等，自觉地做人民的公仆，同剥削阶级的官僚鲜明地对立起来，把维护党风、党纪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见了康生之流的恶劣行径，愤而制止，坚决斗争，不容其蔓延和滋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就会作为法宝传之后代。　　第七，必须十分警惕投机钻营者和权欲熏心的人进入我们党的领导岗位。　　林彪、康生、“四人帮”已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令人憎恶的样板。　　他们的出现，说明我们党存在着严重的失误。特别是康生的发迹史，更加突出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康生每次投机，都把自己暴露得非常清楚，也确实有不少同志知道他的这种不光彩的行为，他都能一关关地混过来，无非是从他的地主家庭和旧上海滩上学来的那套投机钻营之术。本来这些东西在党内是没有市场的，不过投领导所好，便为其开了绿灯！“文化大革命”　　以他的实际行动，训练了一批他的后继者，可以说撒下了祸害种子！凡是投机钻营者，都有自己的野心，攫取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位和权相连，　　权和利又相连，那种权欲熏心的人，一定官迷心窍。一旦权在手，就为所欲为，象康生那样，什么勾当都可以干得出来。野心家、阴谋家，是害怕群众的，是害怕事实的。只要我们坚持群众路线，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是完全可以防止这些家伙得逞的。　　第八，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顶住了一切压力，走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井冈山革命道路，领导了全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国以后的头七年，我们仍然本着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无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党的“八大”，对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可是，由于我们党没有沿着“八大”的方针，而后又被康生这些人所蒙骗，犯了令人痛心的错误，以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使我国国民经济大大落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长期没有扭转的方针，把全党的注意力扭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改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使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有了战略性的转变。这个转变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使全党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忘记这个沉痛的教训。康生所批判的所谓“维生产力论”，是他蓄意编造的，是康生反马克思主义的有力证据。一个执政的党，不抓生产，不抓经济建设，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是从根本上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　　第九，要牢记个人崇拜的教训。　　个人崇拜的结果，使我们党吃了大亏，而被几个野心家象林彪、康生之类所利用，搞成了造神运动，以至成为亿万人民思想的禁烟。这个教训，我们不应忘记。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总结。但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创造历史的同时，并没有抹煞杰出人物对历史所起的作用。　　必须肯定，不管什么伟大的人物，当他代表人民群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向，他就起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当他和人民的意志以及历史发展趋向相反的时候，他也就对历史发展起阻挠的作用。个人崇拜把人民引向历史唯心主义，使人们不能摆脱旧的思想牢笼，永远成不了历史的主人。　　第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是我们党的严重任务。　　康生为什么长期以来成了什么“理论权威”呢？他除了几张吓人的画皮以外，的确是欺负落后。他谈起理论来，往往引经据典。只要按照他指点的线索，认真一查，就会发现，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是同他讲的相反。　　他所批判的问题，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的，结果都是同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他所用的手法，就是把毛泽东同志凌驾于马、恩、列、斯之上，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超越阶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批判，来显示他的权威。他的这种思想和手段，是非常卑劣的。他是按照他的帮派思想，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分帮分派，当成了旧上海滩上的青红帮了！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污辱！也是对我们党的污辱！康生对马列主义极尽糟蹋之能事。现在看来，我们党的一项严重任务，就是把康生歪曲、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让广大干部和群众重新学习这些原理。　　康生虽然死了几年了，可是他所散播的毒害，并没跟着消失。因此，肃清康生的流毒和影响，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有待于更多同志的努力！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日　　康生年表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　　康生，原姓张，名宗可，字少卿，出生在山东胶县利民区台后社大台庄（现为青岛市胶南县王哥庄公社大台大队）的一个大地主之家。　　曾祖父张鸿仪，是个贡生。有地二十五顷（合六千多市亩）。除留少量种菜外，全部出租。每亩收租四斗，地钱五角，占农民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五十。　　祖父辈，兄弟二人。兄张抡元、弟张德元（堂号“树德堂”）。康生为张存元之孙。　　父亲辈，兄弟三人。老大张呈祥，廪生，堂号“北树德堂”，是康生之伯父；老二张发祥，秀才，堂号“南树德堂”，是康生之父亲；老三张其祥，堂号“宝善堂”，是康生之叔父。到父辈时，张家分家。康生之父张发祥分地四顷多（合一千多市亩），房屋三十二间（大台庄二十间，诸城城里十一间）。　　康生兄弟四人。大哥张宗彝，二哥张宗开，三哥张宗儒。康生排行老四。　　是年，正值戊戌政变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以沙俄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又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新浪潮。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八岁　　开始在家读私塾（系张家专为其子弟开设的学馆）。此时正值清政府推行“废科举”、“设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的第六年。　　一九—一年（宣统三年）十三岁　　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被推翻。奉、直、豫、鲁、晋等十七省代表云集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拟改国号中华民国。是年，康生因私塾停办，在家玩闹，爱好唱戏，拉板胡，吹笛子，打架斗殴等。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十六岁　　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康生因打架斗殴、耍流氓，被关在家中不准出门。　　后被其把兄弟陈舜庭从家中保出，一起到青岛进德国同善教会所办的礼贤中学读书。其间，结识过清末民初的一些“遗老遗少”，如宣统的老师陆润康和状元王寿彭、曹鸿勋以及刘探花等。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十七岁　　同胶县陈家庄（现归胶南县管辖）地主陈玉份之女陈宜结婚。后生一女一子。女儿张玉模，现为青岛烟厂的退休工人。儿子张玉浪，即张子石，解放前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一直同其母共同生活，相依为命。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凯宣布称帝，并规定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为洪宪元年元旦。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十九岁夏，礼贤中学毕业，回到大台庄。　　秋，家遭土匪抢劫，随其父母搬到诸城城里避难。不久，改名张裕先，人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此时，同家住诸城东关的李云鹤（即江青）相识。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二十岁　　在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结业，改名为张叔平，到诸城城里联立小学校和县立高等小学校教书。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二十一岁　　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之下，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从此进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正在诸城当小学教员的康生也受到五四运动的某些影响。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二十六岁　　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年，康生离家去上海。不久，改名为张耘或张沄，进共产党所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二十七岁　　年初，同刚来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曹轶欧相识。不久，两人一起加入共产党。　　二月，参加上海工人“二月罢工”。　　五月三十日，根据党中央五月二十八日上海会议决定，参加上海工人、学生大罢工，并在罢工委员会工作。　　六月，同孟超、李宇超等一起回诸城探家。探家期间，以国民党左派的　　面貌出现，组织过“五卅运动后援会”。　　七月，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二十八岁　　九月，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　　十月二十四日，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二十九岁　　一月，任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　　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参加上海总同盟大罢工。　　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中共江浙区委决定：罢工转人暴动。康生也就随着参加了暴动（即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三月十五日左右，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在商务印书馆职工集体宿舍秘密召集的积极分子大会（又有材料说是江浙区党代会），听取了书记罗亦农的政治报告和组织部长赵世炎关于两次武装起义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夺取第三次武装起义最后胜利而奋斗的决议。　　三月十八日左右，连续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召集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准备会。　　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作为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其具体任务是，带领沪东区的工人武装，“同闸北区区委书记郭伯和的一部分队伍配合起来，迅速攻打五区总警署，得到武装后，进击北车站。”　　三月二十三日，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在湖州会馆召集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解除工人武装，屠杀罢工工人和共产党员。　　六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在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会上，康生被任命为江苏省委委员兼闸北区区委书记。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利用陈独秀的错误，公开反共叛变革命，革命的武汉变成反革命的大本营。　　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同志率领受共产党影响的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　　秋，根据“八七会议”的决议，在湘、鄂、赣、粤等地举行秋收起义。　　年底，同曹轶欧结婚。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三十岁　　春，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　　夏，任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　　秋冬，化名赵容，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三十一岁　　×月，兼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长。　　年底，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对江苏省委的改组。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三十二岁　　二月，由于在改组中共江苏省委上得到了领导上的赏识，被提拔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六月至九月，立三“左”倾错误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康生也就成为立三“左”倾错误的积极拥护者和推行者。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党为结束立三“左”倾错误的统治，在庐山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十月至十二月，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打着“反调和主义”的旗号，以一种比立三“左”倾错误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起来反对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为此，王明到处拉帮结伙，搞非组织活动。这样，康生又同王明挂上了钩。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三十三岁　　一月十三日，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实际批准了标志着当时王明“左”倾错误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取消了六届三中全会增补的中央委员，重新改变了政治局成员，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分子到中央领导岗位上来，从而使王明“左”倾错误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康生首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了中央组织部部长。　　一月下旬，伙同王明等打击、排除不同意他们“左”倾错误的同志，随后，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二十余人被捕，牺牲在上海龙华。　　六月，任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十月，兼任中共中央某机关第四科科长。　　十二月上旬，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附刊二十六期上发表《学生罢　　课后干什么》一文，提出学生罢课后要“到工厂去号召全上海工人阶级起来罢工”。　　十二月十七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二十七期上发表《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一文。文中抱怨“党与工会没有去积极领导反帝的罢工”，说“只有扩大工人的罢工运动，才能使反帝运动走上更高阶段”，主张“打破过去组织反帝罢工的极端秘密的方式”，“要真正深入到每个工人中去，广泛的组织工人自卫队、纠察队、童子团”，“要领导这些队伍……　　走向夺取政权的道路“。文章最后指令：”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与一切“左”倾的错误，立三路线的残余，空喊罢工“，作严厉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