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姑开门一看，见门外站着一个女子，仔细瞧了瞧，认出来了，是龙宝珠。还没等尼姑说话，龙宝珠便问：“是幅！有什么事儿啊？怎么出来的这么迟呢？”尼姑急忙解释说：“唉，老啦，腿脚不灵便啦！施主，快快请进。”“好吧。”说罢，闭上了山门。二人穿前院，到后院，尼姑说：“女施主！西厢房有一位施主，你到东厢房去吧！”龙宝珠闻听，心中有些生疑：“嗯？莫非是那个高堇来到此处？”随即问道：“师父，那个人是做什么的？”“是过路的。”“是男，是女？”“是一位男施主。”“他到此做甚？”“前来讨取吃喝。”“师父，我到西厢房去看看，你给我也拿点儿吃喝来。”“女施主，没有什么好吃的啦！”“随便什么都行。”说着，龙宝珠大步走进了西厢房，四下一看，连个人影儿也没有。高堇到哪儿去了呢？原来，尼姑和龙宝珠在说话时，高堇隔着门缝儿往外一看，见是龙宝珠，又听说龙宝珠要到西厢房去，便急忙从后窗跳了出去，纵身翻过院墙，跑到那僻静之处，解开马缰，跃上雕鞍，飞马而去。他一边跑，一边想：“到哪儿去呢？”天黑，路又不熟，绕来绕去，跑到了自己的营盘，无可奈何，便走进了营门，来到了白虎大帐。呼延否显和孟定国、焦廷贵一见高堇进来，欣喜万分，急忙让座，吩咐献茶。高堇坐下，满面愧色，不好意思地说：“叔父，二位贤弟，高堇不才，败阵而回。”呼延否显知道高堇是一个红脸汉子，败阵回来，有些难以为情，便笑了笑，安慰说：“嗳！贤侄，你与龙宝珠交锋，我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论武艺，那龙宝珠比你并非高超，只是她那口刀实在厉害，不好对付。再者，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败一次又算得了什么呢？怎可耿耿于怀，不能自解呢？”孟定国和焦廷贵也一齐劝道：“大哥，不必惭愧啦！我们也是败在她那口刀下的呀！”接着，高堇又把在静心庵遇见龙宝珠之事陈述了一遍，而后又对呼延否显说：“叔父！我们战不败龙宝珠，攻不下天台城，如何使杨元帅脱险呢？”呼延否显说：“贤侄，暂且莫要着急，我倒想起了一个办法。”高堇、孟定国和焦廷贵急忙问道：“叔父，你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呀？”“你们忘啦？高贤侄不是擒住了一个番将吗？或许从他的身上能找出妙策来！”高堇一听，茅塞顿开：“对！咱们审他一审！”孟定国立刻吩咐左右：“带董魁！”眨眼之间，董魁被五花大绑着押进了帐来。呼延否显一见董魁怒气冲冲，二目圆睁，昂首不语，挺胸而立，喝道：“唗！大胆董魁，进得帐来，为何立而不跪？”董魁笑道：“哈哈......你叫什么名字？”“我乃代杨元帅执掌帅印的呼延否显！”“呼延否显？哼哼，有所耳闻。你不分皂白，不辨曲直，辅佐昏君，已是罪人，我岂能跪你？”呼延否显一听，董魁的话里有话，心想：“他为何占山为王？他是宋人，为何投靠番邦？其中必有缘故，尚须问个究竟！”想到这儿，又问，“董魁，你为何辱骂圣上？”董魁切齿骂道：“骂他？有朝一日，拿住昏君，我还要将他碎尸万段！”孟定国和焦廷贵闻听此言，怒不可遏，大喝一声：“唗！再若胡言，定斩不饶。”董魁哈哈大笑：“哈哈......斩？为报深仇，死有何惧？”呼延否显忙问：“董魁，你本是大宋之人，为何投靠番邦？为何要毁大宋的江山？”董魁气呼呼地说：“听着！那三帝真宗不辨忠奸，听信潘仁美的谗言，害死家父董诚，还要灭我满门！一气之下，我招兵买马，占山为王，与西夏国合兵，要擒拿昏君真宗，为家父报仇雪恨。我说的句句实言，要杀则杀，要剐则剐。我董魁若皱眉头，就不是董家的后代！”呼延否显听罢，沉思了少时，说道：“孟、焦二将，与董将军解去绑绳！”孟、焦二将不解其意，刚要询问，呼延否显又高声催促：“还不快去？”孟定国和焦廷贵不敢违命，随即与董魁解去了绑绳。接着，呼延否显笑呵呵地说：“董将军！委屈你了，快快请坐！”董魁见此，心想：“这是何意呀？他们又耍什么花招儿啊？”于是问道：“这是为何？”呼延否显和颜悦色地说：“董将军，暂且息怒，坐下叙谈！”董魁坐下后，呼延否显语重心长地说：“董将军！令尊为奸贼潘仁美所害，含冤九泉之下。此事，满朝文武哪个不知？凡是忠良之臣，都为你的令尊心怀不平，都为你的令尊悲伤。董将军，你可曾闻听杨家为奸贼潘仁美所害之事吗？老令公杨继业被潘仁美害得在两狼山下碰碑而死；老令公之子杨七郎被潘仁美绑在树上，乱箭射死。这难道杨家众将没有冤仇？难道杨家众将不怨恨圣上？可是，杨家众将并未因此而投靠辽邦，并未与辽寇合兵来报私仇，他们仍然转战沙场，英勇杀敌。董将军，这是为何呀？董将军，杨家众将是以国以民为重啊！董将军，怎能只为报自己的家仇，而不顾国家的安慰呢？不顾万民的苦难呢？董将军，你是忠良之后，自幼受忠良的教诲。这样行事，倘若令尊的英魂得知，能够欣慰吗？”“这个......”“董将军！俗话说‘酒醉总有醒酒时。’一旦圣上醒悟过来，辨明了忠奸，你的家仇自会得报。何必非要如此行事呢？董将军，老夫之言，有无道理，望请三思！”欲知董魁如何定夺，请听下回分解。第二十三回化愚顽董魁归宋取宝枪高堇入京呼延否显一席话，说得董魁无地自容，如坐针毡，“扑腾”跪在地上，低头说道：“呼延王爷，董魁违背家父之志，实为忤逆之子。我只记私怨，不顾国仇，皂白不分，认敌为友，罪行不可宽恕，甘愿引颈受戮！”呼延否显一见此情，微微一笑：“董将军，何必如此？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已知错，焉能治罪！”“多谢王爷宽恕之恩。”“快快请起，一旁坐下。”“谢王爷。”高堇见此情景，满心欢喜，急忙走到董魁的面前，躬身拜道：“董将军，两军阵前，末将过于莽撞，失理之处，万望多多体谅！”董魁起身还礼：“高将军，你武艺盖世，当今英雄也，末将深敢惭愧。”孟定国和焦廷贵见董魁心中内疚，局促不安，急忙上前安怃，说道：“董将军，不必过谦，你的武艺也不寻常啊！”董魁连忙说道：“哪里，哪里。末将的武艺，只可供人一笑，哪敢与众将相提并论？请问二位将军尊姓大名？”孟定国说：“末将是孟良之子，名叫孟定国。”焦廷贵说：“末将是焦赞之子，名叫焦廷贵。”董魁抱拳说道：“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相逢，实内三生有幸。”呼延否显一见大家心平气和，相互谦恭，甚是高兴，便吩咐左右：“酒宴摆上，与董将军压惊。”不多一时，酒宴摆好。众位坐在一起，边饮边谈，甚是投机。可是，不知为何，酒过三巡之后，呼延否显长叹了一声，不再言语。董魁一见，急忙问道：“呼延王爷，你为何长叹？难道有什么发愁之事？”呼延否显把酒杯向旁边推了一下，缓声说道：“唉！我等欢聚，本应高兴。可是想到杨元帅下落不明，生死难卜，怎不令人忧心呢？”董魁闻听，连忙说道：“呼延王爷，请你不必忧心。杨元帅的下落，末将知晓，原想向你禀告，只是......”呼延否显一听，心中明白了，便向众兵丁吩咐：“两厢退下！”众兵丁奉命离去，董魁这才接着说：“呼延王爷，杨元帅尚未身亡，被困在一个山沟里了。这个山沟，三面是万仞峭壁，只有一个出口，已被龙宝珠封住，无法逃出。尽管如此，那龙银环也不会杀害杨元帅，因为他想借此引诱诸位将士上山，一并擒拿。”呼延否显“噢”了一声，接着说：“困在山沟，这并不可怕，怕的是龙宝珠的那口刀，无法对付哇！”“是啊，那不是一般的刀，是一口宝刀。不过，这口刀不是她的。”“是谁的呢？”“说来，各位将军定然知晓。有个平凉小国，与西夏比邻，来往甚密。他的国王叫沙陀龙，王后叫左金凤。膝下无，子，惟有一女，名叫沙丹丹。王后左金凤有一口龙凤刀，甚是厉害。龙银环与沙陀龙是八拜之交，亲似同胞兄弟。于是，龙银环便把自己的女儿龙宝珠认在王后左金凤的名下，做了义女。龙宝珠生得十分俊俏，非常伶俐，又练就了一身高超的武艺，深得王后的宠爱。所以，便把那龙凤宝刀赠给了龙宝珠。”“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孟定国问道：“董将军，你可知何种兵器能破这龙凤刀吗？”董魁回答说：“知道。”“董将军，是何种兵器？”“是平凉国王的镇国之宝——蟠龙枪。”“如若得到此枪，能战胜那龙宝珠吗？”“只要得到那蟠龙宝枪，论众将的武艺，定能战胜那龙宝珠。”焦廷贵一听，心中大喜，急忙对呼延否显说道：“呼延王爷，快快差派使臣前往平凉国借那蟠龙枪吧！”高堇闻听，摇了摇头，说道：“借枪？我看此事不那么容易。”“为何不易？用罢即还，咱又不要他的。怎么也得给个面子啊！”“论面子，咱们不行。你想，沙陀龙国王与龙银环是八拜之交，龙宝珠是王后的义女，人家是何等的交情啊！沙陀龙怎肯让别人用他的宝枪，去战胜他的义女呢？再说，那蟠龙宝枪又是他的镇国之宝，怎肯轻易借出哇？”董魁毅然说道：“借？蟠龙宝枪是借不来的！”呼延否显问道：“董将军，蟠龙宝枪借不来，可是，非用蟠龙宝枪又破不了龙宝珠的龙凤宝刀。破不了那口宝刀，就战胜不了龙宝珠。战胜不了龙宝珠，就搭救不了杨元帅。这该怎么办呢？”“呼延王爷，依末将之见，要想得到那蟠龙宝枪，必须采取‘智盗’之法。”“何谓‘智盗’？”“所谓‘智盗’就是巧用计谋，把宝枪***到手。”孟定国一听，忙说：“嗐！‘智盗’也罢，不是‘智盗’也罢，反正都是‘偷’呗！”焦廷贵急忙阻拦说：“我们是堂堂的大宋天朝，怎么能到他国去偷人家的镇国之宝哇？此事传扬出去，岂不令人耻笑？有损我朝的声誉！做不得，做不得。”董魁笑了笑，说道：“焦将军！偷，怕人耻笑，怕有损大宋的声誉，不偷，就无法得到那条宝枪。没有宝枪，你们就是再等上十年，也休想攻下天台城。”呼延否显看了看大家，说道：“孟、焦二将，你们二人可愿前往？”孟、焦二将支支吾吾地说：“这个......”呼延否显看了看众将，心中明白了：对着董魁，谁也不愿落个“偷”字。随即说道：“嗳！那蟠龙宝枪，本是沙陀龙国王的镇国之宝，怎能让你们去偷哇？ 是让你们去借。借来更好，借不来便罢。谁去试试啊？”高堇闻听，领悟了呼延否显的心思，往起一站，躬身说道：“呼延王爷，末将愿往。若能借来便罢，如若借不来，再另请高明。”呼延否显一听，满心欢喜，说道：“好吧！要速去速归，免得众将惦念。”孟定国端起酒杯，说道：“高将军！去至平凉国，定要谨慎行事。”焦廷贵也端起酒杯，对高堇说：“高将军！见到平凉国王，尚须见机行事，切勿掉以轻心！急盼带宝而归。”董魁站起身来，说道：“高将军！你智勇双全，武艺高强，末将不敢多言。这杯酒，祝你一路平安。干！”喝罢，随即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了一个黄绢卷，递给了高堇，说：“高将军！这是平凉国的地理图，送各哦你路上用吧！”这时，呼延否显，高堇和孟、焦二将，一齐端起杯来，对董魁说道：“承蒙董将军指教，破宝刀，挽败局，指日可待。日后，我等定要奏明圣上，为将军请功。”董魁急忙说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今日，多蒙众将教诲，方使末将顿开愚顽，回归故国，末将感恩犹恐不及，怎敢领功。”简短截说。宴罢，董魁出帐安歇，呼延否显和高堇、孟定国、焦廷贵又摆开地理图，确定了行走的路线，研究了***蟠龙宝枪的各种办法。最后，呼延否显再三叮嘱说：“高贤侄！这次前去平凉国***宝枪，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只许成功，不可失败。”孟定国和焦廷贵也再三叮咛：“大哥！你定要巧周旋，施妙策，盗回蟠龙宝枪。”高堇断然说道：“叔父，二位贤弟，你们的叮嘱，我一一牢记在心。”第二天，天刚拂晓，高堇就起程了。他饥餐渴饮，日夜兼程，人如电掣，马似流星，跨大河，越峻岭，平川走，沙里行，不经旬日，便到了平凉国的京都——平凉城。高堇来到城下，甩镫离鞍，拉着战马，走过吊桥，进了城门。这时，天色已晚，高堇想找个客店落脚。他顺着大街走了不远，见路北有个大门，门旁竖立着一块木牌，上写“保安客店”。高堇正在观看，忽见新院里跑出来了一个店小二。这个店小二：年纪不大，十七八岁儿，个头不高，是个胖墩儿。浓眉毛，双眼皮儿，高鼻梁，薄嘴唇儿。头戴一顶灰毡帽，肩搭一条白汗巾儿，上穿着一件蓝褂子儿，下穿着一条青裤子儿。衣着干净利落，长得甚是精神儿。这个店小二跑到高堇面前，满脸带笑，躬身说道：“客官，住店吗？”高堇往里看了看，问道：“小伙计，你这店里怎么样啊？方便吗？”店小二见问，笑呵呵地说：“客官，此店是老店，样样都方便。热水供烫脚，温水供洗脸。要想洗个澡，木盆长又宽。茅厕甚干净，不用走多远。拴马有马棚，喂马有人管。香茶随便用，美酒任意选。饭菜都齐备，稀干样样全。有荤也有素，有炒也有煎。客官若不信，请进看了看。客官，天黑了，住下吧！到了店里，就算到了你的家啦！”高堇一看店小二彬彬有礼，十分热情，不便推辞，问道：“小伙计，店里都有什么样的房间呢？”“客官！有上房！有厢房，有新房，有旧房，还有一等、二等、三等房，各种房间都有，任你挑选，保你满意。”“有单间吗？”“有，有。”“安静吗？”“这还不好办吗？给你个没有客人的单独小院，只住你一人，不就安静了吗？”“好，那我就住你这店吧！”“客官请进。”边说着，店小二连忙从高堇手里接过马缰，拉着战马，在前面引路。他二人出前院，穿中院，进后院，拐弯抹角来到了一个小跨院。店小二躬身笑道：“客官，请你稍等一时，我去把马拴到马棚。”转眼之间，店小二把马拴在了后院的马棚，给马添上草料，又来到高堇面前，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串钥匙，打开铁锁，推开院门，二人进了小院。高堇四下一看，这小院果然十分雅静。只见——青卵石，铺甬路，甬路两旁栽花木。花木丛中一小亭，小亭修的甚古朴：茅草顶，蓝砖柱，当中有个小石桌，石桌四面放石鼓。轻风吹，花枝舞，阵阵飘香沁肺腑。店小二领着高堇进了上房，点着蜡烛，打来一盆洗脸水，放到高堇面前，说道：“客官，先洗洗脸吧，我给你沏茶！哎，客官，你喜欢喝青茶，还是喜欢喝花茶？”高堇说：“什么茶都行。”霎时间，店小二沏好一壶香茶，放在桌上，笑脸问道：“客官，喝酒吗？”高堇心中有事，哪还有心思喝酒哇？于是说道：“不用啦！”“用些什么饭菜呀？”“什么快就用些什么吧！”“那，我就看着办啦！”高堇洗罢脸，坐在桌旁的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察看房间。这是一座三间正房，没有套间。屋顶，裱糊的是白纸；墙壁，粉刷的雪白。没有壁洞，正面挂做轴山水画，画的两边有一幅对联；屋西头有一张竹床，床上铺着一领凉席，放着一条夹被和一个枕头。高堇一见没有可疑之处，便放心了。过了一会儿，店小二提着个食盒走来，放在了桌上。打开食盒，取出了一盘炖牛肉，一盘炒豆腐，一碗儿鸡蛋汤，四个枣儿馒头。店小二把饭菜摆好，问道：“客官，你看合意吗？”高堇笑了笑，说：“合意，合意。小伙计，吃罢饭，我就安歇了，碗筷明天再来收拾吧！”“好。”“去吧，有事唤你再来。”“是。”店小二应声上房。高堇一见店小二离去，随即关上房门，吃罢了饭，又喝了一会儿茶，便躺在了床上歇息。高堇躺着，躺着，忽听谯楼上“咚咚当当”打了二更。他立刻翻身下床，打开房门，仔细听了听，院中无有动静，急忙走出小院，翻过后院的高墙，来到了大街之上。高堇不睡觉，到大街上干什么呀？不为别的，寻找皇宫院去了。他沿着大街走着，走着，走到了皇宫的正门。一看，宫门紧闭，有卫兵把守着，进步不去。于是，高堇又顺着宫墙走去。忽然，发现离宫墙不远之处，有一行大树。看了看四下无人，也无卫兵巡哨，便纵身爬到了一棵大树上，解下腰中大带，绑在树枝上，抓着大带悠到宫墙顶，往里一看，原来是御花园。高堇跳下墙来，沿着小径东寻西找，找来找去，来到了皇宫西跨院的月亮门前。他轻轻地推开门扇，悄悄地走了进去。院内的房屋不多，在正北孤零零地有一座楼，重檐间有块匾额，上写着“储宝藏珍”四个金字。此处乃储藏国宝之地。高堇一见，心想：“嗯，沙陀龙的蟠龙宝枪定然放在这里，待我进去***。”随即走到门前，一看门上锁着一把铜锁，足有人头大。没有钥匙，他怎么能进去呀？砸，这么大的铜锁，劲小了，砸不开；劲大了， “叮当”一响，必然惊动宫中的卫兵，招来祸患，不能砸。他围着储宝藏珍楼仔细地察看，只见窗棂又粗又密，窗扇还都是死的，从窗子里也进不去。高堇正在为难，忽听有人高喊：“有贼盗宝！快快擒拿！”欲知高堇是否被擒，请听下回分解。第二十四回御花园高堇脱危难丞相府李超认义子高堇闻听喊声，心想：“糟了，被人发现了。在这皇宫之内，我寡不敌众，不能硬拼，走为上策！”想到此，转身便跑。他一气跑到御花园，找见了那条大带，纵上宫墙，抓着那条大带悠到了树上。然后佳下大带，系在腰中，顺着大树出溜下来，撒腿便跑。那些御林军像一窝蜂，呼喊着来到储宝藏珍楼前，发现了一个黑影向御花园跑去。他们急忙查看了一番，见门窗依然紧闭，大锁依然锁着，便立即向御花园追去。当御林军追到御花园时，见有一个黑影跳出了宫墙。于是，急出皇宫，沿着大街小巷四下追捕。高堇一边躲躲藏藏地逃跑，一边暗自琢磨：“不能回保安客店了。如果回到保安客店，被御林军一包围，就再也逃不掉了。倘若被他们擒住，我还如何将那蟠龙宝枪***在手哇？可我又往哪儿跑呢？这——有啦！京城这么大，大街小巷多，我就到处跟他们兜圈子吧！”他正琢磨着，见前面不远之处有一条小胡同，便紧走了几步，转身溜了进去。高堇也不知道御林军发现他没有，反正他没有看见御林军，也没有听到他们的说话声。高堇跑得实在太累了，觉得两条腿又酸又疼，想找个地方歇息片刻。正巧转弯处有一户人家关着门，他把身子往门扇上一靠，没曾想，那门扇只是关着，而没有上闩，“吱扭！”门扇分张，“蹬蹬蹬蹬”往后退了几步，到了门里。高堇心里说：“嗯，这倒不错。把门一闭，更保险了，御林军哪知我在这儿啊？”于是，急忙走上前去，轻轻地关上门扇，推上了门闩。高堇闭上了门儿，刚想坐在门里歇歇脚，忽听有人喊道：“哎！半夜三更，何人闯进花园门，还不快快过来见我？”高堇闻听，猛然一惊，急忙转身，抬头，借着月光往里一看，此处不是住宅，而是一座大花园。这里有花，有木，有小桥，有假山......在离花园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四角飞檐的花亭。亭里吊着四盏红灯，照得满亭通亮。亭子当中，有石桌，有石凳。一位老者正坐在那里慢慢地摇着扇子饮茶。见此情景，高堇想开门逃去，可又从街上传来了追兵的说话声。怎么办呢？高堇心想：“不能出门，出门必定被擒。还是去见这位老者，如果他不杀害于我还算罢了；如若他要杀害于我，我便用腰中的这口宝剑结果了他的性命！”想到这里，他抖了抖精神，壮了壮胆子，大步向花亭走去。高堇沿着曲曲弯弯的小径来到亭下，躬身抱拳，高声说道：“先辈，过路之人前来拜见。”这位老者一听，定睛一看，不由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原来，这位老者以为是府中的家丁，或是院公从外边回来，不料是个陌生之人，又是个腰佩宝剑的武士。怎么能不吓一跳哇？这位老者急忙问道：“免礼。你是何人？”“过路之人。”“什么过路之人！半夜三更，擅入园内，分明是前来***财物。”高堇闻言，心里说：“好嘛，把我当做盗贼了。看来，他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待我编些谎言，搪塞过去。”于是，高堇微微一笑：“先辈，我并非盗贼。我乃是杀奸救忠，除暴安良的侠客。晚辈终年在外，云游四海，从未恃强劫取他人的分文银两，从未错杀一个好人。何况晚辈乍到此地，不知先辈是官是民，是恶是善，怎可贸然行事？“老者听高堇这么一说，心情平静了许多，又问：“你究竟到此做甚？”高堇说道：“晚辈徒步赶路，整整一日，身体疲惫不堪，腹中饥饿难忍。路经贵处，一则想歇息歇息，二则想讨顿饭吃，别无他意。”“既然如此，壮士上亭叙话。”高堇应声登上花亭，抬眼一看，只见这位老者年近半百，神态不同一般，心想：“看样子，他不是一位富豪，便是一位官员。我还得多加小心！”这位老者一见高堇上了花亭，十分客气地说：“壮士，请坐！”高堇躬身一礼：“多谢先辈。”老者随即倒了一杯茶水，对高堇说：“壮士，先喝杯茶水。”接着，转首喊道：“来人哪！”霎那间，亭旁的月亮门“吱扭！”开了。两个家将来到花亭，一见高堇，大吃一惊，问道：“大人，这是何人？”老者说：“不必多问，这是一位朋友。”“大人，呼唤小人有何差使？”“快快取些酒菜来。”“是。”“要取上等的酒菜。”“是。”两个家将不敢怠慢，眨眼之间，取来了好酒，好菜，满满地摆了一石桌：有冷，有热，有荤，有素。高堇心想：“他是真心，还是假意呢？嗳，管他呢！是真心，日后我寻机报他的大恩。若是假意，给我耍花招，吃饱喝足，说跑也有劲儿，说打也有气力。”想到此处，高堇急忙站起身来，抱拳说道：“先辈盛情款待，晚辈终生不忘，来日定报。”老者笑道：“壮士不必过谦。老夫自幼喜爱结交朋友，更是喜爱结交侠义之士。家将，天色不早，你们回房歇息去吧！”家将奉命，各自回房安歇。老者一见家将离去，又对高堇说道：“壮士，快快请坐，咱边饮边叙。”高堇躬身说道：“谢先辈。”“来，来，来，这第一杯酒，是老夫给壮士的洗尘酒。干！”“岂敢，岂敢。晚辈借花献佛，先敬先辈一杯。”“哈哈......不管是什么名目吧，先共饮一杯。来，干。”喝罢第一杯酒，老者拿起酒壶，斟满了酒，说道：“壮士，你并非平凉之人，老夫没看错吧？”高堇笑了笑，说：“先辈真乃慧眼。不错，不错。恕晚辈直言，先辈也并非平凉之人。”“不错。”“那，先辈为何邦之人呢？”“老夫为大宋之人。”“如此说来，我们是同邦之人了！”“你也是大宋之人？”“正是。”“好。同胞共饮一杯，干。”“干。”喝罢第二杯酒，高堇急忙拿起酒壶，又斟满第三杯酒，接着问道：“恕晚辈无礼，请问先辈的尊姓大名？”老者答道：“老夫姓李，名超。”“先辈，你在平凉国做甚呢？”“老夫乃平凉国国王沙陀龙驾前的左班丞相。”高堇一听面前坐的是平凉国的左班丞相，不由暗吃一惊。莫说高堇，谁也得大吃一惊。你想，那左班丞相有权有势，犹如二号国王啊！高堇这么一惊，被李超发觉了，笑了笑，婉转地说：“壮士，莫看老夫位居高官，却不爱多管事情，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国王见老夫是个刚肠疾恶之人，十分敬重老夫。所以朝中的大事，总与老夫共议，纳取老夫之见。壮士，你疾恶如仇，又有一身武艺，为何云游四海，不在官府做个差事啊？”高堇见问，不由暗自思量：我如何回答呢？实言相告，不可！他是左班丞相，不知他的底细，万一有个不测，那还了得？嗯，还是以巧言相瞒为好！高堇打定主意，笑道：“李大人！晚辈自幼随父闯荡江湖，遍游天下胜地，饱览天下风光，十分逍遥自在，怎愿受那官差的束缚？所以，就没有......”“哈哈......壮士，不要再哄骗老夫啦！你不是侠客，是一员宋将。”“李大人！晚辈不是宋将，实为侠客。”“嗳！老夫之言，非是无稽之谈。方才，你闯入老夫的园门之后，大街之上，御林军人喊马嘶，追捕闯入皇宫盗宝之人。此人非是一般之人，若是一般之人，岂敢闯入皇宫盗窃？他欲盗之物，非是古玩珍宝，而是平凉国王的镇国之宝——蟠龙枪。”“李大人！此人***那杆枪，有何用场？”“大有用场啊！老夫闻知，西夏国举兵十万，欲夺大宋江山。眼下，延安府被困，宋军的救兵行至天台山，可天台山由龙银环父女把守，不得通过。宋将虽说骁勇善战，武艺高强，却战不过那龙银环之女龙宝珠。”“李大人，大宋名将为何战她不过？”“因为龙宝珠使用的兵器十分厉害！”“她使用的是何兵器？”“是平凉国王后左金凤赐给她的龙凤宝刀，此刀削铁如泥，快似斩瓜切菜。”“李大人，有没有兵器破那龙凤宝刀哇？”“常言说，‘金硬自有熔金火。’平凉国王的蟠龙宝枪可以破它，也只有这杆宝枪可以破它。所以，宋军得知此情，便差派高手前来盗枪。盗枪之时，被卫兵发现，逃出皇宫，误入老夫的园门。壮士，老夫之言，你说对也不对？”“李大人，此事乃国家大事，又为宋军之机密，晚辈怎知啊！”李超一见高堇守口如瓶，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心想：“他定是惧怕我这个丞相，不知我的底细。也罢，待我婉言向他讲明。”想到此处，李超微微一笑，说道：“壮士！国家大事，不讲也罢。你不必惧怕，老夫是大宋之人，决不会伤害自己的同胞。壮士有所不知，老夫虽说是平凉国的丞相，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终日尽享荣华富贵，却怎能忘怀生我养我的故土？怎能断绝恋乡之情？怎能不思念当年的亲友？有位故交，情如手足，使老夫终生难忘，日夜思念，但不知壮士可曾闻知此人？”�持）的领导人，当时，耶路撒冷有四个这样的派别。斯托尔斯升任他为耶路撒冷四大派别和整个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穆夫提请求一旦占领大马士革，就让他的弟弟阿明·侯赛尼加入位于那座城市的费萨尔王子的队伍，斯托尔斯同意了。[9] 《议事录》的英文版本在英美取得了很大影响（受到亨利·福特的支持），直到1921年8月，伦敦《泰晤士报》才曝光它是一部伪作。1919年《议事录》德文版发行，希特勒相信其中关于犹太人的内容是真实的，在《我的奋斗》中，他解释那些伪造的说法“是最可靠的证明，是名副其实的”。1925年阿拉伯语版发行时，耶路撒冷的拉丁主教将这本书推荐给了他的教友们。[10] 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为圣母墓的划分争论不休。亚美尼亚人因圣殿山上的墓地和圣墓大教堂中的圣尼哥底母礼拜堂的所有权和叙利亚雅各派结下世仇。在圣墓大教堂内，东正教和天主教为加略山北台阶的使用权以及东正教和拉丁礼拜堂之间的东拱门下一块长条地板的所有权不断争吵。亚美尼亚人和东正教徒为东面主入口楼梯的所有权和打扫它的权利争吵不已。科普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为后者危险的平顶修道院大打出手。47　战胜国和战利品公元1919年—公元1920年凡尔赛会议上的伍德罗·威尔逊伦敦会议几周后，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里蒙梭还在讨价还价。为得到叙利亚，克里蒙梭试探对方：克里蒙梭：“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劳合·乔治：“摩苏尔。”克里蒙梭：“您会得到的。还有其他的吗？”劳合·乔治：“好的，我还要耶路撒冷！”克里蒙梭：“您会得到的。”伍德罗·威尔逊是首位在任内出国的美国总统，1919年1月他到达凡尔赛宫，和劳合·乔治、克里蒙梭磋商解决和平问题。中东的领导人和在劳伦斯陪同下的费萨尔一起来游说战胜国，力求阻止法国人控制叙利亚；而魏茨曼希望维持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并赢得国际社会承认《贝尔福宣言》。劳伦斯作为费萨尔的顾问，身着英国制服，戴着阿拉伯头巾，恰恰是他的出现激怒了法国人，他们设法禁止劳伦斯参加会议。威尔逊之前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弗吉尼亚州教授，后来成为民主党的政治人物，现在则是一位国际仲裁者，他宣告：“一切战争涉及的领土解决方案都必须依据利益，考虑民众的利害关系。”他拒绝支持帝国主义瓜分中东。三巨头不久就互相怨恨起来。威尔逊认为劳合·乔治“狡猾”；七十八岁的克里蒙梭夹在自以为是的威尔逊和掠夺土地的劳合·乔治之间，抱怨说：“我发现自己处在耶稣基督和拿破仑·波拿巴之间。”幽默的威尔士人和沉默寡言的美国人逐渐缓和了关系：劳合·乔治赞美后者的理想主义，但前提是英国得到他想到的一切。在巴黎一间整齐地摆放着书籍的木屋里，这些奥林匹亚山神们将塑造这个世界。贝尔福饶有兴致地分析着前景，并嘲弄说：“这三个无所不能却又极其无知的人物将要分割世界各大陆。”克里蒙梭的野心和劳合·乔治的一样恬不知耻。会见劳伦斯时，他解释说，法国人在十字军东征时就已经统治巴勒斯坦，以此为自己关于叙利亚的主张进行辩护。劳伦斯回答：“是的，但十字军东征失败了。”不仅如此，十字军从未占领过大马士革，完成克里蒙梭最初的目标，也从未实现过阿拉伯人建立国家的渴望。法国人还希望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下分享耶路撒冷，但英国人此时否绝了协议的全部内容。美国总统支持《贝尔福宣言》。“我是牧师之子，”威尔逊说道，“应该支持将圣地归还给它的人民。”他既受到新教希伯来精神的影响，又受到他的顾问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的影响，后者是来自肯塔基的犹太人，曾被威尔逊提名为大法官。布兰戴斯以“人民律师”而著称，是美国学术界和公共服务界洁身自好的模范人物。在1914年，三百万美国犹太人中仅有一万五千人加入他建立的美国复国主义联盟。到1917年，则已有几十万美国犹太人加入。福音派基督教徒为复国主义游说，就连前总统泰迪·罗斯福都支持“在耶路撒冷周围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在童年时期曾和其父母一起到访过圣城。尽管如此，威尔逊还是面临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自决这一痛苦的矛盾，英国人曾一度建议由美国人“托管”——一个描述保护国和殖民地之间关系的新词汇。实际上威尔逊考虑了这种可能。但面对英法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攫取，他派遣了一个美国代表团去调查阿拉伯人的意愿。金-克兰代表团（King-crane commission）在一名芝加哥阀门制造商和欧柏林学院院长的领导下展开调查，报告称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阿拉伯人愿意居住在费萨尔的大叙利亚王国内，当然需要美国的保护。但当威尔逊不能约束他的盟友时，这些调查结果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刚成立的国联在两年以后才确认英国人得到了巴勒斯坦，法国得到了叙利亚——劳伦斯称之为“托管的骗局”。1920年3月8日，费萨尔加冕为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国王，他任命耶路撒冷的赛义德·侯赛尼为他的外交部长，至于穆夫提的兄弟阿明，则暂时在皇宫中供职。新王国成立所带来的兴奋感，使得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大胆挺身，反对复国主义的威胁。魏茨曼警告这样做可能会招来麻烦，因为雅布廷斯基和前俄国革命者平卡斯·鲁滕伯格（Pinkhas Rutenberg）[1]组建了一支六百多人的犹太自卫力量，但斯托尔斯无视了这个警告。斯托尔斯：先知穆萨节骚乱，第一枪1920年4月20日周日的早上，在挤满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朝觐者的城市里，六万名阿拉伯人集结起来，在侯赛尼家族的领导下，准备庆祝先知穆萨节。日记作家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注意到，他们在唱着歌抗议《贝尔福宣言》。穆夫提的弟弟哈吉·阿明·侯赛尼举起费萨尔的画像，煽动民众：“这是你们的国王！”暴徒们咆哮着“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土地，犹太人是我们的狗”，并冲入老城。一位犹太老人遭到棍棒痛打。卡里尔·萨卡基尼回忆说“愤怒变成了疯狂”。许多人抽出匕首和棍棒喊叫道：“穆罕默德的宗教是用刀剑建立起来的！”贾瓦哈里耶观察到，这座城市“变成了战场”。人群高喊着“杀光犹太人”。萨卡基尼和贾瓦哈里耶都痛恨暴力，但他们不仅开始厌恶复国主义者，也开始厌恶英国人。斯托尔斯在英国国教会教堂做完晨祷后，发现耶路撒冷已经失控。他冲进位于奥地利人旅客招待所的指挥部，感觉仿佛有人“在我的心脏上刺了把剑”。斯托尔斯在耶路撒冷仅有一百八十八名警察。第二天，暴乱加剧，犹太人担心他们可能会被杀光。魏茨曼闯入斯托尔斯的办公室请求帮助，雅布廷斯基和平卡斯·鲁滕伯格则拿起了枪，并在俄侨区的警察局召集了两百人。当时斯托尔斯禁止他们行动，雅布廷斯基因此只能在老城外巡逻，和阿拉伯持枪歹徒交火——枪声正是从这天开始响起的。在老城，犹太区的一些街道遭到围困，阿拉伯闯入者又轮奸了一些犹太姑娘。与此同时，英国人正努力维持着圣火仪式的治安。但当一个叙利亚人搬动一把科普特椅子时，“情况一团糟”，而且教堂的门被火舌吞没了，“场面一片混乱”。一名英国军官离开圣墓大教堂时，一个阿拉伯小女孩被流弹击中，从附近的窗户上摔了下来。雅布廷斯基的部下纳赫米亚·鲁比佐夫（Nehemia Rubitzov）和一个同伴用医用白大褂盖着他们的手枪，乘坐一辆救护车进入老城去组织防御。鲁比佐夫出生于乌克兰，被本-古里安招募到犹太军团，并改名为拉宾。此时，正当他安慰受到惊吓的犹太人时，他遇到并解救了“红蔷薇”科亨，后者是一名充满活力的前布尔什维克分子，刚从俄国来到这里。他们相爱并结婚。“我出生在耶路撒冷。”他们的儿子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说。许多年后，伊扎克成为以色列的总参谋长，攻下了耶路撒冷。赫伯特·塞缪尔：一个巴勒斯坦，交接完毕截止骚乱平息，共有五名犹太人和四名阿拉伯人死亡，二百一十六名犹太人和二十三名阿拉伯人受伤。三十九名犹太人和一百六十一名阿拉伯人因为参与这场骚乱，被以先知穆萨节的叛乱者的罪名判刑。斯托尔斯下令搜查魏茨曼和雅布廷斯基的住处，雅布廷斯基因被发现持有枪支而获判十五年监禁。年轻的阿明·侯赛尼——用斯托尔斯的话说，是骚乱的“主要煽动者”——被判处十年监禁，但他逃出了耶路撒冷。斯托尔斯解除了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的市长职务，不过英国人还幼稚地指责来自俄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要为此次事件负责。自由主义者魏茨曼和社会主义者本-古里安仍希望渐进地发展民族家园，并与阿拉伯人和平相处。本-古里安拒绝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他想让阿拉伯工人和犹太工人共享“一种和谐和友好的生活”，但有时他也惊呼：“没有解决方案！我们想要这个国家成为我们的，阿拉伯人则想要它成为他们的。”现在，复国主义者们开始重组老组织“哈什摩尔”——巡夜者，并将其改造成更为有效的民兵组织“哈加纳”——国防军。每一次暴力行动都是对双方极端分子的一次培养。雅布廷斯基完全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复国主义一样，都是真实的。他执拗地认为，犹太国——应该包括约旦河两岸——将遭到暴力反对，只能用“铁墙”来防守。20世纪20年代中期，雅布廷斯基从组织中分裂出来，和身着制服游行的青年运动组织“贝塔”组建了复国主义修正者联盟。他想创造一种新的犹太激进分子，不再依靠魏茨曼那上流社会的游说。雅布廷斯基固执地认为，他的犹太共同体将建立在两个民族间“绝对平等”的基础上，而且不会驱逐任何阿拉伯人。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上台时，雅布廷斯基嘲笑对元首的称谓“杜切”是“所有英语中最荒谬的词汇。水牛群会有一个杜切，文明的人则没有”。然而魏茨曼称雅布廷斯基为“法西斯主义者”，本-古里安则干脆给他起了个绰号“元首”。费萨尔国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的希望，他的理想因法国决心占有叙利亚而破灭。法国人强行赶走了国王，并击溃他的乌合之众，使劳伦斯的计划彻底破产。大叙利亚的终结和那场骚乱促使巴勒斯坦人形成了一种国家认同。[2]1920年4月24日，基于《贝尔福宣言》，劳合·乔治在圣雷莫会议上接受了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并任命赫伯特·塞缪尔爵士担任首任高级专员。6月30日，塞缪尔抵达耶路撒冷火车站，身着白制服，头戴饰有羽毛的遮阳帽，腰挎佩剑，耶路撒冷以十七响礼炮声欢迎了他。塞缪尔虽然是犹太人，也是复国主义者，但不是梦想家：劳合·乔治认为他“枯燥乏味且冷酷无情”。一位记者说他“像牡蛎一样毫无激情”，他的一位下属则说他“一丝不苟，好像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公事”。当军事总督交出巴勒斯坦的控制权时，塞缪尔破天荒地开了一个玩笑：他签署了一个收条，上面写着“兹收到刘易斯·J·布尔斯爵士少将移交的巴勒斯坦，共计一个，交接完毕”。然后他补充道“无错误、遗漏”，但事实上错误和遗漏都不可避免。起初，先知穆萨节骚乱的冲击之后，塞缪尔的冷静机智确实安抚了巴勒斯坦。他在橄榄山上的维多利亚城堡设立官署，释放了雅布廷斯基，赦免了阿明·侯赛尼，并暂时限制犹太移民，以打消阿拉伯人的疑虑。英国此时的利益已与1917年不大相同。此时担任外交大臣的寇松反对全力支持复国主义，并淡化贝尔福的许诺。这里会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不一定会有一个国家。魏茨曼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连阿拉伯人也将这看成是灾难。到1921年，共有一万八千五百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接下来的八年内，塞缪尔共允许了七万人进入。1921年春，塞缪尔的上司、殖民部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顾问阿拉伯的劳伦斯的陪同下到达耶路撒冷。丘吉尔创造了现代中东：劳伦斯的谢里夫派解决方案劳伦斯后来说道：“我非常喜欢温斯顿，而且很尊敬他。”因为恃强凌弱的冒险、狂妄傲慢的自我推销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丘吉尔已经闻名于世。这个年近五十的殖民大臣面临着捍卫一个新帝国所需人力和物力的沉重代价：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接连发生反对统治的流血暴乱。丘吉尔于是在开罗召开会议，向英国势力范围内的阿拉伯统治者移交了某些权力。劳伦斯则提议将新成立的伊拉克王国交给费萨尔。1920年3月12日，丘吉尔召集阿拉伯专家在塞米勒米斯饭店开会，会议期间，一对索马里幼狮在他们脚下嬉耍。丘吉尔享受这种奢侈的生活，因为不用忍受“令人讨厌的沙漠”，但劳伦斯厌恶这样。他写道：“我们住在一个布满大理石和青铜的酒店里，非常昂贵和奢侈——令人讨厌的地方，让我觉得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中东领域的专家都在这儿。后天，我们将前往耶路撒冷。我们相处得像家人一样融洽：每一件重要的事情都能达成共识。”——换句话说，丘吉尔已经接受了“谢里夫解决方案”：在英国违约以后，劳伦斯终于看到谢里夫和他的儿子们重新获得了一些荣誉。老谢里夫，汉志的侯赛因国王，不敌沙特酋长伊本·沙特（Ibn Saud）所率领的瓦哈比武士。[3]他的儿子阿卜杜拉率领一千三百五十名战士试图抵抗沙特人时，却被击溃了：阿卜杜拉不得不身着内衣从帐篷后面逃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本计划由费萨尔统治叙利亚-巴勒斯坦，阿卜杜拉就任伊拉克国王。现在费萨尔得到了伊拉克，阿卜杜拉则一无所有。此时，丘吉尔的会议正在开罗举行，阿卜杜拉带领三十名军官和两百名贝都因人进入今天的约旦——属于英国托管的一部分——为自己夺取了贫瘠的封地——就连寇松勋爵也认为“这么大的公鸡，恐怕很难在这么一小块污秽之地待下”。这种胆大妄为的消息传到丘吉尔那里时，已是既定的事实。劳伦斯建议丘吉尔支持阿卜杜拉。丘吉尔于是派出劳伦斯邀请王子在耶路撒冷会面。3月23日午夜，丘吉尔和妻子克莱门汀乘火车前往耶路撒冷，在加沙受到热情群众的欢迎。人群叫喊着“为部长欢呼”和“打倒犹太人！割断他们的喉咙”，丘吉尔不明就里，一如往常向人群友善地挥手。在耶路撒冷，丘吉尔和塞缪尔住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他在那儿四次会见了由劳伦斯陪同的“谦虚友好的”阿卜杜拉，后者是有前途的外约旦占领者。希望建立一个哈希姆帝国的阿卜杜拉，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最好的相处方式是住在他统治的王国内，这个王国将来包括叙利亚。丘吉尔说，假如阿卜杜拉承认法属叙利亚和英属巴勒斯坦，那么他就愿意承认外约旦。阿卜杜拉勉强同意，丘吉尔于是建立了一个新国家。他还记得：“阿卜杜拉执政外约旦，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是这么告诉他的。”劳伦斯最终将费萨尔和阿卜杜拉送上王位，完成了使命。[4]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向丘吉尔请愿，他们依据伪造的《锡安贤达议事录》，声称“犹太人就是一个终结世界的民族”，“在很多国家，犹太人都是最积极的毁灭倡导者”，而且复国主义者想“控制全世界”。在前市长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的引见下，丘吉尔接见了这群耶路撒冷人，但他坚持认为“犹太人应该拥有一个民族家园，那是天经地义的权利，是影响世界命运的一件大事”。丘吉尔的父亲[5]早已将一种对犹太人的钦佩之情灌输给他，而且丘吉尔也将复国主义看作犹太人在两千年痛苦遭遇后应得的补偿。在列宁建立苏俄后的红色统治期间，丘吉尔相信主张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邪恶行为”的“解毒剂”，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由一个叫作“国际犹太人”的穷凶极恶的妖怪所领导的“一场犹太运动”。丘吉尔喜欢耶路撒冷，他在斯科普斯山上的英军公墓启用典礼上表示：“哈里发和十字军及马卡比都在此归于尘土！”他被圣殿山所吸引，只要有可能他就进行参观，每次都恋恋不舍地离开。回英国之前，丘吉尔还在橄榄山上召开了会议。此时，耶路撒冷穆夫提突然去世。斯托尔斯已经解除了侯赛尼的市长职务，因此要是再撤销穆夫提这个职位，似乎就显得太急于推翻这个家族了。此外，英国人对于耶路撒冷大家族颇怀同情，因为英国的士绅阶层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塞缪尔和斯托尔斯因此决定，市长和穆夫提应该分别从两大名门望族中推选。然而，两大家族的世仇却使他们成为耶路撒冷的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6]* * *注释[1] 鲁滕伯格，一个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1917年克伦斯基曾任命他为彼得格勒省的副省长。斯托尔斯称他为“他们所有人中最杰出者”。在冬宫被托洛茨基的赤卫军攻下之前，他指挥着冬宫。鲁滕伯格不仅“强壮，有力，总是身着黑衣，顽固不化，说话低沉且险恶，卓越且富有魅力”，而且“多才多艺并充满暴力”。1922年，在丘吉尔的支持下，工程师鲁滕伯格开始筹建供应巴勒斯坦大部分电力的水电工程。[2] “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这个词逐渐开始只意味着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20世纪上半叶，那儿的犹太人被称为“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犹太人”，阿拉伯人被称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魏茨曼在他的回忆录（1949年出版）中所称“巴勒斯坦人”，指的是犹太人。当地一份复国主义报纸叫“巴勒斯坦（Palestine）”，一份阿拉伯报纸叫“菲利斯汀”。[3] 年事已高的侯赛因困扰于子女的忘恩负义和英国人的背信弃义，成为阿拉伯的李尔王。劳伦斯接受他最后的使命，被派去劝说痛苦的国王，让他在向英法霸权妥协和失去英国资金支持之间作出选择。国王哭泣、暴怒并拒绝接受任何一种选择。不久之后，侯赛因被伊本·沙特打败并让出王位，支持长子成为阿里国王。但是沙特人征服了麦加，阿里遭到驱逐，伊本·沙特自封汉志国王，接着又自称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的家族还统治着两个王国——沙特阿拉伯和哈希姆约旦。[4] 美国科罗拉多州二十五岁的洛维尔·托马斯因推出《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一场讲述“阿拉伯的劳伦斯”传奇冒险的巡回演出而发迹。仅在伦敦就有一百万人观看，在美国，观众甚至更多。劳伦斯对此既厌恶又喜欢，他曾五次观看演出。“我看了你的演出并感谢上帝它总算结束了，”他写道，“它捏造了某些愚蠢的虚构之事，创造出一个身着华丽服饰并深受女性喜欢的男主角”。劳伦斯完成了他的回忆录，使用的是预定的书名“智慧七柱”，一部浓厚的巴洛克风格且充满诗意的作品，混合了历史、忏悔和神话——“我喜欢讲述事实，尤其是关于我的那部分。”他开玩笑说。尽管存在着不少错误，但这本书确实是一部杰作。后来，劳伦斯改名换姓，加入空军而后隐退，1935年死于一场摩托车车祸。[5] 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勋爵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他家族成了朋友，在那时，这种举动在贵族中还是被认为伤风败俗的。在参加一场家庭聚会时，一位贵族向他问候：“怎么，伦道夫勋爵，您没有带您的犹太朋友来？”伦道夫回答道：“没有。我认为他们不应该供客人们消遣。”[6] 指《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水火不相容的两大家族。——译注48　英国的托管公元1920年—公元1936年穆夫提对市长：阿明·侯赛尼对拉吉卜·纳沙希比被选为市长的那个人是典型的阿拉伯纨绔子弟拉吉卜·纳沙希比。他抽着带过滤嘴的香烟，拄着拐杖，是第一个拥有美国豪车绿色帕卡德的耶路撒冷人，总是让他的亚美尼亚司机载他出行。温文尔雅的纳沙希比是最富有家族的最新继承人，[1]拥有橘园和豪宅，会讲流利的法语和英语，曾担任奥斯曼议会中的耶路撒冷代表，多次雇佣瓦希夫组织聚会，还曾请瓦希夫教授自己和情妇弹奏乌得琴。当上市长的他每年举办两次聚会，一次为他的朋友们，一次为高级专员。作为一名反对复国主义的老手，他一本正经地扮演了耶路撒冷领主和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角色。被推举为大穆夫提的那个人是纳沙希比家富有的表弟哈吉·阿明·侯赛尼。斯托尔斯将这位先知穆萨节骚乱上的年轻煽动者引见给了高级专员，这位高级专员对此人印象深刻。侯赛尼“温和，聪明，有教养，衣着考究，带有充满阳光的笑容，金黄头发，蓝眼睛，红胡子，富有诙谐的幽默感”。市长的侄子纳萨尔丁·纳沙希比（Wasserddin Nashashibi）回忆说，“他还能用冷酷的眼睛讲笑话。”侯赛尼问塞缪尔：“您更喜欢哪一个——一个正大光明的对手还是一个不牢靠的朋友？”塞缪尔回答：“一个光明正大的对手。”魏茨曼冷冰冰地评论道：“虽然格言这么说，但是指望一个偷猎者变成猎场看守人是永远不现实的。”用黎巴嫩历史学家吉尔伯特·阿胥喀（Gilbert Aohcar）的话说，侯赛尼确实是“一个自称整个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妄自尊大者”。令人尴尬的是，侯赛尼未能赢得穆夫提的首轮选举，获胜的是一名贾拉拉家族的成员。侯赛尼能最终胜出，显然是因为以“仁慈和集权主义相济”自居的英国人粗暴否决了选举结果并任命了他，尽管他才二十六岁，且未能完成开罗的宗教学业。塞缪尔支持他参选新穆斯林最高议会主席，希望借此增强他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侯赛尼属于伊斯兰传统派，纳沙希比属于奥斯曼人。两者都反对复国主义，但对于英国人的统治，纳沙希比认为阿拉伯人应该妥协，而侯赛尼在经历一场坎坷和反复无常的生涯后，成为一个终生不渝反对任何妥协的不屈不挠的民族主义者。起初，侯赛尼扮演了英国人的消极联盟者的角色，但他最终像许多阿拉伯人一样采取反英的立场，而且变成了一个种族反犹分子，并支持希特勒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塞缪尔最为不朽的成就便是提拔了这个复国主义和英国人最有力的敌人。但有人争辩说，侯赛尼恰恰是造成他的民族分裂的元凶，也是促进复国主义斗争的最大资产。穆夫提：西墙之争首任英国总督庆祝自己驯服了耶路撒冷。1925年6月，怀揣着妄想，塞缪尔返回伦敦时，宣称“违法乱纪已经销声匿迹”。一年后，斯托尔斯离开和平且市容已远较过去美观的耶路撒冷，被提升为塞浦路斯总督，接着又担任了北罗德西亚总督。尽管如此，他依然叹息：“耶路撒冷之后，再无晋升。”新任高级专员是普卢默（Plumer）子爵，一个长着海象式胡子的陆军元帅，外号“老普卢姆”或“普卢默老爹”。由于经费削减，老普卢姆不得不用数量远逊于塞缪尔时期的士兵维持秩序。他亲自巡视耶路撒冷，并表现出一种安抚人心的镇定。当他的下属向他汇报政治上的紧张局势时，他采取了鸵鸟政策，回复道：“这里没有政治局势，就不要创造一个！”老普卢姆因健康不佳而退休，但当政治局势开始紧张时，新的专员还未上任。1928年悔罪祈祷日，就在犹太人赎罪日前夕，犹太人在西墙按照犹太律法树立了一道屏风以分开男女朝拜者。屏风和供年长礼拜者歇息的椅子是每年都会准备的，但今年穆夫提却提出抗议，认为犹太人违反了规定。穆斯林认为西墙是穆罕默德夜行登霄时拴战马卜拉格的地方，但在19世纪，奥斯曼人曾将附近的地沟用作驴厩。在法律上，西墙是阿布·玛伊登捐献的建筑物，在时间上可上溯到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时期，因此它是“纯粹的穆斯林财产”。穆斯林担心，一旦犹太人占有西墙，就会促使第三圣殿出现，而圣殿正位于伊斯兰圣地（犹太人的圣殿山）上。但是西墙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并且巴勒斯坦犹太人相信，英国的限制条例以及拥挤的朝圣空间是数世纪以来穆斯林压迫犹太人的结果，它们证明了复国主义的必要性。英国人甚至禁止犹太人在最神圣的日子里吹起羊角号。第二天，斯托尔斯的继任者，喜欢自称“耶路撒冷帕夏”的爱德华·基思-罗奇（Edward Keith-Roach），命令警察在赎罪日（犹太历中最神圣的节日）仪式期间突袭西墙。警察殴打了正在祈祷的犹太人，并从年长的朝拜者那里拉走椅子。这绝不是英国最光荣的时刻。穆夫提欢呼雀跃并发出警告：“犹太人的目的是逐渐占有阿克萨清真寺。”他因此发起了一场抵制犹太朝拜者的运动，用石头袭击他们，用噪音惊扰他们。雅布廷斯基的贝塔青年组织游行示威，要求进入西墙。双方正在改变着奥斯曼人时期的格局，因为所谓的现状已不再反映真实情形。犹太人的移民和土地购买已引起阿拉伯人的忧虑，这点是可以理解的。自《贝尔福宣言》以来，已有大约九万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仅1925年，犹太人便从几大家族手中购得了4万4千英亩（约17806平方米）土地。不过，其实只有极少数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梦想建立第三圣殿，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想在自己的圣地上祈祷。据说，新的高级专员约翰·钱塞勒爵士（John Chancellor）像“一个英俊的莎士比亚演员”，他要求穆夫提出售西墙，以便犹太人在那里建立一座庭院。穆夫提拒绝了。对于犹太人而言，圣殿是他们自由祈祷的象征并永存于他们自己的家园之中；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卜拉格成了反抗和国家主义的象征。不祥之兆和恐惧笼罩着这座城市。“这就是沙漠中一座四面围墙的山中城堡的傲慢和荒凉之美，毫无净化的悲剧之美。”阿瑟·库斯勒，一个居住在耶路撒冷并为雅布廷斯基的报纸撰稿的匈牙利复国主义者观察说。这种“悲剧美”和“冷酷气氛”使他产生了一种“耶路撒冷的悲伤”。库斯勒渴望逃到庸俗的特拉维夫。他在耶路撒冷感觉到“耶和华愤怒的脸，正郁郁沉思着人类强烈的欲望”。1929年夏，穆夫提命令打开一个缺口，使犹太人的西墙成为驴子和行人通过的一条阿拉伯大道，同时也让宣礼员祈祷的号召声和苏菲派的诵念声压过犹太人的祈祷声。犹太人在附近的小巷里受到攻击。巴勒斯坦全境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高喊着“西墙是我们的”进行游行示威。8月15日，在历史学家约瑟夫·克劳斯勒（Joseph Klausner，以色列作家阿莫司·奥兹的舅舅）和贝塔成员领导下，三百多名复国主义者组成的游行队伍在英国警察保护下，举着复国主义旗帜，唱着歌，静静地向西墙进发。当时钱塞勒已离开。第二天，周五祈祷之后，两千名阿拉伯人自阿克萨清真寺涌来攻击犹太朝拜者，将他们赶出西墙，并殴打那些被抓到的犹太人。17日，一个犹太儿童将足球踢进了一个阿拉伯人家的花园，他跑进去拿，结果遭到杀害。在葬礼上，犹太青年曾试图去攻击穆斯林区。8月23日，周五聚礼日，受穆夫提鼓动，成千上万穆斯林朝拜者涌出阿克萨清真寺攻击犹太人。穆夫提和他的对手纳沙希比尝试用各种手段去煽动和控制人群，一些勇敢的阿拉伯领导人试图抵制这种暴徒行为，但是无济于事。朝拜者攻击犹太区、蒙蒂菲奥里区附近及郊区，造成三十一名犹太人丧生。耶路撒冷的一户人家中五人被杀；在希伯伦，五十九名犹太人遇害。1920年建立的复国主义民兵组织哈加纳对此予以还击。整个巴勒斯坦仅有两百九十二名警察，所以要从开罗调集军队。据统计，在此期间共有一百三十一名犹太人被阿拉伯人杀害，同时有一百一十六名阿拉伯人丧生，这些阿拉伯人主要是死于英军的射杀。这场骚乱——阿拉伯人称之为“卜拉格起义”——使英国人惊慌失措。钱塞勒告诉他的儿子：“我知道，除上帝之外无人能胜任高级专员。”贝尔福政策正在瓦解。1930年10月，殖民部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曾经的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费边主义者］提交白皮书提案，建议限制犹太人移民并令他们放弃犹太民族家园，复国主义者对此感到绝望。卜拉格起义引燃了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暴力和帕斯菲尔德的白皮书使魏茨曼这一系亲英派威信扫地：复国主义者不再依靠英国人，许多人开始转向雅布廷斯基更为严酷的民族主义。雅布廷斯基在第十七次复国主义大会上攻击了魏茨曼。魏茨曼当时正在游说英国首相拉姆塞·麦克唐纳推翻白皮书。麦克唐纳在议会上宣读了写给魏茨曼的一封信，再次确认《贝尔福宣言》及重新开放犹太移民一事。阿拉伯人把这封信称为“黑色信件”，但这封信已经无法挽回魏茨曼的声誉，那时他已被解除复国主义大会主席职务。魏茨曼受到极大伤害，暂时返回了科学界。哈加纳仍在集中力量守卫农业定居点，并已开始进行武装。好战的民族主义者对移民限制感到沮丧，受到雅布廷斯基的激励，他们从哈加纳中分裂出来并建立了伊尔贡·萨瓦韦·柳米（民族军事组织），不过规模依然很小。雅布廷斯基因其煽动性的演讲被逐出巴勒斯坦，但他在巴勒斯坦和东欧的犹太青年中越来越受欢迎。不过取代魏茨曼的不是雅布廷斯基，而是戴维·本-古里安，他脱颖而出成了犹太社区的铁腕人物，就像穆夫提成为阿拉伯人的铁腕人物一样。1931年12月，穆夫提作为一个泛伊斯兰和至高无上的国家领导者主持在圣殿山上召开的世界伊斯兰大会，这标志着他开始登上世界舞台：这是他最荣耀的时刻，他也因此被冲昏了头脑。他仍激进地反对在巴勒斯坦进行任何复国主义移民活动，但他的对手纳沙希比市长、达贾尼家族和哈立德人却认为，和解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而言都将是更好的选择。穆夫提不能容忍任何反对的声音，他指责他的对手是支持复国主义的叛徒，还指控纳沙希比家族有犹太血统。纳沙希比试图在最高伊斯兰大会上罢免穆夫提，但未获成功。接着，穆夫提开始从他控制的所有组织中清除反对他的人。虚弱又无自信的英国人倾向于激进派取代温和派：1934年，新任高级专员阿瑟·沃科普（Arthur Wauchope）爵士放弃对纳沙希比的支持，转而支持选举哈立德家族成员担任市长。侯赛尼家族和纳沙希比家族之争无疑将变得更加激烈。世界正逐渐走向黑暗，危险正在不断逼近。法西斯势力的增长使妥协变得苍白无力，而暴力不仅能被接受且极具吸引力。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2]仅两个月后的3月31日，穆夫提就秘密访问了德国驻耶路撒冷领事海因里希·沃尔夫（Heinrich Wolff），他宣称“巴勒斯坦境内的穆斯林欢迎新的政权，希望传播法西斯的反民主领导能力”。他又补充道：“穆斯林希望德国发动一场抵制犹太人的运动。”此时，希特勒已对欧洲犹太人发出了警告，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开始剧增，耶路撒冷的人口结构不断改变着。1933年，三万七千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1934年，又有四万五千名犹太人来到此地。截至1936年，耶路撒冷已有十万犹太人，相比之下，基督徒及穆斯林阿拉伯人相加才只有六万。正当纳粹侵略扩张和反犹主义威胁欧洲，且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加剧时，[3]阿瑟·沃科普爵士开始着手建设一座新耶路撒冷，这是英国托管期间的一段黄金时期，新耶路撒冷是黄金时期的都城。沃科普之都：狩猎、咖啡馆、聚会和白袍沃科普是一个富有的单身汉，喜欢交际。这位头戴羽毛头盔的将军，在两名身着深红上衣、挥舞着镀金指挥棒的士兵的陪同下，将宾客们迎入新的政府议会大厦，一座位于城南恶意之山（Hill of Evil Counsel）上的富丽堂皇又带有摩尔人风格的宫殿。这座宫殿拥有一座八角塔，喷泉中各种设施俱全，还有布满刺槐和松树的树林。这座大厦就是一个迷你的英伦世界，铺满木质地板的大厅，悬垂而下的水晶吊灯，一个专为警察乐队设置的走廊，数间餐厅，多间台球室，分别为英国人和当地人准备的单间浴室，以及专为一个爱狗民族设置的耶路撒冷仅有的狗公墓。来到此地的客人们都身着制服或头戴高帽身着燕尾服。有人回忆道：“金钱和香槟，如流水一般。”沃科普的官邸是英国人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创造出的现代耶路撒冷的核心饰品。贝尔福老伯爵亲自参加了位于斯科普斯山上哈达萨医院附近的希伯来大学的启用仪式；帝国大厦的建筑师建造了一座阴茎般的塔式外形的基督教青年会建筑；洛克菲勒家族则在城墙的正北面建成了一座哥特-摩尔风格的博物馆。充满“华丽的店铺、挂着高大吊灯的咖啡馆以及各种奢侈品店”的乔治五世大街，令一名年轻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后来成为以色列著名作家的阿莫司·奥兹想起“我从电影里知道的美丽的伦敦城，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有教养的英国人混居在一起；在那里，梦幻般翘首期盼的女士们身着夜礼服休闲度日”。这是耶路撒冷的爵士乐时代，在这儿，新潮女郎带着千年的福音进行飙车。“闺房宝贝们开着福特车穿行于耶路撒冷。”《波士顿先驱报》如此描述。该报当时正在采访柏莎·斯帕福德，据报道，她“正向土耳其人兜售美国廉价小汽车和保温瓶，并宣称是上帝而非贝尔福将犹太人送回巴勒斯坦”。耶路撒冷还是一座缺乏奢侈品的大城市。但在1930年，耶路撒冷出现了首座世界级的饭店。宏伟的大卫王饭店以带有亚述、“圣经风格”和穆斯林装饰及其“身着白色马裤、头戴红色塔布什帽的高大苏丹服务生”而闻名，因得到富有的埃及犹太人和英国犹太金融家弗兰克·戈德史密斯（Frank Goldsimith，詹姆斯爵士的父亲）的支持，该饭店迅速变成了耶路撒冷的时尚中心。一位美国旅行家将大卫王饭店错认为重新修复的所罗门圣殿。拉吉卜·纳沙希比每天都在那儿理发。这座饭店使耶路撒冷成为黎巴嫩和埃及的衰落阿拉伯皇族富人们的奢侈胜地。外约旦的国家元首阿卜杜拉在大卫王饭店定期逗留——期间，饭店负责照顾他的骆驼和马匹。1934年10月，丘吉尔携妻子及他的朋友莫因勋爵（后来成了巴勒斯坦冲突的牺牲品）在此暂住。穆夫提不甘示弱，雇用犹太承包商，在古代玛米拉旧址上建立了他自己的饭店——皇宫饭店。当一名曾做过护士的美国犹太妇女在耶路撒冷开设的首家美容院开张时，农民们伫立凝视，希望橱窗里的模特开口说话。城内最好的书店位于雅法门附近，由布洛斯·赛义德（Boulos Said，智者爱德华的父亲）和他的兄弟经营；最好的高级服装定制中心则属于库尔特·梅（Kurt May）夫妇，他们是逃离希特勒迫害的德国犹太人的典型代表——“梅”这个名字以希伯来语、英语、阿拉伯文的形式被刻写在门上——库尔特·梅这家店里所有的纺织品都从德国进口，很快就吸引了犹太商人、英国地方长官的阔太太及约旦阿卜杜拉的王妃们。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皇帝及其随从曾经买空了整个商店。梅夫妇是比复国主义者更有文化的德国人——库尔特曾在一战中获得铁十字勋章——他们不信仰任何宗教。梅夫妇居住在店铺楼上，他们的女儿米里亚姆出生时，他们将她交给一位阿拉伯奶妈哺乳；在她长大后，他们禁止她和隔壁“没有足够教养的”波兰犹太人玩耍。耶路撒冷很小，所以春天来临时，米里亚姆的父亲经常会带她出城，步行去鲜花盛开的犹地亚采摘仙客来。每周五晚上是他们最重要的交际时间：当极端正统犹太人进行祈祷之时，梅夫妇通常正在大卫王饭店跳着舞。英国人似乎把巴勒斯坦当成了帝国的一个行省：陆军准将安格斯·迈科内尔（Angus McNeil）建立了“拉姆勒谷胡狼狩猎协会”，用一群猎犬追逐狐狸和胡狼。支持复国主义的顾客在军官俱乐部里注意到，如果不是最近的马球比赛或赛马大会的话，所有谈话内容都是有关射杀鸭子的。还有一个年轻军官驾驶着私人飞机飞进了城里。在贵族制度繁文缛节的熏陶下，英国公立学校的男生都陶醉于耶路撒冷的等级体系，特别是政府大厦的宴会上必要的社交礼仪。约翰·钱塞勒的助手哈里·卢克（Henry Luke）爵士还记得，在政府大厦，宴会主人是怎样欢迎各位高级专员、大拉比、大法官、市长和族长们的：“专员阁下，法官阁下，主教大人，红衣主教阁下，神父大人，教长大人，市长阁下，女士们和先生们。”这座兴旺发达的新耶路撒冷，到1931年已有十三万两千六百六十一名居民，这证明英国的统治和复国主义移民确实有助于经济的繁荣，并增加了阿拉伯移民：移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比犹太人还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是叙利亚或黎巴嫩人口增速的两倍。[4]十年内，耶路撒冷吸引了两万一千名新阿拉伯人和两万名新犹太人。这段时间也是大家族的鼎盛时期。英国人支持阿拉伯人的家族王朝，努赛贝和纳沙希比家族占有了四分之一的土地。后来成为巴勒斯坦哲学家的萨里·努赛贝（Sari Nusseibeh）写道，努赛贝和纳沙希比家族还“适应了英国人引进的社会秩序，并且与之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些人属于同样的绅士社会，英国军官私下里比较喜欢与这些人接触，而不喜欢与俄国犹太暴发户来往”。大家族的生活极其奢华：哈齐姆·努赛贝的父亲拥有两处“宫殿式的宅邸，每处都有二十到三十个房间”。父辈们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子孙们则进入谢赫贾拉的圣乔治公立学校，后来又进入牛津大学。萨里的叔叔哈齐姆·努赛贝回忆道：“观察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大贵族是很有趣的。夏季，他们身着熨烫平整的白色丝质长衫，脚穿系着丝带的锃亮皮鞋。”哈齐姆的兄弟安瓦尔·努赛贝经常乘坐耀眼的别克汽车（这座城市里的第一辆）漫游耶路撒冷。许多阿拉伯中产阶级、穆斯林和正统犹太人为托管政府工作。他们居住在位于谢赫贾拉、塔尔比赫、巴卡和卡塔蒙的前奥斯曼人区的粉红色石头别墅中。这里属于耶路撒冷的郊区，阿莫司·奥兹将其形容为“一座阴霾的城市，充满着十字架、塔里特（犹太披肩）、众多清真寺和神秘事物”，还充斥了“修士和修女、法官和宣礼吏、显贵、戴面纱的女人和蒙斗篷的教士”。在拜访一户富裕的阿拉伯家庭时，奥兹赞美了“八字胡的男人、珠光宝气的妇女”和“体态优美、双手涂红指甲、留着优雅发型和身着运动休闲裙子的迷人少女”。历史学家乔治·安东尼乌斯（George Antonius），一个在美学上“拥有剑桥大学教授般洞察力的叙利亚爱国者”，每年都举办“各种奢华的聚会、午宴、晚宴和招待会”，他有一个“迷人漂亮”又令人无法抗拒的妻子凯蒂，凯蒂是一个拥有埃及多家报社的黎巴嫩经营者女儿。[5]他们在谢赫贾拉的别墅（现已归穆夫提所有）藏书一万两千册，成为阿拉伯贵族、英国精英、名人贵客的社交总部，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沙龙。“漂亮的女人、美味的食物、机智的对话，每一个到场的人都身处耶路撒冷最好的聚会，”纳萨尔丁·纳沙希比记得，“宴会上总是充满愉快而邪恶的氛围。”据说，安东尼乌斯的婚姻生活是开放的，凯蒂是众人皆知的轻浮女子，喜欢身着制服的英国人。“她既玩世不恭，又对一切充满好奇，”一个耶路撒冷老人回忆道，“她会捏造流言蜚语，并将人们对号入座。”安东尼乌斯后来告诉他的女儿，他曾参加当地一位社会名流举办的带有伴舞乐队的聚会，那次聚会上，他提出在耶路撒冷举行换妻派对，其他宾客对此十分震惊：他会邀请十对夫妇，但每人都只能带不是配偶的异性前来，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英国人对复国主义的热情逐渐冷却，因此和犹太人渐行渐远。英国人中最典型的或许就是高级专员约翰·钱塞勒爵士，他抱怨犹太人是“忘恩负义的民族”。每个犹太社区都反映出不同的国家文化：里哈维亚（Rehavia），世俗德国教授和英国官员之家，是最令人满意的居住区，文明、平静又富有欧洲韵味；布哈拉区则中亚风情十足；哈希德派的米歇雷姆（Mea Shearin）破旧不堪、贫困交加，使人想起17世纪的波兰；阿莫司·奥兹回忆说，齐科隆·锡安（Kerem Avraham）兴奋于“少有的阿什肯纳兹菜肴香味，其中夹杂着罗宋汤、大蒜和洋葱以及酸白菜的味道”；塔尔皮奥特（Talpiot）是“一座柏林花园郊区的耶路撒冷翻版”；奥兹自己的房子在克列姆·亚伯拉罕，位于英国领事詹姆斯·芬恩老房子附近，它像极了俄国建筑，“属于契诃夫的风格”。魏茨曼把耶路撒冷称为“一座现代的巴别塔”，不同世界的文明在此持续不断地交融，尽管其间时而发生暴力并密布着不祥之云。哈齐姆·努赛贝写道，那座世界性的耶路撒冷是“世界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咖啡馆全天营业，聚集了新阶层的知识分子、纨绔子弟和浪子，他们把家族橘园收入、新闻稿的稿酬和公务员薪水捐献于此。这些咖啡馆推出高雅的芭蕾舞，还有伤风败俗的漂亮演出、卡巴莱歌唱家和传统民谣歌手、爵士乐队及埃及流行歌手。在托管初期，派头十足的知识分子卡里尔·萨卡基尼在挨着帝国饭店的雅法门内的“流浪者咖啡馆”开坛讲学。在那儿，水烟筒吞云吐雾，盛满黎巴嫩亚力烈酒的碰杯声不断。这个自称“懒散王子”的人讨论着政治并阐述着他的快乐哲学“流浪汉宣言”——“懒散是我们聚会的座右铭，一天工作两个小时”——之后，他就沉溺于“吃、喝、玩”之中。然而，在成为巴勒斯坦的教育督察后，他的好逸恶劳就不得不收敛了。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在市政府拥有闲差的乌得琴手，长时间过着懒散的生活：他的兄弟在俄国大院旁边的雅法路上开了家有歌舞和乐队表演的贾瓦哈里耶咖啡馆。附近邮局咖啡馆的一位老主顾回忆道：“咖啡馆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白胡子的沙皇军官、年轻的神职人员、移民画家、总讨论她的乌克兰财产的优雅女士，还有许许多多年轻的男女移民。”许多英国人喜欢这种“真正的文化融合”，哈里·鲁克爵士尤其如此，他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耶路撒冷家庭：“保姆来自南英格兰，男管家是白俄罗斯人，[6]仆人是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厨子阿哈米德是黝黑的柏柏尔人，让我们吃惊的是在厨房帮忙的亚美尼亚男孩其实是个女孩，而女仆则是俄国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融合。“我非常讨厌他们所有人，”将军“炮筒”沃尔特·康格里夫爵士说，“这些人像畜牲一样，整堆人也不值一个英国人。”本-古里安和穆夫提：缩小的沙发虽然穆夫提正处于名声极其显赫的时期，但他仍努力去主导广大阿拉伯人的看法，包括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如乔治·安东尼乌斯、马克思主义者、世俗的民族主义者及伊斯兰基要主义者。许多阿拉伯人厌恶穆夫提，但大多数人越来越确信只有武装斗争才可以阻止犹太人复国。1933年11月，前市长穆萨·卡齐姆·侯赛尼——他不完全支持侄子穆夫提——领导了耶路撒冷的游行示威。示威引发了骚乱，三十名阿拉伯人丧生。第二年，穆萨·卡齐姆去世，阿拉伯人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人们为穆萨·卡齐姆哀恸哭号，”后来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 Shuqayri）写道，“哈吉·阿明（穆夫提）则使许多人伤心悲痛。”在托管的第二个十年里，超过二十五万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这个数字是前十年的两倍之多。阿拉伯人，无论是在牛津受过教育的文化修养深厚的耶路撒冷精英，还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此时都已明白英国人从未叫停移民，也未阻止众所周知的犹太社团伊休夫精心组织的更多活动。阿拉伯人快没时间了。1935年移民最高潮时，有六万六千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在那个恐怖的年代，战争常常被看作一种净化民族的仪式，甚至知识分子萨卡基尼和美学家贾瓦哈里耶此时都相信，只有暴力可以拯救巴勒斯坦。哈齐姆·努赛贝写道，答案是“武装反抗”。这就是年老体衰、再次成为复国主义大会主席的魏茨曼所面对的情况，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戴维·本-古里安的手里，他是新近当选的犹太代办处——伊休夫的最高权力机构——执委会主席。风格上，两个人都独断专行并聪明睿智，都致力于复国主义和西方民主。但他们也相互对立。本-古里安是一个粗鲁的工人阶级实干家，适合担任战争与和平年代的领导人。他不善闲谈（除了历史和哲学相关话题），也缺乏幽默感——身材矮小的本-古里安讲的唯一笑话是关于拿破仑的身高，这个笑话的笑点是“没人比拿破仑更强大，只能比他更高”。他有两个孩子，是一个令人不满的丈夫——他曾与一位高挑的、蓝眼睛的英国伦敦女人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但他是个沉思的孤独者和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总是专注于事业，收集各种书籍，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二手书店里。已闻名于世时，这个“老头”学起了西班牙语以便阅读塞万提斯的作品，又为了研究柏拉图而学习希腊语；计划建国时，他看起了希腊哲学；开始战争时，他读起了克劳塞维茨的书。魏茨曼是复国主义的显贵，身着在萨维尔街定制的西装，参加过的上流社会家庭沙龙要比暴晒下的加利利农场多得多，他拥有其朋友西弗家族赠送的玛莎百货原始股，十分殷实富有。“你是当今以色列之王。”本-古里安告诉魏茨曼，但不久他就转而反对“魏茨曼的个人崇拜体制”。魏茨曼不像本-古里安，他知道他生来就不是个军阀，但他对年轻人的战斗性则持半尊敬半蔑视的态度。在他六百页的回忆录中，魏茨曼仅有两次提到本-古里安。魏茨曼与列宁长得很像，而本-古里安则不折不扣效仿了布尔什维克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本-古里安起初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崛起于劳工运动中。他一直坚信，通过犹阿工人阶级的合作，一个新的巴勒斯坦一定能够得以建立。本-古里安梦想建立一个犹太国，但这似乎根本不可能实现。本-古里安对于“与政治复国主义同时出现的阿拉伯民族运动颇具好感”，他相信一个阿-犹联邦是那时犹太人可以期待的最好选择。他和穆夫提彼此试探共建国家的可能性：回顾过去，彼此妥协还是可能的。1934年8月，本-古里安开始会见穆夫提的两个稳健派顾问——为英国人工作的律师穆萨·阿拉米（Musa al-Alami）[7]和作家乔治·安东尼乌斯。本-古里安提议在一个包括外约旦和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联邦之下，建立一个犹阿共享政府，或者一个犹太实体。当然，本-古里安争论道，巴勒斯坦就像一个沙发，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民族。穆夫提对此印象深刻，但未做任何承诺。阿拉米后来忆起，穆夫提和本-古里安就民族主义曾有过一阵唇枪舌剑，很明显犹太领导人更加灵活老练。他感到遗憾的是，阿拉伯人从未有过他们自己的本-古里安。在此期间，穆夫提和他的贵族追随者们正失去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1935年11月，一个名叫伊扎特尔丁·卡桑（Izzat al-Din al-Qassam）的叙利亚传教士开始反抗英国人，他曾是穆夫提位于海法沙利亚法庭的一名下级官员，一直规劝穆夫提拒绝任何政治妥协。卡桑远比穆夫提激进得多，他是一个相信殉教神圣性的纯粹的基本教义者，也是基地组织和圣战者的先驱。此时，他带领着他的十三个“黑手党”穆斯林游击队员隐藏在群山之中。11月20日，卡桑在山中遭到四百名英国警察围困并被打死。卡桑的殉教[8]震惊了打算起义的穆夫提。1936年4月，卡桑的继任者在纳布卢斯城外实施了一场行动，杀死两个犹太人，但放了一个德国人，这个人声称自己是“支持希特勒”的纳粹。这次事件引燃了冲突的火花。作为报复，犹太民族主义者伊尔贡杀死了两个阿拉伯人。当枪声响起时，阿瑟·沃科普爵士完全没有能力作出反应。一个年轻的军官注意到，他都“不知道做什么”。* * *注释[1] 纳沙希比家族声称祖上是一名13世纪的马木鲁克当权者纳赛尔·丁·纳卡希比，他一直担任两处圣地（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的监管人。事实上，他们是18世纪为奥斯曼人制造弓箭的商人的后裔。拉吉卜的父亲赚了一笔大钱，又联姻了侯赛尼家族。[2] 他受到冯·巴本的帮助，1917年，冯·巴本就曾动念挽回德国在耶路撒冷的声誉。曾担任过总理的巴本建议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他确信他和他的贵族同党能够控制纳粹党：“两个月内，我们会使希特勒陷入困境，他将落荒而逃。”巴本担任希特勒的副总理，但不久就辞职，成为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纽伦堡审判中他被判处几年监禁，后于1969年去世。[3] 当英国人企图限制锡安移民时，约瑟夫·斯大林正在建设他自己的苏维埃耶路撒冷。他宣布：“沙皇没有给犹太人土地，我们会给。”斯大林关于犹太人的观点是前后矛盾的。在1913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论民族的文章中他宣称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只是“神秘、难以确定和超脱尘俗”。掌权之后，他下令禁止他称之为“嗜食同类”的反犹主义；1928年，他又批准建立一个以意第绪语和俄语为官方语言的犹太家园。1934年5月成立的“斯大林的锡安”，即犹太自治区，位于靠近中国边境的比罗比詹，那里当时还是一片荒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之后，斯大林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其他人支持在更迷人的克里米亚——斯大林式的加利福尼亚——再建一个犹太家园，这最终引起了斯大林邪恶的反犹主义。到1948年，比罗比詹已容纳三万五千名犹太人，直至今天，还有几千名犹太人生活在那里，并且当地所有的指示牌使用的仍是意第绪语。[4] 据1938年成立的伍德海德委员会统计，在1919年和1938年之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四十一万九千，犹太人口增加了三十四万三千。[5] 安东尼乌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富有的黎巴嫩棉花商之子，出生在亚历山大，并在维多利亚学院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和E．M．福斯特是朋友。他曾担任托管政府的教育部副部长。安东尼乌斯在其著作《阿拉伯觉醒》——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创性文本之一——中撰写了阿拉伯大起义和英国人背叛的编年史。安东尼乌斯也曾担任穆夫提和英国高级专员的顾问。他的女儿索拉雅后来以她父母的经历为蓝本写下了可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小说《神灵商议之处》。[6] 耶路撒冷有许多白俄罗斯人，但有一位大公夫人是死后才回到这里。1918年，谢尔盖大公的遗孀，已成为修女的埃拉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逮捕。布尔什维克谋杀了埃拉的妹妹亚历山德拉皇后、尼古拉二世沙皇和他们的孩子，几小时后，她的头颅被打碎了，接着又被拖到阿拉帕耶夫斯克的一个竖井内。当白军占领阿拉帕耶夫斯克时，他们发现了那些尸体：埃拉的尸体几乎没有腐烂。她的尸体和她忠诚的芭芭拉修女姐妹途经北京、孟买和塞得港，到达耶路撒冷。1921年1月，哈里·卢克爵士在那儿接收了她们，他更改了棺材穿过耶路撒冷的路线，以避免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犹太移民的抗议。“两个简朴的棺材从火车上卸下来，一小队人马悲伤低调地曲折前行到橄榄山，”和妻子维多利亚帮助运送棺材的米尔福德·海文侯爵路易斯写道，“俄国农妇是无依无靠的朝圣者，她们一直哭泣和呜咽，为了能触摸到棺材她们几乎打起来。”米尔福德·海文夫妇是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的祖父母。埃拉被封为“新殉道者伊丽莎白”，并被安置在她和她丈夫建造的玛利亚·抹大拉教堂内一座玻璃盖的白色大理石棺内。埃拉的一些圣物已被送返她生前所在的莫斯科玛莎和玛丽女修院。[7] 他是几大显要家族的一员。阿拉米家族的住宅是耶路撒冷最气派的：17世纪，这个家族买下了一处紧挨着圣墓大教堂的房产。这座房屋和教堂共用部分屋顶，这点令人十分吃惊。经历过拜占庭帝国、十字军东征和马木鲁克的兴盛衰落之后，这座建筑仍归该家族后代所有。穆萨·阿拉米的一个堂兄弟现在还担任着隔壁萨拉丁学校的领袖。[8] 哈马斯——加沙的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因受到卡桑的鼓舞，而将武装派别命名为“卡桑旅”，他们的导弹火箭则被称为“卡桑火箭”。49　阿拉伯起义公元1936年—公元1945年穆夫提的恐怖统治1936年初，耶路撒冷一个寒冷的夜晚，“零星的来复枪声响彻明净的夜空”。哈齐姆·努赛贝意识到“武装反抗已经开始”。起义队伍逐渐壮大。同年4月，阿拉伯人在雅法杀死了十六个犹太人。巴勒斯坦各派组成了一个穆夫提领导下的高级阿拉伯委员会，并号召全国罢工。罢工迅速失控。穆夫提宣称，这是一场神圣的斗争，号召他的圣战军作为志愿军开始攻打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外约旦的英国人和犹太人。5月14日，犹太区里的两个犹太人被射杀，穆夫提坚称“犹太人正试图将我们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谋杀我们的孩子，烧毁我们的家园”。两天后，阿拉伯枪手又在爱迪生电影院杀死了三个犹太人。伊休夫开始感到恐慌，但本-古里安奉行一种自制方针。在此期间，英国的部长们开始质疑托管的全部原则，并委派前内阁部长皮尔（Peel）伯爵前往考察。1936年10月，穆夫提取消罢工，但他拒不承认皮尔。魏茨曼则努力说服这些专员。在阿卜杜拉的坚持下，穆夫提表明了巴勒斯坦人要求独立、废除《贝尔福宣言》和驱逐犹太人的主张。1937年7月，皮尔提出一个两国分治的解决方案：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一个加入阿卜杜拉外约旦的阿拉伯区域（占巴勒斯坦的百分之七十）和一个犹太区域（占巴勒斯坦的百分之二十）。另外，他建议迁走犹太区内的三十万阿拉伯居民。耶路撒冷将仍是英国控制下的一个 特殊实体。复国主义者接受了这个方案——他们早已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得到一个被分割的耶路撒冷。魏茨曼并未对这个小型的犹太实体感到失望，他若有所思地说：“大卫王的王国更小。”和复国主义者相反，皮尔抱怨道：“自1919年以来，没有任何一名阿拉伯领袖愿意与犹太人合作。”只有外约旦的阿卜杜拉热情支持皮尔的计划。回想起来，皮尔的计划若能实现，以色列就不会以其目前的面貌出现，但那时，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一个英国伯爵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想法所激怒：穆夫提和他的对手纳沙希比都拒绝接受皮尔的计划。起义再次爆发。穆夫提支持并组织了这场暴力。他似乎对于谋杀他的巴勒斯坦对手，而不是英国人或犹太人更感兴趣。最近，研究侯赛尼家族的历史学家写道：“穆夫提要为这种以铲除异己来实现控制的手段负责。”穆夫提在享用他喜欢的扁豆汤后，总是由他的苏丹警卫——圣地传统看守后裔——陪同。当他命令实施暗杀行动时，他的举动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在持续两年的暗杀行动中，他清除了许多最正直和最稳健的同胞。会见皮尔后的第十天，穆夫提拜访了德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他声明支持纳粹主义并希望与纳粹党合作。第二天，英国人试图逮捕穆夫提，但他在阿克萨清真寺找到了避难所。英国人不敢大肆攻击圣殿。他们转而包围了圣殿山上的侯赛尼，谴责他是起义的组织者。但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帮派都在侯赛尼的控制之下：卡桑的圣战追随者也会狂热地杀死任何被怀疑与当局合作的阿拉伯人。在阿拉伯人之间，这不亚于一场野蛮的内战。据说，穆夫提使许多家庭伤心欲绝。拉吉卜·纳沙希比起初支持起义，之后转而反对穆夫提的恐怖政治和策略。此后不久，他的别墅遭到机枪扫射，一个正在看足球比赛的小堂弟被杀。当拉吉卜的侄子法赫里·贝·纳沙希比指责穆夫提的行为是自取灭亡时，报纸上刊登了处决他的法令：他后来在巴格达遭到暗杀。纳沙希比把自己的侍从武装成闻名的“纳沙希比部队”或曰“和平部队”，开始打击穆夫提的人。阿拉伯人的头饰成了起义时辨识敌我的标志：侯赛尼的支持者戴着格子花纹的阿拉伯头巾，纳沙希比的人戴着代表和解的塔布什帽。穆夫提组建了叛军法庭审判叛徒，并发行了邮票。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这位三十岁的圣战军司令官指挥了耶路撒冷的起义。他是已故的穆萨·卡齐姆·侯赛尼（曾使用化名阿布·穆萨）的儿子，在锡安山上的圣公会主教戈巴学校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曾在开罗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谴责英国的背信弃义和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被埃及驱逐之后，他组织了穆夫提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党，担任该党报纸的主编，又以训练童子军为幌子建立了其军事派别“绿手民兵”组织。在家里，侯赛尼是个优雅的贵族，留着笔直的胡须，穿着英式的西服，然而他也擅长拿枪，在战场上与敌人火拼。他经常“羞辱耶路撒冷周围的殖民军队”，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这样认为。1936年，侯赛尼在希伯伦附近的一场抗击英国坦克的战斗中受伤。在德国治好伤后，他马上返回，以受洗者约翰的村庄安凯伦为基地继续战斗。侯赛尼在城内组织了一次暗杀英国警察局长的行动，随后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扫射中他再次受伤。侯赛尼的崇拜者把他看作一个阿拉伯骑士，放弃奢侈生活，同阿拉伯农民一起战斗，反抗异教徒入侵，但他的巴勒斯坦敌人将他视为穆夫提军阀中最坏的一个，其追随者不时恐吓那些不支持侯赛尼家族的村庄。1937年9月26日，加利利的英国地方专员路易斯·安德鲁斯被暗杀。之后的第十二天，穆夫提化装成女人逃出耶路撒冷，这次不体面的退出削弱了他在巴勒斯坦的实力。在黎巴嫩流亡期间，穆夫提在一场仍在升级的战争中指挥了几次行动。他残酷地强迫别人服从他和他的强硬的不妥协政策。英国人正努力控制巴勒斯坦：纳布卢斯、希伯伦、整个加利利地区经常失去控制，他们有一段时间甚至失去了老城。英国人从哈加纳中招募犹太援军加入所谓的犹太定居点警察队伍，但是这支队伍几乎无力防卫偏远的村庄。复国主义阵营中的民族主义者厌恶本-古里安的自制政策。民族军事组织伊尔贡在阿拉伯起义初期集合了一千五百人，以向耶路撒冷多家咖啡馆扔手榴弹等残暴对待阿拉伯平民的方式来反击阿拉伯人的攻击。1937年11月的黑色星期天，他们发动一起连环爆炸事件，此举震惊了魏茨曼和本-古里安，却吸引了众多新成员涌向伊尔贡。就像穆夫提的暴徒消灭了阿拉伯温和派一样，阿拉伯起义也损害了希伯来大学美国籍校长犹大·马格内斯（Judah Magnes）的信誉，他主张与阿拉伯人和解，以建立一个双民族而不是犹太实体的国家，并采取犹阿两院制议会。本-古里安的自制政策不久后遭到抛弃，英国人此时毫不留情地以各种方式和手段镇压阿拉伯人，集体惩罚整个村庄并一度摧毁整个雅法社区。1937年6月，英国人对携带武器的人执行死刑。10月，曾严厉治理加尔各答长达三十年的查尔斯·特加特（Charles Tegart）爵士到达耶路撒冷。他建立了五十个“特加特要塞”，在边境周围筑起安全墙，掌管了镇压叛乱和收集情报的部门，还创建了阿拉伯调查中心。特加特在西耶路撒冷开办了一所学校，教授他的审讯者怎样折磨嫌疑犯——包括“灌水”技术，即用咖啡壶强行将水灌入犯人鼻中，这种方法现在以“水刑”而闻名——直到这座城市的长官基思·罗奇（Keith Roach）要求将它迁走为止。英国皇家空军军官阿瑟·哈里斯——后来以德累斯顿“轰炸机”而出名——监督了对叛乱村庄的空袭。但随着欧洲纳粹势力的迅速发展，英国人渐渐无力派遣足够多的军队来镇压阿拉伯起义，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犹太人的帮助。一个出身名门的年轻叛乱镇压专家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被派往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受邀留在高级专员沃科普身边。温盖特观察到，沃科普“接受每个人的建议并已完全失去对事务的掌控”。他建议训练犹太战士并以乱制乱。温盖特日后将成为复国主义版的劳伦斯——魏茨曼称他为“犹地亚的劳伦斯”。凑巧的是，这两个不守常规的英国阿拉伯学者竟是表兄弟。奥德·温盖特和摩西·达扬：老城的陷落温盖特的父亲是一名富有的殖民地陆军上校，他还肩负着使犹太人改宗的福音派传教使命。温盖特从小便受到《圣经》的熏陶和帝国的培养，能熟练地讲阿拉伯语，并能像劳伦斯一样成功地指挥阿拉伯的非正规军——驻扎在苏丹的东阿拉伯军团的一支。“在他身上，”魏茨曼写道，“融合着学者和实干家的双重品质，使我想到劳伦斯。”但一到耶路撒冷，他就经历了一场几乎是质的转变。他对复国主义者的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对穆夫提牛仔式的伎俩和英国军官的反犹主义感到厌恶。“每个人都在反对犹太人，”他宣称，“所以我支持他们！”温盖特视察了被包围的英国军队和犹太农场。深夜，守军看到有个“毫不起眼的人物”前来造访，他头戴一顶博尔萨利诺帽或沃尔斯利式遮阳帽，身着破旧的棕榈沙滩服，系着一条皇家炮兵领带，看起来“像那种你见过的在特拉维夫咖啡馆附近闲逛的可疑的下层人”。三十三岁的温盖特上尉总是全部武装，有着“明亮的蓝眼睛、鹰一样的容貌和一副学者风范的远行苦行僧的外表”，他乘坐一辆“装满武器、地图、恩菲尔德步枪、米尔斯手榴弹和一本《圣经》”的斯图贝克轿车。温盖特判定“犹太人将提供比我们民族更好的士兵”。1938年3月，英军司令阿奇博尔德·韦弗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对温盖特这种“非凡个性”产生了深刻印象，他命令温盖特去训练犹太特种部队，并调动这些所谓的夜间特别行动队镇压叛乱。韦弗尔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那时没有意识这件事与T．E．劳伦斯有什么关联。”温盖特在雅法门附近的法斯特酒店设立总部。他学会了流利地使用希伯来语，不久就成为复国主义者人人皆知的“朋友”，但他同时也被阿拉伯人看作敌人，被他的许多英国军官兄弟看作胆大妄为的怪人。温盖特搬出政府大厦，和妻子洛纳在塔尔皮奥特安家落户。露丝·达扬（Ruth Dayan）回忆道，洛纳“非常年轻漂亮，像个瓷娃娃，人们无法把自己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露丝的丈夫摩西·达扬（Moshe Dayan），俄国移民的儿子，二十二岁，出生在第一个设立的基布兹，当时已经秘密加入哈加纳并公开在犹太定居点警队中服役。“一天晚上，一个来自哈加纳的人在一名陌生的来访者陪同下出现了。温盖特身体瘦长，笨重的左轮手枪不离其身，随身携带一本小小的《圣经》。每次开展行动之前，他都要阅读《圣经》中关于我们正在开展行动的地方的段落”。这个尊崇《圣经》的福音派军事继承人带领他的夜间行动队反击了阿拉伯枪手。枪手们“被迫认识到他们不再能找到任何确保安全的道路：他们可能在任何地点的一场伏击中被俘”。英国在阿拉伯起义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训练了两万五千名犹太援军，包括由伊扎克·萨赫德——一个成为哈加纳参谋长的前俄国红军老兵——领导的其他突击队。“你们是马卡比的子孙，”温盖特告诉他们，“你们是犹太军队的首批士兵！”他们以其技能和精神为后来的以色列国防军奠定了基础。1938年9月，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不仅姑息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侵略，还允许希特勒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借此腾出军队：两万五千人的增援部队来到了巴勒斯坦。然而，叛军却在耶路撒冷发动了一次大胆的奇袭：10月17日，叛军占领整个老城，封锁了城门，将英国军队赶了出去，甚至还发行了带有圣城标志的邮票。居住在雅法门附近的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自豪地看到一面阿拉伯旗帜飘扬在大卫塔上，一位被围困在西墙的拉比遭到阿拉伯抢手的恐吓。但10月19日，正如瓦希夫从他的家中看到的那样，英国人猛攻各个城门，重新夺回了这座城市，并杀死十九名枪手：“我无法描述那晚英军和叛乱分子之间的战斗。我们看到了多起爆炸，听到了炸弹和子弹难以置信的爆裂声。”尽管对犹太人来说温盖特是个英雄，但对英国军官来说他的各种行动还是对英方越来越不利。他们听说温盖特曾一丝不挂地为客人们开门，还和一个犹太歌剧演唱家有过一腿。甚至达扬也承认：“依照通常的标准，温盖特不能被看作是正常人。每次行动之后他都一丝不挂地坐在角落里读《圣经》，还嚼着生葱。”温盖特的师长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gomery）少将不喜欢他的军事鲁莽行为和支持复国主义的做法。蒙哥马利后来告诉达扬，温盖特“精神上不稳定”。温盖特被命令返回耶路撒冷英军司令部。既然已有自己的军队，英国人就不再需要犹太人突击队了。“我不在乎你是犹太人还是异教徒，”蒙哥马利告诉阿犹双方代表，“我的职责是维持法律和秩序，我也正是打算这么做的。”蒙哥马利宣布这场起义“最终已被粉碎”。五百个犹太人和一百五十个英国人被杀；而这次起义使巴勒斯坦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时至今日仍未恢复元气：所有二十到六十岁男丁的十分之一被杀、受伤或逃亡，一百四十六人被判死刑，五万人被捕，还有五千户人家的住宅遭到破坏。总共大约四千人被杀，他们中的许多阿拉伯人死于自己同胞之手。刚好那时欧洲可能马上需要英国军队。“我很遗憾要离开巴勒斯坦，”蒙哥马利说，“因为我在这里打了一场美好的战争。”[1]内维尔·张伯伦的父亲曾提议在乌干达建立一个犹太国，张伯伦自己则决定推翻《贝尔福宣言》。如果战争爆发，犹太人除了支持英国反抗纳粹之外，别无选择，但阿拉伯人有一个现实的选择。“如果我们必须冒犯一方的话，”张伯伦说，“那就冒犯犹太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因此，他邀请双方以及众多阿拉伯国家在伦敦举行了一次会议。阿拉伯人提名穆夫提作为总代表，但考虑到英国不会容忍他的出现，最终决定由他的堂弟贾马尔·侯赛尼（Jamal al-Husseini）率领阿拉伯代表团参会。纳沙希比带领温和派与会。侯赛尼家族住在多尔切斯特，纳沙希比家族住在卡尔顿。魏茨曼和本-古里安代表复国主义者出席了会议。1939年2月7日，张伯伦不得不在圣雅各宫召开两次会议，因为阿拉伯人和复国主义者拒绝直接对谈。张伯伦希望说服复国主义者同意停止移民，但被拒绝。3月15日，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其余地区，这表明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的失败。两天后，殖民部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提交了一部白皮书，建议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并且在五年之内将移民数量限制为每年一万五千人，而五年之后阿拉伯人将取得否决移民的权利，如此可在十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不是犹太国。这是整个20世纪期间，巴勒斯坦人从英国人或其他任何人那儿得到的最好的提议，但政治上表现极其无能又狂妄顽固的穆夫提从他的黎巴嫩流亡之地拒绝了白皮书。本-古里安动员哈加纳预备役部队准备发起反抗英国人的战争，此时耶路撒冷犹太人发动了暴乱。6月2日，伊尔贡炸毁雅法门外的市场，杀死九名阿拉伯人。6月8日，一位正在进行东方游历的年轻美国游客约翰·肯尼迪（美国驻伦敦大使之子）在假期的最后一夜听到伊尔贡引爆的十四响爆炸声，整个圣城随即失去供电。此时有许多人对蒙哥马利将军的观点表示认同：“犹太人谋杀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谋杀犹太人，这种情况可能延续五十年。”穆夫提和希特勒：耶路撒冷的世界战争当阿道夫·希特勒似乎胜券在握时，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看到了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人和犹太人——的机会。法国已沦陷，德国军队正向莫斯科推进，而希特勒已启动他的“最终解决方案”，[2]开始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穆夫提转移到伊拉克指挥国外的反英阴谋，经过多次失败之后，他不得不逃亡伊朗，接着又遭到英国间谍的追踪。穆夫提开始了一场充满冒险的旅程，最终到达意大利。1941年10月27日，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罗马的威尼斯宫接见了穆夫提，支持他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如果犹太人想要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应该在美国建立特拉维夫，”领袖说，“我们意大利这儿有四万五千名犹太人，欧洲将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穆夫提非常满意这次会见，之后他去往了柏林。11月28日下午4点30分，神色紧张的阿道夫·希特勒接见了穆夫提，此时苏联已将德国人阻截在莫斯科郊外。穆夫提的翻译向希特勒建议，依据阿拉伯人的传统，希特勒应该用咖啡款待穆夫提。希特勒神经质地回应道，他不喝咖啡。穆夫提询问翻译是否有问题，翻译安慰了穆夫提，然后向元首解释，客人还是要求咖啡。希特勒回答，即使是最高统帅部的人也不允许在他面前喝咖啡。然后他离开房间，回来时，旁边跟着一名端着柠檬水的党卫队员。侯赛尼请求希特勒支持“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独立和统一”，并建立一个阿拉伯军团和国防军并肩作战。穆夫提向“世界未来的主人”提出的要求不只是巴勒斯坦，而是由他统治的阿拉伯帝国。希特勒很高兴他和穆夫提有共同的敌人：德国正和两大犹太势力堡垒——英国和苏联进行生死斗争，他当然不希望巴勒斯坦会成为一个犹太国。实际上，元首暗示了他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德国决心一步一步要求欧洲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解决自身的犹太问题。”“德国军队到达高加索南出口时，”希特勒说，“德国的唯一目标将是摧毁居住在阿拉伯世界内的犹太成分。”然而，在俄国和英国被打败之前，穆夫提觊觎整个中东的野心不可能实现。希特勒说，他“必须像个理智的人一样冷静又谨慎地思考和发言”，小心翼翼地不要冒犯他的法国维希同盟。“我们都为你的事担心，”希特勒告诉侯赛尼，“我知道你的人生故事。我兴致盎然地看着你从事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我很高兴你现在和我们在一起。”之后，希特勒称赞侯赛尼的蓝眼睛和红头发，判定他肯定有雅利安血统。穆夫提不仅赞同希特勒对英国的战略对抗，而且表态支持希特勒以最致命的方式推动种族反犹主义。很久以后他还在回忆录中写道，他非常喜欢的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曾向他泄露，1943年夏天，纳粹“已经灭绝了三百多万犹太人”。穆夫提冷漠地吹嘘他支持纳粹：“因为我当时相信，如果德国人获得胜利，巴勒斯坦复国主义分子的任何踪迹将不复存在，但我却依旧存在。”[3]穆夫提大老远地从多民族的耶路撒冷来到柏林，不出所料，那儿的犹太人对他的到来感到沮丧。穆夫提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以此认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是希特勒式的反犹分子”肯定是错误的。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同情犹太人处境的阿拉伯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厌恶英国人，因为“他们不公正、撒谎，同时也因为不满《贝尔福宣言》。阿拉伯人希望德国赢得战争。他们习惯于坐着收听新闻，等待着德国胜利的头版头条，一旦听到英国的好消息就满脸愁容”。“听起来也许很奇怪”，哈齐姆·努赛贝回忆，战时的“耶路撒冷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繁荣”。英国人取缔了多个犹太军事组织：摩西·达扬和他的哈加纳战友遭到逮捕，并被囚禁于阿克要塞监狱。1941年5月，当英属巴勒斯坦遭到北非的轴心国军队和维希法属叙利亚夹攻时，除了温盖特和萨德赫的战斗人员之外，英国人又组建了一支小规模的犹太突击部队帕尔马赫，准备抗击纳粹。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达扬，被派去进行突袭，为英国入侵维希法属叙利亚和黎巴嫩作准备。在黎巴嫩南部的一次交火中，达扬用双筒望远镜检查法军阵地时，“一颗步枪子弹击碎了望远镜，碎镜片和金属外壳嵌入了我的眼窝”。他不得不戴上眼罩，但当时他十分讨厌戴眼罩，感觉好似“一个残疾人，要是我可以去掉我的黑眼罩多好。它所引起的注意使我无法忍受，我宁愿把自己关在家里，也不愿意走在街上让人评头论足”。达扬和他年轻的妻子搬到耶路撒冷，在这里他可以接受治疗。他“喜欢绕着老城四处漫步，特别喜欢走在围墙上的狭窄小道上。某种程度上，我对新城很陌生，但老城却令人心醉”。考虑到德国人可能会占领巴勒斯坦，哈加纳在英国的帮助下准备走向地下。耶路撒冷是流亡君主们——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南斯拉夫国王彼得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喜欢的一个避难地，他们全都住在大卫王饭店。皇帝赤脚穿过街道，并将他的皇冠放到圣墓大教堂内的祭坛脚下。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重又得到他的王位。[4]无论日夜，大卫王饭店的走廊和酒吧都挤满了埃及、黎巴嫩、叙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埃塞俄比亚的王子王孙、名门显贵、骗子、朝臣、无业游民、大亨、皮条客、小白脸、交际花、电影明星以及同盟国、轴心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阿拉伯的间谍们，还有身着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军队制服的众多军官和外交官，以至于游客们不得不挤出一条路才能穿过走廊到达酒吧，喝到他们渴望的干马提尼。1942年，一位新客人登记入住，她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阿拉伯明星之一，她的一举一动反映出作为黎凡特贸易中心的耶路撒冷正在走向衰落。这位歌手用艺名阿斯玛罕（Asmahan）进行演唱，所到之处，无人能抗拒她危险的魅力，她是德鲁兹公主、埃及电影明星、阿拉伯流行歌手、高级妓女与多面间谍，而她也设法制造了一些她特有的混乱和神秘。贫苦潦倒的贵族后裔阿莫尔·阿特拉什（Amal al-Altrash）于1918年逃到埃及，她是出生在叙利亚的德鲁兹人，十四岁时因其歌喉被发掘，十六岁时首次发行唱片，通过广播迅速成名，之后进入电影业。她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是她下巴上的美人痣。1933年，她嫁给她的表亲，叙利亚德鲁兹山的埃米尔（她和他两次结婚两次离婚）。她坚持要像一个自由的西方女性一样生活，即便是在丈夫的山中宫殿里，然而她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卫王饭店里度过的。1941年5月，王妃——或曰埃米尔夫人——被英国情报机构招募，返回维希法国控制下的大马士革，取悦和贿赂叙利亚领导人，以换取他们对同盟国的支持。当盟军重新夺回叙利亚和黎巴嫩时，阿特拉什受到戴高乐将军的亲自感谢。由于她的歌声、难以抗拒的美丽和极其开放的性生活（有双性恋嗜好），阿斯玛罕不久就哄骗了贝鲁特的自由法国和英国的将军们，她在这些人中挑拨离间，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双面间谍。丘吉尔的特使刘易斯·斯皮尔斯（Louis Spears）将军对她非常着迷。他说：“她过去是，并且将来也一直会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她的眼睛深邃碧绿，如同你穿过天堂到达的大海一样。她用机关枪的精确和速度击倒了众多英国军官。不用说，她需要钱。”据说，如果你是她的情人，在她的闺房里你不可能孤单，在那儿，你很容易发现一位将军躲在床下，一位躺在床上，而斯皮尔斯在吊灯上晃荡。出于对同盟国违背“立刻同意阿拉伯国家独立”诺言的愤怒，这位王妃从一个英国情人那里偷取了大量的军事秘密，并试图将它们提供给德国人。当她在土耳其边境被拦截时，她咬伤了逮捕她的军官。自由法国突然暂停发薪给她，于是她搬到了耶路撒冷。当时阿斯玛罕才二十四岁，就成了大卫王饭店的“会客厅交际花”，整夜地喝着她喜欢的威士忌香槟鸡尾酒，勾引巴勒斯坦的王公贵族、更多的英国军官（及其夫人们）和阿里·汗王子。一位法国朋友回忆道：“她是个蛇蝎美人。”因为她姓阿特拉什（Altrash），英国女人称她为垃圾王妃（Pricess Trash）。阿斯玛罕震惊了自己的德鲁兹同胞，当她的首部电影在电影院上映时，他们甚至对着屏幕开火了——她太超前于她的时代了。阿斯玛罕可能是她自己最不利的敌人：她曾因试图摆脱埃及王太后纳兹莉而与一位内廷侍卫展开一段私情。为了一个男人，她和一个埃及舞蹈家争风吃醋，事件的高潮是两人争抢撕破对方的衣物。她把复国主义看作一种时尚的选择：“感谢上帝给我这些威尼斯皮货商。这至少意味着，你可以在耶路撒冷得到一件得体的毛皮大衣。”在这座城市度过一年之后，她又嫁给了第三任丈夫，一个埃及花花公子。1944年，她前往埃及拍摄电影《爱与复仇》，但电影尚未完成，她便在一场据说由军情六处、盖世太保、法鲁克国王（曾被她拒绝过）或她的冤家埃及著名歌唱家乌姆·库勒苏姆谋划的神秘车祸中溺死尼罗河。如果说她的兄弟法利德是阿拉伯世界的法兰克·辛纳屈，那她就是阿拉伯的玛丽莲·梦露。阿斯玛罕天使般的嗓音，尤其是她那首畅销歌曲《维也纳的迷人夜晚》，至今还深受人们喜爱。大街上满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士兵。“耶路撒冷的帕夏”——地方长官爱德华·基思-罗奇的主要挑战是控制澳大利亚人，这些人经常出入新城中心的老亨斯曼斯饭店里由老鸨柴娜经营的一家妓院，由于多次检疫都未能控制性病的传播，罗奇将“柴娜和她的乌合之众逐出了城区”。1942年，德国人向高加索纵深推进，同时，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正在向埃及推进。巴勒斯坦的伊休夫危在旦夕。在地中海对面的希腊，党卫军大队长沃尔夫·拉夫领导下的非洲别动队，已被指派去屠杀非洲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记录道：“当德国人到达托布鲁克时，犹太人的脸上显出了忧伤、难过和恐惧。”一个阿拉伯小贩用阿语叫喊着卖沙子——“拉梅尔”[5]听起来像“隆美尔”——使犹太人以为德国人正在逼近。“他们开始哭喊并不顾一切逃亡。”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回忆说。瓦希夫的医生是犹太人，他表示如果纳粹到达，他愿意藏匿医生和他的家人，但是医生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他向他的病人展示了他为自己和妻子准备的两个装有毒药的注射器。1942年10月，蒙哥马利将军在阿拉曼重创德国人，魏茨曼把这个奇迹比作西拿基立从耶路撒冷的神秘撤离。但11月，首个关于大屠杀的可怕消息传到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邮报》刊登了德军“大规模屠杀波兰犹太人”的报道。耶路撒冷犹太人哀悼三天，并且在西墙举行了仪式。1939年的白皮书宣布了英国人对犹太移民的制裁，这是最糟糕的时候：正值纳粹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遭受大屠杀之时，英国军队开始遣返载有绝望难民的船只。阿拉伯起义、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和白皮书使许多复国主义者确信，暴力是迫使英国允诺犹太家园的唯一方法。犹太代办处控制着最大的民兵组织哈加纳、拥有两千多人的特种部队帕尔马赫，还有两万五千名由英国人训练的民兵。此时，本-古里安是无可争议的复国主义领导人，“一个矮胖的人，具有先知般震撼力的银发”环绕在他的秃顶周围，用阿莫司·奥兹的话说，他有“浓密的眉毛，粗大的鼻子，古代水手般突出而傲慢的下巴和一个光芒四射的‘农民预言家’的意志力”。然而，此时却是更为好战的伊尔贡发动了反抗英国人的战争，领导者是一名不愿妥协的新领袖。* * *注释[1] 温盖特已在巴勒斯坦成名。丘吉尔非常喜欢他，后来一直支持他的事业。1941年，温盖特的“基甸部队”帮助埃塞俄比亚从意大利人手中解放出来。之后作为一名少将，他创建并指挥了“钦迪特远程突击队”，这是战时最大的联合特种部队，战斗在缅甸的日本战线后方。1944年，温盖特死于一场空难。[2] 在希腊有一位和耶路撒冷有着特殊关系的王妃，她是一名勇敢的非犹太人，曾保护过犹太人。希腊安德鲁王妃，原来的巴滕堡的艾丽丝公主，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女，在六万希腊犹太人被杀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藏匿了三个科恩家族的人。1947年，她的儿子菲利普亲王，一名皇家海军中尉，迎娶了伊丽莎白公主，伊丽莎白公主四年后继承了王位。安德鲁王妃成了一位修女，像她的姨妈埃拉大公夫人一样。她住在伦敦，但决定死后葬在耶路撒冷。当她的女儿抱怨，从伦敦到耶路撒冷，即便对游客来说也是一段很漫长的旅行时，王妃反驳道：“胡说，从伊斯坦布尔到耶路撒冷有非常好的巴士交通！”1969年安德鲁王妃去世，但直到1988年，她才被埋葬在玛利亚·抹大拉教堂内她的姨妈埃拉附近。1994年，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在亚德·瓦谢姆——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参加了授予他母亲“国际义人”称号的仪式。[3] “他跟纳粹罪犯一样说着有关‘犹太人’的呓语，”吉尔伯特·阿卡在他的《阿拉伯人与大屠杀》中写道，“这些精神错乱的说辞演变成了规模最大的反人类罪行。”阿胥喀补充道：“不可否认，穆夫提赞成纳粹的反犹学说，很容易与铸在泛伊斯兰模具中的一种狂热的反犹太思潮相适应。”在柏林举行的一次关于1943年《贝尔福宣言》周年纪念活动的演讲中，穆夫提讲道：“犹太人就像寄生虫一样生活在各民族当中，吸着他们的血，使他们的道德堕落……德国则非常明确地决定找到一种针对犹太人危险的最终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将消灭世上由犹太人所引起的一切灾难。”穆夫提在黎巴嫩流亡期间所写的回忆录中提道，他得知“二战期间犹太人的损失超过他们民族全部数量的百分之三十，而德国人的损失倒不大”。他又引用《锡安贤达议事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某人“暗箭伤人”的虚构故事为大屠杀辩护，他的理由是因为已经找不到科学的方法来改造犹太人。[4] 20世纪30年代，登基前以塔法里王公之名闻名的这个皇帝，激励塔法里教人建立了牙买加，又帮助雷鬼乐歌手鲍勃·马利一举成名。鲍勃·马利把他赞为“犹太雄狮”和再次降临的耶稣基督。埃塞俄比亚和非洲是新的锡安。1974年，海尔·塞拉西被马克思主义派别“德格组织”谋杀。[5] 阿拉伯语中“沙子”的发音。——译注50　肮脏的战争公元1945年—公元1947年梅纳赫姆·贝京：黑色安息日梅纳赫姆·贝京说过“我战斗，故我在”。改用笛卡尔的名言。这个出生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犹太村庄的孩子，早年在波兰曾加入雅布廷斯基的贝塔运动，但因为与雅布廷斯基的英雄理念不合，他抛弃了雅布廷斯基的法则，构建了他自己的更为严酷的军事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用感性宗教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打一场“反抗占据我们祖先之地的那些人的解放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纳粹和苏联瓜分波兰之后，贝京遭到斯大林内务部的逮捕，并被作为英国间谍流放到古拉格。“这个英国特务结局怎样？”贝京开玩笑说，“不久之后，英国警察提供了一笔丰厚的赏金，保住了他的头。”1941年，斯大林和波兰领导人西科尔斯基将军签订协议后，贝京被释放，加入波兰军队，并经由波斯（今伊朗）进入巴勒斯坦。贝京成长在斯大林绞肉机和希特勒屠宰场下的黑暗的欧洲大陆——他的双亲和兄弟就消失在那里——因此他显得比魏茨曼和本-古里安更为冷酷：“希伯来叛乱的象征不是马萨达，”他说，“而是摩丁（马卡比家族起义的地方）。”1940年，雅布廷斯基死于心脏病。1944年，贝京被任命为拥有六百名战士的抵抗组织伊尔贡的司令官。老一辈复国主义者把贝京看作“平民”或“乡巴佬”。贝京戴无框眼镜，有着“柔软不安分的双手，稀松的头发和湿润的嘴唇”，[1]看起来更像一个波兰乡村校长，而不是一个革命的指挥家。然而他有着“埋伏中的猎人的耐性”。尽管伊尔贡已经加入了反抗纳粹的同盟战争，由亚拉伯罕·斯特恩（Abraham Stern）领导的一些极端分子还是从中分裂出来。1942年，斯特恩被英国人杀死。但他的小集团莱希（Lehi，意为“以色列自由战士”，绰号“斯特恩帮”）随后发动了反抗英国人的起义。随着同盟国胜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贝京开始测试英国人对耶路撒冷的决心：自1929年以来，赎罪日当天在西墙吹响羊角号这一传统做法已被禁止，但雅布廷斯基每年都会挑战这个禁令。1943年10月，贝京命令吹响羊角号。英国警察立刻攻击了正在祈祷中的犹太人，但在1944年，英国人停止了这种行为，贝京把这种迹象看作英国人的示弱行为。于是，这个暴力的导演者向英国宣战了。1944年9月，伊尔贡袭击了耶路撒冷多处警察局，接着又暗杀了一名正在巡城的英国刑警。贝京昵称“老头”（本-古里安享有同样的昵称），实际上他只有三十岁左右，但他甘于地下工作，时常变换住址，并伪装成一名长胡子的《塔木德》学者。英国人悬赏一万英镑通缉他，无论死活。犹太代办处谴责恐怖主义，但当盟军于1944年6月6日登陆德国占领的欧洲时，[2]莱希两次试图在耶路撒冷大街上暗杀高级专员哈罗德·麦克迈克尔。那年11月，在开罗，莱希杀害了常驻埃及代表和丘吉尔的朋友沃尔特·吉尼斯·莫因勋爵。在此之前，他曾不明智地向本-古里安建议，盟军应该在东普鲁士而不是锡安山建立一个犹太国。丘吉尔称复国主义极端分子为“最邪恶的歹徒”。本-古里安谴责了凶手，并于1944年至1945年间帮助英国人追捕持“不同政见的”犹太民兵——三百名叛乱分子遭逮捕。复国主义者称这次行动为“狩猎季”。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耶路撒冷人聚集在大卫王饭店门外，新任高级专员陆军元帅戈特子爵接受敬礼，并对犹太和阿拉伯政治犯发布了一项赦令。然而第二天，宗派政治势力再次活跃起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都在示威——并且双方已经有效地限制了耶路撒冷市长行使职权。在英国，丘吉尔在大选中落败。新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采用威廉·布莱克的赞歌作为工党的竞选歌曲，他许诺英国人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然而，事实证明，他连旧的耶路撒冷都治理不好。英国人急切地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思想准备。应该如麦克迈克尔建议的那样，将这座拥有一万名犹太人、三万四千名穆斯林和三万名基督徒的城市变成英国管辖下的一个耶路撒冷国吗？或像戈特建议的那样，英国人管理的圣地都实行分治？不管怎样，英国人决定阻止犹太人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尽管许多移民是希特勒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一船船的犹太难民遭到英军的监控与驱逐，只能如同监禁般地被困在欧洲各地的难民营里。英国人猛攻“出埃及号”，粗暴地对待船上的难民：这些人中许多是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其中三人在这次袭击中遇害，而后，英国人又以难以置信的麻木不仁将他们遣返回德国难民营。就连温和的犹太代办处也认为此举在道德上应当受到谴责。因此，本-古里安、贝京和莱希同意组成一个联合抵抗指挥部，从欧洲偷运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并协调反英斗争，他们攻击了全国境内的火车、飞机场、军事基地和警察局。然而两个小派别对更温和的哈加纳仅给予了口头上的帮助。俄国大院是伊尔贡最喜欢攻击的目标，那时它宏伟的旅社已变成一个警察据点。12月27日，他们摧毁了刑警总部——老尼古拉朝觐者旅店。贝京乘坐公共汽车从特拉维夫来到耶路撒冷观看他的杰作。1946年1月，伊尔贡进攻了俄国大院内的监狱，那里曾是供女性朝觐者居住的玛丽安萨卡娅旅社。[3]遭到连续打击的英国人希望把美国人也卷入这场困境之中。美国犹太社团变得越来越支持复国主义，但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从未公开表示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在雅尔塔，罗斯福和斯大林已讨论过大屠杀。罗斯福说：“我是一个复国主义者。”斯大林回答：“原则上，我也是。”斯大林吹嘘他曾“试图在比罗比詹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但犹太人在那儿待了两三年，而后四散开来”。他补充道，犹太人是“掮客、奸商和寄生虫”——但私下里，他希望把所有犹太国都变成苏联卫星国。1945年4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去世，他的继任者哈里·S·杜鲁门打算把大屠杀幸存者安置在巴勒斯坦，并希望英国人能允许犹太人在此定居。杜鲁门是浸礼派教徒，早年经营过农场，当过银行职员，在堪萨斯城开过杂货店。他担任密苏里参议员时，表现平庸，但他同情犹太人，并且充满使命感。1945年，这位新总统在游览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柏林时，“想到了迦太基、巴勒贝克、耶路撒冷、罗马、亚特兰蒂斯”。杜鲁门和他从前的杂货店合伙人、犹太人埃迪·雅各布森保持着长期的友谊，他的随员也多半是复国主义的支持者，加之“他有阅读古代史和《圣经》的习惯，这使他成为一个建立犹太家园的支持者”，他的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回忆道。然而，面对国务院的抵制，杜鲁门经常对复国主义者的游说感到恼怒，他担心这些犹太弱者已经变成恃强凌弱的强者：“当耶稣基督在世时，连他都不能取悦他们，”杜鲁门厉声说道，“你们凭什么希望我碰到这等好运气呢？”但他还是同意组建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住在大卫王饭店，其中一名委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是工党议员，他发现“那氛围非常可怕，私家侦探、复国主义的间谍、阿拉伯酋长、特殊的通讯记者，全都坐着，小心翼翼地相互偷听”。夜里，阿拉伯王公贵族和英国将军们聚集在凯蒂·安东尼乌斯的别墅里。凯蒂那时已孤身一人。阿拉伯起义的时候，安东尼乌斯夫妇摇摇欲坠的婚姻开始解体。战争期间，凯蒂与她患病的丈夫离了婚，仅两周后他就意想不到地死去了。他被葬在锡安山，墓碑上刻着“汝等阿拉伯人，起来吧，觉醒吧”。但凯蒂的社交聚会依然光鲜华丽。克罗斯曼享受着“晚礼服、叙利亚饮食和大理石上的舞蹈”，他说，阿拉伯人的聚会是最棒的：“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英国人更喜欢阿拉伯上层而不喜欢犹太人。这些阿拉伯知识分子身上带有法国的文化印记，风趣，富有教养，带有不幸和快乐。与他们相比较，犹太人似乎是紧张、贪图享受的中欧人。”艾德礼原本希望杜鲁门能支持他反对犹太移民的政策，但英美调查委员会却建议英国立刻接受十万难民，杜鲁门也公开支持英美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艾德礼愤怒地拒绝了美国人的干涉。犹太代办处加紧将大屠杀难民秘密移入巴勒斯坦，三年内，移民总人数达到了七万人。与此同时，帕尔马赫不断袭击英国人，斗争的高潮发生在一场夜袭桥梁的爆炸案中。英国人已经镇压了阿拉伯人，现在他们将镇压犹太人。1946年6月，阿拉曼战役的司令官、时任陆军元帅和帝国总参谋长的蒙哥马利子爵返回耶路撒冷，抱怨“英国的统治形同虚设；对我来说，真正的统治者好像是犹太人，其无言的口号是‘你们不敢碰我们’”。但无所畏惧的蒙哥马利向巴勒斯坦派遣了增援部队。6月29日，星期六，蒙哥马利的指挥官伊夫林·巴克（Evelyn Barker）将军发起了阿加莎行动，这是针对复国主义者组织的一场进攻。他逮捕了三千名犹太人——不过没能逮住本-古里安，当时他正巧在巴黎。巴克在耶路撒冷构筑了三个“安全区”，将俄国大院变成了一个堡垒，犹太人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的名字给这个堡垒起了个绰号——贝文格勒。对犹太人来说，这次行动逐渐以“黑色安息日”闻名于世，巴克也成为了遭人憎恨的英国式压迫的象征。巴克是凯蒂·安东尼乌斯聚会上的常客，此时女主人成了他的情妇。他的情书热烈激昂、轻率无礼并充满仇恨，大写特写英国军事秘密，还唾液横飞地大声咆哮反对犹太人：“为什么害怕承认我们痛恨他们？”莱希将炸弹装进婴儿车里伪装成婴儿，试图暗杀巴克。在莱希的协助下，伊尔贡的梅纳赫姆·贝京计划对巴克的“黑色安息日”进行回应，以轰动整个世界。在未得到本-古里安和犹太代办处同意的情况下，哈加纳决定支持这项计划。大卫王饭店是英国托管耶路撒冷时期的世俗庙宇，饭店侧翼已被英国行政当局和情报机构征用。1946年7月22日，伊尔贡伪装成阿拉伯人和身着努比亚人服饰的饭店工作人员，将装有五百磅炸药的牛奶桶放置在饭店地下室。蒙哥马利的镇压：法兰上校案伊尔贡向饭店、《巴勒斯坦邮报》和法国领事馆打了匿名电话，警告即将发起的进攻，好让大卫王饭店的人员进行疏散，但是这些电话被忽视了，而且也太晚了。我们不清楚这些错误处理警告的方式是无意还是有意为之。贝京等在附近：“每一分钟都好像一天一样漫长。12点31分，32分。行动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半小时即将过去。12点37分，突然整个城市好像都在颤抖！”炸弹炸碎了大卫王饭店整个侧翼，炸死九十一人，有英国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4]军情五处的五个特工也在其中，但是密探“伦敦夫人”幸存下来，跌跌撞撞地从废墟中走出来，头发上布满泥灰，“看起来像是上帝的惩罚”。本-古里安谴责了这次爆炸。他将贝京看作犹太社团的一种威胁，犹太代办处由此退出了联合抵抗指挥部。英国人因为大卫王饭店爆炸事件发起了更猛烈的反攻，但这次爆炸事件也加速了伦敦当局从托管地的撤离。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已经泾渭分明。阿莫司·奥兹意识到“好像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突然发作了。人人都在预言战争。一张帷幕已开始分隔耶路撒冷”。犹太人对于即将发生大屠杀的传闻感到恐惧。英国平民纷纷从耶路撒冷撤离。10月，伊尔贡炸毁英国驻罗马大使馆。11月，蒙哥马利飞回耶路撒冷。“我在凯蒂·安东尼乌斯的一次聚会上看到过蒙哥马利。”纳萨尔丁·纳沙希比回忆道。这位陆军元帅计划对伊尔贡的暴行进行严厉回应。新任警察局长尼克尔·格雷上校招募了精明强干之人、前任警员和前特种部队成员，成立了镇压叛乱的特别行动队。爱尔兰籍英国空军特别部队（SAS）突击队员、杰出服务勋章（DSO）获得者、国会议员（MC）罗伊·法兰（Roy Farran）少校是其中最杰出的新成员，他曾取得赫赫战功。刚到耶路撒冷，俄国大院就派车把法兰接了过来，通报简单的情况之后，法兰便前往大卫王饭店享用晚餐。此后，法兰和特别行动队便开始驾车巡逻耶路撒冷，寻找可疑之人进行审问，如遇不从，便马上射杀。这些特别行动队队员没有任何秘密行动经验，不熟悉当地语言，并且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不出所料，一开始，法兰一无所获。直到1947年5月6日，法兰的小队驾车穿过里哈维亚时，才发现一个手无寸铁的男学生亚历山大·鲁波维兹正在张贴莱希的海报。法兰绑架了这个孩子。在混战中法兰丢失了他的软帽，上面绣着他拼错的姓氏“FARAN”。他试图从这个惊恐的少年身上挖出更多关于莱希的消息。法兰将鲁波维兹拉出耶路撒冷，沿着耶利哥路进入山里，把他绑在一颗树上，殴打了一个小时，而后丧心病狂地用石头击打鲁波维兹的脑袋。浑身赤裸的少年遍体鳞伤，最终可能被野狗吃掉了。此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正疯狂地寻找这个丢失的孩子。法兰少校在卡塔蒙的警察食堂向他的上级承认了此事。之后，法兰就突然消失，逃离了耶路撒冷。英国当局先是掩饰，结果激起了全世界的强烈抗议。莱希开始滥杀英国士兵，直到法兰返回耶路撒冷，并在艾伦比军营自首。1947年10月1日，塔尔比赫重重戒备下的法庭对他进行了军事审判，但因为缺乏可采信的证据，法兰最终被无罪释放。鲁波维兹的尸体一直都未找到。法兰被两个军官匆忙带进一辆装甲车，连夜驶向了加沙。莱希决定除掉他。1948年，莱希寄给法兰一个包裹，上面写着“R·法兰收”，包裹却被法兰的兄弟打开了，他名字的首字母与法兰相同，结果法兰的这个兄弟被当场炸死。[5]这件案子证实了整个伊休夫都痛恨英国人。当局因恐怖罪行判决一名伊尔贡成员死刑时，贝京炸毁了位于耶路撒冷戈登斯米德之家的英国军官俱乐部，有十四人被炸死。他还成功帮助阿克监狱的囚犯越了狱。只要伊休夫的成员遭到鞭打，贝京就会鞭打英国士兵，而只要伊休夫成员在阿克监狱因恐怖主义罪行被绞死，贝京就以“反希伯来活动”为名随意绞死两名英国士兵。此时，英国反对党领袖丘吉尔公开抨击了艾德礼这种“为了将巴勒斯坦送给阿拉伯人或鬼才知道是谁的人而镇压犹太人的愚蠢肮脏的战争”行为。甚至战争期间，丘吉尔曾一度考虑对巴勒斯坦行政官员中的“反犹分子和其他身居高位的人”实施一次惩罚。如今，伊尔贡和莱希的所作所为、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暴行引起的愤怒合在一起，使英国人坚定地转向反对犹太人的立场。英国逃兵和一些现役部队人员有时还会给予阿拉伯武装力量一些帮助。新任高级专员阿兰·坎宁汉（Alan Cunningham）将军私下里把复国主义描述成“带有犹太人心理特点的民族主义，这种心理不仅非常反常而且不讲道理”。巴克将军禁止英军进入犹太餐馆，他解释道，“我将以这个民族可能最不喜欢的方式惩罚犹太人，即减少他们口袋里的收入”。巴克遭到首相的训斥，但仇恨的种子现在已经植于他的内心。在写给凯蒂·安东尼乌斯的情书中，巴克说他希望阿拉伯人杀死更多“血淋淋的犹太人……令人憎恶的民族……凯蒂，我非常爱你”。1947年2月14日，被流血事件弄得筋疲力尽的艾德礼在撤离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与内阁达成了一致。4月2日，他要求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UNSCOP）以决定巴勒斯坦的未来。四个月后，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建议，巴勒斯坦分治成两个国家，耶路撒冷则由联合国任命的一名市长进行国际托管。尽管疆界仍未明确划定，但本-古里安接受了这个计划。他认为，耶路撒冷是“犹太民族的心脏”，但为了建国，这样的代价是可以承受的。伊拉克、沙特和叙利亚支持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则拒绝分治，他们要求“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巴勒斯坦”。11月29日，联合国针对这项议案进行投票。午夜后，耶路撒冷人聚集在收音机周围，神经紧绷地默默收听着。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耶路撒冷前线以美国和苏联马首是瞻的三十三个国家投票支持181号决议，十三个国家反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十个国家弃权。“有几分钟大家都震惊了，双唇不自觉地张开，瞪大了眼睛，”阿莫司·奥兹回忆道，“然后我们位于耶路撒冷北部边缘的街道突然喧闹起来，不是一种喜悦的喊叫，更像是一种恐怖的尖叫，一种震天动地的灾难性的喊叫。”然后是“阵阵喜悦”，“人人都在歌唱”。犹太人甚至亲吻了“受惊吓的英国警察”。阿拉伯人不承认联合国有权划分这个国家。占据了百分之九十四国土的一百二十万巴勒斯坦人和六十万犹太人剑拔弩张。同时，犹阿极端分子早已开始无情地互相残杀。耶路撒冷“自身已处于交战状态”。阿拉伯暴徒涌向市中心，用私刑处死犹太人，朝他们的社区开火，洗劫他们的商店，尖叫着“宰了犹太人”。“双方的教授、医生和店主，在局势恶化之前都是各自的座上宾，而此时却彼此交火”。数座橘园和宅邸的继承人、受过剑桥教育的律师安瓦尔·努赛贝，难过地看到这一切化为“尘土、嘈杂与混乱”。12月2日，三个犹太人在老城被射杀，3日，阿拉伯枪手攻击了蒙蒂菲奥里区。接着，一个星期后，他们又进攻了犹太区，此时，该区一千五百名犹太人在两万两千名阿拉伯人的包围下紧张得无法入睡。许多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搬出混居区域。12月13日，伊尔贡向大马士革门外的公共汽车站投掷炸弹，炸死了五名阿拉伯人，多人受伤。安瓦尔·努赛贝的叔叔在伊尔贡的进攻中幸存下来，他看到一块“粘在城墙上的撕裂的肢体”。短短两个星期内，就有七十四名犹太人、七十一名阿拉伯人和九名英国人丧生。12月7日，当本-古里安从特拉维夫赶着去会见高级专员时，他的护卫队在路上遭到伏击。哈加纳召集了所有十七到二十五岁的预备役人员，阿拉伯人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来自伊拉克、黎巴嫩、波斯尼亚的非正规军自愿战斗在各种各样的军事组织中，一些人曾是先前参战过的民族主义老战士，其他人则是吉哈德基要主义者。最大一支民兵部队是阿拉伯解放军，他们吹嘘自己大约有五千名战士。名义上由七个国家的正规军支持的阿拉伯军队势不可挡。巴克将军那时已离开巴勒斯坦，他“像个士兵一样”欢欣鼓舞地向凯蒂·安东尼乌斯预言“犹太人将被根除”。事实上，阿拉伯联盟——1945年成立的新独立阿拉伯国家组织——成员已在领土划分问题上产生了对立和分裂。阿卜杜拉刚加冕为约旦哈希姆国王，他还想把巴勒斯坦并入王国之内；大马士革觊觎一个大叙利亚；埃及法鲁克国王自认为是阿拉伯世界合法的领导人，并厌恶哈桑王族控制下的约旦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还仇视将他们驱逐出阿拉伯半岛的伊本·沙特国王。所有阿拉伯领导人都不信任返回埃及的穆夫提，穆夫提决定自封巴勒斯坦国的领导人。耶路撒冷置身于如此多的腐败、背叛和无能之中，却仍然为阿拉伯的战争英雄们提供物质供给。对这种“阴谋和溃败的恶性循环”感到厌恶的安瓦尔·努赛贝和其他的家族如哈立德家族和达贾尼家族一起，组建了希律门委员会，他们开始购买武器武装自己。安瓦尔·努赛贝的堂兄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曾于1941年在伊拉克和英国人作过战，战争期间他定居开罗，深居简出，此时正掌管着被称为耶路撒冷前线的阿拉伯指挥部。侯赛尼是耶路撒冷贵族的革命偶像、前任市长的子孙、先知的后裔、化学专业的毕业生、业余诗人、报纸编辑，还是一个胆识过人的勇士。他总是围着头巾，身着卡基尼上衣，交叉挎着子弹带，以阿拉伯英雄的化身示人。“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堂弟赛义德·侯赛尼说，“我记得他曾来过我家的一间密室，他的人格魅力和宽厚性格以及迫切成为英雄的激情让我印象深刻。男女老幼都佩服他。”一名来自加沙的青年学生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成为阿卜杜·卡迪尔的参谋，他为他的母亲与侯赛尼家族有一定的渊源而感到自豪。犹太区内的复国主义枪手不断朝圣殿山上开枪，阿拉伯人则向来自卡塔蒙的犹太平民射击。1月5日，哈加纳进攻卡塔蒙，并摧毁塞米勒米斯饭店，杀死了十一名无辜的阿拉伯基督徒，这场暴行加速了阿拉伯人从这座城市的逃亡。本-古里安解除了指挥此次攻击行动的哈加纳军官的职务。两天后，伊尔贡炸毁了位于雅法门的一个拒绝向犹太区提供食物和必需品的阿拉伯据点。2月10日，一百五十名侯赛尼军事武装人员进攻蒙蒂菲奥里区；哈加纳击退了他们，却遭到附近大卫王饭店里多名英国狙击手的攻击，一名年轻的犹太战士阵亡。离英国人结束托管还有四个月，但耶路撒冷已经陷入全面但不对称的战争泥潭。之前的六个星期内，已有一千零六十名阿拉伯人、七百六十九名犹太人和一百二十三名英国人丧生。每次暴行都必定遭到双倍的复仇式反击。耶路撒冷城内的复国主义者最易受到攻击：从特拉维夫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需要穿过30英里（约48千米）的阿拉伯领土，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指挥着拥有一千多人的穆夫提圣战军——耶路撒冷旅——不断地在此进行攻击。出生在这座圣城的帕尔马赫军官伊扎克·拉宾回忆道：“阿拉伯人计划杀死九万名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使他们屈服。”这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2月1日，侯赛尼的武装人员在两名英国逃兵的帮助下，炸毁了《巴勒斯坦邮报》的多间办公室；10日，他们再次进攻蒙蒂菲奥里区，但六个小时的枪战后，被哈加纳击退。英国人在雅法门下建立了一个战地指挥所，以保卫蒙蒂菲奥里区。2月13日，英国人逮捕了四名哈加纳战士，将他们解除武装后交给一群阿拉伯暴徒。暴徒杀死了他们。22日，侯赛尼派遣英国逃兵炸毁本·耶胡达大街，这一暴行导致五十二名犹太平民死亡。作为报复，伊尔贡射杀了十名英国士兵。努赛贝回忆道，保卫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域的尝试“就像一个破水管，一个地方补好了，不料竟会从两个地方或更多地方喷出水来”。哈加纳炸掉了努赛贝家的老城堡。前阿拉伯市长侯赛因·哈立迪抱怨道：“人人都在逃离。我也不能坚持太久。耶路撒冷正在陷落。没有人留在卡塔蒙，谢赫贾拉已空无一人。有支票或有点积蓄的人纷纷逃往埃及、黎巴嫩和大马士革。”难民很快从阿拉伯各个社区涌出。凯蒂·安东尼乌斯去了埃及。她的住宅被哈加纳炸毁了，他们也因此发现了巴克将军写给她的情书。尽管如此，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还是成功地切断了犹太人从西耶路撒冷撤向海岸的道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犹太人也像阿拉伯人一样，认为他们失去了耶路撒冷。1948年初，老城内的犹太区仍处在包围之中，没有武装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难以进行防守。“那么，耶路撒冷情况如何？”本-古里安3月28日在特拉维夫的指挥部里问他的将军们，“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耶路撒冷的陷落可能对伊休夫构成致命一击。”将军们仅能分出五百人。自从联合国投票以来，犹太人一直处于防守状态，但此时，本-古里安命令展开“纳赫松行动”，以打开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开始更大规模攻势的D计划——确保保住联合国划分的犹太区域，并进一步占有西耶路撒冷。历史学家本尼·莫利斯（Benny Morris）写道：“这个计划明确要求摧毁负隅抵抗的阿拉伯村庄，并驱逐当地村民。”但“文件中并未提到驱逐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居民’”。在一些地方，巴勒斯坦人仍留在他们的家中；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则全部遭到驱逐。卡斯特尔村控制着从沿海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4月2日夜，哈加纳夺取这个据点，但侯赛尼随即集合他的武装力量（包括伊拉克的非正规军）重新把它夺了回来。然而他和安瓦尔·努赛贝认识到，他们需要增援部队。他们两人匆忙赶往大马士革要求炮兵增援，不料阿拉伯联盟将军们的无能和阴谋诡计惹得他们怒火中烧。“卡斯特尔已经失守，”伊拉克总司令说道，“收复它是你的责任，阿卜杜·卡迪尔。”“给我需要的武器，我们就能收复它。”侯赛尼愤怒地回答。“这是什么，阿卜杜·卡迪尔？不是大炮吗？”将军说，最终他还是没有提供任何援助。侯赛尼爆发了：“你们这些叛徒！历史将会记下一笔，是你们弄丢了巴勒斯坦。我如果不能夺回卡斯特尔，就和我的圣战者一块儿战死！”那晚他为他七岁的儿子费萨尔——十年后他成为了亚西尔·阿拉法特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事务部长——写了首诗：这片勇士之地是我们的祖先之地，犹太人无权得到这片土地。敌人统治它时，我岂能安睡？我的心在燃烧，我的家园在召唤。这位指挥官第二天早上就赶到耶路撒冷，并召集他的人马。圣地上空的礼炮：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4月7日，阿卜杜·卡迪尔带领三百名战士和三个英国逃兵直奔卡斯特尔。那晚11点他们攻击了这个村庄，但被击退。第二天黎明，侯赛尼亲自上前线接替一位受伤的军官，但因为是在雾中前进，他无法确定谁正实际占领着村庄。一个哈加纳哨兵以为他们是新到的犹太增援部队，便用阿拉伯方言喊着：“到这儿来，孩子们！”“你们好，孩子们。”侯赛尼用英语回应。犹太人常常用阿拉伯语，但从不用英语回应。这个哈加纳哨兵感到危险，于是开枪扫射，子弹击中了侯赛尼。他的战友逃跑了，留下他躺在地上，呻吟着：“水，水。”尽管犹太军医设法急救，但他还是死了。金表和象牙柄手枪显示他是一位领导人，但他到底是谁呢？通过广播，疲惫不堪的哈加纳守卫者得知焦急的阿拉伯人正在商讨取回失踪的指挥官尸体一事。侯赛尼的兄弟卡勒德接过了兄长的指挥权。消息传开后，阿拉伯武装人员乘坐公共汽车、卡车，骑着驴子，源源不断地涌向这个地区，并收复了这个村庄，帕尔马赫部队全部阵亡。阿拉伯人杀死了五十名犹太战俘，并肢解了他们的尸体。他们夺回了这个通往耶路撒冷的锁钥之地以及侯赛尼的尸体。“多么难过的一天！他的牺牲使每个人都神情沮丧，”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记录道，“他是一名爱国主义勇士和阿拉伯贵族！”4月9日周五，瓦希夫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待在自己家中。人人都行进在送葬队伍中。我也参加了他的葬礼。”有三万人前来送葬，包括挥舞着枪支的阿拉伯战士，来自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士兵，众多农民和几大名门望族，他们看着侯赛尼被安葬在圣殿山上，长眠于他父亲的墓旁，附近就是阿拉伯伟人祠堂里侯赛因国王的陵墓。礼炮响了十一声；枪手鸣枪致哀。一位目击者声称，现场死亡的人数比死在卡斯特尔突袭中的人还多。安瓦尔·努赛贝回忆道：“这里听起来好似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役。教堂钟声响起，人们哭喊着报仇；人人都害怕复国主义分子的进攻。”他“非常沮丧”。但阿拉伯战士们如此急切地前来参加侯赛尼的葬礼，以致卡斯特尔无人留守。帕尔马赫于是摧毁了这个据点。正值侯赛尼下葬之时，一百二十名伊尔贡和莱希战士联合进攻了耶路撒冷正西的一个名叫“代尔亚辛”的阿拉伯村庄，在那儿他们犯下了犹太人可耻的战争暴行。他们已被明令禁止伤害妇女、儿童或战俘。但一进入村庄，他们就遭到了攻击。四名犹太战士被杀，数十人受伤。进入代尔亚辛后，这些犹太战士违背命令向房屋内投掷了手榴弹，并大肆屠杀男人、妇女和孩子。受害者的人数仍有争议，在一百和二百五十四人之间，有些家庭甚至被满门杀害。幸存者排着队被装上卡车，运到耶路撒冷游街，之后哈加纳才释放了他们。伊尔贡和莱希意识到这场惊人的屠杀可以震慑许多阿拉伯民众，驱使他们自动逃离。伊尔贡司令贝京一方面极力否认已发生的暴行，另一方面也吹嘘此事的效果：“传说，震慑力相当于六个营的以色列军队。恐慌使阿拉伯人不知所措。”本-古里安为此向阿卜杜拉国王道歉，却遭到后者的拒绝。阿拉伯人的复仇随之而来。4月14日，一支护送救护车和装满食物的卡车的卫队出发前往斯科普斯山上的哈达萨医院。柏莎·斯帕福德看到“有一百五十五名叛乱者，装备着从喇叭枪和老式火枪到现代的斯特恩式轻机枪和布伦机枪的各种不同武器，躲在美侨区一片仙人掌后面。他们的脸因为仇恨和渴望复仇而扭曲”。她写道：“我走出来，面对着他们。我告诉他们：‘从美侨区的掩体里开火和从一座清真寺里开火没什么分别。’”但是他们不顾她六十年来对慈善事业的奉献，威胁她迅速撤离，不然就杀了她。在英国人干涉之前，七十七名犹太人（主要是医生和护士）被杀，二十人受伤。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宣称：“要不是军队干涉，不会有一个犹太人生还。”枪手们肢解了尸体，并和摆成恐怖姿势的尸体合影。照片在耶路撒冷被大量冲洗，并制作成明信片发售。代尔亚辛事件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它成了阿拉伯媒体放大犹太暴行的最佳题材。这本来是为了增强阿拉伯人的抵抗信心，却在一个已处于战争的国家内激起了神经质般的不祥之兆。3月，在代尔亚辛事件发生之前，七万五千名阿拉伯人已离开他们的家园。两个月后，离开的人数竟达到三十九万人。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和他的妻子、孩子居住在西耶路撒冷，靠近大卫王饭店。他就是在此期间选择逃离的典型代表，他在日记里记录了他的所思和所为。这些是独一无二的珍贵史料，可惜迄今未获得应有的重视。“我处在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这些事件之后的4月中旬，瓦希夫写道，“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非常痛苦”，以至于他放弃了在托管当局的工作，并“待在家中思考接下来该做些什么”。最后，这个日记作家记录了“使我决定离开家乡的原因”。首先是“我们房子的危险位置”，这里正处于雅法门的阿拉伯人、蒙蒂菲奥里区的犹太人和贝文格勒安全区的英国人三方的火力之下：“白天黑夜不停地遭到射击，所以很难回到这座房子。在我们周围，不断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战斗，还有建筑物的爆炸。”英国人向蒙蒂菲奥里区开火，炸掉了摩西爵士的风车房的顶部，但无济于事。瓦希夫写道，蒙蒂菲奥里区的犹太狙击手“向街道上的任何行人射击，能幸存下来真是个奇迹”。他要考虑怎样保存他收藏的陶瓷、日记和他心爱的乌得琴。与此同时，他的健康也在不断恶化：“我的身体变得非常弱，以至于我无法承受这些压力，而且医生已经劝告我离开。”瓦希夫一家争论着：“托管一结束，将发生什么？我们将处于阿拉伯人统治之下还是犹太人统治之下呢？”瓦希夫的邻居——法国总领事——许诺保护这座房子和房子里的藏品。“即使我们永远不能返回”，瓦希夫仍认为他应该收拾行囊“去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我们以为我们离开这座房子不会超过两个星期，因为我们知道七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将很快进入这个国家，不是占领它，而是解放它，并将它归还给它的人民，而我们就是它的人民！”他在托管的最后几天离开了，从此再未返回。瓦希夫的故事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写照。一些人遭到武力驱逐，一些人离开去躲避战争，他们都希望以后能够返回，最终，有将近一半的人仍安全地留在他们的家中，成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也就是复国主义民主下的非犹太公民。然而，还是有总共六十至七十五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并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悲剧就是纳克巴（Nakhba）——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