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的经世之才也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在成立中华民国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通过其代表招募盛宣怀，并表态“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然而盛宣怀却认为孙中山在兴办实业方面“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这一点与张謇的看法很一致。　　甲午战争后，盛宣怀控制的较大规模的近代化企业增多，他个人的资本也日益雄厚。1896年他以督办身份接管张之洞创办的官办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改为官督商办。1908年改组为商办汉冶萍公司（全称为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理，并为公司大股东。1896年他又受清政府委任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同年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同时，盛宣怀的官阶也扶摇直上，接连被任为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商政副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至1911年初，授邮传部尚书，旋改称邮传部大臣。　　盛宣怀在接办汉冶萍煤铁矿后，连续订借日本借款，以铁矿石低价输日为抵，债务积累，终使该公司受制于日本资本势力。在督办铁路总公司任内，盛宣怀与比、英、美等国签订铁路借款合同，致使几项铁路权落入外国列强之手。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1901年盛宣怀应刘坤一、张之洞之邀与各国驻沪领事商订“东南互保”章程。同年，任会办商约大臣。可见，李鸿章的智囊盛宣怀具有企业家的天才，但他本身又是大官僚，以两者结合的身份，他成为中国近代企业家中的翘楚。　　然而，李鸿章的病死，使盛宣怀人生中最大的对手袁世凯开始浮出水面。1902年，枭雄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即，开始与盛宣怀争夺企业的控制权。最终，铁路总公司被裁撤，盛宣怀在电报局中的势力完全丧失，招商局亦受到影响。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由盛宣怀策划的“铁路国有”命令，盛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1911年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大臣，由于其将已经允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交由列强修筑，而引发了辛亥革命，并被斥责为卖国贼，不得不亡命日本。辛亥武昌起义后，盛宣怀被革职，在外国公使保护下逃亡日本。　　辛亥革命后，盛宣怀在政治上失势，但仍有经济实力。　　1913年再任轮船招商局副董事长，汉冶萍公司董事长，并以公司财产为抵，向日本大举借款，在资本运作的舞台上，长袖善舞。次年，年迈的盛宣怀身体日渐衰弱，慢慢走向了生命的尽头。不久，盛宣怀在上海病逝，终年73岁。对于生活在太平盛世的现代人来说，盛宣怀成为了永远无法复制的旷代绅商，仿佛殿堂中供奉的神像，只能于膜拜顶礼、赞叹感慨中摹想其风采和音容笑貌。离乱动荡的特殊历史环境给这个人的生平经历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神奇色彩。另外，他还留下了一本书——《愚斋存稿》，是一本别有生趣的著作。他的历史形象已经在现代人的意识中凝固成“官商典型”了，盛宣怀现象就是“官商经济现象”。　　“官商经济”的盘根错节是中国走向复兴的不可逾越的阶段，盛宣怀依附于朝廷，靠公款营业项目起家，在特权中投机获利，在一段时期内也确实是春风得意，以至于成为后世商人顶礼膜拜的偶像级人物，而结果呢？终究敌不过更大的官商和外商而一败涂地。　　盛的后代们，大都在国外了。其中，日本的盛氏后人还给上海交大捐款建了留园。留园是盛氏后代在日本建立的中餐馆，因为盛宣怀家族在中国上层社会的影响力，所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不少日本首相是留园的常客。美国总统到日本访问，也到留园就餐，当然目的还是希望能够获得跟中国打交道的其他通道。可见，盛氏家族对中国的影响力仍未终结。　　第十章　张謇：状元也能下海　　张謇是一个成功的“儒商”，这个昔日的状元郎，习惯与八股文打交道的文人突然用数字说话，向世人展现了他的实力。其实张謇的出道并不顺利，首先是在科考路上受尽磨难，最后虽然中了状元，但只能投身他的老师翁同龢率领的清流阵营中去，自然是不得权势，备受打击，但是张謇却能另辟蹊径，弃政从商，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张謇的转型颇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的转型并非是盲目的，他从商前先调查了中国海关的进口数据，发现棉纱是大项，于是就选择了从创办纱厂入手。　　概念可能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但是理念和智慧却是不会变的，如果你想从商，有一番作为，不妨学学张謇。　　自从最高层搞了科举以来，公务员招考制使平民子弟有了奔头。无数的年轻人放下锄头，放下算盘，放下麻将，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科举彩票摸奖中去。一旦中奖了，则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要是摸到了状元的头彩，就赢了大满贯，位子、票子、车子、面子、娘子，全都有了，就可以爽得挂着大红花带着车队满北京城地走秀。　　状元虽每届选一个，但这么多年累计起来，人数也很多了。不过状元下海办公司的，在上千年的状元史上就只有一个人了，此人便是张謇。在过去，经商是被大家鄙视的，连秀才都不屑于干的事，更不用说举人、进士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应该是最特立独行的状元，也可说是最成功的状元了，因为其他的状元都是“独乐乐”，而只有他是“众乐乐”，一生不倦地拼经济，建设他心目中的富强国家。　　（一）坚持，再坚持，是你的终归是你的　　张謇，字季直，晚年号啬翁，江苏南通人。张的爷爷是个贫农，靠着当上门女婿在经济上打赢了翻身仗。爸爸继承了那二十亩地后，进一步开拓了经济增长点，雇了十多个伙计办起了瓷器店。张謇在家排行第四，清咸丰三年（1853年）生，他小时侯就天资聪颖，才四岁就能背诵《千字文》，十五岁已修完传统的四书五经，是块念书的材料。　　人的运气是不一样的，他虽然聪明过人，但是考试却很不顺，中举之路更是非常坎坷。张謇的父母虽然是生意人，但当时的社会普遍鄙视商人，所以还是常受人欺负，他们十分希望儿子能够靠读书来做官，为家族长脸。（那时候对穷人来说，读书是一种非常好的道路，因为几乎不需要什么大的投资，最大的投资在于辛勤努力，而穷人往往不缺乏这些，缺乏的是机会，读书中举是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当时有一条非常带有歧视性的规定，叫做“冷籍不得入试”。所谓“冷籍”，在清代，即指三代没有做过官，或三代以内不曾有人中过秀才、举人之类的家族。张謇的爷爷和爸爸都是文盲，连字都不认识几个，这种“冷籍”之家，怎有资格进科场应考？还好，后来总算探得一个补救的办法：按官场世俗的惯例，在同族中请一个做官的人出来“认保”，再请同县几个贡生连环“派保”，才可以去应试。张謇的爸爸没辙，只好去找儿子的老师宋璞斋商量。宋老师就介绍张氏父子结识了有籍在册的另一家姓张的，送了银子之后，就以认爹的方式取得了考试报名资格。　　尽管很费周折地报上了名，张謇自己也意气风发、信心百倍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名落孙山，白忙活了，而且，成绩在百名开外。宋老师怒了，损他说：“省省吧你！就算一千个人去考，录取九百九十九人，就一个落榜的，也是你自己！”这话说得就相当地过分了，稍有羞耻心的人都难以接受。　　张謇一听，羞愤交加，回头就在书房的墙上到处写上“九百九十九”五个字用以警示，同时，发扬悬梁刺股的精神，更加用功，终于学业日渐精进。　　同治八年，他的干爹迷上了吸毒，家底都抽光了，没钱买毒品，情急之下，就以要揭发为要挟，敲诈勒索张謇一家。一再二，二再三，遭到拒绝后竟真的向官府揭发了。于是，“假冒籍贯案”东窗事发。这一场官司拖了很久，把张謇一家也拖穷了。时任通州知州的孙云锦知道这件事后，同情年轻人的前程，就亲自调停，求助于江苏学政彭九余，彭九余行文礼部，同治十二年（1873年），礼部同意让张謇重填履历，结案了事，免于处罚。　　（二）职场的得意带来考场的胜利　　虽然科考上“屡战屡败”，但是张謇没有灰心，该怎么学还怎么学，仍然博览群书，增长见识。同时，他也不好意思增加父母的负担了，就边工作边考举。可见，张謇在前半生始终有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为此，他全力以赴，历尽艰难考秀才，直至于不惑之年高中状元。　　张謇旧照考场失意，职场得意，工作找得还不错。经人介绍，他到淮军大佬吴长庆府中当秘书，1881年，袁世凯也投奔吴长庆，吴长庆嫌袁世凯文化低，就让张謇辅导他读书，并让袁对张执弟子之礼。袁世凯虽然学习不好，但是张謇通过与其交谈，发现此人头脑清醒，办事精明，于是与朱铭盘商议，向吴长庆推荐袁世凯，袁才得以出头。可以说，张謇还算得上袁世凯的恩人。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随军奔赴汉城。在朝期间，张謇写了不少鹰派文章，对外持强硬政策，很快就受到了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张謇和翁同龢虽出生时间不同、门第不同、政治地位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他们的祖籍均是江苏常熟，放大一些都是江苏人，同乡往往有其独特的亲和力，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在张謇的才学渐渐为世人所知后，便受到已经身居高位的翁同龢这位同乡的格外关注。　　自张謇从朝鲜回国起，“清流”领袖就有了扶他上位的意思，在四次的礼部会试中都暗中识别他的卷子，但是几次误将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　　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謇应礼部会试不中；光绪十五年（1889年）赴会试，考官误将无锡孙叔和卷当做张謇卷，孙中而张落，潘祖荫为此气愤不已，拒不接受孙的拜见；光绪十六年（1890年）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光绪十八年（1892年）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可见“清流”是多么着急地要提拔他。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张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由此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说是皇上钦点，其实皇上很少改动阅卷大臣拟定的结果，一般都是批个“同意，请酌情处理”完事。除非准状元名字太不吉利，叫“王国钧”（亡国君）或“傅明”（反清复明），呵呵，那可能就是杀头还是充军的问题了。可见，中进士，靠考生的本事就行，因为卷子是密封的，但要中状元，那可不仅是本事了，还得凭运气。有句特宿命的话：“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说得过了，但也不是没道理。这彰显着一种人生态度。　　至此，张謇算是第一次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他此时的角色，已经是万人瞩目的新科状元。那时代的状元可不同于现在的高考状元，不用靠巡回报告挣点小钱，而是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紫禁城里，捏着银子，抑扬顿挫地讲着话。　　（三）状元决定下海啦——他玩得转吗？　　张謇必须跟着清流混，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他的一切是清流给的。但他又不像张之洞，出身官宦世家，洞悉官场奥妙，懂得“不可得罪巨室”。他这个普通平民家历尽磨难的孩子，只知道中国的百姓太穷苦，中国太弱小，他想改变这一切，但是他无权无势，拥有的只是一支笔。所以，甲午之战他跟着翁同龢一道坚决主战，写奏折弹劾李鸿章。可最终，惨淡的结局使他备受打击，对政治感到失望。　　不久，张謇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告假回家。可当他赶到家中，老父亲已经去世。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觉得自己空有状元之名，实在是做不了什么实事，决定不回单位上班了。直至七十岁修订《年谱》时还说：“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可见“孝子”之名不假，或者说，张謇更注重普通人之情感。这种人是很难在官场上位的。　　而翁同龢得知张謇不想回来上班后很着急，多次来信规劝。张謇则表示了自己想实业救国的打算。翁同龢没办法接受这一切，频频来信，指出经商办厂在西方还有前途，在他们那里，商人可以当国会议员，可以参政议政；而在中国，经商却一向被鄙视，既辛苦又没前途。希望他回到政府单位，踏踏实实地做公务员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张謇不听，力图走“实业救国”之路。“状元办厂”，史无前例，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简直惊世骇俗，不可思议。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下海”了。冲出京城虚誉的包围，他立刻就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幸亏，他没有听官迷老师的话，否则我们可就少了一位实业巨人了。　　张謇从小考到大魁（中状元），先后二十六年。在官只有一百二十天。张謇说：“謇天生野性，本无官情”，这不一定全是真话。张謇通过层层叠叠的考试，最终蟾宫折桂成为状元，说不想当官是不合情理的。但因甲午马关之辱，卷入宫廷党争，屡履险境；朝廷腐败无能，抱负难以施展，使他满腔宦海奢望顿时冷却，报国之志，治国之策，统统埋藏心底。同时西方文明的冲击，经营乡里和办纱厂的实践，已使他找到了补偿由仕途失意而带来的价值失落的方式。　　然而创办实业，何其艰难！张謇实业救国的探索与实践是从创办大生纱厂开始的。　　大生纱厂的办公大厅内，悬挂着四幅画，名字很古怪，却大有深意。分别名为《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幼小垂涎》，由张謇的好友顾锡爵题诗作注。　　《鹤芝变相》中的“鹤”指潘华，潘华字鹤琴。“芝”指郭勋，郭勋字茂芝。他们都是大生纱厂的大股东，曾承诺出四十万两，但迟迟不兑现。后来工厂改制，潘、郭又承诺出二十万两，没几天，就改了主意，只答应给八万两。拖到最后仍一分不掏，还带头拆台，公然退出董事会，使大生纱厂创业伊始就遭遇了一次危机。　　《桂杏空心》中的“桂”指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杏”指大名鼎鼎的商父盛宣怀（字杏荪）。盛曾许诺筹资25万两，桂曾许诺助筹五六万两，但二人后来食言自肥，见死不救，使张謇“中夜旁皇”“忧心如捣”。　　《水草藏毒》讽刺的是通州知州汪树堂及其幕僚黄阶平。他们一方面故意以资助张謇的名义动用“宾兴公款”，即秀才举人参加乡试、会试的路贴；另一方面又暗中煽动士人递呈抗议，聚众滋事。给张謇加上了办厂扰民的罪名，再次给大生纱厂设置障碍。　　《幼小垂涎》影射上海商界巨子朱幼鸿、严小舫。当时大生纱厂纺机一开，每日需耗工本四千两，不到三个月，三十六万流动资金即已耗尽。朱、严之辈却想乘此危难之际巧取豪夺。　　总之，这些人全是久经沙场的老狐狸，并且很坏。　　张謇怎么办？他阴差阳错中状元，又一介书生下商海，路在哪里？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这个书本知识天下第一的状元，能够与狼共舞吗？能够在商界长袖善舞吗？　　（四）一代儒商高速成长的神话　　一流的企业需要一流的人才，而其领导人，甚至要具备天才的素质，张謇恰恰就是这样的天才。做点生意并不难，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张謇把生意做得很大，了不起；他又搞起了股份制以及一系列开拓性的制度，第二个了不起！张謇的经营管理思想绝对是值得研究的，也越来越为商界所关注。当人们对照清末状元张謇主张的“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时，发现张謇其实就是一个大儒商。近几年，涌现出不少所谓的“儒商”，大多是自封或媒体的关系报道。这明显是牵强了，不少企业家可以说是商，但是不是儒呢？儒商是有道德、有文化、有国家社稷理想的商人。张謇就是这样的儒商。与一般商人不同的是，张謇称自己是“言商仍向儒”，在他身上，凝聚着儒家传统文化和商品意识相融合的“儒商伦理”精神。他是以孔子倡导的儒家道德来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商人。　　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现代化事业。在经济建设活动中，张謇成功地创办了大生纱厂，从而刷新和推进了中国近代企业的股份制，他还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大型农垦公司，创建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企业集团，从而形成了“大生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官与商的关系。股份制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但在一百年前，可是个新生事物。而张謇就是通过股份制改造，把一个原来仅有二十五万两官股的大生纱厂发展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大生资本集团。　　他真正开始股份制的实践要上溯到1895年。当时正值筹办大生纱厂。张謇以“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的“绅”的身份，奔波于沪、通、宁之间，寻找合作伙伴。最后，他找到了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经过反复议定，以南洋商务局闲置机器2.04万锭折合二十五万两官股入股。官股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指挥一切，领导一切。但到了1903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官股增至五十万两，商股也扩到六十三万两。总资产翻了番，商股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但是，无论股份比例如何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股东们并没有决策、管理权，举董招股以及年终账目，均由张謇掌握。关于股东选举权和议决权，大会决议：“自一股至一百股每股一权，一百股以上至无限股，每二十股加一权”；“官股不得分析，多占股权”。对于普通股东，张謇更是要求他们不要干预企业经营，即“不得干预办事之权”。　　是张謇独裁吗？你可以这么说，但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有效益的。对于企业来说，效益是第一位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张謇和股东们就像一帮围棋手，张是九段，剩下的全是四五段，要是处处多头领导，非输不可。在当时，许多股东都是一些官僚、地主，他们脑筋迂腐，目光短浅，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把手中的钱投资到新式商业中去，其目的是为了多赚银子到乡下买地。他们从企业的胸口割下一磅磅肉，但他们对商业的生死祸福却从不操心，对产业发展缺少责任感。　　如果利润的资本化积累影响到他们的股息分配时，他们就会跳出来反对。这样一来，利润的资本化就十分艰难了。但张謇坚持，在分配利润时，一定要首先留足折旧、保险、公积等方面的资金，然后再按股分红。　　为了能够实行合理的利润积累，张謇坚决反对那种在利润上吃光吃尽，只顾眼前，不顾商业生存发展的态度。他强调说：“分利过当，生犹不及”，“彼此计息，不可无限制”。大生纱厂赚了钱，一些人得意忘形，张謇的头脑却仍然很冷静，他说：“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在其时机，惟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他具有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竞争意识，为了事业的成功，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始终如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体现。张謇对自己要求也很严，平时极为节俭。办厂之初，数年不领工资，出门办事不住旅馆，尽量在朋友家里解决。厂里的杂絮寸纱都不许浪费，连丢在地上的一块小红纸也要拾起，并嘱咐身边的人说：“寸纸尺线都不要丢掉，要好生节约。”他常常与管理人员至各车间查巡，防漏堵洞，一有问题随时到现场解决。他注重自身素质的修养，以人格魅力影响部下，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人性观增强全体员工的凝聚力。　　张謇还是中国第一个认识到专利权重要性的商人，在创办企业的同时，力图为自己的企业谋求设厂专利权。在创办大生纱厂时，他就呈请给予“二十年内，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厂”的特权。故当1904年皖商朱畴在江苏海门购地，张謇立即援引专利进行反对，这也是该厂在当时没有被挤并能盈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张謇也非常重视人才，他认为“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也”，“无人才不可为国”。所以，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选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并打破了地方观念和国家界限，聘用外国人担任重要职务。由此可见，张謇的经营能力是非常综合的，这还是得益于状元文凭。正因为他具有高层次的文化程度，广博的知识结构，熟悉政治、经济、法律和现代科技，才有了较高的驾驭市场的能力，善于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决策，把孟子学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运用得得心应手。　　张謇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便以满腔热情将视线转向教育，先后创办各类学校数百所。在张謇的思想中，教育是“救国”的根本，是“万事之母”。他力主改旧学倡西学，发展中小学普及教育，在全国率先开办师范院校和各类专科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可以说，至张謇晚年，他的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张謇初步实现了自己的教育梦想。他在南通一城三镇之间修筑了公路，并从美国购置十辆公共汽车，往来于城镇之间。据称，南通城区公路是中国最早修筑和运营的公路。张謇还广建娱乐休闲场所，在南通创设两座公园，并建了多座公共体育场，内有各类体育休闲设施，娱乐场所都不收门票。张謇还热心公益慈善事业。他在南通先后建立养老院、残疾院、盲哑学校、贫民工厂、栖流所、恶童感化院、改良监狱等。张謇关切的目光越过壁垒森严的阶级划分投向妓女、流浪儿等社会最底层。　　有人讲：“商人不赚钱，就是不道德。”这话没错，张謇要赚钱，并且赚了很多钱。但他与一般商人的区别在于：赚了钱不单纯是为了求利，而是为了富国致强的大义；他也不止于创办实业，同时还毕生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地方自治以及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等，并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我想，这个人的总体形象可以作为儒商的典型了。　　（五）生产人才——老总们跑步的终端　　然而，政治的日渐败坏还是毁掉了张謇毕生的成果。“东南互保”可以保一时的平安却保不了一世的平安。弱小的民族资本主义产业注定要和它积重难返的祖国一起坠入深渊，直到下一个轮回的开始。　　1921年淮河流域由于连续两月大雨，洪水泛滥，江苏受灾惨重，造成棉花价格上涨；袁世凯死后，军阀统治由表面统一转入公开混战；1922年爆发的直奉战争，造成大生主要产品关庄布失去了东北市场；同时由于大生历年盈余分配过巨，影响了扩大再生产资金的提留，而且欧战过后汇率变动，造成买入机器的成本大增，机器长期得不到更新；加上大生的投资面过广，大股东挪用巨额资金和无度的开支，造成了大生纱厂负债累累，资金枯竭，原料缺乏，生产几陷于停顿；特别是欧战结束后，日、美、英等国加紧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入资本，再次使民族工商业陷于凋敝，尤其是以日资纱厂为代表的外强卷土重来，使得大生资本集团很快由盛而衰。　　1922年起，大生各纺织厂开始连年亏蚀，债务不断增加，一厂结亏为三十九万多两，负债总额达到一千二百四十二万余两，二厂结亏为三十一万多两，负债总额也达三百五十二万两。从此大生资本集团迅速走上衰败破产的道路。特别是1924年大规模的江浙之战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火一直燃烧到张謇赖以生存的长江口，对已处困境的大生资本集团无疑是致命打击。　　到1925年，大生资本集团的情况愈益恶化，当年7月，由上海方面的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债权人团全面接管大生企业，张謇被迫把将近三十年苦心经营的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江浙财团接办。但是江浙财团也无法使这个老迈衰疲的大生纱厂起死回生，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和日本纱厂的排挤下，大生纱厂依然产销两困，通海地区的大生资本集团在军阀混战、哀鸿遍野的情况下走向最后崩溃。　　以上仅仅是商势演变的自然结果，商场如战场，胜败乃常事。但张謇的优势往往就是他的劣势，我们在观察历史大人物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一些优点与缺点都极为突出的人，往往，在一种情形下的优点，在另一种情形下，却阻碍了他自己的发展。张謇就是如此。　　他很执著，敢于坚持自己的梦想和抱负。执著是个褒义词，但往往和固执是孪生兄弟。你做赢了，叫执著，做输了，就是固执。比如灵活和动摇一样，做赢了，叫灵活，不一棵树上吊死；做输了，叫动摇，不坚定。　　张謇有非常坚定的信念，凡是与他信念不一致的事，他会拒绝，屡屡如此，哪怕这件事的诱惑再大。拒绝，俨然是张謇生命旅程中的一道风景线，他一生不知因此放弃了多少可贵的机会。1912年孙中山聘张謇为实业总长，到当年2月12日正式辞职，前后不过40天。原因是“道”不合，崇尚实用的张謇对孙中山“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的说法，觉得“未知涯畔”；对临时政府因财政困难而把汉冶萍向日本抵债借款，不可原谅；汉冶萍之事又纯由孙中山、黄兴作主，作为实业总长的张謇未能参与决策，感到有名无实。后来，袁世凯当临时总统，几次拉拢张謇任农商总长，在当时，张謇任农商总长，可说是最佳人选。张謇锐意改革，很想有所作为。但是，老袁忙于搞龙袍的事，心思早不在强国了。张謇在农商总长任上的多方努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这使张謇对袁世凯政权极为失望，又辞职了。　　张謇为了“实业强国”这四个字，放弃了太多太多。他很焦急，面对着国弱民穷，他不愿意斡旋，不愿意等待。1926年，这个一生都在踏踏实实办实业的状元永远离开了这个纷争杂乱的世界，他的和谐社会终究没有建成，带走的是无尽的遗憾。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丁文江在张謇追悼会上演说时曾指出：“数年前余在美时，美前总统罗斯福死后，凡反对之者，无不交口称誉。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　　胡适、丁文江的评价是公道的，张謇身上确实有“悲情”，但这个“悲情”不是他个人的悲情，而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民族的悲情。虽然张謇郁郁而终，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一个品牌，一种文化，张謇的事业依然巍然矗立。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征程中，张謇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是一个公认的英雄。但是，由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环境的恶劣，以及主体自身的传统文化包袱过重，张謇又不得不扮演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但可笑的是竟有好事者将其评价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幸好，我们大家都足够聪明，知道这种评价到底是讽刺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