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味李择一的这一番话，杜月笙胸中很清楚，李择一说的并非他自己的意见，最低限度他是得到日本军方同意而来的，他心里虽然十分欢喜，但是仍在表面上装做声色不动地回答：　　“这件事情，就算对我个人来讲，也是极严重的，你可否让我考虑一下。”　　李择一懂得这事重大，知道杜月笙的意思是这事必须事先征得中国官方的同意，才可应允跟日本军见面，因此，他连声应允，说道：　　“当然可以，杜先生什么时候考虑好了，务请赐我一个电话。”　　“一定，一定。”　　送过了客，杜月笙自己先沉思默想，李择一的话是真是假？有否不良的用心？日本人真想停火吗？还有，为什么要找上他？他将这几点全想过了，有了几分把握，认为这件事情值得一试，于是邀集他的那几位好朋友、学生子，亦即他的高级智囊团，前来商议。通常，遇有任何重大政治、外交问题，他都要跟他们详细研讨过后，才自己下判断，做决定。　　杜月笙向在座诸人叙述李择一来访的经过，其人的略历及其背景，然后，他说出自己深思长虑，所作的初步结论：“至少对于我个人，这里面不至于有什么圈套，我认为这件事值得向官方一提，因为闸北、虹口几成一片瓦砾，中国百姓正遭日军的残暴屠杀，十九路军未必能够尽歼日军，达成全面胜利。仗在中国地界打，多拖一天，就不知道要遭到多大的损失，最要紧的，中央可能不愿在此时此地，和日本付诸决战。”　　一介平民杜月笙，居然能够侧身国际交涉，成为居间交流、打破僵局的重要角色。这个消息使座中各人大为兴奋。于是，大家踊跃发言，贡献意见，大多数人赞成杜月笙的主张，有人说：“先生应该尽量促成中日停火的实现。这样做不但对国家社会有重大的贡献，而且足以解民倒悬，对于先生个人声望与地位的增长与提高，这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不过也有人持相反的论调，反驳说：“日军最不容易打交道，“一·二八”那天日本军方和外交当局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脸上微笑，手下动刀，便是最好的例证。野村中将想找先生居间干旋，准定是不打好主意。”　　正当持此论调的人反复陈词，侃侃而谈的时候，无意之间触发了灵感，有人猜中了日方的秘密，于是当即有人欢声大叫：　　“对啦，东洋军这两天损失很大，这一定是他们要增援了，在用缓兵之计？”　　“这，”杜月笙微微地笑，“我起先也曾料到，只不过后来我又在想，东洋人想缓兵，我们自己是不是也需要缓兵呢？还有一层，即使东洋人想缓兵待援，而我们却用不着缓它，那么，野村通过李择一跑来送秋波，这个消息，我们也需要通知吴市长和蔡军长，要请东洋人吃败仗，这不正是好机会吗？”　　一番分析，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智囊团诸人深感满意，而且一致赞成，打消异议，同意杜月笙提出过结论：“应该先把初步接触经过通知官方，请官方指示究将如何处理。”　　官方接到杜月笙以私人身份所作的报告和说明，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话是从杜月笙嘴里说出来的，自属千真万确，一丝不假，不过这件事情来得突然，而且蹊跷，他们需要经过长时期的研判和讨论，最后官方对此保持极为审慎的态度，绝不介入杜月笙和日方私人间的接触，以免又中日方的诡计。吴铁城的答复是朋友式的忠告：“必须谨慎小心，步步为营，自己先立定脚根；需不需要和日本军方人员会晤，这个问题应该由杜月笙自己决定。”　　心领神会，杜月笙懂了，他不再请示官方，私下部署会晤日本军方的事。　　但是，杜月笙没有冒然行动，他先到法国总领事馆，跟驻沪总领事甘格林接席密谈，甘格林慨然答应：“一定充分合作。”　　得了甘格林的承诺，杜月笙不打电话，他派人去把李择一请来，当面告诉他说：　　“你上次所谈的事情，我考虑过了，你的话说得很对，我想不妨一试。只不过有一点，会面的地点可否就在法国总领事馆，并且由我去邀约甘格林总领事到场参加？”　　“这个，”李择一顿了顿，然后陪着笑脸问：“杜先生可不可以告诉敝人，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地安排呢？”　　杜月笙笑吟吟的反问：　　“是你要问，还是东洋人必须晓得？”　　“是我在请问，”李择一忙说：“杜先生你不要忘记，我李某也是中国人啊。”　　打了个哈哈，杜月笙答道：　　“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有我的立场，我的名誉地位必须有所保障。甘格林和我公谊私交都够得上。他答应过我：万一将来事情弄僵，对于我有不好的影响，甘格林可以挺身而出，代我洗雪。”　　“但是，”李择一困惑不解地问：“甘格林是法国人呀，他怎么能够……”　　“大概是你忘记了吧，”杜月笙莞尔一笑：“甘格林兼任法租界公董局总董。我呢，从１９２７年起，承蒙法界各位朋友的错爱，直到今天，我担任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已经有５年了。”　　李择一这才恍然，杜月笙实在不愧黄金荣交口赞誉他的“聪明绝顶”：野村中将想利用他“上海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的地位，但是杜月笙却具有多种不同的身份，他和日本军方代表在法国领事馆见面，请甘格林以法租界总董身份参加，那么，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请甘格林出而证明，杜月笙在某月某日某时，确系以法租界华董，华人纳税会长的立场，与日本军官某人晤谈，某日本军官意图试探向华方谋取暂时停火的可能。日方并不是向“上海抗敌后援会”常委分子的杜月笙威协恫吓，面致哀的美敦书，而是在吁求第三国的外交官员（甘格林又是总领事），代为向中国传达意愿。　　换言之，照杜月笙的安排，野村中将的代表，届时便算是在请求第三国出面，向华方提出停火要求。　　李择一毕竟还是个中国人，他深信日本人情报工作做得再好，也搞不清楚杜月笙的多重身份可以巧妙运用，“拔一根毫毛又变出一个孙悟空来”，他毫不犹豫地去还报野村，同时更下了点“功夫”，说服野村派遣代表赴法国总领事馆，会晤杜月笙与甘格林，为暂时停火的可能性初步交换意见。　　到了约定时间，杜月笙一袭狐裘，两部包车，满载保镖、秘书和自备日文翻译，准时驶抵法国总领事馆，进入甘格林的大办公室，两人略一寒喧。不久，李择一便陪着几位身着便服、西装大衣的日本军官来到，由李择一负责逐一介绍。　　谈话开始，日军代表趾高气扬，板成面孔，一开口便用中国话训杜月笙：　　“‘一·二八’战争的爆发，完全是你们的１９路军不遵守撤退命令，因而引起。由此可见，你们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国家！”　　杜月笙并不是一个心浮气盛，睚毗必报的人，相反的，他一生最大的长处之一，便是“忍人之所不能忍”，从而才能“相忍为安，任重道远”，但是，当着甘格林的面，这位日军代表声势汹汹，摆出“严词厉责”的姿态，却使杜月笙火冒三千丈，他气涌如山，勃然大怒，他抗声而答：　　“１９路军该不该撤退，我是老百姓，我不清楚！不过你们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得你们政府的准许，就下命令炮轰北大营，占领中国的沈阳和东三省，倒是各国报纸上都登得有的，日本有这么乱七八糟的关东军，难道也算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　　这一席话不但说得慷概激昂，义正词严，而且，针对日本海军方面的心里弱点，用关东军的备受指责，直捣日军心脏，折冲尊俎，攻心为上，也许这便是杜月笙无师自通的外交天才。总而言之，斯语一出，使日军代表为之语塞气沮。李择一连忙出来打圆场，他陪着笑脸向杜月笙说：　　“杜先生，今天谈的事情很多，让我们坐下来，从长计议，好吗？”　　杜月笙却仍然不假辞色，避而不答，他注视日军代表的反应，直等那几名便衣军官全都面现尴尬，无可奈何地先坐下去，他才傍着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和日军代表隔一张长会议桌面对面坐着。　　日本军官的脸色好像岛国多变的气候，他们疾颜厉色唬不倒杜月笙，反被杜月笙抹下脸来训斥一顿，随即变为谦逊恭顺，杜月笙不是初次与东洋人交手，他懂得他们的心理，李择一是土肥原系下的角色，他比杜月笙更为了然。于是，他不吝越俎代庖，借助为筹，站在中间人的立场，说了一大堆话，用意在弥补一碰即僵的局面，重新挑成话题。　　双方以缄默表示同意。　　“杜先生是以上海市民生命财产为重，勉为其难，当仁不让，到法国领事馆来会晤日军代表，听一听日方停战的意向，然后以私人友谊，代为转知上海军政当局，‘试探’一下可否借此重开恢复谈判之门。”　　李择一长篇大论，侃侃然说完了这一大段话，顿一顿，见日军代表并无不怿的反应和驳斥的表示。杜月笙方面他不必考虑，因为这一席话正是为了杜月笙所说的。于是，李择一先请杜月笙发表意见。　　“我今天只带了耳朵来，”杜月笙语惊四座，不疾不徐地说，“我既跟李先生说的一样，我是来听听日方有没有诚心停火的。”　　李择一抢着回答：“当然有，当然有，否则的话，他们这几位代表就不会来了。”　　日军首席代表又赶紧补充一句：　　“不过，日方停火是有条件的。”　　杜月笙机警地一语不发，他仿佛没有听见。　　甘格林眼看场面又要闹僵，他命翻译为他传言：　　“杜先生方才说过，他今天来此，就是为了听取日方的意见，贵方如有条件，请提出来，让杜先生衡量一下，可否代为向华方转达。”　　于是日军代表又施展他们惯用的伎俩，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一连串的提出许多停火方案。首先，日军代表要求华方“遵照”日本海军司令部，在１月２８日深夜１１时２０分，向市政府和公安局所致送的最后通牒，请１９路军撤出上海，以免肇致两国军事冲突。杜月笙听了，哈哈大笑，他说：　　“冲突老早造成了，结果是日本军队伤亡不小，飞机被打下来，铁甲车也被１９路军活捉，现在要避免冲突，照说应该是日本海军撤出上海吧。”　　日军代表老羞成怒，怫然色变，悍然地说：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行动完全合法，我们在事先曾经获得上海各国防军的谅解，进驻闸北，保护经常受到攻击的日本侨民！”　　杜月笙别转脸去问甘格林：　　“这倒是新鲜事了，闸北是中国地界，各国防军有权准许日本军队进驻？”　　甘格林笑着摇了摇头。　　于是，杜月笙冷冷地说：　　“这就是了，依我说，还是日本军队开回公共租界去算了。”　　“华方也要撤兵，”日军代表强词夺理，“否则，那就不公平。”　　“华方撤兵，”杜月笙高声地问：“闸北地方秩序，由啥人来维持？”　　日军代表抗声答复：　　“可以商请中立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派军警暂时驻防。”　　杜月笙再进一步地问：　　“包括那些地区呀？”　　“包括日本皇军现已占领的华界地区，和１９路军驻守的防线。”　　“这便是日方的条件吗？”　　“最低限度的条件。”　　日军代表回答得斩钉截铁，这使杜月笙很生气，他站起来以手作势地说：　　“日本人强占了中国的地方，立刻撤退是应该的，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地方上驻防，为什么也要撤退呢？再说，日本军队在打仗之前已经进驻越界筑路区域，再加上战后占的华界，拿这一大块地方请法、英、美军队暂时维护秩序，把中国和日本的军队分开，难道还嫌不够呀？为啥还要把１９路军的防线也让出来？”　　李择一不等日军代表开口，插嘴进来说：　　“杜先生，今天会见日军代表，主要是为了传达日方的愿望，方才日军代表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委婉地提醒杜月笙：“杜先生是否可以跟有关方面商量过后，再由官方采取外交途径解决？”　　与此同时，甘格林也附和地说：　　“李先生说得不错，正式的交涉，原应由官方办理。”　　至此，杜月笙无话可说，只得应允。日军代表辞去，他匆匆回到家里，耿嘉基和王长春已在客厅里等侯，他很详尽地把交涉经过告诉了他们，耿、王二人回枫林桥市政府向吴铁城复命。　　当天，吴铁城采取两项行动，其一，是下午在英国领事馆召开调停战事的会议，他改变初衷派员出席。市政府代表当着各国领事的面，质问日本领事：　　“日军进攻闸北，是否获得上海租界各国防军委员会的谅解？而且是根据这一个委员会的防务会议拟订计划而为的？”　　日本领事不防有此一问，众目睽睽，无法抵赖也不能撒谎，他只能坦白承认：　　“日军进入华界，并非防务会议的原议，而是日方为了保护闸北地区的侨民安全所采取的自由行动。”　　上海市政府代表根据日本领事的答复，立即质问：　　“对于日本军队的此一自由行动，日本政府是否愿负完全责任。”　　这时日本领事三浦板下脸来，大喝一声：　　“当然负责！”　　由于这一段对答，日方蓄意侵略，昭然若揭，在道理上先已站不住脚，这是外交战上的一大胜利，中方代表回市政府，将经过一一陈明。吴铁城非常高兴，他立刻打限３０分钟到的急电给南京外交部，请外交部电知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颜惠庆向国联提出陈述。　　当日的会议席上，市府代表曾经根据杜月笙所提供的情报，正式提请日军退入租界范围，至于他们所让出的越界筑路及其附近地带则交由英、法、美军暂时维持。日本领事这时对于军方试探停火已有所闻，只是不晓得内容，再加上法，英、美领事一片附议之声，他不便擅作主张，答应请示村井仓松总领事以后再作定夺。　　杜月笙事后听到消息，欢声大叫：　　“好哇！捉牢他们一条小辫子了！”　　吴铁城以情理猜测，认为日方确有谋和诚意，至少谈判之门已经敞开，所以便采取第二项行动，通知杜月笙，转请法国驻沪总领事甘格林，劝促英、美总领事迅即召开第二次会议。吴铁城并且透露：他将邀同１９路军的高级将领出席，因此极可能借这一次谈判停止战火。　　各国总领事最怕的便是战火蔓延，波及租界，同时也深远地影响各国在华利益。由于本身的利害关系，列强中没有一个愿意见到日本并吞中国。所以，甘格林的意见马上得到支持。２月１日傍晚，英国领事馆又有盛会，吴铁城、１９路军７８师师长区寿年、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海军第一先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少将一体出席，英、美、法防军司令、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列席参加，在这个中日代表面对面谈的会议席上，最初拟议日军退回租界线内，我军撤到维持日军占领地区的两千码后，日本人先表示反对，接着又扬言电呈日本政府请示。但是，会议终于决定，自２月２日起，双方互不攻击，停火３天。　　这３天之内，双方只有小规模的接触，吴淞炮台和日本军舰炮战两小时，有１２架日机轰炸南北炮台。闸北、虹口风平浪静，也就在这休战的３天，战区百姓得以搬迁一空，他们有的逃进租界，有的流浪异乡。但是无论如何，有这３天从容撤退的机会，却救了不少生灵。　　停战届满的前几个钟头，日本皇军又罔顾信用提前开火，下午３点钟向闸北开炮，飞机更在青云路、宝兴路，新疆路、宝通路等处投掷炸弹。双方协议，于是又被日军片面撕毁，即将赴援的一师陆军已奉日本内阁批准正在登轮驶沪途中。中日大战，至此面临新的高潮。淞沪浩劫又是难免。　　不过，也就在这停火的３天之内，国军精锐第８７师王敬久部和第８８师孙元良也已顺利开抵战场。另外，国民政府更调集了兵精械足的税警总团和中央教导队担任江湾、庙行，大场一线的防务，奠定了往后苦战３０余天，誓死不退，大举歼灭日军的胜利基础。日本人的援军第９师团，混成第２７旅团则到２月７日才开始投入战场，自２月４日至２４日，是为一·二八之役第二阶段，日方的司令官也换了陆军第９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　　２月２４日以后，围军屡挫敌锋，日方迫不得巳，再换白川义则大将出任司令官，又增派第１１和第１４两个师团，这上海淞沪之战的第三阶段，一直打到３月３日双方进入半休战状态，然后延展到５月５日。　　就在中日淞沪之战第二阶级，杜月笙以其强大的群众力量为后盾，又得着机会，使他在外交场合作狮子吼，碰台拍桌，霹雳一声，大大地出了一次风头。　　日本军队攻击中方阵地，自始至终都以公共租界为基地，公共租界也有日本人的一份，租界当局似乎无话可说。但是中国外交当局却仍一再的向英美公使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２月２２、２３两日。国军对于日军以租界为庇护所，深感忍无可忍，于是发炮攻击逃入租界的日军，当英、美、德等领事馆向中方提抗议的照会，外交当局立即不假辞色，堂堂正正地回答他们：　　“请即采取必要步骤，防止日军在公共租界登陆，并利用该租界为军事行为之根据地点，使此一状态不再存在。因为，公共租界附近流血之争斗，正由于该项状态而使然！”　　然则，２月２４日以后，日军新任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亲自指挥，以江湾跑马厅为炮兵阵地，集中兵力，包围１９路军第６１师的江湾阵地，展开最猛烈的攻击。自江湾阵地一线到庙行小镇，接连打了９天，中国军誓死不退，寸土必争，１９路军名将，一位旅长翁照垣喊出了口号：“没有枪，用刀；没有刀，用牙齿咬！”　　在部署这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以前，日本皇军的计划，原想假道法租界，由真如和彭浦，侧击大场，直拊江湾、庙行一线１９路军的后路。这个计划果若成功，中方就要吃大亏。　　这时，杜月笙及时侦悉在２月２４、２５、２６日那３天，前后共有好几千名日军，乘黑夜登岸，潜往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祁齐路一带。他们分散开来，住进日本侨民开设的商店及其所有的住宅。杜月笙并且得到消息，这数千日军企图由法租界冲入沪西，抄袭江湾、庙行，进犯我军的右翼。　　他马上通知吴铁城和蔡廷锴，１９路军紧急加强江湾、庙行后侧的防务，吴铁城则十万火急呈报外交部。２月２７日，外交部便照会法国公使，请他转告驻沪总领事和法租界当局“严重注意”，“迅将潜伏界内的日军立予驱逐”，“嗣后务须严密防范，勿使潜入，以免肇成祸端”。　　杜月笙不等外交部的照会抵达，他先跑去跟甘格林办交涉，当面质问：“有没有这个事情？”　　甘格林明晓得杜月笙已有所闻，说不定还掌握着证据，否则他便不会无的放矢，跑来大兴问罪之师。所以他坦然承认确有其事，不过接下来他又婉转解释：“日本军人素称横蛮，尤其近来气焰高涨，不可一世，潜入法租界的日军有数千人之多，而且武器装备一应俱全，倘若租界当局采取强硬行动，因激生变，那么，日本皇军固然驱逐不了，说不定法租界这弹丸之地，可能为之糜烂。”　　杜月笙听了，气愤填膺，他正色地告诉甘格林说：　　“中日之战，国际联盟已经在谴责日本。法国政府的立场，即使跟国际联盟不一样，最低限度也要守中立！如今你听任日本军队混入法租界，而且我听说他们还要利用法租界做攻击中国军队的根据地。中国军队为了自卫，假使跟前几天公共租界发生的炮轰事件，照样的‘上’你一当，试问总领事，你对法租界居民的生命财产又那能够保障法？”　　甘格林被他质问得无词以应，只好支吾其词地回答：　　“我想，中国军队不至于这样冒昧地从事炮轰法租界，同时，日本军队在租界上也不会耽搁得太久！”　　杜月笙一挺胸说：　　“我是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又是华人纳税会会长，保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也有一份儿。日军混入法界，要出大事体了，不能再拖，我请你明天一早，邀请各国领事和中日双方的高级代表，开一次会，大家商量商量，并且彻底解决这一大问题。”　　甘格林发急了，大声地问：　　“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全部公开？”　　“公开了好得多。”杜月笙再进忠告，“否则一定会出大事体啊！”　　甘格林这时意识到，纸包不住火，杜月笙已经侦知日军潜入法界，他必定已经通知了中国军政当局，迫于无奈，点了点头，答应召集会议。　　第二日，法国总领事馆冠盖云集，各国驻沪总领事全体到齐，中国方面因为情势紧急，问题严重，特由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亲自出席，杜月笙是法租界华界的首脑，他准时赶来参加。　　时间一到，甘格林宣告开会。以主人身份，他首先说明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日方认为他们有权在租外驻军，中国政府则指控日军利用租界庇护，向华军发动攻击，因此租界当局变成了助纣为恶。接着他坦白地指出：“这一个问题必须澄清，租界可否任由日军驻扎或通过，领事团应该有所决断，免得徒滋纠纷。”　　甘格林将领事团讳疾忌医的一大问题予以直接揭发，公开提付讨论，并且促使领事团表明态度。对于中国来说，他是帮了大忙，然而，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却不胜愤怒，他抢先起立，大放厥词，威胁恫吓的语句从他“愤怒”的声调中像湍流急瀑般喷溅出来，他那种凶横野蛮的态度使在座各国领事为之愕然。　　但是，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没有人敢于保证村并的恫吓威胁不会成为事实，会议席上的情势对于中方相当不利，甘格林提议将之公开化的重大问题，倘若即刻加以表决，可能会达成相反的结果，使日军利用租界为军事根据地变为公开、合法。　　村井在厉声咆哮，各国领事噤若寒蝉，大家暗暗的在担心。　　谁也没有料到这时杜月笙光了大火，他猛的一拍桌子。２０年来杜月笙历经磨炼，炉火钝青，几乎就不会有人看见他当众发过脾气，惟独这一次，他在各国领事之前，攘臂挥拳，高声喝道：　　“好，东洋兵可以进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国人，你们尽管通过这个议案，不过，我杜月笙要说一句话：只要议案通过，我请日本军队尽量的开来，外国朋友一个也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以内，将租界全部毁灭！我们大家一道死在这里！”　　晴天霹雳，震得与会各国领事目瞪口呆！日本外交官可以讨价还价，杜月笙却以“闲话一句”为其金字招牌。租界面积不大，人口密度至少冠于亚细亚。杜月笙在上海能掌握多少群众，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心里不明白，只要他一声令下，自有为他拼命效死的人毁灭租界，从杜月笙的嘴里说出来那就不是炎炎狂言，空口白话。　　正在这时，杜月笙便在全场震惊，一时无从反应的那一瞬间，一个转身，大踏步离开会场。　　杜月笙动了真火，吓得高高在上，趾高气扬的各国领事，一个个就像泥塑木雕的菩萨，开不了口也动弹不得。杜月笙带来等在外面的一帮弟兄，连同保镖司机，和司机助手，此刻仍在台湾开车的钟锡良也在内，得意洋洋，欢天喜地，簇拥着杜月笙回家了。　　听说了租界开会这事，芮庆荣毛焦火躁，说声风便是雨，他一路大谈其如何邀集各路人马，甩炸弹纵火放手枪，要把寸土寸金的租界搞成断坦残瓦，尸山血海。高鑫宝在笑他憨，顾嘉棠心直口快，啐了芮庆荣一口说：　　“呸！月笙哥摆得下千斤重担，你怕外国赤佬真的敢挑？说说罢了，你们放心，外国亦佬绝对不会再提东洋兵利用租界的事啦。”　　这一点倒是给他料中了，当天领事团开会的结果虽然是不了了之，可是日本军队从此以后就不会借道租界，同时白川大将两路夹攻庙行、江湾国军的计划宣告胎死腹中。当夜，潜伏在法租界的数千日军，“怎么来，怎么去”，他们趁夜摸黑，悄然撤离。　　３月６日，中日双方开始休战，５月５日，经过国际联盟的调处，中日双方正式签订停战，淞沪之战于是宣告结束了。第六章 我最疯狂 金融界人　　徐新六是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曾留学英、美，专攻经济，获得过博士学位。由于他精明能干，善于经营，浙江兴业银行在他的手中得到很大发展。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法币政策”，乘机以官股打入并控制各重要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却挺住了，未让官股取得控制地位，成为当时寥寥无几的以商股为主的银行之一。金融界人士因此对徐新六更加另眼相看。　　为了扩大在金融界的影响，杜月笙处心积虑地接近徐新六。经过一段时期的了解，他掌握了徐新六私生活的秘密，决定以此诱徐新六就范。　　原来，徐新六颇重名誉，讲究“绅士风度”，极力给人一种洁身自好、彬彬有礼的印象，在上海滩素以私生活严谨而著名，金融界因此称其为“圣人”。但孰知“圣人”仅在外表，骨子里同样风流，徐新六早已秘密有了偏房，且生有两男一女。这件事，徐新六掩藏得很严实，专门为他的偏房在外修造了房子，无论家中太太还是周围的亲朋友好，一无所知。　　可是，看着偏房所生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徐新六的烦恼也与日俱增，他担心自己一旦去世，偏房和在秘密状态下生的孩子得不到社会承认，便无法分享他的财产。因此想找一位有势力的人物，在他死后，能出面为他的偏房及孩子作证，从而使他们能取得他的一部分财产。　　杜月笙是无孔不入的，徐新六的心思当然瞒不过他。　　夏天，徐新六上莫干山避暑，杜月笙也寻踪而去。　　当晨风习习之时，或晚霞烂漫之际，杜月笙总陪着徐新六散步。幽幽空谷、飒飒林涛，更唤起徐新六百般柔肠，千种情思。杜月笙的娓娓劝慰和慷慨承诺，使徐新六感觉碰到了肝胆相照之人，便把自以为掩藏得严实的秘密对杜月笙倾吐了，并就此事写下一封亲笔函件，交杜月笙保存。　　杜月笙花这么多时间去陪伴徐新六，想掏出的正是这段话，当下便信誓旦旦地表示：“你健在，我为你保密；你一遇上不测，我一定出面为其偏房及她所生的孩子作证。”　　徐新六一方面感恩不尽，同时也明白他的把柄已落入了杜月笙之手。以后，杜月笙在金融界有所要求，徐新六当然只能尽力相助。第三卷 我最疯狂 第七章 仗势欺人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时，以孔祥熙为后台的“七星公司”在上海大做投机生意。因其情报准确、资金雄厚，在上海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赚了很多钱。对这种利用特权获取暴利的作法，民族资本极为反感，市面上一时沸沸扬扬，颇多非难。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上海一部分商人达成默契，共同对付“七星公司”。　　有一次，“七星公司”自恃财力雄厚，企图造成黄金价格看跌的趋势，逼上海黄金持有者大量抛出黄金，然后由他们吃进。为此，他们在黄金交易所不停地抛空，黄金价格每日看跌。但上海经营黄金生意的商人，却串通一气，看着黄金价格惨跌，就是不肯抛售手中黄金，遇上适宜的机会，还吃进一些“七星公司”抛出的黄金。“七星公司”没想到他们影响市场行情的法宝，这一次竟不能奏效，但空头已做太多，老本大蚀，结果轮到上海商人向他们讨债。孔祥熙虽为“七星公司”后台，但投机生意失败，由他出面公开赖账却也不方便，于是，他授意杜月笙干预。　　杜月笙出面，将这次黄金交易中成为债主的诸多商人找了去。　　在聚会上，他不无威胁地说：“这次生意，朋友走油跑马，我不会看冷铺，账不管有多少，统统送过来，我准备倾家荡产代赔。”　　这些久在上海滩浮沉的商人们，当然懂得杜月笙这番话包含的真实意思，只得强作笑颜地说道：　　“笑话，别人掉了枪花，倒要叫杜先生倾家荡产赔出来，世界上没有这种道理！照杜先生牌头，账一笔勾销。”　　到手的钱被硬挖了去，未免肉疼。更令这些从事黄金交易的商人们心悸的是，这次黄金交易所的抛空风潮，虽然以他们险胜而平安渡过，但“七星公司”如卷土重来，做更大的投机买卖，他们将很难抵御。出于这种顾虑，他们想了一个所谓妙计，即推举杜月笙担任金业交易所理事长，想借他的面子使孔氏家族有所收敛。　　这种想法正合杜月笙心意。杜月笙插手这次风潮，就是为了向当事者双方显示他的实力，一方面抬高自己在四大家族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炫耀与四大家族的特殊关系，以吓唬上海滩的商人。此举果然奏效，在“杜月笙”三个字前面，从此增加了“金业交易所理事长”的头衔。　　金业交易所之外，杜月笙还通过帮助孔祥熙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和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等控制中国通商银行后，谋取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职位。　　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创办于１８９７年１１月，它所登的广告中必定有这样一句话：“我国首创第一家银行”，牌子老、影响大。盛宣怀死后，该行由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宋子文、孔祥熙早想染指该行，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１９３６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正流通市面的纸币，逐渐以这四行发行的钞票换回，停止使用。　　为了防止各银行滥印钞票调换“法币”，在“法币政策”公布前，国民党政府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１２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其中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额为３４３０万元。掌握了这种情况后，中央、中国、交通行秘密集中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钞票，突然前去该行兑现。因事出意外，加上傅筱庵见上海地价暴涨，正在河南路耗资１０００万元建一座“中国通商大厦”，头寸吃紧，未免捉襟见肘，无法满足兑现要求。国民党政府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以维持金融为名，提出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想全面控制中国通商银行。　　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作梗。国民党政府抓住他与北洋军阀有过来往的辫子，加他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傅筱庵惶恐之下，只身逃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大连躲藏。　　傅筱庵一走，中国通商银行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它若破产倒闭，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宋子文、孔祥熙意在控制该行，并不想让它倒闭。但傅筱庵被官方整怕了，并且国民党政府已公开对他发出了通缉令，不便出面请傅筱庵回沪，此事便交给杜月笙办。　　杜月笙乐得作好人，当即托人带信给傅筱庵：　　“请先生回沪把中国通商银行的账目算清，天塌下来，有杜某人顶着。”　　傅筱庵仓惶出逃，本是权宜之计，见杜月笙出面作保，决定顺水推舟，返回上海。他对带信人说：“杜先生铁肩担道义，真非常人也。我决定回上海，刀山鼎镬，在所不辞。”　　他这话一箭双雕，一方面表示自己是为顾全杜月笙的面子才回沪的，另一方面借着吹捧杜月笙，强调杜必须对他的身家性命负责。词美意深，可谓老奸巨滑。　　傅筱庵回沪后，七拼八凑，又将投资千万、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作价３００多万元拍卖，勉强还清债务。但是，遭此打击，中国通商银行气息奄奄，欲振乏力。孔祥熙、宋子文等感到火候已到，便授意杜月笙出面代中国通商银行要求中央银行支持。之后，中央银行便以“救济”为名，把大量“官股”塞入中国通商银行，并将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顾诒谷调去中国通商银行任总经理。杜月笙担任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因此在金融界的地位当然更非昔日可比。　　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殊关系，杜月笙还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的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虽然银行公会理事长的头衔未归于他，但他在金融界终于也成为一个能兴风作浪的人物了。第八章　　如果说杜月笙插手金融业，是以建立中汇银行为开端，那么，盘得华丰面粉厂，则是他跻身工商界的标志。　　华丰面粉厂设在小沙渡路上，老板为卢少棠。３０年代时，卢少棠因在赌场上惨败，背上数十万元的债务，无奈之下，产生了卖掉华丰面粉厂的念头。　　开设面粉厂在这时是很赚钱的，杜月笙得知卢少棠的想法后，立刻叫他的重要经济顾问杨管北设法将华丰面粉厂搞到手。杨管北找到华丰面粉厂一位与他熟悉的陈经理，证实少棠确有卖厂之意，同时了解到已有人抢先一步在接洽买厂事宜。杨管北闻讯，心急如火，要求这位陈经理设法将这桩生意让给杜月笙，经他软硬兼施的努力，卢少棠被迫答应以１０９万元的低价，将华丰面粉厂卖给杜月笙。　　价格谈妥后，杨管北按杜月笙授意去找傅筱庵。　　这时，傅筱庵刚从大连避难回来，为处理中国通商银行的债务及与孔祥熙等人的矛盾，正有求于杜月笙。杨管北见到傅筱庵后，告诉他：　　“卢少棠准备卖出华丰面粉厂，因债务所迫，价格定得相当低，只需１０９万大洋。”　　然后，他虚情假意地劝傅筱庵买下。其实，卢少棠要卖出、杜月笙想盘进华丰面粉厂的消息在当时已不是新闻，以傅筱庵的地位和关系不可能不知此事，他见杨管北突出此语，当然能听出其弦外之音，连忙摇动双手说：　　“不，不，我从没想过要买面粉厂，我不买，应帮杜先生买下来才对。”　　杨管北闻言，心中暗自高兴，他知道傅筱庵会猜透他的意思。嘴巴上却仍然甜丝丝地说：　　“还是傅先生买下来妥当。”　　傅筱庵干脆进一步点明：“不，不，还是由杜先生买下来，交给你来管理。这才是最好不过了。”　　“不过……”　　傅筱庵不得不接过话头，连忙说：“钱没有问题，中国通商银行可以借给低息贷款。”　　杨管北东拉西扯，绕了一个圈子，终于得到了他想得到的这句话。就这样，杜月笙不用拔一根汗毛，华丰面粉厂便稳稳当当落入他的手中。　　华丰面粉厂到手不久，杜月笙那干瘪但却包藏着无穷欲望的肚腹又开始了新的算计。他的双眼盯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位置。　　因为取得这个位置，可以左右上海，乃至江南、江北数省的面粉生意。　　这时执上海面粉业牛耳的是担任上海面粉交易所常务理事的著名实业家荣宗敬及其弟荣德生。荣家兄弟是无锡人，早年在上海当学徒，积攒一定资金后，开设了广生钱庄。还在光绪年间，荣家兄弟便投资面粉业，在上海开设“茂新”面粉厂，创出了深受欢迎的“兵船牌”面粉。以后又接连开设了茂新二厂、三厂，直至十厂。“茂新”之外，又设“福新”厂号，也是一厂、二厂，直至十厂。杜月笙以区区一厂之力，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当然不可能胜过荣家兄弟。但他有国民党权贵撑腰，有黑社会捧场，有玩弄阴谋权术的超人本领，凭借这些，杜月笙刚刚打入面粉业，便急不可耐地要与荣家兄弟一决雌雄。　　杜月笙首先出高价将王禹卿及“兵船牌”商标从荣家兄弟手中挖来。王禹卿绰号“面粉二王”，多年主管荣家以“福新”为厂号的１０家面粉厂，在面粉行业中，素以精明干练，经营有方著称。此外，杜还聘来了大同面粉厂总经理卞筱卿，让这两人与杨管北同任华丰面粉厂常务董事，负责全厂业务，以加强华丰面粉厂的竞争能力。　　同时，杜月笙想方设法拉拢面粉行业中与荣家兄弟有矛盾的商人，以孤立荣家，扩大自己的力量。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活动的生意人，分属于两个面粉业公会：上海面粉业公会、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荣家兄弟的影响主要在上海面粉业公会，而杨管北因祖上在扬州、高邮等处开有面粉厂，因而与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关系密切。这两个公会所代表的势力，围绕价格及市场分配等问题，长期以来明争暗斗，角逐激烈。　　１９３１年，国民党实行“裁厘加税”政策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厘即厘金，是旧中国政府在交通要道设关卡，对运销商品征收的一种捐税，１８５３年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由帮办扬州军务雷以诚首推行。“裁厘加税”政策对苏浙皖地区的面粉业商人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用于加工面粉的小麦基本在当地采购，不需长途贩运，很少厘金负担，只有把面粉运到上海的途中才需交纳厘金。所以，“裁厘”未使他们减轻多少负担，“加税”却使他们增加很大支出。而上海的面粉业商人要到外地采购小麦，途长路遥，支付的厘金数额大大超过苏浙皖三省面粉商人，因此，“裁厘”使他们得益不少。苏浙皖等地的面粉商人，本来就因运费等问题，在竞争上处于劣势，“裁厘加税”政策实行后，他们的境况更糟。　　杜月笙看准这是笼络人心的好机会，亲自跑到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去活动，敦促三省面粉业商人，一同写了一个“呈文”，一方面表示拥护“裁厘加税”，同时要求考虑三省面粉业商人的损失，所征税收应比上海面粉业商人少百分之五十。这一“呈文”经杜月笙之手辗转，国民党政府江苏省财政厅送到了行政院财政部和实业部，之后，杜月笙又四出活动经宋子文、孔祥熙批准，江南面粉商人上交之税减少百分之四十，江北面粉商人上交之税减少百分之五十。　　杜月笙因此获得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商人的好感。　　经杜月笙授意，这部分商人又和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一些上海面粉商人暗中收购上海面粉交易所股票。　　在取得拥有发言权的股票数额后，他们立刻要求召开上海面粉交易所股东大会。这时，担任上海面粉交易所常务理事的是荣宗敬，理事长是与他关系密切的王一亭，他们对杜月笙秘密进行的拉票活动一无所知。结果，在股东大会上受到猛烈抨击，被迫同意改选理事。　　选举结果，杜月笙名列榜首，志得意满地取王一亭而代之，坐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交椅，杨管北则随之成为常务理事，从此他在面粉业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九章　　杜月笙挥拳打入面粉业后，他仍不满足，踌躇满志，又盯上了上海的航运业。　　大达轮船公司是张謇创办的一家著名民营轮船公司。张謇曾是清末状元，又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　　张謇，江苏南通人，光绪２０年甲午恩科状元，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这年夏天，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文武百官照例应该跑在路旁接驾。这一天恰好雷雨交加，地面泥水几寸厚，张状元被淋成了落汤鸡，又在积水里跪了多时，回到会馆，夜不能寐，他自言自语地喟然长叹：　　“我读书当官，身列朝堂，难道只是为了做磕头虫而来的吗？我饱读圣贤书，志气何在？”　　于是，他辞官回乡。这位４２岁的状元公，自４岁开始念千字文，经过３８年的寒窗苦读，结果是只做了１２０天的小京官又回家了。　　张謇辞官后从商，从光绪２１年到民国１５年，他先建立了大生纱厂，以后又连建了８个厂，设置了电厂、油厂、面粉厂、机械厂、轮船公司等无数企业。　　１９０４年６月，张謇在上海高桥租下南市十六铺一带大量沿岸土地，建设仓库、码头，成立大达外江轮步公司。８月，又在南通天生港设置码头和仓库，成立天生港轮步公司。之后，又从国外买进两艘客货两用轮船，合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及天生港轮步公司为大达轮船公司。该公司的轮船班次，被称为沪扬班，专跑上海经南通天生港至扬州霍家桥一线，独占此航线２４年。　　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４日，张謇病逝。不久，大达轮船公司经理鲍心斋也辞世而去。创始人的相继故去，给该公司经营上带来一定混乱。不巧的是，以后又连逢两场灾难，一是大达轮船公司存有巨款的德记钱庄破产，大达轮船公司因此损失好几十万。二是大达轮船公司所属“大生”、“大吉”号轮船先后失火烧毁，船上旅客死伤众多，货物损失严重，都要大达轮船公司负责赔偿。这两场灾难使大达轮船公司负债累累。这时，原由大达轮船公司独占的航线之上，又出现了竞争对手———大通轮船公司。该公司以上海滩的洪门大哥杨在田为董事长，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费伯鸿为总经理，靠山不弱，实力也强大。大达轮船公司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受到这一劲敌的竞争，更是步履维艰，渐渐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　　大达公司的主要债权人是镇江帮金融巨子陈光甫开设的上海商业银行，陈光甫眼见大达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心里相当的着急；与此同时通州帮的实业巨子也在为此一问题焦头烂额，不知所措。于是，镇江帮金融界和通州帮实业界人士频繁接触，最后，他们认为如果能找一位通天教主、大力人士做后台，再聘一名富于魄力、精明强干的经理，也许可以死马当做活马医，解除大达的危机，让它站定脚跟，起死回生。　　他们想来想去，认定这一对搭档的最佳人选惟有杜月笙和杨管北。持这一主张最坚决的，是大达公司常务董事兼上海商业银行业务部经理越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