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偷情。可惜，偷情这件事，却又从来就是屡禁不止的。事实上，不但偷情的方式形形色色，而且偷情的原因也多种多样，有的值得同情，有的应该谴责，有的则一下子难以说清是非。比较值得同情的一种是婚姻的不幸，而其中最值得同情的又是当事人在家庭中受到歧视和虐待，而在情人那里得到体贴和关怀。这种情况，一般以女性为多。因为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受配偶欺辱的现象相对较多，而一个怕老婆的男人，则是连情人也不敢找的。不过，更多的情况，还是娶不如意，或嫁非其人。这种情况，在包办婚姻的时代，可谓屡见不鲜，即便在今天，也未必没有。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位半老之后还要偷情的徐娘，便是一个不满意自己婚姻的人。她嫁给了皇帝，表面上看风光得很，其实内心十分苦闷。她甚至公然用嘲弄皇帝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的苦闷。萧绎瞎了一只眼睛，是个“独眼龙”，徐妃在化妆时便常常只打扮一半，名曰“半面妆”，其理由则居然是“反正一只眼睛只能看见一半”。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徐妃的“半面妆”，显然就意味着在她看来，那个萧绎既不爱她，也不值得她爱。这自然大伤皇上的面子。元帝后来要她自杀，这也是原因之一。婚姻不幸的具体情况也很多，有性格不合，有志趣不同，也有性生活不和谐等。比如明代福建莆田有一位徐姑娘，是一个有名的才女，聪颖好学，才华横溢，然而其所嫁者，却是一个胸无点墨的富家子弟俞公子。洞房花烛夜，徐姑娘请俞公子对诗，公子嗫嚅说：我不会做诗。姑娘又说，对句也罢。公子只好勉强说，请小姐出题。徐姑娘随手一指桌上两方石砚，脱口吟道：“点点杨花入砚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公子呆了半天，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小姐含嗔一笑说，公子何不云“双双燕子飞帘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俞公子还是反应不过来。这自然令人十分扫兴。但身不由己的徐小姐，此时也无可如何，只好硬着头皮去做俞公子的妻子。这样的夫妻，其婚后的生活不难想象，一定是了无趣味。所以，婚后没有几年，徐姑娘便抑郁而死。徐姑娘的不幸，在于嫁非其人又生不逢时。如果她生在唐代，也许能偷情；如果生在当代，当然能离婚。但无论生在何时，如果有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闯入她的生活，她多半抵御不了私奔的诱惑。偷情中最应该谴责的是玩弄异性。这是一些情不专一、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人。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什么忠贞的爱情，而只有寻欢作乐、苟且行淫。因此，这一类人的私通，差不多都没有什么固定对象。比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家中拥有妻妾六人，日夜纵欲无度，还要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嫖玩妇女，私通情人，正如潘金莲所说，是“属皮匠的，缝（谐音逢）着就上”。贾琏也是这样，丫头仆妇、清俊小厮，他都无不想勾搭上手。比如一个仆妇绰号叫“多姑娘儿”的，是一个“极不成材破烂酒头厨子”的老婆，妖冶异常，轻狂无比，和荣宁二府几乎所有仆人，都有一手，而贾琏居然也垂涎于她。终于，趁着自己女儿出痘疹，讲究忌讳，必须夫妻隔房，竟与多姑娘儿通奸。而且，一见面，“也不及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那多姑娘儿还要故做浪语：“你们姐儿出花儿，供着娘娘（指“痘疹娘娘”），你也该忌两日，快离了我这里罢。”谁知贾琏竟说：“你就是‘娘娘’，哪里还管什么‘娘娘’呢！”这就简直是只要能够通奸行淫，什么都不顾忌了。认真说来，贾琏与多姑娘儿，倒也半斤八两，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则他们的通奸，除了让人鄙视，也算不上什么罪恶。真正罪不容赦的，是那些骗取他人爱情，尤其是骗取未婚少女爱情者。之所以说“罪不容赦”，就因为情义无价。杀人可以偿命，借债可以还钱，而骗取爱情却无可补偿。它所造成的是心灵的创伤，而且会留下终身难愈的伤口。尽管在法律上，我们无法像设立诈骗钱财罪那样设定骗取爱情罪，但在道德上，实应视骗取爱情为较之诈骗钱财更为恶劣和严重的罪行。事实上，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也往往是十分严重的。对于已婚妇女而言，可能会造成她婚姻破裂、有家难回；对于未婚少女而言，则可能造成她无法再嫁，抱恨终身。更严重一点的，还可能导致轻生。这就简直和谋杀没有什么两样了。尽管我们决不赞成一个人被骗取了爱情后就要轻生，但也决不能放过那些口是心非、玩弄异性的衣冠禽兽。介乎婚姻不幸和玩弄异性之间的，还有许许多多难以尽说的复杂情况。比方说，少男少女和比自己年龄大得多的已婚男女偷情，情况就十分复杂。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常常会产生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白的性爱冲动。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少女们往往会偷偷爱上“成熟的男性”，而少男们则往往会依恋于介乎母亲和姐姐之间的女人。这种心理是很正常的，这种情感应该说也是很纯洁的。正因为这种情感其实很纯洁，因此被爱的那些已婚男女，便会觉得拒不忍心，结果越是“当断不断”，便越是“不能自拔”，终于弄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又比如，初恋的情人，由于家庭、社会等原因不能结合，天各一方，若干年以后，过去的障碍已不存在，然而其中的一方可能已组成家庭。这时，当旧情人轻声叩门，询问“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时，又该如之何呢？再比如，家庭生活并非不幸，双方感情并未破裂，却也比较淡漠，只不过了无情趣地过日子。这时，一个更有魅力的、懂得爱情的、能给其中一方带来真正幸福的“第三者”出现了，又该不该接受这种婚外之爱呢？当然，如果当事人一方拥有一个充满了爱的幸福家庭，则上述问题也许就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幸福从来就是相对的，更何况幸福的家庭又实在是凤毛麟角。中国有句老话，叫“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其中就包括夫妻之间的不和谐在内。事实上，夫妻关系从来就比不上情人。因为情人之间，除了爱，没有别的。他们原本就是为了爱，才走到一起来的，自然越爱越深。夫妻则不同，他们之间的内容要多得多。除了性与爱以外，还有家庭建设、家庭责任、家庭义务，以及家庭成员关系（如婆媳、妯娌、翁婿等关系）的处理。不要说事务如此繁多，仅是家务劳动一项，便足以冲淡爱情的浪漫。从这个意义上讲，绝对理想的夫妻关系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恩爱夫妻、和谐家庭都只是相对的。然而人们却又总是要追求理想的爱情，要求夫妻关系像情人一样浪漫多姿。这就使得不少人婚前两情相悦，婚后大打出手，看配偶样样不顺眼，看情人处处都可爱。所谓“婚外恋”，可不就应运而生？看来，对于包括“婚外恋”在内的偷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同情的同情，该谴责的谴责，该帮助的帮助，尽可能地找到既有利于社会、又有利于当事人的合理解决办法。可惜，中国传统社会比此却似乎缺少这样一种科学态度，而往往会采取一种粗暴的做法——捉奸。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情人之（五）捉奸心理中国人爱“捉奸”，也爱看“捉奸”。中国人为什么爱捉奸呢？从明面上看，当然是出于“正义感”。不管怎么说，通奸总是“不正当”的。不正则不义，不义之人，人人得而诛之。这就首先从前提上确定了捉奸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合理合法的事，总会有人去做。因此，只要有人通奸，就会有人捉奸，而且也不会只限于被捉者的丈夫或妻子。似乎不能不怀疑这种“正义感”的真实性。事实上，不少捉奸者在行动时，心中确实是“正气一团”的。尤其是对“地方风化”负有责任的人，一听到消息，第一反应往往是勃然变色：“这还了得！”即便一般的匹夫匹妇，也不会认为出了这种事情，是“地方之幸”，因此也会正义感油然而生，义愤填膺地前去举报，或亲去捉拿。从这一点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儒家的礼教风化确实是深入人心。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妻妾妇人应“恪守妇道”，差不多已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只要一听说男女两人私相幽会，也不问是张三是李四，是恋爱是通奸，都会立即闪出“捉奸”念头，弦绷得可真够紧的。然而，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捉奸者那一团“正气”的背后，似乎多少总会有一点“正义”之外的东西。首先我们总得承认，世界上合理合法、正义正当的事，大概并不止于捉奸一件，而通奸是否犯法、是否一定不正当，也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便我们认定通奸是违法和缺德的，大概也得承认，较之敲诈勒索、盗窃抢劫、贪赃枉法、杀人放火等等而言，总归对社会危害要略小一点。然而我们中国许多人，对于抓贼、反贪、追捕逃犯和制止犯罪，似乎并未表现出捉奸时的那种热情，有的对于公安机关的执法，还会持一种不合作态度。这样算下来，则我们的“正义感”，似乎就要打一个折扣。其次，捉奸之后的处置，也很奇怪。按说，抓到了“罪犯”，理应移送司法部门处理，比如抓到了小偷什么的，就是这样。当然也有抓到小偷后猛揍一顿的，这也好理解。然而捉到“奸夫淫妇”之后，最通常的做法，是要“游街”；即便不游街，也要“示众”；即便不示众，也要广播得满世界都知道；而踊跃前来观看者，也大有人在。这就又不能不让人进一步怀疑，捉奸的目的恐怕不在于“捉”，而更在于“看”。的确，捉奸确实好看。第一，捉奸本身就是一台戏。但凡一部戏剧作品应该具有的，如环境、人物、情节、动作、悬念、高潮，捉奸一事之中，无不齐备。况且，这又是些什么样的“因素”啊！环境是神秘的，人物是真实的，情节是紧张的，动作是惊险的，悬念是强烈的，高潮则是令人兴奋的。既是真人上场，又不用花钱买票，正可谓“不看白不看”，岂有不看之理？第二，在捉奸这场戏中，可以看到许多平时想看、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舞台上都难以看到的东西，比如赤身裸体的男女。运气好一点，还可以看到他俩的某些动作。这可是极具神秘感、吸引力、刺激性的场面，是平时花钱也看不到的，现在却可以不花钱白看。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能错过？第三，捉奸比一般的看戏还要过瘾。一般的看戏，是演员演，观众看。演员演得再好，也难免有虚假感，而且也缺乏交流。捉奸却是真人真事，真刀真枪，货真价实，不带掺假，有足够的真实感和现场感，而且自己也亲自上场，既当观众，又当演员，岂不过足了瘾？第四，捉奸不仅仅是当观众，当演员，而且是当英雄，当大爷。你想想吧，那些“奸夫淫妇”，在捉奸者面前，哪一个不是惊惶失措、丢魂落魄、胆战心惊、磕头求饶？单是在那贼男女兴头正浓时冲将进去，大喝一声“你们干得好事”，就十分过瘾。看着他们从热被窝里滚落到冰冷地上，脸吓得发黄，浑身哆嗦，告饶不止，就够乐一阵子的。哪能不趁这机会幸灾乐祸一回，好好体验一下优越感？第五，捉奸不但能当英雄，当大爷，而且当得十分便当。因为你打也好，骂也好，教训也好，对方可决不敢还嘴还手。平时不敢说话的，这时不妨多说几句；平时不敢动手的，这时不妨大打出手；平时受过那“奸夫淫妇”气的，这时不妨趁机会出气；平时对人低三下四的，这时大可趾高气扬。总之，捉奸这事，既能一饱眼福，看一回好戏；又能一显身手，当一回英雄；还能博得众人喝彩，出一回风头。这可真是一箭三雕，得了便宜又卖乖，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所以，一有捉奸任务，男人们几乎不用动员，便会自觉上阵，踊跃前往，女人们也有偷偷摸摸去看的。当然，即便错过了机会，也不太要紧，因为还有后面的游街和示众可看。看游街示众当然不及看捉奸过瘾，但有机会看总比没得看好。因此，当那男的光着上身、女的挂着破鞋游街时，看客也会十分踊跃。然而我们还是不明白，捉住了“奸夫淫妇”之后，为什么一定要游街示众呢？最直接的解释是：为了让他们“没脸见人”。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没脸没皮，人而不人。所以游街示众，乃是一种极重的处罚。但是，倘若那“奸夫淫妇”，原本是死不要脸的东西，或者他们原本就是真心相爱，因此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又怎么办呢？办法也是有的。中国古代对此，历来就有严酷的肉刑，大抵是男的割去阴茎，叫“腐刑”；女的破坏子宫，叫“幽闭”，总之是让他们再也无法“成奸”。还有一种更加惨无人道，叫“骑木骗”，大概是用刑具刺伤女性阴道使之致死。此外还有骑木驴再加零剐的，不过一般用于因通奸而导致谋杀亲夫者。《水浒传》中撮合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又指使潘金莲谋杀了武大郎的王婆，受的就是此刑。王婆的是非我们先不去管，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对一个善良无辜者的谋杀，自然遭人痛恨。但如果只是两个人私通，并未谋财害命，也要男腐刑女幽闭，便未免令人大惑不解了。通奸即便不正当、不道德、有伤风化，处分也不该如此之重呀！重，自然有重的道理。首先，它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男女关系的重视。这种重视在《周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易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这就简直是把男女关系，提到安邦定国的高度了。依照这个逻辑，则男女关系如果“不正”，就会天下大乱，亡种亡国，所以又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可惜，匹夫匹妇、平民百姓并不懂《周易》。对于他们，只能用“重刑”来加以威慑。如果对于通奸偷汉者，所给予的处分，竟是轻描淡写的一番“教育”，那就显然无法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不过，重刑固然能表示重视，但如此的重视，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通奸偷情之事，其实是防不胜防的？或者说，是不用重刑，便不足以防患于未然的？从逻辑上讲，恐怕只能做这样的理解。那么，通奸偷情之事，为什么又防不胜防呢？如此防不胜防，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在内心深处也想干那种事的，其实并不只有一个两个？当然不止一个两个的。如果只有一个两个，就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其实，中国早就有句话，叫做“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也就是，“淫心”是难免人人都会有的。正因为淫心难免人人都有，所以，如不施以高压重刑，就势必弄得“天下大乱”。但是，高压也好，重刑也好，都不过只是当局的事，老百姓们也跟着掺和什么呢？少数人积极参与对“奸夫淫妇”的惩处，自然有他们的原因。首先，他们需要宣泄。刚才说过，“淫心”是许多人都难免会有的。只不过基于道德、慑于重刑、碍于条件，不敢付诸行动罢了。这样一来，他们的内心深处，就会感到“压抑”，这就需要宣泄。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想干而又不敢干的事，别人居然干了，而且还在干的过程中获得了快感，则“压抑”便会转为“愤怒”。因为要干就大家都干，要不干就大家都不干，凭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呢？这实在太岂有此理，太令人“愤愤不平”了。这无疑也需要宣泄。捉奸，以及捉奸后的惩处，恰恰正好可以既宣泄压抑，又宣泄愤怒，当然大家也就不用动员而踊跃前往。其次，他们也需要表白。不偷情、不通奸、不淫乱，是高尚、清白、光荣的事。既然是高尚、清白、光荣的事，就必须让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不赞扬，则光荣感等等，也就无由产生。这和一个人做了好事以后希望得到表扬的心理是一样的。但是，“做好事”和“不做坏事”却并不一样。“做”有形迹，是已然发生的事情。做了就是做了，无论是否有人知道，它都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在，即便别人不知道，至少自己知道，可以“问心无愧”。“不做”就难讲了，因为它无迹可查。你今天没做，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做呢？事实上没做，谁知道心里想不想做呢？不但别人无从知道，便是自己心里，恐怕也完全没有底。这就需要表白，需要向别人也向自己表白：自己不但“没做”那些坏事，而且“根本不想”做那些坏事。捉奸、看捉奸、惩处奸夫淫妇，无疑是最好的宣泄方式和表白方式。因为“奸夫淫妇”们决不敢也不会积极地参与捉奸（除非是自己的配偶与人通奸）。且不说“免死狐悲，物伤非类”，至少也会“做贼心虚”，不至于“贼喊捉贼”。所以，积极参与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便等于向大家宣布自己既非“奸人”，亦无“淫心”，而压抑在心理深层的“淫心”，又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宣泄，岂非一举两得、一箭双雕？正因为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是一种宣泄和表白，因此其行为也就必然“过激”。首先，过激才过瘾。既然是宣泄，就必须泄个痛快；而行为如不过激，则快感何由产生？更何况，在这里，要宣泄的东西又何其之多啊！有因自己不能偷情所生之“压抑”，又有因他人公然偷情所生之“愤怒”，轻描淡写地来两下怎么打发得了？因此，这才有腐刑和幽闭之类刑法的发明。这两种刑法，最能让那些愤愤不平者心理平衡；在我们大家都不能随便“快活”时，这对狗男女居然私下里“快活”了，那就让他们今生今世再也“快活”不成。这下子，我们大家不就“心理快活”了？其次，过激才有效。因为中国有条不成文的逻辑：一种行动如果被公认是“正义”的，那么，在行动中，行为越是过激，则其动机便将被认为越是正义。比如李逵的许多行动都是过激的，但他却正因为此而被公认为梁山上最够“义气”的哥们。所以，“文革”中，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做法也会一再“升级”，从一般的念批判稿，到开批斗会、挂牌戴帽游街，直到殴打体罚、凌辱致死。其原因，就在于运动的参与者，都要争相表示自己的“正义”和“清白”，因此，每一种过激行为的提议和表现，都不会遭到反对（想反对也不敢说），而只会受到普遍的赞同和积极的响应，当然也就层层加码、步步升级了。如果说在“文革”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是政治立场的坚定和革命斗志的昂扬，那么，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则是道德的高尚和行为的清白，其中就包括“不好色”、“不淫欲”。这种表白当然只能借助于对“奸夫淫妇”的“满腔义愤”。既然每个人都已“义愤填膺”、“怒火满腔”，那么，不出现过激的行为，就反倒不正常了。以上两种心理，自然是男人女人都有的。不过，相比较而言，则男人更多地是出于宣泄，而女人更多地是出于表白。因为男人比女人更喜欢“偷鸡摸狗”，而女人比男人更需要“自证清白”。中国历来只有女人的贞节牌坊，没有男人的贞节牌坊，而且一旦发生通奸案，也多半会归结女方的“勾引”，而男方则不过“意志薄弱”而已。既然女人往往被视为“祸端”，则“正派”女人便极需证明自己不是“祸水”。所以，在这时，有两件事是女人必须要做的。一件是在那“淫妇”游街示众时，冲出来向她吐口水，或扔泼污物，此则以彼之“污”证己之“清”；一件是在议论那“淫妇”罪行时，极尽口诛之能事，此则以彼之“淫”证己之“贞”。总之，必须以对那“坏女人”的义愤，来证明自己是“好女人”。不过，义愤再强烈，也只能对准那“骚货”。如果口水吐到“奸夫”身上，便会让人疑心自己与那男人“有染”，或被那流氓“打过主意”的，岂不是欲证其“清”所被其“污”么？这个脸可丢不起，这种赔本买卖当然也决不能做。《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闲话之（一）荤话与风话其实，当“正派”的男男女女们对“奸夫淫妇”口诛笔伐、游街示众、攻击辱骂，极力表示自己的“义愤”和“清白”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中国一句古老的成语和一句古老的俗话，这就是“欲盖弥彰”和“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确，当人们必须积极主动地极力表白自己并无某种念头时，往往就在实际上反过来证明了他其实是有着某种念头的，而且还十分强烈。如果真的没有这种念头，那么，他就连想都不会想到它，当然，也就不会想到要去表白。比方说，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中国农民两三向人表白自己不想当美国总统的？当然不会。需要表白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确有这一念头，二是别人都认定自己有此念头。那么，中国人如此热衷于在捉奸时表白自己，岂非恰好证明他们自己也有通奸偷情的念头，并因此而疑心他人也“同此凉热”？其实，这也是“公开的秘密”。道理也很简单：人们如此积极主动地去捉奸，趋之若鹜地去看奸，本身就表明人们对此颇感兴趣。没有兴趣，是连看都不会去看的。没有艺术兴趣的人不会去看画展，没有科学兴趣的人不会去看实验，对于性毫无兴趣的人当然也不会去看捉奸。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捉奸的兴趣，其实也就是对性的兴趣。性兴趣的产生，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个“情”，其实也包括性与性爱在内。古人云：“食色，性也。”也就是说，食欲和性欲，乃是人的天性和本能。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食（饮食）与色（性爱）的地位却并不平等。人们可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品尝百味，吃遍天下，却不能把性也堂而皇之地端上桌面，只能在背地里偷偷摸摸。偷偷摸摸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做爱毕竟不能像吃饭那样大张旗鼓，大摆宴席。然而问题在于，可以公开谈论的“吃”，其实主要是一个“做”的问题（做饭和吃饭），而不能公开讨论的“性”，却又恰恰是一个“让人来说的东西”。正如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其著名的《性史》一书中所指出，性不论其是文雅还是粗俗，最终都得转化而言语，被说出来。事实上，在性不得不受到压抑的时代，“说”也是一种宣泄，而且是一种对社会危害最小的轻度宣泄。所以，在世界各民族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用“说”来宣泄性的做法。在基督教世界中，它可能主要是密室之中向上帝所做的“忏悔”，而在中国，它则主要表现为田间地头、茶楼巷口的“闲话”。中国人爱说闲话，尤其爱说有关男女关系的闲话。什么是“闲话”呢？说是人们在闲谈时说的话。所以，但凡一切与正事或公事无关的闲事，一切个人的私事、小事，都可以成为闲话的话题，而一切不愿意、不能够，或者不值得摆在桌面上公然进行的议论和批评，都可以成为闲话，或被看作闲话。男女关系这件事，既是私事、小事，对于议论者而言又是与己无关的闲事，又不能公然地摆在桌面上作为“官话”来讲，当然多半也就只能变成闲话。闲话虽然“无关宏旨”，但又必须“饶有趣味”，大家才乐意去讲。男女关系这事恰恰都是人人都有兴趣的，当然也就会成为闲话的“热门话题”。有关男女关系的闲话，无非两大类。一类是涉及到自己身边人身边事的，往往带有非正式议论批评的意思；另一类并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只是谈今说古，泛议男女，是闲了没事说说好玩，供听者一乐的。前一类现实性强，是热点，但要有机会（身边发生了“搞男女关系”的事）。所以，平时说的多的，还是后一类闲话。后一类闲话，又分有情节的和无情节的两种。有情节的通常叫“荤故事”，没情节的则叫“荤话”。荤话包括各种与性有关的俚语、俗话、民谣、小曲、典故、暗号、谜语、歇后语，也广义地包括“荤故事”。中国历来就有这类荤话，有的“文学水平”还很高。比如，抗战期间，有人撰对联一副赠新婚夫妇，曰：“军进娘子关，英雄胆战；炮打珍珠港，美人心惊。”从字面上看，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娘子关、珍珠港两大战役，“美人”也可以理解为“美国人”。但用于新婚夫妇，又显然别有含义，是不折不扣的荤话了。其实，这也是大多数“荤话”的特征：含糊其词，一语双关，多用隐喻、象征、借贷等修辞手法，让听者在似与不似之间自由想象。清人李渔在《答同席诸子》中云：“即不如离，近不如远，和盘托出，不若使人想象于无穷。”中国的民众虽然没有读过什么美学著作，在这方面倒是“无师自通”。他们深知，将性赤裸裸地说出，不但“有伤风化”，而且也未必真有“剧场效果”，还不如指桑说槐，借题发挥，让别人去心领神会。反正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敏感，只要稍有点拨，便会恍然大悟。鲁迅先生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究其所以，只怕十有八九是这类闲话培养出来的。讲荤话无疑是一种性宣泄。一般地说，它总是能引起比较强烈的心理反应：先是紧张的期待（不知家家伙会说出什么鬼话来），然后是放声的大笑（心领神会，原来是那么回事）。于是，在这一张一弛之中，意识阀下积淀的心理能量便得到了释放，被压抑的性骚动也得到了宣泄和缓解。应该说，这也不算什么坏事。它至少能减少一些因性压抑而导致性错乱和性犯罪的可能性，多少给性饥渴者一点替代性的满足。所以，中国历来就有荤话，而历朝历代的当局，对于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荤话，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载于文字，印成书本，造成诲淫后果，也就一任民众即兴创作，口口相传。事实上，禁止民间的荤话，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一方面，“礼不下庶人”，真正要紧的，是统治者家族血统的纯正、嫡庶的分明，庶人们并无多少权力和财产可继承，即便生了私生子，也没有什么大乱子；另方面，“天高皇帝远”，社会底层的事，老实说，当局想管也管不了，何况这本来就是小事？所以，尽管中国传统礼教历来强调“别夫妇”、“正人伦”、“设男女之大防”，但在民间，其实并不怎么太把男女关系当回事。男女之间的接触交往既非严格地“授受不亲”，打情骂俏、调戏说笑的事更是家常便饭。就连武松这样的英雄都会随便调笑妇人，和酒店的老板娘说风话，吃豆腐，则其余可想而知。“风话”不是“疯话”，而是调情的话。“风”本有雌雄男女相诱之义，所谓“争风吃醋”的“风”即是。“吃豆腐”的说法更妙。豆腐白嫩，可以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暗指并无实际上的性关系，只是“嘴巴上快活”。要之，说风话，吃豆腐，都是“言行不一”，“动口不动手”的。既然只动口，不动手，当然仍是“君子”，既无伤大雅，也无碍大局。说的人既不怕被视为流氓，被说的人也不会觉得受了欺侮，听的人当然也乐得在旁哄堂大笑，岂非大家都很开心？因此，男女之间，如果关系很好，很随意，也很“干净”，说话就不会有什么“忌讳”，也就会由说荤话而至说风话。其实，这两者之间，原本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说给大家听的叫“荤话”，说给特定对象（主要指女性）叫“风话”罢了。说风话的对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决不可以对未婚少女说。对未婚少女说风话，是极大的忌讳和罪孽。谁要是这样做了，不但少女本人会勃然变色，怒斥流氓，少女的父兄以及路见不平者，也会来兴师问罪，痛打色鬼。严重一点的，有时还会闹出人命案来。对下列三种人说风话则是百无禁忌的：一是新娘子，二是老板娘，三是关系不亲不疏的已婚妇女。这里说的老板娘，主要指那些开茶馆、酒楼、饭铺、旅店，自己又抛头露面，出来接待客人的老板娘。她们做的，原本是迎来送往的生意，信奉的生意经，是“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既然“全凭嘴一张”，自然少不了要由着客人们说几句风话，反正“过后不思量”，也出不了什么大乱子，反倒能“和气生财”，逗得客人高兴，多开销几两银子。如果这老板娘原本兼做皮肉生意，当然更忌讳风话，反倒要借此多做一笔生意。所以，不少的小老板，即便是做“规矩生意”的，也乐意让自己年轻貌美的老婆，当垆卖酒，以便吸引顾客、招揽生意、兜售买卖，或趁客人与老板娘挤眉弄眼时，往酒里兑水。另两种情况，就要复杂一点了。先说新娘子。中国许多地方，都有“闹洞房”的风俗。在这时，和新郎新娘大开“荤玩笑”，不但决无禁忌，而且还是婚礼上重要的节目之一。没有这个节目，婚礼便显得“没意思”，至少是“不热闹”。婚礼中被礼教维护者极力推崇的那些节目，如拜天地、拜父母等，都不过“行礼如仪”，一般老百姓对此并不热心。他们最想看的，一是掀盖头，二是闹洞房。节目进行到这一程序时，所有的宾客精神都会为之一振，连平时最老实、最本分的妇女，也会站在人群的外围，静静地笑着欣赏。那些未婚的男青年们，更视此时为他们的盛大节日。因为这是他们积郁已久的性苦闷，可以尽情一泄的合法时机，岂能错过？于是，平时偷学的那些荤话，便会竹筒倒豆子似地向新娘倾泄。反正那新娘子，无论平时如何高傲娇贵，这时都还不得口。同样，那新郎无论平时如何蛮横跋扈，这时也只好哑巴吃黄莲。那么，不趁这时去占占便宜，吃吃豆腐，岂不真是“亏”了自己，“便宜”了那本来就“得了便宜”的一对新人？闹洞房的风俗起于何时，现在大概已无从稽考了。只知道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西汉仲长统所撰之《昌言》。据说当时闹洞房的情况，是“捶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趋之情欲，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大约是借酒发疯，趁机起哄，大讲荤话、风话，把平时不可公之于众的东西都抖露出来。不难想象，这种闹法，是围绕着“性”这个核心来进行的。所以仲长统认为这是一种“污风诡俗”，应该严加禁止。其实，自汉代始，中国婚俗中“不像话”的事，除闹洞房外，还有“听房”。所谓听房，就是“新婚之夕，于窗外窃听新妇言语及其动作，以为笑乐。”听房这件事，也是载入史册的。比如东汉望族袁隗娶名儒马融之女为妻，就有人听房。这事后来记载在《后汉书》中，以马融之德高，袁隗之望重，豪族府邸之中，尚有此事，则民间可想而知。因此我怀疑，闹房与听房之俗，大约“古已有之”。它们很可能是一种极其古老的原始习俗，其本来目的，是对部落的青年进行性启蒙教育。不过天长日久，世风日下，民心不古，性教育的方式，便变成了性宣泄的手段。而且，在某些时代和某些地方，还闹得极不像话。有的把新娘引至庭前，翻衣服，脱鞋子，品头论足，任意戏弄，以至“庙见之妇，同于倚门之娼”；有的大动干戈，舞弄棍棒，吊打新郎，甚至弄出人命案来，使“红事”变成了“白事”。显然，这就不是性的宣泄，而是心理变态了。应该说，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任何玩笑，都应该以不伤害对方为度。这就像挠痒痒，轻轻抓挠几下，挺舒服；下手重了，抓破皮肤，性质就变了。荤玩笑就更应适度，因为它轻易造成对对方人格的侮辱，尊严的侵犯，也极易造成伤风败俗的不良社会效果。但是，这个“度”并不好把握。而且老实说，再适度的荤玩笑，也毕竟不雅；在婚礼上对新郎新娘大起其哄，强人所难，也极不文明。无论怎样，要求新人出众出丑，总是对他人不尊重的做法。因此，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文明程度的提高，相信这种陈规陋习，也终会销声匿迹，不复存在。老板娘不是每天都要打交道的人，新娘子更是十年九不遇，平时可以与之随便说说风话，开开荤玩笑的，大约便只有关系不亲不疏的已婚妇女一种。为什么必须是已婚妇女，又必须关系不亲不疏呢？这就涉及到中国传统社会中两性关系的一系列微妙问题了。《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闲话之（二）微妙关系两种一般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男子娶妻的先后，是以年龄为序的。当哥哥的还没有娶亲，做弟弟的只好等着，断然没有“大麦不割割小麦”的道理。这样一来，已婚妇女和丈夫以外其他未婚男子之间，便有了“叔嫂之谊”。因为那些未婚男子，不是丈夫的兄弟，便是丈夫的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或者可以视为兄弟的“哥们”，则已婚妇女，自然也就是“嫂子”了。叔嫂关系是一种最微妙的关系。在我们先人所设的“男女之大防”中，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叫“叔嫂不通问”，即嫂子与小叔之间，是连话也不能说的。为什么要作如此严格的规定呢？就因为叔嫂之间，极容易发生奸情。叔嫂年龄相近，又天天生活在一起，倘若两情相悦，简直防不胜防。更何况，弟弟看见哥哥与嫂嫂亲热，总难免“见景生情”；嫂嫂看见小叔比丈夫年轻，也难免“见异思迁”。要想他们两人真的“井水不犯河水”，哪里保得住呢？弄不好，便会做了一锅“杂烩汤”。这可是最严重的乱伦和最大的丑闻之一。因为依礼，“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叔嫂通奸，简直无异于“杀父娶母”，岂不是行同禽兽？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隔离起来，连话也不许说，这才能防患于未然，至少也能避免瓜田李下的嫌疑。不过，叔嫂不通问的规定，虽说有它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却很少具有可操作性。不要说必须共同劳作生活的小家小户做不到，便是大户人家，其实也很难做到。贾宝玉和王熙凤就是叔嫂，通问不通问呢？并不少通。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家族中，嫂子和未婚小叔之间，不但常常通问，而且关系和感情往往也比较好。前已说过，中国已婚的女性，往往都天然地有一种母性。如果说她们对丈夫的疼爱，已有几分母亲对儿子的意思，那么，她们对于未婚的小叔子，便更有母亲对待小儿子的味道。在不少已婚女性看来，小叔子是最需要由自己来疼爱的：他们年纪小，又没有媳妇心疼，那么，嫂子不疼谁来疼？所以，照料兄弟饮食起居的固然是嫂子，热心为他张罗娶媳妇的，也往往是嫂子而不是哥哥。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的。比如王熙凤和贾宝玉的感情，就远远超过贾琏。在《红楼梦》一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凤姐对宝玉的真心呵护和疼爱。这里面除了有才的凤姐对同样有才的宝玉，有一种“惺惺惜惺惺”的赞赏，以及多少有讨好贾母（贾母疼宝玉）的功利成分外，叔嫂之情，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凤姐对那“不成器”、“没人疼”的贾环，也同样挺爱护的，至少不那么欺负他。已婚妇女不但往往比较疼爱自己的小叔子，而且，对于自己丈夫的那些未婚男朋友、男同事，亦即一切可以广义地看作“小叔子”者，差不多也都有这样一种呵护疼爱之心。因为由此及彼和推己及人，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倾向。既然“老吾老”，可以“以及人之老”；“幼吾幼”，可以“以及人之幼”；那么，“弟吾弟”，怎么就不可以“以及人之弟”呢？当然可以。更何况，母爱又是一种多么博大的爱啊！当一个女人以母爱之心来看待世界时，她的爱心是可能会超出家庭范围的。而在她们看来，最值得怜爱和疼爱的，又是那些未婚男子，即那些没有女人心疼的“大男孩”。这里面的心理原因是很深层的。一个比较现实的深层心理原因，我们无妨称之为“恋子情结”。中国女性差不多都有恋子情结，比方说格外疼儿子、疼孙子等。这也往往是婆媳关系搞不好，婆媳之间处于敌对状态的原因之一。恋子情结产生的原因，有生理的，也有社会的。生理的原因是“异性相恋”，社会的原因则是母以子贵。父亲较疼女儿，母亲较疼儿子，这可能是人类的共性。这种共性加上母以子贵，就使得中国女性的恋子情结格外严重。这种情结是有遗传性和感染力的。因此一个已婚的女子，不管她是否已有生育，都会以一种母亲疼爱儿子的心理，去对待她的丈夫，她的小叔子，以及一切可以视为小叔子的青年男子。另一个比较古老的深层心理原因，则似乎可以称之为“群婚情结”。我们知道，在原始时代的某一时期，一个女子如果成了一个男子的妻子，往往也就意味着她同时也是这个男子兄弟的共同妻子，正如一个男子如果成了一个女子的丈夫，往往也就意味着他同时也是这个女子姐妹的共同丈夫一样。更何况，中国原本就有“兄终弟及”的传统，即丈夫去世后，兄弟可以娶嫂为妻。从这个意义上讲，哥哥的妻子，就是弟弟的半个未婚妻。这其实才是叔嫂关系微妙中之最微妙者，也是规定“叔嫂不通问”之最深刻的用心。因为这种“准未婚妻”关系，极易导致弟弟的“非份之想”。它不但会导致“乱伦”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弑兄”，而弑兄对于做兄弟的来说，又是一举两得的事：既能“夺妻”，又能“夺嫡”（夺取长兄的嫡子地位），连老婆带财产和权力一并继承，那可真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呢！然而，做“小叔子”的，如果并非亲兄弟，就没有这种“犯罪动机”。因为“兄终弟及”，仅限于亲兄弟。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把兄弟，与“嫂嫂”之间，并无“准未婚夫妻”性质，也就并无顾忌，反倒比真叔嫂关系更可随便。一方面，在礼法和习俗上，他们并非“准未婚夫妻”；另方面，在心理和情感上，又毕竟有“叔嫂之谊”，也就多少具有“准未婚夫妻”的意味。所以，未婚男子与已婚妇女之间，如果处于一种不亲不疏的关系（太疏不成“叔嫂”，太亲又有“嫌疑”）那么，他们就极有可能，成为一种“准情人”。所谓“准情人”，就是既不像“真情人”那样，真有恋爱关系和性关系，但相互之间的交往中，又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性爱的意味。其具体表现，就是“说风话”和“吃豆腐”。在民间，尤其是在广大农村，未婚青年与已婚妇女之间的打情骂俏、说说笑笑，从来就是颇为“好看”的一种民俗风景。多少有点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大多会见过这种场面。这种场面在“人民公社”的时期，犹为壮观。那时，男女社员都要一起到地里干活，或者修水利，或者学大寨。一到工间休息的时候，这种节目也就上演了，而在这时，真是什么荤话和风话都讲得出。因为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决无偷情通奸嫌疑的，因此大可放肆一下。所以，闹到兴头之上，有的还不止于动口，也要小动一下手，比如把某位妇女放翻在地，往她身子里面塞土等等。这时，所有的人都会来围观喝彩，当领导的也不会来阻止。不阻止的原因，无非有以下几点：一是这类事古已有之，向来如此，犯不着少见多怪、小题大做；二是农村一向少有戏剧、电影、歌舞，这种打闹也算是一种“娱乐活动”；三是如此谑笑嬉闹一番后，大家的身心都会得到放松，回头干活时没准工效还会更高。所以，高明的农村基层领导，都不会那么“不得人心”地去制止这种节目，反倒有时还掺和几句，以示与众同乐，干群关系融洽。这简直就是现代的“上巳节”，简直就是《诗经》时代“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的现代版。所不同者，在于现代版要“粗俗”得多（没有芍药花可赠了），但也“正派”多。因为古代的“上巳节”是真要私奔的，其现代版则仅止于玩笑而已。但性宣泄和性启蒙的作用则是相同的。当年上山下乡的城市读书娃（知识青年），便有不少人，是在这种场合受到的性启蒙。在这种场合中，有两类人的态度颇为有趣。一类是未婚少女。她们是不能参加这种调笑的，男人们也不得和她们开这种玩笑，否则便是流氓行为。可见，即便在不怎么把性当回事的民间，少女的贞操仍是极为看重的事情。男孩们不妨受些“污染”，少女们则必须保持“清白”。甚至，在上述场合，如果有一位少女板起脸来起身走掉，则闹剧也会立即自动终止，众人脸上也会觉得讪讪的，很不好意思。看来，守贞的少女确有一种圣洁感，其影响虽无形，却又相当有力。另一类是当事人的丈夫。当人们对一位已婚妇女大说风话，嘻闹调笑时，她的丈夫只能袖手旁观，决不能出面制止。出面制止，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只会把事情闹大，连自己也赔进去。轻一点的，人们会嘲笑说：“怎么，疼媳妇啦？”在中国，疼媳妇比怕老婆还丢人，这个脸可丢不起。重一点的，或许会把那做丈夫的也推上第一线，让他和自己的老婆站在一起“挨批斗”，这个脸同样也丢不起。高明的办法，当然只能是不闻不问，装糊涂。实际上，这种事情，往往也用不着老公们来“帮倒忙”，女人们自己就能对付。说白了，做人之难，无非就是一张脸皮。“人不要脸，鬼都害怕。”已婚妇女不是处女，脸皮早就不那么要紧了。因此说起风话来，只怕比男人还厉害。其结果，往往是挑起事端的小青年们由色胆包天到招架不住，最后在一片哄笑中落荒而逃。丈夫们的袖手旁观，原因还在于他们深知，对于未婚男青年和自己老婆打情骂俏这种事，是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不得真的。首先，这种事本来就不是“真的”，不过“玩笑”而已，你要认起真来，先不先就让人觉得“可笑”。其次，大家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五百年前是一家，都是“弟兄”。弟兄们倘若真的实在忍不住性饥渴，那是当真要把老婆让出去的，现在不过只是开开玩笑，过过嘴巴瘾，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所以，谁要是连这种事也叫起真来，便会遭人蔑视，认为这小子实在太小气，太不像男人，也太不够哥们。你小子热茶热饭热炕头，享尽了人间清福，弟兄们却在“打饥荒”，还不许大伙儿嘴头上快活快活么？可以肯定，谁要是在这种场合认了真，谁就会在村子里弄得极没有“人缘”。当然对于那女人而言，也如此。做丈夫的必须积极支持和肯定妻子疼爱小叔子，做妻子的却断然不会容忍丈夫疼爱小姨子。中国传统社会男女之间不平等，而且总是男的占便宜女的吃亏，唯独这是一个例外。姐夫与小姨子的关系也是最微妙的。姐夫与小姨子的关系，是微妙到连称谓都没有的。中国人极重亲属关系，而且极重亲属关系的种类和层次。不同的关系，都有专门的说法，比如夫妻、婆媳、岳婿、叔嫂、姑嫂、妯娌、连襟、亲家等。姐夫与小姨子的关系却似乎无此专业术语，不知是“重男轻女”的观念所致，还是古人有意要“淡化”这种关系。的确，较之叔嫂，姐夫与小姨子之间更容易发生奸情。小姨子似妻，很容易让做丈夫的“由此及彼”；姐夫如兄，也很容易让当妹妹的“顿生羡慕”；而男人喜欢年轻女子，女子倾慕成熟男性，又本是人之常情。所以，一旦妻子人老珠黄，成为“明日黄花”，丈夫便很可能会垂青于“豆蔻枝头二月初”的小姨子，而情窦初开的小姨子，也可能为姐夫“成熟的魅力”所倾倒。更何况，依“媵制”，男子原本是有权将自己妻子已经成人的妹妹娶进家门，以为“娥皇女英之事”的，因此也不算“非分之想”。事实上，姐夫偷小姨子之事，历史上屡见不鲜。最有名的，是南唐后主李煜。据说他在正妻大周后抱病时，便与小姨（即后来的小周后）私通，还留下了据说是描写小周后“手提金镂鞋”，蹑手蹑脚来画堂南畔偷情的《菩萨蛮》。这可真是“铁证如山了”。因此，当妻子的，对于丈夫与妹妹的关系，便不能不倍加警惕。不但必须防着妹妹，便是与妹妹相仿的女性，也必须严加防范。自己的那些年轻貌美的女朋友、女同事，也最好看紧一点，以免“变生不测”。这实在很辛苦，但也没有法子，而且总比当真闹出什么丑闻或者因“第三者插足”而导致家庭破裂好。这种高度警惕和小心防范，当然会弄得“杯弓蛇影”、“风声鹤唳”，产生不必要的误会，闹出不愉快的结局。比如，丈夫和小姨（或别的女孩）原本没什么事的，妻子一闹，反倒提醒了他们，或者让他们产生了逆反心理，偏要弄假成真，岂非没事找事，自作自受？可惜，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而且发生的概率，也未必就比姐夫偷小姨低多少，这可真是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然而，妻子们却不能不保持她们的警惕性。事实上，公众舆论对于这种事，其敏感程度，也不低于妻子们。在任何社区和单位，一个已婚男子如果和一个未婚少女关系稍微比较密切一些，那么，便难保没有人来说“闲话”。这种敏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男女关系本来就是敏感的事。现代社会虽然不再讲“设男女之大防”，但一男一女两个人关系如果太密切，也总得有个“说法”才好，否则便会让人生疑。其他关系大致都是有“说法”的。比如，未婚男女关系好，可能是“恋爱”；已婚男女关系好，可能是“友谊”。因为已婚男女各自“有家有室”，双方都有人盯着管着，“越轨”的可能性总是相对比较少，无妨以善意视之。已婚女子与未婚男子关系好，则可能是“关怀”。因为已婚女子之于单身男子，一半像母亲，一半像姐姐，“偷情”的可能性也相对比较少。如果两人年龄悬殊较大，则更可放心。最不能让人放心的，是已婚男子与未婚少女关系好。他们有什么理由关系好呢？没有，既然没有，那就“不正当”。所以，中国的男女关系中，最必须注意“瓜田李下”嫌疑的，就是已婚男子与未婚少女。而且，一旦闹出事来，受损失最重的，往往是男方。因为女孩子可以解释为“不懂事”（但也难免被斥为“不自重”），男方则无任何理由可以“自圆其说”。老婆会闹离婚自不必说，单位上风言风语，甚至领导来找谈话也不必说，女孩子的家长也有可能找上门来“讨个说法”。这样一来，还不闹个沸反盈天，名誉扫地？当然，事情闹到最后，还是男女双方都“身受其害”。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和一个有老婆的男人“鬼混”，当然不是“好货”；一个已有妻室的男子，居然去“勾引”涉世未深的少女，自然是“流氓”。那么，这一男一女是否真有“奸情”呢？这就没人深究了，无非捕风捉影，想当然耳！但是，“想当然”是不犯法的，“说闲话”也是不犯法的。要想让别人不说闲话，就只有自己检点行为，认清界限，不要没来头地去惹是非。至于妻子们，即便仅仅只是为了不让别人说自己丈夫的闲话，弄得门前不得清净，也不能不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闲话之（三）孤男寡女在中国，还有一类极易招来闲话的人，这就是“孤男寡女”。所谓“孤男寡女”，就是指那些大大超过了婚龄的单身男女，以及丧偶或离异后没有再嫁或续弦的已婚失偶男女。他们在总体上可以归为三类，即独身男女、寡妇和鳏夫。对待这三类人，中国人通常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对于鳏夫，人们普遍持一种同情态度。所谓“鳏”（guan），原指“老而无妻”的人，特指丧偶的老年男子，泛指一切失偶的男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四种人之一。这四种人是：鳏、寡、孤、独。鳏是丧妻之人，寡是丧夫之人，孤是丧父之人，独是丧子之人。要言之，即鳏夫、寡妇、孤儿、独老。孟子说：“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就是说，这四种人，是最需要帮助的。所以周文王施仁政、搞救济时，总是先从他们开始。中国人还认为，一个人，如果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或丧夫），晚年丧子，那就是不幸中之最不幸者，也是最最值得同情的人。这种同情是很自然的，也是很人道的。因为对于任何人而言，家庭成员的丧失，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孩子失去了父亲，就无人“抚养”；老人失去了儿子，就无人“赡养”；妻子失去了丈夫，就无人“供养”；丈夫失去了妻子，就无人“调养”。家庭是残缺的，心灵是受损的，生活是困难的，当然让人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