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之后必须生儿子，这几乎是每个旧式媳妇都知道的。早在出嫁时，她的母亲便已把自己的酸甜苦辣都告诉她，希望她出嫁出去以后“肚子争气”。进夫家门时，夫家要以口袋铺地，让新娘从上面走过去。走过的袋子，又迅速地传到前面铺在地上。如此一袋一袋传过去，袋袋相传（意谓“代代相传”）。这就等于明确宣布了新人入门之后的首要任务——传宗接代。这个任务真是艰难得很。稍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一男一女结婚后，生男生女，甚至生不生孩子，都不是由这两个人主观愿望来决定的事，更不是妻子单方面的事。说得白一点，这多半要靠运气。从理论上讲，一对夫妻结婚后的生育，可能有四种情况：男孩女孩都生，只生男孩，只生女孩，男孩女孩都不生。只生男孩当然没有问题：生一个是“喜得贵子”，生两个是“龙腾虎跃”，生三个是“三虎为彪”，生四个是“四大金刚”，生五个是“五虎上将”。“家有五虎将，半个土皇上，”父老乡亲，都要另眼相看，不敢欺侮怠慢。男孩女孩都生也行，叫“儿女双全”，同样被视为有福气的事情。有些地方的风俗，要在婚床上放红枣和栗子，取“早早立子”之意；放莲子，取“连连得子”之意；还要放花生，意思是说“花着生”，男孩女孩都有，花色品种齐全，更能尽享天伦之乐。这两种情况，都算好运气。最倒霉的是一个也不生，这会被认为是夫家的“家门不幸”。老百姓们会说：“母鸡还下蛋呢，哪有女人不生孩子的？”于是，这个女人就可能被休弃，因为她“无出”，够了被休的资格。只生女孩也很糟糕，因为她尽生“赔钱货”，等于是一个弄得企业年年亏损的厂长，董事会当然要撤他的职。所以只生女孩的媳妇便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也被休弃，因为她同样是“无出”；或者继续不停顿地一口气生下去，直至生出男孩为止。无论何种前途，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都很惨。当然，不被休弃也是可能的，但必须同意丈夫纳妾。你自己既然“没本事”生男孩，就允许别人来代替，也得容忍丈夫宠爱那能生男孩的妾。这种日子，当然也不会好过。但婚姻的目的既然是“继统”，女人们即便一肚子怨气，又能怎么样呢？再说“结缘”。“缘”是相对“统”而言的。统即血统，是一个垂直方向的血亲关系体系。它以“父子”关系为核心，向上下两个方向延伸，构成一个由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己、子、孙、曾孙、玄孙组合而成的父系血亲集团，叫“九族”，又叫“父族”。这个集团的统绪，就叫“血统”，也叫“父系”。缘即血缘，是一个横向扩散的亲属关系体系。它以非血亲的“夫妻”关系为核心，凭借夫妻双方的亲属关系向周边扩散，形成民间所谓“亲戚”的关系。其中有血亲（如表兄弟姐妹），也有非血亲（如岳婿、连襟）。一般地说，只有血亲才有血缘关系，非血亲则没有血缘关系，但非血亲之间虽无血缘关系，却又在“亲缘”关系之内。可见，“缘”的等级是低于“统”的。统是天生的，缘则是人为的；统是固有的，缘则是找来的。缘这个字，本来就有边沿、缠绕、攀援、牵连、顺沿、凭借等义。可见“缘”不会天生就有，得靠人去“结”，所以叫“结缘”。那么，为什么要结缘呢？因为要继统，就得生育，而同一血统中的男女又不能婚配。于是，家庭要建立，家族要扩展，种族要延续，就非到血统以外的家族那里去结缘不可。这就叫“姻缘”。姻就是因，姻亲即“因而成亲”，姻缘即“因而结缘”。有此姻缘，则非亲非故，也能变成亲如家人了。其实，“婚姻”这两个字，本义就是“结缘”。婚是男子娶妻，姻是女子嫁夫。所以妻之父（岳父）叫“婚”，夫之父（公爹）叫“姻”，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叫“婚姻”。也就是说，婚姻从来就并不仅仅只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更是双方家族之间的事，是两个不同姓氏的家族相互结缘，谓之“合二姓之好”。这句话真是说得“好”！因为“好”这个字，原本合“女”与“子”而成。你们家出一个“女”，我们家出一个“子”，和起来就是“好”，又叫“百年之好”。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真是何乐而不为？所以，当一男一女两个人有了感情时，大家便会说他们“好上了”。不过，在中国古代传统婚姻中，“好上了”的可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家族。结缘的“好”处是很多的。最大的好处，是使两个本无血亲关系的家族有了亲缘。中国人很重视亲，而“亲”无非两种三类。一类是“直系”血亲，如父子、祖孙等，另一类是“旁系”血亲，包括父系旁支（如“五服”之内的从祖兄弟和族兄弟）和母系亲属（如表兄弟、表姐妹）。这两类都是“血亲”，因为他们之间多少都有共同的遗传因子，多少都有血的联系。另一种只有一类，即“姻亲”。姻亲之间，不存在任何血缘关系，按说不该亲的，然而却也成了“亲”，这就是婚姻的功劳。正因为婚姻能使不亲者亲，所以结婚也叫“成亲”。首先“成亲”（成为亲人）的当然是夫妻。不过，因为婚姻又首先不是两人的事，而是两家的事，因此受惠者又不止于夫妻二人，而是遍及夫妻两族的全体，并由此制造出许多“亲”的关系来，如亲家（双方父母）、连襟（姐妹之夫，又称娅、僚婿、友婿、连袂、一担挑等）、妯娌（兄弟之妻，古称娣姒），以及其他说不出名目的姻亲。这一下子，“亲”的队伍，便大规模地壮大了。成为“亲”又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多啦！“是亲三分向”。中国人接人待物，说话办事，从来就不问是非，只问亲疏。自己的亲人即便犯了罪，也要包庇。执法官如果是亲戚，板子也要打得轻一些，甚或会私下里放了他。中国古代社会，法制本不健全，冤假错案又多，无妄之灾，时有降临，如果没有亲戚帮衬，日子就不好过。有了亲戚，好人有帮衬，坏人有帮凶，所以无论好人坏人，都很着重结缘。更何况，结缘这事，是没完没了的。张家和李家结缘，李家又和王家结缘，张家也和赵家结缘，结果，张王李赵，都成了“亲戚”。如此攀援下去，瓜藤扯柳叶，自然“四海之内皆兄弟”。于是，“俺媳妇她娘家侄的小姨子的婆家兄弟媳妇她哥”，这种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也是亲戚。有这种亲戚关系，到衙门机关里去办事，至少能换来一张笑脸，不至于板起脸来公事公办，谁说没好处？婚姻既然有这么多好处，怎么会不为国人所重视？由此可见，对于中国传统婚姻而言，把一男一女结为夫妻，不过只是一种形式；把两个家族结为亲家，以及保证男方家族子孙延绵，才是内容。然而，结缘也好，继统也好，都只是“家族”的事，而非“个人”的事。它只是旧家庭的延续，而不是新家庭的开始；是男方家族多了个成员，女方家族多了门亲戚，而不是男女双方当事人得了个伴侣。既然并非个人的事，则当事人也就当然不必操心，不必过问，不必参与，只须完全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去“坐享其成”好了。《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二）所谓“明媒正娶”当然，当事人也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因为无论婚姻的选择和缔结如何受他人摆布，“夫”和“妻”这两个角色，还得他们自己去扮演。那么，夫妻又是什么角色呢？我们先看什么是“夫”。高鸿缙的《中国字例》说：“夫，成人也。”他的理由是：“童子披发，成人束发，故成人戴簪。”而夫这个字的字形，正是一个正面而立的人（写作“大”，意谓“大人”）头上插了一根簪子的形状。童子身高五尺，所以叫“五尺之童”；成人身高一丈（周代的尺寸）所以叫“丈夫”。依此说，则夫也好，丈夫也好，原不过是指“成年男子”。我们再看什么是“妻”。甲骨文没有妻这个字，而只有“妇”字（也有“夫”字）。其字形，是一个女子拿着一把扫帚。《说文》曰：“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也就是说，妇是从事家务劳动服侍男子的女人。其实，妇就是妻。或者准确一点说，妻是妇中之一种，即正妻、嫡配，而妇则泛指一切已嫁女子，包括妻，也包括妾。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自述说：“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其实就是做妾。所以《说文》曰：“妻，妇与夫齐者也。”也就是说，妻，乃是诸妇中唯一可以与夫平起平坐的一个。因此，许慎又认为，妻字是从“贵女”两个字演变而来的。不过，从篆文看，妻这个字，也是一个女人头上戴了簪子，甚或其他装饰品之形。这个头戴“凤冠”的“妻”，当然比手持“扫帚”的“妇”要高贵。不过头上既能戴簪，则说明她已成年。所以，妻，也可以解释为“成年女子”。夫和妻都是成年男女，这似乎并不难理解。因为未成年人，总是不好婚配的。不好婚配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无法承担婚后的责任与义务。要知道，中国的传统婚姻，基本上不是什么“爱情的产物”。想想看，男女当事人婚前连面都没有见过（顶多在相亲时偷偷看过一眼），哪来的爱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只是一种社会的和家族的责任和义务。男子成婚后，要成为一家之主，要为家庭的建设和家族的兴旺克尽厥职，年龄太小，当然干不了；女子成婚后，要孝事翁姑，服侍丈夫，生儿育女，管理家政，年龄太小，当然也做不来。所以，在上古时代，人们往往就把男子的定婚和女子的许嫁，安排在他们的成年仪式上进行。这个仪式，就是男子的“冠礼”和女子的“笄礼”。由于它们往往与婚配有关，因此又叫“婚冠礼”。冠礼和笄礼，说穿了，就是改变发式。清代以前，古人是留全发的。婴儿生下后，要选择黄道吉日，剪一次头发，只保留两小撮。男孩留在左右两边，有如牛头，叫“角”；女孩则一前一后，有如马首，叫“羁”。也有按男左女右的方位只留一小撮的。也就在这一天，母亲把孩子抱去见父亲，父亲拉着孩子的右手抚摸着他的头，给他起一个“名”。这一仪式，无妨叫做“命名礼”，它标志着承认孩子已正式来到人间，加入家族。剪去的头发长出之后，便不再剪，而是向两边分梳，长齐眉毛，叫做“两髦”，所以儿童又叫“童髦”。或者把两髦总束起来，扎在头上，一边一束。男孩状如兽角，叫做“总角”；女孩状如树桠，叫做“丫头”。所以孩童时代又叫“总角之时”，年幼或地位低的女孩又叫“丫头”。男孩长到二十岁（或二十岁左右），女孩长到十五岁，就要举行冠礼和笄礼。所谓“冠”，就是把头发盘到头顶上，先从根部束住，盘成髻，然后加冠以固定。“笄”（ji）则是不用冠，只用笄或簪固定。冠笄之前，要先用“筮法”来决定日期和加冠加笄的来宾，叫“筮日”和“筮宾”。这日期，便有似于西方之“受礼日”；这来宾，则有似于西方之“教父”。届时，来宾就在一定的礼仪程序中把规定的服饰授予该青年，并为他们取一个“字”。宾取之字与父名之名，一般都有一定的联系。其意义或相同，如颜回字子渊，取“渊乃回水”之义；或相反，如曾点字皙，取“点乃小黑”而“皙乃色白”之义；或相关，如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盖因轼是车前横木，瞻是任轼观看，而“辙由轨出”。这两个人的名和字，倒与他们的性格相符：苏轼做人行事较为前瞻，苏辙则循规蹈矩得多。有了字，也就有了尊称。直到民国时期，中国人如要表示尊敬和客气，都要称对方的字，有如俄国人之称“父名”（彼得洛维奇之类）。卑者对尊者说话，只能称字，且字后还要加职衔，或加先生，如“辞修（陈诚）将军”、“任潮（李济深）先生”。尊者对卑者说话，则直呼其名，不称字，如孔子对子路（仲由）说话，就说“由！诲汝知之乎？”但是，无论尊卑，自称都不能称字。子路固然只能说“由也为之”，便是孔子，也只能说“丘也闻之”。如果自己称字，便是失礼，也是大笑话。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当然是无须尊称的，故儿童无字。加冠加笄之后，有了字，也就意味着“成年”，便可婚嫁，所以古人也常于此时为子女定婚许嫁，而冠礼也往往成为“婚冠礼”。女子如年满十五未许嫁，便不举行笄礼，也不取字。因为未嫁之女决不能抛头露面与外人结交，只能藏在深闺，当然也就没有尊称之必要。所以女子未嫁之前，便叫“待字闺中”。又因为男子结发加冠后才能娶妻，女子许嫁之后才能结发加笄，因此又把成年时即结婚的夫妻或第一次结婚的夫妻，称作“结发夫妻”。婚冠二礼同时进行，是周制。后来没有冠礼和笄礼了，或不那么认真了，定婚许嫁也不一定与儿女的成年同时进行，但儿女一旦成年，父母就要为他们的婚事操心，倒是天下之通则。在中国传统社会，父母为儿女的婚事操心，不但是他们的义务，更是他们的权利。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是男女双方必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才是“合法夫妻”，叫“明媒正娶”。否则，便是违法，至少也不算数，或者要降格处理。比方说男女二人，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私定了终身，那么，不管他们同居了多久，哪怕生了孩子，也不算夫妻。即便承认他们的同居关系，那妻子也不能算“妻”，只能算“妾”，这就叫“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例如宋江和阎婆惜同居颇久，但因婆惜不是宋太公为宋江指定的，就不算妻，只能算妾，即便杀了，判刑也不重。这种规矩和礼法，在某些人看来，不但合法，而且合理；不但合理，而且合情。孟子就说，男孩一生下来，父母就希望为他娶一房妻室；女孩一生下来，父母就希望为她寻一个婆家。做父母的这一片良苦用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啊！如果少男少女们公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个儿钻窗户扒门缝地互相偷看，爬过墙去私下相会，那就会弄得父母和国人都看不起他们的（《孟子．滕文公》）。孟子这话，颇有些逻辑不通。按照孟子的逻辑，婚姻之事，既然有父母操心，当事人就不该自己去做，因为那会让父母“伤心”。如果这个道理能够成立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孩子一生下来，父母就希望他能吃饱饭的。如果他不等父母来喂，自己就张口去吃，岂不是让父母太伤心了吗？可惜，好像倒并没有谁认为饭不该自己吃的。既然饭可以自己吃，那么，为什么丈夫或妻子就不该自己去找，非得要父母去“喂”呢？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传统社会认为，婚姻根本不是男女当事人个人的事，而双方家族的事。所以，娶妻叫“娶媳妇”，嫁夫叫“寻婆家”。男子要娶的既然不是妻子，而是父母的媳妇，当然由父母去挑选；女子要嫁的既然不是丈夫，而是婆家，自然也用不着自己来操心。不操心也不负责，吃现成饭，不也挺好吗？正因也“挺好”，所以直到今天，也仍有让父母去操劳者。可惜，“媳妇”和“婆家”虽说可以让父母去选择和决定，婚后的日子却只能由自己来过。这就好比闯祸的是别人，受罚的却是自己，其滋味如何，可就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尽管孟子断言“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似乎父母之包办子女的婚姻，全是一片爱心，是为了子女好。但其实，父母的心思并不都一样。确有真心为子女好的父母。这样的父母在为子女选择配偶时，往往会费尽心机，左挑右捡，唯恐不如意。但即便这样的选择，其后果如何，也还是一个疑问。因为爱毕竟是主观的。父母看中的，子女不一定喜欢；父母讨厌的，子女也未必就不爱。以父母之好恶代替子女之好恶，至少也无法避免“好心办错事”，如贾迎春之“误嫁中山狼”，薛文起之“悔娶河东吼”，都如此。更何况，婚姻的目的，原本就不是男女当事人的幸福，而是“合二姓之好”。所以，父母在为子女选妻择婿时，往往会更多地从家族的利益出发，而难以顾及子女们的意愿和情感。甚至当婴儿还孕育在母腹中时，其父母就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婚姻命运，这就是在旧中国曾风行一时的“指腹为婚”。历史上的指腹为婚始见于《后汉书．贾复传》。据记载，在一次战争中，汉将贾复受了重伤，汉光武帝闻讯大惊，认为这都是自己轻敌所致，于是便与贾复指腹为婚（这时贾复之妻正好有孕）：如果生女孩，“我子娶之”；如果生男孩，“我女嫁之”。这大约是史书所载之首例指腹婚。皇上既然带了头，臣民们自然乐于效法。魏晋六朝时，指腹婚颇为盛行。比如《魏书．王慧龙传》载：王慧龙妻与卢遐妻同时怀孕，崔浩便在中间为两家撮合，谓“可指腹为婚”。又《南史》载：“韦放与吴郡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腹为婚。”指腹婚之无视当事人的人格、意志、情感和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其所以流行，就在于婚姻关系中，家族的利益远远高于当事人的利益。在中国传统社会，两家连姻，是可以给双方带来好处的，而指腹婚则可以把本来要到十几后以后才可能兑现的好处，提前支付给双方家族。这就好比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住房，可以提前享受一样。但可惜，在这里，享受好处的是双方家族，偿还债务的却是腹中胎儿。事实上，这种危险的交易，是用两个男女青年的幸福甚至生命来作抵押的。其实，只要稍微理智一点，就不难看出这种婚约有多么冒险。因为谁也不知道那腹中婴儿长大了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十几年后两个家族的兴衰如何。结果，双双出落成俊男靓女的有，变成了恶少丑女的也有；两家依然富贵荣华世交如故的有，一家家道中落或两家翻脸交恶的也有。如果事情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美满如意，则“结缘”就会变成“官司”，“亲家”就会变成“冤家”，那才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呐！如果说，“父母之命”还有几分道理，那么，“媒妁之言”就简直莫名其妙。娶媳妇又不是买房子，干嘛非得经过“物业公司”的中介，才能成交呢？然而，媒妁在中国传统婚姻中，就是不可缺少。哪怕双方父母赞成，当事人自己也乐意，仍得请媒人来撮合一下。如果请不到媒人，那就只好不结婚。“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媒妁，似乎比父母还要重要。婚姻须经媒妁，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婚姻制度是一种社会制度，缔结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必须经过社会的公证和承认。代表社会加以承认之公证人和公证机构，在西方是教堂和神父，在现代是婚姻登记处及其工作人员，在古代则是媒妁，包括“官媒”（媒官）和“私媒”（媒婆）。不过，媒妁可是比神父或政府公务员忙碌得多，因为他们不但要证明婚姻，还要撮合婚姻。在中国古代，是连两个家族缔结婚姻的可能性，都是要取决于媒妁的。不但男女青年不能“私定终身”，就连双方家族也不能“私结良缘”。双方家族的意向，一开始就得由媒人去传达。这种安排，自然有它的好处。第一，媒妁因为专司此职，当然消息灵通，知道谁家有男欲娶新妇，谁家有女待字闺中，好比一个“婚姻信息中心”，而媒人便可从中进行“优选”，使门当户对者喜结良缘，让怨单求偶者各得其所。第二，缔结婚约，事关荣辱，若遭拒绝，就很没有面子；而媒妁既非当事人，又非当事人家族，不存在面子问题，再说职业媒人多半皮厚嘴巧，也就不会有绕不过去的弯。第三，缔结婚姻，牵涉到双方许多实际利益，讨价还价吧说不出口，不讲价钱又怕吃亏，由媒人从中斡旋，两个家族的互惠交易也就比较容易谈拢；而且，不管谈不谈得拢，将来双方见了面，都不怕面子上有什么过不去。第四，由于婚姻必经媒妁，而媒人们又总是信誓旦旦地保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当事人，就既有一种威慑作用，又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当然也能让“防儿如防贼，防女如防妓”的父母放心。也许，正因为媒妁有这些好处，所以不但政府规定婚姻必经媒妁，当事人及其家族往往也依赖于媒人，甚至相当信任媒人。然而，媒妁也是会坏事的。中国古代的媒人有点像当今西方的律师，都是只要自己的案子能办成，不大管别的什么。不同的是，西方的坏律师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不顾社会正义和法律尊严，但背叛当事人的却不多；中国的坏媒人却是只要能撮合成一桩婚姻，当事人的利益是可以不考虑的。似乎撮成婚姻便是唯一目的，婚姻的质量则不在考虑之列。正如畲族《骂媒歌》所唱的：“媒人是个油嘴猫，东家舔油西家叨，甜言蜜语两头骗，沟里放牛两头捞。管你牡丹配青树，管你蜂蜜配花椒，管你婚姻好与歹，管你牙齿咬舌条。只要钱财捞到手，三寸舌头任鼓摇。”这就未免也太“妈妈的”了。任何职业都应该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媒人的职业道德，应该是促成幸福美满的婚姻。然而，中国古代的媒人却似乎鲜有这样的考虑。于是，不负责任，乱点鸳鸯谱者有之；不怀好意，甘当马泊六者有之；巧舌如簧，把麻子说成酒窝者有之；瞒天过海，让瞎子嫁给聋子者有之。反正媒人“口才”都好，中国词汇又丰富，近义词足够使用。比如懦弱可以说成厚道，狡猾可以说成聪明，短胖可以说成敦实，削瘦可以说成苗条。双方当事人及其家长既然不便“实地考查”，就只好对媒人的介绍“胡乱琢磨”，甚至“上当受骗”。正如宋人袁采在其《世苑》一书中所指出：“若轻信其言而成婚，则责恨见欺，夫妻反目至于仳离者有之。”不过，最让少男少女们痛恨的，还不是媒人的“乱点鸳鸯”，而是他们的“棒打鸳鸯”。尽管礼法规定“男女之大防”，但在乡间市井、平民百姓人家，因为女孩子要参加劳动来养家糊口，因此无法“养在深闺”，当然也就“防不甚严”。所以，悄悄恋爱的事也是有的。可是，正当他们海誓山盟，私定终身时，媒人却一脚插进来了，说什么他俩八字不合，生肖相克，应该另嫁某男或男娶某女云云，便有可能活活拆散一对有情人。这个孽造得就大了，有时竟会闹出人命案来，不但当事人会仇恨媒人，其他少男少女也会因“物伤其类”而对媒人没有好感。所以，中国人一方面离不开媒人，另方面又讨厌甚至痛恨媒人。有些地区和民族，在婚礼上还有“骂媒”、“打媒”甚至“审媒”的节目。在文艺作品中，职业媒人尤其是女媒人（媒婆）的形象都不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丑角。大约人们无力推翻媒妁制度，在生活中又得依靠媒人，便只好在戏曲舞台上戏弄他们一番，在其鼻子上贴一块白色，小小地出他一口恶气。其实，认真想来，媒人也是冤枉的。因为不要说媒人，即便当事人父母，在为其择偶时，也是“不谈爱情”的。父母们考虑的，主要是“门第”（结缘）和“生育”（继统）。如果稍做分析，则女方家长更多地是考虑门第：男方门第太低，会委曲了女儿，自己也没有面子；男方门第太高，又怕高攀不起，或者尽管攀上了，但因自己门第太低，女儿嫁过去要受欺负。事实上媳妇在男家的地位，也往往取决于娘家的门第。比如《红楼梦》中王夫人、王熙凤二位，虽然都不是长媳（其丈夫不是长子），但出身于“四大家族”中的“金陵王”，地位就非同一般，而身为长媳的邢夫人、李纨、尤氏，反倒没有多大的面子（其中李纨因为守节又面子略大）。至于官宦人家，则于门第之外，还要考虑政治因素，即两家的结缘，要有利于自己政治上的发展和政治势力的培植。因为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是“家天下”，血缘裙带关系在其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甚至连皇帝有时也要动用“政治联姻”的手段，如朱元璋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将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致仕宰相李善长的长子李琪为妻；又如汉、唐各代都曾使用过的“和亲”策略都是。就连中国戏曲舞台上，也常常演出皇上或宰相选择新科状元为婿的故事，便实际上是这一现实的反映。如果说女方家长更多地考虑门第，那么男方家长则更多地考虑生育。因为儿媳妇进门来，最重要的是要传宗接代。其他问题（比如伺候公婆丈夫等）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继统的任务却非妻子不能承担。在正妻无出的情况下，固然可以纳妾，但妾生得再多也是庶出，血统上已低了一等，在继承权上也会产生麻烦。所以最好是正妻能生育，而且生男孩，而且头一胎就是男孩，以便尽早确立“嫡子”地位。这一点当然谁也没有把握，于是只好寄希望于祖宗、鬼神和媒人，而职业媒人（俗称“媒婆”）也自有“某女宜男”一类的说法。民间的说法则是“买地要买三合土，娶媳妇要娶大屁股”，也就是盆股宽大利于生育之意；而现代性美学中推崇的那种臀部较紧的性感女郎，则在排斥之列。“宜男”外，要考虑的则是该女是否“贤淑”。因为她除传宗接代的任务外，尚有孝敬翁姑和伺奉丈夫的义务。倘若娶来“悍妇”，岂非家门不幸？显然，在这里，男女双方家族在为其子女择偶时，都只有政治、伦理和生育的考虑，从而共同地排除了“爱情”这一原本理应成为“合乎道德的婚姻”的基础。岂但排除了爱情，连将来是否可能产生爱情都不予考虑；又岂但不考虑“情”，甚至连“性”也不考虑。试想一个体壮如牛的所谓宜男女子，哪来的性吸引力？一个形容猥琐的所谓富家公子，又何能激起女方的情欲？结果在婚床上，男子或许只不过出于生理需要而一泄其欲，女方则很可能以挺尸的姿态来勉为应付，因为他们原本素不相识，既无爱情，又无性吸引力，完全是被某种外力驱赶到一起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热风．随感录四十》）。这样的婚姻，当然只能叫做“无爱之婚”。《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三）无爱之婚无爱之婚，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常规的婚姻状况和婚姻方式。按照现代婚姻观，婚姻应该是男女双方爱情的产物。也就是说，男女双方，因相互吸引而生爱慕之情，又因情投意合、难舍难分，终至决定共组家庭、永不分离，这才去履行法律上和习俗上的结婚手续，正式成为夫妻。这样的婚姻，显然是最合乎人性的。因为任何婚姻中都不可能没有性的内容。婚姻不等于性，却也不能没有性；而人类的两性关系，其最不同于动物之处，就在于其中有着而且必须要有爱的内容。而且，正是因为这种“爱”强烈要求“情有独钟”，这才使“一夫一妻”这种两性关系得以出现。换言之，夫妻关系原本就应该是爱情关系，因为它是由原始爱情的自由结合演变而来的，婚姻制度则不过是对它的社会承认和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人性的婚姻。最合乎人性的，也就是最道德的。因此恩格斯才认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婚姻才合乎道德。然而奇怪得很，在中国传统社会，如果男女青年因相爱而结合，反倒被认为“不道德”：“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一个青年男子如果自己择偶，多半会被看作“花花公子”、“浪荡鬼”、“臭流氓”，或者“色鬼”；一个青年女子如果自己择偶，则一定会被视为“恬不知耻”、“死不要脸”，甚或被视为“婊子”和“破鞋”。人们会这样议论评点：“真不要脸，哪有闺女自己给自己寻婆家的！”或者：“这小子真不地道，自个儿给他妈找媳妇。”很显然，在这里，男女青年因爱而结合，已经从“最道德的”变成了“最缺德”的了。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以恋爱婚姻为非法和失德，只能证明“无爱之婚”已成为传统社会最常规的婚姻方式。所谓“最常规”，并不表现在统计数字，比如百分之多少的婚姻无爱等等。事实上，谁也提不出这个数字，因为既没有人想到要去统计，而且也不可能进行统计。我们得出这个结论，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发生所谓“私定终身”的事，便立马成为“传奇”，被写进小说，搬上舞台，大加渲染，广为流传。什么是传奇？也就是罕见少闻、稀奇怪异，故事情节离奇，人物行为超常的意思。自由恋爱成为“传奇”，恰好证明只有无爱的婚姻才是“常规”。在中国古代，私定终身的传奇也很不少。王实甫的《西厢记》算一个，白朴的《墙头马上》算一个，汤显祖的《牡丹亭》也是一个。其中，又以《牡丹亭》最为离奇：少女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爱于牡丹亭畔，醒后感梦伤情，愁病而死。死后，杜丽娘的游魂找到了柳梦梅其人，两人相见如故，便令梦梅掘坟而再生。复生后，几经周折，才终于成就了婚姻。这个传奇，寓意其实是很深的：梦中相爱，即等于说现实中不可能相爱；死后成婚，即等于说活着时不可能成婚。有人说这个传奇证明了中国古代有着“美丽的爱情”，我倒以为它恰恰证明了中国古代实在少有爱情。即便有，也只能是一个梦，很难变成现实。因此，对这类传奇故事，中国人就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大多数人当然是“津津乐道”。因为一方面这种事情实在罕见少闻，看一看，听一听，说一说，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新鲜感和想象力；另一方面，自由恋爱，毕竟是最合乎人性的事情，而且中国历史上又曾有过自由恋爱的时代（详后），所以人们对于这种浪漫行为，在内心深处也未尝不是心仪已久，颇向往之。看一看，听一听，说一说，可以宣泄压抑的情感，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因此，这类传奇在民间，是大受欢迎的。正因为大受欢迎，才会屡禁不止，久演不衰。少数封建卫道者的态度则是“歇斯底里”。历朝历代，都有人把它们视为淫秽，列为禁书，大张挞伐，极力诋毁。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传奇，确实以其自身的魅力，冲击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法，当然要引起这些人的极大恐慌和仇恨了。最“高明”的态度，是《红楼梦》里贾老太太的看法——“不以为然”，根本就不相信。依贾老太太的说法，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平日里端庄贤淑，知书达礼，养在深闺，什么事也没有的，“只见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世上哪有这样的人？世宦书香大家子的小姐，自然是门风严谨，奴仆成群，怎么一到这时，就只一个紧跟着的丫头知道？世上哪有这样的事？可见，这都是说书人瞎编出来的，而且编得还不那么“圆”。总之，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没有必要去当真。于是轻飘飘三个字，便把这些传奇故事的意义和影响都打发了，可不是“高明”？事实上，这类传奇，即便到处流传，也至多只能给人们增加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很少起到“启蒙”的作用。即便最为动心的人，十个当中至少有九个不敢“以身试法”。所以，尽管《西厢》、《红楼》之类多次被目为淫书，但却并未真正遭到严禁，就因为它们其实并无伤大雅，无碍大局。其中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大多数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而言，爱情实在是一种太空洞太渺茫的东西。婚姻有没有爱情做基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男的找不找得到老婆，女的嫁不嫁得出去。如果满世界都是怨女旷夫，连“男有室，女有家”都办不到，却来侈谈什么爱情，那就只能惹人发笑，嗤之以鼻。那么，如果“男皆有室，女皆有家”，是不是就可以来谈爱情了呢？对不起，那就更不必了。男的都有了老婆，女的都有了老公，那还谈爱情干什么？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呗！爱情并不能当饭吃，结婚是为了过日子，这是个实实在在的事情。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要操心，件件要落实，哪里浪漫得起来？的确，婚姻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件很现实的事。除家族有结缘和继统两大功利目的外，当事人则多半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一种义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似乎是一件不需要讲道理的事。为什么“男大”就“当婚”，“女大”就“当嫁”呢？没什么道理，也不需要讲道理，反正这是每个男女到了一定年龄就必须履行的社会义务。既然婚姻只是“社会义务”，而非“个人需求”，则男女双方当事人也就当然会采取一种“听天由命”或“服从分配”的态度，不会要求非有爱情这种纯属个人的东西不可了。至于个人方面的要求，也不是没有，但也无关乎爱情，而是其他功利因素。对于女方来说，嫁人的目的主要是“有口饭吃”，即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所以女方在择偶时，往往会更多地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实力，比如现代女性往往要问清对方收入多少、有无住房等，其次才是社会地位如学历、职称、官衔，以及身材相貌等关乎面子的问题。至于男方，讨老婆的目的在古代主要是生儿子，在现代则主要是性满足，所以对女方的身材相貌往往十分挑剔，至少也得“不影响市容”或“对得起观众”。显然，在这里，男女双方当事人也和父母、社会一样，几乎不约而同地共同排除了爱情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无论古代或现代，也无论是“包办婚姻”或“自找对象”（其实往往是通过热心人的介绍而见面，大致满意谈妥条件就结婚），铸就的大多是“无爱的婚姻”。当然，当代与古代，还是略有不同。古代的包办婚姻，是“隔着布袋买猫”，当事人不见面，好坏全靠运气；当代的自找对象，是“看过样品定货”，可靠性高多了，但也不等于不会上当。古代的婚姻是通过媒人谈条件，当代的婚姻是自己当面讲价钱，透明度高多了，但相对而言脸皮也厚多了。事实上，只要不是因为爱而结合，那么，无论古代还是当代，婚姻都不可能不带功利性。所以，我们也不必太鄙薄带功利性的婚姻，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普遍模式，而且认真说来，只要双方愿意，倒也无可厚非。其实，不论古今，中国人的结婚，就大多数人而言，都不是或主要不是为了爱情。除了履行社会义务，了却父母心愿，走完人生旅程，杜绝他人闲话，以及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满足性欲等功利目的外，还有一个极其现实的目的，这就是“过日子”。传统观念认为，孤男寡女，日子是不好过的。“男人无妻家无主，女人无夫房无梁。”一个男人，如果是“光棍”，就没有温暖和体贴，没有热饭热菜，没有干净衣裳。“光棍苦，光棍苦，衣服破了没人补。”一个女人，如果是“寡女”，就没有靠山，没有顶梁柱，没有主心骨，就会受人欺负。只有男女结合，互助互补，互帮互学，才能过上“好日子”。因此，不少孤男寡女，在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也会胡乱找个人结了婚凑合着过。配偶再不如意，好歹也比“打单身”强。结婚既然是为了“过日子”，那么，只要日子过得好，甚或只要日子过得下去，这个婚姻就可以成立和维持下去，爱不爱没什么关系。事实上，我国大多数婚姻的持久专一不是靠爱情来维系，而是靠生活需要和伦理观念来维持的，因此不能把“婚姻的专一”说成是“爱情的专一”。混淆和等同二者，恰是我国婚恋研究中的一个误区。另一个误区则是把“和谐”等同于“爱情”。由于夫妻双方共同的目标是“过好日子”，所以中国大多数家庭中夫妻双方都能“互助合作”。丈夫往往主动承担家庭建设的主要责任，从盖房子到打家具，从挣工资到捞外块，都责无旁贷地视为己任，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妻子则往往主动承担家庭管理的主要责任，从做家务到带孩子，从搞后勤到搞外交，都一律总揽，成为丈夫事业上的“贤内助”。这样的夫妻，就会被社会公认为“模范夫妻”；这样的家庭，就会被社会公认为“幸福家庭”。但是请问，这样的关系，是更像“两口子”呢，还是更像“互助组”、“合作社”呢？如果结婚的目的只是建立一种“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的互助合作关系，那么有生产队就行，要夫妻关系干什么呢？既然最“模范”的夫妻和最“幸福”的家庭亦不过如此，则其他也就无庸赘言了。其实，夫妻之间感情淡漠，在中国传统社会，不但相当普遍，而且也相当正常。在许多家庭中，夫妻之间往往没有什么话说，一同出门也各走各的。没有话说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婚前并不认识，婚后又各有职司（男耕女织）；既无共同兴趣，又无共同事业，甚至没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又哪来的共同言语，哪来的话说？礼法规定：“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阃（kun）就是门限。男人的事业在门外，女人的事业在门内，男人的事不能告诉妻子，女人的事不能告诉丈夫，则夫妻之间能够说的话，大概只有“吃了没”和“睡觉不”这几句了。语言是情感交流最主要的工具之一。夫妻之间，如果连话都没有什么可说的，那还有什么感情可言？所以，不少中国的旧式夫妻，其关系是连办公室里的同事都不如的。同事们除办公外，多少还有点闲话可说，出门办事也不妨同行同止。然而直到今天，在中国许多农村，夫妻一同上路，都必须丈夫走在前面，妻子跟在后面，保持一段距离。如果有说有笑地并肩而行，便会被乡人耻笑，视为“不要脸”。这实在很虚伪，因为在要求他们制造人口时，却并不规定他们必须保持身体距离。也许在传统道德看来，夫妻之间，只有在“配种”时才可以“苟且”，其他时候则仍需“设男女之大防”吧！由此可见，传统社会至少是不赞成甚至很忌讳夫妻之间有爱情的。比如，据《国语．鲁语》记载，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公父文伯去世时，他的母亲便特别告诫他的妻妾，说是回头祭奠的时候，请你们几个委曲一下，不要容毁骨瘠，不要吞声饮泣，不要捶胸顿足，不要愁苦忧伤，丧服减一等，安安静静守在灵前就好了。我可不愿意人家说我的儿子是个疼爱老婆的人！丈夫去世，妻子悲痛欲绝，本是人之常情，也在禁止之列，还侈谈什么“爱情”？按照公父文伯之母她老人家的逻辑，丈夫死了以后，妻子们最好安之若素，装得没事人似，才是“模范夫妻”，或者他那个死去的儿子，才因为“不爱老婆”而特别地“有面子”了？夫妻之间有感情会“丢份”，没感情则“有派”，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实在荒唐可笑；然而在传统礼教看来，却理所当然。道理也很简单：夫妻之间感情淡漠，说明他们能做到“谨夫妇，正人伦”，“止乎礼义”，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相反，夫妻之间如果感情浓烈，则是不正常的，因为传统礼数从来没有规定过婚姻中要有爱情，也没有创造过这方面的条件，那么他们的感情又从何而来？岂但“来路不明”，而且“出格越轨”。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结缘和继统，或者生儿子和过日子的“公务”，居然有了“私情”。私情既然沾了一个“私”字，那就不仅是“不正常”，而且是“不正当”了。所以，便应受到批判，斥为“淫邪”；或应受到嘲笑，视为“丑事”；甚至应该告到皇帝那里去，让皇上给个不大不小的处分。西汉宣帝时的京兆尹（首都市长）张敞就被人告过。张敞的妻子很漂亮，张敞也很爱她，常在家里为她画眉毛。这件事被当做花边新闻传出去后，便有人上奏宣帝。宣帝听了，觉得这个张敞身为首都的市长，居然干这种丢人的事，真是太不像话，便把张敞叫来责问。张敞的回答也很巧妙，说：“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汉宣帝自己是结过婚的人，自然知道夫妻之间比画眉“过分”得多的事还多得很，也就一笑了之。张敞给老婆画眉毛算什么事呢？也要闹到皇帝那里去，还差点掉了乌纱帽，可见传统礼教对夫妻之间的情爱，忌讳到了什么地步。当然，即便在古代，也有不信邪的人。比如晋人王戎（安丰）之妻就是。王戎夫妻感情很好，妻子便常用“卿”来称呼王戎。“卿”这个称呼，是一种爱称，但只用于君对臣，后来也用于夫对妻。不过君对臣多称“爱卿”，夫对妻多称“卿卿”，而臣对君、妻对夫就不能这样称呼。王戎妻称王戎为“卿”，既违背了“男尊女卑”的原则，又违背了“夫妇有别”的原则，是双重的“不礼”。所以王戎便对他妻子说，你这样叫，“于礼为不敬”，再别这样了。谁知他妻子回答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也就是说，亲热你（卿），喜爱你（卿），才用“卿”来称呼你（卿）。我不用“卿”来称呼你（卿），谁又有资格用“卿”来称呼你（卿）？王戎没有话说，只好随她去。这两个故事可真够我们一些朋友高兴一阵子的。因为他们正希望找到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传统婚姻中，“其实也还是有爱情的”。但我以为，这两个故事帮不了他们多少忙。因为个案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正如发现一两只白乌鸦，并不能推翻“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结论一样。更何况，张敞夫妇和王戎夫妇的故事，从来就是被当做笑话讲的。他们决不是传统婚姻中的典型，更不是“模范夫妻”。《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四）无性之恋被传统社会称为“模范夫妻”的是东汉的梁鸿孟光夫妇。认真说来，梁鸿孟光夫妇原本也不能算是很“模范”的，因为他们的婚配，多少带有一点自主选择的意味。据说孟光身材长相都不怎么样，“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没有什么女性魅力，但眼界却很高，而且沉得住气，一直拖到三十岁还不肯嫁人。父母问她为什么，她说，只希望能嫁一个像梁伯鸾（梁鸿）那样好的。梁鸿听说，便请媒人下聘礼，明媒正娶了孟光。不过梁鸿孟光婚后，倒是十分地“守礼”。据说，孟光每次给梁鸿送饭，都要“举案齐眉，不敢仰视”。这便正是其之所以为“模范”的原因所在。因为传统社会设计的夫妻关系模式，恰恰正是要“燕尔新婚，如兄如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梁鸿孟光如此“合模入范”，自然是“模范”。然而，恰恰是在这十六个字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婚姻模式的实质：只有敬，没有爱；只有礼，没有情。夫妻之间如果像兄弟，夫妻生活如果像做客，那还叫夫妻吗？如果连吃饭这样的日常生活小事，都要礼教化、程式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抬手一投足，都有如做戏，哪里还有什么爱情可言？我很怀疑，孟光与梁鸿做爱时，是不是也要行礼如仪，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地说一声：“夫君，请了”？这不是说笑话，而是有事实根据。据说，宋代有某教官，五十而续弦（妻死再娶）。举行婚礼那天晚上，学生们去偷看，都以为这种事情，大约用不着课堂上讲的那些什么“礼仪”了吧？谁知道，入洞房时，只见那位教官先生像上朝办公一样，顶带袍褂，冠冕堂皇地走进洞房，将双烛放在床前，扶新娘坐在床上，脱去她的衣裳，点头赞叹一番，然后后退三步，恭恭敬敬地对着新娘长揖三次，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鄙人老了，没法子，只好唐突夫人，对不起了。如此“止乎礼仪”的夫妻生活，真不知好在哪里？事实上，中国传统婚姻中的夫妻生活，不但没有“爱”，甚至也是没有“性”的。所谓“无性”，不是说这些夫妻之间没有性关系或性行为，而是说它们不被重视，不被看作是夫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只被看作一种手段，即为了“继统”而必须进行“生育”的手段。既然只不过是手段，那么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本身的情况如何是完全不必考虑的。大概在礼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看来，性作为生育的手段，乃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可以“无师自通”，亦不必“挑肥拣瘦”，只要两个当事人“例行公事”即可，当然也就无须事前的性吸引，事中的性快感和事后的性满足。这样的性关系，与其是“有性”，毋宁说是“无性”。事实上，不少包办婚姻，都相当地类似于“圈养牲口”。男女当事人，素不相识，毫无感情，有的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一回，稀里糊涂地被拉扯到一起，晕头转向地拜了天地，然后就被推进“洞房”。洞房这个词，从字面看，也是四周封闭，黑古隆冬有如洞穴。直到这时，才可能掀开“盖头”，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睹“庐山真面目”。接下来，便是吹灭灯火去上床。这样的“一面之交”，如说有性吸引，除非真是“郎才女貌”，可以“一见钟情”。就多数情况而言，则恐怕与强奸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实际上，生活中也有新娘见新郎过于丑陋而拒不从命，最后被男方家人捆起来由新郎实施强奸的。这样的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是“禽兽不如”。因为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在交配之前也尚有性挑逗和性选择，而且决无强奸行为。算下来，大约只有家禽和家畜，才会这样听话，这样乖，这样不把性当回事。既然连最起码的性吸引都不必考虑，当然也毋庸讨论性快感和性满足。在不少婚床上，新郎在强行施暴、一泄其欲后，便往往倒头大睡，一任新娘在旁吞声饮泣。总之，在传统婚姻中，女人只是男人泄欲的工具和生育的机器，在性的方面没有任何合法权益——既没有拒绝性生活的权利，也没有要求性满足的权利。倘有要求，则不是遭人耻笑（要求性满足），便是招来毒打（拒绝性生活）。这就有可能造成相当普遍的“女性无性化”，即对性生活完全报以一种听之任之麻木不仁的态度。当女性持这样一种态度时，男性是否真能获得快感和满足，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婚姻中，究竟有多少夫妻的性生活是真正和谐美满的，恐怕是谁也说不清的事情。因为根本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既不会有人想到要去统计，也无法进行问卷调查。当事人既不敢说出去“丢人现眼”，打听者也难免会有“流氓嫌疑”。于是这个问题，就永远只是一个谜。其实，即便打听到什么，也无可如何。因为婚姻既然只关乎“生存”而无关乎“爱”，只关乎“生育”而无关乎“性”，则“夫妻之间有无感情”和“性生活是否和谐”这些问题，就与婚姻是否成立以及能否维持无关，当然也不能成为夫妻离异的“正当理由”。既然无论如何，现状都得维持，那么，打听它作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