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原因似乎也很简单：就做母亲的而言，生儿子可以提高或加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生女儿却可能会坏事；就做父亲的来说，生儿子可以做自己的接班人，可以增强家族的实力，至少可以增加一个劳动力或战斗力，生女儿则只是多添了一个“赔钱货”。结果是，无论父亲抑或母亲，都不希望生女儿。甚至在我国某些地区，还有这样的奇怪风俗：如果头胎生的是女儿，那么，便不准她管自己的父亲叫爸爸，除非后来有了弟弟，才可以解禁。当然，这还是客气的。一些时代和地区，甚至还有杀婴和弃婴的事发生。“男曰儿，女曰婴”，杀婴和弃婴当然是杀死或遗弃初生的女儿。这种恶俗，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韩非子就曾说当时的人“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但直到现在，某些地区也仍有这类惨无人道的事发生。这些女孩的出世既然如此地不受欢迎，那么，她们即便活下来，日子也不会有多好过。对于被视为“赔钱货”的她，家庭和家族将尽量减少在她身上的投入，比方说不让上学，吃较差的饭菜，穿较差的衣服等；同时又尽量利用她的价值，以期捞回一点成本，补回一点亏损；比方说很小时就让她带弟妹，做家务，甚至下地干活。最后，她将在适当的时候被打发出去，嫁到一个陌生的家庭，去当别人的“媳妇”。别人的媳妇并不好当。首先，她将在新婚之夜被一个陌生的男人以丈夫的名义实施强奸。这不但意味着她已失去童贞，同时也意味着人权、人格、自尊和羞耻感的被剥夺。从此，她将成为丈夫的附庸和奴仆，白天干牛马活，晚上当泄欲器。受苦受累是她的责任，挨打挨骂是她的义务，权利则是没有的。能不挨打骂便是她们的福气，能不被休弃便是她们的造化。其次，她不但要充当丈夫的奴仆，而且要充当大家所有人的奴仆：她不但要看丈夫的脸色，而且要看其他人尤其是婆婆的脸色。这不但使她战战兢兢，而且会使她无所适从，因为丈夫和婆婆的要求、愿望、意志并不完全相同，结果很可能是“起晚了得罪公婆，起早了又得罪丈夫”，犹如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试想，身处如此逆境之中，哪里还能产生和展示女性的魅力？不过“行尸走肉”罢了。也许，只有当她升格为婆婆以后，情况才会有所改观，但那时她早已变成更无魅力的老太婆了。所以，在娘家是“赔钱货”，在婆家是“受气包”的弱女子，往往是相当无性化的。又岂止是“无性”，简直就“非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既无性又非人的弱女子，还远远不止于此。比方说，还应该包括那些真正的奴仆，——被卖到地主、豪门、官宦人家当丫环的女孩，以及选进宫里当宫女的女孩，都如此。她们往往是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的。东晋石崇家就有不少这样任人宰割的弱女子。石崇每次请客吃饭，便要这些女子去劝酒。如果客人不喝，就把劝酒的女子杀掉。丞相王导于心不忍，每每只好喝得大醉。大将军王敦却满不在乎，结果一连杀了三人，王敦还是不喝。王导看不下去，劝王敦多少喝一点。王敦说，他杀他家里的人，关你什么事？于是那些无辜的女孩子，便只好莫名其妙地去做刀下之鬼。总之，这类弱女子，往往是连基本人权也没有的。因此，我们很难说她们究竟像不像女人。即使像，也没有意义的。因为她们根本就不被当人看，毋宁说也是无性。这类“无性化的女人”和前述“无性化的男人”正好一弱一强，倒是“对立统一”。所以，在描写江湖行为的故事中，她们不是被侠客们无意中搭救，恨不能变牛变马来谢恩的“羔羊”，便是被坏人或好汉们无端杀害，死得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草木”，比如在鸳鸯楼被武松胡乱砍杀的丫环使女便是。与弱女子正好相反的是所谓女强人。严格意义上的女强人，大概应该是《水浒传》中的顾大嫂、孙二娘等人。因为所谓“强人”者，出没绿林、闯荡江湖，专一杀人越货、打家劫舍者也。既如此，则“正宗”的女强人，自然也就非顾、孙二位莫属。顾大嫂绰号“母大虫”，生得“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是个“生来不会拈针线，弄棒持枪当女工”的角色。打起架来，“有三十十人近他不得”；发起怒来，“提井栏便打老公头”。打祝家庄时，正是她“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不消说，被她杀的，大约都是前述弱女子。孙二娘绰号“母夜叉”，剪径世家出身，又学得乃父全套本事，便招赘了父亲的徒弟张青为媚，在十字坡大树底下，开一间黑店，专一将那过往客商，麻倒放翻，大卸八块，“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这个黑店老板娘，端的心狠手辣：伙计扛不动的行货，她自去扛来；丈夫不忍宰杀的路人，她任由开剥。至于长相，和顾大嫂差不太多，是“辘轴般蠢笨腰肢，棒锤似粗笨手脚”，可怕得很。总之，这类“正宗”女强人，大体上都是五大三粗，体胖腰圆，眉横杀气，眼露凶光，毫无女性魅力可言。这样的黑道人物，也许不会太多，更多的是家里的“母老虎”。她们当然不会这样面目可憎，但也相当男性化。一声“河东狮吼”，便可叫老公魂飞魄散，跪倒尘埃。宋代的陈慥号龙丘居士，好宾客，爱美女，又喜欢谈佛。但他的太太柳氏，却似乎没有什么“菩萨心肠”，常常会让这位陈先生胆颤心惊。所以苏东坡作诗讽刺他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河东是柳姓的郡望，狮子吼原本指佛祖音之威严（佛家将释迦牟尼喻为无畏的狮子，故佛陀宝座称作“狮子座”，佛祖法音称作“狮子吼”）。所以“河东狮吼”的意思，便是说柳夫人的一声“娇叱”，在陈先生的耳中便有如“佛祖法音”，威严无比。这可真是“老婆吼一吼，丈夫抖三抖”。“河东狮吼”的说法，多少还有点讽刺意味，《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便比孙二娘等人还要可怕。孙二娘只是开剥别人的人皮，对丈夫仍十分恩爱，对丈夫的朋友也颇为义气。这个薛素姐，却专一虐待丈夫。她一个“搜风巴掌打在狄希陈（薛的丈夫）脸上，外边的人都道是天上打了一个霹雳，都仰着脸看天”。这样的“女强人”哪个受得了。除了山寨里的“母夜叉”和家里的“母老虎”外，还有一种街面上的“泼妇”，也十分了得。我曾亲见一位泼妇的“骂街”，是一手拿菜刀，一手拿砧板，一边骂，一边砍，一边垛脚，有时还要跳起来。尽管围观男女甚多，但并无一人敢近。这样的女人，当然可以肯定也是不会有什么女性魅力的。母夜叉、母老虎、骂街泼妇，大约就是所谓“女强人”的几种类型。因此我认为，当代舆论界把那些有能力、有气魄、有主见、有作为、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新女性称之为“女强人”，实在是甚为不妥的。首先，它带有明显的性别偏见和歧视女性的色彩，否则就该有与之相对应的“男强人”的说法。然而，尽管男人中不乏平庸、胆小、无能的窝囊废，但能干、勇敢、刚强的男人决不会被称为“男强人”。这无非因为在传统观念看来，男人原本是该“强”，而女人原本是该“弱”的。所以，男人强是正常现象，不必特别说明他是“男强人”，只要说他是“男人”即可；而女人强则不正常，必须特别地加以强调。这显然是男性中心论的观念在作怪。只因为这种观念太根深蒂固，人们便不以为怪了。其次，它会造成一种误解，以为妇女的解放，男女的平等，就是要把女人也变成男人（或曰“强人”），或者不该再具有女性的魅力，比如像顾大嫂、孙二娘那样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或者眉横杀气，眼露凶光，似乎非如此不足以逞其强。结果，“女强人”便变成了“女怪物”的同义语。这其实同样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不应该成为现代人的观念。第三，它还会造成一种误解，以为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力量的增强，乃是一件既不现实，又很可怕的事。因为它们只能造就一批“母老虎”、“母夜叉”，不是杀人如麻，便是蛮横霸道。这样的女人，试问有几个男人敢爱，又有几个女人学得来？男人不喜欢，女人学不来，当然最多也就只能是一种“传奇”，绝对成不了“气候”。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妇女的解放。因此，许多被舆论界封为“女强人”的新女性，都并不喜欢甚至拒绝受这顶“桂冠”。事实上，所谓女强人，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决不应该成为新时代女性的模式。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讲到。《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女人之（三）淫毒妇与贞烈女以上三类女人，一类是只有母性的，一类是近乎无性的，一类又是相当男性的。那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没有真正具有女性特征，在男人面前实实在在像个女人的人呢？有。但可惜，她们往往被说成是“淫妇”。《水浒传》里就有好几个这样的“淫妇”，比如大名鼎鼎的潘金莲就是。顺便说一句，在《水浒传》中，除扈三娘既艺高貌美又忠义双全，是个特例外，其余多少能展现一些女性风韵的，差不多都是“淫妇”。比如宋江的外室阎婆惜，杨雄的老婆潘巧云，卢俊义的妻子贾氏等。至于李师师原本是妓女，白秀英原本是粉头，玉兰原本是卖唱的，自然都不在话下。这些女人大约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美”。这些女人，大都年青貌美，风姿绰约。比如潘金莲，便是“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其他几位，也大体如此，不但美丽可人，而且风骚诱人。所以西门庆一见潘金莲，便“先自酥了半边”；来杨雄家做法事的那些和尚，一见到潘巧云，“都七颠八倒起来”；道君皇帝甚至不顾“至尊体面”，钻地道来会李师师；就连那“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宋江，见了李师师，也写出了“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之类的“风话”，可见其魅力之大。二是“淫”。潘金莲是“为头的爱偷汉子”，后来果然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开始的时候，西门庆还只是探头探及，怕碰钉子。谁知道潘金莲比他还要积极主动，竟笑将起来说：“官人休要罗唣！你真个人勾搭我？”当然立马变成干柴烈火。此外，阎婆惜与张文远通奸，潘巧云与裴如海通奸，贾氏与李固通奸，差不多也都是“被摄了魂魄的一般”毫无节制。至于白秀英、李师师等，原本是粉头妓女，自然“人尽可夫”。三是“毒”。潘金莲亲手毒死了武大郎，潘巧云诬陷石秀，阎婆惜恨不能置宋江于死地，白秀英戏弄雷横，又当众凌辱、谩骂、殴打雷母。贾氏到官府出首、作证、诬告卢俊义，害得卢俊义差一点屈死刑场，这些都是她们“歹毒”的证明。还有那清风寨刘知寨的浑家，原本被王矮虎掳掠上山，差一点失身，亏得宋江出面说情，这才虎口脱险，然而下山之后，却恩将仇报，迫害宋江，也足证其毒。美、淫、毒，可以说是上述“淫妇”的共同特征。这就似乎在有意无意地证明一个“道理”：“有美色者必有淫心，有淫心者必有歹意。”用《水浒传》的话说，就是“淫毒皆从一套来”。这不仅是《水浒传》的观点，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一般民众的观点，因此这些形象便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两个传统观念的逻辑结论和形象体现。这两个传统观念就是：“万恶淫为首”和“最毒妇人心”。关于“万恶淫为首”，我们以后再说，这里只说“最毒妇人心”。应该承认，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和敌视，是令人吃惊的。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有“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话。他说，女子和小人一样，都不好对付。你疏远他们，他们就心生怨恨；亲近他们吧，他们又会翘尾巴。这显然是混帐话。所以后来鲁迅先生便讽刺说，孔子说的女子，不知是否包括他的母亲？不过现在看来，孔子还算是客气的，因为还有更刻毒的话：“最毒妇人心”。“淫妇”们似乎被用来证明此言不诬。潘金莲毒。武大郎来捉奸时，西门庆吓得钻入床底下躲去。潘金莲却道：“闲常时，只好鸟嘴卖弄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交。”这真是够毒的。第一，是激将，用“便没些用”来激西门庆；第二，是壮胆，告诉西门庆对方只是“纸老虎”；第三，是教唆，用“平日卖弄好拳棒”，暗示西门庆来打武大。果然，西门庆冲出门来，一脚踢翻了武大郎。王婆毒。当西门庆因被捉奸而一筹莫展时，王婆冷笑道：“你是个把舵的，我是乘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于是亲自定下毒计：“把这矮子结果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又手把手教潘金莲如何下毒，如何灭迹，害死了武大郎。如此之毒，连西门庆也自愧不如，说“我枉自做了男子汉”。贾氏毒。她与李固在公堂上诬告卢俊义时，竟说“丈夫，虚事难入公门，实事难以抵对。”“你便招了，也只吃得有数的官司。”这种身份，这种语气，不由官府不信。明里是为卢俊义着想，暗里却是把他往死里送，比那个李固阴毒多了。在以上案例中，妇人显然都比男人更毒。她们心更狠，手更辣，胆子更大，事情做得更绝，岂非正是“最毒妇人心”？不但潘金莲之类的小女子被说成是“淫毒妇”，便是女人中的那些头面人物，也有人说她们“毒”。吕后毒。汉的开国元勋韩信，便是被吕后诱杀的。尽管实际的主谋是刘邦，帮凶是萧何，但最后账还是算到吕后的头上，因为她是女人。不过，她在刘邦死后，竟把戚夫人砍去手脚，扔在厕所里，这种做法，倒也确实过于歹毒了。武后毒。常言说，虎毒不食子，武则天却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章怀太子李贤是她杀的，长子李弘据说也是她杀的。骆宾王为徐敬业起草的檄文、罗列了武氏的一系列罪状，包括践元后、陷吾君、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等等，无非要证明她心肠歹毒而已。慈禧毒。从捕杀肃顺到囚禁光绪，都是她毒的证明。民间更有一种说法，说慈安太后也是她毒死的。以慈安之懦弱和善，尚不肯放过，可见其毒了。更重要的是，这几个人，也都是既美且淫的。其中又以武则天的美和淫为最突出。骆宾王的檄文说她“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是承认其美；说她“秽乱春宫，近狎邪僻”，是指责其淫。按武氏原本是太宗的女人，后来又嫁给高宗，一女而事二夫，岂不是淫？更何况，七老八十的时候，又养了两个面首——张宗昌和张易之兄弟，还不是淫吗？还有吕后，据说也和别人私通过的。慈禧好象没有和谁私通过，但又有人编出了安德海或李莲英是假太监的说法。于是，从宫廷到民间，从史实到小说，种种事实和流言，似乎都在证明着“淫毒皆从一套来”的说法。当一个社会都在反复念诵着某一些话时，就会在人们的心理上形成一种思维定势，甚至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以至于一看到“眉似初春柳叶”，便坚信她“常含着雨恨云愁”；一看到“脸如三月桃花”，便断定她“暗藏着风情月意”。接下来，便是或者去挑逗、勾引、调戏，或者断言其“心肠最毒”，是惹不得的“祸水”。不可否认，女人中确有坏人，这和男人中也有坏人一样，并没有什么稀奇。问题在于，男人中出了那么多坏人，也没有人大惊小怪，为什么女人中出了三五个坏人，就要大做文章呢？更奇怪的是，为什么一说到女人的坏或毒，就一定要扯到男女关系上去呢？而且一定要归结于这些女人长得漂亮又有女人味呢？这当然是一个需要另案分析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既然漂亮的、有女人味的女人都是“淫毒妇”，那么，谁还敢漂亮一些、有女人味一些呢？当然，有一种漂亮女人是不怕受到指责的，那就是“贞烈女”。正如前述“弱女子”与“女强人”是相对的两极，“贞烈女”与“淫毒妇”也恰好是相反的一对。中国古代有多少贞烈女呢？似乎不少。仅《明史》中留名的，便达一万之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有三百多人，而《古今图书集成》收入的明代烈女节妇，就多达三万六千人。这么多的烈女节妇，总不会都是丑八怪吧？事实上，其中美人还不少。比如明代的烈女单三姐、节妇孙柴氏，都是年轻貌美的女人。正因为年轻貌美，这才会有盗匪、恶少来企图强奸她们，她们也才会抗暴而死，成为烈女节妇。所以她们虽漂亮，却不会遭到指责。但同时也证明，女人太漂亮了总归不是好事。比方说，这二位如果丑得令人生厌，岂不是就没人来打主意了？显然，长得太漂亮、太性感、太有魅力，或者太有女人味，对于那些“贞烈女”，或预备做“贞烈女”的人来说，就是一个麻烦。所以，那些立志守节的寡妇们，便只有两条路：要么及早自杀，一了百了；要么尽量把自己弄得平庸丑陋一些，最好忘掉自己是女人。因为对于一个寡妇，尤其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来说，最难抵御的诱惑就是性的诱惑，最为严峻的考验也是性的考验，而性爱又总是与姿色、容貌、体态、仪表等相关联。男人见了漂亮女人，很少有不动心的。如果得知对方是寡妇，便更会想入非非，甚至惹是生非。寡妇没有男人保护，好欺负；寡妇有过性的经验，好勾引。所以，“寡妇门前是非多”，年轻漂亮的寡妇门前是非就更多。寡妇们没有办法使自己变得不是寡妇，唯一的对策当然也就只有让自己显得既不年轻，也不漂亮。当然，这种做法，也许只有对那些守寡不久的年轻漂亮女人才有必要。对于那些守寡已久、年龄较大，早已心如死灰的“资深寡妇”而言，其实已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生活的重负，心情的郁闷，天性的压抑，情感的孤独，都会提前并加速她们的衰老，也许三四十岁时，便已皱纹满面、白发斑斑，甚至目光呆滞、言语木讷，毫无魅力可言了。寡妇是“贞烈女”中的大多数。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所谓“贞烈女”，也基本上是“无性化”的，与前述“弱女子”相类。不过，弱女子们的无性，主要是别人不把她们当人；贞烈女们的无性，则至少有一半是自己不把自己当人。更何况，贞烈女们虽然有“烈”的一面，但在本质上，却也仍然不过只是“弱女子”。漂亮性感有魅力的女人是“淫毒妇”，刚烈正派守身如玉的“贞烈妇”又没有或不敢有女人味，难道中国古代就没有既年轻又漂亮、充满魅力，又刚烈勇敢、聪明能干、心地善良的女人吗？有，但为数很少。关汉卿杂剧《救风尘》中的赵盼儿是一个。赵盼儿是一个妓女，作为一个年轻貌美、热爱生活的女性，她曾经盼望过能与一个理想的男性结合，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但是，多年的风尘生涯，使她深知这很可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多半兑不了现的：“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因此，她对“从良嫁人”一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在结拜妹妹宋引章（另一个妓女）要嫁给花花公子周舍时，极力劝阻。果然，宋引障一进周舍家门，便先吃了五十杀威棒，以后又受种种虐待。赵盼儿为了救出宋引章，便利用周舍酷好女色又喜新厌旧的特点，假意答应嫁给周舍，让周舍写下一纸修书给宋引章，自己再宣布与周舍“拜拜”。当周舍责问她“曾说过誓”要嫁自己自己时，赵盼儿回答说，你不是老逛妓院的吗？咱们这些妓女，谁不是逢场作戏，对着明香宝烛，指着皇天后土，赌着鬼戳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得绝门户。”终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自己对周舍的欺骗，回敬了周舍对宋引章的欺骗，不但大快人心，而且充分展示了她的机智和勇敢。关汉卿另一杂剧《望江亭》中的谭记儿也是一个。谭记儿是一个寡妇，后来改嫁青年官员白士中，过上了夫妻恩爱的幸福生活。然而权贵杨衙内为了霸占她，竟向皇帝诬告白士中，骗得势剑金牌，要来行凶作恶。谭记儿为了保卫自己的丈夫和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便挺身而出，于中秋之夜，乔装成渔妇，来到望江亭，利用杨衙内贪杯好色的特点，以切脍献新为名，巧语周旋，煮鱼劝酒，赚取了势剑金牌，挫败了杨的阴谋诡计，让那奸贼“满船空载月明归”。赵盼儿和谭记儿，是这类女子中的佼佼者。她们一个是风尘女子，一个是再嫁寡妇，社会地位都不高，但她们的人格却并不因此而卑下，她们的见识也并不因此而短浅。她们的胆量、智慧、镇静自如和处变不惊，甚至让男人也自愧不如。在得知了杨衙内的阴谋后，白士中只是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而谭记儿却一改往日的娇羞温柔，果敢地说：“你道他是花花太岁，要强迫我步步相随。我呵怕甚么天翻地覆，就顺着他雨约云期。这桩事你只睁眼儿觑看，看怎生的发付他赖骨顽皮。”这真是何等气魄，何等胆略！在中国古代妇女形象中，我最欣赏的便是这一类既有英雄气又有儿女情、既有男儿胆又有女人味的人物，尽管她们人数不多，而且社会地位也往往很卑贱。她们多半是妓女，或婢女，或再嫁寡妇，或被掳良人，有的失身，有的失节，有的失去自由，但我以为，只有她们，才是真正的“贞烈女”。什么是“贞”？贞就是正，包括忠诚、正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等等。这恰恰是这类女子的可贵品德。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能守住自己心里的一方净土。当她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卖色相时，力求“卖艺不卖身”（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莘瑶琴）。求之不得，则求“卖身不卖心”（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一片真情只付于真情人。所以当杜十娘得知李甲变心时，便痛彻心脾地感到了被欺骗和被玷污。作为“妓女”，她无法保住自己的身子；作为“贞女”，她却必须保卫自己的心灵。所以，她不惜一死，怒而沉江。因为在她们看来，心灵的自由是比身体的自由更宝贵，心灵的纯洁是比身体的洁净更重要的事情。“哀莫大于心死。”心既已死，则此身何惜？显然，这就不仅是“贞”而且是“烈”了。烈也者，为义而死之谓也。杜十娘为之献身的义，不是统治阶级宣扬的“贞妇不事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伪善的“礼义”，而是她自己心中至真至诚的“情义”，因此才感天动地。杜十娘投江后，围观群众咬牙切齿，义愤填膺，争欲拳殴李甲和孙富，李甲后来也郁成狂疾，终身不痊，遭到老天报应，真可谓天怒人怨了。此外，如赵盼儿的“拔刀相助”，谭记儿的“挺身抗敌”，罗梅英的“振我妻纲”，均可谓之“烈”。罗梅英的故事始见于刘向的《烈女传》，后成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又被石君宝改编为杂剧《秋胡戏妻》。罗梅英是个美丽善良的女子。为了婚后夫妻恩爱，她不愿拣取个财主，却宁可嫁给贫穷的秋胡。婚后三天，秋胡便被抓了壮丁。罗梅英拒绝了自己父母和婆婆要她改嫁的要求，贤贞自守，甘苦备尝。十年后，秋胡得官回家，夫妻相见于桑园，竟不相识，而秋胡亦竟把她当做他人之妻调戏。当罗梅英得知这个流氓就是自己盼望多年的丈夫时，愤怒至极，坚决要求离异。显然，罗梅英要捍卫的，也不是封建礼义，而是她自己极为看重的夫妻情义和人格尊严。应该说，这类形象，才是最值得肯定的中国古代女性。《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女人之（四）嗲妹妹与假小子历史转眼就到了现当代。当代中国的女性如何呢？除所谓“贤妻良母”型仍是大多数外，还有两种类型，也值得一说，这就是“嗲妹妹”和“假小子”。典型的“嗲妹妹”大体上主要在南方，又尤以上海的“嗲妹妹”最为典型。汉字当中音dia的只有“嗲”这一个字，原本是南方的一种方言，北方人无论男女，往往都不知“嗲”为何物。《汉语大字典》和《现代汉语辞典》都把它解释为“撒娇的声音和姿态”，例如“嗲声嗲气”等。这很能代表北方人对“嗲”的一种看法，但显然有失准确。比如南方有一种味道叫“沙嗲味”（如沙嗲味方便面），难道是“撒娇的味道”？上海有句话叫“牢嗲格”（“蛮好的”、“挺好的”之意），难道能译为“挺撒娇的”？即使“发嗲”这个词，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撒娇”。要之，“嗲”这个词，不仅有娇羞、娇嗔、娇小、娇弱、娇贵、娇痴、娇嫩、娇柔、娇滴滴等义，还有比这更丰富更复杂的内容。我们不妨来考查一下什么是“嗲”，或者说什么人才“嗲”。首先，“嗲”是专属女性的。说一个男人“发嗲”，虽不一定是讽刺，也多少带有玩笑、调侃意味。其次，“嗲”又是专属女孩的。只有女孩子才有资格“嗲”。老太婆如果也“发嗲”，就让人发笑。当然，这个范围可以扩大到少妇。当一个少妇有资格“发嗲”或被人视为“很嗲”时，便意味着她实际上被人看作一个小姑娘，像一个小女孩一样被人宠爱着，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此，生活中就只有“嗲妹妹”的说法，没有“嗲哥哥”或“嗲太太”的说法。哥哥是嗲妹妹的保卫呵护者，当然自己不能嗲；太太已为人妻，或已为人母，也不好再嗲。“嗲太太”当然也是有的，但必须指出，这些太太在她们丈夫的眼里，其实是被看作“嗲妹妹”的。“嗲”虽然只属于女孩子，却又并非所有的女孩子都可谓之“嗲”。比方说，五大三粗者不嗲，矮胖墩实者不嗲，火爆泼辣者不嗲，呆板木讷者不嗲，耕种力田者不嗲，沿街叫卖者不嗲……。看来，要“嗲”，还真不容易。它实际上包容着对年龄、性别、出身、地位、身材、姿态、性格、谈吐、气质、情趣、技巧，甚至口音方面的要求。只要有一个方面不能“达标”，就不大容易“嗲”得起来。比方说，说吴侬软语或闽南国语的女孩比较“嗲”，而操河南口音或陕北口音的女孩，就很难被认为是“嗲妹妹”。尽管“嗲”有如此之多的条件，但“嗲”又不等于这些条件本身。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女孩子，因身材娇小、体态妩媚、性格温柔、谈吐文雅、衣着入时、举止得体，静则亭亭玉立，动则娉娉袅袅，言则柔声轻诉，食则细嚼慢咽等等方面而给人造成一种“情绪性感受”。要之，它是一种“文化情调”；或者说，是一种“味道”。这种味道常被北京姑娘轻蔑地叱之为“臭美”和“犯酸”，但它决不等同于武汉人之所谓“zě”（字典上没有这个字。武汉人之所谓“ze”与“嗲”有相近处，但却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刺和批判，通常指那些没有资格撒娇、发嗲和摆谱，却又要装模作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zě个么事？”或“闯到鬼了，一个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还zě不过！”上海人之所谓“嗲”，却不但不是让人反感、厌恶，反倒是让人疼爱、怜爱的意思。因为有资格“嗲”的，都是些女孩子，而且是娇小玲珑、柔美可人的女孩子。这样的女孩子，有谁不疼爱呢？而让人疼爱的女孩子，又有几个不娇嗲呢？于是，一个女孩子，越是感到被人疼爱，也就越是娇嗲。同样，她越是娇嗲，也就越惹人疼爱。恋爱中的上海小姐，差不多都懂得这个道理，一个个各显身手，直令男士们柔肠寸断，疼爱异常，恨不能捧在手心，贴在胸口，关怀呵护备至。这种令男士为之倾倒的手段，谓之“嗲功”。除先天条件外，技巧也很重要。其要义，在于必须懂得所谓“嗲”，乃是一种令男人大起疼爱呵护之心的气质，所以决不可以“装大”。男人都自以为了不起，无论是男子汉（真老虎），还是小丈夫（纸老虎），都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是“母老虎”。面对一只“母老虎”，“纸老虎”固然会露馅，“真老虎”也觉无味，因为那将使自己无法扮演男子汉的角色，至少也要失去许多机会。故“发嗲”者越小越好：身材小、胃口小、声音小、动作小、胆子小，这才能让男人“大”显身手。结果是，男人得了面子（像个男子汉），女孩子得了实惠（受到保护疼爱），岂非大家都很开心？同样，深谙此道的男子也会投其所好，曲意逢迎，温柔体贴备至，此则谓之“花功”。女的会“嗲”，男的能“花”，则一拍即合，也就能“拍拖”。故沪上人云：“男吃嗲功，女吃花功”。由此可见，所谓“嗲妹妹”，就是那种让男人心疼、怜爱的女孩子；所谓“嗲功”，就是能让男人柔肠寸断、疼爱不已的功夫；而所谓“嗲”，则是这类女孩子身上特有的、为男士们所喜欢的一种“味道”。显然，这是一种“女人味”。应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自己不失“女人味”，是江南一带尤其是上海女性的特点。一般地说，是女人就该有女人味。北方的女性，在她们做姑娘的时候，也是有女人味的。但是一嫁人，尤其是一当母亲，就难讲了。相当一部分，是只让自己的女性特征，单方面地向“母性”发展。包括她们的衣着、装束，都只是“母亲”而不是“女人”。更糟糕一点的，甚至会弄得十分邋遢、窝囊，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拖拉着鞋，敞开衣襟坐在门口奶孩子，一身的奶水和屎尿。似乎一个女人一旦当了母亲，就不必再在意自己是女人了。南方和上海的女性则不然。她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淡忘自己的性别角色，决不会像北方的女人那样，满不在乎地穿男人的衣裤。即便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她们也会对那些肥大的绿衣绿裤“动点手脚”。比方说，把腰身、直档和裤脚改小一点，在领口和袖口做点文章等，让人看了既觉得那军装已不是“那么回事”，又不得不暗自承认“是好看多了”。一旦稍微开放，则她们的花样也就更多，而这些花招，亦无非是设法表现出自己的性别特征而已。事实上，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上海女孩从少女时代起，就得到来自母亲和外婆的‘女性养成’教育。”其实，给予她们这种教育的，也不止于母亲和外婆，还包括那些热心快肠的“老阿姨”，无话不说的“小姐妹”，以及街头巷尾左邻右舍的耳濡目染。这使她们从小就会洗衣、烧饭，会缝纫、编织，坐吃有相训练有素，举止仪容分寸得体，知道如何同男孩子交往又界限分明，也知道颜色图案款式如何入时而不“乡气”。当然，她们也从小就知道“发嗲”，以及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和如何“发嗲”。总之，她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女人以及如何做女人。现在，我们对于所谓“嗲妹妹”，大致上可以有个印象和界定了。一般地说，这是指那些娇小、柔弱、秀美、文静、招人疼爱的女孩子，比如“林妹妹”那一类。同时，也可以广义地指那些特别有女人味，而且特别突出女人“阴柔”气质的那些女性。但是，“嗲妹妹”决不等于“弱女子”。事实上，“嗲妹妹”的“弱”往往只是表面形象，正如不少“痞哥们”的“强”只是“外强中干”一样。不少上海姑娘（也包括少妇），其实是“外弱内强”、“外嗲内不嗲”的。在曾经云集了上海知青的新疆、黑龙江、云南等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上海姑娘并非都是“娇小姐”，其实多为“女能人”。她们既不娇气，也不懒惰，更不愚蠢，生产能力和生存能力都令人刮目相看（上海男知青其实也一样）。准确地说，她们是要撒娇时真能撒娇，要吃苦时真能吃苦，要团结人时真能团结人（一块酱油糕就够了），要排外时真能排外（一句上海话就够了），既能很快适应环境又能保持“上海特色”，既能当上“铁姑娘”又不失“女人味”。我在兵团工作过，我自己就有这个印象。而且我还发现，不少北方籍的男职工，其实是很希望娶一位上海女知青做老婆的。结婚以后，这些北方男子甚至很快就会“上海化”。即便不像上海男人那样怕老婆，至少也不像北方男人那样打老婆。除了不会说上海话外，全身上下都会被他的妻子打扮得像个上海人，甚至连饮食习惯也不例外。这正是上海“嗲妹妹”的功夫所在：先用“嗲功”征服男人，再用“嗲功”改造男人，让男人在柔情蜜意中悄然就范，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可以这么说，如果上帝不能把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送到上海姑娘面前，她们就会自己创造一个。所以，“门槛精”又“讲实惠”的上海姑娘并不奢望“白马王子”，她们宁可挑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亲自动手把他塑造成“理想丈夫”。谁说“嗲妹妹”们“弱”来着？其实，上海女性不但在家里是“强者”，而且在单位上也不弱，不少人是业务骨干，甚至是领导。要之，她们的柔弱和娇嗲，有一半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样可以得到种种实惠（比方说在劳动时得到男性的主动帮助，生活中得到男性的主动照顾等）。可以这么说，现代“嗲妹妹”在表面上继承了传统“弱女子”的形象，却把那“弱”改造成了一种生存武器和生存智慧。毫无疑问，当娇嗲或其他什么女性的特征被看作了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时，它们固然可以被用来为自己谋求幸福，但也完全可能成为商品。上海人的婚恋中，原本就有“讲实惠”的传统，那么，当婚姻变成了金钱交易时，娇嗲也就往往变成了讲价的砝码。也许，这也正是北方姑娘极其厌恶南方小姐之“娇嗲”的原因之一。相比较而言，北方姑娘的确更为“侠义”。北方的男子互称“哥们”，北方的姑娘则互称“姐们”。而且高兴起来，没准儿也互称“哥们”。她们重情感，讲道义，和男人们一样，频繁地使用诸如“特肝胆”、“特铁”之类的词儿，来形容她们和自己朋友的友谊，而这种友谊又往往是打破性别界限的。在假日，上海姑娘多半是挽着男朋友的手去“扎马路”（实在地讲，上海除了马路以外，还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逛），而北京姑娘则完全可能男男女女一大群，呼朋引类地到城外去郊游，去远足，去举行“不分你我的共产主义野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苹果。酒足饭饱以后，便呼啸山林，或感叹活得“真没劲”。显然，北方姑娘绝无南方的“嗲气”，有的只是“豪气”。她们大多性格开朗，自然大方，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不但自己有事不往心里去，而且深信别人也是这样。她们跑到别人家里去，可以和别人的丈夫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谈笑风生，亲如家人，全不管对方的妻子是否会“吃醋”。当然，对于自己的吃喝穿戴，也是满不在乎的。她们当然也有高档的、名牌的服装，但购买这些服装，多半是凭一时的兴致，很少经过精细的盘算。甚至会有这样的情况，几个朋友竟会买回同一种面料款式的衣服，因为这样才显得够“姐们”，而这在上海姑娘看来显然是不合算的，——有这份钱，还不如各买一种面料款式的换着穿。然而，穿着马虎吃得也马虎的北京姑娘，在选择对象时却又是“审美型”的。她们坚持“男子汉”标准，对于诸如有无住房、是否会做家务之类的实际问题较少考虑，或放在次要位置。“不就是住房吗？哪儿不能凑合？”至于做家务，更不要紧。大家都不会做饭更好，干脆吃食堂，熬不住了就下馆子：“不就是涮羊肉吗？撑死了也就半月工资嘛！”与这种“豪气”相对应，北方姑娘对自身形象的塑造，当然不会是“嗲妹妹”，反倒有不少是“假小子”。我对“假小子”的特点有句调侃的界说：“说话颠三倒四，做事丢三落四，交友不三不四，被人说三道四。”前两句当然是说她们的性格：风风火火、毛毛糙糙、大大咧咧、咋咋呼呼，没有章法，不讲规矩；所谓“交友不三不四”，当然不是指她们结交坏人，而是说她们与人交往没有那么多忌讳和戒备，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只要脾气对路，性格结缘，都与之往来，这也正是她们豪爽的一面。豪爽的“假小子”们，最痛恨和最鄙视的，就是“抠门”和“犯酸”。不抠门当然“大度”，但往往连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细水长流等传统美德也予以抛弃；不犯酸当然“帅气”，但往往连优雅、温柔、含蓄、细腻等女性特征也丢个精光。此外，她们也都相当一致地厌恶“家政”，不屑于学习烹饪料理、针线女红。她们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凌乱不堪，东西乱扔，被子不叠，要用的东西找不到，不用的东西到处都是。她们甚至对自己的身材、长相、衣着也满不在乎，山吃海喝，零嘴不断，吃得胖呼呼傻呵呵的，然后吊儿郎当地穿件文化衫，上面印着：“别理我，烦着哪！”或者：“从来就没想嫁人！”这就难免“让人说三道四”了。1988年，美籍作家赵浩生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惊呼“中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女人了。”我想这主要是指那些“假小子”而言，而且主要是指她们的粗暴生硬、咋呼泼辣、蛮横无礼、说话挺冲、一开口就是“老姑奶奶”如何如何之类的德行而言。其实，即便没有这些“假小子”，中国人也会普遍地感到“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了。”各地都有诸如“女的比男的坏”或“姑娘比小子坏”之类的民谣。这里说的“坏”，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指道德的堕落，比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一坏就有钱”的“坏”；另一种就是指性格、脾气甚至气质、禀赋的“坏”。而后一种“坏”的结论，又往往是比照传统妇女形象得出的。这说明中国妇女的情况，在本世纪确实比男性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坏”或者“好”来形容的，尽管它往往被这样简单地归结着。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对二十世纪女性的变化，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检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女人之（五）二十世纪新女性的确，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天翻地覆的时代，而其中变化最大且感受最深者，又莫过于女性。二十世纪前的六七百年间，即元、明、清三朝，是中国妇女生活最黑暗的几个世纪，其中又以明清两代妇女受压迫最重。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妇女的非人生活，到清代已经“登峰造极”，“蔑已加矣”（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换言之，已非革命不可了。革命是在中国妇女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突然发生的。到上个世纪中叶，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限制、歧视、压迫、禁锢，早已从一般性“贤妻良母”、“三从四德”、“授受不亲”的要求，发展到“守贞守节”、“无才是德”、“足不出户”的禁令，女性的心理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扭曲，妇女的身体早已丧失自由。然而，历史上所谓近代、现代、当代这一个半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却又太具有突变性和戏剧性：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井岗烽火、万里长征、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四清、文化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系列的活剧纷纷上演，其内容、形式、情节、主题、宗旨、导向又不尽相同甚至相悖，让人目不暇接，就连反应稍慢的男人都难免“落伍掉队”，更遑论久受禁锢的女性了。然而，革命给中国妇女带来的好处，也是她们意想不到和喜出望外的。“不缠足”解放了她们的身，“兴女学”解放了她们的心，“废除包办婚姻”还其恋爱自由，“实行一夫一妻”使其免受奴役，“男女同工同酬”提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妇女参政议政”提高了她们的政治地位，而“男女一律平等”则更从法律上保证了她们成为和男子一样，有着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独立、自主以及人身人格不受侵犯的人。这是几千年来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而革命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实现了。那些千百年来强加于妇女之身、想挣又挣不脱的铁锁链，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由革命给粉碎了。中国妇女不能不感谢革命、拥护革命、热爱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直接受益者，她们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一样，也同时是中国革命最热忱的拥护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国革命队伍中有那么多的女性，原因之一，也在于此。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革命者，尤其是女革命家，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女性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楷模。这样一些女革命家、革命者和革命英雄的名字，几乎是每个新中国女性都耳熟能详的：秋瑾、宋庆龄、何香凝、向警予、刘和珍、杨开慧、赵一曼、江姐、刘胡兰、向秀丽……。她们不仅是中国女性的骄傲，也是中国女性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在榜样的带动和鼓舞下，新中国女性表现和建立了与传统美德不同的新美德，它们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