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执政的第二天,李忱就罢免了李德裕;第四天,他又把李党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贬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同日,薛元赏的弟弟、京兆少尹薛元龟也被贬为崖州司户。四月底,道士赵归真、轩辕集等人均被杖死或流放岭南。五月初五,李忱宣布大赦天下,同时开始全面恢复佛教的地位。同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入相。随后,白敏中便在新天子的支持下,开始不遗余力地打击李德裕及其党人。第二年正月,新君李忱改元“大中”。这个年号,将伴随宣宗李忱和大唐帝国走过十三年的岁月。而这十三年,将是黯淡无光的晚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抹辉煌。后人将这个时代誉为“大中之治”,也有人称其为“小贞观”。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八月初三,武宗朝的另一位宰相李回被贬出朝廷,外放为西川节度使。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正月初五,右补阙丁柔立上疏为李德裕喊冤,旋即被贬为南阳县尉。正月二十四日,西川节度使李回再贬为湖南观察使;同日,桂州观察使郑亚也被视为李党成员,坐贬循州刺史。正月二十八日,中书舍人崔碬受到指控,称其在撰写李德裕的贬谪诏书时有意搪塞,没有写出李德裕的全部罪行,被贬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刺史。同年五月,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与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马植一同入相。九月,湖南观察使李回再贬为贺州(今广西贺县)刺史。至此,宣宗李忱基本上完成了对李党的清洗,用行动全盘否定了会昌政治,同时完成了对中枢政治的换血,建立了自己的宰执班子。一张白纸铺开了。接下来,宣宗李忱终于可以放手描绘属于自己的时代画卷了。后人之所以把大中时代誉为“小贞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宣宗李忱时时刻刻把太宗李世民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立志成为一个自律和勤政的明君。登基不久,李忱便命人把《贞观政要》书写在屏风上,每天政务之余,便站在屏风前逐字逐句地阅读。此外,他还命翰林学士令狐綯每天朗读太宗所撰的《金镜》给他听,凡是听到重要的地方,便让令狐綯停下来,说:“若欲天下太平,当以此言为首要。”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证明宣宗的勤政确实非一般君主可比。二月的一天,宣宗忽然对令狐綯说:“朕想知道文武百官的姓名和官秩。”百官人数多如牛毛,天子如何认得过来?令狐綯很为难,只好据实禀报:“六品以下,官职低微,数目众多,都由吏部授职,臣手上也没有材料;只有五品以上,才是由宰执提名,然后制诏宣授,各有簿籍及册命,称为‘具员’。”随后,宣宗便命宰相编了五卷本的《具员御览》,放在案头时时翻阅。勤政的君主总是喜欢事必躬亲,并且总能明察秋毫,宣宗李忱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有一次他到北苑打猎,遇到一个樵夫。李忱问他的县籍,那人回说是泾阳人,李忱就问他县官是谁,樵夫答:“李行言。”李忱又问:“政事治理得如何?”樵夫道:“此人不善通融,甚为固执。”李忱一听就来了兴趣,让樵夫说说原委。樵夫答:“李行言曾经抓了几个强盗,这些强盗跟北司的禁军有些交情,北司就点名要他放人,李行言不但不放,还把他们杀了。”李忱听完,一言不发,回宫后就把此事和李行言的名字记了下来,钉在了柱子上。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恰逢李行言升任海州刺史,入朝谢恩,宣宗就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衣。有唐一代,这象征着极大的荣宠,尤其在宣宗一朝,这样的赏赐更是绝无仅有。李行言顿时受宠若惊,却又百思不解。宣宗说:“知道你为什么能穿上紫衣吗?”李行言诚惶诚恐地说不知道,宣宗就命人取下殿柱上的帖子给他看。李行言一看,在深感庆幸的同时,不免也有一丝后怕。假如他当初在宦官的压力下把强盗放了,那么今天等待他的就不是升官受赏,而是贬谪流放了。还有一次,宣宗到渭水狩猎,路过一处佛祠,看见醴泉县的一些父老聚集在堂中设斋祷祝,祈求任期已满的醴泉县令李君奭能够留任。宣宗当即将这个县令的名字默记在心。过后,怀州刺史出缺,宣宗遂亲笔写给宰相一张条子,将此职授予李君奭。宰相们愕然良久,不知道一个区区的醴泉县令何以竟能上达天听,得到皇帝的青睐。随后,李君奭入朝谢恩,天子将此事一说,宰相们才恍然大悟。久而久之,朝臣们就明白了,皇上表面上是在狩猎出巡,其实真正目的是要深入民间,掌握民情,并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但是,天下之大,宣宗不可能全部走遍。为此,他特意想了个办法,密令翰林学士韦澳将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民生利弊编为一册,专门供他阅览。天子将其命名为《处分语》。此事除了韦澳之外无人知晓。不久,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后忍不住对韦澳说:“皇上对本州事务了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啊!”韦澳略作试探,果不其然,天子掌握的资料正是出于《处分语》。在这种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的天子面前,如果有人心存侥幸,那他就要遭殃了。有一次,度支在奏疏中把“渍污帛”(被水浸湿污染的布帛)中的“渍”写成了“清”,枢密承旨孙隐中一看,随手就把那个错字的笔画改了过来。在孙隐中而言,这只是一个下意识的举动,何况这么微小的细节,皇帝肯定也不会发现。不料,宣宗一拿到奏疏,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被涂改过的字,顿时勃然大怒,下令追查涂改奏疏的人。随后,孙隐中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处罚。还有一次,新任的建州(今福建建瓯市)刺史于延陵赴任前入朝辞行。宣宗问他:“建州距京师多远?”于延陵答:“八千里。”宣宗说:“你到任之后,为政的善恶我都会了如指掌。不要以为那地方远在天边,这阶前就可直通万里,你明白吗?”于延陵当即吓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宣宗安慰了他几句,就让他上路了。于延陵赴任后,或许是把天子的告诫忘了,或许是不相信天子真有那么神,总之政绩并不理想。没多久,于延陵就被贬为复州(今湖北天门市)司马。他懊悔不迭,没想到宣宗根本就不是在吓唬他,他在建州的一举一动果然没能逃脱天子的法眼。宣宗李忱的事必躬亲还不仅仅体现在治理朝政上,就连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务也是如此。宫中负责洒扫的那些杂役,李忱只要见过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各自的职能。所以,不管宫中要做什么事、派什么活,天子往往随口就能点名让人去干,而且每次派任都毫无差错,让宫中的宦官和差役们咋舌不已。在宣宗李忱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这种事情可谓不胜枚举。他几乎要用尽全力把整个天下置于掌中,不论事情巨细。一个普通人,要想做到凡事亲历亲为并且毫无差池,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可身为日理万机的皇帝,宣宗李忱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许多年前,当宣宗还是一个小沙弥的时候,就曾在江西的百丈山留下了这么一首诗:〖大雄真迹枕危峦,梵宇层楼耸万般。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仙峰不间三春秀,灵境何时六月寒。更有上方人罕到,暮钟朝磬碧云端。〗山河长在掌中看。这是何等宏大的气魄,何等豪迈的胸襟,何等高远的志向!除了表明他不同凡响的境界之外,李忱的这句诗,仿佛也为他日后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勤政表现作了最形象的注解。他似乎在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山河长在掌中看”绝不是一种凌空蹈虚的理想境界,而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施政手段。当然,前提是你有成为明君的意志和决心。【大中之治:最后一抹辉煌】宣宗一朝,原本甚嚣尘上的朋党之争终于渐次消歇,偃旗息鼓了,其原因除了两党的党魁相继离世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宣宗李忱拥有高超的驭臣之术。关于宣宗驾驭百官的心机和手腕,还要从大中初年一个宰相的际遇讲起。这个宰相叫马植,于大中二年五月入相,本来干得好好的,可到了大中四年四月,却突然被贬出了朝廷,外放为天平节度使。此次贬谪事前毫无征兆,令满朝文武都大惑不解。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是一条腰带惹的祸。准确地说,是一条宝玉腰带。这条腰带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贽。众所周知,马元贽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内心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反正在表面上,天子对他是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之后便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赐物之一。可忽然有一天,在朝会上,宣宗李忱却赫然发现——这条腰带系在了宰相马植的腰上。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天子立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质问马植,这条腰带是不是马元贽送的。马植已经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不敢隐瞒,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相职,将他贬出朝廷。因为一条腰带而罢去一位宰相,这种事情乍一看会让人觉得荒谬。可在宣宗李忱看来,这件事一点也不荒谬。原因很简单,首先,马植与马元贽本来就是同宗,而且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宦官,具有这种关系和身份的两个人,原本就应该主动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可如今,马元贽居然把天子的赐物转送给马植,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有理由认为他们私交很深,甚至有结党的嫌疑?轰轰烈烈的牛李党争刚刚过去,所有人都对之记忆犹新,而在此前每一度你死我活的党争背后,都无一例外地站着宦官的身影。如今,宣宗李忱又岂能让宰相宦官相互勾结的一幕在他面前重演呢?退一步讲,就算马植与马元贽没有结党,也不搞党争,可仅仅是“禁中与外廷暗中交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对登基未久的天子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了。宣宗李忱绝不会让自己像文宗那样受制于强势宦官仇士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样事事听从于强势宰相李德裕。因为,李忱从即位的那一刻起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强势天子。基于上述理由,李忱就必须把一切可能的危险扼杀在襁褓之中。大中初年,从宰相马植旋起旋落的命运中,人们不难明白一点——要在天子李忱的朝廷上结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要在他的朝廷上当宰相,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在宣宗一朝前前后后的六七个宰相中,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个,名叫令狐綯。从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十月起,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二月宣宗驾崩止,令狐綯为相近十年之久,几乎与宣宗一朝相始终。而令狐綯之所以能稳居相位的唯一秘诀,既不是因为他的政绩特别突出,也不是因为他建立了怎样的功勋,而仅仅是因为——他自觉主动地把自己的相权让渡给了天子。这是他的聪明之处。也是他的无奈之处。要在强势天子李忱的朝廷中做稳宰相,除了选择这样的生存之道以外,令狐綯别无选择。然而,即便令狐綯十年如一日地夹着尾巴做人,也难免会有偶露峥嵘的时候。而仅仅是一两次偶露峥嵘,就足以导致宣宗的怀疑、愤怒和指责。我们在前面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宣宗极为重视地方官吏的品行和能力,总是尽可能地亲自把关。为此,他专门下诏规定,各地方刺史一旦要调往他州任职,一律要先到京师当面向他做述职报告,经过天子面试合格之后,才能调任他州。有一次,令狐綯将一个刺史调往邻州,由于此人与他是旧交,而且考虑到只是在相邻两州之间调动,就没有要求他绕道到京师述职,而是直接赴任。随后,宣宗看到此人赴任后呈上的谢恩表,发现此人没有经过他的面试,马上质问令狐綯。令狐綯慌忙解释:“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两地距离较近,想省去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而已。”宣宗顿时脸色一沉,说:“如今各地方刺史大多不称职,往往为害百姓,所以朕才要一一接见,考察他们的行政能力,按其能力高低决定去就。这道诏命颁发已久,如今却被弃置一旁,可见如今的宰相相当有权啊!”那一刻,令狐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是寒冬腊月,但全身瞬间爆发出的冷汗,早已浸透了他厚重的裘衣。在大中时代的十几年间,宣宗就是以这样一种无孔不入的精明和难以置信的强悍驾驭着宰相和百官。当然,如果总是表现得精明强悍,那宣宗的领导艺术就谈不上有多么高超了。其实很多时候,他也会显得宽厚而随和。就像一个高明的驯兽师一样,他总是优雅地举着鞭子,从容地把握着节奏,时而严苛猛厉,时而又会笑语温存。可是,在宰相和百官看来,天子李忱笑语温存的时候,绝对比严苛猛厉的时候更加可怕。比如有一次早朝,宣宗上殿的时候,脸上还是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跟百官都很客气,让大家感觉如沐春风。可当宰相和百官一开始奏事,宣宗马上就换了一副脸色,神情威严,正襟危坐。等到奏事完毕,他又冲百官一笑,说:“大家可以扯扯闲话了。”接着就向群臣询问一些街头巷尾的奇闻逸事,或者主动谈一些宫中的琐碎趣事。这一刻,百官高度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开始在朝堂上有说有笑地扯闲篇。可就在他们谈得热火朝天、浑然忘我之时,天子却突然板起面孔,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诸位爱卿要好自为之。不知为什么,朕有时候经常有一种莫名的担心,担心你们会辜负朕,以致日后不能再以君臣之礼相见!”言毕,立刻起驾回宫。一听此言,百官无不悚然。大殿上顿时鸦雀无声。直到天子的銮驾远去,一种无言的恐惧仍然凝固在他们脸上。为相十年的令狐綯对此感触最深。他不止一次对亲信说过:“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李忱既然能够把满朝文武收拾得服服帖帖,他当然也不想放过那些专权跋扈的宦官。为此,他曾经多次以谈论诗词为名,秘密召见翰林学士韦澳,并屏退左右,单独与他商讨对付宦官的策略。有一天,宣宗再次秘召韦澳,问:“近日,外廷认为宦官的权势如何?”韦澳不敢正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其他:“外廷都说,陛下威严决断,非前朝可比!”宣宗一听,不无失望地闭上眼睛,说:“完全不对!事实上,朕对他们仍然心存畏惧,你说该怎么办?”韦澳面露难色,小心地说:“如果跟外廷商议,恐怕又会重蹈太和年间之覆辙。臣以为,不如在宦官中选择才德兼备之人,与他们商议。”言下之意,就是以毒攻毒,起用后进宦官,对付当权宦官。宣宗长叹一声,说:“这是下策!朕不是没有试过。从擢升那些后进宦官为黄衣(九品官服)开始,一直到绿衣(六七品)、红衣(四五品),他们都懂得感激皇恩,可一旦穿上紫衣(三品),他们马上就会和那些当权宦官抱成一团!”知道这个韦澳难当大任,宣宗只好把目光转向宰相令狐綯。他希望令狐綯能拿出一个诛除宦官的计划,可让他大失所望的是——令狐綯的反应居然和韦澳如出一辙。令狐綯呈上秘奏,说:“只要宦官犯罪的时候不要赦免,职务出缺的时候不要递补,日子一久,也就自然淘汰,终归于消灭了。”宣宗拿到奏疏的时候,唯一的反应就是苦笑。这不是废话吗?如果这么做就能让宦官“自生自灭”,那前几朝的天子和宰相,又何至于让宦官玩弄于股掌?不过,宣宗也知道,太和末年的“甘露之变”,已经把满朝文武都吓成惊弓之鸟了。如今,不光是满朝文武,即便放眼天下,恐怕都找不出一个敢跟宦官较量的人。剪除宦官的计划就此搁浅。终宣宗一朝,李忱再也没找到一个有勇有谋的大臣助他完成这个心愿。不过,虽然宣宗没机会对付宦官,但是另一方面,宦官在宣宗李忱强大的威慑力面前,实际上也是颇为忌惮的——在整个大中时代的十三年里,宦官集团一直比较收敛,始终不敢兴风作浪,既没有干预朝政的胆量,也没有干预朝政的机会。宣宗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之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也不可不提。那就是河湟的收复。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在吐蕃人的手中沦陷了近一百年之久。玄宗之后的李唐天子们虽然不乏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加之朝政又被党争和阉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更不可能腾出手去收复失地。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国内政局紊乱,人心离散。而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宣宗李忱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他。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二月,原本由吐蕃控制的秦州(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原州(今宁夏固县)、安乐州(今宁夏中宁县东北)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这“三州七关”,突然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宣宗即刻诏命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地驻军出兵接应。到这一年七月底,唐朝军队全部进驻,三州七关正式收复。八月,三州民众一千多人扶老携幼来到长安朝见天子。宣宗李忱登延喜门接见。三州父老欢呼雀跃,立刻脱下胡服,换上唐装。围观军民欢声雷动。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可他们绝对不敢想象,短短两年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会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并且全部回归大唐帝国的怀抱。张义潮本是沙州(今甘肃敦煌市)的一个平民,但却怀有一腔报国的激情和热血。早在吐蕃爆发内乱之时,他便结交了一批豪杰义士,一直在暗中计划起义。不久,沙州的吐蕃守军果然因内乱而军心涣散,张义潮觉得时机成熟,遂发动起义。城内的汉人纷纷响应,吐蕃守将弃城而逃。沙州就此光复。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二月,张义潮派出的使者历经艰险,将沙州光复的消息送到了唐朝的天德军驻地(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同月十九日,捷报递至长安。宣宗李忱大喜,即日下诏,任命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随后,张义潮开始招募军队,训练士卒,并主动出击吐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义潮便以所向披靡之势,先后收复了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伊州(今新疆哈密市)、西州(今新疆吐番市东)、甘州(今甘肃张掖市)、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兰州(今甘肃兰州市)、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岷州(今甘肃岷县)、廓州(今青海化隆县)。大中五年十月末,张义潮让他的哥哥张义泽奉上十一州(包括沙州)的地图和簿籍入朝觐见。十一月,宣宗下诏,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任命张义潮为归义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至此,沦陷了一百年的河湟失地终于全部光复,回归大唐版图。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机运。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的确是出于宣宗的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无疑是上天给予他的一份出人意料的馈赠。但不管怎么说,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一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就连一直以来作为帝国心腹之患的跋扈藩镇,在宣宗一朝也显得相对平静,没有再掀起太大的波澜。其中的客观因素,固然是武宗一朝强力平藩打下的基础,而主观原因,则是宣宗在藩镇事务上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政策,既非力主征伐,亦非任意姑息,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应对的策略,所以避免了像前几朝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对于势力强大而且割据已久的河北藩镇,宣宗基本上是让它们保持现状,默认它们在这一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特权。比如大中九年(公元855年)正月,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卒,军队拥立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绍鼎为留后,宣宗就没有予以干预,而是承认了他,并且几个月后便任其为节度使。到了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八月,沉迷酒色的王绍鼎暴亡,军队再度拥立他的弟弟王绍懿,宣宗也照例予以承认。但是,对于那些一直处于朝廷有效控制范围内的藩镇,宣宗就毫不手软了。凡有藩镇爆发兵变,或是节度使不称职,宣宗的反应都相当迅速,而且手段非常强硬。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七月,浙东军队哗变,驱逐了观察使李讷。九月,宣宗便派出礼部侍郎沈询继任观察使,迅速稳定了浙东的局势。同是这一年七月,淮南发生饥荒,百姓流离失所,节度使杜悰却依旧耽于宴游,不尽赈灾抚恤之责。宣宗闻讯,几天后便派宰相崔铉接替了淮南节度使之职,把杜悰贬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五月,湖南兵变,大将石载顺等人驱逐了观察使韩悰,杀了大将王桂直;六月,江西兵变,大将毛鹤驱逐了观察使郑宪;七月,宣歙(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市)兵变,大将康全泰驱逐了观察使郑熏。八月,宣宗即命淮南节度使崔铉兼任宣歙观察使,出兵征讨宣歙叛乱;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征讨湖南叛乱;命光禄勋韦宙为江西观察使,负责征讨江西叛乱。短短几个月后,宣宗派出的三路人马便都不辱使命,顺利平定了叛乱——十月,崔铉斩杀康全泰及党羽四百余人,平定宣歙;徐商斩杀石载顺,平定湖南;十二月,韦宙斩杀毛鹤及党羽五百余人,平定江西。大中时代,大唐帝国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太平盛世,但起码算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小康之局。这在混乱不堪的中晚唐历史上,已实属难能可贵。然而,尽管“大中之治”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大唐王朝江河日下的衰亡之势,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它走向崩溃的历史宿命。换言之,这个被后世誉为“小贞观”的时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老大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是末世残阳中的最后一抹辉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诗人无限怅惘的一声浩叹,不啻于是对帝国命运的准确预言。【懿宗登基】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春天。唐宣宗李忱四十七岁。尽管这已经是他帝王生涯的第十个年头,可宣宗李忱治国御宇的热情似乎丝毫不减当年。面对这个从不知疲倦和懈怠为何物的天子,满朝文武当然是既敬佩又欣慰的——谁不希望这个英明神武的天子永远保持充沛的精力,永远拥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干,从而长久地维护帝国的和平与安宁呢?但问题是,这不现实。人总是会老、会死的,李忱再怎么强悍,在这一点上也不可能超越自然规律。更何况,他前面的六任天子——顺、宪、穆、敬、文、武,没有一个活过五十岁。这个严峻的事实让人不敢对李忱的长命百岁抱有太大的乐观。所以,帝国必须及早确立储君,才能有备无患。可让人遗憾的是,宣宗李忱始终不愿立储。他似乎一提起这件事情就烦。对此,宰相和百官自然是忧心忡忡。正月的一天,宣宗召见宰相裴休,让他对朝廷在新一年里的当务之急畅所欲言。裴休不失时机地再次对天子提出:“当今首务,无如早立太子。”宣宗闻言,立刻拉长了脸。片刻后,裴休听见天子冷冷地说:“若立太子,朕岂不是成了闲人?”对于天子执意不肯立储的原因,百官们自然是议论纷纷。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天子对权力的过度执著和眷恋所致。这样的分析当然是有道理的。可宰相裴休等人心里都很清楚,这其实只是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天子故意要跟大臣们抬杠。天子并不是真的不想立储,而是在太子的人选上与大臣们产生了严重分歧。宣宗李忱一共有十一个皇子,长子郓王李温年已二十四,本是储君的不二人选。可问题是宣宗一点也不喜欢这个长子,所以早早地命他搬出皇宫,住到了十六宅的亲王府里。留在宫中的十个皇子中,宣宗最宠爱的就是三皇子夔王李滋,一直有心要立他为太子。可大臣们认为这不合礼制,应该立长子李温。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于是事情就这么搁置了。日子很快就走到了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帝国的储君依旧迟迟没有确立。如果说在此之前,大臣们的担心还只是一种隐忧的话,那么到了这一年,满朝文武的担心已经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恐慌了。因为这几年来,这个天纵英才的皇帝又走上了历任李唐天子的老路,开始如痴如醉地追求长生,服食丹药,结果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这年春夏之交开始,天子体内的毒性发作,背上生了恶疮。到了八月初,恶疮大面积溃烂,天子卧床不起,再也不能上朝。宰相和百官都没有机会见到天子。天子病危,储君未立,宫内外消息隔绝。帝国再度落入一个危险的时刻。宣宗李忱自知不预,立即传召左右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宫廷南院总监)王居方,把夔王李滋托付给他们,命其拥立李滋为太子,继承皇位。天子托孤,而且是废长立幼。这种事情实在是非同小可,必须要有禁军作后盾。三个顾命宦官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一贯与他们交好的右军中尉王茂玄,获取了他的支持。随后他们又紧急磋商,以天子名义发布敕令,把不属于他们一党的左军中尉王宗实外放为淮南监军,以此保证夺嫡行动的顺利进行。王宗实没有怀疑,即刻准备出发。可他的副手、左军副使亓元实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皇上卧病已一月有余,您只是隔着房门问候起居,今日突然被外放,这件事到底是何人所为,中尉大人难道就不想见了天子再走?”王宗实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被人摆了一道,立刻怒气冲冲地与亓元实一起奔向皇帝寝殿。等他们到达的时候,宣宗已经驾崩,侍从和宫女们正围着遗体哭泣。王宗实与亓元实立即采取行动,召来王归长等三人当面怒斥,指责他们假传圣旨。王归长等人知道斗不过这个禁军的头号人物,只好趴在他脚下乞求饶命。王宗实随即命宣徽北院使齐元简前往十六宅迎接郓王李温。八月九日,王宗实以天子名义发布遗诏,立郓王李温为皇太子,监理国政,同时改名李漼。同日,左右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王居方被捕,旋即被杀。又一个李唐天子,在两派宦官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被懵懵懂懂地推上皇位。大中十三年八月十三日,二十七岁的李漼登基,是为唐懿宗。当宣宗李忱走完他的传奇一生,“大中之治”也随之落下了帷幕。盖棺论定的时刻,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迄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资治通鉴》卷二四九)由于这个“小太宗”的励精图治,我们才得以在中晚唐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中,有幸瞥见一脉传承自盛唐的明媚、华丽与雍容。然而,当这一页历史翻过之后,黑暗便无情地吞噬了我们的目光。在未来的黑暗岁月里,在山河崩裂的末世烽烟中,昔日那个煌煌大唐的浩气与精魂已然消失殆尽,只剩下最后几张年轻而惶惑的脸,在大明宫摇摇欲坠的殿廷中浮沉和飘荡……第七章一盘散沙的唐朝【内忧外患的帝国】懿宗李漼虽然在宦官的拥立下有幸坐上了皇位,但此时的李唐天下并不是那么好坐的。尽管帝国在宣宗李忱的强力治理下获得了十余年的相对安宁,可是各种历史积弊并没有完全去除,顶多只是被暂时掩盖而已。换句话说,表面稳定的大中时代并不足以成为一株让后人享受荫凉的大树,而充其量只是一只摁住弹簧的手。当宣宗李忱强有力的大手从弹簧上移开,突然迸发出来的反弹力量就注定会震痛懿宗李漼那支纤弱无力的手臂。对此,李漼有什么思想准备吗?很遗憾,他没有。他以为自己坐上的是一把太平天子的龙椅,不料却是一个无比炙热的火山口。大中十三年十二月,李漼即位才几个月,浙东平民裘甫便揭竿而起,燃起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一把烽火;差不多与此同时,多年来一直向大唐纳贡称臣的南诏王国也突然变脸,出动军队大举入寇,跟李唐王朝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就这么开场了。裘甫是浙东的一个平民,起事之初,手下仅有一百来号兄弟,可这些人个个凶悍无比,都有以一当十之勇。所以裘甫一拉起反旗,就迅速攻陷了象山(今浙江象山县)。当地官兵屡次围剿都铩羽而归,以至明州(今浙江宁波市)的城门在大白天也四面紧闭。随后,裘甫又乘胜进攻剡县(今浙江嵊州市),一时浙东骚然。第二年正月,浙东观察使郑祗德派出的官兵又在桐柏观(今浙江天台县西北)遭遇惨败,指挥官刘勍仅以身免。几天后,裘甫占据剡县,开放府库,招兵买马,短短几天之内,队伍就扩大到了数千人。郑祗德大恐,仓促招募了五百名新兵前往征剿,结果在剡县西面再度被裘甫打败,率兵的三个将领全部阵亡,部众几乎全军覆没。裘甫数战皆捷,四方的无业游民蜂拥来附,变军人数迅速激增至三万人。裘甫立刻抖擞起来,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年号“罗平”,还铸造了一颗“天平国”的大印。三月下旬,变军越发猖獗,又先后劫掠了衢州、婺州(今浙江金华市)、台州(今浙江临海市)、上虞等地,攻陷了唐兴(今浙江天台县)、余姚、慈溪、奉化、宁海。所到之处,青壮年全部抓为壮丁,而老弱妇孺则遭到了无情的屠杀。浙东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令懿宗李漼大为震骇。江南可是帝国的“钱袋”和“粮仓”啊,怎么能起火呢?自从安史之乱以来,由于帝国北方长年兵连祸结,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加上河北诸藩一直拥兵割据,赋税自享,所以帝国的赋税收入便只能依赖于江淮地区。幸运的是,这一百多年来,帝国南方总体上还算安定,因而得以支撑朝廷的用度。可眼下,浙东裘甫的首开叛乱无疑一举打破了江南的安宁,并将直接威胁李唐中央的财政收入,懿宗朝廷自然会为之震恐。眼看星星之火即将燎原,懿宗赶紧派遣前安南都护王式接任浙东观察使,并命忠武、义成、淮南各道的兵力归他调度,全力镇压裘甫叛乱。王式虽是一介文官,却是一个有勇有谋之人。据说他在担任安南都护期间,便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才干而“威慑华夷”。得知朝廷派王式前来平叛,裘甫及其党羽大为恐慌,军心开始涣散。有人劝他分一些兵力袭取福建,准备一条退路,又有人劝他据险固守,实在不行就逃到海上。裘甫听来听去,却始终拿不定主意。这一年四月,王式抵达浙东治所越州,一面整顿军纪,一面下令各地开仓放粮,赈济贫民。这种做法极大地挽回了民心,当地百姓开始支持官军,于是战场上的形势陡然一转。不久,官军屡战屡胜,先后迫降了变军大将洪师简、许会能、王皋等人,大破毛应天、刘天平、孙马骑等部,失陷的城池也接连收复。六月下旬,节节败退的变军已被团团围困,只剩下剡县一座孤城。裘甫眼见大势已去,只好出城投降。八月,裘甫被押送京师,斩首于东市。至此,懿宗李漼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十一月,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咸通”。猖獗一时的东南民变虽然被迅速镇压了,但此时此刻,在帝国的西南边陲,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却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就是南诏与大唐的战争。此时的懿宗当然不会料到,这场战争不仅规模浩大,而且还将持续十多年之久,几乎与他的整个帝王生涯相始终……都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南诏之所以突然跟大唐翻脸,当然也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南诏原本依附于吐蕃,但自从德宗年间,宰相李泌实施了围堵吐蕃的战略之后,南诏便转而投靠了大唐。这些年来,南诏年年向大唐称臣纳贡,一直恪守臣藩之礼。当然,南诏同时也从大唐捞到了不少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留学费用由唐朝出)。自德宗以来的五六十年间,南诏每年都要派出数以千计的留学生,统一前往成都学习唐朝文化,期间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全部由当地政府承担。这事情要是搁在天宝年间,财大气粗的唐朝政府绝不会皱半下眉头,可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各级政府的经济状况就大不如前了,几乎都要掰着指头过日子,就算有点闲钱,也得随时准备应付战争、灾荒等不时之需。现在可倒好,自己尚且要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却还得打肿脸充胖子,省吃俭用地供养那些南蛮子弟,当地政府自然是满腹牢骚,所以提供给留学生的待遇也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对此,南诏当然很不爽。其国王丰祐立刻给唐朝递交了一封国书,扬言要把留学生全部召回去,并且措辞极为傲慢。除了留学生外,南诏从大唐得到的第二个好处,就是纳贡。按理说,南诏向唐朝纳贡,应该是唐朝得好处,怎么反而是南诏得好处呢?原因很简单——中国人是一个讲究礼尚往来的民族,既然人家藩属国千里迢迢前来纳贡,作为泱泱大国的唐朝自然也要回礼。所以,南诏每年纳贡,唐朝都要对使团大加赏赐,所赐物品的价值远远高于那些贡品。南诏尝到了甜头,“纳贡”的积极性大为高涨,人人都抢着去唐朝“上贡”,于是派往唐朝的使团人数便逐年递增。久而久之,唐朝政府自然是不堪重负。到了宣宗年间,在西川节度使杜悰的建议下,李唐朝廷终于大幅度削减了对南诏纳贡使团的赏赐,不再做赔本买卖了。南诏国王丰祐再次气得吹胡子瞪眼,当年岁末便不再纳贡,仅派使节送了一道贺表了事。之后几年,是否纳贡也全凭他的心情而定,心情好了就随便弄一些去凑数,心情不好非但不纳,反而还会派小股部队到唐朝边境去袭扰劫掠。因此,到了宣宗末年,唐朝和南诏虽然还没发展到敌对状态,但两国关系其实已经到了决裂的边缘。大中十三年,宣宗驾崩,懿宗即位,李唐朝廷派宦官向四方发布讣告,通知各藩属国派吊祭使赴长安吊唁。巧合的是,南诏国王丰祐也在这个时候死了,可唐朝却对此一无所知。结果,派往南诏的这一路宦官自然就看不到人家的好脸色了。此时,南诏的新任国王是丰祐的儿子世隆。他看一眼诏书就随手扔在了一边,怒气冲冲地对唐朝使者说:“我国也有丧事,为什么朝廷不派人来祭悼?而且诏书上居然还写着先王的名字,这不是侮辱本王吗?”使者一脸尴尬,无言以对。随后,世隆就把使者打发到了城外的简陋客栈,接待规格低得不行。宦官们满腹委屈,回到长安后,便把此番遭遇一五一十地向懿宗作了禀报。年轻气盛的懿宗李漼一听也火了。他当即做出报复,坚决不对世隆进行册封,也就是不承认他南诏国王的身份。懿宗还给出了两条不册封的理由:一、胆敢不派遣使者前来吊唁,分明是对朝廷不尊;二、世隆的名字犯讳,“世”字犯太宗讳,“隆”字犯玄宗讳,显然是大不敬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