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一接到诏令,就亲率大军南下赵州,并很快就攻克了邢州外围的一座堡垒。可是,直到他的前锋攻入邢州境内月余,魏博的何弘敬却依然按兵不动。王元逵频频向朝廷呈上密奏,称何弘敬首鼠两端,不可不防。接到密奏后,李德裕当即对武宗说:“给何弘敬下一道诏书,称朝廷准备派遣王宰(讨伐昭义的主帅)率军借道魏博,直取磁州。如此一来,何弘敬必然担心朝廷打他的主意,不出兵也得出。”武宗依计而行,随即命王宰率部直趋魏博。果然不出李德裕所料,何弘敬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惊,再也不敢耽搁,赶紧集结部队匆匆北上,兵指磁州。从会昌三年七月到次年年初,昭义军在朝廷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刘稹惶恐,不得不两次上书请降,但均被李德裕断然拒绝。会昌四年(公元844年)闰七月,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向朝廷投诚,并提供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朝廷军利用这些情报,又打了好几次胜仗,逐渐对潞州形成合围之势。八月,在王元逵与何弘敬的威逼下,作为昭义财赋重镇的邢、洺、磁三州又相继归降。至此,刘稹的败亡已成定局。眼见昭义大势已去,刘稹身边的两个人就开始寻找退路了。他们是刘稹的亲信大将郭谊、王协。当初唆使刘稹拥兵自立时,这两个家伙最卖力,可眼下刘稹马上就要完蛋了,他们当然不想给他当陪葬。郭、王二人决定杀了刘稹投降朝廷,用他的人头换取富贵。在郭谊和王协看来,刘稹年少懦弱,要除掉他易如反掌,可问题在于,刘稹身边还有一个厉害角色——他的族兄刘匡周。刘从谏临死前,有意安排刘匡周担任中军兵马使,目的就是让他辅佐刘稹。所以,要想除掉刘稹,就必须先摆平刘匡周。为此,郭谊找了一个机会对刘稹说:“十三郎(刘匡周排行十三)坐镇帅府,向来刚愎自用,所以诸将都不敢向您进言献计,怕被他猜忌而获罪。山东三州之所以丢失,其根源就在这里。依在下所见,只有请十三郎离开,众将才有可能开诚布公,也才敢向您提出转败为胜的策略。”少不更事的刘稹信以为真,随即叫刘匡周以生病为由主动辞职。刘匡周大怒:“我身在帅府,诸将才不敢心怀异图,我要是走了,我们刘氏必遭灭门!”刘稹认为刘匡周是危言耸听,坚持让他走人。刘匡周万般无奈,只好交出中军兵马使的兵权,黯然离开了节度使府。他一走,刘稹的灭顶之灾就降临了。郭谊和王协随即设计杀了刘稹,同时将刘氏宗族的男女老少全部捕杀——上至刘匡周、下至襁褓中的婴儿,无一幸免。随后,郭谊和王协又把刘从谏原来的亲信故旧全部灭门。八月十六日,昭义平定的消息传到长安,宰相入朝称贺。武宗问李德裕:“应该如何处置郭谊?”李德裕说:“刘稹不过是一个无知小儿,之所以对抗朝廷,都是郭谊等人指使,可到了刘稹势穷力孤的时候,他们又卖主求荣,这种人要是不杀,何以惩恶!”武宗点点头:“朕也是这么想的。”几天后,刘稹的首级被传送京师。郭谊、王协等人眼巴巴地等着朝廷的封赏,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最后等到的,居然是朝廷的一纸逮捕令。与刘稹被杀时隔不过半个多月,郭谊、王协等参与谋杀刘稹的昭义旧将,便悉数被绑送长安,然后全部斩首。昭义之战,朝廷既收回了对昭义的直接管辖权,又极大地震慑了河朔三镇与天下诸藩,可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胜利。自“元和中兴”以来,历穆、敬、文三朝,李唐中央与跋扈藩镇的较量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只有这一次赢得这么漂亮,忠于李唐的万千臣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扬眉吐气。毫无疑问,此次收复昭义的首功之人非李德裕莫属。如果没有他的运筹帷幄,李唐朝廷不可能获此完胜。早在战事刚刚拉开的时候,李德裕就向武宗提了一个问题:数十年来,朝廷频频对藩镇用兵,为何屡屡失利?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也是武宗李瀍想知道的。李德裕说,这是因为朝廷的用兵之策一直存在三大弊端。其一,天子(包括他身边的近臣)直接指挥前线作战,往往一天之内就发出了三四道诏令,甚至连宰相都不知道,如此必然脱离战场实际,无异于纸上谈兵。其二,前线的监军宦官也各凭己意发号施令,导致前线将帅进退无据,无所适从。其三,监军宦官们往往将各自军中最骁勇的数百名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却将老弱残兵投入战斗。而且每次会战,监军宦官都会带着令旗在高岗上观战,一看形势稍微不利,便率先拔旗而逃,致使全军随之崩溃。指出这三大弊端之后,李德裕立即与枢密使杨钦义磋商,一起制订了一套对治之策,然后交由天子颁令实施。这套对治的办法包括,一、禁止各路监军宦官再干预军政,同时规定每个监军只能挑选十名士兵作为卫队;二、除非宰相与中书省建议,否则天子不再直接下诏指挥作战。在与昭义作战的整个过程中,从中央到前线都严格执行李德裕提出的主张。如此一来,朝廷下达给前线的命令就变得既符合实际又简明扼要了,使得前方将帅有了很大的决策权和自由施展的空间,因而才能在战场上屡屡获胜。李瀍登基不过短短数年,为患帝国多年的“宦官乱政”和“藩镇割据”就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遏制,实属难能可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武宗一朝,三大政治顽症只被控制了两个,剩下那个“朋党之争”不但未见消隐,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当朝宰相李德裕本身就是朋党领袖,更是党争的始作俑者。昭义的成功收复为李德裕获取了空前的政治资本,也把他一举推上了一生仕途的巅峰。刚刚平定昭义不久,武宗便加封李德裕为太尉、赵国公。他虽然表面上再三推辞,但最后还是笑纳了。此时此刻,功成名就、位极人臣的李德裕最想做的一件事,当然就是找那两个老对手算算总账了。事实上,早在昭义之战刚刚打响时,李德裕就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胜利,所以,他也早就为日后想要做的事情打下伏笔了。当时,李宗闵正担任太子宾客,在东都洛阳坐冷板凳,李德裕觉得这老小子过得太逍遥,就给他扣上了一个“交通刘从谏”的帽子,把他逐出了东都,贬为湖州(今属浙江)刺史。李宗闵压根想不起自己啥时候跟刘从谏有过交情,可如今人家李德裕正仕途得意,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李宗闵只能自叹命苦,乖乖打起铺盖卷到湖州去了。他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是,湖州这地方总还算山清水秀,日子也不至于太难过。可是,李宗闵并不知道,他的灾难只是刚刚开始。只要李德裕当权一天,就绝不会让他的日子好过。会昌四年九月,亦即昭义刚刚平定一个月后,李德裕就开始算总账了。他对武宗说:“刘从谏盘踞昭义十年,太和年间入朝时,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权执政,却不但没有把他扣留,还加授其‘同平章事’的中央官职,终于酿成大患,竭尽天下之力才将其平定。说到底,牛僧孺和李宗闵就是罪魁祸首!”武宗其实也知道这番话是扯淡——当时刘从谏一不叛乱二不谋反,哪个宰相有理由把他扣留?不过,即便明知道李德裕是在扯淡,李瀍也会帮他扯。因为李瀍本人对牛党向来就没有好感,何况李德裕对朝廷贡献这么大,帮他发泄一下旧怨也是应该的。罪名有了,第二步就是搜罗罪证。潞州克复后,李德裕随即派人前去搜查刘从谏生前的书信,希望能找出一两封与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往信件。可是,结果却一无所获。李德裕并不气馁。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制造的东西就是整人的把柄。他随即胁迫刘从谏的军务秘书(孔目官)郑庆出面作证,声称:“刘从谏每次接到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信,阅后当即焚毁,所以现在找不到。”人证有了,接下来就是物证。李德裕又授意河南少尹吕述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刘稹败亡的时候,我亲耳听见牛僧孺发出了叹息和悲愤的声音。”牛僧孺时任太子太傅、东都留守,跟吕述是同事,所以由吕述来揭发,可信度很高。最后,李德裕把郑庆的供词和吕述的书信一起呈给了天子。毫无疑问,天子李瀍立刻作出勃然大怒之状,当即把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几天后又贬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刺史,一个月后再贬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长史;而李宗闵则先是被贬为漳州(今属福建)刺史,继而贬为漳州长史,最后又流放封州(今广东封开县)。会昌四年冬天,当罪臣牛僧孺和李宗闵满面风霜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更远的流放路上时,位极人臣、志得意满的李德裕正在他温暖如春的宰相府中赋诗饮酒,并欣赏着窗外美丽的雪景。李德裕无限感慨——跟这两个老对手斗了这么多年,自己总算笑到了最后。如今,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从今往后,自己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做一个太平宰相了。至于这两个老对手,就让他们在那瘴气弥漫的蛮荒之地了却残生吧。生,他们回不了长安。死,他们也别指望葬在长安。就让他们的肉体在痛苦和绝望中悄悄腐烂,让他们的灵魂在天涯海角无尽地漂泊吧!【宣宗登基】然而,李德裕笑得太早了。他原以为,刚刚三十出头的天子李瀍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统治这个帝国,而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不可动摇地保持下去。可他错了。因为,年轻的天子即将不久于人世。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开始,年轻的李瀍就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和他祖父宪宗、父亲穆宗一模一样的老路——服食丹药,希求长生。没有人知道,这些帝王为什么不能从前人的覆辙中吸取教训。看见李唐的历代天子就在这种让人无语的历史轮回中不断重复着相同的悲剧,我们不禁想起黑格尔说过的那句话: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是个悖论,也是一条无奈的真理。犹如飞蛾扑火般前仆后继奔向死亡的李唐天子们,就是这条真理的最好注脚。会昌五年正月初一,文武百官为天子李瀍进献尊号,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总共十六个字,读起来实在费劲。不知道百官在称尊大典上齐声颂扬该名号的时候,中间是否要偷偷换气?其实,群臣进献的尊号本来要稍微短点儿,只有十五个字。可天子觉得不太满意,就下令加了一个字——道。对李瀍来说,这个“道”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它是“道教”的“道”。道教是本朝国教,武宗李瀍一直很崇信,自然希望把这个神圣而高贵的“道”字加进自己的尊号里。这些日子,武宗极为宠幸一个叫赵归真的道士,他服食的长生丹药,都是这个赵归真炼制的。天子既崇信道教,自然对佛教没什么好感。而赵归真为了进一步抬高道教的政治地位,当然也要处心积虑地打击佛教,于是天天在武宗耳旁说佛教的坏话。很快,武宗对佛教的反感便与日俱增,认为佛教“耗蠹天下”,对国家和百姓都没什么益处。这一年七月,武宗终于颁发了一道诏书,对佛教实施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在有唐一代臻于极盛的中国佛教,就此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唐武宗一声令下,全国共拆毁正规寺院四千六百座,民间小型寺院如招提、兰若、精舍、斋堂等四万余所;勒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强迫外国游学僧侣二千余人一并还俗;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凡寺院所属一切财产、器物全部收归国有,寺院的建材用于修葺政府的公署和驿站,而铜像、钟磬等物则全部熔毁,用于铸造铜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宗灭佛”,佛教史上称之为“会昌法难”。佛教遭遇这场灾难,首先当然是出于武宗李瀍的个人意志,同时还有来自道教的竞争和排挤,但是从客观上讲,这场浩劫其实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当时的佛教与其说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宗教,还不如说是一个“与国争利”的超级产业。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整个国家的现状是内战不断,经济凋敝,同时国库空虚,百姓徭役日重,而佛教则与之形成了鲜明对照——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各地寺院不但逐渐占据大量田产,纷纷扩充庄园,驱使奴婢,而且,数量庞大的佛教僧尼又与贵族势力相互攀结,采取各种手段逃避国家赋税,此外,更有不少寺院通过高利贷活动多方牟利……如此种种,必然在经济上与国家利益产生尖锐的矛盾。所以,唐武宗断然采取“灭佛”之举,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从“武宗灭佛”的历史事件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当佛教作为一种终极关怀作用于世道人心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污浊尘世中茕然独立、不可或缺的一朵莲花;可当佛教忘却自身的精神使命,与芸芸众生一起在万丈红尘中追逐物质欲望的时候,它必将异化成一颗吞噬社会健康肌体的恶性肿瘤。换言之,当寺院建筑的规模一座比一座庞大,当大雄宝殿的香火一天比一天鼎盛,当佛教的出家人一个比一个更加忙碌也更加富有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问一个问题——这是佛教兴旺发达的标志,还是它走向异化和堕落的开始?也许,这个问题并不多余。会昌五年秋天,武宗李瀍开始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其症状与当年的宪宗皇帝一模一样,可他依然坚持每天服食丹药。进入冬天,武宗身上的许多器官都出了毛病,可道士赵归真却告诉他,不用担心,这是换骨。是的,换骨。为了长生不老,为了得道成仙,就必须忍受脱胎换骨的痛苦和考验。李瀍相信,这是修道者的必经之路,所以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而是咬紧牙关,继续吃药。武宗向宰相和百官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李德裕等人只知道天子最近性情有点异常,而且荒疏了朝政,至于天子的身体已经坏到了什么程度,他们根本一无所知。直到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正月三日,武宗忽然不能上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李德裕立刻要求入宫晋见天子,但却遭到了拒绝。拒绝他的人不是天子,而是天子身边的当权宦官。李德裕并不知道,此时的天子李瀍已经卧床不起,甚至不能说话了。每当这种时刻,帝国的命运就会再次落入宦官的手中。现任左军中尉马元贽和内侍宦官仇公武紧急磋商之后,秘密敲定了新天子的人选。在此期间,禁中与外廷消息隔绝。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虽然忧心忡忡,但是无计可施。他们在惶惶不安中等到了三月二十日,终于接到禁中发布的一道“天子”诏书:因皇子年幼,储君必须另行物色德才兼备之人;可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改名李忱,即日起全权负责一切军国大事。很显然,这道诏书出自宦官之手。可当李德裕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诏书发布的当天,皇太叔李忱就在宫中接见了文武百官。三天后,亦即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唐武宗李炎(患病期间改名)驾崩,享年三十三岁。三月二十六日,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登基的这一年,李忱已经三十七岁。自代宗李豫之后,帝国已经将近一百年没有出现这种中年即位的天子了。尽管李忱的登基让朝野上下都颇感意外,但对于大多数臣民来说,有一个年长的天子总算是一件幸事。因为,年长就意味着阅历和经验,意味着理智和成熟,意味着不会像穆、敬二宗那样把国事当儿戏,也不会像文宗那么孱弱和意志不坚。然而,对于李德裕来讲,新君李忱的突然即位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在新天子的登基大典上,当李德裕与天子的目光偶然碰撞的时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天子事后对左右说:“刚才我身边的那个人就是太尉吧?他每次看到我,都让我汗毛直竖。”(《资治通鉴》卷二四八:“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天子的感觉是汗毛直竖,而李德裕的感觉则是如遭电击。因为,他看到了这位中年天子的心机和城府,更看到了一种乾纲独断的霸气。四月初一,新天子李忱开始正式治理朝政。四月初二,李德裕就被罢去了相职,外放为荆南(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节度使。作为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宰相,李德裕知道自己不可能见容于新天子,但他断然没有料到,这一纸贬谪诏书居然会来得这么快。不独李德裕自己感到意外,满朝文武也无不惊骇。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执政的第二天就把一个位高权重、功勋卓著的帝国元老扫地出门,这种雷霆手段实在是不多见。随着李德裕的迅速垮台,满朝文武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帝国政坛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开始了。当年八月,宣宗李忱下了一道诏书,把武宗一朝被贬谪流放的五位宰相在一天之间全部内调。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司马牛僧孺调任衡州(今湖南衡阳市)长史,流放封州(今广东封开县)的李宗闵调任郴州(今属湖南)司马,潮州(今属广东)刺史杨嗣复调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刺史,昭州(今广西平乐县)刺史李珏调任郴州刺史,恩州(今广东恩平市)司马崔珙调任安州(今湖北安陆市)长史。终于熬到头了。这几个仕途多蹇的前朝宰相百感交集地打点行囊,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北上的马车。可是,李宗闵还没来得及踏上马车,便抱憾而终,病死在了贬所。就像李德裕所希望的那样,他的灵魂,从此只能在天涯海角漂泊了。不过,李宗闵不必遗憾,也不必感到孤单。因为,短短三年之后,他的老对手李德裕就会被一贬再贬,一直贬到比他更远的地方,而且同样死在了贬所。从会昌六年九月开始,李德裕的人生就只剩下“贬谪”两个字了。他先是被贬为荆南节度使,不久调任东都留守,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三月又调任太子少保;同年十二月,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九月,再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户。这最后一贬,把李德裕真正贬到了天涯海角。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在无尽的凄怆与苍凉中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三岁。临终之前,李德裕登上崖州城头,最后遥望了一眼北方的天空,留下了一首绝命诗《登崖州城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李德裕和李宗闵一样,最终都没能回到帝京长安,没能回到他们魂牵梦绕的那一片故土。人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是非恩怨,都已随着他们的肉体在荒凉的帝国边陲悄悄腐烂。关山万重处,只剩下他们的灵魂在夜夜守望——守望那永远归不去的长安。【“傻子光叔”的帝王之路】唐宣宗李忱曾经被视为智障人士。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认为。从他出生的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起,到他登基的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在整整三十七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被当成傻子。李忱是宪宗李纯的十三子、穆宗李恒的弟弟,也是敬、文、武三朝天子的皇叔。如此尊贵的一个宗室亲王,怎么会在整个前半生都被当成傻子呢?一切都要从头说起。李忱虽然是宪宗的亲生儿子,但却是庶出。他母亲郑氏仅仅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宫女,而且入宫前还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小妾。说白了,她就是宪宗皇帝平定镇海时获取的一件战利品。入宫之后,她成了郭贵妃(穆宗生母)的一个侍女,因年轻貌美,被宪宗临幸,不久就生下光王李怡,也就是现在的宣宗李忱。由于母亲地位卑微,光王出生以后,自然享受不到其他亲王那样的荣宠,只能在一个无人注目的角落里孤独地成长。所以,李忱从小就显得落落寡合、呆滞木讷,往往与其他亲王群居终日而不发一言。长大成人后,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人们纷纷猜测,这可能和他在穆宗年间遭遇的一次惊吓有关。当时,光王入宫谒见穆宗生母懿安太后,不料刚好撞上宫人行刺,虽然这个突发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从此以后,光王就显得更加沉默寡言。十六宅的皇族宗亲们于是认定——这个本来就呆头呆脑的家伙这回肯定是彻底吓傻了。此后,无论大小场合,光王就成了人们取笑和捉弄的对象。有一次,文宗皇帝在十六宅宴请诸王,席间众人欢声笑语,唯独光王闷声不响。文宗就拿他开涮,说:“谁能让光叔开口说话,朕重重有赏!”诸王一哄而上,对他百般戏谑。可这个光叔始终像一根木头,愣是一句话也没有,甚至连嘴角都纹丝不动。见此情景,文宗不禁笑得前仰后合,众人也随之哄堂大笑。然而,一个年轻的亲王却忽然间止住了笑容。他就是后来的武宗李瀍。虽然,性格活跃的李瀍刚才还是戏弄光王最起劲的一个,可现在他却死死盯着这个面无表情的光王,心里飞快地掠过一个念头——一个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不为一切外物所动,如果不是愚不可及,就是深不可测。李瀍忽然有点不寒而栗。他下意识地觉得,光王很可能属于后者。到了李瀍登基之后,那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始终挥之不去——这个“傻子光叔”真的像所有人认为的那样,是一根木头吗?不。武宗李瀍越来越觉得,光王内心深处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些不为任何人所知的东西。倘若真的如此,那么作为天子的李瀍就不能对此无动于衷了。后来,种种“意外事故”就频频降临到光王身上,要么是和皇帝一起玩马球时突然从马上坠落,要么就是在宫中走着走着突然间摔得鼻青脸肿。然而,光王的命很硬,始终没有出大事。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武宗又邀请诸王和光王随他一同出游。酒后回宫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跟大家一样微有醉意的光王再次“意外”摔下马背,昏倒在冰天雪地中。漫天飘飞的鹅毛大雪很快就把他层层覆盖。李瀍和许多人都料定,这个掉队的家伙肯定是回不来了。然而,第二天一早,人们却在十六宅里看见了光王,一个活的光王。尽管他走路一瘸一拐,脸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可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还是摆在了李瀍面前——光王没死,他好像无论如何也死不了。武宗李瀍愕然良久,最后终于横下一条心。他不想再煞费苦心地制造什么“意外”了,他现在想动真格的。随后的一天,光王突然被四名内侍宦官绑架,关进了永巷,几天后又被扔进了宫厕。内侍宦官仇公武劝武宗干脆把这个傻子杀了,一了百了。武宗马上就同意了。可是,武宗没有料到,仇公武并未杀死李忱,而是将他从宫厕中捞了出来,然后把他藏进装粪土的车中,偷偷运出了宫……光王再一次大难不死,从此流落民间,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后来的许多笔记史和民间传说都称,光王隐姓埋名,跋山涉水,一直逃到了浙江盐官(今浙江海宁市西南),在安国寺落发为僧,法名琼俊。二百多年后,北宋的大文豪、也是著名的佛教居士苏轼途经此处,追忆唐宣宗李忱的这段传奇人生,心中感慨,特地留下了一首诗:“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据说,沙弥琼俊后来成了一名四处参学的云水僧,曾与禅宗高僧黄檗禅师一起云游。有一天,他们走到了江西的百丈山。黄檗禅师凝望着悬崖峭壁上奔腾激溅的一道飞瀑,朗声出对:“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沙弥琼俊微笑地注视着黄檗。他知道,这个智慧过人的老和尚早已洞察了他与众不同的身世,也窥破了他深藏不露的内心。现在,老和尚想知道他的下一步打算:究竟是继续走在这条舍妄归真的求法路上,勘破四大五蕴,出离三界六道,最终证得不生不灭的慧命法身,还是回到那熙熙攘攘的俗世,做一个中兴李唐、弘传圣教的人间王者和护法天子?沙弥琼俊最后收起了笑容。黄檗禅师看见一道锐利的光芒从沙弥琼俊的眸中激射而出,同时他也听到了答案——“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春天,武宗李瀍病危,朝野人心惶惶。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光王回到了长安。这个命运多蹇、九死一生的光王,这个早已被世人遗忘得一干二净的光王,终于在宦官仇公武等人的簇拥下,出人意料地回到了长安。这一年暮春,光王李怡忽然就成了皇太叔李忱。所有人都知道,李瀍一旦晏驾,这个皇太叔李忱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大唐天子。可是,让人们满怀错愕的是,天子李瀍自己有五个儿子,李唐宗室也还有几十个智力健全的亲王,为什么他们都没有成为储君,而偏偏是由这个智力残障人士入继大统呢?难道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傻子光叔摇身一变,成为金銮殿上的真龙天子吗?这也太不靠谱了。在帝国命运的转折点上,历史佬儿竟然跟大唐臣民们开了一个如此荒谬的玩笑,真是让人气结。不过,朝野上下的人们很快就回过神来了。因为他们终于想起——这个傻子光叔是宦官拥立的。宦官们需要的,本来就是一个傀儡——一个可以任由他们摆布的窝囊废和应声虫。既然如此,光王当然就是不二人选。试问,在李瀍的五个儿子中,在李唐宗室的诸多亲王中,还能有谁,比这个傻子光叔更适合充当傀儡呢?在皇太叔李忱接见文武百官的仪式上,宦官仇公武的脸上一直荡漾着一个笑容,一个心花怒放的笑容。是的,他有理由这么笑。因为好几年前他就知道,自己从臭气熏天的宫厕中捞出的绝不是一个废物,而是一块举足轻重的政治筹码,一个具有高度利用价值的天子胚胎。所以,他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把他捞出来,甘愿提着脑袋去赌明天。试问,这样的胆识和魄力,满朝文武又有几人具备呢?既然你们都没有这种远见卓识,更不敢提着脑袋赌明天,那么此时此刻,你们又有什么资格怪我仇某人笑得这么露骨、这么灿烂、这么自得和张狂呢?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当李忱以储君的身份开始接手军国大事,仇公武的笑容就在脸上逐渐凝结了。因为,这个由他一手扶立的傻子突然间就变了,变得让他感觉无比陌生。过去那种自闭木讷的神情、空洞散乱的目光、怯懦萎靡的状态,全部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威严而自信的脸庞,一双睿智而深邃的目光,以及沉着有力的言谈和大气雍容的举止,看上去不但和从前的光王判若两人,而且根本不像是一个尚未正式即位的储君,更像是一位御极已久的成熟帝王。仇公武始而诧异,继而困惑,终而震惊。难道,这才是光王的本来面目?难道这三十七年来,他一直在倚傻卖傻、忍辱负重,就为了今天的这一刻?直到此时,仇公武才恍然大悟,当初武宗李瀍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把这个傻子光叔置于死地,就是因为早已看穿了光王的本来面目。然而,现在明白已经太晚了。因为木已成舟,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宦官仇公武只能将错就错、听天由命了。他只能无奈而悲哀地看着自己精心饲养的金丝雀,突然间挣破鸟笼,直飞蓝天,变成一只搏击长空、睥睨天下的苍鹰……看着金銮殿上那个脱胎换骨的傻子光叔,满朝文武的讶异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仇公武。不过,人们并没有感到悲哀和无奈,而是感到由衷的庆幸。因为他们知道,这三十七年来,所有人都看错了这个光王。所以他们相信——一个历经磨难而又百折不挠的人,一个遍尝人间疾苦而又不坠青云之志的人,一旦君临天下,必然也会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帝王。【山河长在掌中看】不出人们所料,新君李忱一即位,就施展了一系列雷霆手段,开始全面清算会昌政治。隐忍了大半生的他,似乎要迫不及待地将武宗李炎所建立的一切彻底推翻。首当其冲者,就是武宗一朝的代表人物李德裕及其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