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说,吐突承璀能否在宪宗死后继续在朝廷混,而且混得好,就完全取决于他跟当今太子的关系。可要命的问题就在这里。吐突承璀跟当今太子李恒的关系不是不好,而是相当不好。事情要从八年前的立储之争说起。其实早在元和四年,宪宗就已把长子李宁册立为太子了。可没人料到,李宁福分太浅,才当了两年太子便一命归西了。继任储君的人选有两个,一个是次子澧王李宽(后改名李恽),还有一个就是三子遂王李宥(后改名李恒)。按惯例,澧王李宽排行靠前,理应是储君的不二人选,可他虽是“长”,却非“嫡”(其母只是普通宫女),而排行靠后的遂王李宥才是真正的嫡子(其母郭贵妃是宪宗元配),所以,大臣们都认为应该册立遂王李宥。就在这个时候,吐突承璀上场了,力劝宪宗立澧王李宽。吐突承璀之所以力挺澧王,原因很简单,澧王是庶出,在这场储位之争中处于绝对弱势,大臣们都站在遂王一边,吐突承璀在这个关键时刻挺澧王,一旦他真的入主东宫,必定对吐突承璀感恩戴德;而吐突承璀立下了定策之功,日后也就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然而,吐突承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宪宗虽然宠幸他,可在立储的大事上,还是要采纳大臣们的意见,所以当即否决了吐突承璀的提议,决定册立遂王。也许是为了让争议的双方面子上好看一点,并使得最后的结果看上去更有说服力,宪宗在立遂王之前,特意让时任中书舍人的崔群为澧王代拟一份让表,表示他自己主动让贤。没想到崔群却不以为然地说:“把属于自己的东西让给别人才叫让,遂王是嫡子,太子之位本来就是他的,澧王凭什么让?”宪宗一听,顿时哑口无言,只好作罢。元和七年七月,遂王李宥被正式册立为太子,同时改名为李恒。吐突承璀跟李恒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他极其失落,同时也对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惧。现在,宪宗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显然已经时日无多。吐突承璀很清楚,如果坐视太子李恒继位为帝,日后肯定没他的好果子吃。所以,吐突承璀决定孤注一掷,赶在宪宗驾崩之前,废掉太子李恒,改立澧王李恽。吐突承璀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废立行动,频频召集手下将领和其他要害部门的宦官,日夜密谋。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吐突承璀一动,太子李恒立刻就得到了消息。李恒大为惶恐,赶紧派人去跟他的舅父、司农卿郭钊问计。没想到郭钊却给他回话说:“殿下只要孝顺恭谨,以待天命,其他事无须忧虑。”郭钊这话当然没错,可问题在于这是一句废话。在权宦吐突承璀蠢蠢欲动、图谋废立的当口,在东宫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郭钊叫李恒“孝顺恭谨,以待天命”,基本上就是叫他坐着等死。李恒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却苦无对策。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一帮人站出来力挺他了。他们是另一拨宦官,为首的是梁守谦和王守澄。梁守谦时任右神策中尉,手里掌握了另一半禁军。虽然唐朝尚左,梁守谦的级别和地位低于吐突承璀,但在这样一个即将变天的非常时刻,级别和地位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有武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守谦足以和吐突承璀打个平手。至于最后的胜负结果如何,就要看谁的出手更狠,动作更快了。王守澄时任内常侍,跟陈弘志一样,是在宪宗身边侍奉的几个主要宦官之一。平日里,像王守澄、陈弘志这样的内侍宦官,肯定是不敢跟吐突承璀叫板的,可在目前这种特殊时刻,王守澄和陈弘志的优势显然要比吐突承璀大得多。因为天子病重,已经多日没有上朝,此时宫闱中的情况外臣几乎一无所知。不要说吐突承璀,就连宰相恐怕也很难获悉大内的消息。就此而言,像王守澄和陈弘志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角色,很容易就能掌控宫中的局势。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甚至可以左右整个帝国政局的发展方向。而梁守谦、王守澄等人之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站出来力挺太子,理由其实也跟吐突承璀一样——无非是想抢一个定策之功,以便保住现有的爵禄富贵,并且在新天子的朝廷里得享更多的权力和荣宠。至此,博弈双方都已选好各自的阵营,押上各自的筹码。最终究竟鹿死谁手,就取决于天子李纯在最后一刻的态度了。此刻,在吐突承璀看来,自己的胜算要比对手大得多,因为自己是天子最宠幸的人,当然最有可能影响天子的决定。虽然李恒已经做了八年的太子,可只要促使天子李纯下一道诏书,李恒就得乖乖地滚出东宫,把储君的宝座让给澧王。一道诏书的事,难吗?不难。吐突承璀信心满满地想。然而,吐突承璀过于低估内侍宦官的能量了。正常情况下,要影响天子的决策,他当然比王守澄、陈弘志之流更有发言权,可有时候,后者能做的事情绝对是吐突承璀鞭长莫及,甚至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什么事情?弑君。是的,就这么简单。李纯如果是一个活人,要影响他确实很难,可要是把他变成一个死人,王守澄、陈弘志等人就可以代替他做出各种决定。换言之,只要李纯一死,内侍宦官们就能以大行皇帝的名义发布遗诏,从而神不知鬼不觉地攫取生杀予夺的天子大权。这一点,是吐突承璀万万没想到的。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深夜。大明宫中和殿。三两盏金黄的蟠龙烛台在黑暗中擎起几簇微弱昏黄的光亮。飘忽的风从半掩的雕花长窗迤逦而入,幽幽地拂动龙床周匝的透明帷幔。床上那个脸色蜡黄、面目浮肿的中年男子迷迷糊糊地翻了一个身,喉咙里发出几声低沉浊重的闷响。他的半张脸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闪闪烁烁,另外半张隐没在浓墨般的黑暗中。一条黑影无声无息地向龙床迫近。忽然,殿外掠过一声夜枭的哀鸣。黑影顿了一顿,打了一个寒噤。四周重新陷入一片死寂的时候,鬼魅般的黑影已倏忽飘至龙床之前。那个中年男人犹自沉睡,对近在咫尺的杀机浑然不觉。他的眼皮在轻微而急促地跳动,似乎在梦中遭遇了令他骇异恐怖的事物。他或许很想逃离那个身不由己的梦境,回到这个由他主宰一切的现实中来;他或许还习惯性地在梦中发号施令,可梦中的一切已无法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最后,这个曾经睥睨天下、指点江山的男人终究没有醒来。当那个鬼魅般的黑影毫不犹豫地出手,李纯就只能永远留在自己的梦中了。其实,李纯没有醒来不见得是件坏事。至少,他不用面对被家奴手刃的耻辱。至少,他无需感受死不瞑目的悲愤。至少,他不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蓦然发现——现实有时候远比噩梦更为恐怖。这一夜,大明宫的上空大风骤起,恍如声声呜咽的鬼哭。中和殿的数扇长窗被凶猛袭来的夜风訇然吹开,龙床周匝所有蟠龙烛台的火光在同一瞬间遽然熄灭。殿中的黑影摇晃着身子,步履凌乱地冲出了阴森幽暗的大殿。一弯娥眉月凄清地挂在大明宫阙的一角飞檐上。月光惨白,照见了一张脸。那是陈弘志同样惨白的脸。“庚子,(宪宗)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资治通鉴》卷二四一)这就是唐宪宗李纯的最后结局,也是他遗留在史册上的最后一点印迹。一代中兴之主,竟然以如此方式告别人世,告别他的帝国和臣民,着实令人错愕,更令人不胜唏嘘。在有唐一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宪宗李纯是第一个被宦官弑杀的皇帝。在他身后,这一幕还将不断重演。宪宗之死,历史上被称为“元和宫变”。后人普遍认为谋杀李纯的凶手就是内常侍陈弘志,而幕后主使就是梁守谦和王守澄等人。甚至有人怀疑,太子李恒和他的生母郭贵妃也间接参与了这场弑君的阴谋。当然,谁也没有确凿证据把这对母子推上历史的被告席,人们只能从李恒事后的一系列行为和表现,猜测他很可能事先知道了宦官们的密谋。即便他没有参与其事,至少他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姿态,对这帮宦官的弑逆罪行予以了默认,并在事后予以了充满讽刺意味的褒赏和嘉奖。仅此一点,太子李恒就难辞其咎。不过,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权力游戏的法则里面也从来没有良心和正义的位置。换言之,这个世界历来只看重结果,过程通常不必过问;只要目的达到,手段也往往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只要除掉天子李纯,太子李恒和他的拥趸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了。宪宗被弑的当天夜里,以王守澄为首的内侍宦官就发布了天子驾崩的消息,还附带说明了天子的死因——药物中毒。发布消息的同时,早已准备就绪的梁守谦带领全副武装的神策右军士兵冲进了吐突承璀的府邸,不由分说,将其砍杀,紧接着又冲进澧王府,杀死了李恽。吐突承璀可能至死也没弄明白,自己到底输在什么地方,又为何会死得这么难看。除掉所有对手后,李恒立刻以帝国储君的身份,大举犒赏拥立有功的梁守谦和王守澄等人,并赐予神策左、右军官兵每人五十缗钱。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初三,亦即宪宗暴崩的短短几天后,二十六岁的太子李恒就在宦官的簇拥下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唐穆宗。李恒登基次日,就把宰相皇甫镈逐出了京师,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户;数日后,又命人将柳泌乱棍打死,将其他所有方士也全部流放岭南。宪宗李纯和他的元和时代就这么成为历史了。朝野上下当然都会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可人们最多也就是把宪宗之死归咎于迷信方士和误食丹药而已,没有人会想到皇帝的真正死因。所以,对于新君李恒贬逐奸相、流放方士的举措,长安士民无不拍手称快。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新天子英明睿智的表现。既然朝廷公开发布的宪宗死因是药物中毒,那么罪魁祸首皇甫镈等人当然要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给宪宗的在天之灵一个交代,也是给天下人一个交代,有谁会怀疑李恒的动机呢?其实,李恒的动机还真是值得怀疑。诚然,恶名远播的皇甫镈和他推荐的那些招摇撞骗之徒早就该被清理了,如今的下场是他们应得的。可如果我们就此把新君李恒视为一个英明之主,那显然是把事情看得太过粗浅了。客观上,李恒固然是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主观上,他难道不是想让皇甫镈和那些方士为宪宗之死背黑锅吗?说白了,只有把皇甫镈等人推到被告席上进行宣判,李恒才能躲在历史的幕后,不动声色地把弑父弑君的鲜血悄悄抹掉。也许,这才是李恒的真实动机。第四章青春皇帝,玩乐天子【蠢蠢欲动的河北】我们说穆宗李恒绝非英明之主,这并不是在冤枉他。因为他上台后的种种表现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也让一度看好他的臣民们大跌眼镜。元和十五年二月初,李恒刚刚脱掉为宪宗服丧的孝服,就急不可耐地投入到了倡优、杂戏、宴游、打猎等一系列娱乐活动当中。谏官们屡屡上疏劝他节制,可新天子却充耳不闻。纵情于声色犬马的同时,李恒更是花钱如流水。只要他乐意,随时随地都会赏赐给那些倡优戏子一大堆金帛。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人实在看不下去,就一起入阁劝谏,说:“金银绸缎都是百姓的血汗,除非为国家立功,否则不应滥赏。宫库目前虽有存余,但请陛下爱惜,万一将来战事又起,方能不再向百姓征收重税。”李恒盯着他们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吃惊地问宰相:“这几个人是谁啊?”宰相连忙回答:“是谏官。”这“君不识臣”的一幕,发生在李恒即位已经九个多月的时候。可由于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娱乐事业,所以来不及认识自己的臣子。为了表示对谏官们直言进谏的感谢,李恒随后便派人去慰问他们,说:“朕会照你们的话去做。”宰相们听到都很高兴,觉得当今天子在这一点上和宪宗早年还是很相似的,那就是虚心纳谏,从善如流。这是社稷之福、人臣之幸啊!所以他们纷纷向皇帝道贺。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天子李恒对待谏言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从李恒即位一直到他驾崩,从未停止过娱乐活动,而滥赏的毛病也一点没改。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病卒,诸将秘不发丧,拥立其弟王承元为留后,接管军政大权。在宪宗手里老实了一阵子的河北诸藩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可年轻的穆宗皇帝既没有宪宗当年的雄心壮志,也没有半点忧患意识,更不具备宪宗的强硬手段,所以,此时的穆宗朝廷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潜在的危险进行防范。十月十六日,穆宗李恒在宰相们的策划下同时颁布了多道任命状,对各大藩镇实施了大面积的人事调动。调魏博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成德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调义成刘悟为昭义节度使;调武宁李愬为魏博节度使;任左金吾将军田布(田弘正之子)为河阳节度使。穆宗朝廷之所以做出这项决策,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斩断镇将与镇兵之间的利益联结和感情纽带,从而削弱各节度使对原辖区的绝对控制权,消除拥兵自重、违抗朝命、一切自专等各种隐患。这一举措属于常规的政治手段。应该说,穆宗朝廷制订这个应对的策略是动过脑筋,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手段的确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坐大的有效方法。可问题在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的藩镇事务就早已不是一般性的问题了,否则当年的代宗和德宗也不至于被这个问题搞得心力交瘁。所以,试图通过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非常规的政治问题,其结果很可能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被激发,其代价很可能比保持现状、无所作为更加惨重。然而,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根本看不到这一点。转眼又是一个新年。正月初四,穆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长庆。从这个年号中,不难看出穆宗朝廷的乐观情绪。李恒和他的大臣们自认为元和时代足以为帝国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基础,可他们没有料到,那个桀骜不驯的河北是不可能轻易就范的——只要有一丝火星,燕赵大地就将会再度燃起熊熊战火。事实上,从宪宗末年开始,“元和中兴”的阳光就已经逐渐消隐了。此刻,帝国的上空已然乌云四合。事后来看,河北诸藩再度反叛的浪潮是由一个偶然事件促发的。这一年春天,从幽州忽然传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卢龙节度使刘总要出家当和尚了。事情来得太过突然,朝野上下都感到有些匪夷所思。就那个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魔头,居然也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可能吗?可此事千真万确,因为是刘总本人亲自上表的。据说,刘总弑父杀兄之后,心中老是疑神疑鬼,不止一次出现可怕的幻觉,看见父兄血肉模糊的鬼魂找他索命。刘总寝食难安,就在府中供养了几百个和尚,日夜不停地做法事。而且每天从军府回来,刘总就挤在和尚堆里跟他们一块诵经念佛,这样才觉得安心。可一旦晚上一个人独处,他还是会心惊肉跳,不敢睡觉。久而久之,刘总就患上了严重的恐惧症和神经衰弱。最后刘总不得不横下一条心——要想保命,就得出家。对这件事,穆宗朝廷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穆宗君臣倒不是不想趁此机会把卢龙彻底收归中央,而是因为此事太过出人意料,不知道刘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穆宗不敢马上同意刘总的请求,而是小心翼翼地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刘总为天平(治所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使,以此试探刘总的反应。不过,穆宗多虑了。因为刘总这回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他一再向穆宗上表,言辞真诚,态度恳切,表示非当和尚不可,而且自愿舍宅为寺。穆宗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下诏赐刘总法名大觉,赐寺名报恩,并赐紫色僧衣一套。不过与此同时,穆宗还是命人把天平镇的旌节斧钺跟僧衣一块送了过去,意思是任他选择,假如反悔的话随时可以去天平镇走马上任。朝廷的使者和诏书还没到,去意甚坚的刘总就已经把自己剃了光头。幽州的将士们强行挽留,不让他走。刘总一怒之下又杀了十几个人,随后把节度使的印信符节留给了新任的留后,连夜逃出幽州。直到次日天明,将士们才发现刘总已不知去向。几天后,有人奏报在定州境内发现了一具和尚的尸体。经确认,那就是刘总。没人知道刘总是怎么死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刘总已将卢龙的后事悉数安排妥当,并没有把一个烂摊子扔给朝廷。临死前,刘总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疏,提出了将卢龙一劈为三的方案,并推荐了三个出镇的人选。张弘靖,时任宣武节度使,曾任宪宗朝宰相,出镇河东时政风宽和,颇得民心;薛平,时任平卢节度使,对朝廷忠心耿耿,且熟悉河朔民情;卢士玫,时任代理京兆尹,此人虽是刘总妻子的族戚,但一直在朝中任职,也算是朝廷信得过的人。除此之外,刘总还把麾下那些立有战功、骁勇难制的部将全都送到了长安,表面上向他们承诺,说朝廷会赐给他们禄位,事实上是把他们置于朝廷的掌控之中。刘总临死前所做的这些安排,完全符合李唐中央的利益,应该说是给朝廷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只要穆宗和他的谋臣们把握这个机会,那么李唐中央对河北藩镇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必将大大增强,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元和中兴”的基础上扩大战果,为彻底根除藩镇之乱铺平道路。然而,对于以穆宗李恒为首的这一届李唐朝廷来说,这一切注定只能是空想。因为,李恒对帝国的政治事务一点兴趣都没有,更别提什么远大的抱负和志向。他更关心的是女人、倡优和美酒。而时任宰相的崔植和杜元颖也好不到哪去。身为宰辅,他们既缺乏深谋远虑的韬略,也没有居安思危的见识,跟当年的裴度、武元衡等人相去不啻霄壤。在对待卢龙的事情上,他们一连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首先,他们并没有完整实施刘总提出的那个苦心孤诣的计划,而只是把卢龙划成两道,其中两个州交给卢士玫,然后把剩下的卢龙大部全都交给了张弘靖,原因据说是出于对前朝宰相的尊重。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张弘靖当年出镇河东时,虽然颇有政绩,但河东是李唐的龙兴之地,军民历来拥护朝廷,与动不动就拥兵割据的河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张弘靖对卢龙各方面的情况都缺乏了解,如果没有薛平这种熟悉河朔士风民情的人去协同治理,光靠他一个人,绝对镇不住幽州的那些骄兵悍将。其次,崔植和杜元颖完全不把幽州来的那批将士放在眼里,压根就没有兑现当初刘总向这些人作出的承诺。这些远道而来的将士不但没得到任何赏赐和任命,而且每次到中书省去求官,都会遭到宰相们的拒绝和冷落。更有甚者,当张弘靖到卢龙就任之后,朝廷以为形势稳定了,居然对他们下了逐客令,命他们各回本军,听候差遣。于是,这帮被朝廷视为弃儿的将士只好带着满腔愤怒回到了幽州。穆宗和他的宰相们没有料到,他们这么做无异于放虎归山。很快,他们就将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永不臣服的心】燕赵大地,自古民风彪悍。早在东汉年间,人们就以“幽州突骑,冀州弓弩”来形容河北的兵力之精与战力之强。远的暂且不说,就以本朝为例,大唐开国之初,窦建德就曾雄踞河北,建立夏朝,与长安分庭抗礼;后来,窦建德虽然在虎牢关下被天纵神武的李世民一战击溃,但“折戟沉沙铁未销”,其旧部刘黑闼旋即狂飙突起,横扫河北,一度恢复夏朝全境,用永不枯竭的豪情与热血,谱写了一曲愈挫愈奋、屡仆屡起的慷慨悲歌。尽管历史的如椽巨笔很快就为血雨腥风的乱世画上句号,尽管盛唐治世的到来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可桀骜不驯的河北从不曾真正低下倔强的头颅。当长安的九重宫阙久已不闻“秦王破阵乐”的铿锵之声,转而充斥缠绵悱恻的“霓裳羽衣曲”时,李唐的天潢贵胄和王公大臣们显然没有料到,河北枭雄窦建德、刘黑闼不死的精魂,已然穿越一百三十年的岁月烟尘,悄然附着在了安禄山、史思明身上,并迅速孕育出觊觎天下的勃勃野心。刹那间,彪悍无匹的幽燕铁骑便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势滚滚南下,一举撕碎了玄宗君臣的太平迷梦,重重摇撼了大唐帝国的万里江山……长安在恐惧中战栗。因为,他再次看见了河北永不臣服的心。当安史之乱的烽烟终于散尽,李隆基的子孙们睁开迷离的双眼,却再也看不见那个“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唐,也看不见那个“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大唐,更不可能再享受那种“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的绮靡生活。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唯有一片“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破碎山河。而这一切灾难的源头,就是河北。所以,年富力强的德宗李适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向河北宣战了。然而,德宗的志大才疏旋即招致了一系列更为严重的灾难——“泾师之变”“四王之乱”接连爆发,河北的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同时称王,朱泚、李希烈之流相继称帝;帝京长安沦陷,德宗流亡奉天,战火燃遍四方,帝国几欲倾覆。河北,再一次用刀剑向天下人展示了他的野性和能量。长安的光芒更趋黯淡了。是励精图治的宪宗君臣挽救了危机深重的帝国。在与河北、淮西等强藩的较量中,宪宗朝廷不屈不挠,屡败屡战,终于遏住了藩镇跋扈的气焰,重塑了李唐中央的权威。河北暂时低下了他的身姿。然而,一把带血的刀收回鞘中,就表示它不会再拔出来了吗?不。因为刀的本性就是嗜血。因为河北,拥有一颗永远躁动不安的灵魂。当宪宗李纯猝然离世,元和时代成为历史,所谓的“元和中兴”也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它脆弱的一面。耽于逸乐的穆宗李恒以为可以在乃父栽种的大树下乘凉,可他错了。暂时的和平,往往是为下一场战争进行铺垫。大明宫内日夜不息的弦乐笙歌,终究掩不住河北磨刀霍霍的金戈之声。新的灾难降临了。河北民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狼性。这种狼性可以被暂时压抑,却不可被彻底驯服。可惜,新任卢龙节度使张弘靖不懂得这一点。他以为卢龙既然已经臣服于朝廷,就该无条件接受朝廷的管束,并且无条件地听命于他。这种想法,导致张弘靖犯了一连串致命的错误。据说,张弘靖是带着一脸傲慢的表情,坐着八抬大轿,带着长长的仪仗队进入幽州城的。这个前朝宰相之所以如此摆谱,显然是打心眼里瞧不起河北的这些骄兵悍将和粗人莽夫。而且,他并不介意把心里的这种鄙夷和不屑表现出来。坐镇幽州后,张弘靖为了显示官威,很少直接跟幽州将吏们打交道,总是十天半月才到节度使衙门露一次脸。处理公务的时候,张弘靖也是寡言少语,始终板着一张自命不凡的面孔。总而言之,在卢龙将士看来,这姓张的从踏进幽州的那一刻起,从头到脚就写着俩字:摆谱。过去的幽州节度使,大多是军人出身,总能跟手下将士打成一片,即便做不到同甘共苦,至少也能跟士卒们称兄道弟。跟他们一比,张弘靖显然是个另类。卢龙将士每次看见张弘靖那张臭脸,心里的无名火就直往上蹿。除了张弘靖,还有他带过来的一个心腹将领也让大伙恨得牙痒。这个人名叫韦雍。不知是出于张弘靖的授意,还是他自作主张,总之,这家伙经常无故克扣将士们的粮饷,而且执法异常严苛。碰到他心情不好,就对士卒们又打又骂,好不容易心情好了,也要拿他们开涮。有一次,韦雍到校场上溜达,正碰上将士们军训。他站在旁边看了看,忽然冒出一句:“如今天下太平,你们能拉两石重的弓,还不如认识一个‘丁’字!”将士们面面相觑,好多人额头上已是青筋暴起。韦雍就这么肆无忌惮地表现着自己的优越感和幽默感。可他并不知道,这是在往一头狼的伤口上撒盐。也许,从韦雍嘲笑大兵们目不识丁的这一刻起,他和张弘靖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了。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七月初,卢龙将士压抑已久的怨气,终因一件貌似偶然的小事而全面爆发。事情还是跟韦雍有关。七月十日这一天,韦雍带着卫队正大摇大摆地逛街,对面一个骑马的军官躲避不及,不小心冲撞了他的卫队前导。韦雍二话不说,立刻命人把军官拖下马来,准备当街杖打。此人宁死不屈,还对韦雍破口大骂。韦雍大怒,旋即奏报张弘靖,将这名军官扔进了监狱。当天晚上,兵变就爆发了。乱兵们呼啸着冲进张弘靖的府第,砍杀了韦雍和张弘靖手下的多名军官,然后将张弘靖囚禁,并疯狂哄抢张宅的财物和女人。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夜。次日早上,发泄完愤怒的乱兵们才意识到事情闹大了,而且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便去找张弘靖谈判。没想到张弘靖还是端着一副臭架子,始终闭口不言。乱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索性横下一条心——反了!既然事情已经做下,那就没有收手的道理,干脆把它做大。当天,卢龙将士便拥立兵马使朱克融为留后,正式揭起了反旗。这个朱克融,就是建中年间“四王之乱”的魁首朱滔的孙子。就像一头蛰伏的狼被重新唤醒,此刻的河北已然再度昂起头颅,正对着长安引颈长嚎。穆宗和他的大臣们听见了吗?可笑的是,就在卢龙兵变爆发的时候,朝廷的文武百官还在向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进献尊号,称“文武孝德皇帝”。年轻的天子当然是笑纳了,即日宣布大赦天下。两天后,卢龙兵变的消息传到长安,穆宗和他的大臣们愕然良久,慌忙下诏罢免了张弘靖的节度使之职,把他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刺史,同时将昭义节度使刘悟调任卢龙节度使。可是,刘悟不干。眼下的卢龙是一座火山,刘悟才不会笨到把自己的屁股放在火山口上烤。他上表说:“还是暂且先把节度使之职授予朱克融吧,然后慢慢再想办法。”穆宗无奈,只好收回成命,默认了此刻的现实。数日之后,朝廷去年实施的那个诸藩大调动,也结出了意料之中的恶果。七月二十八日夜,成德兵马使王庭凑发动兵变,杀死了从魏博调来的节度使田弘正,同时残忍地杀害了田弘正的幕僚、将吏和一家老小共三百多人,随即自任留后,并上表要求朝廷授予节度使的旌节斧钺。消息传来,满朝震骇。张弘靖倒了,朝廷还不会如此恐慌,可这个田弘正是李唐中央安抚河北的一面旗帜,怎么说倒就倒了呢?其实说起来,田弘正已经够谨慎了,可还是没能逃脱灭顶之灾。当初,从魏博前往成德赴任时,他就把帐下的两千名亲兵一同带了过去。可这两千人的编制并不在成德,要想养活他们,只能由朝廷另行划拨粮饷。田弘正向朝廷请求,不料却遭到度支的拒绝。度支的理由是,成德自有成德的军队,魏博的士兵就应该回到魏博,假如同意你田弘正的请求,破了这个例,那以后其他藩镇也这么干,朝廷如何应付?应该说,度支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就像当初宰相们把非一般性的藩镇问题当成一般问题来处理一样,此刻的这位度支大臣同样犯了这个毛病——他给出的仍然是一个常规理由,可他并没有顾及到田弘正此刻所面对的是一种非常局面。田弘正四次上表,度支四次拒绝。在如此缺乏远见的朝廷面前,田弘正只好认命,随后就把两千名亲兵悉数遣回了魏博。于是,悲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听到田弘正被杀的消息,时任魏博节度使的李愬悲愤难当,立刻穿起丧服,命令军队出征。可就在大军即将开拔的时候,李愬突然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穆宗万般无奈,只好让田弘正之子田布(时任泾原节度使)继任魏博节度使,希望他为父报仇,举兵讨伐王庭凑。河北的两个重镇相继发生兵变,主动要求出征的名将李愬又在这节骨眼上病倒了,这一切真让年轻的天子既意外又沮丧,沮丧得连看戏和打猎都没了心情。正当李恒郁闷之际,一大堆坏消息又接踵而至。八月十日,王庭凑派人刺杀了冀州刺史王进岌,随后出兵占领了冀州;十三日,瀛洲(今河北河间市)发生兵变,乱兵逮捕了观察使卢士玫,将其绑送幽州,致使刚刚划出来的瀛、莫二州重新被卢龙吞并;同日,王庭凑又出兵攻打富庶的深州;九月十九日,朱克融又纵兵在易州(今河北易县)一带烧杀掳掠……河北危机全面爆发,李恒终于坐不住了。藩镇们这么瞎闹,不但搅乱了他平静而快乐的生活,而且让他这个“文武孝德皇帝”显得很没面子。穆宗随即发布诏书,命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一同出兵,在成德境内集结待命,如果王庭凑执迷不悟,立刻进兵讨伐。同时,穆宗还起用了当初被宪宗贬出朝廷的前宰相裴度,任命他为卢龙、成德两镇招抚使。十月十四日,裴度亲自率兵从承天军旧关(今山西平定县东北娘子关)出发,讨伐王庭凑和朱克融。然而,战事刚刚拉开,才打了两个月,国库就开始捉襟见肘了。一贯出手阔绰的李恒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李恒急忙召集宰相问计。宰相们说:“王庭凑杀田弘正,而朱克融却留了张弘靖一命,罪有轻重,请赦免朱克融,集中全力讨伐王庭凑。”穆宗赶紧下诏,任命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这是自“元和中兴”以来,李唐朝廷首度对藩镇作出的妥协。此举意味着宪宗君臣通过十五年奋斗所取得的政治成果,就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穆宗李恒即位刚刚一年,一切便都被打回了原形。这是李恒的悲哀,更是一个帝国的悲哀。而此时的李恒并不知道,更多的悲哀还在后面。因为既然有了第一次妥协,就很容易有第二次、第三次……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正月,率领魏博军队攻打成德的田布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据当时担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呈给穆宗的一道奏疏中说,田布率部离开魏博后,“数月以来,都不进讨”,始终未建尺寸之功。而光他这支部队,每月从朝廷支取的军费就高达二十八万缗。白居易认为,倘若魏博军继续迁延观望,朝廷财政必定不堪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