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甫被呛得满脸通红,却又不能发作,只好闷头不语。片刻后,宪宗又问他们,德宗贞元年间政事治理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李吉甫自认对这个问题相当有把握,连忙抢着说:“德宗自以为圣智,不信任宰相,导致奸臣有机可乘,因而作威作福,其政治之所以败坏,原因在此。”李吉甫说完,用一种得意的目光挑衅似的扫了李绛一眼,觉得自己这回绝对可以扳回一分了。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宪宗马上摇头说:“这也未必全是德宗的过错。朕年幼时曾在德宗左右,发现政治上有重大缺失时,当时的宰相也并未再三劝谏,都是恋栈禄位、苟且偷安,今天怎么能把过失都归于德宗?你们应以此为鉴,朕但凡有错,就应当坚持你们的意见,提出警告,不要担心触怒朕而不敢说话。”李吉甫大感委屈,说:“人臣不该勉强君王接受自己的意见,尽量做到君悦臣安不是更好吗?”李绛立刻把他顶了回去:“身为人臣,应该犯颜直谏,指出君王执政的得失。倘若闭口不言,使君王蒙受恶名,岂能算是忠臣!”宪宗一听,再次频频点头:“李绛的话对。”一番君臣问对下来,李吉甫已经连丢两分,把他急得满头是汗。为了扳回败局,李吉甫不等宪宗提问了,而是主动出击,转移话题,说:“自古以来,赏与罚是天子手中的两大权柄,不可偏废。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对臣民的恩德已经非常深厚,但是缺少严刑峻法,以致朝廷内外的官员松懈怠惰,希望陛下采取严厉的措施,使他们重新振作!”宪宗闻言,未置可否,转而问李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李绛说:“王者之政,崇尚的是道德教育,不是严刑峻法,为何不效法汉之文、景,而追随秦始皇父子呢?”宪宗再次报以赞赏的眼色,就说了一个字:“然。”李吉甫顿时一阵眩晕,心里连连叫苦。三个回合,李绛连得三分,而李吉甫却三场皆败,得了个鸭蛋。那天退出延英殿,回到中书省后,李吉甫失魂落魄,瘫软在床,不停地长吁短叹,一副大难将至的模样。(《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接下来的日子,宪宗日渐冷落李吉甫,越发信任李绛。要是李绛时隔多日没有进谏,宪宗就会神色紧张地问他:“是朕不能容纳直言呢,还是最近无事可谏了?”从宪宗对待李吉甫和李绛的不同态度,我们不难看出,单纯从虚心纳谏、择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宪宗李纯可以说是个清醒而有自制力的皇帝。至少在中晚唐的十来个皇帝里面,他应该称得上是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也许正因为此,宪宗李纯才能在元和五年那次短暂的挫折之后,迅速调整策略,不断地付出努力,从而在几年后成功平定两河诸藩,缔造出一个令人瞩目的“元和中兴”。也唯其如此,大唐帝国才会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后,终于在九世纪初绽放出一抹令人欣慰的亮色。元和五年的短暂失败并未让宪宗变得一蹶不振,也没有把他变成第二个德宗。在暂时沉寂的两年中,他其实一直在积蓄力量,等待新的机会。元和七年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任意杀戮,导致军政废乱,其妻元氏召集诸将废掉了田季安,立年仅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接管军政;随后又任命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为都知兵马使,辅佐田怀谏。八月十二日,田季安病死的消息传到长安,宪宗意识到新的机会出现了,立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治所滑州,今河南滑县)节度使,准备借此控制魏博,同时召集宰相讨论魏博问题。李吉甫料定宪宗意在用兵,遂力主兴兵讨伐。李绛却认为魏博不必讨伐,会自动归顺朝廷。李吉甫随即陈述了一大堆不能不用兵的理由。宪宗听完,终于很罕见地赞同李吉甫,说:“朕的意思也是这样。”李吉甫大为庆幸。可他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绛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事后来看,就是因为宪宗实施了这个方案,才渐次拉开了“元和中兴”的历史大幕。李绛说:“臣观察两河藩镇,其驭将之策历来是分散兵权,使诸将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再加上一边有丰厚的赏赐,一边有严苛的刑罚,所以诸将互相猜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个策略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执法严明、手腕强硬的主帅,局面方可控制,而如今,田怀谏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军府大权必定人人觊觎,诸将权力不均,必起内讧。其往日分兵之策,恰成今日祸乱之源。田氏若非遭人屠戮,亦必为人所囚,何须朝廷出兵?再者,部将弑主自代,最为诸藩所恶,自代之将若不依附朝廷以求存,必为相邻诸藩碾为齑粉。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自归。陛下只需严令诸道秣马厉兵,同时以爵禄厚赏自代之将,两河藩镇闻之,定恐其麾下之将争相效法,因此唯有归顺朝廷一途。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很显然,李绛是打算用离间计分化两河藩镇。宪宗茅塞顿开,决定依计而行。李吉甫又一次被李绛抢了风头,自然极度不甘,几天后又屡劝宪宗对魏博用兵,并声称开战所需的军费和粮草皆已齐备,就等皇帝一声令下了。宪宗动心了,于是征求李绛的意见。李绛说:“几年前朝廷大张旗鼓地讨伐成德,结果却丧师费财,劳而无功,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如今元气未复,人人厌战,若再度出兵,恐怕不仅不会成功,反而可能生出新的祸乱。更何况,不必对魏博用兵的道理,臣已经剖析得很明白了,希望陛下不要再起疑虑。”宪宗闻言,终于一脸兴奋地拍案而起:“朕决定了,不对魏博用兵!”李绛说:“陛下虽然这么说,可臣担心还有人会蛊惑圣听。”宪宗厉声道:“朕意已决,谁能蛊惑?”李绛当即拜贺:“若能如此,诚乃社稷之福。”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绛的计策非常成功——魏博果然爆发了内讧,并很快就归顺了朝廷。这诚然是社稷之福。只可惜,这并非李绛之福。因为,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宰相生涯也就到头了。【魏博归顺·李绛罢相】不出李绛所料,田怀谏终究是个十一岁的孩子,所以刚刚坐上节度使的位子,军政大权就落入了家奴蒋士则之手。蒋士则小人得志,全凭个人好恶,肆意任免将领,终于触犯了众怒。九月的一天,魏博数千将士忽然哗变,杀了蒋士则及数十个党羽,然后找到都知兵马使田兴,全部跪倒在他面前,一意要拥立他为留后。田兴这个人,跟两河诸藩的骄兵悍将有很大的不同,史称他“有勇力,颇读书,性恭逊”。(《资治通鉴》卷二三八)也就是说,田兴不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而更像是个有勇有谋、智虑深远的儒将。这样的人,当然有他自己的处世原则,也不会在从天而降的利禄面前一下子迷失本性。他知道,节度使这个位子不是那么好坐的。尤其是两河藩镇,这几十年来遵循的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如今他一个外人夺了这个宝座,就等于坏了这个老规矩,河南河北的其他藩镇会作何感想?此外,虽然如今各个藩镇弑上夺权、拥兵自立的情况很普遍,但朝廷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予以承认的;换言之,如果朝廷觉得有必要,或者条件允许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发兵讨伐。因此,如果他在将士的逼迫下上了这条“贼船”,就必须做好与朝廷刀兵相见的准备。而这一点并不符合田兴的个人意愿。也就是说,田兴内心对李唐朝廷依然怀有相当程度的忠诚,并不想在纯粹利益的驱动下走上这条“乱臣贼子”的不归之路。所以,尽管将士们极力拥戴,可田兴却一直不肯点头。达不到目的,将士们当然也不肯散去。僵持许久之后,田兴知道自己要是再不答应,很可能马上会有杀身之祸,于是只好勉强同意。但与此同时,田兴也跟将士们约法三章:一、不能杀田怀谏;二、遵奉朝廷法令;三、向朝廷奉上魏博的典册图籍,请朝廷任命各级官吏。将士们同声承诺。田兴这才命人把田怀谏迁出了节度使府,然后接管了军政大权。十月初,魏博将士拥立田兴的消息传到朝廷,同时,魏博当地的监军宦官也把田兴的归顺之意向朝廷作了奏报。宪宗大喜过望,立刻召见宰相,对李绛说:“魏博的情况跟你的预判丝毫不差!”李吉甫在一旁醋意大起,赶紧抢着说:“应立即派遣中使(宦官)前往宣慰,以观其变。”“不可!”李绛斩钉截铁地说,“如今田兴向朝廷奉上了土地和军民,坐等朝廷任命,如果不乘这个机会推诚安抚,结以大恩,而是派人取回当地将士要求节度使旌节的奏表,然后朝廷才加以任命,这对于田兴来说,恩德就不是来自朝廷,而是来自将士,其感激之心必然不如现在直接任命来得大。所以臣建议,立刻授予田兴节度使旌节,机会一失,悔之无及!”宪宗顿时犯了踌躇,一时举棋不定。李吉甫为了阻挠李绛,马上去找平日刻意结交的枢密使(宦官)梁守谦,希望他出面劝劝皇帝。梁守谦随即对宪宗说:“按照惯例,这种时候都要派中使前往宣慰,如果让魏博破了此例,恐怕不太妥当。”宪宗也觉得有道理,立刻派宦官张忠顺前往魏博宣慰,准备等他回朝复命后再作定夺。数日后,李绛才得知中使已经出发的消息。眼看和平解决魏博问题的良机马上就要错失,李绛心急如焚,连忙入宫去见宪宗,说:“朝廷恩威能否重建,就在这一次了,机会如此难得,为何要白白扔掉?此事的得失利弊十分明显,希望陛下不要再犹疑了。估计张忠顺现在可能刚过陕州,陛下立刻下诏任命田兴为节度使,应该还来得及。”宪宗沉吟半晌,说:“要不……先任他为留后,看看情况再说?”李绛急了:“田兴如此恭顺,自愿遵奉朝廷法令,主动献上土地军民,朝廷若不赐予他超乎寻常的莫大恩典,就不可能让他产生无以伦比的感激之情。陛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赶紧下诏吧!”看着李绛一脸急切诚恳的表情,宪宗思虑再三,终于点头同意。十月十九日,宪宗发布了一道让河北诸藩目瞪口呆的诏书——正式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宣慰使张忠顺尚未回朝,诏书便已送抵魏博。连日来心中惴惴的田兴简直可以说是受宠若惊。历来发动兵变、自领军政的藩镇将帅运气最好的也不过是被朝廷任命为留后而已,可田兴万万没料到,朝廷此番出手竟如此阔绰,居然让他一步到位成了节度使!拜受诏命的那一刻,田兴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将士们则欢声雷动。数日后,李绛进一步向宪宗提出:“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形同剜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如果不给予超乎所望的重赏,就无以安抚其士卒之心,更无以震慑其四邻藩镇。臣建议,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赐予魏博。”李绛这一招实在够狠,狠得让好一段时间丧失了发言权的宦官们忍不住跳了起来,纷纷对皇帝说:“给得太多了!其他藩镇要是都学他们,还拿什么给?”宪宗也心疼了。朝廷辛辛苦苦攒这么一点钱,难道就这样撒给河朔的骄兵悍将?天子思前想后,终究还是有些舍不得。可是李绛却不依不饶:“陛下为何爱惜小财而无视大计?这点钱买的是一镇的人心啊!钱用完了还会来,机会一失则永不复返。假如朝廷派十五万人去打魏博六州,就算一年收复,所花的钱又何止一百五十万缗!”宪宗想想也对,最后一咬牙,说:“朕省吃俭用攒这些钱干什么?还不是为了平定天下!该花的时候不花,白白堆在府库里也没用!”于是,天子豁出去了。在一百五十万缗之外,天子又无比豪迈地给魏博百姓免除了一年的赋税和徭役。元和七年十一月初六,宪宗命朝臣裴度带着一百五十万缗和免除一年税役的诏令来到了魏博。魏博军民奔走相告,欢声如雷,仿佛迎来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宣慰仪式上,有几个人站在欢腾喧闹的人群中,呆呆地看了半天,最后相顾失色,长叹一声道:“倔强者果何益乎!”(《资治通鉴》卷二三九)桀骜不驯、反抗朝廷者,到头来又有什么好处呢?这几个人是相邻藩镇派来刺探虚实的。魏博正式归顺了。田兴不仅用最隆重的礼节接待钦差大臣裴度,而且陪着裴度到魏博各州县挨个视察了一遍,把中央的指示精神传达到了魏博的每一座军营和每一间农舍。紧接着,田兴又主动上表,请求朝廷委派节度副使,并奏报下属官职出缺九十人,请求朝廷予以任命。最后,田兴郑重其事地向全境军民重申——从此以后,魏博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严格执行朝廷法令,按时缴纳各项赋税,力争早日把魏博建设成为两河地区最和谐、最稳定的模范藩镇。魏博和朝廷当着两河藩镇的面如此眉来眼去、卿卿我我,顿时把成德、平卢等镇的老牌军阀们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奶奶的,这不是在煽动两河藩镇的将士都起来造节度使的反吗?李师道和王承宗等人忙不迭地派人去找田兴,使尽浑身解数,对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劝他一定要和朝廷决裂,重新回归两河藩镇的怀抱。然而,田兴自始至终不为所动。李师道恨不得把田兴碎尸万段,随即气急败坏地派人去跟宣武(今属河南)节度使韩弘说:“我们和田氏约定了世世代代的攻守同盟,现在这小子居然把咱给卖了,你也痛恨吧?我正打算联合成德去讨伐他,不知你意下如何?”韩弘回话说:“我不管那么多,我只知道奉朝廷之命行事,你的军队要是一过黄河,我立马派兵拿下你的曹州(今山东定陶县)。”李师道沉默了,此后一点动静也没有。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二月七日,宪宗为了进一步笼络魏博、刺激两河诸藩,又趁热打铁,给田兴赐名“弘正”。浩荡皇恩一次次沐浴魏博,把田兴一次次感动得热泪盈眶,当然也把两河诸藩一次次搞得怒火中烧。可是,尽管李师道和王承宗等人恨得咬牙切齿,却始终不敢轻举妄动。魏博的归顺无异于在两河诸藩的心上插了根钉子。这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李唐朝廷在河北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这次胜利并没有依靠战争手段,而是一次纯粹运用谋略的“和平演变”。林肯说过:“摧毁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变成朋友。”李绛显然就是这么做的。然而,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麻烦也来了。因为他太聪明、太能干了,让宪宗感到了莫大的压力。身为人臣,如果什么事都料事如神,把皇帝的风头抢光了,那么长此以往,皇帝威信何在,脸面何存?事实上,就在魏博正式归顺的当月,宪宗就已经流露出对李绛的猜忌和不满了。那是在延英殿的一次廷对上,宪宗先是跟几个宰相说了些无关痛痒的事,接着忽然话锋一转,说:“你们要替朕爱惜官爵,不要随便私授自己的亲戚朋友。”李吉甫和权德舆对视一眼,连声说微臣不敢。李绛很清楚,这话不是说给李吉甫和权德舆听的,而是冲着他来的。因为自从拜相以来,他一直坚持“举贤不避亲”的用人原则,当初贬谪元义方时,宪宗就对他起过一次疑心,这回又旧话重提,目的当然还是要敲打他。李绛趋前一步,坦然自若地说:“如果一个人跟臣非亲非故,臣又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才干?如果明知其人有才却不敢加以任用,那又怎么敢用丝毫不了解的人呢?朝廷用人,关键要看其才干是否与官职相称,如果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叫明哲保身,不叫大公无私。更何况,就算所用的人不称职,自有朝廷的典章律令来考核监督,谁能逃得过?”宪宗知道自己说不过李绛,只好强作笑颜:“对,贤卿说得有道理。”话虽这么说,但宪宗和李绛彼此都很清楚——他们的君臣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了,而且是难以弥补的裂痕。随后的日子,李吉甫和李绛这两个八字不合的宰相在很多事情上还是拼命死磕,老好人权德舆则始终当骑墙派,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宪宗对这个宰相班子越来越不满,遂于这一年二月罢免了权德舆,不久就征召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朝为相。武元衡其实早在元和初年就已经是宰相了。当时镇海节度使李琦反复无常,拒不入朝,就是武元衡力主讨伐的。此后,因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不善理政,宪宗就把高崇文召了回来,把武元衡派到了西川。武元衡在西川待了几年,颇有政绩,而且把当地蛮族也安抚得服服帖帖,显示出了极大的才干。所以,宪宗现在想为宰相班子输入新鲜血液,自然就想起了这个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武元衡。武元衡的回朝是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预示着宪宗朝廷在今后的藩镇事务上,很可能会逐渐采取强硬立场。因为李吉甫一直是主战派,武元衡也是。至此,朝廷三个宰相有两个是鹰派,只有李绛一个是鸽派,他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这年岁末的一天,宪宗李纯忽然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对李绛说:“最近有人说外面结党之风很盛,是怎么回事?”从几个月前暗示李绛不要搞裙带关系,到现在直接指责李绛结党营私,这样的变化足以说明——宪宗如今对李绛的信任基本上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李绛当然知道天子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自古人君最讨厌的事,莫过于人臣结党,所以小人要陷害君子,必定说他们结党。‘结党’听起来令人厌恶,可追究起来却往往无凭无据。东汉末年,凡天下贤人君子,都被宦官称为‘朋党’,从而遭到禁锢,被剥夺政治权利,最终导致了家国社稷的覆亡。这是小人打击君子的惯用武器,请陛下明察!再者说,君子本来就是要跟君子合作,难道一定要跟小人合作,才叫不结党吗?”说出这番话的同时,李绛已经做好了辞职的思想准备。因为他知道,宪宗已经不想留他了。所以,与其灰溜溜地被人赶下台,还不如急流勇退,辞职走人。此后,李绛以足疾为由数度上表请辞。宪宗正中下怀,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正月将他罢为礼部尚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绛下台的第二天,几年前被贬出朝廷的吐突承璀就堂而皇之地回到长安,复任左神策中尉,再度执掌了禁军的兵权。李绛罢相,主要原因当然是他功高震主,引起了宪宗的猜忌,但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宪宗始终不敢过于倚重文臣。换言之,在宪宗心目中,宦官一直是制衡文臣的一种重要力量,尽管吐突承璀几年前让朝廷吃了很大的苦头,可宪宗仍然固执地认为——吐突承璀虽然无力对付藩镇,但用来制约文臣还是绰绰有余的。也许,文臣李绛和宦官吐突承璀的这种权力跷跷板,只是宪宗施展帝王术的必然结果,不能作为皇帝昏庸或朝政黑暗的证明,也不能阻挡即将到来的“元和中兴”。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中枢政治如果表现得清明高效,那必定是足智多谋的文臣与善于纳谏的皇帝通力合作的结果;而中枢政治的糜烂,几乎很多情况下都是始于阉宦的恃宠弄权和皇帝的用人不当。在宪宗李纯十五年的帝王生涯中,他一方面很努力地实践了前者,因此得以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可同时也很“用心”地实践了后者,以至最终命丧宦官之手,使得这场来之不易的中兴转眼就烟消云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武元衡被刺案】在李吉甫和李绛的斗法中,始终处于下风的李吉甫最后居然胜出了,这实在是令他喜出望外,同时也让他充满了世事难料的感慨。喜悦和感慨之余,李吉甫当然要竭尽全力报答天子隆恩了。元和九年闰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秘不发丧,接管了军政大权。李吉甫立即向宪宗进言:“淮西不像河北,四周没有援兵,朝廷用以防备淮西的常驻部队有几十万人,国家的人、财、物力都无法再维持,此时不打,更待何时?”宪宗也意识到收拾淮西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下诏削去吴元济的官爵,并任命严绶为招抚使,会同宣武等十六道兵马讨伐吴元济。吴元济一边出兵抵御,一边遣使向成德的王承宗和淄青的李师道求救。王承宗和李师道上书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断然拒绝。李师道很清楚唇亡齿寒的道理,当然不愿坐视朝廷平灭淮西,可同时又想保存实力,不想拿老本去帮吴元济拼命,一时颇为踌躇。他平日豢养的一帮死士见状,就向李师道献计:“打仗最急需的,莫过于粮食和物资。眼下朝廷的江、淮赋税都储存在河阴仓(今河南郑州市西北桃花峪),我等愿秘密前往,将其付之一炬,并招募一批人潜入洛阳,在闹市中抢劫商家财物,并纵火焚烧东都宫殿,闹他个天翻地覆。如此一来,朝廷还没来得及平灭淮西,就要先解救自己的心腹之患,这也算是支援吴元济的一个策略。”李师道闻言大喜,遂依计而行。此后不久,东都洛阳陆续发生了一些骚乱事件,令当地士民人心惶惶。这一年四月十日深夜,河阴转运院又突遭一伙身份不明的歹徒攻击,守卫十余人被杀,院中储存的钱三十余万贯、帛三十多万匹、谷子三万多斛全部被焚毁。消息传到长安,满朝震骇。大臣们纷纷上奏,请求皇帝罢兵,可宪宗坚决不同意。讨伐淮西的战争继续进行。然而,战况却并不理想。朝廷由于参战部队众多,号令不一,协调困难,所以一直没取得实质进展。五月,宪宗命御史中丞裴度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并视察战况。裴度回朝后向皇帝表示,局势仍然对朝廷有利,平定吴元济只是时间问题。宪宗遂坚定了讨伐的决心。李吉甫在去年十月朝廷对淮西开战不久就病逝了,此后宪宗便把用兵事宜全部交给武元衡负责。王承宗遣使入朝替吴元济游说,武元衡将使者轰出了中书省。王承宗恼羞成怒,一再上书诋毁武元衡。这一年六月三日,一个与平常并无不同的夏日清晨,天还没有亮透,武元衡就已经行色匆忙地走在上朝的路上。前线战事正酣,事务异常繁忙,所以武元衡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此刻,他脑中还在想着昨日未处理完的一批紧急公文。武元衡万万没想到,在这个宁静的早晨,一场杀身之祸已悄然向他袭来。武元衡和几个侍从刚刚走出他所居的靖安坊的东门,前方的薄雾中突然射出几支利箭。侍从们大惊失色,当即逃散。还没等武元衡反应过来,几个身手矫健的刺客就已经冲到他的坐骑前。一道刀光闪过,武元衡的头颅瞬间飞离了身躯。刺客捡起首级,扬长而去。就在武元衡遇刺的同时,另一位主战派大臣、御史中丞裴度也在通化坊遭到了行刺。不过,裴度比武元衡幸运。刺客的刀虽然砍在了裴度头上,但裴度头戴的毡帽极厚,所以只是受伤,并没有死。被砍伤的裴度翻身落马,掉进路边的阴沟里。刺客正欲冲上去再补一刀,却被裴度的侍从王义从背后一把抱住。王义死死抱住刺客,同时大声呼救。刺客惊恐,慌忙一刀砍断王义的手臂,夺路而逃。这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行动震惊了整座长安城。居然有人敢在天子的眼皮底下砍了当朝宰相的脑袋,还砍伤了另一位大臣,这无疑是对朝廷的极大藐视和挑衅。宪宗暴怒,严令金吾卫和长安府、县两级衙门捉拿凶手,并下令各坊大门加派岗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同时宣布自即日起,宰相出入皆由金吾卫骑兵保护,而且要求卫兵箭上弦、刀出鞘,随时保持高度警戒状态。首善之区陷入了一片莫名的恐怖之中。此后数日,朝臣们天亮之前都不敢上朝,以至宪宗一连数日都要在金銮殿上枯坐,苦苦等候文武百官上朝。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当朝大员此刻都成了惊弓之鸟,令一直躲在暗处的刺客窃笑不已。几天后,得意洋洋的刺客又做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他们居然致信给负责抓捕的金吾卫和长安府、县两级衙门,说:“谁先急着抓我,我就先把谁干掉!”相关的各级官员接到刺客的恐吓信,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随后,案件的调查陷入了停滞。各级衙门仿佛开始了一场缉拿凶手的比赛——不是比谁先抓到凶手,而是比比看谁的动作更慢。因为大家都不想成为下一个武元衡。就在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时候,终于有一个人忍无可忍地跳了起来。他叫许孟容,时任兵部侍郎。许孟容跑去见宪宗,悲愤难当地说:“自古以来,从没有宰相横尸路旁而抓不到凶手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随即奏请宪宗起用裴度为宰相,以此表明朝廷讨伐淮西的坚定态度,并请宪宗严令各级官府缉拿凶手,挖出幕后主使。六月八日,宪宗下诏,命京师各级衙门全力搜捕,抓到凶手者赏钱一万贯,赐五品官;胆敢窝藏刺客的,满门抄斩!诏书一下,京师的官员们才动了起来,在全城范围内展开了地毯式搜索,连公卿家里的夹墙、阁楼都没有放过。然而,几天前还致信问候各级官员的那伙刺客仿佛人间蒸发了。整座长安城被翻了个底朝天,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两天后,案情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有人提供了一条重大线索,说成德进奏院(成德镇驻京办)的几名士兵这些日子一直鬼鬼祟祟的,形迹非常可疑。有关部门当即将张晏等八名成德士兵逮捕,宪宗即命京兆尹和监察御史会审。疑点就这样集中到了成德的王承宗身上。宪宗想起不久前王承宗曾连续上疏,极力诋毁武元衡,便把那些奏疏全都公之于众。在没有其他线索和嫌疑人的情况下,王承宗的这些奏疏不啻于是他谋杀武元衡的铁证。六月二十三日,亦即武元衡被刺的二十天后,审查部门终于得出结论——张晏等人就是刺杀武元衡的凶手,而幕后主使就是王承宗。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五天以后,张晏及其党羽十四人被开刀问斩,长安士民们无不拍手称快。可是,真相真的大白了吗?此时此刻,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正在他的府上一边举办庆功宴,一边笑得合不拢嘴。有几个人坐在他的身边。他们刚刚从长安秘密潜回淄青,并给李师道带回了一样东西——一颗血肉模糊、业已腐烂的人头。那是武元衡的头。【李愬雪夜袭蔡州】在裴度养伤的二十多天里,宪宗派驻重兵在他的府第日夜守卫,并多次派宦官前去慰问。有人劝皇帝把裴度罢官,借此安抚王承宗和李师道。宪宗勃然大怒:“如果免了裴度的官,等于使奸人的计策成功,将置朝廷尊严于何地?我起用一个裴度,足以打败两个敌人!”六月二十五日,宪宗任命裴度为宰相,让他继续挑起平定淮西的重担。裴度对宪宗说:“淮西是朝廷的心腹之疾,不能不除;而且朝廷既已出兵,两河藩镇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以决定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所以朝廷绝不能半途而废!”七月五日,宪宗下诏历数王承宗的罪行,不许他朝贡,并敦促他幡然悔过,自缚请罪,否则将择日讨伐。就在朝野上下一致认定王承宗就是刺武案的幕后元凶时,从东都洛阳传来了一个消息,令宪宗和朝臣们大出所料。消息是东都留守吕元膺送来的。他破获了一起由李师道幕后操纵的未遂暴动,从人犯的口供中获知——李师道才是谋杀武元衡的真凶。吕元膺上奏宪宗:李师道暗杀宰相,企图血洗洛阳,实属罪大恶极,不可不诛!至此,宪宗才得知武元衡被刺的真相。但是,朝廷目前正对淮西用兵,并且又已跟王承宗翻脸,实在是无力讨伐李师道了。此刻,宪宗最关心的就是淮西的战况。只有尽快讨平淮西,朝廷才能腾出手来对付李师道和王承宗。然而,淮西战况实在是令人无语。从去年十月到这年九月,讨伐吴元济的战争已经打了整整一年,却始终没有任何进展。被宪宗任命为前线总指挥的这个严绶,就是当年上表弹劾王叔文的家伙。此人毫无军事才能,唯有一点非常突出,那就是花钱如流水。从到任的那天起,严绶拿了中央的巨额军费后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毫无节制地犒赏士卒,收买人心;二是拼命贿赂宦官,构建人脉。宰相裴度屡屡强调严绶无能,请皇帝更换主帅。九月底,宪宗终于下决心撤掉了严绶,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前线总指挥。然而,韩弘的到任却没有为战局带来转机。因为韩弘与严绶半斤八两。他虽不像严绶那么会花钱,可他却想利用这场战争壮大自身的实力。他知道,对手活得越长久,他在朝廷心目中的分量就越重,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就越多,所以淮西太早平定对他没什么好处。说白了,韩弘就是想养寇自重。一连两任主帅都不得其人,淮西战局逐渐陷入泥潭,而与此同时,河北的形势也一点不让人省心。元和十年岁末,王承宗放纵军队四出劫掠,把相邻诸镇搞得寝食难安。于是卢龙(治所幽州)、横海(治所沧州)、义武(治所定州)等镇纷纷上疏请求讨伐王承宗。宪宗早就想收拾成德了,河北诸镇的奏疏正中他的下怀。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宪宗下诏削去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卢龙等六道兵马出兵讨伐。至此,李唐朝廷不得不在南北两线同时作战,这样的局面显然是危险的。不少朝臣想起了德宗当年的覆辙和教训,以宰相韦贯之为首的多位大臣力劝宪宗罢兵,等平定淮西再回头对付成德。然而,对于大臣们的谏言,宪宗自始至终不为所动。反战派对此忧心忡忡,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服这个一意孤行的天子。最后,大臣们只好悻悻地闭上嘴,静观事态的演变。这一年六月,从淮西前线突然传回一则战报,令沉寂数月的罢兵呼声再度响起,并且空前高涨。战报称,淮西前线的主将之一、时任唐邓节度使的高霞寓在铁城(今河南遂平县西南)一带与淮西军会战,结果全军覆没,仅以身免。此前,前线的参战部队偶有小胜皆会向朝廷夸大战功,凡是打了败仗则一律隐瞒。可这一次实在是败得太惨,只好如实奏报。消息传来,满朝骇愕,反战派抓住此事大造舆论,并入宫力谏。然而,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宪宗对此依旧不以为然。他若无其事地扫了大臣们一眼,说:“慌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是用兵的方略,当务之急是撤换不能胜任的将帅,及时为前线部队调配粮饷,岂能因为一个人打了败仗,就立刻罢兵?”朝议的结果只有一个——接着打。所有宰执大臣中,只有裴度一人坚持站在皇帝一边。在反战派看来,宪宗这么做简直就是丧失理智。可在裴度眼中,天子这么做就叫义无反顾、百折不挠。淮西战局的最终结果到底如何,目前还没有人敢断言,大家只知道皇帝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这些日子,反战派大臣一个接一个掉了乌纱。继去年年底宰相张弘靖、翰林学士钱徽等人被免职之后,本年七月,宰相韦贯之亦被罢免,九月,右拾遗独孤朗又遭贬谪……宪宗似乎在用行动向朝野表明,他收拾跋扈藩镇的决心绝不动摇。两场战争就这么旷日持久地同时进行着。到了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五月,淮西已打了两年多,出兵九万余人,耗费粮饷无数,却未建尺寸之功。而成德打得更艰难,一年多来,朝廷出兵十多万,战线回环数千里,却因各部相距遥远,缺乏统一指挥,所以劳而无功;此外,因战线过长,每次从后方运送粮饷都要累死一大半牲口,导致后勤补给极为困难;最后,诸道军队都想保存实力也是朝廷无法取胜的原因之一。仅以卢龙为例,朝廷与成德开战后,卢龙节度使刘总仅仅打下一个县城,就停驻在边境五里处按兵不动。光他这支军队,每月耗费的开支就达十五万贯,令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很显然,这仗再这么打下去,朝廷已无力支撑。去年新任的宰相李逢吉力劝皇帝罢兵,一切等平定淮西再说。宪宗李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矛盾之中。经过多日犹豫,宪宗不得不在五月十七日下令,撤销河北行营,让诸道军队各回本镇。河北草草收兵,让宪宗觉得丢尽了面子。而在随后的日子里,尽管朝廷已经全力以赴对付吴元济,可淮西依旧固若金汤。七月底,宪宗忧心忡忡地召集宰相们商议,李逢吉等人都认为中央已经师老财竭,再次建议皇帝全面停战。只有裴度默不作声。宪宗问他的意见,裴度说:“臣愿亲往前线督战。”宪宗又惊又喜:“卿真能为朕走这一趟?”裴度说:“臣观吴元济上表,显然已是势穷力蹙,之所以仍在顽抗,只因我军诸将心志不一,不能合力围歼。臣亲赴前线后,诸将担心臣抢了他们的功劳,必争相出战。”元和十二年八月初三,裴度从长安出发,宪宗亲临通化门为他送行。裴度说:“臣此去若能灭贼,才有脸回来见陛下;若不能灭,臣永远不回朝廷。”宪宗闻言,为之感怀泪下。八月底,裴度抵达前线。很快,他就找到了淮西战局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就是监军宦官在战场上所起的反作用。众所周知,宪宗爱用宦官。在朝中,他用宦官制约文臣,是为了防止他们大权独揽,架空皇权;在战场上,他也爱用宦官,目的是防止大将拥兵自重,居功自恃。所以,自从与淮西开战以来,宪宗就为前线的每一支参战部队都派驻了监军宦官。而问题就出在这些阉宦身上。这帮人既无军事才能,又无作战经验,却偏偏喜欢干涉主将的军事行动。每逢打了胜仗,宦官们就第一时间飞报朝廷,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要是打了败仗,他们就把屎盆子扣在将领头上。有这样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在战场上掣肘,这仗能打得赢吗?找到了症结所在,裴度当即奏请宪宗,很快就把所有监军宦官悉数召回了长安。于是,将领们重新掌握了指挥权,战场上的形势顿时有了改观。可是,罢废监军宦官固然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并不能保证在短时间内平定淮西。所以,裴度面对的仍然是一个困局。尤其是考虑到不堪重负的中央财政,裴度面临的难题就不仅是如何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对于一场胶着了将近三年的战争而言,什么才是最快的决胜之道?唯一的答案就是,抛弃正面对决的打法,采用出奇制胜的战术。这年十月,正当裴度在郾城的统帅部里苦思冥想的时候,前线的一位大将派人给他送来了一份密报。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作战计划,一个相当大胆的作战计划。看完计划,裴度不禁拍案叫绝:“兵非出奇不胜,常侍良图也!”(《资治通鉴》卷二四○)裴度口中的这位常侍,就是李愬(其中央官职是散骑常侍)。李愬向裴度呈上的计划是——由他亲率一支奇兵绕过敌军主力,穿越淮西腹地,出其不意直取蔡州,生擒吴元济。李愬是德宗时代的名将李晟之子。正所谓虎父无犬子,李愬虽是官二代,“以父荫起家”,但本人“有筹略,善骑射”(《旧唐书列传八十三》),并不是全凭老子荫庇的纨绔子弟。李愬入仕后,历任卫尉少卿、晋州刺史、太子詹事等职。元和十一年,淮西前线主将高霞寓遭遇惨败,被贬为归州刺史,朝廷调派荆南节度使袁滋接任,没想到袁滋还是碌碌无功。李愬意识到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当即上表自荐,要求上阵杀敌。宰相李逢吉认为他才堪大用,便向宪宗举荐。宪宗遂将袁滋贬谪,任命李愬为唐邓节度使。元和十二年正月,李愬来到前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愬到任后非但没有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反倒对士卒们放话说:“天子知道我天性柔弱,善于委曲求全,所以命我前来抚恤你们,至于领兵作战,就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情了。”由于淮西战事迁延日久,且败多胜少,士卒们早已厌战,所以听了李愬的话,人人笑逐颜开。李愬的亲信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流露了不满之意。李愬告诉他:“前任袁滋消极怯战,吴元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听说我来了,肯定会严加戒备,我现在故意示弱,就是想让他放松警惕,然后我们才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亲信恍然大悟。随后,淮西军发现朝廷新任的这位主帅和那个袁滋是一路货色,果然放松了戒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