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放硬着头皮入宫去见德宗,忙不迭地替韩全义引咎自责、惶恐谢罪,没想到德宗非但毫无责备之意,反而笑容可掬地说:“韩全义身为招讨使,能招抚吴少诚,这是大功一件,何必一定要杀人才算立功呢?”随后,德宗对韩全义依然无比信任,“礼遇甚厚”。打了败仗还算立功,还能得到皇帝的厚待和礼遇,让韩全义受宠若惊,相信自己家的祖坟一定是冒了青烟。是的,在德宗李适这样的领导手底下打工,每个草包家里的祖坟都会冒青烟,无一例外地冒青烟。贞元后期,大唐帝国的马车还在咯吱咯吱地往前走,虽然走得歪歪扭扭、跌跌撞撞,但看上去也并没有倾覆的危险。这样的发现让德宗李适很有些自鸣得意。得意之余,李适忽然生出了某种冲动——自己当宰相的冲动。随后,德宗就有了一项政治上的创举,亲自选用整个帝国自县令以上的所有官员,以致宰相和中书省只负责颁布文书,形同虚设。大权独揽让德宗李适在帝王生涯的最后几年中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感。这时候,如果你担心他因日理万机而过度操劳的话,那你就太小看李适了。他选官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所以亲自遴选再多的官员也不会觉得累。这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贿赂他。换句话说,只要你出得起钱,皇帝就可以本着公平交换、互惠互利的原则,给你个官做。关于德宗变相卖官的事情,这里就有一个例子:贞元十六年底,河东节度使李说病卒,德宗命行军司马郑儋继任节度使。然后行军司马一职就出缺了,德宗想来想去,最后选中了一个叫严绶的刑部员外郎。之所以选上这个人,是因为德宗清晰地记得,某年某月某日,这个严绶当时还在某个藩镇手下当小幕僚,就曾经很懂事地献给他一笔“进奉”,那时候德宗就特意记下了他的名字。如今河东行军司马一职出缺,德宗当然要用官位回报他了。对于此事,柏杨先生极为愤慨:“李适身为圣明天子,对于向自己行贿的官员,竟如此欣赏,不次擢升,使人瞠目结舌!中国五千年来始终无法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我们终于找出缘故:原来,国家的最高领袖,他自己就是贪污大王!”当然,德宗李适并非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卖官的皇帝,但他在这方面的光辉履历,肯定是本朝三百年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除了卖官之外,德宗李适还专心致志地进行着“税外聚敛”的活动。当年流亡奉天的穷日子实在是太让人铭心刻骨了,所以自从回京之后,这位大唐天子就对敛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奈刚开始总被李泌、陆贽这样的宰相阻挠。现在好了,李泌和陆贽都不在了,现任宰相充其量只能算是天子的秘书,一贯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所以,在整个贞元的后期,天下诸道及各州县进奉的“税外方圆”和“用度羡余”便络绎不绝地涌进了宫中的小金库,让德宗李适的小日子过得无比滋润……时间一晃就到了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老大帝国的马车在貌似平静中缓缓驶进了九世纪的黎明。九月的一天,一个令人不安的突发事件让德宗猛然从他那无比滋润的小日子中惊醒了过来——太子李诵中风了。太子不但半身不遂,而且一下子丧失了语言能力。这一年,德宗李适六十三岁,显然已经时日无多。皇帝老了,储君残了。这样的局面顿时让满朝文武忧心忡忡——下一步,帝国的政局将会如何演变?谁来驾驭这辆千疮百孔的帝国马车?第二章从顺宗到宪宗【一场来势汹涌的改革】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初一,李唐宗室的亲王们和所有皇亲国戚纷纷入宫向德宗皇帝拜贺新年,整座大明宫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李适一直对着亲人们点头微笑。可他焦急的目光却始终在这些熟悉的身影中来回逡巡。他在寻找一个人。结果当然是令他失望的——那个人没来。虽然老皇帝早就预料到卧床不起的太子已经不可能来看他了,可当拜年的人们依次退出之后,李适的脸上还是不由自主地淌下两行清亮的老泪。当天李适就病倒了。而且在此后的二十多天里病势日渐沉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隔绝了宫内外的消息,准备另立储君。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德宗皇帝病重的二十多天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知道皇帝和太子的安危。直到正月二十三日这天,处在弥留之际的德宗才命人传唤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入宫草拟遗诏。等到郑絪和卫次公进入皇帝寝殿,德宗李适已经驾崩。近侍宦官说:“禁中还在讨论,要立谁当皇帝还没有最终敲定。”众人闻言,面面相觑。明知这是大逆不道之言,可就是没人敢吭声。只有卫次公忍不住站了出来,说:“太子虽有疾,可他是嫡长子,朝野归心。如果情况实在不允许,也要立广陵王(太子长子李淳),否则必将大乱!”郑絪等人连忙随声附和。宦官们对视一眼,不好再说什么,可心里却在冷笑——就太子那身子骨还能当皇帝?恐怕连站起来走上金銮殿都是个大问题吧?没错。对太子李诵来讲,如何站起来——并且走向那张人人觊觎的天子御座——的确是个大问题。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已经瘫痪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太子突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并且还被人搀扶着登上车驾,来到九仙门接见众禁军将领。看到这一幕,那些心怀叵测的宦官们瞠目结舌,而一直忐忑不安的文武百官则是庆幸不已。也许,这就是意志的力量。太子李诵比谁都清楚,此刻的大唐帝国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他下地行走更重要、更紧迫。这样的信念催醒了他的意志,而这样的意志又撑起了他的身躯。正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德宗驾崩次日,太子李诵身着丧服在宣政殿召见文武百官,同时宣布遗诏。二十六日,李诵在太极殿登基,是为唐顺宗。那天在登基大典上,好多禁军士兵半信半疑,踮着脚尖张望,不相信金銮殿上的那个新皇帝真是中风数月的太子。后来士兵们看清了,金銮殿上的那个人的的确确是李诵,据说有人当场激动得掉下眼泪。也怪不得他们激动。万一太子真的站不起来,大明宫必将因争夺皇位而爆发政治动乱,而一旦有流血事件,首当其冲就是这些禁军士兵。顽强的意志虽然支撑着李诵坐上皇帝的宝座,但却无法使他开口说话,自然也就无法让他在朝会上决断政务。于是新君只能坐在宫中,面前垂下一道帘帷,由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在身边伺候,百官在帘帷外奏事,天子批复皆自帷中出。这样一种局面决定了新天子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身后的谋臣集团。所以,历史也就注定会在这一刻,把几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物迅速推到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他们就是王叔文和王伾。说起来,这两个人都是真正的草根。他们都来自帝国的东南边陲,出身寒门,资历浅薄,既无世族背景,也无政治根基。尤其让满朝文武鄙夷不屑的是,这两人都不是进士出身。当年他们之所以能进入朝中,并且留在太子李诵身边,皆因二人均有一技之长。王叔文“善弈”,是围棋高手;王伾“善书”,是书法高手;二人均以“翰林待诏”的身份进入东宫侍奉太子,王叔文以棋待诏,王伾以书待诏。也许正因为来自民间,所以他们身上少了长安官场的虚伪与骄奢之气,多出了一种草根阶层特有的质朴和率真,因此深得太子李诵的赏识。尤其是王叔文,对于德宗一朝的政治乱象和民生疾苦有着深切的感受和认识,并拥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政治抱负,所以这些年来对李诵影响至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太子的老师。除了二王,这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还有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相形之下,韦执谊的资历显然要比二王深厚。他出身于关陇世族,自幼饱读诗书,二十出头即成为翰林学士,时任吏部郎中,属于颇有前途的政坛新秀;而刘禹锡与柳宗元也都是饱学之士,二人不但是同榜进士,而且都是名重一时的文章圣手,其时皆官拜监察御史。很显然,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政治集团可能缺乏经验和谋略,但绝不缺乏朝气、锐气和勇气。所以顺宗一上台,王叔文等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改革。为了这一天,王叔文已经等待了很多年。此刻的王叔文踌躇满志,看见新朝的政局和帝国的未来就像一个等待他落子的棋盘。王叔文信心十足地开始了布局。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顺宗李诵在王叔文的筹划下,任命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以闪电速度把这位新秀一举推上了宰相的高位;二十二日,任命殿中丞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仍兼翰林待诏;而王叔文本人则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王叔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是考虑到在他们几个人中,只有韦执谊具有相对较高的资历和人望,所以必须把他推到前台;而他本人和王伾仅是侍臣,人微言轻,难孚众望,所以只能位居幕后。但是谁都清楚——王叔文才是这个集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布局之后,他们又迅速做出分工。凡有奏议皆先入翰林院,由王叔文作出决策,再由王伾出入宫禁,通过内侍宦官李忠言和顺宗宠妃牛昭容传达给天子,领取旨意后交付中书省,由韦执谊颁布施行;此外,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则在宫外搜集情报,反馈信息,相互呼应。一场来势汹涌的改革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大幕。二王集团的所有成员全都摩拳擦掌、热情高涨。可他们绝对不会料到,仅仅半年之后,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将在致命的打击下中途夭折,最终以人亡政息而草草收场。而这位精通黑白之道的堂堂国手王叔文,也将在这盘政治棋局中遭遇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失败。不,是脆败,是尚未与对手在中盘展开厮杀就全军覆没的脆败。这次脆败不仅彻底埋葬了王叔文的政治理想,而且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像历史上曾经有过也必将再有的其他改革一样,王叔文的改革之刃一挥起来,就直接刺进了既得利益者的心脏。被王叔文锁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时任京兆尹的道王李实。之所以选择他,首先是因为此人一贯横征暴敛,被长安百姓恨之入骨,搞掉他就能赢得民心;其次,他是宗室亲王、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且是德宗朝的宠臣,从他身上开刀,就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绝不会畏惧强权,而且针对的恰恰是权贵阶层;最后,给形形色色的政敌一个下马威——王叔文连恃宠擅权的宗室亲王都敢动,天下还有谁他不敢动?二月二十一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下诏,列举了京兆尹李实的一干罪状,将他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川市)长史。诏令一下,长安百姓无不欢呼雀跃,并且纷纷在袖子里藏着瓦片和小石头,守候在李实前往贬所的必经之路上,准备砸他个头破血流。李实事先得到消息,偷偷改走小路,才算侥幸逃过一劫。王叔文紧接着采取的第二步举措是革除弊政、与民休息。二月二十四日,在他的策划下,顺宗李诵登上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把民众积欠朝廷的各种捐税全部取消,同时罢停正常赋税外的各种进奉;此外,将贞元后期以来的诸多弊政如“宫市”“五坊小儿”等全部废除。所谓“宫市”,是一种由宦官负责的宫廷采购制度。自贞元后期实施以来,宦官们都是打着采购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刚开始,宦官们还拿着一纸公文以低价向长安商户强行收购各种货物,发展到后来,几乎就是直接从商家和百姓手中抢夺了;此外还强行索取所谓的“进宫钱”和“车马费”,亦即只要宦官开口说是宫市所需之物,商家和百姓不但要免费奉上,而且还要承担运送货物入宫的费用,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抢劫了。长安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朝臣也屡屡进谏,可当年的德宗却置若罔闻。而所谓的“五坊小儿”,指的是“皇家五坊”:雕坊、鹘坊、鹰坊、鹞坊、狗坊中的差役。这些差役跟宫市宦官一样穷凶极恶,天天打着皇家招牌在长安坊间肆意敲诈勒索,百姓也往往是敢怒不敢言。这些弊政为患多年,而今一朝罢废,长安百姓自然是一片欢腾。王叔文此举虽然维护了百姓利益,但却严重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从这个时候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就开始着手准备反击了。三月十七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宰相杜佑兼任度支、盐铁转运使;两天后,王叔文被任命为杜佑的副手。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王叔文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杜佑只是被他推到台前充充门面而已。改革派继行政权之后又如此迅速地掌握了财政大权,这不能不引起反对派的极大恐慌。手中握有禁军的宦官首领俱文珍等人一再向顺宗李诵施压,要求他速将广陵王李淳立为储君。顺宗无奈,只好于三月二十四日下诏,立李淳(同日改名李纯)为太子。四月初六,在宣政殿的太子册立大典上,满朝文武看见太子李纯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不禁大感欣慰、相互庆贺。唯独王叔文始终闷闷不乐。因为对于改革派来说,宦官集团与东宫集团的强势结合,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好兆头。那天,王叔文一句话也没说。典礼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人听见他仰天长叹,嘴里吟诵着杜甫祭悼诸葛亮的那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此时的王叔文当然不知道,这句话最终竟然会一语成谶。【王叔文:举世浑浊我独清】王叔文意识到,如果不能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那么刚刚燃起的改革之火便随时有可能被扑灭。五月初三,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原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此时驻扎在长安西面的左、右神策军是中央禁军的最精锐部队,自从德宗回銮之后便一直让宦官执掌。王叔文的此项任命显然又在故伎重施。他希望把老将范希朝推到台前、取代宦官,再让心腹韩泰架空范希朝、掌握实权。可王叔文这回的如意算盘是完全打错了。军队不同于文官机构,仅凭天子的一纸任命状绝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获得军队的效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级禁军将领和俱文珍等宦官首领之间早已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所以不要说韩泰这种年轻的文官根本无戏可唱,就算范希朝这种资历深厚的老将出马,那些禁军将领也不见得会买他的账。很快,王叔文就会无奈地明白这一点。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等人再次胁迫顺宗,以明升暗降的手段给王叔文加了一个户部侍郎衔,却免除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按理说,有了户部侍郎衔,这个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显得不重要了,但是问题在于,一直以来,王叔文都是利用这个职务坐镇翰林院,从而领导这场改革的,现在免去他的翰林学士身份,就等于把他逐出了改革派的大本营。这一招很损,王叔文等人当然不能接受。王伾立即出面,上疏顺宗,请求保留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衔。然而,结果还是令王叔文等人大失所望。宦官集团很快以皇帝的名义答复,允许王叔文每隔三五天进一趟翰林院,但复职请求就免谈了。王叔文痛苦而愤怒地意识到——此刻的天子李诵基本上已经被俱文珍等人控制了。宦官势力的强大真的让他始料未及。接下来的日子,更让王叔文痛苦和愤怒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了。那并不是来自反对派的打击,而是来自改革阵营的内部分裂——宰相韦执谊已经从他的战友变成了敌人。导致王叔文和韦执谊反目成仇的原因,首先是二人的性格和处世方法差别太大。王叔文操切忌刻,难以容人,树敌太众,而且对改革的期望值太高,打击政敌的手段太狠;而韦执谊性情则相对比较柔和,处事方式比较委婉,更讲究策略,但也少了一点正直,多了一些心计。六月初,一个偶然事件使二人的这种潜在差异突然间转变成了公开矛盾。事情源于一个叫羊士谔的地方官。由于此人对王叔文的改革不满,就趁着进京办差的机会,在各种场合公然抨击王叔文的政策。王叔文勃然大怒,决定杀一儆百,准备以皇帝名义下诏,将羊士谔斩首。可韦执谊坚决反对。王叔文无奈,退了一步,要求将其乱棍打死。韦执谊还是不从,只把羊士谔贬为偏远山区的县尉。王叔文怒不可遏,就在人前人后痛骂韦执谊。二人就此闹僵。改革派的所有成员都为此深感不安,却又无计可施。差不多在此前后,有一个类似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二人的矛盾。那是在五月底的时候,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他的心腹刘辟来到长安,秘密会见王叔文,准备跟他缔结一个利益共同体。说起来,这个韦皋也算得上是个声威远播的牛人了。这些年来,自从有了他坐镇西川,穷凶极恶的吐蕃人就再也不能越过边境一步,在他手里吃了很多苦头。正因如此,所以韦皋一直有些居功自恃。他这次派刘辟来的目的,一来是跟王叔文这个朝中新贵套套近乎,二来是想跟他做笔交易。什么交易?韦皋觉得西川的地盘太小,想利用王叔文在朝中的影响力,帮他谋取东川(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和山南西道(治所兴元,今陕西汉中市),把三川之地全部收入囊中;作为交换,他愿意充当王叔文的外援,为他的改革行动摇旗呐喊,必要情况下也可以用武力相助。如果王叔文世故一点、务实一点、灵活一点的话,他是不应该拒绝这根橄榄枝的。因为,以韦皋的实力和威望而论,若他能成为改革派的盟友,对王叔文肯定会有极大的帮助。但令人遗憾的是,王叔文从来不是一个世故、务实、灵活的人,所以他也不可能接受这根橄榄枝。当刘辟来见王叔文时,王叔文一照面就没给他好脸色看。刘辟心里当然不爽,所以说话的口气也就比较狂。他说:“太尉(韦皋的中央官职)让我向您表达诚意,如果您能将西川、东川、山南西道统统划归太尉管辖,那他必将以死相报;倘若不给,他也一定会用别的方式相报!”王叔文一听,顿时勃然大怒。像韦皋这种武夫,他本来就不想结交,虽说此人有些军功,可说到底也是个军阀,这种人找上门来做交易,简直让王叔文觉得是对他的侮辱。此时此刻,这个看上去牛皮烘烘、其实屁也不是的说客居然还说什么“以别的方式相报”,这是在商量事情吗?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恐吓啊!王叔文气得七窍生烟,当即把刘辟轰了出去,然后对韦执谊下达了收拾刘辟的命令。这命令还是一个字:斩!可韦执谊照旧还给他一个字:不!刘辟没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就暂时留在京城没走,打算寻找其他的突破口。可几天后他就听说,羊士谔因为得罪王叔文差点被宰了,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一溜烟逃回了成都。王叔文一听刘辟跑了,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到韦执谊身上。韦执谊就跟他打太极,派人去跟他道歉说:“我绝不会背弃我们当初的盟约,现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曲线助成仁兄的事业啊!”王叔文破口大骂,说他是在狡辩。韦执谊也懒得再解释。从此,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势同水火。要说韦执谊这番道歉是在狡辩也并没有冤枉他,因为韦执谊确实有自己的小九九。所谓观点的斗争都是假的,只有利益的斗争才是真的。从前,同样作为年轻士子的时候,韦执谊当然也跟王叔文一样,满脑子都是经世济民的理想,可随着他在官场上待的时间越久,昔日的理想就显得越发苍白。尤其是当上宰相后,韦执谊更是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他头上的乌纱更重要。所以,当王叔文仍然像过去那样对他指手画脚、甚至是颐指气使时,韦执谊的抵触和反感就是可想而知的。说白了,他觉得以自己目前的宰相之尊,已经完全没必要再受王叔文的控制了。如果说这种行为是过河拆桥,那韦执谊宁可拆桥,也绝不甘心再当王叔文的傀儡和花瓶。对于韦执谊的这种心态,王叔文自然是看得一清二楚。所以,王叔文对韦执谊的痛恨就不仅仅是他对友情的背叛,而是他对改革事业的背叛。在王叔文眼中,改革是理想,是信仰,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可在韦执谊眼中,改革是什么呢?只不过是工具,是跳板,是他换取高官厚禄的投机手段。想到这一切,王叔文除了满腔愤怒之外,只剩下一种心情。那就是孤独。一种充塞天地的巨大而无形的孤独。一种举世浑浊我独清、举世蒙昧我独醒的孤独……西川节度使韦皋在王叔文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不禁恼羞成怒,于是处心积虑地呈上了两道奏疏。第一道是给皇帝李诵的:“陛下积劳成疾,而又日理万机,所以御体迟迟不能康复。请暂令太子监国,恭候陛下圣躬痊愈,再令太子回到东宫。臣位兼将相,而今所言,乃职责所在。”第二道是给太子李纯的:“圣上把政事委托给臣子,然而所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流,虽身负重任,却任意赏罚,败坏朝纲,而且植党营私,内外勾结。臣深恐其祸起萧墙,倾太宗之盛业,毁殿下之家邦。愿殿下即日启奏皇上,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这个韦皋显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这两道奏疏表明他拥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王叔文的唯一靠山就是皇帝,除了皇帝,几乎所有人都是王叔文的敌人。所以,只要他韦皋跟太子李纯站在一起,而且想办法把李纯推上去,把顺宗搞下来,那么天下要收拾王叔文的人多了去了,根本用不着他韦皋本人动手。换句话说,哪一天把“太子监国”这事搞成了,哪一天王叔文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紧随着韦皋上疏之后,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也先后上疏顺宗,说的事跟韦皋一模一样。反对王叔文的统一战线就这样在无形中建立起来了。太子,宦官,藩镇,这三种势力绞在一起,唯一的结果只有一个——顺宗完了,改革完了,而王叔文也绝对是死定了。此时此刻,王叔文手中剩下的最后一张牌,就只有他派去接管禁军的韩泰了。如果韩泰能够顺利接管神策军,那么大势或许还能挽回,因为必要情况下可以用武力解决问题。然而,实际情况是,老将范希朝进入奉天的神策军指挥部坐等多日,各级禁军将领却一个也没有露面。范希朝和韩泰就这么坐在奉天城里面面相觑。皇帝的任命状还揣在他们怀里,可已经变成了一张废纸。王叔文并不知道,早在范希朝和韩泰从长安出发的时候,禁军将领们就给俱文珍发了一封密函,说他们的军队即将服从朝廷的命令,隶属于范希朝。其用意当然是希望俱文珍能表明态度。俱文珍赶紧回函说:绝对不能把军队交给别人。有了宦官这句话,禁军将领们就有底气了,于是就把老将范希朝晾在一边,理都不理,更别提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韩泰了。韩泰最后只好单骑返回长安。除了一双赤手空拳和一张表情沮丧的脸,他没有给王叔文带回来任何东西。那一刻,王叔文陷入了绝望。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王叔文现在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就在他事业最艰难的时候,家中又传来噩耗——他母亲病重,即将不久于人世。这是贞元二十一年的六月中旬,距离改革大幕正式拉开仅仅四个月,但是一切已经面目全非。老母病重的消息对于此刻的王叔文来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感情上的打击,而是敲响了他事业的丧钟。因为只要他母亲一咽气,王叔文就必须回家守丧。这无异于是帮了王叔文的对手们一个大忙——根本不用他们花任何力气,王叔文自己就得乖乖地卷铺盖走人。六月十九日,王叔文知道自己在朝廷的日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就在翰林院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了几位翰林学士,还有宦官李忠言等人。而王叔文邀请的最后一位客人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就是宦官俱文珍。没有人知道王叔文邀请俱文珍的目的是什么,只知道这场宴席是在尴尬的气氛中开场的,并且很快就不欢而散。开席时,王叔文端起酒杯对大家说:“叔文母亲患病,但因身负国家重任,未能亲自侍奉汤药,现在决定请假回家侍候母亲。叔文近来竭尽心力,不避危难,所作所为都只为了报答皇上隆恩。一旦离职,各种诽谤必将纷至沓来,不知哪位肯体察叔文苦心,为叔文说一句公道话?”王叔文的这番真诚告白是什么用意呢?是为了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还是希望与对手俱文珍达成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谅解?在俱文珍看来,这两者都不是。他认为,王叔文这一招叫做缓兵之计。他打这张悲情牌的目的,就是想麻痹对手,以便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因为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所以那天俱文珍始终板着一张脸,王叔文说一句他就驳一句,一点面子也不给,搞得在座的人都相当尴尬。王叔文无话可说,只好一边干笑一边劝大家喝酒干杯。可此刻的酒除了苦味和酸味,再也喝不出其他味道了。众人勉强干了几杯便纷纷告辞而去。王叔文看着那一桌几乎没有动过筷子的美味佳肴,心里面空空荡荡的。他忽然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轻得像是要飘起来;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重得他无力支撑。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日,一则消息就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此后又陆续传遍天下诸道及各州县。消息说王叔文因母丧去职,离开了朝廷。至于说他还能不能回来,多数人并不表示乐观。王叔文一走,韦执谊顿感浑身清爽,开始独立行使宰相职权,政令皆出己意,从此与王叔文了不相干。王叔文恨得牙痒痒,虽然不在朝中,可天天与一帮故旧筹划着要重执朝柄,并且扬言,一旦复职首先就要干掉韦执谊,然后把所有背叛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通通杀掉。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说好听点这叫一厢情愿,说难听点就叫意淫。王叔文夜以继日反复意淫的结果除了让所有对手发出冷笑之外,只能让那些坚持留在改革阵营中的人发出苦笑。改革的主心骨没了,王伾感到了一种唇亡齿寒的悲凉。他到处奔走呼号,每天去见宦官和宰相杜佑,请求征召王叔文为相,并让他统领禁军。如果说王叔文渴望重掌权力是一种意淫,那么此刻王伾的这种请求就近乎愚蠢了。不过话说回来,当改革落到这步田地,除非像韦执谊那样自求富贵,否则无论是谁想替王叔文和改革做点什么,看上去都会显得既可怜又愚蠢。可想而知,王伾的种种请求都遭到了拒绝。王伾在惶惶不安中一连向顺宗呈上了三道奏疏,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于是初秋的某一天深夜,翰林院的值班人员就突然听见王伾在他的办公室里发出一声惨叫。第二天王伾就被人用担架抬回了家。从此他再未踏进翰林院一步。事后人们听说,翰林院的值班人员听见的那一声惨叫是:“我中风了!”王伾到底是不是真的中风了?没人知道,也没人有兴趣去了解真相。贞元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顺宗李诵发布了命太子监国的诏书。当天,太子李纯在含元殿东朝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贺。八月初四,顺宗发布了命太子登基的诏书,同时自行退位为太上皇;初五,顺宗迁居皇城外的兴庆宫,宣布改元“永贞”;初六,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顺宗颁布了最后一道诏书:贬王伾为开州(今重庆开县)司马,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市)司户。不久,王伾病死于贬所。五个月后,顺宗驾崩,宪宗李纯随即下诏将王叔文赐死。紧随二王被贬之后,改革派的其他主要成员也无一幸免。韩泰先是贬为抚州(今江西临川市)刺史,再贬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司马;柳宗元先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再贬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刘禹锡先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韩晔贬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司马;陈谏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司马;凌准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司马;程异贬为郴州(今湖南郴州市)司马;而一贯自求多福的宰相韦执谊也没有逃过这一劫,最后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马。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改革集团,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八司马”;这场失败的改革被称为“永贞革新”。从贞元二十一年二月掀开改革大幕,到这一年七月遭遇失败,永贞革新历时不过半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场飘风骤雨般的改革来得有多么迅猛,败得就有多么惨烈。王叔文为什么败得这么惨?原因很简单——刚强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王叔文为人处世的原则性太强,手段太硬,执行力太猛,所以必然招致反对派的强烈反弹和极力打压。此外,王叔文的理想和价值观与现实存在太多抵牾,可他偏偏又宁折不弯,所以必然在坚硬的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当然,从人格理想的层面看,王叔文等人的精神是坦荡无私、苍天可鉴的,不应该遭到世人的诟病。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他们做人做事都太缺乏弹性。要知道,无论在什么时代,富有弹性的柔弱,都远比一意孤行的刚强更适合在官场上立足,也更适合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生存。据说,孔子他老人家有一次曾经去拜访老子。老子在家睡大觉,孔子进去后躬身向老子求教。老子看了他一眼,张开嘴:“看看我的牙。”孔子一看,老子的牙全掉光了,点点头。然后老子又道:“看看我的舌头。”孔子又看了看,老子的舌头很完整,也很灵活。然后老子就闭上眼睛继续睡觉。孔子想了想,躬了躬身就走了。老子要告诉孔子的是,做人不能像刚强易折的牙齿那样,而应该学习舌头——柔软、有弹性、善于权变。当然,永贞革新的失败,不完全是主观原因使然,也有其不得不败的客观因素。毕竟此时的大唐帝国,各种政治乱象由来已久,各种社会积弊也已积重难返,并不是靠几个人就足以拨乱反正、振衰起敝的。都说世事如棋,都说政治就像一场博弈。不知道临终前的王叔文会不会发现,在世事的棋局中,在政治的博弈场上,他这位堂堂国手到头来也只是一名业余选手;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其实与他对弈的那个对手,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被战胜的。因为,那不是一个或一群具体的人。那是一个帝国的沉疴。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初九,二十八岁的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唐宪宗。仿佛就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大唐帝国的历史就掀开了全新的一页。一切为什么发生得如此仓促?答案很简单——在手握兵权的宦官和藩镇面前,在咄咄逼人的太子李纯面前,中风瘫痪的皇帝李诵实在是无力承担任何东西,也无力抗拒任何东西。他既无力承担一个帝国压在他肩上的重任和使命,也无力抗拒宦官、藩镇和太子的联手逼宫。所以最终,他无力抗拒改革的失败,也无力抗拒下台的命运。宪宗李纯登基的时间,与德宗驾崩、顺宗登基的时间相距还不到八个月。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一年内,大唐帝国就换了三任皇帝。在本朝将近二百年的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个风云变幻而又稍纵即逝的永贞元年过去之后,帝国的明天又将何去何从?【宪宗:不要挑战我的底线】新年的正月初一,宪宗李纯率领文武百官来到兴庆宫,向太上皇李诵拜贺新年,同时进献尊号——应乾圣寿。年轻的皇帝看上去一脸仁孝,整个拜年活动的气氛也显得喜庆祥和。尤其是“应乾圣寿”这个尊号,看上去显得特别吉利,因为它包含着祝愿太上皇“寿与天齐”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