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月到十月,以张巡、许远为首的睢阳守军,就是以这种“同类相食”的残忍方式,维持着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生存。据《新唐书·张巡传》所载,睢阳守军在这最后的两个月里,被吃掉的老弱妇孺多达三万人。与此同时,燕军也一直没有停止攻城。到了十月初,睢阳的一千多名守军又陆续战死,最后只剩下四百个人。准确地说,是剩下四百个疾病缠身、气息奄奄的病号。他们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已经被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彻底耗尽了。十月九日,当燕军像潮水一样涌上睢阳城头时,唐军将士再也无力举起手中的刀枪。张巡绝望了。他向西遥拜,大声喊道:“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无以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资治通鉴》卷二二○)随后,燕军生擒了张巡、许远等人。尹子奇命人把张巡押到跟前,用他的独眼久久凝视着这个令人恐惧的对手,忽然咧嘴一笑,说:“听说您每次作战都会把牙齿咬碎,为什么?”张巡仰天狂笑:“我志在生吞逆贼,只恨力不从心!”尹子奇当即用刀撬开张巡的嘴,果然看见牙床上只剩下三四颗牙齿。尹子奇顿时肃然起敬。他有心想留张巡一条命,然后招降他,可左右却坚决反对。他们说:“张巡是一个把气节看得比生命更重的人,不可能为我所用。而且,他深得军心,如果留下他,必为后患。”尹子奇思来想去,觉得此言不无道理,最后只好将张巡、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名唐将全部斩首。许远被押赴洛阳,未久也不屈而死。张巡终年四十九岁。据说他死时,“颜色不乱,扬扬如常”,不愧是一个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汉子。睢阳之战,历时十个月,前后大小四百余战;张巡、许远以不足万人之众(初六千八百人,后增兵三千人),抵挡了尹子奇的十几万大军(初十三万,后增兵数万),且斩杀敌将三百、毙敌十二万人,堪称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寡敌众、以弱制强的经典战例。张巡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首先当然是因为唐军将士的同仇敌忾和英勇顽强,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张巡临敌时的机变无穷。张巡作战时,从不墨守成规,甚至不依照古代兵法,而是让他的麾下将领各随己意指挥士兵。有人对此深感不解,张巡解释说:“燕军主力都是胡人,他们作战,历来是‘云合鸟散,变态不恒’,仅仅数步之间,情势就有很大差异,因此必须在刹那之间作出反应,如果事事禀报主帅,那就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我尽量做到让士卒了解将领的个性,将领熟悉士卒的心理,如此一来,他们到了战场上,就能像手掌指挥手指一样运用自如。士卒与将领一旦相知相习,就能做到人自为战,也才能做到临机应变,出奇制胜。”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将领之一,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对张巡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称他:“推诚待人,无所疑隐;临敌应变,出奇无穷;号令明,赏罚信,与众共甘苦寒暑,故下争致死力。”然而,张巡为了坚守睢阳而不得不吃人之事,却在他身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千百年来一直饱受争议。首先,肃宗朝廷在是否该追认他为功臣这件事上,就产生了很大争议。贬张者认为“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挺张的人则认为,“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资治通鉴》卷二二○)。而且吃人之事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应该为他记一大功,并且树碑立传。这场争议很快就有了结论。挺张的人赢了。“众议由是始息”,张巡当之无愧地成了大唐王朝的功臣。可是,李唐朝廷对张巡的承认,并不能消除后世对他的指摘。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这件事的看法,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首先也承认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的功绩,可同时他也认为,“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惟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因此,他的结论是:“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读通鉴论》卷二三)时至今日,“贬张派”和“挺张派”依然是针锋相对。前者认为,张巡为了保全自己的忠义,不惜以平民的生命为代价,是一种典型的为了理想而拿别人献祭的做法,与法西斯无异。后者则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价值观,今天的人不应该以“人权”观念去苛责古人,因此在当时那种极端的情况下,张巡的做法实属情有可原。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张巡呢?一方面,就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张巡死守睢阳的战略意义。因为睢阳是江淮门户,而江淮是帝国的财赋重镇,一旦睢阳失守,燕军必定长驱直入,横扫江淮。到那时候,像贺兰进明、许叔冀、尚衡这种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的家伙,断然是非败即降。倘若如此,远在西北贫瘠之地的肃宗朝廷立刻会失去江淮地区的钱粮供给,届时非但没有实力收复两京,甚至连肃宗朝廷本身都会有瓦解之虞。因此,张巡在睢阳坚守十个月,并牢牢牵制燕朝十几万大军,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假如张巡早早就败了、逃了,或是像王夫之说的那样“一死”以明志,那么整个战争的形势必会全然不同,李唐朝廷收复两京的日程也将被无限期地推迟。另一方面,我们却不得不说,张巡以人肉充当军粮的做法虽然情有可原,但却理无可恕!实际上,不需要用今天的人权观念去苛责古人,只需用古代的儒家思想,就很容易发现张巡此举在道德上的缺失。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者爱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被张巡他们吃掉的三万老弱妇孺,肯定不是自愿的,所以张巡的做法显然已经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所以王夫之才会说:“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也就是说,无论古今中外,无论在一般情况还是在极端情况下,张巡吃人的做法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换言之,张巡此举虽然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但他并不能因此逃避道德审判。这道理就跟过失犯罪一样,可以酌情减刑,但绝不能宣判无罪。第二章藩镇大裂变【史思明复叛】公元758年阴历二月,唐肃宗李亨将年号改为“乾元”,同时把使用了十多年的“载”改为“年”。当初,唐玄宗李隆基在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改年为载,是为了向世人宣告他的盛德大业已可媲美于尧舜(尧舜时代大多用“载”表示纪年),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实却给了玄宗无情的嘲讽,也给李唐王朝带来了几近覆灭的噩运。所以,从肃宗李亨灵武即位的那一刻起,他很可能就一直想把纪年名称改回来,可一则因为他刚刚即位、权力不稳,二则因为他正忙于平定叛乱、收复两京,所以就把此事暂时搁置了。直到此刻,他才能趁着改元的机会,把这个让人无比纠结的“载”字改回来。肃宗启用的新年号“乾元”,顾名思义,就是重新开局、一切从头再来的意思。很显然,两京的顺利光复给了肃宗很大的信心和希望。在他看来,以安庆绪为首的一小撮叛乱势力已经穷途末路了,天下很快就会平定,李唐的中兴也已指日可待!这个新年号,无疑就是这种心境的表白。和肃宗李亨一样,满朝文武似乎也对此充满了乐观情绪,只有少数人不敢掉以轻心。比如李光弼。他有一种很强的预感,预感某个刚刚归降朝廷的人一定会再叛。谁?史思明。作为战场上的老对手,李光弼很了解史思明。他知道,史思明的投诚只是迫于时势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形势有变,他必会再叛!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李光弼向肃宗表明了自己的忧虑,并进而献策,让肃宗派一个史思明信得过的人,代表朝廷前往范阳宣旨慰问,借机除掉史思明。李光弼推荐的人选是乌承恩,并建议事成后就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乌承恩的父亲曾是史思明的老上级,对史有提携之恩。两年前,时任信都太守的乌承恩举城投降了史思明。由于有过去的那层关系,所以史思明对乌承恩非常信任。肃宗朝廷收复两京后,乌承恩便是力劝史思明反正的心腹之一。要除掉史思明,乌承恩是不二人选。李亨采纳了李光弼之策,即命乌承恩前往范阳。这一年六月,乌承恩抵达幽州(范阳治所),受到了史思明的热情款待。乌承恩宣完圣旨后,史思明马上安排他住到了自己的府上。当时,乌承恩有一个儿子在史思明帐下任职,史思明还特意吩咐他去看望一下父亲。当天夜里,乌承恩父子二人见面。乌承恩当即屏退下人,紧闭门窗,然后激动不已地对儿子说:“我奉朝廷之命除掉这个逆贼,事成之后,我就是这里的节度使!”可是,还没等乌承恩的儿子表达出和父亲同样激动的心情,房间的某个地方就传出了两声冷笑。有两个人已经在黑乎乎的床底下埋伏了大半夜了,专等着乌承恩露出马脚。当然,这两个人是史思明安排的。其实乌承恩一来到范阳,史思明就已经起了疑心,可他却不动声色,而且表现得极为殷勤,目的就是要麻痹乌承恩。乌承恩的计划就此败露。随后,史思明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了许多东西:有李光弼的牒文,文中让乌承恩邀同阿史那承庆一起刺杀史思明,同时还有事成后准备赏赐给阿史那承庆的免死铁券,另外还有一本小册子,上面列满了乌承恩准备策反的史思明麾下将士的名字。史思明指着这些东西问乌承恩:“我哪里对不住你,你要这么干?”乌承恩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只好不停磕头:“我有罪!我该死!这都是李光弼的阴谋。”翌日,史思明集合了范阳的所有文武官员和幽州百姓,面朝西方,痛哭流涕:“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这一天,史思明当众打死了乌承恩父子,并连坐处死了跟乌承恩有牵连的二百多个文武官员,然后向肃宗上表鸣冤。肃宗赶紧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遣使宣慰说:“此非朝廷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为,杀之甚善!”史思明吞不下这口恶气,叫幕僚耿仁智再度上表,其中有一句话说:“陛下不为臣诛杀李光弼,臣只好自己带兵到太原杀了他!”没想到表文装函之前,这句话却被一意归唐的耿仁智偷偷删了。等到史思明发觉,表文已送出。史思明一怒之下,杀了这个跟随他近三十年的心腹,而后再度揭起了反旗。安庆绪自从逃到邺城后,虽然地盘和实力都比从前小了许多,但毕竟还据有七郡六十余城,钱粮、兵源等等也还算充足,所以安庆绪便又故态复萌,天天纵情声色,大肆营建宫室楼船,把政务都交给了心腹大臣高尚和张通儒。安庆绪不问政务,高、张二人自然都想趁机掌控大权,于是天天明争暗斗,很快就把这个流亡邺城的燕朝小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大将蔡希德为人比较刚直敢言,看不惯二人的所作所为,便屡屡向安庆绪进言,因而得罪了张通儒,不久就被张通儒随便找个借口杀了。蔡希德一死,他的麾下部众大为心寒,先后有数千人逃离了邺城,留下来的那些将领也是满腹怨恨,渐渐跟朝廷离心离德。随后,安庆绪把兵权交给了崔乾祐,任他为“天下兵马使,总内外兵”。崔乾祐为人刚愎自用,残忍好杀,士卒都对他非常不满,于是军心日渐涣散。伪燕朝上下离心、将相不睦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长安。肃宗李亨动心了。本来,他是想把消灭安庆绪的任务交给史思明的,如今史思明既已复叛,那肃宗只能自己动手了。此刻叛军内部矛盾重重,正是将其彻底歼灭的最佳时机。乾元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肃宗颁布诏令,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北庭节度使李嗣业、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等九大节度使,共集结步骑兵二十余万人,即日起从各个方向向邺城进发,准备一举歼灭安庆绪。可令人费解的是,肃宗李亨并没有为这二十多万大军设置一个元帅,而是设置了一个所谓的“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新鲜的头衔是肃宗的一项发明。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就是天子特使,拥有统辖、调遣九路大军的最高指挥权,与元帅无异。荣膺此职的人,是内侍宦官鱼朝恩。之所以把如此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个宦官,李亨的解释是:郭子仪和李光弼皆为功臣元勋,谁统御谁也不好,所以干脆不要设置元帅,来个“观军容使”就解决问题了。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而通常我们都知道,冠冕堂皇的理由往往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李亨害怕。这年头,想当皇帝的人太多了。随便一个乡下出来的阿猫阿狗,吆喝数百号弟兄,扯一面带字的布,胸中就会油然而生打天下的欲望了,何况是把这二十多万兵马交到一个节度使手上!更何况,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后续部队将陆续集结。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倾天下之力集于一人之手啊!几年前的安禄山仅凭河北三镇就几乎倾覆整个李唐了,要说今天的某个节度使一夜之间握有天下兵权而不会生出当皇帝的野心,不会突然间掉转矛头反戈一击,李亨还真不敢相信。所以,李亨只能把这个可怕的力量交给宦官。这种以伺候人为职业的奴才长年与天子朝夕相处,无论如何也比那些以征战杀伐为职业的将帅更让皇帝感到放心。既然理由如此充分,那么便足以说明,唐肃宗李亨之所以把兵权交给宦官,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然而,肃宗李亨似乎没有想到,让一个久居深宫的宦官去统率身经百战的九大节度使,肯定是难以服众的,即便鱼朝恩再有能力,他也缺乏应有的军事经验。外行领导内行,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从肃宗任命鱼朝恩为观军容使,把讨伐安庆绪的数十万大军交到他手里的这一刻起,邺城会战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十月,郭子仪率领大军渡过黄河,攻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大破燕军守将安太清,毙敌四千人,俘虏五百人。安太清带着残部撤至卫州(今河南卫辉市),郭子仪乘胜进军,将其包围。安庆绪闻报,立刻与大将崔乾祐、田乾真共率七万大军来援。郭子仪命三千神箭手在营垒之内设伏,然后率部与安庆绪接战,随即佯装败退。安庆绪大喜,下令追击。郭子仪率部退入营垒时,燕军追兵紧随而至,埋伏的神箭手突然出现,瞬间箭如雨下。燕军慌忙后撤,郭子仪挥师反击,大破燕军,擒杀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进而一举克复卫州。安庆绪一路向邺城逃窜,见唐军穷追不舍,便集结残部,在愁思冈(今河南安阳市西南)一带匆忙组织了一次反击,却再度被郭子仪击溃。燕军前后被杀三万人,被俘一千余人。安庆绪仓皇逃回邺城。二十几万唐军随即将其团团围困。安庆绪知道这回是凶多吉少了。现在天底下只有一个人能救他,那就是史思明。安庆绪即刻遣使向史思明求救,并声称愿意把燕朝皇位让给他,只求他出兵援救。接到安庆绪的求救信时,史思明笑了。他发出的是冷笑。不过,冷笑归冷笑,史思明还是及时出兵了。邺城是范阳的屏障,要是邺城丢了,范阳就会暴露在唐军的眼皮底下,所以史思明必须援救邺城。当然,史思明要救的只是邺城,不包括安庆绪。史思明亲率十三万大军南下,命前锋将领李归仁领步骑一万进驻滏阳(今河北磁县),接着又在这一年十二月从唐军手里夺取了魏州(今河北大名县),然后就在魏州城里按兵不动了。前锋李归仁所驻的滏阳距邺城仅仅六十里,可他得到的命令却是:只准摇旗呐喊,不准轻举妄动。史思明的态度明摆着——等安庆绪和唐军鹬蚌相争,斗得两败俱伤,他再后发制人,坐收渔翁之利!【邺城之战】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正月初一,史思明忽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在魏州筑坛祭天,自立为“大圣燕王”。史思明是什么意思?他为何早不称王晚不称王,偏偏在唐军与安庆绪激战正酣的这个节骨眼上称王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安庆绪马上就要完蛋了,燕朝也必然会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史思明在此时称王,就等于是向燕朝的文武百官宣布——从今往后,我就是燕朝新的政治权威,我就是你们的老大!说白了,史思明是在为称帝作铺垫。自从史思明挥师南下的那一刻起,李光弼就有了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此后史思明进抵魏州却按兵不动,摆明了就是在坐山观虎斗,李光弼就更是如坐针毡。他担心的是:如果唐军久攻邺城不下,史思明趁唐军师老兵疲发起进攻,后果将不堪设想。李光弼随即向鱼朝恩提议,分兵北上进逼史思明,就算不能取胜,与之相持,也足以解除唐军腹背受敌的危险。可鱼朝恩却断然拒绝。他当然要拒绝。一个堂堂的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岂能让麾下的一个节度使指手画脚?更何况,在鱼朝恩看来,唐军拥有数十万之众(除了刚开始的二十多万,随后又有大量兵马陆续前来),攻克邺城根本不在话下,因此没必要如此忌惮史思明。等到拿下邺城,再集中兵力挥师北上,定能将史思明一举击溃!然而,鱼朝恩太自信了。邺城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好打。从乾元元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数十万大军将邺城团团围困、日夜猛攻,可耗时将近半年,就是拿不下这块弹丸之地。唐军久攻不克,最后只好采取水攻之策,在漳水(流经邺城北)上筑了两道堤坝,挖了三条壕沟,硬是把汹涌的河水灌进了邺城。顷刻之间,邺城“井泉皆溢”,成了一片水乡泽国。燕军官兵就在水上搭建木屋。围城日久,粮食逐渐耗尽,城里的人就吃老鼠。鼠肉行情立刻暴涨,一只鼠卖到四千钱。实在连老鼠都吃光了,人们就抠墙上的泥土,把原来筑墙时羼杂进去的麦壳淘洗出来,再从马粪中淘取尚未嚼烂的纤维,就这样混起来吃。最后的时刻,原本离心离德的燕军官兵竟然表现出了惊人的顽强,这一点实在大大出乎唐军的意料。当然,也有很多人想要投降唐军,可城里城外到处都是大水,让他们根本就出不了城。乾元二年二月末,史思明终于出手了。通过将近半年的冷眼旁观,史思明已经彻底摸清了唐军的底细。他知道,唐军的兵力虽然庞大,但是号令不一,进退无据,基本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之所以如此,皆因其统帅是一个宦官——一个自负而愚蠢的军事盲。一想到李唐天子居然把这么多唐军精锐交到一个宦官手上,史思明就忍不住想对李亨说声“谢谢”。要不是李亨走出这步臭棋,把郭子仪、李光弼这些可怕的对手置于一个军事盲的指挥下,史思明又怎么有机会战胜他们呢?对于一心准备称帝的史思明来说,李亨的这个错误决策无疑帮了他一个大忙。史思明亲率大军从魏州出发,命各将领进至邺城五十里处扎营,每营分发三百面战鼓,日夜擂动,虚张声势。随后,史思明又命每营遴选精锐骑兵各五百人,到唐军大营附近打游击。若唐军不备,他们就劫掠骚扰;唐军一出动,他们就四散逃跑,各回本营。如果唐军白天防备,他们就晚上偷袭;要是唐军晚上防备,他们就白天偷袭。总之,这些游击队严格贯彻史思明提出的“敌疲我扰,敌进我退”的战术思想,把唐军搞得疲于奔命,苦不堪言。那些日子,唐军每天都有相当数量的官兵、牛马或辎重遭到劫掠,很多小兵甚至只是出去砍个柴、割个草,也会被燕军的游击队员悄无声息地抹了脖子。除了对唐军日夜进行骚扰之外,史思明还有更损的一招。那就是劫粮。当时,由于李唐朝廷几乎倾尽全力在攻打邺城,陆续前来邺城集结的唐军最后竟然多达六十万,所以这六十万人的粮饷补给就成了一项浩大的工程。从江、淮(华东)和并、汾(山西)等地,天天都会有大量的车队和船队络绎不绝地往邺城运送粮食。史思明就让他的游击队化装成唐军,四处拦截唐军的运粮队,以速度缓慢、延误时日为名,将负责押运的官兵和民夫全部砍杀,然后把那些粮食付之一炬。对于这些神出鬼没,来去无踪的燕军游击队,唐军伤透了脑筋,却又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全都穿着唐军军装,就算大摇大摆地从唐军面前走过,也没人能认出他们。一段时间以后,唐军粮草不继,军心大为涣散。到了这一年三月,史思明感到时机成熟,遂亲率大军进抵邺城城下,摆出与唐军决一死战的架势。三月六日,唐军与史思明在邺城外展开了决战。唐军步骑六十万全部出动,在安阳河(流经邺城北)北岸布阵,史思明仅率精锐骑兵五万迎战。唐军望见燕军兵少,以为不是史思明的主力,顿生轻敌之心。史思明率先发起进攻,唐军的李光弼、王思礼、鲁炅等人率部接战。一开始,双方不分胜负,伤亡大致相等。不久,鲁炅被流箭射伤,仓皇率部后撤。郭子仪的朔方军刚好在他身后,一下子被冲乱了阵脚。就在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变得一片漆黑。紧接着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刹那间天昏地暗,咫尺莫辨。见此情景,所有人全都吓坏了,于是不约而同地掉头而逃——唐军向南逃,燕军向北逃,一个个奔跑如飞,只恨爹妈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双方都只顾着逃命,铠甲、武器和辎重被扔得到处都是。燕军规模小,损失自然也较小;而唐军则遭受了巨大损失——“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资治通鉴》卷二二一)九大节度使中,只有郭子仪还保持着相对冷静。他担心史思明稳住阵脚后,会趁势南下进攻洛阳,于是率部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以确保洛阳无虞。其他的八个节度使,也只有李光弼部和王思礼部在撤回本道的时候秩序井然,既没有骚扰地方,也没有出现逃兵。剩下的各道兵马,建制全都丧失,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逃兵们所过之处,大肆抢劫百姓钱粮,地方官吏丝毫不敢制止。沿途州县经受了十几天的严重骚乱,等到数十万乱兵们过后,才算消停了下来。洛阳的官吏和百姓听说六十万官军顷刻间星流云散,吓得魂都没了,于是纷纷出逃,躲进了附近的山区。东京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员逃得更远,一口气逃到了襄州(今湖北襄樊市)、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等地。这场讨伐安庆绪的邺城之战,就这样以必胜的姿态高调开局,却以六十万人的大溃逃黯然收场。虽然唐军不是败在史思明手上,但此次惨败无疑在客观上助成了史思明的强势崛起。史思明退至沙河(今河北沙河市北),得知唐军已全部南逃,遂集合部队回到邺城,在城南扎营。他既没有进城去见安庆绪,也不向南追击唐军,而是天天在营中饮酒作乐,犒赏三军,要看安庆绪作何反应。准确地说,史思明是想看看安庆绪如何兑现“让位”的诺言。唐军走后,安庆绪命人搜罗了唐军遗弃的六七万石粮食,然后紧闭城门,一声不响,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史思明的存在。安庆绪如此冷落史思明,令邺城的大多数文武官员相当不满。高尚、张通儒等人就对安庆绪说:“史王远道而来,解除了邺城之围,臣等理应出城迎谢,不该避而不见。”安庆绪知道,从他死乞白赖地求史思明来救命的那一刻起,自己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关键倒不在于那个出让皇位的许诺。因为诺言从来都是很不靠谱的东西,天底下自食其言、出尔反尔的人多了去了,何止我安庆绪一个?问题在于——胆敢食言的人必须有实力做后盾。说白了,安庆绪之所以出现权力危机,归根结底就是他的实力跟史思明差得太远。没有实力做依托,不管你有没有许下出让皇位的诺言,结果都是一样的。如今,高尚、张通儒等人之所以帮史思明说话,并不是因为他们平时做人都很高尚,认为既然许诺就不能食言,而是因为他们看出了史思明的实力,所以一心想要改换门庭、另投明主了。其实安庆绪比谁都清楚,请史思明来解围纯粹是引虎驱狼之计,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从他逃到邺城的那一天起,他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挨一天算一天了。现在的处境也是一样,明知道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他也只能拖一天算一天。事已至此,安庆绪只能有气无力地对高、张二人说:“随便,你们想去就去吧。”史思明见到高尚和张通儒后,立刻痛哭流涕,大倒苦水,作出一副忠心救主却遭人猜忌的冤枉状,然后送给二人一笔厚礼,恭恭敬敬地送他们回城。实际上到了这一步,燕朝的人心基本上已尽归史思明了。三天后,史思明又秘密约见了安庆绪的心腹安太清,命他想办法诱安庆绪出城。安太清随即回城大造舆论。最后,在文武百官的同声谴责、甚至是软硬兼施之下,安庆绪不得不命安太清向史思明上表,向他俯首称臣。不过,安庆绪还是不打算出城。他让安太清转告史思明,请他“解甲入城”,说自己将亲自“奉上玺绶”。解甲入城,亲奉玺绶?听到这样的话,史思明在心里发出了一串冷笑。我要是真的解甲入城,恐怕还没见到皇帝玺绶,就先见到刀斧手了吧?史思明很快就给安庆绪回了一封信,说:“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资治通鉴》卷二二一)然后把称臣表一同送还给了安庆绪。史思明这段话的意思是:你我今后就做兄弟之国吧,一有情况就互相支援。大家鼎足而立就好了,至于面北称臣之事,我绝不敢接受。看见史思明的回信后,安庆绪生出了一丝侥幸心理。他觉得史思明这番话说得蛮真诚的,应该不是什么圈套,于是又惊又喜地要求与史思明见面,并请求双方歃血为盟。史思明随即向安庆绪发出了热情的邀请。数日后,安庆绪仅率三百名亲兵,高高兴兴地进入了史军大营。史思明命那三百人全留在大帐外等候,然后亲切地领着安庆绪进了大帐。一进入帐中,安庆绪就向史思明纳头便拜:“臣无能,弃失两都,久陷重围,没想到大王能念在太上皇的旧情,千里迢迢赶来救援,让臣死而复生,臣摩顶放踵,无以报德!”安庆绪觉得,既然自己的性命和皇位都保住了,那不妨把身段放低一点,拍拍史思明的马屁,自己身上也不会掉块肉。再者说,把史思明哄高兴了,日后邺城再有危急,定能再次得到“兄弟之国”的“藩篱之援”。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安庆绪的幻想。当他跪在地上声情并茂地拍完马屁后,头上突然响起史思明震耳欲聋的怒喝:“弃失两都,亦何足言!尔为人子,杀父夺其位,天地所不容!吾为太上皇讨贼,岂受尔佞媚乎?”(《资治通鉴》卷二二一)安庆绪绝望地抬起头来,看见史思明的怒容后面分明是一张得意而狰狞的笑脸。姜还是老的辣。安庆绪最终还是玩不过史思明。当天,史思明就把安庆绪和他的四个弟弟,连同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等人全部斩杀,同时把张通儒、安太清、李庭望等人收入了麾下,分别授予了他们新的官职。高尚与张通儒长久以来的明争暗斗,至此也算有了一个了局。随后,史思明率军进入邺城,打开府库犒赏将士,紧接着派人分赴各地,顺理成章地接收了安庆绪辖下的各个州县及其部众。史思明本欲乘胜南下,进攻洛阳,但转念一想,自己刚刚夺取大权,根基未稳,于是留下他的儿子史朝义镇守邺城,自己率部返回范阳。乾元二年四月中旬,史思明在范阳自立为大燕皇帝,改元顺天;立其妻辛氏为皇后,立其子史朝义为怀王,任命周挚为宰相,李归仁为大将军,改范阳为燕京。史思明称帝的消息传至长安,肃宗李亨顿时感到了一阵剧烈的眩晕。本以为天下指日可定,岂料转瞬间风云再起,一切又都脱离了他的掌控。李亨百思不得其解:这场该死的叛乱为何就像春天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呢?安禄山后面是安庆绪,安庆绪后面是史思明,天知道这个史思明背后,还会有多少人想称王称帝?天知道这种兵连祸结、动荡不安的日子,要到哪一天才是个头……【李光弼的手段】邺城惨败无疑给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的唐帝国再度造成了重创。帝国要再花几年时间,才能集结这么多兵马,筹集这么多钱粮,打这么一场大规模的平叛战役?没有人知道答案。不是不会算这笔账,而是不敢算。很显然,这场始料未及的失败令肃宗李亨至为心痛,也让朝野上下失望已极。所以,肯定要有人来担这个责任。当然了,观军容使鱼朝恩是不会担这个责任的。他想都没想就把黑锅扣在了郭子仪头上。鱼朝恩很早就在嫉妒郭子仪的军功,看他很不顺眼,这回刚好抓他当替罪羊。鱼朝恩回京之后,就日夜不停地在李亨耳边唠叨,说两军刚刚交战,他就亲眼看见郭子仪率先逃跑了,若不追究郭子仪的责任,无以正朝廷纲纪。郭子仪没有辩驳,他愿意背这个黑锅。原因很简单,鱼朝恩是天子跟前的红人,若得胜还朝,功劳自然归他;如今战败,责任也自然是九大节度使的。而郭子仪身为九大节度使之首,他不背这个黑锅,还有谁能背,还有谁肯背?乾元二年七月,肃宗把郭子仪从洛阳前线召回长安,让李光弼取代他的朔方节度使之职,并表示要让李光弼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很敏感也很谨慎地提议,还是派一个亲王来当元帅,自己当副职就可以了。肃宗听了很满意,随即任命赵王李係(李亨次子)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为副元帅。郭子仪就这样被解除了所有职务。他离京的那一天,朔方将士们涕泣不已,纷纷拦在道上不让他走。郭子仪强忍眼泪,对他们说:“我今天是要替一个离京的朋友饯行,暂时还不走。”将士们信以为真,让开了一条路。郭子仪立刻挥鞭,头也不回地疾驰而去。郭子仪走后,其兵权全部转移到了李光弼手上。也就是说,此时的李光弼已经成了帝国的王牌部队——朔方军的一把手。不过,兵权固然可以在一两日内移交,可朔方将士的军心却没那么容易移交。李光弼深知,郭子仪这些年为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且宽仁待众,深受朔方将士拥戴,如今因邺城之败而背了黑锅,又被自己一朝取代,朔方将士必然不服。虽然朝廷授予了自己朔方节度使之职,但这并不等于他会自动获得将士们的拥戴。换句话说,要想当朔方军的老大,不仅要凭朝廷的一纸任命状,更要凭自己的本事和手段!为了防范朔方将士在他进驻洛阳接管军队时耍什么花样,李光弼不敢在白天公开进城,而是满怀警惕地带着五百河东骑兵,在某个深夜悄悄进入了洛阳。李光弼赴任后,立刻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接连颁布了一道道严厉的军令。数日之间,洛阳守军的军容涣然大变,无论是士卒的精神面貌,还是营垒的布局结构,甚至连旗帜插在什么地方,都鲜明地刻上了李光弼的烙印。郭子仪治军向来以宽仁著称,而李光弼治军则以严整见长。现在新官上任三把火,李光弼更是要处处表现出与郭子仪的不同。如此一来,将士们自然是越发怀念郭子仪,也越发排斥李光弼了。就是这种普遍的排斥情绪,差点激起了一场兵变。当时,朔方军的左厢兵马使张用济驻守在河阳,李光弼传檄让他到洛阳晋见。张用济本来就对李光弼心存抵触,后来听说他到洛阳赴任时还玩了一下手段,顿时大发牢骚:“朔方军又不是叛军,李光弼居然乘夜而入,为何疑心到这种地步?”现在,李光弼忽然召他晋见,张用济自然是满腹狐疑。他怀疑,李光弼很可能听说了他那些牢骚怪话,所以就想拿他开刀,杀一儆百。思虑及此,张用济决定抗命。他马上召集众将领,打算组织一支精锐部队突入洛阳,驱逐李光弼,迎回郭子仪。张用济是火爆性子,说干就干。突击队很快就集结完毕,人人全副武装,刀剑出鞘。眼看一场兵变就要爆发,时任朔方都知兵马使的仆固怀恩阻止了张用济。他说:“邺城兵败,郭公确实负有一定责任,所以朝廷才罢其兵权。今日你若是驱逐了李光弼,强行迎回郭公,就是抗拒朝廷,就是谋反!”同时,另一个大将也力劝张用济:“你发动兵变迎请郭公,朝廷必然怀疑是郭公在幕后指使,你这么干,等于是害他家破人亡!试问张君,郭公一家百口哪里对不住你了,你要置他们于死地?”张用济闻言,顿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只好悻悻作罢。这场兵变虽然没有爆发,但是张用济闹出这么大动静,李光弼当然不会不知道。数日后,李光弼带着数千骑兵,以巡视防务为名离开洛阳,沿着黄河走到了汜水(今河南荥阳市西北),等着看张用济作何反应。张用济知道自己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只好硬着头皮前往行营叩见。李光弼二话不说,当即以违抗军令为由,命人将张用济推出辕门斩首。张用济没有及时前往洛阳晋见,自然是违反了军令,但无论如何罪不至死,了不起也就是打几十军棍而已。现在,李光弼之所以如此小题大做,对张用济痛下杀手,目的就是要杀戮立威,以此震慑三军。这就是李光弼的手段。有道是出头的椽子先烂,意气用事的张用济很不幸地当了这根出头的椽子。张用济前脚刚被推出辕门斩首,仆固怀恩后脚也进了李光弼的行营。作为朔方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当然也要来拜见这位新老大。李光弼面无表情地请仆固怀恩入座。两人还没说上几句话,李光弼的卫兵就一脸惊惶地入内禀报,说有五百个胡人骑兵直闯大营,现在已经到了大帐门口了。李光弼顿然变色。不用想也知道,这些人是仆固怀恩的手下。仆固怀恩不动声色地瞥了李光弼一眼,赶紧起身来到门口,指着那些骑兵厉声斥责:“我一再告诉你们不要来,为什么偏偏还来?”李光弼明白了,这是仆固怀恩和他手下人设计好的一出戏,目的是对他进行武力威慑,以防他大开杀戒,把仆固怀恩变成第二个张用济。李光弼面带笑容地拍了拍仆固怀恩的肩膀,说:“士卒跟随主将,这是人之常情嘛,何必怪罪他们呢!”说完即刻命人搬出酒肉,设宴款待仆固怀恩一行。那五百胡骑大为意外,一时颇有些受宠若惊之感。就这样,李光弼并没有花多大力气,也没有花多长时间,就用恩威并施的手段收揽了朔方将士的心。尽管还有不少人打心眼里不服他,但至少在表面上,他们不得不接受李光弼指挥和调遣,从此再也没人敢随便违抗他的军令。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经过六个月的养精蓄锐之后,史思明终于点燃了南征的战火。史思明命少子史朝清镇守范阳,然后兵分四路:一路由将军令狐彰从黎阳(今河南浚县)出发,进攻滑州(今河南滑县);他本人亲率一路出濮阳(今河南濮阳市),史朝义率一路出白皋(今河南滑县北),周挚率一路出胡良(今河南浚县东),分别渡过黄河,从三个方向围攻汴州(今河南开封)。十几万范阳铁骑掀起漫天黄尘,在惊天动地的战鼓声中汹涌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