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料定燕军不可能在长安长久立足,于是便瞅准机会,拉着麾下的五千骑兵逃离长安,跑到了朔方。不过,他并不是想跳槽归附肃宗,而是准备勾结边地的其他胡人部落,趁乱割据,自立山头。也就是说,他既不想再给安禄山打工,也不愿意给李隆基或李亨打工。肃宗李亨当然不会容许这个胡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割据。所以,阿史那从礼刚一到朔方落脚,李亨就暗中派人去游说他的部众,千方百计进行劝降。结果,还没等阿史那从礼有所动作,手下的一大帮人就被李亨忽悠走了。阿史那从礼大怒,遂煽动铁勒九姓、六胡州的胡人部落,很快就集结了数万人,并进抵灵武北面,随时准备发动进攻。肃宗闻报,即命郭子仪征调天德军(驻地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讨伐阿史那从礼。郭子仪又把任务交给了麾下的左武锋使仆固怀恩(铁勒九部人)。仆固怀恩旋即命长子仆固玢出兵,不料却被阿史那从礼击败,仆固玢被俘。数日后,仆固玢侥幸从敌营逃回,可迎接他的,却是无情的军法和冰冷的铡刀。为了激励士气,仆固怀恩毫不犹豫地砍下了儿子的脑袋。见此情景,三军将士无不震骇。随后,仆固怀恩发兵再战,唐军将士个个奋勇争先,无不以一当百,遂大败同罗及诸胡联军。击破阿史那从礼后,肃宗李亨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既然阿史那从礼可以勾结诸胡作乱,我为什么不能向诸胡借兵平叛呢?!胡人的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若能取得他们的支持,再加上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劲旅,克复长安也就指日可待了!肃宗被这个借兵的想法搞得兴奋不已,随即派遣仆固怀恩出使回纥,请求他们出兵帮唐朝平叛,同时郑重许诺:“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卷二二○)克复长安之时,土地和百姓归唐朝,财富和美女都归你们!为了早日夺回京城,此刻的大唐天子李亨已经顾不上自己和帝国的尊严了。众所周知,从贞观初年起,大唐天子就已经被四夷诸蕃共尊为“天可汗”。当时唐朝周边的少数民族国家和部落,哪一个不是把唐朝皇帝视为天经地义的天下共主呢?太宗皇帝征调四夷兵马的时候,哪一次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呢?可如今,堂堂天可汗的子孙却再也没有资格向四夷发号施令了。他不仅要屈尊俯就地向异族借兵,而且还要拿京师的财富和美女跟异族做交易!这是肃宗李亨的悲哀,也是大唐帝国的耻辱。可是,这能怪李亨吗?一个被叛军打得东奔西逃,连都城都没有的皇帝,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事实上,从玄宗君臣仓皇逃离长安的那一刻起,李唐王朝就已经尊严扫地了。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当生存出现危机的时候,讨论尊严实在是一件很奢侈、很可笑的事情。而李亨虽然已经在灵武即位了,他所建立的朝廷也已经初具规模,但毕竟还没有真正摆脱生存危机。所以,尽管李亨拿帝国的财富和子民跟异族做交易显得很无耻,可这就是现实。没有这样的承诺和诱惑,回纥就不可能出兵。回纥不出兵,要夺回长安就会困难得多。而拿不回长安,李亨就永远也找不回失落的尊严。所以说,并不是李亨不要脸,而是李唐王朝的脸早就被安禄山撕烂了。李亨别无选择。对于长安的燕军来讲,阿史那从礼的叛逃无疑使得原本就已动摇的军心越发涣散。不管是燕军官兵,还是投降燕朝的原唐朝官员,人人都在忙着为自己找一条后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于是,京、府、县的各级衙门都没人上班了,就连监狱的狱卒也跑得不见踪影,以致囚犯们一个个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满街溜达。长安再次出现了严重骚乱。在此情况下,京兆尹崔光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燕朝如此不得人心,这长安还能守得了几天?自己要是死心塌地跟着安禄山走,到头来又会是个什么下场?崔光远越想越怕,随即采取了行动。他派兵包围了燕军大将孙孝哲的府邸,表面上说是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实际上是在监视孙孝哲。崔光远之所以要监视他,其因有二:一、为了避免长安的局势彻底失控,就要防止孙孝哲逃跑;二、万一唐军真的杀回来了,可以拿孙孝哲的人头将功赎罪。在崔光远看来,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无论最后是唐朝赢了还是燕朝赢了,自己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孙孝哲并不是笨蛋。他当然很清楚崔光远在想什么,只不过碍于此人是安禄山亲自任命的京兆尹,孙孝哲才不敢随便动他。但是,这并不等于孙孝哲会容忍一大帮“警卫”天天在他家门口站岗。随后,孙孝哲便向安禄山呈递了一道密奏,内容自然是控告崔光远心生异志,请求安禄山下旨将其诛杀。孙孝哲的密奏刚发出去,崔光远就得到了消息。他无奈地意识到,自己脚踩两只船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要是再不作出抉择,大祸随时可能临头。最后,崔光远不得不带着长安府、县两级衙门的十几个官员,偷偷逃离长安,一口气跑到了灵武。面对这些墙头草似的卑鄙小人,肃宗心里虽然极为鄙视,可他还是拿出了一副既往不咎的宽宏姿态,不仅热情欢迎他们归来,而且马上又授予了相应官职。其中,崔光远再次被任命为京兆尹,同时兼任御史大夫。当然,此刻的肃宗朝廷连京城都没有,所谓的京兆尹自然也只是一顶空头乌纱。封完官后,肃宗马上交给了崔光远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让他前往渭北一带,负责招抚那些流亡在外或者被迫投敌的官吏和百姓。肃宗笑容可掬地看着崔光远,那笑容里分明在说:你瞧,像你这种有过特殊经历的人,是最有资格去执行这项任务的,没有谁比你更适合了。崔光远有些傻眼。可他心里很清楚,像他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任何资格挑肥拣瘦了。他现在只能抱着将功赎罪的心态,老老实实接受任务。毕竟脑袋没有搬家,他就该谢天谢地了。跟崔光远比起来,宦官边令诚就没有这么走运了。几天后,他也从长安逃回了灵武,可等待他的,并不是将功折罪的机会,而是死亡。肃宗几乎连想都没想就把他砍了。同样作为曾经的叛国者,边令诚之所以和崔光远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倒也不是因为他罪孽特别深重,而是因为对肃宗李亨来说,边令诚和崔光远有不同的利用价值——李亨让崔光远活着,并且让他官复原职,是想让他现身说法,招抚那些已经投降燕朝的人;而李亨杀掉边令诚,同样是让他用掉脑袋的方式,震慑那些即将投降燕朝的人。赶快回头,你们就能和崔光远一样官复原职;倘若执迷不悟,边令诚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所以崔光远可以活,但边令诚必须死。道理就这么简单。至德元年九月末,也就是肃宗灵武即位的两个多月后,他的朝廷与草创之时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现在有兵,有钱,有粮,且外有回纥奥援,内有四方官吏和百姓拥戴。一个朝廷该有的东西他似乎都有了。所以,此刻的肃宗李亨越来越有一种柳暗花明、否极泰来的感觉。接下来,他终于把目光投向了长安。九月十七日,肃宗离开灵武,于二十五日进至顺化(今甘肃庆阳县)。此地距离长安只有大约五百里路。随后的日子,肃宗还将继续南下,一步一步地逼近长安,组织并打响一场收复两京、重振社稷的帝国反击战。而就在同一天,负责呈送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的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等人也恰好进抵顺化。终于来了!万千滋味刹那间涌上李亨的心头。尽管玄宗送给儿子的这份礼物来得有些迟,但还不算太晚。在收复长安的战役打响之前,这份礼物其实来得正是时候。如果说兵马钱粮是肃宗朝廷的血肉,民心士气是肃宗朝廷的骨髓,那么玄宗的传位之旨就相当于是为肃宗朝廷注入了最重要的东西。灵魂。是的,从这一刻开始,肃宗李亨就再也没有任何遗憾了。来自玄宗的这份政权合法性的终极认证,使得李亨终于能够以一个名正言顺、货真价实的帝王身份,当之无愧地出现在天下人面前!当然,李亨城府极深,他是不会让内心的兴奋之情轻易流露出来的。见到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的这一刻,尽管李亨心里波涛汹涌,可他的表情却极为淡定,看上去仿佛仍然是那个谦虚内敛、低调做人的东宫太子。李亨出人意料地婉拒了玄宗的册命。他对韦见素等人说:“比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遽为传袭?”(《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只因中原尚未平静,我才权且总领百官,岂敢乘国家危难之际,贸然传袭皇位?群臣闻言,免不了一番阿谀奉承,大赞李亨谦恭仁孝云云,同时极力劝谏,请他接受册命。然而,李亨却执意不肯接受。最后,他把玉玺和诏书供奉在了别殿,每天早晚各礼拜一次,有如给太上皇行“晨昏定省之礼”一样。这当然是在作秀。李亨说他不敢“乘危传袭”,可事实上,他早已不待传位而私自承袭了。所以说,李亨此刻的表现,说好听点叫做“谦恭仁孝”,说难听点就叫得了便宜卖乖。不过,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说,李亨这么做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堵住天下人的嘴,让人再也找不到攻讦他“擅立”的口实。——你看,连太上皇传位他都不肯接受了,你怎么能说人家抢了父亲的皇位呢?李亨虽然没有接受册命,但再也没有人敢质疑他身为皇帝的合法性了。而玄宗从成都派过来的三位宰相,自然也就留在了他的身边。在韦见素、房琯、崔涣这三人中,李亨最讨厌的人是韦见素。因为在李亨看来,韦见素一直和杨国忠同穿一条裤子,显然不是什么好鸟。最受李亨赏识的,是房琯。此人历来有贤能之名,李亨本来就对他抱有好感,加之房琯一见到李亨,立刻拿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慷慨激昂地纵论天下大势,李亨遂被他的风采打动,从此深为倚重,“军国事多谋于琯”。而房琯也当仁不让,“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专决于胸臆;诸相拱手让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然而,此刻的李亨并不知道——这个房琯只是一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家伙。在李亨重整山河、中兴李唐的道路上,在滚滚弥漫的天下烽烟中,真正能够帮助他廓清迷雾、矫正方向的人,根本不是这个徒有虚名、雄辩滔滔的宰相房琯,而是一个生性淡泊、与世无争的布衣。他,就是中唐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李泌。第八章大唐反击战【李泌:布衣“宰相”】李泌,字长源,自幼聪敏,博涉经史,工于诗书,常以王佐之才自命。李泌从小就有“奇童”之称,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他刚刚六岁的时候,玄宗便慕名召其入京。李泌入宫觐见时,玄宗正和宰相张说弈棋。为了考察他的才智,玄宗就暗示张说考考他。张说随口说了一句:“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然后让他用“方、圆、动、静”四个字,也照这个样子赋句。李泌不假思索,张口就说:“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新唐书·李泌传》)此言一出,顿时语惊四座。玄宗大喜,对左右说:“这孩子的心智,远远超越了他的年龄。”当即赐给财帛,并特地颁了一道敕令,让他的父母善加培养。当时的著名朝臣张九龄、张廷珪等人,都对他非常欣赏,并与他结成了忘年之交,常亲切地称他为“小友”。长大成人后,李泌更为博学,尤其精通《周易》。但他却无心仕途,耻于像一般人那样追求功名,而是钟情山水,欣慕老庄、神仙之术,经常云游或隐居于嵩山、华山和终南山之间。天宝中期,李泌给玄宗上书,直言当时的朝政得失,玄宗才猛然回忆起当年那个“奇童”,随即征召李泌入朝,授予翰林待诏之职,让他到东宫辅佐太子李亨。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李泌和李亨结下了不解之缘。李亨对他非常敬重,常称其为“先生”。从严格意义上讲,翰林待诏只是文学侍从,算不上真正入仕,而玄宗也曾经想授予李泌正式官职,却被他婉拒。所以,李亨和李泌实际上一直是“布衣之交”。在东宫供职几年后,李泌因看不惯杨国忠的恃宠擅权,写了一首《感遇诗》讥讽朝政,结果得罪了杨国忠,旋即被逐出京师。李泌干脆脱离政治,从此躲到河南嵩山,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涯。此后的几年里,李亨和李泌就断了音信。当李亨从马嵬北上灵武之时,内心的彷徨和无助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起了李泌,随即派人前往嵩山寻访,希望李泌能出山辅佐他。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际,李泌当然没有理由置身世外、袖手旁观。于是,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跟着使者日夜兼程赶到了灵武。李亨大喜过望,旋即引入内殿,与他促膝长谈。从此,李泌便以一介布衣的身份留在了肃宗身边,“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就跟当年在东宫的时候一样。肃宗“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很显然,此时的李泌虽然仍是布衣之身,但他对肃宗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越了文武百官,甚至超越了宰相,完全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肃宗多次要任命李泌为宰相,可李泌却坚决推辞。他说:“陛下像朋友一样对待我,说明我的身份比宰相还要尊贵,何必一定要我入仕为官,违背我的心志呢?”肃宗只好作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肃宗朝廷的规模越来越大,权威也日渐提升,一切都在朝着正规化的方向快速发展,因而李泌的布衣身份也越来越让肃宗感到尴尬。有一次,肃宗和李泌一起路过军营,士兵们就指着他们窃窃私语,说:“那个穿黄衣服的是‘圣人’,那个穿白衣服的是‘山人’。”所谓“圣人”,意指皇帝;而所谓“山人”,意思就是山野村夫了。肃宗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当然是老大不爽,于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改变李泌的布衣身份。肃宗把外面的议论告诉了李泌,然后说:“值此非常时期,我虽然不敢强迫先生当官,但还是请先生换一件紫袍(三品以上官服),以免下面的人说三道四。”李泌不得已,只好接受。可李泌刚刚把紫衣穿上,肃宗就笑容满面地看着他说:“既然紫衣都穿了,岂能没有一个名分!”随即从怀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一道敕令,宣布任命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所谓“侍谋军国”,是李亨的一项特殊发明,也是专门为李泌量身定做的。由此可见,为了让这个死活不肯当宰相的李泌有一个合适的名分,李亨可谓用心良苦。这下子,李泌才知道自己被肃宗忽悠了,赶紧连声推辞。肃宗一脸正色道:“朕不敢封你为宰相,只是暂时给你一个身份,等到叛乱平定,便任你远走高飞。”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李泌要是再推辞,就显得太不近人情了。李泌无奈,只好勉强答应。李泌之所以死活不肯当官,首先当然是因为他那与众不同的个性。他一贯鄙视世间的虚名浮利,尤其鄙视那些为了权力、富贵而不择手段的钻营之辈。因此,即便是为了辅佐李亨而不得不出山,他也希望自己始终保有一种超脱的心态,不愿被世间的功名利禄所捆绑。不过,这还不是李泌拒不为官的最主要原因。事实上,李泌的真正动机要比这个深远得多。用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话说,李泌之所以屡辞相位,是因为他心中怀有一种关乎唐室兴亡之“大机”。众所周知,玄宗执政后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君轻爵位”而“人觊贵宠”。这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就是说,皇帝既然滥封滥赏,不珍惜朝廷爵禄,百官当然只求谄媚皇帝,一心博取富贵荣宠。天宝末年,之所以内有杨国忠恃宠擅权,外有安禄山阴谋反叛,正是这一积弊导致的后果。所以,李泌的“大机”,就是想铲除天宝政治的这种积弊。具体言之,李泌是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达成两个目的:一、为肃宗朝廷的文武百官树立一个榜样,使得“人不以官位为贵而贵有功,不以虚名为荣而荣有实”(《读通鉴论》卷二三)。也就是让官员们真正为国家和百姓做事,而不是唯上媚上,一门心思只想着升官发财。二、在此基础上,使肃宗朝廷至上而下都能养成一种“珍惜爵赏”“不贪荣利”的健康风气,为肃宗的中兴大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开局。毋庸讳言,以李泌一人之力,是很难改变一个时代的积习的,但是唯其如此,李泌的努力才更显得难能可贵。能够得到李泌这种不世出的王佐之才,实在是肃宗李亨的幸运。李泌纵然改变不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但在辅佐李亨这件事上,他的智慧和才能还是绰绰有余的。刚到灵武不久,李泌就曾经及时纠正了肃宗即将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那是关于天下兵马元帅的人选问题。起初,肃宗是想把这个重要职位交给三子建宁王李倓,因为李倓生性英勇果敢,善于骑射,且富有才略。比如,李亨与玄宗在马嵬分兵后,北上灵武的主意就是李倓提出来的。后来,在奔赴灵武的一路上,李亨一行“屡逢寇盗”,全靠李倓“自选骁勇,居上(李亨)前后,血战以卫上”(《资治通鉴》卷二一八),李亨才得以转危为安。这么优秀的儿子,李亨没有理由不把元帅的职务交给他。但是,肃宗的决定却遭到了李泌的反对。他说:“建宁王固然是元帅之才,但广平王李俶是长兄。如果建宁王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那将把广平王置于何地?”肃宗不以为然地说:“广平是长子,本来就是未来储君的当然人选,何必一定要居元帅之位?”李泌说:“问题是广平王现在还没有正位东宫!如今时势艰难,人心所向都在于元帅,倘若建宁王大功既成,即使陛下不以他为储君,追随他立功的那些人岂能答应?太宗皇帝和太上皇当年发生的那些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肃宗闻言,不禁悚然一惊。他一心只想着早日收复长安,却差点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隐患。如果不是李泌及时提醒,他就酿成大错了。肃宗随即改变决定,把元帅的职务给了广平王李俶,命他统御诸将。事后,建宁王李倓得知此事,马上向李泌当面致谢,说:“这正是我的心愿。”李泌的这次劝谏,化解了一场兄弟阋墙的危机。紧接着,他又对肃宗进行了一次劝谏,成功避免了肃宗与玄宗之间有可能产生的父子相猜。有一天,肃宗和李泌在谈话,话题不知不觉扯到了李林甫身上,肃宗咬牙切齿地说,等到克复长安之日,一定要颁布一道敕令,将李林甫的坟墓挖开,焚骨扬灰,以泄心头之恨。李泌却大摇其头,说:“陛下方定天下,奈何找死人寻仇!李林甫现在不过是一具枯骨,无知无觉,陛下这么做,只能徒然显示圣德之不弘而已。更何况,天下降贼的人那么多,一旦听到此事,必然心生恐惧,这不等于阻断了他们的自新之途吗?”肃宗大为不悦,说:“此贼过去千方百计要害朕,让朕朝不保夕。朕能够活到今天,全靠上天庇佑!李林甫当时也看你不顺眼,只是未及对你动手就死掉了,难道你想宽恕他?”李泌道:“臣岂不知李林甫当年的所作所为,但臣考虑的不是这些。请陛下想一想,上皇君临天下近五十年,享尽太平欢乐,而今一朝失意,远走巴蜀。南方气候恶劣,而上皇年事已高,若听到陛下敕令,一定会认为陛下是因为当年韦妃被黜一事记恨他(天宝五年,李林甫一手炮制了韦坚谋反案,太子妃韦氏受到牵连,李亨被迫与韦氏离婚,韦氏随后削发为尼)。倘若上皇因此产生不安和愧疚,以致感伤成疾,那么陛下必然会被人指为‘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亲’,到时候,陛下何以自解?”肃宗闻言,顿时如梦初醒,当即起身,仰天长拜,说:“朕根本没想到这些,是上天让先生进此忠言啊!”然后抱住李泌,涕泣不已。李亨的表现虽然比较夸张,但也是有感而发的。毕竟,李林甫是玄宗多年宠信的宰相,有道是打狗也要看主人,你李亨要是真的把他挫骨扬灰,那无异于是在扇玄宗的耳光,你让他老人家的脸往哪里搁?更何况,李亨作为一个自立门户的天子,极力淡化“擅立”的恶名犹恐不及,何苦再招惹世人非议,无端背负“不能安君亲”的骂名呢?假如不是李泌深谋远虑,及时进谏,李亨显然又要犯下低级错误了。李泌处处以大局为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固然对肃宗有很大的帮助,但有时候也难免因直言极谏而得罪人。比如肃宗朝廷刚刚从灵武迁至顺化不久,李泌就得罪了一个特殊人物。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女人。她就是肃宗的爱妃张良娣。【张良娣:这个女人有心机】张良娣是一个来头不小的女人。她的祖母和玄宗的生母窦氏是亲姐妹。玄宗年幼时,母亲窦氏被武则天派人暗杀,玄宗就一直由他的姨母,也就是张良娣的祖母照料。为了报答对姨母窦氏的养育之恩,玄宗即位后,把她的四个儿子全部擢为高官。张良娣就是窦氏最小的儿子所生。天宝中期,张良娣被选入东宫为妃。当时太子妃韦氏已于数年前被黜,加上张良娣本人“性巧慧,能得上意”,所以深受李亨宠爱。玄宗逃离长安时,张良娣与太子随行。此时张良娣已身怀六甲,即将临盆,可她一直表现得非常坚强,默默忍受着颠沛之苦。据《旧唐书·后妃传》所载,当马嵬百姓“遮道请留”,劝太子不要入蜀时,张良娣也态度鲜明地“赞成之”。由此可见,张良娣很可能也事先参与了“父老遮留”这一幕的策划。从马嵬分兵北上后,由于一路上不断遭遇危险,所以张良娣每晚就寝时,都会主动睡在外侧,把李亨挡在身后。李亨苦笑着说:“抵御寇贼,不是你们女人的事情,你何必睡外面?”张良娣却说:“现在的形势这么乱,殿下的卫兵又太少,万一出现紧急情况,妾身还可以替殿下挡一挡,以便让殿下从后门撤离。”听到这样的话,李亨不可能不被感动。到达灵武不久,张良娣腹中的胎儿呱呱坠地。可产后的第三天,张良娣就拖着虚弱的身躯,加入到了为战士缝制衣服的行列。李亨大为不忍,劝她安心静养。张良娣回答得很干脆:“这不是妾身静养的时候。”李亨再一次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从此更加宠爱张良娣。作为当事人,李亨除了感动,可能不会再有什么想法。可作为旁观者,我们却不能不说,张良娣的表现有些煽情,因此很容易让人产生某些想法。至少,从上面的几则感人小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女人很有心机。女人有心机,是很让人头疼的一件事。而作为一个身份特殊、地位显赫的女人,张良娣的心机就更足以让人头疼了。和这样的女人打交道,势必要万分小心。万一你不小心成了她的对头,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不小心惹上这个女人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李泌,还有一个就是建宁王李倓。有一次,太上皇李隆基赐给了张良娣一张七宝装饰的马鞍,相当豪华,相当贵重。李泌一看就有意见了,对肃宗说:“如今四海分崩,应该以俭约示人,张良娣不应乘坐这张马鞍。臣斗胆建议,将上面的七宝珠玉摘下来,上缴国库,以备赏赐给立下战功的人。”李亨正在思忖该不该把那些珠玉摘下来,屏风后面忽然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家乡里乡亲的,不至于这样吧!”说话的人正是张良娣。她是京兆新丰人,而李泌也是京兆人,所以张良娣才会酸溜溜地称他为老乡。就这一句话,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上面那些感人事迹通通都是在作秀。她之所以口口声声替老公阻挡刀枪,还牺牲坐月子的时间替战士缝制衣服,真正的动机就是要获取李亨的怜爱和信任,而不是为了什么家国社稷。倘若她真的是为家国社稷着想,在听到李泌谏言的时候,就应该舍己为公,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天下人做表率。可她偏偏没有,而是说了那么一句酸溜溜的话,这说明什么?这足以说明,张良娣上面的作秀并非出于真心,而是在舍小博大——忍受小痛苦,牺牲小利益,博取政治利益。张氏的身份毕竟只是一个不高不下的良娣,并非真正的太子妃。所以李亨即位后,她并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换言之,在正位中宫之前,皇后宝座并不是非她莫属的,因此,她就必须不择手段地巩固并加深肃宗对她的宠爱。可是,“七宝鞍事件”不也是一个很好的博取宠爱的机会吗?她为何不按照李泌的意见,顺水推舟地再秀一把呢?原因当然还是出于政治利益。要知道,这个七宝鞍的最大价值并不在那些闪闪发光的珠玉上,而是在于它是太上皇送的!上面说过,张良娣的祖母对幼年的玄宗有过养育之恩,这层关系对于日后张良娣的正位中宫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张良娣拥有这张七宝鞍,就等于时刻在提醒肃宗、提醒百官、提醒天下人——我和太上皇的关系非同寻常!现在,李泌居然要把这个七宝鞍拆了,岂不是要拆张良娣的墙角,阻挠她正位中宫?在此情况下,她当然要挺身捍卫自己的利益。如果不是出于政治利益,张良娣断然不会说出那么弱智的一句话。换言之,像张良娣这么一个心机深沉的政治女性,是断然不会舍不得那几颗珠玉的。假如这张七宝鞍是别人送的,我们相信,无须等李泌来进谏,张良娣早就主动把它拆了,而且说辞肯定会跟李泌一模一样——时局艰危,当示天下以俭,妾身不应留着它。这么一说,保证再一次把肃宗感动得稀里哗啦的。“七宝鞍事件”的结局不难想到,肃宗听从了李泌的建议,对屏风后的张良娣解释说:“先生都是为社稷着想啊!”然后就命人把张良娣视为命根的七宝鞍给拆了。可想而知,张良娣心头的怒火会蹿得多高。可是,李泌是肃宗亦师亦友的人物,满朝文武、公卿将相的进退都在他一句话,张良娣奈何不了他。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替罪羊出现了。他就是建宁王李倓。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廊下听到了肃宗的决定,顿时感动得眼泪哗哗的。肃宗惊闻外面哭声,赶紧把李倓叫了进来。李倓抹抹眼泪,哽咽着说:“臣近来时刻担忧,这场祸乱一时难以平定。今天看见陛下从谏如流,相信用不了几天,就能看到陛下把上皇迎回长安,一时激动,忍不住喜极而泣。”毫无疑问,这番话一字不漏地落进了张良娣的耳中。李倓的悲剧就在这一刻注定了。张良娣紧紧咬着自己的嘴唇,一言不发地拂袖而去。老娘固然奈何不了李泌,可老娘还奈何不了你一个小小的建宁王?张良娣觉得李泌是在拆她墙角,阻挠她正位中宫,其实也没有冤枉李泌。因为就在数日之后,肃宗就向李泌流露了立张良娣为皇后的意思,却被李泌不假思索地否决了。当时,肃宗说:“良娣的祖母,是昭成太后(玄宗生母)的妹妹,上皇对过去的那些事一直念念不忘。朕想让良娣正位中宫,以告慰上皇之心,你认为怎样?”李泌答:“陛下在灵武,都是因为群臣想得到拥立之功,才不得不登上大位,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至于像册立皇后这样的家事,最好等待上皇的诰命,相信只是多等个一年半载而已。”如果说在七宝鞍的事情上,李泌还有一个“示天下以俭”的理由的话,那么在这件事上,李泌就是赤裸裸地跟张良娣唱对台戏了。李泌为什么这么做?原因很简单,倘若肃宗自己册立皇后,那就让人有理由认为——你李亨在灵武自立的动机就是为了抢班夺权,否则你刚当上皇帝,为何就急不可耐地要立皇后呢?这难道不足以说明,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私利吗?换言之,李泌的潜台词就是:太上皇不忘姨母养育之恩,要立张良娣为皇后,那是太上皇自己的事情,一切让他老人家去定夺,你李亨何必越俎代庖,多此一举,让天下人又来嚼舌头呢?李泌正是不希望给天下人留下这样的口实,才反对肃宗自己册立皇后。严格来讲,李泌并不是冲着张良娣个人去的。然而,张良娣并不会这么认为。在她看来,李泌就是在故意拆她的台!所以,张良娣迟早要让拆台的人付出代价。当然,柿子要捡软的捏。张良娣首先要对付的人不是李泌,而是那个口无遮拦、不知天高地厚的建宁王李倓!【一个被失望笼罩的冬天】有人说,希望是火,失望是烟,人生总是一边点着火,一边冒着烟。对于至德元年冬天的李亨来说,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这一年十月三日,肃宗李亨带着文武百官继续南下,从顺化进至彭原(今甘肃宁县)。此地距长安大约只有四百里路。随着肃宗朝廷的不断南移,李唐王朝反攻长安的态势也日益凸显。对于即将打响的这场收复长安的战役,李亨无疑充满了信心。因为此刻的朝廷人才济济、兵精粮足,而且回纥可汗也已向唐朝派出了使臣,不日将抵达彭原,与他商讨出兵之事。如此种种,都是李亨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理由。可他万万没有料到,即将来临的这个冬天,将是一个被失望彻底笼罩的冬天。首先给他带来失望的人,就是他最赏识的宰相房琯。自从获得肃宗的信任后,房琯俨然就成了李唐朝廷的第一宰相。由于房琯本来就有“喜宾客,好谈论”的名士做派,所以掌握相权后,马上提拔了一大帮崇尚清谈的朝野名士,而那些来自基层或者起于草莽的文臣武将,则被他视为“庸俗”之辈,纷纷遭到排挤。房琯这种标榜清流、排斥异己的做法很快引起了大多数朝臣的强烈不满。在那些实干派看来,像房琯这种所谓的名士和清流,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他们口口声声要救国,可到头来非但不能救国,反而极有可能误国!十月初,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入朝觐见。肃宗因其在河北抗战中表现突出,就让房琯起草敕令,准备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并出任岭南节度使兼南海太守。在房琯眼中,贺兰进明就是属于没文化的庸俗之辈。对于肃宗的任命,房琯表面上不敢有什么意见,可在起草敕令的时候,却自作主张地把岭南节度使和南海太守这两个职务拿掉了,仅给贺兰进明保留了一个御史大夫之职,而且在官职前面还冠以一个“摄”字,相当于代理之意。贺兰进明一下就跳起来了。当然,他没有去找房琯,而是直接去找了肃宗。由于官员被授予新官职一般都要当面叩谢圣恩,所以贺兰进明就揣着严重缩水的任命状入朝叩谢。肃宗大为奇怪,问他怎么回事。贺兰进明直言不讳地说,因为房琯和他有私人恩怨,所以借机报复。紧接着,贺兰进明就狠狠参了房琯一本。他对肃宗说:“晋朝时,名士王衍贵为三公,但却浮华虚伪,崇尚清谈,结果导致中原板荡,天下不宁。如今,房琯华而不实,仅凭迂阔之谈博取虚名,和王衍简直是一丘之貉,他提拔引荐的那些人,也都是浮华之辈。陛下用他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此外,陛下应该还记得,上皇不久前曾发布一道诏书,命陛下和诸王分领诸道,将陛下置于这空旷荒凉的边塞。据臣所知,这道诏命就是房琯建议的。房琯还把自己的心腹派到诸道,表面上说是辅佐诸王,实则暗中掌控实权。房琯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无论上皇的哪个儿子平定天下,他都不会失去权力和富贵,试问,这是一个忠臣应该干的事情吗?!”对于贺兰进明的这番话,肃宗当然不会全盘相信。但是,只要肃宗信了三分,房琯的日子就不可能再像过去那么滋润了。随后,贺兰进明仍旧被肃宗任命为御史大夫,并出任河南节度使。与此同时,房琯则明显感觉到了肃宗对他的冷落和疏远。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光说不练的主,房琯随即向肃宗主动请缨,要求率部出征,克复两京。肃宗也正想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真本事,当即批准,任命他为“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同时交给了他六七万兵马。房琯要求自行挑选将佐,肃宗也一口答应了。房琯随后便从心腹朝臣中挑了三个人:御史中丞邓景山,任副帅;户部侍郎李揖,任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任参谋。其中,房琯最倚重的就是李揖和刘秩,他不但把军事指挥权都交给了他们,而且逢人便说:“叛军的精锐虽多,怎能抵挡我的刘秩!”和房琯一样,李揖和刘秩也都不过是一介书生,根本不懂军事,可房琯却对他们充满了信心。十月中旬,房琯开始胸有成竹地调兵遣将,把大军分为三路:南路由杨希文率领,自宜寿(今陕西周至县)出发;中路由刘贵哲率领,自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出发;北路由李光进(李光弼的弟弟)率领,自奉天(今陕西乾县)出发,浩浩荡荡向长安挺进。十月二十日,中路军和北路军先行进抵便桥(今陕西咸阳市西南)。次日,二军与燕军的安守忠部在咸阳东面的陈涛斜遭遇。房琯采用古代的兵车战术,出动了两千辆牛车,让步兵和骑兵紧跟在牛车后面,对燕军发起冲锋。安守忠看着唐军的牛车阵,当场笑喷。正巧这时刮起了东风,安守忠即命士兵在阵地前沿燃起大火,然后擂动战鼓,嘶叫呐喊。一时间,火焰,浓烟,以及震天动地的鼓声和呐喊,顺着风势一齐向唐军袭来。那两千头牛何曾见过这等阵仗,一下子都被吓成了疯牛,当即四处狂奔。于是,唐军还没来得及和燕军交手,自己的人、车、牛、马就开始互相踩踏,乱成一团。燕军趁势发起进攻,唐军大败,死伤四万余人,仅剩数千残兵跟着房琯逃离了战场。十月二十三日,房琯不甘心失败,又亲自带领南路军与燕军交战,结果再度溃败,士卒伤亡殆尽,将领杨希文、刘贵哲投降燕军。肃宗朝廷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反击战,就这样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李亨暴跳如雷。没想到你房琯的本事这么大,一战就把六七万人全给报销了!房琯失魂落魄地逃回彭原时,肃宗本想把他一刀砍了,无奈李泌极力劝谏,肃宗才饶了他一命。这次惨败显然对肃宗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首先,它极大地削弱了肃宗朝廷的军事实力;其次,它充分表明肃宗在用人政策上出现了严重失误;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肃宗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的火焰,被它当头浇下了一盆凉水!虽然还没有完全熄灭,可要重新燃起来又谈何容易?!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唐军于陈涛斜遭遇惨败的同时,从关外也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河北全线沦亡了。自从郭子仪和李光弼撤离后,史思明就重新抖擞了起来。他先是攻克了九门、藁城、赵郡、常山等地,继而又与另一燕将尹子奇围攻河间。河间太守李奂率当地军民奋勇抗击,坚守了四十余日。颜真卿见河间危急,派部将和琳率一万二千人前去救援,却遭到史思明的强力阻击,士卒溃散,和琳被俘。得知援军被击溃的消息后,河间军民的最后一丝希望终于破灭。史思明一鼓作气,攻陷河间,生擒李奂,并将其押赴洛阳斩首。紧接着,史思明又攻陷景城(今河北沧州市东南),城破之时,当地太守李暐投河自尽。稍后,史思明派出两名骑兵,携带一封招降信前往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乐安太守几乎连想都没想,就举城投降了燕军。连下数城之后,史思明接下来的目标,当然就是河北唐军抗燕的大本营——平原郡了。十月下旬,史思明以部将康没野波为前锋,挥师南下,直逼平原。颜真卿知道,面对势如破竹的燕军,平原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守不住怎么办?投降吗?绝对不可能。既不能战,也不能降,那就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了。并不是颜真卿贪生怕死,而是他不想做无谓的牺牲。在乱世之中,死其实很容易,只有顽强地活下去,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才是真正艰难的事情。十月二十二日,颜真卿率部撤离平原郡,渡过黄河南下,进入江淮地区。此后,颜真卿又通过荆州、襄阳辗转北上,终于在次年四月抵达凤翔,与驻跸在此的肃宗会合。颜真卿的南撤,意味着曾经轰轰烈烈的河北抵抗运动就此画上了一个悲凉的句号。史思明兵不血刃地占据了平原郡,随后接连攻克清河、博平等郡,继而进围乌承恩驻守的信都(今河北冀州市)。此时,乌承恩的麾下还有整整五万人马,其中还有三千朔方精锐,如果坚守城池的话,就算最终战胜不了燕军,至少也能给史思明造成重创。然而,这个当初拥兵自重、拒不援救常山的乌承恩,却在第一时间打开了城门,把手中的城池和军队拱手送给了史思明。河北诸郡中,坚持最久的是饶阳郡(今河北深州市)。差不多从安史之乱爆发后,饶阳就受到了燕军的围攻。虽然燕军也曾迫于战场形势几度撤围,但很快便又卷土重来。到这一年十一月,饶阳被围已将近一年之久,却仍然在苦苦坚守。史思明扫平其他郡县后,便调集重兵,对饶阳发起了最后的进攻。在燕军近乎疯狂的攻击之下,粮尽援绝的饶阳终于被攻破。燕军士兵蜂拥入城的那一刻,一直在第一线浴血奋战的太守李系不愿死于敌手,遂纵身跃入火中,壮烈殉国。李系麾下有一员勇将叫张兴,据说力大无比,能举千钧。城破后,张兴被俘,史思明命人把他带到马前,说:“将军是难得的壮士,愿不愿意和我共享富贵?”张兴扬起下巴,说:“我张兴生是李唐的人,死是李唐的鬼,断无投降之理。现在我的命在你手中,只想说一句话再死。”史思明道:“说来听听。”“皇上(玄宗)对待安禄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可他不知报恩,反而兴兵犯阙,涂炭生灵。大丈夫纵然不能剪除凶逆,也不必面北称臣!在下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不知足下能否采纳?”张兴顿了一顿,见史思明闷声不语,便接着说,“足下之所以追随逆贼,不过是为了荣华富贵,可这就像是燕子把巢筑在帐篷上,岂能久安?!为何不乘机诛杀安禄山,当下便能转祸为福,长享富贵,岂非美事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