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三姐妹随即抓住玄宗的这句话不放,天天缠着他,要他给杨钊封个管财政的官。玄宗拗不过,只好让杨钊到户部当差,不久又擢升他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让他在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王鉷的手下任职。后来的事实证明,玄宗的决定是相当英明的。因为杨钊搞钱的本事不仅没有让他失望,而且还远远超出了他的期望。从杨钊被任命为度支郎中的这一刻开始,他就彻底告别了穷愁潦倒、郁闷不堪的过去,从此左右逢源、顺风顺水,就好比从艰险崎岖的蜀道直接拐上一览无余的高速一样,周遭景物豁然开朗,前程顿时变得无限远大……在此后的几年中,杨钊使尽浑身解数,细心窥伺玄宗好恶,千方百计加以迎合,同时拿出看家本领大肆聚敛,迅速博得玄宗的赏识和宠幸,于是不断获得升迁,在短短几年间就兼任了十几个财政职务。天宝七年(公元748年),杨钊又“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主管全国财政工作),恩幸日隆”。(《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从前混迹市井、狂饮滥赌的小混混,几年前还抑郁不得志的这个蜀中小吏,如今已然脱胎换骨,成了位高权重的当朝大员。当初对他敬而远之的那帮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现在肯定懊悔不迭——过去怎么就没看出这小子有这么大的本事呢?!为了让天子对自己的政绩有一个直观而美好的印象,杨钊自从当上财政大臣后,就下令全国各地一律将上缴中央的粮食兑换成绸缎,同时又用各种苛捐杂税的收入购买布帛,全部收进国库,然后频频上奏玄宗,宣称国库中的财帛已经堆积如山,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富裕的程度——“帑藏充牣,古今罕俦!”(《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国家不差钱了,玄宗当然高兴。天宝八年(公元749年)二月,玄宗召集文武百官,兴高采烈地前去参观国库,一看之下,果然如同杨钊所说——府库盈满,财物山积,放眼古今,罕有其匹!目睹如此盛况,满朝文武无不咋舌,大唐天子也止不住两眼放光——如今的大唐帝国岂止是不差钱,简直是富得流油、富得冒烟了!玄宗兴奋得无以言表,当即宣布:满朝文武通通有赏,一律按官阶大小赐给相应布帛;同时赐给杨钊三品紫袍和金鱼袋,以示无上恩宠。自开元后期以来,玄宗在赏赐宠臣的时候就已经是不把钱当回事了,自从这次“国库观摩”之后,其思想更是获得了空前解放,达到了视金钱如粪土的境界,“赏赐贵幸之家,无有限极。”(《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俨然把国库当成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杨钊向玄宗呈上一道奏疏,请求为他的舅舅张易之、张昌宗平反昭雪。玄宗二话不说,当即准奏,以二张当年曾劝武皇迎回中宗、对社稷有功为由,下诏追复二张的官爵,并赐其一子为官。数日后,杨钊又以自己名字中含有“金刀”,暗合某图谶,对天子和朝廷不吉为由,请求玄宗赐给他一个新名字。玄宗有求必应,立刻赐名为“国忠”。有道是名正则言顺,杨国忠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搞出这两个花样,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几年来深思熟虑的结果。换言之,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包装自己,为日后攫取大权铺平道路。首先,通过为二张平反,他就不再是逆臣余孽,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功臣之后,从此拥有了一个非常光荣的出身;其次,通过改名,既能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和从前的自己一刀两断,又能通过皇帝赐名,让所有人意识到他的身份是何等尊贵与不同凡响。从今往后,这世上就不再有那个叫杨钊的小人物了,取而代之的是天子亲自赐名的这个功臣后代杨国忠。昔日的小混混就此华丽转身。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从今往后,杨国忠就将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眼里,向权力之巅发起冲锋。当然,通往权力之巅的道路从来都是险峻而狭窄的。正如自古华山一条道一样,你要想在这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道上快速攀登,就必须千方百计把挡在你前面的家伙从悬崖上挤下去。直到你毫不留情地把所有挡路者推入万丈深渊,你才能先于众人到达无限风光的绝顶。事实上,从天宝六年开始,杨国忠就已经在这么做了。在幕后策划并且与他配合无间的人,就是李林甫。天宝中后期,他们联手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的大狱,强力打击一切政治上的反对派,“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而在被他们铲除的异己中,死得最难看的,就是先于杨国忠受到玄宗宠幸的两大理财高手——杨慎矜和王鉷。【天宝大狱】杨慎矜,隋炀帝杨广的玄孙,为人沉毅有才干,尤其是财政工作方面,能力特别突出,历任监察御史、太府出纳、含嘉仓出纳使、京畿采访使、户部侍郎、御史中丞等职。天宝五年,杨慎矜在李林甫的授意下,整垮了另一个理财高手韦坚,进而将其取代,成为玄宗心目中最能干的财政大臣。毫无疑问,在李林甫的手下干活,有一条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那就是得到天子的信任和赏识。而韦坚一死,杨慎矜又渐渐“为上所厚”,自然就引起了李林甫的嫉恨。对李林甫来讲,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他的整个宰相生涯,几乎都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如今,杨慎矜既然无视前车之鉴,再次走到五百万伏高压的边缘,李林甫当然要想办法让他领教一下碰触高压的滋味。李林甫的整人手法是相当高超的,不管什么人,他都能准确捕捉你身上的弱点。即便你是刀枪不入的阿喀琉斯,他也能找出你身上最脆弱的那个脚踵。一旦找到你的阿喀琉斯之踵,他就能像阿波罗那样一箭把你射穿。那么,杨慎矜最脆弱的脚踵在哪呢?结交术士。杨慎矜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他经常和一个叫史敬忠的术士暗中交往。为什么大臣不能与术士交往?因为早在开元十年,玄宗就曾经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虽然早有明令禁止,但杨慎矜还是一直把史敬忠奉若上宾。因为在他眼中,这个史敬忠和芸芸众生大不相同,简直就是个神人。据说有一次,杨慎矜祖坟旁边的草木忽然流出红色的液体,看上去就像流血一样,十分可怕和诡异。杨慎矜极为不安,就问史敬忠该怎么办。史敬忠马上告诉了他一个禳解之法,让他在家中的后花园设置一个道场,然后每天退朝后,必须赤身裸体、披枷戴锁在道场中静坐。杨慎矜依言而行,一直坐了十天,祖坟旁边的草木果然就止血了。杨慎矜顿时对史敬忠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不管碰到大事小事,必定要让史敬忠帮他预测吉凶。杨慎矜自以为皇帝不可能知道他结交术士的事情,所以也就没把几十年前颁布的那道禁令当一回事。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多久,玄宗还是听说了杨慎矜与术士暗中交往的事。玄宗很恼火,但考虑到他在财政工作方面一直干得很出色,也只好隐忍下来,没有发作。可是,玄宗不发作,不等于杨慎矜就太平无事了。因为,一心想让他死的人不是玄宗,而是另外三个人。一个是李林甫,一个是杨国忠,还有一个就是杨慎矜的表侄——王鉷。王鉷,太原人,武后时期的名将王方翼之孙,是玄宗一朝继宇文融、韦坚、杨慎矜之后的又一个理财高手,历任监察御史、户部郎中、户口色役使、京畿采访使、关内采访使、御史中丞等职。在户部任职期间,王鉷曾在正常赋税之外,拼命向百姓搜刮,一年就给玄宗的内库增收了上百亿的收入,专供玄宗赏赐之用。尽管民间为此怨声载道,他却因此备受玄宗赏识。当然,王鉷之所以能在政坛上崭露头角,除了他自己聚敛有术之外,也要归功于他表叔杨慎矜的引荐。杨慎矜既是王鉷的长辈,也是他入仕的恩人,可没有人会想到,王鉷最后竟然会恩将仇报,亲手把杨慎矜置于死地。这对叔侄最终之所以反目,说起来双方都有责任。刚开始,其实王鉷对杨慎矜也是感恩戴德、敬重有加的,可自从当上御史中丞后,在官职上就和杨慎矜平起平坐了,心气自然也就高了,对杨慎矜的尊重便日渐淡薄;再加上他后来又攀上了李林甫,自以为有了更坚实的靠山,于是越发不把杨慎矜放在眼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鉷受人恩惠没有记住,可杨慎矜却偏偏是个给人恩惠牢记不忘的人。在他眼中,王鉷能有今天都是他的功劳,而且官当得再大也是他的晚辈,所以丝毫没有给予这个表侄起码的尊重,总是在朝堂上直呼其名。此外,王鉷是私生子,平常最怕人提起他的出身,偏偏杨慎矜又喜欢揭他的疮疤,总在人前人后嫌王鉷的母亲出身微贱。久而久之,王鉷不但把杨慎矜对他的恩情忘得一干二净,而且对他产生了越来越深的恨意。而对于王鉷的这种内心转变,杨慎矜却丝毫没有察觉,平常还是习惯跟这个表侄聊一些家常话,甚至把他与史敬忠交往的一些细节,也毫不隐瞒地透露给了王鉷。杨慎矜绝对没想到,他这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到了王鉷手里。对于杨慎矜和王鉷的恩恩怨怨,李林甫和杨国忠始终洞若观火。李林甫是因为杨慎矜碰触了高压线而想收拾他,杨国忠则因为杨慎矜是老资格的财政专家,挡了他的升官之道,所以要把杨慎矜扳倒。他们两个人都在寻找杨慎矜的破绽,自然对他和王鉷的关系特别关注,此外,杨慎矜与史敬忠暗中交往的事情,也没有躲过他们的眼睛。后来,当杨国忠得知玄宗对杨慎矜结交术士一事甚为不满时,就意识到收拾杨慎矜的机会来了。他当即把消息透露给王鉷,告诉他皇上很生气,时机很合适,要下手就赶紧。紧接着,李林甫也向王鉷暗示,可利用杨慎矜系隋炀帝后人的这层关系做做文章。王鉷依计而行,随即在长安坊间到处散布流言,说杨慎矜与术士往来密切,并且在家中暗藏谶书,计划复兴祖先隋炀帝的帝业。流言不胫而走,很快传进了玄宗的耳中。玄宗暴怒,马上命人把杨慎矜扔进监狱,命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进行三堂会审。代表御史台出面审讯的官员有两个,一个是杨国忠,另一个叫卢铉,也是个心狠手辣的酷吏。案子开审后,卢铉立刻逮捕了杨慎矜的一名亲信——时任太府少卿的张瑄,对其百般拷打,逼他承认与杨慎矜合谋造反。没想到张瑄是条硬汉,不管怎么打,死活不说一个字。卢铉大怒,命人动用酷刑,将张瑄的双腿绑在木头上,然后命几个壮汉抓住他脖子上的枷锁,同时用力往后拉。可想而知,这种酷刑的作用与五马分尸类似,都是把人的身体拉长撕裂。可是,五马分尸是让人当场毙命,痛苦较为短暂,这种酷刑却是只把人拉长而不把人撕裂,让你在咽气之前感受长时间的痛苦,比五马分尸更为残酷,可谓酷刑中的极品。据《资治通鉴》记载,张瑄的身体当场就“加长数尺”,而且“腰细欲绝,眼鼻出血”。不可否认,史书的描写是有些夸张了。暂且不论几个壮汉的力量能否把人拉长“数尺”,就算能够,人也早死了;而且最先被拉长拉细的部位肯定不是腰,而是脖子。但是,即便史料记载失实,我们也不难想见这种酷刑的可怕程度,并且有一点可以确定——这种刑罚手段并不以致人死命为目的,而是要让人在清醒状态下感受痛苦。然而,尽管动用了这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卢铉还是没能从张瑄嘴里抠出一个字。没有人证和口供,案子就定不下来。而史敬忠早在案发时就已逃之夭夭,不知所踪,李林甫和杨国忠顿时有些犯难。怎么办?关键时刻,吉温上场了。杨慎矜案发后,史敬忠当即潜逃,一口气逃到了老家汝州。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所以三法司也一筹莫展。而吉温接受任务后,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带上人马直奔汝州,并且直接在史敬忠家里将其抓获。吉温之所以这么厉害,并不是他料事如神,而是因为史敬忠是他父亲的世交,吉温小时候没少被史敬忠抱过,所以史敬忠躲在哪里他最清楚。只是史敬忠没料到朝廷会派这个知根知底的吉温来抓他,否则他无论如何也不敢躲在家里。吉温逮捕史敬忠后,一句话也没说,命人用铁链锁了他,给他戴上头套,然后押了就走。一直走到临近长安的时候,吉温才命人对史敬忠说:“杨慎矜已经招供了,现在就差你一个人的证词,你要是聪明的话,也许还能保住一命,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前面不远就是骊山了(当时玄宗在骊山华清宫),要是到了那儿,你想自首也来不及了。”史敬忠吓傻了,恳求给他一张纸,他全部招供。可吉温还是没搭理他,继续拍马往前走。史敬忠一路上拼命哀求,吉温都装聋作哑。直到距离骊山十里开外的地方,吉温才停下来,给了史敬忠三张纸,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思,让史敬忠一五一十写下了供状。拿到供词后,吉温才除去史敬忠的头套,下马向他行礼,说:“在下皇命在身,请世伯千万不要怪罪!”史敬忠归案后,杨慎矜就彻底屈服了,乖乖承认了他和史敬忠交往的所有细节。可当问到阴谋造反的谶书时,杨慎矜却矢口否认。三法司派人搜遍了杨宅,也没找到谶书。李林甫随即指示卢铉再去搜一遍。卢铉心领神会,在袖子里藏了本谶书,进入杨宅转了一圈,然后骂骂咧咧地走了出来:“这个叛贼真狡猾,原来把谶书藏在了密室里。”至此,人证物证全都有了,杨慎矜死定了。天宝六年十一月底,玄宗颁布诏书,将杨慎矜和两个在朝为官的哥哥同日赐死,将史敬忠杖打一百,妻儿老小全部流放岭南,同时还株连了数十个朝臣。李林甫、杨国忠和王鉷虽然联手除掉了杨慎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因此成为同盟。因为在政治的角斗场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同盟,更何况他们的利益联结本来就是短暂而脆弱的——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他们必然会拔刀相向,展开新一轮的权力厮杀。不杀到剩下最后一个,这种残酷的权力斗争就不会停止。唯一的问题只是——谁会笑到最后?杨慎矜死后,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王鉷了。他先是被玄宗擢升为户部侍郎、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继而封太原县公,又兼殿中监、京兆尹,同时在短短几年间陆续兼任了二十几个特使之职,可谓权宠日盛,连李林甫的风头都被他抢了大半。面对王鉷的强势崛起,李林甫心里虽然颇为忌恨,但却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李林甫之所以一反常态,没有对王鉷下手,按照史书的解释,原因是“鉷事林甫谨”,所以李林甫“虽忌其宠,不忍害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就是说王鉷虽然得势,但对李林甫依然毕恭毕敬,所以李林甫不忍加害。其实,《资治通鉴》提供的这个原因是很没有说服力的。众所周知,从李林甫就任首席宰相以来,任何一个在客观上对他构成威胁的人,最终都没能逃脱他的“口蜜腹剑”和“罗钳吉网”。按照《旧唐书》的说法,李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是玩弄权术的绝顶高手。这样的人,绝对不可能被王鉷表面上的尊重和恭敬所迷惑。所以,李林甫不对王鉷下手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他“不忍”,而是因为他“不能”。因为他知道——如今的政治格局早已非同往日了。以前,他在朝中一人独大,可以为所欲为地大唱独角戏,可如今,王鉷和杨国忠显然已经跟他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尽管从表面上看,李林甫的权位最高,仍然是首席宰相,可事实上他已年届古稀,斗志和锐气都已大不如前,其政治能量已属强弩之末;反之,王鉷和杨国忠不仅年富力强,而且皆以其突出的理财能力深得玄宗宠幸,在仕途上正处于快速上升期。在此情况下,李林甫当然不能轻举妄动,而只能采取守势,以不变应万变。如果说李林甫在以前的政治斗争中总是主动出击、以攻为守的话,那么鉴于目前的这种复杂形势,他所能采取的最佳策略也只能是按兵不动、以守为攻了。当然,李林甫之所以按兵不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料定,目前这种三足鼎立的态势不可能维持太久,因为杨国忠迟早会对王鉷发难。既然如此,李林甫何必急着动手呢?等他们两个人先干起来,他再相机行事不是更明智吗?这就叫一动不如一静。这就叫保存实力,后发制人!正如李林甫所料,对于王鉷的日渐坐大,最感到愤怒和不安的人就是杨国忠了。从杨国忠入朝以来,王鉷就始终是他的顶头上司:王鉷当户部郎中时,杨国忠是他的手下判官;王鉷升任御史中丞时,杨国忠是他的手下御史;到了杨国忠升任御史中丞了,王鉷又成了御史大夫……可以说从头到尾,王鉷都压着杨国忠一头。此人不除,他杨国忠岂能有出头之日?但是,王鉷的资格比他老,帮玄宗搞钱的本事又不比他低,这些年创造的政绩工程又不比他逊色,一时间,杨国忠也找不到什么有效的办法对付王鉷。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四月,当李林甫、王鉷和杨国忠这几个帝国大佬正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中时,三足鼎立的平衡局面忽然被打破了。其实,他们三个人谁也没有先动手。局面是被一个局外的小人物打破的。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人物就是王鉷的弟弟王銲。王銲,时任户部郎中,平日里仗着王鉷的权势,经常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有关部门碍着他老哥的面子,不敢拿他怎么样,于是这小子越发狂妄。有一天心血来潮,他忽然把一个叫任海川的术士叫到家中,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说,我有王者之相吗?”当场就把任海川雷得晕头转向。大哥啊,这种话是随便说着玩的吗?这可是要杀头的啊!当然,任海川没敢这么说,他只是哆哆嗦嗦地应付了两句,然后就屁滚尿流地跑了。任海川没敢回家,当天就跑没影了。这事很快被王鉷得知,他意识到弟弟闯了大祸,立刻派人追查任海川的下落。刺客在离长安不远的冯翊郡追上了任海川,旋即将其灭口。可王鉷没有料到,知道这件事情的居然不止任海川一人。还有一个叫韦会的朝臣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此事,就在家里面议论。本来韦会在自己家里嚼舌头,王鉷也不会知道。可偏偏这个韦会倒霉,说的话都被一个婢女听了去,婢女马上又把事情告诉了一个相好的佣人。这个佣人平日很不受韦会待见,常对他怀恨在心,现在一听说这事,立马跑去跟王鉷告了密。王鉷一听,眼睛都直了。真他妈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而且让他感到棘手的是——这个韦会又不是普通人,而是中宗女儿定安公主之子,也算是皇室成员。然而,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不采取手段也不行了。王鉷随即找了一个罪名逮捕了韦会,并且当天夜里就派人把他勒死了。本以为这回总算把屁股擦干净了,可王鉷万万没有料到,这个丧门星王銲马上又给他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什么娄子?政变。王銲居然想发动政变!这已经不是叫异想天开了,而是叫丧心病狂。王銲交了一个和他一样脑袋发热的朋友,名叫邢縡,两个人又结交了一些禁军士兵,然后就三天两头在一块策划,准备刺杀禁军将领,夺取兵权,发动政变,目标是刺杀李林甫、杨国忠、和当时另外一个宰相陈希烈。没有人知道王銲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也许他是以为,把这三个人干掉,他老哥王鉷就能当上宰相了。可他也不用脑袋想一想,一旦他发动政变,就算成功诛杀了李林甫等三人,可他老哥和他就全都成逆党了,还当什么宰相?如果说他是准备挟持皇帝,号令天下,玩一把曹操模仿秀,可就凭他这几十号人,又怎么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呢?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看,王銲准备发动的这场政变都像是小孩子在玩过家家,毫无逻辑,毫无常识,毫无道理!或许我们只能说,这个宝贝王銲和他那帮可爱的哥们,都是用脚趾头在想事情的,若非如此,就是他们的脑袋通通被驴踢了。精明强干的王鉷居然有这么一个活宝弟弟,也活该他倒霉。由于王銲策划的这场阴谋只是过家家的水平,保密性太差,所以未及动手就被人告发了。这一年四月九日的朝会上,玄宗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告状信交给了王鉷,然后面无表情地下了一道命令,让王鉷亲自带兵,由杨国忠配合,一起去缉拿乱党。王鉷登时傻眼了。居然有这样的事?!可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没用了,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保住王銲一条小命。王鉷立刻暗中派人通知王銲逃跑,然后故意磨磨蹭蹭地拖到了日暮时分,才和杨国忠一起率兵包围了邢縡的家。邢縡慌忙带着几十个党羽突围。他知道这回八成是逃不掉了,情急之下脑袋忽然开了窍,于是一边突围,一边命他的党羽互相喊话,说:“不要伤了王大人。”很显然,邢縡的目的是想让官兵误以为王鉷和他勾结,因而不敢放手追击,让他有机会逃出生天。果然,杨国忠一听就中计了。他本来和王鉷就已经势不两立了,眼下王鉷要是真和乱党勾结,那自己岂不是就危险了?!杨国忠疑心一起,追击的力度自然就弱了。邢縡一帮人且战且退,眼看就要逃之夭夭了,可就在这时候,他们被另一队禁军堵住了去路。这是高力士率领的四百名飞龙禁军。由于玄宗不放心王鉷,所以特地派高力士前来压阵。至此,邢縡一帮人是插翅难飞了。没两下,邢縡就被砍了脑袋,其他党羽也全部被擒。杨国忠回宫后,向玄宗汇报了整个经过,最后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王鉷必定参与了这个阴谋!”此时玄宗仍然信任王鉷,就说:“他受了朕那么大的恩遇,没理由参与谋反。”一直在冷眼旁观的李林甫此刻赶紧发话,也赞同天子的判断,认为王鉷肯定不知道他弟弟的事情。李林甫之所以力保王鉷,首先当然是为了随顺玄宗,但最重要的是——一旦王鉷就这样被除掉,杨国忠接下来肯定会把目标转向他,所以他必须保住王鉷,让他来制衡杨国忠。最后,玄宗决定不追究王鉷的责任,但为了维护法纪,希望王鉷做得漂亮一点,主动上表请求将王銲治罪,这样大家都有个台阶下。他让杨国忠把这个意思传达给王鉷。如果王鉷识相的话,这时候绝对是要就坡下驴、丢卒保帅了,可他居然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回了一句让玄宗和李林甫都目瞪口呆的话——我不忍心对亲弟弟下手。玄宗勃然大怒。给脸不要脸,你王鉷真的是活腻了!随后,玄宗立刻命人逮捕了王鉷,让杨国忠取代了他的京兆尹之职,并让杨国忠和陈希烈会审王鉷。既然是让杨国忠来审,那结果就毫无悬念了。王鉷不但被坐实了谋反罪名,而且连同以前杀任海川和韦会的事情也都被抖了出来。玄宗旋即下诏,赐王鉷自尽,然后把王銲绑到朝堂上活活打死,党羽全部诛杀;同日,王鉷的两个儿子被流放岭南,数日后就被杀死在了流放路上。后来,有关部门派人查抄王鉷的家产,居然一连数日都清点不完。王鉷一死,杨国忠就彻底熬出头了。天宝十一年五月,玄宗把原属王鉷的二十几个职务,如御史大夫、京畿采访使、关中采访使等等,通通给了杨国忠。不出李林甫所料,杨国忠取代王鉷之后,立刻就把枪口掉过来对准了他。杨国忠利用王鉷的案子大作文章,指控李林甫和王鉷兄弟暗中勾结,并且和突厥叛将阿布思也有瓜葛。阿布思是突厥降将,曾一度归顺大唐,后来因与安禄山有隙而再度叛回漠北。为了彻底扳倒李林甫,杨国忠还怂恿陈希烈和哥舒翰一起出面指证。对于杨国忠等人的指控,玄宗当然是不会轻易采信的。可尽管如此,从这个时候开始,玄宗还是逐渐疏远李林甫了,转而把全部的信任和恩宠都给了杨国忠。至此,杨国忠入相已成定局,而李林甫也成了他必欲拔除的眼中钉。“国忠贵震天下,始以林甫为仇敌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在这场激烈的政治角斗中,杨国忠很可能会笑到最后。面对如此恶劣的形势,李林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临深履薄之感。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恐惧。这个位极人臣、势倾朝野、主宰帝国政局长达十多年的一代权相,生平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恐惧……【李林甫把自己吓死了】综观李林甫十九年的宰相生涯,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属于“锋芒初露”时期,时间是从开元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在此期间,他千方百计整垮了张九龄,登上了首席宰相的宝座;第二个阶段属于“固权保位”时期,时间大致是从开元二十四年到天宝五年,在此期间,他运用“口蜜腹剑”的高超权术和“罗钳吉网”的高压手段,铲除了一批又一批对他构成威胁的政敌,牢牢把持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第三个阶段属于“权势熏天”时期,时间大致是从天宝五年到天宝十一年。也就是说,差不多从李适之罢相、陈希烈入相开始,他的权势就逐渐臻于全盛了。陈希烈,睢阳郡(今河南商丘市)人,由李林甫引荐,于天宝五年四月以门下侍郎衔入相。此人精通老庄之学,为人柔顺谦和,专以神仙符瑞之说讨好皇帝,除此之外毫无过人才干,李林甫以其“柔佞易制,故引以为相”。陈希烈入相后,果然成了牛仙客第二,对李林甫唯命是从,“政事一决于林甫”。(《资治通鉴》卷二一五)依照旧例,宰相每天在朝堂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下午一点半)才能下班。李林甫此前也一直严格遵守这个上下班制度,从未迟到早退。并不是说他很敬业,而是因为不待在朝堂上他不放心,怕其他宰相私自揽政,把他架空。可自从天宝五年陈希烈来了以后,李林甫就完全放心了,他给玄宗打了份报告,声称当今天下已经太平无事,他也不用老是守在朝堂了。从此,李林甫每天巳时(上午十点)便打道回府,命三省六部将一切军国要务直接送到他府上,然后就在家里办公,把所有文件都批复了,最后再让有关官员拿去给陈希烈过目。当然,陈希烈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在李林甫批复的意见后面签个名字而已,这样就算走完宰相联署办公的法定程序了。差不多与此同时,玄宗对李林甫的宠幸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加封李林甫为开府仪同三司,赐食邑三百户,而且还把京城内外最上等的宅邸、田庄、园林、别墅,以及天下各种奇珍异宝大量赏赐给他,“前后赐与,不可胜纪”。(《旧唐书·李林甫传》)那几年里,李林甫的权势达到了巅峰。凡是没上朝的日子,文武百官都会争先恐后地往他的家里跑,一个个忙着向他请示汇报,以致台省各级主要官员普遍都不在岗,经常只剩下陈希烈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朝堂上。对此,《旧唐书》评价说,李林甫“久典枢衡,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天宝六年岁末,临近春节之时,天下各郡县进献的所有贵重贡品先后运抵尚书省,玄宗命文武百官前去参观。可还没等众人看够,玄宗就忽然间大手一挥,命人把贡品全部装车,通通拉到了李林甫的府上。百官们面面相觑。原以为皇上叫他们来是要发年终福利的,没成想只是让他们过了一回眼瘾。这不是拿咱耍着玩吗?皇上,您也忒偏心了吧?作为玄宗一朝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宰相,李林甫虽然表面上权倾天下、威风八面,可实际上他的内心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因为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就是一座丛林,每一个角落很可能都隐藏着敌人,而且随时会跳出来咬他一口,所以他必须时刻小心提防。他总是用尽一切手段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直到只剩下一双眼睛和一对鼻孔,然后冷冷地窥视着丛林的每一个角落,小心翼翼地嗅着每一种危险的气息……到了天宝中后期,由于权宠过盛,树敌太多,李林甫的儿子李岫经常有一些不祥的预感。有一次,父子俩在后花园散步,李岫忽然指着那些正在埋头修葺亭台楼阁的工匠杂役,忧心忡忡地对李林甫说:“父亲大人,您久掌大权,怨仇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恐怕连做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都不可得了。”李林甫当即面露不悦之色,说:“势已如此,将若之何?”(《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此时的李林甫绝对不会想到,儿子李岫的这句话最终竟然会一语成谶。因为结怨太多,李林甫总担心会有刺客暗杀他。于是白天出行,他总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命令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就算公卿百官也要赶紧回避,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由于经常处于警觉状态中,所以李林甫不仅白天紧张兮兮,连夜里也总是无心睡眠。每天晚上,李林甫的府邸四周总是岗哨林立,而且宅邸中到处设有重门复壁和暗道机关。每天夜里,李林甫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以至连他的妻妾子女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换言之,李林甫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睡觉,而是在换床,频繁地换床。李林甫或许可以如此宣称:每天晚上,如果我不是在这张床或那张床上,就是在这张床到那张床的路上……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玄宗一朝尤其如此。李林甫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通道,自己就很难长久把持朝政。所以,早在开元后期,李林甫就曾向玄宗提出了一条重大的人事建议,他说:“文臣为将,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寒微的胡人为边防将帅。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其一,胡人勇猛善战,远比文臣更适合驰骋沙场;其二,这些胡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因此,陛下若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能为朝廷效死。”玄宗闻言大悦,觉得李林甫说得很有道理,当即采纳了这项建议。于是,自开元末年以至天宝年间,一大批胡人迅速被提拔为帝国的高级将领,并纷纷出任边镇节度使,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这其中,除了高仙芝、哥舒翰等人外,还有一个即将改写唐朝历史的重要人物,当然就是安禄山了。在唐玄宗之前,大唐朝廷为了防范胡将,一般都会用德高望重的名臣来加以控制。如突厥降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虽然骁勇善战、对大唐忠心不二,但朝廷还是没有委以大将之任,而是“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旧唐书·李林甫传》),足见对胡人的防范之严。除此之外,朝廷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制约边帅,即:不能在一地长久任职,不能在朝中遥领远地,不能由一人兼统多镇。这就像三条绑在边帅身上的绳子。有了这三条无形的绳子,帝国就不会有强枝弱干之虞,朝廷也不会有尾大不掉之患。然而,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却亲手解开了束缚边帅的这三条绳索。从开元后期开始,边防将帅在一地长年任职的已经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朝中宰相遥领远地的也已屡见不鲜(如萧嵩、牛仙客、李林甫等),节度使兼统他镇的更是习以为常(如王忠嗣、哥舒翰、安禄山等)。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李林甫的自私和弄权,加上唐玄宗的自负和麻痹,才导致了“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尽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危险局面,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军力对比产生了严重失衡——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一变而为“外重内轻”“强枝弱干”!从这个意义上说,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李林甫和唐玄宗。然而,如果没有后来杨国忠的擅权乱政,安禄山也不会那么快就狗急跳墙。事实上,在李林甫当政期间,安禄山对他一直是又敬又怕、甘拜下风的。不要说让他起兵造反,就算让他跟李林甫过过招,恐怕他都没那个决心和胆量。安禄山这个人,外表粗犷豪放,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细如针尖,既狡黠又阴险。从心机、城府和谋略上来说,满朝文武没有一个被安禄山放在眼里,可唯独李林甫是个例外。说李林甫是安禄山的克星,恐怕也不算夸张。因为安禄山狡猾,李林甫比他更狡猾——“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对付安禄山这种人,李林甫自然有他的手段。每一次安禄山入朝,李林甫都会盛情邀请他到府上聚会,宾主之间经常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互相交换看法,而且会谈也总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可是,往往是在宾主双方言谈甚欢的当口,李林甫总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两句话。就是这一两句话,常常会一举道破安禄山心中某种隐秘的想法。每当这种时候,安禄山脸上的表情总是颇堪玩味。久而久之,安禄山就不得不在心里说——服了你了。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在李林甫面前,自己几乎就是个半透明体。从此以后,凡是宾主双方再次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时,安禄山总是战战兢兢、如坐针毡,乃至大冬天里也会冷汗直冒。(《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虽盛冬,常汗沾衣。”)当然,作为一个热情而又体贴的主人,李林甫对客人的关怀一向是无微不至的。每当看见安禄山又不知何故暴汗不止了,李林甫总是会“抚以温言”,并且“自解披袍以覆之”,也就是脱下自己的袍子披在安禄山的身上,给他送去春天一般的温暖。不知道安禄山披上袍子后,是感觉到温暖还是感到更加寒冷,反正他的表情是相当的受宠若惊和感激涕零。而且,自从披了一回袍子后,安禄山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从此不再称呼李林甫为“大人”,而是十分亲切地叫他“十郎”(李林甫排行第十)。此后,每逢安禄山派手下入京办差,他总会特地吩咐手下人一定要来拜见十郎。手下回去后,他就会忙不迭地问:“十郎都说什么了?”如果李林甫给了他几句鼓励的话,安禄山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要是听到手下转述李林甫的话说:“告诉安大夫,一定要好自检点!”他就会吓得脸色苍白,口中喃喃自语:“完了完了,这回我死定了!”在李林甫当政的最后几年,他就是以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把安禄山收拾得服服帖帖。基本上可以说,只要李林甫在相位上一天,安禄山就一天也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到了天宝末年,随着杨国忠在帝国政坛上的强势崛起,李林甫独揽朝纲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冬天,杨国忠日益得宠,其拜相之势已经非常明显。正当李林甫在苦思应对之策时,剑南道忽然传来战报,称南诏军队多次入寇,蜀地军民一致要求遥领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回去镇守。李林甫大喜过望,立刻奏请玄宗,命杨国忠出征。杨国忠虽然当过兵,可从没打过仗,假如真的让他去边境指挥作战,就算不把命搭进去,百分百也是个输。一门心思要当宰相的杨国忠当然不想去接这个烫手山芋,于是哭哭啼啼地跟玄宗说,李林甫建议让他出征,摆明了就是要陷害他。同时,杨贵妃也一再帮杨国忠求情。玄宗赶紧安慰他说:“你先去走一趟,把军事防御部署一下,我掐着日子等你回来,你一回来我就任命你为宰相!”有了天子的承诺,杨国忠总算吃了颗定心丸,于是不情不愿地出发了。得知杨国忠入相已成定局,李林甫大为忧惧,可是又计无所出,惶悚之下顿时一病不起。这个在帝国的权力巅峰呼风唤雨很多年的政治强人,如今终于无可挽回地倒了下去。杨国忠到了剑南,没待几天,玄宗就迫不及待地把他召了回来。一回朝,杨国忠就听说李林甫病得爬不起来了。他心中窃喜,可同时却又满腹狐疑。这老小子诡计多端,会不会是装病,想诈我?杨国忠带着十二分的谨慎和疑惑去探望李林甫,在他的病榻前用极为僵硬的动作行了一个跪拜礼。李林甫睁开一双浑浊无光的老眼,盯着杨国忠看了很久,最后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资治通鉴》卷二一六)我就要死了,您必定会当上宰相,以后的事情就麻烦您了!杨国忠被李林甫盯得浑身发毛,可他始终不敢确定这老家伙真的快死了。“不敢当不敢当……”杨国忠连连摆手,满头大汗,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尴尬。很显然,直到此刻,杨国忠仍然怀疑李林甫是在诈他、诳他、试探他。可他实际上是错怪李林甫了。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林甫确实是真心实意要和杨国忠和解了。因为他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已经不是谁当宰相,而是不管谁当宰相,他都希望这个人能够帮他保住身后的哀荣,及其子孙的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如今,杨国忠入相既然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了,李林甫还有什么理由加以阻挠呢?他当然希望跟杨国忠和解。可问题在于——杨国忠愿意跟他和解吗?天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当了十九年首席宰相、把持了大唐朝政将近二十年的李林甫,终于无力地松开了握着权柄的那双手。他死后,玄宗以隆重的礼节将他入殓,让他躺在一口宽敞舒适的贵重棺椁中,还在他嘴里放了一颗璀璨的珍珠,身旁放着御赐的金鱼袋、紫衣等物。在大唐,这些殉葬物象征着无上的恩宠和巨大的哀荣。盖棺论定之际,《资治通鉴》给了李林甫这样的评价:“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本来,李林甫的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这个“怨仇满天下”、总是无心睡眠的李林甫,现在终于可以把过度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好好享受一场宁静而安详的长眠了。可是,李林甫绝对不会想到,就算死后他也享受不到宁静和安详。因为杨国忠不想让他这么好死。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正月,李林甫还未及下葬,已经就任宰相的杨国忠就再次翻起旧案,派人游说安禄山,一同指控李林甫和突厥降将阿布思同谋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