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有了交结朋党的嫌疑,甚至已经严重逾越了自身权力的边界。本来,这帮禁军将领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功臣那样被处理掉,是因为玄宗觉得他们是比较单纯的军人,如果他们不和朝廷大臣结党的话,就不足以对朝政产生什么影响,也不足以对皇权构成威胁。可现在,他们居然以王毛仲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小集团,这意味着什么?这分明意味着,王毛仲和这帮人已经对玄宗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如今的王毛仲,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家奴了,而是帝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重量级人物,朝廷百官也已通过各种渠道和他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利益关系。在此情况下,这帮具有政变经验的高级将领又把他奉为老大,那王毛仲的能量岂不是无人能及了?一边联结着朝臣,一边又控制着禁军,万一他生出什么野心,那玄宗要拿什么来防他?每当想到这一些,高力士就会替玄宗捏一把汗。可是,让高力士百思不解的是——玄宗似乎对此不以为意,不管王毛仲如何“骄恣日甚”,他却依旧“每优容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三)高力士是一个对玄宗忠心耿耿的人,无论在公在私,他都觉得应该向玄宗提出警告,让他对王毛仲严加防患,最好是尽早将其铲除!当然,高力士此人生性谨慎,城府极深,在王毛仲权宠正盛的这个时候,他是不会随便动手的,更不会轻易暴露自己。所以,他得先找一个人去试试水。高力士找到的这个人,是时任吏部侍郎的齐澣(huàn)。这个齐澣,就是当年送给姚崇“救时宰相”这四字评语的人。此人博古通今,明于吏事,早在中书省任职时就有“解事舍人”之称,如今正受玄宗器重。高力士挑选这样的人去打前锋,对王毛仲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而此时的齐澣急于想要博取玄宗好感,正好通过王毛仲这件事来向皇帝表忠心,所以高力士一开口,他就欣然同意了。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也就是王毛仲刚刚和葛福顺结成亲家不久,齐澣找了一个单独入奏的机会,郑重其事地对玄宗说:“葛福顺统领禁军兵马,不应该与王毛仲结为亲家。王毛仲是一个轻浅浮躁之人,权宠太盛,易生奸变。倘若不尽早加以铲除,必将酿成大患。高力士为人小心谨慎,而且又是宦官,足以在宫中任事,陛下尽可委之腹心,又何必重用王毛仲呢?”其实,对王毛仲恃宠生骄的表现,玄宗也不是毫无警觉。就在前几天,王毛仲还刚刚开口跟他讨要兵部尚书一职,简直是得陇望蜀,贪得无厌!玄宗颇为不悦,当时就一口回绝了他。王毛仲为此怏怏形于辞色,玄宗当然也都看在了眼里。而玄宗之所以一直没有对王毛仲采取措施,是因为王毛仲在朝中已经形成了一定势力,并且背后又有一大帮禁军将领支持,如果玄宗考虑不周,草率行事,就有可能激发事变。此时,齐澣能够在这件事上进言,玄宗当然是很欣慰的,但是这事得从长计议,急不得。玄宗随即对齐澣说:“朕知道贤卿忠心为国,可此事非同小可,容朕慢慢考虑一个妥当的解决办法。”齐澣心中暗喜,觉得这回参王毛仲真是参对了。为了表现自己做事的沉稳老练,齐澣还刻意卖弄了一下,说:“陛下理当审慎为之,但有句话说得好,‘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万望陛下一定要严守秘密。”齐澣这话的意思是:君主若不保守秘密就会害了臣子,臣子若不保守秘密就会害了自己。尽管对玄宗这种精明的皇帝来说,齐澣这句叮嘱显得有点多余,但话说得还是有道理的,于是玄宗欣然接受。只是,玄宗万万没有料到,他这里谨守约定,守口如瓶,可齐澣那小子,却一转身就把秘密捅出去了。事情是坏在一个叫麻察的人身上。此人原任大理丞,因罪被贬为地方小官,齐澣和他交情很深,就出城为他饯行。好朋友分手,自然要喝几杯饯行酒。齐澣三杯酒下肚,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把他和皇帝的密约一五一十都说给麻察听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因获罪遭贬而愁肠百结的麻察听着听着,心中忽然亮光一闪,满腹愁肠顿时全部化成了惊喜——一个将功折罪、告密升官的机会不是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吗?麻察在心中大笑:齐大人啊齐大人,您真是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啊!饯行酒喝完,齐澣一直目送好友渐渐远去,又站在原地伤感了一小会儿,才带着离别的惆怅返身回城。麻察则是一步三回头,作依依惜别状,等到齐澣的身影好不容易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立刻快马加鞭,从另一条小路绕回了京城,然后飞也似的冲进皇宫,将刚才的一幕向玄宗作了禀报。玄宗晕了。从前有个张暐,后来有个姜皎,现在又出了个齐澣!玄宗在这一刻的惊讶和愤怒可想而知。所以,齐澣前脚刚迈进家门,宫中的传召使者后脚就到了。当齐澣入宫觐见玄宗时,看到的是一张因暴怒而扭曲的面孔,听到的是一阵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齐澣!你担心朕不能保守秘密,却把什么都告诉了麻察,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保守秘密?麻察历来轻薄无行,难道你齐澣不知道?”齐澣全身暴汗,面如土色,紧接着双膝一软,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谢罪。然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怪只怪齐澣宦海浮沉大半生,却不知舌头可以杀人的道理;怪只怪他不懂得“朋友”这个东西,不仅是用来交的,也可以是用来卖的。数日后,玄宗下诏,以“交构将相,离间君臣”的罪名,把齐澣和麻察双双贬到了天涯海角,一个贬为边地县丞,一个贬为边地县尉,都是九品。齐澣和麻察黯然离京的这一天,再也没有人来为他们饯行了。虽然齐澣失手了,没能一举扳倒王毛仲,但高力士并没有觉得失望。因为,齐澣本来就只是一颗问路的石子。经过这番投石问路,高力士至少可以确认一点——玄宗对王毛仲已经生出了戒备和猜忌之心。够了,这就够了。一只老虎站在高峰上,看上去固然威猛骇人,可当它脚底下的石头开始松动时,应该感到害怕的就是老虎自己了。这时候你不用管它,只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在石头上轻轻给出一个推力,一切就水到渠成了。所以,高力士很有耐心,一点也不着急。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年底,机会终于来了。王毛仲又有了弄璋之喜——他老婆又生了个儿子。孩子出生三天后,玄宗让高力士前去贺喜,不但赏赐了一大堆酒肉、金帛,还授予这个婴儿五品官职。高力士强作欢颜地到王毛仲府上恭贺了一番,回宫复命时,玄宗问他:“毛仲高兴吧?”时候到了。给出致命一推的时候终于到了。高力士不紧不慢地答道:“毛仲抱其襁中儿示臣曰:‘此儿岂不堪作三品邪?!’”(《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王毛仲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对臣说:“这个孩子难道不应该封三品吗?!”玄宗闻言,顿时勃然大怒:“王毛仲这个狗奴才!当年诛杀韦氏的时候,这小子就首鼠两端,躲得无影无踪,朕都没有怪他,如今竟敢为了一个小孩子埋怨我?!”高力士在心里无声地笑了。王毛仲啊王毛仲,你小子也有今天!“皇上圣明!”高力士凑前一步,压低嗓门说,“北门禁军这帮奴才,势力太大,而且跟王毛仲勾结在一起,若不尽早铲除,必生大患!”就在高力士这几句轻飘飘的话中,王毛仲等人的末日就降临了。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正月,玄宗下诏,以“不忠”和“怨望”为由,将王毛仲贬为瀼州(今广西上思县)别驾;同日,葛福顺、李守德、唐地文、王景耀、高广济等禁军高级将领,也全部被贬为边远各州的别驾;王毛仲四个年长的儿子,均被贬为边荒地区的参军;此外,还有数十个朝臣遭到了株连。不久,王毛仲行至永州(今湖南永州市),被玄宗派出的使者追上,就地缢杀。这场宠臣与宦官的对决,以宠臣的彻底失败和宦官的全面胜利告终。高力士在这场胜利中,充分展示了舌头的力量。他用铁一般的事实向我们证明——舌头的确是世界上最柔软也最致命的一种武器!随着宠臣势力的垮台,宦官集团的势力更为强大,作为宦官首领的高力士更是权倾中外。凡四方进奏文表,都要先经他过目,再上呈玄宗;有些事情他认为无须上奏,便可自己“专决”。玄宗对他极度信任,曾公开表示:“力士当上(值班),我寝乃安!”(《新唐书·高力士传》)由于王毛仲死后,高力士一枝独秀,所以玄宗内廷的权力斗争总算落下了帷幕。但是反观外朝,自从泰山封禅之后,宰相之间的矛盾纷争就几乎一天也没有平息过。在开元中后期的二十余年间,帝国朝堂仿佛成了一个盛况空前的大擂台,宰相们一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一见面就急眼,一急眼就死磕;上一届宰相刚刚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继任者袖子一挽又开始干仗,真是让玄宗焦头烂额、大伤脑筋……【帝国大擂台:宰相们的对决(上)】自从开元十四年把张说斗倒之后,财政专家宇文融就抖擞起来了。他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加上皇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用不了多久,自己一定会入阁拜相。但是与此同时,他还是有一点不大不小的担心。他担心张说会再度被玄宗起用。既然张说当年有本事梅开二度,如今又凭什么不能卷土重来?有鉴于此,宇文融决定拿出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张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随后,宇文融再度和御史大夫崔隐甫联手,开始在朝中大肆交结朋党,一边加紧打造自己的势力,一边频频向玄宗呈上密奏,拼命诋毁张说,一心要把他搞臭搞烂。面对不肯干休、咄咄逼人的宇文融,张说当然也没闲着。他虽说已经离开了相位,可这么多年的宰相也不是白混的,朝中还是有不少人得到过他的提拔,受到过他的恩惠,所以张说大手一挥,便有一帮老部下应声而起,向宇文融发起了反击。你想让我死,我也绝不让你好过!双方就此展开死拼。这种官员集体掐架的现象,在历史上的学名叫“朋党之争”,可要说白了,不过就是双方老大为了个人利益,各自招呼一帮喽啰聚众斗殴而已,实在没多大意思。玄宗天天听他们吵架,最后终于被惹毛了。领着朕的俸禄,却成天为了私人恩怨打架,朝廷的活谁来干?!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二月,玄宗下诏,勒令张说致仕,仍在家修史;崔隐甫罢官,回家侍奉老母;宇文融贬出朝廷,担任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刺史。都给朕滚蛋!好让朕清静清静。但是,尽管张说和宇文融都滚蛋了,玄宗却还是清静不了。因为他不久前刚刚任命的两个宰相,也都不是省油的灯。这两个人,一个叫李元紘,一个叫杜暹。如果单纯从个人品质来说,这两位其实都称得上是正直清廉的好官。由于前任宰相张说因贪财好贿而罢相,所以玄宗重新物色宰相时,就刻意挑选了这一对廉政模范,希望他们能像开元初期的宰相一样,同心同德,共创佳绩。关于李元紘和杜暹公正廉洁的品行,各自都有一段佳话。中宗神龙年间,李元紘担任雍州(京畿地区)司户,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是窦怀贞。有一次,太平公主和当地的寺院争夺一处磨坊,官司打到了李元紘这里。李元紘经过一番调查,发现是太平公主仗势欺人,于是不管什么公主不公主,当即大笔一挥,把磨坊判给了寺院。窦怀贞吓坏了,命他赶紧改判。没想到李元紘竟然拿起笔来,在判决书后面加了一行大字:“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窦怀贞拿他没办法,只好悻悻作罢。从那时候开始,李元紘的正直耿介之名就传遍了朝野。当上宰相后,李元紘更是大力推行廉政建设,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请托求官、徇私舞弊之风,让那些走后门、搞腐败的家伙又怕又恨。“抑奔竞之路,务进者颇惮之。”(《旧唐书·李元紘传》)由于为官清廉,所以李元紘当了好几年宰相,依旧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不但宅子是从前的旧宅子,仆人是过去的老仆人,就连每天上朝骑的马,也还是多年前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朝廷所赐的钱物,李元紘也是随手散给了穷亲戚,从来不留分毫,大有当初的清贫宰相卢怀慎之风。而杜暹也是一样,“常以公清勤俭为己任”,“弱冠便自誓不受亲友赠遗”。(《旧唐书·杜暹传》)从青年时代起,杜暹就立志当一个清廉的好官,发誓绝不接受亲戚、朋友或同僚的任何馈赠。比如他早年在地方上任职,离任时,当地的小吏要送他一件贵重礼品,就遭到了他的婉拒。什么贵重礼品呢?纸。一万张纸。纸算什么贵重礼品?还一万张?既要雇人手来搬,又要找车马来运,这不是活活累死人吗?如果我们这么理解,那就错了。要知道,那可是唐朝,不是现在。现在,纸张都是工业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只要机器一开,要多少有多少。可在当时,纸张都是手工业生产,质量高,数量少,属于异常紧俏的消费品。所以,古时候普通人家的孩子练习书法,只能在水缸里或沙地上比比画画,根本用不起纸张。杜暹一见有人送了这么贵重的东西,一口拒绝显得太不讲人情,要接受又违背自己的意愿,最后只好象征性地从中抽了一百张,算是领受了对方的盛情。当时给他送行的一个同僚见状,大为感叹:“古时候有‘一钱太守’,不曾想今日又见此事啊!”所谓的“一钱太守”,说的是东汉刘宠的典故。刘宠是东汉时的会稽太守,由于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被调往京师任职。临行前,当地父老感念他的德政,执意要送给他几百钱,刘宠不忍拂其心意,只取一钱收下。上路之后,他就把钱扔进了会稽附近的一条河里。据说那枚钱扔下去后,河水顿时变得无比清澈。这个故事从此流传开来,被千百年来的老百姓传为美谈,而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浙江绍兴市的钱清镇。既然李元紘和杜暹都有如此令人称颂的嘉言懿行,性格和志向又如此相近,按理说在工作上也应该会互相配合、同心协力才对。可是,他们偏偏就掐架了。关于他们掐架的原因,史书的记载非常简略,只有这么一句话:“元紘、暹议事多异同,遂有隙,更相奏列。”(《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而具体有何异同、有何嫌隙、如何在玄宗面前互相参奏,史书则付诸阙如。虽然史书无载,但我们至少可以作出一个判断,那就是——性情相近的人共事,更容易掐架。观诸开元初期的宰相,无论是姚崇与卢怀慎、宋璟与苏颋,还是张嘉贞与源乾曜,都是典型的一刚一柔、一主一辅,所以他们既能在性格上形成互补,又能在工作上分出主次,矛盾自然也就少了。而李元紘和杜暹,性情都是同样的刚直耿介,遇事当然也就不善于拐弯和妥协,一旦对事物的看法相左,必然要争一个是非对错,因而矛盾纷争也就不可避免了。对于李、杜的矛盾,玄宗也是无可奈何。最后,玄宗只好采取了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把两人一起赶下台。开元十七年(公元727年)六月,李元紘和杜暹双双罢相。也许是担心继任者又跟他们一样,在性格和处世方式上不能互补,所以玄宗这回特地挑选了三个人,希望通过人数的变化,给宰相班子增加一些弹性、注入一些活力。新任的三位宰相,一个叫萧嵩,一个叫裴光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理财专家——宇文融。玄宗之所以会既往不咎,让热衷于搞党争的宇文融回朝拜相,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一个字——钱。是的,钱。随着太平盛世的来临,此时的玄宗早已不像开元初期那样克勤克俭了,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流露出了好大喜功、奢侈享乐的倾向,所以,尽管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财政收入日益增长,可玄宗还是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钱。而满朝文武,最能搞钱的是谁?那当然就是宇文融了。宇文融没有辜负玄宗的殷切期望。一坐到宰相的位子上,宇文融就使出了浑身解数,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特使”,然后把他们派驻朝廷的各个部门,开展争创经济效益的竞赛,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地搜刮民脂民膏,看谁刮得多、刮得巧妙,谁就能加官晋爵、青云直上。如此一来,玄宗自然是开心了——钱这个东西嘛,不就像海绵里的水吗,挤一挤总是有的!可是,文武百官却叫苦不迭——权力都让特使夺走了,部门职能也都错乱了,规章制度被破坏得一塌糊涂,这工作还怎么干?而最苦的,莫过于底层的老百姓——今天交这个捐,明天纳那个税,后天又来个巧立名目的摊派,这日子还怎么过?当然,百姓的痛苦和百官的烦恼宇文融是看不见的,他只看见了皇帝的笑颜。还有什么能比皇帝的笑颜更能证明一个臣子的能力和才干呢?还有什么能比皇帝的笑颜更能让一个臣子心花怒放、干劲百倍的呢?没有了。由于博得了天子的欢心,所以一向矜夸自负的宇文融越发得意忘形。当宰相没多久,他便到处扬言:“只要让我在相位上待几个月,保管天下太平!”(《资治通鉴》卷二一三:“使吾居此数月,则海内无事矣!”)宇文融到底有没有致太平的本事不好说,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在相位上确实只待了几个月,然后就灰溜溜地下台了。宇文融之所以下台,是因为发生了两件事。首先,是裴光庭等人在背后狠狠参了他一本。这一参,玄宗总算听到了朝野的呼声和百姓的怨言。然而,他还是舍不得罢免宇文融。最后促使玄宗下定决心的,是另一桩弹劾案。当时有一个宗室亲王名叫李祎,时任朔方节度使,因与吐蕃作战立下赫赫战功,颇为玄宗所器重,宇文融担心他以军功入相,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一直想找机会堵死他的入相之路。开元十七年九月,李祎因事入朝,宇文融当即授意心腹御史李寅整理黑材料,准备瞅准机会递上去。不料这个李寅也是个大嘴巴,刚弄完材料就把事情泄露了。李祎得知后,立刻入宫禀报玄宗,说:宇文融打算陷害我,明天就会让御史李寅上章弹劾。玄宗本来还有些半信半疑,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李寅果然就把奏章递了上来。玄宗勃然大怒,当即把宇文融贬为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刺史。可是,宇文融刚走了没几天,玄宗就有些后悔了。因为钱不够花了。玄宗忍不住对裴光庭大发牢骚:“你们老是挑宇文融的毛病,这下倒好,朕把他轰走了,可朝廷的开销也不够了,你说说,该怎么办?如何帮朕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裴光庭无言以对。就在玄宗琢磨着该不该把这个挣钱高手重新请回来的时候,宇文融的倒霉事又来了。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指控他在担任宰相期间曾滥用职权,贪赃受贿。有关部门一查,还真有这么回事。玄宗万般无奈,只好再次把宇文融贬为平乐(今广西平乐县)县尉。宇文融在边瘴之地苦撑苦熬了一年多,天天盼着玄宗能召他回朝,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最终盼来的,却是比贬谪更严厉的惩罚——流放。因为他当初的聚敛手段太过恶劣,得罪了太多朝臣,所以很多人都不想放过他。大臣们利用他被贬谪的这段时间拼命搜集罪证,最后由司农少卿蒋岑出面指控,说宇文融曾在担任汴州刺史期间贪污了数以百万计的公款。玄宗下令彻底追查,结果发现证据确凿,犯罪事实俱在。玄宗大为震怒,立刻下诏把宇文融流放岩州(今广西来宾市)。这一回,宇文融知道自己彻底完蛋了。他万念俱灰,最后死在了流放的路上。热衷于搞党争的宇文融死了,剩下的两个宰相是不是就能和衷共济了?很遗憾,没有。接下来的事实将向我们证明——帝国的朝堂就是一个铁打的擂台,宰相们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个个打擂者。只要擂台在,对决就不会终止。【帝国大擂台:宰相们的对决(下)】就算没有了宇文融,裴光庭和萧嵩也照样死掐。说起这两个宰相,来头都不小。裴光庭是高宗时代的名将和行政专家裴行俭之子,萧嵩是南朝萧梁皇室后裔、初唐宰相萧瑀的侄孙,两人都有显赫的家世背景。裴光庭文职出身,长于行政,入相后任侍中兼吏部尚书;萧嵩擅长边务,军功显赫,以兵部尚书衔入相,后兼中书令,并遥领河西节度使。也许是因为两个人的出身门第都不低,而且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所建树,所以都有些眼高于顶,在处理政务时经常发生抵牾。往往是一个人主张的事情,另一个必定想方设法加以反对,是故“同位数年,情颇不协”。(《旧唐书·萧嵩传》)裴光庭在任内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推行吏部的选官制度改革。在他之前,大唐吏部选拔官员时一律以能力为准,有本事的可以越级提拔,没本事的一辈子也得不到升迁。按理说这么做并没有错,但是难免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很多官员干了大半辈子,经验非常丰富,可就是因为没有突出政绩,所以混到发白齿摇仍然是个小芝麻官;还有的人年纪轻轻就考上进士,取得了任官资格,可要么是因为没门路,要么是因为运气不好,结果整整二十年补不上缺,到老还是个候补官,一辈子就这样被埋没了。针对这些弊端,裴光庭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循资格”。也就是说,从今往后,各级政府在任用和提拔官员时,一律不管能力大小,只看资历高低。说白了,就是论资排辈。裴光庭的这项改革,固然可以弥补过去“唯能力论”的一些缺失,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庸愚沉滞者皆喜”,“才俊之士无不怨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也就是说,这项改革开始实施后,那些庸庸碌碌、长期得不到升迁的老家伙无不拍手称快,可那些富有才干却缺乏资历的年轻官员却一个个牢骚满腹。人们不禁怀疑,裴光庭的这项改革,是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不可否认,过去的“唯能力论”的确有不太公平的地方,因为它会让一些善于搞政绩工程的浮夸之辈钻了空子,同时埋没了那些只会埋头干活、不善于表现的老实人;然而,“唯资历论”就没有毛病吗?它不也是便宜了那些尸位素餐的平庸之辈,压制了真正有才干的人,从而导致了更大的不公平吗?也许是因为这项改革确实有些矫枉过正,所以萧嵩便与裴光庭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但裴光庭是吏部尚书,这种事情当然由他说了算,于是他便不顾萧嵩反对,仍然强力推行。可想而知,仅仅在这件事上,两个宰相就足以针尖对麦芒地大干一场了,压根谈不上什么和衷共济。宰相们老是这么打擂台,玄宗自然是头疼不已。好在裴、萧二人仅仅是单打独斗,没有像宇文融那样拉帮结派、聚众斗殴,所以玄宗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由他们去了。日子在裴、萧二人的吵吵闹闹中又过了几年,直到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三月,双方的斗争才戛然而止。并不是他们终于和解了,而是因为裴光庭病逝,一个巴掌拍不响了。裴光庭一死,萧嵩顿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还没等裴光庭入土为安,萧嵩就急不可耐地将其推行数年的改革一朝废除,同时还把裴光庭这几年来提拔的亲信全部外放为地方刺史,一个也没留下。裴光庭去世后,朝廷必须再物色一个新宰相。玄宗想,既然我挑的宰相最后都要打架,那这回我干脆放权,让你萧嵩自己推荐一个——总不能你自己挑的人还跟你死掐吧?皇帝如此信任,着实令萧嵩大为感动。他暗暗发誓,这回,一定要挑一个老实厚道的,既要让自己舒心,更要让天子放心!萧嵩随即在自己的好友圈里扫了一遍,很快就锁定了跟自己关系最铁的、时任右散骑常侍的王丘。在萧嵩看来,王丘过去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很受玄宗赏识,而且为人低调内敛、谦虚谨慎,让他来配合自己工作,保证太平无事,皆大欢喜。是的,萧嵩看得没错,王丘这个人确实很低调。可问题是,这位仁兄低调得太过头了。一听说萧嵩要推荐他当宰相,居然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一个劲地说:不行不行,我能力不够,我干不了。不过王丘也没让萧嵩太失望,马上就给他推荐了另一个人——尚书右丞韩休。韩休这个人萧嵩还是了解的,跟王丘差不多,也是那种比较谦柔、性情平和的人。萧嵩想来想去,既然没什么更好的人选,那就韩休吧。为了表明自己看人的眼光很好,萧嵩在向玄宗举荐韩休的时候,还极力称赞韩休为人正直,不慕荣利,品行高洁,足以担当宰相大任。韩休随即以黄门侍郎衔入相。然而,让萧嵩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称赞韩休的话音还没有落下,麻烦事就来了。因为韩休压根就不是他认为的那种人!萧嵩本以为韩休“柔和易制”,叫他往东他肯定不敢往西,没想到这位老兄却“为人峭直”、“守正不阿”,凡事讲原则、认死理,一切秉公而断,从来不按萧嵩的意思行事。由于萧嵩为相多年,非常了解玄宗的好恶,所以奏事时难免会曲意顺旨、阿谀取容。每当这种时候,韩休就会直言不讳地驳斥萧嵩,并且当着玄宗的面跟他争一个是非曲直,从不给他留半点面子。萧嵩肺都气炸了。不感念我的举荐之恩倒也罢了,你总不能恩将仇报吧?!很遗憾,韩休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你萧大人举荐我韩某人,是为国举才,不是为你个人树立私恩,所以,我没有义务服从你,更没有必要奉承你!身为宰相,凡事只能以社稷为重,一切必须以纲纪为凭,即便各执一词,争的也是公益,不是私利;倘若意见相同,也是出于公心,并非交情。既然如此,也就谈不上什么知恩图报,更谈不上什么恩将仇报!萧嵩晕死。碰上这么个一根筋的,他除了骂自己瞎了眼之外,还能怎么办?难不成昨天刚跟皇帝说,这是个人才,让他上去!今天又跟皇帝讲,这家伙不行,让他下来!这不是自打耳光吗?不能这么干。所以,只能忍。韩休入相,不仅把萧嵩搞得郁闷透顶,也让玄宗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总是动不动就犯言直谏,甚至还敢和玄宗面折廷争。有一次,一个叫李美玉的万年县尉不知何事触怒了玄宗,玄宗大发雷霆,下令将其流放岭南。韩休闻讯,立刻入宫进谏,说:“李美玉官职卑微,所犯的也不过是芝麻绿豆大的事,可朝廷有一个大奸,却长期为非作歹,逍遥法外,臣斗胆请问陛下,为何执法不一?”玄宗大为不悦:“你说谁是大奸?”“金吾大将军程伯献!”韩休大声说,“此人依恃陛下恩宠,不仅贪赃枉法,而且所居宅邸,所乘车马,所用服饰,皆超越礼制,臣请陛下先治程伯献,再惩李美玉。”韩休所说的这个程伯献,是大宦官高力士的拜把子兄弟,几年前高力士的母亲麦氏出殡,这家伙披麻戴孝,呼天抢地,哭得比亲儿子还惨。由于玄宗极度宠幸高力士,所以爱屋及乌,连带着对这个程伯献也是恩宠有加。程伯献仗着老大和天子撑腰,有恃无恐,屡屡触犯国法,韩休老早就想收拾他了,这次总算逮着了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玄宗闻言,半晌不语。许久,才瓮声瓮气地说:“程伯献的事,朕自有分寸,你不要把什么事都扯在一块。今日只谈李美玉,不谈程伯献。”可韩休却不依不饶:“李美玉只犯了细微过失,陛下就不能容他;程伯献大奸巨滑,陛下岂能不闻不问?!今日陛下若不惩治程伯献,臣必不敢奉诏流放李美玉。”玄宗一下子给呛住了。这一刻,玄宗真想让人把韩休拖出大殿,可后来想一想还是忍了。为了一个小小的李美玉就跟宰相撕破脸皮,实在不值,而且显得自己太没雅量。最后,玄宗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夸奖了韩休几句,内容不外乎是“爱卿公忠切直,朕心甚慰”之类,然后就撤销了流放李美玉的诏令。经过这件事后,玄宗真是有点怕了韩休,一如他当初对硬骨头宋璟也是又敬又怕一样。的确,韩休确实颇有宋璟当年的风范。自从开元十三年封禅泰山以来,帝国似乎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宰相了。所以,当宋璟听说这件事后,忍不住对韩休大加赞叹,说:“不谓韩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旧唐书·韩休传》)宰相既仁且勇,天子就注定难以逍遥。自韩休上台后,玄宗的业余文化生活就受到了诸多限制。比如有时候在宫中宴饮作乐,或者到禁苑打猎,玩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玄宗就会惴惴不安地问左右:“韩休知不知道朕在这里?”可往往是话音刚落,韩休的一纸谏书就到了,正在兴头上的天子顿时意兴阑珊,好生没趣。在这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约束下,玄宗自然是郁郁寡欢。日子一长,人居然瘦了一圈。每当玄宗揽镜自照,看见镜子里日渐消瘦的容颜,都忍不住长吁短叹。这个时候,身边的宦官就会替天子打抱不平,说:“自从韩休那老头当宰相,陛下不知道比以前瘦了多少,与其受他管束,还不如把他轰走算了!”玄宗摇头苦笑,长叹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总是顺从我的意思,退朝后,我睡不安稳;韩休奏事经常力争,退朝后,我梦稳心安。所以,用韩休,是为了社稷,不是为了我个人。”开元中后期,玄宗正处在由明而昏的蜕变过程中,虽然早年那种励精图治、克己自律的精神已经丧失大半,但还是没有发展到天宝后期那种荒疏朝政、骄奢淫逸的地步,所以,此时的玄宗还能说出这种比较有理性的话。尤其是“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这八个字,虽说略显矫情,但总体上还是真实反映了玄宗此时的心态。换言之,在这个转型期内,一旦天理和人欲在内心交战,一旦国家利益与帝王私欲产生冲突,玄宗多半还是会尊重前者,压抑后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宗内心的天平便不可逆转地朝向后者倾斜了,以至最终把盛世帝国一步步推向了万丈深渊。当然了,这是后话。随着韩休谏诤力度的不断加大,玄宗的心理承受力逐渐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就算到目前为止,玄宗的理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战胜感性,但是有这么一个严厉苛刻的宰相经常在耳边聒噪,总不是一件让人很舒服的事。再者,韩休和萧嵩又成天在他面前死掐,也让玄宗感到很厌烦。正当玄宗为此大伤脑筋的时候,萧嵩主动站出来打破僵局了。他向玄宗提交了辞呈。玄宗大为意外,说:“朕又没有厌恶你,你何必急着走?”萧嵩说:“臣蒙受皇上厚恩,忝居相位,富贵已极。在陛下不厌弃臣时,臣尚可从容引退;如已厌弃臣,臣脑袋尚且不保,如何自愿引退?”话刚说完,两行委屈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玄宗顿时也有些伤感,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好长叹一声,说:“你且回去,让朕慢慢考虑。”萧嵩的辞职请求究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要挟,还是一种迫于无奈的选择,实在是很难说。对此,玄宗也不好下断语。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确让所有人都很不愉快,所以,必须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那么,该不该让萧嵩退休呢?还有那个不让人省心的韩休,是不是也一块休了算了?玄宗为这个问题又头疼了好几天,最后还是采取了那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的老办法——让两个人一块下台。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开元二十一年年底,玄宗把萧嵩罢为尚书左丞,把韩休罢为工部尚书,同日启用了两个新宰相,一个是裴耀卿,还有一个,就是曾为后世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之千古名句的著名诗人——张九龄。张九龄,岭南人,祖上曾当过韶州别驾的小官,后来几代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可以说是典型的草根出身。虽然出身并不高贵,但是张九龄从小就聪明好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旧唐书·张九龄传》:“幼聪敏,善属文。”)十三岁那年,张九龄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了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阅后大为赞叹,连声说:“这孩子不得了,前程不可限量!”几年后,张九龄赴京参加进士科考,果然一举中第,被授予校书郎之职。当时玄宗还在当太子,有意搜罗天下的才学之士,亲自在东宫举行“策问”,张九龄前往应试,又拔头筹,遂擢升为右拾遗。从此,张九龄在朝中声名鹊起。每当吏部要考核候补官员或举行科考,必命张九龄出任考官,根据候选人或考生的文章和综合表现,专门负责评定等级。每次张榜,各方都对张九龄甚为称道,认为他的评选结果公平合理。不久,张九龄又升任司勋员外郎。开元中期,时任中书令的张说对张九龄的才华极为赏识,不仅将他提拔为中书舍人,而且放下首席宰相的架子,跟他认了同宗,此外还逢人便说:“这个年轻人,将来必成一代词宗、文坛领袖。”张九龄感念张说的知遇之恩,从此竭尽忠诚,成了张说的心腹。后来,张说被宇文融等人整垮,张九龄受到牵连,被贬出朝廷,历任几个地方的刺史和都督。当初张说兼领集贤院时,曾多次向玄宗推荐张九龄,称他可以作为决策顾问。张说死后,玄宗想起张说的荐言,遂召张九龄回朝,拜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院长,旋即又擢任中书侍郎。此后,张九龄经常向玄宗呈上密奏,且多数受到采纳,对朝政颇有贡献。所以,当韩休和萧嵩双双下台后,张九龄自然就成了新宰相的不二人选。从张九龄和裴耀卿日后的表现来看,玄宗应该会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