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自立为可汗的阿史那骨咄禄更是暗暗叫苦——有了这个战神一样的人物镇守唐帝国的北大门,自己还能捞得着半点便宜吗?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云州之战刚刚结束不久,薛仁贵便卧病不起了。云州大捷就此成为名将薛仁贵一生中最后的辉煌。这一年年底,薛仁贵紧继裴行俭之后,在代州都督任上溘然长逝,终年七十岁。两颗将星的相继陨落,不仅对于危机中的大唐帝国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宣告了一个辉煌时代的终结。从此,唐帝国在军事上就告别了天可汗时代的巅峰,开始步入一个漫长的衰退期。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唐玄宗时代,帝国才重新拾起往日的辉煌。当薛仁贵去世的消息传到塞外,突厥人顿时欣喜若狂。没有了薛仁贵,唐帝国的北部边防在突厥人的眼中就形同虚设了。永淳二年(公元683年),东突厥军队开始从各个方向对大唐帝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二月,突厥大军进攻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妫州(今河北怀来县)。三月,骨咄禄可汗与阿史德元珍大举围攻位于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的单于都护府,都护府司马张行师率部迎战,被突厥人击斩。五月,骨咄禄可汗进攻蔚州(今山西灵丘县),蔚州刺史李思俭兵败被杀;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县)都督崔智辩率军在朝那山(今内蒙古固阳县东)截击突厥军队,遭遇惨败,崔智辩被俘。六月,东突厥军队又攻掠岚州(今山西岚县)……仿佛一夜之间,突厥人就回到了全盛时期——始毕可汗的时代。在唐帝国广袤而绵长的北部边境线上,他们的骑兵纵横驰骋、呼啸来去,刮起了一阵比一阵更猛烈的战争旋风。东突厥的崛起速度之快、来势之凶猛,令大唐君臣和朝野上下大为震惊。虽然此时骨咄禄的势力范围还没有扩大到突厥全境,但是,从他自立为可汗的那一天起,东突厥的全新时代就已经不可阻挡地来临了!这个再度崛起的新突厥,在历史上称为突厥第二汗国,或称后突厥。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个后突厥将再次成为大唐帝国最强劲的对手。第十章武则天的盛唐【天牢囚犯成了天子保镖】这些年来,高宗李治感觉自己的人生越来越像是一场噩梦。首先是多种病症的长期折磨,其次是两个太子的一死一废,最后是帝国在对外军事上的屡屡受挫……如此种种,都足以让他充满痛苦和无力之感。开耀元年(公元681年)闰七月,高宗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不得不走上太宗皇帝的老路——开始服用长生不老药(或者该叫催命夺魂丹?)。就像太宗李世民一样,高宗李治在患上风疾之前也曾嘲笑过希求长生的秦皇汉武,可自从患病之后,高宗就开始征召方士开炉炼丹了,据说前后征召的方士达百人之多。虽然各色药丸炼了一大堆,但高宗一直碍于大臣谏诤,也不敢轻易服用。只是这一次,高宗或许是被病痛折磨得太厉害,因此也就横下一条心,死马当活马医了。可吞食丹药的结果,当然也是和太宗当年如出一辙——病情不但不见改善,反而越发严重。眼看高宗已经时日无多,武后自然要郑重考虑夫皇的身后事。准确地说,武后必须确保在高宗宾天的时刻,自己还能牢牢掌控帝国的政局。为此,她决定想办法让高宗离开长安,东幸洛阳。因为长安是关陇集团的发祥地,是李唐旧势力盘根错节的老巢,在这里,武后难免会受到掣肘,无法放开手脚。而东都洛阳则不同,那是她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只有在那里,武后才能自如地掌控一切!但是,在高宗已经病入膏肓的这个时候,要用什么样的理由才能说服他离开长安,离开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呢?武后首先想到的理由就是——封禅。是的,没有比这个更正当的理由了。武后劝高宗说,既然天下有五岳,那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封禅泰山。接下来,应该前往东都洛阳,准备封禅嵩山,最后把五岳封一个遍。封禅五岳?这真是个激动人心的建议!尽管眼下高宗的身子骨已经是弱不禁风了,可他还是被武后这个前无古人的倡议搞得有点心动。然而,心动不等于行动。日渐恶化的病情实在不允许他长途颠簸,所以高宗不免又有些踌躇。正当武后为此犯难、颇感无计可施的时候,上天忽然帮了她一个大忙。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四月,关中遭遇严重的饥荒,一斗米的价格涨到了三百钱,吃饭问题又一次尴尬地摆在朝廷的面前。由于洛阳拥有漕运的便利,储存了大量从江淮运来的粮食,所以从隋朝开始,每当关中出现灾荒,朝廷就会前往洛阳就食,这已经成为惯例。既然如此,高宗无论病得再厉害,也不得不宣布东幸洛阳了。武后笑了。这就叫时来天地皆同力!关键时刻,老天爷似乎总是站在她这一边。东幸洛阳的事情就这么定了,可武后仍然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这一路上要由谁来为天子护驾?天子出巡历来都是由军队护驾的,这本来不成问题。但关键在于,武后现在不希望军队前往洛阳。因为她对军方的掌控力还比较弱,而且目前军队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又是她的老政敌裴行俭(永淳元年四月初,裴行俭尚未去世),所以,武后自然要对军方严加防范,绝不可能把军队调到洛阳。换言之,她可不希望在高宗驾崩的时候,被手握军权的裴行俭从背后捅她一刀。但是,既要保证天子一路上的安全,又不想动用军队,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武后不想为此费神,径直把问题抛给了新任的监察御史魏元忠,让他去想办法。这个魏元忠就是未来武周和中宗两朝的著名宰相,也是日后李唐复国的重要人物之一。然而眼下,他还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八品文官,手底下连半个兵都没有,你叫他如何保证天子一路上的安全?天知道武后是怎么想的,竟然会把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扔给官卑权轻的魏元忠。莫非她认定他是个人才,所以故意拿这个棘手的问题考验他的能力?对此我们不得而知。可不管武后是出于什么目的,反正这下子是把魏元忠害惨了。他一连数日茶饭不思,冥思苦想,差点把脑袋想破,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几天后,魏元忠利用手中仅有的权限,跑到长安县和万年县的大牢里,命看守逐个打开牢房,这里瞧一瞧,那里看一看,几乎把里面的囚犯都看了个遍,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想找的人——一个举止作派、表情言语都像江湖老大的人物。魏元忠仔细观察了半天,最后下定决心——就是他了!他赶紧命人打开这位老大的手铐脚镣,好酒好菜一顿招待,然后道明来意,说天子要巡幸东都,一路上怕盗贼捣乱,所以请他陪着走一趟。这位老大一听就乐了。没想到自己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居然一不留神混成了天子的保镖,这可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啊!干完这趟差使,往后在江湖上行走,谁还敢不给他这个天子保镖面子?于是这位老大胸脯一拍:啥也别说了,包在兄弟身上!魏元忠大喜,赶紧给他换上官袍,然后就让他陪着銮驾一起开赴洛阳。一路上,沿途盗贼听说有某位江湖老大替天子保驾护航,也就没敢轻举妄动。于是这浩浩荡荡的一万多人的天子队伍,果真就在没有军队护驾的情况下,平安无事地抵达了东都。堂堂天子出巡,居然由黑社会老大护驾,这可真是旷世奇闻!如此奇闻就算放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仅此一例。魏元忠的表现让武后非常满意。他日后能够在武周一朝平步青云、官居宰辅,或许就和这次急中生智的特殊表现密切相关。顺利地把高宗弄到洛阳之后,武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重组宰相班子。在李贤被废之前,宰相团的成员是:刘仁轨、郝处俊、李义琰、崔知温、裴炎、薛元超、王德真、张大安。其中,张大安因李贤被废而遭贬谪,不久,王德真、郝处俊也先后罢相;在剩下的五个宰相中,刘仁轨、李义琰是铁打的反武派,崔知温的立场不太明朗,但显然也不是武后的人;只有裴炎和薛元超是武后的亲信。很明显,武后在宰相班子中的支持率还是偏低的,所以这几年来,武后早就有意打造一个完全听命于她的宰相班子。现在,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这三个宰相都奉高宗之命,留在长安辅佐监国的太子李哲;而李义琰目前的职务是太子右庶子,自然也要留在太子身边。所以,此次跟随高宗来到东都的,只有一个年迈体弱的崔知温,这当然就为武后重组宰相班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和机会!四月二十二日,高宗和武后刚刚抵达洛阳;二十四日,武后就以闪电速度提拔了四个官员入相。他们是: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检校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按照唐制,只有三品官才能入相,可武后却一再打破这个制度——无论是先前提拔的裴炎和薛元超,还是此次提拔的这四个人,在拜相前都仅有四品官秩。而且,这四个人的资历甚至比当初的裴、薛二人要浅得多。为了不使他们的入相显得太过突兀而引起那些资深宰相的不满,武后就挖空心思地抛出了一个新的官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示和先前的宰相官衔同中书门下三品相区别。(贞观八年,时任右仆射的李靖曾因病请求致仕,被太宗下诏挽留,并特许他“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这应该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由来,但是此衔被正式确立为宰相头衔,还是从武后开始的。)从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新官衔就成了年纪轻、资历浅、品秩低的官员们拜相的常用头衔,到最后甚至取代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中晚唐宰相的唯一头衔。武后如此折腾,此时的高宗究竟作何感想呢?他并不反对。不仅不反对,而且他还在帮武后补台——为了尽量不让老宰相们对这个出人意料的政治举措产生过于强烈的抵触情绪,高宗特意对崔知温解释说:“待举等资历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可与卿等同名。”(《资治通鉴》卷二○三)其实,高宗之所以默许武后的所作所为,甚至还帮她补台,原因并不是他病糊涂了,而是因为高宗知道,一旦自己驾鹤西去,唯一可以稳定大局的人,唯一可以保证帝国在权力交接过程中不至于出现动荡的人,就只有武后了!所以,他只能信任武后。如果说,李弘和李贤其中任何一个现在还是太子的话,高宗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武后的势力,同时加强太子那一头的权力比重。只可惜,眼下的帝国储君既不是李弘,也不是李贤,而是一直让他深感失望的李哲。早在服食丹药期间,高宗就首度命太子李哲监国。离开长安之前,高宗还特意安排了三个宰相给他辅政,并且对其中的薛元超(其时兼任太子左庶子)作出了郑重的嘱咐:“吾子未闲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不讲!”(《旧唐书·薛收传》)就像当年不遗余力地培养李弘和李贤一样,如今高宗也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李哲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储君。然而,令高宗大失所望的是,李哲和他的大哥、二哥根本没的比!从小,李哲就沉湎于斗鸡走马,喜好射猎宴游,既无出众的品行,又无过人的才学,属于皇族中那种典型的纨绔子弟。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的亲王而言,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没有人能料到,高宗和武后最终竟然会三易太子,把储君的桂冠戴到李哲头上。所以,从小到大不曾受过严格的储君教育的李哲,身上的纨绔习气难免就会浓厚一些。但是不管以前怎样,至少在当上太子之后,李哲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经今非昔比了。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储君,就必须主动减少一些玩乐,多学习一些治国理政的经验。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就在高宗和武后东幸洛阳期间,留守京师的太子李哲还是照样飞鹰走马、射猎宴游。深受高宗重托的薛元超一再劝谏,可李哲却依然故我。最后薛元超只好一状告到了东都,高宗赶紧遣使慰劳薛元超。李哲这副烂泥扶不上墙的德性,自然是让高宗极度失望。在这种情况下,高宗当然只能希望在自己宾天之后,武后能够继续把握大局、全力辅佐太子。虽然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是除此之外,高宗又能作何选择呢?【高宗驾崩:终结与开始】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帝国的宰相班子里头又出现了一些人事变动。首先是在三月初,李义琰因改葬父母之事有违礼制,武后趁机对高宗大吹枕头风,使得高宗对李义琰大为不悦。李义琰自忖再恋栈禄位必定是凶多吉少,于是主动以足疾为由提出辞职,随即获准致仕。紧接着在三月末,崔知温又因病亡故。至此,整个宰相班子中除了一个年逾八旬的刘仁轨,其他人都已经是清一色的后党。一切都在按照武后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与此同时,高宗李治的病情也在无可挽回地恶化着。这一年七月,原定将于十月举行的嵩山封禅,因为天子的健康原因不得不推迟到下一年正月。八月,高宗紧急下诏,命留守京师的太子李哲赶赴东都。表面上的理由说是为明年的封禅大典作准备,实际上是高宗的病情已经不容乐观,所以必须让太子守候在皇帝身边,以便随时接班。趁着太子离开京师的机会,武后又以高宗名义下令,由李哲的儿子、年仅两岁的皇太孙李重照留守京师,同时命老臣刘仁轨为副留守,辅佐皇太孙。让一个八十多岁的宰相辅佐一个两岁的婴儿,如此绝妙的组合恐怕也只有武后想得出来!一位是已经老态龙钟、行将就木,一位却还在蹒跚学步、牙牙学语,假如在此期间京师真出了什么乱子,真不知道这两位留守长官该如何应付。其实,武后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无非就是把刘仁轨钉死在长安,以便她能够在东都大展拳脚。十月,高宗和武后从东都起程,前往嵩山脚下的奉天宫(今河南登封县境),看上去似乎是为了筹备两个月后的封禅大典,可实际上一到奉天宫,高宗就因病势沉重而下诏取消了嵩山封禅的计划。十一月初,高宗的病情再度恶化,眩晕越来越严重,到最后甚至出现了失明的症状。御医秦鸣鹤立刻被召来诊治天子的病情。据有关学者考证,这个秦鸣鹤是来自大秦(东罗马帝国)的景教徒。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其教徒在初唐时期大量涌入长安。他们除了传播基督教义之外,也带来了西方的外科医术。据说,为失明的患者实施开颅手术,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秦鸣鹤仔细观察了高宗的症状后,马上作出诊断:“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所谓风毒上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脑部血管堵塞,压迫到视觉神经。所以,只要适当释放脑部淤血,便能恢复视力。但是秦鸣鹤话音刚落,珠帘后立刻传出一声怒叱:“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毫无疑问,珠帘后的人就是武后。秦鸣鹤当即吓得面无人色,不住地叩头谢罪。还好这时候高宗发话了。他说:“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大唐新语》)武后闻言,只好悻悻地闭上了嘴。秦鸣鹤战战兢兢地针刺高宗头部的百会、脑户二穴。片刻后,高宗果然发出一声惊喜的呼喊:“吾眼明矣!”秦鸣鹤顿时如释重负,赶紧擦了擦额头上不断冒出的冷汗。武后在帘后,立刻作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向秦鸣鹤顶礼致谢,说:“这是苍天赐我神医啊!”据说为了表示对这位神医的感谢,武后还“自负彩百匹以赐鸣鹤”(《资治通鉴》卷二○三),也就是亲自背了一百匹彩帛赏赐给秦鸣鹤。武后这个举动实在是有够夸张。就算她确实对秦鸣鹤充满了感激之情,似乎也没必要亲自动手。要知道,背一百匹帛是需要相当体力的,尤其对武后这么一个年届六旬的老妇来说,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见武后此举,摆明了就是要拍高宗的马屁,而且还拍得相当肉麻。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唐人刘肃才会在他编撰的《大唐新语》中,把这个故事归入了《谀佞篇》。根据常识,一个人越是对另一个人大献殷勤、猛拍马屁,越是表明这个人心里有企图。而且,很可能还是不可告人的企图。武后有不可告人的企图吗?据刘肃记载,高宗的病情之所以极度恶化,就是因为武后“幸灾逞己志,潜遏绝医术,不欲其愈”,武后希望高宗的病情加重,以便早日实现她的个人意志,所以暗中阻止良医诊治,不希望高宗病愈。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作了类似的表述:“(武后)不欲上(高宗)疾愈。”尽管大秦医生秦鸣鹤的医术确实高超,可令人遗憾的是,短暂的复明对此刻的高宗来讲只能是一次回光返照。十一月末,高宗下诏命太子监国,数日后返回东都。十二月初四,高宗李治在病势垂危的情况下,宣布改元弘道、大赦天下。本来高宗还想登上则天门楼亲自宣布赦令,可是严重的气喘已经让他无法骑马,只好召集百姓代表在殿前听宣。大赦典礼结束后,躺在病榻上的李治轻声问侍臣:“百姓们都高兴吗?”侍臣答:“百姓蒙赦,无不感悦。”李治苍白的脸上缓缓露出一个笑容,可最后凝结在他嘴角的竟然是一丝凄怆。他微微地叹了口气,说:“苍生虽喜,吾命危笃。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旧唐书·高宗本纪》)这是史书记载的高宗李治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心愿。然而,他已经回不去了。弥留之际的李治只能在美丽而忧伤的回忆中静静地遥望自己的故乡长安。当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烟云和人世沧桑从他的眼前倏忽飘过,李治无力地伸出了手,想抓住什么,然而他终究什么也没有抓住。最后他无力地垂下了手。同时垂下的,还有他噙满思乡之泪的疲惫的眼帘。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初四深夜,唐高宗李治崩于东都洛阳的贞观殿,享年五十六岁。高宗留下遗命,由宰相裴炎辅佐朝政,同时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史称《大帝遗诏》。〖天下至大,宗社至重,执契承祧,不可暂旷。皇太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于事为宜。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个时代就这样终结了。在这个时代里,唐高宗秉承贞观时代之余烈,将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并且将大唐的疆域拓展得比太宗时代都更加广袤而辽远。然而也是在这个时代里,帝国的命运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外交和军事频频受挫,内忧和外患纷至沓来,李唐的江山社稷也面临着从内部被颠覆的危险。随着高宗时代的终结,一个新的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此时的大唐臣民并不知道,这是一个终将令天地变色、令历史改辙的时代。这个时代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女皇。她的名字就叫武曌。【不流血的政变:废黜中宗】高宗留下的那道遗诏是耐人寻味的。除了一些政治上的惯用说辞之外,诏书中最值得人们关注的就是最后一句——“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嗣皇帝对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的,应该听取天后的意见。这一方面固然是授权,可同时也对武后形成了双重限制:一,普通的行政权仍然在李哲和宰相手中,只有特殊的军国大事,武后才有发言权;二,只有当李哲碰到难以定夺的军国大事时,武后才有最终裁决权。面对这份授权与限制并存的遗诏,武后的心情自然是喜忧参半。不过,宰相裴炎很快就出面替武后打破了这个限制。十二月初七,也就是高宗驾崩的三天之后,裴炎就奏称:“由于太子尚未即位,所以没有资格发布诏敕,若遇紧急情况,应由天后发布政令,交与中书、门下两省施行。”武后笑了。如此一来她就大大突破了遗诏的限制,拥有单独处理政务的权力。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八岁的太子李哲正式登基,是为唐中宗;同时尊天后为皇太后。李哲虽然在名义上成了皇帝,可仍然处于服丧期间,因此朝政大权自然还是掌握在武后手中。然而,按照遗诏“以日易月”的规定,民间服丧一月,李哲只须服丧一天,所以,最迟在新年到来之际,武后就必须归政于皇帝。除非武后真有“还政于君”的心思,否则她就必须在这短短二十天的时间里,利用手中短暂的过渡性权力,全面控制局势,以便在新君李哲脱下丧服之后,仍然能够把帝国的最高权柄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时间异常紧迫,可武后还是以一副胸有成竹、举重若轻的姿态,不慌不忙地出手了。在短短二十天之间,武后一共完成了四项意义重大的政治举措:第一,安抚李唐宗室。十二月十七日,武后下令,将李唐宗室中一批“地尊望重”的亲王加封为一品大员:高祖诸子韩王李元嘉为太尉,霍王李元轨为司徒,舒王李元名为司空,滕王李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鲁王李灵夔为太子太师;另封太宗诸子越王李贞为太子太傅,纪王李慎为太子太保。此举有效地安抚并拉拢了李唐皇族的大部分重要成员,让他们成了武后临朝的利益共享者,从而彻底麻痹了他们的心志,让他们不但对随后的废黜中宗之举视若无睹,而且对即将降临他们头上的灭顶之灾也毫无察觉。第二,调整宰相班子。首先,把资深望重的老臣刘仁轨提升为从二品的左仆射,借此笼络其心;而在外示尊崇的同时,又任命他为西京留守,实际上就是把他闲置在长安,让他无法插手东都的政务。其次,将不久前提拔上来的几个新宰相转正,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改成“同中书门下三品”。最后,同意裴炎的要求,把他从门下省的侍中调任中书省的中书令,同时对宰相制度进行了一次配套改革,将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到了中书省。这项改革看似不经意,实际上却是唐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众所周知,从贞观时代开始,唐朝的宰相制度就实行三省合议制,亦即中书省起草政令、门下省审核驳议、尚书省颁布施行。也就是说,唐朝所实行的是一种集体宰相制。然而就是从这次改革之后,门下省的驳议之权就被大大削弱了,掌握出旨权的中书省取得了一种独尊地位,原本属于“三省宰相联席会议”的政事堂,逐渐变成了中书令一人独大的“一言堂”,裴炎成了唯我独尊的首席宰相,不但每次会议都由他主持,而且各台省官员要进入政事堂也必须经过他的批准。从此,唐朝三省合议的集体宰相制就名存实亡了。裴炎通过这次改革独揽了相权,这无疑是他前不久出面替武后打破权力限制的回报。说白了,这就是裴炎和武后之间的一场政治交易。而这笔政治买卖对武后来说显然是非常合算的,因为三省合议的宰相制度不仅是对相权的分化和制衡,同时也是对君权的监督和制约,如今武后借裴炎之手削弱了门下省的驳议之权,这自然为她日后畅通无阻地行使最高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三,控制禁军。高宗去世前,在武后苦心经营的权力之网中,军队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武后当然知道,倘若没有军队的拥戴,任何执政者的地位都将是不稳固的。所以这一次,武后特意提拔了两名将领,让他们分别掌管左右羽林军。这两个人就是程务挺和张虔勖。当初裴炎为了排挤裴行俭,就把平定东突厥的功劳归给了他们。而这一次,武后又让他们掌管了禁军,程、张二将无不对此感恩戴德,从此成为武后的铁杆拥趸。正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武后接下来废黜中宗的行动中,程务挺和张虔勖的禁军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镇抚地方。弘道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中宗李哲即将除丧的最后日子,武后派遣了四名心腹将领:王果、令狐智通、杨玄俭和郭齐宗,分别前往并州(今山西太原市)、益州(今四川成都市)、荆州(今湖北江陵县)、扬州(今江苏扬州市),与当地的府司共同镇守。这四大都督府是唐朝地方上的军事和经济重镇,其中,并州是李唐的龙兴之地,又是防御东突厥的桥头堡,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益州素称天府之国,历来享有“沃野千里”“民殷国富”的盛誉,是唐朝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荆州是中南地区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四通八达,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扬州富甲天下,是唐代最大的经济都会,也是有唐一代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地,与益州正相颉颃,被时人称为“扬一益二”。在权力过渡的敏感时期,武后以心腹将领出镇这些重地,足见她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此举具有双重作用:从积极意义上讲,是为了防止地方叛乱;从消极意义上讲,即便武后在朝廷的权力斗争中失势,她也还有许多后路可退。所以,武后的这最后一着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万全之策。公元684年注定是李唐王朝的多事之秋。这一年,朝廷先后更换了三个年号:嗣圣、文明、光宅。这背后,是一段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历史。朝野各种势力在这一年里竞相登场,展开了一幕幕有声或无声的博弈和厮杀。而武后则独自一人站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翻掌为云,覆手为雨,把各式各样的对手一个个打入万劫不复之地,或者径直推入死亡的深渊。第一个被她从天堂打入地狱的对手,就是她的第三子:中宗李哲。新年的正月初一,刚刚脱掉丧服的新君李哲就迫不及待地改元嗣圣、大赦天下,同时册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然而,此刻的李哲却不无郁闷地发现——尽管他已经贵为皇帝,可武后丝毫没有还政于君的意思。而更让他感到悲哀的是——满朝文武,宫廷内外,几乎都是他母亲的党羽。放眼所及,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信赖的人。李哲愤怒了。既然让我当这个天子,你就要给我天子的权力!李哲开始愤而行使自己的天子权力了。就在册立韦后的同一天,李哲就把韦后的父[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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