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高宗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是因为自从他即位以来,帝国高层的权力斗争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上;同时,为了征讨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帝国在西线共发动了三次远征,前后历时六年,付出了相当高的战争成本,所以高宗一直无法腾出手来处理朝鲜半岛的事务。虽然这些年来唐帝国没有对朝鲜半岛发动大规模战争,但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高丽的打击和袭扰。自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亲征高丽铩羽而归之后,太宗就开始大规模扩建海军,大规模地制造战船。很快,唐帝国就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与此同时,太宗还制订了“有限战争”的战略,不以歼灭敌军、攻城略地为目的,而是频繁出兵,重点袭击并破坏高丽的农耕区,以此打击高丽的经济,为最终平灭高丽铺平道路。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到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的十几年间,唐帝国在上述战略的指引下,从海陆两线屡屡出兵,持续不断地对高丽发动袭扰战。帝国名将如李勣、薛万彻、程名振、苏定方、契苾何力、薛仁贵等人,都曾先后开赴高丽作战,对高丽实施了沉重的打击。然而,高丽却始终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就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高丽还曾联合百济和靺鞨部落,再次悍然入侵新罗,那次入侵一共占领了新罗三十三座城池。高丽的态度明摆着——你打我,我就打你小弟!既然连你们英明神武的太宗皇帝都灭不了我,你这个大权旁落、软弱无能的李治又能奈我何?当时唐帝国正在对西突厥用兵,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高宗李治只好暂时隐忍,只派遣程名振和苏定方从陆路对高丽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进攻,在取得小胜之后就撤回国内,目的显然不是要与高丽全面开战,而仅是实施一次必要的战略威慑。也许高丽把唐高宗的隐忍当成了懦弱,所以此次才会再度与百济联手攻击新罗,以此跟唐帝国叫板。上帝要让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此刻在高宗李治眼中,高丽和百济无疑就是这种自取灭亡的疯子。显庆五年三月十日,高宗任命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以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其副手,共率领水陆十万大军,由海路出发,东征百济;同时,任命新罗国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负责统率新罗军队,配合苏定方的远征军夹击百济。高宗的战略是——先把百济这个狐假虎威的爪牙灭了,再集中全力收拾高丽。苏定方的东征大军自山东半岛的成山港出发,横跨黄海,于同年八月进抵朝鲜半岛南端的熊津江口。百济军队已经在此严阵以待。唐军在熊津江口抢滩登陆,海军从正面对百济守军发动进攻,陆军则在强行登陆之后迅速迂回到百济防线的后侧进行攻击。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之下,百济军队的防线迅速崩溃,被唐军斩杀数千人,余部被迫后撤。占领熊津江口后,唐军水陆并进,直逼百济都城。百济军队倾国而出,在都城外二十里处摆开阵势,准备与唐军决一死战。百济军队和高丽军队一样,长于守城,短于野战,此时竟然倾尽主力与唐军展开决战,无疑是自己把脖子伸到了苏定方的刀下。这一战毫无悬念,唐军轻而易举地击溃了百济军队,斩杀了一万多人,旋即兵临城下,把百济都城团团围困。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自知此城难保,在唐军围城之前,便带着太子扶余隆等人夺路而逃,一直逃到了百济的北部边境,只留下次子扶余泰守都城。扶余泰看见老爸和大哥自顾自逃命去了,却把这个烂摊子扔给了他,心里头老大不爽。他料定都城迟早会落入唐军手中,最后索性自立为百济国王。在扶余泰看来,既然横竖是个死,那就过把瘾再死!更何况,国王比亲王的号召力大得多,以国王的身份率众固守,或许将士因此奋勇,百济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扶余泰自立为王,有一个人立刻绝望了。他就是太子扶余隆的儿子扶余文思。他想,爷爷和老爸这一王一太子都还没死,叔叔就拥兵自立了,就算到时候能把唐军击退,可爷爷和老爸还回得来吗?就算能回来,八成也会被叔叔干掉。扶余文思越想越怕,最后干脆带着部众翻墙而下,投降了唐军。扶余文思的出降就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城中百姓纷纷步其后尘,争先恐后地出城投降。扶余泰勃然大怒,可他无论用什么办法也阻挡不了投降的人潮。趁百济人心大乱之际,苏定方又命士兵悄悄攀上城墙,把唐军旗帜赫然插在了百济都城的城头上。看着高高飘扬的唐军旗帜,扶余泰傻眼了。他知道,人心已失、大势已去,再负隅顽抗也没有用了。随后,刚过了几天国王瘾的扶余泰就万念俱灰地打开了城门,向苏定方投降。就这样,唐军不费一兵一卒便拿下了百济的都城。百济都城的失陷再次引发了多米诺效应,群龙无首的各城城主纷纷举城归降。稍后,走投无路的老国王义慈和太子隆也乖乖回来投降了唐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百济的五部、三十七郡、两百座城池和七十六万户人口就全部归降。至此,立国达六百七十八年的百济宣告灭亡。老将苏定方轻而易举地平定了百济,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又增添了辉煌的一页。唐高宗李治大喜过望,随即下诏,在百济设置了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百济的原有官员担任各地的都督和刺史。百济的灭亡太迅速了,迅速得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一个立国六百多年、拥有人口将近四百万的国家,会这么容易屈服吗?答案是否定的。面对轻松到手的巨大胜利,唐军将士不免都有些飘飘然,于是纵兵劫掠的行为时有发生,此举顿时激起了百济军民的反抗情绪。正当唐军上上下下都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时候,百济军民就已经悄然打响了一场复国战争。率先揭起反旗的人,就是百济勇将黑齿常之。黑齿常之是百济西部人,史称其“长七尺余,骁勇有谋略”。他在百济的官职是达率,相当于中国的刺史。当百济举国降唐时,黑齿常之也归降了唐军。但是不久之后,黑齿常之就发现唐军有纵兵劫掠的行为,许多试图反抗的百济青壮年均遭唐兵屠戮。黑齿常之又惊又怒,随即带着十几个心腹逃回本部,并且召集流亡部众,占据任存山,很快就修筑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作为反抗唐军的基地。黑齿常之揭起反旗之后,顿时应者云集,短短十天之间就有三万多人投奔到他的麾下。苏定方得知叛乱的消息后,迅速率军前往镇压,黑齿常之亲自带着敢死队迎击,数次挫败唐军的进攻。反抗军获胜之后,士气大振,黑齿常之遂率领军队发起反攻。由于百济各地的郡守和士兵都是原百济军队的官兵,所以黑齿常之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在短短的时间内,黑齿常之就以破竹之势一连收复了将近两百座城池。面对来势汹涌的百济复国浪潮,苏定方一筹莫展。他多次出兵试图消灭黑齿常之,无奈却被其一一击败。最后苏定方只好放弃,留下中郎将刘仁愿镇守熊津都督府(原百济都城),然后押着百济老国王扶余义慈和一干高级官员班师回国。苏定方率唐军主力回国之后,百济的叛乱顿时越演越烈。除了猛将黑齿常之外,百济僧人道琛、将军福信等人也在周留城聚众起事。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四处召集徒众,势力迅速壮大。与此同时,他们又从日本接回了百济王子扶余丰,拥立他为百济的新国王。至此,苏定方在百济取得的辉煌战果基本上都打了水漂,整个百济名义上是唐朝的五都督府,实则只有一座熊津城掌握在唐军手中。道琛、福信随后又率大军猛攻熊津,势单力薄的刘仁愿只能拼尽全力困守孤城。熊津城危在旦夕。危急时刻,高宗李治紧急起用了一位将领,命他即刻率领留在百济的另一部唐军火速援救熊津。这个人就是刘仁轨。被命运之手一把推上风口浪尖的这一年,刘仁轨跟苏定方一样,也已经是六十多岁高龄了。但有一点刘仁轨跟苏定方却大不一样,那就是——苏定方十几岁就开始驰骋沙场,可刘仁轨却一辈子都没有上过战场,更不用说带兵打仗!高宗起用这么一个人,能够挽回万分危急的百济形势吗?连身经百战的名将苏定方都不得不知难而退了,这个从没打过仗的刘仁轨,又怎么可能扭转乾坤呢?人们对此充满了疑虑。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从没打过仗的六旬老人刘仁轨,最终不但彻底扭转了百济的危局,而且一不留神就成了一代名将。谁也不会料到,苏定方在百济战场上的得而复失和功亏一篑,到头来居然阴差阳错地成就了刘仁轨的传奇人生。在高宗时期的战争史上,有一个现象特别突出,那就是老将特别多。这些人中有的是年轻时代便建功立业的元勋宿将,如李世勣和程知节等人;有的是戎马一生,老来才有机会崭露头角、扬名立万,如苏定方;有的是遭到政治迫害,被流放边疆却因祸得福地成长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如裴行俭;再有就是刘仁轨这种人,一辈子都与战场无缘,到老却一不留神变成了一代名将。那么,在敌众我寡、形势异常严峻的百济战场上,刘仁轨究竟是如何力挽狂澜,成为一代名将的呢?【独臂擎天:刘仁轨传奇(上)】刘仁轨原本在朝廷担任给事中,因参与审理大理丞毕正义自缢一案,在审理过程中秉公执法,差点挖出了幕后主使李义府,因而得罪了李义府,旋即遭到报复,被贬为青州(今山东青州市)刺史。几年后,高宗下诏征讨百济,刘仁轨承担了东征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负责海上的粮食运输。就在刘仁轨准备督船出海的时候,突遇海上气候变化,他便推迟了出海日期。可是,一直想把刘仁轨置于死地的李义府在得知情况后,却严令刘仁轨按时出行,不得耽搁。刘仁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出海,结果遭遇暴风,船只沉没,大多数水手葬身海底。李义府立刻抓住把柄,命令监察御史袁异式前去调查刘仁轨失职一案,并且特意叮嘱袁异式说:“君能办事,勿忧无官。”李义府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袁异式利用这个案子整死刘仁轨。袁异式抵达青州后,对刘仁轨说:“您在朝中得罪了什么人,心里应该很清楚。依我看,您最好早作打算。”袁异式其实是在暗示刘仁轨——既然你已经犯在了李义府手里,那迟早也是个死;与其被朝廷明正典刑,弄得个身首异处、家破人亡,还不如趁早自我了断,留一个全尸,保一家平安。可是袁异式的“忠告”却遭到了刘仁轨的断然拒绝。他说:“我为官失职,理当接受国法的制裁,你如果依照法律将我处死,我绝不逃避。可是,如果要我自杀而让仇人称心快意,我绝不甘心!”袁异式奈何不了刘仁轨,只好把他绑了,押回京师复命。案件上报朝廷后,李义府马上对高宗说:“不斩刘仁轨,无以谢百姓。”旁边的一个朝臣源直心听了,当即替刘仁轨打抱不平,说:“海上突起风暴,非人力所能及。”认为刘仁轨失职情有可原,罪不当死。高宗随后作出裁决,将刘仁轨罢官,让他以布衣身份随军东征。就这样,刘仁轨来到了战火纷飞的百济。可他已经无官无职,连普通士兵都算不上,充其量就是一个推车挑担的伙夫。在官场上混了大半辈子,到头来居然落到了这般田地,刘仁轨内心的痛苦和失落可想而知。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消沉。即便只是当一个随军出征的伙夫,刘仁轨胸中的报国热情也丝毫没有减退。当然,如果不是因为百济形势风云突变、急转直下,刘仁轨这一生恐怕就再也没有出头的机会了。当高宗李治任命刘仁轨为检校(代理)带方州刺史时,刘仁轨哈哈大笑地说:“天将富贵此翁矣!”其乐观和自信的心态溢于言表。高宗给刘仁轨下达的任务是:会同新罗军队,火速率部驰援熊津。出发之前,刘仁轨特意向州司请领《唐历》及唐朝历代皇帝的庙讳名册。然后,这个两鬓斑白的老人满腔豪情地说了一句话:“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资治通鉴》卷二○一)在中国历史上,唐朝区别于其他朝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它涌现的人才特别多,而最令人瞩目、最值得后人称道的就是——其中大多是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在初唐时期,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就活跃着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上马便可杀贼,下马即能治国,在朝堂和沙场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展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军事才华。而刘仁轨正是其中的一员。他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官,可带领军队却是一把好手。史称他“御军严整”、指挥有方,因而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三月,刘仁轨率部驰援熊津,一路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百济复国军在熊津江口修筑了坚固的防线,并派重兵布防,企图阻止他的攻势,结果一战而溃,被杀和溺死了一万多人。正在围困熊津城的道琛听到前方惨败的消息,不敢与刘仁轨交锋,仓促解围而去,退守任存城。刘仁轨一出手就解了熊津之围,顿时让留守百济的唐军士气大振。刘仁轨随即与刘仁愿合兵一处,共守熊津城。稍后,百济的军事高层出现了内讧。福信刺杀了道琛,兼并了他的部众,夺取了百济复国军的最高指挥权。随后又大力招集各地的流亡部众,势力顿时更加强大。正当二刘在百济苦撑危局的时候,高宗又策划了一场崭新的军事行动。那是埋藏在他心中多年的夙愿——征讨高丽。高宗为何会在这个时候急着出兵高丽呢?首要的原因,当然是他已经等待了太久,所以不耐烦了。这一点其实不难看出来,因为他在宣布征讨高丽的同时,竟出人意料地表示要御驾亲征,让武后和满朝文武都吓了一大跳,后来是武后上表力谏,他才悻悻作罢。此举充分说明,高宗征服高丽的愿望确实已经压抑得太久,所以急于想了却夙愿。另一个原因,估计是想通过对高丽用兵来威慑百济。因为高丽一直是百济的坚强后盾,如果能一举消灭高丽,百济复国军的斗志必然会受到严重打击,甚至很可能因此瓦解。如此一来,熊津的危险便能解除,百济也可不战而下,用兵高丽就收到了一石二鸟之效。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设想,所以在龙朔元年四月,高宗正式下诏,命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率萧嗣业及诸胡兵力共三十五军,从海陆两道分兵合击高丽。这一年七月,苏定方率领海军直趋浿江,在此大破高丽守军,随后屡战皆捷,迅速进围平壤。与此同时,陆军也快速越过辽东,兵锋直指鸭绿江。高丽权臣渊盖苏文派遣其长子渊男生率数万精兵扼守,唐军前锋受到阻击,无法渡江。九月,契苾何力率主力进抵鸭绿江。其时正逢江水结冰,契苾何力立刻下令全军踏冰冲锋。高丽守军本来在兵力上就处于劣势,如今失去了天险,顿时斗志全无,防线瞬间崩溃。唐军一直追击了数十里,斩首三万余级,余众皆降,渊男生仅以身免。此次出征,唐帝国的海陆两军都大获全胜,而且苏定方部已经开始围攻平壤,如果契苾何力能够乘胜而进,与苏定方会师,完全有可能一举攻克平壤,进而平定高丽。然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高宗李治却忽然下诏,命令契苾何力班师回国。高宗突然撤兵的原因史书无载,但是从隋唐两朝多次东征高丽的失败教训中,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被迫撤兵的原因都是因为陆路的运输出现了重大问题。此次契苾何力的陆上远征军直接绕过辽东的多座坚城,长驱直入高丽境内,其漫长的运输补给线随时有可能被辽东的高丽军队切断。而且契苾何力攻过鸭绿江的时候,时节已经进入冬季,唐军需要大量的冬衣和粮草,无奈后勤补给又得不到保障,在这种形势下,高宗只能要求契苾何力撤军,以免遭受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契苾何力部撤退后,苏定方部依旧猛攻平壤。他的后勤没有问题,因为他率领的是海军,海上运输不会遭到高丽军队阻截。于是,从这一年七月兵围平壤,到次年(公元662年)二月,苏定方部对平壤整整围攻了八个月,但是这座坚城却依然固若金汤。为了早日攻克平壤,高宗再次派出了一支海军,由左骁卫将军庞孝泰率领,自海路进入高丽的蛇水(今朝鲜合井江),准备增援苏定方。然而,庞孝泰部却在此遭到了高丽军队的顽强阻击。庞孝泰率部殊死奋战,最后还是输掉了这场战斗,庞孝泰本人,连同跟随他出征的十三个儿子,全部壮烈殉国。蛇水之败是唐军此次东征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平壤城下的苏定方部得知援军覆没的消息,士气顿时大挫。此时虽然已经进入春季,但是平壤城的上空忽然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唐军将士的战斗力更是受到了极大的削弱。高宗朝廷眼见攻克平壤的希望日益渺茫,不得不命令苏定方撤兵回国。在讨伐高丽的漫漫征途上,唐帝国又一次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百济战争几乎前功尽弃,高丽战争再度无功而返,朝鲜半岛逐步恶化的形势顿时让高宗李治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忧虑。要不要放弃这场东征?李治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独臂擎天:刘仁轨传奇(下)】东征高丽的失败,意味着百济战场上的刘仁愿和刘仁轨已经彻底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此时,这支孤军已经在熊津坚守了整整一年。高宗担心他们无法长期坚持,最后不得不下了一道敕书——命他们放弃熊津,撤往新罗。他在敕书中特地强调:如果新罗国王需要他们留下来,那就留驻新罗;如果不需要,就即刻渡海回国。高宗的这道敕令显然是出于对将士们的关心和体恤,但是作出这个决定却是痛苦而无奈的。因为最后这支部队一旦撤出百济,就意味着唐帝国这两年来在朝鲜半岛上付出的所有努力将全部付诸东流!刘仁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可是,在接到天子敕令的时候,熊津城中的将士们却都庆幸不已。因为他们太想念故国,太想念亲人了!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三月出征到现在,他们离开故土已经整整两年,而且长期困守在熊津孤城里,更让他们觉得憋屈和窝囊。在他们看来,与其在这里毫无希望地苦撑苦熬,还不如尽早放弃。所以,此刻的唐军将士们都巴不得两位将领马上作出决定——撤军回国。就在这个时候,刘仁轨站出来了。他告诉众人,他的决定是——继续坚守。将士们一片哗然。刘仁轨环视着这些面容枯槁、神情疲惫的唐军将士,开始陈述他反对撤军的四大理由。其一,“《春秋》大义,大夫出疆,若能安社稷、利国家,独断专行亦无不可。诸君都是帝国的臣民,就要以国家的利益为上,除了抱定必死的决心,我等别无选择!岂能各怀私心、苟且偷安?”其二,“皇上欲征服高丽,故先讨伐百济。如今我等就是一把尖刀,插在了敌国的心脏。敌军虽然看上去人数众多、守备森严,但是只要我们秣马厉兵,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没有打不赢的道理。一旦取得初步胜利,军心自然安定,然后分兵据险,扩大战果,并且及时向皇上奏捷,要求增兵。朝廷知道我们有成功的把握,必然遣将出师。到时候里应外合,百济反抗军一定会被歼灭。这不仅能保住既得的胜利,而且可以永保海外的风平浪静。”其三,“现在围攻平壤的大军已经撤退,如果再放弃熊津,那么百济的残敌必将死灰复燃,而高丽的平定就更是遥遥无期。况且,如今我们以一城之地居敌中央,假如弃城而走,很可能身陷重围,被敌人俘虏;就算安全撤往新罗,也终归是寄人篱下,万一出现意外,必然悔之不及。”其四,“敌军首领福信凶悖残暴,与他拥立的国王扶余丰貌合神离、相互猜忌,随时可能爆发内讧,自相残杀。在此情况下,我等更应坚守到底,静观其变,伺机发动反攻,决不可轻言放弃!”唐军将士们看着年已老迈却依然壮志在胸的刘仁轨,一股已然冷却的热血逐渐在他们心头重新沸腾起来。并不仅仅是刘仁轨对战况的冷静分析说服了大家,更主要的是——这个老人无比坚定的勇气、意志和信念最终感染了他们,打动了他们。“在我们的人生中,必然会遇到各种挫折和磨难。这时,只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并奋力拼搏,就能战胜磨难。在困境中,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失败了,那你就会消沉下去;如果你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那么你就会走过坎坷,最终获得成功。只要信念不被厄运打垮,希望之光就终会驱散绝望之云!”(阿尔伯特·哈伯德《送给加西亚的信》)刘仁轨正是这样一个屡遭陷害、历经磨难的人,即便后来被高宗起用,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置身于强敌之中。如果不是依靠一种强大的信念,如果不是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刘仁轨就绝不可能把这场东征从失败的边缘拯救回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老当益壮的刘仁轨在这种危难时刻所发出的“希望之光”,终于驱散了笼罩在将士们心头的“绝望之云”。在刘仁轨的影响下,无论是刚刚升任熊津都督的刘仁愿,还是每一个普通士兵,无不抱定必胜的信念,誓与熊津共存亡。与此同时,百济国王扶余丰和军队首领福信却以为唐军必定会撤出熊津,所以派人送来了一封信,在信中讥笑说:“诸位使节何时西还?我方当派人为你们送行。”看到这封信时,刘仁轨笑了。因为他知道机会来了。百济军队自以为唐军在高丽遭到了严重挫折,困守熊津的这支部队势必很快就会撤离,所以他们长期绷紧的神经已经放松了下来。这无疑是唐军扭转战局、反败为胜的良机!刘仁轨与刘仁愿商议之后,决定发动反攻。龙朔二年七月,熊津城中的唐军忽然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百济复国军发起了一场闪击战,一连攻克了支罗城、尹城、大山、沙井(均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等多座堡垒,歼灭了大量敌军,并迅速分兵据守。就在百济军队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刘仁轨又密约新罗出兵,兵锋直指熊津城东面的一座战略要地——真岘城。真岘城是一座修筑在峭壁上的城池,易守难攻。福信深知其重要性,很早就加派了军队,严加防范。然而,正因为此城险要,加上有重兵布防,所以百济军队反而放松了警惕。刘仁轨率部进抵真岘城下后,马上利用夜色的掩护,顺着峭壁上繁盛的草木攀爬而上,悄悄干掉了所有哨兵,到天亮时分就已占据该城,百济守军一觉醒来,都乖乖地做了唐军的俘虏。拿下真岘城是百济战争的一大转折点。因为此城位于百济与新罗的交通要道上,占据此城就等于打通了熊津与新罗的运输通道,从此唐军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新罗获得必要的粮食和给养。百济要想拔掉插在他们心脏上的这颗钉子,已经是难如登天了。随后,刘仁愿迅速上表向朝廷报捷,并要求增兵。眼见百济这盘死棋忽然之间就走活了,高宗大喜过望,随即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即刻率领七千名士兵渡海增援。就在唐军发动反攻的同时,百济内部再次爆发了内讧。不出刘仁轨所料,福信和扶余丰这对君臣始终貌合神离,一直处在相互猜忌的状态。自从福信刺杀道琛、大权独揽之后,扶余丰更是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便暗中在福信身边安插了几个眼线。七月的某一天,福信忽然称病闭门不出。满腹狐疑的扶余丰马上让他的眼线刺探实情,结果不出他的预料,福信果然是想趁他前去探病之机,将他刺杀,然后自立。扶余丰勃然大怒,索性将计就计,带着自己的一干亲信,以探病为由把福信杀了,并且清除了他的党羽。福信一死,扶余丰算是铲除了一大心腹之患,可同时也失去了一条强有力的臂膀。扶余丰深知自己不是唐军的对手,于是慌忙派遣使节,前往高丽和日本乞援,请求共同出兵对付唐军。孙仁师率援兵进入百济后,与刘仁愿、刘仁轨合兵一处,唐军声势大振。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秋天,经过长时间休整的唐军决定对百济发起全面反攻。诸将纷纷建议先取加林城,因为此城地处水陆要冲,是一个战略要地。然而刘仁轨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加林城异常险要,如果我们采取强攻,必定伤亡惨重;倘若采取围困战术,又会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依我之见,不如直捣敌军老巢周留城,这是百济反抗军的总部,所谓除恶务本、擒贼擒王,只要攻克周留城,其他城池必将闻风而下。”众人经过商议,都对刘仁轨的意见表示赞同。随后,唐军兵分两路:孙仁师、刘仁愿会同新罗军队从陆路进攻;刘仁轨则与副将杜爽、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海军出熊津江,在白江口与陆军会师,一同夹击周留城。就在唐军准备发动全面反攻之前,日本在百济国王扶余丰的请求下,已经决定介入朝鲜半岛的战争,随即出动了一支庞大的海军支援百济。这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当刘仁轨率领海军进抵白江口时,日本海军已经在此严阵以待。中日海军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白江口战役,就此拉开序幕。日本海军的兵力将近四万人,拥有一千艘战船;而大唐海军的兵力大约是一万三千人,战舰一百七十艘。很显然,日本海军在舰船数量和兵力上占尽了优势。但是,在舰船体积、性能和武器装备方面,日军却远远不如唐军。在两军各有所长的情况下,究竟哪一方能取得胜利,谁也没有把握。作为中日两国海军的首次交锋,双方都不了解彼此的实力,所以在这一天的战斗中都表现得比较谨慎。两军只是彼此发动了几次试探性进攻,试图摸清对方的战术和打法,随后便各自收兵。第一天的战斗,以日军损失几艘战舰而告终,唐军小胜。当天夜晚,双方的高级将领都连夜举行军事会议,讨论破敌的战术。日军将领一致认为,应该发扬武士道精神,主动进攻,“我等争先,彼应自退”;同时利用自身的数量优势,以穿插战术将唐军舰船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与此同时,刘仁轨也在紧张思考着对付敌人的办法。唐军的舰船数量虽然少,但是都配备了投射机、强弩等尖端武器,可以远距离打击日军;此外,唐军舰船的体积庞大,在与日舰的近距离对抗中也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有鉴于此,刘仁轨决定在第二天的战斗中采用火攻的战术。八月二十七日,中日海军在白江口的决战正式打响。白江口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战船密布,千帆相连,日本海军采用既定的战术,凭借数量上的绝对优势,率先对唐军发动进攻。当一千艘日军战舰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唐军冲来时,唐军的战舰上万箭齐发,瞬间便有大量日军士兵中箭身亡。两军接战之后,日军迅速以穿梭战术插入唐军舰队之中,凭借六比一的优势将唐军各舰团团包围。就在此刻,唐军舰船上的投射机突然抛出无数火球,全部砸向日舰。顷刻之间,日本的数百艘军舰同时燃起熊熊大火,滚滚浓烟冲天而起,海面上到处是一片鬼哭狼嚎,日军士兵纷纷跳入海中逃生,但是一个个都成了唐军弓箭手的活靶子,就算不被烧死溺死,最后也都被箭射死。困兽犹斗的日本海军不甘失败,连续四次重整队形,前后对唐军发动了四次冲锋,但是每一次都有大量舰船被毁,众多士兵伤亡。这一天,“烟炎灼天,海水尽赤”,唐军“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资治通鉴》卷二○一)日军残部仓皇撤离白江口海面,张起船帆拼命逃回了日本。随后,唐军水陆两路并进,迅速攻克了百济反抗军的总部周留城。发生在公元七世纪的这场中日大海战,以中国海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同时,白江口海战也是百济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此战的胜利宣告了百济复国运动的彻底失败。日军势力撤出朝鲜半岛后,百济国王扶余丰万念俱灰,只好流亡高丽,他的两个儿子忠胜、忠志率百济残部向唐军投降。稍后,百济猛将黑齿常之、沙吒相如等人也相继率部归降。至此,百济再次被唐军征服,只剩下一个叫迟受信的将领仍然据守任存城。刘仁轨深知黑齿常之和沙吒相如都是难得的将才,为了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和让他们彻底效忠大唐,刘仁轨断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命二人统领旧部,负责进攻任存城,由唐军提供所需的全部粮草和装备。此举立刻遭到了众人的强烈反对。孙仁师说:“这些人都是人面兽心,怎么可能讲信用?”刘仁轨说:“不然。据我观察,此二人都是忠勇有谋、敦信重义之人,只是未遇明主,若我等以诚相待,他们必将心怀感激、力图报效,诸君大可不必怀疑。”事实证明,刘仁轨的判断是正确的。黑齿常之和沙吒相如果然毫无二心,在得到粮草和给养之后,随即率部猛攻任存城。迟受信抵挡不住,只好扔下部众城池、抛弃妻儿老小,只身逃奔高丽。到此,百济全境终于重新回到唐军手中。自从苏定方在百济战场上功亏一篑、黯然撤兵之后,刘仁轨就临危受命,主动承担起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个毫无军事经验的六旬老人刘仁轨,不仅让孤城熊津在强敌环伺之中顽强屹立,而且又在所有人都决定放弃的时刻,以一己的信念和勇气点亮了希望之光,并最终带领大唐将士赢得了百济战争的辉煌胜利。这是一个力挽狂澜、独臂擎天的英雄传奇。无论多少年岁月过去,刘仁轨的传奇故事都将在泛黄的史册中绽放出不朽的光芒!战争结束之后,高宗特意留下刘仁轨镇守百济,命刘仁愿、孙仁师班师回国。刘仁轨脱下戎装,开始致力于百济的战后重建工作。史称“百济兵火之余,比屋凋残,僵尸满野。仁轨始命瘗骸骨,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长,通道涂,立桥梁,补堤堰,复陂塘,课耕桑,赈贫乏,养孤老,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然后修屯田,储糗粮,训士卒,以图高丽。”(《资治通鉴》卷二○一)刘仁轨终于实现了他临危受命时许下的诺言——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百济的灭亡,让北方的高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唇亡齿寒的忧惧感。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从泰山封禅归来的唐高宗李治得到了一个令他喜出望外的消息——高丽权臣渊盖苏文死了。李治的嘴角悄然泛起一抹笑容。渊盖苏文死了,高丽的末日还会远吗?【平定高丽:李勣老而弥坚(上)】渊盖苏文死后,他的长子渊男生接任莫离支,亦即高丽首辅之职,继续执掌高丽王国的权柄。初执朝柄的渊男生为了取得各级官吏和百姓的支持和拥戴,决定前往全国各地巡察。临走之前,他把留守之权交给了两个弟弟:渊男建和渊男产。对于刚刚取得权力的渊男生来说,满朝文武当然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在他看来,只有把朝廷大权暂时交给两个弟弟保管,他才能放心出巡。可是,渊男生错了。面对权力的诱惑,亲兄弟很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反目成仇。他前脚刚刚离开平壤,马上就有一些居心叵测的投机政客对他两个弟弟说:“你们大哥想独揽大权,迟早会把你们除掉,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渊男生发出了警告:“你那两个弟弟打算把首辅大权据为己有,估计不会让你回京了。”渊男生大惊失色,赶紧派心腹潜回京城,侦察两个弟弟的动静。不料两个弟弟早已野心膨胀,渊男生的心腹刚刚回到平壤,就被他们逮了个正着。随后他们便以国王的名义下诏,命渊男生即刻回京。渊男生一下子慌了手脚。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最信任的两个亲弟弟居然真的在背后捅他的刀子。得知两个弟弟已经向他张开了血盆大口,渊男生当然是不敢回平壤了,只好仓皇逃往辽东。渊男生一跑,二弟渊男建正中下怀,随即便以拒不奉诏为名撤了他的职务,然后自立为莫离支,并且马上派遣军队追杀渊男生。渊男生躲在辽东的一座城池里面,越想越不甘心——明明自己才是高丽王国的莫离支,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流亡者了呢?可不甘心也没有用,因为一切都已经发生了。眼下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座强大的政治靠山,然后兴兵报仇,夺回大权。去哪里找政治靠山呢?当然是去大唐。渊男生随后就派遣儿子泉盖献诚前往长安,请求唐高宗发兵救援。渊盖苏文死后,高宗李治就已密切关注高丽的局势,如今他的三个儿子又爆发内讧,这无疑是征服高丽的天赐良机。乾封元年六月,高宗任命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率左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等部,进讨高丽,驰援渊男生。同时授予泉盖献诚右武卫将军之职,让他当唐军的向导。九月,庞同善部率先进抵辽东,大破前来追杀渊男生的高丽军队,随后与渊男生合兵一处。高宗当即下诏,封渊男生为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从而扶植起了一支反对高丽现政府的政治力量。这一年年底,高宗李治意识到,全面进攻高丽的时机已经成熟。可是,要让谁担任此次东征的最高统帅呢?鉴于隋唐两朝多次对高丽用兵均遭失败,所以对于这一次的统帅人选,高宗不得不慎之又慎。权衡再三之后,高宗终于敲定了一个人选。他,就是李勣。这一年,李勣已经七十三岁高龄,是灿若星辰的大唐开国名将中真正硕果仅存的老将。从大业年间开始,李勣历经隋末的群雄混战、大唐的开国战争以及贞观时代的平定东突厥、薛延陀之战,可谓身经百战、军功赫赫。更重要的是,在贞观末年太宗亲征高丽的战争中,李勣作为主将之一,积累了丰富的辽东作战的经验。所以,除了李勣,没有谁更适合担任此次东征高丽的统帅!乾封元年十二月十八日,高宗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郝处俊、契苾何力、庞同善为副大总管,率高侃、薛仁贵、郭待封等人,分海陆两路大举进击高丽。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九月,李勣亲率陆路主力进入辽东,一举攻克高丽在辽东的军事重镇新城(今辽宁抚顺市北),然后挥师东进,以破竹之势连下辽东十六座城池,高丽顿时举国震恐。渊男建慌忙派遣军队对驻守新城的唐军发起反攻,被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退。稍后,高侃部进抵金山(今辽宁康平县东),与高丽大军展开遭遇战。唐军失利,被迫后撤,高丽大军乘胜追击,准备一举吃掉高侃部。就在此时,薛仁贵部突然从高丽军队的侧翼杀出,将其截为两段。高侃部随即掉过头来,与薛仁贵前后夹击,高丽军队猝不及防,随即四散溃逃。这一战打得异常惨烈,高丽军队一共被斩首五万余级,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薛仁贵与高侃挟新胜之威,又连克南苏(今辽宁西丰县南)、木底(今辽宁新宾县)、苍岩(今辽宁清原县东)三城,并与渊男生会师。就在陆军横扫辽东的同时,郭待封(前安西都护郭孝恪之子)也率领一支海军跨越黄海,直趋平壤。李勣派遣将军冯师本负责为郭待封运输粮食和装备,不料冯师本在运输途中遇到风暴,船只沉没,郭待封军中随之断粮,情况极为艰难。郭待封打算写信向李勣求救,可转念一想,万一书信被敌人截获,让高丽军队知道他目前的处境,势必倾巢来攻。可是,要怎么做才能既传达军情,又确保不让敌人破获呢?郭待封思前想后,最后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