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微笑颔首,没再说什么。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其实尉迟敬德很清楚,皇帝并不是真想把女儿嫁给他。之所以没头没脑地唱这么一出,无非是想表明对他的信任和恩宠罢了。所以,这种事千万不能真的答应,而应该婉言谢绝。换句话说,皇帝的这种美意只能心领,绝不能实受。假如尉迟不开窍,真的顺着杆儿往上爬,傻乎乎地应承下来,那等待他的很可能不是“抱得美人归”的美妙结局,而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尴尬下场。尉迟敬德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和李世民之间就配合得相当默契。当皇帝的,要善于表现自己的慷慨,不妨偶尔表示一下额外的恩典;做臣子的,要懂得恪守自己的本分,知道什么叫做器满则盈、知足不辱。大家把该说的话都说得漂亮一点,不该说的则一句也不说。许多事情点到为止,心照就好。也许,就是在这种反复的君臣博弈之中,尉迟敬德居安思危的忧患之情才会越来越强烈,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五十九岁的尉迟敬德就不断上疏“乞骸骨”(请求退休),随后便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致仕。而就在致仕的前一年,尉迟敬德就已经有意识地淡出现实政治,栖心于神仙道术了。史称:“敬德末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旧唐书·尉迟敬德传》)直到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去世,尉迟敬德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这种远离政治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和李靖晚年“阖门自守、杜绝宾客”的结局可谓如出一辙。不过,比起历朝历代那些“功高不赏”、“兔死狗烹”的功臣名将,他们实在应该感到庆幸了。就算是跟同时代的人比起来,他们也远比后来因涉嫌谋反而被诛的侯君集、张亮等人聪明得多,也幸运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正因为唐太宗李世民能把这种“恩威并施”的帝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从而牢牢掌控手中权力,所以才能与绝大多数元勋宿将相安无事,善始善终,而不至于像历代帝王那样,在江山到手、权力稳固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屠杀功臣,以至在历史上留下难以洗刷的污点和骂名。【政治是聪明人的游戏】除了李靖和尉迟敬德,还有一个初唐名将对李世民的恩威之术也体验得非常深刻。这个人就是李世勣。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十二月,时任兵部尚书的李世勣突然患病,郎中给他开了一副药方,说必须要用“须灰”做药引子才能治病。所谓“须灰”,就是人的胡须所研成的粉末。李世民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前去探视李世勣,并且二话不说就剪下自己的胡须,把它赐给了李世勣。可想而知,当李世勣双手捧着这几绺天下最尊贵的龙须时,内心是何等的感激,又是何等的惶恐!他当即跪倒在地,“顿首见血,泣以恳谢”。这副药引子的份量实在是太重了!以至于李世勣不但感动得热泪涟涟,而且把头都磕出了血。可即便如此,似乎也远远不足以表达他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李世民宽宏地一笑,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旧唐书·李勣传》)史书没有记载李世勣是否因服用这副药而得以痊愈,但是我们不难想见,当李世勣把这碗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龙须汤”喝进肚子里的时候,内心肯定是无比激动、无比滚烫的。李世民的这几绺胡须就算没有对李世勣的身体发挥作用,也足以在他的内心深处发挥某种神奇的效用。这种神效就是——一个深受感动的臣子在有生之年对皇帝死心塌地的忠诚。在李世民的帝王生涯中,恩威之术施展得最典型的一次,是在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四月,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当时李世民已经病势沉重,知道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把太子李治叫到身边,给他交代政治遗嘱。在李世民的遗言中,主要提到的人就是李世勣。李世民对李治说:“李世勣才智过人,但是你予他无恩,恐怕难以使他效忠。我现在把他贬黜到地方,如果他马上出发,等我死后,你就重新起用他为仆射;要是他迟疑拖延,你只能把他杀了!”五月十五日的朝会上,李世民一纸诏书颁下,把时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世勣贬为叠州(治所在今甘肃迭部县)都督。没有人知道在接到贬谪令的那一刻,李世勣心中做何感想。相信他肯定有过一瞬间的震惊和困惑。然后就是一阵紧张而激烈的思考。在皇帝病重、帝国最高权力即将交接的这一重大时刻,自己突然无过而遭贬,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李世勣不知道弥留中的皇帝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结局究竟是福是祸,但是有一点他可以确定——一切都取决于他当下这一刻的选择。也就是说,是散朝后直接离开长安,赶赴叠州,还是暂时回到家中,静观事态演变?走还是不走,这是一个问题。经过片刻思索,李世勣很快做出了决定——他连家都没回,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告别,径直揣上诏书就踏上了贬谪之途。听到李世勣当天就起程前往叠州的消息,即将登基的太子李治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而弥留中的太宗李世民也感到了莫大的安慰。李世勣被贬当月,李世民撒手人寰。次月,李治即位。登基仅三天后,李治就把李世勣擢升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兼洛阳宫留守;半个月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并“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同年九月,正式拜其为尚书左仆射。至此,所有的人肯定都会为李世勣当初所做的那个决定庆幸不已。因为这个决定不但让李世民父子避免了诛杀功臣的恶名,而且也为高宗一朝留下了一位忠肝义胆的开国元老和辅弼重臣。假如李世勣当初不是当机立断,毅然离京,而是多一念迟疑,回家多耽搁几天,那么下面这一页辉煌历史,有可能就不会这么快出现。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李世勣以七十五岁高龄挂帅出征,一举平定了高丽。这个曾经让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三个皇帝倾尽国力,终其一生都无法战胜的强悍小国,终于匍匐在了须发皆白的老将李世勣的脚下,也匍匐在了大唐帝国的脚下。此时此刻,唐太宗李世民倘若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露出一个欣慰的笑容。因为他在临终前所走的最后一步棋,似乎仍然影响着他身后数十年的历史。假如当初没有施展那一招先抑后扬、恩威并施的帝王术,李世勣能否对重新起用他的新天子李治感恩戴德呢?假如没有贞观二十三年“乍落乍起”的人生际遇,李世勣能否深刻意识到,只有在新朝再立新功,他才能福禄永固,富贵长保呢?如果没有这一切,李世勣有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在七十五岁高龄创造出平定高丽、鹰扬国威的历史功绩呢?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是有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帝王术”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占据的比重绝对不可小觑,而它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有时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以上这些君臣博弈的故事,都是在李世民和武将之间展开的。那么,在李世民与文臣之间,演绎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呢?说起贞观的文臣,其代表人物当非房玄龄莫属。作为后人心目中居功至伟的一代良相,房玄龄对贞观之治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的。史称其“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论者称为良相焉。”(《旧唐书勣房玄龄传》)毫无疑问,在贞观群臣中,房玄龄绝对是李世民最信任、最得力的心腹股肱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宰辅重臣,也依然会时刻感受到李世民手中那把“钟馗利剑”的森寒之光。据《旧唐书》记载,大约在贞观初年,房玄龄“或时以事被谴,则累日朝堂,稽颡请罪,悚惧踧踖,若无所容。”意思是他时常会因某些过错而遭到太宗的谴责,以至于一连数日都要到朝堂上叩头请罪,内心恐惧不安,一副彷徨失措、无地自容的样子。史书并未记载房玄龄到底犯了什么错。不过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房玄龄这种位高权重、深受宠信的臣子,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自然要时常给他念念“紧箍咒”。这一点我们从李靖、尉迟敬德等人的遭遇就可以明显看出来。也正因此,所以房玄龄有时候就不仅仅是被“谴责”那么简单。只要唐太宗李世民认为有必要,房玄龄甚至会被勒令停职。按史书记载,房玄龄在贞观年间至少曾经被停职三次。第一次大概是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也就是长孙皇后病重的那些日子。《资治通鉴》称“时房玄龄以谴归第”,也就是说他遭到太宗的谴责,被勒归私宅。长孙皇后临终前,特意为此事劝谏李世民:“房玄龄侍奉陛下时日已久,一贯谦恭谨慎,所有的朝廷机密从未泄露半句。如果没有什么重大过失,希望陛下不要舍弃他。”此次房玄龄的停职原因史书没有交代,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李世民之所以将房玄龄“谴归私第”,绝不是要舍弃他,充其量只是想冷却他。暂时冷却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把他解冻,然后让他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和更加饱满的热情,加倍地发挥光和热。所以,不管有没有人劝谏,李世民在适当的时候肯定会召他回来。对此长孙皇后其实也是心知肚明。不过该劝谏的她还是得劝谏,因为第三者的劝谏有时候也未尝不是给皇帝一个台阶下,好让君臣双方在“握手言和”的时候显得比较自然,也显得比较有面子。比如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房玄龄又一次被停职,时任黄门侍郎的禇遂良就连忙上疏,列举了房玄龄对国家的诸多贡献:“玄龄自义旗之始翼赞圣功,武德之季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然后禇遂良说,假如不是犯了什么不赦之罪,就不应该把他摒弃;如果是因为他年迈体衰,陛下可以暗示他主动致仕。若非如此,只是因为一些小过失,希望陛下不要抛弃跟随数十年的元勋老臣。禇遂良的谏言句句在理,当然给足了双方面子,所以李世民很快就把房玄龄召回了朝廷。但是,并不是李世民每次把房玄龄“赶”回家去,都有和事老出来打圆场。比如房玄龄这次复职没多久,就再一次“避位还家”,史书还是没有说明具体原因,但却记载了这次复出的过程。这个过程很简单,却很微妙。再次把房玄龄“谴归”后,一连过了好几天,始终没人来劝谏,李世民不免有些着急。朝中政务繁冗,绝不允许他把房玄龄晾太久,可李世民一时又找不到什么好听的理由公开让房玄龄复职。该怎么办?李世民毕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有了办法。这一天,李世民忽然告诉侍臣,说他要去芙蓉园游玩。芙蓉园位于长安东南角的曲江,要去那里必然要经过房玄龄的宅邸。房玄龄得知消息后,立刻命子弟洒扫门庭。子弟问其故,房玄龄笑着说:“皇上随时会驾到!”片刻之后,龙辇果然“顺道”来到了房府的大门口,然后太宗李世民就“顺便”进来看望赋闲在家的房玄龄,最后又“顺带”用御辇把房玄龄接回了皇宫。这个故事很经典。除了表明李世民和房玄龄之间的默契和相知之外,这个故事的经典之处还在于,它告诉我们——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只有读懂人心,才能读懂政治。综观李世民跟房玄龄玩的这些政治游戏,我们不难解读出这样一些内涵。首先,不管是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还是身为宰相的房玄龄,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要把贞观的政治局面玩好玩大,要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他们两个就谁也离不开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伙伴关系;但是,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这个界限到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模糊的,所以,他们之间更主要的还是主仆关系。在这两重关系之下,情况就变得有些微妙而复杂。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李世民必须给予房玄龄最尊崇的地位和官爵,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赐给他人臣所能享有的最高恩典,比如把女儿高阳公主嫁给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又让弟弟韩王李元嘉娶了房玄龄的女儿当王妃,以此加强双方的情感纽带和利益联结。这些都属于“恩”的范畴,目的是为了赢得房玄龄的绝对效忠。另一方面,李世民又必须经常玩一些“小动作”,时不时把房玄龄“谴归私第”,晾在一边。这么做的目的有三:一是检验自己对权力的掌控程度,以防被暗中坐大的“权臣”架空;二是借此显示皇权的威严,让房玄龄懂得,君与臣之间,有一道永远不能跨越的界限,所以,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对双方都有好处;三是提醒房玄龄:虽然你很重要,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朝廷离了你就不转了。你应该始终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态度,永远不能骄傲自大、忘乎所以。这些都属于“威”的范畴,目的是让房玄龄时刻牢记——我是君,你是臣;政治第一,友谊第二。其次,对于房玄龄而言,或许一开始对李世民的帝王术还比较陌生,所以在贞观初年一被批评就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可他后来就逐渐明白了——皇帝手中的那把“钟馗利剑”尽管看上去有些可怕,可它通常只是起一种威吓作用的,只要你忠心不改,恪尽职守,那把剑就不会真的往你身上招呼。正因为房玄龄后来弄懂了这一点,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有了“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方面,他虽然仍旧对他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但却时刻有着被皇帝“谴归私第”的心理准备。他不但再也不会被皇帝的批评吓得寝食难安,而且就算被停职,他也权当是度假。因为他知道皇帝离不开他,朝廷离不开他,所以不管怎么“谴归”都能很快官复原职,一点也不用担心。可另一方面,他也深深懂得,自己所享有的一切荣宠和恩泽都是天子的赐予,假如稍有不慎,随时有可能被天子全盘收回。所以,必须时刻保持临深履薄、戒慎恐惧之心,越是皇恩浩荡,越是要谦逊辞让。总而言之一句话,做事必须尽职尽责,才能显示能力;但做人必须谦恭低调,才能显示品德。有才有德,才是让领导放心的好下属。有一件事情,可以充分说明房玄龄的这种“觉悟”。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时任左仆射的房玄龄又被李世民加封为太子少师,不仅肩负国之重任,而且更兼辅弼少主之责,房玄龄大为惶恐,不断上表请辞仆射之职。李世民当然没有批准,而是下诏对他进行了勉励,房玄龄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到了太子拜师那天,东宫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可房玄龄却“深自卑损,不敢修谒,遂归于家”。他深感自己不够资格,所以不敢去东宫接受太子礼拜,只好躲在家里,始终不愿露面。房玄龄的谦卑赢得了时人的一片赞誉。《旧唐书》称:“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这一切当然也被李世民看在了眼里,所以他对房玄龄越来越感到满意。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李世民又进封房玄龄为司空,仍旧让他总揽朝政,并且监修国史。房玄龄再次上表请辞,李世民又下诏勉励他说:“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齐踪往哲,实可嘉尚。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旧唐书·房玄龄传》)这段话看上去好像是普通的慰勉之辞,实则大有深意。所谓“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其实正是李世民对臣下的一种要求。假如做臣子的都能具备这样的美德,或者说都能谙熟这样的游戏规则,那皇帝自然就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换言之,臣子越是谦让,皇帝反而会更加信任他,越敢把权力交给他。所以李世民才会毫不避讳地说了一句大实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朝廷一天没有好宰相,就像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样。正是由于对房玄龄的信任,所以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当李世民御驾亲征高丽的时候,才会命房玄龄留守长安,把朝政大权全部委托给他,让他“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这实际上就是赋予了他皇权代理人的身份和权力。那么,面对李世民交给他的无上信任和权力,房玄龄又是怎么做的呢?有一天,房玄龄正在留守衙门办公,有人突然闯进来,口口声声说要告密。房玄龄问他告谁的密,那人说:“告你的密!”房玄龄一听,连想都没想,立刻命人准备车马,把这个告密者直接送到了前线的天子行在。李世民听说留守送来了一个告密者,刚开始颇为诧异。因为以房玄龄的能力而论,他是不可能随随便便把皮球踢给皇帝的,更何况此时皇帝还在前线打仗。所以李世民断定,若非出于某种特殊原因,房玄龄是绝不会这么做的。李世民转念一想,马上就猜出了答案。他随即命人持刀列队,然后接见告密者,问他要告谁,那人回答说:“房玄龄。”李世民冷笑一声:“果然!”当即喝令左右,二话不说就把那个告密者腰斩了。事后李世民给房玄龄下了一道手诏,责怪他不够自信,还说:“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按照规则来玩的政治游戏。作为房玄龄,虽然被皇帝赋予了专断之权,但是碰上这档子事,他是万万不能专断的。因为这件事实际上是把房玄龄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那就是——要恪尽一个留守的职责,还是要谨守一个臣子的本分?如果房玄龄选择前者,自作主张把这个人杀了,那固然是尽了留守的职责,可皇帝过后一旦知道了这件事,会不会对房玄龄起疑心呢?会不会觉得房玄龄过于独断专行,因而对他产生不满和戒备呢?完全有这种可能。所以房玄龄宁可挨骂,也必须把事情交给皇帝处理。这么做,一来可以证实自己的清白,二来可以表明自己的忠诚,最后还能向皇帝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谨守人臣本分,碰到必须由皇帝亲自处理的事情,他绝不会越俎代庖。而作为李世民,他内心对房玄龄这种做法其实是很满意的。他之所以在听到告密者的回答时会说出“果然”二字,是因为他猜出了告密者的来意;而他之所以能猜出告密者的来意,恰恰是因为他了解房玄龄的性格,也知道房玄龄这么做的用心所在。可即便李世民觉得房玄龄这么做是对的,表面上他也必须“责怪”他,并且重申对他的授权和信任,这样才能展示一个皇帝用人不疑的胸怀。总之,君臣双方其实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都要按照游戏规则把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演好。所以我们说——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第七章出门有忠臣,回家有贤妻【魏徵:忠臣忠言不逆耳】在中国历史上,有资格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皇帝肯定不多,就算能找出几个,大半也都有争议。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共识最多、争议最少的,那恐怕就非唐太宗李世民莫属了。但是,即便李世民能当之无愧地获此殊荣,也并不表明他就是完美无瑕的。无论李世民如何天赋异禀,才智过人,他身上也难免会有一些人性的弱点。换句话说,李世民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弱点,而在于他有个办法对治自己身上的弱点。这个办法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两个字——纳谏。纳谏这种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人都是爱面子的,没有谁喜欢被人批评。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愿意整天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更不要说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了,他们通常更听不进任何不和谐音。然而,李世民偏偏就愿意听。不但愿意听,而且还对此求之若渴,甘之如饴。这并不是说李世民天生就是一个受虐狂,而是因为他深知这样一些道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鉴于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李世民一直具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认为,倘若当皇帝的都像隋炀帝那样“好自矜夸,护短拒谏”,那么结果就是“人臣钳口”,最终必然“恶积祸盈,灭亡斯及”。所以早在贞观元年,李世民就一再对大臣们强调:“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政要》卷二)在李世民的极力倡导和鼓励下,贞观群臣谏诤成风,人人勇于进言。而其中对李世民影响最大、对贞观善政贡献最多、在历史上享有“第一诤臣”之美誉的人,无疑就是魏徵。魏徵曾经有过一个奇怪的言论。他说他不想当忠臣。不想当忠臣,难道还想当奸臣?不,魏徵说,他想当一个“良臣”。贞观元年,当魏徵在朝堂上公然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李世民大为诧异:“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吗?”魏徵说:“所谓‘良臣’,应该像稷、契、皋陶那样,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而所谓‘忠臣’,只能像龙逄、比干那样,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区别大了!”李世民恍然大悟,“深纳其言”,当即赐给魏徵五百匹绢。魏徵的这番言论乍一听很有颠覆性,其实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当臣子的固然要对君主尽忠,但这种忠却不应该是愚忠,而是巧忠。也就是说,进谏并不是以一味蛮干、面折廷争为美,而是要讲究力度、角度、限度,以君王乐于接受为前提,以刚柔相济、恰到好处、切实可行为美。《菜根谭》中有一句话说:“攻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过高,当使其可从。”魏徵的进谏,有时候就颇能体现这种中道的智慧。比如贞观二年,李世民曾经用一种颇为自得的口吻对大臣们说:“人们都说天子至尊无上,所以无所忌惮,可朕就不是这样的。朕总是上畏皇天之监临,下畏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人望。”李世民所说的固然是实情,可像他这样自己说自己的好,未免就有点矜夸的味道,而且潜意识里也是希望博得群臣的赞美。这个时候,魏徵发话了。他说:“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魏徵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赞美,实际上却是在针砭。因为它强调的是“慎终如始”这四个字。这就等于是说——陛下能这样当然好,但是最好能保持下去;假如不能持之以恒,现在高兴未免太早。李世民是个聪明人,当然不会听不出这层弦外之音。这样的进谏可谓寓贬于褒,既挠到了皇帝的痒处,又点到了皇帝的痛处,实在是含蓄而又巧妙。类似的对话在贞观五年还有一次。当时国内安定,天下丰稔,东突厥又彻底平定,整个大唐帝国一片欣欣向荣,李世民又对侍臣说:“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这一次李世民的话就说得比较全面了,他一方面为自己取得了“自古所希”的历史功绩而自豪,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戒慎恐惧之心。所以魏徵就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魏徵并不对这种天下大治的喜人形势歌功颂德,而是对皇帝居安思危的谨慎态度表示赞赏。这种发言显然要比纯粹的附和之词高明许多。正是由于魏徵的谏言往往既委婉又能击中要害,所以李世民才会评价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旧唐书·魏徵传》)“妩媚”二字,堪称绝妙。当然,魏徵的谏言也并不都是这么妩媚的。如果每次进谏都拐弯抹角,那最后就算不流于阿谀谄媚,也会变得庸庸碌碌。倘若如此,那魏徵也绝不可能被李世民所倚重,更不可能以诤臣之名享誉后世。所以,该据理力争的时候,魏徵也绝不含糊。史称魏徵“犯颜苦谏”的时候,“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为之霁威”(《资治通鉴》卷一九三)。意思是说:每当李世民被魏徵的谏言刺激得怒不可遏的时候,魏徵总是毫无惧色,李世民到最后也不得不收起帝王的威风,把自己的怒火强压下去。有两则小故事颇能说明李世民对魏徵的这种忌惮之情。有一次魏徵离京去祭扫祖墓,回来的时候听说皇帝打算去终南山游玩,连仪仗队和随从都已整装待发,可后来却无故取消了,魏徵就问皇帝有没有这回事。李世民尴尬地笑着说:“当初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怕你生气,只好作罢了。”还有一次,有人进献了一只漂亮的鹞鹰,李世民非常喜欢,就让它站在自己的手臂上,正在逗弄玩耍,忽然看见魏徵走了进来,情急之下赶紧把鹞鹰塞进怀里。魏徵其实早就看在眼里,可他嘴上却不说,故意在奏事的时候把时间拖得很长。等到他告辞离去,鹞鹰早已活活闷死在李世民的怀里了。魏徵平常的谏诤一般都会讲究方式方法,可要是碰到至关重要的大事,魏徵也会与太宗面折廷争。君臣之间最激烈的一次言语交锋,发生在贞观六年春天。当时的大唐王朝四海升平,国泰民安,所以满朝文武纷纷劝请太宗前往泰山封禅。“公卿百僚,以天下太平,四夷宾服,诣阙请封禅者,首尾相属。”(《册府元龟》卷三十五)所谓封禅,是帝王祭告天地的一种大典。由于泰山是五岳之首,所以封禅大典都在泰山举行——于泰山设坛祭天曰“封”,于泰山南麓的梁父山辟基祭地曰“禅”。在古代中国,泰山封禅既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也是帝王功业鼎盛的标志。但并不是所有帝王都有资格获此殊荣。在唐朝之前,只有秦始皇、汉武帝,还有东汉的光武帝等少数几个自认为建立了丰功伟业的帝王,才敢举行封禅大典。对此,李世民内心当然也是满怀渴望。但是当百官劝请时,李世民一开始还是谦虚地推辞了一下。他说:“诸位贤卿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但朕却不这么看。如果天下安定,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就算不封禅,又有什么损失?昔日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难道以为文帝之贤不如始皇吗?况且即使是祭拜天地,又何必一定要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才算表达出对天地的诚敬呢?”群臣都知道这只是皇帝的客套话,所以还是极力劝请。后来李世民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虽然表面上似乎有点勉强,可大家都知道,其实皇帝心里还是很乐意的。就在皇帝和满朝文武其乐融融地探讨具体的行程安排和相关事宜的时候,魏徵忽然表情严肃地站了出来,坚决表示反对。李世民脸色一沉,问:“你不赞成朕封禅,是不是认为朕的功业还不够高?”魏徵说:“够高。”李世民又问:“那是不是德不够厚?”魏徵说:“够厚。”“是不是社稷还不安定?”“已经安定。”“是不是四夷尚未臣服?”“都已臣服。”“是不是庄稼还没有丰收?”“丰收了。”“是不是祥瑞还没有呈现?”“呈现了。”“既然如此……”李世民冷笑着说,“那为何还不能封禅?”魏徵从容自若地回答道:“陛下虽然已经拥有这六项成就,但是,我朝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凋零,仓廪空虚,陛下一旦车驾东巡,千乘万骑,每到一处,地方州县必定难以承受各种负担。更何况,陛下举行封禅大典,四夷君长必定前来共襄盛举,可如今自伊水、洛水以东,至于东海、泰山,村庄寥落,人烟断绝,道路萧条,进退艰阻,极目所见,千里蛮荒。这岂不是引戎狄至我腹地,然后示之以虚弱吗?再者说,即使给予四夷君长厚重的赏赐,也未必能满足他们远道而来的愿望;纵然免除百姓几年的捐税赋役,也未必能弥补他们的损失。为了博得一个封禅的虚名,却遭受一些实实在在的损害,这对陛下又有什么好处?”李世民听完,不得不表示赞赏,立即停止了封禅的动议。“太宗称善,于是乃止。”(《贞观政要》卷二)然而他在感情上其实是不太情愿的。碰巧,几天后黄河两岸的几个州突然爆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满朝文武再也不敢提半个字,封禅之事就此不了了之。可是在内心深处,李世民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封禅的想法。“终太宗世,未行封禅,然帝意亦非遂终止也。”(《魏郑公谏录》卷二)魏徵这次谏诤虽然得到了李世民的采纳,但此事多少还是伤及了皇帝的自尊心,所以那些日子,李世民一直看魏徵不顺眼,再也不觉得他妩媚了。有一天,可能魏徵又因什么事触怒了太宗,所以散朝之后,李世民怒气冲天地回到宫中,咬牙切齿地说:“找个机会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大为惊愕,连忙问皇帝说的是哪个乡巴佬。李世民脸色铁青:“就是魏徵!他经常在朝堂上当众羞辱我。”长孙皇后听完,一声不响地退回寝殿,片刻后就一身凤冠霞帔地来到皇帝面前。李世民大为诧异,问她穿得这么隆重干什么。长孙皇后说:“臣妾听说,君王英明,臣子一定正直;如今魏徵之所以敢直谏,正是由于陛下的英明,臣妾怎么能不道贺!”李世民本来也没想杀魏徵,他这么说其实只是发泄发泄而已。现在皇后又给了他这么大一顶高帽,他当然更没有理由生气了,于是就把连日来的不愉快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长孙皇后实在是一个既贤淑又聪慧的女人。因为此举不但保全了魏徵,而且维护了皇帝的尊严,诚可谓一举两得。古代有一种传说,说龙的咽喉部位“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韩非子·说难》)。其实意思就是说绝大多数帝王都容不得臣子进谏。所以,历朝历代因犯颜直谏、触逆龙鳞而被帝王诛杀的臣子不知凡几。然而贞观一朝却人人敢于犯颜直谏,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太宗李世民确实具有从谏如流的见识和器度。而魏徵之所以在谏诤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是因为他知道太宗求谏的诚意和决心要远远大于历代帝王,因此必然需要像他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诤臣。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徵的谏诤行为也不完全是出于他的正直和勇气,而是基于一种精明而准确的判断。关于这一点,魏徵自己就曾经当着李世民和其他大臣的面坦言:“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卷二)这确实是一句大实话。可想而知,以魏徵那套“只当良臣、不当忠臣”的为官之道和处世哲学来看,假如李世民是一个猜忌刻薄的昏聩之君,那魏徵到头来也只能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平庸之臣。所以,只要李世民有成为明君的愿望,魏徵就有成为诤臣的动力。他们是相互需要、相互成就的。用李世民自己的话说,他们的关系就如同鱼和水——“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又像是金矿与良工——“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贞观政要》卷二)如果我们问:李世民的千古一帝是怎样炼成的?那么从他自己的比喻中,或许就能找到答案——即便李世民是一个天赋异禀、才智过人的皇帝,最初他也只是像金子蕴藏在矿石中一样,体现不出任何价值。只有经过“良工”耐心细致地斧凿敲打,日复一日,千锤百炼,最终才能把他身上的杂质和瑕疵一一敲打掉,让矿石中的黄金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换言之,假如没有诤臣的监督、约束和针砭,李世民即使天赋再高、能力再强,最终也可能毫无建树,甚至有可能重蹈隋王朝之覆辙,沦为像隋炀帝杨广那样的亡国之君。正如《菜根谭》所言:“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煅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李世民的明君之路,又何尝不是这么走过来的。魏徵一生对李世民的谏言无数,其中有一句出自《荀子》的话曾经被广为传颂,成为后世引用频率最高的一句政治格言。这句话就是——“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李世民二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这也许是时刻萦绕在他耳旁、倏忽不敢忘怀的一句话。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徵病殁。李世民“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并且亲自撰写了墓志铭,书于碑石之上。在随后的日子里,李世民一直沉浸在绵长的哀思之中。魏徵的离世不仅让李世民失去了一个臣子,更让他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良师益友。在一种难以排遣的寥落和寂寞中,李世民不禁对侍臣发出了一番感叹,这番话从此也和他们君臣二人的名字一起,永远镌刻在了青史之上,令无数后人感慨和深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 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徵传》)【长孙皇后: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肯定站着一个女人。这句话确实有道理。李世民这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就站着一个了不起的女人——长孙皇后。古人经常用“母仪天下”这个词来形容皇后,意思是作为皇后的这个女人,其修养、德行、智慧、才情、气度、仪容,都应该成为普天之下所有女性的典范和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