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种罪最多只能判流放,所以戴胄便对柳雄做出了“据法应流”的判决。这个判决结果虽然是依法做出的,但显然违背了李世民的敕令。李世民勃然大怒,对戴胄说:“朕早就颁下敕令,不自首就是死路一条,你现在却要依法改判,这岂不是向天下人表明,朕说话不算数吗?”戴胄面不改色地说:“陛下如果直接杀了他,臣无话可说;可陛下一旦把案件交付法司,臣就不能违背法律。”李世民悻悻地说:“你为了让自己秉公执法,就不惜让朕失信于天下吗?”戴胄说:“陛下的敕令是出于一时之喜怒,而国家的法律却是布大信于天下!陛下若以法律为准绳,就不是失信,而恰恰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假如不这么做,臣只能替陛下感到遗憾。”李世民沉默了。他知道,如果他执意要杀柳雄,谁也拦不住,因为他是皇帝,而且早有敕令在先。可问题是,这么做虽然足以体现帝王的权威,但无疑会大大损害法律的权威。而法律的公信力一旦遭到破坏,朝廷的威信和人君的威信也就无从谈起。思虑及此,李世民立刻转怒为喜,当着群臣的面对戴胄大加褒扬,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贞观政要》卷五)这是贞观时期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同时也是中国法制史上富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案例。因为它凸显了皇权与法权的冲突,并且以皇权的妥协告终,最后使得法律的尊严得到了维护。在这件事情上,李世民体现出了一个古代君主难能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对法律的尊重以及对司法独立的尊重。这在中国几千年的人治社会中实属罕见。“柳雄事件”之后,史称:“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泉涌;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时代吏治清明、执法公正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可要说“天下无冤狱”,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一个王朝拥有像戴胄这种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法官,并且拥有像李世民这种善于妥协、尊重法律的皇帝时,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贞观时代即便不是历史上最少冤狱的时期,起码也是最少冤狱的时期之一。【对死刑慎重,就是对生命尊重】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刑法。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刑法,最重要的就是看它对待死刑的态度。而贞观法治之所以被后人津津乐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宽仁慎刑”的理念以及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早在贞观元年,李世民就依据“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立法思想,以诏令的形式对“死刑复核”做出了严格规定:“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死刑)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贞观政要》卷八)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司推事、九卿议刑”的死刑复核制度。在上一章我们说过,李世民曾在贞观元年正月废除了五十多种绞刑条款,而随后继续修订律法时,贞观君臣又在隋朝律法的基础上,把多达九十二种的死刑罪名降格为流刑,又把七十一种流刑降为徒刑。除此之外,“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刑法志》)。在这种“宽仁慎刑”理念的引导之下,到了贞观四年,国家就出现了“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的良好治安形势。当时唐朝的户数将近三百万,若以平均一户六口人计算,总人口大约1800万。以这个人口数量来看,这个死刑人数的比例显然是非常低的。“几致刑措”是中国历史上经常用来形容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的词汇,其意思是刑法几乎到了搁置不用的地步。如果我们参考一下近代欧洲的相关数字,就更容易明白这种形容词绝非过誉。在18世纪的英国,死刑罪名多达222种,不但名目繁多,而且滥用死刑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偷窃一先令,或者是砍了一棵不该砍的树,又或者写了一封恐吓信,甚至仅仅是与吉普赛人来往,都有可能被处以死刑。到19世纪初,还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少年因偷窃一把勺子而被判处绞刑。由于刑法的严苛和泛滥,导致每年被判死刑的高达1000人以上,而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也不过1000万。生命权是最为重要的人权。对死刑的慎重意味着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如果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7世纪的中国唐朝在“人权领域”显然要比18世纪的英国先进得多。当然,毋庸讳言,无论贞观时代的法治精神多么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当时的中国毕竟仍然是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如何尊重法律、慎用死刑的皇帝,他都难免有独断专行、枉法滥杀的时候。贞观五年发生的“张蕴古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张蕴古,河内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曾任幽州记室,武德九年十二月因呈上一道“文义甚美,可为规诫”的奏疏《大宝箴》,博得李世民的赏识,被擢升为大理寺丞。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由皇帝一手提拔的人,也难免在皇帝的一时盛怒之下被错杀。事情缘于一个叫张好德的人,此人因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妄为妖言”,被有关部门逮捕下狱。张蕴古上奏为他辩护,说他癫痫病的症状十分明显,胡言乱语在所难免,根据法律应该判处无罪。李世民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张蕴古随即前去探监,将皇帝准备赦免的消息透露给了张好德,并且颇为忘形地在狱中陪张好德下棋。以张蕴古的身份,这么做显然已经触犯了法律,而且是执法犯法。侍御史权万纪立刻发出弹劾,声称张好德的哥哥张厚德曾在张蕴古的家乡相州担任刺史,与张蕴古有过交情,所以张蕴古替张好德辩护显然并不是在秉公执法,而是在徇私包庇。李世民大怒,未及调查便下令将张蕴古斩于长安东市。张蕴古被杀不久,李世民经过一番冷静的反省之后,深感后悔。他对房玄龄等人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李世民之所以责怪大臣们没有及时谏诤,正是因为他认识到:即便张蕴古确有徇私,论罪也不至于死,自己显然是在盛怒之下办了一桩错案。为了汲取教训,杜绝此后类似错案冤案的发生,李世民随即下诏,规定今后“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贞观政要》卷八)具体而言,就是凡判处死刑的案件,即便是下令立即执行的,京畿地区内也必须在两天内五次覆奏,其他州县也至少要三次覆奏,以确保司法公正,避免滥杀无辜。此举是对“三司推事、九卿议刑”的死刑复核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随后,这项“五覆奏”的死刑复核规定就被纳入了《永徽律》,成为正式的成文法。后来的《唐律疏议》对这条法律的执行做出了详细解释和严格规定:凡是“不待覆奏”而擅自处决死刑犯的官员,一律处以“二千里”的流刑;即便经过了覆奏,也必须在上级的最后一次批复下达的三天后,才能执行死刑,若未满三日即行刑,有关官员必须处以一年徒刑。从这里,我们足以看出唐代的死刑复核制度之严及其对待死刑的态度之慎重。贞观五年,李世民在做出“五覆奏”的规定后不久,发现许多司法官员在审判中完全拘泥于法律条文,即使是情有可原的案子也不敢从宽处理。虽然如此执法不失严明,但李世民还是担心这样难以避免冤案,于是他再次颁布诏令,规定:“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贞观政要》卷八)也就是说,门下省在复核死刑案件的时候,凡是发现有依法应予处死但确属情有可原的,应写明情况直接向皇帝奏报。“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贞观法治精神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果说,制订一部严明而公正的法律需要执政者具备一种卓越的政治智慧的话,那么在执法过程中既能贯彻“法理”又能兼顾“人情”,就不仅需要执政者具备卓越的智慧,更需要有一种悲悯的情怀。在李世民身上,我们显然看见了这种悲悯。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又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更是把这种难能可贵的悲悯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纵囚事件”。贞观六年的十二月末,年关在即,李世民在视察关押死刑犯的监狱时,想到春节将至,而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团圆,顿时心生怜悯,于是下令把这些已判死刑的囚犯释放回家,但规定他们明年秋天必须自行返回长安就刑。相信在当时,肯定有很多官员为此捏了一把汗。因为要求死刑犯守信用,时间一到自动回来受死,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且这批囚犯的人数足足有三百九十个,其中只要有十分之一不回来,各级司法部门就要忙得四脚朝天了。况且,在把他们重新捉拿归案之前,谁也不敢担保他们不会再次犯案,这显然是平白无故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到了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九月,三百九十个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资治通鉴》卷一九四)。李世民欣慰地笑了。他当天就下令将这三百九十个死囚全部释放。这个“纵囚事件”在当时迅速传为美谈,而且成为有唐一代的政治佳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中就有“死囚四百来归狱”之句赞叹此事。然而,也有许多后人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这是李世民为了树立自己的明君形象而表演的一场政治秀。北宋的欧阳修就专门写了一篇《纵囚论》进行抨击,说李世民此举纯粹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他说,这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只能“偶一为之”,如果一而再再而三,那么“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所以欧阳修认为,真正的“圣人之法”,“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也就是说,真正好的法律必须是合乎人之常情的,没必要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也没必要用违背常理的手段来沽名钓誉。欧阳修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这种“纵囚”的事情要是经常干,那法律就变成一纸空文了。不过话说回来,李世民也不会这么愚蠢,他断然不至于每年都来搞一次“纵囚”。平心而论,“纵囚事件”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作秀的成分,但是如果认为此举除了作秀再无任何意义,那显然是低估了李世民,也错解了李世民的良苦用心。李世民这么做,最起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让天下人明白:刑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众所周知,“刑罚”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其目的不仅是对“已然之罪”进行惩戒,更重要的是对“未然之罪”进行预防。从理论上说,如果采取道德教化的手段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刑罚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当那些死囚都能遵守“君子协定”,在规定时间内全部返回,那起码表明他们确实有改过自新、弃恶从善的决心和行为。既然如此,李世民取消对他们的刑罚也就不足为怪了。第二个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就像李世民一直在强调的那样,“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弥足珍贵的。就算有人犯了罪,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也并不因此就在他身上有所减损。而且整个社会,上至执法者,下至普通百姓,都有责任和义务挽救这些失足的人,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让他们重新做人。其实法律真正的本意也正在于此。当然,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简单的,而改造人的生命却要困难得多,但是后者绝对比前者更有价值,也更有意义。李世民的“纵囚”举动,实际上就是凸显了上述理念,只不过他采取的是一种最典型、最特殊、最不可复制的方式而已。由此可见,“纵囚”事件绝不是李世民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更不是单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在“宽仁慎刑”的立法思想的基础上,把“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贞观法治精神发挥到极致之后必然会有的一种结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按照贞观一朝的立法思想和法治精神,假如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允许的话,贞观君臣就完全有可能将这种“宽仁慎刑”的法治进行到底,最终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废除死刑”的结果。其实,我们这个假设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据。——天宝初年,唐玄宗李隆基就曾秉承贞观的法治精神,一度废除了绞刑和斩刑。他在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发布的一道诏书中强调,这是为了“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册府元龟·刑法部》)。这项刑法改革后来虽因“安史之乱”而中辍,没能延续下去,但足以表明贞观的法治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之深。几乎与唐玄宗大幅度削减死刑同步,日本平安王朝的圣武天皇也于神龟二年(公元724年)停止了死刑的适用,将所有死罪降为流罪,从而开创了日本刑法史上347年无死刑的奇迹。而日本此举,无疑受到了唐朝的影响。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经说过:“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时至今日,限制死刑、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文明与理性程度的标志。自从19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的进步和人权运动的发展,限制并废除死刑逐渐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据有关学者统计,截至2001年,在全世界194个国家和地区中,在法律上废除死刑和事实上停止死刑适用的国家已经达到123个,占总数的64%保留死刑的国家只有71个,占36%。在欧洲,“废除死刑”甚至成为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此外,在美国,联邦法律虽仍保留死刑,但已有12个州废除了死刑。在这些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中,虽然短期内还不可能完全废除死刑,但是在“少杀、慎杀、防止错杀”这一司法原则上无疑具有普遍共识。而我国同样是将“慎用死刑和逐步减少死刑”作为刑法的改革方向,并且已经有很多法学家提议,希望我国最迟能在2050年,也就是建国100周年后实现死刑的全面废除。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三百多年,尽管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根本性变化,但是直到今天,“宽仁慎刑”的贞观法治精神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而这种精神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对生命的尊重。第六章李世民:当皇帝这点事【贞观CEO的管理哲学】作为大唐贞观的CEO,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二十年间打造出一个彪炳千秋的煌煌盛世,成就冠绝百代的一世伟业,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拥有一套极其高明的管理哲学。因而能够把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全部吸引到他的身边,从而发挥出空前绝后的创造力。从武德年间起,李世民的麾下就可谓是“谋臣如云,猛将如雨”。到了贞观时代,各种人才更是纷纷涌现,济济一堂。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就曾描述过贞观一朝的人才盛况:“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王(珪)、魏(徵)、来(济)、褚(遂良)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我之得人,于斯为盛!”(《全唐文》)贞观的人才集团不仅在当时是最优秀的,而且跟其他朝代比起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王夫之所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读〈通鉴〉论》卷二十)那么,贞观一朝人才辈出的原因是什么呢?换言之,李世民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上究竟有何秘诀呢?贞观元年,李世民刚刚上台执政,就命当时的右仆射封德彝负责向朝廷推荐人才。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一直没见什么动静。李世民很不高兴,就诘问封德彝。封德彝一脸无辜地说:“不是臣不尽心,而是当今天下确实没什么人才啊。”李世民顿时脸色一沉,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封德彝无言以对,只好惭悚而退。这段话就是李世民用人哲学的精髓。正所谓“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所以关键是要“舍短取长,然后为美”(《全唐文》卷十,《金镜》)。也就是说,在真正高明的管理者眼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人才。因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缺点,并且都有一些不同于他人的特点或特长。身为一个组织的领袖或者人力资源的管理者,就是要善于发现每个人身上的独到之处,然后把他们放到最适合的位置上,让他们的才能与他们的职务相匹配,从而发挥出最佳效能。进而言之,在很多时候,一个高明的管理者从你身上发掘出的优点,很可能连你自己都很少意识到,甚至根本不曾察觉。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人才,而是缺少发现人才的眼睛。封德彝显然不是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因为他缺少这样一双眼睛。无怪乎李世民会挖苦他:从前天下治理得好的人,难道是跑到别的朝代去“借”人才吗?是你自己没有知人之明,怎么能把天下人全给看扁了?但是,知人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魏徵就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贞观政要》卷三)李世民自己也说过:“用人之道,尤为未易。”(《金镜》)那么,李世民又是如何鉴别人才之优劣长短的呢?除了从战争年代起就炼就了一双识别人才的慧眼之外,贞观年间的李世民还会不定期地召开“民主生活会”,让大臣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准确把握每个人的优点,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比如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十二月,李世民就举办了一场宴会,邀请了当时政事堂的所有宰相出席。酒过三巡之后,李世民忽然用一种闲聊天的口吻对侍中王珪说:“爱卿见识深远,而且口才又好,现在就请你从房玄龄开始,对在座诸位一一评鉴,最后也谈谈你自己,看看你的才能跟他们比起来如何?”王珪略微沉吟,而后环视众人,有条不紊地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房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撰写诏书和奏报事务,详明而公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和紧急之务,妥当而周到,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微臣与在座诸位比起来,也算是略有所长。”李世民听得频频点头,深以为然。众人也大为叹服,承认王珪确实都说到点子上了。实际上,李世民的这种做法就是今天管理学中所谓的“人才测评”。要做到“用人如器”,首先当然要知道每个人是什么“器”。而李世民自己就是人才测评的顶尖高手,他对于部属们的优劣长短,可以说是洞若观火,了如指掌。贞观末年,有一次在朝会上,李世民就当着群臣的面对长孙无忌说:“朕听说,主贤则臣直。但是人苦于不自知,今日就请你当面批评一下朕的得失。”长孙无忌吓了一跳,赶紧捡好听的说:“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孝经》云:‘将顺其美。’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所愆失。”(《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李世民立刻皱起眉头:“朕希望听到自己的缺点和过失,可你却一味阿谀奉承。那好,既然你们不谈,那朕今天就当面谈一谈你们的得失长短,好让大家引以为鉴。大家听一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然后李世民就从长孙无忌开始,把面前的这些宰执重臣挨个评价了一遍。“长孙无忌为人善避嫌疑,应对敏捷,比之古代贤者也毫不逊色,然而统兵作战,却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面临危难不改气节,为官亦不私结朋党,唯独缺少的是耿直规谏、忠直进言。唐俭言辞漂亮流利,性情平和,善解人意,觥筹交错之间,言语更是滔滔不绝,可惜跟随朕整整三十载,却无一言论及国家得失。杨师道性行纯善,品德无可指摘,但是为人怯懦,难当大任,无论事务缓急,皆不得力。岑文本品性敦厚,文章是其所长,可是惯于引经据典,有时未免脱离实际……”接下来李世民又一一评价了刘洎、马周、褚遂良等人,虽然总的来说口气还算温和委婉,但是所说的内容却都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相信当时在场的这些帝国大佬肯定都听出了一身冷汗。虽然他们的优点也都得到了李世民的肯定,但是身为臣子,每个人的软肋居然被皇帝拿捏得如此精到,不吓出冷汗才怪。太宗的这双眼睛可真“毒”啊!正是因为具有这种犀利的眼光和洞察一切的能力,李世民才能“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并且建立起一套“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进而打造出一支各具所长、优势互补的高绩效团队。在晚年所著的《帝范》中,李世民就对这种“用人如器”的管理思想做出了极为精辟的阐述。千载之后读之,字里行间犹然闪烁着发人深省的智慧光芒。〖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少,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慧眼识人才】在人力资源开发上,除了“用人如器”、善于对部属进行“性向测评”之外,李世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就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李世民选拔人才的时候,从来不论门第,不论新故,不论华夷,不论士庶,而是看其品行才学是否出众,有没有一技之长,即所谓“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帝范》)。在“门第”方面,无论是像长孙无忌、高士廉、杜如晦等出身高门世族的,还是像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等出自寒门庶族的,李世民对他们皆一视同仁。此外,武德年间,高祖李渊偏重于任用关陇集团的后人,而到了贞观时期,山东(崤山以东)士族也大量进入政治高层。如崔敦礼,出身于博陵崔氏,“世为山东著姓”,历任左卫郎将、中书舍人等职,最后官至兵部尚书;卢承庆,源出范阳卢氏,后来也官至民部侍郎、兵部侍郎。在“新故”方面,魏徵、王珪、韦挺等人原来都是典型的太子集团,算是李世民的头号政敌,可后来却成为他的股肱重臣;反而是一些秦王府的故旧,由于才学不足,能力有限,所以李世民即位后并没有重用他们。这些秦府旧人曾经跟房玄龄发牢骚,房玄龄向李世民反映,可李世民的态度很明确:“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贞观政要》卷五)在对待异族方面,李世民也根本没有“华夷之防”的狭隘观念,而是以“天下一家,不贱夷狄”的恢弘胸襟,大胆擢用了一批勇猛善战的异族将领。如“以智勇闻”的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于贞观九年归附唐朝,被封为左骑卫大将军,并娶了李世民的妹妹衡阳公主;贞观十四年,阿史那·社尔与侯君集等人一同攻灭高昌,其后又在唐朝对高丽、薛延陀、西域的战争中屡立功勋。此外如突厥酋长执失思力、铁勒族酋长契毖何力等人,也都先后被委以重任,为大唐王朝的开疆拓土立下了赫赫战功。而在破格提拔民间人才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对马周的擢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命百官上疏直言朝政得失。这对多数人来讲是件好事,因为谏言一旦得到皇帝采纳就有可能青云直上。可有一个人提起笔来却一筹莫展,急得抓耳挠腮。这个人就是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常何。他是一介武夫,要论带兵打仗自然不在话下,可要叫他舞文弄墨实在是强人所难。正当常何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一个门客自告奋勇,愿意替他草拟奏疏。常何大喜过望,当即命人笔墨伺候。只见这个门客提笔挥毫,片刻工夫就洋洋洒洒地写了二十几条谏言。次日常何把奏疏呈了上去,本来只是想应付一下,交差了事,没想到太宗李世民看完奏疏,居然大为赞赏,立刻把常何叫进了宫,问他为何有这么大长进,几天不见文章就写得这么漂亮。常何不敢隐瞒,只好据实相告,说自己根本没这本事,奏疏是一个叫马周的门客代写的。李世民一听就来了兴致,追问他马周的情况。常何说,马周是博州茌平人,从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乡里人都瞧不起他,但是他勤奋好学,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先秦典籍。武德年间谋了一个博州助教的职务,可他却不以教书为意,屡屡被当地刺史斥责,马周一怒之下离开家乡,四处云游,随后来到长安,寓居常何家中。李世民听完,意识到这个马周虽然表面上落拓不羁,却是一个腹有诗书、胸怀大志之人,当即命使者前去传召马周。不知道是马周有意延宕,还是李世民心情过于迫切,总之那天李世民整整派出了四批使者,才把这个布衣马周请进了宫。《贞观政要》卷三:“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双方一番畅谈之后,李世民发现马周果然是满腹经纶,见识深远,顿生相见恨晚之感,随即让他当天就到门下省报到。一夜之间,马周就从一介平民变成了朝廷命官,从社会最底层直接进入了帝国的政治中枢。这是一个典型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马周从此登上帝国政坛,不久就被授予监察御史之职,后来历任朝散大夫、中书侍郎、吏部尚书、中书令等职。史称他“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因而“甚获当时之誉”。(《贞观政要》卷三)甚至连李世民都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旧唐书·马周传》)可见对他赏识和倚重的程度。虽然马周确实具有比较出众的能力,但如果不是碰到李世民这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皇帝,马周恐怕也难逃怀才不遇、抑郁而终的命运,绝不可能演绎这一出“布衣变卿相”的千古佳话,更不可能成为享誉后世的贞观名臣之一。【任命是一门艺术】无论是“用人如器”,还是“唯才是举”,都说明李世民拥有高度的“知人之明”。但是在管理学中,“知人”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层面,可还有另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必须“善任”。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只有做到知人善任,让部属各司其职,管理者才能从具体而琐碎的事务中抽身而出,站在一个最宏观的层面上,制订整个团队的战略规划,实现整个组织的愿景目标。如北宋的范祖禹所言:“君人者,如天运于上,而四时寒暑各司其序,则不劳而万物生矣!”(《唐鉴》)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善任,其实就是授权的艺术。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善于授权。中国古代的皇帝,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治国能力颇为自负的开国之君,很多人根本不愿授权,也不敢授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不但促狭猜忌,事必躬亲,甚至到最后连宰相都废了;还有隋文帝杨坚,也是一个宁可把自己累死也不敢轻易放权的主子。在这方面,李世民就从杨坚身上汲取了深刻的教训。贞观四年,李世民曾经问隋朝旧臣萧瑀:“你认为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萧瑀说:“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天朝会都要开到夕阳西下,凡是五品以上官员,都要召见赐坐,与他们谈论政务,以至于经常忘了吃饭时间,只好叫侍卫给他们送饭。虽然他的品性称不上仁智,但应该算是励精之主。”李世民听完后,笑着说:“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心暗则不通事理,至察则多疑于物。况且他又是靠欺负孤儿寡妇才得天下的,所以总是担心群臣内怀不服,因而不肯信任文武百官,每件事都要亲自决断,虽然殚精竭虑,劳神苦形,却未必凡事都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也就不敢直言进谏,宰相以下,惟有承顺其旨意而已。”正是因为认识到隋文帝为政的缺失,所以李世民才会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一种“广任贤良,高居深视”(《贞观政要》卷一)的管理方式,对部属进行充分有效的授权。早在武德九年,李世民就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贤名,于是亲自召见,问以政道。张玄素就建议太宗:“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李世民对张玄素的建言非常赞赏,随后将其擢升为侍御史,并且立即将其建言付诸实施。张玄素提出的“分任以事,高拱穆清”,其实就是一种充分授权。如果每个部属都能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妥善地履行职责,那么高层管理者自然可以“垂拱而治”了。此外,贞观一朝之所以能够确立“三省驳议”的宰相制度,让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工合作,相互制衡,并且相权还能够对君权形成有效制约,其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在于这种授权原则的充分运用。而张玄素所谓的“考其成败,以施刑赏”,实际上就是一种绩效考核。对此,李世民专门制定了对各级官员的“考课之法”,具体的考核标准是“四善”和“二十七最”。所谓“四善”,是指四种优异的工作表现,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所谓“二十七最”,是一套考核百官职守的具体标准,如“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等。根据这些标准每年对官员进行考核,把成绩分为九等,报至尚书省予以公布。凡列为一至四等的官吏,每进一等增发一季的俸禄;五等无所增减;六等以下则每退一等扣发一季俸禄。这套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对于澄清吏治显然是十分有效的。“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是权力控制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二者缺一不可。假如只有刑赏而无授权,那必然会使百官动辄得咎,无所措手足,最终造成帝王的独裁和专权;假如只有授权而无考核,那必然会导致君主大权旁落,甚至被权臣玩弄于股掌,到头来授权就变成了“弃权”。很显然,这两种现象都是错误的权力控制方式,其结果只能是与“天下大治”的执政理想背道而驰。而李世民的管理哲学,无疑正是“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的完美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之治的出现绝非偶然。【恩威并施的帝王术】有人曾经把管理称为权力控制的游戏。如果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角度来看,此言可谓确论。我们上面所说的李世民的那些管理哲学,显然都属于明面上的游戏规则。那么,除了这些规则之外,李世民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是否还运用了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御下手段呢?答案是肯定的。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今天一个组织的领袖,在权力控制的游戏中难免都要运用一些隐性手段。这种隐性手段在古代称为“恩威并施”,是一种帝王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用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话来讲,则是——慈母的手中紧握钟馗的利剑。那么,李世民又是如何挥舞这把利剑的呢?看看李世民如何处理与李靖、尉迟敬德、李世勣、房玄龄等元勋功臣的关系,其微妙之处就颇值得我们玩味,也可以让我们充分领略李世民的帝王术。贞观四年春天,李靖一举平定了东突厥,为大唐帝国立下了不世之功。凯旋回朝之日,本来满腔豪情准备接受嘉奖的李靖突然被人狠狠参了一本。参他的人是时任御史大夫的温彦博,弹劾的理由是“(李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旧唐书·李靖传》)。听到自己被弹劾的消息,李靖就像从三伏天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得胜凯旋的喜悦还没退去,功高不赏的忧惧已经袭来。“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李靖一边硬着头皮入宫觐见皇帝,一边回味着这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弹劾理由。天知道温彦博人在朝中,他是用哪一只眼睛看见数千里外的乱兵哄抢突厥宝物的。就算他所说属实,可自古以来,在外征战的将士一旦打了胜仗,随手拿几件战利品也是常有的事,犯得着上纲上线吗?更何况,相对于平定突厥这样的不世之功,那几件所谓的“虏中奇宝”又算得了什么?李靖摇头苦笑。这种事其实是可大可小的。往小了说,就是个别士兵违抗主帅命令,犯了军纪,大不了抓几个出来治罪就是了;往大了说,却是主帅纵容部属趁机掳掠,中饱私囊,不但可以把打胜仗的功劳全部抵消,而且完全有可能为此锒铛入狱,前程尽毁。李靖大感恐惧。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会不会有一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翻云覆雨手正在那金銮殿上等着自己。见到李世民的时候,李靖内心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点。因为李世民的脸上果然罩着一层可怕的冰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在李靖的预料之中。李世民根据温彦博奏疏中提到的那些事端和理由,把李靖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然而却矢口不提此战的功勋。李靖不敢辩解,更不敢邀功,只能频频叩首谢罪。《旧唐书·李靖传》记载:“太宗大加责让,李靖顿首谢。”后来的日子,李靖颇有些寝食难安,时刻担心会被皇帝找个理由灭了。有一天,太宗忽然又传召他进宫。李靖带着一种赴难的心情去见皇帝。还好,谢天谢地!这回皇帝的脸色平和了许多。李靖听见太宗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对他说:“从前隋朝的将领史万岁击败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回朝后却有功不赏,被随便安了一个罪名就杀了。这些事情相信你也很清楚。不过你放心,朕是不会干这种杀戮功臣的事情的。朕想好了,决定赦免你的罪行,奖励你的功勋!”听完这一席话,李靖顿时感激涕零,连日来忧愁恐惧的心情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喜获重生的庆幸和感恩。随后李世民就下诏加封李靖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并赐食邑(与前共计)五百户。又过了几天,李世民对李靖说:“前些日子有人进谗言,说了一些对你不利的话。朕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你可千万不要为此介怀啊!”随即又赐绢二千匹,拜李靖为尚书右仆射。那一刻,李靖真的有一种冰火两重天之感。几天前还在担心被兔死狗烹,现在居然频频获赏,并且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如此跌宕起伏、乍起乍落的境遇真是让他无限感慨。换言之,李靖算是结结实实地领教了一回天子的“恩威”——一边是皇恩浩荡,如“慈母之手”化育万物;一边又是天威凛凛,如“钟馗之剑”森冷逼人。李靖在感恩戴德之余,不免惶恐之至,从此在余生中平添了几分临深履薄的戒慎之心。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贞观九年李靖再度出师大破吐谷浑,却又再次遭人诬告谋反时,他就深刻汲取了上次的教训,赶紧闭门谢客,低调做人。虽然史书称太宗很快就把诬告的人逮捕治罪,证实了李靖的清白,可李靖却从此“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旧唐书·李靖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何尝不是在李世民恩威并施的“特殊教育”之下,一个担心功高震主的臣子到最后必然会有的一种选择。与李靖类似的故事也曾经发生在尉迟敬德身上。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九月的某一天,李世民在他的出生地——武功(今陕西武功县)的庆善宫赐宴百官。其时四夷宾服,海内晏安,君臣们自然心情舒畅,于是在宴席上奏乐观舞,饮酒赋诗,一派喜庆祥和之状。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之间,却有一个人满面怒容。他就是尉迟敬德。从一入席,尉迟敬德的怒火就腾腾地往上蹿了。因为有某个功勋并不高的将领,此时此刻的座次却在他之上,尉迟敬德无论如何也吞不下这口恶气。他越想越是火大,于是借着酒劲发飙,对那个将领怒喝:“你有何功劳,座次居然在我之上?”对方慑于尉迟敬德的气势,也怕破坏宴会的气氛,只好低下头不敢吱声。坐在尉迟敬德下面的任城王李道宗见势不妙,赶紧过来打圆场,不住地好言劝解。没想到尉迟敬德突然怒目圆睁,额头上青筋暴起,猛然挥出一拳砸在了这位亲王的脸上。李道宗当场血流如注,一只眼睛差点报废。庆善宫的喜庆气氛在刹那间凝固。百官们目瞪口呆,搞不清这一幕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太宗李世民龙颜大怒,当即站起来拂袖而去。一场好端端的宴会就这样不欢而散。宴席散后,李世民把尉迟敬德叫到了自己面前。此刻尉迟敬德的酒早已醒了。他满心惶恐,意识到接下来要听到的,很可能是足以让他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话。果然,尉迟敬德听见李世民说:“朕过去对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之事非常反感,所以总想跟你们同保富贵,让子子孙孙共享荣华,世代不绝。可是你身为朝廷命官,却屡屡触犯国法!朕到今天才知道,韩信、彭越之所以被剁成肉酱,并不是刘邦的过错。国家纲纪,惟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常有!你要深加反省,好自为之,免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身为人臣,听见皇帝当面说这些话,尉迟敬德所感受到的震撼和恐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时节已近深秋,那一天他的全身还是被冷汗浸透了。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大半生纵横沙场的猛将一改过去的粗犷和豪放,为人变得谨小慎微,事事唯恐越雷池半步。因为他知道,要想保住自己的项上人头和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学会自我克制。要比任何人都更懂得自我克制。《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记载:“敬德由是始惧而自戢。”尽管尉迟敬德从这件事后就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凡事小心翼翼,但是,李世民还是没有忘记随时敲打他。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君臣间又有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李世民先是和尉迟敬德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后忽然话锋一转,说:“有人说你要造反,是怎么回事?”尉迟敬德顿时一怔。可他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皇帝这是在对他念紧箍咒啊!“是的,臣是要造反!”尉迟敬德忽然提高了嗓门,悲愤莫名地说,“臣追随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天剩下的这副躯壳,不过是刀锋箭头下的残余罢了。如今天下已定,陛下竟然疑心臣要造反?”话音未落,尉迟敬德哗的一声解下上衣——遍身的箭伤和刀疤赫然裸露在李世民的面前。李世民不无尴尬地看着这个一路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心腹猛将,眼前那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疤仿佛都在述说着当年浴血奋战的悲壮和艰辛以及君臣之间同生共死的特殊情谊。李世民的眼眶湿润了。他随即和颜悦色地对尉迟敬德说:“贤卿快把衣服穿上。朕就是因为不怀疑你,才会跟你说这事,你还埋怨什么!”高明的帝王在运用恩威术的时候,都很善于把握一种分寸感,既不会一味施恩,也不会总是发威,而是在两者之间维系一种动态平衡。李世民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高手。经过这次敲打,尉迟敬德越发低调内敛,而李世民对他的表现也感到满意,所以自然而然地收起了“大棒”,很快就给出了一根足以让尉迟敬德受宠若惊的“胡萝卜”。有一天,照旧是君臣间在说话,李世民说着说着忽然冒出一句:“朕打算把女儿许配给你,不知贤卿意下如何?”虽然这次不再是什么坏消息,而是天大的好事,可尉迟敬德所感受到的诧异和震惊却丝毫不亚于上次。因为这一年,尉迟敬德已经五十五岁了,而太宗皇帝本人也不过四十一岁,他的女儿能有多大可想而知。暂且不说皇帝的女儿是何等尊贵,让人不敢高攀,单纯就年龄差异来说,双方的悬殊也实在太大了,简直大得离谱。如此不可思议的恩宠,叫尉迟敬德如何消受?好在尉迟敬德仕途多年,经验丰富,闻言立刻跪地叩首,谢绝了皇帝的好意。他说:“臣的妻室虽然出身卑微,但与臣共贫贱、同患难已经几十年了;再者,臣虽然不学无术,但也知道古人‘富不易妻’的道理,所以迎娶公主一事,实在非臣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