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三十。　　［26］据刘钝：《清初历算大师梅文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1期。　　［27］梅文鼎：《绩学堂文钞》卷二，“寄怀青州薛仪甫先生（之二）”。　　［28］梅文鼎：《天学会通》“订注提要”，《见勿庵历算书目》，知不足斋丛书本。　　［29］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卷四十，“堑堵测量”。　　［30］如康熙曾说白晋或张诚之一“算法平平”，实则这两人都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参见陈受颐。《康熙几暇格物编的法文节译本》，台梅《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第847贯。又李光地将梅文鼎著《历学疑问》进于康熙时，这位皇帝说：“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　　［31］李光地：《榕村全集》卷十四，“御批《历学疑问》恭记”：互见《梅氏丛书辑要》卷四十六；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七“理气”。　　［32］梅文鼎：《续学堂诗钞》卷四“雨坐山窗”。　　［33］康熙本人好谈性理。康熙五十一年（1721年）将朱熹灵牌抬入孔庙，配祀于“十哲”之列。　　［34］《习斋记馀》卷六，“王学质疑跋”。　　［35］据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第255页。　　［36］毛奇龄：《四书改错》卷一，转引自戴逸：《履霜集》第78页。　　［37］此处及下一章关于乾嘉汉学的讨论，均参阅戴逸：《履霜集》，“汉学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乾嘉汉学与西学式微第七章　乾嘉汉学与西学式微乾嘉学派名扬天下　　雍正（1723-1735年在位）、乾隆（1736-1795年在位）年间，朝廷一面大兴文字狱，学者们不小心说错半个字，都有杀头、抄家的的危险；一面又扶持那些比较听话的学者，收归己用，允许他们在纯学术范围内批评理学。乾隆皇帝还以弘扬学术的姿态出现，网罗大批学者编撰《四库全书》，声称要收录一切有价值的国家典籍。这一举动背后，则是诱逼民间士子上缴藏书，由官方审查，凡不利于满族统治的一概烧之毁之。在学者方面呢，他们批判心学理学本来就是要“回到先圣汉儒那里去”，他们对西学的研究也是为了“弘扬（他们认为是）西学源头”即中国古代天文算法。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乾隆、嘉庆年间最优秀一批学者都致力于对古籍、特别是汉儒著述的整理和考证。这就是“乾嘉汉学”。　　他们确实是当时最优秀的一批学者。这批精英人物当中包括江苏学者惠栋（16971758），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父亲都是康熙年间的进士。他本人学识广博，成名后江南苏州一带学者纷纷赶来拜他为师，形成“吴派”，标志着汉学的诞生。戴震（1723-1777），这位安徽的穷秀才33岁那年饿着肚子跑到北京，除了自己的著作外一无所有，然而就是凭了这些著作，他迅速使一批年轻气盛的新科进士佩服得五体投地，称赞他为“天下奇才”，京师的达官贵人都纷纷跑来同他套近乎。以他为领袖的皖派学者代表了乾嘉汉学的高峰。还有吴派学者中的钱大听（1728-1804）。戴震说自己的学问天下第一，他只看得起一个人，就是这位被他评为天下第二的钱某。在皖派学者中，可称为学界大腕的也不少，直接受业于戴震的就有段玉裁（1735-1815），他的《说文解字注》被认为是两千年来最杰出的一部《说文》注。王念孙（1744-1832）和他的儿子王引之（1766-1834）合称“高邮王氏”。其学识不仅被倾向于汉学的学者如章大炎等捧为“千五百年未有其人”，即使激烈反对汉学的方东树，也认为这父子俩的《经义述闻》一书汉唐以来无人可比，连朱熹也比不过他们。至于未直接受业于戴氏，但很钦慕他并深受其影响的大学者还有汪中（1744-1794）、凌廷堪（1755-1809）、焦循（1763-1820）、阮元（1764-1849）等等。如果我们把后世承继了乾嘉学风的一些学者也算进来的话，这张名单还可添上俞樾（即俞曲园，1821-1907,章太炎的老师），孙诒让（1848-1908）等响当当的名字。　　不论对乾嘉学派的学术思想持何立场，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学界巨擘们呕心沥血的劳动，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们校勘、注释、辩伪、辑佚，整理了大量古籍，以经学为主，而衍及于文字、音韵、历史、天算、地理、金石乐律、典章制度等等。甚至在他们生前，就已声名煊赫，几乎垄断了当时的学界。如果他们说黑，那么别人说白也差不多白说——当然他们并不轻易乱说。因此，当传教士们被雍正赶走，官方的西学来源中断；当明代遗民的子孙们纷纷做官，民间的西学热也开始降温之后，西学在中国的命运，差不多就掌握在这一批学者们手中了。　　应该说，乾嘉学者们曾受到西学的相当影响。比如他们的考据传统就是从顾炎武那儿传下来的；而顾炎武的考据万法，我们说过，与当时流行的西学有某些渊源。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谈，起码戴震的老师、经学大师江永（1681-1762）就很喜欢西学，写过一部专门阐述西方古典天文学几何体系的著作《数学》。戴震对老师江永又是很尊崇的。　　谈到江永，不能不提及另一位当时的历算大家。此人与江永同年出生，只晚一年去世。他的祖父梅文鼎也大大有名，曾和康熙泛舟三日。此人便是被康熙破例免试赐为举人，三年后又赐为进士并任《律历渊源》总裁的梅珏成。他参与主编的《数理精蕴》是一部数学百科全书，以皇帝的名义颁行全国，成为清代学习数学的必读书。　　梅珏成对西学的看法与他祖父一致，都主张“西学中源”。因此与康熙也是一致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梅珏成供奉内廷习天文算法，康熙送给他一本西洋人的《借根方法》，说：“西人名此书为阿尔热八达，译言东来法也。”［1］这话原则上倒也没错，西方“代数学”一词从词源学上讲确是有这个意思，但这个“东”是指欧洲之东，即阿拉伯地区，并非中国。康熙却把这理解为“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2］梅珏成拿了这本《借根方法》回去研究，发现这一方法和元代李冶等人所用的天元术相同。这并不奇怪，数学真理自然只能有一种，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一加一总是等于二的。但梅珏成却如获至宝，认定这是“西学源于中法”的一个有力证据。从此，在中国古代天文、数学著作中寻找与西学对应的相同物或相似物，来支持“西学中源说”，就成了考据学的一项内容。　　江永却拒绝走上这条道路。他的《数学》一书，仍以介绍西学为主。梅珏成读了这部书的书稿后，意味深长地书赠江永一联：“殚精已入欧逻室，用夏还思亚圣言。”意思说你江永当然在西学上造诣很高了，但若再这样走下去，岂不变成假洋鬼子了吗？还是要时刻牢记孟子的教诲；要“用夏变夷”而不能“用夷变夏”啊。江永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断然道：“至今日而此学昌明，如日中天。重关谁为辟？鸟道谁为开？则远西诸家，其创始之功，尤有不可忘者。”［3］江永的意思很明确，他没有同“西学”是否“源于中法”这个问题多纠缠，而直接指出今日西学之光大昌明，远远超出我们祖先的中法。那么就算它源于中法，这中间的发展、光大过程也是一项艰巨的“辟重关、开鸟道”的工程，也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其功绩不可忽视。　　争论一直延续到乾嘉汉学时代。赵翼比江永更激烈，他说“西洋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4］浑不把中国古代圣人放在眼里。这当然激怒了奉先圣汉儒为神明的汉学学者，特别是象钱大昕这样的大家。钱大听不但不能容忍这类言论，甚至连更为温和的说法也看不惯。例如戴震不过夸了一下自己老师江永的“推步之学不在宣城（即梅文鼎）下”，［5］就招来钱大昕的一封长信，义正辞严地把戴震指责了一通，认为“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6］“循斋（梅珏成）能承家学，识见非江所及”，问戴震是否因“少习于江而特为之延誉耶？”［7］钱大昕之所以显得理直气壮，主要因为“西学中源”在当时是官方观点，同时也得到大多数富有民族自尊心的学者们的拥护。着来戴震是屈服了。他在撰写《四库全书》天文算法类书的提要中，［8］全盘接受了西学中源说，例如寒暖五带来自于《周髀》七衡，七重天球说来自干《整辞·天问》，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来自佛经，借根方法就是天元术，等等。　　在这种思路下，乾嘉学者的有关科学的和地理学研究，基本上集中于校勘、注勘中国古代科学典籍。应该承认，这批绝顶聪明、又把中国古籍搞得滚瓜烂熟的学者，在考证中国科学古籍方面成就是非常大的。他们改正了不少错误，突破了一些局限，把传统学术大大推进了一步。例如焦循通过考察汉唐算书和个别数学运算，在《加减乘除释》中归纳出了一系列算术基本运算律。汪莱阐述了组合理论和非十进制，讨论了球面三角形的解，把40条定理整理成6种情况；他还发现了三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李锐以宋元算家增乘开方法为基础，推进了对代数方程论的研究，其结论与笛卡尔符号法则相同。在地理学上，戴震的《水经注》研究把“经”和“注”成功地区分开来。在医学方面，一批医家注解、阐发《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推进了传统医学理论。在科学史方面阮元的《畴人传》、罗士琳的《续畴人传》和诸可宝的《畴人传三编》记述了上古直至当时的历代天算家及其学术活动，而且多采用第一手材料，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工具书。谈到乾嘉学派广泛和长期的影响，还有两个人物值得一提。一个是王清任（1768-1831）．他的全部成就可以说是从怀疑古代医书开始的，这种怀疑与胡渭、阎若璩、毛奇龄等乾嘉学者先驱对四书五经的怀疑，显然是极为相似的．他写出《医林改错》一书，大胆纠正了前人的诸多错误，例如关于脏腑记载的错误，指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9］，并根据实际观测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医林改错》在中医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与维萨留的《人体解剖》在西医史上的地位相比。另一个人物是孙诒让。他的《墨子闲诂》一书今日仍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必读书。由于《墨子》一书中涉及到力学、光学、逻辑学等领域，后世儒家不甚了了，加上原书的“经”和“经说”两部分在流行过程中互相窜乱，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哪个学者读得通它。孙诒让的优势是他所处时代（光绪年间）西方文明已大规模冲击中国，他参考近代科学知识，终于把这部天书读通了个十之六七。　　乾嘉学者（包括孙诒让）的成绩归根到底是古籍发掘上的成绩，如果就科学研究本身而言，则乾嘉学者的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的。以戴震为例，他是《四库全书》天算类的主编之一，天算水平即使不如他的经学水平那样“天下第一”，至少也是一流高手。然而用当代科技史家钱宝琮的话来说，戴震“癸已以前天文历算著作，失之株守执拗，近于信古而愚；癸已以后，《四库提要》及《算经十书》校勘，失之凿空妄断，近于不知而作。”［10］戴氏如此，其它人也就可想而知了。以“中源”代“西学”　　乾嘉学者科学水平的粗浅要归咎于他们对西学的态度。首先是“西学中源”说与复古尊汉思潮的结合，导致他们以中源代西学，拒绝进一步向西学学习，等于把自己封闭起来。其次他们的工作方法也愈来愈沽染“官学”习气，即重书本轻实证，肇始至顾炎武的考据之风由是走上了偏狭的道路。　　我们知道，当明末徐光启主编《崇祯历书》，当金尼阁从欧洲带回7000余部著作时，中国人实际上几乎已接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科学。而乾嘉学者们既失去了新的西学来源，甚至对已有的西学宝藏也弃之不用，只埋头中学，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倒退。不论他们怎样有天才，怎样刻苦治学，顶多能“光大”中学，与世界先进水平的相对差距却在日益扩大了。戴震前半辈子最有影响的数学工作是把西方数学术语全部翻译成中国古代术语，例如把“角”改叫“觚”，把“三角”改叫“勾股”，把“正切”改为“矩分”，把“割线”改为“引数”。打个比方说，这好象一个现代人写文章不用钢笔和纸，偏偏拿刀在龟壳上刻呀刻的，他居然刻成了一篇文章，这当然很令人佩服，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发给他文学奖。又如罗士琳曾试图从整体上来统一数学，然而他眼中的数学只是比例和天元术等等，就算他成功了又能怎样呢？要知道早在他一百多年以前牛顿就发明微积分了，而这东西他连听都没听说过。　　明末学者由于受实学、也许还有西学的影响，表现出相当的实证精神。徐霞客、宋应星等自不必说，书卷气浓如顾炎武者，也在外出游历时注意观察实际地貌，与书上写的相对照。到王锡阐这一代人，还是注重天文实测的。但乾嘉学者对实测惊人地冷淡。戴震研究《水经注》，把郦道元的“经”和徐霞客的“注”区分开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到此为止他就满意了。他只关心“经”和“注”有何不同，却不关心它们与实际地理是否符合，尽管徐霞客、郦道元踏勘过的山川仍在那里。这一时期唯一表现出较强实证精神的不是汉学家，而是医学家王清任。他为了搞清楚人体脏腑的位置，亲自到义冢、刑场等地观蔡尸体脏器；当时疫流行时，他不但不远避，反而亲赴现场，以求第一手资料。然而官方学者对此是不屑为的。　　乾嘉学者还从明末学者那儿继承了另一笔遗产，即（部分地）传自西方的形式逻辑方法。这一方法被他们用于经学考据的论证过程中，但也就仅仅局限于这个范围内了。当初徐光启译《几何原本》时，曾把几何学中的形式逻辑方法比喻为绣鸳鸯的金针，然而这金针到了汉学者手里，缝出的却是鸿篇巨制的考据学大“白象”，没有能缝出近代科学的“鸳鸯”。西欧借鉴“东学”　　与之同时，在另一个世界，西欧正值一个急剧变革的世纪，一个以“理性，进步，自主”为主要口号的启蒙运动的世纪。上一世纪由培根（1561-1626）和笛卡尔（1596-1650）系统化了的实证科学方法，即“归纳——演绎”方法，在本世纪被奉为理性方法的正宗。　　而理性，在启蒙学者眼里，具有至高无上乃至超时空的普适性，无论世人或上帝都不得不面对理性的仲裁。因此，“归纳——演绎”科学方法也就被视为普适于一切的方法。18世纪第一次形成了可称为“科学主义”的这样一种科学文化，它倾向于把哲学改造为自然科学，把宗教改造为理性崇拜。例如，在这个世纪，休谟把哲学称为“关于人的科学”，孔狄亚克把哲学推向行为主义，拉美特利将真正的哲学家设想成一类能把人类心灵这种“装置”分解成“部件”的工程师。伏尔泰把真正的哲学家描写成卓越的解剖学家——他能解剖人类的理性。［11］至于宗教方面，出现了一首改编《圣经·创世纪》的诗：　　自然和自然规律隐没在黑暗中　　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便有了光明。　　“从未有过一个时代，象这个时代那样，对传统观念如此怀疑，对人的理智能力和科学威力如此信赖，对大自然的规律性与一致性如此信任，也从未有一个时代如此深刻地受到文明的进步感和发展观念的影响。”［12］一种新的文明观——各民族、各地区文明在地位上平等的观念诞生了，它将促成西欧人向世界文明、特别是东方文明学习。　　文明平等的观点萌芽于上世纪末。蒙田在《随笔录》中写道：吃人肉的人的确吃人肉，但这是他们的风俗，正如我们有我们的风俗一样；他们会认为我们有些习惯是古怪的或不人道的，人各有志，而我们算老几，要去评头论足？整个17世纪，一本本旅行家的游记有增无减地传播上述观点。比如有个旅行家说：剃发蓄胡子是土耳其的风俗，蓄发剃胡子则是欧洲的风俗，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耶稣会传教士强调，非洲人的习惯也许是好习惯。在写自密西西比河流域内地或写自中国的信札中，耶稣会神父常常谈到当地人具有天生德行和机敏智力。1684年一个暹罗贵族代表团抵达巴黎，1686年又来了一个，一时间巴黎流行“暹罗热”。到1700年，巴黎、牛津和乌得勒支高等学府甚至聘有阿拉伯语教师，他们说，伊斯兰教是一种受尊崇的宗教，适合穆斯林，就如基督教适合基督徒一样。［13］　　这种“文明平等”的观点意味着单一思想权威（如宗教）的瓦解和思想的解放，它与“归纳——演绎”方法的结合本身已足以导向近代科学文化，对东方学术的借鉴更给这一过程提供了滋养。　　启蒙学者从中国文化中借鉴的东西主要有如下几方面：首先，从中国儒家学说、特别是宋儒理气之说中汲取了泛神论乃至无神论的思想，为欧洲本土的泛神论和无神论哲学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有人在论中国与法国精神哲学的形成时说过：“在1740年左右《圣经》的普遍性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中国的无神论便是他的致命伤。”［14］即使象伏尔泰这样比较温和的学者，并不认为中国哲学是无神论，却也赞赏孔子的“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虚玄。”［15］这些对反理性宗教与迷信的抨击，无疑有利于科学文化的生长。其次，汲取了中国道家乃至阴阳五行学说中强调“对立统一”的一面，这种思想对莱布尼茨的影响尤为明显，并经他的学生沃尔弗（c．Wolff）在18世纪初期大力鼓吹，后来融入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促成了辩证法在德国的发育。再次，孔子的“性善说”为启蒙学者反对宗教的“原罪说”，提倡“自主、进步”的社会发展观提供了支持。第四，中国的君主制度乃至科学制度，也被启蒙学者描绘成合乎理性、体现平等原则的制度，大加褒扬。因此18世纪，欧洲也进入了一个开明君主专制的时代。　　今天许多人在反思传统文化时，倾向于对其无神论、“对立统一”观、君主制和科举制等持批评态度，有人干脆直指它们阻碍了中国诞生近代科学。在18世纪，这些“障碍因素”传入西欧却迎来了一个科学繁荣时代。还是梅文鼎说得好：“法有可采何论东西？”中国文明的发展，本来不必非走西方式的道路不可；反之亦然，西方文明也未必非得向中国人学习。但是，在这两大文明的角逐中，善于开放、善于吸收他人一切成果的一方，必定会居于有利的地位。而持驼鸟式态度的一方，就难免落于人后了。　　对东方文化的赞扬并没有使欧洲人“全盘东化”，相反，西方文明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跃升了一个台阶。工业革命发生了，英国的议会改革了，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几乎与乾嘉学者们编撰荟萃古籍的《四库全书》同时，狄德罗等编纂出版了反映近代科学思想和成果的《百科全书》；当乾隆皇帝为实行愚民政策而以编《四库全书》为名，逼诱民间人士上缴家中藏书时，英国政府却在资助建成了大英博物馆；当阮元出版畴人传，为中国古代那些早已谢世的英雄们唱动听的颂歌时，欧洲土地上正活跃着卡文迪许、库仑、拉瓦锡、高斯、赫歇尔、汤普逊、道尔顿、拉马克、戴维、盖-吕萨克等活生生的时代英雄；而当乾嘉学者们越来越深地躲入书斋中之时，英国设立了皇家技术协会，德国建立了最早的工科学院——弗赖保矿业学院，法国设了综合技术学校，瓦特发明了实用蒸汽机，卡特莱特发明了织布机，威廉西茨分明了割穗机，威尔金森开始铺设铁路，怀特尼以通用零部件生产手枪，康格里夫制造了火箭弹。中国文明决不是命中注定应该落后于西方的，但是如果它执意拒斥外来文明的滋养，那么厄运就将不可避免地降临。不过，这并不是绝灭性的厄运，事实上我们的近邻日本在17、18世纪有比中国更长的闭关锁国的经历。历史是宽厚仁慈的，它将在19世纪下半叶再次赐给中国文明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机会，只是和明清之际的上一次机会相比，这次的机会将伴随着更多的屈辱。________________　　［1］梅珏成：《赤水遗珍》，同治刊本，转引自李兆华：《简评“西学源于中源”说》，《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6期。　　［2］王光谦：《东华录》康熙八九。　　［3］江永：《数学》又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4］赵翼：《檐曝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6页。　　［5］阮元：《畴人传》，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弟639-641页。　　［6］罗士琳：《续畴人传》卷四十九。　　［7］阮元：《畴人传》，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641页。　　［8］《四库全书》天算类书提要各篇署名者有纪昀、陆锡熊、戴震三人，但钱宝琮在《戴震算学天文著作考》中考定其皆出自戴震手笔。见《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9］《医林改错·脑髓说》。　　［10］钱宝琮：《戴震天算著作序》，见《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1］（英）I·柏林：《启蒙的时代》，“导论”，孙尚扬、杨深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3页。　　［12］R. R. Palmer＆J. Colton：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5th ed.，1978，p295。　　［13］同上注，第283-284页。　　［14］参见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页。　　［15］同上注，第292页。鸦片撞击开国门第八章　鸦片撞击开国门鸦片战争　　1840年4月7日，在英国伦敦的议会大厅中，一场激烈辨论之后，在野党托利党的反战提案以仅仅5票之差被否决，宣告了英帝国在半个地球之外一场不义战争的开始。执政的辉格党为这场战争寻找的借口是，在广州商馆的英国子民——一个“伟大帝国”的子民——居然被中国军队围困并切断了给养供应。中国人则把这场战争称为鸦片战争，因为它的直接导火索是英国人强加的鸦片贸易和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禁烟的政策。但从战前的历史和战后英国政府提出的和谈条件来看，真正促使英国人下决心诉诸武力的，是令人垂涎的中国庞大内地市场。想一想吧，只要每个中国人衬衣下摆增长一英寸，曼彻斯特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但清廷的顽强闭关政策把英商死死限制在广州城内，面前就是内地这块大肥肉，然而可望不可即。［1］封锁海岸线似乎是中国统治者的故技，明代如此，清初亦然。不过在攻陷台湾之后，曾有过一段宽松时期，康熙撤销了迁海令，并开放了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广州、宁波、漳州、云台山）为海外贸易口岸。但到乾隆年间，随着海外贸易越来越大，英商打算在宁波建立长期商业据点，引起了乾隆皇帝的警觉，而国内动荡不宁、农民起义频仍的局面更加剧了他的戒心，于是在1757年谕令改四口通商为广州一口通商，并且加上种种限制。此时恰恰是英国工业革命红红火火、工业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都迫不及待向海外发展的时候。不过，出于长期积淀下来的、对遥远中华帝国的敬畏心理，英人一开始的反应还是相当克制的。他们于1793年和1816年先后派了两个外交使团到北京，要求通商口岸开放和自由贸易，但是碰了两鼻子灰。在悻悻然退返本国之后，使节团向议院如是汇报：“也许能有力地提醒贵院，任何高尚的外交手腕，在中国都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2］不难嗅出这句话里的火药味。英国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战争将能轻易打赢，剩下的只是个时间、地点和借口的选择问题了。最终爆发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呢？当然，它是殖民者的侵略和被殖民者的抵抗，是贪婪的攫取对消极的守护，是年轻的资本主义对耄耋的封建主义的较量。但是，战争的结局最终隐含在这样一个前提里：这也是一场先进对落后、科学技术对懵然无知、知己知彼对妄自尊大的战争。∮林则徐的务实和龚自珍的呐喊英国人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不仅清楚他们自己的军事实力，相当一部分英国人甚至在战争爆发前已意识到它的不义性，在议院中发动了一场运动来试图阻止战争。和16、17世纪的意大利、葡萄牙传教士们相比，他们也更真实地了解了他们将与之作战的对手。由耶稣会传教士和启蒙学者们加在中华帝国头上的瑰丽光环消失了，代之的是对中国人的“逆来顺受”、“撒谎”、“没有宗教感情”之类描述。［3］从1807年起来到中国活动的新教教士，早就利用各种机会把中国的军事实力摸得一清二楚。他们报告说，中国人根本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火药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差，以至于它对炮手比对敌人构成的威胁更大。士兵们的武器是火绳枪、大刀和长矛，军官们待遇极差，而高级将领腐败无度。［4］在战争开始之前，一些较同情中国的传教士已经“很痛心”于中国人对自己军事劣势的毫无觉察。［5］中国皇帝和大臣们又是怎样的呢？战争的迹象迫近时，道光皇帝（1821—1850年在位）一个劲地问大臣们英国在什么地方，有多大，有没有陆路相通；而耆英、琦善等大臣们汇报说，英地一片漆黑，船行半月方能见天日；英人夜间目光昏暗；英国女皇自择配偶，蛮夷之国，犬羊之性，不知礼仪廉耻。如果他们去查阅国内权威著述，那么将看到诸如此类的记载，什么欧洲人的山羊是从大地里生出来的；什么佛朗机人喜吃小孩，将小孩蒸熟，剥去焦皮，除去肝脏，然后食之。一百多年的锁国政策，使中国人对地理知识已倒退到远不如利玛窦时的水平了。与这一帮昏聩者相比，林则徐（1785—1850）无疑是位卓尔不群的经世之才。这位嘉庆年间的进士在20多年宦海生涯中，一直扮演一个改革派实干家的角色，曾建议改革漕运为海运——对畏海如虎的中国人来说这可是相当大胆的建议；他还婉转地向道光帝提出过币制改革的意见。他意志坚定，头脑清醒，当1839年作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时，他清楚地知道有必要了解外国的情形。他自己不放过与传教士等外国人接触的每一个机会询问英人的情况，又派人四方打听、搜集情报，还在自己的行辕里组织了一批人翻译西文书报，所译资料先后辑有《四洲志》、《滑达尔各国律例》、《华事夷言》、《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佚）、《澳门新闻纸》（又选辑为《澳门月报》）等等。然而尽管他兢兢业业，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毕竟有些临时抱佛脚的味道。匆匆收集的资料既不完备，又不深入。他虽然不以英国为蛮夷之邦，致英国女王的信也写得十分有礼貌，却仍不免认为英国人离不开中国的茶叶、大黄等等，隐隐有以“闭关绝市”来威胁英国女王的意思。他虽然意识到中国的大炮在威力和操作方便上都颇不如对手，却仍自信英国人的战船太大，不能驶人中国江河，并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6］他过低估计了双方军事实力差距，甚至在作为鸦片战争前奏的穿鼻战役中，英国人的舰炮轻易击毁四只中国船的事实，也没能改正他的估计。他始终坚持他的强硬政策，部分原因是由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当然没有理由让林则徐对战争的结局负责，事实上即使他认清了形势，也改变不了战败的宿命。双方的差距决不仅仅是一两件兵器上的差距，而是整个国家科技水平与工业实力的差距，还涉及到社会制度上的差距。中国人要等到50年后甲午之耻时，才能真正地领会到这个道理。林则徐领会不到这一点，他仍试图以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华夏传统文明去同近代工业文明相对抗。例如他召募乡勇，寄希望于唤起他们的忠君报国精神，相信可以凭这股精神来打败一切敌人；他还设想过采用武术这一国粹来增强军队战斗力，其实这一国粹已差不多是“戏剧舞蹈的程式动作”了。据说，他还从欧洲人那里购来了几百条枪和一条用于军事训练的外国船。［7］不能把他的这些设想轻率地一概斥之为“异想天开”。要知道，当1611年第一批葡萄牙殖民者来到广州东莞，“恃火铳自固”时，广州海道江鋐不是窃得并仿造了佛朗机铳，从而赶走了葡萄牙人吗？更晚一些，到18世纪初，郑成功的军队不还是能冒着荷兰殖民者的炮火进攻，把他们赶出台湾了吗？也许林则徐相信自己能和这些前辈英雄们一样，把这些“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的“夷”们一古脑儿赶下海去。他没有料到工业文明已羽毛丰满了。独有一个人早在战争迹象未现之前就看到了时局的严峻。此人便是“早夜号以求治。求治不得，悖悍者则早夜号以求乱”［8］的龚自珍（1792—1841）。龚自珍出身书香门第，外祖父乃是有名的乾嘉汉学学者段玉裁，他本人却生就一股叛逆精神，以言辞泼辣敢揭时弊而出名。他批评现实的程度如此激烈，连挚友魏源也为他暗暗担心，曾劝他说话要注意点。但是时代正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才能清醒看到这个社会的没落，没落到不但没有能干的宰相，没有能干的史官，没有能干的将、士、民、工、商，连能干的小偷和强盗都无处可觅。在这个社会中能干的人稍一冒头，应有成百的无能之辈“督之，缚之，以至于僇之。僇之非刀、非锯、非水火，人亦僇之，名亦僇之，声音笑貌亦僇之。……徒僇其心，僇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担荷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9］和他的挚友林则徐、魏源等改革家相比，龚自珍的改革观点更为激进，激进到人们竟能从他的改革建议中隐隐看到需要有一场革命！因此，在他那个时代，他的思想不可能为他人、包括一些亲近的人所接受。要到人们沿着魏源指出的、较为平稳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路走了几十年之后，才发现如果不配合以思想、制度上的激烈变革，“夷”的“长技”不可能真正学到手。于是进步知识分子又返回到龚自珍这儿来汲取营养，如梁启超所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我。”［10］∮魏源及其《海国图志》龚自珍没有能够活到看见鸦片战争的结果，他暴卒于1841年赴上海著议抗英事宜的路上。此后局面的一败涂地不幸证实了他的“乱亦竟不远矣”的谶语。战败带来的沮丧，只能由活着的朋友——林则徐和魏源（1744—1857）——去承受了。在一个风雨如磐的夜晚，被贬谪边疆的林则徐路过江口，与故友魏源对榻长谈，感叹万千。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怎样令人伤心的不眠之夜。当时的魏源也刚刚从抗英战争的第一线败退下来。他和林则徐彻夜长谈的中心话题，当然离不开战败的教训了。这教训就是决不能再坐并观天，懵然无知于外界。“欲制夷患，必筹夷情。”［11］于是林则徐把自己所辑的《四洲志》托付给魏源，希望他在此基础上编成一部能真正反映国外情况的书，一部能够成为后人“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12］的指南的书。魏源试图不辜负他的重托。他最终完成了将流传后世的《海国图志》。凭心而论，《海国图志》的内容实在没能达到他们的期望。由于资料奇缺，除林则徐匆匆辑录的四洲志外，魏源只能依赖于“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13］“基本上是传闻、猜测和第二手资料拼凑起来的大杂烩。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在这里，而在于“欲制夷患，必筹夷情”的指导思想，在于魏源为今后中国富强所开出的药方。战败的严峻事实使他明白：“夷”的长技是非学不可的！无论战舰枪炮，“养兵、练兵之法”，还是“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等“有益民用”的一般工业品。魏源建议在广东设造船厂与火器局，聘请外国技师，传习西方的新技术，并且允许“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14］这已不是一般的“师夷长技”了，这实际上要求对现行政策作出调整和变革。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不能停留在器物层上，还必须进到制度层——实际上在魏源看来，这两者仍不是最根本的。他在评价自己的《海国图志》时写道：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去伪，去饰，去畏难，去痒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去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纲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才之虑患祛其二。……［15］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要振作起人们的精神，扭转败颓的社会风气。在这一点上，魏源与龚自珍颇为相近。这可能与他们共同的今文经学背景有关。晚清时代兴起的今文经学运动，似乎格外倾向于产生改革家。后世的康有为就也是一名今文学者。晚清今文经学运动的始祖是与戴震大致同时的庄存与（1719—1788），单纯从学理上看，它只是把明末实学到乾嘉汉学以来的复古进程又推进了一步。学者们不但信不过宋儒，现在连汉儒也要“一分为二”了。乾嘉汉学相信的是东汉学者们所采用的以古文写成的典籍，但今文经学一派认为这些典籍经过了东汉学者的篡改，已丧失了先秦圣人的“微言大义”。那么先圣的微言大义在哪里呢？就在西汉学者们传授的经书中。今文经学运动是晚清社会问题日益暴露、“经世致用”再次成为学者们的学术理想的产物。由于这一学派可依据的经籍少，较完整的只有一部《公羊解诂》，他们反而可以不受束缚地驰骋他们的思想。魏源作为今文经学的一方大家，他的济世思想在鸦片战争前已差不多成形了，经世务实的《筹河篇》、《筹漕篇》、《筹鹾篇》、《军贮篇》以及代人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还有历史地理方面的《元史新编》和水道山脉的考证，都写于战前。鸦片战争给了他一个新的刺激——西方列强拥有的科学技术，他不得不作出新的反应，反应的基本模式只是他原有革新精神的延续。在《海国图志》中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古老文明呼吸新鲜空气的欲望，然而并没有太多关于西夷之“长技”的实际内容，即没有很多科技知识内容。《海国图志》骨子里仍是属于中国传统的。就在编写《海国囹志》的同时，魏源还编著了一部为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圣武纪》，要求“师前圣前王”。到了晚年，他更是潜心沸学，“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终日静坐。”［16］呼吁人们要“师夷长技”的魏源，最终就以这么一个长袍马褂的中国老先生形象于1857年3月安静地离开了人间。∮神往西学的民间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前后，真正学习到了一些西方科学知识的是一批民间学者。他们的学习多半出于个人兴趣。他们师夷长技，似乎没有想到要去“攻夷”、“制夷”，而是彻彻底底被西方科学的神妙所吸引住了。他们拜“夷”为师，因此而能比魏源、林则徐等学到更多的实际学术，也因此而注定了他们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形成太大的影响。他们要到洋务运动兴起时才因自己的一技之长而为人所知，为洋务大臣们所器重。他们要到死后才有“付国史馆立传”的荣耀。［17］这批学者中的杰出人物有郑复光、李善兰、徐寿和华蘅芳。郑复光（1780一？），安徽歙县人。自青年时起就精研数学，此后一生不求仕进，作一个自由的学术研究者。他的研究基本上是通过自学，借助于自明末传人的西学流传下来的一鳞半爪，更借助于自己的观察和实践。例如道光初年（1820年代）他游扬州，观取灯影戏而悟物、象、镜三者，乃肆力于几何光学及光学仪器理论的研究。经过十余年努力，终于写成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地阐述几何光学原理、光学仪器原理和制镜技术的科学著作——《镜镜［言令］痴》。与此同时他还亲手制作了一架完全合乎光学原理的测夭望远镜。1835年，他在北京用这台望远镜同著名学者张穆共同观测月象，竟看到月亮中有许多四散黑点象浮萍那样游动。他的另一部著名著作《费隐与知录》，应该也是从鸦片战争之前开始作的。鸦片战争对他的影响也许是促成他转向轮船制造技术，撰《火轮船图说》一文，此文后来被魏源收入《海国图志》。［18］他的著述在当时未引起注意，甚至连他死于哪一年也不为人知。李善兰（1810—1882），浙江人，他对西学发生兴趣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15年。其时他还是个弱冠少年，读到了徐光启、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前六卷，“……通其义。窃思后九卷必更精微，欲见不可得，辄恨徐、利二公之不尽译全书也。”［19］失望之余，他开始独立进行数学研究，他的工作资料很不足，除《几何原本》前六卷以外，他可借鉴的就是中国算学著作了，如李冶《测圆海镜》、戴震《勾股割圆记》等。但他颇有数学天赋，从小嗜数学而厌科举，10岁就无师自通了《九章数学》，现在他又把这份天赋发挥出来，在30岁左右独立创出具微积分雏形的“尖锥术”，其突破之处在于，他大胆偏离了《几何原本》中“点者无分”、“线有长无广”、“面者只有长有广”的定义，在《方圆阐幽》中提出了自己的十条“当知”（定义）：“当知西人所谓点、线、面皆不能无体”、“当知体可变为面，面可变为线”……［20］他的“尖锥术”已经接近了微积分的大门口。无怪乎后来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Wytie，1815—1887）会惊叹：“倘此人生于纳氏（Napier，对数发明者）盖氏（Briggs）之时，只此一端，即可名闻于世。”［21］另两位学者徐寿（1818—1884）、华蘅芳（1833—1902）都是江苏无锡人，他们同样是出于个人爱好而背弃科举，而走上科学之路的。徐寿年少时还曾尝试过科举，参加过一次童生考试，失败后便没有再尝试过。华蘅芳则干脆“幼而颖异，即潜心御纂数理精蕴及算法统宗、九章算术等书”，［22］压根儿就与正统儒家文化无缘。他们寄情忘性于科学研究之中，对现世功名毫不关心，他们成名之后都曾不断有大官来与之结交，他俩却终身不仕，到老死都只是个平头老百姓。和郑复光相比，李、华、徐三人生在一个比较幸运的时代。在近一百年的严格闭关之后，19世纪初的海禁和教禁都已略有松弛。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有所抬头，新教传教士也从1807年来到中国。中国学者因而有了再度接触到西方最新科技知识的机会。1835年遣使会的修士在北京重开了一所神学院，并且招收女生入学，按当时的中国人的习惯，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创举。［23］在澳门，新教士于1839年开办了一所马礼逊学堂，招收广东一带的儿童；事实上在学堂未正式开办前，从1835年开始，这些儿童就先在一所西式私塾中寄读了。其中包括象容闳（1828—1912）这样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这位当时才7岁的小家伙今后将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业绩彪炳的人物。著名的西医黄宽也曾就读于此。这里既教中文，也教授数学、历史、地理和英语。［24］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合法化，1843年新教士雒魏林（WilliamLockhart，1811—1896）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医院，后发展为仁济医院。同一年，美国伦敦教会新教土麦都思（Medhurstw．Henry，1796—1857）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印刷出版“西书”、宣扬“西学”的书馆，取了个很雅的名字叫“墨海书馆”。［25］这家书馆用先进的机器和一头牛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26］引得诸多文人墨客前来好奇地观看，有人还吟诗作赋称颂这部机器。就在它开张后的第7年，一位名叫王韬的中国落魄文人来到这儿“打工”，此人在今后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还要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一个慕名而来的中国科学家却是李善兰。当鸦片战争期间，李善兰的民族自尊心也曾驱使他愤慨地写下“黑面夷奴性贪淫”［27］的诗句，但他的心理中倾心于西方科学的一面终于慢慢占了上风，最后使他于1852年（咸丰三年）抱着自己的数学著作来到墨海书馆，向“夷”们请教。“将其书于麦（都思）先生展阅，问泰西有此学否，其时有住于墨海书馆的西士伟烈亚力，见之甚悦，因请之译西国深奥算学并天文等书。”［28］从此，李善兰成了继徐光启之后，介绍西方科技知识最关键的人物。而华蘅芳与徐寿也于数年后［29］联袂而来。华、徐二人在搜集了一些西书后返乡，从此“朝夕研究，目验心得，偶有疑难，互相讨论，必焕然冰释而后已。”［30］华蘅芳为了验证三棱镜的分光效应，把自己的一方水晶印章磨成三角形。徐寿怀疑枪弹仰攻俯击是否都走抛物线轨迹，乃亲自打靶实验。与之同时，在上海，李善兰与伟烈亚力紧张地从事《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工作。能够继承他心目中的偶像——徐光启与利玛窦——的未竟事业，李善兰的心情非常激动。这项工作从1852年进行到1856年，1857年译本正式刊行。这时候洋务运动还没有开始。在续译《几何原本》序言中，李善兰写道：道光壬寅，国家许息兵，与泰西各国定约。此后西士愿习中国经史、中士愿习西国天文算法者听闻之，心窃喜。［31］这段话曾被作为“知识分子不顾民族危机，只顾盲目追求西方学术”的典型而遭到批判。但实际上，这种中立性和普遍性的价值取向，正是科学精神的基本内容。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科学精神，将和没有功利精神一样，不可能度过民族危机，此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纯粹从功利目标出发去“师夷长技”的失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例证。∮官僚也开始张眼看世界在鸦片战争之后，态度变化最大的，可能既不是李善兰等一心向学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林则徐、魏源这等一直比较开明的官绅，而恰恰是那些在战前几乎没听说过“英吉利”、“法兰西”这些名字的保守官僚。他们闭塞太久了，现在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同高鼻子蓝眼睛、行事怪异却又船坚炮利的“夷”们打交道，其心理上所受的冲击可想而知！这其中就包括出身小官僚家庭的徐继畲（1795一1873），这位31岁中进士选庶吉士的官僚，被人们评为“老成望重，足为士林矜式”［32］，而他自己承认“赋性迂拙，才能不越中人。”［33］为政清廉但却政绩平平。鸦片战争时，他正任福建延寻邵道，奉命调署汀漳龙道，战败的结局令他大为气馁，“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夷所困”，而那么多文武将帅前赴后继，却“不能挫逆夷之毫末”。［34］于是他开始主张同“夷”们妥协求和，同时也开始张开眼去看“夷”们的虚实。1844年1月，徐继会奉命任福建布政使，负责该省“洋务”——在当时，这仅仅指“同洋人打交道”的意思。他约见英国厦门领事时，新教传教士雅稗理（DavidAbed，1804—1846）作通译，试图向徐氏灌输基督教教义，不料徐继畲利用这个机会向他打听国外情形，并从雅稗理处得到一本地图册。从此他广泛搜集资料，与来华的各方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医生等接触，又阅读了诸如《美利哥合省国志略》等外国人编译的著作，地理知识遂突飞猛进。有一次，英驻福州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Alcock，又译阿利国）的夫人应他要求画了一幅世界地图，用不同颜色标出受英、法、俄控制的各地区。徐收到此图后，立即发现上面丢失了阿富汗国，马上去信询问原因。经过5年的努力他撰成地理学专著《瀛环志略》，于1848年在福建刊刻问世［35］。后来魏源增订《海国图志》时，曾从这部书中辑录了不少材料。这部用很快传入日本。书中甚至有提及欧美民主政治方面的内容，如写华盛顿时赞道：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36］这些议论虽有猎奇述异的性质，在当时却能启蒙发聩。事实上就当时而言，《瀛环志略》的影响也许比《海国图志》还要大，大约因为其基本思路更能投正统儒家所好吧？该书在19世纪60年代多次翻刻，流传极广，曾国藩就仔细地披阅过它。徐继畲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人物，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想见，即使在正统官僚阶层中，“张眼看世界”的想法已渐渐深入人心了。于是乎到60年代，乃有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运动——洋务运动。________________［1］（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科出版杜1985年版，第208—2O9页。［2］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78页；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3］参见沙莲香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一10页。［4］C．Gutzlaff：JournalofThreeVoyagesAlongtheGoastofChinain1831，1832and1833，pp153—154，据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5页。［5］ChineseRepository，1840年1月，第444页，据上引书第398—39页；以及G．B．Stevens＆W．F．Markwick：TheLife,LettersandJournalsoftheRev．andHon．Pe－terPaher，M.D.第175页，见上引书第80页。［6］《林则徐奏稿》（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6页。［7］《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中国社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207页。［8］《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九》。［9］《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2页。［11］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12］［13］《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7页，“海国图志叙”。［14］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15］《魏源集》（上）第207—208页，“海国图志叙”。［16］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转引自戴逸：《简明清史》（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3页。［17］郑复光卒年湮没无闻。李善兰曾授户部主事、员外部、户部正郎、广东司行走诸衔，但都是额外候补的挂名虚衔．徐寿、华蘅芳以布衣卒，华氏“家无余财”，徐氏则因为他儿子徐建寅当官的缘故，连赠了二品封典。宣统二年，学部拟奏，皇上同意将徐、华二人”宜付国史馆立传”。［18］参见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稿》（下）第二卷，“郑复光”条。［19］《几何原本》李善兰（序），同治四年（1865）金陵曾国藩署检本。［20］李善兰：《则古音斋算学》，“方圆阐幽”。［21］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槁）（下）第二卷，“李善兰”条。［22］杨模：《锡金四哲事实汇存》，“上学部公呈”。［23］A．Thomas；《北京传教史》，巴黎，1926年，第二卷第86页，第163页，转引自（加）许美德等：《中外比较教育史》第4页。［24］马利逊教育学堂在对片战争后迁入香港。参见钟苏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西学东浙记》第13页，”序”；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33页；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下编第第1册“容闳”条。［25］英文名“LondonMissionarySocietyMissionPress”。［26］王韬：《漫游随录》卷一，“黄埔帆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27］李善兰：《听雪轩诗存》，转引自《清代人物传搞》（下）第二卷，“李善兰”条。［28］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第215页。［29］据清史统委会：《清代人物传稿》（下）第1卷“徐寿”条，记为1843年；疑误．可核于华世芳：《记徐雪村先生轶事》，见闵尔昌：《碑传集补》，卷四十三。［30］杨模编：《锡金四哲事实汇存》，“上学部公呈”。［31］《几何原本》，同治四年（1865）金陵曾国藩署检本。［3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前卷四十七，转引自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搞》（下）第一卷“徐维畲”条。［33］《松龛先生全集》文集卷三，“谢刘次白丞保荐书”；转引自上引书。［34］《松龛先生全集》文集卷三，”致赵盘文明经、谢万珊孝廉书”，转引自上引书。［35］ChineseRepOSitory，1843年第13卷，pp236—238，1844年5月，p236；1851年4月，P169—179，转引自上引书及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66—68页。［36］《瀛环志略》卷九。师夷长技第九章　师夷长技求变革的开明知识分子　　对清政府来说，1860年和1861年是充满恐惧和变更的两年。起事于1851年的太平军于1860年初击溃了满清苦心经营的江南大营，同年9月自1856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打打停停之后，暴躁的英法联军攻下了天津并直逼北京，咸丰皇帝吓得逃往热河。11月与英法签订了和约。到1861年8月，咸丰帝奕詝病逝，年方6岁的载淳即位，以载垣、肃顺等8人辅政。11月，载淳生母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杀害和罢黜了8大臣，随即宣布次年将改元同治，慈禧垂帘听政，而奕訢将任议政王，主持军机处和刚刚成立还不到一年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在这一年，李鸿章开始招募淮军，与他的恩师曾国藩分庭抗礼。而太平军挥师直逼沪上，上海官绅惊恐万状，派人去安庆晋见曾国藩，要求分兵援沪。1861年的宫廷政变，实际上是非正统派对正统派——恪守德政传统和先祖遗训的肃顺等大臣——的胜利。新掌权的实力派毕竟为开明官僚们实行他们的新政策提供了机会。通常被称为“主和派”的恭亲王奕訢和大学士文祥不过是面对了这样的现实，即中西方接触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看样子，西方列强并不想一下子把清政府置于死地。“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1］那么尽管从长远看，与西方列强通过条约而维系的和平恐怕是靠不住的，但在近期内似乎不妨利用一下这些洋鬼子，尤其是他们那威力惊人的大炮。如果清王朝有了西方人提供的武器，既可以对付太平军迫在眉睫的威胁，又有可能在将来达到“自强”的目的。当初，开国皇帝皇太极不就是从敌人——明朝军队——那里学来了铸造红衣大炮的技术，最后反客为主，把明朝打得一败涂地吗？何况英国人和法国人都争着要帮中国制造枪炮和战舰，并且训练中国军队使用它们。在1861年和1862年，总理衙门开始同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及其前任李泰国（H．NelsonLay，1832一1898）接触，想委托他们购买英国的一支小型舰队。［2］要求变革、首先是变革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的呼声，不仅存在于高层满清贵族中，也存在于李鸿章这样的汉族官僚中，还存在于一批开明知识分子当中。这些开明知识分子背景各不相同，在1860年前后，他们却不约而同地著书立说或出谋划策，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变革的思潮。在他们当中，洪仁玕（1822—1864）是一个出身农民的小知识分子，曾与族兄洪秀全共同密谋起义，事发后逃往香港，在那里靠给外国人教授中文为生，结识了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1851—1897）等，向他们学了天文、历算及其它知识，也接触到了西方政治理想。在1859年他辗转潜入天京（南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不久写了一本名为《资政新篇》的书，主张“因时制宜，审势而行”的变革思想。他的变革方案中包括：同西方国家通商，向西方国家学习，发展工业，开采矿藏，制造火车轮船，创办银行，发行纸币，设立邮局、报馆、医院，准许私人投资和百万富翁的出现，承认专利权，等等。总之是要建立一个近代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3］他的这些设想在弥满着小农平均主义气息的太平天国政权中没有得到真正的赞同和实行。容闳（1828—1912）则是个彻头彻尾“西化”的知识分子。这位聪明伶俐的小家伙7岁即在西式私塾中就读，13岁入马礼逊学堂，19岁在一位苏格兰人资助下［4］赴美学于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3年后考取赫赫有名的耶鲁大学，1854年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名中国毕业生。1855年归国。1860年，他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进言，提出包括武备、政制、银行、教育等7条建议，但没有收到实际效果。失望之余，他转而于1863年找到太平天国的对头曾国藩，想通过曾氏来实现自己“西学”得以“东渐”的理想。在1860年前后活跃的另一位知识分子是王韬（1829—1897），当时他和李善兰同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与徐寿、华蘅芳等交游甚密。不过他们工作性质大不一样。李善兰等人素来精于科学，王韬却从小是一个颇想走科举之路的“有志青年”，科场失意后又一度堕人佛老之学。他于1849年来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实在是因为家道中落，迫于生计，不得已混口饭吃；在此之前，他是极重“夷夏之防”的人，曾把一位去上海洋行谋职的朋友臭骂了一通。到上海以后，他的工作主要是做个文字编辑，即将西士所译之书润色加工。我们可以想象他这么一个有抱负的人，受到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双重煎熬，心理上的压力何其大也，所以他每每借酒消愁“至无可如何处，毗裂发指，或为阮籍哭途，或作灌夫骂座。”［5］他原本是颇有眼光的才子，在上海10年来接触西学，思想眼界又有进步，于是不免急于向世人兜售自己的观点。他的做法和容闳相似，只是顺序和后者恰恰相反：先是于1858年到1859年间向江苏巡抚徐有壬、曾国藩幕僚周腾虎等写信、上书，提出包括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火器轮船在内的革新建议，和镇压太平军的军事建议。由于不被重用，1861年至1862年间，他又转而向太平天国领导人上书、进言，替他们筹划如何进攻上海的谋略。［6］我们还要提及的一名知识分子是王韬的同乡，江苏吴县人冯桂芬（1809—1874），当1861年太平军攻陷苏州、松江，上海风声鹤唳之际，他恰巧也和王韬同在上海，两人私交颇厚，然而态度迥然不同。冯桂芬幼年也是科场中人，他的运气比王韬要好得多。他“幼颖异，弱冠补县学生员，道光十二年（1832）举于乡，二十年一甲二名进士（即榜眼），授职编修。”［7］曾与重新起用的林则徐一同被荐去抵抗太平军，“旋以忧归，比服阕而贼已陷金陵矣。”［8］于是他避往上海，在那里结交了包括李善兰、王韬等在内的一批文人。冯桂芬对西方列强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夷务第一，剿贼次之”；［9］另一方面，当上海众官绅们建议借助“鳞集沪上”的“泰西海舶”来对付太平天国时，他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10］在1861年，冯桂芬有两样著作问世，其中一篇在当时就起了作用，而另一篇却深刻影响到后来的一个时代。前一篇乃是他应上海诸官绅之请，起草的给曾国藩的求援书，促成了曾国藩分兵援沪。后一篇便是刊行于这一年的《校邠庐抗议》。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激烈抨击了当前时弊，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吏治、科举等弊端，提出了变法和学习西方的主张。和前辈学者如魏源以及同时代其他人相比，共同之处在于都重视“坚船利炮”，不过他更强调“自造、自修、自用”。“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11］他也看到了船坚炮利之现象背后，有西文明中浑厚的科学传统作支撑。他说：西人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12］他主张设翻译馆，从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人手，学习“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另一方面主张以举人、进士的职衔来奖赏精通武器制造的能者，“重其事，尊其选，特设一科以待能者”。［13］他还提到过学习科学、发展工业的意见，“闻西人现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闻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14］不过这些主张在他的言论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和洪仁玕、容闳的思想相比，冯桂芬实际上还是比较保守一些的，或者说，是一个“稳健的改革派”。在他看来，只要掌握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制造船炮的本领，再加上他臆想的一些复古的办法，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使封建制度的痼疾霍然痊愈，而且还能超越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上。“始则师而法之，继而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15］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离不开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精神、乃至他们那逐渐形成的适合于科技发展的相应制度。他认为可以走“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6］的路子。［17］从冯桂芬的思想上，很容易嗅见后来洋务派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气息。事实上在上面提及的四位知识分子中，对洋务派影响最大的也正是冯桂芬。这种影响也恰是从1861年开始的。那一年，李鸿章在江苏开府招募人才，与冯桂芬一拍即合。初试洋务的“实力派”在此之前，李鸿章（1823—1901）一度陷于苦恼之中。这位咸丰初年的新科进士、翰林本来踌躇满志，想在北京官场上一展头角，不料却在1853年被人稀里糊涂地拽上一同回安徽老家督办团练，对付太平军。书生用兵，实非其才，李鸿章多次在战场上惊惶鼠窜，以至于一位军门曾当众人面知讥笑他“畏葸溃逃，当以阁下为先。”［18］在1859年，李鸿章不得不投靠到曾国藩的湘军幕下。曾国藩（1811—1872），是一崇尚理学和古文经学的官僚，也接受了一些实学思想，即“经世致用”。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儒家，既应当修身养性，也要研究军队、战争、经济等问题，当然两者仍有主次，那便是“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义理者，明礼、遵礼、守礼也。自李鸿章1845年参加会试之后，由于曾氏是那次会试的考官，他便成为李鸿章名义上的老师。在1859—1861年期间，曾国藩却真个做了李鸿章的老师。他时而谆谆善诱，时而故意冷落，时而当众臭骂李鸿章一顿。李鸿章几乎全盘接受了他的思想，终生对恩师曾国藩极为尊崇。但是，李鸿章心中却一直怀有超过恩师的志向。1861年，曾国藩派李回安徽募兵，李却通过任用亲信的手法，把新建的淮军变成了自己的私人部队，连曾国藩也无法调动。接着，当上海官绅向曾国藩求援时，李鸿章主动请战，率自己的部队赶到江苏上海一带。远离了那位可敬的恩师，李鸿章觉得自己可以放开手一展宏图了。他首先仿效恩师广开幕府、罗致人才的做法。与曾氏不同，他不要那些“拘守文墨无短长”的道学先生，而看重象冯桂芬、丁日昌这样实干的人才，并委以重用。其次在治军方面，他和恩师一样“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不同的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武器上。早在安庆时，李鸿章已接触过洋人和西方坚船利炮。这回到了上海，由美国闲人华尔统率的一支“洋枪队”让他大开眼界，惊叹道：“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19］他给曾国藩写信说：“鸿章现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买造炮器具。”“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来。”［20］曾国藩一开始还不十分相信洋枪洋炮的效用，以为“用兵在人不在器”。李鸿章竭力说服他，向他灌输“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武器不是人”的观点：“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21］看来曾国藩最终被自己的弟子部分地说服了。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办了一个军械所，其计划之一就是造轮船。不过，曾国藩仍然只迈出了半步，他没有去聘请外国技师，只请来了徐寿、华蘅芳及徐寿之子徐建寅等人筹划设计制造。同时在曾国藩幕下服务的还有李善兰和容闳。在中国人当中，这实在是能够找到的最杰出的科技人才了。他们也确实富于聪明才智，经过艰苦摸索，终于在1864年1月造出了一艘长达五十余尺、每小时行速二十余里的木壳轮船。这毕竟是第一艘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装配的、在中国的长江上突突行驶的轮船啊！虽然它的轮机还是从外国“进口”，［22］而且“行驶迟钝，不甚得法”（曾国藩语）。大概由于不满意的缘故吧，曾国藩总算下决心要“西化”一回了。1863年，他托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这一举措表明他已向洋务之路跨出了一整步。此时李鸿章已走在了前头。这一年他买下被遣散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参见本章前文脚注）上的一套制造机器，建起苏州洋炮局。加上松江、上海两局合称“枪炮三局”，月产大小炸弹l万多个。从“购炮”转向“自制”，这当中似乎可以看出竭力主张“自造自修自用”的冯桂芬的影响。这一年底李鸿章与洋枪队新头目戈登的抵牾更促成了李鸿章态度的转变。作为中国官员，李鸿章在借重于洋枪洋炮时是十分慎重的，一方面高兴地看到洋枪洋炮有如斯威力，连续帮助清兵战胜太平军；一方面又希望不失中国的尊严，认为借助洋兵乃是“求自强之术”的权宜之计。他同英国人多方谈论辩论，设法取得了洋枪队的部分领导权。但洋头领戈登并不听他的话，这使他颇伤脑筋。矛盾激化于1863年12月攻占苏州时。戈登自作主张地把西欧的那套战争规范搬过来，答应太平军只要放下武器，就可得到宽大。而清兵却不管这个，进城后大批屠杀投降的太平军，一时尸山血河，惨不忍睹。戈登一气之下，扬言要把苏州从清兵手中夺回来再交还给太平军。［23］这大大触痛了李鸿章。不久他便解散了“常胜军”（洋枪队）。从那之后，“自强”在他的思想中渐渐增加了份量。先进武器在同太平军作战中发挥威力的活生生事实，促使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1812—18B5）等一批握有兵权的“实力派”地方官员在1864年太平军失败后纷纷走上“师夷长技”以求“自强”的道路。1865年，曾国藩托容闳购买的机器运抵上海，此时李鸿章、丁日昌已在上海虹口购下洋人机器铁厂一座，双方合作一处，办起了将载入史册的江南制造总局。容闳是最初的倡议者，而徐寿、华蘅芳均在局工作，同年，李鸿章又在南京设金陵制造局。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创办马尾造船局。洋务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来到了。∮“同文馆”风波就在南方实力派洋务集团地位渐渐上升时，北京的另一个洋务集团却颇多不如意。这就是恭亲王奕訢为首的一批满清贵族官僚及其所属的总理衙门。他们也在这一时期走上“师夷长技”之路。这个洋务集团是在同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感到需要学习的，因此他们第一桩举措不是开兵工厂，而是办学校。这就是1862年创设于北京的同文馆。奕訢解释其宗旨时说：“中国与外洋互市二十余年，洋人之来中土者无不讲习中国文字，而中上读书人于西语西文往往鄙弃不道，无怪于彼之情伪虚实不能窥要，此数年来所以有中外同文馆之设。”［24］由于仅仅为了应付外交的需要，同文馆初创设时只有外文馆，包括英、法、俄文三馆，聘任外国教习，学习三国语言文字。这是中国的近代化学校的先声，但它只相当于小学程度。几年后，南方的制船、制器之风吹到京都。1867年奕訢、崇厚在天津也创办了一家机器局。还在创办天津局之前，奕訢就有了扩大同文馆规模的想法。他说：“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下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稗实用。”“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借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徒费钱粮，仍无稗于实际。”［25］1866年12月，奕訢等奏请在北京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提高人学条件，招收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吏入学，厚给薪俸，住馆学习。奕訢万没想到此举会在京师中激起一场大风波。第一个跳出来放炮的是监察御史张盛藻。他认为，自强之道在于“养气”，天文算学轮船枪炮都是不重要的，即使确实需要，也只能让工匠、武弁等下等人去学去做，堂堂科举出身的士子怎么能“习为机巧”呢？接着顽固派的主帅大学士倭仁又亲自出马，他说：立国之道在于礼义之心，不在一技一艺之长，现在为要学技艺，竟让外国人来当老师，“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把读书人都引诱到歧路上去了。何况学天文算学，为什么偏要请外国人呢？顽固派叫既然叫板，奕訢集团也不甘示弱。他们反过来指责倭仁等不干事的尽跟干事的捣乱；倭仁如果不同意我们的“自强”药方，那他拿出更好的“自强”妙策来呀！他不同意请外国老师，那他请个中国老师来呀！一席话噎得倭仁够呛。于是又有一批文人学士站出来替倭仁辩护，招来更大的回击。双方就这样脸红脖子粗地争吵了将近半年。在这场争吵中，奕訢集团取得了表面的胜利。奕訢和倭仁一起上朝时，连驳斥带讽刺，倭仁无话可说，竟至涕泪滂沱。奕訢又命倭仁参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工作，要他开开眼界，换换脑筋，这是故意拿顽固老头子开涮！倭仁视之为羞辱，坚决不接受任命，甚至气得从马上跌下来，得了痰厥症。翁同和去看他的时候，见他“颜色憔悴，饮食甚少，相与唏嘘”。［26］然而当时北京官场和知识界议论纷纷，绝大多数人同情倭仁。翁同和在日记中记道：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京师口语籍籍，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或作对语“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作者按：奕訢一向倾向于结和外国，又排行第六，被人背后呼为“鬼子六”）［27］经过顽固派这么一闹，同文馆竟招不到学生，一些已经报名的也迫于社会压力，打了退堂鼓。最后新开设的天算馆于1867年6月举行入学考试时，虽有的汉72人应考，并且录取了30人，但多是年老失业者，素质极低，有的干脆是来混饭吃的。这30人当中，后来完成学业合格毕业的只有少得可怜的5个人。∮兴办实业陷入泥沼北京社会对“请洋鬼子当老师”议论纷纷，南方人相比之下显得开放得多。北京同文馆开设后不久，1863年4月，李鸿章便奏清清帝在上海和广州建同样的同文馆。这两家同文馆的宗旨，一开始就包括教授数学等西文学术在内。两家的同文馆都在1864年夏开办，早于北京同文馆的“改革”行动三年。其中上海同文馆（后改名广方言馆）聘请了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英文，广州同文馆也聘了一位传教士讲英文和数学。这两地官绅似乎并没有觉得看不惯。说起来也不奇怪。自从鸦片战争后，这两地都成了开放的“特区”，外国人进进出出，开商行，办印刷馆，早已司空见惯。相比之下，广州的同文馆不仅算不得一项激进的改革措施，反而“似乎是为了使这个城市的中国居民避免受过分西方影响”而创办的［28］开放使沿海城市乃至整个南方对外国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使得洋务运动在南方遇到的麻烦要少得多。说不定李鸿章看到奕訢碰壁，会有些幸灾乐祸。事实上，当奕訢的地位渐渐下降时，李鸿章一派的地位正逐渐上升。奕訢仗着自己曾同慈禧一起策划政变，总想跟西太后平起平坐。结果在1874年，慈禧撕破脸面，找个由头把奕訢革去世袭亲王，降为郡王，而奕訢等人也纠集起来反扑慈禧。双方斗法达半年之久。最后虽以妥协告终，奕訢复职，但真正的权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了。现在轮到李鸿章他们登台唱主角了。1870年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握有极大的实权。但他很快发现，朝廷中的顽固派对他并不比对奕訢一派更客气些。最初两三年倒风平浪静。慈禧为了抑制奕訢派的势力，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扶持李鸿章一派，连1871年，李鸿章、曾国藩奏请官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这样“出格”的事情也得到了批准（参见下一章）。1872年，京师同文馆也拟出了一个比较正规的“八年课程计划”，它是外国人丁韪良主持制订的，居然没有太大反对（不过拖到4年后才实行）。这些迹象也许鼓励了李鸿章等人，他们打算把步子迈得再大一点。外来侵略更激发了洋务派的自强欲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和太平军被镇压之后，清朝有过一次短暂的“同治中兴”。但是1874年，一贯被天朝大国瞧不起的“小”日本仗着学了一些西方先进文明，居然发兵侵入台湾。此事震动了朝野。李鸿章惊讶地说：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穷则变，变则通”。李鸿章的思想飞跃了一个阶梯，他开始明白，仅仅“师夷长技”，在器物层面上的学习是不够的，必须在制度层面上深化改革。他写道：“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鹜空文，绝无实济。”［29］他大声疾呼：“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30］因此，当1874年奕訢、文祥等以总理衙门的名义上了一条“切筹海防”的奏疏，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的6条建议时，李鸿章立刻感到6条是不够的。他在自己的建议中，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远远超出上述6条的“变法”主张。第一，发展工商实业，而不仅限于军事。“洋机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31］“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32］“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干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信丁口等税”，中国必须“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33］第二，引进西式教育．“试帖小楷丝毫无与于时务”，［34］要变通“考试功令”，“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并且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数门”，所学如有成效，“与正途出身无异”。［35］李鸿章的建议得到了丁日昌、郭嵩焘等人的支持，然而立即招致顽固派声势浩大的反扑。这场大争论通常被称作“关于造船海防的争论”，事实上争论的焦点是变法与否。顽固派骂道：“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36］丁日昌还被送了一个“丁鬼奴”的绰号。面临声势浩大的保守势力，李鸿章慨叹：“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掣，遂致一事办不成。”［37］这只是个开头，好戏还在后头。1880年（光绪元年）直隶开平煤矿为运煤需要而筑造了一条长仅15里的铁路，又一次引起顽固派大哗。他们说机车开起来会震动皇陵，触怒众位圣祖。最后洋务派只好用马骡等牲口拉着煤车在铁轨上行走。从这一年开始，关于铁路的争议一直延续了10年。历史反复表明，制度层次的变革非有思想上的变革和启蒙作用支持不可，而李鸿章他们面对的敌人是一群无知的对手，一切有理有据的论证对他们都是无的放矢。最典型的有和倭仁齐名的大学士徐桐，此人不但拒绝一切西方文明，而且每遇洋人，就用折扇挡住脸，采取闭而不看的驼鸟政策。更要命的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也逃脱不了“无知”二字。他们虽然呼吁变法，自己并不清楚所谓西方文明、所谓近代工商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办起洋务来每每错误百出。这恰好又给顽固派们口实。张之洞（1837—1909），这位洋务派的台柱子之一，在1890年任湖广总督时筹建汉阳铁厂，准备依靠湖北大冶铁矿，该矿矿质极佳，只是含磷高。含磷高的铁矿应使用马丁炉冶炼。但是，当张之洞向英国工厂订购机器，对方问他铁矿性质怎样时，他答道：“中国之大，何所不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份可耳。”英国资本家碰上这么个糊涂主顾，乐得敷衍省事，随便弄来两个大型贝色麻炉，结果炼出的钢轨含磷太多，容易脆裂，铁路公司拒绝采用。不得已把矿石样品拿到伦敦去化验，才搞清楚是什么一回事。再重新购马丁炉，已折腾掉了十余年光阴和千余万资金。张之洞的另一桩糊涂事就是建厂时没有考虑上那儿弄焦炭，而炼钢铁需用焦炭这是基本常识！事到临头张之洞也急了，派人四下找煤矿，乱刨一气，还真在江夏马鞍山挖出煤来了，然而此时才发现手下居然没有人懂得怎样把煤炼成焦炭！于是再到处找人材。等找来人材，却又发现马鞍山矿质“磺多灰少”、“不宜熔炼”焦炭。最后只好从远在唐山的开平煤矿购煤。炼铁的赢利刚好抵上运煤的运费。［38］无知——这一科学的最可怕敌人——象病毒一样浸透了当时的中国。在那些占人口最多、最为贫苦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当中，无知之程度同样、也许更加令人吃惊。他们本能地仇视一切外来的事物，象16世纪韶州的居民冲利玛窦等人扔石块一样，他们也朝闯入他们地界的外国人扔石块，不管这外国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带来的是鸦片、宗教还是科学、文明。英国人曾在中国修了一条有线电报，当地农民大惊，以为这电线杆败坏风水，乃众起而拆毁之。后来中国开始修铁轨路，也屡屡碰上当地乡农扒铁轨的现象。另有一次，洋务派官员郭嵩焘回家乡时乘了一条小火轮，突突响地在水面上走，乡人见郭嵩焘竟坐洋鬼子的邪东西回老家，怒不可遏，活生生凿沉了这条船。即使后来那场席卷半个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虽然体现了中国农民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却也充斥着迷信和无知的气息。∮翻译高潮在这样茫茫暗夜的无知面前，谁来点燃启蒙的理性之灯呢？严格地说，在当时——谁也没有。先知先觉的大智慧者、大圣人尚未出世。但是，确实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的工作已经很接近于当初启蒙学者们所做的工作。不同之处在于，启蒙学者们写书，他们主要译书；启蒙学者们思维触角延及人类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主要局限于科学技术方面——而且只涉及有限的几个学科；启蒙学者改变了一个时代，一种文明，他们却始终只是洋务官员的幕僚——说得直白些，便是工具。他们至多以“拒不出仕”来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却没有可能让整个社会给予他们独立思考的余地。但是，他们留下的科学文化宝库终于在二、三十年后成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学者的知识来源。思想层次上的变革，在那时将与制度层次上的变革合流。这场翻译高潮可以追溯到1843年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开设的墨海书馆那里。我们知道，著名的中国学者王韬在1849年来到这里“打工”。开始时由于他对西学一窃不通，“名为秉笔，实供指挥”，［39］西洋人也看不起他，“见我文士，亦貌似傲睨不为礼。”［40］渐渐地他摸着了些门道，开始懂得什么叫‘格致”之学了。在1853年，他与传教士艾约瑟（JosephEdkins，1823一1905）合译了《格致西学提纲》一卷，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科技及其最新成就。此后马不停蹄，连续与传教士合译《光学图说》、《重学浅说》（即“力学”）、《西国天学源流》三种书，还自己撰写了《泰西著述考》一卷，该书是一本挺不错的学习西学的人门书、工具书。随后，一大批中国学者被纷纷吸引到这里。上文提到的李善兰翻译了《几何原本》，在译此书同时稍带译出了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威廉·胡威立所著的《重学》，其中介绍了牛顿的《流体力学》。1859年他译出《谈天》一书，介绍天体物理学，第一次以中国学者的身份肯定哥白尼日心说已是“定论如山，不可移矣”。除李善兰之外的学者还有张福僖（1853年他与艾约瑟译《光学》）、管嗣复（译有《美利哥地志》和《西医略论》等3种西医学著作）。要知道当时西医在整个中国仍差不多被视为异端邪说，连洋务派官员都有公开说“我不信西医”的。管氏与合信（B．Hobson，1816—1873）合译的这三本书风靡一时，人们不惜花大价钱来购买。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勃兴，翻译浪潮也一浪高过一浪。起中坚作用的仍是华蘅芳、徐寿、李善兰等学者，还有一些传教士。起中坚作用的机构则有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及其下属的翻译馆和广方言馆，京师同文馆，上海传教士组织的广学会以及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作的格致书院。江南制造局是在徐寿等人的一再建议下于1867年成立翻译馆的，徐氏父子及华蘅芳均在此工作，1868年又增加了一批生力军——以傅兰雅、林乐知为首的四位懂中文的传教士。1869年下半年，原上海同文馆并入江南制造局，并更名广方言馆。它们是今后二、三十年间中国翻译科技著作的主力，共译书163种，另附刊32种。其中影响很大的《西国近事汇编》季刊出了108期。相比之下，京师同文馆三十年间译著虽亦有近200部，但多数是外交、世界史、时事著作。［41］在同文馆从事科技翻译的中国学者只有李善兰一人，他是1867年加设天算馆时应聘去北京出任算学总教习的，也是当时除中文教习外10名教习中唯一的中国人。［42］i887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等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出版机构——同文书会，1890年8月韦廉臣去世，翌年10月英国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接任，将其改名广学会。由于广学会的工作开始得比较晚，在我们谈及的这一时期，它还没有发生影响。最能体现中西交流与合作的是“格致书院”。在1873年底到1874年初，中国人徐寿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共筹在上海创办一个科普机构。傅兰雅设法说服了上海的英国领事，由他出面倡议和募集资金。在书院创办过程中，曾有传教士试图使之成为一个“顺便”宣传宗教的机构，但在傅兰雅的激烈反对下没有成功。最终的格致书院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科学馆，包括一个科技书刊阅览室和一个博物展览室，陈列工艺机械、实验仪器、动植物标本和化石标本等。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进来阅览、参观。此后还办了一些科普讲习班。可以说傅兰雅、徐寿等用心良苦了！遗憾的是，来参观的中国人寥寥无几。即使不考虑他们在思想启蒙方面的潜在影响，单就介绍科学知识而言，19世纪50到80年代这一批学者也是功不可没的。李善兰第一次介绍微积分并使用了“微积分”这个术语。徐寿的化学翻译具有权威性，声名传到日本，“日本闻之，派柳原前光等赴局访问，购取译本，归国仿行，今日本所译化学中名词，多有相同者……”［43］事实上，今天我们化学教科书中使用的表示元素的新造汉字办法，即气态元素加“气”字头，金属元素加“金”字旁等，就是徐寿创造的。华蘅芳的译著甚至比徐寿还多。更重要的是，这批学者已经形成了重视实证研究、精于实验的实证精神，和“毋谈无稽之言，无谈不经之语，无谈星命风水，无谈巫觋谶纬”［44］的理性精神。这正是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核，这种科学精神一旦能和变法自强的信仰结合起来，将必定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遗憾的是，这二者往往被割裂了。________________［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七十一第18页。［2］即后来鼎沸一即时的“李泰国——阿思本”小舰队计划。由于李泰国、阿思本飞扬跋扈，试图不服从清政府调遣，这次购买活动最终告吹．［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一200页。［4］此据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99—100页；另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西学东渐记》序中说主要是马礼逊学堂校长、美国人勃朗（Browm）先生及其朋友的帮助。见该书第14页。［5］王韬：《弢园尺牍》卷一。［6］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7］［8］左宗棠：《中允冯君景庭家传》，见《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8页。［9］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善驭夷议”。［10］左宗棠：《中允冯君景庭家传》，见《清代碑传全集》第888页。［1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12］同上书，“采西学议”。［13］同上书，“制洋器议”。［14］同上书，“采西学议”。［15］同上书，“制洋器议”。［16］同上书，“采西学议”。［17］以上关于冯桂芬思想的论述，参见戴逸；《履霜集》，中国人民大学1987年版，第388—391页。［18］萧盛远：《粤匪记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册，第37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19］《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光绪二十一年刻本，卷一，页20，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248页。［20］［21］同上书卷三，页16、19等处；转引自上书第249页。［22］据宋子良：《中国第一艘蒸汽船》，《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1期。这艘船并非如人们一般以为的那样是“黄鹄号”，而是一艘无名船。真正的“黄鹄号”是徐寿等总结经验于1866年制成的。［23］参见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42页，第22—23页。［25］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同治六年由月十八日。［26］以上关于同文馆之争，参考了载逸：《履霜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374页。［27］《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7页。［28］《李文忠公全集·奏槁》卷二十四，“此筹议海防折”。［29］《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复王壬秋山长”。［30］同上卷十六，“复刘仲良中丞”。［3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三，“试办织布局折”。［32］《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复丁稚璜宫保”。［3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复刘忠良中丞”。［3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3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页。［36］《李文忠公全集·朋僚书槁》卷十九，“复王壬秋山长”。［37］参见戴逸：《履霜集》第314—315页。［38］《弢园尺牍》：卷二，第22页“奉朱雪泉舅氏”。［39］同上书卷二，第25页，“与周弢甫徵君”。［40］以上译著数宇据叶晓青：《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收入阮芳纪注编《洋务运动史论文选》。［41］据金福：《京师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始末》，《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第6期。按戴逸《履霜集》中的一篇文章说李善兰摄于社会压力，称病未赴北京，似误，参见该书第373—374页。［42］杨模：《锡金四哲事实汇存》，“再上学部公呈”。［43］同上注。出洋求学第十章　出洋求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当我们回顾明末清初那一段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时，我们会惊诧地看到：尽管士大夫们对西学倍加推崇，却没有一个人想到去西学的发源地——西方世界看一看，没有一个人象唐朝玄奘那样“赴西天取经”。甚至康熙与罗马教廷多次书函来往，也总是委托西洋传教士代为传书，从来没有想过派一位中国信使。国人的双足似乎被牢牢钉在了自己的国土上。这根钉子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被主动拔除。但是，有一个先驱者比别人走得超前。这就是1847年被美国传教士布朗（Rev．S．R．Brown）先生带到美国去的容闳。［1］布朗先生本在香港马礼逊学校任教，1846年冬准备归国。临行前说自己愿意带“三五旧教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2］让学生们自愿报名，18岁的容闳首先起立。接着又站起两位少年，他们便是后来曾协助王韬工作的黄胜，和未来的中国第一位西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生黄宽。这两人也都算是近代中外有名的人物了。然而他们的影响远逊于容闳。容闳身上有一股出乎常人的刚毅之气。1848年布朗先生为了能让容闳有钱进耶鲁大学，替他申请了一项奖学金，条件是容闳必须签字保证毕业后当传教士。但是容闳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3］断然拒绝了布朗先生的好意。1850年，他终于取得一个妇女团体的资助，考进了与哈佛齐名的美国第一流、也是世界第一流大学——耶鲁大学。容闳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的基础不好，生活也诸多不适应。但他闯过来了。他蓄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但不到一年，就把两者都割弃了。1854年容闳的毕业成为那年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一些耶鲁师生赶来参加毕业典礼，就是为了要看一看这位中国留学生。也就是在这一年11月，容闳再度以赤诚的爱国心拒绝了留在美国工作的诱惑，怀揣羊皮纸的耶鲁大学毕业文凭，从纽约登船踏上了归程。此时索绕在容闳心头的，是对中国愚昧落后状况的急迫关怀。还在美国学习期间，中国的腐败情形就时常触痛容闳的回忆。他自己写道：“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予无时不耿耿于心，……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4］归国以后，目睹之情状，特别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时的惨烈景况，令容闳“胸中烦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5］他必须做点什么，来求得自己心灵上的安宁。他曾向太平军干王洪仁玕进言，曾为曾国藩办江南制造局而购置机器。不过，他最希望做成的一桩事，还是让他的晚辈少年们也有出国接受教育的机会。他先是在1867年，试探性地劝曾国藩在制造局工厂旁边设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授以机器上之理论与实验，得到曾氏同意。紧接着，他又大胆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曾氏提出“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的计划。他的进言收到了效果。1870年，曾国藩上奏朝廷，提到了官派出国留学之事，并推荐容闳和另一名官员陈兰彬作为负责率领留学生之人。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李鸿章再次上奏。由于曾、李等人的势力正如日中天，所以虽有反对之声，终于还是通过了留学方案。主要内容为在上海设局，于沪、甬、闽、粤等处挑选幼童（Boys），至局考试，齐集出洋。每年30名，4年计120名；15年后，每年回华30名；此外，作为官派生，幼童们不得在外国人籍、逗留、私自先回或遽谋别业等等。1872年8月，第一批幼童在上海登船赴美，这群十来岁的孩子们嘻嘻哈哈迈步上船时，决没想到他们跨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走向世界的一步。∮第一次官派留学生计划这些幼童出海之初，一遇风浪便呕吐不止，卧床不起。但十来天后，轮船在太平洋中心区遇到了一场大风暴，颠簸不已，幼童们却嬉戏自得，毫无恐怖。他们对西方文化也表现出同样的、发自少儿天性的接受。一开始他们只能吃中国饭菜，然而航程还没有结束，过半数的幼童便喜欢吃牛乳、面包了。到美国之初，幼童均穿长袍马褂，留着辫子，以至于美国的孩子们在街上追着他们喊；“中国女孩！中国女孩！”然而1876年，中国官员李圭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见到一百多名到会参观的幼童，一个个“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吐属有外洋风派。”［6］这本来说明幼童学有所成，是值得高兴的好现象，却引起了守旧人士的不安。其实，早在幼童出国之前，就有人议论纷纷。最离奇的一种论调说：“外国蛮夷遍地，将会剥掉孩子们的皮，再蒙上狗皮，把他们弄成罕见的动物去展览。”［7］而在出国方案中，“出洋局”除容闳外，又设了一名正委员陈兰彬，此人乃是“老成端谨，中学较深”的守旧人士，一开始就与容闳相掣肘。两人渐至冲突，要命的是在这场冲突中，容闳几乎完全是单枪匹马的。1879年，“出洋局”委员容增祥回国，即向李鸿章禀告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还说他“意见偏执”。此后，委员吴嘉善又说学生整天学西学，会忘掉老祖宗，忘掉祖国，“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8］1881年，陈兰彬奏请撤留学生。得到批准，结果导致了一场可悲的大退却。此时全体幼童中只有詹天佑、欧阳赓两人大学毕业；另有约60人大学在读，其余的还是中学生，却不得不于当年9月离美返华（有数人毅然抗拒回国命令）。学生归国后，没有欢迎，没人接收，却象囚犯一样被一队中国水兵押到一所关闭已多年的书院中，那里霉气扑鼻，潮湿不堪。此后，由政府统一分配工作，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专业之长。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留学生计划就这样流产了。在1875、1876、1877、1878、1881和1885年，中国政府还派出过6批94人次（89人）［9］去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学习。不过都不再是“幼童”，而是已在船政学堂进修过中外文及其它课程的青年，出国学习时间也缩短到只有3年。尽管如此，派遣的留学生还是带回了一些先进科技，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的明星。下面这张名单也许可以让我们略窥一二：詹天佑，京张铁路总设计师，1872年幼童。吴仰曾，第一位中国著名矿冶工程师，1872年幼童。蔡绍基，北洋大学校长，1872年幼童。梁敦彦，清末内阁成员，外长，1872年幼童。唐绍仪，民国第一任国务院总理，1874年幼童。朱宝奎，上海电报局局长，后为交通部副部长，1874年幼童。唐无湛，周万鹏，先后任电报总局局长，分别是1873和1874年幼童。林曾泰，北洋水师“镇远”号重巡洋舰管带，总兵，1875、1877年赴西欧留学。刘步蟾，北洋水师“定远”号重巡洋舰管带，总兵，1875、1877年赴西欧留学。林永升，北洋水师“经远”号铁甲舰管带，1877年留法、英学生。叶祖珪、方伯谦、黄建勋，北洋水师“靖远”、“济远”、“超勇”三条快速巡洋舰的管带，1877年留法、英学生。吴应科，北洋水师巡洋分舰队司令，1873年幼童。萨镇冰，总理过南、北洋海军，后任海军筹备大臣，1877年留法、英学生。刘冠雄，民国初年海军总长，1885年留英、法学生。李鼎新，民国初年海军总司令，1881年留法、英、德学生。严复，著名的翻译家，杰出的启蒙思想家，1877年赴法、英学生。∮半推半就踏出国门官派留学生尽管在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方面成绩裴然，但说到底他们还是“官”派。这一个“官”字压在他们头上，局限了他们的创造力。这几百人当中，除了严复以外，再没产生能与容闳相比的、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能从思想层面上对已有的中国文明产生冲击。这一时期真正在思想界引起震动的，是那些亲身出国的官僚们的耳闻目睹。1876年，由于英国教士马嘉理在云南被地方官戕毙引起英国抗议，清廷不得不派钦差大臣郭嵩焘（1818—1891）、刘锡鸿出使英国。中国政府官员终于半推半就地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10］这一步迈出得并不容易。它是当时代表着进步观点的洋务派同顽固派斗争的结果。这场斗争可以追溯到1867年关于同文馆的争论，总爆发于1874年。在那一年，洋务派同顽固派就筹办海防问题进行了一场大争论（参见上一章）。郭嵩焘和刘锡鸿恰好处在敌对营垒之中。郭氏是比李鸿章等人更倾向于开放的洋务派，而刘锡鸿则认为中国政教文化天下一流，外国的火车轮船奇技淫巧相比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好处，即使有好处，这些东西也不合乎中国国情。1874年争论的结果，洋务派取得了微弱的优势，仍然四处受到顽固派的掣肘。即以出使英国一事为例，本已派定郭氏为正使，许矜身为副使，临出发前却又突然用刘锡鸿换下许矜身，这无非是顽固派玩的小花招。用意一是牵制郭嵩焘，甚至收集郭氏“里通外国”的证据，回国后好打他的小报告；二是为“西洋是夷狄之邦，中国人不能仿效”的观点寻找事实支持，免得在今后的辩论中只能听着洋务派大讲外国如何如何，自己拿不出东西反驳。带着一副有色眼镜出国的刘锡鸿，自然不放过对外国的一切都大加贬斥的机会。例如说西历一个月为30或31天，和月亮盈亏周期不符合，可笑！［11］又如他在苏黎士乘坐火车，虽惊叹其快捷“逾乎缩地矣”，但是接着又说修铁路劳民伤财，即使修成了，中国人平素不爱出远门，因此也不会有多少人乘坐，是不划算的。［12］他还乐此不疲地同外国人辩论，力图证明中国的礼教风俗比外国好。当英国翻译博郎问：“妇女也是人，为什么中国把妇女关在幽室中不让抛头露面？”他便答道：“有谁不是把脑袋露在外面，而把小腹藏起来吗？这是一阳一阴的缘故。男人和女人也正如此。”［13］最妙的是他说：“英人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论国政则由民以及君，论家规则尊妇而黜夫……论文字则自左而之右（语言文字皆颠倒其先后，如“伦敦的套儿”则曰“套儿的伦敦”，“父亲的花园”则曰“花园的父亲”，此翻译之所以难也），论书卷则始底而终面（凡书自末一页读起），论饮食则先饭而后酒；盖其国居于地轴下，所戴者地下之天，故风俗制度成颠而倒之也。”［14］而当他理穷辞屈时，便使出绝招：“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贫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15］这纯粹是诡辩了。即使象他这样的老顽固，在9个月的亲身经历中也纠正了不少错误观点。他终于承认英国人也“上下同心，以礼自处，顾全国事”，而不是自己一向以为的那样“僻处海岛，惟知逞强，无敬让之道。”［16］“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17］他终于发现英国人并非一个个都是红发碧眼的恶魔，一心想吞食中国的殖民者，相反大多数英国人对中国是友好的，“与其官绅相见，常谆切恳至，嘱以自强，永敦和好。”［18］他终于半推半就地意识到“故英国之富，以制造之多也。其制造之所以多，则官为经理以归利，人人咸乐图谋也。他国之人不肯用心者，则反是也。”［19］这时的“他国”未必不包括中国在内。他甚至注意到英国的议院制“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20］后来不久，当英人马格理批评中国人有意见不当面讲，却背后消极怠工，不如英国议院制，刘锡鸿也只好“姑颔之”了。［21］出国之门一开，便不能关上了。郭嵩焘初次出使曾被视为不光彩之事，同僚、友朋纷纷劝阻，京师更有人编了一副对联嘲讽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22］但是此后几年，出使频仍，如光绪四年（1878）郭嵩焘使法，李凤苞使德，崇厚使俄；光绪六年曾纪泽使俄；到后来连朝廷重臣、头号实力派人物李鸿章也耐不住寂寞，去俄、德、法、英、美5国周游了一圈（1896年）。张德彝在他的出国游记《四述奇》（即《随使英俄记》）的“自序”中写道：“计自设馆（同文馆）以来，出洋四次，彝皆躬逢其始。噫！亦奇矣。”语气中分明有一种以出国为自豪的意味了。这些出国人员无论使臣或随从，都纷纷撰写游记，刊行于国内。如郭嵩焘《英轺纪程》（后被毁版）、刘锡鸿《英轺私记》、李凤苞《使德日记》、张荫桂《三洲日记》、张德彝的八部海外述奇、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等等，不胜数举。这些书不论作者本人观点如何，毕竟提供了关于国外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它们在国内风行一时，那股热劲儿，恐怕不亚于今天的“留学生文学热”。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一些对国外情况了解更多、更加开放的第二代洋务领袖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中颇值得注意的有郭嵩焘和曾纪泽。　　∮洋务派中的佼佼者从年龄上看，郭嵩焘与曾国藩、李鸿章是同时代人，比李鸿章还大5岁。他却极其敏于接收新事物。在光绪元年（1874）关于海防的大争论中，他的观点已属于变法派中最为彻底者。他不但同意李鸿章等人所言，要发展工商业，而且还认为要放手让商人自由经营，国家不应过分管制，“国家制法防范愈密，则商人之比附（洋人）亦愈深”，反而使国家失利。他建议成立市舶司，其成员由商人共同推举，接受督抚监督而不直接由督抚任命。在对待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上，他也比李鸿章等人看得更远，他说：窃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其造船、制器，购用西洋机器推而演之，但令经费充盈，渐次求精，其事非难。［23］可以说郭嵩焘已经自觉地主张用平等的目光去观察西洋各国了。这种平等姿态也体现在他的国外经历中。当巴西国王来拜会中国使臣时，郭嵩焘起立迎接（但是这一举止竟被刘锡鸿视为“有辱国体”，成为告状时的罪证之一）。他以将届花甲之身认真学习外语，参观议院、学校、工厂，接待学者、教授和世界名流。他主张入乡随俗，以在那个时代罕见的宽容和开放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一桩小事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在中国驻英使馆内召开了一次西方式的茶会，收到了很好的公关效果。茶会之前他甚至打算效仿西方习俗。在请贴上印“郭太太”为东道主。还是随从张德彝劝说此事万一传回国“恐人啧有烦言”，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24］不过，这一丁点小心谨慎没能改变他的命运。刘锡鸿回国不久即上奏参劾他十大罪状，其中四条都与“迎合洋人、败坏风俗”有关。第二条，是游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第四条是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第六条是效洋人尚右；第十条是令妇女学洋语、听洋戏［25］。国内清流派如张佩伦等人，也频频奏请朝廷撤回郭嵩焘。面对这样的一群对手，郭嵩焘能说什么呢？他于1878年8月接到朝廷让曾纪泽顶替他出任驻英、法大臣的命令，于1879年1月忧愤东归，不肯进京，托病辞官归乡，杜门谢客，在寂寞和苦闷中度过了自己的余生。他的《英轺纪程》一书生前即遭毁版。在他死后，李鸿章奏请赐谥，并付国史馆，竟被皇上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