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转换行动”开始的那天早晨，靠近鸭绿江战俘营里拉里·泽勒斯的小屋的门被推开了，有人用朝鲜话高声叫道；“走了！”7名美国平民俘虏被告知准备动身。没有政府代表过问、无国籍的苏联和土耳其平民俘虏流出了眼泪，他们恳求道：“请转告你们见到的所有的人，我们在这里！”　　到达平壤后，这批美国人被安置在一个隧洞的两间屋子里，住在这里的是朝鲜人民军指挥部的人员。与在他们之前的7名英国俘虏一样，他们也被量体做衣服，天天洗热水澡，给他们吃营养丰富的食物。　　就在泽勒斯一行离开平壤之前，一位将军用朝鲜话向他们发表了讲话。“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极为人道的政策，你们今天就被释放回国。”当翻译这几句话的时候，他直盯着这些美国人。照相机的镜头从这位将军那儿转向俘虏，他们无动于衷地站着，就好像什么也没听到。　　照相机的闪光灯不再亮了，将军又重新来了一遍，所有的照相机的镜头又都对准了他，然后转向不怎么合作的俘虏，“你们这些美国人就要回家了，你们听见了吗？你们很快就要见到你们的家人了，你们要回家了难道不高兴吗？”照相机的闪光灯又亮了起来，但这些执拗的美国人却一声不吭。将军突然转身走了。他离开的太突然了，就连翻译也忍不住神经质地笑了笑。　　苏联集团的记者们围住了美国俘虏。一位记者问泽勒斯；“你要回家了，你好像不高兴。”　　 “哦，我很高兴。我只有离开了这个国家才会高兴。”　　 “难道你们不感激朝鲜人民政府对你们十分人道的对待？”　　没有一个美国人说一句话，好几个穿红十字会衣服的文职人员走近他们说：“我们是朝鲜人民政府红十字会的，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我们现在都很好，谢谢，”卫理公会传教士克里斯蒂安·詹森医生说，“我们以前从未见过你们，在我们真正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一位红十字会的人淡淡地笑了笑。另一个问道：“你们对受到的非常好的待遇有什么想法？”还是没有人答话。记者们开始面有难色。一位记者无可奈何地问：“难道你们没有一样可以感谢朝鲜人民政府的吗？”　　 “有，实际上有，”奈尔－戴尔说。在死亡行军中她曾表现出这种勇气。几乎过了3年地狱般的生活，她还是那么精神十足，“谢谢北朝鲜政府让我还活着。在这个生命不值钱的国度里，我感到幸运的是我的小命还在。”　　 “你被虐待过吗？”　　 “是的，”她简洁地说。　　 “我们已查出了1950年对你们干坏事的那个少校并严惩了他，”一位北朝鲜军官大声说道，“他拿了合67000美元的朝鲜钱给你们提供交通和食宿，但他贪污了。他是个大坏蛋！他偷了你们的，也偷了我们的！”　　 “我们并不知道发生在你们身上的所有这些坏事，”一位朝鲜军官说。　　 “你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路易斯·丹斯说出了所有俘虏想说的话。　　又陷入了令人窘迫的沉默，而后记者们缓慢地朝汽车走去。第二天，北京电台报道说，7位被北朝鲜释放的美国俘虏对给予他们的人道的待遇表示感谢。　　这7个人先被送到沈阳，然后穿过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第二天，5月12日，一架美国空军的C－54飞机把这批人送到西德的滕珀尔霍夫机场。从那儿，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同温层飞机将其送到法兰克福，他们在那里呆一段时间后启程回国。　　那位澳大利亚神父克罗斯比又过了3周才最终获得了自由。他丢失了日记本，但几乎一字不拉地全记存在了脑子里，他又开始重记日记。“我又一次开始了生活。又回到了能透过光线也没有风的屋子里，这里有充足的热水、肥皂和干净的亚麻布，有既使不饿也想吃的食物。我又得到了也许别人认为理所当然但对我来说难以置信的好东西。然而尊重个人自由的法律比这个国家的好东西都更重要，我珍惜所有这些东西，但我得到了更有价值、更重要的自由。这就是信仰自由，公开地承认我的信仰，有自由让所有与我一样向天国迈进的人们知道，上帝的爱在等待着我们，给我们的心灵以安托。”3　　直到4月26日（星期天）下午才在板门店重开全体会议，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第一次高级代表团全体会议。气氛很紧张但无火药味。南日提出了一份6点建议以结束在战俘问题上的僵局。哈里森同意某些建议但极力反对其它几点建议，会谈再度陷入困境。　　最后在5月10日，美国空军发动了这场战争中火力最为集中的一次攻击。3天后，哈里森带着一份反建议回到板门店，该建议在次日被认为“绝对不能接受”而被断然拒绝。　　与此同时，对北朝鲜的猛烈轰炸还在继续。这一次，平壤以北20空哩德山的水坝和土坝被炸毁。空军的策划者们长期以来认为，炸毁灌溉大坝将严重影响北朝鲜的粮食收成，但由于“人道主义的原因”直到现在才动手。据美国空军官方历史记载，5月15日，“洪水突然倾泻而下造成一片混乱……，房屋、庄稼、灌溉渠统统被涛涛洪水冲走了。”受到轰炸德山战果鼓舞的空军又轰炸了其它大坝，但共产党吸取了教训，在敌军飞机进攻时排干了水库里的水。“水流掉了，但避免了水灾。”　　这时美国在板门店的立场使会谈陷入僵局，并逐步发展成一场危机。尽管国际上对美国的好战精神批评日益强烈，但国务卿杜勒斯还是在5月22日让尼赫鲁总理捎话给北京，如果双方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鸭绿江以北的军事庇护所。　　三天后板门店会谈恢复时，共产党意识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是不会在自愿遣返问题上让步的。这场战争消耗了北朝鲜和中国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他们能坚持多久？　　哈里森带着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回到板门店：不坚持一旦停火协议生效就立即释放朝鲜遣返人员。这些战俘将移交给由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和瑞士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除此之外，必须接受联合国军最近提出的那项建议。如果共产党不同意，也不提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将停止谈判。　　显然李承晚不愿意将非共产党的朝鲜战俘移交给中立国委员会。25日上午，克拉克将军会晤了李承晚，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他，并试图减轻对他的打击。　　与此同时，哈里森建议结束这次全体会议。共产党同意后，哈里森提交了一份新计划。休息一个半小时后，南日提出了几条反对意见，建议4天后再度开会。哈里森认为应再晚些时间以便认真研究此项建议，提出再推迟两天。南日表示同意。事情好像解决了。　　为了支持这项计划，克拉克将军在27日给金日成和彭德怀送交了一封语气强硬的信，敦促其接受这些新条件。“如果你们的政府诚心希望停战，你们就应该抓住目前的机会。”4　　虽然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还坚持说李承晚是美国的傀儡，和他共事的那些美国官员倒也是唯愿如此。独立是他的信仰。从停战会谈伊始，李承晚就公开预言谈判将失败，他认为计划中的停战协定是战争的最后结局，也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结局。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会谈。　　 5月30日，李承晚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接受任何允许中国军队留在朝鲜的停火安排都等于“不容分说地判朝鲜死刑”。　　对事态十分关切的艾森豪威尔向李承晚保证，美国将努力以一切和平方式来实现朝鲜的统一，而且将在一项可以接受的停战协定签署后，立即同他缔结一项共同防御条约。　　当6月4日代表们回到板门店后，南日提交了一份反建议，表示接受联合国军的建议，但做一点小小的修改。这项反建议对艾森豪威尔“似乎很有利”，他通知李承晚可以接受建议的条件，李的大韩民国将保留其战前的全部领土，美国对朝鲜的最终重新统一承担义务——但只能通过和平手段。　　李承晚还是很强硬。在一顶政府公开声明中，他略述了他事先向艾森豪威尔透露的停火的最低条件：联合国军和共产党军队同时撤出北、南朝鲜。6月7日，他把他的话付诸于行动，在南朝鲜颁布了戒严令，把他的新任参谋长白善烨从华盛顿召回，取消了15名韩国将军预定中的美国之行，取消了所有军官和士兵的休假，并向人民发表宣言，要求他们支持他的“生死”决定。　　使李承晚沮丧的是第二天，6月8日，协议最后在板门店通过。经过一年半激烈争执后，双方首席代表在一项遣返战俘的协议上签了字。消除了达成一项停战协定的最后一道障碍，和平看来即将来临。但李承晚认为，这样一种和平将使他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朝鲜的美梦破灭。他决定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召来了陆军中将元容德（他信任的极少几名将军之一）。李承晚说：“在板门店的联合国军谈判人员急于在与我们政府的观点相反的停火条件上签字。”按照他的观点，所有北朝鲜战俘都应释放，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强制他们回其出生国。“你有什么高见？”　　元容德花了两天时间秘密搞出了一项释放共产党战俘的计划，得到了内政部长、板门店的韩国代表和政府发言人的同意。只有李承晚和上述4个人知道此项秘密计划。　　 6月8日，克拉克将军拜会了李承晚，发现这位总统失望和愤怒交集。克拉克和李还是各执己见。李说：“我永远不会接受他们坚持的这些停火条件。大韩民国将继续打下去，即使这意味着自杀也罢，我要带领他们打下去。”　　克拉克试图向他重申，华盛顿一向支持李的正当目的，但已决定按照目前的条件达成一项停战协定。他提出是否有可能把不遣返的战俘转移到象巨济或济州这样的岛上。李只是说今后他将自由采取他认定适当的任何行动。　　 “你的意思是撤销我对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吗？”　　 “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李说，“但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会事先同你商量的。”　　在华盛顿，现为中校及在负责处理日本和朝鲜的战略情报的部门中任行政官员的詹姆斯·豪斯曼，在星期日凌晨被叫醒，奉命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李承晚万一可能采取的四种行动。他曾威胁要向到达朝鲜监督停火的印度军队开枪。“不会的，”豪斯曼写道，他也许比任何其他外国人都更了解这位总统，“他决不会这么干的。”第二种可能性，李曾威胁说，如果命令他的部队撤至事先确定的分界线，他的部队将按兵不动。“不会的，”豪斯曼写道，“那将使他的整个军队有被歼灭的危险。”第三种可能性，李会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吗？“他决不会签字的，”豪斯曼断言，“他要在历史上留名一直反对下去，不断强调他的观点：‘你们不能同共产党人或胆小鬼共事。’”第四，李敢不敢释放北朝鲜战俘？“敢，”他写道，“他肯定美国人真的希望他这么干。”　　但豪斯曼的结论没有引起重视，他写的那张纸被束之高阁。　　第二天，元容德将军召见了韩国宪兵司令肃楚岩准将、他的执行官和行动处处长宋有顺上校。首先他们必须发誓：“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将在会上讨论的任何情况。”元说，这个计划必须在绝密情况下执行，连国防部长和白参谋长也不让知晓。他还说，包括他个人在内，谁都不能肯定大批释放北朝鲜战俘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　　肃将军说他不能对随之肯定出现的严重后果负责，要求允许他离开房间。但他首先得再次发誓保守秘密。作为副指挥官的宋上校将负责这次行动，他没有表示异议，尽管他似乎明知当宪兵队单方面释放北朝鲜战俘时第8集团军和宪兵队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　　第二天早晨，中国军队突然从地下掩体出击，向韩国2个师发动了进攻。韩国军队伤亡惨重，一步步退至防守强固的阵地。4天后，志愿军再次发动攻击，这次是全面进攻，在这次战争以来最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前推进，打垮了韩国第5师和第8师。波茨报道说：“猛烈的几乎不间断的大炮炮弹倾泻到韩国军队的阵地上，韩国军队在攻击下退却。”第二天，美联社报道：“今天韩国第5师和第8师在中国军队潮水般的猛烈进攻下全线崩溃，中国军队推进到朝鲜分界线沿东部中央前线一条30英里宽的突出部达2英里。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部加强了新闻检查制度。”　　毛和彭使敌人大吃一惊，获得了有价值的地盘。在这次危机中，第5航空队和美驻远东空军轰炸机指挥部对共军的供应线和前线部队进行了这次战争以来最猛烈的轰炸。尽管谣传李承晚计划要对釜山附近的战俘营发动一次袭击，克拉克仍不敢从战区抽调任何美军，他担心中国军队进一步推进。　　在征得五角大楼的同意后，克拉克采取了故意的冒险：李承晚是在吓唬人。克拉克手上仍持有李亲笔写下的由联合国军全面指挥所有韩国军队的委任书。他还刚刚得到李的保证：李只有在事先通知并同他进行全面磋商后才会从联合国军中撤出韩国军队。没有外界的帮助和韩国卫兵串通一气，大批释放战俘是不可能的。　　泰勒将军同意克拉克的判断。到15日，由于伤亡惨重，对韩国军队的压力有所放松，泰勒认为这是敌人最后一次欢呼。现在泰勒和克拉克最关心的是制定出停战协定的最后细节 ——确定最后分界线，沿分界线在两军之间划出一块缓冲区。到17日，尽管参谋军官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但在板门店的每一个记者都获悉已达成协议。克拉克将军个人估计，停战协定将在战争爆发3周年纪念日那天签署。　　但汉城的美国大使馆却深为不安。那天，李承晚召见了美国大使埃利斯·O·布里格斯，交给他一封给艾森豪威尔的回信，在那封信中，艾森豪威尔提醒李有必要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李首先对美国愿意提供援助和签订相互安全条约表示感谢，尔后又提出，接受美国的上述援助是否意味着大韩民国将不得不同意签署一项停战协定。　　那天晚上，李承晚陷入一生中最大的困境。他欠美国人的很多，且与美国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很好。但他怎样才能在父老乡亲们面前不丢面子的情况下改变自己反对停火的率直的、不可改变的立场呢？另一方面，释放北朝鲜战俘肯定会使同美国的关系紧张起来，即使他敢肯定大多数美国人会对他的行动暗地里拍手叫好。　　但情况已无可挽回了。在宋上校的指挥下，已经在朝鲜半岛南端关押着36000名朝鲜战俘的集中营里秘密做好了准备。在釜山附近的9号和2号集中营里关押着7097名战俘。午夜零点，桑永昌（音译）中校率领一支韩国宪兵特别行动队潜入9号营，把铁丝网剪了4个20米宽的口子。与此同时，6名宪兵解除了拘留室里两名美国卫兵的武装。6月18日零点一刻，桑中校带他的人进入已把战俘集中起来的集中营。他很严肃地说：“我奉宪兵司令部指挥官命令，临时占领该战俘营，释放所有你们这些反对共产党的战俘！”　　战俘营里所有的灯光都被熄灭了，约4000名战俘悄悄地出了战俘营，成了自由人。美国人直到凌晨一点才获悉越狱之事，但四周一片漆黑，他们无能为力。在附近的2号营，战俘们直到凌晨2:40才被释放。那时美国人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只有几个战俘跑了出去。　　在西边的光州地区有1号、2号、3号3个战俘营，关押着10610名战俘。釜山的零点就是那里的两点。3个战俘营里的反共战俘头儿在傍晚就已被元将军的副官通知要释放他们。他们要向他们的人念如下指示：“我们解放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李承晚总统已命令元中将在6月18日凌晨两点释放我们。到时候你们只需从朝鲜宪兵队事先为我们打开的缺口从铁丝网里出去。有一件事你们不能忘记，在宪兵的带领下，你们在天亮之前须走出集中营至少12公里。此后朝鲜国民警察会照顾你们的。”　　临近半夜时，负责宽子湾（音译），所有3个战俘营的指挥官韩昆（音译）中校开始从里面剪断铁丝网。与此同时，朝鲜宪兵悄悄切断外面的铁丝网。凌晨两点，山上射出一道手电筒的光示意零点到了。在此之前，韩中校已命令卫兵放出了2／3的战俘，然后放起火来，假装是防止越狱。但这堆火点早了，惊动了美军卫兵，一名朝鲜卫兵和5个逃跑的战俘被击毙。即使如此，等集中营的美军指挥官4点钟到达出事地点时，发现集中营里仅剩下10160名中的165名战俘。这极少的人是重新被抓住的。　　在北边的论山有关押着11038名战俘的6号集中营，釜山的零点也是这里的两点。3个集中营有两个已做好了准备。但1号营里的人知道计划太迟了。只有1／3的战俘逃了出去，而2号和3号营则有8600多名战俘在黑暗中逃掉了。惊愕不已的美国兵报告说：“他们在逃跑后30分钟内就消失在论山城里，他们肯定长了翅膀。”　　论山的美军指挥官由一开始的震惊和迷惑变成了愤怒，他真真切切地相信他被韩国人欺骗了，特别是被第3公安营营长洪尚荣（音译）中校给耍了。“我的部下所做的一切我要负全部责任，因为这是我的失职，”洪中校镇静自若地说，“但我敢保证这不是上级的指示。”而后他又说：“我不是在作为一名负责看守战俘的营长讲话，而是在作为一名大韩民国的公民在讲话。你们必须记住，今天凌晨重新获得自由的战俘以及未能阻止他们大批逃跑的我的部下都是我的朝鲜同胞。如果你们理解这一点，我想你们就不会责怪我对他们的同情了。”　　马山、永川、富坪和大邱一些小集中营里的战俘们也逃掉了。总共有27000多名战俘不仅逃了出去，而且躲藏在友好的人家里。被重新俘获的不到一千人，死了61个人。　　克拉克将军在早晨6点被叫醒。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用美军换掉了战俘营里的南朝鲜卫兵。一个半小时之后，元将军通过电台向公众宣布，韩国卫兵是在他的指挥下放走战俘的。他呼吁人民“帮助保护这些爱国青年。”当天早晨晚些时候，李承晚宣布；“根据日内瓦公约和人权原则，这些反共的朝鲜战俘早就该释放了。我同许多联合国机构谈起过我们释放这些战俘的愿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情我们，也同意我们的原则。但由于一些国际矛盾，我们把这些人关得太久了。”他说，因此是他自己下令释放他们的。“我之所以没有同联合国军司令部及其它有关机构全面协商就这么干，其中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就不用我解释了。”　　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恼火。他打电报给李承晚说，释放战俘显然违背了他最近向克拉克和泰勒所作的在事先磋商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诺言。“除非你准备立即坚决地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指导并结束目前的敌对状态的权力，否则就肯定会影响其它安排。”作为朋友，艾森豪威尔希望李立即纠正目前的局势。“我将相应地把这封电报公之于众。”　　联合国军新闻机构简短地宣布，有近25000名坚决反共的北朝鲜战俘逃出了集中营，但在包括李承晚总统在内的韩国高级官员发表了讲话之后，很显然这次行动是经过高层人士的秘密策划和精心安排的。美军人员对阻止这次集体越狱尽了各种努力。　　这是事实。但全世界，甚至盟国之间都怀疑这次轰动世界的越狱事件肯定得到了马克·克拉克和其他美国领导人的默许。合众社的波茨把这次行动描述为“阻碍停火的最大胆的行动。”在几小时后的一条新闻电讯里，波茨更加直言不讳：“马克·克拉克将军有意冒险让韩国卫兵看守关押反共战俘的集中营。他从李承晚的嘴里和南朝鲜政府的声明中知道李不想让‘爱国’的北朝鲜战俘受建议中的中立国委员会的照顾并再次受到共产党特务的教化。”　　波茨是对的。克拉克曾担心过会发生集体越狱，而且像豪斯曼一样，向五角大楼提出过警告。但这位将军对这次密谋的细节，一无所知，对它的成功大感震惊。哈里森立即向南日通知了释放战俘之事，把全部责任推到李承晚政府身上。但南日及其助手们都肯定这次密谋是李承晚和联合国军之间“有意的默契”。　　虽然北京同意南日的看法，但其对美国人言辞上的攻击只是表面文章。他们真正担心的是李承晚的行动可能危及停火谈判，他们要求在汉城使停火流产之前尽早达成协议。　　美军士兵还在试图找回逃掉的北朝鲜战俘，但只找到了一小部分，因为南朝鲜人已把他们混在他们的家里。搜寻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对美国人来说，所有的朝鲜人长得都差不多，而且战俘们现在穿的是老百姓衣服。　　到处都在不断谴责李承晚的行动。温斯顿·丘吉尔把它称之为“背叛行为”，并坦率地声称，联合国军无意替李承晚征服朝鲜。华盛顿处于惊愕、愤怒之中，这一事件在白宫讨论了很长时间。美国处于窘境。艾森豪威尔回忆说：“我们现在无法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同对手讨价还价的砝码。”　　然而艾森豪威尔相信局势还可以挽救，他得到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支持。杜勒斯强有力地表明了他的观点，即如果共产党像他想的那样希望停火的话，他们就会宽容李承晚的鲁莽，并将很快在他们得到适当保证的一项协议上签字。　　第二天，彭德怀和金日成给克拉克将军写了一封信，提出如下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在朝鲜停战究竟还包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如果不包括，何以保证南朝鲜方面执行停战协定？”信的末尾写道，如果包括李承晚集团，“那么你们方面必须负责立即追回在逃的战俘——指那些被释放并被强迫留下来抓进南朝鲜军队的战俘。”　　相信毛泽东还是非常想停战的美国外交官们希望这个声明只是一个想做成一笔好买卖的策略，但其中有些人暗地里为李承晚鼓掌，因为他的铤而走险的行动省去了不少时间和烦冗的文书工作。第41章　和平时刻作者: 托兰点击: 2833 投票: 8（1953年7月8日－1953年9月6日）1　　李承晚的叛乱引起了一系列问题，艾森豪威尔不得已只有派特使前往朝鲜控制这位易于冲动的总统。国务卿助理沃尔特·罗伯逊被选中。人们感到罗伯逊文雅且通情达理，他的舒缓、圆滑的嗓音能够驯服像李承晚这样性情古怪的人。　　当李承晚和罗伯逊在汉城总统府争吵不休的时候，板门店的僵局还在持续着。但是在7月8日事态有了起色。在回复克拉克的一封信中，共产党人同意再次举行谈判。　　最后，于7月10日，即和平谈判的二周年纪念日，双方在板门店再次会晤。哈里森将军说，联合国军随时准备签署停战协定。但是，如果韩国军队在停战之后有任何侵略行为的话，联合国军将中止对南朝鲜的所有援助。这次会晤在没有出现争吵的情况下顺利结束了。　　翌日，罗伯逊终于说服李承晚答应不再阻挠执行停火协定。作为交换条件，罗伯特和李承晚签署了相互安全条约，并保证向李承晚提供长期经济援助。除此之外，李承晚还得到另外的奖赏。美国总统派遣的特使和他进行了两个多星期的会晤，这使他在亚洲的知名度大增。　　李承晚已向全世界宣称韩国政府并非傀儡政府，但是7月13日（第二天）晚上，他的部从蒙受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最猛烈的一次袭击。彭德怀为了向美国人表明中国人民志愿军仍然强大无比，足以使战争持续下去，发动了第二次进攻，中国人民志愿军攻击了韩国军队的4个师。　　 “蜿蜒的战线上炮声不绝，响了整整一个晚上，韩国军队坚守住了一部分战场，而在其它地方，韩国军队或屈降，或受围困，”合众国际社记者报道说。　　前沿阵地连连崩溃失守，到14日晨，共产党的攻势扩大到6个师，韩国急忙派出6个师，协同美军第3师作为抵抗主力，开赴战场应战。　　合众国际社记者说，有关共产党再次进攻的报道非常简略，一方面因为实行新闻封锁，另一方面这次战斗的性质也令人迷惑不解。14日下午，共产党又再次发动进攻时，联合国军的步兵部队措手不及，被迫把盟军战线收缩到一个仅20英里长的狭窄高地上。南朝鲜4个师丢下成千上万的卡车、坦克、大炮，被迫撤退。撤退过程中，许多部队失去了联系和运输工具。　　至此，克拉克相信了“共产党这次凶猛的进攻的主要目的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目的的话，是想给韩国军队一点颜色看，向他们及全世界表明‘北进’并非所说的那么容易”。　　毛泽东已证明了这一点。从6月到7月间，联合国军死伤50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士兵。尽管共产党方面的伤亡也很大，但共产党的兵源补充却是源源不断。　　在板门店，共产党人正在等候战斗的结局。南日仓促接受了联合国军司令部将监督韩国军队停火的保证。哈里森敦促联合国军方面单方面暂时休会，直到共产党人意识到他们再也得不到更多的保证和允诺为止。共产党的大规模进攻已表明他们对达成一项停火协定并不认真，哈里森现在有理由离开。但出乎他的意料的是，第二天共产党的代表提议暂时休会到7月19日。　　当哈里森和他的助手们19日返回板门店时，对方已为会谈作了充分的准备。战线重新稳定下来，这次大规模进攻以双方死伤惨重而告终。　　南日对有关分界线等一系列问题仍持有异议，而协调这些最后争议的任务落在了参谋们的肩上，而甚至连哈里森的最悲观的参谋人员也感到“前景令人鼓舞”。　　第二天，双方着手修订分界线。双方都想占有更多的地盘。经过3天的讨价还价，有关分界线的草图拟完了，到7月25日，所有的细节问题都已解决。翻译们受命翻译两天后双方即将签署的停火协定。不过，仍有其它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共产党为庆祝停火协议的签署而特意修建的大楼已经竣工。当克拉克知道共产党在大楼入口处画了两个巨大的蓝白色相间的和平鸽的油画（这是临摹毕加索的油画而成的）时，他打电话给哈里森说，除非两幅油画被撤掉，否则，联合国军将不会在庆祝会上露面，因为和平鸽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结果，毕加索的和平鸽被涂掉了。　　经过又一次的讨价还价，双方最后通过了有关文件。首先由哈里森将军和南日将军在板门店签署，几小时后最高司令官——彭德怀、金日成和克拉克将分别在各自的总部签字。　　 7月27日星期一，近10点的时候，联合国军和共产党代表陆续进入新建的T形和平塔。凯斯·比奇注意到联合国军成员在墙一侧的席位上就坐。共产党代表坐在对面神态严肃而冷峻。“北朝鲜代表佩带金色肩章，穿蓝色的带红条纹的裤子。与之形成对照，中方代表身着灰色制服，未有任何饰物，显得非常肃穆。”　　 10时正，哈里森和南日步入大厅，他们在铺着绿色桌面呢的桌子旁就坐，然后签上各自的名字。比奇回忆说：“挑选演员的导演再也挑选不出另外一对像他们这样形象迥异的人了。哈里森短小，长相平平，他本来也许应该是一位浸礼会教士，他的衬衣领敞开着，胸前没有佩带任何勋章。南日则年轻多了，身材高大，表情冷峻，是一位典型的美男子。”　　两人在18份停火文件上签了18次名字，但相互未说过一句话。“我听见远处大炮的轰鸣声，这是驻守板门店战线的海军陆战队在最后示威。”比奇回忆道。停火拖了近12个小时才得以实现，因为共产党的通讯设施不好，花了很多时间向其各部队传达指示。 “当仪式结束时，哈里森和南日又像木偶人一般从座位上站起来，步出了大厅。战争终于正式结束了，尽管是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结束了。”　　下午一时，马克·克拉克钻进汶山苹果园的军营戏院。戏院已挤满了军官和士兵，克拉克在舞台前一条长桌旁坐下。拍摄现场的新闻和电视摄像机的灯光非常强烈，令人难以忍受。克拉克在签了18次名字后，宣读了一项声明：“此时，我感到的并不是狂喜，相反，我想祈祷，我们也许能够成功地通过困难的努力使这次停火能真正有利于人类。如果从这一刻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的话，那就是在我们等待希望的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拯救需要不懈的警惕和奋斗。”　　他很庆幸这场杀戮已经结束，但同时他认识到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在他的一生中是不会结束的。朝鲜战争仅仅是在自由世界的周围地带所进行的一场劳民伤财的小“战斗”，敌人仍还没有被打败。　　彭德怀在签署停战协定时，他正在这样想：“既然我们已经这样干了一次，这表明在未来我们将一次又一次成功。对于我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快乐庆祝之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抗击了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北朝鲜人民以及人民军在三年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形成了同志般的情谊，这种情谊更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我们的国际主义感情。”　　那天晚上夜幕渐近时，乔治·S·巴顿上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指挥官的儿子，第140坦克营A连连长——注意到敌方发射的炮火明显减弱。前沿阵地的战火都在逐渐平息下来。但乔治上尉和附近的人仍保持高度警戒状态。他们并不相信中国人。“我们都认为在整个前沿阵地我们将遭到对方一次猛烈的攻击。到了晚上7点钟，整个世界万籁俱寂，似乎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会觉察到。” 这种寂静持续了两个小时，然后敌方阵地上空升起了绿色的信号弹。信号弹还未升至最高点，它散发的光芒便照耀了整个弹痕累累的战场，炮弹随即从敌方阵营飞扑过来。整个前沿阵地的北部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数以千计的大炮和迫击炮炮弹发射过来，爆炸声此起彼伏。巴顿召集他的部下，命令他们仅向固定目标开火。他说：“我告诫他们要坚守在坦克里待命，其实也用不着我最后下这道命令。但是在整个这段时间，我们驻守的阵地上实际上并没有发一枪一炮。”　　大约9点半时，一串红色的信号弹升至天空。“就像关上厨房的煤气炉子一样，战火骤然停止。一瞬间，战场又是死一般沉寂，让人揣摸不透，偶尔能听到受伤的韩国士兵痛苦的呻吟声以及部队下级指挥官嘈杂的说话声，”巴顿说道。从美国军队驻守的山头那边升起白色的信号弹，猛烈的炮火击中了中国军队的阵地。“炮声震耳欲聋，令人难以忍受。”巴顿接着说道。　　比奇正在前沿的海军陆战队指挥所。迫击炮和大炮不断地怒吼着，士兵们蜷缩在战壕里。现在与其说是一场战争的结束，还不如说是一场战争的开始。离美军哨所最近的中国军队仅在35码之外的一个以赫迪·拉马尔的名字命名的哨所。一名排长向连长肯尼思·麦克莱思上尉报告说：“敌人在哨所上面走动。”上尉命令打开探照灯。比奇出去查看。哨所被探照灯照得如同圣诞树一样发光。但除了一辆炸毁的坦克黑色的残骸之外，比奇什么也没有看到。　　有人说道：“距停火只有半小时了，中国军队再也没有时间发动任何作战行动了。”　　 “他们是想利用这最后的时刻发起攻击，”另外一个人反驳道。　　比奇又听到电话话筒里有人请示的声音：“敌人正在‘石头城’上走动，他们没有射击，也没有干别的事。我们怎么办？”　　 “我们为什么不向他们开火？”一名战地卫生员说道，“离停战还有25分钟。”　　 “我再说一遍，不许开火，”麦克莱思上尉在话筒里说道，“除非敌人从我们的堡垒缝隙里钻进来，21点45分后不许再开火。如果敌人真从堡垒缝隙里钻进来，就用你们的刺刀。”　　 “蠢驴，用刺刀！”有人嘟哝着。　　晚上9点45分，每个人都走出哨所，站在战壕里。他们注视着仍被探照灯照得通亮的“赫迪”哨所。一只遭惊吓的鸟，看到黑夜突然变成白昼，慌忙躲过探照灯的光束。死一般的寂寞再次降落在前线。所有的武器都停火了。海军陆战队员从掩体里蜂拥而出，毫无顾忌地站在月光下，注视着对面哨所上的敌人，而仅仅五分钟前，这样暴露地站着是必死无疑的。　　 “山谷里吹过的凉风吹拂着我们的面庞。一只蚊子在我耳边嗡嗡飞着。云块飘过，露出一轮圆月。”　　 10时正，射击检查官迪克·威廉中士发射了一颗白色的信号弹。紧接着发射的信号弹将天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但是，中国军队一方则始终是一片黑暗。欧内斯特·麦克法兰中士接到命令要捡起空弹壳，准备后退二千码。　　 “这一切似乎都出人意料，”麦克法兰中士喃喃自语，“战争以这种方式结束似乎总觉得不太对劲。”　　不远处，海军陆战队下士马丁·拉斯能够看到白色、红色、黄色的信号灯照亮了整个山头。美丽的圆月悬在天空上，如同中国的灯笼一样漂亮。他看到士兵们出没于掩体，一些人头戴着钢盔，身穿防弹背心。我们首先听到的是从驻守天军里（音译）墓地后面的中国军队驻地上传来的一阵刺耳的尖叫声，中国军队在唱歌。战壕下大约一百码处，有人正在放声高唱海军陆战队的颂歌，别的人也在随声附和，大声唱着歌词，唱出的调子各不相同。宽阔的水稻田对面，人们划着了火柴。后来中国军队慢慢走到山底，把糖和手绢作为礼物放下。山上面的美军呆呆地看着这一切。他们奉上级命令，不能和敌军亲善。　　乔治·S·巴顿中士 [ cdhyy注：前面说是上尉。 ] 在他的驻地想听受伤的韩国士兵的呻吟声。那个美丽的夏天晚上他所听到的全是盛满米酒的酒杯的砰砰撞击声和人们的狂欢声。2　　在最南边，靠近三八线的前沿阵地，北朝鲜农民最先在黎明之后听到停火消息。他们于是向开城涌去。男的穿着雪白的盛装，女的穿着用各种色彩的丝绸做的传统的裙子。通往城镇的路上挤满了兴高采烈的游行队伍。人们敲锣打鼓，一边跳，一边高喊着。快到正午时，他们来到了开城。他们和城镇市民聚集在城镇的主要广场上。在他们的头顶上，五彩缤纷的旌旗正随风飘扬。　　中午，喇叭里传出了金日成在平壤举行的庆祝胜利大会上的讲话：“亲爱的同胞们，兄弟姐妹们，官兵们，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亲爱的同志们，尽管美帝国主义动用陆、海、空三军，配以现代化武器装备，联合了他们的同盟军，但是他们还是被击败了，在人力、物力方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当金日成说他相信国际上会为朝鲜的重建予以援助时，人群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朝鲜属于朝鲜人民，”金日成说道，“它将继续属于朝鲜人民。”　　但是在南部却没有举行任何庆祝活动。从釜山传来美联社的报道：停战消息在这个临时首都受到出人意料的冷遇。“这里人们既没有感到欢欣鼓舞，也没有高呼反对停战的口号。当南朝鲜议会的议长曹奉岩被要求发表个人看法时，他感到非常恼怒。”　　美国的气氛也同样很冷淡，“这个国家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合众国际社从华盛顿报道说，“没有公众集会，没有狂喜，街道上没有出现任何庆祝活动。” 这种胜利并不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和盟军在欧洲伟大的十字军讨伐中所获得的那种胜利。一些有影响的国会议员批评了停战条款，而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说了一句话表达了许多人的思想情绪，“美国遭受了一次巨大的失败。”　　艾森豪威尔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这场战争的结束还是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满意。但是，他们的满意之情逐渐减弱了，这是由于艾森豪威尔的无法排遣的疑虑造成的，即除非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斗争的根本冲突一天得到解决，任何和平谈判都不可能统一朝鲜。不过，毕竟三年的英勇奋斗、挫败、沮丧和流血牺牲终于结束了。3　　马克·克拉克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共产党人仍关押着3404名联合国军战俘，其中944名是美国士兵。使他感到棘手的是如何不用向共产党放一枪一炮，而要回自己的人。　　为最终交换战俘，联合国军方面精心制订了“大转换行动”。交换时间定在8月5日，而在此前几天，人们就明显感到实施“小转换行动”的自由门的旧址太小了，无法胜任将持续一个月之久、每天接纳400多名战俘的交换活动。新选的地址是靠近汶山的自由村，原是一个旧军用仓库，后被改建成为第11后方医院，工作人员来自人们所熟知的一个陆军流动外科医院。　　 8月5日晨，执行交换行动的部队指挥官、海军陆战队上校艾伯特·梅茨对这个场地作了最后检查。他必须负责交换场地一切工作的顺利进行。他在这种场合出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本人在二战中就是一名战俘。　　越过临津江向北约15英里，被派遣到临时接受和控制指挥部的海军陆战队员们正恭候在板门店附近著名的和平塔那儿。交换协议明确指出交换仪式于早晨9时开始，在此前五分钟，三辆苏制吉普车（每一辆乘有一名中国军官和两名北朝鲜军官）在卡车和救护车的伴随下驶出了和平走廊的共产党一方。　　 “海军陆战队，开始行动！”一位将领高喊一声。护送的军队停了下来，海军陆战队员们则开始叫战俘的名字，瘦削、阴郁的战俘们从卡车上下来，转送到军营帐篷里。直升飞机上满载着担架飞往陆军流动外科医院。病情稍轻一些的战俘们则被救护车送到了自由村接受治疗。　　经过透视后，健康状况较好的战俘又到人事处接受询查，人事处对他们迄今为止的军旅生活作了记录。之后，这批战俘被获准接受新闻采访。一群记者和摄影记者已在焦急等待。两名海军陆战队的战地记者也出现在采访现场。美陆军中士理查德·E·阿诺德看到接受采访后归来的战俘都很坦然，只有少数人显得有点忐忑不安。“这是他们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小时，很多人说他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些人明显地颤抖，还有一些人则惶恐不安。但是，他们所有的人因为知道自己已重获自由便欣喜若狂。”他们谈的很少。　　南归的战俘们秩序井然，而北归的战俘们则喧闹不已。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儿子西奥多·科南特拍摄到这一场景：当北归的战俘们被抬上卡车时，他们向周围看守他们的士兵破口大骂。他们撕破身上的美军制服，把他们身上穿的美军上衣、裤子，靴子脱下扔到大路上。许多人一丝不挂，只在腰间围了一条毛巾。他们情绪高昂，高唱着爱国歌曲。　　到达共产党控制区的第一辆救护车载了10名北朝鲜战俘。车门打开后，每一位瘦弱的回归者手里都拿着一面国旗。他们用嘶哑的声音唱起了《金日成将军之歌》。他们眼里充满了对迫使他们来到这里的美国人的仇恨，越来越多的卡车和救护车载着回归的战俘们抵达这里，战俘们的情绪表现无不相似。他们一下车，就被护送到帐篷里，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受到了烟、茶的款待。中国、北朝鲜的记者一见战俘们下车就紧随其后，进行采访。4　　杜安·索伦，直升飞机的驾驶员，坐在载着联合国军战俘的开往板门店交换地的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上。在火车开动之前，他就听到前几列车厢传出的喧叫声。部分喊声出于欣喜，更多的则明显是对那些“进步”分子的仇恨，因为这些“进步”分子替共产党干事，在战俘营里称王称霸。现在这些“进步”分子被这些早就伺机报复的愤怒的战俘们围攻了起来。　　甚至当火车启动后，在火车钢轨的“卡嗒，卡嗒”声中也可以听到一阵阵的辱骂声。而杜安·索伦乘坐的车厢里，人们在静静地交谈。到晚上，所有的人都进入酣睡状态。当太阳徐徐升起时，索伦醒过来了。他感到一阵阵颠簸，象是坐在一艘轮船上。向外望去，他发现列车正在横越一条大河的高架桥上行进。“整个列车顺利通过了桥，但是，并不是车上所有的乘客都安然无恙地通过了。一节节车厢里的乘客从窗口伸出脑袋，传说有两名著名的 ‘进步分子’在火车从桥上呼啸而过时离开了火车。”很显然，这两名“进步分子”是被扔出火车的。过了一会儿，有话传到了索伦乘坐的最后一列车厢，“谁也无法知道，当这两名‘进步分子’被扔出车厢，尚未掉进大河之前，是否有时间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　　火车在平壤停了近一个小时。北朝鲜士兵围成一道坚固的防线，把蜂拥而至的市民们阻挡在一百码远的地方。突然一位士兵离开防线，甩下他的带红星的帽子，向那列火车跑去。随着一声令下，约8名或是10名北朝鲜士兵紧随其后，在距火车上美军战俘伸手准备把他拉上火车还差20码远的时候，逃跑的士兵向后一歪，一下子摔倒在地上。追赶他的士兵，又踩又踢使他不省人事或是一命呜呼，然后又把他拖到人群前展览示众。　　在平壤南部几英里的地方，火车停在一座被炸毁的大桥旁，战俘们挤进了停候在那里的卡车，卡车很快开到了离开城很近的集结待运地域。令索伦感到吃惊的是他的帐篷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简陋，而是有点奢华。帐篷里安置着双层弹簧床，他们看来不用再睡在地上了。　　索伦在穿过三八线后，一想到他将面临的繁杂的任务，他那份对自由来临的喜悦之情就减弱了。他必须马上向陆军情报局汇报内勒·富特中尉以及他的上司对索伦和海军高级将领慌报军情的恶劣行为，而索伦本人则并不想报复富特。陆军情报局现在肯定会认为他患了精神病，会对他采取相应措施。但是他的上司必须受到责问，因为是他向索伦肯定富特富有经验，可信赖，而且富特本人声言他对人情、地理环境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这使得索伦的上司更认为富特能胜任其职。但实际上他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　　 8月30日晨，索伦和另外约50名战俘坐在地上，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的一位看守官上最后一课。随后，让他们上了三辆小卡车，带到了南部。一路上他们看到美国军用卡车上挤满了运往北部的共产党士兵。这些红色战士经过美军的卡车时，随着令下，纷纷扔掉手中的衣物，向美军大叫。约过了数英里后，这三辆卡车转了个弯，退到一个简朴的拱门前，拱门上写着几十大字：欢迎来自由门！　　蔡，一位身材矮小堪称索伦的战俘营里最优秀的翻译急步上前，试图比较正式地向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呈上回归战俘的名单。但是，上尉一下从翻译手中抓过名单，走上前，熟练地叫起了名单上的名字。　　当每位战俘从卡车上走下来时，一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便在一旁握住他的手，护送他走到拱门口。“欢迎您回来，头儿，”护送索伦的士兵说道，“您感觉怎样？”　　 “您好，下士，很高兴回到这里。”索伦摸着年轻海军陆战队队员宽厚的肩膀感到很高兴，同时情不自禁地感觉到自己身体很虚弱。　　医生初步进行了检查，在从“失踪”官兵资料中核实了战俘的名字后，索伦以及其他几个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被安置在接待室里、受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伦道夫·佩特将军的欢迎。有人给他们端上了饼干，冰激凌等茶点。　　佩特打开了一个略有些扯碎的雪茄烟盒。烟盒内装着一个海军陆战队飞行中队的飞行员们从他们的军服上摘下的十几对金质空军徽章，用来赠送给每个从战俘营返回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本来还计划将赠送空军徽章的仪式拍成电视。但是，当佩特将军带领众人走向拍摄室时，一名助手告诉他由于所有这批归来者都说他们不愿见新闻记者，拍摄计划就无法实现了。　　短暂的沉默之后，索伦代表全体归来者说：“我和其他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员在等待交换战俘时都一致决定我们不愿在战俘交换地与新闻界会面，因为敌人将《星条旗报》的许多复制品带到战俘交换地；我们已经看到了新闻界根据与已归返的战俘们的会谈而发表的那些荒谬文章。现在，如果让摄影机拍摄佩特将军给我们戴空军徽章，无异于给记者们提供机会让其错误引用或夸大我们将要说的话。那些自愿从胸前摘下军徽让佩特将军戴在我们身上的飞行员应当被邀请来参加这个仪式。我想美国国内的人们应该看到和听到的是这样的实情，而不是他们从以前的新闻报道中得知的废话。”　　佩特将军再也没有说话，只是暗示人们跟着他走进摄影室。赠送徽章的仪式过后，每个归返者便有机会单独见到佩特将军，向将军汇报任何他认为应该立即予以报道的事情。索伦向佩特将军汇报了两件事情。第一，一个很有名气的通敌分子那天跑掉了。要不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上尉劝阻两个被通敌分子出卖的士兵不要在战俘交换地杀死他，那个卖国贼早就活不到那一天了，但是，他要活着渡过太平洋是不可能的。索伦和海军陆战队的上尉关心的并不是这个卖国贼的命运，而是担心如果那时有好人将那个卖国贼除掉的话，日后是否会受罚。　　第二，索伦简单地告诉佩特将军说他自己之所以没有完成任务是由于美国陆军情报局的两名官员造成的，他认为这两名官员的上司应该立即听取他详细的汇报。佩特将军没有打断索伦的话，也没有再进一步提问题，而是指示并安排索伦绕道东京回美国，以便他能直接向美军远东司令部汇报这些情况。5　　在过去的两年里，“反动的”联合国军的战俘们挫败了北朝鲜和中国审讯官想要教育他们的企图。战俘中意志最坚定的莫过于西奥多·R·哈里斯上尉，他是B－ 29轰炸机的飞行员。他坚决不承认他曾经投掷过细菌炸弹。十个月来，他拒不认罪。为此，他经常遭到残酷的毒打，然而这类严刑拷打使哈里斯更加坚强。最后，他被押在一个火刑场的前面，行刑者递给他一块遮眼的布，但被哈里斯拒绝了。他听到一声令下“烧”，接着就是锤子咔嗒声，他立即失去了知觉。有人告诉他； “火刑只是你不坦白时给你动用的一个榜样罢了。”　　 1953年1月下旬，哈里斯被蒙上双眼，装进卡车里，带到了中国的沈阳。此时他并不知道他的整个机组人员都在那儿。虽然中国审讯官想方设法屈辱他，但他们同北朝鲜审讯官一样，也无法使哈里斯认罪。但是有一次当一名中国官员用哈里斯的衬衣来擦他的皮靴时，哈里斯终于发怒了。他不顾一切地挥手猛击那个中国军官。中国军官离开后不久，便带着一个很大的木制的盆子式的刑具返回来，盆子的四边和顶部用铁链连接起来如同一个十字架。哈里斯被命令坐在十字架的中间，十字架的四周折起来后，顶部呼地合上了。行刑者将他的膝盖抬起来顶着他的胸部，在盒子上仅留了半英寸大小的一个小洞用来呼吸。哈里斯被关在这个十字架里长达十几个小时，没有水喝，没有饭吃，也不能活动身体。每天10个小时的惩罚，如此关了10个月后，哈里斯被蒙上双眼，转移到沈阳的另外一所监狱。囚禁他的牢房的地上总有一英寸厚的水。他在这里经受了无数次审问，但始终未能使他认罪。他的“不合作”给他招致了另外一种长达14个小时的盒子式的刑罚。不过，这次增添了一些新花样：卫兵用木棍不断地有节奏地咚咚地敲击这个盒子。当他最后被放出来时，哈里斯的下半身一时已经瘫痪了。释放后的十天里，他的脑子里还响着木棍咚咚的敲击声。　　其后的6个星期，每天他都要受到军事法庭的提审。在法庭上他总是在问他们是不是在以战争罪审判他？他的问话总是得不到答复，法庭也不理睬他一再要求请律师替他辩护的请求。相反地，法庭总是问他；“现在你准备认罪吗？”“我不会认罪的，”他总是这样回答道，“现在不会认罪，将来也不会认罪！”　　最后，在1953年5月，不屈不挠的哈里斯被告知：“作为战犯，你已被查明有罪，很快就要宣布给你的惩罚了。”他被蒙上双眼后又被带回在沈阳他第一次蹲过的那所监狱。接下来会是什么呢？哈里斯在想。　　 9月1日，也就是停战后的第四天，哈里斯上尉被带出他在沈阳的那个阴暗的小监牢。有人告诉他：“虽然查明你有战争罪，但仍要把你遣送回联合国军司令部。” 哈里斯想不出他们这句话里有什么诡计。他被推进一辆等候运送武器的汽车里。在车上，他14个月以来第一次见到了他的飞机上的5个机组人员。他们不能相互交谈，但是，他们的眼睛告诉哈里斯他们经历了与他类似的苦难。他们被装上了一辆窗帘密封的火车，转移到了开城。　　 9月3日午饭前不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来到开城的博物馆，见到了被当作囚犯关押的迪安将军。一大群中国和北朝鲜记者和摄影师随同贝却敌一同来到这里。 “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他对迪安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共进午餐。这对我是坏消息，但对您则是好消息了。明天您就要回家了。”　　经过一番拍照后，迪安接受了赠送给他的两件装有礼物的包裹，一个是联合国红十字会赠给的，较大的一个是共产党的红十字会组织赠送的。最好的礼物是一个美国制造的安全剃须刀。那天晚上他刮胡子时，他想着或许他真的快要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他又刮了一遍胡子，然后同两名北朝鲜人同坐一辆苏制老式吉普车出发了。他穿着崭新的蓝色斜纹粗布做的裤子，一件红色衬衣。一双网球鞋，一件由西装改成的外套。在开城郊外，吉普车追上了许多停下来的卡车。只见车上载着一批消瘦的美国战俘。他们认出了迪安将军，便向他叫道：“嗨，迪安将军，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来是在等您。”　　吉普车停在所有汽车的最前面，迪安将军的朝鲜陪同现在换成了一位能讲英语的中国军官和一个拿着冲锋枪的中国卫兵。在等候的这几分钟里，迪安将军想着这三年的囚禁生活以及他所碰到的北朝鲜和中国的军官。“但我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些卫兵，那些下士们一方面会将毛毯披在发抖的病人肩上，数小时地护着毛毯不让它滑下，另一方面当他们看到狗被弄死时则放声大笑，他们会狼吞虎咽，饱餐一周，在下一周又可以同你一起分享他们最后的几碗米饭，他们一方面互相偷别人的东西用，另一方面又将他们宝贵的钢笔或是钮扣送给别人；他们会遵守最严格的规章制度，也情愿在寒风中步行十英里为你取一封信，因为他们知道你需要这封信。”　　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他试图总结一下他究竟从三年的囚禁生活中学到了些什么。“可能因为我天生就很幼稚，但我感到最重要的是那些看管我、同我生活在一起的普通共产党人的信条，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了他们和子孙后代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着。”　　整个卡车车队在走在晨前面的迪安将军乘坐的吉普车带领下缓缓地向板门店驶去，路边是堆放在一起的破烂衣服。路上，南下的美国战俘的卡车遇到了北上的载着将要被遣返的共产党战俘的卡车。这些战俘脱得几乎裸体，手里举着很小的北朝鲜国旗，嘴里高呼着口号。陪同迪安将军的中国军官用发音不很准确的英语告诉他： “唉，我们到达那儿时，有个中国军官会越过分界线走过来，念交换战俘的名字，只有当他叫你的名字时，你才能从吉普车上下来。”　　当吉普车缓慢地驶向战俘交换地点时，有个身材高大的美军上校快步走到吉普车前，向迪安将军敬了个礼说：“迪安将军，欢迎您回来，您现在下车好吗？”　　 “不，不行！”中国军官唾沫飞溅地说道，“只有叫到他的名字时才行！”　　美军上校转向中国军官，怒视着说：“你的权力到此终止了。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把迪安将军接过去。”说完他又向中国军官迈近了一步。　　 “不要紧，上校，”迪安说，“就让他们叫名字吧，现在再呆几分钟也没什么关系。”　　 9月6日，也就呈战俘交换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批签字承认他们进行了细菌战的美国官兵到达了自由村。弗兰克·施瓦布尔上校，联合国军战俘中官职仅次于迪安的美国军官，同其他两个飞行员一起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护卫卡车的前面。谢天谢地！他想着。洗过澡后，医生给他进行了体检，他接受了新闻界的采访。“我认为长时期的缓慢的精神折磨比急剧的肉体折磨还要难以忍受，”他告诉记者说，“你整日整夜地坐在那里。你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你要么承认罪行，要么就呆在那儿。”　　其他承认有罪的人避免正面回答问题。凯斯·比奇注意到这些战俘顾虑重重，除非安全方面的军官保证对他们不会有任何伤害的，他们是不情愿多说话的。尽管这样，他们只是断断继续地讲述了一些故事。“他们做了羞愧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很清楚，”比奇说道，“他们的问题是如何使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做这种事情。他们的神态举止就像是灵魂患了癌症一样。”　　这批战俘中说话最直率的是沃克·马胡林上校，他是最后认罪的战俘之一。比奇知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落了21架德国飞机，因而毫不怀疑他本人的勇气。他始终精神昂扬地面对比奇和其他记者，坐在他旁边的是空军联队的副队长小安德鲁·埃文斯上校。他俩都34岁，但埃文斯看起来要大好多岁。他身材削瘦，嘴不停地抖着，似乎马上就要放声痛哭。仅仅在三天前他才最后签名认罪。　　 “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国家的叛逆者，”马胡林平静地承认，“我们有些人招供了，有些人则没有。那些不招供的人应当得到荣誉勋章。”他用焦虑的目光看着埃文斯，埃文斯则像患了伤寒，不停地发抖。当记者开始向他的朋友提问时，马胡林巧妙地给予了答复。　　新闻记者忙着作记录，摄影师在不停地拍照。闪光灯闪烁着，照相机咔咔地响着。马胡林继续讲着，声音录进了录音机里，“审讯官的凶残是你们无法想象的，你们只须看看迪安就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一场磨难。”他解释了审讯如何持续到9月2日的。到那时，共产党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供词。他接着说贝却敌和温宁顿就写了认罪书。“他们把认罪书拿来，强迫我们抄写，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当然了，在共产党的社会中，那些认罪书是互相吻合的。到那时，共产党已得到各种各样的情报和资料，便能够使认罪书相互联系起来。认罪书的实质内容是相当荒谬的，任何一个小孩，只要具备起码的智力，都不会相信这些认罪书的。”他和其他人使用的是那些已经阵亡的军官的名字，或是使用很多年前便已从军队退役的军官的名字。“情况就是如此。共产党将认罪书买过去，他们以为认罪书都是好的资料。”　　比奇发现很难给这些归来的战俘下结论。“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怎样做呢？我会屈服认罪吗？我又没有身临其境，我怎么会知道呢？”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无论调查的结果怎么样，那些认罪的战俘从此就永远不会是职业军人了”。“这便是所有事情中最伤心的了。”　　同一天早上，有人告诉一个经历了许多次残酷审讯仍拒绝服罪的战俘说，他可以在开城搭乘卡车。兰克福特，那个意志坚定的英国海军军官，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运气。他兴奋的心都想跳出来了。但是，卡车并没有往南方行驶，而是向开城郊外一座大楼驶去。他们这一群战俘被带到一个佛教寺庙里。兰克福特完全绝望了。难道就因为他拒绝认罪，便会在最后一刻失去自由吗？　　黎明时刻，一位中国军人拿着一张纸来了。他们要被分成两组，移交给联合国军。那个中国军人念完第一组战俘的名单，其中并没有兰克福特。他环顾四周，数了一下还剩7个战俘。两个小时过去了，又来了一辆卡车。他真的要乘这辆卡车离开，还是又要失望一次？“我看着卡车，卡车的发动机在空转着，我心里还指望着、盘算着，如果最后还没有念到我的名字，我就会等到别的战俘都上了车之后，猛冲到驾驶室，逃走。”　　那个中国人小心翼翼地叫了5个战俘的名字。接着便停下来了。兰克福特和一个名叫科斯特洛的陆军中尉焦虑地等着念他们的名字。中国军人平静地望着他们，最后他说道：“英国海军上尉兰克福特，英国海军……英国陆军中尉科斯特洛。”两人跳上卡车，他们很快来到一个桥边，“桥的一端站着一个中国士兵，另一端则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国军警。军警在挥手表示欢迎时，他那饱经沧桑的脸大笑着。我怀疑在回答他时，我是否也笑了，我想我只是直直地盯着他。”　　他们朝桥的另一端走去，过了桥，就看到一色彩明艳的拱形门，上面写着：“欢迎回归自由”几个大字。　　北上的男女战俘们也在讲述着心酸的故事：他们没有吃过饱饭，妇女们遭到韩国士兵的虐待和强奸。一些美国士兵出同样很残忍。一个名叫金永珠的姑娘讲述了美国士兵是如何强迫一群女战俘呆在一间大屋里，剥光她们的衣服。然后将一些赤身裸体的北朝鲜战俘推进屋内。一个美国士兵高喊着：“我们听说你们共产党人喜欢跳舞，来，就在这儿跳吧。”他们把刺刀和左轮手枪对着男女战俘们。战俘开始跳舞。喝得醉熏熏的美国军官叼着雪茄烟，大笑着，用火烧女战俘们的乳房，接着施行兽欲。　　一个大学生说道；“在士兵的淫威之下，没有人会得到安全。他们甚至还强奸了一个14岁的姑娘，她本是一个仆人，却被他们当成战俘抓了起来。”在仁川的集中营，两个怀抱婴儿的母亲不断地被拿着刺刀的士兵拉走。婴儿的嘴被用东西塞住，两个母亲则被拉到美国士兵的军营里轮奸了。”　　 9月6日，也就是交换战俘的“大转换行动”的最后一天，绑架杜德行动的组织者朴相显最终乘着一辆救护车来了。当车门打开时，人们看到的是他的憔悴的脸，蜷缩的身体，他不再像个人了。“我只想光荣地死去，”当他被轻轻地搀扶到接待帐篷时，他这样大叫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想做的一切就是挣扎到最后。”有人问他杜德事件后发生了什么事？他回答说：“你知道吗？我简直难以置信，二十世纪的今天竟然还有这样惨无人道的美国人。”他讲述了强行甄别、各种严刑拷打和屠杀，以及他被捕后受到的不间断的审讯。他被单独关在一个牢房里，受到酷刑和饥饿的折磨，一直到那天早晨。6　　前一天，哈里斯上尉和他机组的五个成员被带到离开城很近的一个帐篷里，然后听了一份分别用朝鲜语和英语宣读的文件，文件宣称哈里斯和B－29轰炸机成员被带往北部，在沈阳接受了有关生物战罪行的审讯，哈里斯和他的组员已自愿认罪。　　哈里斯大叫起来：“这全是撒谎！”他要求把他的名字从认罪战犯的名单上划掉。当遭到中国人回绝时，哈里斯上尉声言他将拒绝接受遣返。他对抗中朝两方面的审讯已经一年多了，到现在也不会屈服。　　 6日早晨，哈里斯和他的组员受命要准备离开这里。这位固执的上尉端坐在帐篷前一动也不动地抽着烟。当一位翻译问他为什么不准备行装时，他回答说：“我坚决反对在恶意诽谤的情况下遣返。”他的五位机组成员被送进一辆卡车，卡车向板门店驶去。五位机组成员向哈里斯挥手告别。哈里斯也向他们挥着手，但他还是端坐在地上吸烟没有站起来。　　一小时之后，翻译和三个士兵试图把哈里斯抬进一辆卡车，但没有成功。翻译于是又乘坐一辆载着更多士兵的卡车返了回来。他们围着哈里斯，但哈里斯还是不愿意离去，除非他得到一份英文文件，表明那段叙述哈里斯承认其他美国空军使用细菌武器的文字被勾掉。 6名士兵围着愤慨的哈里斯上尉。哈里斯最终被强行带到了自由村。虽然，他的双手戴着镣铐，他还是争辩不已。他是最后一位获得自由的美国人，也是共产党为最终摆脱他而感到由衷高兴的一个人。　　这场不是战争而称为“警察行动”的战争结束了，朝鲜最终获得了“和平”，尽管这种和平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约两百万名中国人、北朝鲜人、南朝鲜人、美国人以及其他联合国军的士兵们战死在战场上。两百多万名朝鲜平民死于交战双方的炮火和暴行中。美丽的岛屿现在变成了一片废墟。幸存下来的人们在吊唁死者的同时，试图在这片余烟未散，还散发着死人恶臭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生活。　　朝鲜战争开始于1950年6月25日，地点是在三八线上，三年之后，战争结束于几乎同一个地点。当北朝鲜战俘踏上故土时，他们为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屠杀下幸存下来而欢欣鼓舞；南朝鲜的战俘们则是带着低落的情绪回到他们的故土，尽管有强大的美国的支持，他们为这场毫无决定性成果的内战的结束而伤感。金日成本人是很高兴的，尽管战争结束时的状况和开始时的状况没有任何差别，李承晚则万分沮丧，因为他的宏伟计划，即把朝鲜统一为一个共和国，实质上为他的共和国的伟大计划付诸东流了。　　朝鲜战争的特殊性质促成了南朝鲜人、美国人、北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一系列暴行。东、西方之间的殊死的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很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可能引发朝鲜和中国的内战。历史表明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莫过于这种同胞相煎的战争了。不过，暴行也培育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反抗压迫的崇高的不懈的斗争精神，例如克罗斯比神父和泽勒斯牧师表现出来的无私的精神，共产党战俘在巨济岛表现出永不屈降的精神，西奥多·哈里斯这样的联合国军战俘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概。后语作者: 托兰点击: 2833 投票: 81　　当“大转换行动”的最后一名战俘获释的时候，远在南方的关押战俘的岛上，22604名北朝鲜和中国战俘正在被装上一支由运输登陆舰组成的舰队，这些战俘大多数是反共分子。他们被告知将被运往北边的非军事区，他们在那里必须在90天的时间里就回国还是到其它庇护地做出决定。　　第一批400名战俘于9月12日到达非军事区，被带到这个狭窄无人区的南端，在那里为他们建了10个临时集中营，此为南营。在稍北的地方一个小得多的集中营里，有35名南朝鲜战俘和24名联合国军战俘，他们选择了仍然和共产党人呆在一起。在24名联合国军战俘中，有23名美国人，1名英国人。双方的“解释人”将努力劝说每一名战俘去北方投奔共产主义或去南方投奔民主。　　第一批491名反共的中国战俘按照日程安排该去专门为解释人建立的帐篷了，但他们却拒绝离开战俘营。这些人担心共产党会逮捕他们并强迫他们回中国。　　当时负责非军事区里所有战俘的印度的蒂马雅中将恳求这些固执的中国战俘：“如果你们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是反共的，你们就应该进去向解释人说清楚。”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他用几辆汽车拉上战俘头儿，让他们去亲眼仔细看一看解释人所在的区域。他们在附近没有看到任何可能会绑架他们的成群的共产党军队，只有宣过誓要保护他们的印度士兵。战俘头儿们回去后向同伴们保证出去很安全。　　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被说服了，开始排成队向16个解释篷走去，每个战俘都由一名印度士兵护送。“就像要去观看16部话剧，一下子都去了，”美国情报局的记者保罗·加维说。一名战俘刚进篷子，三名中国解释人立即站起来，弯了弯腰，笑了笑。“差不多所有第一天进来的战俘都往他们脸上吐唾沫，骂他们，当天上午就离去了。解释人则用袖子擦去脸上的唾沫，费劲地使表情恢复到常态。一到解释篷，战俘们就感到可以自由地向共产党表明他们是怎样看待他们的了。”　　在解释的过程中，一张小绿桌子后面坐着中国解释人，对面折迭椅上坐着一名战俘，解释人一边躲闪着向他们扔过来的东西，一边极力把他们的意思讲清楚。他们以一种劝导性的、友好的方式，向听他们说话的中国战俘保证，如果他们回国，将原谅其以前所有的罪过。中国马上就要统治整个亚洲了，因此他们应该回到即将获胜的一边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生活正在建立。回家吧，因为祖国需要她的儿子们。　　第一天不断有暴力事件发生。一名战俘突然站起来，抡起了折迭椅。三名解释人吓得倒伏在篷子的墙上，战俘骂他们是王八蛋，这是中文里最侮辱性的骂人的话。然后他把椅子掷在绿桌子上。　　中国解释人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样子很窘迫。联合国军人员对于这些反共奖品则喜形于色，这使得中国解释人样子更窘了。在那难忘的一天里，共有10名战俘进了去台湾的门，4名战俘在耐心地听完了联合国军方面解释人的解释后进了去中国的门。另外6名战俘热情地向共产党的解释人致意，而后往联合国军代表的脸上吐唾沫。他们从通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门出去时，受到了篷子里所有共产党人的热烈欢迎。　　向中国战俘解释的恼人的结果使共产党人束手无策，便要求让北朝鲜战俘进来，但这些战俘坚决不出集中营。　　劝说其他战俘进那些篷子费了好长时间，3个月后，只有3100名战俘同解释人谈过话，要求被遣返的只有137人。年底之前，大多数北朝鲜和中国战俘做出了选择，剩下的少数人如朱少校和朴少校等，既不去北朝鲜也不去南朝鲜，而是坚持去中立国。　　这时几乎每一个战俘营都被反共分子所控制，中立的战俘们不得不保护自己免遭被称为“昨天的朋友，今天的敌人”的攻击。　　朱所在的集中营里有个少校逃跑了，反共党团的书记便设置了袋鼠军事法庭来审讯他那伙人。第一个被抓的是朱，他不仅受到了恐吓，而且饱尝了失望、沮丧和酸苦。　　 “你们有多少中立分子？”那个书记问，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棒，“如果你说了，我们就饶了你。否则，你就会没命！”　　 “我不知道任何名单，”朱说。　　 “你认为说一句‘我不知道’就可以逃脱掉？”有人朝朱的脑袋猛击一棒，其他人连续猛击他的肩、臀部和脊背。他甚至没能喊叫就失去了知觉，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说：“也把他杀了算了。”那个书记说：“明天再审讯他，先打断他一条腿。”　　当朱来到一个篷子时，他全身疼痛难忍，一条肋骨好像被打断了，因为稍一碰它就剧烈地疼。两条腿也麻木了，肿得老高。他听到一阵尖叫声，不一会儿，一个软得象棉团的人被拖了进来。不到一小时，又有上十个人呻吟着被带进来，他们都是中立分子，都认为李承晚总统及其政府是比北朝鲜共产党分子更坏的罪犯。　　几个星期之后，朱没人扶还是不能走路，但他每天晚上按摩两条腿，以便有一天逃出去。1月10日，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闯一次。天黑之后，他躲过看守，向带刺的铁丝网猛冲过去。卫兵冲他大声喊叫，但他还是爬到了对过。两名印度士兵跑过去帮他。“你没事吧？”一名士兵大声问。　　没事？他的两只手鲜血模糊，衣服被挂成了碎条，在他走过的雪地上留下了一条红色的轨迹。“是的，我没事！”他说。当这俩士兵把他带到印度人的医院时，他失声痛哭起来。　　 10天之后，1954年1月20日，印度士兵聚集在各个集中营。当战俘们走出集中营时，他们还有最后一次向北去的机会。没有一个人犹豫：21805名战俘，兴高采烈地挥舞着自制的国民党中国和南朝鲜小旗，带着叠得整整齐齐的铺盖一直向南走去。其中有14343名中国战俘。有些人边走边敲着用饭盆等锤打成的锣鼓，吹着自制的喇叭。他们炫示般地通过检查站，最后历时15小时43分钟。朱少校和其他中立的战俘看着他们离开时松了一口气。他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通过自由大桥，到达临津江对岸，受到一支美军乐队和一幅用中文写的大幅标语的欢迎。　　北朝鲜战俘在登上汽车前往仁川之前受到了南朝鲜方面的迎接，并受到了从台湾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极为热烈的欢迎。他们拉下汽车车厢两边的帆布，以便向路两旁列队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在仁川，”保罗·加维报道说，“中国人的聚居地早已做好了欢迎准备，大街上沿途到处都是铙钹和中国乐器的铿锵声——纸龙在头上欢腾翩翩，身着传统服装的美丽少女踩着高跷向他们频频致意。思乡的中国战俘还能再要求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