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式先谈观念、回避实质问题，缓和了我们初期的接触。1972年2月，尼克松签署上海公报，替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提供蓝图。上海公报有个破天荒的特征：它有一半以上是双方各自表述在意识形态、国际事务、越南和台湾问题上面的不同观点。奇妙的是，双方见解不一的部分却给双方有同感的主题赋予重要意义。它们确认：——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正常化之进展，符合全体国家的利益。——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彼此都不在亚太地区寻求霸权，也都反对任何一国或国家集团建立类似之霸权。——彼此都不预备代表任何第三者谈判，或针对其他国家，彼此达成协议或了解。抛开外交辞令，这些协议表示，最低程度上，中国不会有任何举动加剧中南半岛或朝鲜的局势，中国和美国都不会与苏联集团合作，并且两国都反对任何国家想主宰亚洲的企图。由于有能力主宰亚洲的另一国家就是苏联，因此可以说中美已心照不宣地结盟阻止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主义（与英、法在1904年以及英、俄在1907年达成的协约没有不同）。一年之内，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了解，更加明白，也更加全球化：1973年2月双方才公布一份公报，中国与美国同意将“共同”（由上海公报中的“个别承诺”升级）“抵抗”（由“反对”升级）任何国家在“世界”（由“亚洲”升级）建立霸权的企图。仅只一年半的时间内，中、美关系由尖锐对立、孤立的情形，进展到实质结盟共御头号大敌。上海公报及促成公报之外交折冲，夸大一点来说，使得尼克松政府能够建立崭新的和平架构。美国一公布对中国开放，国际关系的模式就起了戏剧性大变化。日后，西方国家常称对华关系是“打中国牌”，仿佛紫禁城里的中国领导人之政策，可以在华府设计似的。事实上，“中国牌”从来不曾打过，也不存在。美国政策的作用是，建立一个架构，在国家利益相合时能够彼此支持。在尼克松及其策士的分析里，只要中国恐苏大于恐美，中国基于自身利益就会与美国合作。同理，中国之反对苏联扩张主义，虽然吻合美国与中国之利益，绝不是对美国施惠加恩。尼克松对于中国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的思路清晰，大为折服。周恩来一点也不要求美国在中、苏冲突上明明白白选择立场。美国借着与两大共产主义巨人都有更亲近的关系，而不是偏袒其中之一，谈判地位反倒最坚强。美国对中国开放，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个案去研究外交决策者之个性。后来视为新转折点的，通常是来自一系列不经意的行为，很难分辨何者是蓄意去抉择。由于中、美关系是在20年的完全孤立之后才发展，每件事情都是全新的，因此对日后发展都有影响。双方是基于需要而修睦，不管谁在各自国家内当家主政，都得相互修好。但是，中、美关系进展之顺利、迅速与范围广泛，都得归功于双方领导人的坚持和精明；就美方而言，更是因为它破天荒地强调国家利益之分析。毛泽东以上承中国3000年世代相袭的大一统而自信心十足。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后，此刻正要在中国外交政策上注入若干务实做法。中国数世纪以来，都以远交近攻为治夷策略，毛泽东深以苏联扩张主义为忧，在对美开放上面也师法同样的策略。尼克松不介意毛泽东的动机是什么。他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重新主动。尼克松追求他所谓的美苏“谈判时代”的来临以克服越南乱局，他不依靠个人关系，也不靠苏联回心转意，而是依靠平衡诱因，使苏联能更有弹性。美国对中国开放之后，苏联在两个阵线上受到挑战——西有北约组织，东有中共。就另一方面而言，在苏联的自信达到最高点、美国的自信沉沦之际，尼克松政府设法重新洗牌。这让苏联明白，全面战争对苏联风险太大。对中国开放之后，苏联即使发出非全面战争的压力，也变得非常危险，因为这有可能加速中、美修好的速度。一旦美国对中国开放，苏联的最佳选择变成寻求它自身与美国缓和紧张关系。基于她可能比中国有更多东西可与美国交换的理论，克里姆林官甚至想象，它可以影响美国和苏联成立对付中共的准结盟关系——勃列日涅夫在1973年和1974年两度向尼克松如此建议。美国基于新的外交政策做法，不预备在任何势力均衡态势中，去支持强者对付弱者。作为一个最有能力扰乱和平的国家，苏联应受激励去缓和已有的危机，并且避免在两面受敌之情势下再惹出新危机。中国也有能力打破亚洲均势，基于需要美国的善意对待，也应受到节制，而可以对苏联之冒进达成抑制之效。通过上述做法，尼克松政府试图与苏联解决实际问题，并且与中国就全球范围维持对话关系。虽然许多苏联事务专家警告尼克松，与中国改善关系，不利美苏关系发展，事实却恰恰相反。在我秘密访问中国之前，莫斯科在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高峰会谈这件事上就拖了一年多，迟不安排。它提出一大堆条件，才肯安排高峰会议。可是，我密访北京后一个月内，克里姆林宫就改变主意，邀请尼克松到莫斯科会谈。苏联领导人放弃逼美国单方面让步的作为后，美、苏所有的谈判就开始加速进行。尼克松是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第一位以国家利益为号召执行外交政策的美国总统。这个做法的缺点是，在美国人民心目中起不了情感共鸣作用。虽然尼克松经常提到和平的架构，架构却是一种工具，本身不会使社会的心灵激发出承诺——尤其是被灌输了美国例外论的社会。国家利益，也不像历次总统外交政策咨文所陈述的那么明白易懂。因为缺乏长久建立的传统，美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这个观念，就没有英国、法国或中国领导人那么放心。即使在最合适、最宁静的条件下，要建构尼克松式的外交政策传统也要花掉一个总统四年任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尼克松在他的第一个四年任期中，都没有太多机会进行这类启迪教育工作，因为美国社会饱受抗议示威之苦，美国政府也为共产主义威胁而忙碌不已。至于他的第二个任期，则一开始就受水门事件之困。面临被弹劾之虞的总统，不可能被接纳为重构传统思考的领袖。同时，尼克松与其策士提出的新做法，也着实不符合美国的意识形态传统。20年前，杜勒斯国务卿把他的现实主义分析，披上美国例外论的外衣；10年之后，里根总统在推动美国群众支持其外交政策时，给它理想主义的外表，但是就其运作内容而言，却与尼克松的主张没有太大不同。尼克松的两难是在于，杜勒斯或里根的论调于他都好比火上加油。若是在比较平静的时代里，尼克松取杜勒斯或里根的论调，可能又太睿智了。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新做法越是理所当然，它所回避的祸害也消退之际，尼克松（和我）的做法变得越有争议性。若无水门事件，尼克松或许能让美国接受其外交主张，并且显示出这事实上是实现美国理想主义的最务实做法。但是水门事件和越南问题使得美国无法产生社会共识，虽然尼克松在中南半岛悲剧之情境下，仍使美国居国际主导地位，他的第二个任期却目睹美国社会上下对美国在世界之角色有格外激烈的辩论，尤其是对美国应以何种态度对待共产主义，争辩特别激烈。第二十九章 国际紧张关系的缓和与不满缓和者借由退出令人心士气低落的越南血战，并且把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投注在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尼克松政府锻造出略为夸张形容的“和平架构”。美、苏、中三角关系打开一系列重大突破之门；结束越南战争；协议保证能自由进出分裂下的柏林；苏联影响力在中东地区大减，也开始了以、阿谈判程序；以及召开欧洲安全会议（后来在福特政府任内完成了）。这些事件环环相扣，大有关联。欧洲外交领域自从1961年东西势力范围确定以来已相当固化，“缓和”( detente)为它带来新的流动性、不定性。直到勃兰特(Wil-ly Brandt) 1969年9月当选西德总理之前，历任西德政府都坚持，波恩才是代表德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联邦共和国拒绝承认东德政权；任何政府（除了苏联之外）承认了东德，她就与之断绝外交关系——这就是所谓“霍尔斯坦主义”（Hallstein Doctrine）。柏林墙1961年垒起来之后，德国统一问题就逐渐由东西方谈判议程上消失，德国人追求统一一事暂时冻结起来。这几年里，戴高乐试探独立于美国、单独和莫斯科谈判的可能性，主张与东欧“缓和、协商和合作” ( detente，entente and cooperation)的政策。他的希望是，如果莫斯科把欧洲视为自由的代理人，而不是美国的附庸，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在面临与中东交恶的情势下，可能会被诱导而放松对东欧的控制。戴高乐希望西德多少能与华府保持距离，并且追随法国的对苏新方针。戴高乐的分析正确，只是过于高估了法国利用国际形势转趋灵活的能力。联邦共和国不预备背弃强大的美国。不过，若干德国领导人倒是掇拾戴高乐的观念，认为西德或许具备巴黎所欠缺的谈判筹码。戴高乐展开其棋局时，勃兰特正担任西德外交部长，了解戴高乐见解的玄妙。他记得，支持戴高乐方案的那些德国人，未能把握住形势，“（戴高乐）将军不会追求他们的欧洲核威慑之梦（他坚决反对德国参加）。他们也忽略了下述事实：他在设计缓和政策，却永远得不到联邦（即德国保守政党的）右翼之支持，实质上就多方面而言，是替我们的‘东进政策’( Ostpslitik)铺路”。苏联在1968年侵占捷克，使戴高乐的主张终止，但是够讽刺的是，却替1969年出任西德第一把手的勃兰特打开了大门。勃兰特提出当时还令人惊骇的理论：既然依赖西方国家已产生僵局，应该通过德国与共产主义世界修好之路，来追求两德统一。他力促西德承认东德附庸，接受对波兰之边界线（即奥得一尼斯线），并且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东西方关系和缓下来，苏联在两德统一问题上可能就不会那么僵硬。起码，东德百姓的情况或许可以获得改善。起初，尼克松政府对勃兰特提出的东进政策极为保留。两个德国互相引诱，她们或许到最后会如阿登纳和戴高乐所担心的，在某种国家主义的中立主张上，取得一致立场。联邦共和国有比较吸引人的政治、社会制度；共产党方面占便宜的是：她一旦获得他国外交承诺，其承认就不会被翻案，而且她握有两德统一的关键。最重要的是，尼克松政府为西方阵营的团结担心。戴高乐业已使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且自行与克里姆林宫和解，而破解了西方对莫斯科之统一阵线。华府对于西德独立自主、脱离阵营，颇为惊骇。勃兰特的方案得到动力越多，尼克松及其助手就越了解到，无论东进政策有何缺陷，替代方案仍更危险，情势业已越来越明显，霍尔斯坦主义已不再可行。到了60年代中期，波恩已修正其对东欧共产主义政府的做法，借口是他们并没有自由自行决策。然而，问题当然并非如此简单。60年代里，谁也不相信莫斯科会昕任其东欧附庸未经过重大危机就崩溃。任何源自德国坚持其国家期望的危机——或者以此名义提出而产生之危机——都极有可能使西方国家结盟分裂。没有一个盟国愿意替造成其战时生灵涂炭的德国是否统一，而出头冒战争之风险。赫鲁晓夫威胁要把柏林的通行权交给东德共产党政权时，西方盟国并未立即有所反应。同样也不例外，柏林墙的竖立，象征德国分裂，西方盟国也默认坐视。多年来，民主国家对德国统一的主张口惠而实不至，毫无实际作为。大西洋盟国的德国政策已告破产。尼克松及其策士因此接纳东进政策作为必要的政策，不过他们也认为勃兰特和阿登纳不同，对大西洋联盟从来没有感性上的坚持。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有能力打乱欧洲战后现状——美、苏两大超级强国，以及德国，如果她决定不顾一切追求统一的话。60年代，戴高乐的法国曾尝试打破原有的势力范围安排，并未成功。但是，德国身为欧洲最强大的经济体，又是在领土上遭到最大折磨的国家，如果她决定解决战后体制，其后果之严重恐怕难以忽视。当勃兰特显示出有意自行向东方阵营试探时，尼克松政府认为，美国应该支持他，不要阻挠，免得西德因而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甚至与欧洲共同体越行越远。甚至，支持东进政策也使得美国在结束持续20年的柏林危机上有着力之处。尼克松政府坚持，一定得把东进政策与柏林通行权“严格挂钩”，也得把这两个问题与苏联整体节制一并论及。由于东进政策是以德国的具体让步为基础——即用承认奥得一尼斯河国界线以及东德政权，以交换关系改善等无形的东西——勃兰特得不到国会的支持，除非他能在柏林通行权及与之相关的自由上面，获得具体的新保证。否则，柏林深入在东德境内110英里之处，随时可受共产党侵扰，而东德的主权又已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完遂了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当年以封锁和最后通牒要挟所求之心愿。在此同时，波恩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自行推进柏林问题之解决。只有美国具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抵拒因柏林孤立而潜伏的压力，也只有美国有足够的外交力量可促成柏林通行程序的改变。柏林能够在苏联控制的地区内被团团围住而又保持合法地位，是基于一个法理上的假设：它在技术上仍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个战胜国“占领”。因此，有关柏林问题的谈判必须由美国、法国、英国与苏联等四国来洽商。苏联和勃兰特——通过其极为于练的亲信巴赫(Egon Bahr) -都向华府求助，希望能够打破僵局。通过错综复杂的谈判，四国在1971年成立新协议，保障西柏林的自由，以及西方国家进出柏林的权利。此后，柏林不再是国际危机焦点清单上的对象。当它再次出现在全球议程上时，已是柏林墙拆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瓦解之时。除了有关柏林协议之外，勃兰特的东进政策也促成西德与波兰、西德与东德，以及西德与苏联之间订立友好条约。苏联会如此重视、强调西德承认由斯大林划定的边界线，事实上就显示出她的式微和欠缺安全。联邦共和国是个分裂的国家，表面上怎么会向一个核超级大国挑战？同时，这些友好条约给予苏联很大的激励诱因以节制其行动，至少在谈判及等候批准之时可以有此效果。这些条约送到西德国会审批时，苏联不敢轻举妄动，怕破坏了它们获批准的机会；国会批准后，苏联也十分谨慎，免得把西德又激回到阿登纳的政策去。因此，当尼克松决定对北越港口布雷封锁，并且轰炸河内时，莫斯科噤不做声。只要尼克松在国内政治地位稳固，缓和政策就可以成功地把东西方阵营在全世界的一切问题统一起来。如果苏联想从紧张关系和缓中收获其利益，他们也得对缓和有所贡献。在中欧方面，尼克松政府可以把若干谈判相互联结在一起；在中东方面，它却利用缓和政策为安全网，同时亦降低苏联的政治影响力。60年代期间，苏联已成为叙利亚和埃及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家，也是激进的阿拉伯团体组织、技术方面的支持者。在国际论坛上，苏联扮演阿拉伯立场的代言人，而且经常替他们最激进的观点辩护。只要维持住这个模式，外交上有所进展就可以说是苏联支持的结果，同时僵局也有危机重起之虞。要打破僵局，只有各方全都正视中东固有的地缘政治现实方可——以色列太强大（或可以被塑造为太强大），以致集其全体邻国之力也击不垮；而且美国有反对苏联干预之力。尼克松政府因此坚持，在美国进行和平程序之前，不只是美国的盟邦，而是全体当事国都得表示愿意牺牲，苏联有高度的能力能提升紧张程度，但是却没有方法使危机完结、或以外交手段促成其友邦的目标。她可以威胁说要介入，一如1956年那样；但是经验一再显示，美国反对立场强，苏联就倾向退缩。因此，中东和平之关键握在华府手中，不是握在莫斯科手中。如果美国仔细出牌，要么苏联会对真正的解决有所贡献，要么她的一位阿拉伯友邦会与苏联分道扬镳，转向美国。不管是何种情形，苏联在激进的阿拉伯国家中之影响力，将会降低。这也是为何在尼克松第一个任期的早期，我会有充足的信心对某位新闻记者透露，新政府将寻求把苏联的影响力逐出中东。这段不谨慎的谈话虽然引起风波，它却正确地描绘出尼克松政府即将奉行的政策。苏联领导人不了解本身战略上的两难，试图引诱华府支持必会加强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地位之外交作为。但是，只要苏联继续供应大量武器给予激进的中东国家，加之她们的外交方案又如出一辙，美国不会有兴趣与莫斯科合作——不过，认为与苏联合作本身就是目的的人士，并不明白这一点。就尼克松及其顾问的观点而言，最佳策略是彰显出苏联煽动危机的能力，比不上她解决危机的能力。若是阿拉伯国家的冤屈有理，美国愿意回报她，借以鼓励阿拉伯的温和立场。此时的苏联只有参与中东的外交交涉，否则不能不缩到一边去。美国在追求此一目标时，采取两项互补的政策：对于苏联军事支持或涉及苏联军事威胁的任何阿拉伯国家之举动，皆予以封锁抵制；若是阿拉伯领袖不满僵持对峙，而与苏联疏远而转向美国，这将引导和平进程。这些条件在1973年中东战争之后出现。在此之前，美国走在崎岖道路上，备极辛苦。1969年，国务卿罗杰斯提出一项计划（后来称为罗杰斯方案），支持以色列的1967年边界线，但略作修正以换取全面的和平协定。它和过去的具体事实尚无变化即提出的方案，遭到同样命运：以色列拒绝接受它划定的边境线；阿拉伯国家则因为还未预备承诺和平，也不能接受它。1970年，以、阿又爆发严重的军事对峙情形。战事首先在苏伊士运河区发生，埃及针对以色列展开所谓的消耗战。以色列深入埃及，进行大规模空袭作为报复，苏联也在埃及安置大型防空系统，派出约15000名苏联军事人员负责操作。危险并非只局限在埃及。同年，在约旦境内几乎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存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劫持四架飞机，飞往约旦。侯赛因国王因此命令约旦部队进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且将巴解领袖驱逐出境；叙利亚挥兵入侵约旦；以色列军事动员。中东似乎已濒临战争边缘。美国也大规模加强它在地中海的海军兵力，并且明白宣告决不容许任何外力干涉。情势旋即明显，苏联不肯冒与美国决斗之险。叙利亚撤军，危机也告落幕。哪一个超级大国对中东地区前途更有影响力，已经由此向阿拉伯世界展示。尼克松策略已有影响力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1972年。埃及总统萨达特把所有的苏联军事顾问解职，并且要求苏联技术人员离境。同时，萨达特和白宫之间也开始有了秘密外交接触，不过先后受到美国总统大选，以及水门事件之牵制，未能全力推进。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联手攻打以色列。以色列和美国完全没料到这一行动，显示出成见经常对情报分析影响太大。美国方面的评估一向是，以色列兵力强大，阿拉伯国家的警告都是虚词恫吓。当时并没有迹象显示苏联积极怂恿埃及和叙利亚发动战争，萨达特日后也告诉我们，苏联领导人一开始就力促埃、叙停火。苏联重新装备其阿拉伯友邦的程度和影响，也远远不及美国对以色列空中运输补给。当战争停止时，阿拉伯军队的作战表现比起以往历次以阿战争都要英勇、有效。但是，以色列已越过苏伊士运河，直抵距开罗约二十英里之处；以军占领的叙利亚领土亦到达大马士革近郊。此刻就需要美国插手帮忙，先恢复战前原状，再促进和平了。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阿拉伯领袖就是萨达特；他放弃早先的“全然或全无”策略，离开莫斯科而转向华府，寻求协助逐步达成和平。甚至，在两人之中被认为比较激进，也与苏联关系比较密切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也请美国外交干涉，以解决戈兰高地被以色列占领的问题。1974年，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达成临时协定，开始撤军，换取阿拉伯的安全保证。1975年，以色列和埃及达成第二个撤兵协定。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在卡特总统支持下，签订正式和平协定。此后，历任美国总统都对中东和平进程有重大贡献，例如，1991年在贝克国务卿策划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第一次首次谈判；1993年9月在克林顿总统支持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等等。克里姆林宫在上述任何和议中，均未扮演重要角色。本章限于篇幅无法细述中东外交交涉之种种，主要只谈论美国如何运用她与莫斯科的关系，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势力，又不引起重大危机。1970年的大辩论里，批评尼克松的人士常讥笑他，希望苏联能基于自身的醒悟而与美国达成协议，缓和紧张局势，纯属空想。然而，尼克松的中东外交交涉是他及其顾问如何看待总统一再声称的“和平架构”之上好实例。它不是不切实际地追求合作，而是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一种方法。美国的策略是基于下列前提：苏联应该面对抉择，或者与其激进的阿拉伯代理人分手，或者接受影响力的降低。最后，此一策略的确降低苏联的影响力，也把美国置于中东外交上的枢纽位置。尼克松政府依循两条路线去达成此一目标。中东战争期间，它与克里姆林官几乎保持每天接触，避免在战火炽热之际，基于不充分的资讯作决定。这不能阻止隐藏在交互冲突的利益中之一切紧张，但却能减少因误解而发生的危机。我们同时亦就广泛的问题进行谈判，以便让苏联领导人有着不愿处于危险境地的诱因。柏林问题之谈判，使苏联对中东局势十分节制，直到1973年。后来的欧洲安全会议也使苏联在多项外交穿梭中，保持温和反应，因此在中东外交交涉上沦至旁观地位。界定进展的重要指标与达成的协定之间，需要保持精密的平衡，因而就必须依赖苏联的善意。缓和，不仅促使国际局势平静，也创造出一种抑制作用，使得苏联领导人接受近似地缘政治大撤退的结果。尽管这些方面成绩斐然，尼克松政府在其外交政策上引起的争端日益升高。外交政策上有任何变化，都容易遭到拥护旧路线者的抗拒；任何成功的谈判都得冒着反对者严厉批评的风险，这些人士不认为协定通常反映出当事人互有让步，而是片面争取满足。这反映了长久以来抵触美国外交政策的法律论之传统。美国向中共开放，也触怒了国会里亲台湾的人士。与苏联和解的过程里必须软硬兼施，有敌对、也得有合作的行为，却与传统的黑白分明论——每个国家非友即敌，不相吻合；殊不知在真实世界里，国与国之间可以既友又敌。这些不同见解与威尔逊总统1915~1919年期间，想把持孤立主义立场的美国带上扮演世界角色时代遭遇的情形相同；也和罗斯福1939。1941年间，决心让美国站在英国这一边时的际遇无别；更与杜鲁门1946—1949年间，发起冷战架构时所遇者一样。主要的差异在于现在这些辩论发生在越战战火方炽之际，紧接着又发生了水门事件。依照美国的制度，总统是唯一由全国选出的代表人物；他也是界定国家目标的唯一焦点。其他的组织可以就外交政策发表主张，但是唯有总统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执行其政策主张。国会作为立法机关，倾向于把问题分割为一系列个别决定，因而通过互惠折中寻求解决方法。媒体可以推荐、建议某一路线方向，但不可能处理日常执行的细节。但是，外交政策的本质，却又分明就是累积细节，追求长远目标的能力。因此，规划路线方针的担子就落到总统肩上。其他的组织虽然可以修正它，甚至阻挠它，却无法产生前后一致的替代方案。美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折，全是出于强大的总统与其他组织的互动的结果。总统扮演教育家的角色，以他的道德观点提供辩论的架构。如果不是水门事件，尼克松或许可以把他第一个任期内非常具体的外交政策成就，化为永久的运作原则——就好比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创造的、固化了全新的美国内政政策；也有如杜鲁门和艾奇逊制订的遏制政策的大方向。但是，尼克松的领导资格却因为水门事件而彻底破灭。本章意不在探究此一悲剧的根源，但是我们可以强调，尼克松为遂行其政策，需要进行教育、说服的工作；但是对此一任务的成败极重要的道德力量全因水门事件而断送了。在日常事务上，他直到下台之前都能果断睿智地处理。但是在长远的或观念性的争议上，他虽然仍能够提出基本问题，可已经不再强大到足可形成解决方案了。缺乏一位强有力的总统担任调停人，起到总其大成者的均衡作用，每一个互不相让的团体都会把其特定观点推向极端。因此，70年代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探讨主题之争，而这只是先前美国伟大方案中之细枝末节——却缺乏美国外交政策大转折的形成时期亟需的整合动力。尼克松的外交政策的新做法，向美国例外论挑战，这种论调认为政策要以获得肯定的形而上的价值为基础。在尼克松及其策士看来，美国的挑战乃是如何把这些传统价值调适入新的国际环境之中。美国的国内经验导致她把国际秩序看成本质上是温和的，因此其外交表达出善意和有意愿妥协。因此，敌对被视为是异常现象。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却大异其趣，把世界视为充满混淆不明的挑战、许多国家各自因利益思考而非善意地互相对待，改变必须分段逐步而进，不是一劳永逸彻底变革——换言之，这个世界可以驾驭( be managed)，却不能去支配( be dominated)或排斥。在此一世界里，不会有截然清楚的分界点，某个问题的解决很可能又会衍生出下一个新问题。这样的世界需要的外交政策，不但要有解救苦难的功效，更需要有持续力。美国的传统价值仍然十分重要，但是不再像威尔逊时代，它们不能转化为迅速彻底解决的问题。美国人仍需要它们来提供内在力量，走过混沌，通往人人希望比过去更美好的世界，可是这条路却一直未能走完。尼克松及其顾问不认为把共产党视为敌友兼具的对象去对待，有任何矛盾之处：在基本的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必须阻止共产主义破坏全球均势；可是在控制意识形态冲突，不让核战争爆发上，又得相互合作。可是，美国走过对越南幻想破灭这一段情感煎熬的漫长道路之后，人们更愿意在道德承诺上找回自信，而不再算计利益得失。在缺乏具有道德说服力的总统直属机关里，许多习于美国传统外交政策方法的人士，不分自由派或保守派，都起而反对尼克松的新做法。自由派反对，是因为认为强调国家利益不道德；保守派反对，是因为他们重视与莫斯科的意识形态竞争，不能认同因地缘政治需求而要和苏联修好。由于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思考，自从威尔逊总统以来即受自由派思想的影响，因此一下子尚不能接受尼克松式的外交策略。过去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和律师们，对美国的自由派国际关系观点影响颇大；尼克松并未采取他们主张的务实的、视个案而办的方法。他也没有采纳威尔逊派人士主张的集体安全、以司法解决争端，并强调以裁军为走上国际新秩序之唯一的道路等做法。因此，自由派人士发现本身陷入难过的窘境中，实质上被他们认同的外交结果（如与苏联缓和紧张关系、对中共开放等），却是出自受威尔逊派传统所诅咒的原则（即强调国家利益与势力均衡等）。甚至当尼克松政府成功地推动出自威尔逊派理想之政策（如增加苏联对外移民人口），它借由秘密外交去追求此一目标，亦往往招致反对者抨击他偏离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就保守派人士而言，尼克松把苏联视为地缘政治上的对手之策略，实在太陌生，又太不适合。他们绝大多数人认为与共产主义的冲突，几乎绝对是意识形态上的势不两立。他们深信美国不会被地缘政治的挑战所撼动，把遏制前线的问题看得不太重要，只关系到欧洲各国的传统斗争，对于此，他们是不屑理会的。他们在约翰逊总统执政时期，业已放弃越南，认为越南问题已经背离主要斗争——尼克松则视之为主要斗争中的一个极其重要之单元。作为道德绝对论者，他们不信任与苏联的任何谈判，把妥协视为退却。共和党的保守派预备咬紧牙关，勉强接受对中国开放，因为这可以让莫斯科困窘，并且在美国退出越战方面亦符合战术上的需求。但是，他们一向对与莫斯科谈判疑惧，只能接受建立实力地位、坐等共产主义覆亡的原始的艾奇逊、杜勒斯方式，因此把在政治、军事问题上进行广泛谈判，视为背弃了道德原则。传统的保守派逐渐由料想不到的圈子得到生力军——自由派、强烈反共的民主党人，因为不满党内激进分子之优势而与该党疏离，靠向保守立场。1972年麦戈文取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使得这些自称为新保守派的人士的幻想彻底破裂；1973年中东战争亦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以连贯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表达其外交政策观点。新保守派是坚定的反共人士，或许被期待会在道德上支持坚守越南、维护声称美国为反共前哨的尼克松政府。然而，新保守派和保守派一样，关切意识形态重于关切地缘政治。最有影响力的若干新保守派要角，热切反对越战。他们把原先对尼克松的一切保留态度，统统带进新阵营，一点儿也不称誉他忍受激战、争取光荣和平的苦心。由于他们不喜欢尼克松，也不信任尼克松，他们担心他可能抛弃美国的重大利益，只求恋栈当总统。白宫对待政府官僚体制相当傲慢，使得事情益加复杂。尼克松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一如在竞选时所宣称，把外交权紧紧抓在白宫。苏联领导人发现，尼克松绝不会把重大外交决策权下放，立刻指令多勃雷宁大使与白宫建立直接沟通的私下渠道。尼克松通过此一方法，可以和克里姆林宫高级领导人直接接洽最重要的问题。政府官僚因此大为衔恨；尼克松的白宫由于不够敏感，不照既定程序行事，使得问题更趋严重。谈判，照定义来说，就是交互让步。然而，没有参加到谈判起伏过程的人士，却散布谈判乃是美国一方需做出一切让步的虚幻言词；若是肯听他们进言，美国就可以避免做出那些让步了。失去了通常由官僚构筑的安全网，又受到保守派、自由派和新保守派攻讦，尼克松的白宫陷入奇怪的地位：外交政策虽然成功，却备受抨击，必须采取守势。事实上，批评者要求政府采取强硬的对抗路线，殊不知此时的美国正在大闹和平运动、总统受到弹劾调查（他的继任人福特，是由派任产生，并非经由选举出任副总统），而且历届国会都大力削减总统职权，同时设法削减国防预算。尼克松政府认为，当前要务是在不遭受地缘政治损害之条件下，退出越战，建立一个新的针对相关战场上的共产党的政策。尼克松把和解当做是长期的地缘政治斗争中的战术；批评他的自由派人士则视为这一政策本身的终结，保守派和新保守派也把此一重视地缘政治的做法认为历史已证明并无前途，宁可采取坚定的意识形态对峙之政策。够讽刺的是，到了1973年，尼克松的政策相当成功，东西关系平静无波，反对人士可以安全地在国内对他展开挑战。争议的核心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美国政策是否可能或有利于脱离其最终结果及间或干预的信念？尼克松声称，在多元世界里，变迁必须通过演变。这就需要有耐心——不是传统的美国外交的长项。批评尼克松的人士，反映着美国例外主义的传统，坚持美国应坚守立刻改造苏联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过去从未有人追求，即使在美国独占核优势时亦然。在把外交政策视为策略和把外交政策视为十字军运动的人士之间；以及认为上策是使苏联知所节制和力主痛惩恶邪的人士之间，无可避免，需要进行一场全国大辩论。总统垮台不是不可避免的事件，然而不幸此时总统权位岌岌不保，停止了可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的辩论。在缺乏凌驾一切的原则之情况下，争议中的每一方只专注于不同的威胁。尼克松的梦魇是地缘政治上虚弱不振，必须向苏联扩张主义屈膝献媚。保守派则忧惧，道德上解除武装，或是因为苏联获得技术突破而发动核决斗，以致生灵涂炭。自由派关切美国过度强调军事安全的主张。保守派担心苏联军事上有主宰力量。自由派却要避免过度扩张。尼克松则寻求可行的长远策略。结果造成相互冲突、无法解决的压力纠缠在一起的大漩涡。自由派密切注意，唯恐政府对武器管制的承诺降低。尼克松则由古巴到中东，极力抵制地缘政治上的威胁。保守派则针对他们认为美国从意识形态对峙，以及核战略方面退却的现象，大肆抨击。这造成一种怪现象：自由派抨击尼克松的国防预算太高，保守派却批评尼克松的武器管制政策太过示好。尼克松借由保守派之助，战胜自由派的反对，取得国会批准其国防预算；武器管制措施需要经由国会通过，尼克松则在自由派协助下，克服若干保守派的反对，获得通过。绝大多数的批评之重点（到头来，连自由派的批评也不例外）就是，主张回归到原始的遏制理论，躲在强大的国防背后，坐等苏联制度转变。尼克松认同需要有强大的国防，但不认为应促使莫斯科能制订外交议程，令美国内政危机失控。批评者认为，东西方外交太活跃，会使美国人民的警觉心麻木。尼克松相信，需要有外交弹性来强化美国人抵抗共产主义的意愿。他决心要抵拒苏联的每一项扩张主义行动——若干批评者却把它解释成把欧式地缘政治注入基本上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一种手法。1974年6月，杰克逊( Henry Jackson)参议员向他所属的武器管制小组委员会，分发一份由若干知名学者起草的，批评缓和政策的文件。这份文件说：以目前苏联的术语来说，“缓和”或“和平共处”乃是公然与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对敌的一种策略性替代方案罢了。它并不意味苏联及其盟国会放弃与西方自由国家冲突。正面冲突换成间接的作战方式，利用非军事手段，美其名日“意识形态”；照苏联的实务的态度，这个名词包含颠覆、宣传、政治勒索和情报作战。全美产业工会同盟( AFL-CIO)主席米尼(George Meany)，也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以一介平民的身份说：苏联是这样看待缓和——缓和是因为美国衰弱。缓和代表着加强意识形态作战。缓和就是挫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缓和乃是苏联终于在军力上凌驾西方以上。缓和也使西方承认苏联拥有东欧。缓和更代表着美军撤出欧洲。这类批评令尼克松政府大为愤慨，它从来没有怀疑克里姆林宫认为缓和对苏联多少有点用处——否则莫斯科怎会要进行它？真正的关键是，缓和是否符合美国的目的？尼克松和其顾问们认为，时间站在民主国家这一边，因为在没有苏联扩张的和平时期，将可强化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离心力量。我在1976年3月供职于福特政府时，曾对缓和有如下之分析；事实上，福特政府萧规曹随，继续奉行与尼克松政府相同的政策，也遭逢相同的敌手。我当时说：“苏联的力量不均衡；苏联制度的衰竭与挫折很醒目，也有文书详细记载。虽然苏联的力量无可避免地会增加，就军事、经济和技术力量做全面评估，她远远不及我们及我国盟友。苏联若是向工业民主国家挑战，可谓极其鲁莽。苏联社会不再绝缘隔离受不到外在世界的影响和吸引，或者全然不顾与外界接触的需求。”如果能留出一些时间，就缓和的此一本质上属于理论性质之辩论，或许可以被事件所克服。但是，杰克逊参议员身为批评者当中的知识分子领袖，不肯让时间来考验缓和，他动员力量来制止缓和的进度。尼克松是华盛顿州选出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非常杰出的人民公仆，精研国际事务，尤擅苏联问题，更是世界知名的国防问题专家。他不但学识渊博，更擅长运作政府的不同部门，懂得如何结合国会及行政部门的同情分子。杰克逊的幕僚，以聪明的培利( RichardPerle)为首，学识渊博不逊于他，对于议事运作技术之娴熟胜于他。虽然杰克逊是尼克松属意延揽担任国防部长的第一人选，他却成为尼克松政府苏联政策最难缠的反对者。在尼克松第一个任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杰克逊对越南的立场坚定、合理，在国会不断施压有意裁减国防预算的压力下，他坚决支持尼克松维护美国国防实力的作为。在使尼克松提议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获得参议院通过一事上，他居功甚伟。不料，到了尼克松第一个任期行将结束时，虽然两人对苏联所抱宗旨、见解几乎完全相同，两人却分道扬镳。杰克逊不能认同反弹道导弹条约，它限制美苏双方只能各有两个导弹防务基地，他不久即把反对矛头扩及整个东西关系的领域。尼克松原始的导弹防务计划，是在美国周边建立12个防务基地。在对付中国所拥有的这样比较小型的核武力，或对付苏联次于全面攻击之攻势时，它可能相当有效；也可以作为最后针对苏联之全面防务的核心。但是，国会每年要减低导弹防务基地的数字，因此到了1971年国防部在下年度预算中只剩下两个基地。如此配备完全不符合战略目标；它的唯一用途是实验性质。此外，反映了当时的反军备情绪，国会多数党在每一会期中都大砍国防预算。（尼克松政府知道必败、从不提出的方案，还不计在内。）这些压力使得国防部突然间不得已支持管制武器。1970年初，国防部副部长派卡德( David Packard)力促尼克松立刻采取主动，进行战略武器限制谈判，“试图在10月中旬或至迟11月，可以在维也纳达成协议”。他认为极需迅速达成协议，即使只是部分协议也好；因为“国家预算一旦紧缩，很可能大幅削减国防计划，包括战略武力在内都不会避免”。如果不快速达成协议，国会片面决定也将日渐“挫低我们的交涉筹码”。尼克松在此一政治背景下，于1970年夏天主动与苏联总理柯西金( Aleksei Kosygin)通信，为两年后达成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定界定架构。在此之前，苏联坚持武器限制谈判只局限于美国有技术优势的防卫性武器，而不及于攻击性武器之管制——这方面苏联每年生产各种型号的攻击性武器200枚，美国的生产量为零。尼克松明白表示，他决不会同意如此一面倒的交易。柯西金、尼克松通信的结果是，苏联承认攻击性武器和防卫性武器同时都要受到限制。接下来的谈判产生两项协定。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协定，限定只准有两处基地和两百具导弹发射装置——还不够发动一场小规模攻击之用。尼克松同意接受此一上限是为了保存防务核心，因为他担心若不这么做，国会甚至将会删除掉试验方案的经费。这时候，防卫性武器的限制尚无争议。引起争议的是一项为期五年的临时协定，规定双方把地面发射或海面发射的战略攻击性导弹，冻结在某一协商程度上。美国五年前就已自己定下标准，因此从未有计划再提升此一方面的实力，遂认为可行。苏联却是每年生产200枚攻击性战略导弹，要达到此一协定的上限，就必须拆除210枚旧的远程导弹。轰炸机（美国在此方面具有优势）不包含在限制范围内。双方亦可以自由改善其兵力之技术。要比较双方的导弹兵力，非常困难。美国的导弹比较小，比较精准，其中半数配备多弹头（每一枚都装置若干组爆破设施）。苏联的导弹比较大、比较粗糙、并不灵活。它们的数量亦比美国多出约300枚。只要双方心甘情愿，这些差异似乎都不关紧要；美国是因为在轰炸机上优势大，而且是多弹头（在临时协定五年有效期内，还可以精心改善导弹多弹头的优势）。但是，1972年5月莫斯科高峰会议签署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定之后，突然间双方却对已协议的发射装置之差异，产生争议。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势。在还未提出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构想之前，美国已定妥上限。五角大楼在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内，丝毫没有动作增加其核兵力；五角大楼都没有提出要求增加战略兵力，当然不会有所谓被驳回这种事。即使接下来1974年在海参崴协定要把上限再提高，国防部也从未建议提升1967年以来已拟定的发射设备的数量。但是，火星人若是注意到美国国内的辩论就会听到奇怪的故事，据说：美国政府已经“让步”接受导弹的不平等协定，同时单方面受限——事实上，若无核武器限制谈判，美国也从未计划去改变；即使在两年后解除了此一上限之后，美国也没有去改变，甚至到了里根总统任期内，美国也还未曾改变它。美国自愿接受的兵力上限是因为美国比苏联有更多的多弹头导弹，而且在协定有效期内对方也不会去改变它；可是，当它列入协定之内，却突然间变成危险了。对于尼克松及其顾问们极其不幸的是，“不平等”却成了事实。政府提出辩驳，比较着发射装置和多弹头，原定的上限和谈判的上限等等之时，各方眼睛都亮了，不舒服地认为政府早在替美国业已沦落到不利的“导弹差距”之事辩护。尼克松政府认为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定，是在下列两方面保护基本防卫计划不受国会干扰的方法：它坚持协定所订的上限，国会应接受；它又配合协定，提出增加45亿美元国防预算供武器现代化之用。即使到了20年之后的今天，大多数关键性的战略计划（如：轰炸机、隐形轰炸机、导弹、战略巡弋导弹、三叉戟导弹与潜水艇等等），都出现在战略武器限制谈判条约生效的尼克松、福特两位总统任内。表面上对双方导弹兵力的辩论，实则代表着另一个更深刻的令人信服的关切。尼克松这一派人士认为，武器管制越来越受重视——的确，媒体与学界已近似迷恋地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可能威胁到任何认真的国防政策。新军事计划之增加，理由是它可以在未来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中作为谈判筹码。尼克松等人担心，此一趋势会伤害国防的战略性的基本理论。毕竟，有限的稀有资源分配给耗费不赀的计划，可是到头来却要在谈判桌上同意取消，这究竟是何道理？在这个背景下，辩论协定的条款最后变成是辩论如何掌握美国的战略优势。理论上，十多年来大家都了解核武器的破坏力太大，构成僵持局面，理性的政治领袖不能接受不计代价地求胜利。这点认知使得肯尼迪政府发展出“确保摧毁”( assured destruction)的战略理论，也就是以每一方都有能力摧毁对方为基础去实现威慑的目的。这个战略理论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只会重新界定问题。依靠自杀威胁而定的国家战略，注定迟早会走上死胡同。第一阶段核武器限制谈判也让大众知道了专家已经知道达十多年的事实。突然之间，战略武器限制谈判被指责为导致现状的祸首，殊不知若是无限制发展军备，局势或许更艰险。局势的确艰险，但是它不是因战略武器限制谈判所引起的，只要威慑等于相互毁灭，心理上关于核战争的禁忌就会极为强大。美国发展武器只对威慑敌国不利用核武器有效用，不是因为它们与任何可以预测的政治危机有何关联，一旦这种认识深入人心，相互摧毁的可能就必然会危及士气民心和破坏现有盟约关系，这才是核战争真正的困局，而不是战略武器限制谈判造成困境。因此，就本质上而言，有关战略核武器谈判（乃至缓和）的辩论，反映出对当前世界的反动；在当前世界里，一则是意识形态冲突炽烈，一则又无可避免地存在着核僵持局面。就战略核武器谈判的真正争执，产生出针对核僵局两种非常不同的评价。尼克松及其策士们认为，任何一方若能不用核战争就可以构成威胁，日久必然有更大的挟制力量，能够执行惊人的扩张主义政策。这就是尼克松强调抗拒地缘政治威胁的原因。在缺乏打击军事力量——首次攻击就能解除敌方武装的力量——的情形下，美国战略力量将变得越来越无法保护海外地区，到最后，甚至欧洲也保护不了（详见本书第二十四章）。杰克逊这一派人士了解这一点，也渴望恢复美国的战略优势。但是他们的关怀不仅说出了对美国将失去先发制人的打击力量的担心——这一点是对的——还说早晚苏联或许会得到先发制人的实力，这就不确，尤其是在辩论所称的这一时段中绝对不确。杰克逊的梦魇是战略上落居下风；尼克松的梦魇则是地缘政治上积弱不振。杰克逊关切军事力量的均势，尼克松主要关切全球政治力量的分配。杰克逊这一派人士试图运用核武器限制谈判，迫使苏联依据美国的喜恶重新设计其整个战略兵力。尼克松及其策士并不相信在国会急欲削减国防预算的时候，美国有能力做这套设计，不过日后里根倒展示出美国政治的团结，坚决增加兵力部署。杰克逊这一派人士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战略均势，他们把对此之威胁认为大体上是技术问题。尼克松政府设法要让美国承担起在其历史上新奇、可又与其国家制度同样古老的角色：防阻敌人积累似乎不起眼的地缘政治之收获，日积月累之后，这就会推翻势力均衡。杰克逊派则相对地容忍地缘政治上的变化（1975年杰克逊投票，反对援助安哥拉的非共阵容），但是对于最奥妙的武器技术之影响则十分热切。这个死结把战略核武器的辩论，逼到更奥妙的领域去，直到争议落定在武器系统的细节，使得凡夫俗子不能了解为止，并且对此一争议，武器专家们也各说各话，莫衷一是。回顾过去十年，针对巡航导弹换苏联逆火式轰炸机、等数的导弹换不等数的多弹头等等之辩论，读来仿佛若干遗世独立的修道院修士记载的中古经文一般。辩论中提出的问题都是基本问题，无从回避。死结何以产生，那是总统的烦恼，这一来意见便无法交集。美国的理想主义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政治妥协影响。总统无法运用他职权内的赏罚特权来奖励或惩罚同一流派或持有异见之人士，批评者因而也没有政治诱因要调整自己的观点。因此，辩论就在仿佛是学界自主意识强烈的教授圈会议的气氛下进行。然而，历史学家能像站在局外旁观者清似地来看待问题，不必在政治过程中强自解读。美国因自责过甚，付出迟滞约十年才终于面对其地缘政治需求的代价。最后，苏联阵营崩溃，部分是因为它本身僵化，部分是因为西方重振勇气后对它施加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历史的最终裁判对美国国内辩论的对立各方，远比他们彼此的对待更加仁慈的原因。历史将把尼克松及批评他的保守派之做法，视为互补而非互相竞争对立，其中一方强调地缘政治，另一方强调技术层面，实则双方的道德本质并无不同。武器管制后来由于技术层面太笨重，无法再承载对美国外交政策性质应该如何之哲学性争议的重荷。辩论遂逐渐地转到更契合传统美国理想主义的问题上，而且此一问题在民众心目中也比较容易有共鸣——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亦应居于主要目标之列。人权辩论初起，是为了以美国的影响力争取苏联公民受到善待，但逐渐演变成迫使苏联内部变化的策略。就和武器管制一样，问题不在于目标，因为目标并无争议，而是意识形态对峙应在美国外交政策优先秩序上摆到什么程度的地位罢了。犹太人移民迁出苏联这个问题，是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才首度被作为一个外交题目。1969年以前，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列入东西方会谈的议程上；在此之前，历任两党政府都把它当做是苏联内政问题。东西方关系已经够紧张了，没有一届政府预备再牵扯上另一个争端。1968年一年之中，苏联只核准400名犹太人移民出国，并且也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对此一问题发言。美苏关系改善之际，尼克松政府开始透过总统的幕后渠道提出此一题目，认为美国政府的最高阶层不可能不注意到它。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建构”开始有回应，尤其在苏美关系开始改善之后。每年犹太人移民出境人数都有增加，到了1973年，当年已达到35000人。此外，白宫亦定期把一份“艰困个案清单”交给苏联领导人——这是一些被否决出境签证的个人或那些家庭离散了的人，甚至若干入狱人士的名单。这些苏联公民大多数亦获准移居外国。这些动作都在外交学者所谓“心照不宣的交涉”下进行。没有人提出正式要求，也没有人做出正式答复。苏联的动作得到注意，但未予承认。苏联公民移民出境的实施的确在稳定改进中，不过华府毫不张扬居功。尼克松政府坚守这个规则，甚至在大选中亦决不居功；直到杰克逊参议员把苏联犹太人迁徙自由问题炒作为公开叫阵为止。杰克逊之所以发难，是因为克里姆林官突然于1972年夏天决定对移民出境者课征“出境税”所致；所谓出境税是出境者必须退回国家为教育他们而花费的费用的一种税。苏联官方对此一决定没有提出任何解释。或许它是为了改善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苏联最近在埃及遇到战斗部队被请出境，显示出地位不稳。或许苏联拟以出境税来增加外汇收入，认为美国支持这些移民的人士会代出这笔钱。犹太人团体担心移民潮可能因此中止，遂向尼克松政府以及长期支持他们的杰克逊求援。尼克松政府继续悄悄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设法解决问题之时，杰克逊却设计出一套巧妙办法，公开对苏联施压。1972年美苏高峰会议时，美国国会签署一项协定，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换得解决二次大战期间因租借法案而积欠的债务问题。1972年10月，杰克逊提出一项法案修正案，不准给予任何限制其公民移民出境的国家最惠国待遇。这是战术极为高明的出击。最惠国待遇听起来远比其实质来得重要。事实上，它代表的只是“无差别待遇”；它一点也没有给予特惠，只是让被列为最惠国之国家，享有美国与所有具有正常商务关系国家完全一样的待遇（此时，有一百多个国家被列为最惠国）。最惠国待遇只是基于商务互惠原则，便利“正常”贸易而已。以苏联的经济状况而言，美苏贸易程度也不会太大。杰克逊修正案所达成的乃是让苏联移民出境的实施，不仅成为公开外交的项目，还成为美国国会的立法行为。尼克松政府和杰克逊之间对实质并没有不同见解。政府的确在若干其他的人权问题上坚定立场。比如，我本人多次、不断代表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 Aleksandr Solzhenitsyn)向多勃雷宁请命，后来终于促成索氏离开苏联。然而，杰克逊并不赞成在追求人权时搞秘密外交，坚持美国必须公开坚持人权——换言之，成功要炫耀，失败须受惩。起初，国会的压力可用来强化政府往同一方向的努力。然而，不多久，歧异就超乎理论的层面。尼克松是首倡鼓励犹太人移民观念的人，他以人道主义姿态提倡它（或许也有一丝政治动机，不过他从未公开过）。尼克松划定界限，不肯把整个东西方关系放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来思考，因为他不认为美国国家利益涉及此一程度。就杰克逊及其支持者而言，犹太人移民问题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峙的幌子而已。因此不足为奇，他们把苏联的一切让步都当做是他们的压力战术告捷的证明。苏联领导人终于废止了出境税——不论它是由于白宫规劝生效，还是杰克逊修正案压力难挡，或许更有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这可能得等他日苏联档案公开，我们才能得知其详。政府的批评者受到鼓舞，进一步要求犹太人移民出境人数要加倍，并且须依照美国认可的时间表，取消对移民到其他国家的限制。杰克逊派人士亦要求立法，限制美国进出口银行对苏联的贷款（史蒂文森修正案），因此，在商务关系上，苏联在东西方缓和之后反而处于比东西方紧张关系和缓之前更糟的地位。身为刚走出令人疲劳的越战之国家领袖，而且总统官职又面临危机，尼克松不会轻易涉险，只肯为国家利益所必须、且有能力支持之政策出面力争，可是他的批评者却要求美国外交能通过在武器管制上的单方面要求、制止贸易和在人权问题上提出挑战等等方式，促成苏联制度崩溃。在此一过程中，参与此一全国大论战的若干要角，立场大反转。《纽约时报》1971年曾在社论中提出警告，认为“以制止美国贸易作为稍后在若干不相干的问题交涉之筹码，不太可能发挥贸易本身能对苏联政策产生的有利影响”。两年之后，这位社论主笔论调全变。他谴责财政部长舒尔茨访问苏联之行，证明“政府热衷于贸易和缓和，宁可不顾同样重要的问题，不肯正视美国人民对各地人权问题的关切”。尼克松为了鼓励苏联在国际行为上温和，借增加美苏贸易来考验苏联对其外交政策之节制。他的政敌却更进一步，想利用贸易为手段，造成苏联国内骚动，而且是在苏联依然强大且有信心之时。四年之前尼克松被抨击为鼓吹冷战的人，现在却被责备对苏联太软弱、太轻信——这位崛起自40年代反共大调查的政治人物，这可是生平第一次遭遇这个指控。不久，改善苏美关系这个观念就受挑战。《华盛顿邮报》社论指出：“美苏‘缓和’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个困难的问题已由辩论阶段过渡到政治阶段。许许多多的美国人现在显然都相信，除非克里姆林宫对其若干国内政策开始自由化，否则要改善对苏关系便不值得、不可能或不安全。”美国又转回到艾奇逊与杜勒斯，以及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备忘录的信念上去：也就是说认定美、苏在认真谈判之前，苏联的宗旨和国内施政必须先有基本改变。不过，早期的冷战斗士愿意借由遏制政策，让时间来促成此一改变；他们的后续者却坚信，美国直接施压，且公开揭示美国的要求，就可以造成苏联制度重大变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苏联的实力尚未衰竭时，尼克松和其部属曾经数度与苏联领导人相颉颃，发现他们的确难缠。在核兵力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全面攻击共产主义制度必然陷入长期苦战。经过越战煎熬，而又陷入水门事件风波之中，我们的处境俨若一名泳者差点儿淹死，惊魂未定，就被要求横渡英吉利海峡，当他打不起精神时却被责备太悲观、畏怯。在国际危机中，总统的一言一行都是政府的焦点。单从这一点来说，水门事件期间绝不是发动美、苏对峙政策的良好时机。总统身陷被弹劾危机；越战伤口仍未愈合；对政府的不信赖感十分强烈，以至于当苏联明显威胁要干预中东战争时，一位知名的记者竟然于1973年10月一次记者会上提问：美国部队奉令进入警戒状况，是否是为了转移民众对水门事件的注意力。争议又回到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时代的老问题：美国是否应以重申道德价值即可，还是应以道德先锋自居举起进军大旗？尼克松寻求把美国的宗旨与能力相连接。在能力可及范围内，他预备发挥美国的影响力以促进其道德价值，他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已表现出其立场。批评他的人士却坚持立刻施行普遍原则，不耐烦地指斥所谓可行性问题，是道德上不足或历史上的悲观论。尼克松政府在敦促美国理想主义要分清现实，不能一概而论之时，觉得是在做重大的教育工作。最为讽刺的是，美国才被告知必须由越战吸取教训，认清自己在地缘政治上力有未逮之时，若干知名的全国领袖——其中不少还是批评越战最力的人士——却又力主美国在人道问题上采取全球干预的无限制政策。诚如里根时代所表现的，对苏联采取更大胆的政策也未必不可，不过这些成功得等到美苏关系演进到更后期才会出现。当缓和之辩论炽烈之际，美国必须自越战中走出来疗伤止谤，也必须平息水门事件争端。苏联领袖也必须先产生世代交替。然而，70年代早期发展的辩论却使得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无从产生适度的均衡；前者激发出美国所有伟大的创议，后者又因全球环境改变又不得轻忽。批评缓和的人士过分简化了状况；尼克松政府的反应过分迂腐，也难辞其咎。尼克松因为遭到旧日盟友的抨击而吃惊，遂指斥他们具有政治动机。姑不论此一评估有多么正确，指责专业政客具有政治动机绝对不是什么高明见解。尼克松政府应该自问：为什么这么多政客认为加入杰克逊阵营有利？深陷不分轻重的道德主义，以及过分重视地缘政治这两者之间，美国政府在尼克松政府末期已经僵化。增加贸易的胡萝卜已撤回来，可是增加国防预算，或愿意面对地缘政治对峙的棍棒，却没有出现。于是，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僵滞，苏联犹太人移民出境人数日稀，共产主义阵营恢复地缘政治攻势，古巴派出远征军到安哥拉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府，可是美国保守派却反对美国有强烈反应。我指出其问题是：“如果有一派批评者阻止武器管制谈判，切断与苏联保持更具建设性关系的希望；另一派则削减我方的国防预算与情报工作，阻止美国抵抗苏联的冒险活动，两者加起来，姑不论是有心或无意，将破坏我国执行强大、有创意、温和与谨慎的外交政策之能力。”因此，即使这个时期的重大外交所取得的成就也变得有争议。自从1973年以来即在中东取得主动的美国外交，大大降低了苏联在此一战略地区的势力，却在若干年的时间内被认为是一个挫折，直到和平进程的动力扫除了怀疑者的保留态度才告为止。后人认为是西方外交重大成就的35国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亦遭逢同样命运。这一个规模庞大、旷日费时的外交程序产生了赫尔辛基协定，这是出自莫斯科根深蒂固的缺乏安全感，以及难以遏制的渴求合理性的心理。即使她建立了庞大的军事体制，也控制了相当多的国家，克里姆林宫却似乎需要不断得到保证。虽然核兵力强而又强，苏联却要求受她威胁数十年的国家，以及已被她丢进历史尘埃中的国家，给予她可以用以供奉其侵略成果的承诺。因此，欧洲安全会议成为勃列日涅夫的最爱，用以代替赫鲁晓夫提出柏林最后通牒想求而未得的德国和约——换言之，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状加以确认。莫斯科期待的利益并未全部实现。意识形态革命的发源地却坚持要由历史必然性已裁定的牺牲者去寻求确认其合理性，分明就是格外自我疑惧的征兆。苏联领导人或许想依赖欧洲安全会议消除若干剩余的组织，抵消掉北约组织的力量。在这方面，他们可谓自我欺骗了。没有一个北约组织会员国愿以欧洲安全会议提出的此一宣示性的、官僚性的装饰品，来取代北约组织的军事实体，或美军驻扎欧洲大陆的事实。因此莫斯科的损失大于民主国家，因为此一会议允许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与会国家，对东欧政治安排都有发言权。经过一段反复思索后，尼克松政府接受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提议。我们认识到苏联有她自己一套截然不同的议程，却仍认为就长期而言有着良好机会。东欧国家的国境线早已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战时的同盟国和德国的战时东欧附庸，签订和约给予承认。它又进一步经由勃兰特通过联邦共和国与东欧国家的双边协定所明白确认，而且其他的北约组织民主国家（尤其是法国），也与波兰、苏联等东欧国家分别加以承认。甚至，北约组织全体盟国也主张召开欧洲安全会议；每一次与苏联代表开会后，西方领袖就更倾向于接受苏联的议程。因此，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决定把欧洲安全会议的召开，作为鼓励苏联温和政策的诱因之一。我们的“联系”策略由国务院顾问索南费尔特( Helmut Sonnenfeldt)归纳整理为：“我们拿它当德苏和约来推销，我们也拿它当柏林协定来推销；我们更拿它作为开始相互平衡裁军( Mutual Bal-anced Force Reductions) 来推销。”尼克松政府及福特政府提出，美国是否出席视苏联是否在其他所有问题上有所节制而定。他们坚持要先就柏林谈判得到满意结果，并且要双方就欧洲平衡裁军问题开始谈判。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35个国家的代表才出席日内瓦会议，不过他们的艰苦谈判大部分未见诸西方报章之报道。1975年，会议跨出沉默阶段，宣布各国已获致协议，将在赫尔辛基召开高峰会议签署协定。美国运用影响力把承认国境线问题，局限在承诺不以武力改变它们，等于是重申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由于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以武力做出改变，或推行此一政策，正式宣告放弃武力变更国境线绝不是苏联的收获。即使是这种有限度承认的合法性，也受到一个原则宣示的破坏——大部分出于美国的斡旋结果。这个原则宣示，各个签约国家“认为他们的疆界可以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法和通过协议，加以改变”。赫尔辛基协定最重要的部分是所谓“有关人权的第三类条款”（Basket on Human Rights，第一类条款和第二类条款分别规定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第三类条款注定要在苏联附庸卫星国家解体中产生重要作用，也成为北约组织国家中全体人权运动人士的奖状。美国代表团对赫尔辛基协定最后条文发挥了定案作用，但是应该受到嘉许的是人权运动人士，因为若非他们施加压力，进步必然较慢，也可能较少。第三类条款要求全体签约国家实施若干列举的基本人权。西方的提案人希望这些条款能创造出一套国际标准，阻止苏联镇压不同政见者和革命人士。随着情势的发展，东欧国家英勇的改革派利用第三类条款号召同志奋斗，促成国家脱离苏联宰制。捷克的哈维尔( VaclavHavel)和波兰的瓦文萨(Lech Walesa)在国内外运用这些条款，不仅破坏了苏联霸权，也推翻了自己国内的共产党政权，而在自由斗士殿堂里替自己取得一席地位。因此，欧洲安全会议扮演了重要的双重角色：在筹划阶段，它使苏联在欧洲采取温和立场，事后又加速了苏联帝国的覆亡。今人对赫尔辛基会议的记录，幸好已褪色。福特总统由于出席此一会议，由于1975年签署所谓“最后文件”的主要文件，被指控为历史性地卖国。《纽约时报》社论说：“经过二十二个月的语意模棱两可的往复折冲，欧洲安全会议行将达到高潮。从来没有这么多国家费时这么久用于辩争，而只得到这么小的成绩。如果说要取消赫尔辛基高峰会议已嫌太迟……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公开或私底下，不让西方出现虚幻的幸福之感。”我在三星期后一项演讲中，归纳福特总统的态度是：“美国从自信与实力的立场去追求缓和紧张局势。在赫尔辛基取守势的不是我们；受全体出席代表团挑战应遵守签署之原则的，也不是我们。在赫尔辛基，战后以来第一次，人权与基本自由成为东西方对话谈判承认的主题。这项会议重申我们的人道行为标准，它们过去是，也依然是数以百万计的人类希望之灯塔。”这是哀伤的时代，劝说似乎丝毫无效。1976年3月，我在一项演讲中相当激愤地向挑衅者反击：“没有一项政策可以即刻消除美国、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的竞争性和无可调和的差异性。它也不可能使所有利益和谐一致。我们进入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难免有起有伏。但是，惩罚冒险、鼓励节制的政策则不容有代替品。那些油腔滑调大谈‘单行道’或‘先行退让’的人士，究竟建议我国具体要怎么做？究竟要确切放弃些什么？他们寻求何种程度的冲突对峙？他们要做出什么威胁？他们甘愿冒多大的危险？究竟我们的国防部署要做何改变、在何时段上花费何种程度的国防经费，才能获取他们支持？在战略均势时代里，他们对处理关苏关系有何具体建议？”尼克松的“和平结构”是针对国人渴望结束海外冒险行动的回应。可是，美国人长久的历史上，都视和平为当然；把和平界定为没有战争，不仅太消极，也太不具灵感，不足以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常态主题。尼克松政府的国际关系观念，远比其前人的观念符合现实；就长期而言，也代表着美国外交政策必然的调整。但是它不是以熟悉的原则为基础，其空隙不足之处即由后续政府填补。在美国，以地缘政治观点诠释国际事务已成为必然，而又不足。在另一方面而言，批评尼克松的人士却又把国际环境当做不相干似的不予思考，好似只凭美国好恶就可单方面要求，只要美国一呼，他国就会百依百顺似的。尼克松政府在寻求设计出革命性大变革的可行办法时，太过于强调美国地缘政治的需求。批评他的人士以及他的后任总统，则又矫枉过正，强调绝对的美国原则。由于美国的观念在越战和水门事件双重冲击下分崩离析，原本就无可避免的争议，又不必要地过分伤害了彼此感情。不过，冷战期间仍可维持世局于不败的美国，的确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向苏联对手提出挑战。当地缘政治的威胁随着意识形态的挑衅一起消失之时，美国却讽刺性地在90年代毫无选择，被迫要重新思考国家利益究竟何在？第三十章 冷战的结束：里根与戈尔巴乔夫迎接漫长的新冲突时代冷战开始时，美国正期盼和平时代来临。冷战结束之际，美国却要重振精神准备迎接漫长的新冲突时代之来临。苏联帝国崩溃之速度甚至快过当年崛起之势；美国亦以同样快的速度转变其对俄罗斯的态度，不到几个月即由敌对变为友好。这项重大变化是在两个似乎不太可能的合作对象联手庇护下展开的。里根之当选是对美国似乎离开美国例外主义传统的时代之反动。戈尔巴乔夫通过共产党高层残酷斗争而崛起，决心重振他认为高人一等的苏维埃意识形态。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笃信最后胜利属于自己这一方。然而这两位意想不到的合作伙伴之间还是有重大差异：里根了解他的社会之主流脉动，戈尔巴乔夫则毫不了解。两人都求助于其制度最佳的部分。里根借由释放出主动创意和自信的力量，解放美国人民的精神；戈尔巴乔夫却以要求苏联进行做不到的改革，加速催动他所代表的制度之死亡。1975年中南半岛沦陷之后，美国继而退出安哥拉。国内分裂加剧，苏联的扩张主义也特别猖獗。古巴军队继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之后，由安哥拉扩张到埃塞俄比亚。柬埔寨方面，越南部队依靠苏联的补给，征服了这一饱经战乱的国家。阿富汗被十多万苏联军队占领。亲西方的伊朗国王巴列维政府流亡，代之而起的是激进的反美的原教旨主义派，它劫持52名美国人（他们几乎全是美国政府官员）作为人质。不论原因何在，骨牌的确在倾覆。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在80年代初，有一度共产主义似乎要席卷面前的一切；可是，不旋踵即风水轮流转，共产主义开始自我毁灭。不到十年，东欧附庸卫星国家解体，苏维埃帝国土崩瓦解，几乎把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侵吞之所有权益，全都吐出来。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地四分五裂。苏联帝国的覆亡，部分是因为其本身历史诱使她坚定不移地走上过度扩张之途。苏联在绝对不利的条件下建国，其后熬过内战、孤立和一连串厉害的统治者。由1943~1941年，她技巧地化解掉二次大战的战火，使之成为帝国主义的内战；此后在西方盟国援助下，克服纳粹的大屠杀。战后，面临美国独占原子优势，苏联设法在东欧成立卫星附庸阵营；在斯大林逝世后，更把自身转变为全球的超级大国。起先，苏联军队威胁毗邻地域，稍后并把势力延伸到偏远大陆去。苏联导弹兵力的增长速度令许多美国专家担心苏联的战略优势已迫在眉睫。美国政治家就像19世纪英国的帕默斯顿和迪斯累里，认为俄国到处扩张。这傲慢的帝国主义有一致命的缺陷，苏联的领袖一路推进下来竟然失去均衡感，过分高估苏联制度巩固军事与经济成果的能力，忘记自己是站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向所有其他大国挑战。苏联领导人也不能向自己承认，它们制度的能力不足以激发主动创意；苏联虽然军事力量强盛，但的确还是很落后的国家。他们未能通过严酷的生存测验，因为苏联政治局的头头们借以蹿升的特质，遏制了其社会成长所必需的创意，更不能抵挡他们挑起的冲突。道理很简单，苏联既不够强大，也不够有动力，足以承担其领袖要她担当的角色。斯大林在朝鲜战争期间提出1952年和平备忘录，以对应美国增兵之举，可能是他已对真正的势力均衡情形有预感（详见本书第二十章）。斯大林死后慌乱的过渡时期，西方国家未对苏联挑衅，却让斯大林的继承人误以为他们有能力存活是因为西方太弱的缘故。他们以苏联在发展中国家有戏剧性突破而自欺。赫鲁晓夫及其继承人认定，他们当暴君更拿手。他们抛弃斯大林的基本战略，不再分化资本主义世界，要以柏林最后通牒、古巴导弹、在发展中世界煽风点火等等方式来击败资本主义国家。然而，苏联不自量力、率性而为，终于把僵滞局面变成土崩瓦解的下场。苏联阵营的分崩离析在里根总统第一个任期内已现迹象，到他即将卸任时已经大势已定不能挽回。在里根之前的几任总统功不可没，紧接着是入主白宫的布什总统，技巧地导引着苏联寿终正寝，亦有一份功劳。不过，真正发生扭转作用的却是里根。里根的表现令人咋舌，无懈可击——就学术界观察家而言，则几乎无法理解。里根对历史几近一无所知，而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却被他用来东删西添，支持其坚强的定见。他把圣经上提到的善恶大决斗，认为是今世的预言。他所爱引喻的许多历史轶事，跟常人所知的事实完全不符合。有一回在私下的谈话中，他拿戈尔巴乔夫和俾斯麦相比拟，认为两人放弃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走上自由市场经济，都是克服相同的国内障碍。我向一位认识里根和我的朋友进言，认为应该提醒里根别对德国访问者重述这一个荒唐的比拟。然而，这位朋友认为不宜向总统进言，以免他反倒把这个比拟谨记在心。里根对外交政策的细节不感兴趣。他只吸收了下列若干基本观念，如：姑息的危险、共产主义的邪恶和美国伟大等等；实质问题之分析就非他所长。这一切使得我在国会图书馆某一史学会议上，我以为是不得对外公开的谈论中说出：“当你和里根谈话时，有时会想到：为什么有人认为他应该当总统，或甚至州长。但是诸位身为历史学家必须说明的是，何以这样一位才智平庸的人可以主宰加州八年，主持华府政务已经又将近七年。”媒体贪婪地抓住我的前半段话大做文章。可是，就历史学家而言，后半段话才更有意思。不管怎么说，这一位学术背景最浅薄的总统要来发展前后特别一致、切中主题的外交政策。里根或许只具备若干基本概念，但这些概念凑巧都是他的时代之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而且显示出抓住大方向、且有信念力量，的确能掌握领导的关键。是谁起草里根的外交政策文告（没有一位总统自己动手起稿），几乎已无关宏旨。民间传说里根是他自己的讲稿撰写人的工具，不过这纯属许多撰稿人的玄思梦想。毕竟，里根本人亲自选择负责校订稿子的人，并且以坚强的信心和说服力表达出来。任何认识里根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些话的确表达了他的真正观点，在战略防御倡议(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译按：即星球大战计划)等若干问题上，他比周围的幕僚都更有远见。依照美国政府的制度，总统是唯一由全国选举产生的官职，外交政策的连贯性出自总统的文告声明。总统文告可以作为对分散各地、自行其是的官僚之最有效的指令，提供一个评论标准供大众或国会辩论之用。里根提出的外交政策理论，连贯性极好，并且具有相当的知识。他具有特殊的直觉能紧紧扣住美国人兴趣的泉源。同时，他也了解苏联制度本质上的脆弱，此一见解与许多专家的意见完全不同，甚至与他自己的保守阵营见解亦迥然不同。里根具有神奇的才智团结起美国人民。他也具有不寻常的愉悦性格和真正和蔼可亲的特质。即使被他言词讥评的人也很难为之光火。1976年他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曾经抨击过我。多年来身为国家安全顾问，我曾多次向他简报那些他现在抨击的政策，他都没说过反对意见，我却没法对他怀恨。事情一过，我已不记得他在竞选时说了什么话，只记得简报中，里根展现的常识丰富和隽语如珠。1973年中东战争期间，我告诉他：我们会补充以色列损失的飞机，但是对于限制阿拉伯国家的反应则没有把握。里根建议：“你为什么不说，阿拉伯国家宣称打下多少架飞机，你都会全数补充？”——这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阿拉伯人狂乱吹嘘的数字立刻降低下来。里根温和的外表下隐藏着非常复杂的性格。他兼具意气相投和冷漠疏远，可以一派乐天，但骨子里却挺孤高。和蔼可亲是他与别人之间建立距离的方式。如果他和每个人都同样友善——对每个人都说同样的故事——就没有人可以自命与他特别亲善。笑话一再重述，可以用来避免所见不周到。里根和许多演员一样，是地地道道的独行侠——魅力诱人，可又自我本位。据信是他亲信的一位人士，曾经告诉过我，里根是他生平所见最友善、又是最疏远的一个人。虽然里根1976年角逐提名时另有言论主张，其实尼克松、福特和里根历任共和党总统，对国际环境的种种评估，观念上并没有重大差异。三人都决心抵抗苏联在地缘政治上的攻势，也都认为历史站在民主国家这一边。然而，历届政府的战术及其向美国人民说明政策的方式，却大不相同。尼克松因国内为越战而分裂，大为震骇，遂认为事先表现出有极大诚意求取和平，是为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不得不采取对抗做法时之先决条件。里根领导的美国已经倦于一再撤退，认为要抵抗苏联扩张主义，唯有采取坚定对抗的作风。里根就和威尔逊总统一样，知道在美国历史上，美国人都照着自命与众不同的例外主义之节奏行进，他们势必将在历史理想上找到最终的启示，不会在地缘政治的分析上寻找它。照这样推理，尼克松之于里根，犹似西奥多·罗斯福之于威尔逊。尼克松好比老罗斯福，对国际关系的运作有很深入的了解；里根则有如威尔逊，比较能掌握美国人民的心灵运作。里根认为美国具有独特的道德立场，其论点几乎与本世纪美国历任总统曾有的说法相同。使得里根版的美国例外主义与众不同者，在于他在执行日常外交政策时，的确以他对此一精神的诠释作为指针。里根之前任总统们以美国原则作为特定方案（例如，国际联盟或马歇尔计划等）的支柱，里根却把它们作为日常与共产主义斗争时的武器。1983年2月22日，他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演讲说：“把美国人一向珍视的历久弥新之真理与价值，与今天的世界现实面结合起来，我们就在美国外交政策基本新方向方面，奠定一个好开端——这个政策是以对我们自身无比珍贵的自由体制，做出俯仰无愧的说明，作为基础。”里根认为卡特总统的“过失情结”( quilt complex)不足取，骄傲地指证美国乃是“今天世界各地最伟大的和平力量”。里根在他就职后第一次记者会上，就公然指称苏联是“非法帝国”，不惜“犯任何罪行，撒谎、欺骗”，只求遂其愿望。里根1983年又宣称苏联是“邪恶帝国”，这是在他之前历任总统不敢公然揭示的直接的道德挑战。里根不理会传统的外交规矩，过度简化美国的道德，执行自己认定的使命，说服美国人民接受：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关系不小，而且若干国际斗争只论成败，不是什么持久力或外交交涉。里根第一个任期的论调正式为缓和时代画下休止符。美国的目标不再是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十字军任务和改变苏联帝国主义。里根是因为发誓要英勇反共而当选，而且信守竞选承诺。里根处于苏联急遽式微的优势交涉地位，他认为尼克松强调国家利益，太过于相对论；他又鄙视卡特的缺乏自信，认为它太倾向于失败主义。里根提出冲突后果必然惨烈的看法，但是就历史结果的必然论而言，却较可忍受。1982年6月，里根在英国国会贵族院皇家大厅演讲时，描述他对苏联的见解：“颇为讽刺的是，马克思说对了。我们今天正在目睹一个大革命危机，在此一危机中，对经济秩序的需求直接与对政治秩序的需求相冲突。但是，这个危机不是发生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自由阵营内，而是发生在马列主义的大本营苏联……“过分中央集权，几无任何激励诱因，年复一年苏维埃制度倾注最佳资源制造毁灭的器材。经济成长持续萎缩，加上军事生产大增，对苏联人民造成沉重压力。我们看到的这个政治结构，不再吻合其经济基础；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已受到政治力的挫伤。”尼克松和我早在十年前有大致类似的说法，却使得保守派对缓和的抨击更加炽烈。保守派不信赖可以借历史演变为缓和出力，因为他们担心与共产党谈判可能导致道德武装解体。但是他们发现必然胜利的观念，是有力的对峙之工具。里根认为，如果也能让苏联畏惧核战的善恶大决斗，美苏关系一定可以改善。他决心让克里姆林官明白，继续搞扩张主义，风险极大。如果提早十年，他的论调会使国内民间反对声浪闹翻天；如果再晚十年，它又会显得老朽陈旧。但是在80年代的大环境下，它却替史无前例的东西方对话时代奠定了基础。无可避免，里根的论调受到相信正统思想的人士之猛烈抨击。1983年4月11日，《新共和》出现一篇署名“TRB”的文章，抨击里根称呼苏联是“邪恶帝国”，并称里根的说法是“原始的论调，祸害的象征”；《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 Anthony Lewis)也在1983年3月10日，指责里根的看法“原始、落后”。1981年，哈佛大学著名教授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谴责里根好勇斗狠作风是“铁汉”作风、“新国家主义”，是一种“基要主义者的反应”，对于复杂的世界并无助益；据说，在此一世界里，美国的经济衰弱并不比苏联来得轻。事实上，里根的论调里没有如批评者所预见的阻碍重要谈判。相反地，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里，东西方对话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尼克松缓和时代开始以来所仅见。可是，这一次的谈判得到舆论的支持，也受到保守派的喝彩嘉许。如果说里根处理意识形态冲突的方式是简化版的威尔逊主义，他对此一斗争如何解决的观念也一样根植于美国的乌托邦思想。虽然这个问题被包装成善与恶之间的斗争，里根一点儿也没有力主冲突要作战到最后关头。里根倒是标准的美式想法，认为共产党之强悍不让、无知蛮横大于先天恶意，误解大于故意作对。因此，照里根的看法，若能度化敌手，冲突可能就终止。1981年，里根遇到大难而不死，尚在休养中就亲笔写一私函给勃列日涅夫，希望消释苏联对美国之疑虑——仿佛历时75年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靠他个人呼吁就可以消除掉。它几乎和杜鲁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对斯大林做的担保一字不差（详见本书第十七章）：“不时有暗示指称我方有帝国主义图谋，因此对贵方及新兴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不仅没有证据支持此一指控，另有证据指出，美国在本身毫无危险即可主宰世界之时，也毫无此类作为。请客我说，有关美国包藏帝国主义祸心，或企图借武力强令他国听命的指控，绝非事实。……主席先生，难道我们不应关切，如何消除那阻止你我所代表的人民达成他们最珍视的目标之种种障碍吗？”我们要如何看待里根这封信的示好语气，以及仅只数周前，大谈苏联领袖有野心征服世界，两者之间的截然不同的姿态？里根不觉得需要就此一明显不一致的说法做解释，或许因为他深信这两个见解都对——苏联的行为邪恶多端，可是苏联领导人在意识形态转变上亦具有可感染之可能性。因此，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逝世后，里根又于翌年7月11日亲笔给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写信，再度申明没有任何侵袭性质的图谋。安德罗波夫不久亦亡故，另由年老体衰的契尔年科( Konstantin Chennenko)接任（明显只是临时派任）。里根在日记中写道：“我有种直觉，想和他坦诚交谈，看看是否能说服他接受，如果苏联加入国际社会，将获得实质利益。”6个月之后的1984年9月28日，葛罗米柯访问白宫，这是里根政府上台以来的第一次。里根又再次于日记中写道，他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疑虑：“我的感觉是，他们怀疑我方的动机，我方亦怀疑他们的动机，武器管制不会有进展。我相信我们需要会谈，看看是否能使他们明白，我们对他们没有企图，倒是认为他们对我方别有居心。”如果苏联的行为是因两代人以来对美国长期猜疑而起，里根认定此一感觉已深铸在苏联制度与历史中，也不是没有道理。里根这样一位旗帜鲜明的反共人士，热切希望与苏联外交部长——他可谓共产主义统治的典型代表人物——仅凭一席谈话，就能消除苏联的警惕，说明了美国有压抑不住的信念，深信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是正常，关系紧张不是常态，尽最大努力展现善意，可以产生信赖感。因此，共产主义的祸害里根在1985年首次与戈尔巴乔夫会面之前夕表示出惶恐心理与紧张期待，也不足为奇。他盼望翌日开始的会谈可以解决两代人以来的冲突——此一态度较接近卡特，而非尼克松的立场：“自从勃列日涅夫开始，我个人就盼望能与苏联领袖一对一地交涉，因为我认为，我们或许可以完成一些外交官因职权所限做不到的事情。换句话说，我认为如果高层人士在高峰会议中交涉谈判，然后两人携手步出会场，宣称‘我们已就此事达成协议’，则官僚也无法阻滞、破坏此一协议。直到戈尔巴乔夫之前，我从未有机会试行我的构想，现在总算机会到了。”尽管他谈及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地缘政治冲突是活生生的现实，里根在心目中根本不相信紧张是因结构原因而起，或因地缘政治因素而起。他和其幕僚认为只关心势力均衡，格局太小、太悲观。他们不致力于追求渐进成效，而是追求最后结果。这个信念使里根这帮人得到非常的战术灵活性。一位传记作家曾记述里根有一个“梦”，我本人也曾经听到他说过此一梦想：“里根总统有一个梦想，期盼能带领戈尔巴乔夫游览美国，让这位苏联领袖瞧瞧美国老百姓的生活。里根经常谈到这个梦想。他想象他和戈尔巴乔夫搭乘直升机飞过一个劳工阶级的社区，见到一座工厂，停车场上停满了汽车；他们在上空盘旋，俯视这个愉悦的社区，工人住在‘有前后院草坪的房子，或许车道上还有第二辆汽车或一艘小船，而不是挤住在我于莫斯科所见的兔笼子里。’直升机降落后，里根将邀戈尔巴乔夫敲门，问问住户‘对我们的制度有何看法。工人们将告诉他，住在美国真美好。”里根清清楚楚地相信他有责任尽快改变戈尔巴乔夫或其他任何苏联领袖的认识，使他们承认共产主义哲学错误，而且一旦苏联对美国真实特征的错误观念得到澄清，缓和修好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就这一层意义而言，尽管里根意识形态狂热，他对国际冲突本质的看法，还依然是十足的美国乌托邦思想。由于他不相信国家利益绝无调和可能，他也不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一定无可解决。一旦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观点改变，世界就不再有传统外交拼命要设法解决的争端。他不认为在永久的冲突与持续的修睦之间还有中间阶段。尽管观点乐观，甚至带“自由派”色彩，里根仍着眼于最后结果，一心想由坚定不懈的对峙达成目标。照他的思考方式，致力于结束冷战，不需要创造“有利的”气氛，或照常态谈判论者之说，单方面摆出善意的姿态。多数美国人认为冲突与妥协是政策的连续性阶段，里根则是战后第一位同时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两方面采取攻势的美国总统。苏联自杜勒斯以来，久已未尝面对此一现象——不过，杜勒斯并非总统，也未曾认真试图推动“解放”政策。反之，里根和其部属言行一致。从里根一宣誓就职起，他们就同时追求两个目标：第一，抵抗苏联的地缘政治压力，直到扩张主义的进度受到遏止并扭转为止；第二，发动重建军备方案，遏制苏联的战略优势，并且使苏联的战略优势变为战略债务。美国角色的逆转，需要以人权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里根及其策士借人权问题发挥，试图破坏苏联制度。不过公平地说，他之前的几位总统也强调人权的重要。尼克松在苏联公民移民出境问题上用心颇深。福特在赫尔辛基协定第三类条款上，有极大的人权保护努力（详见本书第二十九章）。卡特更以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轴，针对美国盟友时亦不稍假辞色，以致他的正义之声偶尔亦威胁到盟国国内之团结。里根及其策士更进一步以人权作为推翻共产主义、推动苏联民主化的工具，因此可说是世界和平的关键——里根1984年1月25日在其国情咨文中指出：“以被统治者同意为基础成立的政府，不在其邻国进行战争。”1982年里根在威斯敏斯特演说，称誉民主浪潮在全球各地掀起，呼吁自由国家“培养民主的基本架构，建立言论自由、丁会、政党、大学的体制，允许人民选择自己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文化，透过和平方法调和自己的歧见”。吁请自国内增进民主，乃是经典威尔逊主义基调的前奏：“如果本世纪往后的年代要目睹自由与民主理想逐步成长，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协助民主运动。”事实上，里根把威尔逊主义发挥至极致。美国不会消极坐等自由体制的演变产生，也不会划地自限，只抵抗对其本身安全的威胁。美国会积极促进民主，优待那些实现其理想的国家，惩罚那些不符所望的国家——即使她们还未公开挑衅或威胁美国。里根政府因此把早期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主张倒转来说：未来浪潮是民主的价值，而非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那一套。里根政府言行一致：它对智利的皮诺切特( Pinochet)保守军事政权，以及菲律宾的马科斯独裁政权，都施压要求改革；前者被说服举行公民投票、自由选举，以致被推翻下台；后者则在美方合作之下遭到推翻。同时，民主十字军也在探究与后冷战时期特别有关联的基本问题。我们如何调和民主十字军与美国长久以来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主义呢？诸如国家安全等目标，在什么程度下要顺从它？美国推进其价值观念时，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她要如何避免过度伸张和退让不前？后冷战世界使得里根执政早期成为仿佛久远的历史，它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当里根就职时，在设计可以打断苏联数年前不断扩张的策略之际，他并不忧虑其中意义混淆模糊之处。里根的地缘战略攻势之目标，是要让苏联人明白他们已经过分伸张了。基于共产党的战利品已无法返还，里根不接受勃列日涅夫主义，他的战略表达出坚信共产主义可以被击败，不只是被遏制的信念。里根促成克拉克修正案（该案阻止美国对安哥拉反共势力的援助）之废止、大量增援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发展一项在中美洲抵制共产党游击队扩张的大方案，甚至对柬埔寨提供人道援助。这是对美国团结的极大肯定，距中南半岛沦陷仅有五年多时间，一位意志坚定的总统就能再次在全球各地抵抗苏联扩张，而这一次美国成功了。苏联在70年代绝大多数的收获被扭转——不过若干退却是发生在布什政府期间。越南1990年结束对柬埔寨的占领，柬埔寨在1993年举行选举，难民预备回家；古巴军队在1991年撤离安哥拉；共产党支持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在1991年垮台；1990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党人也被说服接受自由选举，这是执政的共产党过去从未接受的风险；或许最重要者应推，苏联军队在1989年撤出阿富汗。这一切种种发展有助于削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锐气和地缘政治的信念。目睹苏联势力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崩溃，苏联改革派人士立刻引用勃列日涅夫耗费巨资、且徒劳无功的冒险行径为证，指称共产制度已告破产；他们亦相信共产制度下决策的不民主作风，迫切需要改变。里根政府借实施“里根主义”而达成这些成功；里根主义即是美国将协助反共的义军，促成其国家脱离苏联势力范围。这表示，武装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反抗俄国人，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 Confvas)，并且援助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的反共势力。整个20世纪60~ 70年代，苏联煽动共产党针对对美友好国家之政府，发动叛乱。现在，到了80年代，美国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苏联尝尝味道。舒尔茨国务卿1985年2月在旧金山演讲，说明此一观念：“许多年来，我们见到对手毫无节制，在全世界到处支持作乱以复制共产主义独裁政体，共产主义的任何胜利都被认为无可扭转。然而，今天的苏联帝国因内部问题重重、外界纠葛交织而日趋衰弱。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值得我们与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放弃他们就是可耻的出卖朋友的行径——不仅出卖这些勇敢的男女老少，也出卖我们自己最崇高的理想。”威尔逊式的激越崇高的言论支持着全球自由与民主，同时却受到几近马基雅维里式的现实主义的影响。美国没有遵循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名言：“跨洋出国扫荡群魔”；里根主义等于是帮助敌人的敌人之策略——黎塞留主教一定会衷心赞同。里根政府不仅拨款援助真正的民主人士（如波兰的民主人士），也援助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些人又与伊朗串通）、中美洲的右派人士，以及非洲的部落军阀。美国与这些土著之大不相同，就和黎塞留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大不相同一样。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敌人，在国家利益上契合，因之结盟在一起。其结果有助加速共产主义之崩溃，可是也使得美国必须正视她在其历史上刻意回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政治家最大的困扰——什么样的目的可以使得什么样的手段合理？里根针对苏联的最基本的挑战方式就是加强兵力部署。里根在竞选期间，一直惋惜美国国防努力不足，也提醒人们注意苏联渐增优势。今天，我们知道这些忧惧反映出对核时代军事优势之性质的过分简化。但是，不论里根对苏联军事威胁的认知正确性如何，他号召整个保守派支持的效果远胜过尼克松一再以地缘政治灾祸示警。在里根政府之前，针对美国冷战政策激进批评的标准论证是，整备军力没有效用，因为苏联永远会在每一层面，与美国的作为相埒。后来证明这个论调，比认为苏联瞬间即可达到优势的看法，更不正确。里根时代美国增加军备的程度和步伐，加重了苏联领导人心目中已有的一切疑心，认为这是阿富汗事件和非洲局势的必然结果，必须要认真思考：经济上他们是否有能力搞武器竞赛，更重要的是，在技术上他们能否一直保持领先。里根恢复卡特政府业已放弃的武器系统（如B -1轰炸机），开始部署导弹，这是十年来美国第一个崭新的地面发射的洲际导弹。对结束冷战最有贡献的两个战略决定是：北约组织在欧洲部署美国中程导弹，以及美国承诺投入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北约组织决定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射程1500英里），可以溯至卡特政府时期。其目的在于缓和西德总理施密特( Helmut Schmidt)的盛怒；施密特不顾其所属的社会民主党之反对，大力支持部署中子弹——可使核战争杀伤力减弱——不料美国却单方面取消此一计划，令他大为震怒。中程导弹（部分是弹道导弹，部分是地面发射的巡弋导弹）事实上是为不同的问题而设计的——是要制衡由苏联内地领土发射，可及所有欧洲目标的为数众多之苏联新导弹（即SS-20型导弹）。在这个本质上，赞成部署中程导弹的论证是政治性的，而非由战略性出发的思考；它出自于20年前曾引起盟国对战略大辩论的同样的关切，但是这一回美国试图让欧洲盟国不要害怕。说得坦白一点，问题又是：西欧是否可以依靠美国动用核武器去击退苏联局限在欧洲范围内发动的攻击？如果美国的欧洲盟国真正相信，美国愿意由美国大陆本土、或从其所驻守的海面发射导弹，动用核反击报复，在欧洲部署新导弹就没有必要。但是美国是否有决心这么做，正是西欧领袖保持怀疑的关键。美国领袖也有自己的理由要回应欧洲盟国的焦虑。要在集中于美国的全面战争，以及对苏联的核勒索屈服之间有选择之余地，也是灵活反应策略的一部分。当然，除了减少大西洋两岸伙伴之间的下意识地不能相互信任之外，还有更深层复杂的原因——新武器有机地把欧洲的战略防务和美国的战略防务结合在一起。这种论证说：苏联在动用传统兵力攻击之前，一定会先设法摧毁欧洲的中程导弹。因为这些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距离近、准确性好，首击便可以破坏苏联的指挥中心，让美国的战略兵力可以发挥最大效果。换言之，只攻击美国的中程导弹，而昕任美国的报复力量完好无损，太危险。中程导弹可能有相当数量未被摧毁，足可对苏方制造严重损害，这时美国未受到伤害的报复力量就会出现，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此，中程导弹可以把威慑的漏洞补起来。以当时的技术语言来说，欧洲和美国的防务因而“连接”起来。苏联倘若进攻任何一者，都无法避免掀起全面核战争此一难以承受的危险。欧洲其余国家（尤其是法国）也越来越担忧德国中立主义兴起。1982年，施密特政府下台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似乎又逐渐回到国家主义和中立主义——甚至在1986年选举时，社民党一位领袖拉方丹( Oskar LaFontaine)还呼吁德国退出北约组织统一的军事指挥架构。西德亦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反对导弹部署。苏联方面认为削弱德国与北约组织的关系的良机出现了，勃列日涅夫和其继任人安德罗波夫遂以反对部署中程导弹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关键部分。1983年初，葛罗米柯访问波恩时提出警告，一旦潘兴导弹进入西德，苏联必定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谈；这一来大大掀起西德异议人士的声势。1983年7月，科尔访问莫斯科时，安德罗波夫对这位西德总理提出警告，如果他接受潘兴二号导弹迸驻，“针对西德的军事威胁将会增加许多倍。贵我两国关系也必将遭遇若干复杂情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人民，恐怕必须如若干人（《真理报》）最近所说的，得要透过导弹的高崖壁垒互相对看”。莫斯科的宣传机器在欧洲每个国家都发动大宣传。各种和平团体发起大规模示威活动，呼吁裁军为先，不要部署新导弹；同时应立刻实施核冻结。德国每受到中立主义煽动，法国人就认为这又是国家主义作祟。法国历任总统都企图让波恩接受欧洲的方案或大西洋的方案。20世纪60年代的戴高乐坚定支持德国对柏林问题的观点。1983年，密特朗出人意料地出头，成为最支持美国部署中程导弹的欧洲领袖。密特朗为导弹部署在德国奔走呼吁。密特朗在西德国会演讲时说：“任何人以欧洲大陆与美国的离散赌博，在我个人观点看来，将破坏势力均衡，进而破坏和平之维持。”很显然，这位法国总统认为，法国国家利益要求中程导弹部署在德国境内，胜过他的法国社会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亲密关系。里根有自己一套钝化苏联外交攻势的做法，表示愿以美国中程导弹换苏联的SS-20型导弹。由于SS-20型导弹只是美国用以部署中程导弹的借口，而非原因，这个方案引起西方国家严正关切——美国是否要把欧洲防务与美国防务“解除连接”。可是，“连接”的论据虽然奥妙难解，废除整个武器系统的方案则易于明白。加之由于苏联高估自己的谈判筹码，拒绝讨论里根的方案，所谓的零和选择，使得欧洲国家依然进行导弹部署。这是里根，以及坚定支持美国计划的西德总理科尔的大胜利。这也显示苏联领导人已失去挑衅西欧的能力。部署中程导弹增强了威慑策略，但是当里根1983年3月23日宣布，有意针对苏联导弹发展一套战略防务计划，他却威胁到战略上的突破：“我号召曾经给予我们核武器的科学界，今日起投注才智在人类世界和平大业上，再给予我们使这些核武器变成无能与过时的方法。”“无能与过时”(impotent and obsolete)这些字眼必定令克里姆林官胆寒。苏联核武力是苏联整个超级大国地位的基石。勃列日涅夫当家的20年里，在战略兵力上与美国势均力敌，一直是苏联的主要目标。现在里根却在技术上出一招，提议要消除苏联耗竭国家财力才勉强获致的一切成就！里根声称的百分之百有效防务，只要接近实现，美国就必然实现战略优势。这时美国先发制人的攻击就可能成功，因为防卫体系或许能够抵御住苏联储存下来的相当小、又乱了组织的导弹兵力。最低程度，里根宣布的“战略防务计划”使得苏联领导人注意到，他们在60年代不顾一切开始的武器竞赛，将耗竭其资源，否则就导致美国战略上大突破。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触到美国国防政策辩论的痛处。核时代之前，一个国家的国防以其人民的脆弱性为基础，会被认为实在荒谬。核时代来临之后，战略辩论有了新奇的特点，部分原因是绝大多数的讨论已经换上一批全新的人士参与。核时代以前，军事战略是在参谋本部里研究制订的，或者是在军事参谋学院里加上几位外聘的七嘴八舌的人士——大部分类似哈特(B.H．Liddell Hart)这类的军事史专家——去讨论研拟的。核武器惊人庞大的杀伤力却使得传统的军事专才派不上大用场；任何了解新技术的人都能参与其事，这些人大都是科学家，以及一小部分学术界人士。受到核武器庞大的破坏力之惊吓，绝大多数技术专家相信，政客十分不负责任，如果政客只要发觉有极小机会让核战争尚可容忍，他们可能就会被诱发动核战争。因此，科学家有道义责任要支持大浩劫的理论，来吓唬最鲁莽的决策者。这个方式矛盾之处在于，自认为最关切文明的未来（的确也是如此）的人士，却支持杀戮平民的虚无主义军事战略。国防科学家乃是逐步演进才得到此一观点的。核时代的头十年里，许多专家还呼吁针对大体上尚不存在的苏联空中威胁，做好防务准备。这些科学家深信必须防止核战争爆发，毫无疑问地要把资源从攻击性武器的开发上调开，借此减少关于美国能先发制人攻击的诱惑。但是苏联核能力日强，甚至已有能力摧毁美国之后，科学界主流的建议又很矛盾地变了。此后，大部分科学家热切支持“确保相互毁灭”理论，威慑的基础是：假设双方都知道平民伤亡人数高得不得了，就不会有任何一方会发动核战争。确保相互毁灭的理论，代表着放弃战略理论中的理性，把国防置于自杀威胁的基础上。从操作上来说，它使得有力量胁迫的一方，心理上得到极大利益，逼得对方要么全面核大战，要么退却。20世纪60~ 70年代，咄咄逼人的一方明显就是苏联，人们都认为她的传统军事力量远比西方国家占优势。在此同时，类似战略使人相信核战争肯定会摧毁人类文明。因此，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特别受到寻求避免在投降与善恶大决斗此一难以容忍的抉择中选择之人士的支持。然而，大多数的新闻媒体和国防学者，坚持一般接受的观念，反对战略防御计划。对于这一计划的种种保留意见，最好、最公平的摘要可以详见布朗（Harold Brown）所编的一本书。布朗先后在约翰逊、卡特两位总统的政府里，担任空军部长和国防部长。布朗赞同研究战略防御计划，但认为它还不够成熟可以付诸实施。与布朗合编此书的贝兹( Richard Betts)则认为，不论部署到何种程度，苏联都会找到方法使此一国防系统饱和，而且其代价成本低于美国之部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利斯卡( George Liska)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方向。他假设战略防御计划或许会成功，但是一旦美国得到保护，本身安全无虞，美国就没有激励诱因去保卫欧洲盟国。奥斯古德( Robert Os-good)综合上述批评，担心战略防御计划会伤害到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协定，也使得新的武器管制谈判更加复杂。英国外相豪( Geoffrey Howe)代表许多西方盟国的观点，警告美国不宜试图“在太空中建立一道马其诺防线”，“这件事要涉及许多年的部署。多年的不安全和不稳定，不能是我们的目标。全体盟国必须在每一阶段都有共识，北约组织领土的安全不可划分，否则此一同盟的两大支柱可能开始倾覆”。这是一个怪异的观念，就长期而言也是令士气沮丧的观念，维持同盟关系竞须付出令每个盟国的百姓完全软弱无助的代价。这也是逻辑上荒谬的观念。美国甘冒核战争之险，保护欧洲盟国的意愿，当然会随着美国保护民众的能力之增加，以近乎正比增加。专家的技术论据都可以头头是道，但是里根却把握住一条最基本的政治真理：在核武器充斥的世界，不能保护其人民不受意外、疯狂的敌国、核扩散以及许许多多可以预见的危险之侵扰的领袖，一旦灾难发生，必定招致千古骂名。战略防御计划如此复杂的研究方案不可能一开始就展示出它的最大效用，这是问题复杂万端中的必然性；如果武器开发从一开始就得接受如此完美主义的标准，就不会有任何武器开发出来。最流行的论证是：任何防御都可因饱和而被击败；这却忽视了饱和绝非直线发展的事实。战略防御计划可能完全如里根所描述的，发挥功效至相当程度；然后，其效力就会逐渐递减。但是，如果发动核战争的代价太高，尤其是由于攻击者不知道哪一颗弹头能够穿透，或命中哪个目标之时，威慑的效力就增加。最后，能够拦截苏联大量导弹的防卫体系，在对付新兴核国家较小规模的攻击时，也必定更加有效。里根对于多数技术性的批评根本不予理会，因为他根本不是从战略观点出发去主张战略防御计划。他是以“自由派”观点提出它，希望能达成放弃核战争的目标。这位战后以来最强力主张增强美国军事力量（包含核力量在内）的总统，同时亦反映着摒弃一切核武器的和平观点。里根经常爱说的警句“核战争绝对没有赢家，根本不能打”，与他的激进派批评者所揭示的目标，难以区别。可是，正如他软硬兼施地对付苏联时的态度一样，里根对于增强军力与绥靖和平的主张，是严肃认真的。里根在其回忆录中形容他对核武器的态度是：“没有人能‘赢’得核战争。可是，只要核武器存在，就永远有被人使用的危险；一旦发出第一颗核武器，谁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因此，我的梦想就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里根个人的憎恶核战争，更因为他高度虔信圣经里善恶大决斗的故事而被强化。我听到他本人详细解说这些观念，与其传记作者所描述者几乎一模一样：仿佛在描述电影里的一幕场景，他述说善恶大决斗的故事里可怕的一段经过：来自东方的两亿大军的入侵，却被一场瘟疫摧毁。里根相信此处的“瘟疫”就是预言核战争的出现，在这场瘟疫中，“眼睛烧得由头颅里突出来、毛发脱离人体等等”。他相信这段话特别就是预言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惨相。没有一位和平运动的成员在谴责动用核武器时，比里根更能雄辩。1983年5月16日，他一方面宣布美国将部署洲际导弹，同时又表示热切希望某一天能够逆转此一过程，废除所有的核武器：“我不相信这个世界能够继续这样世代相传下去；双方都以这种武器对着另一方，有朝一日或许会出现一个愚笨或疯狂的人，甚至只是意外，就触动一场我们全体同归于尽的战争。”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构想时，即使已被官僚体系过滤，其言词依然炽烈、背离正统。如果武器管制谈判拖太久，美国将会部署战略防御计划，单方面终结核危机。里根相信，美国的科学能力可以令核武器过时。苏联领导人不为里根的道德言辞所动，但是他们必须认真看待美国的技术实力，以及即使未臻完美的防御计划之战略影响力。情势发展与十四年前尼克松提出反弹道导弹方案时一模一样，苏联的反应与主张武器管制者的预期恰恰相反：战略防御计划竟然打开通往武器管制的大门。苏联早先为中程导弹问题之争退出谈判，现在又回到武器管制谈判桌上。批评者指称里根心口不一，他大谈消除所有核武器，是要掩饰他大搞武器竞赛的真实用心。里根绝对不是心口不一，他一方面表示对美国人民有最大的信心，也认为目标必可达成。的确，他对消除核武器最雄辩有力的谈话，都是即兴地冒出来，没有经过刻意雕琢。如此一来就出现矛盾现象：奋力推动美国战略武器现代化的里根总统，也是努力让它失去合法性的总统。敌国或盟友照单接受里根公开对核武器的言论，以及私下对善恶大决斗迫在眉睫的评论之后，结论是：他们面对的这位美国总统绝对不可能动用美国国防所建构的此一武器。里根总统一再重审“核战争绝对不能打”。要说多少次，才使得核威胁的确实有效性大受破坏？核武器要减少到什么地步，灵活反应的战略在技术上才会不再有可行性？幸好，苏联在此时已太弱，无力测试这个潜在的弱点；美国忧心忡忡的盟国也因苏联迅速衰败，而接受了美国的做法和主张。里根绝非心口不一的最明显例证是，每当他觉得有机会实现非核世界之梦，都努力去做。他深信废除核战争客观上至为重要，所有有理性的人都会有同感，因此他预备与苏联共同推进这件最基本的事情，甚至不和那些国家利益亦牵涉其中的盟国商量。1986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进行高峰会谈时，就有最戏剧化的情节。经过48小时的争吵和情绪起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原则上同意在五年内把全部战略武器减少二半，并于十年内销毁所有的弹道导弹。里根差一点还同意接受苏联的提议，把核武器全部销毁。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议因而完成了盟国和中立国都担心多时的美苏共识。如果其他核国家不肯追随美苏协议，就会受到公开非难，被超级大国施压或孤立；如果他们同意，英国、法国和中国实质上就是迫于美、苏压力放弃他们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这是撒切尔夫人、密特朗以及中国领导人根本不情愿做的事。雷克雅未克协议在最后关头失败，有两个原因。戈尔巴乔夫在他上台不久之际，操之过切，他试图把消除战略导弹和停止试验战略防御计划联系起来，为期至少十年，但是却对交涉的对手以及本身的交涉筹码估计错误。从戈尔巴乔夫的角度出发，聪明的办法应是提议把双方同意的部分（即消除核兵力）公开，并且把试验战略防御计划的问题交给在日内瓦会谈武器管制的代表们去讨论。这一来可以把已经有协议的部分先冻结，也必然可以在大西洋同盟内以及中美关系上制造一个重大危机。戈尔巴乔夫为了争取更多，不顾里根在高峰会谈之前就声明的“决不把战略防御计划拿出来当谈判筹码”立场，提出进一步要求。戈尔巴乔夫一再进逼，里根的反应却是任何一位外交政策专业人士都不会建议的动作：他立刻站起身，步出会议室。若干年之后，我问一位曾出席雷克雅未克会谈的戈尔巴乔夫的高级助理，为什么苏联不肯接受美国业已答应的条件，还要得寸进尺？他回答说：“我们预想到一切可能的状况，但就是没料到里根会离席而去。”不久之后，舒尔茨在演讲里描述为什么里根认为消除核武器真正有利于西方国家。但是他的措词谨慎，技巧地表示支持“较少核武器的世界”，显示出国务院痛苦地体会到盟国的关切，尚未全然接受里根全部销毁核武器的构想。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谈之后，里根政府立刻推动可以做到的部分，减少五成的战略军力，这是全面协议取消所有导弹的第一阶段。双方达成协议，销毁欧洲境内的美、苏洲际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由于这项协议并不影响英、法两国核力量，25年前盟国之间的争端并未再次出现。同时，解除德国核部署的过程也开始，因此德国渐有可能脱离大西洋同盟关系。德国只有采取不先动用核武器的政策——与北约组织的战略以及美国的部署相当不一致的政策——才能自刚开始的解除核武力获得全盘利益。如果冷战持续下去，西德或许就会出现多从国家立场出发，少由盟国需求考虑的外交政策，这也是为什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武器管制谈判中出现的趋势忧心忡忡的原因。里根把原本一场马拉松竞赛变成短跑。他的对抗作风结合肯冒险的外交，在冷战初起时，在东西方阵营势力范围巩固之前和斯大林逝世不久时，或许都有效。这种外交也正是丘吉尔1951年重掌政权时所提议者。一旦欧洲分治已告冻结，苏联亦一直信心饱满时，企图强力迫使解决几乎必定产生重大冲突，也会使得大西洋同盟陷入紧张关系，因为绝大多数的同盟成员并不想要紧张局势。80年代，苏联终于陷入停滞状况，使得西方适合再度提出前瞻策略。里根是察觉苏联意志力的瓦解，或者是他的自我意志与机会凑巧碰在一起？到最后，里根究竟是凭本能或依据分析而作为，已经没有差别。冷战未再继续下去，部分原因是里根政府对苏联制度施加的压力极大。在里根即将卸职前，东西方交涉议程已回复到缓和时期的模式。武器管制再度成为东西方谈判的中心问题，只是比较强调削减武器，也有更大意愿销毁全部的核武器罢了。在区域性的冲突方面，苏联现在已居于守势，失去制造事端的大部分能力。安全顾虑渐轻，盟国虽然继续宣称要团结，大西洋两岸盟国都有国家主义滋长的现象。美国越来越倚重部署在自己领土上或海上的武器，另一方面欧洲也对东方阵营增多政治选择方案。最后，这些负面的趋势却被苏联阵营覆亡所取代。变化最甚者莫过于东西政策向美国人民呈现时的方法。里根本能地把强硬的冷战之地缘战略政策，置于意识形态十字军和乌托邦式的和平号召之间，这可以对美国国际事务观两大主流意识（即传教理念与孤立主义、意识形态与精神病学），同时具有吸引力。实际上，里根比尼克松更接近经典的美国思维模式。尼克松不会用“邪恶帝国”这种字眼去称呼苏联，他也不会建议双方放弃全部的核武器，或期待只靠一场高峰会谈，就能与苏联领导人确定大缓和而结束冷战。每当里根吐露丝毫姑息的意思，若是一位自由派的总统必遭围剿，可是里根的意识形态鲜明，却保护了他。他坚持要改善东西方关系的决心（尤其是他的第二任期中），加上他的成功，使得针对他的敌对言辞不再那么犀利。如果苏联依然是美国的主要竞争者，里根是否可以长久保持这个走钢索的大动作，就相当值得怀疑。但是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凑巧发生苏联阵营瓦解——此一过程正是里根政府之政策所催化而开始的。第七任领袖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自列宁一脉相传下来的第七任苏联领袖，他生长在苏联权力、声望空前鼎盛的时代里。可是他命中注定要替这个帝国送终，戈尔巴乔夫1985年掌权时，他是一个核超级大国的领袖，可是其经济与社会状况已败象显著。1991年他黯然下台时，苏联军队宣布支持其政敌叶利钦，共产党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自从彼得大帝以来历代俄罗斯统治者血腥征服组建的帝国已四分五裂。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被选为苏共总书记时，若有人谈到苏联崩溃，一定被视为荒诞想法。戈尔巴乔夫和他之前历任苏联首脑一样，令人惊惧，也给人希望。惊惧，是因为他是一个谜样的超级大国的领袖；希望，是期待这位新任总书记或许引导大家走向期待已久的和平之路。戈尔巴乔夫的每句话都被拿来分析，检验是否有缓和紧张关系的迹象；情感上，民主国家期待能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发现新时代的曙光，也正如他们对斯大林之后历任苏联领导人的期待一样。这一次，西方国家的希望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戈尔巴乔夫是另一代人，与受到斯大林威吓的苏联领导人不同。他缺乏前人的强悍作风。非常聪明又温文尔雅的他，像是19世纪俄国小说中的抽象人物——既见过大世面，又不脱乡村气息；聪明绝顶，但不专精一技；有远见，但见不到眼前的主要两难困境。外界几乎松了一口气。期待已久的、难以捉摸的苏联意识形态之转型，似乎终于到来。直到1991年以前，华府一直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建立世界新秩序不可缺少的伙伴——布什总统甚至选择乌克兰国会这一个让人料想不到的地点，发表演说，称颂这位苏联领袖，并且倡言维持苏联完整不分裂的重要。支持戈尔巴乔夫在位，成为西方决策领袖的主要目标，他们认为换了别人当家，都不好打交道。1991年8月显然是针对戈尔巴乔夫而爆发了一场奇怪的政变，所有民主国家领袖都站在“法统”这一边，支持把戈尔巴乔夫拥立出来的共产主义宪法。但是，高层政治绝对不能容许有软弱的情形——即使失败者本身不是软弱的主因。戈尔巴乔夫以一个意识形态上敌对、核武力强大的苏联领袖，却带着修睦心态出现时，其魅力达到顶峰。当他的政策反映出混淆而非目标时，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开始下滑。政变失败后过了五个月，戈尔巴乔夫被迫辞职，由叶利钦通过五个月以前西方国家大为不满的“非法”程序，取得政权。这次，民主国家迅速表态支持叶利钦，其论据与早先支持戈尔巴乔夫者大体相同。戈尔巴乔夫在外界由声名显赫沦为无人理睬，只得壮志未酬地含悲隐退。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缔造了当代意义最重大的一场大革命。苏联共产党组织起来，只有一个特定目标——夺权、抓权，事实上它已经掌控了苏联人民生活的每个层面；戈尔巴乔夫却摧毁了共产党。然后，数个世纪辛苦建立的帝国，也在戈尔巴乔夫治下瓦解。苏联帝国瓦解后的各个独立共和国却担心俄罗斯仍缅怀昔日帝国大梦；她们又变成不安定的新因素，因为她们不仅受到昔日帝国主义的威胁，同时更因为俄罗斯人主宰她们百年，已在境内迁入许多不同种族族群——通常以俄罗斯人势力最盛——而备受威胁。这些结果绝非戈尔巴乔夫本身所规划。他要促成现代化，不是自由；他想要苏联共产党与外在世界接触，不要故步自封；可是，他却推动了把他送上权力宝座的那种制度的覆亡，进而享有历史声望。苏联人民怪罪他在任期内肇致重大灾难，民主国家遗忘了他，而且他无法保持住权力宝座也让他十分难堪。其实，戈尔巴乔夫不该受到如此的盛赞与贬抑。因为他继承了一套真正棘手，甚至可能无法克服的困难。戈尔巴乔夫继承权位时，苏联灾厄之规模才开始显露出来。四十年的冷战，几乎使得全体工业国家都集合起来，组成一个松散的反苏同盟。苏联早先的盟友中国，基于实际理由也加入反苏阵营。苏联只剩下东欧附庸卫星国家做盟友，而他们是因忌惮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主义代表着苏联资源的流失，而非积累）隐含的苏联军力威胁而不敢有二心。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冒险行动，不但耗费巨资，且没有结果。苏联在阿富汗重蹈美国在越南的覆辙，只有一项大差别：阿富汗是苏联广袤的帝国紧邻的一个邻国，越南则与美国相距千里。从安哥拉到尼加拉瓜，美国重振旗鼓，使得苏联的扩张主义所费不赀仍停滞不前，甚至含愧认输；同时，美国的加强兵力（尤其是推动战略防御计划）在技术上做出重大挑战，可是停滞且负荷过重的苏联经济开始无法应付。西方国家发动超级电脑、微晶片大革命之际，苏联这位新领袖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技术后进国家。虽然最后是失败下台，戈尔巴乔夫肯面对苏联的困境则值得嘉许。起先，他似乎相信借由整肃共产党，引进若干市场经济因素灌输人中央计划，他可以使苏联社会恢复活力。虽然戈尔巴乔夫事先不知道他的作为在国内的冲击力会那么大，他却知道他必须争取到一段国际间平静的时间才能施行其内政作为。就这一点而言，戈尔巴乔夫的结论与斯大林死后所有历任苏联领袖，并无多大不同。但是，赫鲁晓夫在50年代依然认为苏联经济即将赶上资本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在80年代则明白，苏联要花相当长时间才能勉强达到堪可与资本主义世界相竞争的工业生产水平。为了争取此一喘息空间，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政策发起重大评估。在198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届代表大会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几乎完全遭到摒弃。过去和平共处的时期被认定是暂时休止，以便重新安排势力均衡，仍然存在阶级斗争。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位完全摒弃阶级斗争、并且宣称和平共处本身就是目标的苏联领袖。虽然继续申言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的不同，戈尔巴乔夫同时也在坚持，国际合作的需求已超越了它。甚至，和平共处被认知的意义——是无可避免的冲突对峙的前奏曲——也与过去不同了；现在被视为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之固定的成分。它之所以存在，不是当做走上共产主义必胜道路中的一个阶段，而是因为对全体人类福祉有贡献。戈尔巴乔夫在他的著作《改革》(Perestroika) -书中，描写他的新做法是：“确切地说，区别仍然存在。但是，难道我们应该为了它们而决斗吗？更正确的做法难道不是跨越使我们同全体人类利益分离的事物？同全球生灵分离的事物？我们已经做了抉择，坚持借由有约束力的声明及明确的言行举动而重申新的政治前景。人类已厌倦紧张与对峙。他们宁可追求更安全、更可靠的世界，在这一世界里，每个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哲学、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以及生活方式。”戈尔巴乔夫在两年之前，也就是1985年与里根进行第一次高峰会议后，在记者会中已暗示过这些观点：“今天的国际局势是由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来区分，我们与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必须考虑此一特征。我的意思是：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说的不只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对峙，而是在生存和相互歼灭之间的抉择。”无可避免地，对冷战经验丰富的人很难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方法比起从前的和平共处时期，会走得有多么更远？1987年初，我和已转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约略相当于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勃雷宁，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党部大楼会面。多勃雷宁对于莫斯科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有许多轻蔑评语，我遂问他，勃列日涅夫主义还生效吗？多勃雷宁却吼起来：“为什么认为喀布尔政府是共产主义政府？”我向华府报告，指出多勃雷宁这句话似乎暗示，苏联可以随时抛弃克里姆林宫的阿富汗傀儡。一般的反应是，多勃雷宁为了想讨好老朋友而失言——我在将近十年里与这位“秘密渠道”的苏方代表来往时，却从来不知道他有此一特质。虽然如此，这种怀疑还是有道理，因为戈尔巴乔夫对外交政策的教义上之转变，尚未立刻化为政策上明显的转变。苏联领导人只是反复学舌，形容他们的新教义是“剥掉西方是敌人的印象”之方法。戈尔巴乔夫1987年11月宣布的此一“新思维”，“开始为世界事务开辟新途径，摧毁掉反苏的定型观念，以及对我们言行建议的疑忌”。苏联在武器管制谈判上的战术，似乎是重演他们在尼克松执政初期的战术——全面取消防御系统，却把更要紧的攻击系统搁置不谈。大国的政府好比是一艘数十万吨的超级大油轮，掉头转身的半径面积至少就数十英里。它的领袖在寻求对外界的影响时，也得考虑如何平衡对本身官僚体系士气之影响。政府首脑固然享有职权去建立政策方向，但是诠释首脑构想的工作却落在政府官僚身上。政府首脑也几乎不会有时间或幕僚，通过执行上的每一细微差异去监督日常指令实施的状况。够讽刺的是，官僚体系越是庞大、复杂，就越会出现这种情形。即使不如苏维埃制度那么僵化的政府，政策变革的步伐经常也是极其缓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尔巴乔夫在理论上的转变已无法回避，即使葛罗米柯担任外交部长几近30年所组建的官僚班子也不能不面对它。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已经远超过调整苏联既定政策符合新现实的步调；它彻底破坏了历代苏联外交政策的支柱。当戈尔巴乔夫以威尔逊派的全球相互依赖论，取代阶级斗争论之时，他界定的世界是一个有相容利益的、和谐的世界——完全推翻了长久以来的列宁主义正统以及历史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不仅使得苏联外交政策失去历史上的理论基础和信念，也让苏联局势中固有的困难加剧。在80年代中期，苏联决策者所面对的任何一个问题都难以应付，统合起来，更是无法克服。这些问题有：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附属卫星国家中的紧张关系；武器竞赛；国内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停滞僵化等等。戈尔巴乔夫起初的行动仍然不脱离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标准模式——借由气氛的营造，设法缓和紧张关系。1985年9月9日《时代周刊》刊出一篇戈尔巴乔夫访问记，他针对和平共处提出见解：“你问我，界定苏、关关系的主要事项是什么？我想，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对方，我们都得共存亡，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我们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是否终于预备承认没有其他方式彼此和平生活，以及我们是否预备把我们的心态和行为方式，由逞强好胜改为和平。”戈尔巴乔夫进退维谷的两难是，一方面他的谈话符合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30年前所说之背景，另一方面，却又过于模糊，不足以鼓舞明确的反应。缺乏政治解决方案之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身陷在二十年来的正统论之内；这20年来东西方外交被认为等同于武器管制。武器管制变成一个深奥难解的题目，即使有心人也得花费多年工夫才能解决。但是，苏联需要的是立刻解脱，不只要解脱紧张局势，还要脱离经济压力，尤其是跳出武器竞赛的怪圈。通过旷日持久的程序，确立协议的兵力水准、比较难以比拟的系统、交涉难懂的查证程序，然后再花费数年时间去执行它们；凡此种种都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因此，武器管制谈判成为对已经压力沉重的苏联制度施加压力的利器——由于它原本不是以此为目的，反而更有效。戈尔巴乔夫迅速终止武器竞赛，或至少是扩大盟国不合间隙的最后良机，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谈中错失掉。但是，戈尔巴乔夫似乎觉得陷入国内鹰、鸽派之间，犹如赫鲁晓夫二十五年前为柏林问题一样而举棋不定。他或许了解美国谈判地位的脆弱，也几乎必然了解苏联本身非得谈判不可的紧迫性。但是，他的军事顾问可能告诉他，如果他同意毁掉全部的导弹，又容许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自由发展，未来美国某一位总统或许会毁约，对于兵力大减（甚至最极端的情况下，业已销毁）的苏联导弹实力，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技术上而言，这个说法没错；但是，如果根据在雷克雅未克议定的武器管制协定，销毁了全部导弹，美国国会也几乎铁定不肯拨经费去发展战略防御计划。而且，这个说法也忽略了苏联的利益，因为雷克雅未克计划无可避免地会在美国及其他所有核国家之间产生争论。后人一向把失败归咎给个人，而非环境。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武器管制政策——精细地反映了战后苏联之策略。并且它顺利走向让德国放弃核化的道路，也提供了下述两种理由使德国更趋国家本位政策：美国不太可能甘冒核战争之险，替一个退缩的、不肯为其国防冒核战略风险的国家出头，并且德国或许日渐被诱导，以某种德国特殊地位来支撑其放弃核子化。戈尔巴乔夫1989年对欧洲议会( Council of Europe)演讲时，提出一个弱化大西洋同盟的机制，倡导“欧洲共同家庭”( Common Eu-ropean Home)的观念——这是由温哥华直至海参崴的含糊架构，各国都彼此结盟，把同盟的意义稀释到不具任何意义。然而，戈尔巴乔夫所欠缺者就是时间——他的政策要成熟，时间是主要先决条件。只有突发的变动才会使他重新调整其优先秩序。但是，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议之后，他被迫退回到非常耗费时间的削减50%的战略兵力之外交程序，以及中程导弹之零和选择，这一来要花许多年去完成，而且已经远离他的基本问题了——武器竞赛已使苏联国库虚空！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放弃几乎已到手的长期收获，退回到单方面削减苏联武装力量。12月7日在联合国一项演说中，他宣布苏联单方面削减50万名士兵以及一万辆坦克车，面对北约组织布防的半数坦克全都包含在内。驻扎在中欧的其余兵力，将重新组训，纯为防御任务而存在。为了安抚中国，戈尔巴乔夫也宣布外蒙境内苏军“大部分”要撤退回国。苏联公开表示这是“单方面”削减兵力，但是戈尔巴乔夫也很明白表示：“我们的确希望美国和欧洲国家也将采取若干措施。”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吉纳西莫夫( Gennadi Gerasimov)说明其理论根据：“我们终于排除苏联威胁、华沙公约威胁和行将进攻欧洲等等无休无止的一再重演的神话。”但是单方面削减如此多的军力，象征着自信过人，至于格外衰弱也不无可能。当时的演变状况，苏联不可能是自信十足。这种姿态在过去50年的任何时刻都不可思议，它也等于是最后证明凯南遏制政策最原始版本的主张有道理；美国已建立实力地位，可是苏联却开始从内部瓦解。政治家需要良好的判断，也需要运气。可是幸运之神偏偏就不肯眷顾戈尔巴乔夫。就在他在联合国发表大胆演说的同一天，就必须中止在美国的行程，兼程赶回苏联——亚美尼亚发生灾情惨重的大地震，把他戏剧化放弃武器竞赛的宣布，全都压下锋芒。在中国这方面而言，根本没有进行武器管制谈判这回事，北京对此也毫无兴趣。中国进行的是旧式外交，把缓和紧张关系认为是某种政治解决。戈尔巴乔夫提议中苏就改变关系进行交涉，向北京示好。1986年6月他在海参崴发表谈话说：“我要再次表述，苏联预备不拘任何时间、级别，与中国讨论再增加措施以创造友好邻邦的气氛的事宜。我希望分隔——我宁愿称之为连接——我们的边界，不久即可变成一道和平、友好的界线。”但是，北京的外交人物没有“精神病学”这一派，可以接受这种论调的转变。中共领袖提出改善关系的三大条件：制止越南军队占领柬埔寨；苏联撤出阿富汗；以及苏军撤离中苏边界。这些要求都无法迅速做到。它们首先需要得到苏联领导阶层接受，然后还得经过冗长的谈判才能实施。戈尔巴乔夫整整花了三年时间才在中方这三个条件上略有进展，让北京领导人肯邀请他到北京商量全面改善关系事宜。戈尔巴乔夫却又碰上厄运，他在1989年5月抵达北京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示威事件即将失控；欢迎他的仪式被示威群众打断。稍后，在人民大会堂谈判的地点还能听到群众抗议声阵阵传来。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的事态，而不是北京与莫斯科关系如何改善。事件发展再度剥夺掉戈尔巴乔夫受到款待接纳的机会。戈尔巴乔夫不论处理什么问题，都碰到同样的两难之局。他一上台，就碰上波兰的动荡不安。从1980年起，波兰团结工会势力就日渐壮大。波兰雅鲁泽尔斯基( Jaruzelski)将军在1981年弹压团结工会，但是团结工会的政治力量复起，连雅鲁泽尔斯基也不敢轻忽它。在捷克、匈牙利和东德，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都受到不同政见的团体以赫尔辛基协定“第三类人权条款”为根据的挑战，要求享有更多自由。欧洲安全会议定期检讨会议也使得此一问题不断受到关切。东欧共产党统治者发现他们陷入无法克服的进退两难窘境。为了平息国内的压力，他们必须走比较有国家立场的政策，但是这样做会迫使他们向莫斯科坚持独立立场。由于老百姓心目中已认定他们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即使走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也不足以安抚群众。共产党领导人发觉，为了弥补其信用度差距，必须考虑把国内结构民主化。情势立刻就显示出来，即使依旧掌控着新闻媒体的共产党，是代表少数人夺取政权、保住政权的工具，不是设计来从事民主竞争。共产党深谙借助秘密警察来统治的诀窍，却不知如何对付秘密投票。东欧共产党统治者因此陷入恶性循环。他们的外交政策越具国家本位色彩，要求民主化的力量就越大；他们越是民主化，要求他们下台的压力就越大。苏联的困境更难。根据勃列日涅夫主义，卫星附庸国家一出现革命，苏联就应该派兵敉平它。戈尔巴乔夫的性格不仅不足以担负此一角色，这也会破坏他的整个外交政策。因为，镇压东欧就会使得北约组织团结，也会使中、美加强其实质结盟关系，并且加剧武器竞赛，戈尔巴乔夫越来越不得不面对抉择：是政治自杀？还是听任政治权力缓慢坍塌？戈尔巴乔夫的药方是加速自由化。十年前，这或许有效；但是在80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已追不上权力曲线，因此他的统治逐渐自勃列日涅夫主义撤退。自由派的共产党人在匈牙利取得政权；雅鲁泽尔斯基也获得允许与波兰团结工会协商。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向欧洲议会演说时，似乎不仅放弃了苏联自认为有权干预东欧事务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也因放弃“势力范围”而放弃了其卫星附庸国家：“一个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秩序，过去有改变，未来也可能改变。但是，改变纯属该国人民的自家事，也是他们的抉择。任何对他国国内事务的干涉、任何对国家（不论是友好、同盟或其他性质国家）主权限制之企图，都不能接受。现在是把冷战时期的假设束诸高阁的时候了，当时欧洲被认为是对峙冲突的场地，分裂为不同的‘势力范围’。”维持卫星附庸国家的成本变得极为昂贵。甚至欧洲议会上这席演讲也似乎太迂回间接——不过，以苏联传统的标准来看，已经够清楚明白了。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访问芬兰时，毫不含糊地抛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他的发言人吉纳西莫夫对新闻界开玩笑地说，莫斯科在东欧已推行“辛纳屈主义”： “你记得法兰克·辛纳屈唱的歌‘随心所欲’ (I Did It My Way)吧？匈牙利和波兰现在可随心所欲了。”要拯救东欧的共产党人为时已晚，或许苏联共产党也无从拯救了。戈尔巴乔夫押注赌自由化，必然失败。就某种程度而言，共产党失去其擎天一柱的特性后，就士气涣散了。自由化无法与共产党统治和谐并存——共产党人非得必须不再做共产党人，否则无法变成民主派。戈尔巴乔夫不明白这则等式，叶利钦则了然于心。戈尔巴乔夫也在1989年10月访问柏林，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并且在此次行程中，敦促东德斯大林派首脑昂纳克( Erich Honecker)执行改革为重的政策。如果他知道此次庆典将成为绝唱，他一定不会出席东德国庆。他在这个场合演讲：“我们一再被吁求清除或此或彼的畛域划分。我们经常必须听：‘让苏联拆了柏林墙，我们就会相信她有和平的真心’。我们没有把欧洲现行体制理想化。但是，事实上，直至目前为止，承认战后现实确保了此一大陆的和平，每次西方国家试图重划欧洲战后地图，就表示国际局势又要恶化。”仅仅过了四星期，柏林墙倒了；十个月之内，戈尔巴乔夫同意德国统一，并留在北约组织中。到这个时候，前卫星附庸国家每一个共产党政府都被推翻，华沙条约也垮了。雅尔塔的局势完全逆转。历史证明，赫鲁晓夫吹嘘共产主义将埋葬资本主义，并没有实现。苏联在过去四十年来借威胁与压力，寻求破坏西方的团结，却搞得国库耗空，现在由于觊觎西方援助，只得争取西方的善意。1989年7月14日，戈尔巴乔夫对七大工业国家政府首脑的高峰会议吁请：“我们的改革，与全面参与世界经济之政策，无法分开。大到像苏联这样规模的市场若是开放，对世界有利而无害。”戈尔巴乔夫把全部家当押注在两项假设前提上：自由化将使苏联现代化，因而苏联能够在国际上保有大国地位。这两项期待都没有实现，戈尔巴乔夫的国内基础，也和其附庸卫星国家一样坍塌。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可以搬动地球。”革命往往吞噬掉其子弟，因为革命党人很少能了解，过了某一点的社会分崩离析之后，不会再有固定的阿基米德点，可由之运作。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坚信，改造后的共产党可以把苏联社会提升入现代世界。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共产党是问题所在、而非答案的见解。苏联共产党经历两个世代去镇压独立思想，破坏个人主动。到了1990年，中央计划管制已经僵化，旨在制衡每一生活层面而成立的各种组织，也与他们应加以监督的团体，订立互不侵犯的契约；纪律已变成例行习惯，而戈尔巴乔夫企图释放主动创意，却种下紊乱的苦果。戈尔巴乔夫的困难始于企图改善生产力、引入若干市场经济因素这个最简单的层面。几乎从一开始就情势明显，计划经济制度根本就没有有效的机制，因此有效率的经济之最基本前提完全付之阙如。斯大林派的假设是中央计划主宰一切，事实则大谬不然。所谓“计划”实质上乃是庞大的官僚体系集体串谋，以至于搞出大规模的信心之游戏，而误导了中央当局。负责生产的经理人、负责分配的部门，以及应该发布指令的计划当局都很盲目，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需求何在，一旦制订方案就没办法调整。因此，体系内每个单位只选择最小的目标，私下与其他单位躲在官样的中央体制下打交道，掩饰缺失。所有的激励因素都不利于创新改革，并且由于所谓的领导几乎无法了解社会的真正状况，这种情况根本无从改善。苏联已经倒退回到早年俄罗斯的混乱状况。改革的企图在根深蒂固的现状之重压下失败了，这种情况与早先赫鲁晓夫、柯西金的际遇并无不同。由于至少四分之一的国家预算花在补贴物价上，因此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评估效率或测度经济需求。货品乃是分配，而非购买；贪污遂成为市场常见的表现。戈尔巴乔夫体察到此一普遍的停滞现象，但是缺乏创意与技巧去打破此一根深蒂固的僵硬局面。此一制度的各个监督机构，随着时间进展，也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过去是革命工具的共产党，在此一繁复的共产主义体制里没有功能，只能监督它也不了解的事务——它只好与它应该掌控者去串通勾结。共产党官员变成了特权阶级；理论上掌握着国家正统，实际上却是汲汲营营保持特权。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大计有两大基础：改革( perestroika)以争取新技术官僚的支持；以及开放（glasnost），以政治自由化争取长久受到欺凌的知识分子。然而由于没有发挥自由表达、促使真正公开辩论的体制组织，开放反而害了他自己。由于除了保留给军方者以外，并无自由的资源，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无从改善。因此，戈尔巴乔夫既未获得民众更广泛的支持，可又逐渐脱离体制组织方面的支持。开放日益和改革发生冲突，甚至抨击过去的领导人也有反效果。1989年，奉派陪我到克里姆林官的一位戈尔巴乔夫的年轻幕僚，对我说：“这一切只代表，年纪长于25岁的每个苏联公民，都虚耗一生光阴。”唯一了解苏联亟待改革，可又不预备支持改革的团体，乃是安全单位。国家安全委员会透过其情报网络明白苏联在与西方国家技术竞赛上，落后甚远。军方在评估主要对手的能力时，往往会考虑到自己本身专业上的利害关系。然而，了解问题后未必就有解决方案。安全单位与戈尔巴乔夫一样爱恶交织。要是开放——政治自由化——不破坏民间的纪律制度，就会支持开放；军方则认为，只要戈尔巴乔夫不会削减军方资源以便实行现代化计划，也可以接受改革——经济结构重整。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个动作，把共产党转化为改革的工具，却在重大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失败；第二个动作是弱化——但依然保持——共产党结构，却破坏了苏联统治的基本工具。这样做涉及两个步骤：把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所在地搬出共产党之外，进入平行的政府架构中；并且要鼓励地区化与地方自治的行动。戈尔巴乔夫却在这两个动作上估计错误。自从列宁以来，共产党一直是唯一的决策机构。政府只是行政组织，负责执行而非设计政策。苏联关键的职位一直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共产党领袖很少兼任政府公职。因此，有野心、敢冒险犯难的人倾向于投入党的阶层体制，政府组织则吸引不想争决策者虚名或有意设计政策的行政人员。戈尔巴乔夫把他的权力重心由共产党转移到政府部门，等于是把他的革命交付给一大群文员。戈尔巴乔夫鼓励地区自治，也一样走上死胡同。他发现无法在其列宁主义式的不信赖民众意志，以及渴望创造出可取代共产党的新选择之间，取得平衡。因此他设计出一套基本上是地方选举的制度，除了共产党之外，不准其他全国性政党参加。但是，俄罗斯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地方及地区政府可以由百姓投票选出，此时将俄罗斯历史的罪愆暴露出来而自食恶果。俄罗斯过去300年来，把欧、亚、中东民族纷纷纳入管辖，却从未把他们融入统治核心。不足为奇，大部分新选出的非俄罗斯人政府（他们占全苏联人口将近二分之一），开始向他们的旧主人挑战。戈尔巴乔夫欠缺靠得住的群众支持。他激恼了列宁主义国家既得利益者的大网络，却因为没有办法推动或许可行的改革共产主义或中央集权国家观念之代替方案，而无法吸引新的支持者。戈尔巴乔夫正确地找出了苏联社会的问题，却掌握不了解决办法。仿佛是关在完全透明，却打不破的玻璃窗内的人，戈尔巴乔夫可以清楚地观察外头的世界，但是却受到室内条件的局限，没办法确切了解他所见到的景象。开放与改革撑得越久，戈尔巴乔夫就越加孤立，越少了几分自信心。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87年初，他意兴飞扬，散发出信心，认为他的每项细小作为都能使得苏联重振雄风，走上霸业。一年后，他已经没那么肯定。他说：“无论如何，苏联都不会和从前一样。”——对于如此艰巨的任务，这句话就透着一丝苦楚与无奈。1989年初我们又碰面时，他告诉我，他和谢瓦尔德纳泽( Shevardnadze)如何在1970年就认为，共产主义制度需要从上到下彻底改变。我请教他，身为共产党员，他如何得到这个结论。戈尔巴乔夫说：“知道什么是错了，容易；知道什么是对的，可就难了。”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找到答案。他在位的最后一年里，身陷梦魇，眼睁睁看到大祸临头，却没法脱身或弥补大祸。通常做出妥协的让步是要打出一条防火巷，以保全最重要的东西。戈尔巴乔夫却恰恰相反。每次走走停停的新改革都半途而废，因而加速苏联衰败的步调。每次让步就为下一次让步开启了一张门。到了1990年，波罗的海三小国宣布脱离苏联，苏联开始瓦解。绝顶讽刺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大政敌利用花了三个世纪才建立的俄罗斯帝国土崩瓦解的过程，来推翻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重申俄罗斯的独立（因此等于暗示其他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是独立的），实质上等于解散了苏联，也等于架空了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总统的职位。戈尔巴乔夫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他的动作太快，也太慢：太快，因为他容忍其制度，但又太慢于控制住不断加速的瓦解。 80年代两大超级强国都需要时间恢复元气。里根的政策释放出美国社会的活力；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则把苏联社会的功能障碍暴露出来。美国的问题是对政策变更持疑心；苏联方面的改革却促成共产主义制度的危机加速恶化。到了1991年，民主国家赢了冷战。他们发现竟然获得远比当初想象的还大的成果之时，立刻就又爆发了早先有关冷战的大辩论。苏联过去是否真的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安危？如果没有冷战施加压力，难道她不会解体吗？冷战是不是过度紧张的决策者制造出来的，反而破坏了国际秩序的和谐？1990年1月， 《时代周刊》选出戈尔巴乔夫为“风云人物”( Man of the Decade)，利用此一机会刊出的一篇文章提出这么一种说法。文章作者断言：“过去四十年大辩论的鸽派，一直都对”，“苏联帝国从来不是真正的威胁。美国政策若非抓不到重点，就是缓解了苏联的动乱。民主国家过去40年的政策，并无特殊功绩，也不能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改变而居功。如果没有真正的成就，而是事态自行演进，没有人能由苏联帝国的崩溃获致教训——尤其不能说在冷战结束而必须创造世界新秩序时，需要美国参与其事。”美国的辩论可以说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这是美国孤立主义的旧调——美国并没有赢了冷战，而是苏联输了冷战；并且如果美国不插手，事情也一样好—一甚至或许更好——过去数十年的努力其实未必需要。相同的推理有另一个说法，认为冷战的确存在，也确实赢了，但是胜利属于民主的理念；不论环绕着东西方冲突是何种地缘战略措施，民主理念必定得胜。这也是一种逃避主义。政治民主与自由理念的确提供给不满人士——尤其是东欧国家的不同政见者一个重振士气的希望。统治集团军心涣散之际，要想镇压坚信民主自由的人士，就越发困难。但是士气溃散首先是因为制度僵滞而起，也是因为共产党精英的觉悟而起，他们的职位越高，就越可能知道真相，越发明白在长久以来声称是最高目标的此一斗争中，他们事实上已经输了，最多这也只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命题。民主理念集结起反共力量，但若非苏联阵营外交政策失败，以及最后苏联社会的崩溃，民主理念本身也不会迅速占得上风。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诠释者对国际事务的观点，他们谙于分析“相对力量”，比美国观察家更易于发现苏联崩溃的原因。1989年，伦敦经济学院马克思派教授郝立德( Fred Holliday)认为势力均衡已转为对美方有利。郝立德认为这是悲剧，但是不像自责过甚的美国人不能肯定自己国家领袖的贡献那样，他承认国际政治在里根执政时期发生了大转变。美国已成功地使得苏联介入第三世界的成本大增；郝立德的著作有一章很适当地定名为《采取守势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o那the Defensive)，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诠释为企图舒缓美方的压力。最强烈的证词来自苏联方面的人士。苏联学者自1988年开始，承认苏联应对缓和之破裂负责任。苏联评论人士显得比美国许多批评者更了解缓和的命题，他们指出：缓和乃是华府使莫斯科不能挑衅已有的军事、政治现象的方法。勃列日涅夫这一代的领导人违背此一默认的了解，寻求单方面收获，激起里根政府的反应，以致苏联无力招架应付。最早、最有趣的一位苏联“修正主义”评论人是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Socialist System)教授达希契夫( Vyacheslav Dashichev)。达希契夫在1988年5月18日当期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勃列日涅夫领导层历来的估计错误和无能”，使得世界其他大国全都结合在一起反苏，也激发了武器竞赛，搞得苏联国库空虚，不胜负荷。因此，苏联传统上站在世界家庭之外，所采取的设法破坏的政策，必须抛弃。达希契夫说：“西方国家认为，苏联领导人积极利用缓和加强其军力，寻求在军事上与美国并驾齐驱，并且与所有的敌对大国大体上能相上下——这是史无前例的事实。美国受到越南战祸之打击，对于苏联在非洲、近东和其他地区的扩张，有非常敏感的反应。一‘回馈’效应的运作使得苏联在外交政策和经济方面陷于非常困难的位置。她受到所有的世界大国，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和中国的反对。跟她们庞大的优势力量作对，非常危险。远远超过苏联的能力所及范围。”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1988年7月25日在外交部一次会议上，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逐项列举出苏联的种种错误，例如进军阿富汗、与中国交恶、长期低估欧洲共同体、耗费不赀搞武器竞赛、1983~1984年间退出日内瓦武器管制谈判会议、苏联早先决定部署SS-20导弹，以及苏联必须保持与全体敌国兵力相埒的国防理论。换言之，谢瓦尔德纳泽几乎对苏联过去25年的所作所为，全都加以批判。这等于是默认西方政策对苏联有重大影响，因为民主国家若是未对冒险行动施惩，苏联政策就可以称是成功的政策，也就没有需要重新评估了。美国两党历任八位总统追求结束冷战，而冷战之终结与1947年凯南所预测者大体相同。不论西方国家采取多么宽容的政策，苏联的制度使她非得借外界常有大敌的幽灵，来合理化它强要百姓忍饥受苦，并且维持武装部队与情报安全机构以保障其政权的做法。西方国家反应的累积压力在里根时代达到最高点，苏共第二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把正式理论由和平共处改为相互依存，对内镇压的道德基础为之消失。接下来，如同凯南所预测，苏联人民习于纪律，不能立刻适应宽容与妥协，一夕之间由最强沦为“国际社会中最弱、最可怜”的一个民族。本书前文提到，凯南后来认为他提倡的遏制政策太侧重军事方面。更精确的评语应该是，美国一向在过分依赖军事战略，以及情绪上过分倚赖敌人回心转意之间，摇摆不定。我本人也曾经屡次批评以遏制名义提出的许多政策。不过，美国政策的整体方向可说相当有远见，而且虽然政府更迭，决策者个性各异，仍然保持相当的连贯性。当自信的苏联帝国一副俨然代表未来新潮流的模样，而且世界领袖也倾向于接受此一见解之时，如果美国没有出面组织反抗，已经在战后欧洲崛起为最大的政党之共产党，可能就得逞。从柏林问题起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就无法抵挡住，而且也必然会发生层出不穷的其他危机。克里姆林官利用美国在越战之后举国骚乱的局势，派出附庸国部队到非洲，也把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如果美国不起而保障全球均势，并且协助重建民主社会，苏联就会更不知节制。美国没有由均势的角度来观察、界定自己的角色，的确令痛苦增加、令过程繁复，但是这也使得美国有前所未见的坚贞信念与创意。并且事实也没有改变，美国依然保持了全球均势，以及世界和平。冷战获胜，当然不是哪一位总统的成绩。它是美国两党40年努力之功，也是共产党积70年僵硬之果，里根现象乃是个性与机会偶然汇合的结果，早了十年，他会被认为太逞强好胜；晚了十年，又似乎太偏执一途，毫无折中。以意识形态上的强悍号召美国民众支持，再加上外交上的弹性作为（换了另一位总统，保守派恐怕就不会原谅他如此做），正好是苏联衰弱并出现自我怀疑心态的时期所需要的对策。然而，里根外交政策性质上的夕阳无限好的意义，大于新时代曙光的意义。冷战几乎是美国人定见的产品。美国人心目中认定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严重挑战，因而其普遍真理不论是否过分简化，如何适用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问题，成为一大考验。军事上的威胁之大是明显、迫切的，其源头非常清晰。即使如此，美国仍不辞辛劳，由苏伊士运河到越南，把她的普遍原则运用到并不友善的特定案例上。后冷战的世界，不再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挑战，在本书写作时亦无任何一例地缘战略上的冲突对峙。几乎每一情势都是特例，自认为与众不同的特殊主义，激发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使得美国以不屈不挠的决心赢得冷战。但是在21世纪的多元世界里，需要更精细的运用。美国最后仍须面对她在其历史上一直能够回避的大挑战：传统上自视为单纯的哨兵或十字军，依然界定着美国的选择，或局限住美国的发展。总而言之，美国终究必须对其国家利益的发展作出确切的定义。第三十一章 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威尔逊主义与各国政策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初期，威尔逊主义似乎胜利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挑衅和苏联地缘政治的挑衅，同时被克服了。道德上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已与地缘政治上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使命，结合为一。无怪乎布什总统以经典的威尔逊式的言词描述他所期望的世界新秩序：“我们期待各国有超越冷战的新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要以磋商、合作和集体行动为基础，尤其要通过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集体行动。这个伙伴关系是依原则和法治而团结，并借由平均分摊成本与承诺所支持。这个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增进民主，增进繁荣，增进和平和裁减军备。”继布什之后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也以非常类似的言词表达美国的目标，阐释“扩大民主”的理念：“在新的危险与机会交替的时代里，我们最大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强化全世界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冷战期间，我们寻求遏制威胁，以保存自由体制。现在，我们寻求扩大生存在自由体制下的国家囤，因为我们的梦想是，有朝一日，世界上每个人的意见与精力，都得以在繁盛的民主世界中充分表达，人人合作，和平生活。”本世纪以来第三次，美国宣布有意建立世界新秩序，把美国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而且，美国第三度在国际舞台上居于至高的鼎盛地位。1918年，威尔逊主导了巴黎和会，会中美国的盟国过分依赖她去申述她们的焦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罗斯福和杜鲁门似乎已居于照美国模式整建全球的地位。冷战结束产生更大的诱惑，要依美国模式重建国际环境。威尔逊受到国内孤立主义钳制，赍志以殁；杜鲁门则奋起抗拒斯大林主义的扩张行动。后冷战的世界，美国成为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有能力在全球每一区域干涉。可是，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而且军力有关的问题也消失了。冷战胜利使得美国进入一个非常类似18、19世纪欧洲国家体制的世界，也面临美国政治家、思想家一再质疑的实际状况。失去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威胁或战略威胁，使得各国越来越以其眼前的国家利益，执行其外交政策。在五六个大国以及许多小国参加在其中的国际体制上，就和过去数世纪一样，必须借由调和、均衡各自竞争的国家利益，去建立秩序。但是，布什和克林顿谈到世界新秩序时，仿佛它是唾手可得。事实上，它还在酝酿期，恐怕要到下个世纪，其最后形态才会清晰。世界新秩序，部分是过去的延伸，部分则毫无先例，它和它所取代的旧体制一样，必须对下述三个问题提出答案：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它们互动，以什么为目标？国际体制其实非常不稳定。每个“世界秩序”都期待能长久，这个字词带有永恒的意义。可是，构成世界秩序的因素不断在流动；的确，每个世纪国际体制持续的时间都在缩短。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产生的体制，存在150年；维也纳和会缔造的国际体制，维持约100年；冷战的国际体制只有40年。（凡尔赛和约从来未被主要国家接纳、遵守为一个体制，只能说是略胜于两次大战期中的停火协议而已。）过去从来没有一个世界秩序的成员，她们互动的能力以及目标，变得如此快速、深刻，而且具有全球性。构成国际体制的实体，其特征一变，无可避免就会出现一段动荡时期。30年战争大体上就是由以传统为基础的封建社会，进入现代国家体制的一种过渡。法国大革命之战，象征着过渡到以共同语言、文化界定的民族国家。20世纪的大战则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而起，并且也因对欧洲霸权之挑战，以及终结殖民主义而起。每一次的过渡，原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物突然间就变成时代错误：譬如，多民族的国家在19世纪被淘汰，殖民主义在20世纪遭摒弃。自从维也纳会议之后，外交政策就把各国牵连起来，因而产生“国际关系”一词。19世纪，即使只出现一个新国家（如统一的德国），也会产生数十年的动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出现了将近一百个新国家，其中许多国家与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截然不同。苏联瓦解，南斯拉夫联邦分裂，又出现20个新国家，这许多新国家正忙着清算数百年的恩怨血债，不遑他顾。19世纪欧洲国家是以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为基础，依照当时的技术水准，提供安全、经济发展的最适度架构，还能影响国际事件。后冷战的世界里，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维持着欧洲大和谐——却不再有资源扮演全球角色。他们团结起来组织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的成败，将决定其未来是否有影响力。欧洲，倘若联合起来，将继续扮演大国角色；若是分立为许多民族国家，只会沦落为第二流的地位。新世界秩序兴起带来的动荡，部分原因出于：至少有三种类型的国家自称为“国家”而在互动，可是各自又很少有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特征。第一类是帝国解体后，不同族裔分离出来的新国家，如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后所产生的国家皆是。因为历史的冤屈、长久追求身份认同，她们主要还在忙着种族对立。国际秩序的目标不在他们兴趣范围内，也经常超越他们的想象范围。就像卷入30年战争的小国一样，她们只追求保持独立，增进国力，根本管不了国际政治秩序这种大题目。若干后殖民的国家，代表的又是另一种现象。她们之中有不少，现有的疆界是早先帝国主义列强为行政管理上方便而划定的。法属非洲，海岸线长，划分为17个行政单位，现在每个单位都成为一个国家。比利时属非洲（旧名刚果，后改名扎伊尔）只有非常狭窄的出海口，虽然其面积辽阔，与整个西欧不相上下，却作为统一的单位管理。在这种情势下，国家通常等于是军队，因为通常仅有军队是唯一的“全国性”组织。一旦这个主张不受承认，往往只有走上内战一途。如果把19世纪国家的标准，或威尔逊的自决原则，套用到这些国家身上，无可避免必然会发生激烈的、难以预料的边界重新划分的纠纷。对她们而言，如果不维持领土现状，另一个选择就是无休无止的血腥战祸。最后一类大陆型的国家，她们可能是代表新世界秩序的基本单位。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的印度，团结了许许多多不同语言、宗教和族裔成为联邦。由于她比19世纪的欧洲国家更能接受邻国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思潮，她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之分界线既不同又相当暖昧。同样的，中国是拥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历史、而含纳不同语言的一个大国。欧洲若非17世纪爆发宗教战争，或许就会演变成中国这样子；如果欧盟能够实现其支持者的愿望，它也有可能成为中国这样子。同样的，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从来也不符合欧洲民族国家的定义。美国因融人不同语言的民族，成功地形成其特殊的文化；苏联则是辖有许多民族的大帝国。前苏联各国（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在本书写作时，仍然陷在分裂瓦解和重建帝国体制之间煎熬挣扎，这情形与19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类似。这一切种种使得国际关系的内容、方法与范围起了激烈变化。在现代以前，各大洲大体上都局限在本身范围内活动。我们不可能去比较衡量，譬如，法国与中国相较谁的国力强盛，因为两国并没有互动关系。一旦技术能及的影响范围扩大，其他洲的未来就被欧洲列强的“协议”所决定。过去的国际体制从来没有主要权力中心散布全球的情形；也从来没有政治人物必须在事件发生时、同时由领导人与民众感知的环境中，去进行外交的情形。国家数量在增加，她们互动的能力也增加，新世界秩序要依据何种原则去组建？鉴于新国际体制的复杂，“扩大民主”这类的威尔逊式的观念能否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南，并且取代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这些观念很显然既非全然成功，也非全然失败。20世纪许多最佳的外交行动，可以追根溯源到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例如，马歇尔计划、勇敢承诺遏制共产主义、保卫西欧的自由，甚至命运多舛的国际联盟，以及日后取代国联的联合国等等都是。同时，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也制造出太多问题。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当中，不加挑剔就接纳民族自决的原则，没有考虑到权力关系以及各个不同族群不顾一切只想解决宿仇积怨所带来的动荡效应。国际联盟没有一个军事执行机制，更凸显出威尔逊的集体安全理念隐藏的问题。1928年的凯洛格一白里安公约，规定各国放弃以战争作为政策工具，毫无效果。显示出纯然由法制上加以限制的想法有其局限性。希特勒的行径就显示，在外交政坛上，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比法律制约有力多了。威尔逊吁求美国全力追求民主，制造出极有创意的行动，也导致了到越南参战的大灾祸。冷战结束，制造出观察家称之为“单极的世界”( unipolar)或“一个超级大国”（one superpower）的世界。但是，美国实质上并没有比冷战开始时更能单方面独断全面问题。美国比十年前更占优势，可是够讽刺的是，权力也更加分散。因此，美国能够运用来改造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实际上也减弱了。冷战结束反而使美国越来越难以执行威尔逊的全球集体安全之梦想。缺乏一个一言九鼎的大国，主要国家看待对和平的威胁的方法就不一样，她们也不愿再冒同样的风险来克服他们的确了解的威胁（详见本书第十、十一、十五和十六章）。世界共同体愿意合作“维持和平”（监督现有协定，不受任何一方挑衅），但是对维持和平（真正有威胁世界和平的事情发生时加以扑灭）却又惊惶走避。这种情况不足为奇，因为即使美国也还未发展出清楚的概念，不知道在后冷战世界里她将单方面抵抗些什么。作为外交政策的途径，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具有无可匹敌的美德和实力这一特殊性。美国对其实力以及目标的崇高性深具信心，因而拟想要在全世界各地为其价值观念作战。美国的例外主义必然是威尔逊外交政策的转折点。21世纪即将来临，庞大的全球力量正在运作，经过一段时间后，它将使得美国不再那么独特。美国军事力量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将无可匹敌。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波斯尼亚、索马里、海地等等小型冲突必将无休无止，美国是否有意愿将其力量介入这些小型冲突，乃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观念上之挑战。美国很可能在下个世纪仍保持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可是，财富将越来越普遍分散，产生财富的技术也会散布各地。美国势将面临她在冷战期间未曾经历的经济大竞争。美国将是最伟大、最强盛的国家，但是仍有其他强国并肩；是鹤立鸡群，但依然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例外主义是威尔逊式外交政策不可缺的基础，可是在下个世纪里可能越来越不重要。美国人不应该把这当做是美国受挫，或是美国式微的象征。因为就美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来看，她事实上是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绝不是颐指气使的超级大国。其他的权力中心，如西欧、日本和中国之兴起，不应该让美国人惊骇。毕竟，分享世界资源和开发其他社会与经济，自从马歇尔计划以来一直就是美国的一个独特目标。如果威尔逊主义的假设前提越来越不重要，而且威尔逊外交政策的主张，如集体安全、感化竞争对手接受美国方式、以法律形式裁决纠纷的国际体制、无条件支持民族自决等等，都变得不切实际，试问美国在下个世纪的外交政策要以什么原则为基础？历史没有提供我们指南，也没有任何类比可以圆满解说。不过，历史透过事例来教导后人，在美国走向不明海域之际，不妨考虑威尔逊之前的时期，以及“美国世纪”，去寻找未来的索引。黎塞留的“国家理由”论——基于国家利益可以不问手段去追求它——经常受美国人嫌弃。这当然不是说美国人从来没有实行“国家理由”论——美国有许多实例，如开国先贤在建国初期与欧洲各国的交往，到以“天定命运”为词一心一意向西部开拓都是。但是美国人从来没有办法坦然公开承认他们本身有自私的利益心。无论是参与世界大战或介入地方性冲突，美国领袖永远声称是为原则而战，不是为利益而战。就研究欧洲历史的人而言，权力均衡的观念似乎十分显然。但是，势力均衡的观念就和国家理由论一样，是最近一两个世纪才发展出来的理论；最早提倡它的是英王威廉三世，为了钳制法国的扩张活动而提出。较弱的一群国家会集合起来，对强国构成反制的观念，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势力均衡也得时时加以照料。在下一个世纪里，美国领袖必须向民众阐释国家利益的观念，说明在欧洲与亚洲维持势力均衡，为何符合美国利益。美国需要伙伴在世界若干地区维持均势，并且这些伙伴不能永远只照道德考虑的原则去挑选，美国外交政策同样需要以清清楚楚界定的国家利益，作为基本指南。国际体制能持续最久而未发生重大战争者，当推维也纳和会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它结合了法统与均势、共同价值和均势外交j共同价值局限了各国要求的范围，均势则限制住她们坚持要求的能力。美国在20世纪里有两度几乎完全以其价值为基础，尝试去建立一套世界体制。这代表着英勇的作为，也是当代世界许多善事的起因。但是，威尔逊主义不能是后冷战时期唯一的基础。民主的增进将继续是美国最主要的期望，但是我们在它似乎获得哲学上之大胜的同时，也需要认清它所面临的障碍。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过去是西方政治思想家的主要关切点，可是在多数其他社会里，政治理论却主张要加强国家威权。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比美国更坚持扩大个人自由。西方的民主是在具有长久共同历史、文化同质性高的社会里演化（即使美国人口多元化，也发展出强烈的文化认同感）。社会，以及某个限度内的民族，不待国家创造，先于国家存在。在此一背景下，政党代表基本共识的另一种不同形式；今天的少数党，明天可能就变成多数党。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国家先于民族，它是组成国家的基本单元。政党若是存在，反映着固定、通常又是共有的身份。少数党、多数党往往一成不变。在这种社会里，政治过程不外于争夺主宰权，而不是官职轮替；即使发生官职轮替，出于政变大于经过宪政程序。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忠诚的反对党这种观念很少存在。反对党反倒是经常被认为是对国家团结的一种威胁，等于是叛国，而遭到严厉制裁与镇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预设存有的价值共识，对伙伴关系有所局限。美国若是没有坚持自由的信念不分畛域，就不够真诚。美国应支持民主政府而非高压政府，并且预备为其道德信念付出代价，这是不容置疑的。美国应该审慎运用其裁量空间去支持推动民主价值和人权的政府与组织，这也十分明确。问题出在决定要确切付出何种代价？以及它和美国其他基本优先事项，如国家安全以及全面地缘政治均势的关系究竟如何？如果美国的劝导宣扬要超越爱国的论调，它们必须反映出务实地了解美国本身能力所及的范围。美国必须小心，在她执行全球外交政策的财务、军事资源都被削减之时，不要去增加道德承诺。皇皇大言，没有能力或意愿做后盾，会使美国在其他所有事务上的影响力消退。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因素与战略因素之间，应有何种明确的均衡关系，没有办法抽象地描绘。但是最初步的智慧包含要承认必须维持某种程度的均衡关系。不论美国多么强盛，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要求其余的人类接受她的意愿与喜好；必须先确立优先事项。即使的确有这样的资源存在，对于不加区分一体适用的威尔逊主义，一旦美国民众清楚了解由它衍生出的承诺和牵扯，也不会予以支持。它有可能借由虚张声势，逃避做出艰难的地缘政治抉择而成为单纯的口号。美国政策的表象与支持的意愿之间，有产生间隙之虞；由此几乎无可避免会产生失望现象，很容易就会成为借口而完全退出国际事务。在后冷战世界里，美国的理想主义需要借助地缘政治分析去找出通过新的复杂局势的道路。这项工作相当艰巨。即使美国独占核优势，却拒绝当霸主主宰全世界；即使在冷战时间，她实质上进行着划分势力范围的外交，美国仍然厌恶势力均衡。美国在21世纪里，与其他国家一样，必须学习在需求与抉择之间行走，在国际关系不变的常数与政治家的裁量会变的因素之间，取得均衡关系。价值与需求之间建立均衡关系后，外交政策就必须开始界定何者构成重大利益——也就是国际环境哪一变化，可能伤害到国家安全；不论此一威胁是什么形式，也不论它表面上多么堂皇合法，都得加以抵抗。在英国最兴盛的时期，即使是低地国家的英伦海峡港口受到圣贤统治的大国占领，她也会出兵防止这些港口被毁。美国历史上长久以门罗主义作为美国国家利益的实际运作的定义。自从威尔逊总统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就回避界定国家利益为何，理由是美国不反对改变国家利益的内容，但是反对使用武力去执行国家利益。这些定义都已经不再适时，门罗主义太有局限性，威尔逊主义则含糊不清兼固执于法律意义。环绕着后冷战时期几乎美国每一项军事行动而产生的争论，显示出美国还没有产生更广泛的共识，不知应如何做个新的界定。要促成此事，将是美国领导人的重大挑战。就在缘政治而言，美国是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岛屿而已；欧亚大陆的资源与人口都远远超过美国。不论冷战存在与否，单一一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两大范围之一（欧洲或亚洲），都会对美国构成战略意义上的危险。因为这样的组成会在经济上胜过美国，最后在军事上也凌驾美国之上。即使这个主宰的大国开明，也必须抵制此一危险；因为一旦这个大国改变意向，美国将会发现本身有效抵抗的力量已经大减、也逐渐没有能力影响事件发展。美国是因为苏联扩张主义的威胁而介入冷战；她对后冷战时期的许多期待是以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为基础。美国对苏联为敌的反应态度，站在遏制的角度，影响到美国对全球秩序的态度；同理，俄罗斯的改革措施主导了美国对后冷战时期世界秩序的思考。美国的政策之假设前提是：俄罗斯在追求民主政治，并且在集中精力发展市场经济之余，将可确保世界和平。因此，美国的主要任务应是加强俄罗斯的改革，以得自马歇尔计划的经验制定措施去协助俄罗斯，而不是以传统外交政策的伙伴关系去对待俄罗斯。美国针对一个国家，从来是一再以对其用心之评估做决策参考，而非以其实力或政策做标准。罗斯福总统对战后世界和平的希望相当程度寄托在斯大林变得温和上。冷战期间美国运作的策略——遏制，公开宣布的目标就是促使苏联改变宗旨，有关此事的辩论通常是期待苏联改变宗旨是否业已发生。美国战后历任总统当中，只有尼克松持续把苏联当做地缘政治上的挑战。即使里根也期盼苏联领导人能幡然改变。不足为奇的是，在苏联覆亡之后，一般人都相信敌对意图已经消失，并且由于威尔逊式的传统不接受利益互相冲突，美国在后冷战的政策运作起来，就好像传统的外交政策考虑一样都不再适用。研究地缘政治与历史的学者对于此一方法一边倒的情况，相当不安。他们担心在过度高估美国影响俄罗斯内部演变的能力的情况下，美国可能没有必要地被扯进俄罗斯内部的争端，遭遇民族主义的反弹，而且忽视了一般的外交政策工作。他们愿意支持能让俄罗斯修正传统的粗暴野蛮行为的政策；基于这个理由，也形成经济援助以及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计划。然而他们也认为，不论谁统治她，俄罗斯跨有麦金德( Halford Mackinder)称为地缘政治心脏地带的领土，也继承最丰富的帝国传统。即使假设的道德转型会出现，也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在此之前，美国应该分散风险，不要单押一注。美国也不应该期待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会获致可与马歇尔计划媲美的成绩。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西欧，还有一个能运作的市场制度，结构良好的官僚体制，并且多数国家具有民主政治的传统。它由于来自苏联的军事及意识形态威胁，而与美国结合。站在大西洋同盟的保护盾之后，经济改革促成基本的地缘政治现实出现；马歇尔计划使得欧洲能重建其国内统治的传统模式。后冷战的俄罗斯却根本不存在类似的条件。减低疾苦、鼓励经济改革，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但是它们不能取代面对一个具有长久扩张主义历史的国家，应该认真保持全球均势的作为。本书写作之时，经过两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正陷于瓦解分裂状态——情形与1917~1923年期间相仿佛，后来她由那段期间复原后，并未抑止其传统的扩张主义节奏。管理一个式微中的帝国局势，是外交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19世纪的外交迟缓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使她不至于迸发全面战争；20世纪的外交证明不能扼制奥匈帝国的分裂。帝国崩溃中产生两种紧张的源头：邻国想趁帝国中心式微而占便宜，而式微中的帝国则企图在周边邻国重振权势雄风。前苏联后继各国里，都同时发生这两种过程。伊朗和土耳其针对伊斯兰教徒占多数的中亚各共和国，寻求增加影响力。但是最惹人注目的地缘政治大动作是，俄罗斯企图恢复她过去在莫斯科控制的全部地区之霸权。莫斯科以维持和平的名义，寻求重新建立某种形式的莫斯科指导保护体制。美国由于专注于“改革派”政府的善意和不愿采取地缘政治的议程，迄今仍默不作声。她没有太多作为去促使前苏联各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例外——获致国际上的接纳。美国高级官员到这些国家访问的次数少，间隔时间又长，给予的援助也少得可怜。莫斯科部队在其领土上的活动，或甚至长期驻防，几乎没受到质疑。莫斯科在事实上被当做帝国小心看待，她也以此自居。部分原因出于美国处理发生在前苏联帝国领土上的反共革命和反帝国主义革命时，把它们分别视为单一的现象对待。事实上，两者截然不同。反共革命在整个前苏联领土上获得极大支持；反帝革命是针对俄罗斯霸权而发，在非俄罗斯的新兴共和国里非常受欢迎，但是在俄罗斯联邦里，却极其不受欢迎。俄罗斯的领导集团长久以来认为他们肩负“文明开化”的任务（详见本书第七、八章）；绝大多数的俄罗斯领导人物，不论其政治信仰为何，拒绝接受苏联帝国崩溃的事实，或是后继各国的合法地位，尤其对俄国东正教发源地的乌克兰之独立，大不以为然。即使索尔仁尼琴撰文主张俄罗斯甩掉不情愿受其统治的外国臣民之噩梦时，也力促莫斯科一定要保留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几乎一半的哈萨克斯坦作为核心集团，这等于是前帝国约900/0的版图。在前苏联的领土上，不是每一位反共人士都是民主人士；也不是每位民主人士都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务实的政策将承认，即使是叶利钦的改革派俄罗斯政府，依然经常不顾地主国明白表示的愿望，在绝大多数前苏联共和国里维持俄罗斯驻军——而这些国家已全都是联合国会员国！这些军队曾在若干共和国参与其内战。俄罗斯外交部长一再提出一个观点，俄罗斯要垄断对“近邻”的维持和平工作，这与企图重建莫斯科主宰地位几乎无法分辨。和平的长期前景将受到俄罗斯改革的影响，但是短期前景则要看俄罗斯军队是否能被劝导留在国内。如果他们重新出现在旧帝国的欧洲、中东边境，俄罗斯及其邻国之间长久历史上之紧张关系，再加上恐惧、互相猜疑心理作祟，势必重新蹿升（详见本书第六、七章）。俄罗斯定然在它称为“近邻”的地区有安全上的特殊利益。（“近邻”指的是前苏联各共和国，与旧帝国以外的地区有别。）基于世界和平，这些利益必须在无军事压力或单方面军事干预的条件下予以满足。关键问题是，是否把俄罗斯与这些新兴共和国的关系视为国际问题，受到外交政策一般接受的规则之管理；或者把它当做是俄罗斯单方面决策可及的问题，美国若是希望能影响它，就必须求助于俄罗斯领导阶层的善意反应。在若干地区——譬如，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的中亚各共和国——美国的国家利益可能与俄罗斯的利益并行不悖，最起码在抵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方面是一致的。只要不是设计恢复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美、俄在当地的合作十分可能。本书写作之时，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前景尚不肯定：俄罗斯民主化之后是否会执行导向国际稳定的政策，也仍未明朗。俄罗斯在她长久的国家历史中，与西方世界走在相当不同的道路上。她从来没有自治的教会系统，她错过宗教改革、启蒙时期、发现新大陆时期和建设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时期。缺乏具有民主经验的领导人物。几乎全体俄罗斯领导人——其他新兴共和国亦然——都曾在共产主义体制下身居高位；追求多元主义不是他们的第一天性，恐怕也不是最后的天性。甚至，由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无论在何地推行，都会相当痛苦。经理人对市场与激励毫无经验，工人已失去动机，部门首长过去从来没有理睬过财政政策。停滞，甚至衰退，几乎无可避免。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在走向市场经济道路时，没有谁能避免痛苦的严酷情势；加上美国许多专家顾问推荐的休克疗法，使得问题更加复杂。由于对过度付出的社会与经济成本不满意，使得共产党人在已脱离共产主义统治的波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声势大振。1993年12月的俄罗斯国会选举中，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合计得票接近50%。最当真的改革派也可能在传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中找到可以获致团结力量的目标。在俄罗斯，民族主义在长久的历史上一直不脱宗教使命感和帝国主义色彩。心理学家可以去辩论其原因是出在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还是天生的侵略性。就身受俄罗斯扩张行为之害的民族而言，其间的区别只有学术意义。在俄罗斯，民主化与外交政策有节制，未必并行。因此，那种和平主要靠俄罗斯国内改革即可确立的论证，在东欧、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或中国，很少人支持；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也因此热切希望能加入大西洋同盟。配合外交政策考虑的系列行动，应设法就可以预见的趋势准备反制力量，而且不要把全部筹码押注在俄罗斯的国内改革之上。支持俄罗斯自由市场和俄罗斯民主之同时，也应该强化对俄罗斯扩张行动的障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如果俄罗斯受鼓舞，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中心力，重视由圣彼得堡到海参崴横跨1 1个时区的国内领域之开发，俄罗斯的改革将会加强，也没有理由要罹患幽闭恐惧症。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政策，可谓针对某一个别领袖的社会工程，孤注一掷。布什时代，就是戈尔巴乔夫；换了克林顿政府，也换成叶利钦；由于戈、叶两氏个人坚守民主，遂被当做俄罗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以及俄罗斯融入国际社会的保护人。布什痛心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解体，克林顿则默许俄罗斯恢复旧日势力范围的作为。美国领袖不太愿意求助于对俄政策传统外交的煞车，因为担心会挑激起叶利钦（以及叶之前的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民族主义反对派人士之反弹。俄美关系迫切需要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严肃对话。把俄罗斯不纳入外交政策的正常考虑，对俄罗斯极不利。因为一旦他日她被引诱必须有所行动时，已无从退却，往往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美国领袖不应该害怕坦诚地讨论美、俄利益在何处有交集、何处又分歧。俄罗斯这些搞内斗的老手不是容易害羞的新手，其国内均势不会因务实对话而解体。他们能够体会了解基于互相尊重彼此国家利益的政策。事实上，他们可能更能理解类似的算计，而不是求助于抽象、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思想。把俄罗斯纳入国际体系是新兴国际秩序的关键。它有两个成分，必须保持均衡：影响俄罗斯的态度，以及影响俄罗斯的算计。美国有必要提供慷慨的经济援助和技术顾问，以纾缓过渡的痛苦；也应该欢迎俄罗斯加入促进经济、文化和政治合作的组织——例如欧洲安全会议。若是故意不理会俄罗斯帝国意图重新出现的事实，只会阻碍俄罗斯改革，而非帮助它。新兴共和国的独立毕竟都受到联合国承认，绝对不能默许俄罗斯在其领土上有军事行动，而默认其地位降格。美国的对俄政策应该配合长久利益，而不是随俄罗斯国内政治的起伏而动。如果美国外交政策以俄罗斯国内政治为最优先的考虑，势必受到她可能无法控制的力量之戕害，也失去所有判断的标准。外交政策应该以基本上仍在革命过程中的动作而调整吗？美国有本钱能够同时孤立俄罗斯和中国，而不畏她们重温中苏同盟旧情吗？在现阶段持不强人所难的俄罗斯政策可以使未来有更稳定的长期发展的机会。支持我关于外交政策“精神病学派”的见解（详见本书第二十八章）的人士，倾向于认为此一论证“悲观”。他们说，德国和日本曾经翻然改变性格，为什么俄罗斯就不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民主的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也曾经转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原本安于德国的民主意志的国家突然间面对着德国庞大的国力。政治家经常借由对未来做出最有利的假设来回避其两难局面；但是他得面临一项考验：他是否有能力在发生事先未能预见、不利的突发事件时保护人民。俄罗斯新领袖阶层在企图克服两个世代的专制主义暴政的艰苦过程中，应该得到谅解；但是他们不应该得到过去300年来沙皇和人民委员在俄罗斯庞大的边界上所侵占的势力范围。如果俄罗斯在建立世界新秩序时要作为认真的伙伴，除了受惠之外，她就必须接受稳定的纪律。美国的对俄政策已经极其接近她对其大西洋盟国的同等对待的地位了。虽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依照威尔逊主义往往被界定为一种集体安全组织，而非联盟；事实上它代表着美国道德和地缘政治目标最能接近和谐的一个组织。（详见本书第十六章）由于其宗旨在于防止苏联控制欧洲，不论以何种理由来声明本身的正当性，它在地缘政治上的功效是防止欧、亚权力中心落到一个有敌意国家的统治下。如果我们告诉创设大西洋同盟的先贤说，冷战胜利将使对其作品的前途之怀疑加剧；他们一定不能置信。他们认为冷战胜利后，天经地义，大西洋伙伴关系可以永续存在。冷战期间，以此目标号召，的确赢了很多次有决定性的政治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与欧洲借由常设咨商组织和统合的军事指挥体系结合在一起——这种结构的范围和持久在任何国家结盟史上都十分独特。自从苏联阵营崩溃后，所谓的大西洋共同体就开始日薄西山了。降低对欧关系变得相当流行。目前流行强调扩大民主，美国似乎较少关注与她有相同的组织、对人权及其他基本价值有共同观点的社会，转而关注其他地区。创建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先贤，如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等人，对欧洲式的外交都有保留意见。但是他们也了解，若无大西洋盟友，美国在国际社会上，除了西半球之外，找不到太多道德一致或共同传统的友邦。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势必不得不执行纯粹的现实政治，而现实政治本质上与美国传统不能相容。一度是美国最重要的政策都在退化，部分原因是北约组织已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当然组织，不再需要多加照料。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过去15年内崛起的新世代美国领导人，大部分出身南方与西部，而当地人士比起旧的东北部士族对欧洲的情感与人际关系看得淡。甚至，美国的自由派通常是威尔逊主义信徒，他们经常觉得受到民主盟国的羞辱，因为这些盟国只注重有关国家利益的政策，忽视集体安全与国际法；他们举波斯尼亚和中东为例，虽然有共同价值却不能取得协议去行动。同时，美国保守主义的孤立主义派——另一种形式的例外主义——又倾向于鄙视欧洲的马基雅维里式的相对主义和自私作风。与欧洲的意见不合有点像家庭成员不愉快的口角。然而，几乎在每一项关键问题上，来自欧洲的合作远胜于其他地区。容我们公平地说，法国与英国都派出部队到波斯尼亚执行地面任务，美国则不然；可是公众舆论却制造出相反的印象。在海湾战争中，除了美军之外，最重要的特遣部队还是英国和法国部队。在一个世代之内，基于共同的价值和利益，美国两度派军到欧洲参战。后冷战世界里，欧洲或许不能集合起来支持新的大西洋政策，但是美国也不能在胜利时刻就抛弃三个世代以来的政策。盟国当前的工作是调整组成大西洋关系的两个基本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欧洲联盟（旧名欧洲经济共同体），使之适应后冷战世界的现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依然是美国与欧洲之间主要的连接组织。北约组织成立时，苏联部队已在分裂的德国之易北河畔。一般认为苏联凭其传统兵力即可征服西欧；苏联军方不久亦大量扩张其核兵力。整个冷战时期，西欧的安全依赖于美国；后冷战的北约组织体制依然反映上一状况。美国掌握北约的统一军事指挥部，由美军将领担任北约盟国总司令；她也一再反对法国所提的欧洲防御自主的主张。欧洲整合运动的起源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除非欧洲能有单一的发言权，否则它会渐渐沦落到无关紧要的地位；一是绝对不容许分裂的德国可在两大集团之间游移，而玩弄冷战双方。本书写作之时，原本只有6个会员国的欧洲联盟，已增加到12个会员国，而且还在继续扩充中，可望在将来纳入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奥地利，甚至若干前苏联附庸国家。这两个组织成立的前提，由于苏联瓦解、德国统一而动摇。苏联军队已不复存在，俄罗斯部队已往东后撤数百英里。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因内部骚乱，进攻西欧似已不可能。同时，俄罗斯重提前帝国的倾向，又重新唤醒各方传统上害怕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心理，尤其令东欧的前附庸国家大为戒惧。紧邻着俄罗斯的国家的领袖，没有人跟美国一样有信心，肯把自己国家的安全寄托在俄罗斯的转变上。他们全都偏向于支持叶利钦，而非叶利钦的对手；但他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而不是能消除历史不安全感的人物。统一的德国的出现，使得这些恐惧加深。了解这两个欧陆大国在历史上，不是瓜分其邻国，就是在邻国领土上征战。位于这两大强国之间的国家深深以安全真空为虑，因此更加渴望美国保护，这可以由她们争相加入北约组织为例证。如果北约组织需要依苏联势力的崩溃而调整，欧盟也面临德国的统一的新现实。德国的统一威胁到欧洲统合的重心之隐性换位：即西德接受法国在欧洲共同体的政治领导地位，换取在经济事务上有最高发言权。因此，西德与西方的结合是透过两个途径：在北约组织内接受美国在战略事务上的领导，在欧盟内接受法国在政治问题上的领导。在未来，所有的传统的大西洋关系将会变化。欧洲将不再觉得像过去那样需要美国保护，会更加积极热切地追求经济上的自我利益；美国将不会再愿意为欧洲安全承诺大的牺牲，会受到各种样式的孤立主义之引诱；到某一地步，德国将坚持具有和其军事、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在情感上也将不再那么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以及法国的政治支持。只要继承阿登纳传统（详见本书第二十章）的科尔总理在职，这种趋势就不会充分表露出来。可是，他代表的是那一类领袖的最后人物。新起的世代对大战并无亲身经历或记忆，对于美国援助战后百废待举的德国重建，也毫无记忆。没有情感上的理由要服从超国际的组织，或接受美国、法国的观点。战后世代的美、欧领袖之大成就是，他们认识到除非美国有机地介入欧洲，她日后迟早也得在更不利于大西洋两岸的情境下，不得不介入。这个情形在今天更加明显。德国已变得十分强盛，以致现有的欧洲体制无法凭一己之力在德国及其欧洲伙伴之间，取得均衡。欧洲即使挟德国之力，也不能凭一己之力处理俄罗斯的再次崛起或分裂瓦解，这是苏联解体后最有威胁性的两个结果。德国和俄罗斯各以对方为主要伙伴或主要敌手，绝非各国之福。如果她们关系太密切，会使人产生德、俄共治的忧惧；如果她们争吵，欧洲可能因危机升级而被卷入风波。美国与欧洲有共同的利益，要避免德国和俄罗斯的国家政策失控而竞逐欧洲大陆心脏地带。没有美国，英国和法国无法维持西欧的政治均衡；德国会受到国家主义之诱惑；俄罗斯也将失去一个全球对话的对象。没有欧洲，美国在心理上，以及地球上、地缘政治上，都将成为在欧亚大陆外海的岛屿。后冷战体制使得北大西洋同盟面临三组问题：一是传统同盟结构内的内部关系，二是大西洋国家对东欧的前苏联卫星附庸国家的关系，三是前苏联后继各国，尤其是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国家，以及东欧国家的关系。北大西洋同盟内部关系的调整，受到美、法之间对大西洋关系的观点的长期角力所主宰。美国以统合的旗帜掌握住北约组织。法国则高唱欧洲独立，促成了欧盟。两者见解不同的结果，美国在军事领域太过独霸而不去推动欧洲的政治身份，可是法国又太坚持欧洲的政治自主而不去推动北约组织的团结。就知识层面而言，这项争议等于重演黎塞留观念和威尔逊观念的冲突——也就是外交政策是要求利益均衡，或是要确认基本和谐，这两者之间的冲突。美国认为，北约组织统合的指挥本部代表着盟国的团结；法国则把它当成一面红旗。美国领导人不能明白，如果一个国家并不希望保留必要时可置盟友于不顾的选择权，又何必非坚持独立行动的权利不可。法国则认为，美国对欧洲保持独立的军事角色不安，分明就是隐藏有独霸的企图心。事实上，两国的国际关系观点都有其历史缘故。法国继承了欧式外交，其渊源可以上溯到300多年以前。每当英国必须放弃其保护权力均衡的角色时，法国就——姑不论是好是坏——继续坚持“国家理由”政策，也支持精确评估利益而非一味追求抽象的和谐关系。美国或许时日稍短，也同样持续力倡威尔逊主义。美国深信基本上的和谐关系的确存在，坚信既然欧洲和美国的目标一致，欧洲的自主若非不必要，就是太危险。当前欧洲的两大挑战——把统一的德国整合纳入西方，以及建立大西洋同盟对新俄罗斯的关系——决不能照本宣科地运用黎塞留或威尔逊的方略去处理。黎塞留方式助长个别欧洲国家的国家主义，会导致欧洲分裂。百分之百的威尔逊主义则会挫弱欧洲的认同感。以反美为基础建立欧洲体系的企图，终将破坏欧洲的团结与大西洋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国也不需要担心在北约组织之内，欧洲认同感上升，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没有美国的政治和后勤支援，欧洲能在什么地区发动自主的军事行动。毕竟，产生团结的原因并不是统合的指挥本部，而是共同的政治与安全利益之意识。美国与法国之间的争论、威尔逊主义与黎塞留主义之间的争论，都已被事件发展所超越。大西洋同盟与欧盟都已经成为稳定的新世界秩序不可缺少的基石。北约组织是针对来自任何地区军事威胁的最佳保障；欧盟则是维持中欧、东欧安定的基本机制。我们需要这两个组织来把前苏联的后继国家及附庸国家，导入和平的国际秩序。东欧的前途，与前苏联后继国家的前途，不是相同的问题。东欧受到红军占领，它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认同西欧的传统，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尤其如此。不和西欧及大西洋组织结合，她们将在德国与俄罗斯之间成为无主之地，任人控制。这些关联要有意义，上述四国就必须纳入欧盟以及大西洋同盟。经济、政治上要能活跃，他们需要加入欧盟；为了安全因素，它们仰望大西洋同盟的照顾。事实上，加入一个组织亦即隐含也是另一个组织成员的意思。由于欧盟绝大部分成员也是北约组织会员国，也由于我们无法想象在欧洲统合达到某一地步之后，它们会不理会一个会员国受到攻击之事实，所谓欧盟借必将导致北约组织保障的事实延伸。到目前为止，因为东欧国家还无从加入这两个组织，这个问题还受到回避。然而，两者都还未容纳东欧国家加入的理由，就跟欧洲、美国政治传统迥异一样相当不同。欧洲是以现实政治为基础，决定把欧盟往东延伸：它已接受了此一原则，并且准予东欧国家准会员国的身份，以待其经济改革成绩追上来（在此一过程中，使西欧经济避开竞争一段时间）。这也就是说，加人为会员国只是技术问题，过一段时间就水到渠成。美国之所以反对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及斯洛伐克成为北约组织会员国，是基于原则问题。回溯到威尔逊历来对同盟关系之反对——因为同盟是以预期有冲突对峙为基础——克林顿总统利用1994年1月北约组织高峰会议的场合，提出另一个替代性的观点。他在说明美国为何反对上述四国加入北约组织时，声称大西洋同盟经受不了“在东、西方之间划一条新界线，制造出自然实现未来冲突的预言。我要敬告在欧洲与美国主张我们更往欧洲东部推进，划下一条新界线的全体人士，我们不应该堵塞欧洲最佳前途的可能性，那就是四处都是民主、四处都是市场经济、四处的人民都为共同安全而合作”。基于此一精神，克林顿总统提出他称之为“和平伙伴”(Partner-ship for Peace)的计划。请前苏联的全体后继国家，以及莫斯科过去在东欧的全体附庸国家，都加入类似集体安全的一个体系。它把威尔逊主义以及本书第十六章所述华莱士对遏制的批评混合起来，运用集体安全的原则；把苏联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暴行的受害人等同看待，它赋予毗邻阿富汗的中亚各共和国与波兰相同的地位（波兰四度遭到列强瓜分，俄罗斯都插一脚）。和平伙伴并不是加入北约组织的中途站，但是它经常被人误认如此；它是代替品，就好像洛迦诺公约（详见本书第十一章）只是20世纪20代年法国极力追求却不得的英国同盟之代替品而已。洛迦诺公约显示，在以共同宗旨为基础的同盟，以及不以对威胁的共同认知为基础、却以实现国内统治特定条件为基础的多边组织，两者之间没有别的选择。和平伙伴有在欧洲制造两组边界线的危险：一种受到安全保障的庇护，另一种则被拒绝予以上述保障——这种情形势必对潜在的侵略者有诱惑力，潜在的受害人则相当沮丧。基于避免冲突对峙，必须十分谨慎不在东欧与中欧等多次欧洲冲突的起源地，留出战略和观念上的无主之地。情势显示，不可能在同一套方案下解决东欧的安全以及把俄罗斯融人国际社会的孪生问题。如果和平伙伴被当做北约组织的一部分，则它可能把北约的活动转移到与任何实际安全任务无关的方面，扩大东欧的不安全感，可是又相当含糊，不能让俄罗斯放心，因而伤害到大西洋同盟。的确，和平伙伴的风险是，被有可能受侵略之害的国家认为无足轻重，甚至是危险的，可是在亚洲国家中又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和日本而召集的种族俱乐部。同时，把俄罗斯与大西洋国家连接起来也很重要。命名为“和平伙伴”的组织，若是全体成员能以大体相同的态度去处理任务，它就有存在价值。这些共同的任务不外乎经济开发、教育和文化事项。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或许可以被赋予这些任务，并改名为“和平伙伴”。经过如此设计，大西洋同盟将建立共同的政治架构，并提供全面的安全；欧盟可加速步调，把东欧前附庸国家纳为会员国；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或许改名为“和平伙伴”，将把前苏联各共和国（尤其是俄罗斯联邦）连接到大西洋结构上。安全伞就可伸展到东欧新兴的民主国家。如果俄罗斯安于其国境线，安全的焦点就会在将来移到和平伙伴上。共同的政治与经济方案将越来越成为东西方关系的重点。大西洋关系的未来并不存在于东西方关系之上，而是寄托在其举足轻重地协助美国适应21世纪可以预见的演变之角色之上，在本书写作时，我们还看不出来哪一个新兴势力会最强大或最具威胁性：究竟俄罗斯、中国或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谁会崛起？在这一情势下，过去被称为“地区之外”的问题，将成为北大西洋关系的核心，而北大西洋关系应依照此一宗旨重新组织。美国对亚洲的兴趣加重，例证是克林顿1993年在一次亚洲政府首脑会议上提议成立太平洋共同体( Pacific Commnuity)。但是“共同体”这个字词用在亚洲，意义十分有限；因为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基本上与大西洋地区的关系大为不同。欧洲国家可因共同体制而组合，亚洲国家却自认彼此殊异、相互竞争。亚洲主要国家彼此的关系具有许多19世纪欧洲均势体系下的特征。其中之一若是实力大增，几乎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抵制行动。于其中居影响地位者是美国的态度；美国有能力扮演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维持欧洲均势的角色。亚太地区的稳定，其可夸耀的繁荣之支撑，都不是自然定律，而是均势的结果，在后冷战世界此一均势越发需要仔细精心的照料。威尔逊主义在亚洲信徒不多。亚洲没有集体安全这种体制，即使在少数民主国家里，也没有所谓以共同的国内价值为基础的合作关系。重点全摆在均势和国家利益上头。所有的亚洲主要国家，军费支出都已上升。中国正在走上超级大国之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额年增率8%（比起1980年代的年增率略降），在21世纪过完20年之后，将接近美国水准。远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阴影将笼罩亚洲，并且不论中国的实际政策多么有节制，也将影响其他国家的估算。亚洲其他国家很可能以对付日本之道，同样设法制衡越来越强大的中国。虽然它们将矢口否认，东南亚国家将纳入从前它们深怕的越南，使它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俾能制衡中国和日本。这也是东盟要求美国仍留在此一地区的主要原因。日本的角色无可避免地会就情势变迁而调整，但是日本领袖依其国家作风将会以累积许多很难察觉的细微改变去做调整。冷战时期的日本，放弃其历来的自己依赖自己的传统，处在美国保护之下。日本是个坚毅的经济竞争者，她以接受华府外交与安全政策之领导，换来在经济领域里的自由运作。只要苏联依旧被美、日两国视为安全上的主要威胁，我们就有道理把美国和日本的国家利益视为一体。这种模式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韩国与中国的军事力量日增，苏联军力最未受伤害的部分驻扎在西伯利亚，日本的制订长远计划的人不会永远认为美、日利益绝对会一致，当美国历任政府新上任就宣布要重新评估现有政策（至少这是暗示政策有可能改变），并且当经济问题冲突成为常态而非例外时，就很难坚称：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政策利益绝不会有分歧。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历史的经验，日本对亚洲大陆的观点就与美国有别。因此，日本的国防预算缓步上升，直到成为世界第三，并且鉴于俄罗斯的内部困难，或许是第二有效的军事预算。1992年日本首相官泽喜一被问到，日本是否能接受北朝鲜具备核能力时，他以非常不合日本味道的直率，简洁地答了一个字：“不！”这是否表示日本将发展自己的核能力？或者她将设法压制北朝鲜的核能力？单凭这些问题会被问到的事实，就代表日本有可能在某一程度内，会脱离美国的安全与外交政策立场。针对其他主要国家进行更锐利的分析，可能会显示出亚洲均势已有变化，而且不太稳定。美国企图维持亚洲均势的话，就不能等到它已经受到破坏才着手。她的政策必须有充分弹性，能够影响亚洲所有的论坛，就某个程度而言，这业已在进行中，美国业已在东南亚国家建立辅助性的角色，也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中成为主要参与者。但是，美国对这些多边组织影响力的局限性，也变得明显了。克林顿提议以欧洲模式建立比较有组织的太平洋共同体，却受到礼貌而又冷淡的回应，其原因出在亚洲国家并不认为她们是一个共同体。她们并不想要一个有组织的架构，可能使得亚洲潜在的超级大国，甚至美国，能对其事务有重大发言权。亚洲国家愿意开放与美国交换意见，也赞成让美国充分参与，以便一旦紧急事故发生，美国能援手挡退对其独立的威胁。但是她们对独大的邻国，甚至美国，都有忌惮，因而不能支持在全太平洋建立正式组织。美国影响事件的能力因此主要得靠她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来进行。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对日本与中国的政策——在本书写作时，仍有极大争论——非常重要之故。美国是使日本与中国虽然互相疑忌却还能共处的关键角色。在可见的未来，日本面临人口老化、经济停滞的压力，可能会决定抢在中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俄罗斯恢复实力之前，先发挥其技术与战略上的优势；然而，她或许会追求更能提升其平起平坐地位的核技术。针对上述可能的状况而言，日、美紧密的关系将大大有助于日本的温和，也是对亚洲其他国家的重要保证。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对日本军事力量与美国结合的疑虑反而没有对单单日本一国的军事力量的疑虑来得更大。日本会认为，只要美国的安全网存在——即使已经比以往小一些——她需要的军事力量可以较小。有需要让美国在东北亚（日本与韩国）维持足够的驻军，倘若没有美军驻留，美国承诺会在亚洲长久关切，就失去可信度；日本和中国也会更加受到诱惑追求其目标，到头来可能就互相争锋，甚至波及两者之间的缓冲国家。以平行的地缘政治利益为基础，重振和澄清日美关系，会面临重大障碍。美日在经济上不合是尽人皆知，文化障碍可能更隐晦。不同国家决策方式不同，都会有这些痛苦，甚至有狂暴的痕迹。美国人以地位做决断。某位权威人士（通常是总统、偶尔是国务卿），多少是凭借其职位在各项可能方案中挑选他赞成的路线。日本却得依照共识运作。每一位必须执行决定的人，都参与共识的制订与形成，要人人都同意了，共识才算建立。这种差异在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会商时，就必然会因误解而更加严重。美国总统表述同意，接下来就是行动；日本首相认可，他所传达的态度未必表示他同意美国立场，而是他已经了解，会向同僚转达提出。他认为很明显，他的职权不能逾越此一程度。有关亚洲前途的谈判要成功，美国必须更有耐心，日本必须采取立场讨论有关未来合作的长期政策。颇为奇妙的是，日美关系稳定，中美关系就会不稳定。日本虽然相当接纳中国文化，却一直挣扎在又敬又惧的心态中，固然想建立睦谊，却又有心要控制中国。中美关系一吃紧，日本就倾向于脱离美国，目的若非增强她在中国的影响力，至少也是不要因太紧密追随美国而损及日本对中国之影响力。同时，日本纯以本国立场出发，又有被北京诠释为表露日本有霸权思想之虞。因此，美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成了美、日长久良好关系的先决条件，也成为中日亲善的先决条件。、这种三角关系，任何一角想放弃，都会有重大风险。这种混沌情势也让美国不能完全放心，因为它违反了美国给其他国家贴标签非友即敌的倾向。在所有的大国或潜在的大国中，中国的声势最盛。美国已经最为强盛，欧洲必须努力整合得更加团结，俄罗斯是步履艰辛的巨人，日本财富可观却仍然怯懦。然而，中国的经济成长年增率接近10%，具有强烈的国家团结意识、军力亦鼎盛，她在主要国家中的地位将出现最大的相对上升。1943年，罗斯福总统就构想以中国为“四大警察”之一，可是中国旋即陷入内战漩涡。共产党中国崛起后专注于成为独立的大国，但因意识形态的局限而大打折扣。将意识形态的骚动搁置之后，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以纯熟的坚毅，追求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将使美国在亚洲有遭到孤立之虞。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希望或承担得起，在美国与中国爆发政治冲突时，出面支持美国；她们认为这是美国政策方向错误，才会爆发美、中冲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绝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即使内心可能不愿，多少都会与美国保持距离。几乎每个国家都盼望美国创造一个稳定、长期的架构，能把中国和日本都包容进去——这项方案一旦中美对抗，就绝对不会成功。中国具有最长久的独立外交政策历史，传统上其外交政策更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她欢迎美国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可畏的日本、俄罗斯两大强邻，以及印度。可是，美国政策同时要与北京睦谊，又要与北京认为对中国安全有潜在威胁的国家交好——这的确就是美国的立场——华府与北京之间就必须定期、谨慎地对话。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之后连续四年，美方拒绝与中国有高层接触，中美对话受到抑制——即使在冷战最炽烈之时，美国也从未对苏联采用此一措施。人权问题因而成为中美关系的重心。克林顿政府明智地恢复高层接触，中美关系的未来因此基本上要取决于这些对话的内容。很显然，美国不能放弃她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传统关切。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支持其价值观念，而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取向，要有多大程度以人权等价值为先决条件。中国认为，中美关系不以互惠利益为基础，却以华府裁量决定善恶为基础的情势，十分屈辱。这种态度令美方显得不可靠，强人所难；在中国人心目中，不可靠是最最要不得的缺点。中国长久以来在其区域内是卓越的——的确，在她的世界里，她是天下至尊——任何企图号令其组织和内部运作的作为，都会引起她的深刻忌恨。鉴于中国对西方介入其历史的不愉快经验，此一敏感性更是深化。自从19世纪上叶鸦片战争打开中国门户以来，中国人视西方是一连串无休无止地国耻的始作俑者。地位平等、强烈坚持不听命于外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不只是战术，更是道德上的必然。中国所求于美国者是一种战略关系，用以制衡她认为太强大、太贪婪的邻国。要达成这个层次的外交政策协调，中国可能预备在人权问题上做些让步，但是要做出这是出于中国自身决定的姿态。美国坚持要吻合公开划定的条件，使得中国觉得这是美国企图转化中国社会接受美国价值观的作为——中国人视此为耻辱——也证明美国人不够真诚。因为美国声称它在这类的亚洲均势中并无国家利益。如果在此一宗旨上不能指望美国，中国就没有兴趣对她做出让步。中美关系的关键——很矛盾的是，人权问题的关键亦然——是默默地在全球（尤其是亚洲）的战略上合作。就欧洲而言，美国跟它有共同的价值观，但是还未能设计出符合后冷战时期的共同政策或适当的组织；就亚洲而言，美国有可能界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全盘战略，但是没法建立共同的价值观。然而，十分出乎意料的是，在西半球却出现道德与地缘政治目标的汇合，威尔逊主义和现实政治的汇合。美国早期的对西半球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大国干涉主义的政策。罗斯福总统1933年公布的睦邻政策，象征着转向合作关系。1947年的里约热内卢条约和1948年的波哥大公约，提供了安全架构，后来纳入美洲国家组织的体制内。肯尼迪总统1961年以进步同盟，导人外援和经济合作，可是此一有远见的政策却因受援国走上中央统制经济而失败。冷战时期，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受到强权政府（大部分是军人执政）的统治，在经济上采取国家控制的体制。80年代中期起，拉丁美洲摆脱其经济瘫痪，开始以可敬的一致性大步迈向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巴西、阿根廷和智利摆脱军人政府，重建民主体制。中美洲各国也结束内战。原本因胡乱借贷而破产的拉丁美洲，接受经济纪律。几乎到处都在把国有经济逐步开放给市场力量。布什总统1990年宣布的“美国创办企业”(The Enterprise for theAmericans Initiative)，以及克林顿在1993年才争到的与墨西哥、加拿大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代表着有史以来美国对拉丁美洲最有创意的政策。经历一系列起伏之后，西半球似乎已即将成为新的、人道的世界秩序之关键成员。一系列民主国家宣称要坚守普选政府、市场经济与在整个西半球推动自由贸易。西半球只剩下古巴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体制；其他地方国家本位、保护主义的经济管理方式纷纷被自由经济所取代，欢迎外国投资，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强调要有互惠的义务和合作的行动，最戏剧化的终极目标是，创造一个北起阿拉斯加、南抵合恩角的自由贸易区——这个构想在不久之前，还会被当做毫无希望的乌托邦念头。整个西半球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起步，将使美国居于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如果1993年谈判洽定的关税暨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原则，事实上能付诸实施，西半球将成为全球经济成长的主要参与者。如果出现有歧视性的区域集团跃居上风，西半球挟其广大的市场，也可以有效地与其他区域贸易集团竞争；的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预防此一竞争的最佳方法，如果发生竞争，也可在竞争中获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准许西半球以外的国家加入成为准会员，可以激励自由贸易，并且惩处坚持具限制性政策的国家。在美国经常不得不于价值观及需要性之间力求均衡的世界里，我们发现理想与地缘政治目标竞在西半球充分契合，而西半球正是美国期望所源生的、也是其第一个重大外交政策创意实施的地区。第三度建构世界秩序美国在发起20世纪第三次创建新世界秩序的任务时，最重要的工作是在隐藏于其例外主义内的两大诱惑之间，取得平衡。这两大诱惑一是认为美国有必要纠正一切错误、安定一切骚动；一是她有潜伏的本能要退却回去。毫无区分就介入后冷战世界的一切种族纷争和内战，势必让美国资源耗竭。可是美国若是自顾门前雪，关起门来砥砺国内道德，势必把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交给偏远地区的其他社会代为决定，美国将因而逐渐失去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