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和马歇尔1947年谈话之前，这位苏联独裁者已经玩火过头。美国人此时对他的不信赖感，就跟从前善意接纳他一样深刻，即使说美国人由纯粹友善一转而不分青红皂白都予怀疑，有点过当，这也是反映了国际情势的新事实。理论上来说，或许民主国家可以一方面组织联合阵线，一方面亦与苏联就全面和解进行磋商谈判，但是，美国领袖及其西欧同僚却认为，西方的团结与士气太脆弱，不足以撑持双轨策略之模糊与歧异。此时，法国和意大利境内，共产党是第二大政党。正在筹组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部也在争议是否应以宣布中立换取国家统一；英国和美国境内也都发生和平运动，挑战新起的遏制政策。4月28日，马歇尔国务卿发表广播讲话，指出西方的对苏政策已经越过一个“不归之点”，他拒绝斯大林暗示愿妥协之议，因为“我们不能再蹉跎时间”。“欧洲的复兴进度大大落后；分化的力量越来越明显。病人已垂危，医师犹在争辩如何施医。因此我相信，行动已不能再拖延。我们必须毫不拖延，立刻采取行动，应付这些迫切问题。”美国选择了西方团结优先于东西谈判的策略，它的确别无其他选择，因为它不能冒风险接受斯大林暗示和解之议，然后再发现他只是利用谈判来破坏美国努力在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因此，遏制成了西方政策的指导原则，持续了40年之久。第十八章 遏制政策的成功与苦痛结束对立的条件1945年底，美国的决策者可谓进退维谷。波茨坦会议和其后的外长会议并无成果。斯大林似乎并不顾念美国对民主政体的尊重，在东欧为所欲为。美国外交官在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一再遭遇到苏联的强悍蛮横作为。在业已战败的德国和意大利方面，莫斯科似乎已经浑然忘了“伙伴”这个词汇的意思。美国决策者究竟应该何去何从？1946年春天，杜鲁门总统开始面对此一严重问题采取强硬政策，成功地要求苏联退出阿塞拜疆。但是他的做法不脱威尔逊主义的模式。杜鲁门和罗斯福一样，不愿采取权力均势的政策，也不愿以安全为词为美方行动辩解；他尽力以适用于全体人类的共通原则，以及吻合新签订的联合国宪章之精神，来替美国行动解释。杜鲁门认定未来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斗争是善与恶之间的对决与竞赛，与政治势力范围无涉。然而，不管美国政治家爱怎么称呼它们，势力范围实际上已经出现，而且还持续存在达40余年，以迄苏联阵营覆没为止。在美国领导下，德国的西方占领区统合起来，而苏联则将东欧国家纳为其附庸。原先轴心国家阵营的意大利、日本，以及1949年以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渐渐趋向于和美国结盟。虽然苏联借华沙合约强化它在东欧的霸权，它这个名义上的同盟显然是借由高压手段凑成。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官方面在希腊鼓动游击战争，并且煽动西欧国家共产党（尤其是法共和意共）大规模示威，无所不用其极地来破坏西方的团结。美国领袖知道他们必须抵御苏联进一步扩张。但是，如何给抵御行动找到合理的基础？美国受其国家传统限制，无法以传统的权力均势作为诉求。美国领袖之所以如此，并非伪善。当他们终于承认罗斯福的四大警察构想无法实现时，他们宁可把这项发展诠释为：这是迈向本质上和谐的世界秩序之路的一种暂时挫折。这一来，他们遭遇到哲学上的挑战。苏联蛮横是否仅是一个过渡阶段，华府可以耐心等候它？美国人是否如同其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 Henry Wallace)等人所称，因为未曾妥当地把美方要求和意愿与斯大林沟通，不智地使得苏联觉得惊惶？斯大林是否果真拒绝在战后和世界最强的国家合作？他真的不想做美国友人吗？华府最高决策圈斟酌这些问题时，年轻的外交官乔治·凯南( Geoge Kennan)由莫斯科美国大使馆以俄国问题专家身份送到一份文件，预备提供哲学和理念上的架构来解释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其中一份报告改变了华府当局的世界观，后来习称它为“长电” ( LongTelegram)。凯南认为，美国不应以苏联蛮横而自谴，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源深植在苏联制度本身之内。他主张说，苏联外交政策本质上乃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以及旧式沙皇扩张主义两者的混合体。凯南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斯大林世界观的中心。斯大林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无可挽回的大敌。苏联和美国之间的龃龉因此并非是华府和莫斯科之间有误会，或沟通不良所致，而是随着苏联对外在世界的观点与生俱来。他说：“这个（共产主义的）教条里，基于利他的目的，他们为其本能地惧怕外在世界寻找理由，因为独裁者没有这份理由就不知如何去统治，他们的暴行使他们必须以此解说，他们的牺牲也令他们必须有所交代。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目，在其手段和战术上牺牲了每一项伦理价值。今天，他们已经不能抛弃它。它是一张无花果叶，遮掩住他们的道德和知性责任。没有它（遮羞），他们将站在历史上受审判，至多也只不过与俄罗斯一连串残暴不仁的统治者蛇鼠一窝，暴虐压迫国家，追求军力新高峰，以便对内部脆弱的政权求得外部安全的保障。”凯南指称，很久以来，沙皇就追求扩张领土。他们试图征服波兰，把它变为附庸国。他们把保加利亚视为俄罗斯势力范围内的禁区。他们也在地中海寻找不冻港，并且力图控制黑海海峡。“但是克里姆林宫对世局的神经质观点的底层，是俄罗斯传统、本能的不安全感。早先，这乃是一个和平的、务农的民族，试图住在辽阔的平原上，却与强悍的游牧民族为邻而生发不安全感。当俄罗斯接触到经济先进的西方，则又加上了惧怕这个地域上更能干、更有力、更高度有组织的社会。不过，后面这种不安全感，困扰俄罗斯统治者大于困扰俄罗斯人民；因为俄罗斯统治者已经体会到他们的统治形式上相当古旧，在心理基础上脆弱和矫揉造作，不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相提并论。基于这个理由，他们一直害怕外国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和本国直接接触，害怕一旦俄罗斯人了解外在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了解了其内在世界的真相，究竟会有何种后果。并且他们也学到，只有耐心，只有奋力斗争彻底摧毁敌人，才能获致安全，不可能以协定或妥协来获致安全。”而且凯南认为，这乃是苏联的本旨，美国无论如何甘言美语，也改变不了它。凯南主张，美国必须预备从事长期斗争；美国与苏联的目标和哲学无法调和。国务院1946年4月1日向跨部门委员会提出一份备忘录，首度有系统地陈述出美国的新对策。这份备忘录执笔人是国务院官员弗里曼·马休士(H. Freeman Matthews)，它试图把凯南本质上强于哲理的观察，转化为可行的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政策文件首次把美、苏争端，视为苏联制度本来的特征。莫斯科必须被说服，“先以外交手法，必要时即以军力分析方式让它相信：它的现行外交政策路线只会把苏联带上灾祸之路。”这些大胆言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未满一年即已出现，是否代表美国将防御圈绕在苏联辽阔的周边地区每一个受其威胁的地方？马休士在这里略有退却，加上两个条件。他认为，美国掌握海、空优势，苏联是陆上霸权。马休士备忘录提醒决策者注意“我军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无力可施”，因此美国军力只限于用在“美国及其潜在盟国的海军，两栖部队和空军力量，能够起码以守势对抗苏联陆军”的地区。第二个条件则警告美国不要单方面采取行动：“联合国宪章提供了最好、最不会招致抨击的方法，美国可借此施行反对苏联实质扩张的主张。”但是，这两个条件适用在哪些地方？马休士文件举出下列国家或地区相当危险：芬兰、斯堪的那维亚、东欧、中欧、东南欧、伊朗、伊拉克、土耳其、阿富汗、中国的新疆和东北。问题是，它们没有一个在美国相关军力能及的范围之内。陈述出美国持续高估英国实力的情况后，这份备忘录力求美国扮演制衡者的角色，而这正是美国领导人仅仅数年前激烈反对的路线（见本书第十六章）：“如果要遏阻苏联独霸欧洲，英国就必须作为主要大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在西欧继续存在。因此，美国应该给予英国一切可能的政治、经济支持，必要时在联合国的架构下亦应给予军事支持。”马休士备忘录并没有说明，英国的战备力量为何可以超过美国，而且第二个条件也不见得容易吻合。国际联盟在它短暂、无功的生命期间，已经显示出它几近无能来组织集体行动对付一个大国。何况，马休士文件设想的这个构成安全重大威胁的国家，还是个联合国会员国，并且享有否决权。如果说联合国不会有所举措，美国不能有所动作，那么英国的角色也只能是聊胜于无吧！克拉克-柯立福( Clark Clifford)在他长久的总统顾问亲信生涯中，首要任务之一便是消除马休士备忘录的含糊不清之处和限制条件。柯立福在1946年9月24日的一份最高机密研究文件中，采取此一观点：只有在苏联力量受到制衡时，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才会改弦更张，对苏联侵犯美国，或侵犯攸关我们安全的世界某地区之主要遏阻力，将是我们的军事力量。现在，他这项见解已经成为人人接纳的看法。但是，柯立福以它为跳板，进而宣称美国的环球安全任务，涵盖了“所有受到苏联威胁的民主国家”。何谓“民主”，意义并不明确。这个条件是否局限了美国仅只防卫西欧？或是它也会把任何受到威胁的地区一视同仁，让美国同时保护东南亚的丛林、中东的沙漠，和人烟稠密的中欧？其后随着时间演进，后一说法成为主流。柯立福不认为这项新起的围堵政策和传统的外交手法之间有任何雷同之处。在他的观点中，苏、美冲突并不是因两者国家利益冲突而起（此处如何界定尚有讨论余地），而是因为苏联领导层道德缺失而起。因此，美国政策的目标，改变苏联社会的意味重于恢复势力均衡。有如1917年威尔逊总统决定对德国宣战，归咎于德国皇帝，而不是以德国威胁到美国安全做题目；柯立福现在也把苏、美紧张归咎于“一小撮统治阶层，而不是苏联人民”。只有苏联彻底改变心意，甚至可能还得有一批崭新的领导人出现，苏、美全面协议才有希望达成。在某个戏剧性的时刻，苏联这些新领导人将“觉察到我们强大到无法制服，坚强到无法威吓，此时就会和我们获致公正、平等的解决”。柯立福和其后任何一位美国政治家，在讨论冷战时都没有提出结束对立的明确条件，也没有主动作为，以谈判来谋求美苏和解。只要苏联维持其意识形态，谈判即无任何意义。一旦苏联回心转意，和解几乎可说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因此之故，事先列举和解的条件被认为会限制住美国的行动自由——同样的论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被用来回避讨论战后世局如何处理。美国现在有了理念架构，足以正当主张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做法。自从大战结束以来，苏联即遵循俄罗斯的历史模式四处扩张。苏联已经控制了巴尔干半岛（除了南斯拉夫以外），希腊境内游击战争战火炽烈，他们获得共产党人在南斯拉夫，以及保加利亚的苏联傀儡的支援。苏联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也要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设立海军基地——这和斯大林1940年11月25日向希特勒提出的要求，如出一辙（详见本书十四章）。击败苏联的策略自从大战结束以来，英国就在经济上、军事上支援希腊和土耳其。1946—1947年的冬天，英国艾德礼政府照会华府，它再也没有能力独自承担责任。杜鲁门预备接替英国历来阻挡俄罗斯前进地中海的角色，但是美国民众和国会都还不能赞同英国传统的地缘政治理念。抵抗苏联扩张主义，必须依照以严格自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为基础出发的原则为准绳。这项转折出现在1947年2月27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场重要会议中。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国务卿和艾奇逊助理国务卿，极力向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 Arthur Vandenberg)为首的一个国会代表团进言，力陈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重要性——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传统、持孤立主义观点的共和党人此时在国会两院均居多数党。马歇尔首先冷静地分析了援助方案和美国利益之间的关系。他的话招致共和党人老套的不满之词，抱怨美国若是插手，不啻是“替英国火中取栗”，美国参与势力均衡是不义之举，援外负担沉重等等。艾奇逊发觉政府方面落居下风，悄悄问马歇尔是否可以插口陈述？获得国务卿允准后，艾奇逊侃侃陈词。他大胆地向与会人士提出一份黯淡的未来景象——共产势力将占上风：“目前世界上只剩下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我们已经到达史无前例的时刻。自从罗马和迦太基时代以来，再也没有一个时刻出现这种权力两极化的现象。美国采取措施以强化受到苏联侵略或共产党颠覆威胁的国家，这也就是保护美国的安全——它就是保护自由！”当艾奇逊的一番说辞明显打动国会代表时，政府方面即坚守此一立论基础。从此之后，援助希腊、土耳其方案即被描绘成民主与独裁全球斗争的一环。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发表的演说，日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他在演说中脱去艾奇逊的战略分析，以传统的威尔逊主义来形容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第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是多数人的意志，特征是自由体制、代议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与信仰自由，而且有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的基础却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它依恃的是恐怖和压制，控制着报章和电台，操控选举，并且压制人身自由。”甚至，美国保卫独立国家就等于代表民主和世界，即使苏联可以借由否决权的运作阻止联合国正式支持，“协助自由、独立国家保持其自由，美国将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苏联领袖若是了解美国历史，他们就应该察觉杜鲁门这一席话预示的意义。杜鲁门主义象征着一个分水岭，因为一旦美国打出道德大旗，斯大林熟谙的现实政治就永远终结，讨价还价争取互惠让步已经不复可能。此后，美苏冲突解决之道只有苏联改变其宗旨，或苏联制度败亡，甚至两者兼而有之。杜鲁门把他的主张称为“美国支持自由人抵抗武装的少数或外来压力企图征服的一种政策”。无可避免的，来自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对于保护民主这个目标，都有批评；有人抗议，美国保护的国家不论有多么重要，在道德上殊为可议；有些人则反对，认为美国已承诺去保护一些未必攸关美国安全的社会，姑不论他们是否自由国家。这项模糊歧义不是那么容易消失，到今天为止几乎在美国涉及的每一项危机中，仍然激起热切辩论，迄无定论。从此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必须在两种攻击之间进行：一派抨击它超乎道德，一派则指责它通过宣扬道德主义而超越国家利益。一旦共产主义挑衅被界定为攸关民主国家前途，美国就不能坐待内战爆发（如希腊的局势），美国的性格就是试图先行诊治。六月五日，距杜鲁门主义宣示不到三个月，马歇尔国务卿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词，公开宣布美国将致力于根绝招惹侵略的社会、经济因素。他宣布：美国将援助欧洲复兴重建，以避免“政治骚乱”和“绝望”，重振世界经济，并且培养自由体制。因此，“我深信，任何政府乐于协助复兴工作，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全力合作”。换言之，参加马歇尔计划也对苏联的卫星国家政府开放——这个暗示立刻受到华沙和布拉格的接纳，也立刻被斯大林压制下去。美国把它定位于一种社会、经济改革方案，宣称它将与妨碍欧洲复兴的任何政府或组织对抗。马歇尔指的是共产党及其外国组织，他说：“任何政府、政党或团体，试图让人间沦于永远悲惨以便借以获取政治或其他利益者，将遭到美国的反对。”只有像美国这样一个具备理想主义、拓荒精神，又相对经验稚嫩的国家，才会仅靠其本身资源就要提出全球经济复兴计划。然而，也正是这项远见激发出全国承诺，支撑着整个冷战时代并获得最终胜利。马歇尔说：这项经济复兴计划“不是针对任何国家或主义，而是以对抗饥馑、贫穷、绝望和混乱为目标。”与大西洋宪章公布时一样，号召全球为反饥馑、反绝望而战，比诉诸自利或势力均衡，更能打动美国民心。在这些或多或少随机的方案之后，出现了一份文件，在今后一个世代成为遏制政策的圣经，实际上遏制政策也是因这份文件而得名。美国战后种种思想统统汇总在《外交》1947年7月号的这一篇鸿文内。文章作者不愿透露真实姓名，仅以“X”为名；不过，后来查明他是当时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 Head of the Policy PlanningStaff)的乔治·凯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现的数千篇文章中，凯南这篇《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Soviet Conduct)可谓最为突出。这篇文章行文清晰、论说有力、辞藻华丽，自其“长电”进一步发挥，凯南把苏联的挑衅提升到历史的层面来探讨分析。凯南文章出现之时，苏联的强悍作为已经是美方政策文件中的重要主题。凯南的重要贡献是解释了对民主仇视乃是苏联国内结构中与生俱来的，也说明了为何这个结构即令西方采取求好缓和政策亦不为所动。与外在世界的紧张可谓是内在于苏共哲学中的本质，而且也是苏联国内制度运作的本质。就其国内而言，党是唯一有组织的团体，社会的其他部门为散布的未发展的群体。因此苏联对外在世界难以平抑的敌意，乃是企图把国际事务转为吻合其内部脉动。苏联政策的重点是：“确保在世界权力大势中每一个角落和隙缝，它都有一份。但是，如果它发觉遭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也能在哲学上接受它们，自我调适。且我们见不到苏联心理上有任何痕迹透露这些目标必须在任何特定时间去达成。要击败苏联的策略就是，坚定“遏制的政策，在苏联显示出侵犯和平、稳定的世界利益的每一个点上，都以不可动摇的对抗力去和俄国人对峙”。几乎和当代每一篇外交政策文件一模一样，凯南这篇X论文不屑详细阐述确切的外交目标。他所描绘的是美国的古老梦想：和平可以因敌人受到转化而获致；只不过他的文词较时人的文章高尚，观察较锐利深刻而已。凯南与其他专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指出，迟早会有类似权力斗争的机制出现，把苏联的制度彻底改变。由于苏联制度从未有过“合法统的”( Legitsiate)权力移转，凯南认为很可能在某一时刻，不同的权力竞逐者会有所动作：“深入到这些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经验的群众中去，争取他们的支持，作为其代言人。如果发生这种情形，共产党就可能发生奇怪的结果：因为普遍的一般党员，只习惯于服从铁的纪律和服从上意，不谙妥协、调和的艺术。因此之故，一旦发生某种变故，捣乱了党作为政治工具的团结之功效，苏俄或许会在一夕之间变天，由最强大的国家沦于国际社会中最弱、最悲惨的国家。”没有任何一篇文件如它预料得这么精确。仿佛预卜到戈尔巴乔夫出现后苏联发生的种种事实现象。在苏联彻底土崩瓦解之后，再谈凯南加诸美国人民肩上的职责有多么艰巨，似乎也太过吹毛求疵。他要求美国在苏联广大周边地区，包括亚洲、中东和欧洲种种不同文化的地域中，在不知何时方止的时间里，独任抗拒苏联压力的重担。甚至，克里姆林宫可以自由选择攻击点，只要它发现可以得到最大利益，即可任意进袭，真是防不胜防。日后发生的种种危机中，美国的政治目标就是力图维持现状，但其全盘努力仍在于通过一系列表面上未有结果的冲突，求取专制主义的最终崩溃。也就是出于美国的国家乐观心态及坚定的自信心的表现，以致像凯南这样老练的观察家，会要求他的国家承担起如此全球性、如此严酷，同时也如此反动的角色。这项严酷、英勇的主张，要求与专制主义永久对抗斗争，使美国人民承诺不断地竞争，并且把主动权交给敌方，美国的角色亦局限于强化业已站在分界线这边的国家——这乃是典型的利益范围政策。遏制政策由于放弃谈判手段，浪费了美国相对实力最强的宝贵时机——美国依然拥有原子独占优势的时机。的确，以遏制的假设前提——实力阵地尚待建构——而言，冷战变成以军力为主，也予人西方居于相对弱势的不正确印象。苏联的救赎因而成为政策的终极目标；世局的安定只有在邪恶扫除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无怪乎凯南文章的结论，昭示他那缺乏耐心、爱好和平的同胞，要尊重耐心，并且把美国的国际角色解释为是对美国是否值得敬重的一种考验：“美、苏关系的问题，本质上是考验美国是否值得被认为是各国领袖的问题。……对俄、美国有深刻观察的人士，将发现对克里姆林宫向美国挑衅，无从抱怨，他反倒对这份天意有些许感恩之情。因为天意让美国人民遭遇这一艰巨的挑战，使得美国的整体安全端赖他们能否团结一致，也端视他们能否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道德与政治领袖的责任而定。”这个高尚的情操有一项特质，就是它们兼具喜恶交织的心情。它们让美国入团结起来承担环球使命，又让这项工作艰巨到令美国人全力以赴仍犹恐力有未逮。然而，对遏制政策又喜又惧的感情，似乎对美国政策有着格外的推动力。虽然对苏外交本质是被动的，遏制政策谈到要在军事与经济范畴建构“实力阵地”时，倒会激出坚强的创造力。这是因为遏制政策之中已经融合纳入美国上一世代经验衍生的两项重要经验教训和信仰：由新政体会到，对政治稳定之所以产生威胁，主要是来自经济、社会期望与现实之间教化差距，因此提出马歇尔计划，以求矫正；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体会到对抗侵略的最佳保障是，具备强大的优势力量，还得有意愿用上它，因此产生出大西洋联盟。马歇尔计划旨在让欧洲在经济上自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则以安全为职志。遏制理论四十年北约组织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例承平时期缔结的军事同盟，它的即时影响就是捷克在1948年2月爆发共产党夺权政变。马歇尔计划公布之后，斯大林加速共产党对东欧的控制。他对东欧国家是否效忠莫斯科变得即令不算偏执，也是非常僵硬。一辈子信服共产主义的人，只要被怀疑带有一丝民族感情，都立遭清算。在捷克，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崛起，成为最强大的政党，控制了政府。即使如此，斯大林还是不放心。选举产生的政府遭到推翻，捷克共和国国父之子、非共产党籍的外交部长马沙里克( Jan Masaryk)几乎可以肯定被共产党人亲手由办公室窗口推出，坠楼摔死。共产党独裁政权在布拉格成立110年之内这是第二次，布拉格又成了号召抵抗极权统治的象征。1939年纳粹占领布拉格，使得英国忍无可忍起而抵抗；9年之后，共产党政变亦导致美国和西欧民主国家团结起来，抵抗同样的命运被强加给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捷克共产党政变的残酷，重新唤醒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恐惧，担心它会发动支持另一个类似的夺权政变——例如，鼓励共产党政变，承认新的共产党政府，而且利用军力去替它撑腰。因此，若干西欧国家在1948年4月签订了布鲁塞尔公约——旨在击败任何强力推翻民主政府企图的一个防御公约。然而，对于相对实力的每一项分析，都显示出西欧根本没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击败苏联的进袭。因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运而生，把美国与西欧的防务结合在一起。北约组织可谓史无前例，背离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和加拿大的军队，加入西欧国家的军力，一起置于国际性的北约指挥部统率之下。结果造成了两个军事同盟的对峙，以及沿着整个中欧分界线划分出两个势力范围。然而，这里不是在美国所见到的过程。威尔逊主义深入人心，无法允许美国称呼任何一个维护欧洲领土现状的安排为同盟。因此，杜鲁门政府的每一个发言人，都刻意把北约组织描绘成与传统保护势力均衡的同盟不一样的安排。如果联想到他经常宣称的构造“独力阵地”的目标，这么做还真需要相当的创造力。政府官员的表现十分卖力。由参议员转任联合国大使的沃伦·奥斯汀( Warren Austin)于1949年4月代表北约组织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他以宣布势力均衡已经不复存在来解决这个难题：“势力均衡这个老兵，在联合国成立之时已经退役解甲。联合国承诺要通过国际组织结合力量，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基于此一目标，要采取有数的集体措施，因此正式引进优势力量，追求和平；老兵势力均衡遂告结束。”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满心欢喜地接受了这个说辞。代表大西洋同盟作证的绝大多数人士都大量引述国务院一份文件的说辞，这份报告题目是《北大西洋公约与传统军事同盟之不同》 (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and Traditional Military Alliance)，它声称对上溯到19世纪初期的七个同盟作了历史的评估研究，上及1815年的神圣同盟，下至1939年的纳粹与苏联的条约。它的结论是，北约“在文字上和精神上”都与它们殊异，而“绝大多数传统的同盟‘假惺惺’地否认‘侵略或扩张主义的意图’，它们经常具有不仅只限于防御的目标。”令人惊讶的是，国务院这份文件坚称北约组织的宗旨不在保护欧洲现状；这对于美国的盟国而言才真是新闻。它说，大西洋同盟维护原则，不是维护领土；它不反对改变，而是反对以武力去促成改变。国务院的分析因此有个结论，认为北约“不针对任何人，仅只是反对侵略。它不追求影响‘势力均衡’，而只追求强化‘原则的均衡…。这份文件赞誉北约，以及与它同时期的保障西半球的里约热内卢公约，是“集体安全理念的大发展”，也支持参议院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 Tom Connally)宣称北约并未构成军事同盟，“只是反战同盟”的说法。历史系的研究生做出这样的分析报告，一定得不到及格分数。历史上，同盟绝少指名道姓标举出它是针对某某国家而来。它们只指出在某些条件之下，同盟才会发动生效——这和北约组织做法一样。自从1949年以来，苏联就是欧洲唯一的潜在侵略者，根本不需要像以往还要指名道姓。坚称美国只是保护原则，而非领土，是道道地地的美式作风，但是很难让心惧苏联扩张领土的国家放心。声称美国只反对以武力求变，而不反对改变本身的说法，也同样难以令人信服；在欧洲长久的历史中，我们不难举出许多领土变更的事例，大抵皆出于武力的结果。不过，的确也很少有国务院的文件像这份文件一样，受到一向慎重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如此全力的赞同。康纳利参议员极力阐发政府的说辞，认为北约组织意在反对侵略的观念，不是针对某特定国家而来。我们摘录艾奇逊国务卿的一段证词，就可以证明康纳利的热诚有多高：主席（康纳利参议员）：国务卿先生，你很清晰地陈述——我亦不妨再稍做重述——这个条约不是针对某特定国家而来。它只针对考虑或已着手对签约会员国进行武装侵略的国家。这样的说法对吗？艾奇逊国务卿：正确，康纳利参议员。它不是针对任何国家，只针对武装侵略而来。主席：换句话说，除非签字国以外的国家考虑、计划针对他国侵略或武装攻击，它没有理由害怕这个条约。艾奇逊国务卿：不错，康纳利参议员。我认为，任何国家声称这个条约是针对它而来，应该记得圣经上的忠告：“没人追，罪人也要逃逸。”一日委员会接纳了这个精神，它实际上已经替所有的见证人做证词——例如，在国防部长路易·约翰逊( Louis Johnson)作证时的对话如下：主席：事实上，这个条约不具任何军事同盟的意味，它仅限于防卫武装攻击。约翰逊部长：是的。主席：它与军事同盟恰恰相反。泰丁斯( Tydings)参议员：完完全全防御性质。主席：完完全全防御性质。如果你要称它是同盟，它也只是一个和平的同盟。约翰逊部长：我很喜欢你的说法。主席：这是反对武装攻击的同盟，也是反对战争的同盟。并没有丝毫吾人熟悉的军事同盟所规定的主要义务在内。这样的说法对吗？约翰逊部长：没错。总之，大西洋同盟实质上不是同盟，而是具有道德的普遍性。它代表世界的多数，对抗惹是生非的少数。换言之，大西洋同盟的角色是要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措施以恢复和平与安全”之前，有所举措。艾奇逊是位熟谙历史、十分老练的国务卿。我们可以想象，他让参议院委员会主席进行着问答质询时，眼中闪烁的嘲讽意味。艾奇逊非常明白势力均衡的必要性，这在许许多多对地缘策略议题的分析中已举证历历，毋庸赘言。但是他也有十足的美国思想，他的外交策略确信，欧洲已经在势力均衡这个策略上弄出一团乱局，要让美国人了解均势的观念，就必须以更高尚的理想来加以衬托。在北大西洋公约批准通过许久以后，艾奇逊在向哈佛同学会演说时，依然以道地的美国风格来替大西洋同盟辩护，这也正是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一贯作风：它促进国际合作以维护和平、增进人权、提高生活水准、宣扬尊重平等权利和人民自决的原则。总之，美国为了大西洋同盟可以赴汤蹈火，但是绝对不能称它是同盟。它可以实行结盟的历史政策，前提是行动可以用集体安全的理论来解释和交代；这也正是威尔逊最初提出来代替同盟制度的构想。因此，欧洲式的势力均衡观念，以独特的美式修辞复活了！与北约组织同样重要，但并不受到美国民众注意的另一件大事是，把美、英、法占领区合并起来，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方面，这个新国家代表着俾斯麦的杰作瓦解了，因为在不确定的未来里，德国将一直分裂。另一方面，联邦共和国的存在也意味着针对苏联在中欧出现的持续挑战，因为联邦共和国决不会接受在东德的苏维埃政权（苏联也在其占领区成立东德政府）。此后20年，联邦共和国拒绝承认这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何国家若是承认后者，它就不惜与之断绝外交关系。1970年以后，联邦共和国放弃了所谓的“霍尔斯坦理论”( Hallstein Doctrine)，并且与这个东德卫星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只不过并不放弃代表全体德国人发言的权利主张。美国义无反顾地投身填补欧洲权力真空的决断作为，让极力支持遏制政策的人士不禁也吃了一惊。丘吉尔日后回忆说：“我在1944年年底很难想到国务院，在美国民意大力支持下，会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不仅接纳、执行我们开头的路线，并且还激烈地、不惜耗费地、甚至带有军事意义地、促使其实现。”轴心国家无条件投降四年之后，国际秩序出现许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相同的因素：两个僵硬的同盟互相对峙，彼此之间少有外交运作的回旋空间，而且现在更是在全世界各地均相互对抗。然而，这里头至少有一项重大的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同盟能够团结在一起，是因为每一方都担心本身阵营里的伙伴一旦易帜，就会瓦解他们认同其安全的基础。事实上，最好战的伙伴会把大家拉入深渊浩劫。至于在冷战期间，每一个阵营都有一个超级大国为首，它强大到众人非依附它不可，它也不愿让每个盟国轻易把大家带上战争之路。况且，核武器的出现也阻止了1914年7月的幻想再出现——战争不再可能是短促、不痛苦的事。美国领导的同盟，保证了国际秩序将以道德，甚至偶尔以弥赛亚的方式去维持。美国的领导人代表了为基本价值和彻底地解决，做出和平时期同盟前所未有的努力和牺牲，而不再斤斤计算国家安全和均势，如同往昔欧洲外交局势一般。日后，批评家强调这种道德论调过分高调。但是，熟识遏制政策规划人的人士，都不能怀疑其诚心诚意。美国若不是真心信服它所代表的最深刻的价值和理念，也无从坚持这个政策历40年，并且付出严酷的代价。美国政府许多最高等级的机密文件，自始就无意发表给公众知晓，它们却往往弥漫着道德色彩，可以为这个说法作见证。国家安全会议第六八号文件( NSC 68)出现在1950年4月，是美国对冷战策略的正式文件，它可以作为例证。NSC 68文件大体上以道德原则的词语来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它认为，道德挫败比起物质上受挫可能更加危险：“自由体制在任何地方失败就是处处皆失败。捷克覆亡，我们所遭受的震撼决不能以捷克对我们在物质上有何重要去加以衡量。就物质意义而言，捷克的能量早已在苏联支配下。但是当捷克体制的完整性受到破坏时，也就是在这个无形的价值指标上，我们测度到的损失，远比我们业已遭受的物质损失，伤害大多了。”一旦重大利益等同道德原则，美国的战略目标就被摆到是否受到敬重，而不是从权力大小的角度来考虑——“要让我们本身强大，不但在引导国家生活时重申价值信念，而且也要发展我们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美国开国先贤的理论是，以美国作为全体人类自由的灯塔，它弥漫在美国的冷战哲学之中。”NSC 68文件的主笔人摒弃了约翰·亚当斯( John Quincy Adams)反对的“跨出国门，除恶务尽”的美国思想，它选择以美国做十字军这另一种思想，它说：“只有在实践上重申我们的基本价值，国内、国外皆然，我们方能保持自身的完整与正直，而这正是挫败克里姆林宫真正的根本。”因此，冷战的目的是要感化敌人，“造成苏联制度的彻底改变”，它的意义即是：“苏联接受了国际社会特定、有限的条件，准许自由体制发展，俄国人民也有机会能自己定出其命运走向。”虽然NSC 68文件继续叙述有关建立实力的种种军事、经济措施，它的主论调既非传统外交关系的“取予论”( give and take)，也不是启示录中的彻底解决。当美国独占原子武器优势之际，却不愿运用或威胁要运用核武器。美国有一套理由：任何一场核战争的胜利将是过渡的结局，因而乃是不尽如人意的结果。至于由谈判而得到的结果，“唯一能获致解决的基础，就是划分势力范围，也就是毫无影响力——因为这样的‘解决’，克里姆林宫势必立刻运用它求取其最大利益。”换言之，美国不肯考虑赢得一场战争，或甚至获致彻底解决，却让敌人不背弃其信仰与主义。NSC 68文件以其表面冷静的现实主义口吻，开宗明义高唱民主，结论亦坚信历史将站在美国这一方。这份文件特殊之处在于它把普遍主张和放弃武力结合起来。过去从来没有一个大国揭示其目标时，如此投入自身资源，而且除了传布其国家价值观外，并不期待其他国家回报。这一切都将通过全球改革去达成，而不是十字军惯用的全球征服的手段。因此，为了这个目标，美国的实力在某一段短暂时期空前的强大，不过事实上美国却自认它的军力相当弱势。美国走上遏制之路的初期阶段，没有人能够想象美国对冲突抱持的最高目标，即促成敌人内部改变，对它有多大的压力；也无法想象没有任何评估标准可用以评估每一中期步骤的成败良窳。所有这些自信心极强的美国领袖，无法想象美国在四十年之内，会需要小心驶航，经过艰巨的自我怀疑和国内冲突的考验之后，才能实现苏联阵营的瓦解。在此一时刻，他们已经忙于承担起美国在新世界秩序中的角色，以及抵御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革命性大转弯的批评，无暇再顾及其他。遏制逐渐形成，它亦遭遇到三种不同学派的批评。第一种批评来自以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为首的“现实主义派”，他认为遏制政策导致心理和地缘政治的过度伸张，以致耗竭了美国的资源。第二种说法的代言人是丘吉尔，他反对要等到建立实力阵地之后再进行谈判的主张。丘吉尔的论证是，西方国家的实力以冷战开始之际最为强盛，此后即不复有如此盛况，因它的相对谈判力量只会日趋缩小。最后，则是亨利·华莱士( Henry Wallace)，他根本否定美国有道德权利采取遏制政策。假定双方在基本道德上相等，华莱士认为苏联在中欧的势力范围合乎法统，美国反对它，只会加剧双方紧张。他力主回复他认为的罗斯福之政策：即美国以片面决定来结束冷战。作为现实主义派最雄辩有力的代言人，李普曼批驳凯南认为苏联社会含有自我衰亡的种子的假设前提。他认为这个理论太冒险，不能当做美国政策的基础。“X先生的估计并没有未雨绸缪，没有给厄运、受理不善、错误和未可预见的因素留出安全空间。他要求我们假设苏联力量已经衰退，他劝告我们相信我们对自身的最高希望即将可以实现。”李普曼认为，遏制会把美国带到苏联广袤的周边地区荒僻的内陆，以他的看法，这些地区包括许多根本不符合现代意义的国家在内。远离本土的军事纠缠，不仅不会加强美国的安全，还会削弱美国的决心，按照李普曼的看法，遏制将使得苏联能选择最能令美国狼狈的挑衅，同时还保持外交主动，甚至军事主动。李普曼强调亟需建立评估标准，以界定在何种地区抵抗苏联扩张行动，攸关美国的重大利益。没有这一套标准，美国将被迫拼凑组织“一堆卫星、客户、附庸、傀儡的杂牌军”，也会使得美国这些新盟友利用遏制谋取本身利益的情况发生。美国将被迫陷入支持未能存活的政权的泥淖，使得华府只得在“姑息、挫败、丢脸或以不可估算的代价支持（美国盟友）之间”去做无可奈何的选择。这的确是对美国究竟会遭遇何种情况的先知性的分析，不过李普曼提议的补救之道却与普救论的美国传统不相吻合；美国传统较接近于凯南预料的启示录式的结果。李普曼要求美国外交政策以个案分析是否合乎美国的利益，而不依据一般原则来一视同仁运作。他认为，美国政策应该减少针对推翻共产制度做出的努力，多注意恢复因战争而遭破坏的欧洲势力均衡。遏制意味欧洲的分裂了无尽期，而美国在欧洲的真正利益应该是把苏联势力摒逐出欧洲大陆中心：“一百多年以来，历代俄罗斯政府无不寻求扩张图谋东欧。但是只有在红军抵达易北河，俄罗斯统治权方才能够实现俄罗斯帝国的野心，以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宗旨。因此，明智的政策应该以和解为其最高目标，促成俄国退出欧洲……美国的力量必须明确，不是在散布各处的诸点去‘遏制’俄罗斯人，而是制压住整个俄国军事机器，施加重大压力，以支持追求‘和解，亦即撤军’为具体目标的外交政策。”命运可谓独厚美国，在战争结束时期赐给它济济的人才。美国的政治领袖是杰出的、经验丰富的人物，在他们背后有著名的麦克劳( John McCloy)、罗福特(Robert Lovett)、布鲁斯(David Bruce)、彭克( Ellsworth Bunker)、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和杜勒斯(John FosterDulles)等饱学之士，轮番出壁，不分党派，为历任总统献策定计。而且美国有幸能自知识分子之中，汲取李普曼和凯南那极有深度的思想。凯南正确地了解到共产主义潜在的弱点；李普曼则精确地预言，基于遏制思想，本质上属于反动的外交政策之挫折。凯南呼吁以耐心允许历史去呈现不可避免的走势；李普曼则呼吁在美国仍占上风之时，采取外交主动谋求欧洲和解。凯南对美国社会的主流有较好的直觉了解；李普曼则比较了解，忍受似乎无止境的僵局，压力较大，而且遏制政策可能导致美国所支持的路线，相对模糊不清。最后，李普曼的分析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者，不过主要都是反对与苏联对峙的人士，他们的支持仅限于李普曼论点的一部分，只强调它的批判，忽略它的建议对策。他们注意到李普曼主张目标要有限制，却忽视了他建议要采取攻势外交。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最有力的替代遏制理论的策略，却来自当时的英国在野党国会领袖丘吉尔。丘吉尔以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城发表“铁幕”演说，揭开冷战序幕而知名。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个阶段，都力图限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希望增强民主国家在战后的谈判力量。丘吉尔支持遏制政策，但是他决不以遏制为目标。他不愿消极坐待共产主义溃败，寻求创造历史，而非静候历史发展。他追求的是以谈判求和解。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说，仅只略为暗示应展开谈判。1948年10月9日，丘吉尔在威尔士的兰都诺( Landudno)演讲，又重谈其论调，认为西方国家的谈判地位决不会比当前更好。他在这项不太受到重视的演说中提到：“问题在于：如果他们得到原子弹，也囤积了不少原子弹，情形将是如何？你可以由今天发生的情况来预知来日将发生何种情形，绝没有任何有理智的人会相信我们仍有无限的时间。我们必须正视问题，寻求最后解决。我们不应毫无远见地等候事态发展；我指的是坐以待毙。西方国家如果能形成正当要求，趁着他们仍具有原子力量，抢在苏俄共产党也掌握原子弹之前，应该更加可能不必流血就能达成持久的和解。”两年之后，丘吉尔在英国国会下议院作同样的呼吁，民主国家已经强大到有力量谈判，迁延只会自挫实力。1950年11月30日，他发表演说辩护北约组织重新武装的做法，他也提出警告说，西方即使武装起来也不会改变其谈判力量，谈判力量终究还得仰仗美国独占原子实力：“虽然迅速建立我们的军力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我提到的这个时期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俄罗斯在目前的所称的传统武器上拥有的优势。这一切种种只会让我们增强欧洲团结，扩大反侵略的威慑力量。因此我赞成只要时机适当，可以尽量与苏俄达成和解，并且在美国原子弹的优势十分强大，足可抵消苏联在其他军力的绝对优势之际，迅速谋求和解。”丘吉尔认为，实力地位早已建立，但是美国领袖却认为它仍待建立。丘吉尔认为，谈判是把力量用到外交上的方法。他虽然没有明白提出，却在公开声明中极力暗示，他已见到西方民主国家提出某种外交最后通牒，美国却一味退缩，不敢运用其原子弹独占优势，即使只用为威胁也不敢。丘吉尔希望能逼迫苏联势力范围缩小，但也预备在缩小后的范围内与苏联力量和平共存。美国领袖却近乎沉沦地厌恶势力范围这套策略。他们希望摧毁，而不是缩小敌人的势力范围。他们宁愿等候全面胜利、共产主义覆亡，不论它有多么遥远，期待能以威尔逊式的方案解决世界秩序的问题。两者的差异归根结蒂是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有别所致。丘吉尔的社会非常习惯不完美的结果；杜鲁门和其顾问亲信却生长在一个传统里，一旦确认问题存在，通常都运用广大资源加以克服。因此，美国倾向最后的解决，也不信赖英国人最拿手的折中妥协。丘吉尔在理念上没有困难，能够接受一方面建立实力，一方面又积极着手外交运作，迫使和解的双管齐下手法。美国领袖却把这些做法视为分阶段循序而进——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这么做，日后在朝鲜战争、越战时，也是如此做。美国的主张得以施行，是因为美国比英国强大，也因为丘吉尔此时只是在野党领袖，没有办法强力推动其策略。最后，对美国政策最大声、最持续的挑战，既不是自李普曼这一派现实主义者，也不是自丘吉尔这一派势力均衡论者，而是来自根源深植在美国激进思想的传统。李普曼和丘吉尔接受杜鲁门政府的前提，认为苏联扩张主义是严重的挑战，只不过对如何抵御它的策略，有不同的主张；激进派的批评者根本就摒弃遏制政策。亨利·华莱士是罗斯福第三度担任总统时的副总统，曾任农业部长，也是杜鲁门政府的商业部长；他是这一派的主要发言人。华莱士体现着美国平民传统，天生带有北方佬不信赖英国的本性。和杰斐逊以后的多数自由派一样，他坚信“私生活上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同样也该在国际事务上予以遵行”。华莱士认为，美国已经失去道德的指南针，他在1946年9月12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说时宣称，美国正在实行“马基雅维里式欺骗、暴力和猜谜式”的外交政策。由于偏见、仇恨和恐惧是国际冲突发生的根源，美国没有道德权力在国外实行干预做法，除非它已自本身社会中摒弃这些祸害。新激进主义重申美国作为自由守望台的历史使命，但是在过程中却以它来反对自身。假设美国和苏联的行径在道德上相埒，成为激进派在整个冷战时期批判的特征。主张美国具有国际责任，在华莱士看来，是权力傲慢的明确证据。他认为，英国人把易骗的美国人诱导来替她说话：“英国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华莱士认为，杜鲁门把美苏冲突看成民主与独裁的对峙，纯属虚构。1945年，苏联战后高压统治越来越明显，集体化的残暴不仁也广受注意之际，华莱士却宣布：“俄国人今天享有的政治自由比以往大多了。”他也发现苏联境内“宗教信仰宽容的迹象大增”，并且宣称“基本上美国和苏联之间并没有冲突”。华莱士认为苏联政策的驱动力，出于恐惧的成分大于扩张主义。1946年3月，还在杜鲁门内阁担任商业部长的华莱士，上书给杜鲁门说：“过去几个月的事件又让苏联跌回1939年之前担心‘资本主义包围’的噩梦，并恢复其错误的想法，误以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无可避免地一致敌视苏联。”6个月以后，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讲中，华莱士直接向杜鲁门挑战，使得杜鲁门动了肝火，要求他递出辞呈，华莱士说：“我们或许不高兴俄国在东欧的所作所为。它的土地改革、工业征收和弹压基本自由等等行径，激怒了美国绝大多数人民。但是，不论我们是否高兴，俄国人极力将其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化，和我们努力要把我们势力范围民主化并无殊异，俄国的社会经济正义理念将要涵盖几近1/3的世界。我们的自由企业，民主理念也要涵盖其余绝大部分。这两种理念将努力证明，何者能让其政治辖区内的老百姓最满意。”角色在此发生奇异的倒错现象。自命维护外交政策的道德性之华莱士，务实地接受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的事实；他所责备的言行不一、耍弄权力政治的政府，却以道德理由斥责苏联的势力范围。根据华莱士的见解，美国没有权力在世界各地单方面实行干预。防卫只有在联合国认可批准下才算合法（他却不顾苏联在联合国握有否决权），经济援助则应该通过国际机构去分配。由于马歇尔计划并不符合这个标准，华莱士预料它最后将让美国受到世人仇视。华莱士的挑衅，在捷克共产党政变、柏林封锁、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土崩瓦解。1948年他出马竞选总统，只得到100万票（大部分得自纽约州）；杜鲁门当选连任，得到2400万票。华莱士落居第四名，得票数还不及另一位参选人，代表南方民主党参选的瑟蒙德( StromThurmond)。不过，华莱士发表的论调一直是冷战年代美国激进派批评论点的主要部分，到了越战期间更跃为主流。这个论点强调美国道德上有所不足，它所支持的友人未必符合道德标准；美国和其共产党对手之间在道德上并无高下轩轾之分；美国没有义务防卫世界上那些只遭遇到想象中的威胁的地区；世界舆论比地缘政治观念更适合拿来当外交政策指南。当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议案初提出来之时，华莱士就力主杜鲁门政府把它提到联合国讨论。如果“俄国动用其否决权，道义重担将由他们负起；当我们独自行动，道义重担就要落在我们身上”。在道义上有理，比美国地缘政治利益是否受到保障，来得重要。虽然华莱士对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激进批评，在20世纪40年代即被击败，它的基本主张反映出美国理想主义的深刻色彩，依然触动着美国人的心理。赋予美国的国际承诺如此能量的同样的道德信念，也有可能因为对外在世界失望或者美国本身的不完美而内向化。20世纪20年代孤立主义因为孤芳自赏，使得美国由世界局势退回国内；华莱士运动则重新主张美国自扫门前雪，退回国内，理由却是它不足以领导世界。当美国发动其第一次和平时期国际参与行动时，系统性地自我怀疑还远远未曾发生。开创新政、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代，对本身拥有极大信心，对美国企业的广阔空间也信心十足。美国的理想主义很适合来处理两强并立的世界，因为传统势力均衡外交的微妙组合并不尽然妥适。只有对其成就和未来有极大信心的社会，才会号召起决心和资源去建立世界秩序，与它击败的敌人媾和、协助残破的盟国复建，并追求敌人转化。大事业往往需要一点天真去推动。遏制政策还有一项结果，美国在它势力最鼎盛的时期却把自身摆在基本上消极被动的外交地位上。这也是为何遏制政策日益受到另一派人士攻击的原因。这一派以杜勒斯为最激烈的发言人。他们乃是保守派，接受遏制的前提，却质疑它欠缺紧迫意识。这一派批评者认为，即使遏制终究成功地影响了苏联社会，它的时间也未免太久、成本亦嫌太高。不论遏制能有何成就，解放策略必能加速进程。杜鲁门任期将届之前，遏制政策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抨击，华莱士这一派人士认为它太好战；保守的共和党人却认为它太消极被动。争议上升，是因为竟如李普曼所预言的，国际危机日益转移到全球的周边地区，在这些周边地区道德议题混淆不清，对美国安全是否构成直接威胁又难以证明。美国发现自己被牵扯到盟国未予保护的地区之战争中，代表着模糊不清的目标，往往结果亦无定论。由朝鲜战争到越战，这些事件一直让激进派可以批评攻讦，继续质疑遏制政策的道德效力。因此又出现了一种新式的美国例外论。虽然未必完美无瑕，19世纪的美国以自由的守望塔自居；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据说火炬业已渐弱，需要重新点燃，然后美国才能恢复作为自由大业的启示者。针对遏制政策的辩论，转为美国人性的斗争。早在1957年，凯南已经就这方面重新诠释遏制的观念。他写道：“国人经常问我，对付苏联威胁最应从何处着手，我的回答是：在美国失败之处，在我们眼中自惭形秽的事物上，或者令我们担心惊悸之处；针对种族问题，我国大城市的情形，我国青年的教育与环境问题，以及专业知识和普遍了解之间的差距。”十年之前，也就是他对其理论演变成过分重视军事层面大失所望之前，凯南根本不承认这种选择。在外交政策上自我要求道德完美的国家，既不能获致完美，也不能得到安全，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遏制是一种了不起的理论——一度充满理想色彩、对苏联动机的评估深刻，可是对如何开药方却又抽象玄阔。它的乌托邦思想彻彻底底属于美国式，它假设可以借由良性方式达成极权敌人的覆亡。虽然这个理论形成于美国绝对实力最高峰的时期，它却宣扬美国的相对弱势。遏制理论假设在最高点时才有外交接触，它认定要到最后极致，白帽人接受黑帽人彻底洗心革面，才会出现外交接触。在凡此种种条件下，遏制理论陪着美国人走过40多年的建设、斗争岁月，最后获得胜利。由于它的模糊歧义，受害的却不是美国立定决心要保护的人，却是美国人的良知。在传统上追求道德完美的过程中，美国人自我折磨考验，经过一个世代的斗争，由于努力不懈和争议不断而遍体鳞伤，美国却终能达成早先预定的大多数目标！第十九章 遏制政策的困境：朝鲜战争两重误解下爆发的朝鲜战争美国并没有做到罗斯福总统预期的“把子弟带回国”。它深深介入，成立组织和计划去防御苏联入侵，并且尽力对苏联阵营施加压力。遏制政策照原定构想，顺利运作了三年。大西洋同盟承担防止苏联扩张的军事防范，马歇尔计划则在经济、社会方面强化西欧国家。希腊、土耳其援助方案阻止住苏联对东地中海的威胁，柏林空运行动亦显示出民主国家有决心不惜一战，抵御对其权利的威胁。在上述每一个案上，苏联都退缩，不与美国摊牌。但是，遏制理论有一个重大缺陷，使得美国领袖根据两个错误的前提行动：第一是它的挑战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样变幻多端、模糊不清；第二是共产党会消极地坐待其统治政权瓦解。他们没有考虑到共产党可能在某时点爆发，选择对美国政治、战略最具复杂度的地方作为目标，发动事故。遏制理论被推销给以欧洲为重的国会，使它勉强予以接纳。担心苏联会侵入地中海，促成了援助希腊、土耳其方案；苏联可能会攻击西欧，导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苏联有可能在各地到处滋事，令人防不胜防。1950年6月25日，美国突然被迫必须正视遏制理论歧义不清的问题：一个共产党代理人针对华府宣布不在美国防卫范围之内，且所有的美军去年已经撤出的一个国家，发动了军事进袭。侵略者是北朝鲜，受害人是南韩，两者都与美国战略焦点——欧洲，相去何止万里之遥。可是北朝鲜入侵后不到几天，杜鲁门就匆匆下令由训练并不充分的驻日占领军中，抽调兵力，组成远征军，进行原先战略规划并未纳入、也未向国会寻求批准的就地防卫。美国战后的政治和战略规划，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类侵略的可能性。美国领袖只界定两种战争的可能起因：一是苏联突袭美国，一是红军进攻西欧。布拉德利将军(Gen. Omar N．Bradley) 1948年以陆军参谋长身份作证时说：“就国家安全做规划当然必须考虑到美国在一开战就遭到空中进袭的可能性。这种空袭的可能性和实际性每天在加强，故我们必须确保敌人可能空袭的基地之安全。其次，我们必须即刻发动反攻，并以空中作战为最主要的攻势反击，我们需要一些目前尚未有的基地。占领和坚守这些基地，那就需要动员陆军攻击部队。”布拉德利却没有说明，苏联在经过一场剧烈作战、国力衰竭之后的三年，如何、为何要进行扩张策略，何况美国还拥有原子弹独占优势，苏联亦无远程空中作战能力。北朝鲜部队跨过北纬38度线并南进之后，美国的行为无一能让莫斯科和平壤的决策者认为大不了就是外交抗议之外，还会有更激烈的反应。40年后伊拉克的萨达姆总统同样大吃一惊，没有料想到美国会由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修好、和睦态度，一变而为1990年在海湾大举布置兵力。莫斯科和平壤的共产党领袖相信美国人声称朝鲜不在其防御范围之内的说法。他们认为，美国在默认共产党占领中国大陆这个局面之后，不会为了并不重要的韩国大动干戈，去抵挡共产党占领南韩。他们显然没有了解到，美国决策人士对美方一再宣称，抵抗共产党侵略是道义责任的说法，其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战略分析。因此，朝鲜战争可以说是在两重误解之下爆发的：共产党方面以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为分析出发点，认为大部分的亚洲大陆被共产党占了，美方都默不作声，不会在朝鲜半岛的一隅有所举措；美国方面，则以原则问题来看待这件事，它比较不关切韩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也已公开做出表示，却十分重视听任共产党侵略行径不加阻挡的象征意义。杜鲁门总统毅然决定在韩国抵抗共产党，完完全全和美国领袖一年前的说法，大相径庭。1949年3月，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接受报纸访问时，已明白表示韩国不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内：“我们的防御线穿越星罗棋布的亚洲海岸的岛屿链。它起自菲律宾，通过琉球群岛（包括其主要基地冲绳）；然后折至日本，阿留申岛而到阿拉斯加。”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国务卿对全国记者俱乐部演讲，说得更清楚。他不仅同意韩国不在美国防御范围内的说法，还明确表示不具意愿保障亚洲大陆地区之安全：“到目前为止，就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而言，必须坦率以告：没有人能够担保这些地区免遭军事攻击。但是，同样明白的是，在实质关系上而言，这样的担保也不太有意义或必要。”1949年，杜鲁门总统接受联合参谋首长的建议，把美军部队全部撤出韩国，由于美国担心韩国若是稍具实力，即可能冲动以武力统一全韩，因此韩国陆军的训练、装备，大约仅略强于警察功能而已。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声称，侵略韩国是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主意。斯大林起初非常谨慎，后来之所以接受这个计划，是因为他被说服，认为事情轻易即可成功。莫斯科和平壤都没有了解到“价值”在美国的国际关系原则中的重要性。当麦克阿瑟将军和艾奇逊国务卿谈论美国战略时，他们想到的是与苏联的全面战争，也是美国领袖有系统地盘算、估计的唯一一种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韩国的确不在美国防御范围内；决定性的战役要在其他地方进行。美国领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对只限于朝鲜境内，或大约相当地区之内的战争，如何去反应。当他们在柏林封锁、捷克政变、中共占领中国大陆等等事件之后，立刻遭逢此一局势，他们的解读是：这充分证明共产主义毫无餍足，得寸进尺，必须基于原则大义予以遏止。杜鲁门决定在朝鲜抗拒共产党南侵，也是基于国家利益的传统因素考虑。共产主义扩张活动在战后以来，与年俱增。1945年，由于红军的占领，它在东欧建立据点；1948年，它又借由政变方式，在捷克夺权成功；1949年，由于内战胜利，中共占领了中国大陆。如果现在容许共产党军队跨越国际承认的边界，世界将恢复到二次大战之前的状态。亲历慕尼黑事件的世代，必须要有所回应。南韩一旦陷落，对于一水之隔的日本势必带来灾害性的冲击。日本一向视朝鲜为东北亚的战略锁钥，共产党掌控，若不加以反制，势必给人印象，认为亚洲共产主义已可坚若磐石，进而伤害到日本的亲西方政策走向。很少有外交政策会比未曾预料到、却必须采取军事行动，来得更困难。然而，杜鲁门却毅然下了决心。6月27日，也就是北朝鲜部队跨越北纬38度线的两天之后，他下令美国海、空军动员起来。6月30日，他又命令日本境内的美国占领军地面部队动员起来。苏联的僵硬作风使得杜鲁门带领美国参战顺利多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为了抗议联合国不肯把中国代表权交还给北京，已经杯葛安全理事会及其他联合国机构达数个月之久。如果苏联大使没有那么畏惧斯大林，或者他能够更迅速获得指令，他必然会出席安全理事会，对美国提出的要求北朝鲜停止敌对行动、退回38度线以北的决议案，加以否决。由于苏联大使未出席安理会、没有行使否决权，使得杜鲁门可以组织起抗御行动，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变成是威尔逊主义的“自由对抗独裁、善恶势不两立”的精神，让美军合理地在朝鲜介入战事。杜鲁门声言，美国参战是执行安理会的命令，因此这不是干预遥远的某一地区性冲突，而是抵抗共产主义对整个自由世界的进袭：“对韩国的攻击已经不容置疑，这表现出共产主义已超越军用颠覆手法以征服独立国家，今后将运用武装侵略和战争的手段，它违背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保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颁布的命令。”虽然杜鲁门可以用有力的地缘政治为基础，主张参与朝鲜战争，他却以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去诉求，形容美国的介入是为了保卫普遍原则，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国际事务恢复以武力统帅将有深远影响。美国将继续坚持法论原则。”美国保护原则而非利益，美国保护法律而非强权，这是美国投入军力的最神圣不可违犯的义理，由两次世界大战到1965年升级介入越南局势，到1991年介人海湾战争，皆奉为圭臬。遏制理论下的朝鲜战争一旦议题被提升到权力政治之外，就难以界定战争的实际目标是什么。美国的战略理论是以总体战为构想，总体战的目标就是追求全面胜利和敌人无条件投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同。但是，有限战争的政治目标是什么：最简单、最易明白的作战目标就是实实在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把北朝鲜部队逼退回到北纬38度线他们出兵的原始点。但是如果侵略行为不需要受到惩罚，以后又如何吓阻侵略？如何让潜在的侵略者认识到，他们也必然受到惩罚，遏制或许就会变成有限战争无休无止地进行，势必耗竭美国的实力——这将不啻是李普曼预言成真。另一方面来说，什么样的惩戒与承诺进行有限战争，堪可相当？包含在涉及超级大国的有限战争之策略（不论是直接或间接涉及）里的，是某一方提高押注的实质力：这正是他们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的原因。因此势必求取均势。任何一方只要能让另一方相信，它会更加敢于冒险，就可占上风。斯大林在欧洲方面，违背任何对实力的理性分析，竟然吓唬民主国家相信他会比他们更敢走极端。亚洲方面，共产阵营亦因中共刚占领中国而声势大振，苏联可以不必直接介入即通过中共威胁此一地区。民主国家因此比敌手更害怕紧张局势加剧——至少民主国家是如此深信不疑。抑制美国政策的另一因素是，各国通过联合国多边参与的承诺程度有多强。朝鲜战争初起，美国得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会员国大力支持，英国和土耳其还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参战。虽然它们是否参战对韩国的命运没有多大影响，但表明这些国家支持日后本身防务需要可能会用到的集体行动之原则。一旦这个目的达成，联合国大会多数会员国就不会热衷于冒险去施加惩戒了。美国因而发现本身陷入一场师出无名的有限战争，去防卫它已宣称并无战略利益的一个遥远的国家。在这样进退维谷的两难局面下，在朝鲜半岛见不到国家战略利益；它的主要目标是展示侵略者应受到惩罚。要让北朝鲜付出代价，却又不至于触发战事扩大，美国需要让有力量扩大战事的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中共，相信美国的确只有有限的目标。不幸的是美国参战所揭示的遏制理论，却切切实实制造出相反的诱因：它诱导杜鲁门和其同僚扩大了政治战场。杜鲁门政府主要阁员无一例外，相信共产主义对全球有一套构想，并且认为北朝鲜南侵是中苏联手赤化全球策略的第一招，极可能导致全面大进击。美军奉调投入朝鲜战争之际，他们亦极力寻觅方法要传递信息，让共产党方面知道美国决心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抵抗共产党的侵略行径。他们在宣布派遣军队进入韩国之同时，亦下令海军第七舰队保护台湾，不让中共侵犯：“共军占领台湾将对太平洋地区之安全，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必要功能的美国部队，造成直接威胁。”甚至，杜鲁门也对在越南对抗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之法国军队，加强军事援助。（政府的决定通常动机不止一个；由杜鲁门的眼光来看，这些行动另有好处，即它可以封住美国参议院所谓中国游说团的悠悠之口，取得他们的合作，以免他们猛烈抨击政府“放弃”中国大陆。）刚在国共内战中获胜的毛泽东，把杜鲁门的宣告视为反映出美国人害怕共产主义阴谋，色厉内荏；他把它解读为，美国开始想采取行动，扭转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得胜的局面。杜鲁门保护台湾，等于是支持美国依然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的国民党政府。美国逐步加强援助越南，北京将视之为资本主义包围中国的行径。凡此种种加总起来，都促使北京采取美方最不愿见到的措施：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人民日报》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天真地认为他们的武装侵略台湾，可以阻挡我们解放台湾。围绕着中国，他们布下长蛇阵形成封锁；北起南朝鲜，它延伸到日本、琉球群岛、中国的台湾和菲律宾，止于越南。”美国的军事战略加剧了中共对美国意图的误解。诚如早先所述，美国领袖传统上把外交和战略视为两不相干的行动。以美国军方传统的看法，他们先达成一个结果，然后由外交官接手办下去；两者都没有让另一方明白他如何追求其目标。在一场有限战争中，如果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没有一开头就同步进行，则经常会有过犹不及的危险。做得过头，允许军方放手作为，有可能爆发全面战争，使得对手加剧动作。做得不及，听任外交官主导，则往往谈判战术掩盖了战争策略，倾向于和解而不了了之。在朝鲜半岛就陷入这两个陷阱。战争初期阶段，美国远征军局限在朝鲜半岛最南端釜山港周围弹丸之地活动。生存是最主要目标；战争与外交间的关系如何拿捏，根本没在美国领袖脑子里。美国本世纪最有才华的将领麦克阿瑟担任总司令。麦克阿瑟与他的多数同僚不一样，不喜欢美国人习惯的消耗战策略。二次大战期间，尽管欧洲战场排在第一优先，麦克阿瑟却发明“跳岛”战略，回避日本的坚强据点，集中兵力攻打防御薄弱的岛屿，两年之内就率领美军由澳洲攻回菲律宾。麦克阿瑟现在韩国又运用同样的战略。他不采纳华府后方比较正统的上司之意见，率美军由仁川（汉城的港口）登陆，这是在敌后200多英里的抢滩攻击，切断了北朝鲜部队与平壤之间的补给线。北朝鲜部队溃败，北进门户洞开。胜利导致了或许最影响朝鲜战争结局的一项重大决策。如果美国有心将其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结合起来，这是最恰当的时机。杜鲁门可以有三个选择。他可以下令美军在北纬38度线勒兵不前，恢复原状。他可以下令继续挥师北上，对侵略者施加惩戒。他可以命令麦克阿瑟把韩国统一，在中朝边界再止步。换言之，以军事考虑思索、决定战争的结果。最上上之策可能是推进到朝鲜半岛的窄颈部位，即在中朝边界之南100英里之处。这是一条可守之地，将可以包含半岛上90 010的人口，也把北朝鲜首都平壤置于治下。这么做可以获致政治上的大成功，却又不致挑衅刺激中共。麦克阿瑟虽然是杰出的战略家，却不具政治分析家那份洞烛敏锐。麦克阿瑟没把中国人历史记忆中，日本人取道朝鲜侵略中国东北的情况当一回事，继续挥师进逼到鸭绿江畔的中朝边界。杜鲁门一时亦因其前线主帅在仁川首战告捷而失察，默许麦克阿瑟的行动。他放弃了在回复原状和全面胜利之间的折中办法，也放弃了扼守朝鲜半岛窄颈部位的地理、人口优势。他不去守住与中朝边境仍有相当距离的100英里长的可防地带，却要挺进到与中共主要兵力集结隔河对峙的400英里长的边境上。中共在中国经历了日本侵略所带来的痛苦、破坏与伤亡，以及国共内战的摧残之后，要决心与世界第一强大的军事强权挑战，实非易事。在中共官方档案公开以前，我们无从知道，毛泽东是否在美军一跨越北纬38度线，不论他们北进多少都决定要干预，或是毛泽东能够允许美军推进多远。但是，政策的艺术就是创造出可以影响敌手评判的一种利害得失之评估。决定中共干预与否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军在朝鲜半岛窄颈部位停止推进，并且提议以某种国际监管方式让韩国其他地区实施非军事化。华府下令麦克阿瑟不以非韩国部队向鸭绿江推进时，已经朝这个方向试探。但是这道命令不曾转变为向北京发出的政治信号，它也从未对外公布。总之，麦克阿瑟把这道指令视为“不切实际”。华府亦遵守尊重前线司令官判断的传统，不再坚持。麦克阿瑟已在仁川神奇出兵制胜，以致美国政治领袖大半都认定他比大家都更了解亚洲局势。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时，美国大为震骇，造成几近恐慌的撤退，由鸭绿江迅速退兵到汉城之南，六个月之后汉城第二度失守。缺乏有限战争的理论作为指针，这个危机造成杜鲁门政府失去对政治目标的掌控。随着战斗的起伏，美方的政治目标先后被宣示为：制止侵略、统一韩国、维持联合国部队的安全、保证沿着38度线的停火，以及不使战火蔓延。美国地面部队在1950年7月份投入战斗序列时，美方宣示的目标是“击退侵略”，但是这个字词的具体意义是什么，从来也没界定清楚。9月份，美军仁川登陆告捷，北朝鲜部队溃败之后，目标变成“统一”朝鲜。杜鲁门在1950年10月17日做此宣布，但是并未提出对中共交涉的政治架构。杜鲁门要传达给北京的讯息，无非一再重申信守承诺的神圣诺言，而毛泽东所质疑的也正是这一点。杜鲁门下令美军北进时说：“我们在韩国的唯一目标，是建立和平与独立。我军将纯依联合国基于此一目的需要我们在当地驻留而驻留。我们在韩国或任何地方，都不追求领土或特权。我们在韩国、在远东任何其他区或全世界各地，都没有侵略意图。”毛泽东无法信赖他的资本主义头号大敌的这种保证，何况此刻美国正在保护他的台湾劲敌。杜鲁门也没有具体界定他摒弃的“侵略意图”何所指？也没有定出美军撤出北朝鲜的时间表。美国能够让毛泽东不参战的唯一方法，若是有可能成功的话，就是建议在中韩边境沿线建立某种缓冲区。令人扼腕的是，美国从来没尝试这么做。接下来几个月里，美军证明了中共领袖所冒的风险有多大。中共最初沿着鸭绿江的胜利，是因为奇袭奏效，以及美军过于分散所致。不久，情势就很明显，中共部队没有充分火力可以制服被困的美军，占领其阵地，而且去除掉奇袭之效以后，它也无力突破美军布下的雷池——譬如，沿着半岛窄颈部位形成对峙战。一旦美军重新整顿，他们证明共军根本无法抗御美方火力。中共才刚刚参战，美国的目标又变了。事实上，这也不过是几天之内的转折。1950年11月26日，中共发动反击；11月30日，杜鲁门就发表声明，放弃以统一为作战目标，改口说统一可以留待“日后再谈判”。“遏止侵略”这个模糊的概念，再次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联合国部队在韩国就是要扑灭不啻威胁联合国整个组织，也威胁全体人类和平、正义希望的侵略行为。如果联合国对侵略势力让步屈服，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安全无虞。”1951年1月初，双方交战前线大约在北纬38度线之南约50英里，汉城再度沦陷，被共军占领。此时，中共重蹈麦克阿瑟三个月前的错误覆辙。如果他们此时提议双方沿北纬38度线和解，华府一定乐于接受；中共也可以赢得“在国共内战得胜之后一年，又击败美军”的声誉。但是就跟六个月前的杜鲁门一样，毛泽东被早先没预料的胜利冲昏了头，想把美军彻底赶出朝鲜半岛。他也遭受重大挫折。中共攻击汉城以南美军阵地，伤亡惨重。1951年4月，战势再次逆转，美军第二度攻过38度线。但是，局势逆转并不只限于战斗。杜鲁门政府此时因中共突然参战亦损失惨重，因此避免危机一变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然而，华府对风险的评估却以一些错误概念为基础。美国假定（十年之后她在越南又同样如此假定），她正在面对共产主义整合操控、企图征服全世界的大阴谋。如果莫斯科一声令下，中共和北朝鲜投入战争，必然有苏联在背后撑腰。华府相信，克里姆林官不会接受挫败；他的马前卒失利，他就会升高赌注。美国若是旨在追求有限度的胜利，或许反会触发与苏联的全面战争。因此，美国也不敢只赢得有限度的胜利，因为深惧共产阵营会不惜代价以求不输。事实发展与此截然不同。斯大林之所以同意北朝鲜南侵，是因为金日成向他担保，不会有爆发大战的危险。至于斯大林之所以鼓动中共参战，可能是为了增加中共对苏联的依赖度。对这个议题真正的狂热分子是在北京和平壤；朝鲜战争绝对不是克里姆林官把美国诱导介入亚洲战争，以便苏联可以在欧洲发动攻势的阴谋。威慑苏联不敢在欧洲轻举妄动的是美国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它在韩国根本没有动用到。苏联只有极小的核打击力量。以核兵力悬殊而言，斯大林在全面战争中所遭受的创伤，一定会比美国来得严重，不论欧洲地面部队实力有多悬殊，斯大林极不可能甘冒与美国为朝鲜爆发战争的风险。果然，斯大林对中共的援助刻薄吝啬，也要求中共要付钱买军火，种下中苏龃龉的初因。美国领袖认为他们了解战事升级的危险，却没有考虑到僵局对峙的代价。杜鲁门1951年4月宣称：“我们奋战抵抗韩国遭受的残暴侵略。”“我们力图不让韩境冲突扩散到其他地区。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进行军事行动，以确保我军的安全。此事攸关我军继续奋战，直到敌人放弃其摧毁大韩民国的野心企图为止。”但是以保护“我军的安全”为目的去作战，在战略上而言可谓愚蠢不当。战争本身就冒着安全之险，以确保“我军的安全”为目标，必然变成一句空话。由于杜鲁门的战争目标无非就是诱导敌人放弃其作为——换言之，最多也就是恢复原先状态——它引起的挫折感，加重了求胜的压力。麦克阿瑟不认为僵持对峙是有意义的目标。他极力争辩说，战争升级的危险在起初决定参战时就已种下，不可能因为在军事行动上有所节制就减缓上升的危险；反倒可能因战事迁延良久而增加危险。1951年，麦克阿瑟在一次听证会上坚称：“你已经介入一场战争，你不能说：‘让这场战争无限期拖下去，我好同时为另外的战争备战。”’由于他不能接受政府的观点，朝鲜战争必须在避免激恼苏联、使它有借口发动全面攻势之前提下进行，因此麦克阿瑟主张至少要在韩国战场击败中共军队的战略。麦克阿瑟的方案是：“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她（中共）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出面谈判停火条件，否则她在韩国的行动将被认为是对参战的（联合国）国家之宣战，这些国家势必会采取必要行动，求得解决。”麦克阿瑟在不同的时机和场合，曾经主张轰炸中国东北的基地，封锁中国大陆、增强韩境美军，以及把台湾的国民党部队引入朝鲜战争——理论基础是，麦克阿瑟认为这些都是“利用所有军力，在最短时间内，牺牲最少生命，带来公正、光荣和平”的“正常方法”。麦克阿瑟的若干建议逾越了第一线指挥官的权限范围。譬如，引进台湾国民党军队参战，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宣战。一旦中国内战转移到韩国战场，国共双方一定要拼到你死我活，非有一方获致全面胜利不可；美国必然会陷入无休无止的冲突之中，难以脱身。然而，基本议题不在于麦克阿瑟某个建议适当与否，而是他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在僵持对峙和全面战争之间是否有选择？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罢黜麦克阿瑟，这项辩论公开爆上台面。杜鲁门别无选择，只能罢黜一位公开不服上司的司令官。但是他也使得美国又陷入一项主动权操之在敌的战略。做出宣布之同时，杜鲁门再度修正美国的目标。“击退侵略”首度被界定成为，沿着现有停火线（不管它位置在哪里）达成和解——因而制造出一个诱因，使得中共“加强”军事活动，以便取得最佳阵线：真正的和平可以通过下列因素为基础的和解去达成：一、战斗必须停止。二、必须采取具体措施，确保战斗不会再爆发。三、侵略行为必须终止。美国六个月前主张不惜一战追求韩国统一，现在这一主张又被摆到将来再说：“以这些因素为基础的和解，将开启韩国统一和全体外国军队退出的大门。”麦克阿瑟卸职归国，受到英雄式大欢迎，并且出席一系列大受瞩目的参议院听证会。麦克阿瑟以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之间的传统关系为基础，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多少年来接受的一般定义是，战争是政治的最终程序；当一切政治手段失灵，你就使用武力；当你诉诸武力，控制的均势、观念的均势，涉及的重大利益，你动手的时机，都由军方所掌控。我的确明明白白提到，当人们在战斗中纠缠对抗时，就不宜以政治的名义玩弄伎俩，这么做会妨碍自己人，减少他们获胜的机会，也增加他们的损失。…麦克阿瑟反对以僵持对峙作为国家政策，有他的道理。然而，他也无可避免地表现出政治性的局限，反对提出任何的政治目标，即使这些目标攸关局部胜利也一样。如果不让外交来界定战争目标，每一项冲突都会自动变成全面战争，在核武器时代，这绝对不容轻忽。然而杜鲁门政府却更进一步申论。它不仅不接纳麦克阿瑟的建议，还力称除了僵持对峙策略之外，别无其他替代方案可以奏效。这时候已经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拉德利将军，界定三种军事方案：“要么就是撤退、放弃南韩，要么是从事全面战争，目前我们并未投入大兵力，但是我们也可以全力投入足够兵力，把这些家伙赶出韩国。目前我们走的是第二条路线。”在美国政府中，每当政策方案三案并陈，大部分都会采取中间方案。由于外交决策高官习于将其建议方案摆在有所不为和全面战争两条路线的中间，有经验的官僚明白，如果他们选择中间路线，可以提振其部属的士气。这的确就出现在布拉德利的三个方案之上；只不过“从事全面战争，并未投入大兵力”表达出没有明确目标的政策之两难困局。艾奇逊以外交辞令证实，美国在朝鲜的目标的确就是僵持对峙。美国在朝鲜的目标是“终止侵略，防止侵略行为复活，并且恢复和平。”艾奇逊没有界定清楚这些字词，径自就反对麦克阿瑟所提议的措施的有效性：“考虑到仅以有限度方式把战争扩及中国大陆，其利弊不言自明，”这位国务卿说，“我们必须衡量与中共全面战争的风险，苏联介入的风险，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以及对自由世界盟国团结可能的影响等等”；“很难认为苏联可以无视中国大陆遭受直接攻击”。如果美国不敢战胜，却又输不起，它有何选择？所有言词说到最后，也就无非是战场前线僵持不下，因而谈判桌上亦相持不决。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总结其所有文武僚属的观点如下：“我就朝鲜冲突所做的每一项决定，都谨守一个目标：防止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它将对文明世界带来的可怕破坏。这表示我们不应该有任何举措，授苏联以口实，以致自由世界陷入全面大战的浩劫。”认定苏联会随时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正透露美国格外不了解实质权力关系的真味。斯大林并没有在寻求借口，挑动全面战争；事实上，他也避之唯恐不及。如果他刻意对抗冲突，单是在欧洲就可以信手拈来许多借口，在韩国业已发生的军事行动中，他也不乏借口。丝毫不足为奇，苏联在朝鲜战争期间根本没有要挟要参战，也没提到要采取军事行动。斯大林审慎狐疑的性格中，没有丝毫线索可以说他是个鲁莽的冒险家。他一向喜以隐讳、间接的手法，代替真正对立的冲突，并且非常小心不愿因触犯美国而发生战争——其理由相当正确，考虑到双方核能力天壤有别，在全面战争中讨不到便宜的是苏联。奇怪的是，美国政府方面全部官员都强调另一类观点。马歇尔声称，美国还需要两三年时间，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布拉德利认为，“我们并未立于最佳地位去迎接一场全球大战”。因此他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在韩国爆发全面战争将“使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艾奇逊也认为美国需要更多时间，“建立一支有效的威慑力量”。为什么在苏联核能力日渐增高之际，美国领袖会认为其威慑力量可以与时俱进，只能以遏制理论的另一个奇异前提来解释。这个假设前提就是，美国势力薄弱（事实上它独占原子优势），并且也认定苏联加强其核武器之际，美国也可以强化其实力阵地。斯大林成功地阻止了美国企图在韩国取得有限度胜利的打算，他利用了美国人自欺欺人的假设，又不用特别做出威胁恫吓的动作。中共参战之后，美国从未认真探讨有限度胜利的替代方案。杜鲁门政府的基本假设是，不求僵持对峙既不可能，也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事实上这个假设并没有穷举各种可能的办法。我早先提到的中期措施（沿着朝鲜半岛窄颈部位画线分治，把其余国土由国际监督进行非军事化），如果不被采纳，也可以片面径自实施。中共可能根本没办法防止它发生。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李奇微将军( General MatthewRidgway)也有同样的想法。麦克阿瑟一口咬定“中共用尽其最大力量对付我们”，可谓正确至极。至于苏联方面，它就必须估量，在美国占尽核优势、苏联经济又衰弱之条件下，美国从38度线推进到朝鲜半岛窄颈部位这一小段距离，是否值得大动干戈，冒全面战争之险？当然中共可能既不默默接受，也不大力抗战，而是在战场前线保持威胁态势。不过，这种情势与日后出现的沿38度线南北分治情形，不会有多大差别。中共的政策一旦为因恐惧苏联借机侵略，而向美方靠拢所主导，它就必然会停止做出任何威胁动作。一旦共产党阵营第一次对美军事挑衅遭受明显挫败，其他的黩武好战派在中南半岛等地区可能就会更加审慎三思，不敢冒进。中、苏分裂也几乎必然加速发生。1951年春天，美军在李奇微将军率领下发动北伐新攻势，运用传统的美式消耗战术作战。它已经解放汉城，也跨过38度线，对方于1951年6月建议停火谈判。在这个关头，华府下令停止攻势行动；此后，所有营级以上的行动都必须经最高统帅部的批准——杜鲁门政府认为可以借此向中共表示，华府目标并非旨在求胜，因而可以有助于谈判气氛。这又是一种典型的美式传统姿势。由于他们深信和平是正常、善意的自然状态，美国领袖一向以排除高压强制因素、片面展示善意的方式来鼓励谈判。事实上，在绝大多数的谈判中，片面动作只会失去一项关键性的谈判资产。一般而言，外交官极少为早已得到的服务付费——在战时犹然。典型的情形是，战场上的压力促成谈判。减缓这道压力，等于降低敌人认真谈判的诱因，也会引诱敌人拖延谈判，冀求可能会再有片面善意姿态。这正是朝鲜发生的情况。美军节制，使得中共结束了其部队被美国技术、物质优势压制的情形，不需要冒太大风险，中共就能以军事行动制造美军伤亡，借以扩大美方的挫折感和国内止战的压力。借着这段停火喘息时期，共军方面在险恶的山区建立难以攻服的阵地，逐渐消除美军恢复攻势的威胁。这又导致长期消耗对峙战，只有在中共物力受局限、美方心理有障碍两者之间出现均势，才会停止。僵持的代价就是，美军在谈判期间人员伤亡数，竟然超过先前全面作战期间的数量。美方寻求的僵局出现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两方面。关于军事僵局对部队的影响，英国官方观察员弗格森准将(Brigadier A．k．Ferguson)有深刻的描写：我认为，联合国部队在韩国号召的目标是“击退侵略，恢复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它在目前的情况下给予最高统帅的军事目标太模糊，难以达成停止交战行为的目标。许多英、美官员已经在问：“朝鲜战争何时结束？”“我们在韩国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使人相信，除非韩境英军、美军得到具体的目标指令，战场指挥官要想维持士气不落，忧忧其难！美国选择对峙僵局，引发出战后第一次外交政策大扭转。麦克阿瑟这一派人士认为，朝鲜战争是挫败，因为它的限制导致了军事和政治的僵局。杜鲁门政府则把朝鲜战争视为梦魇，就其政治目标而言它是一场大战，可是就其战略理论而言，它又只是一场小战。麦克阿瑟不惜与中共一战，要在韩国与共产阵营摊牌，政府方面则想要依据遏制理论、节省美国力量，在欧洲抵抗苏联扩张。朝鲜战争因而暴露出遏制理论的力量与限制。以传统的方略而言，韩国是个试金石，可以判断彼时正在形成的两大对立之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何在。但是美国人却有全然不同的认知，它把朝鲜战争视为正邪之战，是代表自由世界而战。这样的诠释使得美方的行动得到莫大的驱动力和奉献感。它也使得遏制理论由技术层次一下子摆荡到天启圣命。欧洲、日本复兴重建等伟大工作，与严重不了解细微差异、过分高估苏联实力，同时并存。能够以道德和法律加以包装的议题，得到妥善、细心照料；但是也有趋势倾向于重形式，而轻内容。艾奇逊评估美国在朝鲜的成败，就不重视战场结果，而强调建立集体安全的观念：“集体安全的概念经受考验而确立。相信集体安全的国家已显示出他们能够团结一致作战。”建立集体行动的原则，远比任何特定结果（只要不是战败）来得重要。遏制政策的这些方面向对美国人民加了极沉重的负荷，他们被要求忍受严重伤亡，容许其领袖在抵抗侵略和避免全面战争的狭窄航道中艰苦摸索——可是何谓抵抗侵略？何谓避免全面战争？又未曾有明确定义。这一来就爆发出挫折感，和寻找替罪羔羊。马歇尔和艾奇逊备受诋毁。麦卡锡参议员( Senator Joseph McCarehy)等煽动家系统性地蛊惑，认为华府已经遭到共产党渗透。但是，美国民众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最显著的一面，并不是她对战争拖延不决的纷扰不安，而是她竟然容忍接纳。面对着一切的挫折，美国人民在似乎无休无止的反抗共产主义斗争中，承担起全球责任，不计人命牺牲，却又不知究竟会有何明确结果。最后，美国可能是在需求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也达到了目标。15年之后，美国将在中南半岛冲突中再度经历更深刻的痛苦。然而由韩国的引发内部挑战和美国日后经历的中南半岛痛苦两者之间，还是有基本差异。批评朝鲜战争的人士争的是求胜，可是批评越战的人士则主张接受失败，承认失败。对朝鲜战争的争论给予杜鲁门政府谈判助力；杜鲁门和顾问可以利用国内反对声浪胁迫北朝鲜和中共，因为他的另一替代方案无他，就只是积极从事作战而已。但是中南半岛战争，却又倒了过来。反战人士鼓动美军无条件退出越南，挫弱了美国的谈判地位。最后分析起来，朝鲜战争的全体交战国家都得到重大教训。当时的美国政治家眼光远大，应受到推崇。他们能够有远见，肯投入兵力去保护一个数月前才被宣告与美国安全利益无关的远方国家。当挑战出现，他们有勇气幡然修改立场，因为他们清楚，默许共产党占领全朝鲜，将伤害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尤其不利美国与日本的重大关系之发展。美国在承担起一个世代的世界领袖责任之始，虽然挺费力，却通过了第一道考验。美国人的天真，另一面也就是他们格外的使命感，竟然在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中，导致了自己子弟将近15万人的伤亡。韩国危机导致欧洲方面增强实力，和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而能够有更大耐力进行冷战竞赛。但是，美国也付出了代价，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革命领袖发现一种战术，既可避免大规模的地面战斗，又有能力消耗一个超级大国的决心。中共得到的教训就比较复杂。尽管在物质方面相当劣势，中共却能够通过军事、外交交互运作，与美国相持不下。但是它也经历了正面迎战美国军力，苦头不小。冷战期间，中、美之间再也没发生军事冲突。苏联对北京的支援不于不脆、算计精明，也种下中、苏失和的种子。朝鲜战争的最大输家是苏联，美国领袖认定他躲在幕后策划出整套把戏，北朝鲜南侵后两年内，美国就把西方阵营动员起来。美国的国防军费支出增加三倍，北约组织也由政治结盟转变成由美国将领担任统帅的整合军事组织。德国的重新武装已经在望，甚至有人主张建立一支欧洲部队。苏联陆军在中欧遇到的真空状态，已经被填补充实。即使有人主张，美国在韩国应该可以有更大收获，苏联此后的成就感指标却是如何减轻损失程度，或是在日后蛊惑其他的共产党冒险家在别的地方，尤其是中南半岛滋事。但是毋庸讳言，由于盟国重新武装，强化团结，权力均势多少已倒向盟国这边。这些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相对力量的变化，习于以这种分析决定政策的苏联领袖，当然不会见不到。北朝鲜南侵的18个月之内，斯大林就发动重新评估苏联政策的运动。第二十章 与共产党人的谈判：阿登纳、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解决冷战似乎时机成熟1952年3月，朝鲜战争尚未结束，斯大林已做出外交姿态要解决冷战，其理由却与遏制政策发起人的预想截然不同。这项方案不是因为他们预测的苏联制度发生变化而催生的。这位共产主义理论大师一定是眼见军事竞赛没有胜算，借此保全共产制度。的确，以他的马克思主义偏执症，斯大林怎能相信，美国动员偌大的力量只是为了防御。斯大林的建议只字不提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这一套；不但不谈如何废除造成冷战的条件，他还主张互相承认美国期期以为不可的势力范围：美国以西欧为势力范围，苏联以东欧为势力范围，两者之间以统一、武装的德国作为中立缓冲国。从此之后，历史学者和政治领袖就一直辩论不休：斯大林做此建议，西方未予接受，错失了冷战和解的大好机会；或者是斯大林只是以此狡计邀请民主国家与苏联谈判，一旦开始谈判就阻绝了德国重新武装的机会。斯大林是想诱使西方国家有所举措，而破坏其团结，或者他的确有心扭转东西日益加剧冲突的局势？答案是，斯大林本身恐怕也不晓得他必须做多少努力，才能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虽然他的方案，若是在四年前提出来，民主国家就会热切接受，但是这四年来他的种种作为，却使得别人几乎不可能测试他的诚意——的确，这已经和他的诚意如何，几乎毫不相干。因为，不管斯大林的最终意图是什么，要测试它就会使得大西洋同盟的团结产生紧张，因而失去促成和议的诱因。不管是什么情形，善于算计的斯大林却没有考虑到一个决定性因素：他自己的阳寿。斯大林提出这项建议一年之后，就去世了。斯大林的继任人没有韧性坚持通盘谈判，也没有权势能做出进行通盘谈判要成功一定需要的全面让步。最后，和平变成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彰显着冷战双方的思维前提迥然有别。美国方面坚信：“法律承诺可以创造出事实”的信念，等待斯大林执行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协议。斯大林则纯然从势力均衡角度评估一项协议应否遵行，因此等待民主国家对其权利做出某种坚持，使能评估执行协议的利弊得失。在双方都互有期待而未回应的时候，斯大林就拼命抢时间，收集更多的谈判筹码，以待西方国家有具体措施，或他自身认为时机成熟可以提出苏方的具体措施。时机似乎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成熟。美国在1947年发起马歇尔计划，并于1949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在西方国家支持下成立。斯大林的初步反应可谓相当蛮横，先后搞出柏林封锁、捷克政变的花样，也同意入侵南韩。不过，美国还是一步一步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势力范围，涵盖世界上所有的先进工业国家。斯大林方面也在东欧营造一个安全地带，不过这项成就不啻是延伸其薄弱的防御。身为权力算计家，他必须了解（也可能比民主国家领袖更有了解），他得到的并非真实的实力大增，这些卫星附庸可能还会消耗资源。相形之下，北约会员国和日本代表极大的工业潜能。因此，就长期趋势而言，美国势力范围占了上风。以现实政治而论，斯大林的帝国困难深重。美国为首的集团可说是利用朝鲜战争重振军备，开发出深厚的军事实力。斯大林似乎也明白，他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挑衅，已经起了反效果。他在东欧的蛮悍、强硬政策，已经滋长了西方盟国团结的因子，并且使得德国即将重新武装。美国战时思想认定的和谐世界，已经转变成两个武装阵营，各依事后证实毫无根据的恐惧感在行事。美国领袖在朝鲜战争时认为，苏联策略在诱使美国介入亚洲偏远国家的冲突，俾使苏联乘机进袭欧洲的盟国阵地，这可以说是过分高估了苏联的力量和斯大林的手腕。斯大林一辈子都谨小慎微、精打细算，不会孤注一掷。同时，斯大林把西方的部署解读为不是防御性质的举动，而是他一向认定，且刻意避免的摊牌行动之前奏。事实上，双方都在为没有人愿意它发生的事——直接、全面的对立挑衅做准备。斯大林并不愿意试探他的梦魇是否真实。一旦遇上可能与美国爆发军事冲突的情况，斯大林就回避退让。杜鲁门1946年要求苏军退出伊朗的阿塞拜疆省之时，他同意撤军；1948—1949年的柏林封锁即将升级发生战争之前，他也下令停止封锁行动。现在，他热切地设法消除他一手挑起的冲突危机，象征着路线又将转变。在这个个案上，斯大林的方法特别愚钝，因为他极力避免向敌手暴露出脆弱面，尤其是这个敌手正以实力地位为基础在做决策。他的目标是透露他希望避免冲突，又不能显示出他畏缩退让。他的借口就是若干年前经济学家叶夫吉涅·瓦嘉( Yevgenii Varga)在一本高度理论化的新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越来越稳定，因此资本主义者之间互相争战，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事。如果瓦嘉的说法成立，斯大林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采取的策略，玩弄资本主义各国，让他们互相争斗，就不再有效。资本主义者不但不再各自交战，说不定还会团结起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可能性由于北约组织成立、美日结盟而令人忧心。斯大林在1952年10月出版一篇亲笔写作的长文《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作为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指导纲领，反驳瓦嘉的论点。斯大林在这篇理论文章中，重申他在1934、1939和1946年宣布的共产主义信念，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变得更加稳定，还面临着加速恶化的危机：“据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大得多。理论上，这当然是对的。它不仅在今天，现在是对的；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是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或多或少也理解到这一点。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以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交战而开始。”每当斯大林重弹旧调，大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无法避免、势必互相争战的老调，他的信徒了解他意在向他们担保、安慰。根据斯大林绕圈子的推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和苏联之间的战争还不会立即爆发。斯大林的文章在此等于是训令苏联外交官员，暂勿摊牌，等待资本主义的内部冲突大大挫弱他们之后再有所举措。1939年斯大林借由一篇声明，表露他预备与希特勒修好的讯号。斯大林现在于1952年声称，当时的分析依然正确，因为以资本主义国家战争的特性来看，资本主义相互争战的风险，比和苏联交战的危险要来得小：“鉴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只关系到某资本主义国家比别国是否优势的问题；可是与苏联的战争，势必牵涉到资本主义本身存在与否的问题。”这一堆高度理论的言词乃是斯大林向资本主义者放出的安抚信息，尤其对美国发讯号。实际上，他要说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必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因为苏联毫无意图搞军事挑衅：资本主义者虽然为了“宣传”的目的，大声叫嚷苏联侵略，他们本身也不相信那是侵略，因为他们明白苏联的和平政策，也知道它不会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资本主义者不应该误解他玩的游戏规则：斯大林要加强力量与影响，但是他不会借战争手段玩得太过火。斯大林固然晓得做这套意识形态的声明可以满足他的同志，他也晓得资本主义对手不会轻易相信他，还得有更具体的证明才行。如果想缓和紧张局势、希望恢复玩弄让资本主义国家各自交战的旧把戏，莫斯科需要缓和一些压力，以免资本主义世界因为压力而团结（不过斯大林认为这个团结也只是假象，实则貌合神离，各有打算）。斯大林在外交层面做出努力，1952年3月10日他以民主国家能够了解的语言，提出他所谓的“德国和平通告”。经历若干年的冲突对立、壁垒森严之后，苏联突然似乎有意要和解。斯大林指出，盟国和德国之间迄未签署和约，因而向其他三个占领国家提出一个草案，建议“召开由全体利害相关的政府出席的一个国际会议”，研商和约问题，并期于“最近的将来”能有结论。这份和平通告主张通过自由选举，成立统一、中立的德国，允许它有自己的武装部队，所有外国驻军于一年内撤出德国。不过，这份和平通告包含太多的漏洞，即使西方国家接受德国中立这个原则，斯大林仍然可以使得协定达成遥遥无期。譬如，草案禁绝“对民主政体和维持和平不友好的组织”，若是依苏联的词语用意，这就可以包括所有西方式的政党在内，在东欧也的确就是如此。其次，一旦民主国家同意坐上谈判桌，苏联谈判代表必然是顽固的莫洛托夫或是同样难缠的人物，他也会竭尽全力松懈德国与西方的关系（苏联接受德国中立的原则，已经隐含这项利益），而且不必付出德国统一的代价。不过，斯大林在通告中的语气和精确用词透露出他的目的超越做宣传；它似乎表露出开始谈判的意愿，是战后以来第一次苏联可能愿意付出大代价，换取紧张局势之缓和。斯大林和其平常行径不太一样，在和平通告中出现一句话，透露出可以有弹性的迹象：“苏联政府提议衡量此一草案时，已经表露它也预备就此问题考虑其他可能的方案。”斯大林如果在四年前，也就是在柏林封锁、捷克政变和朝鲜战争之前，提出这份和平通告，它几乎必能阻止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确，非常有可能德国申请加入大西洋同盟的议案根本不会被考虑。因为通告中提示到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都曾主张的以谈判解决欧洲前途问题。然而自1948年迄至通告出现这段期间，大西洋同盟已经组成，德国的再武装也开始了。作为德国重新武装的政治架构之欧洲防务共同体(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也在欧洲各国会中辩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方面，阿登纳在国会秘密投票中以一票之差险胜（相信这关键一票即是他本人投给自己的一票），当选总理；反对党社会民主党虽然彻头彻尾是民主政党，却力主追求德国统一，不要与西方结盟。西方领袖了解，一旦他们试探苏联的提议，所有这些提议都会被延宕；一旦延宕，可能就再也不会有新的动力。在欧洲若干国家的国会里，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最明显，共产党拥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议席——捷克政变发生前，共产党也有相同比例的实力。而且西欧各国的共产党，都热切反对一切有关大西洋和欧洲整合的措施。甚至，决{定奥地利前途的和约谈判，已经迈入第七个年头，朝鲜战争停火谈判。业已接近第二个年头。所有的民主国家彼时知道，而且在本书写作之时读者亦已知道，斯大林寻求开始谈判的目的，可能就是要破坏盟国的团结，并且巩固其卫星国附庸。这当然是斯大林的如意算盘。然而，证据亦显示他也准备试探全面和解的机会。迹象之一就是他对西方对其和平通告回应之回复。3月25日，法、英、美三个占领国提出同样的答复，其宗旨不在开启谈判，而在中止这个讨论。他们接受德国再统一这个原则，但是不接受德国中立的构想。他们指出，统一的德国应该可以自由加入“与联合国的原则、宗旨相符的联盟”——换言之，仍然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内。西方国家的答复也接受了自由选举的原则，但又限定条件要让德国人民即刻拥有自由集会、自由言论的权利，这两种权利极可能在选举还没举行之前，就危害到苏联对东德共产党政权的掌控。西方国家的通告目的在表达立场，立此存照，不是意在讨价还价。斯大林又一反平常作风，立刻回答，而且口气委婉修好。甚至，对民主国家后来每一反驳，他都以同样速度立刻作答：西方国家3月25日的备忘录，他在4月9日作答；5月13日的备忘录，5月24日得到答复；7月10日的备忘录，也在8月23日得到回音。苏联每次作答，就往接纳西方的立场靠近一步。只有9月23日的备忘录，没有得到斯大林答复。此刻，斯大林已经忙着即将召开的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无暇他顾，并且毫无疑问，他暂时按兵不动，也在等候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的结果揭晓。斯大林此时健康情形不理想，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简短演讲，以挑战性的意识形态语言包装和平共处的理论。紧接着党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在1952年12月宣布，他预备与刚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会面。他从来也没有对罗斯福、杜鲁门或丘吉尔，提议高峰会谈，一向都玩弄技巧要他们主动开口邀请。苏联国内与此同时又恢复整肃活动，也预示着政策行将产生变化的迹象。斯大林每当要推动新政策时，对于原先用来执行另一条不同路线的属下都不会轻易信赖，即令他们像个奴隶似地奉行其指令，也不会获得信赖，尤其这个时节他特别有这种想法。斯大林认为部属另有想法乃是不忠的种子，宁可用决绝的补救方法，就是把负责执行即将被修正的政策之部属一劳永逸地摧毁掉1 1952年出现若干依循这些路线发展酝酿的迹象，过去的忠贞分子如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以及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都成了整肃的目标。一批新面孔即将出现去执行斯大林的外交构想。斯大林的外交攻势起码意在试探，苏联若是抛弃东德共产党政权，会有何种收获。斯大林从来未曾承认东德共产党政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给予它的地位与其他东欧卫星国不同，准确地说是把东德当做德国统一问题认真谈判时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斯大林可能认为谈判时机在1952年已经成熟。斯大林提议以自由选举决定德国统一，即是传递信号透露可以牺牲东德共产党政权。即使果然如西方盟国担心害怕的，共产党控制住东德的选举，西德这边人口更多也可以保证亲西方的民主政党稳胜。试如唯有斯大林一个人可以有意志力和强悍心，去驱使其力竭气衰的人民起而与民主国家抗衡，他也是唯一一个大权在握的共产党领袖，可以处理掉一个苏联附庸政府。斯大林若是估算错误，那是因为他假定对手也在玩现实政治，和他一样冷血。就在战争刚结束那段时期，他显然认为可以恐吓对手，或至少教训对手了解，企图迫使苏联让步的代价将十分昂贵。但是他也表现出，当美方要上谈判桌时必定也会根据现有的状况衡量，不会因为过去情形而受影响。斯大林似乎认为，他不必为残害民主国家付出任何代价。这些假设经过证明是大错特错。美国人不干现实政治这一套——起码不是斯大林所了解的这一套。就美国领袖而言，道德箴言是真实的，法律责任也有意义。斯大林或许认为可以利用柏林封锁加强他对德国问题的谈价地位，或者以此逼迫西方国家和他谈判。他也可能把朝鲜战争作为试探遏制政策的遏制界线何在的方法。但是美国人是基于原则而抵抗这些侵略行为，不是出于保卫势力范围的考虑；美国介入是为了补救普遍原则受到伤害，不是针对某一地域情势受挑衅而干预。斯大林在1945年对美国的善意视若无睹，他在1952年也低估了这些年来他的举措已经让西方国家多么失望。到1945～1948年这段时期，美国领袖希望和苏联和解，但是从未能集合足够的压力让斯大林认真对待他们。到了1952年，斯大林总算认真对待美方的压力，可是他的恶名太昭彰，已经叫人无法信任他的诚意。因此，他们把斯大林的提议解读为：又是冷战斗争的一个伎俩。和斯大林妥协已经不在西方国家的日程表上。斯大林挑的时机也不好。他的和平通告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八个月提出，在职总统杜鲁门已决定不竞选连任。杜鲁门和艾奇逊面对这个极不可信的事件，鉴于没有充分时间去完成这件事，也不太倾向于和斯大林谈判。杜鲁门政府认为，和平通告并没有切中正题。问题不在于条件如何（条件仍可调整），而是它设想的未来世界是什么模样。德国将是中立国家，又被允许武装起来，并且所有的外国军队在一年内全部撤离德国领土。这些条件真正意义是什么？“中立”的定义是什么？监督选举？监督中立？苏联是否因而在德国事务上得到永久权力可以发言讲话，甚至以监督德国中立的名义取得对德事务的否决权？外国军队应该撤退到什么地点？就西方占领军而言，答案十分清楚——事实上他们在欧洲大陆没有可以立足的基地，1950年的法国或许能够接纳一支美国大军驻留，但绝不是毫无限制、长期驻留。美国国会在苏联和美军之间建立中立的缓冲区之后，也不会同意这样的军事部署计划，美军势必得撤回美国，苏军却只需要退到波兰、德国边境，只往东后退一百英里。换言之，若是切实执行斯大林的方案，就等于是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瓦解来换取苏联撤军一百英里。即使把撤军条款解释为苏联部队应该退回到苏联领土，还是会有新的困扰。由于这些东欧傀儡政权若无苏联驻军撑腰，没有一个能自立，或者说一旦起了民变，必须有苏联干涉弹压才能站稳。斯大林会答应即使共产政府被瓦解，苏联军队也决不再进入东欧吗？1952年的领袖想都不敢想，斯大林这个老布尔什维克会答应坐视民变而不插手。但是杜鲁门和艾奇逊对斯大林的方案毫不热衷，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和平通告中描绘的德国长期未来，不能打动他们。因为，即使可以把德国的中立界定为永久阻断苏联干预的设计，并且也让德国具有相当的武装力量不至于听凭苏联施恩示怜，这也只不过又回复到1871年德国统一以来的欧洲两难局面而已。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坐落在欧洲中心，纯然追求其国家利益，已经证明不符合欧洲的和平。这样一个德国将比西欧任何一国都强大，甚至比他们全都加起来还要强大。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出现了1500万新难民，来自许多德国人认为原本就是他们国土的乡里。如果在战后不久就把统一、中立的德国不再加以监督控管，会是何种情形？毕竟，这种结果将使俾斯麦蒙羞，因为这位伟大的德国政治家享有历史盛名即在于他指导德国走出旧时代。德国领袖阿登纳和斯大林的去世阿登纳( Lonard Adenauer) 1876年生于天主教徒为主的莱茵邦( Rhineland)。莱茵邦在维也纳和会之后才纳入普鲁士治下，传统上对由柏林发号施令的德意志帝国集权统治并不满意。阿登纳自1917年起担任科隆市长，直到1933年遭纳粹罢黜。希特勒统治时期，他完全退出政坛，一度隐居到修道院里。1945年3月，盟军挽请他复出担任科隆市长，同年底，英国占领军当局不满意他的独立作风，把他罢官。阿登纳的外貌有若罗马皇帝的花岗岩雕像，挺直躯干，高颧骨，眼睛略斜，透露着他说不定有千余年前在莱茵邦地区游牧的匈奴人的血统。阿登纳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青年时期就培养出优雅的举止风度，反映出一种被占领国家领袖罕见的沉着肃穆气质，而被占领的德国已经没有多少成年人能记得其政绩过去可有傲人之处。阿登纳的办公室设在威廉皇帝时期兴建的太保官( Palais Schaum-burg)内，窗帘一向低垂笼上，任何人踏进去仿佛置身于一具时间已静止的蚕茧之中。身为战败国领袖，急需带领其国民走出对过去历史的罪愆和迷惑，有勇气面对未来横逆，沉着镇定可说是最重要的特质。阿登纳以73岁高龄出任总理，好似他过去一辈子的岁月都在准备着负起这项重责大任，为他的被占领、被分裂、士气民心沉沦的社会，重新恢复自尊。阿登纳内心的安全感得自于信仰，多于来自理性分析。他不像丘吉尔或戴高乐喜爱读书或精研历史。但是他在隐退之际花了相当长时间思索沉想；他由德国的痉挛骚动得到教诲，对面临的时代具有极为敏锐的直觉。他对与他同时代的人士之心理，尤其是弱点，洞烛在心。我记得有一次阿登纳谈到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为什么没有强劲的领袖出现时，我提到与他同时代的一位很杰出的人物，阿登纳以他高尚的风味答道：“别把精力和力量强劲混为一谈。”阿登纳为了克服德国人骚动的激情，极力要为以极端主义、倾向罗马威权著名的德国，重新建立可靠的信誉。阿登纳年纪大，还记得俾斯麦担任首相时的施政。出生于莱茵邦虔诚天主教徒家庭的阿登纳，从来不关心现实政治这一套，即使德国已经统一，他也不以现实政治为然；他也认为德国皇帝攻略世界的夸大做法，不符合他实事求是的冷静作风。他对创建德意志帝国的青年贵族阶级，并没有特殊感情；他认为俾斯麦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德国的安全放在以操控东西局势的技术作为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欧洲中央的强大、自由流动的德国，对人人都构成威胁，亦牺牲了自己的安全。阿登纳面对战争方告结束的世界乱局，认为一个被瓜分、占领，且与历史根源切断脐带的国家，若要重新掌握其未来前途，势必需要有稳定的政策。阿登纳不愿因眷恋过去，或因传统的德国对俄罗斯爱恨情仇关系，乱了他的既定路线方向。他选择无条件地站在西方阵营，即使付出延迟德国统一的代价也不惜。阿登纳在国内的对手社会民主党，反抗纳粹的纪录可谓毫无瑕疵。他们传统上的势力基地是苏联占领地，这一部分的德国已经被迫接受共产党统治（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勇敢地反抗这一发展）。社会民主党人坚持民主政体，也对遏制政策持怀疑态度，他们重视德国统一，优先于大西洋关系。他们抵拒阿登纳的亲西方政策，乐于以承诺中立为代价追求德国国家目标之进步。（20世纪6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党改变路线：他们转而支持大西洋同盟，并于1966年与基督教民主党合组大联合政府，但仍保留较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党更有弹性的对东方阵营之战术。）阿登纳不像社会民主党一样，不愿谈判中立问题，部分出于哲学原因，部分却是基于审慎的实际原因。这位高龄的总理不欲重新唤醒民族主义的激情，尤其是两个德国分治已成为事实。丘吉尔在他那篇“铁幕”演说中也曾经警告，慎防两个德国互相叫卖，由出价高的一方统一。他比其国内政敌更清楚，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一个统一、中立的德国只会在一个对德国不利的和平解决方案中出现。对这个新德国不仅会有严格的限制，也会建立某种国际控管，强大的邻国将会永远具有干预权。阿登纳认为这样默认接受臣服命运，在心理上远比德国分裂来得危险，他选择与西方站在平等、整合的地位，也要替他的国家争取尊严。斯大林是否能够克服阿登纳和其他民主国家领袖的保留态度，推动召开一次重要的外交会谈，或者能在会议中有何种让步，我们永远无从知道。他提议召开会议的构想定然会得到丘吉尔的支持。然而，斯大林亡故使得这些猜测全都没有定论。1953年3月1日他和一群同僚看完电影分手，到3月2日清晨三时被发现躺在别墅地上，其间某一时刻，斯大林中风。他究竟在什么时候中风，没人知道，因为守卫根本不敢在指定时间之前进入他的房间。因此他很可能躺在地上好几个钟头，才被发现。斯大林的副手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守在床侧，直到三天半之后，斯大林才咽下最后一口气。医生们被招来施救，但是他们的诊治不免遭受见仁见智的批评，最后也成了整肃遭殃的对象。斯大林的继承人比他更急盼与西方国家能够缓和紧张关系。然而，斯大林的权威、精明和毅力，以及最重要的，要采取如此复杂的路线必需的政治团结，他们都缺乏。斯大林的继承人无可避免地陷人他身后的权力竞逐战。在这场混战中，人人试图组建党羽以支持自己夺得大权，谁也承担不起对资本主义国家让步的责任。贝利亚被整肃的罪名就是这个原因。事实上，他的罪责是他知道太多内幕隐私，威胁到太多有力的同僚。他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被捕，不久就以阴谋放弃东德的罪名处死——虽然斯大林一年前提出的和平通告，以及其后与西方多次函电往来的内容要点，也都同样指向同一方向。根据赫鲁晓夫回忆录所述，斯大林的继承人非常担心西方会利用斯大林逝世这个机会，与共产世界大摊牌。或许是为了吓阻任何人搞政变的野心，斯大林曾一再警告左右手，一旦他撒手人寰，西方会把他们当做小丑扭断脖子。与此同时，斯大林的继承人对西方的疑心，也因彼此激烈争权而抵消掉。即使苏联新领导班子渴望自冷战中暂时缓和，每一位竞夺大权的人都知道，除非已经掌握绝对大权，在外交上稍示弹性都会致命。但是，他们对紧张局势持续下去，亦相当不放心。1946年，丘吉尔曾评论说，斯大林只想不战而享受战争的果实；1953年，斯大林的继承人想要得到紧张舒缓的果实，却不愿或不能做出让步。1946年，斯大林制造一外交死结来维持他和西方的谈判地位；1953年，他的继承人却躲到一个外交死结中，以保持互相斗争时的选择。当政治人物要争取时间思索时，他们就提议大家来会谈。3月16日，距斯大林亡故一个多星期，担任总理的马林科夫，没有指出特定内容，但是邀请西方国家会谈：“目前没有一种有争议的或未决的问题，不能以当事国相互协议为基础的和平方法去解决。这涵盖到我们与美国在内的全体国家的关系。”但是马林科夫并未提出具体建议。苏联新领导班子不晓得如何达成缓解紧张局势，又只具有远低于斯大林的权威去凝铸新方案。在同一时期，新当政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与苏联谈判的提议，忧心忡忡，也与苏联生怕向美国让步一样。担心的原因，两方都一样——苏联和美国都对新环境害怕。两者都很难消化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环境产生的变化。克里姆林宫担心放弃东德可能会使整个卫星国附庸阵营崩溃-30年之后的情况就果真如此。可是，不放弃东德，真正想要舒缓紧张却是镜中月。美国也关心一旦开启德国问题的谈判，会伤害到北约组织，实质上等于是以大西洋同盟去换得高峰会谈。西方国家是否实际上丧失了斯大林死后的大好机会要讨论西方国家是否实际上丧失了斯大林死后的大好机会，必须先回答三个问题。大西洋同盟可否与苏联进行重大谈判而不会分裂瓦解？如果对苏联再施压，他会不会提出较有意义的方案？苏联领导阶层是否利用谈判来阻止德国再武装和西方统合，而又不用实际上放弃东德附庸或放松它对东欧的控制？美国领袖的评估是：真正谈判的幅度极为狭窄。此说正确。中立的德国若非对人人构成威胁，就是容易招致勒索。外交上有些试验只能纸上推演，不能实际付诸实践，因为一旦实验失败，风险大到无可挽回。大西洋同盟好不容易才有的建树，岂可冒险让它付诸流水？事实上联邦共和国保留在西方统合体系内，符合大家的利益，苏联尤其受惠最大，只是权位犹未稳定的任何一个苏联领袖，都不能承认此事。如果德国留在大西洋同盟之内，就可能要同意对沿着新国界线的军事部署施以限制（因而实质上削弱了统一后德国的军事实力）。如果全德都纳人中立区，北约组织就会受到影响，中欧会变成真空或潜在威胁。如果民主国家预备以军事后果相威胁，或起码提高冷战程度，斯大林的继承人可能就被导引接受让统一的德国留在北约组织中（虽然多少会有若干军事限制）。丘吉尔在1951年又复出执政担任英国首相。他在斯大林犹仍健在时就有类似想法。丘吉尔的机要秘书约翰·柯维尔曾记载：“W（Winston，指丘吉尔）好几次向我透露，他希望能对斯大林有联合行动，召开一种类似维也纳和会的会议，重新召开波茨坦会议，弄出结果。如果俄国人不合作，我们就加强冷战。”但是西方其他领袖没人愿意冒这样的风险，或提出这样易被批评的大西洋同盟人士指为一面倒的方案。美国领袖因而停止任何重大举动，也就停止认真利用斯大林猝逝的乱局之机会，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他们保存了大西洋同盟的团结。僵持对峙的代价就是辩论的重心由谈判的实质内容转变成是否需要谈判。即将步人一生事业终点的丘吉尔，变成力主召开谈判的人，可是谈判内容为何他从未精确描绘过。丘吉尔一辈子都力主搞权力均衡，虽然已经年逾80，依然辛辣尖刻如常，力主召开高峰会谈。美国领袖批评丘吉尔热衷谈判是接近老年痴呆，有失厚道。事实上，丘吉尔的立场一贯如常，在战时、在战争甫结束，甚至遏制政策初步订定之时，都主张应该和苏联谈判。（详见本书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有改变的是，这些方案提出之时的环境条件。20世纪50年代的丘吉尔从来没有明白说出他主张的全球和解具体内容是什么。在大战时期，构想基础是假定美国会撤离，甚至根本就不会在欧洲驻军，因为罗斯福一再这么说。后来，在1945—1951年担任反对党领袖时，丘吉尔显然没想到与苏联全面和解要有下列条件：一个中立、统一的德国，沿法德边境建立西方同盟体系，苏联军队撤到波、苏边界，在苏联周边国家依照芬兰模式建立政府——也就是中立、民主的政府，尊重苏联立场，但本质上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在1948年以前依照这个思路和解，也就等于把欧洲回复到历史上曾有的状态。在战时，以及战后若干年，丘吉尔可谓高瞻远瞩，领先当时的时代。如果他没在1945年大选中失败，交出政权，说不定可以给兴起的冷战一个新方向——假设美国及其他盟国愿意冒险实行丘吉尔策略的重点：不惜与苏联对立的风险。可是，到了1952年，丘吉尔设想中的和解已经几近不可能了。除非爆发政治大地震。阿登纳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他所创建的联邦共和国在1949年以前可以说是几近不可想象。丘吉尔在1944年之后所设想的世界大局，就要求联邦共和国中止与西方的统合，并作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民族国家，回到先前的状态。在1945年，于东欧建立芬兰式的政权等于是回归到常态。到了1952年，这已经无法通过谈判去建立，只能由于苏联崩溃或重大冲突才能产生。甚至，这个大冲突可能是因德国统一这个议题而起——可是，没有一个西欧国家预备在大战结束没几年，就替一个战败的敌国冒险出头。假如大西洋同盟是一个能够执行统合政策的单一国家，它可能就会按照丘吉尔的构想采取全面和解的外交做法。问题是1952年的大西洋同盟太脆弱，经不起这样的豪赌。美国两大政党产生的总统都没有选择，只好痛苦地静待苏联回心转意。艾森豪威尔的新国务卿约翰·佛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认定东西冲突是一个道德议题，极力避免就任何问题谈判，除非苏联制度发生重大转变——因此，与英国长久以来的观点迥然不同。英国有史以来就没有空间说，它只和友善、意识形态相仿佛的国家谈判。英国在其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没有享有像美国的安全空间，因此它必须务实地与意识形态上的大敌国谈判，寻求共荣共存。由古至今，英国对其国家利益有相当清晰的界定，因此英国民众得以评断其政治家能干与否。英国或许偶尔会对某特定和解方案的条件有所争议，但是几乎决不会争辩应否谈判。丘吉尔遵循英国传统，以近于永久性的谈判寻求与苏联有更宽容的共存共荣关系。另一方面，美国领袖却只想到要改变苏联的制度，而不是与苏联来交涉谈判。因此，英美之间的辩论日益演变成谈论应否要和苏联谈判，而却不谈谈判要有什么内容。1950年大选期间，丘吉尔提出在当时冷战阶段可谓革命性的点子——召开四国高峰会谈（不过，丘吉尔在这次选举又告铩羽）。他说：“我还是不禁又想起与苏俄最高层谈判的构想。这个构想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它代表以最大的努力来弥缝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双方各自能生活，即使不能友好亲睦，至少也不必活在冷战的仇恨之中。”但是刚组建成立大西洋同盟的艾奇逊，认为这样操作的时机犹未成熟：“我们由艰难的经验发现，与苏联交往的唯一方法就是制造出实力情境。当我们尽力消除所有的软弱地域之时——我们就可以与俄国人形成可行的协定。目前由我方主动要求对话，不会有何效果。”丘吉尔要到1951年10月才又复出担任首相，他在杜鲁门总统任期所剩无多之情境下，选择不再大力推动召开高峰会议。他决定等待美国新政府上台再说。最后由他的战时老友艾森豪威尔脱颖而出，当选美国总统。在这段等候期间，他也同意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召开高峰会议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无论谁是苏联领袖，他应该都会接纳高阶层协定。1952年斯大林仍为苏联当家领袖，当年6月，丘吉尔告诉柯维尔，如果艾森豪威尔当选，他将“有另一机会借由三巨头会议来争取和平”。他认为，斯大林在世，我们会比较安全，因为他若去世，继承人势必开始争夺继承权，会有不稳迹象。斯大林在艾森豪威尔接任总统之后不久就去世，丘吉尔主张和苏联新领袖谈判。然而，艾森豪威尔也没有比他的前任更能接受丘吉尔提出的与苏联重开谈判的构想。马林科夫在1953年3月17日有了表示，丘吉尔立刻在4月5日敦促艾森豪威尔，不要错失良机“试探马林科夫为了缓和世局紧张，愿意做到何种地步”。艾森豪威尔答复，请丘吉尔等候他预定4月16日在美国报纸编辑人学会上将发表的一篇政策声明演说。可是，艾森豪威尔在演说中等于不同意丘吉尔的假设前提。艾森豪威尔认为世局紧张如何缓和，解铃还需系铃人：朝鲜战争停火，对奥地利合约，以及“终止对中南半岛和马来亚安全的直接、间接攻击”。因此，他把中共和苏联视为一体，提出明显无法达致的条件，因为马来亚和中南半岛的情形大体上都不在苏联控制之下。（事后发展亦证明，艾森豪威尔对中苏关系的评估不确定）。艾森豪威尔说：没有必要再谈判，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刻，不必空口多话。丘吉尔有机会先读到艾森豪威尔的演讲稿，深为忧心春蕾因之霜冻而死。丘吉尔仍然不死心，建议波茨坦会议三大国，美、英、苏举行会谈，不过可由丘吉尔和刚刚重新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先举行预备会议。丘吉尔诉诸他在战时与莫洛托夫建立的旧谊，并附上他致艾森豪威尔信函中所附的邀请函草稿，对莫洛托夫说：“我们可以重叙战时旧谊，而且可以和马林科夫先生及贵国其他领袖会晤。当然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解决攸关世局现实的任何严重议题。我也应当表明，我不预期在这个非正式会谈中能有何重大决定，只不过盼望能恢复我们之间轻松、友善的基础。”然而，艾森豪威尔却认定，召开高峰会议等于是对苏联做了危险的让步。多少有点试探意味，他重申要求苏联先符合若干先决条件：“我在4月25日致阁下函件中表达，我们不必操之过急，也不应让我们国内认为，国家、政府首脑的会谈迫使我们仓促做出主动行动。”丘吉尔虽然不以为然，但他认识到英国对美国依赖太深，使得他不能在华府有这么强烈看法的问题上，任性地做出主动提议。在没有跟马林科夫直接沟通的情况下，他又再次试探，向英国众议院透露他愿意在私下晤谈时，对这位苏联新任总理表达什么意见和主张。1953年5月11日，他说明他的分析为何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不同：美国领袖害怕会伤害到大西洋同盟的团结，以及德国的再武装，丘吉尔却更不欲伤害到苏联境内一项更有利的演变：“如果想要达成国际政策整体解决的自然欲望，会伤害到俄国境内可能发生的自发、健全的演进，则未免太可惜了。我认为俄国国内若干声明和明显气氛改变，比外在出现的迹象重要多了。我很焦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员的外交政策丝毫未触及到俄国人情感上的深刻发展。”丘吉尔在斯大林撒手人寰之前力促谈判，是因为他认为斯大林是最能履行承诺的苏联领袖。现在丘吉尔主张召开高峰会议，以便维持住斯大林死后产生的充满希望的机会。换言之，不论苏联内部发生何种事故，或者谁掌控苏联权力结构，都有必要谈判。丘吉尔认为，召开最高阶层的会议，可以替未来的谈判定下原则和方向：“这项会议不应受制于笨拙、僵硬的议程，或陷入技术上细枝末节的迷宫中，也不应受到一群专家和官员激烈争斗的大场面的影响。这项会议应该尽可能限于最少数的国家和人员参与。它或许不会获致式的协定，但或许与会人士有一种共同感觉，他们可能不必撕破脸乱斗，而能有些较好的表现。”但是，丘吉尔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各国领袖如何表达他们不搞集体自杀的决定？丘吉尔提出的唯一具体建议，就是签订一项类似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协定。当时，德国和法国都承认彼此的疆界，英国也分别向德、法保证，一旦受到另一方侵略，将与被侵略者站在同一边（详见本书第十一章）。这并不是一个好例证。洛迦诺公约只持续了10年，而且从未解决过任何一项危机。英国或任何国家，可以不问潜在的争端内容是什么，就借由同一场协议，同时保障一个盟国和一个大敌的边境安全，这在1925年已经是个奇怪的想法，到了30年之后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也不会有多大改进。谁来出面保障谁的边界，去对抗何种危险？波茨坦会议与会国家要保障欧洲所有的边界，反对所有侵略吗？如果是如此，外交就等于转了一圈，回到罗斯福总统四大警察的构想。或者是，除非波茨坦会议全体与会国家一致同意，不得有抵抗行动？如果是如此，则又不啻给苏联一张空白支票可以发动侵略，不必担心会遭到抗拒。由于西方与苏联彼此都把对方视为最主要的安全顾虑，双方又如何满意于共同保证呢？洛迦诺公约的签订是用以代替法、英成立军事同盟，也以此向英国国会和大众报告。现在，仿照洛迦诺公约成立新协定，是否就把已有的同盟关系解散？然而，丘吉尔并未依任何谈判立场提出其主张。1953年7月1日，他驳斥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是不可变动的这一说法；也不认为苏联是第一个不受历史腐蚀的社会。根据丘吉尔的说法，西方国家的两难是因为它既不承认苏联的卫星附庸国家，却又不愿冒战争之险去解除这些附庸。唯一的解套方法是，发起“武力的侦察”以查明新苏联的结的最佳办法就是彻底回避谈判，而制造出心理弱势——这可以他在1953年4月对白宫某位演讲稿撰稿人提出的警告中，得到证明。他说：“如果我们迷失于这些苏联的建议，会有一些真正的危险。显然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外界压力加身，我不知道目前我们除了继续加强压力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对策。”在这样的声明下，杜勒斯达到遏制政策的极致。民主社会除了忍耐自制，还得有主旨目标，才能相信冷战有理。虽然表面上的政治方案与民主国家的利益互不相容，中欧和平演进这样替代性的政治观念却有需要——一种强调让德国留在西方体制之内、并配合以措施、沿着欧洲东西阵营分界线缓和紧张的方案，杜勒斯避而不谈这个需要，宁可以旧立场阻滞外长会议，以争取时间巩固大西洋同盟和德国重新武装。杜勒斯认为，这样的政策避免盟国龃龉不合；斯大林的继承人则避免了必须痛苦做决定的压力。一旦苏联领袖发觉民主国家不会在中欧议题上施加压力，他们将集中力量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界定为考验信念的项目上，例如韩国、中南半岛和对奥地利和约等，追求非常需要的与西方暂停抗争。丘吉尔在1953年争取就欧洲问题谈判，这些协定没有用来作为欧洲问题谈判的入场券，却用来作为谈判的替代品。1954年1月，为德国问题召开外长会议的构想迅速停顿下来。杜勒斯和莫洛托夫事实上得到一模一样的结论。两人都不喜欢搞不会有结果的外交，两人都宁愿就更大胆的外交政策强化自身的势力范围。然而，双方的立场并不对称。僵持符合莫斯科眼前的战术和内部目的，它却更吻合美国的长远的战略利益——即使美国所有的领袖并不完全了解这一点。由于美国及其盟国必然会赢得武器竞赛，而且他们的势力范围具有极大的经济实力，适当规划的苏联长远目标实际上需要真正缓和紧张局势，以及务实地解决中欧议题。莫洛托夫避免做出让步，可是让步虽痛苦，却可能挽救苏联，避免战略上过分伸张终致覆亡的命运。杜勒斯避免采取弹性措施，却付出不必要的国内纷争纠葛的代价，也对苏联的和平攻势的假象无力抗拒，不过也因而为美国最后的战略胜利奠定了基础。杜勒斯利用这段休兵空档期，追求把德国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标。如何把联邦共和国纳入西方军事架构的问题，相当棘手。法国一点儿也不热切于见到德国全面再武装，也不愿牺牲自身的国防，去换取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整体防卫系统。因为这么做不啻代表着把法国防务部分交到十年前凌辱法国的那些人手中，而且这也会拘束住法国从事殖民战争的能力。这也正是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计划，因为法国反对而胎死腹中的原因。杜勒斯和艾登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只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纳入北约组织。法国勉强同意，但坚持英国承诺英军永久长驻德国领土，艾登同意这个方案，法国等于获得了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坚持不肯承诺的具体军事保证。此后，英、法、美部队以联邦共和国盟军的身份长驻德国。斯大林首先倡议中止德国分裂（一度得到丘吉尔大力的支持），最后却成了承认欧洲分裂。讽刺意味十足的是，拥护势力范围最力的丘吉尔，最后却寻求软化其冲击，甚而彻底消除它们；而杜勒斯身为一贯抨击势力范围的美国之国务卿，却变成冻结势力范围在原地不动的政策之发言人！对其阵营的团结有了信心之后，美国觉得现在与俄国和谈将安全无虞。然而，事实上，美、苏阵营在欧洲都已巩固下来，越来越没有什么可以一谈。双方都觉得可以召开高峰会议，不是为了解决冷战，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可以回避所有的基本议题。丘吉尔已经告老退休，联邦共和国稳坐在北约组织内，苏联也认定，维持它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比试图引诱联邦共和国脱离西方，来得安全。因此，1955年7月的日内瓦高峰会谈就与丘吉尔原先所提议的，大异其趣。与会的领袖不仅没有检讨紧张的起因，根本就没谈到有关造成冷战的种种议题。议程在宣传造势和放弃解决东西问题之间摇摆。艾森豪威尔主张“开放天空”，准许彼此对对方领土进行空中侦察，这对美方没有太大风险；因为苏联从他们的情报侦探和公共来源经对美国有相当的了解，空中侦察增加不了多少作用，可是这一来苏联的谜团可就得公开给美国侦察了。我由个人经验知道，如果苏联会接受这个方案，艾森豪威尔麾下设计这套构想的规划人员（大部分都受当时担任总统顾问的尼尔逊·洛克菲勒节制督导）都会大吃一惊。赫鲁晓夫若是谢绝它，也不会有什么不利。中欧未来的议题就这样毫无政策指示地丢给外交部长们去讨论。日内瓦高峰会谈的主要结果就是，展示民主国家经过十年的对抗之后，心理上需要歇息下来。原先对斯大林的明确方案立场坚定的民主国家，现在却对苏联的改变口气屈从接受，他们就好比那马拉松长跑选手，眼睁睁看到终点线，却累得一屁股坐下来，听任竞争者后来居上。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很技巧地、坚定不移地去除掉斯大林和平通告，以及丘吉尔召开高峰会谈的影响，坚持对若干明确的问题要有明确的解决。不过，后来他们也认为坚持苏联内部先有转变才肯谈判，有点强人所难，另外规划替代性的会谈立场则又可能太立场分歧，未能取得国内共识。遏制若要持续下去，必须让美国老百姓认为冷战的终结有希望达成。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方案，却落人他们一向担心的地步：倾向于把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较不具挑衅味的作风，解释为这是苏联态度基本上起了变化的迹象。单是成功地召开一个不剑拔弩张的会谈（不论其实质内容有多么肤浅），就能燃起民主国家的希望，认为翘首以待良久的苏联的改变，总算开始了。艾森豪威尔在会谈召开前，就替这次高峰会谈定下了基调。放弃了他的政府原先坚持要有具体、详尽进展的立场，艾森豪威尔大体上从心理方面来描绘他对东西外交的看法：“战后我们许多会议都太强调注重细节，竭力求取特定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在建立一种求取解决的精神和态度。”媒体的反应热切兴奋，集中在高峰会谈上已有了基本进展这一点上，只不过当时尚不清楚其具体内涵而已。《纽约时报》社论说：“艾森豪威尔先生的建树远比十年前他在战场上力挫强敌还要大，他已经防阻战争的发生。其他人可能会以实力相制衡，艾森豪威尔先生却能够睿智地把其他人拉进他的善意的圈子里，即令不能让来自易北河另一岸的访客改变政策，至少也修正了他们的态度。”甚至杜勒斯也大受日内瓦“精神”感动。他在两个月之后对英国外相麦克米伦说：“直到日内瓦会谈之前，苏联政策以不宽容为基础，这是苏联理论的主要精神。苏联政策现在则以宽容为基础，包括与人人建立良好的关系。”高峰会谈以及其周遭气氛本身就是一项成就。麦克米伦体会到这种精神，认为日内瓦高峰会谈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获致任何明确的协定，而是在各国领袖之间建立了交谊。即使在均势外交大本营的英国，气氛也被提升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为何这次会谈让全世界都有了希望和期待？并非因为讨论特别精彩。最震撼世人想象力的是，世界对立的两大集团之元首能够友好地会谈。肩负重责大任的这些人能够像凡夫俗子一样聚在一起交谈、开玩笑。我不禁怀疑，夏天在日内瓦那一幕田园景致是不是幻象。”仿佛历史极宽容似的，美国领袖早先的评估认为，冷战是苏联行动的结果，并非苏联夸夸其词或个人行为所致，这乃是正确的。双方领袖拒绝去探究紧张的起因，必然会使他们永得骂名。如果单单只是一次会谈就对西方舆论有这么大冲击，还能有何诱因能吸引苏联做出具体的让步？的确，在此后15年内在任何政治议题上，苏联都不再有让步的姿态。以德国为分界线的双方势力范围自此冻结凝固。在北约组织成立，以及民主国家与苏联重开谈判以致日后于1975年缔结赫尔辛基协定这期间，唯一一次政治谈判就是因为苏联为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告而进行的会谈。外交交涉日益局限于武器管制的范围，而武器管制乃是“实力地位”的另一面。主张武器管制的人士寻求把限制或管制军备转为代替政治对话，或者借用遏制理论的语言来说，把实力地位限制到与威慑能相容并存的最低程度。但是，诚如实力地位不会自动转化为谈判，武器管制也未曾自动转化成紧张局势的缓和。即使日内瓦高峰会谈在西方被赞誉为冷战解冻的开始，它却预示着冷战最危险阶段的来临。因为苏联领袖由它得到的结论与民主国家领袖的结论十分不同。斯大林的继承人在混乱局势中脱颖而出，不能确定民主国家是否可能利用这场乱局扭转苏联在战后的征服成果。1953年6月，距斯大林亡故仅有三个月，他们设法平定四国共管的柏林东区发生的一起动乱，而西方国家毫无反应。他们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延宕推托，却没有遭到抵抗，共产党在中欧东欧的政治控制，也只遭到口头言词的挑战而已。最后，他们在日内瓦高峰会谈上得到一张行为良好的奖状，没有受到关于冷战何以发生的认真的质疑。身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他们得到吻合其意识形态的唯一结论：势力的相对关系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个信念毫无疑问亦因苏联核武器增加（虽然数量依然相当小），以及发展氢弹而加强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这次高峰会谈的综合观点是：“我们的敌人察觉到，我们能够抗拒他们的压力和看穿他们的诡计。”1956年2月，也就是日内瓦高峰会谈七个月之后，赫鲁晓夫在他对斯大林重新评价的同一个苏共党代表大会上，以批判民主国家的态度评估国际大环境：“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继续加深，社会主义的国际阵营对世局发展的影响力日增，帝国主义势力的地位日趋式微……。”民主国家与苏联领袖之间误解的基本起因，是因为前者坚持把他们得自国内经验的标准加之于苏联。这是非常大的错误观念。第二代的苏联领袖成长在一个民主国家无法想象的历史背景下。追随斯大林，受其调教，导致心理发展不健康，唯有野心无穷大的奴仆才会忍受略犯小错就遭处死或终身流放古拉格劳改营的恐怖邪恶，或者只因独裁者本身政策转变并遭受横逆欺压，而敢怒不敢言。葛罗米柯回忆录中有若干材料谈斯大林，它透露出斯大林的部属明白这些暴行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做的。然而他们为了缓和本身良心的谴责（良心实在是不大），却把斯大林主义归咎于斯大林神经错乱、暴戾孤傲，而不认为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失败。并且，他们也很少有机会有系统地反省，因为斯大林一向把他的高层领导人任意调迁摆布。在斯大林政权下丢了官职，并不会回到民间，恢复正常生活；少数存活下来没被斗死的下台人物，要公开受到羞辱、也被昔日同僚彻底孤立隔离。苏联社会里病态的疑忌心已经深入人民生活，在斯大林刚死不久的时候依然十分强烈。他的继承人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争权：1953年，贝利亚被处死；1955年，马林科夫被黜罢官；1957年，赫鲁晓夫击败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谢比洛夫和马林科夫这一伙人的所谓反党集团；1958年，赫鲁晓夫罢黜朱可夫之后取得绝对大权。这种动荡不安使得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亟需与西方国家缓和紧张局势，不过它并没有使得苏联不出售武器给埃及，也没有阻挡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苏联领袖变了调子，并不是就变成能接纳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理念。1954年马林科夫畅论核战争的危险时，他可能第一次表达出苏联认识到核时代的现实了！同时，他也同样可能企图破坏民主国家对其安全战略所持的核武器的信心。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可能传达出共产主义在软化，但是他也用它为对付斯大林老助手（他的主要政敌）的武器，也用来作为控制共产党的手段。不错，赫鲁晓夫有勇气整肃了贝利亚；或者至少可说，他认识到基于本身生存的安全，非于掉贝利亚不可；他又断断续续地试验在东欧对知识分子解冻和开展非斯大林化。他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由于共产主义彻底土崩瓦解，以致一般人常忘掉赫鲁晓夫对国际社会的挑衅有多么嚣张。他具有农民的本能，立刻抓住他的意识形态斥为帝国主义的那些国家的痛处，他煽惑中东危机，为柏林问题发出一系列最后通牒，鼓动民族解放战争，并在古巴部署导弹。他虽然让西方国家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却没让苏联得到永久的收获；因为他善于点火煽起危机，却不知何时罢手。并且由于西方国家虽然一时混乱，最后还是起而抵抗，因此赫鲁晓夫侵略行为的结局就是苏联资源大量耗竭，却没有得到长久的战略收获，还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遭到严重羞辱。1955年日内瓦高峰会谈是这一切种种作为的分界点。赫鲁晓夫由日内瓦回国途中，在东柏林小驻，承认了东德共产政权的主权。这是斯大林一直避免的动作。此后的冷战时期，德国统一问题自国际议程上消失，因为莫斯科已经把它列为应由两个德国国家自行谈判的问题。由于东西德的政治价值不能相容，没有一方肯自杀，统一只有等待一方覆亡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1958~1962年的柏林危机根源在于日内瓦。到了1955年，距罗斯福去世已有十年之久，欧洲战后的解决总算出现，它不是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的谈判，而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谈判解决而冒出来。它却正是罗斯福刻意要避免的结果：两个武装阵营在欧洲大陆心脏地带对峙，在欧洲大量驻军——地地道道的划分势力范围的举动。不过，毋庸讳言，这样的安排提供某种程度的安定。德国问题即使未获解决，也算暂时稳住。苏联即使不承认西德，也得接受它的存在；美国对东德的态度亦然。但是赫鲁晓夫不会听任美国的势力范围繁荣而不滋事。他将在斯大林认为不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地域兴风作浪，把美苏竞争的热点跨出欧洲范畴，第一个引爆事件即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第二十一章 避开遏制政策：苏伊士运河危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已陷入地缘政治竞争从1955年日内瓦高峰会议散布出来的种种和平共处论调，都不能改变基本事实——美、苏这两个世界超级大国已陷入地缘政治竞争局面。一方之得普遍会被视为另一方之失。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在西欧的势力范围一片兴盛景象，美国亦展示出它愿以武力保卫其势力范围，因而阻止了苏联的冒险行径。但是，欧洲僵持对峙并不代表全世界各地都僵持对峙不动。1955年，日内瓦高峰会议结束仅只两个月，苏联就和埃及做了一大笔军火买卖，以武器向埃及易物，换来当时已供给过剩的棉花——这是把苏联势力伸人中东的大胆行动。赫鲁晓夫伸入埃及争取影响力，事实上等于是以蛙跳动作，跨越美国在苏联周遭建构的防御封锁线，让华府面对必须在此前认为安全位于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地区，迎接苏联挑衅的考验。斯大林从来不愿在发展中世界押注赌苏联的信用度。他认为这些地区离苏联本土太遥远、太不安定，其领袖太难控制，而且苏联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遥远地区从事冒险行动——当然随着时间演进，苏联军事力量增强，他的态度可能会改变。迟至1947年为止，斯大林当时的亲信顾问安德烈·札达诺夫( Andrei Zhdanov)依然认为中东地区仍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掌握的地区，两者还争着出头当老大。苏联领袖不可能不了解，他们率先出售武器给发展中国家会燃烧起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使得以阿冲突更难处理，也会被视为对西方在中东优势的重大挑战。等到尘埃落定之后，苏伊士运河危机已破坏了英国和法国的大国地位。在欧洲以外的地区，美国此后势必独自扛起冷战大旗。赫鲁晓夫的起手棋招相当谨慎。苏联起先并未介入贩售军火，因为技术上乃是捷克出面卖军火，不过很快这个掩饰也抛弃不用了。不管怎么掩饰，苏联出售军火给中东，踩到了西欧（尤其是英国）的痛处。埃及仅次于印度，代表着大英帝国光荣盛世最重要的遗产。20世纪的苏伊士运河，成为供应石油给西欧的主要通道。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英国国势日颓，它依然以中东霸主自居，它的霸业有两大支柱：一是伊朗，透过英伊合资公司供应石油，一是埃及，它的战略基地价值无与伦比。英国首相艾登1945年推动组成阿拉伯联盟，作为抵抗外力深入中东的政治架构。英国在埃及、伊拉克和伊朗仍驻守大批军队。英国军官葛鲁伯将军(John Glubb)担任约旦阿拉伯兵团司令官。20世纪50年代，这个世界开始瓦解。在第一代新兴独立国家的喝彩下，伊朗首相摩萨台在1951年把伊朗石油工业收归国有，下令驻防阿巴丹炼油设施的英国部队撤出。英国已经不再觉得本身实力强大，不需美国支持（美国从头到尾都未伸手支持）即可在这么接近苏联边界的地方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它自认在苏伊士运河之侧仍有军事基地，可作为备用之阵地。摩萨台的挑战两年后结束，因为美国鼓动一次政变将他推翻。（当时，华府认为秘密行动比军事干预更具合法性。）然而，英国在伊朗的霸主地位再也没有恢复。1952年，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地位也动摇，一群青年军官在中东地区盛行的民族主义、反殖民统治风潮下，推翻了腐败的法鲁克国王；他们的领袖是纳赛尔上校。纳赛尔个性坚毅，颇具魅力，他诉诸阿拉伯民族主义，崛起成为一个魅力人物。他把1948年阿拉伯国家遭以色列击败，引为奇耻大辱。他把犹太人建国视为西方殖民主义活动的最高潮。因此他立志把英国、法国逐出中东地区。纳赛尔的崛起也使得美国和她的北约组织主要盟国之间对殖民主义问题潜伏的歧见浮上台面。早在1951年4月，丘吉尔还担任在野党领袖之时，曾经呼吁在中东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已经不再强大到足可以一己之力，承担一向在地中海地区的政治负担，或甚至在当地的外交主导权上扮演主角。但是美国和英国联手，在法国协助下，我们三国合作将居于最强大的地位，去处理诸如埃及问题和防御苏伊士运河的整个问题等等。”然而，美国在中东地区却不愿扮演她在希腊、土耳其的角色；也不愿承担欧洲政治主宰一切的传承，更不愿与殖民传统扯上关系。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坚决反对英国在伊朗或埃及采取军事行动，表面理由是认为这一类争端应该由联合国裁决。事实上，他们不愿跟英国的殖民传统扯在一起，认为这将很难自圆其说，而这个顾虑的确有道理。然而，美国也有自己的幻觉，认为发展中世界的独立运动与美国经验相当，一旦新兴独立国家了解到美国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与欧洲老旧强权迥然不同，就会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这些独立运动领袖，却与美国开国诸贤不同类型，虽然口中亦高唱民主调子，他们却缺乏美国宪法制宪先贤的坚定，后者才是真正虔信制衡的制度。前者大多数以威权作风统治，许多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几乎全都把东西冲突视为良机，可以利用来推翻旧帝国主义制度。因而不论美国人如何刻意与欧洲殖民主义保持距离，美国领袖却大出意料，发觉发展中国家还是把他们视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帮手，而不是真心的伙伴。最后，美国由于遏制理论与集体安全理论而被扯进中东事务；因为前者需要在每个地区反对苏联扩张，后者则鼓励成立类似北约组织的体制，以抵抗实质或潜在的军事威胁。不过，绝大部分中东国家与美国的战略观念并不一致。她们把莫斯科看做极佳的平衡物，有助于获取西方的让步，而不是对中东独立的威胁。许多新兴独立国家传递出一个印象，即她们若被共产主义占领，对美国的危险远大于她们本身之受害，因此她们并不需要付出代价，换取美国保护。总之，深受民心支持的统治者如纳赛尔，认为与西方站在同一边并无前途。他们要民众认为，他们不仅从民主国家争到独立，也取得行动自由，不再俯首帖耳听命于人。不结盟在他们而言，不但是外交政策的抉择，在国内亦有其需要。起初，英国和美国都没有充分掌握到纳赛尔所代表的意义。两国的反应作为都出于以下的假设前提：纳赛尔抗拒他们的政策，是因为有某种不满与怨恨，这都可以补救。但是即使还真有一次机会试验这个假设能否成立，也会因为民主国家各有不同前提而破坏掉。英国想要诱导纳赛尔接受她历史性的主宰权，至于美国则想诱使纳赛尔参加她的遏制大战略。苏联洞察到这是反制“帝国主义包围”的良机，可以借供应武器争取到新盟友，又不必像在东欧那样，还得承担起她们国内治理的责任。纳赛尔聪明地利用这一切动机，让每一个竞争者相互对抗。苏联军火注入动荡的中东之后，加速了东西竞逐争胜的程序，英国和美国最上乘的回应应该是孤立纳赛尔，直到情势证明苏联军火无助于他获致目标，届时如果纳赛尔放弃与苏联交结，甚至更妙的是他被比较温和的领袖取代，再发动大方的外交主动。这正就是二十年之后，美国对萨达特的策略，可是，1955年民主国家反其道而行；他们尽力迎合纳赛尔的需索，企图笼络他。就像沙漠的海市蜃楼幻象，西方国家的算盘一旦试图去推行，立刻烟消云散。英国发觉，不管它如何以糖衣包装英国在中东地区驻军的做法，都不能吻合当地政府的胃口。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不与英国同流，争取让纳赛尔肯与美国结成伙伴，加入全球反苏战略，这个政策可谓形同老年痴呆症，它也从未付诸实现。纳赛尔没有任何可以信服的诱因，去放弃和苏联交好。他的诱因反倒是反其道而行最划算，他刻意向苏联或激进的中立国家（最好是同时对两者）接近，以便自美国获得利益。华府越是刻意拉拢纳赛尔，这位智谋深算的埃及人越是倾向苏联，因而升高了赌注，寻求自美国多汲取一切利益。苏联在和不结盟国家集团打交道时，也有她的苦头。苏联渗透进人中东的早期阶段，样样都获致收益。莫斯科只花了微不足道的代价，就把民主国家逼得落入守势。她们的内部冲突升高了，同时苏联在过去视为西方势力范围的地区实力亦告巩固。不过，随着时间进展，苏联的中东朋友把苏联拉扯进与苏联收获不相称的危机中，每当苏联企图以本身国家利益衡量应否介入这些风险时，就会造成新朋友的不痛快和耻笑。这又使得西方国家的外交可以展示暴露苏联没有办法餍足其新朋友的目标——萨达特自1972年起就开始与苏联疏远，是一个高潮点。英国首先被迫放弃她对中东的幻想。她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军事基地，是英帝国最后一个重要据点，约有8万名驻军。可是，英国在埃及反对、美国又不支持之情况下，无法在运河区维持庞大驻军。1954年，英国在美国施压的情势下，同意在1956年以前自苏伊士基地撤出驻军。美国领袖极力要把两个互不相容的政策糅合在一起：一方面要终结英帝国角色，一方面又要利用英国残余的影响力，在中东建构遏制的结构。艾森豪威尔政府设计出所谓“北边国家”( Northern Tier)的观念——包括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基斯坦在内，并且希望以后再把伊朗纳入，这乃是中东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的在沿着苏联南方国境加以遏制。巴格达条约和阿斯旺大坝这个观念以英国发起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形，但是它在若干方面有瑕疵。一个同盟要有效，它必须反映出共同目标感、共同危险的意识，以及能够把力量汇集起来，这些因素在巴格达条约上俱都付之阙如。该地区各国的分歧与仇恨，远大于他们对苏联扩张的共同畏惧感。叙利亚拒绝加入；伊拉克以其首都担任条约组织总部所在地达两年，它只关心抵抗阿拉伯激进主义，而不太关切苏联侵略；巴基斯坦则认为安全大患来自印度，不是苏联。巴格达条约各会员国的军力也不是设计来协助邻国抵抗超级大国入侵之用，他们的基本目的是维持国内安全。更重要的是，纳赛尔是中东地区最具力量的领袖，他决心要摧毁巴格达条约，因为他认为这是掩饰对中东殖民霸权野心的一种卑鄙手法，企图孤立他和激进派人士。有鉴于各自的目的有太多的分歧，无法设计出惩戒措施来抵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英国和美国接下来试图把埃及哄骗离开莫斯科，大力展示追随西方阵营利益极多。他们提出两项政策——促进埃及和以色列间之和平，协助纳赛尔兴建阿斯旺大水坝。提出和平方案，是因为英美认为1948年以武力建立犹太国家是阿拉伯激进主义萌生的主要根源；光荣和平，可以消除阿拉伯人的挫败感、耻辱感。但是在这个时刻，阿拉伯激进派和民族主义者，管它光荣与否，并不想与以色列谋和。他们认为，犹太国家根本就是硬生生以两千年来古老的主张为基础，强置于传统上阿拉伯人的家园中，来弥补犹太人的苦难，可是犹太人即使有苦难，也不是阿拉伯人引起的。如果纳赛尔与以色列真正缔和——也就是接受了共存共处——他就等于自绝于阿拉伯世界，不配当阿拉伯人的领袖。纳赛尔不愿受到阿拉伯人非难，他建议以色列放弃整个内盖夫地区( Negev)，这是以色列1948年征服的南部沙漠地区，占以色列领土面积1/2以上；并且1948年被逐离家园的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应该有权还乡。以色列绝对不肯放弃一半的领土，或允许所有的阿拉伯难民还乡，这一来势必把剩下的一半疆土也全都挤满了。以色列的解套招数是坚持以开放的边界，签订正式和平协定——这是没有大碍的试探要求，但也是阿拉伯领袖最难接受的要求，因为一旦接受，就代表着他们永久接受以色列建国的事实。以色列要和平、不要割让土地；阿拉伯要索回土地，又不肯界定和平，两者之间无可避免就是僵局死结。第一次谈判就产生一个剧本，经各方奉行直到萨达特在埃及崛起；再过了20年，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才接受此议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到了1993年9月终于签字谈和。此时的美国和英国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杜勒斯虽然赞同“北边国家”政策，却不乐意英国出头当领导人，希望巴格达条约组织总部移设埃及；埃及却不领情，根本拒斥这个组织。英国宁愿推翻纳赛尔，美国虽然对埃及购买苏联军火不豫，却认为最好还是安抚埃及。英、美领导人为了弥补双方间隙，接着把注意力转移到阿斯旺大水坝兴建计划：这是靠近埃及、苏丹边境，在上尼罗河兴建的一座365英尺高、3英里长的大水坝。它将调节尼罗河流域的水利灌溉，攸关自远古以来埃及人就赖以生存的这一片广袤流域的兴盛，使它不再受每年尼罗河泛滥之灾。艾登是纳赛尔的大敌，但是他首先倡议英美联手支持阿斯旺大水坝兴建计划，由美国负担九成经费。为什么渴望推翻纳赛尔、必去之而后快的艾登，一变而大力支持阿斯旺计划？因为他希望驾驭中东外交，阻止苏联继军事援助之后跟着又搞经济渗透。1955年12月14日，英国和美国正式提议分两阶段兴建阿斯旺大水坝：在预备阶段中，立刻拨出限额经费，研究规划，确定次阶段真正开工兴建的规模和援助性质之后，才着手兴建。这是一项奇怪的决定。英、美两国政府虽然乐意见到纳赛尔垮台，也十分忧心他亲近苏联，却承诺去进行这件巨大工程，还挑起财务重担！这两个意见不一的盟国安慰自己，认为：即使第一阶段的补助款不能争取到纳赛尔回心转意，第二阶段施工以后将使得埃及在财务上仰赖他们，就好像19世纪开凿苏伊士运河，使得西方借由财政手段控制住埃及。阿斯旺大水坝计划不但没有使纳赛尔温和下来，反倒令他更自大。为了保持他的议价分量，他漫天叫价，而且拒绝美国参与协助以、阿迅速和谈。当英国试图说服约旦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时，约旦国内爆发亲埃及的暴动，侯赛因国王不得已在1956年3月把阿拉伯兵团的英籍司令官葛鲁伯将军免职。5月16日，纳赛尔撤销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承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此举等于对美国直接叫阵，尤其是针对着大力支持台湾的杜勒斯而来。6月，苏联新任外交部长谢比诺夫访问埃及，提议苏联对阿斯旺水坝提供财务、工程援助，这一来使得纳赛尔可以玩弄两大超级大国，渔翁得利。7月19日，杜勒斯决定不再玩下去。这位埃及领袖承认中共，令杜勒斯忍无可忍，决心教训纳赛尔。当埃及大使由开罗返回华府任所，携来指令表示接受美国全盘技术方案时，杜勒斯答复说，华府已经做出结论，认为埃及经济能力根本不可能负担得起阿斯旺大水坝的兴建，因此美国不会施援。杜勒斯自认为心理上已有准备，埃及的反应必定十分强烈。他告诉《时代周刊》发行人亨利·卢斯说：这项决定是“美国外交活动长久以来未曾有的重大棋步”。他认为，纳赛尔“这下子势成骑虎，不论他怎么做，都对美国有利。如果他转向俄国人，而俄国人说‘不’，就会戳穿了苏联最近在全世界各地以经济交易四处示惠的谎言。如果苏联同意援助纳赛尔建水坝，我们也有对策，可以向苏联卫星国家宣导，为什么他们的生活环境悲惨，苏联还要掏出数以百万计的巨款给埃及。”杜勒斯的观察明显欠缺一项重要因素：支持“重大棋步”，不惜冒险的意愿。这是杜勒斯天性倾向于高估宣传的重要（尤其是铁幕之后）之又一例证。对苏伊士运河采取动作姑不论水坝兴建案的政治考虑从一开始就多薄弱，美国撤回援助案的方式就必然会激起重大危机。法国驻华府大使狄穆维( MauriceCouve de Murville，日后出任戴高乐总统的外交部长)，就正确地预测到后果：“他们将会对苏伊士采取动作。这是他们制得住西方国家的唯一方法。”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当着无数群众之面对杜勒斯作答，诉诸阿拉伯民族主义驳斥说：“公民们，这是我们现在涉入的战役。这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方法和战术的战役，这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前锋以色列的战役。……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进展。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胜利。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前进。它知道道路，它知道实力。阿拉伯民族主义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纳赛尔故意挑衅法国，对群众宣称：“我们决不能自外于阿尔及利亚之战。”演讲进行中，纳赛尔举出兴建苏伊士运河的法国人李希普( Ferdinand de Lesseps)的名字，这是示意埃及部队占领运河的暗号。这使得纳赛尔能在演讲即将结束时，把群众激情带到最高潮，宣布：“就在我此刻向你们说话时，你们的埃及弟兄已经开始接管运河公司及其财产，并且控制了运河的航行。运河位于埃及领土之内，它是埃及的一部分，它属于埃及所有。”民主国家在苏伊士危机之前见解分歧，现在危机又破坏了他们的反应。一年前才坐上英国首相位子的艾登，脾气上不合适在压力境况下做决定。紧接在丘吉尔之后担任首相，殊非易事。艾登更因心理、体力盛衰而时高时低的情绪很出名。几个月之前，他刚动过大手术，经常需要服药。最重要的是，艾登脱不开自己过去经历和环境的桎梏。他自己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成长在英国独霸中东的时代，而且矢志不惜奋力一战阻止纳赛尔得逞。法国对纳赛尔更加仇视，它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利益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前者过去是法国保护国，后者是法国一个省份，有100万名法国居民。这两个北非国家当时都在争取独立，而纳赛尔的政策提供给他们情感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苏联军火卖给埃及，埃及说不定会成为中继站，把苏联武器转交给阿尔及利亚游击队。法国新任总理摩勒( Grey Mollet)宣称：“这一切都写在纳赛尔的作品里，就好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阐明他的政策一般。纳赛尔有野心要再造伊斯兰大国。”拿纳赛尔与希特勒比拟，并不恰当。指称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决心征服外国，等于是说中东国家的边界有效力，实际上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并不承认它。欧洲各国的边界（巴尔干各国例外），大体上反映出共同的历史与文化。相反地，中东国家的边界却是外国（特别是欧洲）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方便主宰这个地区而划定。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心目中，这些边界线硬生生划过阿拉伯国家，否定阿拉伯人共同的文化。要泯除这些疆界，并不需以甲国称霸控制乙国去做；它等于是创建一个阿拉伯国家，好像加富尔建立意大利，俾斯麦建立德国一般。不论比拟有多么不正确，一旦艾登和摩勒举起反姑息大旗，情势很明显，他们不会退却。他们属于把姑息视为罪大恶极的大恶那个世代，慕尼黑代表永难磨灭的耻辱。拿一个领袖比拟为希特勒，或甚至墨索里尼，表示他们已经跨越妥协的可能性。他们已经别无他途，非胜不可，否则就失去所有的权利主张。艾登和摩勒对于苏伊士运河被埃及收归国有，反应异常激烈。艾登在纳赛尔演讲完的翌日拍发电报给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定立场），我们相信，贵我两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终于将被摧毁。”三天之后，艾登在国会平民院中发言，切断了任何退却的可能性。他说：“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能接受，这个国际航道听任单一国家毫不受节制的掌控之安排；近来事例已显示，这个国家纯以其国策思考加以利用。”法国亦十分坚定。7月29日，法国驻伦敦大使照会英国外相，法国预备把法军交给英国指挥节制，并准备把部队由阿尔及利亚抽调出来供联合攻击埃及之需。杜勒斯8月1日到伦敦咨商时，也似乎有同样见解。他声言决不能接受运河由任何单一国家掌控，尤其不能让埃及为所欲为：“必须找出方法让纳赛尔吐出他企图吞噬的东西。我们必须努力使世界舆论支持国际在运河之行动。应该可以创造出一种不利于纳赛尔的世界舆论，让他遭受孤立。然后如果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就会比仓促行动更有可能成功，较少严重反弹。”杜勒斯主张召开航运会议，却使得情势转为困惑，英国和法国开始暴跳如雷，最后却蒙受羞辱。杜勒斯的起手招式也是空口恫吓，配上浪费时间的外交交涉。不一会儿，情势就很清楚地显露出盟国对这项危机意见并不一致。艾登和摩勒以推翻或教训纳赛尔为目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却以与阿拉伯世界的长远关系考虑此一危机。双方都以有瑕疵的偏见去动作：艾登和摩勒以为纳赛尔垮台，局势就会恢复到他掌控权力之前的情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则认为，若非纳赛尔，即是本地区其他的民族主义领袖，也要纳入北约组织式的中东安全体系内。他们也认为，对纳赛尔采取军事行动将煽起阿拉伯民族主义怒火，西方影响力至少一个世代都恢复不过来——这种情形恐怕远比失去对运河的控制更惨！这两样假设都不对。纳赛尔掌权前的埃及，已经一去不复返。仿效纳赛尔的其他民族主义领袖也对遏制之声有了免疫力。他们的主要议价筹码就是冷战，他们固然谴责冷战，实则亦利用冷战争取对自己有利发展。真正的议题是，究竟纳赛尔胜，或纳赛尔负，哪种结局将煽起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怒火？从严格分析的角度来看，美国必然也与英、法见解相同，认为纳赛尔式的民族主义代表着对中东建设性政策的一大艰巨障碍。若能证明依赖苏联军火也不会有积极效果，或许就能在发展中世界防止数十年的动乱。从这个观点说，能把纳赛尔弄垮当然最好。但是，即使把他弄垮，美国也不能参加协助英、法恢复殖民霸业，美国如果需要与其盟国分道扬镳，并不在苏伊士危机初起之际，而是在它顺利落幕之时。证明依赖苏联支持反而会贻祸埃及之后，还得对纳赛尔的温和派支持人之理性民族主义目标加以支持才可——就好像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萨达特的做法一般。然而，民主国家还未能擘划这么复杂的策略。英、法不能接受推翻纳赛尔的先决条件是，预备把纳赛尔要求的许多事项承诺给他较为温和的继承人。美国则不了解攸关政策成败的是，必须让北约组织两大亲密盟国调整适应新环境又能保住她们仍为大国的颜面。一旦某国形象被毁，她扮演重大国际角色的意愿也会消退。这也正是为何当时担任英国财政大臣的麦克米伦告诉杜勒斯特使墨菲( Robert Murphy)大使：“如果英国现在不起而抗击纳赛尔，英国势将沦为另一个荷兰。”然而，美国领袖却愿意冒险一试，争取这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先在外交上和英、法不同步调，然后再公开反对她们，显示出她们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力相当有限——换言之，终结她们担任大国的角色。杜勒斯视运河问题为法律问题，注意力集中在海路可能受阻，因而酝酿出法律架构来绕过障碍，争取自由通航权。然而艾登和摩勒却矢志不接受苏伊士运河被国有化；试图以它为借口，推翻纳赛尔，或至少羞辱他。纳赛尔则好整以暇，一般革命家完成既成事实后也都端坐静候。他越能撑得住，既成事实就越不易被推翻——尤其不能用武力去推翻。艾森豪威尔激烈反对使用武力，即使是为了维护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原则（杜勒斯在伦敦已公开支持它）而动武也不干。杜勒斯将艾森豪威尔亲笔函交给艾登，强调：“在目前甚至考虑运用武力，都是不智之举。”艾森豪威尔甚至还暗示，英国如果片面行动，美国说不定就不支持北约组织，言下之意，放手不管盟国死活，任凭莫斯科恣意妄为。艾森豪威尔信上说，如果爆发战事，在美国发现所有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法皆已无效之前，它“将非常严重影响我国人民对西方盟国的观感。我不愿过甚其词，但可以向阁下担保：这将增长到后果极为严重的程度！”就表面来看，英、美两国似乎最不可能发生冲突，两国领袖交情可以远溯到大战时期。艾登不能相信，艾森豪威尔会把担忧英、法单方面行动发展为公开反对，艾森豪威尔则深信，到最后，法国和英国不敢在美国不支持的情况下行动。英、美领袖珍惜他们的“特殊关系”，尤其是战时并肩作战、私人交谊亲睦，特别可贵。但是在苏伊士危机时，却因基本性格冲突，交情起了变化。英方领袖发觉杜勒斯言词尖酸刻薄，艾登因而认为他挺讨厌的。以家世传承和个人学养来看，杜勒斯可谓非常适合担任国务卿职位。他的外祖父约翰·佛斯特( John Foster)在哈里森总统之下担任国务卿；他的姑父罗伯特·蓝辛( Robert Lansing)是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代表美国出席凡尔赛和会。虽然杜勒斯在他中年以前一直是公司律师，他的血液里却是包含有家学渊源的外交政策的营养。美国的国务卿们历来都坚持美国与众不同的独特立场，自认为有责任担负世界正义价值。杜勒斯亦不例外，只不过他宗教式虔信心重于哲学上的认可。他第一次亲涉国际事务的经验是担任一个新教徒委员会主席，鼓吹世界和平。他一度骄傲地宣称：“国务院里没有人比我更熟读圣经。”他在执行美国外交政策日常运作时，诚心运用长老会的信仰原则。他在1950年写道：“我深信我们在此需要使我们的政治思想和作为，更忠实地反映一种‘人应信服上帝’的宗教信仰。”虽然杜勒斯代表一种典型的美国现象，格莱斯顿时代的英国人可以很轻松地认识到，但是二次战后的这一代英国领袖却厌恶他的正义凛然，道貌岸然，认为他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不幸的是，杜勒斯的说教意义往往大于他表达对外交事务的专业知识，特别是他对苏联制度的深刻分析。丘吉尔形容杜勒斯是个“顽固的清教徒”。艾登则自始就对杜勒斯没有信心。1952年，艾森豪威尔宣布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之前，艾登就表露希望他人出任该职，他说：“我不认为我将能和他共事。”杜勒斯有许多特质，使他极具影响力。他的工作精神和坚持原则，令艾森豪威尔折服。阿登纳认为杜勒斯是他生平所见“最伟大的人物”，一个“言出必行”的君子。他的坚定不移两极世界观念、谨慎不让自己被诱骗或胁迫去对莫斯科让步，以及意志坚定，使得担心美苏单独议和的阿登纳及其他领袖喜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