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境内设基地；土耳其也须同意让苏联在其境内设基地，含达达尼尔海峡。苏联若以武力在巴尔干半岛及达达尼尔海峡寻求其战略目标，德国须袖手旁观。对于希特勒自己的提议，承认巴统( Batum)与巴库( Baku)以南地区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现在将此范围扩至伊朗及波斯湾。至于日本，它必须放弃对库页岛的一切采矿权。斯大林想必早知道德方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因为这将有碍于德国向东扩张，而且他并未提出苏联对等的互惠行动。因此斯大林对希特勒的答复主要是在宣示，他认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应该包括哪些，同时也在警告对方，若此范围遭到侵犯他将加以反制，至少会有外交上的对策。其后10年之间，斯大林沿袭过去沙皇的战术，可经由协定时便订协定，必要时则诉诸武力，一步步建立起上述的势力范围。为达成11月25日这份备忘录中揭示的目标，斯大林先是与希特勒唱和，后又加入民主国家对抗希特勒，最后则是与民主国家对立。然后到他临死前，斯大林似乎正打算与民主国家好好地讨价还价一番，以保护他始终不曾松手的苏联势力范围（见第二十章）。在希特勒这一边，他心意已决。早在莫洛托夫抵达柏林那一天，便下令所有对苏作战准备工作照常进行，但最后决定将延到作战计划核准后。在他心中，唯一的决定只在于是要在击败英国后再打苏联，还是要在这之前就动手。莫洛托夫来访后问题便已解决。莫洛托夫1 1月14日离开柏林时，希特勒下令，把当年夏天拟定的参谋计划，转换为可供1941年夏进攻苏联之用的作战纲领。11月25日接到斯大林的建议后，他指示不必回复。斯大林也不曾要求答复。德国已在加速准备对苏作战。对于斯大林究竟明不明白，他的战术用在像希特勒这种人身上会有什么反应，可谓众说纷纭。极可能他低估了希特勒极端急性子的性格。他好像以为希特勒跟他一样，是个冷静、工于心计的人，在结束西面的战争之前，不会想要把军队送到幅员广大的苏俄去。这个推论是错的。希特勒相信意志力可以克服一切障碍。每当遭到反抗，他典型的反应便是将其当做对他个人的挑战。希特勒从不能等待时机成熟，只因为等待意味着情势可能超越他的意志。对德宣战斯大林不仅更沉得住气，而且因为是共产党人，所以更为尊重历史力量。他在位近30年间，从来不会孤注一掷，并误以为希特勒也不会如此。而且他极度担心，苏联太鲁莽地进行军事部署会刺激德国先发制人。他也误把希特勒积极拉拢他加入三国条约，解读为纳粹计划在1941年仍会继续努力拿下英国。显然斯大林认为，再下一年，1942年才是决定要不要与德国交战的时候。斯大林传作者沃柯果诺夫( Dmitri Volkogonov)曾对笔者表示，斯大林是想保有在那一年可对德国先下手为强的选择，这或许是苏军在1941年大事部署的原因。由于斯大林相信，希特勒在发动攻势前会先提出重大的要求，因此他很可能做相当大的让步，答应这些要求，至少在1941年是如此。然而这种种估计都因为其基本假设是希特勒也会做理性的评估而失算了；不过即使是正常的风险评估，希特勒也以为他不必受此拘束。他在位期间，没有一年不曾采取幕僚们曾警告他太危险的行动：1934~1935年重整军备；1936年再占莱茵河地区；1938年占领奥地利及捷克；1939年进攻波兰；1940年征服法国。1941年他也不打算打破这个惯例。以他这种性情，唯有苏联肯以最有限的条件加入三国条约，并参与在中东对英国的军事行动，才能令希特勒罢休。但如此一来，英国战败，苏联孤立，希特勒必然会继续完成他在东方攻城略地的终身野心。不论斯大林的手腕多么高明，也改变不了使苏联落得与一年前波兰相同的命运。1939年波兰政府为免于遭德国攻击，不得不应允让出波兰走廊及但泽，后又参与纳粹对苏联的战事，到头来仍免不了要受希特勒的宰割。一年后，苏联也只有屈服于纳粹的提议（明知其结果是完全的孤立，还要参与胜负未卜的对英之战），才能延后德国的侵略。但终不免要面对德国的攻击。有钢铁般意志的斯大林，仍持续双管齐下的政策，一面与德国合作提供战略物资，一面在地缘政治上对抗德国，仿佛情势安好无虞。他虽不愿加入三国条约，但仍给予日本特殊待遇，表明苏联会遵守此约，使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行动可免后顾之忧。希特勒对其将领说明，攻击苏联可使日本得以公开向美国挑战的这一段，斯大林显然是不知情，不过斯大林凭自己的推断已料到此种结果，便着手去除这个诱因。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对亚洲日益升高的紧张情势，采取基本上与一年半前对波兰危机相同的战术，而与日本在莫斯科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论是对波兰或对亚洲，他都为侵略者解决了两面作战的风险，借鼓励他所谓的资本主义内战在别处进行，而使战火暂时不致肆虐苏联领土。苏德协定为他争取到两年时间，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则使他在6个月后，得以将远东军全部投入莫斯科的保卫战，奠定他赢得对德之战的基础。签约之后，斯大林破天荒地至火车站为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送行，以示对此约的重视。同时此举也使他有机会，当着整个外交使节团的面，向德国提议举行会谈，并借以夸耀他的谈判筹码已大增。斯大林以人人都听得到的声量对松冈外相说：“如果日苏合作，则欧洲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或许他意在暗示，苏联东界已无虞，因此他在欧洲的谈判地位提高，但也可能是要表示，德国无须对苏作战，即可让日本放心地向美国宣战。松冈回答：“不仅是欧洲问题。”斯大林附和地说：“整个世界都解决了！”——只要仗由别人去打，苏联坐等就地分赃就好——当时他心里一定是这么想。接下来他要向德国传达他的信息。斯大林走向德国大使舒伦堡，张开手臂拥抱他，并宣称：“我们一定要保持友谊，阁下现在务必要为此尽一切努力。”他不忘运用所有的渠道包括军方，来传递这个信息，因此又走向德国代理武官，并大声说道：“不论发生什么，我们永远是朋友。”斯大林有充分理由要关切德国的态度。由莫洛托夫在柏林的言行可看出，他一直在迫使保加利亚接受苏联的保证。他又选在1941年4月，正是德国向南斯拉夫要求过境权以便攻打希腊之时，与南斯拉夫协商签署友好互不侵犯条约，这种做法必会鼓励南斯拉夫抗拒德国的压力。后来，这个条约就在德军越过南斯拉夫边境前数小时签订。斯大林在作为一个政治家上最大的弱点，是易于把对手也看做是跟他所深以为傲的同样的老谋深算。这使他低估自己强硬不妥协可能造成的后果，又高估自己示好和解所能发挥的余地。这种态度破坏了二次大战后他与民主国家的关系。1941年时，直到德军打过苏联边界那一刻时，他显然仍认为有办法在最后一分钟让对方走上谈判桌以避免战争。从一切迹象显示，当时他是准备做出重大让步的。斯大林不是没有尝试过想要转移德国的攻势。1941年5月6日，苏联人民得知斯大林已取代莫洛托夫成为总理，莫洛托夫则任副总理仍兼外长。这是他首次走出共产党的帘幕之后，公开负责处理日常的政务。唯有极端危急的情况才会促使斯大林放弃在幕后操控大局这种他最喜欢的为政方式。当时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 Andrei Vyshinsky)对维希( Vichy)的法国政府派驻的大使表示，斯大林现身担任公职，是“自苏联肇造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德国大使舒伦堡认为他太神化了斯大林的动机。舒伦堡告诉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我看来，我们可以很确切地推论，斯大林已为自己订下对苏联极其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他希望借自身的力量来加以达成。我坚信在斯大林认为国际情势严重的情况下，他已立下保护苏联不要与德国冲突的目标。”随后数周的发展证明他的预测完全正确。为了向德国再度提出保证，塔斯社( TASS)于5月8日否认，苏联军队有沿西部边界不寻常的集结。接下来的几周里，斯大林与设在伦敦的每一个欧洲流亡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还很伤感情地宣布相关事务今后应由驻德大使馆处理。斯大林同时承认德国在若干占领区所设置的傀儡政府。总而言之，斯大林是竭尽所能地向德国保证，他承认所有德国已征服的领土。为使德国没有任何来袭的借口，斯大林不许已部署完毕的苏军保持加倍警戒状态。他也不理会英美提出德国即将来犯的警告——部分是由于他怀疑英美想要拉他下水对德作战。他虽禁止对飞临苏联领空日益频繁的德国侦察机予以攻击，在大后方却允许民防演习及召集后备军人。显然斯大林已认定，唯有向德国一再保证他没有不良企图，才最有可能让他在最后一刻与德国达成协议，尤其是在所有可行的对策中，没有一个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他只有这么做。6月13日，德军进攻前九天，塔斯社发布另一则官方声明，否认战争已迫在眉睫，虽然谣言已是满天飞。声明中说，苏联打算遵守所有现有的对德协定。声明中也泛指，有可能展开新谈判，使所有现存的问题获得较好的安排。斯大林确曾有意做重大让步这件事，可自莫洛托夫在6月22日，德国大使舒伦堡向他递交宣战书时的反应中看出。莫洛托夫很难过地抗议道，苏联已准备为德国自前线撤回所有的部队。其他的要求也都可以谈。他一反常态地自责道：“当然我们不够资格这么说。”斯大林对德国宣战之震惊显然不轻，以致情绪陷入低潮达十天左右。不过在7月3日他恢复正常，发表一篇重要的广播演说。斯大林不像希特勒，他不是天生的演说家，很少在公开场合说话，而公开演讲时也做作得很。在这篇演说中他不改本色，只是枯燥地陈述俄罗斯人民所肩负的伟大任务。不过他镇定的语气反映出相当的决心，也令、人感觉，不论这任务多么艰巨，仍有可能完成。斯大林说： “历史显示，没有打不败的敌人，过去从来不曾有过。”他下令摧毁所有的机械与火车，并在德军阵线后成立游击队，并列出一连串的数字，就好像一位会计师。他唯一一次诉诸口号的言词出现在开场白里。过去他从未如此感性地向人民提出呼吁，此后这也成为绝响：“各位同志、同胞、兄弟姐妹、陆海军战士们，我在向大家，我的朋友们，说话！”希特勒总算如愿以偿打了他一直想打的仗。但也注定了他的结局，或许那正是他的期望。德国领袖这是30年里，第二度不自量力地两面作战。当希特勒在1941年12月把美国也卷入战争后，有大约7000万德军要与7亿左右的敌军打仗。显然连希特勒本人也对自己一手造成的战局感到惊愕。就在进攻苏联前数小时，他对属下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正推开一扇门，里面一片漆黑，以前从未见过，一点都不知道门后会出现什么。”斯大林赌希特勒是个理性的人，但他赌输了；希特勒赌斯大林很快就会败北，但也赌输了。只不过斯大林的错误可以弥补，希特勒的却不行。第十五章 美国重回战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罗斯福：由孤立走向参战奉民意调查为圭臬的当代政治领袖们中，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带领人民由孤立主义走向参战，可作为在民主制度中发挥领导力的一个好榜样。欧洲均势遭到威胁，迟早会迫使美国介入，以阻止德国称霸世界的攻势。而美国实实在在、与日俱增的实力，也必会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心。不过这一切之所以能如此迅速且彻底地实现，完全归功于罗斯福。伟大的领袖总是孤单的。他们不同凡响之处来自于能够站在时代的前端，预见到未来的挑战。罗斯福引领孤立主义的美国人民加入一场欧洲国家间的战争，仅仅数年前那些国家的冲突还广被认为与美国的价值观不符，且与美国的安全无涉。1940年后，罗斯福说服数年前才通过一系列中立法的国会，授权美国政府提供英国一次比一次多的援助，有时甚至更越过这个界限，就只差没有与德国正面交战。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打消美国最后一点的犹豫。罗斯福能够说服两百年来以无所惧的精神自豪的社会，相信轴心国胜利会造成悲惨的灾难。而且他设法使美国这一次的参战，成为美国永久参与国际事务的起点。战争期间他的领导使盟国团结在一起，并且塑造了直至今日仍为国际社会所仰赖的多边组织。可能除林肯总统( Abraham Lincoln)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总统曾对美国历史有过如此决定性的影响。他宣誓就职时正是全国不知该何去何从之际，也是美国对新大陆无穷尽的发展前景，因经济大恐慌而发生严重信心危机之时。在他四周，民主国家似乎日见下坡，而不论左翼右翼的反民主国家却气势日盛。在罗斯福恢复了国内的希望后，命运又赋予他保卫全球民主制度的重责大任。对罗斯福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描述得最好的当属伊塞亚-柏林( Isaiah Berlin)：“罗斯福极冷静地观察未来，仿佛是说：‘让它来吧，不论是福是祸，我们都要把未来变成对自己最有利。我们会化险为夷。’令人丧气的世界里，一边是做坏事效率奇佳的狂热分子四处攻击破坏，另一边则是不知所措、流离失所的百姓，失去奋斗方向与斗志的志士，在这仿佛一分为二的世界里，他深信只要在其控制之下，他有能力阻挡这股可怕的潮流。他拥有独裁者一切的特质、精力与技巧，而他在我们这一边。”威尔逊担任总统时，罗斯福就做过助理海军部长，1920年大选中他也曾是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包括戴高乐、丘吉尔、阿登纳在内的许多领袖，都曾经在成为伟人的过程中，不得不克服须暂时退居幕后所衍生的遗世孤立之感。罗斯福被迫退隐是在1921年，他得了小儿麻痹症。他以超人的意志力克服身体上的残疾，学会拄着拐杖站立，甚至可以走上几步，这使他能够出现在大众面前，仿佛根本没有瘫痪。在1945年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之前，罗斯福发表重要演说时一定站着。由于新闻界全力配合他想要维持总统尊严的意愿，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从不知道罗斯福的残疾到底有多严重，对他的观感中也没有怜悯的成分。罗斯福是一位精力充沛的领袖人物，他利用个人魅力保持不受体制所限的作风，是政治操控者与远见者的综合体。他凭直觉行事多于根据分析行事，并会引起呈强烈对比的情绪。伊塞克·柏林曾一语道破罗斯福在个性上有严重的缺点，如狂傲、鲁莽、言语刻薄。但他最后也谈到，这些缺点都被罗斯福的优点大大地掩盖掉：“吸引追随者的是他那少见且令人鼓舞的相对特质；他心胸宽大，深具政治远见，常有神来之笔，了解时代脉搏及20世纪新生势力的发展大势。”这是一位将美国带上国际领导地位的总统，在当时环境下，全世界是战是和，是进步是停滞，全都有待于他的远见与坚定不移。美国由参与一次大战到再度积极投入二次大战，其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因有美国重拾孤立主义所造成的反复。美国排斥国际事务程度之深，正显示出罗斯福成就之大。因此我们有必要略述罗斯福执行其政策的历史背景。美国的国内气氛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气氛受两股力量所左右，一方面美国愿意肯定一些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另一方面又需要为自己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寻找合理的依据。于是美国人更加强调其传统的外交政策主张：美国作为自由典范的独特使命，民主外交政策应以道德为最优先，个人道德与国际道德天衣无缝的结合，开放外交的重要性，以及以国际联盟所表现的国际共识代替均势。所有这些理论上一体适用的原则都是自美国的孤立主义立场而发。美国人仍无法相信发生在美洲大陆以外的任何事，有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安全。20世纪20及30年代的美国，甚至拒绝它自己提出的集体安全原则，以免因此介入远方好战国家的争端中。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在美国眼中有许多可议之处，要求赔款则被视为害人害己。法国占领鲁尔区时，美国趁机自莱茵区撤出其余的美军。这种既主张威尔逊思想又主张美国是例外的理想，造成一种没有任何国际体系能达到的标准，因而理想幻灭是在所难免的。对一次大战的结果感到幻灭，消除了一大部分国际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即使是最开放的国际主义者，也不再认为维持有缺失的战后和平方案合乎美国的利益。没有任何重要的团体对均势观念有好的评价。国际主义是指参与国际联盟，而不是参与国际外交的实际运作。而就连主张国际主义最力的人也坚持认为门罗主义高过国际联盟，对于加入国际联盟的执行行动，即使是经济制裁，也要退避三舍。孤立主义者则把这种退缩的态度发挥到极致。他们对国际联盟的整体加以抨击，指它危及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石——门罗主义与孤立主义。国联不符门罗主义之处在于，集体安全赋予国联权力，更应说是要求国联也必须介入发生在美洲的争端。它违背孤立主义之处在于，国联使美国有义务介入发生在美洲以外的争端。他们的看法颇有道理。倘若整个美洲能够被排除于集体安全范围之外，那又怎能阻止世上其他国家自组区域组织，退出国联的行列？如果是这样，那国际联盟又会使均势制度死灰复燃，只不过是改以区域为单位。在实务上，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汇集成两党合一的外交政策。两方面均反对外力介入美洲，或是参与任何国际联盟在美洲以外的执行机制。他们都支持裁军会议，因为大家一致同意，军备助长战争，裁减军备则有利于和平。他们赞成由国际支持的和平方案，如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但前提是没有执行的义务。最后一点就是，在技术性通常是财政金融问题上，只要没有直接的政治影响，美国总是很愿意援手，例如订出各方同意的赔款时间表。美国这种对理论上赞同和实际上不参与执行的双重标准，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变得尤其明显。这次会议有两点重要意义。一则它为美、英、日三国的海军军备订下上限，允许美国可有与英国相当的海军规模，日本可有相当于美国3/5的规模。这个结果肯定美国的新地位，它与日本已同为太平洋第一强国。而英国在那里的地位便落入第二。这次会议更重要的成果是日、美、英、法签订通称的四强条约( Four Power Treaty)，旨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取代1902年的英日同盟，并开启太平洋地区的合作新纪元。但如果签署国之一不遵守条约中的条款，其他三国是否会对它采取行动？哈定( Harding)总统曾向一位表示疑虑的参议员解释：“四强条约中不包含战争承诺。没有对武力的承诺，没有同盟，没有形诸文字或道德上的参与防卫的义务。”国务卿休斯( Charles Evans Hughes)更以行动强调哈定的话，他通知所有签约国，美国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会参与执行行动。但参议院仍不满意，在批准此约时还附上但书，规定它不得使美国有义务使用武力来反抗侵略。换言之，这个条约必须自求多福，如果有人违约也不会有任何后果。美国将视个别情况决定对策，就跟没有签约一样。以数百年来各国奉行不渝的外交惯例，批准一严肃的条约却居然不授予执行权，执行时还需要视个案与国会一一商议，实在是匪夷所思。同样的情形发生在1973年1月的越南和平协定之后，尼克松政府与国会的争辩，国会主张有美国两党三任政府为其而战的这个协定，不具备任何执行权。根据这个理论，外国与美国签订的协议只反映华盛顿当时的感觉，至于会有什么结果，同样要看当时华盛顿的气氛而定，这种态度不太容易让人对美国的承诺产生信心。参议院的保留态度并未影响哈定总统热衷四强条约的程度。在签约仪式上，他赞扬此约保护了菲律宾，并象征着“人类开始迈向更美好、更进步的新纪元”。没有执行条款的条约，如何能保护像菲律宾这样富饶的一块宝地呢？虽然哈定的政治立场保守，他却说出标准的威尔逊式祝词。他说，世界将以表达“对背信或背德之嫌恶”来惩罚违约者。但他并未说明，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那世界舆论应如何判定，更别说应如何加以引导了。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对欧洲的影响在第十一章曾讨论过，后来它又成为美国往往认为原则就等于执行的另一个例子。美国领袖虽热烈地宣扬这个协定的历史性意义，因为有六十二国表示将放弃以战争为国家政策工具，但他们却坚决排斥设立应用此协定的机制，更不用说执行了。柯立芝( Calvin Coolidge)总统1928年12月在国会一反常态，对此侃侃而谈：“遵守这个盟约可比其他任何多国协定更能保证世界和平。”然而如何达成这种乌托邦？柯立芝为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热心的辩护，引发国际主义派及支持国际联盟者的反弹，而且很有道理。他们认为既然战争已被视为非法，那中立的观念便毫无意义。既然组织了国际联盟来辨认侵略者，那国际社会就有义务给予侵略者适当的处罚。有人就问道：“有谁相信，墨索里尼的侵略企图只要有意大利人的善意及世界民意力量，就能加以制止？”虽然已有人预见到这个问题，但并不能让更多人相信问题的确存在。就在以他命名的协定仍在国会进行辩论时，国务卿凯洛格在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演说时便强调，决不可使用武力来促使各国遵行。他指出，依恃武力反而会使辛辛苦苦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变成目前正好最需要淘汰的军事联盟。在这协定中也不应对侵略加以定义，因为任何定义都会有疏漏，因而玷污了协定文字的完美高贵。对他而言，文字不只是手段，也是目的：“一个自称为自卫而行动的国家，必须在世界舆论及本约签署国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基于此一理由，我不愿在本约中加入对侵略或对自卫的定义，因我认为无法在事先规定法律上十分周全的定义。这将使侵略国更难而不是更易于证明其无辜。”参议院并没有为凯洛格的说明而动容，其结果就如同六年前哈定总统为四强条约所做的辩解。这一次参院又加上三点自己的“了解”：参院的看法是，此协定对自卫权及门罗主义未设限制，也未制造任何应协助侵略受害者的义务——这表示所有可预见的突发事件均被排除于其条文之外。参院接受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只是原则的叙述，坚持它不具任何实行上的含意，这不免令人要问，即使让美国加入原则性的宣言，都必会引来这类的保留意见，是否值得这么做？若美国拒绝结盟，对国际联盟的功效又表示怀疑，那何从保护凡尔赛体系呢？凯洛格的答复了无新意，依旧是老套，诉诸民意力量：“若全体国家因此约而郑重地宣示，放弃以战争为解决国际争端之途径，则全世界将进一步建立舆论，汇集各国庞大的道德力量以确保对条约之遵守，同时也将承担神圣的义务，使世界更不易于被卷入另一次大规模冲突中。”四年后，凯洛格的下一任史汀生( Henry Stimson)，可谓是美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所培养出的最杰出最老练的公务员，却也仍未能提出比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更理想的对抗侵略的办法，自然还是重弹民意舆论的老调：“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未规定任何武力制裁。反之，它是仰赖民意制裁，而运用得当，民意可成为世上最有效的制裁力量。对民意加以嘲弄者，是对大战以来世界舆论的演进认识不清才会如此。”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远方的岛国——这是指美国相对于欧洲及亚洲的地位而言——欧洲的纷争必然显得庞杂难解，加之经常与切身无关。由于享有宽广的安全距离，美国对威胁欧洲的挑战可以隔岸观火，不致担心本身的安全，因此欧洲国家等于是美国的安全阀。英国在“光荣孤立”时期也基于类似的理论，而对欧陆一般的国际政治保持距离。不过19世纪英国的“光荣孤立”与20世纪美国的孤立主义，有一个基本的不同点。英国当年也不想介入欧洲枝枝节节的争端。但英国了解，其本身的安全有赖于欧洲的均势，因此很愿意运用传统的欧洲外交方式来维持均势。相反的，美国从不认为均势或欧洲的外交方式很重要。美国自认受独特不凡的天命所庇护，根本不想介入外国的纷争，即使介入也只是为一般的理想，并且是以其本身特殊的外交风格行事，比起欧洲要公开很多，也带有更强烈的法理及意识形态意味。因此，欧美不同外交的风格在介于两次大战期间的互动情形，往往是集这两者最坏的缺点于一炉。欧洲各国觉得备受威胁，尤其是法国及东欧新兴国家，因而不肯接受美国主张的集体安全及国际仲裁，也不赞同美国对战争与和平纯粹基于法理上的定义。被美国的主张所感化的国家，其中以英国为主，则没有任何根据这些原则执行外交政策的经验。但不论赞成或反对，各国都很清楚要不是美国帮忙，永远打不败德国。自一次大战结束后，均势更加不讨战时盟国的欢心。只要再与德国发生战争，欧洲需要美国援手的程度会更迫切，而且很可能比前一次会更快出现这种需要，特别是因为苏联已不再会参与其事。在这种期待加上不安全感的交织之下，其结果是欧洲的外交加倍偏离传统模式，变得在情感上更为依赖美国，并形成双重的否决力量：法国没有英国便不愿有所行动，英国则不愿跟华盛顿极力主张的观点唱反调，尽管美国领袖们一再强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为欧洲的问题而牵连到战争之中。20世纪20年代美国始终拒绝保证保卫凡尔赛体系，这种态度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紧张情势开始酝酿后，使人完全没有应变的心理准备。第一个令人有此感受的事件是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使满洲脱离中国，再变成日本的附庸国。美国谴责日本的行动，但拒绝加入集体执行行列。美国自行采取措施制裁日本，其做法在当年有规避之嫌，但10年后在罗斯福手中却成为强迫日本摊牌的武器。美国的制裁便是不承认以武力导致的领土改变。这个政策是1932年由史汀生最早提出，后来在1941年秋，罗斯福要求日本撤出满洲及其他日本征服的领土时，曾加以引用。罗斯福的表现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世界从此展开多灾多难的一页。命运却也安排打击希特勒不输任何人的罗斯福，在四周又几天后宣誓就职。然而在他第一任期中，完全看不出后来会有如此结果的迹象。罗斯福很少偏离当时美国标准的论调，只是沿袭前几任总统传下来的孤立主张。1933年12月28日，他在威尔逊基金会( 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演讲时，针对20世纪20年代各海军条约公定的有效期即将终止，提议扩大这些条约，纳入放弃一切攻击性武器的文字，并重拾凯洛格的主张，要求各国承诺不让其军队进入他国的领土。罗斯福谈的这个主题，跟他对若有人违反承诺应如何处置所提的解决办法，都一样了无新意。他再度指出民意是唯一的制裁：“除非每个国家，无一例外，均能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加入这种消除侵略或消除攻击性武器的一般性协定，否则这种协定便不具任何价值。然后，各位，要区别好人坏人并非难事。我们在此新世代中，提议从今而后，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战争应改为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和平，那不过是威尔逊毕生追求的延伸。”但他不曾提到当坏人脱离好人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罗斯福的提议在一提出时已注定不可行，因为德国已在两个月前退出裁军会议并拒绝重返会议桌。总之，禁止攻击性武器非希特勒关切的对象。事后也证明，希特勒选择重整军备并未受到全球的责难。罗斯福的第一任期正逢德国要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翻案最高涨的时期。1935年，在北达科他州( North Dakota)参议员奈伊(GeraldNye)领导下，一个参院特别委员会发布了厚达1400页的报告，指责美国参战是武器制造商之过。不久，米里斯( Walter Millis)的畅销书《迈向战争之路》(The Road to War)，使美国参战成为全国的热门话题。在这一派思想的影响之下，美国参与一次大战被说成是不法、阴谋及背叛行为，而不是为了基本或永久的利益而战。为防止美国再次被诱使卷入战争，国会在1935~1937年间通过三个通称的“中立法( Neutrality Acts)”。在奈伊报告的驱使下，这三项法律禁止给予交战国贷款或其他财务援助（不论战争的原因为何），并对相关各方禁运武器（不论受害的是哪一方）。以现金购买非军用的物资，须以非美国籍船只运送才可获准。国会反对的不是做生意赚钱，而是不愿冒险涉人战争。当侵略者肆虐欧洲时，美国不分好坏通过一视同仁的限制立法。美国的国家利益变成是自法律而非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衡量。1936年3月，莱茵区重新武装虽已破坏欧洲的军事平衡，使东欧诸国门户洞开，国务卿赫尔( Hull)却纯就法律方面，向罗斯福分析其意义：“就此简短的分析中来看，德国政府之行动似已构成违反凡尔赛和约及洛迦诺协定，但就美国而言，此举并不构成违反我们1921年8月25日与德国签订的条约。”罗斯福在1936年赢得压倒性胜利后，他大幅超越了既有的架构。事实上他所表现的是，固然把一切精力放在经济大恐慌上，但他也已认识到独裁者的真面目，欧洲领袖除丘吉尔外无人比得上他。起先他只是努力宣扬美国对民主国家的道德承诺。这个宣导过程始于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发表于芝加哥的所谓“隔离演说( QuarantineSpeech)”。这是他首次警告美国人民，对灾难的来临要有心理准备，也是他首次公开表明，美国或许必须为此承担某些责任。日本再度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加上前一年宣布的德意轴心，在这种背景之下，罗斯福所忧心的问题具有全球性意义：“全世界9/10的人口，其自由、和平与安全，均受到其余1/10意图破坏一切国际秩序与法律者的威胁。很不幸的，目无法纪这种流行病确实正在世上四处蔓延。当人体的传染病开始流行时，社会会同意将病人加以隔离，以保障全体的健康，避免疾病继续蔓延。”罗斯福很小心的并未明白指出何谓“隔离”，也未说出对于应采什么措施他是否已成竹在胸。这次演说如果提到任何行动，都会违背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且总统最近才签署的中立法。不出所料，孤立主义者对此大加挞伐，要求总统澄清其意图。他们激烈的批评，区分“爱好和平”与“好战”国家，代表美国已有价值判断，这会导致美国放弃不干预政策，但国会与罗斯福均已保证遵行这个政策。两年后，他对当时那篇演讲引起的轩然大波，有这样的说法：“可惜这个建议未被采纳，甚至还遭到恶意攻击诋毁。它被抨击为唯恐天下不乱；被谴责是企图干预外国事务；甚至被讽刺成根本没有战争危险却自己吓自己。”罗斯福只需否认他被戴上的帽子，即可平息这场争议。然而尽管外界批评不断，他在记者会上仍是说得相当暖昧，以便必要时可选择加入某种形式的集体防御。根据当时的新闻惯例，总统会见新闻界一定是非正式的( off the record)，即报道中不得引述他的话，也不得提他的身份，新闻界都遵守这些规则。多年后史学家比尔德( Charles Beard)出版了一份谈话记录，其中显示罗斯福不断顾左右而言他，但始终未否认“隔离演说”代表新的政策方向，却拒绝说出这新方向是什么。罗斯福坚称他的演说意味着，对侵略行为将采取超出道德谴责的行动：“世上有很多从未尝试过的方法。”记者问道这是否表示他已成竹在胸，罗斯福答：“我不能提供任何线索，各位只有自行发明。我本人是有计划的。”但他不曾说明计划的内容是什么。罗斯福以政治家的身份，或可警告大众留心即将来临的危险；但身为政治领袖，他必须兼顾三种不同的民意流派：主张明确支持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一小群人；支持这种立场但以不要战争为前提的一群，人数较前一类稍多；但绝大多数的民意则支持中立法的条文及立法精神。高明的政治领袖一定是设法保有越多的选择越好。他必然要求最终的选择即是他的最佳选择，而非迫于情势。当代美国总统中，没有人比罗斯福更擅长于这种战术的运用。1937年10月12日，距离演说一周后，在通常以内政问题为主的炉边谈话( Fireside Chat)中，罗斯福想要让三方面都满意。除强调坚守和平外，他对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署国即将集会表示肯定，并说美国将参与此次会议，证明了“与该约其他签署国包括中国及日本合作是我们的目标”。如此和缓的言词代表美国希望和平，甚至与日本也不例外；同时如果与日本合作不成，这番话也能证明美国的善意。对美国的国际角色罗斯福也说得不很清楚。只是提醒听众，在一次大战时他曾任海军助理部长，对战时有亲身体验： “记得自1913~1921年，我个人对世界局势有相当密切的接触，这段期间我不但学到该有什么作为，也学到不该有什么作为。”如果听众认为他这么不着边际的说法，是指战时的经验令他感受到不介入的重要性，想必罗斯福不会反对。但如果这是他真正的用意，那何妨明说，一定会受到人民更大的欢迎。自他后来的行动中看，他比较可能是在说，他打算以更实际的方法来延续威尔逊的传统。虽然这次谈话反应欠佳，罗斯福在1937年10月，告诉威尔逊总统过去的亲信豪斯上校，需要时间才能“使人民了解，就战争的危险性而言，门户紧闭的危险性高于走上街头以我们的影响力制止暴行。”这是换一种说法，其实就是说美国需要以尚不确定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以便压制侵略风潮。罗斯福立即面临到全国爆发二股赞同孤立主义的声浪。1938年1月众院差一点通过修宪案，规定除非美国遭到侵袭，否则宣战须经全国公民投票。罗斯福不得不亲自出马，才阻止众院通过这个修宪案。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认为明哲保身才是上策。1938年3月奥地利并人德国，欧洲民主国家只是例行性地提出抗议，美国政府依循同一模式没有任何反应。在慕尼黑会议前的危机中，罗斯福也觉得必须一再强调，美国不会加入反希特勒的联合阵线。属下甚至于亲信若暗示不妨考虑此种可能性，也都被他否决。1938年9月初，在一次庆祝美法关系的晚宴上，美国驻法大使布里特( William C．Bullitt)重复美法不论“战和都结合在一起”的标准外交辞令。这已足以引起孤立主义者的大力声讨。罗斯福虽不可能事先知道布里特会这么说，因为这种无关痛痒的辞令原在大使的权责范围内，但他仍极力撇清，指出那种美国有意与欧洲民主国家联手的说法是“百分之百的不对”。9月下旬，当战争看似一触即发，张伯伦也已与希特勒见过两次面后，罗斯福分别在26及28日致电张伯伦，呼吁由相关各方集会，而在当时的情形下，召开此种会议只会加重捷克做重大让步的压力。慕尼黑会议似是促使罗斯福让美国步入欧洲民主国阵营的转折点，起先是政治上，渐渐地又有物资上的援助。此后他便义无反顾地投入打击独裁者的行动，并在三年后美国正式参战时达到最高潮。民主社会中领导者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向来十分复杂。在动荡时期，领导者若将民众的经验奉为圭臬，固可换得一时的民心，却不免要遭后世的唾骂，因为他牺牲了后世子孙的利益。领导者若太走在时代的前端，则难以获得民意的认同。伟大的领导者必须是个教育家，在个人的远景与民众熟悉的事物之间建立起桥梁。但他也必须愿意忍受高处不胜寒，以带领社会遵循他所选定的方向前进。每一位伟大的领袖一定都具有慧黠的特质，能够将社会面临的挑战加以简化，有时是简化其目标，有时是简化其艰巨的程度。但最后判定成败的标准在于，一个领袖人物是否能具体反映社会真正的价值观及挑战真正的本质。罗斯福拥有这一切特质而且在每一方面都极为杰出。他对美国深具信心；他相信纳粹主义不但是罪恶，也是对美国安全的一大威胁；他个人又极有智慧，他也愿意承担独自做决策的重担。他的处境仿佛走钢索，他必须向前移动，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以求越过个人目标与社会现实间的鸿沟，向社会证明远方的彼岸比近处熟悉的海岬更为安全。1938年10月26日，慕尼黑协定后不到四周，罗斯福重提他“隔离演说”中的主题。在通过广播对《先驱论坛报》论坛( the HeraldTribune Forum)发表演讲时，他针对未指名但心照不宣的侵略者提出警告，指其“国家政策故意借用战争的威胁作为工具”。继而罗斯福虽仍拥护裁军的原则，但也呼吁加强美国的国防：“我们曾一再指出，不论是我国或任何国家，都不会在邻国全力武装时接受裁军。若裁军不是全面性的，则我们自己仍必须整顿军备。我们不愿意也不希望采取这种步骤。但是在各国普遍放弃侵略性武器之前，根据一般的国家安全原则及常识，我们必须有备无患。”私底下罗斯福的行动远过于此。1938年10月底，在分别与英国空军部长及首相张伯伦的私人朋友谈话时，他提出一个规避中立法的计划，等于是对他刚签署的法律毫不避讳地钻漏洞。他建议英法在加拿大靠近美国之处设置飞机装配厂。美国将提供所有的零组件，英法只要做最后装配即可。理论上此种做法不违背中立法，因为那些零组件应当都是民间商品。罗斯福告诉张伯伦的特使：“一旦与独裁者发生战争，他有整个美国的工业资源为后盾。”罗斯福协助民主国家恢复空中力量的计划失败，此乃意料中事，因为如此大规模的后勤支援活动根本很难保密。但此后罗斯福对英法的支援，唯有在无法克服或回避国会及民意时才会稍歇。1939年初，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指明意、德、日为侵略国。他重提“隔离演说”中的主题，并指出“有许多除战争以外比空谈更有力也更有效的方法，可让侵略国政府明白我国全体人民的感受。”1939年4月，纳粹占领布拉格不到一个月，罗斯福首次把对小国的侵略也视作对美国整体安全的威胁。他在1939年4月8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世上每一个小国保持政治、经济、社会的独立，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与繁荣都有影响。每消失一国就会削弱我国的安全与繁荣。”4月14日对泛美联盟( Pan American Union)演说时，他更进一步，主张美国的安全利益不能再局限于门罗主义：“毫无疑问，不出几年，飞机飞过大西洋将和今天飞越欧洲内陆海一样简单。因此世界经济必然形成一个整体；任何地方的经济遭到破坏势必也会影响到其他地区的经济生活。过去这一代美洲事务的重点在于建立西半球的原则及相互合作的机制。但未来这一代将着重于寻求新旧大陆之间得以和平相处的方法。”1939年4月，罗斯福在演讲时直指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这次演讲内容虽备受独裁者嘲弄，却很有技巧地向美国人民展现轴心国确实有侵略野心。他不愧是美国最高明最懂得迂回策略的总统之一。他要求独裁者但不是英法，必须保证在十年内不侵犯三十一个欧亚国家。继而又要求这三十一国保证不侵犯德意。最后他表示，美国将参加任何在紧张情势缓和后召开的裁军会议。这份讲稿的幕僚作业并非没有可议之处。比方说，当时分别在法、英分管之下的叙利亚及巴勒斯坦被列为独立国。希特勒有一次对国会演讲时便利用这份文告大做文章。他缓慢地念出一长串罗斯福要他不可动手的国名，全场笑声不断。每当他用戏谑的声音念出一个国家，整个议事厅内就爆出笑声。他又一一询问列在这清单上的国家是否真的感觉受到威胁，而其中有许多早已对他畏惧有加。那些国家当然是极力否认。虽然希特勒赢得满堂彩，罗斯福却达到了他的政治目标。罗斯福在当时唯一对他很重要的听众即美国人民面前，只要求希特勒及墨索里尼提出保证，等于为他们烙上了侵略者的烙印。为号召美国大众支持民主国家，罗斯福必须将问题症结加以包装，不谈均势，而是以帮助无辜受害者对抗邪恶侵略者的角度来呈现。演讲内容本身加上希特勒的嘲弄，使他顺利达成这个目标。罗斯福迅速地把这个美国人的新心态化作实际策略。同样在4月，他逐步推动美国更接近与英国实质的军事合作。英美签署协定，使皇家海军得以全力部署于大西洋，美国则将大部分舰队派往太平洋。这种分工意味着美国将负责保护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不受日本侵犯。在一次大战前，英法间类似的安排（使法国舰队得以集结于地中海）曾被引申为，为保卫法国大西洋沿岸，英国在道义上应该参战。注意罗斯福行动的孤立主义者深感不安。1939年2月，大战爆发前，参议员范登堡( Senator Arthur Vandenberg)曾很有道理地表达了孤立主义者的立场：“的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日益缩小的世界里，跟华盛顿的时代相比，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都渐渐消失。但我仍感谢上帝赐予我们两个隔绝的大洋；即使距离已缩短，但只要运用得当，这两大洋仍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资产。对世界各地受国际或国家侵害的受害者，我们都有恻隐之心和人类天性的反应，但我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地球的保护者或世界的警察。”当英国在1939年9月3日，因德国入侵波兰而宣战，罗斯福别无他法，只能援引中立法。但他也迅速采取修法行动，好让英法可购买美国武器。对中日战争罗斯福避免引用这项法律，表面上是因为中日并未正式宣战，实际上是由于他认为武器禁运对中国的伤害远大于日本。但欧战爆发时，一定会正式宣战，那他就没有借口避开中立法。因此在1939年初，罗斯福呼吁修正中立法，理由是这些法条“执行时可能有不平衡或不公平的情形，可能真的把援助交到侵略者手里，受害者反而得不到”。国会在欧战实际爆发后才有所行动。罗斯福的提议先前曾三度被国会否决，由此可见当时的孤立主义气氛有多么高涨。英国宣战的同一天，罗斯福召集国会自9月21日起加开特别会期。这一次他如愿以偿。1939年11月4日通过的第四中立法，允许交战国向美国购买武器弹药，但款项须以现金支付且运送军火须用本国或中立船只。由于英国实施封锁，仅英法能够符合这些条件，因此“中立”越来越只是个技术性名词。中立法只在无中立可言时发挥作用。在所谓假战争期间，美国领导阶层始终认为他们只需提供物资上的援助。依常识判断，法军躲在马其诺防线之后，又有皇家海军为后援，以陆地进行防御战，配合海军封锁，法军当可制住德国。1940年2月，罗斯福派遣助理国务卿威尔斯( Undersecretary ofState Sumner Welles)访欧，了解在“假战争”期间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法国总理达拉第认为威尔斯是在推动妥协的和平，这个方案会使德国控制中欧。不过与威尔斯会谈过的领袖大部分对他的提议不作此想，达拉第之所以做这种解读或许是他有先人为主的偏见。罗斯福派威尔斯到欧洲的目的不在于调停，而在于向美国孤立主义的民意展示他对和平是不遗余力。他也想事先做一番安排，好在“假战争”一旦以和平协定收场时，美国得以参与其事。数周后德国进攻挪威，使这次欧洲之行临时中断。1940年6月10日，眼看法国一步步落人纳粹侵略者手中，罗斯福放弃正式中立，加入英国这一边。他在弗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 Charlottesville)发表一篇有力的演说，同时他宣称美国将加强本身的国防：“在今天，1940年6月10日，在这所由美国第一位伟大的民主导师所创办的大学里，我们要为远在海的那一边，正以无比勇气为自由而奋战的人们祈祷祝福。美国全国一心，将朝两个明确而并行的目标努力；我们要将我国的物质资源提供给反战者；同时我们要充分加速善用这些资源，以便在我们美国这一方面也有足以应对一切紧急情况，足以防御国家的设备与训练。”罗斯福在夏洛特维尔的演说代表一个分水岭。眼看英国就要被打败，任何美国总统都可能发现皇家海军对西半球的安全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很难想象与罗斯福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不论属于两党的哪一党，有足够的勇气与眼光意识到这个挑战的存在之余，还能有如此坚强的意志力，带领倾向于孤立主义的美国人民，一步步走向矢志不惜一切代价击败纳粹德国的道路。使得丘吉尔决定英国将独立作战继续下去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显然是他早已料到美国迟早会成为英国的盟友。他说：“我们将坚持到底。虽然我根本不相信，但即使全岛或大部分地区被征服又闹饥荒，那我们海外的盟国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及保卫之下，将继续奋战不懈，直到新大陆倾其全部力量挺身于拯救及解放旧大陆的时机来临。”罗斯福的手法不一而足，在谈到目标时十分崇高，在战术上却迂回曲折，在提出问题时相当明确，对个别事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比较含混其词。他的许多举动都走在宪法的边缘。当代总统当中没有人能用他的方法而仍能保住职位的。但罗斯福清楚地看到美国的安全空间在缩减中，而轴心国若获胜，美国将无安全可言。最重要的是，他发现美国历来所拥护的价值观都被希特勒恨之入骨。法国沦陷后，罗斯福日益强调美国的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对他而言，大西洋的意义就如同英吉利海峡对英国政治家的意义。他视大西洋为美国的重要利益，绝不可落入希特勒的魔掌中。因此他在1941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指出英国皇家海军的存亡关系到美国的安全：“不久前我曾指出以现代战争的速度，若独裁国赢得战争，那我们终将面对的真实战争降临到我们的身上会有多么快速。有很多不负责任的言论，主张我们对于立即直接的跨海而来的侵略可以免疫。显然只要英国海军保有实力，就不会有这种危险存在。”当然如果真是这样，美国就有义务尽一切力量防止英国被打败。在最紧急的时候，甚至要自己走上战场。罗斯福已有好几个月是以美国可能必须参战为前提而行事。1940年9月，他想出一个高招，将50艘名义上已超龄的驱逐舰给予英国，交换条件是允许美国在五处英国领土上设立基地，1北起纽芬兰南到南美洲。丘吉尔后来称此为一项“绝对不中立的举动”，因为那些驱逐舰对英国的重要性远超过基地对美国的重要性。那些基地大部分都距离可以想象得到的战区相当远，有些甚至与美国现有的基地重复。最重要的是这笔驱逐舰交易有司法部长毕德( Francis Biddle)提供的法律意见为后盾，由罗斯福提名的毕德实难说得上客观。在此事上罗斯福并未征询国会的同意，也不循修正中立法的途径。他也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与现今总统所受到的监督相比这是不可思议的。在总统大选才刚展开之际他就采取这个步骤，由此可见他对纳粹获胜的可能及极力想要提振英军士气有多么重视。对英国及维持美国全国上下一心都很幸运的是，他的竞争对手威尔基( WendellWillkie)在外交政策上看法与他相去不远。与此同时，罗斯福大幅增加美国国防预算，并在1940年说服国会实施和平时期的征兵。但孤立主义的声浪仍十分强劲，使得众议院1941年夏仅以一票之差通过继续征兵，距大战爆发不到四个月。大选结束后，他立刻着手去除第四中立法所规定的条件，即美国战争物资必须以现金购买。在某次炉边谈话中，他借用威尔逊的用语，呼吁美国立志成为“民主兵工厂”。实现这个目标的法律基础即租借法( Lend Lease Act)授权总统自行决定，以他认为适当的任何条件，租、借、出售或交换任何国防物资，给“任何总统认为其国防对美国国防十分重要的国家政府”。通常拥护威尔逊理念、赞同集体安全的国务卿赫尔，颇为一反常态地以战略理由为租借法辩护。他指出若无美国大力的支援，英国将败亡，大西洋的控制权将落入敌对者手中，危及西半球的安全。然而若此言不虚，唯有英国能独力战胜希特勒，美国才有可能不参战，但连丘吉尔都不相信英国办得到。参议员塔夫脱（Taft）在反对租借法时便强调这一点。孤立主义者自组名为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的组织，由施百乐公司(Sears RoebuckandCompany)董事长伍德将军(General Robert E．Wood)任会长，有许多各行各业的著名领袖共襄盛举，如诺里斯( Kathleen Norris)、考伯(Irvin S．Cobb)、林白(Charles A．Lindbergh)、福特(Henry Ford)、约翰逊将军（General HughS．Johnson）、鲍尔斯(Chester Bowles)及老罗斯福总统之女朗沃斯夫人( Mrs.．Nicholas Longworth)等人。孤立主义者反对租借法案的心态，由他们当中以能言善道著称的参议员范登堡，在1941年3月11日的一段谈话中表露无遗：“我们已把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束之高阁。我们把自己完全卷入欧、亚、非三洲的权力政治及权力角逐中。我们已踏出走上不归路的第一步。”他这番分析十分正确，但这是世界情势使然，是罗斯福别具慧眼才能认识到这一点。租借法案提出后，罗斯福打倒纳粹的决心也越来越明显。就在法案尚未通过前，英美参谋长有信心它一定会通过，便先集会对美方即将提供的资源预作安排。在会议上双方已着手为美国积极参战那一刻的到来预作准备。对这些参谋专家而言，就只剩下美国确实的参战时间有待决定了。罗斯福并未签署所谓的ABC-1号协定，这个协定规定一旦参战，首要任务应是对抗德国。但不签字显然是因为内政上的需要及宪法上的限制，而不是为了掩饰他的目的。纳粹的暴行使为美国的价值观而战和为保卫美国安全而战，两者日益合流。希特勒令人发指的行为已超出任何道德容许的范围，因此反希特勒战争的出发点由原来为邪不胜正而战，演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生存之战。于是罗斯福在1941年1月将美国的目标简化为四项，称之为四大自由：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及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些目标远远超越欧洲过去任何一次战争的目标。就连威尔逊也不曾拿免于匮乏的自由这种社会议题，作为战争的目标。1941年4月，他又采取更朝向战争的一步，授权与丹麦驻华盛顿代表（其职级为部长级）签署协定，好让美军得以占领格陵兰。由于丹麦当时在德国占领之下，在海外又未成立流亡政府，这位没有国家的外交官便自作主张“授权”美国在丹麦领土上建基地。另外，罗斯福又私下通知丘吉尔，此后美军舰艇将巡弋冰岛以西的北大西洋，这涵盖了大约2/3的大西洋水域，并“公布在美国巡逻区内发现的疑似侵略国船舰或飞机所在的位置”。三个月后，应当地政府之请，美军登陆另一个丹麦岛屿冰岛，取代原先的英军。然后在未征求国会同意之下，罗斯福宣布在这两个丹麦岛屿与北美洲之间的整个区域，都属于西半球防御体系。在1941年5月27日一次冗长的广播演说中，罗斯福宣布紧急状态并重申美国对社会经济进步的承诺：“我们不会接受由希特勒主宰的世界。我们也不会接受类似1920年战后世界那样的地球，在这种世界里，希特勒主义的余孽仍有可能播种及成长。我们唯一能接受的世界是尊重言论自由，人人能够信奉自己宗教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及免于恐惧的自由。”“不会接受”这四个字必然意味着，罗斯福事实上已为美国许下诺言，若四大自由无法以其他方式达成，那美国就只有加入战争。少有美国总统在掌握人民心理上，能像罗斯福这样敏锐而且透彻。他了解唯有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美国人民才会支持军事备战。但要让美国人走上战场，他深知必须诉诸大众的理想主义，就如同威尔逊当年的做法。在罗斯福看来，就美国的安全需要而言，能控制大西洋即已足够，但要参战，参战的目的就要包含对新世界秩序有某种远景。因此“均势”这个名词从不见于罗斯福的公开言论中，只有在批评均势时是例外。在这种气氛之下，名义上中立的美国的总统及英国战时的领袖丘吉尔，1941年8月在纽芬兰( Newfoundland)外海的一艘巡洋舰上会面。希特勒在6月间攻打苏联使英国的景况有所改善，但丝毫谈不上胜利在望。但是英美两国领袖发表的联合声明，所呈现的不是陈述传统的战争目标，而是一个带有美国标记的全新的世界蓝图。大西洋宪章( the Atlantic Charter)揭示一系列“共同的原则”，依据这些原则，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希望建立“全世界更美好的未来”。这些原则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再扩充，纳入公平取用原料，及共同合作改进世界各地社会状况等项目。大西洋宪章将战后的安全问题完全套上威尔逊的模式，丝毫没有地缘政治的成分在内。“在彻底摧毁纳粹暴政之后”，自由国家将宣示放弃使用武力，对带来“侵略威胁”的国家实施永久裁军。这将鼓励使用“所有其他可行的措施，减轻各爱好和平民族不胜负荷的军备负担”。世界各国将分成两类：侵略国（明显是指德、意、日），将永远被解除武装；“爱好和平国”，将可保留军力，但希望数量上能大幅减少。而这个新世界秩序的基石是民族自决原则。自英国为结束拿破仑战争所提出的皮特计划与大西洋宪章之间的差别可以看出，在英美关系中英国的地位已如何地反主为客。大西洋宪章中完全没有提及新的国际均势，而皮特计划里却是满纸的均势，别无其他。这不是由于英国在刚打了有史以来最悲观的战争后，便忘记了均势；而是丘吉尔已意识到，美国参战这个举动的本身便会改变均势，而且是对英国有利的变化。此外，为了眼前的需要他不得不暂时不考虑英国长远的目标，这也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代从不觉得有必要做的牺牲。大西洋宪章公布时，德军正接近莫斯科，日军正准备向东南亚进发。丘吉尔最关切的是如何去除美国参战的障碍，因为他非常清楚，单靠英国的力量，即使有苏联的参与及美国的物质支援，仍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更何况，苏联可能溃败，而希特勒与斯大林还是有可能达成某种妥协，使英国有再度陷于孤立的危险。丘吉尔认为在战争会不会结束还无把握前，没有必要为战后的架构而辩论。1941年9月美国迈出走向战争的第一步。罗斯福下令将德国潜艇的位置报告给英国海军。1941年9月4日，美国驱逐舰葛瑞尔号( Greer)向英国战机发出某艘德国潜艇所在位置的信号时，遭水雷攻击。9月11日罗斯福在没有说明事件背景的情况下，谴责德国的“海盗行为”。他将德国潜艇比做作势准备出击的响尾蛇，并下令美国海军在美国先前宣布一直延伸到冰岛的防御区内，“一发现”德国或意大利的潜艇，即予以击沉。基于实际需要，美国已在海上与轴心国作战。同时罗斯福也接下与日本对抗的挑战。针对日本1941年7月占领中南半岛，他废止美日通商条约，禁止出售废金属给日本，并鼓励荷兰流亡政府停止将荷属东印度群岛（即今日印尼）的石油输往日本。这些压力促成了在1941年10月展开的对日谈判。罗斯福指示美国谈判代表，提出美国过去拒绝“承认”日本侵略行动的宣示，据以要求日本放弃一切征服的领土，包括满洲。罗斯福想必知道日本不可能接受。1941年12月7日，日本仿效日俄战争的模式偷袭珍珠港，并摧毁了一大部分的美国太平洋舰队。12月11日，已与日、意缔结三国条约的希特勒向美国宣战。希特勒为什么要这么做，使罗斯福得以放手地将美国的主要作战目标放在他一向视为主要敌人的德国身上，这一点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美国参战意味着一位伟大而勇敢的领袖，其了不起的外交努力终于形成最后的结果。在不到三年内，罗斯福将坚决拥护孤立主义的人民带向世界大战。直至1940年5月，仍有64u/o的美国人认为，保持和平比打倒纳粹更重要。一年半后，在1941年12月，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不久，正反的比例便对调过来，主张和平更胜于阻止纳粹获胜的民意只剩下32%。罗斯福以耐心沉着地达成他的目标，在每个阶段一步步教导人民他们所需面对的问题。大众对于他的呼吁，根据自己的观念来加以筛选。虽然他们知道到最后冲突在所难免，却不一定了解他最终的目的是战争。其实，罗斯福也不是非战不可，他更在意的是打倒纳粹；只是情势演变到后来，唯有美国参战才能打败纳粹。对美国民众而言，战争来得如此突然，主要有三个因素：美国人从没有为西半球以外地区的安全而战的经验；许多人认为欧洲民主国家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获胜；很少人知道在日本偷袭珍珠港或希特勒急于对美宣战前，曾有过一番如何的外交运作。要到珍珠港被轰炸后，美国才投入太平洋的战事；在欧洲则是希特勒向美宣战，而非美国对德宣战，由此可见孤立主义在美国有多么深植于人心。轴心国先表现出敌意，替罗斯福解决了如何让美国人民肯走上战场的棘手难题。若日本只集中攻击东南亚，希特勒也不向美国宣战，那罗斯福要说服人民接受他的观点，这个任务或许要复杂得多。自他公开宣示的道德与战略信念来看，他迟早会设法让美国加入他认为对自由的前途及对美国的安全关系重大的斗争中。此后美国人对总统这个行政首脑，在行事完全公开上有更高的要求。但罗斯福跟林肯总统一样，他意识到国家的存亡及价值观正面临关键时刻，而且他必须为自己一手促成的行动的后果负起历史责任。而也跟林肯的境遇一样，各自由国家的人民多亏他领导有方才得享自由，但他当年所表现的大智大慧现在却被轻易地视为理所当然。第十六章 三种和平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如何创造新均势希特勒进袭苏联时，发动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陆上战争。这场战争的惨烈即使以过去欧洲一切战争的残酷来比，也是史无前例空前恐怖的。这是一场种族大斗争，是至最后一兵一卒的战争，德军一路势如破竹深入俄罗斯时，希特勒又向美国宣战，使得一场欧洲战争变成全球大战。德军蹂躏了俄罗斯，却不能给予彻底重挫。1941年冬天，德军被阻于莫斯科近郊。然后，在1942~1943年的冬天，针对南俄罗斯的德军攻势，几至停顿。在冰天雪地的斯大林格勒一场恶斗，希特勒折损了整个第六军。德国的作战气势为之大挫。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三位盟国领袖，终于可以开始想想胜利以及未来世界的大格局了！每一位胜利者都以自己本国的历史经验发言。丘吉尔希望在欧洲重建传统的势力均衡体制。这代表着重整英国、法国，甚至战败的德国之实力，再加上美国，就可以和东方的苏联势力抗衡。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秩序观却是，以美、英、苏三个战胜国，加上中国，以类似世界理事会理事的角色来维持和平，对付潜在的恶棍（他认为最有可能为非作歹的是德国），这个观点即是“四大警察”论。斯大林的主张则反映出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的俄罗斯外交政策之结合，他决心以战胜国的姿态要把俄国影响力伸人欧洲中部，并且预备把苏联军队征服的国家，变成缓冲区以保护俄国，防止未来德国入侵。罗斯福预睹希特勒得逞获胜，将会伤害到美国的安全，可谓独具慧眼的先见之明。但是他不肯接纳传统的欧洲外交世局观点，却又与其国人无殊。当他坚信纳粹获胜将威胁至美国时，他并不是要号召美国人以恢复欧洲均势为己任。就罗斯福而言，战争的目的就是要除掉希特勒这个障碍，以和谐而非均势为基础来建立国际合作秩序。因此，罗斯福对于宣称融和历史教训的这一派老生常谈，非常不耐烦。他不接受德国若是被彻底击败将产生真空状态，苏联可能乘虚而人的想法。他也拒绝鼓励以某种机制防止战胜国战胜后可能又互相为敌，因为这样做代表又得重建均势，而事实上他又一心想摧毁这种均势体制。他认为，和平可以借集体安全体系来维持，而集体安全体系又要靠战时盟国协同行动，以及相互善意和警觉来维持。既然不需要维持均势，而是建立全球和平状态，罗斯福决定，在纳粹德国战败后，美国应将其军力撤回国内。罗斯福毫无意愿把美军长期部署在欧洲，更不想以驻军欧洲来制衡苏联，因为他认为美国民众决不会支持他这么做。1944年2月29日，美军还未踏上法国国土之前，罗斯福致函丘吉尔说：“你千万别要求我把美军留在法国。我办不到！我必须把他们全都带回国。就如我以前说过，我谴责、也抗议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父权做法。你必须教养、带好自己的子弟。鉴于他们在将来可能成为你的堡垒，你起码现在就得为他们付些学费！”换言之，英国必须担负起防卫欧洲的任务，不能仰赖美国。基于同样的精神，罗斯福也不以为美国有任何责任要承担欧洲的经济重建。他说：“我不要美国在战后有再造法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各国的重担。这不是远在3500多英里以外的我们之责任。这必然是英国的职责，因为英国在其中的利益远比我们大得多。”罗斯福可谓过度高估了英国在战后的实力，才会要求它同时承担欧洲的防务和重建工作。英国在这个构想中的角色被过分膨胀，也是因为罗斯福打从心里看不起法国的缘故。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是同盟国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有一天，罗斯福当着斯大林的面，指责丘吉尔也不看看法国有何分量，想把法国培养成为强国之一。好似此事愚蠢到不值得一谈，他嘲弄丘吉尔的动机乃是企图在法国的东部国境建立一道防线，一旦有警，英国可以在这道防线后方集结兵力。而这个时候，这项做法凑巧是唯一可以奏效的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做法。罗斯福并不预备让美国承担永久的角色，他要求战胜的盟国来监督德国的裁军和瓜分，以及把其他国家纳入他们的掌握之下（最令人吃惊的是，罗斯福把法国也列入应被接管的国家之一）。早在1942年春天，在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访问华府时，罗斯福即大略提出他的“四大警察”理论来执行战后世界和平体系。霍普金斯致函丘吉尔，报导罗斯福此一构想的内容是：罗斯福向莫洛托夫提到一种制度，只准许英国、美国、苏联以及或许中国等大国可以拥有武装。这些“警察”将合作来维持和平。最后，罗斯福也决心终止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帝国。他说：当我们赢了大战，我将全力以赴绝不让美国被甘词美语诱惑，以免接纳促进法国帝国主义野心的计划，也决不接纳协助或煽动大英帝国的帝国野心的方案。罗斯福的政策可谓糅合了传统的美国主义、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以及他自己对美国人心理的敏锐观察，冶为一炉。美国人一般较倾向于普遍目标，而不是依赏与罚的衡量合计而做事。丘吉尔又是太成功，制造出假相，让他们觉得英国依然是个大国强权，足以独力抗拒苏联的扩张行为。也只有这个原因才能说明为何罗斯福主张的世界新秩序，其基础是：美军由海外撤退回国，德国解除武装，法国亦降为第二等国家，而苏联面前却留下一个大真空状况。战后时期因而变成教导美国了解它所忽视的新均势的一段时刻。罗斯福以四大警察促成及保证全球和平的构想，代表着丘吉尔的传统均势做法，与罗斯福的顾问（尤其是国务卿赫尔为代表人物）的不加限制的威尔逊主义之间的妥协。罗斯福决心避免重蹈覆辙，不要再犯国际联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订立的制度的失败错误。他需要有某种形式的集体安全，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的经验又知道集体安全需要有执法人，而这个角色正是要由四大警察来担任。罗斯福的四大警察观念，事实上其架构和梅特涅的神圣同盟相似，只是美国的自由派一想及此恐怕就要吓坏了。每个体系都反映出企图通过有共同价值观的胜利者同盟，来维持和平。梅特涅的体系能奏效，是因为它保障了真正的权力均衡，体系内的主要国家实际上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俄罗斯虽然偶尔会捣乱，但多少还能和大家合作。罗斯福构想不能实施，是因为没有从战争中产生真正的权力平衡，因为斯大林一旦去掉德国这个心腹大患，已经毫无顾忌要推进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甚至不惜与其昔日战时盟国反目对峙。罗斯福没有说清楚，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绝扮演分派给它的角色时，情形会是如何？尤其如果这个不合群的警察，凑巧就是苏联时。在这种情形下，为人鄙夷的权力均衡就必须整个重新建构了。传统的均势的因素被摒弃得越彻底，创造新均势的任务就要变得越加艰巨。战时三巨头罗斯福寻遍天下也很难找到一个交涉对象，像斯大林这样与他大大不同，罗斯福想要推行威尔逊式的国际和谐理念，斯大林视外交政策行为完全就是旧世界现实政治那一套。波茨坦会议期间，一位美军将领为了向斯大林示好，说：“真高兴见到俄军开入柏林。”斯大林却冷峻地答说：“当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还挥军直抵巴黎咧！”斯大林界定的和平条件与数百年来的俄罗斯政治家完全一脉相承——环绕在苏联广泛的边境，建立一条最宽广的安全地带。他欢迎罗斯福强调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主张，因为这样一来轴心国家就不能参加和平会议讨价还价，并且还能防止在和平会议上出现像塔列兰那样杰出的德国政治家。意识形态更强化了传统信念，身为共产党员，斯大林拒绝承认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有何不同。虽然他毫无疑问，认为民主国家没有那么残暴，甚至或许没有那么强悍难胜。斯大林根本不具备一种观念架构，使他能以信誉放弃领土，或者暂时搁置“客观”事实。因此，他要向其民主国家盟友提出一年多以前，他曾向希特勒提出的同一建议案，斯大林之与希特勒合作并非出于同情纳粹主义，后来与民主国家结盟也没能使他了解自由体制的可贵。他会借外交手段从每个临时伙伴那里拿走可以到手的东西，如果不能免费拿到，亦不惜武力抢来——只要不会有发生战争的危险的话。他的最高指导原则还是装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国家利益。套句帕默斯顿勋爵的话，他没有朋友，只是唯利益是图。斯大林唯有在其军事处境最困难之时，才显示最乐意谈判战后的目标。当刀子已经架在脖子上了，他才在1941年12月英国外相艾登访问莫斯科时做了些表示；其后在1942年5月，他派莫洛托夫先后走访伦敦和华府。然而，这些努力由于罗斯福激烈反对在此时详细讨论和平目标而告失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斯大林越来越有把握，战争结束时苏联将拥有大多数领土。鉴于由谈判桌上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有收获，斯大林把战后世界版图如何划定，交给他的军队能推进到哪里去决定。若是丘吉尔就会在斯大林占领有利位置之前，就和斯大林开始谈判战后欧洲秩序。毕竟，像斯大林这样的扩张主义的盟友，英国历史上已经遭遇过不少，也都克服过不少。若是英国国势更强大，丘吉尔必然也会从斯大林那里挤出实际的妥协，因为斯大林仍然需要别国施援——就好像远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前，已经从盟国得到承诺，在战后将允许低地国家得到自由。丘吉尔比他的两位盟友参与战事的时间要长得多，从1940年6月法国沦亡以后近一年的时间里，英国独撑反希特勒大局，也陷入无法思索战后目标的情境。挣扎求生存已经耗掉它的全部精力，并且战争的结果会是胜是负，一点都不确定，即使美国已经提供大量物资援助，英国也未必能够得胜。如果美国和苏联不参战，英国终究会被迫妥协或遭到失败。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同年12月7日日本进攻珍珠港，数日之后，希特勒也对美国宣战；情势如此发展，保证了英国将站在胜利的阵营，虽然战事可能还要拖延，牺牲依然不可避免，丘吉尔从这个时候起才能够实际地去思索战时目标。他必须在英国毫无判例的状况下去思索。当大战继续下去，情势越来越明显，英国维持欧洲势力均衡的传统角色已经逐渐淡出，加上针对德国要求它无条件投降，苏联势将崛起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导国家，尤其是如果美国把部队班师回国后，更是英消苏长的局面。因此，丘吉尔的战时外交就是在两大国之间运作——这两大国都威胁到英国的地位，只是来自不同方向而已。罗斯福主张全世界的自决运动，是对大英帝国的挑战；斯大林企图将苏联势力伸入欧洲中心，则有危及英国安全之势。丘吉尔夹在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和俄罗斯扩张主义之间，只得尽其所能，从英国全面相对弱势的地位去辨明英国古老的政策最合适——那就是，如果世界不是听任最强大、最蛮横的国家恣意横行，和平就必须以某种均势为基础。他也清楚了解到了战争终止时，英国已经再也没有能力全靠自己去防卫其重大利益，当然更谈不上去监督权力的均衡了。不管外表上是如何自信满满的样子，丘吉尔内心十分明白（他的美国朋友却还相信英国将能单独去维持欧洲均势），英国战时角色将是它最后一次以真正独立的世界大国身份去演出。因此，丘吉尔明白，盟国外交最重要的一部分莫过于交好美国，巩固英美关系，将来英国才不需要单独去面对战后的世界残局。这正是他日后大体上都对美国的主张礼让、接受的原因——只不过他也经常成功地说服美国接受，华府的战略利益与伦敦的战略利益密切相关。这项工作的确十分艰巨，罗斯福和他的部属对英国的动机深怀疑虑，尤其认为丘吉尔可能只关心促进英国的国家利益和帝国利益，以及加强权力均衡，而不大顾及美国对世界秩序的想法。其他国家绝大多数都会视英国追求其国家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美国领袖却认为这代表英国人的瑕疵。珍珠港事变后不久，罗斯福在一场私人宴会上说：“我们普遍对此一角色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够客观——尤其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可能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但那正是美国的普遍看法。我也一再试图告诉他（丘吉尔），他应该考虑到它。这是深植在美国传统里，这种对英国不信赖、不喜欢，甚至仇恨的心态。”由于罗斯福不愿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之前讨论战时目标，斯大林又宁可让战争来决定战后的政治结果，绝大多数战时对战后秩序应是如何的主意都来自丘吉尔。美国人对此事的反应，可以国务卿赫尔在1943年11月的一段话传达得最入神。他以极度贬抑的口吻谈到英国的传统作风是：“今后将不再需要势力范围、结盟、权力均衡，或任何其他特殊安排。过去不幸的岁月里，各国通过这些安排去确保其安全或促进其利益，今后统统不要了。”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与丘吉尔的个人关系，甚至比他和任何美国人都来得亲近，然而在某些特定问题上，他对丘吉尔的严酷态度远比对斯大林要厉害，他从丘吉尔身上找到了一位战时亲密战友；在斯大林身上，他看到的是一位维持战后和平的伙伴。美国人对英国的矛盾感情集中在三个议题上，美国本身反殖民主义的传统；战时策略的性质；以及战后欧洲的版图划分。不错，俄罗斯过去也是个大帝国，但是它的殖民地与其领土毗邻接壤，而且俄罗斯帝国主义对美国良知的冲击也不像英国帝国主义那样深重。丘吉尔或许抱怨罗斯福拿当年十三州殖民地与英国在20世纪的殖民属地相比较，是拿每一物质真相几乎都已不同的、相隔数个世纪的事情来做类比。然而，罗斯福志不在做历史类比，而是要定下美国的基本原则。在他第一次会见丘吉尔，两大领袖公布订定“大西洋宪章”时，罗斯福就坚持大西洋宪章不仅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全世界各地，包括被殖民地区在内。他说：“我深信如果我们要达成稳定和平，就必须让落后国家开发起来。我不相信我们能够一方面作战，反抗法西斯奴役，同时却不去努力，让全世界人民自落后的殖民政策中解放出来。”英国战争内阁则断然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解释。它说：“大西洋宪章是针对我们希望救离纳粹暴政的欧洲国家而发，不是用以处理大英帝国的内政事务，也不是用以处理美国与其殖民地，例如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英国方面故意提到菲律宾，乃是伦敦当局认为美国逾越本分，须予反制，要让美国领袖了解，如果他们的主张太过度，本身也会有损失。然而它却没有了解，事实上美国已经准备把它宣扬的这套理想付诸实行，一俟战争结束就要让它唯一的殖民地菲律宾独立。美、英两国对殖民主义的辩论一时不会中止，1942年国殇日（即每年5月最后一个星期一）的演说中，罗斯福的亲信、老友、助理国务卿威尔斯( Sumner Welles)重申美国历来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他说：“如果这场大战事实上是为解放人民而战，它就必须使得全世界以及美洲世界的人民的主权平等。我们的胜利必须带进全体人民解放的列车里，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完结。”罗斯福接着给国务卿赫尔下一张条谕，告诉他说：威尔斯的声明是权威性的谈话——这种姿势决非强化国务卿和其副手感情的好方法，因为它不啻暗示说，助理国务卿与总统的关系更为密切。赫尔后来终于设法把威尔斯挤走。罗斯福对殖民主义的看法可谓是先见之明。他要美国带头领导无可避免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免得让追求自决的运动演变成种族斗争。罗斯福曾经对他的顾问查尔斯·陶希格( Charles Taussig)表达过看法：总统说，他很关心东方的黄种人。他说，黄种人人数达11亿。许多东方国家里，他们受到一小撮白人的统治，令他们仇恨不已。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协助他们得到独立-11亿的潜在敌人真危险啊！有关殖民主义的争辩不到战争结束不会有实际结果，而到了战争结束时，罗斯福已经不在人世。但是有关策略之争却有立即的影响，反映出两国之间对战争与和平的理念大大不同。美国领袖倾向相信，军事胜利就是一个目标；英国领袖却寻求把军事行动和战后世界的外交计划联结来考虑。美国最主要的军事经验就是自己的南北战争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两场战争都以全面胜利告终。以美国人的想法，外交政策和战略可分段，成为分期的国家政策一部分。美国人的理想世界里，外交官不涉及策略，军事人员则在外交互动开始时，已经完成其任务——这个观点使得美国日后在朝鲜战争与越战中付出惨重代价。相对地，丘吉尔则认为战争策略和外交政策关系密切。由于大英帝国的资源远逊于美国，英国的战略家一向必须重视目标，也不能不重视手段。何况，自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打怕了，英国领袖决心要避免又一次同样的惨剧。任何战略如果有可能将伤亡降到最低，他们都有兴趣。几乎在美国一参战之时，丘吉尔就建议进攻他称之为轴心国最脆弱的小腹部——南欧，到了战争末期，他一再坚持，一再不被接纳，他力促艾森豪威尔抢在苏军之前，占领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就丘吉尔而言，这些目标之所以吸引他主张出兵，既不是因为巴尔干半岛敌军势力薄弱（事实上当地地形非常险恶），也不是因为这些中欧国家首都具备军事意义，而是因为它们可以用来制约战后苏联的影响力。美国军方领袖对丘吉尔的种种建议，显得非常不耐烦，只差没有暴发怒气。他们认为进袭南欧小腹部的战略，无非又是英国想把美国扯进去替英国利益打前阵的做法，他们遂以这是次要目标，不值得牺牲生命为由拒绝它。打从联合规划开始，美国司令员即力主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美方认为，前线位置在那里无关紧要，只要战争能全面胜利就好。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把德军主力引出来，投入战场。1942年，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对英国反抗他的第二战场计划，大为光火，威胁要掉转一年前所做的“ABC-1号”决定（亦即欧洲战场优先的决议），把美国集中到太平洋战场作战。罗斯福此时拿出了魄力，一如他带领美军参战一样，以战时强势领袖之姿，针对马歇尔的做法，罗斯福提醒这些吵架的将领，决定要以击败德国为优先，是基于美国利益的决定，不是对英国示惠。他说：“至关紧要的是我们了解，击败日本并未击败德国，并且美国在今年或1943年集中力量对付日本，增加了德国完全掌握欧洲和非洲的机会，只有击败德国才是击败日本，而且可能不发一枪、不牺牲一命即可挫败日本。”罗斯福大体上都接纳丘吉尔的战略，只在奠基巴尔干半岛这件事上划下界限。罗斯福支持1942年11月登陆北非之役，以及征服地中海北岸之后，于1943年春天登陆意大利，击溃意军，使它退出战局，在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之役，要到1944年6月才发动，此时德军已经气势衰竭，以后盟军伤亡人数大为降低，胜利亦指日可待。斯大林热切拥护开辟第二战场之情，不逊于美国军事领袖，但是他的动机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非军事因素着眼，在1941年，他毫无疑问急于把德军引离俄罗斯前线。事实上他渴望军事援助之情已经气急败坏，因而邀请英国派遣远征军进入高加索。1942年，德军向南俄罗斯推进之际，他继续不断要求开辟第二战场，但已不再提盟国派遣远征军的主意。斯大林在1942年底斯大林格勒战役告终，象征着苏军开始逆转失利之后，依然争取开辟第二战场。因为斯大林发现第二战场的可爱之处是在于它远离东欧、中欧和巴尔干，而在这些地方西方与苏联的利益极可能会冲突。并且，开辟第二战场也保证资本主义国家绝不可能在其中毫发不伤。妙的是，斯大林坚持在盟国的西线甚有发言权，却决不让民主国家对苏联的计划有丝毫接触，对苏联的军事部署可以允许它们稍稍知情。结果，在斯大林要求盟军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时（他一再要求能吸引30—40个师的德军兵力），盟军果然吸引了约33个师的德军投入意大利战场。然而，斯大林升高他反对采取自南翼进击的战略之声浪。他认为，此案主要缺陷就是在地理位置上，包含靠近苏联野心有意染指的国家。斯大林在1942年、1943年力促开辟第二战场，其要因正跟丘吉尔刻意想要拖延阻滞的目标相同——因为它会把盟国引离政治上有争端的地区。在辩论冷战的起源时，若干杰出的批评家提出说，盟军未能早日开辟第二战场，造成斯大林在东欧强悍不妥协。根据这一推理，迟迟才开辟第二战场，远比其他任何原因更让苏联生气。然而，此说不足信是因为，刚与希特勒签德苏公约、协商要瓜分世界的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党人，会在现实政治中如此吗？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大搞整肃、屠杀的人，会因此一战略决定就生气，而把军事目标与政治目标混为一谈，他玩这套第二战场把戏与别人并无两样——冷静、仔细盘算和实事求是。美国联合参谋首长只不过反映着美国领袖的信念而已。此一信念即是：胜利达成之前，不做任何有关战后世局的讨论。这是影响战后世界数国划分的致命决定，也造成冷战无法避免。一般而言，争取稳定与均势的国家应在战争犹仍进行期间，就竭尽所能去达成其基本的和平条件。只要敌人们在火线上交战中，它的力量间接强化了较和平一方的力量。如果此一原则被忽略，主要问题拖到和平会议召开前仍未解决，则最坚持一国终将夺得战果，只有通过大对立才能消解。盟国对战后目标取得协议，或至少也就此进行讨论，在二次大战中尤其有需要；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3年元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后公布了要求轴心国家无条件投降的政策。罗斯福基于若干理由做此建议。他担心讨论对德和平条件，可能使盟国意见分歧，并且他希望盟国集中一切精力先打赢大战再说，他也急于向犹陷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焦局的斯大林担保，决不单独对德国议和。但是，最基本的是，罗斯福力图避免日后有一批德国修正主义人士起来声称，德国当年是被空口承诺诳骗才停止了战争！可是，罗斯福拒绝在战争进行期间讨论战后世界秩序，却使得美国巨大的影响力只是去支撑一种欠缺均势或任何政治解决基准等重要因素的结果。然而，以威尔逊主义和谐至上的假设出发，罗斯福却扮演主要角色来影响战后世界的样态，在他的支持下，盟国召开一系列国际会议探讨战后世界秩序中的合作方式之蓝图：譬如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提出联合国的构想，在布雷顿森林会议讨论了世界财政金融体系，在温泉会议讨论粮食和农业问题，在华盛顿会议商讨救济和重建问题，在芝加哥会议商讨民航问题等等。但是他却坚定不移，不肯讨论战争目标，或者是冒着与苏联对此议题见解不一的风险去碰触它。起初，斯大林认为罗斯福回避以地缘政治层面来讨论战后之解决方案，是一种手法，试图利用苏联军事困难取得优势。就他而言，战局发展已经将由轴心国家即将瓦解而留下的真空状态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更有利于苏联的权力均衡关系。斯大林太熟谙传统的纵横捭阖手法，估计西方最后的和平条件会完全依军事作战结果而定，因此在1941年12月，甚至德军还长驱直人，直叩莫斯科近郊时，他仍试图与艾登商谈战后方案。斯大林在这次交谈中的开场白，明白显示出他指的不是大西洋宪章。他说，宣布原则有如代数学，太深奥了，他宁可搞些实际的算术。斯大林不想浪费时间去搞抽象观念，宁可以互惠让步做交换，最好就是以领土划分来进行。斯大林脑海里的想法就是老式的现实政治。德国应该被瓜分，波兰边界应向西移。苏联将恢复1941年的疆域，换言之，承认苏波边境以寇松线划定，加以保有波罗的海诸小国——这是明显违背大西洋宪章所揭示的自决原则。交换条件是，苏联将支持英国对于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和丹麦等国择地设立基地的要求，这些国家是英国的盟国！斯大林对局势的看法，与18世纪任何一位君主都无异：胜利者有权分享战利品！另一方面而言，斯大林还未对东欧国家的政治前途提出任何要求，他也对波兰国界问题略为示意可以有弹性。不过，英国总不能在大西洋宪章才宣布三个月就完全违背它的精神，美国领袖也不会考虑他们认为是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外交的这类秘密协议。即使是如此，斯大林此时的提案姑不论多么蛮悍，毕竟仍比战后实际出现的情形好得多——而且，经过磋商谈判，结果说不定更好。艾登为了避免弄僵谈不下去，答应会把他和斯大林的谈话内容向丘吉尔和罗斯福报告，日后再来继续这项问题的对话。尽管他的军事局势极端吃紧（说不定也正是因为军情告急），斯大林于1942年春天重提这个话题，丘吉尔早已准备好一谈，查出苏联究竟要以什么来换取承认1941年的国境线，但是，罗斯福及其顾问依然倾向避免让人以为有类似权力均衡的安排之印象，拒绝讨论战后议题。国务卿赫尔代表罗斯福致函丘吉尔，说道：“如果要放弃我们对政策、原则和实务所做的广泛基本宣示，将是不智之举。如果在一两个重要事例土（类似你刚建议的事例），这些原则被违背了，则贵我两国的任何一方都将站不住脚，也不会有稳定的规则去规范，或去坚持其他政府应遵循不渝。”斯大林又在1942年5月派莫洛托夫走访伦敦，摊开来讨论。四月间，为安排莫洛托夫到访事宜而讨论时，苏联大使伊凡·麦斯基( Ivan Maisky)重提四个月前斯大林提出的条件。苏联现在又要求在战后，与罗马尼亚和芬兰签订互助条约。考虑到德军依然深入苏联国境，斯大林此时再度提它，正透露出他的长期目标来——尽管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此时此议就范围或内容来讲，都还极为遥远，距战后因没有协议而产生的卫星国家而言，也有差距。华府方面对丘吉尔进行这类对话，强烈反对。赫尔指称，英苏会谈违背了大西洋宪章，藐视美国历史传统反对以武力变更领土的主张，也是倒退回臭名昭彰的过去权力政治的反转。罗斯福亦以大体相似的理论，向斯大林提出他的看法，斯大林复以一封简短信函，表示接到罗斯福的信息，但不置一语评论，明显表示对此一函件并不诚心接纳。斯大林同时驰书给丘吉尔，力促丘吉尔别理会“美国人的干预”。战争初起时，斯大林明显希望能就1941年国界线达成协议，他不会迂腐到不提出某种交换代价。斯大林愿意付出何种代价，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因为罗斯福邀请莫洛托夫直接来华府一谈，而中止了英苏对话。艾登1941年12月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曾暗示他对波兰边界线问题可以有弹性并称之为“开放的问题”。以事后的猜测，斯大林说不定会同意，以盟国承认苏联恢复1941年的国境线，换取他接受东欧各国流亡政府的地位（在此之前他尚未对此提出异议），并且同意波罗的海小国恢复1940年独立状态，同时允许苏联在其领土上设立基地，这或许有可能导致东欧国家采取芬兰模式——尊重苏联的安全，但是维持民主政府，也可自由进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这样的结果当然比实际发生的状况，对东欧人民的福祉更好，甚至在最后，亦对苏联有利。所有这一切种种可能在莫洛托夫于1942年5月底抵达华府后，统统消失了。因为美国要求苏联的不是政治协商，而是要就如何达成世界新秩序建立协议。罗斯福向莫洛托夫提出了替代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势力范围构想的美方方案。简单地说，这个方案就是通过四大警察观念的修正，恢复威尔逊的集体安全体制。罗斯福认为，这样的安排将可提供苏联远胜于传统的权力均衡所能给的安全。罗斯福为何相信才向丘吉尔提出这么马基雅维里式权谋之议的斯大林，会接受世界政府的方案？原因并不清楚，或许他认为，在最糟的情势下是斯大林坚持保有苏军已占领的领土，此时他在国内易于默认此一既成事实，而不是在军事结果尚不确定之下就同意斯大林的要求。罗斯福在殖民地问题上就明确多了。他提议“基于我们自己的安全，把取自弱国的”旧殖民地，交付国际托管。（他把法国也列入弱国）并且邀请苏联担任托管理事会的发起会员。如果莫洛托夫是个哲学家，可能会讶然历史竟然绕了一圈又重演，就在18个月之内，两个相互对立的同盟都来争取苏联加盟——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拉拢苏联参加德、意、日三国公约；罗斯福则来邀请参加与美、英、中同盟。在这两个场合中，德、美都以南方土地为饵，争取莫洛托夫；柏林愿意划中东给苏联，华府则愿意请苏联担任殖民地托管理事。然而，莫洛托夫在两个情形中，皆不允许自己偏离追求在苏军范围内唾手可得的目标。莫洛托夫也不认为有必要因谈话对象易人而调整其战术，他在华府采取和在柏林同样的做法，原则同意参加拟议的盟约，加入四大警察行列，就等于成为18个月前邀他人盟的三国轴心之大敌。他对此转折，一点也不觉得困扰，莫洛托夫跟在柏林一样，他的原则同意并不代表要放弃斯大林在欧洲的领土野心，在华府，亦跟在柏林一样，莫洛托夫坚持苏联恢复1941年国境线，要求苏联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芬兰有绝对影响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亦有特殊权利。在柏林和华府，他都把殖民地问题拖延到日后再来讨论。当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在战争犹在进行中时华府不肯讨论政治解决方案，斯大林从各种可能性里，怎么也料不到自己有此好运。因为这代表，只要德军还在战场作仗，他就不需要做任何让步。更重要的是，斯大林一旦了解美国要等到战后再洽商政治解决方案，他就放弃了不断诈唬的作风，绝口不再谈起这个问题。盟国步步趋向战胜，斯大林因为政治讨论迟迟不展开，而且竭力独吞战利品，获利最大；至少也可利用这些战利品在和平会议上为谈判筹码。没有人比斯大林更深刻了解先占先赢这句古训。罗斯福不愿因太早讨论战争目标而伤害到在战后与苏联的合作关系，除了威尔逊式理想主义原因之外，可能还出于战略原因。罗斯福或许已察觉苏联在战后有可能搞扩张活动，但也已觉得陷于美国人民的信念，以及战祸恐将不免这一两难困局里。为了维持作战努力，罗斯福一定必须争取美国人理念上的认同，而美国人正是最懊恼势力范围、权力均衡这一套。毕竟，国会才刚在几年前热切通过中立法，支持中立法的那些想法依然还在。罗斯福可能认为，不管苏联有何意图，他的最高战略就是让斯大林珍惜其信誉。只有在这一背景之下，他才会有机会动员美国人，起而反抗苏联的扩张主义。这是小阿瑟·施莱辛格的看法。他声称罗斯福已准备好一旦苏美关系恶化后的后退阵地，如“一支大军，一个海外基地网，和平时期的全面军事训练计划，以及英美独占原子弹技术”等等，皆已整备妥当。不错，罗斯福已经备妥以上种种工具，但是，他集结这些工具的动机是为了强化对轴心国家的战力，不是用来抗拒苏联的扩张主义的，美国取得这些基地是为了可以把驱逐舰转交给英国；发展原子弹是为了对付纳粹和日本；一切迹象都指出，罗斯福在战争告一段落时，将会迅速将军队复员，调回本国——他也的确在许多场合做此声明。不错，一旦罗斯福认定斯大林背信弃义，他会是一位技巧娴熟、决心坚定的反苏联扩张主义领袖，也会运用上述种种工具制俄。然而我们却没有太多证据说他已经做此判断，或已以可能与苏联对峙来评估美国的军事力量。战争接近尾声时，罗斯福曾表示不满斯大林的伎俩。然而，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的确前后一致坚持美、苏合作，并且视克服对斯大林的不信任感为最重要工作。沃尔特·李普曼对罗斯福的评语相当深刻，他说，“他不信任任何人。他认为他能做的就是比斯大林聪明。”如果说他有心如此做，他并没有成功。罗斯福刻意与斯大林建立私交，丘吉尔则不会如此做。希特勒进攻苏联，丘吉尔在解释英国为何决定支持斯大林时，说了一句不涉及个人信念或道义支持的话，丘吉尔说： “如果希特勒进攻地狱，我（丘吉尔）起码也会替魔鬼说两句好话。”罗斯福就没有这种保留态度，美国参战后不久，他就企图排除丘吉尔，安排与斯大林在白令海峡会面，这将是“你我之间非正式、完全单纯的几天盘桓会面”以促成“心意沟通”。罗斯福将只允许霍普金斯、一名译员和一名速记员与会，让海豹、海鸥来见证这场历史性的会谈。白令海峡会谈从来未能举行。但是，有两场高峰领袖会议确实召开了——一是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一是1945年2月4日~ 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两次会议，斯大林都刻意电告罗斯福和丘吉尔，他不急于开会；甚至会议地点也是精心安排力图使英美可以依从他。德黑兰离苏联国境只有数百英里，雅尔塔则在苏联境内。两次，西方领袖都得迢迢千里与会。对于罗斯福的残疾之身，参加德黑兰会议已经备尝艰辛，不堪负荷；到了雅尔塔会议时，他已经病势笃重，勉强抱病赴会。雅尔塔背负瓜分战后世界版图的千古骂名。然而，当会议召开时，苏联军队已经跨越1941年的全部国境线，取得了可以对东欧其他国家予取予求，片面施加苏联政治掌控的有利地位。如果说战后的解决方案可以在哪个高峰会议谈判，最适当的时机应是15个月以前的德黑兰会议。在此之前，苏联挣扎苦战，力图避免战败；到了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由苏军获胜，战争胜利已经确定在望，德苏个别言和也非常不可能。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本来打算住在美国大使馆里，与苏联大使馆、英国大使馆（两者背对背毗邻）有段距离。安全人员一直顾虑，罗斯福在前往英、苏大使馆开会的路途难保没有纳粹向路人掷炸弹暗杀，因此，第一次会议在美国大使馆举行后，斯大林邀请罗斯福住到苏联大使馆区内一栋别墅，罗斯福欣然接受，这栋别墅由苏联装潢，富丽堂皇，无疑地也装有窃听设备。罗斯福接受邀请，住进苏联大使馆，传递出信赖、友善的讯息不可谓不强。然而，这个友善姿态对斯大林的策略并没有重大影响，他还是一再抨击丘吉尔和罗斯福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喜欢将谈话对手逼在劣势地位。在这个事例上，大举开辟第二战场之论也好比“围魏救赵”，把问题集中在远离某一将有争议的地点以外的地区去。他诱出美英正式保证在1944年春天以前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三国就德国全面非军事化，以及如何分区占领德国亦达成协议。某次，斯大林力促将德国5万名军官统统处死，丘吉尔愤而退席，斯大林追出去，解释说那只是开玩笑的话，丘吉尔才肯回去继续开会——鉴于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下令屠杀波兰军人的卡廷事件( Katyn Massa-cre)真相，他并不是开玩笑说说而已。接着，罗斯福在一次私下会面时向一肚子狐疑的斯大林，勾绘他的四大警察理念。凡此种种议题的讨论挤掉了时间，有关战后安排的议题就只好留到会议的最后一天讨论。罗斯福同意斯大林把波兰国界向西移的计划，也暗示他不会在波罗的海问题上对斯大林施加压力。他说，如果苏联军队占领波罗的海诸小国，美国与英国都不会“翻脸”，不过他也建议举行公民投票。事实是，罗斯福此时依然不愿全盘讨论战后世局，就跟18个月前莫洛托夫访问华府时他的立场一模一样。因此他在谈到斯大林对东欧的战后方案时，语气不肯定，似乎有几分歉意。罗斯福吁请斯大林注意，美国国内有六百万波兰裔选民，对翌年他竞选连任的选情，举足轻重。虽然他个人同意斯大林元帅认为波兰复国的看法，他乐见“波兰”东边国境线向西推移，西边国境也再推移至奥得河。然而，他也希望斯大林元帅了解，基于上述政治理由，他不能在德黑兰或甚至明年冬天，参与就此问题之任何决定，他在目前也不能公开号称参与任何类似的安排。这可能是向斯大林表达，你看片面行动将冒重大风险？的确，这不啻暗示，美国的同意只是形式而已！罗斯福之所以如此没精打采道出美国的政治目标，是因为他认定他在德黑兰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四大警察的共识。他企图争取斯大林信任的手法之一，即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他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说：“温斯顿脸红气胀地皱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约瑟夫’。他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从此我们的交情又深化为个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大搞清洗运动、不久前还与希特勒握手的斯大林摇身一变，成了温和的人物。然而，罗斯福强调斯大林亲善的一面，并非是他个人偏好，而是充分显露他对人性善良面的信仰，超过了地缘政治分析。他把斯大林视为叔叔伯伯式的朋友，而不是极权主义的独裁者。1943年5月，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党搞世界革命的工具“共产国际”。此时，世界革命已经不是苏联的最高优先目标，它也已经没有充分实力去推动它。但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重要委员，德州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不久即出任外交委员会主席）却赞扬斯大林此一举动是转向西方价值的基础，“俄国人多年来都在改革其经济，也趋向放弃共产主义，整个西方世界将乐见其努力臻至高峰。”甚至，美国资本主义的大堡垒《幸福》杂志亦以同样的口吻赞扬有加。因此，在德黑兰会议结束后，美国人民对罗斯福总统借评介斯大林赞扬会议成就，也就不会惊讶了。他说：“我可以说和斯大林元帅相处甚好，他是一个兼具坚定决心、爱好幽默的人，我相信他是俄国心灵纯真的代表人；我也相信我们将和他以及俄国人民相处甚欢。”1944年6月，盟军终于登陆诺曼底并向东推进，德国战败命运已定。情势反转有利之时，斯大林也逐渐抬高价码。1941年，他要求盟国接受1941年苏联国境线，也暗示不妨修正它。1942年，他开始对波兰流亡政府的组成有了抱怨。1943年，他干脆成立一个所谓自由卢布林委员会来与波兰流亡政府打对台。到了1944年底，他已承认共产党人掌控的卢布林委员会为临时政府，取缔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1941年，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划定国界；到了1945年，它已变成要使政治上掌控超过苏联边界以外的地区。丘吉尔明白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切情势。但是，英国已经变得太依赖美国来支持其政策主张。英国也不够强大足以独力反对苏联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的野心作为。1944年1月，丘吉尔以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直接和斯大林磋商东欧的未来。丘吉尔到莫斯科访问停留八天。他草拟了一份势力范围图，递给斯大林。他以百分比法划分势力范围，譬如，英国可以获得90 010的希腊，苏联可以获得90%的罗马尼亚和70010的保加利亚；至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则五五对分。斯大林当场二话不说，立刻同意——不过，莫洛托夫则追着和艾登交涉，削减英国人的百分比，让苏联在每一个东欧国家所占的百分比都略占上风，只有匈牙利例外。英国的努力作为有几分哀婉凄美。过去从来没有以百分比来界定势力范围的事例，试问要以何种标准衡量遵行程度？又有何方法去执行它？势力大小唯有以军力谁强、谁先到达为准。因此，管它协议不协议，希腊落人英国的势力范围，其他的国家（除了南斯拉夫为例外）不论百分比怎么定，统统变成苏联的卫星国家。即使南斯拉夫的自由行动，也不是出于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协议，而是因为它只被苏联占领了很短一段时间，并且是靠自己打游击战争才自德国军事占领下获得解放。到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召开时，丘吉尔、斯大林的协议已荡然无存。苏联军队已经占领所有争议之地区，使得边境问题大体上均悬而未决。甚至，它亦与所有被占领国家的内部安排大大交缠在一起。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已经非常差，却必须长途跋涉，由马耳他飞到克里米亚半岛冰天雪地的沙基机场，再登车在覆雪、泥泞的路上颠簸5个小时到达90英里以外的雅尔塔，他的居室是莉娃迪亚王官的三室套房。（19世纪莉娃是沙皇喜爱的冬季王宫，1877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此策划进袭巴尔干的计划；1911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俯瞰黑海的悬崖上造了一座白色花岗岩王宫，正是三巨头开会的场所）。会议场景虽换，与会者的战术却是一贯。丘吉尔急切要讨论战后的政治安排，但是罗、斯两人另有打算，否决了他。罗斯福则追求就联合国的表决程序取得协议，强行要商定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非常乐意讨论这两个问题，因为时间花在讨论它们，就不会掉转来讨论东欧问题了。而且，他也渴望参加对日本作战（他并非如若干美国人研究指称的，勉强、不愿对日作战），因为这样他才有可能参与胜利国分享战利品。丘吉尔最关切的是欧洲权力均衡问题。他希望把法国恢复到大国地位，反对瓜分德国，降低苏联狮子大开口索取赔偿的要求。在这三个议题上，丘吉尔都获致成果；可是，这三个议题与东欧问题之解决相比，重要性相形见绌；而东欧问题由于红军的行动几乎无法收拾了。罗斯福向斯大林诉说，苏联应该做点退步，以免他在美国受到政敌攻击，也就是利沃夫市应保留给波兰，以免美国的波兰裔百姓反弹。斯大林却准备好辩词，他原来乐于从命，可是也不能不顾忌国内的乌克兰人会兴风作浪。最后，丘吉尔和罗斯福接受苏联的1941年国境线。丘吉尔接受这个要求，真是情何以堪！英国当年参战就是为了保护波兰的领土完整！他们并同意，波兰的西侧边境向奥得河与尼斯河移动，但由于尼斯河有两条，实际国境线也就没有解决。丘吉尔和罗斯福也接受苏联扶植的卢布林政府，但是附加一条但书，它必须接纳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若干民主人士加入。斯大林的让步是签署发表“解放欧洲共同声明”，保证在东欧举办自由选举及建立民主政府，斯大林显然认为他所答应的是“苏联版图的自由选举”，尤其是红军将可望立刻占领这些国家，届时摆摆样子即可，殊不知，他完全低估了美国人传统上对法律文件的认真、尊重。日后，美国决定组织起来反抗苏联扩张主义，其理由就是斯大林背信——自雅尔塔以来，事例众多。美国领袖和百姓都明白它。斯大林对罗斯福吁请参加对日本作战的反应，显示出他对待结盟游戏的规则与罗斯福可谓大相径庭。在一次避开丘吉尔的讨论中（英国还是日本侵略的最早受害人之一），听不见盟国团结为重的声音，也昕不见避免政治议题以建立对四大警察构想有利的先决条件的主张。斯大林一点也不避讳地坚持特殊利益，且应以策略性目标酬谢他。他要求的这些代价都是自沙皇时代寡廉鲜耻的贪婪要求的复活。斯大林主张把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主权交给苏联，还算勉强可以跟苏联的安全和俄罗斯的历史扯上关系。但是，他要求大连和旅顺开放为自由港，苏联有权统管中国的满洲铁路，却是抄自本世纪之初沙皇帝国主义的教科书。在雅尔塔会议里竟以秘密协议方式，同意他的这些要求，等于是让莫斯科恢复它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中国东北主宰者的地位。中共于1949年在北京建政后，苏联又失去此一地位。雅尔塔会议后，大家皆大欢喜。罗斯福向国会报告时，强调就成立联合国的种种事宜达成协议，但绝口不提对欧洲或亚洲政治前途的决定。一个世代以来的第一次，一位美国总统自欧洲归国，宣告历史的终结。罗斯福说：“雅尔塔会议应该宣示，过去数世纪以来尝试，却又终归失败的单边行动、排他性结盟、势力范围、权力均衡等制度，及其他种种权宜之计的终结。我们建议以全球组织来代替上述种种办法，让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最后都有机会加入它。我深信国会和美国人民将接受这个会议的结果，作为永久和平的架构之开端。”换言之，罗斯福把中国北方划给斯大林作为势力范围，来鼓励他参加一个将使得势力范围不具意义的世界新秩序。雅尔塔会议结束时，只闻庆祝战时团结一致的声音，日后将使之瓦解的种种裂隙，却无人注意到。当时希望依然很大，“乔大叔”也被看做是一位不复杂的伙伴，霍普金斯回顾起雅尔塔，还表示关切斯大林这个温和派会受到克里姆林官强硬分子的压力。他说：“俄国人表现出他们的理想与远见，总统及他们心目中都没有疑虑，认为我们和他们和平相处至我们所能想象的久远，但是在此我也必须做个修正，我想我们脑海里都有保留：如果斯大林不测，我们不敢预言结果应是如何，我觉得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理性、敏感和了解，但是我们永远不敢确信在克里姆林宫他背后的人是何种人？何种事？”美国人此后种种推论中都抛不掉这种一厢情愿的心理：克里姆林宫的现代老板本质是个爱好和平的温和派，需要施以援手克服他那些顽固的同僚。不论在克里姆林宫当家做主的是哪位苏联领袖，美国人一直延续着这种情绪。这种情绪到了后共产主义时期还存在，首先是在戈尔巴乔夫身上，接着又在叶利钦身上，都幻现出“温和派”身影。美国一直到战争结束前，都极重视领袖间的私交友谊，以及国家间的和谐关系。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在他的第四任总统就职演说中，引用爱默生的话“要交朋友，先得做个好朋友”来描述他的做法。雅尔塔会议后不久，罗斯福向其内阁谈论斯大林说：“除了他的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特质外，还有某种特质。”他认为，这个特质可能跟斯大林早年受的是要当传教士的教育有关，“我想，他自动感染基督徒绅士如何举止的教育。”然而，斯大林是个纵横捭阖现实政治的大家，不是基督徒绅士。苏军节节胜利，他悄悄向当时仍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的吉拉斯透露：“这场战争与过去的战争不同；不仅是占领了一片土地，亦将其社会制度加诸其上。每人都在其军力可及之处，建立其制度，绝对没有例外。”斯大林的游戏规则要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才明确。1945年4月，丘吉尔力促当时的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抢在苏军之前，先攻占柏林。美军参谋群不肯接受他这个要求，并利用它教训英国盟友，军事规划不能断断续续受到政治考虑的影响。他们解释说：“抢在俄国人前占领柏林，可能获致的心理和政治利益，不应该压过必要的军事考虑，以吾人之见，此处之军事考虑就是瓦解德国的武装部队。”由于事实上已经没有德军主力让盟国摧毁，不接受丘吉尔吁请，分明就是美国参谋首长的原则问题。不错，这些军事参谋对其观点非常坚持，艾森豪威尔将军遂直接在1945年3月28日致函斯大林，通知斯大林，他不会挥师向柏林前进，并且建议美、苏两国部队在德累斯顿附近会师。身为将领却径自向一国元首致函，已经够令人讶异，更何况谈的主题又具政治重要性，斯大林也不是会把平白送上门的免费政治礼物退回去的人。4月1日，他回书艾森豪威尔，表示赞同其评估；他也认为柏林的战略利益不是那么大，只会派少量苏联部队去进击。他也同意在德累斯顿附近易北河畔会师。既然艾森豪威尔送给他这份大礼，他也回报桃李，起码坦诚告诉艾氏他的政治优先顺序如何。然而，与他向艾森豪威尔的信誓旦旦截然相反，斯大林马上下令苏军地面主力攻势对准柏林。他诳骗艾森豪威尔，苏军攻击要在5月下半个月才能发动，实则命令朱可夫和科尼耶夫两位元帅，两星期内发起攻击！1945年4月，距雅尔塔会议仅只两个月，斯大林违背解放欧洲共同声明的行径已经昭然若揭，尤其在波兰方面更是肆无忌惮，恣意行动。丘吉尔已经无奈到只能写信，向“我友斯大林”恳切陈词，希其节制。一方面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波兰新政府里头不得有对苏联具有敌意的人士，丘吉尔促请斯大林把合乎条件的伦敦之波兰流亡政府若干人士纳入。但是，斯大林这时已经不以“不具敌意”为满足，他要的是一个“完全”友好的波兰新政府。1945年5月5日，斯大林答复说：“我们恕难同意，在组织未来的波兰政府时，纳入你们说的‘基本上不反苏’的人士；或者只排除你认为‘对俄国极其不友好’的人士，这两个标准，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将坚持，在进行筹组未来的波兰政府之咨商会议时，只邀请那些积极表示对苏联友好态度、诚实真心预备与苏联合作的人士参加。”此处形容诚如“积极”、“友好”当然指的是波兰共产党员，而且是完全臣服，听命于莫斯科的波共党员。四年之后，即使是一辈子忠贞的共产党员，若被怀疑具有国家意识，也将被逐出波兰政府。然则我们要问，是否有别的代替战略可行？或者说，以当时的地理条件和军事现实而言，民主国家是否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些问题不免常常游现脑海。因为，回想起来，每件事发生时似乎都无可避免。中间停顿越久，就越难想象会有不同的结果，或是证明不同方案的可行性。历史又不能如同电影倒带，随意再来剪辑，弄出新的结局。恢复1941年苏联国界已近乎无可避免。西方国家若能采取较机动的政策，本来或许可能获致某种修正，甚至让波罗的海诸小国恢复某种形式的独立，或许另以签订互助条约与苏联维持关系，并准许苏联设置军事基地。如果说有可能达成此一结果，时机应该只有1941或1942年那段时候，因为苏联依然濒临全面覆亡的危亡边缘。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不愿在此时让苏联决策者感受压力，得面临此一不太乐意的选择：因为此时美国尚未参战，而西方国家最担心的就是苏联随时可能崩溃。斯大林格勒之役结束后，重提东欧前途问题并不会有苏联溃败或可与希特勒单独媾和之虞，盟国应该在此时设法解决毗邻苏联地区的政治结构，替这些国家取得类似芬兰的地位。如果民主国家十分坚持，斯大林会与希特勒片面言和吗？斯大林从来没摆出这种威胁，但是却设法制造一种德、苏可能单独议和的印象。只有两段故事透露出斯大林可能曾考虑过单独议和。当德、苏战争爆发初期，情势危急，据说，斯大林、莫托洛夫和卡冈诺维奇要求保加利亚大使向希特勒试探，是否可能解决波罗的海诸小国、比萨拉比亚的问题，并愿割让部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大体上就是退回到1938年的苏联国境线——但是，这位大使拒绝带话。希特勒当时也必然拒绝这样的解决方案，因为德军已全面扑向莫斯科、基辅和列宁格勒，早已跨越这个“和平方案”所提议的地区，纳粹打算把苏联逐退到远在莫斯科后方的阿尔汉格尔至阿特拉克汉( Archangel toAt，akhan)以东地区，并将该地区人口减少，设法奴役或歼灭。第二则故事就更为隐讳，不甚明了。它发生在1943年9月，即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八个月，也是德军进袭装甲兵团几乎全军尽没的库尔斯克战役之后两个月。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报告一则奇怪的故事，曾任苏联驻柏林大使的一位外交部次长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访问，里宾特洛甫解读这是个机会可以试探依1941年国境线和苏联单独言和。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此时苏军早已反攻，靠近其1941年国境线了。希特勒拒绝了，他对其外交部长说：“里宾特洛甫，你也晓得如果我今天跟俄国达成协定，我明天还是会攻打她的——我没办法控制自己不打她。”他也以同样的话告诉戈培尔，时机“完全不合适”，得先在战场上赢得一场决定性的大战，才可能谈判。直到1944年，希特勒依然深信只要他能击退盟军的第二战场攻势，他就可以回师征服俄国。最重要的是，即使沿着1941年国境线德苏缔和，也不能解决斯大林或希特勒的问题，它会使得斯大林直接面对一个强大的德国，他日一旦德苏又爆发冲突，民主国家会不理睬苏联这个背信的伙伴。至于希特勒也会把它解读成为，准许苏联部队向德国挺进，可是并没有保障他们不会伺机恢复战争。罗斯福的四大警察构想跟威尔逊更为广泛的集体安全构想，都遭到同样的困难：这四个大国的全球目标并不一致。斯大林把他的偏执狂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俄罗斯帝国主义混合在一起。他解释四大警察基本普遍共有的价值观念，不偏不倚执行世界和平乃是苏联趁火打劫的机会，要不就是资本主义者设下的陷阱。斯大林知道英国本身没有力量制衡苏联，因此有可能在苏联面前出现一个巨大的真空形势。随即在日后有可能使得苏联与美国发生冲突（身为第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大林认为美苏冲突恐怕势所难免）。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斯大林的路线很清楚：他将命令苏联部队尽力向西推进，一则是掌握更多的战利品，再则也争取更好的谈判地位以待来日外交摊牌时派上用场。美国本身也没准备好要接受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警察构想的结果。如果这个构想要能运作奏效，美国就要在和平受到威胁的任何地方进行干预。可是，罗斯福却不厌其烦再三告诉盟国，美国部队或美国资源都不会投入欧洲复兴计划，维持和平的任务必须由英国和苏联承担。他在雅尔塔会议上也对其与会同僚说，美军在占领地驻留不会超过两年。如果事实如此，苏联必然可以主宰中欧，英国也将陷入逃脱不出的窘境。一方面，英国已经不再强大到可以独力抗拒苏联去维持和平，另一方面，英国固然也会采取某些具体行动，却颇可能遭遇传统的美方反对，譬如说，1945年1月，《纽约时报》报道罗斯福曾以秘函给丘吉尔，商量英国试图在希腊维持非共政府的事宜，根据此一报道，罗斯福清楚表示，美国对战后英美关系是否能合作无间，信心极脆弱。“英国人受到严正告知，获悉一旦美国人民认为这场战争只是帝国主义者之间彼此敌对的斗争，美国民情可跟英国天气一样善变。”但是，如果美国拒绝为保卫欧洲而介入，英国企图单独行动又被贴标签指为帝国主义行径，四大警察论势必走上20世纪30年代集体安全理论同样的覆辙，制造出同样的真空状态。除非美国人改变观点，否则即不可能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等到美国了解到这一危险，重新进入乱局时，它在战时极力避免的势力范围已然成立，而且国境线更为不利。毕竟，地缘政治无可避免，必然存在。美国又被拉回欧洲；日本和德国也复建，以便重建均势；苏联也展开为期四十五年的紧张对峙情形，而且其战略过度延伸终于导致其覆亡。亚洲的问题又不一样。罗斯福把中国列入四强之内，部分是出于礼貌，部分是在其全球布局中也需要有个亚洲伙伴。然而，中国比英国更没有实力执行罗斯福分派给它的任务。大战终止时，中国是个身陷内战剧痛煎熬的低度开发国家。怎么可能担任世界警察？当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提出四大警察的构想时，斯大林就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如果中国试图出面解决欧洲的争端，欧洲人将如何反应？他又说，以他的看法，中国不够强大到足可担负此一世界警察角色，因此建议创立一个地区委员会时代，来维持和平。罗斯福以这样做有类似势力范围之虞，拒绝了这项建议。和平必须以全球为基础来保卫，否则就根本没有意义。当我们把所有围绕着罗斯福的种种晦暗不明因素都澄清之后，不免要问：是否有别的方式可以获得美国人民的支持？毕竟，美国人更能相信，一个明确排斥民主原则的体系，可能会幡然转向，而不大能够从过去的和平方案中学到教训——在现实世界里，两者都得靠均势才得以滋长，也得靠道德共识才能长久存在。丘吉尔的地缘政治分析证明远比罗斯福正确。不过，罗斯福不愿以地缘政治条件看待世局，乃是促使美国参战，并使它能维护自由大业的同一个理想主义之另一面相。假如罗斯福遵循丘吉尔的方案，他有可能增强美国的谈判地位，但也可能牺牲了美国抵抗冷战冲突的能力。罗斯福在战时忍辱负重乃是为美国日后重建全球均势的大策略打下基础——但是，美国一直否认它事实上如此作为。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的观念可能过分乐观。但是从美国历史来看，如果美国希望克服前头的危机，这个立场几乎就确切代表着美国必须经历的一段过程。最后，罗斯福率领美国社会走过其历史上最大的两次危机，如果他被灌输更多的历史相对论观点，他在从事这些努力时，必定就不会这么成功！不管是多么无可避免，大战结束，留下一个地缘政治大真空形势。权力均衡已毁，广泛的和约依然虚幻难捉。世界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分裂为两大阵营。战后时期将成为一段漫长痛苦挣扎、以达成战争结束前即已困扰各国领袖的和解方案的时期。第十七章 冷战的开始杜鲁门其人及外交政策罗斯福总统就像摩西，见到了乐土却可望而不可即；胜利在望，却赍志而殁。当他亡故时，盟军已深入德国境内，盟军进攻日本本土的前奏冲绳岛战役也刚开始。罗斯福死于1945年4月12日，噩耗传出，并不令人意外。元月间，他的医生发现总统的血压极不稳定，已经断定除非他能避免一切繁闹、紧张，否则难以活命，以总统职务日理万机的压力而言，医师此一评断无异于宣判他死定了。在这段疯狂时刻，已被围困在柏林的希特勒和戈培尔一度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即将目睹德国历史书上所谓“勃兰登堡王朝奇迹”会历史重演，所谓勃兰登堡王朝奇迹是指七年战争期间，俄罗斯军队已兵临柏林城下，情势岌岌可危，俄皇突然亡故，继位的沙皇素来对德友善，腓德烈大帝因而免于覆亡这段故事。然而，历史于1945年并未重演。纳粹罪行令人发指，至少使得盟国同仇敌忾，决心一定要铲除纳粹毒孽。纳粹德国崩溃，权力真空亟待填补，导致战时盟国伙伴关系解散。盟国的目标太过分歧：丘吉尔亟欲阻止苏联控制东欧；斯大林则因苏军战胜，俄国人民英勇牺牲，希望在领土上能有所得作为报偿；杜鲁门初接任，有心努力维持罗斯福的做法，保持盟国合作关系；然而到了他的第一任任期届满前，战时和谐相处的任何迹象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美、苏两大强国在欧洲事务上已经相互对抗，互别苗头。杜鲁门总统的出身背景与他伟大的前任罗斯福总统相比，可谓迥然不同。罗斯福是美国东北部世家子弟，杜鲁门则来自中西部农村中产阶级家庭。罗斯福受教于第一流的中学和大学，杜鲁门一辈子的最高学历只是高中毕业（虽然艾奇逊曾敬佩地赞誉他的学力不逊于耶鲁毕业生）。罗斯福自幼即被培养要出人头地、做元首；杜鲁门则是堪萨斯城政治机器运作捧出来的人物。罗斯福原本属意以贝尔纳斯为他的副总统，却因工会反对，不得不作罢，改以杜鲁门为副手。杜鲁门脱颖而出之前的政治经历，实在没有迹象预兆他会是个不寻常的总统。杜鲁门缺乏实质的外交政策经历，罗斯福亦未充分让他与闻涉外事务，杜鲁门承继的任务不可谓不艰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谈的协议已经行将瓦解，他却得独自负起结束这场大战、并且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任务。史实显示，杜鲁门在其任期内目睹冷战开始，发展出遏制政策，在日后亦以此赢得冷战。他引领美国成立第一个和平的军事结盟关系。在他的指导下，罗斯福的四大警察理念被前所未有的一套同盟关系取代，这套关系是以后四十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奉行美国的价值具有举世普遍性的信念，出身中西部的这位老实人，鼓励业已战败的敌人重新加入民主国家的阵营。他支持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投入美国的资源与技术、协助遥远的其他国家复苏与开发。我只见过杜鲁门一次，时为1961年初，当时我还是哈佛大学新出道的教授。由于被邀请到堪萨斯城演讲，我借机到邻近的密苏里州独立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去拜访这位前任总统，岁月流逝并未使得他飞扬的意兴稍挫。带领我参观了图书馆后，杜鲁门邀我进入仿他白宫时代椭圆形办公室布置的书房。听说我偶尔为肯尼迪总统提供顾问意见，他问我学到什么。我以华府社交界学来的标准应酬句子答复说，依我之见，官僚体系运作得有如政府的第四权，严重限制了总统的行动自由。杜鲁门不耐烦听这套“书生之见”，制止我说下去，然后对我说教，谈起他对总统角色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总统知道本身想要什么，任何官僚都不可能制止他的作为。身为总统必须知道何时停止接纳忠告地乾纲独断。”谈话很快退回到我比较熟悉的学术领域后，我请教杜鲁门：哪一项外交政策决定是他最希望受后人承认不忘？他一点也不犹豫，立刻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助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稍后，他和我一道散步，穿过独立城的街道，到他居住的简朴房子，去见他太太贝丝。我重述这段话是因为它透彻地表露出杜鲁门典型美国人的本质：他对总统职务的崇敬以及总统职责的看法；他对美国的实力的自豪；以及他深信美国的最大天职是作为全体人类自由与进步之泉源的笃敬。罗斯福谢世以前的声望已经到近乎神人的地步，杜鲁门必须在罗斯福的身影下走出来，建立他的施政风格。杜鲁门真心崇拜罗斯福，但是最后却必须与每位新任总统一样，必须以自己的经验与价值观，来重塑他的职位。杜鲁门刚上台，对盟国团结一致的承诺就远比罗斯福轻微得多。对这位孤立主义的中西部弟子而言，盟国团结一致是种实际的选择，感情或道义需求的意味少得多，杜鲁门也不曾经历战时美苏同盟的那种意兴飞扬的情境，何况他一向对苏联持谨慎态度。当希特勒挥师进攻苏联时，担任参议员的杜鲁门视这两个独裁政权在道德上蛇鼠一窝，因此建议美国应该鼓励他们自相残杀，同归于尽。他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他们都不是守信诺的人。”尽管罗斯福健康情形日益恶化，在杜鲁门任职副总统的三个月期间，他却未曾被邀参与任何重大的外交政策决定。甚至他从未被告知原来的原子弹开发计划！杜鲁门面对的国际大环境，其分界线仍未确定，端视东、西双力军队前进至何位置而定。经盟国军队解放后的各国，其政治命运仍未解决。传统的大国大部分仍需调适其已经有变化的角色。法国国势已衰，英国虽然战胜却已疲弱，德国则遭瓜分为四块占领区-1871年以来其势力一向令欧洲惴惴不安，但目前却因战败无力而使欧洲有陷入紊乱局势之虞。斯大林则借西欧衰弱、美军计划撤退的真空状态，挥师西向，把苏联国境向西推进600英里，直达易北河畔。杜鲁门的第一个直觉是，与斯大林交好，特别是美军参谋首长依然热切盼望苏联能参与对日本作战。虽然他在1945年4月与莫洛托夫初次会面，即对俄方强悍态度颇为不豫，他却归因这是两国历史经验不同而生的性格不合现象。杜鲁门说：“我们必须强硬对付俄国人，他们不知行止，好似水牛闯进瓷器店。他们建立政府只有21年，我们已逾100年，英国更是有数百年悠久历史。我们必须教导他们如何知行知止。”这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式想法。由和谐为上的角色出发，杜鲁门认为与苏联的歧义不是因为地缘政治利益冲突而起，而是因为俄国人“不知行止”、“政治的不成熟”所致。换言之，他相信可以把斯大林导人“正常”行为。美方逐渐了解事实是：美苏关系紧张并非因双方误解而起，而是双方政策、目标迥然不同，无法调和而起，这才是冷战揭开序幕的故事。杜鲁门继承了罗斯福的高级顾问群，接任伊始，也有意萧规曹随，继续推动罗斯福的四大警察观念。1945年4月16日，在他接任后四天的一篇演讲中，杜鲁门比较世局和紊乱，认为除非采取全球集体安全体制，否则必然是无政府状态。杜鲁门重申信守罗斯福的信念，即战时盟国负有特殊义务维持团结一致，以便建立和维持和平的国际新秩序，尤其是保卫国际争端不应借武力解决的原则。他说：“有关未来世界和平最重要者，莫过于各国继续合作，集中一切力量，击败轴心国家统制世界的阴谋。而这些伟大的国家则有特殊责任去维持和平，其责任系根据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在国际关系上除了护卫法律外不得使用武力的义务而来。”杜鲁门的演讲词撰稿人显然认为不会有太多变化，也或许是他们认为此一标准演讲词无懈可击，不必再做更动，因此4月25日，杜鲁门在旧金山向联合国成立大会致词时，又重申同一论点。分别会谈尽管调子唱得高，地缘政治的铁的事实却界定了大环境条件。斯大林恢复他执行外交政策的旧方法，并且要求以他最看重的代价——领土，报偿他的胜利。他了解讨价还价，也可能愿意折冲议价，但是必须有确切的利益目标——譬如，西方愿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或者是以接受共产党势力在东欧若干限制，来交换大量巨额经济援助等确实利益。但是，超越这个有史以来最无道德原则的大国领导人理解范围的，乃是外交政策应以集体友善和国际法作为基础这个想法。斯大林认为，世界领袖面对面沟通或许可以反映出力量的相互作用，或者是国家利益的权衡，但是并不能改变它。因此，他从来不对罗斯福或丘吉尔一再吁求的恢复战时同盟关系，有所回应。以罗斯福享有的盛大声望或许可能使斯大林稍为节制其作为。斯大林最后将在“客观”事实之前做出让步；就他而言，外交乃是一种更广泛、无可避免的斗争，以定义势力关系而已。斯大林与美国领袖打交道，遇到的困难是，他根本不能了解在他们思考外交政策时为何那么看重道德性和合法性。斯大林的确不了解，为什么美国领袖对美国并无明显战略利益的东欧国家之国内结构如何，大做文章。美国人坚持原则立场，又不和任何战略利益有关联，实在有悖传统常情，使得斯大林认定美国必定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当时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哈理曼曾报告说：“我担心斯大林现在不会，将来也绝不会了解我们为何把一个‘自由波兰’当做原则问题。他作为现实主义者很难理解我们对抽象原则的信仰。他很难了解我们为何会干预苏联的对波兰政策，波兰攸关俄国的安全。”斯大林身为玩弄现实政治的高手，必然已预计到美国会反对因红军进驻欧洲大陆中心而树立的地缘政治新均势。然而，他又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不会预先就做让步；他必然已思索过，最好是整合好手中已有的谈判筹码，紧紧掌握住他的猎物；然后静待盟国的动作。斯大林只会在意那些攸关危机、报偿后果的动作。盟国既未施加任何压力，斯大林当然相应不理。斯大林对美国展示出他在1940年对付希特勒的同样态度。1945年的苏联，由于战争伤亡以千万人计，1/3的国土饱受战火蹂躏而衰弱不振，面对的美国是个夷然无损、具有原子弹独立优势的大国。1940年的苏联，面对的德国也控制了整个欧洲大陆大片江山。面临这两种情境，斯大林并未做出退让，反而先整合苏联阵地，试图诈唬其潜在敌人，使他们误以为他可能向西挺进而非退却。不过，他一连两次都错估了对手的反应。1940年，莫洛托夫奉命访问柏林，使得希特勒坚定了入侵苏联的决定；1945年，同样这位苏联外交部长，却造成美国的友好变成冷战对峙。丘吉尔了解斯大林的外交盘算，采取两个动作反制苏联。他力促美英苏三国迅速举行高峰领袖会议，把问题摊开来谈，且要抢在苏联已稳固其势力范围前开会。会议召开前，他希望盟国能尽量掌握更多的谈判筹码。他见到盟军推进速度超过原先计划，与苏军会师之地更靠向东边，因此盟军掌握了分配给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约1/3，其中包括许多工业化地区。丘吉尔建议以这一部分领土，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中作为谈判筹码。1945年5月4日，他致电即将在华府晋见杜鲁门的英国外相艾登，指示他：“盟国不应该自目前的阵地撤退到占领线，除非下列问题获得满意答复：波兰，俄军占领德国系临时性质，多瑙河流域国家（尤其是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巴尔干各国，究竟是俄国化或俄国掌控的，条件如何确立。”然而，美国新政府对英国的现实政治主张，却已不若罗斯福总统时代那样反感。因此，战时的形态又重新演出。美国领袖乐于同意在7月下半月于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高峰会谈。但是，杜鲁门还不愿意接纳丘吉尔的建议，丘吉尔认为与斯大林打交道的方法最好是有酬有罚，才能获致成效。杜鲁门政府也和其前任一样，要让丘吉尔明白搞均势外交的日子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6月底，距预定的高峰会议不到一个月，美军撤到原先协议的分界线，使得英国别无选择，也得依样撤军。甚至，就好像罗斯福过分高估英国的力量一般，杜鲁门也高估了自己能在英国与苏联之间做调解人的分量。另外，杜鲁门为了避免让人以为他和英国联手制俄的印象，也不顾丘吉尔的不豫，婉拒英国邀请他在前往波茨坦途中过境，以庆祝英美战胜。然而，杜鲁门却不忌讳单独与斯大林会面。他以罗斯福总统安排白令海峡会谈时的同样借口（与丘吉尔不同的是他与斯大林素未谋面），建议与这位苏联领袖单独会晤。但是，就跟杜鲁门的顾问忌讳让人产生华府与伦敦联手行动的印象一样，丘吉尔也非常敏感，生怕被排除在美、苏会谈门外，不得参与讨论。根据杜鲁门的回忆录透露，丘吉尔气呼呼地照会华府，他将拒绝参加一项杜、斯会谈延续性质的高峰会议。为了执行他的自命的调解人角色，与盟国领袖建立直接接触，杜鲁门决定分派特使前往伦敦与莫斯科。罗斯福的亲信心腹霍普金斯，衔命前往莫斯科；派去见丘吉尔的特使，却似乎更适合去见斯大林，而不具备能力探测英国首相的心意。这位特使约瑟夫·戴维斯是战前的美国驻苏大使，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出使莫斯科纪闻》。戴维斯是个投资银行家，在共产党的眼光中被列为大资本家；但是他却发展出美国多数使节（尤其是非职业外交官）都易染上的倾向，成为他们驻节国家的代言人。戴维斯著作的使俄回忆录，几乎在每一个想象得到的题目上都似鹦鹉学话，重复俄方的宣传话语，包括受到斯大林清算的人都是罪有应得等等。大战期间，有一回他奉罗斯福之命前往莫斯科，这位粗心大意至极的戴维斯竟然极其鲁钝地在美国大使馆内招待一群苏联领袖观赏依他的畅销书拍摄的影片。国务院的官方报告指出，这群苏联宾客“怏快不乐地狐疑地”望着银幕上展现出他们那些旧日同僚的种种罪行。（他们心中说不定暗自猜测，影片可能正是描绘着他们自己未来的命运吧！）因此，杜鲁门派他到唐宁街去了解丘吉尔对战后世局的观点，可谓失人之至。戴维斯1945年5月底的伦敦之行，就和他在二次大战期间衔命访问莫斯科一样虚幻不实。戴维斯关切持续美、苏伙伴关系之情，远胜于要想演化英、美关系。丘吉尔向这位美国特使详尽说明他担心斯大林意欲并吞中欧，也强调英、美应团结抵抗斯大林。针对丘吉尔分析苏联的挑衅情势，戴维斯却以讽刺的口吻反问这位老雄狮，是否“他和英国后悔没有支持希特勒，因为就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主张的这套说法正是希特勒和戈培尔在过去四年一再的主张，希望能打破盟国团结，分享征服成果。”戴维斯认定东西外交只能根据斯大林的信守承诺才有前途，否则不会有任何进展。戴维斯回报杜鲁门，依他之见，丘吉尔固然伟大，却是彻头彻尾的伟大的英国人，对维护英国在欧洲的地位，远比对维持和平来得重视。原本是罗斯福的参谋首长，现在为杜鲁门留任的参谋首长海军上将莱希，证实了戴维斯的观点颇多人同感，他支持戴维斯的报告而宣称：“这与我方参谋对丘吉尔在整个战争期间态度之评估，完全吻合。”这个事例正是美国对现实政治直接反应的最佳例证。戴维斯和莱希非常不满意英国首相只关心英国的国家利益（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天经地义都会这么做），虽然丘吉尔的追求欧洲大陆均势，是英国300年来历史的具体表征，美国人却视之为异常之事，如此与追求和平的目标接触——好似手段与目标必然就不能两立，而非互补互成。战时曾数度衔命访问莫斯科的霍普金斯则发现此行气氛非常融洽。然而，气氛融洽是一回事，他与斯大林的会谈却可能在无意间深化了双方在东欧的僵局，并且加速了冷战的发生，因为霍普金斯依然遵循他的战时老套，强调双方应和谐，不宜对立。他无法正颜告诉斯大林，俄国一意孤行势将与已被激起的美国民众，发生严重争端。霍普金斯一辈子的外交经历，使他认为一切的不同意见可在了解与善意的气氛下化解——而这个范畴都是斯大林根本不理解的东西。斯大林在5月底、6月初的这段期间，与霍普金斯做了六次谈话。斯大林运用他的谈话惯技，把对话人置于防御地位，先发制人地抱怨美国终止了租借法案的援助，而且美苏关系亦已冷却下来。他又警告称，苏联决不向压力低头——当谈判人寻找保持颜面的方法，以决定不透露他的底限所可能接纳的让步时，经常用上这招外交伎俩。斯大林声称他实在不了解美国为何关心波兰是否举行自由选举这档事。意大利、比利时，也还都未举行选举，苏联也没有说话呀！西方国家为什么独独关切波兰和多瑙河流域国家这些与苏联边境紧邻的地区呢？霍普金斯和斯大林各说各话，没有结论，霍普金斯一直没能传达给斯大林明确的讯息：美国人对东欧自决的议题极为看重。的确，霍普金斯展现出绝大多数美国谈判代表的作风，即使在陈述其最为坚持的立场时也避免显示出决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他们总是心存希望可以妥协，因此设法给谈话对象预留台阶。这套做法的反面就是，一旦美方谈判代表对另一方的信誉失去信心，他们就断然掉头而去，甚至还会极其僵硬，毫无通融转圜余地。霍普金斯谈判风格的弱点因美方基于战时结盟而对斯大林及苏联过分礼遇，益发扩大。1945年6月，斯大林已经片面划定波兰的东边国境线和西边国境线，强硬地扶植亲苏的傀儡政府，并且悍然违背他在雅尔塔许下的举办自由选举的承诺。尽管如此，霍普金斯觉得还是可以把苏美之间的分歧，形容为“围绕着波兰问题而出现的一些无足轻重的事项”。他依旧以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谈和雅尔塔会议时的战术，要求斯大林修正他对东欧的要求，帮助杜鲁门政府缓和国内所受的压力。斯大林声称愿接纳建议，使得波兰新政府合乎美国的原则。他请霍普金斯推荐四、五位民主人士以备加入华沙政府，他声称苏联基于军事需要的迫切性只得先成立华沙政府。当然，允许民主人士象征性地加入共产党政府，并非关键议题，是否举办自由选举才是问题所在。而且，共产党亦已展示出它摧毁联合政府的技术出众。总而言之，霍普金斯承认他口袋里没有人选可以推荐加入新政府，正足以让斯大林认为美国对波兰局势并不十分认真对待。波茨坦会议与冷战揭幕斯大林依循俄罗斯传统做法，坚持他在邻国地区可以自由行动。从俄罗斯200年前出现在国际舞台起，俄罗斯在与邻国发生争执时，总是习惯双边协商解决，不愿提到国际会议上解决。1820年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30年之后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以及1878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都不了解英国为何要介入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纠纷。在这些事例及其后的各个事例中，俄罗斯领袖的立场是他们在与邻邦交往时有权自由运作，如果受阻，他们就倾向于诉诸武力。一旦诉诸武力，他们就决不退却，除非有爆发战争之虞才会节制。总之，杜鲁门分派特使走访伦敦和莫斯科，证明了他们在下列两条道路上不知如何取舍：一是遵循罗斯福政策，维持和平，可是在这条路上美国并没有伙伴同行；一是他对苏联在东欧的行动日益动怒，或是在这方面他还没有良好政策。杜鲁门还未预备好面对由战胜而带来的地缘政治现实状况，或者放弃罗斯福的世界秩序由四大警察来管理的观点。同时，美国也尚未承认势力均衡是国际秩序的必要，而不是欧洲外交的怪胎。波茨坦会议自1945年7月17日进行到8月2日，罗斯福四大警察的构想至此告终。美英苏三个领袖在德国最后一位王储的旧邸，隐蔽在大公国内的一栋英国式别墅中开会。选择波茨坦作为会议地点是因为它属于苏联占领区，又有铁路可通（斯大林非常厌恶坐飞机），可由苏联安全部队防卫。美国代表团抵达之时，原本仍抱持战时对世界新秩序的观点。作为美国代表团讨论提示用的国务院简报资料，仍然认为建立势力范围将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这份简报资料引用威尔逊主义的正统理论，认为势力范围“代表最纯粹的权力政治，带来各式各样伴随而来的不利。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去除让各国觉得需要以此势力范围建立其安全的原因，而不是协助一国建立实力去对付另一国”。国务院并未说明，在没有权力政治运作下，有什么东西可以鼓励斯大林妥协，或者说如果不是利益相悖，又有什么原因造成冲突呢？无所不在的戴维斯也随团与会，担任总统顾问，他似乎挺满意自己的意见（有时已近乎宽容斯大林）颇受杜鲁门重视、接纳。例如，在激烈交谈后，戴维斯递条子给杜鲁门，建议说：“我认为斯大林的感情受伤害，请对他好一些。”娇惯别人，尤其是娇惯共产党人，根本不合杜鲁门的作风。然而，他还是勉为其难去试。起初，他宁可欣赏斯大林的简慢作风，而不喜欢雅致的雄辩滔滔。他在给母亲的家书上提到，“丘吉尔老是说个不停，斯大林则咕哝几句，但你能了解他的意思。”杜鲁门日后告诉戴维斯，7月21日的一次私下晚餐中，他与斯大林坦诚交谈，“……我想劝服他相信，我们跟他坦白无讳，志在和平与世局稳定，对他们毫无敌意；我们也毫无所得，只希望我们国家安全、友善睦邻的和平，而且这项工作有待双方合作去做，我特别强调它，也认为他相信我这一席肺腑之言。”不幸的是，斯大林的思考范围内根本没有：谈判对手声称对交涉议题没有利害瓜葛考虑这一回事。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三国领袖力图避免重蹈凡尔赛和会覆辙，受组织问题的困扰，陷入细枝末节，且在时间受限制之下协商。因此，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三人只处理大原则，让三国外交部长去和战败的轴心国及其盟友磋商签订和约的细节。即使已经做了如此的限制，波茨坦会议的议程仍然极广，包括赔偿，德国的未来，以及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等等德国盟友的地位问题。斯大林还不满足，又重提莫洛托夫1940年向希特勒提出、且在次年又向艾登再度提出的要求清单。这些额外要求包括：改善苏联船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通行权，准许苏联在博斯普鲁斯设置军事基地，并要求分享意大利的殖民地。这么广泛的议题岂是这些问题重重的领袖在两星期内可以完全解决的？波茨坦会议很快就变成聋子的对话，与会者各说各话，没有交流，斯大林坚持要巩固他的势力范围，杜鲁门以及丘吉尔则极力为其原则辨明（只是后者程度较轻微）。斯大林想以苏联承认意大利，来换取西方承认苏联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扶植成立的政府。同时，斯大林全力抗阻民主国家提议东欧各国举行自由选举的要求。最后是双方各自祭出否决权，不让对手意志得逞。美国和英国拒绝同意斯大林提出的德国赔偿200亿美元的要求（其中一半由苏联取得），或者准许以美、英占领区内的资产做抵偿的要求。另一方面，斯大林亦继续演化东欧各地共产党的地位。斯大林更利用雅尔塔协议对奥得河和尼斯河的规定含糊不明，把波兰的国界往西推进。雅尔塔会议中决定以这两条河作为波兰和德国的分界线，但是似乎没有人察觉事实上有两条河川都叫做尼斯河，丘吉尔以为靠东边的那条尼斯河是界河。但是，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透露，他已把东、西两条尼斯河中间的地图划给波兰，斯大林已经清楚估算过，如果波兰占领历史上属于德国的领土（包括日耳曼古城在内），并且把500多万名德国人驱离这片地域，波兰和德国的仇恨将不共戴天。美国和英国领袖默认斯大林造成的既成事实，但是附了一则毫无意义的但书说，他们将保留其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到正式和平会议时来敲定。然而，这个保留态度只会让波兰更倾向依靠苏联撑腰，而且由于涉及的是德国人被驱离的土地，这无非亦只是摆个空姿态罢了。丘吉尔来到波茨坦开会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已告吃紧。果然，会议在1945年7月25日必须中断，英国代表者要求休会以便回国，等候英国自1935年以来第一次大选的结果揭晓。丘吉尔在此次大选中惨败，再也没有回到波茨坦，接替他的首相职位者是艾德礼，新任外相贝文。波茨坦会议有建树者少，斯大林的许多要求都被拒斥掉，诸如在博斯普鲁斯设置苏联军事要地，苏联担任意大利在非洲殖民地的托管人，以及四国共管鲁尔地区，西方承认莫斯科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扶植的政府等等，都未能如愿以偿。杜鲁门的若干建议也被阻挠。最显著的就是多瑙河国际化这个方案胎死腹中。不过，三国领袖也设法洽妥若干协议。为了处理德国问题，成立四国委员会。杜鲁门也成功地促使斯大林接受他对赔偿问题提出的构想，即各国各自在其占领区内向德国取得赔偿。波兰西侧国界这个重大问题则搁置不谈——美国和英国默认斯大林划下的奥得河——尼斯河界线，但保留权利在以后斟酌是否修订。最后，斯大林也同意参加对日本作战。含糊不明、待解决的问题有不少是国家领袖不便敲定，就把这些棘手问题留给外交部长们继续去讨论。或许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乃是正式议程上根本未列入的事项。有一天，杜鲁门把斯大林拉到一边，告诉他美国已在研究原子弹，即将有成果。斯大林由他的间谍那里早已获得此一情报；事实上，他比杜鲁门更早知道此事。以他的偏执幻想，他毫无疑问地认为杜鲁门这番话，分明就是恫吓他。他故意摆出对此一技术若无其事的样子，刻意压抑住好奇心。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下：“这位俄国总理没有显示出特别兴趣。他只淡淡地说，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我们能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人。”苏联在它发展出自己的核武器以前，一直保持此一战术，不动声色。后来丘吉尔则说，如果他当时当选连任，他就会在波茨坦把问题摊开来谈，企图逼出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他从来没有透露他有何腹案。事实上，斯大林是可以被诱导来和解，但是必得施以极大的胁迫，而且他还会硬撑到最后一分钟才会点头。丘吉尔的渴求得到通盘解决，正道出美国的两难困局：没有一位美国政治家会发出丘吉尔盼望的这一类的威胁或压力，而这类压力却又是针对斯大林的心理非施加不可的。美国领袖也尚未了解到现实，亦即容许斯大林有越多时间在东欧建立一党制国家，就越难让他改弦更张，转变政策。到了战争末期，美国民众已经普遍厌战，盼望把子弟带回本国。美国还不预备就东欧是否建立多党政治体制，或其边界如何界定这类问题，发言不惜以对抗来挟制苏联，当然更不会以发动核战争来恫吓苏联。全体一致抗拒共产主义进逼，与全体一致认同再历战争危机，两者可谓紧密相关。而且和斯大林对峙可不是茶会的小事，斯大林在筹谋其外交攻势时的深思熟虑，在葛罗米柯于1989年退休后与我的一场谈话中，令我大有所悟。退休后的葛罗米柯变得圆融多了，他回答我说，若干顾问也曾向斯大林表达关切，但是斯大林却基于三点理由认为问题不足为虑：第一，他认为，美国决不会就柏林使用核武器；第二，如果美国真的企图通过陆路派出护送部队进入柏林，红军会予以抵抗；第三，如果美国可能将在全线发动进攻，斯大林腹中自有玄机、方案。那就是：在此一时刻，他预备妥协了。波茨坦会议的实际结果就是欧洲开始划分为东、西两大势力范围，而这正是美国战时领袖最渴望避免的一幕。不足为奇的是，外长会议也不会比高峰领袖会议更有成就，他们的权限较小，当然回旋的弹性也小得多。莫洛托夫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都得靠他严格恪守斯大林的指示才能继续下去。第一次外长会议于1945年9月和10月初在伦敦召开，其目的在于起草针对德国的盟友，如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家的和约。波茨坦会议后，美国和苏联的立场都没有改变。国务卿贝尔纳斯要求举行自由选举，但是莫洛托夫不肯接受，贝尔纳斯原本希望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展示出可怕的威力后，可以强化美国的谈判地位。可是，莫洛托夫跟往常一样暴乱无秩序，不好驾驭，在会议结束前，情势已经很清楚，原子弹的威力并没有使苏联更加合作——起码，在外交上它是没有效用的。贝尔纳斯对他的前任国务卿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俄国，与一年前打交道的那个俄国全然不同。当他们在战时亟需我们施以援手，我们也提供供应品，我们的关系就不错；但是现在战争已结束，他们对政治领土问题采取侵略性的态度，那就说不过去了。”四大警察的构想因此寿终正寝。1945年10月27日，也就是外长会议中断后不到几周，杜鲁门在海军节庆典上演说，畅论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论调，并且吁请苏、美合作。他说，美国既不追求领土，也不追求建立军事基地，“不要拿属于其他国家的东西”。美国外交政策反映着美国的道德价值观。“坚强地以正当、公义的基本原则为基础”，并且“拒绝与邪恶妥协”。鉴于美国传统上对公、私道德并重，杜鲁门保证“我们决不松懈将此一黄金律导人世界国际事务的努力”，杜鲁门以强调外交政策的道德为楔子，来吁求苏美和解。杜鲁门宣称两个战时盟国之间“并没有绝望的、不可调和的”歧见；战胜国之间“无根深蒂固的利害冲突以致无法解决”。事实并非如此。下一次的外长会议在1945年12月间举行，产生了苏联的某种“让步”。斯大林于12月23日接见贝尔纳斯，建议西方三个民主国家派遣一个代表团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向当地政府就如何扩大内阁，邀请民主人士入阁一事提供意见。当然够讽刺的是，斯大林做此建议反映出他深信共产党对其傀儡政府的掌控已经够强，而不是因为他接受了民主政治的真实。乔治·凯南也洞悉斯大林的伎俩，因此嘲讽斯大林做此让步是“以民主程序的无花果叶，遮掩斯大林独裁统治的赤裸丑态”。然而，贝尔纳斯却把斯大林的提议解读为，斯大林承认雅尔塔协定需要某种民主姿势，因此他先斩后奏就承认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而未与他们先签和约，杜鲁门对贝尔纳斯的先斩后奏接受了妥协方案，大为震怒。几经考虑之后，杜鲁门只好接受贝尔纳斯的决定，然而总统与其国务卿嫌隙已出，终于导致贝尔纳斯在一年之内就挂冠了。1946年内另有两次外长会议，分别在巴黎和纽约举行。两次会议中完成了各项附属条约，但是也目击了斯大林将东欧转变为苏联的政治、经济附庸而日增的紧张局势。美、苏领袖的文化差距助长了冷战的兴起。美国谈判代表似乎认为只要一再重复他们的法律和道德权利，就应该产生他们意欲的结果。但是，要让斯大林改变政策方向，需要有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当杜鲁门大谈天经地义的黄金律时，他的美国听众心领神会，视为当然并且真正相信世界是由法律规范治理的。在斯大林听来，杜鲁门这套话即使不是诡词诈语，也只是毫无意义的冗词赘语。他心目中的国际新秩序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化泛斯拉夫主义。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异议分子吉拉斯，回忆他与斯大林曾经有过一段谈话，斯大林说：“如果斯拉夫人能团结一致，将来没有任何人敢动根指头！”斯大林为了强调语气，还以食指比天做势。矛盾的是，冷战竟会因为斯大林了解他的国家有多衰弱而加剧。苏联在莫斯科以西的国土已经一片残破，因为败军撤退（先是俄军往东撤，后来战事反转，变成德军往西撤）的标准做法就是焦土战术，把每一根烟囱统统炸毁，让追兵无法取暖避寒以抗拒苏联的恶劣天候。苏联估算它在战时死亡的军民超过2000万人。此外，斯大林的各项整肃运动，监狱、强迫集体化以及故意制造的饥荒，也致死2000万人。在古拉格劳改营中监禁、劳动，幸未丧生者达1500万人。现在这个凋敝残破的国家却突然面对了美国的原子弹技术大突破，这是否代表斯大林长久以来担忧的时刻终于到来，资本主义世界将能得逞？经历了这么多年以俄国极端暴政的标准也算是不人道的痛苦，难道除了资本主义占上风以外，别无其他出路？斯大林以近乎莽撞的虚矫勇气，选择了假扮苏联极为强大的行动，而掩饰其国势虚弱。斯大林认为，主动表示让步等于承认本身衰弱，而承认衰弱极可能招致对手提出新要求和施加压力，因此他把军队部署在欧洲中心地带，并在此一地区逐步扶植设立亲苏联的傀儡政府。他甚至更进一步摆出穷凶极恶的姿态，让许多人以为他会挥师直趋英吉利海峡——这种姿态被后人视为荒诞不经。斯大林不但虚张声势，夸大苏联实力和摆出好战姿势，他还有系统地故意看轻美国的力量，尤其对原子弹的威力刻意贬抑。譬如说，杜鲁门告诉他美国已有原子弹，他故意不在乎。共产党的宣传加上本意善良的学界人士，纷纷探讨原子弹的来临并未改变军事战略的规则，而且战略轰炸也不会有何效果等等。1946年，斯大林定出官式说法：“原子弹意在吓唬神经弱的人，但是它们不能决定一场战争的结果。”在苏联的公开文告里，斯大林的话立刻被引申为战略因素可分为“一时性”和“永久性”两种，而原子弹可列入一时性的现象。1949年，苏联空军元帅维辛尼撰文称：“战争贩子极端夸大了空军的角色，……认为苏联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会被所谓的‘原子战争’或‘按钮战争’惊吓。”通常一位领袖在他领导的社会饱受战火摧残，而且战前还经历一长段不人道的压榨后，他会选择与民更始、休养生息。但是苏联这位总书记却不让他的人民休息；他盘算过（说不定他是对的）：如果他准许苏联社会喘息休养，说不定百姓就会开始针对共产党统治的基础提出质疑。1945年5月，欧境停战后不久，斯大林召集麾下红军司令员讲话，他最后一次以战时的情绪性言词演讲。他以“我的朋友、我的同胞”称呼听众。他描述1941年和1942年苏军大撤退情形说：“也许其他国家国民可能会对政府说：‘你辜负了我们的期望，滚开；我们将成立新政府，与德国媾和，让我安静过日子。’但是俄罗斯人民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对政府的政策有信心。谢谢诸位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因为你们的信赖。”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承认也有犯错，也是他最后一次以政府首长身份对俄国人民讲话。（有趣的是，斯大林在演讲中只赞扬俄罗斯人民，而未推崇苏维埃帝国里的其他民族。）过了几个月，斯大林又回到共产党总书记的职位，向苏联人民致词讲话时，恢复共产党的标准称呼法“同志”，强调苏联战胜是共产党的功劳。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另一场重要演讲中，为战后阶段下达动员令。他说：“现在，胜利表明，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赢了，苏维埃社会制度已成功地经受战火考验，证明了它的完全活力，……苏维埃社会制度已证明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具活力、更加稳定，……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秀的社会组织之形式。”在描述战争的起因时，斯大林又求助于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念。他说，战争并不是希特勒引起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使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宣布，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隐藏了危机和战争的因子，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遵循稳定、均衡的路线前进，而是通过危机和灾难进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均发展终将造成其关系的极端骚乱，并且自认为原料供应不足和出口市场不足的一群国家，通常会尝试改变此一情形，且以武力的方式企图做对彼等有利的改变。”如果斯大林的分析正确无误，希特勒与战时对抗希特勒的盟国之间，并无基本差异。一场新的大战迟早无法避免，苏联现在经历的停战，不是真正的和平。斯大林为苏联订下的任务和战前所要求的任务相同：要强大起来到足以将此一无可避免的冲突，转化成为资本主义者的内战，远离对共产主义祖国的攻击。盼望和平会舒缓苏联人民日常命运的想法，一定要抛弃。苏联要强调重工业，继续农业集体化，也要镇压内部反对势力。斯大林的演讲以标准的战前方式表达出来——如有一本教义谕示，由他自问自答，定下规范律令。听在他的听众耳里，不由寒气上升，因为他话语里的限制实在太熟悉了：他警告尚未认出的敌人，只要试图破坏社会主义蓝图必予歼灭。依照几乎是每个苏联公民的个人经验来看，没人敢把这类声明视为虚词恫吓。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定下雄心勃勃的新目标：生铁生产量要增加10倍，钢产量要增加15倍，石油产量要增加4倍。“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国家才能保证不遭到任何可能的不利影响。或许需要实施三个五年计划，才能达成上述目标。但是势在必行，也必能成功。”三个五年计划，意味着好不容易熬过整肃活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劫后余生的老百姓，绝对不可能过上正常生活。斯大林发表这项演说时，战胜的盟国之外交部长们依然定期开会，美军正迅速撤离欧洲，丘吉尔则还未发表他那篇脍炙人口的“铁幕”演讲。斯大林亦正重建与西方对抗的政策，因为他深切了解，他塑造的共产党不可能在一个致力于和平共存的国际或国内环境中自我存活下去。我个人相信，斯大林可能并没有那么坚定非要建立被称为卫星国的傀儡政权，以强化他应付虚声挑战。关键是这些政权自己从来没有能以斯大林不敢掉以轻心的危机去挑战他。因此，苏联得以将军事占领变为卫星政权网。西方国家对自己独占核优势的反应，也深化了东西僵局，可讽刺的是，矢志避免核战争的科学家们开始采取一项惊人的立论，认为核武器并未改变所谓自二次大战学来的教训——也就是说，战略轰炸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此同时，克里姆林官亦大肆宣传未曾改变的战略环境，此一宣传亦广泛得到接受，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军事理论之所以会迎合此一观点，与其官僚体制动力关系有关联。借着不去确认某一武器是决定性因素，美国各军种的首长可以使其部门显然必不可少。他们因此发展出一种观念，根据二次大战的经验，视核武器在整体战略中只是一种更具威力的炸弹而已！在民主国家相对实力最大的时期，这种观念导致一般误解，认为苏联军力占上风，是因为它的传统兵力庞大。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已经只是在野党领袖身份的丘吉尔，试图唤醒民主国家。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丘吉尔针对苏联的扩张主义敲响警钟，形容“自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港”，已经落下一副“铁幕”。苏联已经在每个经红军占领的国家，以及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建立亲共政府——他明确指出，最有用的一部分德国占领区还是美国交给苏联的。最后，这将“使得战败的德国有力量把自己放在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去拍卖”，再做孰轻孰重的考虑。丘吉尔认为美国与英联邦必须结盟去应付目前的：即刻的威胁。然而，长期的解决方案是欧洲团结，“因此没有任何国家再遭到永久被摒弃”。丘吉尔这个20世纪30年代率先反对德国的政治家，因而变成在20世纪40年代率先支持对德和谐的政治家。然而，丘吉尔的中心论点是，对民主国家而言，时间已刻不容缓，必须紧急寻求全面的和解。他说：我不认为苏联希望爆发战争，他们要的是战争的果实，以及无限制地扩张其权力与理论。但是今天事不宜迟，我们必须考虑的是，永远防止战争爆发，并且迅速在所有的国家建立自由、民主的环境。闭目不视并不能去除我们的困难和危险，枯坐以待也不能去除它们，绥靖政策更不能去除它们。我们需要的是和解，而且时间拖得越久，困难就会越大，我们的危险亦将更大。先知在他们本国很少受人尊崇，是因为他们的角色往往远远超越时人的经验和想象力的范围。只有在其远见被转为时人的经验时，他们才受到承认——总而言之，此时想要因其远见而受惠，为时已太迟。丘吉尔的命运即是如此，只有一段短暂时期当英国人生存面临危险时才接纳他，20世纪30年代，他呼吁英国武装起来，时人却主张谈判；20世纪40年代，他主张外交上摊牌，他的同时期政治人物却因自以为实力衰弱，而一心只想自行增强其实力。最后，苏联的卫星国就在没人管的情况下逐渐出现。乔治·凯南分析斯大林号召推动三个五年计划的演讲词之后，在他那篇著名的“长电报”中写下斯大林对外国压力的严肃看法是：“针对苏联的干预，虽然发动的国家也将遭受灾难，却将再使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进展受到延滞，因此必须不惜代价予以遏阻。”斯大林不可能一方面重建苏联，同时一方面又冒险与美国对抗。一再张扬的苏联侵入西欧之说乃是幻想；比较有可能的是斯大林在和美国严重对抗之前，将会退却——当然他会先虚张声势，测验西方国家的决心有多么坚定。斯大林能在东区划定国境线而未遭逢重大危机，是因为苏军业已占领这些地区。但是一旦要在这些地区树立苏维埃式的政权，他却十分谨慎。战后头两年内，只有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成立共产党政府。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五个后来成为苏联卫星的国家，只有联合政府，虽然共产党势力最强，却多少还有他党牵制。其中捷克和匈牙利两国，在战后第一年即办理选举，产生真正的多党体制。可以这么说，针对非共产党的政党的确有系统的骚乱，尤其以波兰为甚，但是苏联仍未全力予以镇压。到了1947年9月，一度被视为斯大林最亲信的安德烈·日丹诺夫( Andrei Zhdanov)把东欧他所谓的“反法西斯阵线”国家分为两大类。他在宣布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演说中，称呼南斯拉夫、波兰、捷克和阿尔巴尼亚为“新民主国家”（捷克被列入，有点奇怪，因为此时捷共夺权政变还未发生）。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被列入另一类，但尚未贴上明确标签。（原按：共产党情报局是全世界共产党的一个正式集合，取代解散多年的共产国际。）这是否代表斯大林对东欧国家的态度，与他之看待芬兰一样呢？——只要尊重苏联的利益，可以准她成立民主政府？在苏联档案犹未公开之前，我们只得揣测！然而，我们却的确知道，虽然斯大林在1945年告诉霍普金斯，他希望波兰能成立友好政府，但未必是共产党主导控制的政府，他的将领执行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安排。两年之后，也就是美国承诺给予希腊、土耳其援助之后，正在将西方三强的德国占领区合组成日后称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详见第十八萱）之时，斯大林与美国另一位国务卿有一段交谈。1947年4月，也；尤是四强外长会议历经18个月争执不断的僵局，而且，苏联一连串威胁与单方面行动之后，斯大林邀请马歇尔长谈，并强调称他非常重视与美国全面达成协议。斯大林声称：僵局与冲突“只不过是侦察部队的小接触、小冲突而已！”斯大林又说，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可能妥协，而且“必须要有耐心，不要悲观”。如果斯大林这番话有诚意，这一回他可估算错了。因为，一旦美国人认为他的信誉已经扫地，就不可能再相信他。斯大林已经走得太过头，因为他不了解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心理。结果是：马歇尔计划、大西洋同盟，以及西方国家强化军力，凡此种种都远远超出斯大林游戏计划的想象。丘吉尔几乎说得一点也不错——政治和解最好的时机是在战争甫告结束，便立刻展开。斯大林当时是否会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看当时提给他的方案之内容，以及拒而不受的后果将是如何而定，时机和严重性将迫使他正视，越是在战争结束后快谈，以最小代价达成妥协的机会就越大。当美军撤出欧洲的速度加快，西方的谈判地位也加快衰减——起码一直要到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继出现，才算止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