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但也仅能依照现象本身的定律加以操控。同理，苏联共产党人自认为是历史科学家，其任务在于彰显历史的演进动力，甚至于可能包括加速其演进，但决不可改变历史必然的方向。苏共领袖表现出冷酷坚持，不讲温情，对其历史使命坚定不移，也决不为传统的理念，尤其是非共产党所提的传统主张而动摇。他们觉得自己在外交上占有优势，因为他们自认为比对手还了解对手本身的想法。他们的想法是，如果有“让步”的可能，也只能对“客观现实”让步，决不可被一起谈判的外交官说服而退让。由此可知，外交是现有秩序终将被推翻的过程中的一环；究竟要以和平共存的外交运作或是以军事冲突来加以推翻，则取决于评估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不过，在斯大林冷静的算计中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决不为可疑的动机打没有把握的战争。从哲学意义上来看，苏联与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冲突，属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整体对立，而且在斯大林眼中，英法也包括在内。因此苏联的敌意会针对哪一国而发，完全要看当时莫斯科认为哪一国的威胁最大。斯大林并不在道德上区分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极力颂扬全球和平之可贵的国家，他真正的感想可自1928年他对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的反应中看出：“他们奢谈和平主义，高唱欧洲各国和平。白里安与（奥斯汀）张伯伦彼此拥抱。这一切毫无意义。我们从欧洲历史可以知道，每逢为下次战争重新铺排各方势力所签订的条约，他们都称之为和约，（虽然）签订这些和约的目的是在记述未来战争的新组合。”斯大林最恐惧的梦魇，当然就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联手同时进攻苏联。1927年斯大林以与10年前列宁相同的说法解释苏联的战略：“……极为……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展延与资本主义世界注定会发生的战争……直至……资本主义者开始自相残杀……”为助长这种情势，苏联与德国于1922年达成拉巴洛协定，于1926年签订柏林中立条约并于1931年续约，明白保证不介入资本主义战争。在斯大林心目中，希特勒辱骂共产主义的言论，并非是与德国保持良好关系的不可超越的障碍。希特勒开始掌权时，斯大林立刻摆出亲善的姿态。他在1934年1月苏共十七大会上说：“本党对德国法西斯政权毫不热衷。问题不在于法西斯主义，意大利便是个好例子，其法西斯主义无碍于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与该国建立绝佳之关系。本党过去与现在的着眼点都在于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也只在乎苏维埃共和国联邦。若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利益要求与无意于扰乱和平的某国修好，本党将毫不犹豫地加以实行。”斯大林这位意识形态高手，事实上是以意识形态为现实政治服务。黎塞留或俾斯麦应该对他的战略很能理解。反倒是代表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他们否定权力政治，认为国家之间关系的好坏，必须视双方是否共同接受集体安全的前提，因此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不可能真正的合作。民主国家在这两方面都站不住脚。时机一到，斯大林的确加入了反希特勒的阵营，但是在他向纳粹德国示好被拒后，才十分不情愿地加入。在斯大林终于相信希特勒的反布尔什维克论调很可能是认真的以后，他便使尽全力要建立最大规模的联盟来包围纳粹。这个新策略在1935年7、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届（也是最后一届）大会上显现出来。此次大会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组成联合阵线，这表示共产党已放弃20世纪20年代的战术，当时欧洲各国共产党为使各国的议会瘫痪，投票时向来与反民主党派包括法西斯主义者联手。苏联新外交政策的代言人是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他正是因为这个任务而被任命为外长。他出身资产阶级，温文尔雅，英语流利，本身是犹太裔，娶英国史学家之女为妻。他这些背景资历不像是会入主苏联的外交事务，反而更有资格成为阶级敌人。在他的主持之下，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拥护集体安全最有力的国家之一。斯大林很愿意发表威尔逊式的论调以争取保证，以免希特勒真的将《我的奋斗》中以苏联为主要目标这一点付诸实施。政治学家里格沃德( Robert Legvold)曾指出，斯大林的目的是向资本主义世界争取最大的助力，而不是与资本主义讲和。外交革命民主国家与苏联的关系始终是相互猜忌。斯大林在1935年与法国签订条约，次年又与捷克签约。但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领袖却背道而驰，不愿进行军事参谋人员谈判。斯大林自然认为这等于是请希特勒先攻苏联。于是为求保险，他决定苏联对捷克的援助必须以法国先履行对捷克的义务为条件。这样安排当然使他有可能坐视资本主义国家内斗。法苏条约绝非天作之合。法国愿与苏联政治结盟却又不肯缔结军事盟约，这显示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多么不切实际。各民主国既高唱集体安全，却又不赋予它实质的内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应已了解到，即使两国联手是否就打得过德国还成问题。毕竟在1918年时，虽然美国已参战，德国也是差一点就获胜。英法若打算不靠美、苏便与德国交手，则是在马其诺防线所代表的心态之外，又过分高估了自身的实力。只有民主国家领袖极端自以为是的想法，才会让他们普遍认为，身为苏共创始党员且坚信所谓客观物质因素的斯大林，居然可能改变信仰，接纳集体安全的道德及法理原则。因为斯大林及其同志还有意识形态以外的理由，使之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敬而远之。毕竟苏联与波兰的边界是强制划定的，罗马尼亚又抢走了被苏联视为其领土的比萨拉比亚。东欧可能受到德国攻击的国家也不希望苏联协助。凡尔赛和平方案与苏联革命，使任何集体安全体系在东欧都会面临一个无解的难题：缺少苏联，这个体系在军事上便不可行；加上苏联却又在政治上不可行。西方各国的外交作为，丝毫不能化解斯大林对资本主义反苏阴谋的疑虑。在外交交涉废除洛迦诺协定的过程中，苏联未被纳入磋商对象，慕尼黑会议根本未被邀请参加。最后它被邀请参加讨论东欧的安全制度，也是迟至1939年捷克被占领后，而且西方国家并非完全乐意这么做。不过如果把苏德条约的责任大部分归咎于西方的政策，就难免错估了斯大林的心理。他的偏执本性充分表现在他将所有可能的敌人消灭殆尽，更有千百万人因被他无中生有疑为有反叛之心而遭杀害或流放。然而在外交政策上，斯大林不愧是最冷静的算计者，并极以不受挑拨不轻举妄动而自傲，尤其是对各种势力的相互关系了解程度被他十分看不起的资本主义领袖，更无法影响他。我们仅能猜测斯大林在慕尼黑会议举行时心中有什么打算。不过当时正值他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整肃，弄得全国人心惶惶之时，他最不可能做的就是自寻死路地自动执行一项协防条约。由于与捷克的条约中规定，唯有法国开始作战后，苏联才有义务履约，这使斯大林有几种选择。例如，他可要求通过罗马尼亚及波兰，而这些国家必会加以拒绝，他便可以此为借口，静观中欧与西欧的战争结果。或者，他可评估将革命后成为波兰及罗马尼亚领土的土地收回，会有如何的后果，然后视情况采取行动。最不可能发生的是，苏联会在集体安全的名义下，建立起防御工事，成为凡尔赛和约土地条款的最终捍卫者。慕尼黑会议无疑地证实了斯大林对民主国家的疑虑。然而他一心要完成心目中认定的布尔什维克使命，即挑起资本主义国家互斗以避免使苏联成为其战争的牺牲品，而且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一点上任何外力均无法真正动摇他。因此慕尼黑主要的影响是改变了斯大林的战术。自此他开始公开叫卖苏联的条约，如果希特勒愿认真开价，那民主国家将没有得标的希望。1938年10月4日，法国大使去访苏联外交部说明慕尼黑协定，接待他的外交事务副委( DeputyCommissar for Foreign Affairs)波将金(Vladimir Potemkin)曾发出如此的警语：“可怜的阁下，贵国做了什么好事？在我们看来，唯一的结果就是第四次瓜分波兰。”由这番话中可见斯大林外交政策冷静理智之一斑。慕尼黑会议后，波兰必然成为德国下一个目标。斯大林既不想让德军接近目前的苏联边界，又不想与希特勒作对，那唯一的选择便是第四度瓜分波兰（事实上当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就是基于同样的考虑，于1772年促成与奥地利、普鲁士一同首度瓜分波兰）。斯大林等候希特勒先有所行动等了整整一年，由此可见他处理外交政策多么沉着坚定。在目标确切不变后，斯大林继而迅速让苏联自前线抽身。1939年1月27日，伦敦《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刊载了一篇该报外交特派员（据悉与苏联大使麦斯基相当亲近）的特稿，指出德苏有可能达成协议。这名特派员重申斯大林的标准主张，即西方民主国家与法西斯独裁者之间没有太大差别，并借此使苏联摆脱须对集体安全自动有所承诺：“当前苏联政府显然无意于，在英法一旦与德意发生冲突时给予英法任何援手。从苏联政府的观点来看，英法政府这一边与德意政府那一边的立场并无重大差别，因此无理由为保卫西方民主国家做重大牺牲。”既然苏联认为没有必要根据意识形态，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做一选择，那莫斯科与柏林之间的歧见就可依实际需要加以解决。为避免表达得不够清楚，斯大林破天荒地下令苏共机关报《真理报》(Pravda) -字不漏地转载此文。1939年3月10日，希特勒占领布拉格前五天，斯大林更进一步对苏联的新策略提出他权威性的阐述。其场合是苏共第十八次大会，那是自他五年前宣布拥护集体安全及联合阵线后，迄今所举行的首次共产党代表大会。当时与会代表们主要的心情，一定是对自己还能保住性命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一连串的整肃已使他们元气大伤：五年前的2000名党代表如今还能出席的仅剩35人；其余的有1100人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131名中央委员中有98人遭清算斗争，3/5的红军将领、所有l1名副国防委员、所有军区司令、最高军委会80名委员中的75名，全都落得同样的下场。十八大看不出些许传承的意味。出席人员关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远重于捉摸不定的外交政策。斯大林对这群人人自危的听众演说的基调，跟1934年没有两样，都是以苏联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希望以和平为诉求。不过他在结论中，明显地偏离前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主张的集体安全概念。他等于是宣布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冲突保持中立：“苏联的外交政策清楚明白。我们主张和平及加强与所有国家的经贸关系。这是我国的立场；只要各国与苏联维持同样的关系，不致企图侵犯我国的利益，则我们将固守这个立场。”为了让迟钝的资本主义国家领袖务必了解他的观点，斯大林又几乎是照本宣科地把《新闻纪事报》那篇文章重复一遍：鉴于各民主国与德国的社会结构相似，因此德苏之间的差距不会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差距来得更大。简言之，他表达了决心保留行动自由，并打算在任何可能爆发的战争中，把苏联的友好态度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一方。在一句事后看来颇有所指的话中，他保证“会小心谨慎，不让我国卷入好战者挑起的战端，好战者总是要他人为其收拾残局。”其实，斯大林正是暗示纳粹德国开个价。他的新政策主要的不同之处只在于重点不同。即使在斯大林最拥护集体安全及“联合阵线”的年代，他也总是逃避任何承诺，以便保留在战争开始后另行交易的选择权。如今，时值1939年春，捷克余下的部分尚未被德国占领，斯大林却更进一步。他开始为苏联制造在战争爆发前进行交易的机会。没有人能怨斯大林秘而不宣；民主国家之所以大惊失色是由于他们未能了解，斯大林虽是个热情的革命家，但更是个冷静的谋略家。在布拉格被占领后，英国抛弃对德的绥靖政策。英国内阁此时又过度夸大纳粹威胁的迫切程度，与当初低估其威胁如出一辙。英国认为希特勒会在灭亡捷克后，立即展开另一波攻势，其对象有人猜是比利时，有人猜是波兰。1939年3月底，又有传言说是与德国非邻国的罗马尼亚。可是那么快就攻击另一个不相关的目标，太不符希特勒的作风。他更典型的战术是，设法使前一次攻击的冲击能够让下一个侵略对象丧失斗志，然后再动手。不论如何，我们从事后知道，英国其实有太多的时间来规划其策略，但英国领袖却迫不及待。再者，英国内阁若曾仔细分析斯大林在十八大上的讲话，就会领悟到，英国越是积极组织反希特勒联盟，斯大林就越会袖手旁观，好增加他与两方面谈判的价码。英国内阁现在面临着一个基本的策略抉择，不过我们看不出它有这种认识。为对抗希特勒，英国内阁必须决定是要以建立集体安全制度，还是要以缔结传统联盟为基本方针。若选择前者，就必须广为邀集各国加入反纳粹势力；若选择后者，英国就必须有所妥协，以便与可能结盟的国家如苏联调和彼此的利益。英国内阁选择了集体安全。3月17日，英国向希腊、南斯拉夫、法国、土耳其、波兰与苏联征询，假定罗马尼亚受到威胁各国会如何反应——其前提是各国必须认同共同的利益，并保持一致的态度。突然间英国似乎一反自1918年以来的立场，变得愿意保证东欧所有国家的领土。各国的反应再次突显出集体安全原则的弱点，即假设全体国家，至少所有可能受害的国家，都有抵抗侵略的共同利益。但每个东欧国家都认为自己情况特殊，都强调本身的顾虑而非集体考虑。希腊表示其反应将视南斯拉夫的反应而定，南斯拉夫则询问英国的意图何在，使问题又回到原点。波兰表示不会偏袒英德任何一方或介入罗马尼亚保卫战。波兰与罗马尼亚不同意让苏联参与保卫其国家的行动。苏联的回答则是建议在布达佩斯召开会议，由所有被英国征询的国家参加。这一招极为高明。若会议得以举行，对那些害怕苏联不亚于畏惧德国的国家，苏联便可取得参与其防务的根据；若这个提议遭拒绝，那克里姆林官就有借口置身事外，并着手它的如意算盘，试探与德国合作的可能。苏联等于是请东欧各国把德国当做威胁其生存的头号敌人，并且在苏联露出真正意图前就先向德国挑战。但东欧没有国家打算这么做，因此布达佩斯会议始终未曾举行。各国冷淡的回应促使张伯伦另谋他法。3月20日他建议英、法、波、苏发表宣言，表示将在任何欧洲国家的独立遭到威胁时，“针对采取共同行动”相互咨商。这仿佛一次大战前的三国协约又重生，但建议中并未谈到万一吓阻行动失败，应该采取何种军事策略，或波、苏是否有可能合作，因为这一点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至于波兰，它凭空过度地高估了自身的军事实力，而英国似有同感。波兰拒绝与苏联采取一致行动，使英国不得不在两国之间做一选择。若英国对波兰提出保证，斯大林参与共同防御的意愿便会降低。而波兰又位于德、苏之间，在斯大林还无须做任何决定前，英国已先有作战的义务。相反的，如果英国着重于与苏联结盟，那斯大林必会索取协助波兰的代价，要求把边界向西移，接近寇松线。在民意激愤下，英国又相信再退让将更难坚持立场，因此内阁决定不再容许牺牲任何国家，全不顾地缘政治的要求。另外，英国领袖也误以为波兰的军力多少胜过苏联，而且红军缺乏攻击力。在苏联军事将领刚历经过多次大规模整肃后，做如此判断似乎颇合情合理。更主要的是英国领袖极端不相信苏联。张伯伦曾写道：“我必须承认，对俄罗斯怀有非常深刻的怀疑。我认为即使它有心也无力于维持有效的攻势。我也不信任其动机，在我看来，苏联的动机似与我国的自由观念毫无关联，而且一味只想挑拨离间。”英国自认为时间极为紧迫，自凡尔赛和约以来它一直吝于对承平时期的欧洲提供任何保证，此时却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由于德国即将对波兰发动攻击的报告频传令人忧心，张伯伦甚至未先与波兰商谈双边结盟，就自行在1939年3月30日亲自草拟了对波兰的单方面保证，次日便向国会提出。这项保证只是为一时应急，先阻止德国的侵略，虽然后来证明那情报错误，此时德国尚无此意。张伯伦并计划将来要更从容审慎地建立广泛的集体安全制度。对波兰提出保证后不久，英国又在同样的考虑下向希腊与罗马尼亚提出单方面的保证。因道德激愤及策略混淆，英国就此偏向战后历任首相所一概坚持不行也不愿保护的国家，对它们提出保证。凡尔赛和约后的东欧实际情势距离英国其实已极为遥远，以致内阁连自己所做的决定反而会增加苏联对德国的选择余地，同时使苏联更易于退出英国主张的共同阵线，都还浑然不觉。英国领袖认定斯大林会参与其策略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他们很有把握认为时机及范围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外相哈利法克斯主张将苏联备而不用，只在“某些情况下以最方便的形式请其给予支援”。他心中的盘算是请苏联供应弹药，而不是把其军队开出国境。但苏联为什么会愿意扮演如此辅助性的角色，他不曾说明。事实上英国对波兰及罗马尼亚的保证，已使可能促使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认真谈判结盟的诱因荡然无存。一则，英国的保证涵盖了苏联与所有欧洲邻国的边界，仅波罗的海三小国除外，因此至少在书面上阻止了苏联的侵略野心，当然其效用是跟阻止德国的野心不相上下的。（英国居然忘了这最现实的一面，由此可见“爱好和平国家的联合阵线”这个口号在西方是多么深入人心。）但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单方面保证斯大林正求之不得，因为在任何从零开始的谈判中，而且大多数谈判都是如此，斯大林所能要求的最大空间现在都因英国的保证而唾手可得。若希特勒向东进，斯大林现在即可确定，在德军距离苏联边境尚远时，英国就已经势必要介入战争。因此他实质上享有与英国的同盟，却不必做对等的承诺。英国对波兰的保证是基于四个假设，但事后证明全都推断错误：波兰的军力庞大，或许还超过苏联；英法联手便足以打败德国不需其他盟国协助；苏联有意于维持东欧现状；德苏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永远不可能化解，因此苏联迟早会加入反希特勒的行列。波兰固然英勇，但称不上是军事强国。而且由于法国参谋总部令波兰对其真正的打算有所误解，以为法国有可能采取某种攻势，使波兰更未能及早预做准备。法国实际上实行的守势战略，将迫使波兰单独面对德国大军的进攻，而西方领袖早该知道这是超出波兰能力之外的。但波兰也不可能被诱使接受苏联的协助，因为波兰领袖认为（事实也证明他们是对的），任何苏联“解放”军都会变成占领军。而民主国家的评估是，即使波兰被打败，他们也能靠自己战胜德国。苏联志在保持东欧现状的立场在俄共十八大时结束，事实上它是否曾有此意还值得商榷。要紧的是，斯大林的确可选择要不要转向希特勒，而在英国向波兰提出保证后，他更可相当安全地打纳粹牌了。西方民主国家不肯认真了解他的策略，使他更可来去自如，换成黎塞留、梅特涅、帕默斯顿或俾斯麦等人，必然早已洞悉一切。斯大林的策略其实很简单，就是务使苏联一定是最后做出承诺的大国，以便保留在一场拍卖会上最大的行动自由，不论苏联的合作或中立都可卖给出价最高的一方。在英国对波兰的保证之前，斯大林必须担心如果向德国示好，可能使民主国家对东欧撒手，留下他一人面对希特勒。但有了英国的保证后，他就有把握，不但英国会为苏联的西边疆界而战，而且战争会自六百英里外的德波交界处开始。现在斯大林只剩下两个顾虑。一是他必须确定英国对波兰的保证十分肯定；二是他必须了解对德国那方面的选择是否真正存在。矛盾的是，英国越强调它对波兰的保证，而为了吓阻希特勒英国不得不如此，斯大林就有更多对德运作的空间。英国希望保留东欧现状，斯大林却以争取最大的选择空间和推翻凡尔赛体系为目标。张伯伦要防止战争。斯大林认为战争已不可免，只想自其中获取利益而不必参与其事。他长袖善舞地周旋于两方之间。但到最后西方根本不是对手。只有希特勒有资格满足他想要的东欧领土，而为此他很乐于付出让欧洲陷入战争但苏联得以豁免的代价。4月14日，英国建议苏联单方面宣布：“一旦有任何对苏联欧洲邻国的侵略行为，而受到该邻国的反抗，苏联政府将援手。”斯大林拒绝作茧自缚，不愿做这种天真的单方面的提议。4月17日，他提出三点相对的意见：苏、法、英缔结同盟；签署军事公约使此同盟产生实际效力；对所有位于波罗的海及黑海之间的国家提供保证。斯大林必然知道如此建议一定不可能被接受。首先是东欧各国根本不要这种保证。其次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谈判详细的军事公约；第三点是英国十五年来一直排斥与法国结盟，现在岂会同意与一个被视为只具供应弹药价值的国家结为盟国。张伯伦说：“我们不能为了让东欧的小国能获得弹药供应，就装作有必要结这种联盟。”随后英国领袖一步步放弃他们的保留立场，逐渐接受斯大林的条件，但斯大林却不断抬高价码。5月间斯大林的亲信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olotov)取代李维诺夫出任外长，显示斯大林已亲自主导谈判，而维持谈判代表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已不再受苏联的重视。莫洛托夫以其好卖弄却不甚高明的方式，要求由英苏两方担保所有沿苏联西界的国家，并坚持把这些国家一一列举出来（借此确保其中至少有部分国家会正式表示反对）。他又坚持扩大解释“侵略”一词，把“间接侵略”包括在内，指即使并未真正使用武力，只要对德国的威胁有所让步，也算是侵略。由于苏联保留了对“让步”一词的定义，斯大林等于是要求对苏联所有欧洲邻国的内政有无限制的干预权。到7月斯大林已很有把握。他知道英国领袖不论多么不情愿，最后仍会同意根据接近他所提的条件缔结盟约。7月23日苏联及西方的谈判代表，就一项显然双方都表满意的草约达成协议。至此斯大林获得了一张安全网，可以好整以暇地确定希特勒会出什么价。整个春夏两季，斯大林小心翼翼地放出风声，表示他愿意考虑德国的提议。但希特勒担心若德国采取主动，斯大林会借此向英法要挟更好的条件。斯大林也有同样的顾虑。他不愿采取主动是因为一旦消息曝光，英国可能放弃对东欧的保证，使他必须单独应付希特勒。而且他并不着急，因为他没有时间压力，而希特勒却有；他的胆子也很大。于是斯大林按兵不动，使希特勒焦急不已。7月26日，希特勒沉不住气了。如果他要在秋天雨季开始前进攻波兰，最迟在9月1日前就必须知道斯大林究竟意向如何。德国与苏联谈判新贸易协定的代表团团长施努尔( Karl Schnurre)，奉命开始提出政治议题。他利用两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意拉拢彼此关系，并向苏方主谈人保证：“自波罗的海以迄黑海，两国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施努尔提议与苏联举行高阶层政治会谈，继续讨论有关问题。太热衷的态度很少能加速谈判的进行。凡有经验的政治家决不会因为对谈者的敦促就轻易点头；反而会利用对方的急切设法争取到更大的利益。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是不会受威胁利诱所左右的人。于是一直到8月中，莫洛托夫才接到指示接见德国大使舒伦堡( von derSchulenburg)，并提出一连串问题以确定施努尔究竟用意何在。是要向日本施压要日本不得威胁西伯利亚？是要签互不侵犯条约？是要签有关波罗的海国家的协定？还是要对波兰达成某种协议？此时希特勒已是迫不及待，虽然极不情愿，但他已打算做任何让步。8月11日，他告诉但泽高级行政长官：“我一切的作为都是针对俄罗斯而来。若西方太愚昧、太昏庸以致看不出这一点，那我只有被迫与俄国人达成某种谅解，先击溃西方，再集结大军转向苏联。”希特勒的打算这么说应当很正确：对英国，他希望英国不要插手欧陆事务；对苏联，他希望保有缓冲空间。而斯大林有多么成功，可从他如何扭转希特勒的优先目标看出端倪，虽然那只是暂时的。舒伦堡在回答莫洛托夫的问题时告诉他，希特勒准备立即派外长里宾特洛甫( Joachimvon Rp)到莫斯科来，授权他全权解决一切两国间未决的问题。斯大林必然注意到，希特勒愿意谈判的层次一直为英国所回避，因为在双方洽商这段期间，英国始终认为不必派部长级官员到莫斯科，而有几位英国部长最远只到过华沙。斯大林在没有确定对方下的赌注前不会摊牌，他在升高对希特勒的压力。莫洛托夫衔命对里宾特洛甫的热忱表达谢意，但表示必须先达成原则上的协议，外长来访的意义才能确定。苏方请希特勒拟定明确的提议，包括处置特定领土问题的秘密议定书。就连迟钝如里宾特洛甫，想必也领会得到莫洛托夫如此要求的目的为何。若消息外泄，披露的也是德国的草稿；斯大林必可保持清白，而且可把谈判失败归之于苏联不愿与德国的穷兵黩武同流合污。此刻希特勒已急切到饥不择食的地步。因为进攻波兰的决定必得在几天内就要做出。8月20日他直接写信给斯大林。这封信本身便对德国礼宾官员是个挑战。因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是斯大林唯一的头衔，他没有任何政府职位，令官员们不知该如何称呼他。最后这封信终于送出，收信者只写“莫斯科斯大林先生。”信中表示：“我相信苏联要求的额外议定书，若由一位能负责的德国政治家亲自前往莫斯科协商，其内容必可在最短的时间内敲定。”斯大林坚持到最后一刻仍保有所有的选择余地，因此这一场赌局他必胜无疑。希特勒显然愿意无条件提供给他若与英法结盟须经过与德国血战才能获得的好处。8月21日，斯大林回信表示，希望“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代表两国政治关系步人坦途的决定性的一步”。里宾特洛甫应邀在48小时后，8月23日前往莫斯科。里宾特洛甫抵达莫斯科不到1小时，便被斯大林召见。但这位苏联领袖却对互不侵犯条约兴趣不大，对里宾特洛甫言谈间提到的两国友谊更无动于衷。他最重视的是瓜分东欧的秘密协定。里宾特洛甫建议，依1914年的边界划分在波兰的势力范围，主要的差别在于华沙会留在德国这一边。至于是否要维持波兰表面上的独立，或德苏会不会并吞所有征服的领土，暂不决定。在波罗的海方面，他提议芬兰及爱沙尼亚属苏联势力范围（使斯大林终于获得他多年来希望在列宁格勒附近建立的缓冲区），立陶宛归德国，拉脱维亚则一分为二。斯大林要求拉脱维亚的全部，里宾特洛甫便致电向希特勒请示，希特勒让步，后来他对斯大林要求取得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亦复如此。里宾特洛甫兴高采烈地回到柏林，希特勒把他喻为“俾斯麦第二”。在希特勒向斯大林发出第一封信后，短短三天内，便完成一场外交革命。谁应该为形势如此急转直下负责事后，当然少不了要检讨谁应该为形势如此急转直下负责。有人怪罪英国勉为其难的谈判方式。史学家泰勒(A．J．P．Taylor)曾指出，在英苏交换意见期间，苏方一反常态，对英国的提议比英国对苏联的信息回应要快得多。泰勒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克里姆林宫比伦敦更热切想要结盟。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其实这多半是斯大林想要让英国留在谈判桌上，并不急于得到结论，至少在他确定希特勒的意向之前让谈判继续进行。英国内阁明显犯下几个严重的心理错误，不仅没有派部长到莫斯科，还迟迟不肯加入联合军事计划作业，到8月初才同意。同意之后，虽然苏联心目中的主要甚至可说唯一的目标在陆战，英国却仍派海军上将担任首席代表。更有甚者，代表团是乘船前往苏联，5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