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约的错误，比澄清洛迦诺的保证更重要。3月17日，希特勒进驻莱茵区后十天，英国的内阁记录记载着：“我们本身的态度始终是，但愿能利用希特勒阁下的提议取得一劳永逸的解决。”内阁以低调方式表达的立场，反对党则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在同一月份，下议院辩论国防问题时，工党议员格林伍德( Arthur Green-wood)说：“希特勒阁下的声明中固有不当的主张，但也表现出和平的意愿，这一点值得我方重视。或许这是迄今最重要的表态。指这些声明没有诚意是不对的。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和平不是国防。”言下之意，反对党明白赞成修改凡尔赛和约，取消洛迦诺承诺。他们希望英国慢慢等待希特勒的意图明朗化。这个政策本身无可厚非，但赞成它的人应当了解，如果政策失败，每拖一年要弥补这个错误所需付出的代价会呈几何级数增加。在此没有必要一步步追究英法曾有过哪些做法，想要将战略上的劣势当做是政治上的金矿，或是把动乱转变为执行姑息政策的良机。要紧的是结果。在这段期间之后，德国在莱茵区驻有重兵，东欧对法军而言已鞭长莫及，意大利则与希特勒治理下的德国越走越近，后来成为它的第一个盟友。至于法国，它曾在英国模棱两可的保证之下同意接受洛迦诺的协议，而这个协议在英国眼中是低于正式盟约的。如今法国又放弃洛迦诺，所换来的却是英国更暖昧不明的承诺，即一旦法国边界受到侵犯，英国将派出两个师加以支援。英国又一次巧妙地避开对法国的安全给予百分之百的保证。但它究竟达到了什么目的？法方当然看穿英国是在逃避，但仍把这个承诺当做是朝向达成正式联盟的一步而加以接受。英国的解释则是，有这个保证可使法国不去保卫东欧。因为假若法军为保护捷克或波兰而侵入德国，英国的承诺便失效。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两师英国部队根本吓阻不了德国攻击法国。英国这个均势政策的发源地，如今已完全背离其实际原则。对希特勒而言，占领莱茵区等于为前进中欧开启了军事上及心理上的康庄大道。一旦民主国家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在战略上便不可能抗拒希特勒向东欧迈进。罗马尼亚外长狄杜勒斯库曾这样问法国外长：“若3月7日那一天你们无法保护自己，那又怎能保护我们对抗侵略者呢？”随着莱茵区的军备一天天增强，这个问题越来越叫人无言以对。民主国家的消极态度在心理上的影响更为深远。绥靖现已成为正式的政策，改正凡尔赛和约则是一般的共识。在西欧已没有什么需要纠正之处。但可想而知，英法若不愿维护它们曾提出保证的洛迦诺协议，那就更不可能支持凡尔赛对东欧的安排，英国原本自一开始就对此有异议，并不止一次公开表示拒绝提供保证，最近的一次是不同意承担派两个师军队到法国的费用。至此法国已放弃黎塞留的传统。它甚至不再求自保，只盼望获得德国善意的回应，以解除本身的危机。1936年8月，莱茵区重被占领后五个月，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 Dr. Hjalmar Schacht)在巴黎受到社会党领袖、现任人民阵线( Popular Front)政府总理布鲁姆(LeonBlum)的接待。布鲁姆说：“我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也是犹太人”，但“我们若把意识形态当做无法超越的障碍，那什么目标也达不成”。法国外长德勒波(Yvon Delbos) -时之间不知该如何说明这句话实际上的意义，只能解释成“一点一滴地向德国让步以求延后战争”。他也未说出这个过程是否有一终点。法国，这个200年来为掌握自身命运在中欧打过无数战争的国家，现已退缩到以一步步让步来换取时间，能争取到多少安全就多少安全的地步，同时则祈求德国会有满足的一天，或是解围之人或事能够出现，好化危机于无形。法国是小心谨慎地走绥靖政策之路，英国却是大力推动。1937年，莱茵区恢复武装后第一年，英国外长哈利法克斯( Halifax)前往伯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亲自登门造访希特勒。此举象征着民主国家在道德上的退却。他称许纳粹德国为“欧洲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并提出不少“随着时间或许必然会发生变化”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到但泽、奥地利和捷克。哈利法克斯唯一的警告是完成这些变化的方法：“英国愿意见到，任何改变均应经由和平演变而来，而且应避免会引起大规模骚动的方法。”若是不像希特勒那么独断独行的领袖，一定会难以理解，英国既已愿意对奥地利、捷克及波兰走廊问题让步，为什么还要对德国用什么方法表示意见。既已放弃实质，何必还为方法设限？哈利法克斯认为有什么和平论调能说服别人相信自杀的好处？国际联盟的主流思想及集体安全的理论主张：必须反抗的是造成改变的方法；但历史告诉我们，国家之所以走上战场是为反抗改变的事实。哈利法克斯拜访希特勒时，法国的战略地位已更加恶化。1936年7月，佛朗哥将军( Francisco Franco)领导的军事政变引发西班牙内战。佛朗哥获得德、意的公开支援，并运来大量装备；不久德意便派出“自愿军”，法西斯主义似有以武力传播其思想之意。法国此时面临着与300年前黎塞留相同的挑战——四邻可能都是敌对的国家。但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政府不及这位伟大的前辈，他们惊慌失措，无法判定是所面临的危险还是解除危险的手段更令人害怕。英国曾参与18世纪初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9世纪又在西班牙对抗拿破仑。英国加入这两场战争，都是为反抗欧洲最具侵略性的国家想要将西班牙纳入其版图。而现在，或许因为英国不认为法西斯阵营在西班牙获胜会威胁到均势，或是英国认为法西斯比靠拢苏联的左翼激进西班牙政府威胁性要小（很多人似乎觉得这种可能性最大）。但最要紧的是英国不要战争。英国内阁曾警告法国，若因法国运送武器给西班牙共和政府而引发战火，英国将保留保持中立之权。但依据国际法，法国有充分的权利出售武器给西班牙的合法政府。法国迟疑了一下，然后宣布对西班牙实施武器禁运，但又不时默许违反此一禁令。这个政策令法国的友邦痛心，也让它被敌人看轻。在如此气氛下，英法领袖于1937年11月29~30日在伦敦会谈，寻求共识。继鲍德温出任首相的张伯伦，开门见山地提议讨论法国与捷克结盟有哪些义务。这是外交家想要钻漏洞，不想履行承诺时便会提出的疑问。由此推论，奥地利独立的问题根本不值得一谈。法国外长德勒波回答的方式，则显示他十分清楚问这个问题的含意。他自法律的角度而自非政治或战略的考虑上来谈捷克问题，纯粹只就法律诠释法国的义务：此约使法国在捷克受到侵略时必须介入。若德裔人口发生暴动，德国以武装干预予以支持，则此约要求法国根据事实的严重性加以决定。德勒波未提及捷克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谈法国放弃盟友对其维护其他东欧国家独立的声誉会有何影响。他反而强调法国的义务可能适用，也可能不适用于唯一实际存在的威胁，即捷克境内德裔少数民族在德军支持下作乱。张伯伦把握德勒波提供的漏洞，拿它作为绥靖政策的理由：“与德国就中欧达成某种协定似乎值得一试，不论德国的目标为何，即使它有意进入某些邻国也不为过；实际上我们有希望延后德国计划的执行，甚至于限制德国相当一段时间，以致其计划到最后无法实施。”然而万一拖延不成，英国又将如何？既已容许德国修改其东界，难道英国还会为修改的时间表而战？其答案不言自明——对于已同意的改变，各国不会为了实现这种改变的速度而开战。捷克的命运不是在慕尼黑而是近一年前在伦敦就决定了。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希特勒大约在同一时间决定拟出自己的长期战略。1937年11月5日，他召集战争部长、三军总司令及外长开会，很坦白地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战略观点。他的副官霍斯巴赫( Hossbach)记有详细的记录。会后这几位首长便没有理由抱怨他们不知道其长官的方向。因为希特勒说得一清二楚，他的目标绝不止于恢复德国在一次大战前的地位。他所揭露的是《我的奋斗》计划：在东欧及苏联征服大片大片的土地作为殖民之用。希特勒很明白如此野心勃勃的计划一定会遭到抗拒：“德国的政策势必要考虑到英法这两个可恶的敌对国。”他强调德国在重新武装上虽已抢先英法一步，但这种优势只是一时的，到1943年后便会加速消失。因此，战争必须在此之前展开。希特勒手下的将领对他的计划如此之庞大，而付诸实施的时间又那么紧迫感到忧心。但他们不敢违逆希特勒，只有默默接受。有些军方领袖曾略微地想到，要在希特勒真正下令开战时发动政变。但希特勒的动作太快。他的出其不意，先下手为强且连战皆捷，使将领们没有（在他们看来）发动政变的道德诉求，对合法政府发动政变从不是德国将领的专长。至于西方民主国家，她们无法体会自己与德国独裁者希特勒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鸿沟。他们以和平为最终目标，紧系着每一根神经，极力地避免战争。但希特勒却害怕和平，渴望战争。他在《我的奋斗》中曾写道：“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成长，在永恒的和平中毁灭。”到1938年，希特勒感觉羽翼已丰，可以跨出凡尔赛所划定的国界。他第一个目标便是自己的祖国奥地利，1919年圣日耳曼(St．Germain)协议与1920年特里亚农（Trianon）协议（相当于奥匈帝国的凡尔赛和约），使奥地利处于尴尬的地位。在1806年之前，奥国一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核心；1866年之前，它是主要的德语系国家，有些人更认为它是唯一的德语系国家。自俾斯麦剥夺了奥地利在德国的传统地位后，它便将重心转向巴尔干及中欧，直到在一次大战中又失去这些领土。当年的庞大帝国如今萎缩到只剩讲德语的核心部分，却遭凡尔赛和约禁止与德国合并，这个条款明显违背民族自决原则。虽然德奥两国都有很多人以统一为目标（包括史特瑞斯曼），但在1930年又受到盟国的阻挠。因此，这个问题本身的暖昧性对希特勒早期的成功相当重要。德奥统一既符合民族自决原则，又能瓦解均势，而欧洲的政治家们又是越来越不愿意为均势而动武。经过一个月的纳粹恐吓，奥地利让步，继而又反悔，德军在1938年3月12日长驱直人奥地利。奥国没有任何反抗，许多奥国人民甚至为此欢欣鼓舞，大家似乎都觉得失去往日帝国、留在中欧孤立无援的奥地利，与其做个中欧小国，不如成为德国的一省。民主国家对德国兼并奥地利表示抗议只是虚应故事，并无道德上的宣示，也未提出任何具体的措施。当集体安全的丧钟敲响时，国际联盟眼看着一个会员国被强邻吞没却无声无息。民主国家现在是加倍曲意讨好希特勒，希望在所有德裔人民都回到祖国怀抱后，他会就此罢休。命运选中捷克斯洛伐克作为这个实验的目标。捷克跟其他奥匈帝国瓦解后所形成的国家一样，其种族复杂的情形不下于帝国本身。在捷克1500万左右的人口中，有近1/3是非捷克或非斯洛伐克人，而且斯洛伐克人并非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个与捷克人组成的国家。它有350万德国人，近100万匈牙利人，近50万波兰人。更糟糕的是，这些少数民族都住在与祖国邻近的地区，依照凡尔赛标榜的民族自决原则，这使各民族更可理直气壮地要求重回祖国怀抱。另一方面，捷克在经济上与政治上，都是奥匈帝国所留下的国家中最进步的。它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生活水准可媲美瑞士。它的军队规模不小，配备精良，而且其中有不少是捷克自行设计制造；它分别与法、苏结有军事同盟。因此就传统外交而言，不太可能轻言放弃捷克；但就民族自决而言，也很难为这种国家辩护。希特勒挟重新武装莱茵区成功的余威，在1937年开始以捷克境内的德国人为名威胁捷克。起先，这些威胁表面上是为了要求给予“苏台德区( Sudeten-land)”的德裔少数民族特殊权利而发，苏台德区是德国宣传中用的称呼。但到1938年，希特勒升高了要挟的音调，扬言打算以武力将这片领土纳入纳粹德国。法国与苏联均承诺保护捷克，但苏联是否援手是以法国必须先有行动为条件。此外，波兰或罗马尼亚是否会允许苏联军队越过其领土去保护捷克也很难说。自一开始英国便选择了绥靖。3月22日，奥地利被并吞不久，哈利法克斯便提醒法国领袖，在洛迦诺提出的保证只对法国边界有效，若法国履行对中欧的条约义务，这个保证可能失效。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中曾警告：“那些承诺（洛迦诺的保证）在他们看来，对维持欧洲和平关系重大，虽其无意于撤销承诺，但亦无法加以扩大。”法国国界是英国唯一的安全边界；若法国的安全考虑超过这个范围，尤其是如果想要保卫捷克，那法国必须自行负责。慕尼黑会议几个月后，英国内阁派出由伦西曼爵士（Lord Runciman）率领的考察团，到布拉格查访有什么和解的途径。这个考察团实际上的作用是宣扬英国不愿保卫捷克。其结论已是众所周知；要达成任何和解，捷克势必要割让一些土地。因此，慕尼黑会议不是投降，只是一种心态的反映，也是民主国家想要以高唱集体安全及民族自决，维持在地缘政治上有瑕疵的安排，而几乎注定会发生的后果。连最赞同捷克建国的美国，也早早就与捷克危机保持距离。罗斯福总统在9月提议就某种中立立场举行谈判。然而美国驻外使馆的报告如果正确，罗斯福应对法国会持什么态度来参加这个谈判心知肚明，对英国的态度更不用说了。事实上，他更火上加油地表示：“美国政府对现阶段谈判的进行不负有任何义务。”当时情况仿佛是为希特勒善于发动心理战所量身裁制的。整个夏天他不断扩大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实际上却未做出任何确切的威胁。最后，希特勒在1938年9月初纳粹在纽伦堡( Nuremberg)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对捷克领导阶层做恶意的人身攻击，终于使张伯伦再也承受不住。虽然希特勒未提出正式要求，也没有实际进行任何外交意见沟通，张伯伦却在9月15日决定要拜访希特勒，以终止这种紧张情势。希特勒为表示不悦，选择在德国境内离伦敦最远、交通最不便的伯希特斯加登与他见面。当年从伦敦到伯希特斯加登，乘飞机需要5小时，而那次是年已69岁的张伯伦首次搭乘飞机。经过希特勒一连几小时的咆哮，指责苏台德德裔遭到他口中所谓的不平待遇，最后张伯伦同意肢解捷克。捷克境内所有德裔超过50 010的地区都要归还德国。细节部分数日后在莱茵区的戈德斯堡( BadGodesberg)另行开会讨论。希特勒把第二次会议地点选在此处，说成是一项“让步”，这是他一贯的谈判作风；其实戈德斯堡虽距伦敦近了许多，但仍颇深入德国腹地。在两次会议中间，张伯伦“说服”捷克政府接受他的提议，以捷克领袖的说法，他们是“悲哀”地接受。9月22日在戈德斯堡，希特勒提高价码，并表明他是要令捷克难堪受辱。他反对分区进行公民投票再划出边界的冗长程序，反而要求捷克立即撤出整个苏台德区，自四天后9月26日开始，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捷克军事设施应完好无缺地留给德国武装部队。他还进一步替匈牙利及波兰后裔要求重划这两国的边界，使割地后的捷克再被瓜分。当张伯伦对他如此提出最后通牒表示反对时，希特勒却无声地指着他手中文件上的“备忘录”几个字。经过数小时激烈的争辩，希特勒又做出“让步”：他愿意给捷克时间考虑，到9月28日下午2时答复，并自10月1日起开始撤出苏台德区。张伯伦无法允许自己让捷克受如此严重的羞辱，法国总理达拉第的立场更为强硬。有好几天战争似乎迫在眉睫。英国的公园已开始掘壕沟。也就是在这段期间，张伯伦曾忧心地说，英国受到请求要去为一个英国一无所知的远方国家上战场——此话是出于曾为进入印度打过几世纪战争，眉头却从未皱过一下的国家的领导人。但开战的理由是什么呢？英国已同意针对苏台德德裔人口依民族自决原则，将捷克分割。英法之所以就要决定开战，不是为维护一个盟国，只是为分解这个盟国的快慢有几点的歧见，还有比起已同意的领土分割只是小巫见大巫的一些疆界调整而已。或许墨索里尼也是为这些理由，在最后紧要关头建议，将德、意原定举行的外长会议扩大进行，加入英国（张伯伦）、法国（达拉第）、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等各国领袖。这四位领袖9月29日在纳粹党发源地慕尼黑集会，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原是胜利者的专利。实际讨论的时间不多：张伯伦与达拉第想重提他们的原始提议，但未极力争取；墨索里尼提出一份包含希特勒戈德斯堡提议的文件；希特勒则以嘲讽的态度将会议的议题扭曲为他的最后通牒。既然他提出10月1日为最后期限被指为蛮不讲理，于是他表示，眼前的任务是“取消这种性质的行为”。言下之意，此次会议的目的只在使戈德斯堡提议能被和平地接纳，否则他就要动武。但张伯伦与达拉第前几个月的作为使他们别无选择，唯有接受墨索里尼的提议。捷克代表在别的房间中忧心如焚，其国家却难逃分裂的命运。这次会议根本未请苏联参加。英法为减轻自己的内疚，对仅存的失去武装的捷克表示愿意保证其安全，这两个对完整无缺、军备精良的民主盟国食言而肥的国家，摆出这种姿态实在荒谬。不用说，这个保证是从未实现。慕尼黑在我们的词汇中有特别含意，代表向勒索低头的惩罚。然而慕尼黑不是单一事件，而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一种态度，日积月累后的结果，而每让步一次就更严重一分。十多年来德国一步步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魏玛共和争取到免除赔款，解散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及盟军撤出莱茵区。希特勒打破对德国建军的限制、禁止征兵的规定及洛迦诺的裁军条款。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便从不承认东欧的国界，盟国也从未坚持德国必须承认。最后是一连串的决定终于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一次大战的胜利国因认定凡尔赛和约不当，在心理上便失去维护这个和约的意愿。拿破仑战争的战胜国订下宽大为怀的和约，但也不忘组织四国同盟，以示保护此约的决心不容置疑。一次大战的胜利者订下惩罚性的和约，继而自行创造出修约最大的诱因，最后又同心协力将自己的杰作加以摧毁。20年来，均势不是受到排斥，就是受到诬蔑；民主国家领袖告诉其人民，从此世界秩序应建立在更高的道德标准上。后来，当新世界秩序遭遇到真正的挑战时，民主国家——英国是深信不疑，法国是虽有疑虑但迫于情势——别无他法只得和解到底，才能向人民证明希特勒是贪得无厌的。由此不难了解慕尼黑协定为什么在当时广受时人称道。罗斯福总统( Franklin Roosevelt)就是向张伯伦道贺的人之一，还对他说：“做得好。”英联邦各国领袖更是喜形于色。加拿大总理写道：“容我向您转达加拿大人民热诚的恭贺，并深致全国上下一致的谢忱。我与僚属及政府，对您对人类的贡献同表无尽感佩。”澳洲总理也不遑多让：“我与僚属愿对慕尼黑会谈的成果致以最热诚的贺意。全体澳洲人民与大英帝国所有其他人民，对您不遗余力地维护和平深表感激。”很奇怪的是，所有目睹慕尼黑会议的人都同意，希特勒一点也没有占上风的喜悦，反而愁眉不展。他希望的是战争，他认为要实现其野心就一定要动武。他对战争的需求或许也有心理上的因素；他所有的公开谈话，几乎都必定要谈到个人战时的经验，而公开发言是他公众生涯中最受重视的一环。虽然他手下的将领强烈反对战争，以致打算在他决定开火时要推翻他的计划时有所闻，但希特勒离开慕尼黑时仍有受骗的感觉。而且他根据反常的逻辑思考，所得的结论很可能是对的。假设他顺利挑起因捷克而起的战端，民主国家是否能牺牲到底只求一胜还成问题。因为捷克问题与民族自决原则太相违背，而民意也还不能接受战争初期几乎免不了的败仗。然而，慕尼黑却成为希特勒心理战策略的终点站。在此之前，他一直能够挑动民主国家对凡尔赛和约的内疚；但这次会议后他唯一的武器就只剩残酷的武力，毕竟再惧怕战争的人忍受勒索也有一定的限度。英国的情形尤其是如此。希特勒在戈德斯堡及慕尼黑的行为，已使他耗尽英国仅存的一些善意。张伯伦返回伦敦时虽有“为当代带来和平”的违心之论，他也下定决心再也不受勒索，并且积极展开建军计划。事实上他在慕尼黑的言行比后世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慕尼黑会议后他大受欢迎，但此后便一直被标上投降的标记。民主国家的民众在大难当头时是毫不留情的，即使当初是为满足他们一时的希望才造成灾难也不例外。一旦事实摆在眼前，他并未达成“当代和平”，张伯伦的名声便一败涂地。希特勒很快就找到另一个战争的借口，此时张伯伦曾领导英国，使后来英国能全民同仇敌忾并以重建的空军渡过难关，这些功劳已得不到任何肯定。在事后对绥靖者天真的言论嗤之以鼻固然很容易。但他们大多是正人君子，在对欧洲传统外交普遍失望之余，在人人感到身心疲惫之际，为实现威尔逊理想主义所建构的新世界秩序而积极奔走。过去从未有一位英国首相，会像张伯伦在慕尼黑那样，用这种理由为一个协定辩护，指它能“去除长久以来破坏气氛的猜忌及敌意”。此言仿佛认为外交政策属心理学的范围。然而，这些观点都来自于想要以公理正义为诉求，以超越现实政治及欧洲历史为目的的理想主义做法。希特勒并未让姑息他的人等得太久，便粉碎了他们的美梦，也因而加速他本身的覆亡。1939年3月，慕尼黑会后不到半年，他占领捷克硕果仅存的领土。捷克人居住的部分变成德国的保护国；斯洛伐克理论上是个独立国，但也是德国的附庸国。英法虽在慕尼黑表示要保护捷克，但这个保证始终未形诸文字，也不可能形诸文字。毁掉捷克自地缘政治上看不出任何意义；只显示希特勒非理性的思考与一味求战。捷克失去国防力量及法苏的盟约后，势必落人德国的势力范围，东欧也必然要针对这个新现实有所调整。苏联刚完成整个党政军领导阶层的整肃，有一段时间内不必在意它。现在希特勒只需要耐心等待，因为以法国实际上保持中立，德国迟早会成为东欧的盟主。但等待当然是希特勒情绪上最大的弱点。英法（由英国领头）势不两立的反应，就传统权力政治而言同样没有多大意义。捷克被占领既未影响均势，也未改变局势演变的方向。但就凡尔赛标榜的原则来说，占领捷克却是个分水岭，因为此事显示出希特勒志在征服欧洲，与民族自决或平等无关。希特勒的错误不在于违反了传统的均势原则，而是他触犯了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道德前提。他的侵略行为是要把非德裔的人口纳入纳粹德国之中，这就违反民族自决原则，而他先前所有的片面夺取领土都因这个原则而被容忍。英国的容忍度并非毫无止境，也不是国家懦弱使然；希特勒终于符合英国民众对侵略所持的道德看法，虽然还不合英国政府的定义。张伯伦迟疑数日后，改变顺应民意的政策。自此，英国开始对抗希特勒，但不是为遵守传统的均势原则，而只是因为希特勒已不值得信任。威尔逊对国际关系所采取的原则，促成希特勒为过去欧洲所有国际体系所不容许的行为，但到某个程度后，也造成英国划下比在现实政治下更严格的界线，倒是相当讽刺。威尔逊的主张虽导致未能及早对付希特勒，但也种下一旦他明显违反道德标准后便让人恨之入骨的因子。1939年希特勒主张收回但泽，并企图修改波兰走廊，此时问题的症结与一年前大同小异。但泽是个纯德语都市，其自由的地位对民族自决原则而言，与苏台德区在捷克的情形相同。波兰走廊的人口虽较复杂，但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对边界有所调整确实相当可行，至少理论上是如此。但希特勒未能了解情势的演变，他不明白一旦越过道德上所能容许的界限，以往使民主国家能容忍他的道德至上原则，现已转化为空前难以妥协的态度。德国占领捷克后，英国民意已忍无可忍；自这一刻起，除非希特勒按兵不动，否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指日可待，但真实证明按捺不住是他的本性。在那个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国际体系又遭遇再一次震撼，这一次是来自另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多事之秋一直被忽视的也是企图翻案的强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第十三章 斯大林待价而沽希特勒与斯大林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决定外交政策，那希特勒与斯大林就绝不可能联手，这跟300年前黎塞留与土耳其苏丹的情况类似。但地缘政治上的共同利益是一股强大的结合力量，促使希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往日仇敌唇齿相依地结合在一起。此事发生时民主国家难以置信；各国的惊愕显示他们对斯大林心态的了解跟对希特勒同样不足。斯大林与希特勒一样都是自社会边缘起家，虽然他花了更长久的时间才取得绝对的权力。希特勒仗恃他煽动人心的才能，不怕孤注一掷而大获全胜。斯大林则深入俄共官僚体系内部清除异己，终至大权在握，而其他角逐权力者并未把他放在眼里，因为他们起先认为这个来自格鲁吉亚的工于心计的人不是他们的对手。希特勒以超乎常人的坚持精神令僚属唯有俯首听命。斯大林则凭借不断的暗中运作累积实力。希特勒将其狂放不羁的工作习气及善变的个性转用于决策上，使其政府政策无法一贯，偶尔还带些一知半解的性质。斯大林将他早年在宗教训练中学到的严格诘难法，应用于冷酷地演绎俄共世界观，并将意识形态转换为政治控制的工具。希特勒借助于大众的拥戴而地位日益巩固。斯大林个性过于偏执，不可能采取如此强调个人魅力的做法。他极在乎最后的胜利，远超过对一时掌声的期待，而且宁愿以一一摧毁所有潜在敌人的方式达到目的。希特勒的野心必须在他有生之年完成，在言谈之间他只代表自己。斯大林同样妄自尊大，但他自视为历史真理的仆人。他跟希特勒不同，他有无比的耐心。他也不同于民主国家的领袖，他是时时刻刻不忘仔细研究权力关系，再小的细节也不放过。正因为斯大林深信其政治思想代表历史真理，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追求苏联国家利益，全不受在他眼中被视为虚伪的道德包袱或感情因素所阻碍。斯大林的确是个难猜之谜。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西方民主国家却对此一无所知，以为斯大林与希特勒之间的思想冲突绝无和好的可能，便将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给斯大林一个与法国的条约，却又放弃军事合作，不邀请苏联参加慕尼黑会议；又在大势已去，已无法阻止他与希特勒签署协定后，才勉强与斯大林展开军事谈判。民主国家领袖误以为斯大林长篇大论、略带宗教意味的演讲，反映出他一成不变的思想与政策。但斯大林坚持的仅限于共产主义思想，而这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使他在战术上极有弹性。除以上的心理层面外，斯大林的个性中还有重要的哲学成分，这使他几乎令西方领袖无从捉摸。身为老共产党员，在掌权前的几十年里他曾因信仰坐牢、流亡，备尝艰辛。苏联共产党人自诩为对历史演变有高人一等的见地，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是在客观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助一臂之力。他们认为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间的差异，近似于科学家与门外汉的对比。科学家分析物理现象，但并不能真正制造这些现象；由于他们了解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委，因此得以偶尔操控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