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便一发不可收拾。当白里安欢迎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时，他特别强调史特瑞斯曼的人品，史特瑞斯曼也投桃报李。同样的，因听说张伯伦对法国有个人偏好，促使史特瑞斯曼在张伯伦于1924年继较亲德的寇松爵士后出任外相时，加快执行其顺应政策及承认德国的西界。奥斯汀·张伯伦系名门之后。父亲是才干过人、足智多谋的约瑟夫·张伯伦( Joseph Chamberlain)，20世纪初时曾主张与德国结盟。日后签订慕尼黑协定的内维尔·张伯伦( Neville Chamberlain)则是其同父异母的兄弟。奥斯汀在数任英国联合政府中均握有极大的权力。但他与父亲一样都未做到最高的首相位置；事实上，他也是20世纪英国保守党唯一一位未做过首相的领袖。有一说法指他“每战必与，每役必输”。麦克米伦首相( Harold Macmillan)对他的评语是：“此人口才一流，但气势不足。条理分明，但不够锐利。他倍受尊敬，但无法令人生畏。”张伯伦主要的外交成就便是促成洛迦诺协约。他亲法的立场众所周知，还曾说过他“像女人一般爱恋法国”的话。史特瑞斯曼害怕会有英法同盟出现。史特瑞斯曼是基于这种顾虑乃发动最后签订洛迦诺协约的过程。事后看来，对欧洲疆界线双重标准的缺失便很清楚。但张伯伦认为这已是将英国的战略承诺大为延伸，已到达英国民意能接受的底线。英国在18世纪初之前，均是以英吉利海峡为其安全国界。整个19世纪，这个安全界线移到了低地国家。张伯伦则试图再移向莱茵河，但后来德国于1936年越界时，英国并未起而捍卫。至于保障波兰，在1925年时英国政治家尚没有这种见地。白里安则是法国第三共和的典型政治人物。他以左翼激进分子起家，后来成为内阁中固定的一员，偶尔担任总理，多半是任外长（曾历任14届政府的外长）。他很早便警悟到法国相对于德国的弱势，因此认为与德国修好是法国维护长期安全的上上策。凭他个人长袖善舞的手腕，他希望能为德国解除凡尔赛和约中最严苛的条款。白里安这种政策在曾遭德军蹂躏的国度中不可能受欢迎。也很难判断他这个政策是为消弭一个世纪来的仇视，还是为现实政治而不得不如此。在危机发生时，法国人喜欢立场强硬不妥协的普恩加来，他坚持必须严格执行凡尔赛和约。当危机演变到不可收拾时，如占领鲁尔区之后，白里安就会再度出山。如此变换频仍的缺点就是，法国无法有始有终地贯彻这相反两种政策中的任一种：法国已没有足够的实力执行普恩加来的政策，但法国民意令白里安没有太多的筹码可与德国达成永久的和解。且不论白里安真正的动机为何，他明白法国若不主动修好，也会在英美压力及德国日益强盛的逼迫下这么做。史特瑞斯曼虽强烈反对凡尔赛和约，他却相信缓和与法国的紧张关系，可加速裁军条款的修正，并成为改定德国东界的基础。1926年9月27日，白里安与史特瑞斯曼在法国近日内瓦的侏罗山脉( Jura Mountains)中，一个穷乡僻壤的村落施瓦希(Thoiry)会面。当时德国刚获准加入国际联盟，白里安以一篇亲切且热忱感人的演说表示欢迎。在此有利的气氛下，两位外长研拟出一套整体协议，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战争留下的问题。法国将归还萨尔区，凡尔赛和约要求的公民投票不会举行。法军在一年内会撤出莱茵区，盟国军委会将退出德国。德国方面则会为萨尔区的矿产支付三亿马克，并加速偿还对法国的赔款，实现道威斯计划。白里安等于是想以凡尔赛和约最为德国不满的条款，来交换对法国经济复苏的援助。协议内容显示出双方处于不平等的谈判地位。德国得到的是永久性、无法收回的好处；而法国所获得的不过是只此一次、暂短的金钱上的收益，而且有一些是重复德国已做过的保证。这个协议在巴黎与柏林都遭到反对。德国民族主义者对任何形式的遵从凡尔赛和约，不论实际条件多么有利，一定是反对到底，而白里安则被指责抛弃了莱茵河的缓冲区。发行公债筹措德国额外的支出也成问题。于是白里安在11月11日突然中止谈判，宣称“施瓦希构想尽速实施的希望因技术性障碍而破灭”。这是两次大战期间德法最后一次尝试达成全面的协议。至于即使这个协议得以付诸实施，后来的历史是否就会大为改观，也不得而知。因为洛迦诺式外交所引发的基本问题，即和解究竟会促使德国接受凡尔赛国际秩序，还是会助长德国威胁这个秩序的问题，依然无解。洛迦诺之后，这个问题越来越难以回答。英国相信和解是唯一可行的方式。美国也认为在道德上有义务与德国和好。战略或地缘政治分析已不流行，各国虽对正义一词各有迥然不同的定义，却都把它挂在嘴上。一连串肯定国际联盟一般性原则与呼吁的条约陆续出炉，部分是出于信念，部分是出于不胜其扰，也有部分条约是出于想要逃避地缘政治的残酷现实。后洛迦诺时期，只见法国一步步自凡尔赛和约的安排中退却，虽明知其不可，但在英美不断施压之下也只有一再让步。这段期间资金不断涌入德国，大半是美国资金，加速了德国工业的现代化。专为监督德国裁军而设立的盟国军委会于1927年裁撤，其功能转移给无法进行履约查证的国际联盟。德国暗中重整军备的脚步加快。早在1920年，当时的工业部长拉塞诺就曾安慰军方，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裁撤重武器的条款，主要只会影响到反正很快就要淘汰的武器。他指出，研发现代化武器及建立快速制造这些武器的工业产能，不会受任何阻碍。在1926年，洛迦诺公约获批准后不久，白里安与史特瑞斯曼正在施瓦希村会面时，一次大战最后三年的德军总司令、刚当选德国总统的兴登堡元帅( Marshal von Hindenburg)，在参观陆军演习时说：“今天我看到德国军队的传统精神及战技标准，保存得完好无缺。”果真如此，则一等德军规模所受到的限制去除，法国的安全将立即陷入危机。等到裁军问题成为国际外交的主要课题时，这个威胁更是近在咫尺。德国要求政治平等，处心积虑地为将来坚持军事同等待遇创造有利的心理环境。除非能获得进一步的安全保障，法国拒绝裁军；而唯一能够提供保障的英国，对德国东界不肯加以保证，对其西界也不愿逾越洛迦诺公约的范围，由此可见洛迦诺公约的约束力不及盟约。为避免、至少也要延后，德国正式平起平坐的日子，法国开始玩起国际联盟裁军专家所爱玩的制定裁军标准的游戏。它向国联筹委会( the League Preparatory Commission)提出一份分析报告，比较实际军力与潜在军力，有训练的后备军人与人口趋势，现有武器与技术更新的速度。然而这种种辛苦设计的论点都无法规避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只要采取平等的军备标准，不论标准多么低，法国的安全都受到威胁，因为德国有超强的动员实力。法国越是愿意接受筹委会的前提，为自己制造的压力就越重。到最后，法国的种种运作反而主要只是加深了英美的成见，认为法国才是妨碍裁军乃至和平的真正障碍。法国最大的困境在于洛迦诺公约后，它已无力于将自身的想法付诸实现，只能退而求其次地设法缓和其恐惧。法国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只能做被动的反应。这种心态表现在法国自洛迦诺公约成立后两年内，开始构筑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此时德国仍在解除武装状态，而东欧新兴国家的独立也有赖法国为其后盾。唯有法国利用莱茵河非武装区为要挟，采取攻势战略，东欧才能获得救援。但马其诺防线却显示法国打算采取守势，固守国界之内，因而使德国对东欧得以为所欲为。法国的政治与军事策略已不再齐一步调。失去方向的领导人往往喜借公关造势来代替方向感。为要让民众觉得他有所作为，‘白里安利用美国参战十周年纪念的机会，于1927年6月向华盛顿提出一个草约。根据此条约，美法两国对彼此关系将宣示放弃战争，并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美国国务卿凯洛格( Frank B．Kellogg)对于这样一个宣示放弃无人畏惧的战争，又提出人人视为当然的和平建议的文件，不知该如何回应。但1928年选举年即将到来，令他有一番觉悟：“和平”人人爱，白里安的草约又有不涉及任何实质后果的优点。1928年初，国务卿凯洛格不再保持沉默，接受了这个草约。但他比白里安更胜一筹，提议放弃战争这一条有越多国家加入越好。这个提议令人无法拒绝的程度不下于其了无新意。1927年8月27日，排除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巴黎协定（the Pact of Paris通称为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声势浩大地由十五国一同签订。很快地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通过此协定，在20世纪30年代频频侵略他国的德、日、意三国也包括在内。协定才签过，各国领袖便各自有了异心。法国在其原始提议中加入但书，承认出于自卫的战争及履行国联盟约、洛迦诺保证、所有法国同盟盟约的战争为合法。这使一切又回到原点，因为但书中涵盖所有想象得到的实际情况。再者，英国为保护其属国，坚持要有行动自由。美国的保留意见更是不留余地：它主张门罗主义，自卫权利、及各国有权自行判断自卫的条件为何。美国等于是保留了每一个可能的漏洞，还拒绝参与任何执行巴黎协定的行动。数月后凯洛格在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提出令人讶异的理论，指美国在巴黎协定下没有协助侵略受害者的义务，因为若有侵略行动，便证明巴黎协定已失效。蒙大拿州参议员沃尔什( Walsh)问：“假设某个国家真地破坏了此约，我们又为什么要涉入其中？”凯洛格答：“毫无理由。”他已将这个约定变化为一个空泛的论调，即巴黎协定只有在和平不被破坏时才能维护和平。战争唯有在所有可预见的情形之外才会被禁止。无怪乎布罗根(D．W. Brogan)对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有这样的评语：“曾借宪法第十八修正案放弃饮酒之害的美国，邀请各国立誓放弃战争。各国半信半疑之下，只好遵从。”在此过程中，白里安的原始构想却被他过去的盟友转变为向法国施压的新工具。它们据以大力主张，既然战争已被列为非法，法国就有义务加速裁军。为彰显和好时代的来临，盟国于1928年终止占领莱茵区，比预定计划提早五年。同时，张伯伦公开表示，以英国的立场，只要德国不乱来，德波边界可以、事实上也应该加以修正：“若它（德国）加入国联，并秉持友好和解的精神参与国联事务，我本人相信，在合理的几年时间内，它会发现自己的经济与商业支援对波兰是多么必要，其友谊在波兰是多么受欢迎，届时不需要求助于国联，凭自己的力量它便能直接与波兰人达成友好的协议。若德国民众与新闻界能受到节制，少谈太多东边国界的问题，或许反而会更快获得解决。”史特瑞斯曼很技巧地利用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一方面增加对苏联的选择余地，一方面增加向法国要求对等军备待遇的压力。例如，他要求能获得同意，免除德国参与国联宪章执行条款的义务（第十六条），理由是德国没有武装，无法面对受制裁的风险。事后，他师法俾斯麦的作风通知莫斯科，他要求豁免执行义务是因为德国不愿加入任何反苏的联盟。苏联明白他的暗示。在洛迦诺后不到一年，1926年4月，德苏便在柏林签订中立条约。双方同意在另一方受攻击时保持中立；也同意不加入任何针对另一方而来的政治结盟或经济抵制，原则上不论所牵涉的问题为何。实质上，这意味着集体安全原则不适用于德苏两国的相互关系。而德国又已获豁免于对其他国家采取制裁。德苏因对波兰共同的敌意而结合，正如总理沃斯( Wirth)对驻莫斯科大使布洛克道夫·兰泽( Ulrich von Brockdorff Rantzau)的训示：“有一件事可以坦白对你说，波兰务必要除掉。我不会缔结任何可能助长波兰的条约。”然而法国的领袖，尤其是白里安，均认为顺应政策仍是法国唯一切乎实际的选择。万一法国最恐惧的情况发生，德国恢复好战的政策，此刻若法国被加上破坏和解的罪名，则最后争取到英国支持及维持美国善意态度的希望就微乎其微了。欧洲的重心逐渐移往柏林。出人意料的是，事后想起来，史特瑞斯曼在国内的人望在这段期间一直走下坡。全国散漫的民族主义自德国对杨格计划( Young Plan)的反应中可见一斑。这是1929年道威斯计划五年届满时盟国所提议的后续计划。它再把德国赔款金额降低，并设定一个截止日期，不过是很久以后。1924年道威斯计划在德国保守派的支持下为德国所接受；1929年时，杨格计划的条件虽更加有利，却遭到有新窜起的纳粹党以及以共产党为后盾的保守派猛烈抨击。最后德国国会仅以20票之差通过这个计划。几年之间，所谓的洛迦诺精神代表着一次大战中的敌对国家寻求和好的心态。但德文“精神”这个字也有“鬼魂”的意思，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德国民族主义圈子内渐渐流行开洛迦诺“鬼魂”的玩笑。这种奚落凡尔赛国际秩序根本精神的态度，即使在经济大恐慌尚未激化德国政治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之前，即德国经济复苏的承平时期便已然存在。史特瑞斯曼死于1929年10月3日。之后便没有人能够取代他，因为德国找不出聪明才智能与他相提并论的领袖人物，更重要的是，因为德国的复原及欧洲的平静，有极大部分应归功于西方列强对他个人人格的信任。有很长一段时间，一般普遍认为史特瑞斯曼集所有“欧洲好人”的特质于一身。就这一点来说，他应可说是伟大的阿登纳( Konrad Adenauer)总理的前辈，阿登纳意识到在德法历史宿仇的鸿沟之上，其实两国有着共同的命运。但是当史特瑞斯曼的文件对外公开时，其内容似乎与外界对他良好的评价相抵触。文件中透露的是一个工于心计的现实政治奉行者，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坚持追求传统的国家利益。在他以为，这些利益十分明确：使德国恢复到1914年前的地位，解除赔款造成的财政负担，取得与英法对等的军事待遇，修改德东的边界，完成奥地利与德国的统一。他的助理史特恩·鲁巴斯( Edgar Stern Rubarth)对史特瑞斯曼的目标有如下的说明：“史特瑞斯曼曾对我坦承他最终的希望是：使莱茵区重获自由，收复欧本和马尔梅迪与萨尔区，完成与奥地利的统一，以及用托管或其他方式在非洲取得一块殖民地，以保证重要热带物资不虞匮乏，也为年轻人用不完的精力开创出路。”由此可见以二次大战后的用语来说，史特瑞斯曼并非“欧洲的好人”，但在当年尚欠缺这种观念。西方政治家多与他有相同的看法，即凡尔赛和约需要修正，尤其是西边的国界，而洛迦诺仅是其间的一个阶段。对法国而言，在经过一场元气大伤的战争后，还不得不与重新站起来的德国相往来，当然是痛苦难当。但这也真实地反映了新的权力版图。史特瑞斯曼明白，即使在凡尔赛的重重束缚之下，德国仍有实力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由此他得出一个现实政治结论：他有机会重建德国到至少1914年前的水准甚至更高。他并不像民族主义者所批评的，而且与纳粹的作风正好相反，他是靠着耐心、妥协及欧洲各国取得共识的有利环境，达到他的目标。心思敏捷使他能够以文字上的让步，尤其是在敏感而具象征意义的赔偿问题上，以此换取终止对德国的军事占领及促成长远的变革，这些变革必然能使德国居于日益重要的枢纽地位。不过他与民族主义分子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凡尔赛和约无需做大幅的更动。史特瑞斯曼之所以有机会推行其政策，全拜德国资源丰富与实力十足之赐。战争并未使德国实力瘫痪，凡尔赛和约反而增强其地缘政治地位。就连二次大战更惨痛许多的失败，也难以泯灭德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我们不应认为纳粹对西方价值观的攻击是延续自他，比较正确的看法应当是，纳粹激进的作风打断了史特瑞斯曼以渐进且几乎必然是和平的方式，逐步使其国家达成在欧洲的决定性地位的轨迹。久而久之，史特瑞斯曼的战术很可能转变成战略，权宜之计可能变成信念。在当代，埃及总统萨达特( Sadat)最初与以色列和解的动机，几可确定是为了瓦解西方对阿拉伯人好战的印象，使以色列居于心理战的守势。他跟史特瑞斯曼一样，想要在敌人与其盟友间制造裂痕。他满足以色列合理的要求，希望借此软化以国对拒绝归还阿拉伯尤其是埃及领土的坚持。但时间一久，萨达特真的成为和平的提倡者与国际嫌隙的弥合者，而原先他很可能只是摆个姿态。到后来，追求和平与和解已不再是萨达特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而变成独立存在的价值观。史特瑞斯曼当年是否也走向同样的道路？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使这个疑问成为历史上未解的悬案之一。史特瑞斯曼死时，赔偿问题已即将要获得解决，德国的西界也已确立。德国仍想修改东边国界及凡尔赛和约的裁军条款。想以占领其领土来向德国施压的做法被证明无效，洛迦诺改良式集体安全的安排无法平息德国对平等待遇的要求。欧洲政治家们不得已只有寄和平的一切希望于全面裁军的承诺。德国有权获得公平待遇的观念，如今已深植于英国人的心中。工党首相麦克唐纳( Ramsay Mac Donald)早在首次出任此职时，即1924年，便宣示以裁军为首要施政目标。在1929年开始的第二任期中，他停止在新加坡建造海军基地，也不再增加巡洋舰与潜艇。1932年他的政府宣布延后建造飞机。在此事上他的主要顾问贝克( PhilipNoel Baker)曾表示，唯有裁军始能避免另一次战争。不过德国要求平等与法国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仍未解决，或许是因为这个矛盾根本解决不了。1932年，希特勒上台的前一年，法国总理赫里欧预言：“不是我有幻觉。我深信德国希望重整军备。我们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迄今德国一直奉行顺从的政策。但如今它正展开积极的政策。未来则将是主张领土要求的政策。”这番话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消极被动的语气。赫里欧完全未触及当时仍属欧洲规模最大的法军，因洛迦诺而成为非武装的莱茵区，仍在解除武装状态下的德国；或是法国对东欧的安全责任。法国不愿为其信念而奋战，就只能听天由命。英国是自相当不同的另一个角度来看欧陆的大势。它想要与德国修好，便不遗余力地压迫法国同意让德国享有同等的军备水准。裁军专家素以善于设计符合安全问题表面要求、却不考虑实质的裁军计划而著称。因此英国专家拟出准许德国享有同等军备水准但不许征兵的提议，因而在理论上让法国保留了受过军训的后备军人人数较多的优势（仿佛德国已走到这一步，还会找不出良策规避这最后小小的一点限制）。同样是希特勒上台前这关键性的一年，德国的民主政府已有充分信心敢于退出裁军会议，以抗议它口中所说的法国的歧视。经保证“在未来提供所有国家安全的体系中将享有平等权”，德国才重返会议桌。这含混其词的语句虽指出理论上的平等权，但这个体系中的“安全”规定却使其很难做到平等。当时的民意已无法理会这些字句上的斟酌。作为英国工党喉舌《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直指这种安排“未合理承认各国平等的原则”。保守派的《泰晤士报》(TheTimes)则赞许这是“及时匡正了不平等”。“安全体系中的平等”，这种安排基本上就有矛盾之处。法国已无力于保护自己对抗德国之侵略，英国一再拒绝能够建立勉强近乎地缘政治均势的英法军事同盟（虽然根据一次大战经验连这种均势都值得怀疑）。英国虽坚持纯就形式上的平等，结束德国的不平等待遇，但对于此种平等对欧洲均势的影响却默不作声。1932年，语带恼怒的首相麦克唐纳对法国外长保罗·邦库赫( Paul Boncour)表示：“法国的要求总是会制造难题，每每需要英国承担更多的义务，此时此刻这一点无法予以考虑。”这种颇伤和气的僵局一直持续到希特勒在1933年10月退出裁军谈判。经过十年由欧洲占据外交重心的时日，突显出集体安全制度及国际联盟本身之空洞的，却是大家意想不到的日本，由它开启了20世纪30年代侵略行为日益升级的十年。1931年日本军队占领满洲，法律上它是中国的领土，但中国中央政府的统治权有多年无法及于此地。国际联盟自成立以来从未尝试过如此规模的干预行动。但即使是宪章中第十六条所规定的经济制裁，国联也没有执行的机制。在犹豫不决之际，它充分暴露出集体安全的基本困境：没有国家准备与日本开战（或是能够在没有美国的参与下这么做，因为日本海军称霸亚洲海域）。就算有实施经济制裁的机制存在，也没有国家愿意在经济恐慌时期缩减与日本的贸易；但另一方面，也没有国家愿意接受日本占领满洲。国联各会员国中，无人知道该如何克服这些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矛盾。最后大家终于想出一个不必采取任何行动的办法。其形式便是派出调查团，这是外交官们希望不必有所作为时标准的对策。这种调查委员会需要时间来筹组，来进行调查，然后达成共识，到这个阶段，运气好的话，问题本身可能都已经不存在了。日本对这种模式深具信心，还率先建议进行调查。后世称为李顿委员会( the Lytton Commis-sion)的调查团在报告中说，日本有合理的冤屈，但错在没有先尝试尽一切和平的救济手段。既占领了比本国国土还大的土地，对如此温和的谴责日本仍感到难以接受，随即退出国际联盟。这是这整个组织趋向解体的第一步。在欧洲，这整个事件被视为在偏远大陆才会发生的出轨行为。裁军谈判照常进行，就仿佛满洲事件不曾发生，使安全与平等之间的争议流于形式上的辩论。然后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掌德国政权，并证明凡尔赛体系的确是不堪一击。第十二章 假象破灭：希特勒的崛起与凡尔赛和约的毁灭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希特勒的崛起希特勒的崛起代表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如果没有希特勒，基础薄弱的凡尔赛国际秩序原可以和平或至少不致酿成巨祸的方式被推翻。在这个倾颓过程之后，德国必然会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之所以会演变成一场充满杀戮与毁灭的人间悲剧，全都是一个恶魔般的人物造成的。希特勒以他善于煽动的口才爬上高位。他跟别的革命领袖不同，他是个政治独行客、冒险家，不代表任何重要的政治思想流派。据《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所透露，他的个人哲学有最稀疏平常的，也有稀奇古怪的，集右翼、激进与传统观念于一身，并加上动人的包装。单凭这套哲学，绝无法开创一股当发展到极致时能引起革命的思潮、如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或18世纪哲学家的著作。长于煽惑人心的鬼才使希特勒一飞冲天登上德国领导人宝座，此后这一直是他维持权位的法宝。他凭借草莽英雄的本能，以及对心理弱点奇准无比的掌握，排除异己，让他们始终抬不起头来，最后只有纷纷求饶，甘愿受他的控制。在国际上，他则毫不留情地利用民主国家对凡尔赛和约自知理亏的心理。希特勒身为政府元首，执行政务却全凭直觉，而非理性分析。他自诩为艺术家，从不肯定下心来，总是游移不定、坐立难安。他不喜欢柏林，在巴伐利亚的隐居所才能找到慰藉，有时一住就几个月，但即使在那里也很快就会感到厌烦。他讨厌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序，他的阁员们也很难见得到他，因此决策过程往往是一时高兴，心血来潮。凡是新鲜刺激能投其所好的就能兴旺发达，凡是需要持续努力的就会枯萎凋零。煽动术的秘诀在于能够将情绪及挫折感压缩到关键性的一刻。在此刻让其追随者及一般群众感到满足，并与他们建立一种催眠的、近乎感官的关系，这正是希特勒的专长。在国外，当全世界认为他追求的是正常且有限度的目标时，他无往而不利。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全都发生于他执政的前五年，1933到1938年，而且都是因为各国受到他的蒙蔽，以为他的目标只是在调和凡尔赛体系与它所标榜的原则。一等他脱去主持正义的伪装，便信誉扫地。一旦他开始肆无忌惮地为侵略而侵略后，就不再能出奇制胜。偶尔他仍有神来之笔，如1940年擘划攻击法国行动，1941年拒绝在接近莫斯科时撤退，要不是他这么做，德军难保不会崩溃。不过希特勒根深蒂固的经验似乎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他不断重复当年是如何被芥子气弄得半瞎，躺在军医院里时，得知德国战败的消息。他把战败的责任归罪于叛国行为、犹太人阴谋，及意志不够坚定等，而终其一生他始终坚持德国只能被自己击败，不能败在外国人手里。在这种思考模式之下，1918年的投降被当做是叛国，而德国领袖未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便成为希特勒一再挂在嘴边、令人听到麻木地步的论调。不知何故希特勒好像永远无法对自己的胜利感到满足，他似乎唯有通过以钢铁般的意志克服迫在眉睫的危机，才能肯定自我。心理学家或许可自这一点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他会用一种看似毫无战略或政治章法的方式来主导战争，直到耗尽德国的资源，到最后一刻希特勒仍不甘示弱，在他的国家几乎已全被占领时，他仍在四面楚歌的首都内，躲在防空洞里向全世界示威以满足自己。煽动技巧与唯我独尊是一体的两面。希特勒无法与人正常交谈，要不是自说自话说个不停，便是在对方好不容易抢得发言权后，陷入不耐烦的沉默中，有时甚至会打瞌睡。对于自己由维也纳下层社会近乎奇迹式地攀升到掌握整个德国的地位，他常喜将此归功于他个人的特质而且当代无出其右者。于是，根据其门徒的记载，复述他崛起的英雄事迹便成为希特勒“桌边谈话( table talks)”的令人头痛的仪式。希特勒的自大狂还有更可怕的后果。他自认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左右侍从也相信，由于他是天生英才，因此他所有的目标都必须在有生之年完成。而根据家族史，希特勒估计他的寿命会相当短，所以从来等不及让成功水到渠成，总是根据他评估自己体力而来的时间表拼命向前冲。历史上再也找不出其他依医学上的臆测而发动大战的例子。在大势已成定局后，希特勒早期出人意表的成功，使他得以加速收割前人政策所带来的机会，而那些人正是他所鄙视的，尤其史特瑞斯曼。凡尔赛和约与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一样都留下一个强国，面对着其东边一群不成比例且无所屏障的小国。不过两者间的差别在于，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是刻意制造这种情势，凡尔赛和约却恰好相反。凡尔赛及洛迦诺为德国打通进入东欧的通路，德国领袖只要有耐心，总有一天可以和平手段取得优势地位，或许甚至于可以让西方将东欧双手奉上。但希特勒的冲撞鲁莽、狂妄自大，把原本可能发生的和平演变变成世界大战。逐步推翻凡尔赛协议起先他真正的本性被看似平庸的外表所模糊。德国与西欧社会都不认为他确实有意推翻现有的秩序，即使他经常如此表白自己的意图也一样。受不了日益壮大的纳粹党的骚扰，对经济大恐慌及政治混乱又束手无策，于是保守的德国领导阶层任命希特勒为首相，并在他四周安插了可靠的保守人士，以求安心（在1933年1月30日他成立的首任内阁中，仅有三人属纳粹党）。然而希特勒辛辛苦苦爬上这个位置，可不是为了受国会摆布而来。经过几次粗率的打压行动（还有1934年6月30日的一次整肃，暗杀了多名对手及反对人士），他在上任后一年半内便自封为德国的独裁者。西方民主国家对希特勒上台的初步反应是加快裁军的脚步。德国政府现在是由一位曾公开宣示打算推翻凡尔赛协议，重整军备，然后要采取扩张政策的首相主持。即使如此，各民主国仍认为没有必要提高警觉。反而，希特勒的崛起加深了英国继续裁军的决心。有些英国外交官甚至觉得，他比过去几任不太稳定的政府更有利于和平。英国大使菲普斯( Phipps)兴致勃勃地向外交部汇报：“希特勒的签名对全德的约束力是德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人。”首相麦克唐纳认为没有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