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他们想削减德国的实力，却反而增强了德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从长期来看，德国在凡尔赛和约后的地位比战前更大大有利于主宰欧洲。一等到德国摆脱裁军的束缚，而这是迟早的事，它注定会变得空前的强大。尼科尔森( Harold Nicolson)曾有这样的结论：“我们初来巴黎时，对即将建立新秩序满怀信心；离开时，则已觉悟，新秩序不过比旧秩序更加纠缠不清。”第十章 胜利者的困境集体安全的观念凡尔赛和约的监督执行建立在两个相互抵消的基本概念上。其中一个概念因太过广泛，另一个则因太过狭隘，均告失败。集体安全概念就是太空泛，不适用于最可能扰乱和平的特殊情况，取而代之的英法非正式合作协议又太分散欠缺决心，不足以对抗德国大规模的挑衅。不到五年，两个战败国又在拉巴洛（Rapallo）携手。德国与苏联合作日益密切对凡尔赛体系是重大打击，但已丧失斗志的各民主国一开始并未意识到其严重性。一次大战结束时，多年来有关国际事务道德与利益孰重的辩论似已终结，而且是法律及道德占上风。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许多人期盼世界会变得更好，并尽可能远离被他们视为曾夺走大批年轻人生命的“现实政治”。虽然当时美国正逐渐退回孤立主义，它却是这个过程的催生者。威尔逊描绘的美景是，即便美国退出，欧洲仍应遵行他所倡导的方向，通过集体安全来维持稳定，放弃传统追求结盟及均势的做法。此后在美国的说法里，美国所加入的盟约——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通常都被说成是达成集体安全的工具。然而这并非盟约( alliance)这个字的原始意义，因为基本上，集体安全与结盟是正好相反的两个概念。传统结盟是针对特定的威胁，由特定国家因同样的国家利益或相互的安全考虑而结合在一起，定有明确的权利义务。集体安全不以特定威胁为对象，不保证个别国家的安全，对各国一视同仁。理论上其宗旨在对抗任何可能危及和平的威胁，不论是哪一国发动或威胁的对象是谁。盟约一定有一假想敌；集体安全则是维护抽象的国际法，就如同一国的司法体系维护其刑法一样。它也像国内法一样不会先假设有某个罪犯。对盟约而言，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其利益或盟国的安全遭到攻击。而集体安全则假定“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违反这个原则便构成开战的条件。因此军队的集结必须视个案情形，由对“维持和平( peacekeeping)”具共同利益的各国出兵，每一次的组合可能都不一样。结盟是为了建立比分析国家利益更能预期更为明确的权利义务。集体安全的运作方式完全相反。它是待事情发生后，再视情况决定如何适用其原则，因而无形中十分需要仰仗当时的气氛及各国的意愿。唯有在全体国家至少是与集体防御有关的各国，都对眼前威胁的性质有近乎一致的看法，且均不考虑各自在此问题上的国家利益，而愿依事件本身的是非对错决定使用武力或实施制裁，此时集体安全才能发挥作用。只有在这些条件齐备的情形下，国际组织才能进行制裁或担任国际事务的仲裁者。1918年9月大战接近尾声时，威尔逊对集体安全的看法是：“国家目的逐渐退居次要，文明人类共同的目的已取而代之。各地老百姓的智慧变得比高高在上深谙权谋者更为单纯率直且一致，在上位者却仍陷溺于争权夺利的游戏而且不惜一切代价。”以上这一段话反映出威尔逊和欧洲传统对国际冲突起因的解释，两者间有着基本的差异。欧洲式外交是假设国家利益原本就易于起磨擦，因此把外交视做调和各国利益的手段；但威尔逊却认为国际争端是起于“观念不清”，而不是反映着利益真正有所冲突。在现实政治的实际运作上，是由政治家负起责任，以维持赏罚间的平衡使得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结为一体。而威尔逊却认为政治家必须将普遍性原则应用到每个个案上。而且他往往视政治家为引起冲突的原因，因为他认为是政治家莫测高深且自私自利的算计，扭曲了人类爱好和谐的本性。出席凡尔赛议和的政治家，大多数人的言行都辜负了威尔逊的期望。他们个个强调国家利益，留下威尔逊独自一人为整体的目的辩护，其实美国在此次和会的领土议题上没有（欧洲观念中的）国家利益。先知们在遭遇现实的阻力时，都有尽力宣扬其预言，不轻言放弃的本性。威尔逊在凡尔赛遇到的阻碍，并未使他对自己的新理念是否可行产生怀疑。反而这些障碍加强了他坚持到底的信念。他深信国际联盟及国际舆论的力量，会改正和约中许多不符合其原则的条款。的确，威尔逊理想的威力展现在对均势政策发源地英国的影响上。英国官方对国联盟约发表的评论中说：“最终极最有效的制裁必为整个文明世界的舆论。”塞西尔爵士( Lord Cecil)在下议院则主张：“我们所依恃的是民意，若我们对民意的看法错误，那就没有对的事了。”皮特、坎宁、帕默斯顿及迪斯累里的后人，似乎不可能凭一己的想法便得出这个结论。起先他们是为了确保美国会参战才附和威尔逊的原则。后来威尔逊的原则又赢得英国民众的支持。到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英国为集体安全辩护已不再是战术的运用。威尔逊主义已真正获得英国人民的信服。但是集体安全也败在其基本前提的弱点上，即所有国家在对抗每一次侵略上均有相同的利益，也愿意冒同样的风险。经验证明这些基本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凡涉及大国的侵略行为，从没有依集体安全原则而被击溃的例子。每逢这种情形，国际社会或是不肯将其视作是侵略，要不就是对如何制裁才恰当无法达成共识。即使实施制裁，必然也是各国所能同意的最低程度，常难以发挥效果，反而得不偿失。1932年日本占领满洲时，国际联盟没有实行制裁的机制。后来这个缺失被改正，但当意大利侵入阿比西尼亚( Abyssinia)时，国联虽投票通过制裁，也有“除战争外的一切制裁”的口号，却未断绝石油的供应。当奥地利被迫与德国统一，捷克失去自由时，国联根本毫无反应。在德国、日本、意大利相继退出后，国际联盟最后的一项作为是在1939年苏联进攻芬兰后驱逐了苏联。但此举丝毫不影响苏联的行动。冷战期间，联合国对每个涉及强国侵略的事件，同样是一筹莫展，有时是因为共产国家在安理会加以否决，有时是因为小国不愿为它们认为事不关己的问题而冒险。联合国在柏林危机、苏联介入匈牙利、捷克及阿富汗时，不是徒劳无功，便是袖手旁观。在古巴导弹危机时，直到美苏两国同意和解，联合国才使得上力。1950年美国之所以能抬出联合国的权威对抗北朝鲜的行动，还多亏苏联代表退席杯葛安理会，且联合国大会仍由急于拉拢美国以防苏联侵略欧洲的国家所主导。联合国的确提供一个方便外交官会面的场所，也是交换意见的好地方。它还有若干重要的技术性功能。但它未能实现集体安全的基本前提——防止战争及共同抵抗侵略。即使在后冷战时代，联合国也未能发挥这个作用。1991年的海湾战争，联合国固然认可美国的行动，但对伊拉克的制裁不能说是出于集体安全原则。因为美国等不及国际取得共识，就先片面派出大批远征军。其他国家要想影响美国的行动，就只有加入这场其实是美国一手主导的行动；如果想否决，难免会起冲突。同时苏联与中国国内的情形，也使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想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海湾战争期间，集体安全只是用来使美国的领导地位合理化，而不是被用来取代美国的领导。当然在当时无知的年代，集体安全的观念刚提出来时，还没有这些教训可资参考。凡尔赛和会后的政治家，既认为军备是造成情势紧张的原因，而非情势紧张的结果，也相信若以善意代替传统外交的猜忌，或可消弭国际冲突。虽然大战使他们备尝孤立无援之苦，但欧洲领袖们应该意识到，只要世上三个最强的国家：美国、德国、苏联不包括在内，即使克服所有障碍，普遍的集体安全原则仍永远行不通的。美国是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德国是被禁止加入，苏联则因被视为化外之民而蔑视它。最不幸的“战胜国”——法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遭遇最不幸的是“战胜国”法国。法国领袖知道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无法令德国永远处于弱势。在前一次欧战即19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虽为战胜国，却只能维持和约中的军事条款不到20年。在拿破仑战争后，只经过三年法国即成为欧洲协调不折不扣的一分子。凡尔赛和约后，即使法国的军力似乎在欧洲所向无敌，但法国与德国相形之下的衰弱已日渐明显。战胜国法国主帅福煦( Marshal Ferdinand Foch)对凡尔赛和约看得很真确：“这不是和平，只是休战20年。”到1924年，英国地面部队的参谋人员也有同样的看法，并预测德国会因“仅是重演使我们卷入上一场大战的情况”，而再度与英国开战。他们指出，凡尔赛和约设下的限制，在德国自认具有足够政治力量，摆脱凡尔赛的束缚后，顶多只能使德国的再度武装延后9个月。他们颇有先见之明的预估，德国很可能在10年内便具备这种实力。至于法国，他们除同意英方的分析外还预言，除非在这段期间能与“一流强国”结为军事联盟，否则法国将陷于无力抵抗的窘境。然而当时唯一可选择的强国便是英国，英国政治领袖又不接受军方的看法。他们的政策反而是根据错误的想法而来，认为法国已经太强，根本不需要与英国结盟。这些领袖视已失去斗志的法国为有可能成为欧洲第一强国，所以需要加以制衡，视战后境遇不满欲翻案的德国为受委屈的一方，需加以安抚。这两个假设，即法国军力独大及德国未受到善待，就短期而言是正确的，但自长期看，以此作为英国政策的前提将带来祸害。政治家对大势所趋的看法可成就他们的事业，也可使他们一败涂地。一次大战后的英国领袖们未能明察摆在眼前的长期威胁。法国迫不及待要与英国缔结军事盟约，以填补因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而失效的安全保证。英国过去从未与它所认定的欧洲最强的国家结成军事同盟，现在英国领导人又认为法国正重演称霸欧陆的历史威胁。1924年英国外交部中央司( the Central Department)将法国占领莱茵区，断定为“入侵中欧的起点”，这与当时法国的心态完全相反。在外交部这份备忘录中，更无知的是把占领莱茵区当做是包围比利时，以致造成“对施海尔德( Scheldt)及须得海(ZuiderZee)区的直接威胁，因此是对我国的间接威胁”。海军总部对法国的猜忌不下于外交部，由直接得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或拿破仑战争等战事的结论提出检讨：“莱茵区掌控着荷兰及比利时诸港口，这些港口遭控制将严重损及英国皇家海军针对与法国交战的作战计划。”英国心目中的主要威胁来源是法国，而法国的外交政策其实近乎饥不择食，那么，这些只为抵挡又一次德国侵略的国家，想要维持欧洲的均势无异于缘木求鱼。的确，仿佛是历史的反射作用，此时英国有许多人想到以德国来制衡法国。例如英国驻柏林大使阿柏侬子爵( Viscountd Abernon)在报告中建议，以德国作为平衡法国的力量符合英国利益。他在1923年写道：“只要德国团结统一，欧洲便可维持或多或少的均势。”若德国分裂，法国将“以其军队及军事同盟，享有不可一世的军事与政治掌控权”。此言固然不假，但这绝非未来一二十年内英国外交所可能面临的状况。英国向来主张，胜利后要重建国际秩序就必须让先前的敌人重返国际社会，这一点十分正确。但只要均势不断地向德国这一方倾斜，安抚德国的不满情绪无助于恢复稳定。一维持欧洲均势的最后一线生机有待于英法之间能否团结，但这两国却无法理解彼此的想法，只有无奈地望着对方，而对均势真正构成威胁的德国及苏联，则不屑一顾，袖手旁观。英国太过高估法国的实力，法国则太过高估可利用凡尔赛和约弥补对德日益恶化的劣势。英国担心法国可能称霸欧陆，可笑之至，法国以为可以以压制德国为目标推行其外交政策，是别无他法才出此下策。英国不愿与法国结盟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英国领导人觉得凡尔赛和约不公平，尤其是有关东欧的安排，他们担心一旦与法国结盟，法国与东欧各国又有盟约，可能使英国卷入不该插手的冲突，维护不该维护的国家。劳合·乔治表达出当时一般人的看法：“英国人民将不愿涉入因波兰或上西里西亚的但泽( Danzig)而起的争执。英国人民觉得欧洲那个部分的人口性情不稳，又易于受挑拨，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动手，而争执中的谁是谁非可能极难以解决。”英国领袖抱持着这种态度，因此在讨论会不会与法国结盟时，主要是战术性的运用，借以减轻法国对德国施压，而不是真正想对国际安全有所贡献。于是法国继续徒劳无功地设法压抑德国，英国则设法找出既可安抚法国的疑虑，又不必令英国做出承诺的安全协议。两者永远不可能有交集，因为英国不可能给予法国能使它对德国采取较理性较和缓的外交政策的保证，亦即全面的军事同盟。法国总理白里安（Briand）在1922年，有感于英国国会决不会认可正式的军事承诺，便想比照1904年的友好协议( Entente Cordiale)，英法外交合作，但不涉及军事。然而1904年时，英国感觉得到德国发展海军及不断耀武扬威的威胁。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对德国的恐惧尚不及对法国的疑虑，它误以为法国的行为是出于傲慢，不是出于恐慌。后来英国虽勉强同意白里安的提议，但其真正的动机反映在内阁某文件中，文中解释与法结盟是为了加强英国与德国的关系：“德国对我而言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不仅因彼我间的贸易，更因它是俄罗斯情势的关键。在现有状况下，协助德国或会使我招致背弃法国的指责，但法国若为我盟国，则此种指责便不致出现。”不论法国总统米勒兰( Alexandre Millerand)感受到英国是在避重就轻，或仅是觉得这盟约太不具体，他拒绝了白里安的建议，白里安因此辞职。法国未能说服英国结成传统式同盟后，便转向国际联盟，希望在国联中为侵略立下明确的定义，以达到保障其安全的结果。定义确立后再融入国联架构中成为一项明确的义务，借此使国际联盟转换为全球性同盟。1923年9月，在法英敦促之下，国际联盟理事会完成一项全球性互助条约。一旦发生冲突，理事会将获授权，可判定哪一国为侵略者，哪一国为受害者。每一会员国都有义务，在签约国所在的那一洲（加上此句是为避免国际联盟须涉人殖民地冲突）协助受害国，必要时可诉诸武力。由于集体安全原则下的义务应来自整体原因，而非国家利益，因此条约中规定，受害国若要获得援助，就必须事先签署经国联认可的裁军协定，并按照约定的时间表减少其军力。由于受害国通常都是较弱的一方，国联这个互助条约( Treaty ofMutual Assistance)其实是让易受侵害的国家更加为难，令侵略者更加有恃无恐。更何况全面性裁军协定的时间表需经年累月的谈判，这个互助条约反而会制造大片真空。国际联盟抵抗侵略的义务被延到很久以后的不可知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及其他受到威胁的国家就只有自求多福了。互助条约中虽列有种种例外条款，却未能获得各国的支持。美苏拒绝考虑，德国从未被要求表示意见。一旦明白这个草约可能使在各洲都有殖民地的英国，必须协助世界任何角落的任何被侵略国后，工党首相麦克唐纳( Ramsay Mac Donald)也感觉不得不表示，英国虽曾参与草拟，但无法接受这个条约。此时，法国追求安全已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它不肯承认一切努力只是白费力气，始终不放弃要找出符合集体安全原则的对抗侵略的标准，特别是麦克唐纳领导下的英国政府强烈支持集体安全与裁军，即国际联盟所标榜的先进目标。最后麦克唐纳与法国新任总理赫里欧( Edouard Herriot)，想出一个互助条约的变体。1924年的日内瓦议定书( Geneva Protocol)，要求所有国际冲突均应由国际联盟仲裁，并订出三个各国有义务协助被侵略者的标准：侵略国拒绝交由理事会调解以解决争议；侵略国未能将争议交由司法解决或仲裁；第三点当然是受害国必须参与全面性的裁军计划。所有签署国均有义务以任何可行方式，协助受害国对抗合于上述标准的侵略者。不过日内瓦议定书因同样的理由，落得与互助条约同样的下场，20世纪20年代所有其他的集体安全方案也都未能成功。这个议定书超出英国能接受的范围，却远不及法国想要达成的目标。英国做此提议是为吸引法国加入裁军，不是要为自己多加一份防御义务。法国主要则是为确立互助的义务，裁军充其量只是次要的考虑。美国的态度已注定其失败，美国表示不会遵守日内瓦议定书，也不会容许议定书中的条款干预美国的贸易。到英国皇家国防参谋( Imperial DefenseStaff)主席警告，这个议定书会使英国兵力过度延伸，十分危险时，英国内阁便在1925年初退出。这种安排实在荒谬，抵抗侵略者的先决条件是受害者必须先裁军，地缘政治考虑及一地的战略重要性，即千百年来国与国交战的理由，如今已不被视为正当理由。照这个原理推论，英国之所以要保卫比利时，是因为比国已裁军，不是基于它的战略地位重要。经过相当时日的谈判，各民主国在裁军及集体安全两方面均毫无进展。集体安全倾向于将侵略转为抽象的法律问题，而且不考虑特定的威胁或承诺，这反而无助于凝聚共识，令各国倍感挫折。英国虽在言词上大力支持集体安全，但显然认为集体安全下的义务没有传统联盟所要求的义务那么具强制性。这由英国内阁的表现可见一斑，在发明各式各样的集体安全架构上它迭有创见，却抵死拒绝与法国签订正式盟约，直到十五年后战争爆发前夕都是如此。要不是英国把集体安全的义务看成比同盟的义务要履行的可能性较小，或是较易于规避，态度上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异。盟国最聪明的做法，应是主动将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最严苛的条款删去，并促成英法间坚定的联盟。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就曾有这种想法，他赞成与法国结盟，“如果（且唯有）它全然改变对德国的待遇，并衷心地接受英国协助及友好德国之政策。”可惜这个政策未能一贯地加以推行。法国领袖太过惧怕德国及反德情绪高涨的法国民意，英国领袖则对法国的图谋太多疑。凡尔赛和约的裁军条款拉大了英法间的鸿沟。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方便德国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加以东欧的弱势，久而久之德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便告确立。盟国的一大败笔是在立下不公平条款之后，又未能制定查证其实施情形的制度。法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主要代表之一达赫狄欧( Andre Tardieu) 1919年写给豪斯上校的信中即预言，未制定查证体制将使和约中的裁军条款滞碍难行：“正草拟中的是一个不完整的工具，危险且荒谬。国联是否会对德表示：‘请证明我的情报错误’，甚至‘我们希望查证，。但那便是主张有监督权，德国将回答： ‘你有何权利？，德国会如此答复，若没有和约强迫它必须承认查证权，那这么回答将很合理。”在武器管制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前那段懵懂时期，没有人觉得要德国自行查证自己的裁军很奇怪。的确盟国曾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但它不具备独立查证权，它想要获得德国违规的资讯，就只能向德国政府要，这是不太高明的设计。委员会在1926年解散，使查证工作落到盟国情报单位身上。难怪在希特勒拒绝履行裁军条款以前许久，德国早已严重违规。在政治方面，德国领袖很技巧地坚持应实行凡尔赛和约中承诺的全面裁军，德国裁军只是第一步。经过一段时间，他们争取到英国支持全面裁军，又利用它来作为未能履行其他条款的借口。英国为向法国施压，便宣布大幅减少地面部队（这向来不是英国国防的主力），但不减海军（当然这是其安全之所恃）。但是由于德国的工业实力及人口都超出法国太多，法国国防便完全要仰赖陆军常备军比德国多出许多才行。会使此种平衡改变的压力，不论是德国重新武装或法国裁军，实际上都等于使大战的结果逆转。到希特勒上台时，情势已很明显，和约的裁军条款即将付诸东流，德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也明朗化。赔款问题更加促成英法间的疏离。在凡尔赛和约之前，战败国付赔款一直是理所当然的。1870年普法战争后，德国不觉得需要抬出任何原则，只因它是胜利者，便要求法国赔偿；1918年它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条约中向俄罗斯提出庞大的赔偿数字，也是基于同样理由。但在凡尔赛新世界秩序中，盟国却认为赔款还需要有道德上的依据。这个依据出现在本书第九章提到的第231条款，即战争罪条款内。它在德国遭到猛烈的抨击，使鼓励德国对和约采取合作态度的有限吸引力也消失殆尽。凡尔赛和约令人称奇的地方之一，就是起草人既纳入了像战罪条款这样明确而易招怨恨的内容，却未订定确切的赔款总额。这个数额要留待将来成立的专家委员会去决定，原因是各盟国误导民众对赔偿期待过高，其金额绝通不过威尔逊那一关，也经不起财经专家严格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赔款也跟裁军一样成为德国翻案派( revisionists)的武器，专家们不但越来越怀疑这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脚，也对其可行性颇有疑问。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所著《论和平之经济后果》(Treatis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便是一个主要的例证。还有就是战胜国的谈判筹码总是随时间而递减。在失败的震撼刚发生时未能确立的事，时过境迁后就会越来越难以争取——这是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对伊拉克所应记取的教训。直到1921年，即凡尔赛和约签订两年后，赔款的数字才终于订出来。其总数高得离谱：1320亿金马克(Goldmark)（约合400亿美元，换算成今天的币值约高达3230亿美元），这笔钱德国要一直付到20世纪结束才能全部还清。可想而知，德国表示无力偿付，即使国际金融体系能够应付如此大规模的资源转移，也没有一个民选的德国政府胆敢同意接受这个数额。1921年夏，德国付出头笔赔款，转移了10亿马克（25000万美元）。但德国是靠大量印制马克纸钞，拿到公开市场上去购买外币来偿付，也就是大肆膨胀其币值，钱虽付得很多，实际上却没有太多资源流出。1922年底德国又提议延期偿付四年。至此，凡尔赛国际体系及它在欧洲的主要支柱法国已十分生气。赔偿没有执行机构，裁军没有查证制度。由于英法在这两个问题上意见相佐，德国感到愤愤不平，美苏置身事外，结果凡尔赛其实不是建立国际秩序，反而导致了某种国际游击战。在盟国胜利四年后，德国反而比法国更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气氛下，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于1922年4月在热那亚召开国际会议，他很明智地把赔偿、战争债物及欧洲重建等问题合在一起讨论，跟几十年后的马歇尔计划相类似。至于要谈欧洲重建势必不可能把欧陆最大的两个国家（刚好也是两个主要债务国）排除在外，因此德苏这两个欧洲外交的化外之民，也在战后首度被邀请参与国际会议。但结果不是对劳合·乔治寄予厚望的国际秩序有所贡献，却是促成了这两国的结合。苏德的交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外交舞台上完全不曾出现过像苏联这样的国家。这是百余年来第一次有国家公开宣称以颠覆既有秩序为纲领。法国革命党人志在改变国体，布尔什维克（俄共）更进一步主张废除国家。照列宁( Lenin)的说法，一旦国家式微，就不再需要外交或对外政策了。起先这个主张令俄共及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对象都很不安。早期俄国共产党人所提出来的理论是，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是引起战争的原因。但他们从未触及如何在主权国家间执行外交政策的问题。他们确信共产党在俄国革命成功后，不消几个月，世界革命便会随之而来，最悲观的预测也认为不会超过几年。苏联第一任外长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认为他的职务顶多不过是个事务员，为揭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真面目，而将他们就战后分赃所提出的各种密约公之于世。他自认的角色是“向全世界人民发表几个革命宣言，然后就关店”。早期的共产党领袖都不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可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数十年。既然几个月或几年后国家就会完全消失，因此苏联早期的想法是，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在于鼓励世界革命，而不是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环境下，凡尔赛议和将苏联排除在外我们可以理解。盟国没有意愿邀请一个已与德国单独讲和，且其间谍正企图推翻各国政府的国家，参与盟国的讨论。列宁与其同志们也无意于参与他们想要打破的国际秩序。俄共早年内部无止境的深奥辩论，从未讨论过他们实际取得政权后所承袭的战争状态。他们没有确切的和平计划，因为他们不把苏联看成一个国家，而是看做一种理想。因此在他们眼里结束战争与促进欧洲革命仿佛一体的两面。的确1917年革命后当天所发布的第一个外交政策法条即所谓的和平法令( Decree on Peace)，其中呼吁全世界政府与人民接受他们所主张的民主的和平。俄共的美梦很快便破灭。德国总指挥部（High Command）同意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举行和约谈判，同时在谈判期间停火。托洛茨基以为他可以利用世界革命为要挟，作为谈判武器，并以无产阶级代言人自居。可惜他的对手是一位胜战将领，不是哲学家。此人即德国东线参谋长霍夫曼( Max Hoffmann)，他明白彼我的优劣形势，便在1918年1月提出残酷的条件。他要求并吞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割让白俄罗斯的一部分，使独立的乌克兰成为德国保护国，还要一大笔赔偿。最后他对托洛茨基的拖延战术已不耐烦，便拿出一张绘好的地图，上面以粗蓝线标明德国的要求。他还表明在俄国复员之前，换句话说就是在它毫不设防之前，德国是不会罢休的。霍夫曼的最后通牒引起共产党首次对外交政策认真加以讨论，时间是1918年1月。列宁主张顺从德国的要求，获得斯大林的支持，布哈林( Bukharin)赞成发动革命战争。列宁指出，德国若没有革命发生或革命失败，俄罗斯将遭到“彻底的惨败”，导致更不利的和平，“且谋和的将不是社会主义政府，而是其他政府。有鉴于此，将始于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命运，单单寄托于德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革命之上，万万不可。”托洛茨基则站在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外交政策立场上，主张“不战不和”。然而处于弱势的一方，唯有在对方认为谈判自有其运作规则的情况下，始可能采取拖延战术，美国即特别容易有这种高估谈判作用的错觉。德国人却不这么想。当托洛茨基带着不战不和的政策指示回到谈判桌上，并片面宣布战争已经结束，德国便恢复了军事行动。面对彻底战败的威胁，列宁及其同志们接受了霍夫曼的条件并签下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条约，接受与帝国主义的德国和平共存。在后来的60年间，和平共存原则一再被苏联提出，而主要各方的反应却一成不变：民主国家每次都称赞苏联宣布和平共存，代表它终于转而改行长期和平政策。然而共产党人则总是以当前形势不利于冲突为由，为每一个和平共存时期自圆其说。由此推论，一旦形势改变，共产党对和平共存的态度就会随之改变。列宁曾表示，决定是否要与资本主义敌人和平共存的是现实条件：“单独议和乃现阶段最有力的措施，可使我免受制于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