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干的地位。历史上，同盟总是为加强一国在战时的力量，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却成了巩固同盟是求战的基本动机。各主要强国的领袖们全然不知道，任他们运用的战争技术富有什么含意，也不懂他们不顾一切建立的联盟有何意义。他们似乎已忘了还不算太久以前的美国内战，伤亡有多么惨重，以为可以速战速决。他们从未想到，未能配合理性的政治目标来结盟，可导致他们所认为的文明惨遭毁灭。每一个同盟都牵连到太多利害关系，以致传统的欧洲协调外交无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列强所制造出来的外交末日机制( diplomatic doomsday machine)，不过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却还蒙在鼓里。第八章 卷入战争漩涡：迈向军事毁灭之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令人惊讶之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令人惊讶之处，不在于最后引发全球大灾难的是一桩与先前众多的危机相比显得单纯的事件，而在于它居然拖延许久才发生。1914年时，德国与奥匈帝国一边，三国协约一边，双方的冲突已到一触即发的程度。各主要国家的政治家所共同促成的外交毁灭机制，造成每发生一次外交危机解决起来就越发困难。其军事参谋人员又火上加油，所拟出的战略计划将可供决策的时间压缩得更短。由于他们的军事计划讲究速度，而外交运作向来是旷时费日，因此在极大的时间压力下是不可能化解危机的。更糟的是将领们未将其计划的涵义向政治领袖充分说明。军事策划此时实际上已自行其是。其独立的第一步是在1892年，法俄谈判军事同盟期间。在以往这类谈判主要是讨论“开战原因( casus belli)”，即敌对国有哪一种行动时，结盟的各国有义务投入战争。通常这几乎一定是取决于哪一方被视为率先挑起敌意。1892年5月，俄国谈判代表军务大臣欧布鲁契夫( Adjutant Gen-eral Nikolai Obruchev)致函外相吉尔斯，说明传统确立“开战原因”的做法，已被现代科技所取代的原因。欧布鲁契夫说，现在的症结在于谁先动员，而不是谁先开第一枪：“动员之行为不得再视为和平行动，反而它代表最确切之战争行为。”迟不动员的一方将失去结盟的优势，使敌人得以将对手各个击破。因此全体盟国必须同时动员成为欧洲各国领袖的第一要务，使重大的外交活动全以此为重心。结盟的目的不再是保证在开战后能获得支援，而是保证各盟国能与敌国同样快速的动员，甚至于比敌国快一步。当如此建构的同盟相互对峙时，一旦以动员为要挟便无法回头，因为半途中止动员的后果比根本没有开始更不堪设想。若有一方先停手，另一方却继续，则优劣的差距会一天大于一天。若双方有意同时休兵，但技术上很难办到，几乎必然是外交人员尚未有定论，动员便早已完成。这种自寻死路的做法使“开战原因”不再受政治因素所左右。每一个危机都可能升级为战争，即决定动员，而每一次战争都必然会走向全面化。欧布鲁契夫不但不对危机可能自动升级感到忧虑，反而表示热切欢迎。他最不愿见到的就是局部冲突。因为，德国即使不涉入俄、奥间的战争，也必然会在战后现身，掌控谋和的条件。在他想象中，这正是俾斯麦在柏林会议上的做法：“我国外交切不可仰仗单独与德、奥、土等国相对立。柏林会议就此点对我国已提供足够的教训，我们也从而得知应以何国为最危险之敌人——是直接与我交战者，抑或伺我国势趋弱再主控和平条件者？”欧布鲁契夫认为，务必让每一场战争都变成全面大战，才符合俄国的利益。而与法国结成完整的同盟，对俄国好处便在于可防止发生局部战争：“每逢欧战发生伊始，外交人士总迫不及待将之局部化，尽量缩小其影响。然以今日欧陆武装及动员之情形，俄罗斯对任何战争之局部化须持特别怀疑之态度，因其将不必要地令尚隐身于幕后踌躇不前之敌国及犹豫不决之盟国，增加其可能之选择。”换言之，为特定目标进行防御性战争有违俄国的国家利益。要打仗就一定是全面大战，而军方参谋人员不让政治领袖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一旦卷入战争，除全军倾巢而出，同时与两方邻国交战外，别无他法。至于全体武装人员均全面备战，他种战事均不考虑，唯取最决战性战事，即决定欧洲列强长远未来相对政治地位尤指俄、德地位之战争。”无论引起战争的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原因，只要打仗就一定是全面的，即使一开始只有一个邻国介入，俄罗斯也务必要把另一邻国拉进来。其军事参谋人员宁愿同时与德国及奥匈帝国作战而不愿各个击破，令人匪夷所思。法俄1894年1月四日签署了实现欧布鲁契夫构想的军事协定，双方同意若三国同盟的任一国，无论因何种原因而动员，则法俄也将一起动员。迈向毁灭的战争机制至此可谓大功告成。例如，德国的盟国意大利若因萨瓦而对法动员，俄罗斯便须对德动员；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动员，法国现在也有义务对德动员。至于几乎必然在某时某刻会有某国因某种原因而动员，爆发全面大战只是迟早的事，因为只要有一个大国发动一次动员，就足以启动让全体陷入战争的毁灭机制。至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明白，现在各国投入的是赌注最大的赌局。吉尔斯问：“助法摧毁德国于我有何好处？”沙皇答：“我国之好处为今日德国将消失，将如过往四分五裂为众多弱小邦国。”德国也抱持同样好大喜功却不具体明确的作战目标。多次化解冲突的欧洲均势如今却转变为决一死战，然而主其事者没有一人能够解释，有什么正当理由或为了什么政治目标而需挑起战端，赶尽杀绝。几乎就在欧布鲁契夫谈判法俄军事协定之际，俄国参谋人员所提出的理论便被德国军方运用在实际作战计划中。而以德国人设想之周到，将领们更把动员的观念推展到极致。德军参谋总长施里芬( Al-fred von Schlieffen)对动员时间表的沉迷不下于俄、法的军事首长。但法俄将领谈判的重点是在何种情况下必须动员，而施里芬着重的却是如何实际动员。施里芬不愿受反复无常的政治环境所左右，便设法设计了万无一失的动员计划，以便德国摆脱被包围的可怕情势。俾斯麦的后继者放弃了他复杂的外交运作，施里芬同样也摒弃了1864~1870年间，为俾斯麦三次速战速决赢得胜利的军事功臣毛奇( Helmuth von Moltke)的战略概念。毛奇所规划的战略为俾斯麦最害怕的反德联盟留有一个政治解决的机会。万一必须两面作战，他打算将德军分为大致相等的东西两部分，潜在两方面都采取守势。法国的主要目标在收复阿尔萨斯及洛林，因此法军一定会进攻。若德国能击败法国的攻势，那法国就不得不考虑妥协求和。毛奇特别警告不可将战线延伸到巴黎，自法俄战争所得到的教训告诉他，一面围攻敌人的首都，一面想议和是极其困难的。他对东面作战也主张同样的战略，即先瓦解俄军的攻势，然后把俄军击退至战略上的安全距离外，然后再提议谈和。不论东西两边哪一边先获胜，都可以转向支援另一边作战。如此安排之下，战争的规模、死伤与政治解决，将可保持某种平衡。但正如俾斯麦的后继者对他那交错复杂的联盟关系混沌不明而感到不安一样，施里芬对毛奇的计划也不以为然，因为这个计划把军事主动权交到德国的敌人手里。他也不赞成毛奇不求完全胜利而倾向于政治妥协。他决心以实际上等于无条件投降为目标，拟定了详尽的计划，打算速战速决先赢得一边的胜利，再倾全力对付另一边的敌人，以求在两面战线都获得胜负分明的结果。基于在东面不易进行速战速决的战斗，因俄罗斯动员的步调缓慢，可能要长达六周，加以俄国幅员又大，施里芬决定趁俄军尚未动员完成之际，先摧毁法军。为包抄法国在德国边境的强大防御工事，他想出违反比利时中立的办法，将德国大军绕行经过比国境内。他打算占领巴黎，自后方诱击驻守边界要塞的法军。在东面德军则采守势。这个计划既欠考虑也不够高明。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若比利时遭侵袭英国一定会参战，德皇与德军参谋人员似乎完全没想到这一点。施里芬在1892年完成此一作战计划后，20年间德国领袖不断向英国提议，希望获得英国首肯，在欧陆发生战争时能给予支持，至少是保持中立。这一切努力在德军如此计划之下都等于白费了。英国最义无反顾、势在必行的参战理由便是为维护低地国家的独立。在对抗路易十四及拿破仑的战争中，英国的表现已足以证明其坚定的立场。英国一旦参战就一定会奋战到底，即使法国被打败也一样。施里芬的计划便也未为失败预留余地。若德国未能摧毁法军，这不无可能，因为法国有以巴黎为中心的放射状铁路公路系统，德军却需步行翻山越岭，走过路线很糟的乡间。因此在假途比利时使政治解决的后路已断，德国可能被迫采取毛奇的东西两面都采守势的战略。俾斯麦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在于避免两面作战，毛奇的战略目标则在限制两国作战的规模，施里芬却坚持毫无保留地在两面同时作战。最可能引起冲突的地方是东欧，但德国驻军却着重于对付法国，于是俾斯麦最害怕的问题：“要两面作战怎么办？”到施里芬手里则成了：“不两面作战怎么办？”若巴尔干发生战事时法国宣布中立，德国或许会面临法国在俄罗斯动员完毕后对德宣战，这是欧布鲁契夫在东欧这一边已说明过的。另一方面，若德国忽略法国宣布中立一事，施里芬的计划将使德国为攻打未宣战的法国而攻击非交战国的比利时，又会令德国的处境难堪。因此他不得不找个使法国保持旁观的攻打法国的借口。他订出令人难以接受的标准，作为德国承认法国中立的依据。法国必须同意将主要军事据点之一割让给德国，德国才承认法国为中立，这等于是要法国放弃大国的地位，任德国摆布。大规模的政治联盟加上一触即发的军事战略，这种可怕的组合注定会引起大量流血牺牲。均势已失去在18、19世纪时的弹性面貌。不论哪里爆发战争（百分之百是在巴尔干），施里芬的计划都会使战火蔓延到西欧，让对于导火线地区没有多少利益的国家也陷入其中。外交政策被军事战略所取代，军事战略则变成了孤注一掷。再也难找出更缺乏智慧更本位主义的战略计划了。虽然两方面的军事领袖都坚持要打置敌人于死地的战争，他们却对现代军事技术的政治后果三缄其口。以他们所追求的战争规模，战后的欧洲将是一番如何景象？是什么样的变革值得像他们所计划的那般大肆屠杀？俄罗斯对德国或德国对俄罗斯的诸多要求中，找不出任何一个是值得打局部战的，更甭说是全面战了。两边的外交家也都默不作声，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各国所埋下的定时炸弹有何政治含意，而且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他们不敢质疑军方的作为。这种不作声的姑息使各主要国家的政治领袖，无法要求军事计划应与政治目标有某种交集。以这些领袖人物姑息养奸所造成的大浩劫来看，他们掉以轻心的态度令人心寒。居然很少有人提出警告，唯一可敬的例外人物是俄罗斯前内务大臣、后任枢密院( State Council)议员的杜诺弗(PeterDurnovo)。1914年2月，大战爆发前半年，他上书沙皇作了如下的预言：“战争之主要责任将落于我国，因英格兰极难以大力参与欧陆之战，法国人力不足，由于当前军事技术，作战可导致重大伤亡，因而或将严采守势。在德国坚强的防御中要打出一条血路，此攻击主力则非我莫属。”根据杜诺弗判断，俄国的死伤不过是白白送死，因为英国是俄国地缘政治上的宿敌，俄罗斯与英国并肩作战是不会得到领土上的好处的。英国虽愿将中欧的占领地让予俄国，但多获得一块波兰领土，只会使俄罗斯帝国内部强烈的分离倾向更加恶化。杜诺弗认为，再增加乌克兰的人口将刺激乌克兰人要求独立的意愿。因此，虽然获胜，反而有可能促成种族动乱，造成使沙皇的帝国缩小的反效果。就算俄罗斯得以一偿宿愿，征服达达尼尔海峡，杜诺弗却指出，这在战略上不算成功：“然（此举）无法予我国一出海口，因海峡彼端之水域几乎全属他国领海，且其间岛屿星罗棋布，以致无论有否海峡，如英国之海军仍可轻易封锁我进出之路。”俄罗斯连续三代的领袖均渴望征服君士坦丁堡，而英国矢志不让其得逞，但为什么两方面却都未看出以上这地缘政治上的道理，实在令人费解。杜诺弗还认为，打仗对俄国的经济更无助益。不论怎么计算，战争的花费一定远大于可能获得的赔偿。德国胜利必将使俄罗斯经济破坏殆尽，俄国获胜则德国经济必将枯竭，因此无论哪一方胜利都得不到补偿：“作战之花费无疑将超出俄罗斯有限之财力负担。我势须向盟邦及中立国借贷，但需付出代价。至若战争结果对我不利，为臣在此不欲多言。战败之财经后果既无法计算，甚至亦难以预见，但无疑将使全国经济全面瘫痪。然即使战胜对我财政亦极为不利，德国一败涂地后将无力于赔偿我国之军费。和约将受制于英格兰之利益，不会予德经济充分复苏以支付我战争开支之机会，即使许久之后亦不可能。”但他反战最主要的出发点是他预测战争必然会导致社会革命，先发生于战败国再蔓延到战胜国：“基于长期仔细研究所有当代反动势力，吾人深信社会革命势必于战败国爆发，且自然而然将散布至战胜国。”没有证据可证明，沙皇看到了这封或可拯救其王朝的上书。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找不到有类似见解的纪录。最接近杜诺弗观点的是贝斯曼·霍尔威格( Bethmann Hollweg)曾说过的几句警语，他正是带领德国走上战场的首相。1913年，虽已太迟太迟，但他很正确地说出为何德国的外交政策看在欧洲其他国家眼里如此令人无法安心：“向各方挑战，以此挡住各方之去路，实际却无法削弱任一方。行为理由：无的放矢，需求无助于声望之成就，讨好任何当今之民意。”同年贝斯曼-霍尔威格又提出另一个原则，若能早20年付诸实施，德国或许能逃过一劫：“我应对英、俄持审慎政策借以制法。此举自不为民族优越感者所喜见，不投合民意。然余以为短期内德国别无选择。”但当这些想法形诸文字之时，欧洲已一步步陷入战争漩涡。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发生于与欧洲均势无关的地点，而交战的原因纯属意外，与战前的外交一样草率轻忽。意外的星星之火1914年6月28日，哈布斯堡王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 FranzFerdinand)，以生命为1908年奥地利轻率并吞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纳付出代价。就连他被刺杀的经过也与奥地利解体过程同样地荒谬与悲哀。一名年轻的塞尔维亚刺客首次企图暗杀斐迪南失败，却误伤其座车司机。斐迪南前往总督官邸，责怪奥地利官员安全措施不当后，由夫人陪同，决定转往医院探视受伤的司机。此次为他们驾车的司机转错一个弯，在倒车转向时正好停在那名刺客面前，他因前次任务失败正在路边咖啡馆里借酒浇愁，不意竟碰上这天赐良机，这一次他再也不会失手了。原本可说完全是意外的星星之火，因希腊悲剧式的命运而燃烧为燎原之火。由于大公的夫人非贵族出身，欧洲各王国没有一位国君参加丧礼。假设各国国王曾聚集一堂，有机会交换意见，或许就不至于在数天后轻言宣战，毕竟引起战端的仅是一桩恐怖分子的阴谋。然而自种种迹象看来，即使有皇家巨头的集会，也无法阻止奥地利点燃德皇迫不及待递上的导火线。德皇未忘前一年许下的诺言，在奥国下一次遭遇危机时将援手，于是在7月5日邀奥国大使午宴，促奥国速向塞尔维亚采取行动。7月6日贝斯曼·霍尔威格确认德皇的誓言：“奥须判断应如何廓清其与塞尔维亚之关系；无论奥之决定为何，均可确定德必为其盟友后盾。”奥地利终于得到渴望多时的无限保证，以及可能让它真正用上这保证的情势。威廉二世不改一贯作风，对自己逞一时之勇会引起什么后果全不在意，到挪威峡湾地带航海去了（这是在无线电发明之前）。他心中究竟作何打算不得而知，但他显然未料到会发生欧洲大战。德皇与其首相的盘算不外是，俄罗斯尚未准备好应战，只能旁观塞尔维亚受辱，就如1908年时的情形。总之他俩相信以德国现在的地位与俄国摊牌，比几年后要有利得多。德国领袖们始终保持错估潜在敌人心理的纪录，这一次跟当年大事筹建海军欲迫使英国就范，或扬言为摩洛哥而战以孤立法国时的想法一样，以为大好机会又来了。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奥地利获胜可使俄国对三国协约的期待破灭，让德国得以突破越来越紧密的包围，因此便忽略法国，他们认为与法国谋和是绝无可能，对英国的调停也避之唯恐不及，以免坏了他们获得最后胜利的好事。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若战争出乎一切预料居然爆发了，英国会保持中立，要不便是想要介入时已太迟。但俄国外相萨索诺夫( Serge Sazonov)在战争一爆发时，曾说明俄国这一次不再退缩的原因：“自克里米亚战争后，对奥国于我之感受，我国已不存任何幻想。自奥于巴尔干施行其蚕食鲸吞政策，冀望借以扶持其摇摇欲坠之统治起，两国关系便每况愈下。然我国勉力顺应现实，直至迹象渐趋明显，其巴尔干政策有德国为依恃，且获得柏林之鼓励。”俄罗斯认为德国是有意屈辱俄国在巴尔干最可靠的盟友塞尔维亚，目的在打击俄国在斯拉夫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觉得必须加以反抗。萨索诺夫曾写下这么一段话：“显而易见，我方须应对者并非某位识见短浅之内阁大臣，自行负责且自担风险所做之草率决定，而是处心积虑筹划而来，并经德国政府悉心协助完成之计划，且若无其首肯与保证，奥匈帝国决不致冒险加以执行。”另一位俄国外交官，后来也曾对俾斯麦时代与威廉二世时代，德国有多么的不同，表示感慨万千：“因德对奥匈深入巴尔干之政策大力鼓动，加以建立德意志化‘中欧’此一华而不实之泛德思想，大战之爆发实不足为奇。俾斯麦当年此种情况绝无可能发生。而事实是德国经常地野心勃勃，企图达成比俾斯麦更伟大之成就，却缺乏俾斯麦之才干。”（读俄国人的回忆录需有所保留，因为他们想把爆发战争所有的责任推到德国人身上。萨索诺夫尤其应负起部分责任。虽然他整体的分析十分值得推崇，但他显然是属于主战派，主张全面动员。）俄罗斯外交家是太抬举德国领袖了，因为威廉二世及资政们在1914年时与对过去的危机一样，根本没有什么长远计划。斐迪南大公遇刺引发的危机后来失去控制，是因为没有一国的领袖打算退让，各国都执意履行正式条约义务，不为长期共同利益的大局着想。欧洲此时缺乏的是具包容力的共同价值观，可使各国结合在一起，如梅特涅体系或俾斯麦的现实政治外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不是各国不遵守条约，而是太过拘泥于条约的文字。次要的巴尔干危机转变成世界大战这次大战前夕发生过许多怪异现象，其中最奇异的现象之一是一开始什么都未发生。奥地利不失其平素作风，反应迟钝，部分原因是维也纳需要时间，说服持反对意见的匈牙利首相提斯萨( Stephen Tis-za)让帝国投入战争。提斯萨终于屈服后，奥国于7月23日对塞尔维亚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故意提出必然会为对方拒绝的严苛条件。但这一延误使奥国难以受惠于欧洲各地在大公刚被刺杀时所体现的义愤填膺之情。梅特涅时代的欧洲，各国一致尊奉正统思想，俄罗斯必然会支持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刺杀奥国正统王位继承人之举有所报复。但1914年时，正统不再是共同价值观。俄罗斯同情盟邦塞尔维亚之情，重于对斐迪南被刺的愤怒不平。刺杀案发后整整一个月内，奥国外交一直是慢吞吞的。然后突然在不到一天之内骤然改头换面。奥国发出的最后通牒使政治领袖不再能控制情势的发展。因为最后通牒一旦发出，大国一定是箭在弦上，即将展开动员，而没有回头的可能。可笑的是，触发一连串盲目动员的居然是最不重视动员时间表的奥地利。当时在列强当中，唯有奥国的军事计划仍是旧式不讲究速度的形态。对奥国的作战计划而言，哪一方开打都无所谓，只要奥军能与塞尔维亚交手，迟早都没有关系。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目的是先下手阻止调停，不是为加速动员。奥地利的动员行动也未威胁到任何其他大国，因为要一个月以后才会完成。因此可以说，触发动员程序使各国不得不一战的国家，直到西欧重要战役已经打完之后，其部队才真正开始作战。另一方面，不论奥地利备战的程度如何，俄罗斯若有意威胁奥地利，就需动员部分军队，而此举将连带触动德国一发不可收拾的行动（当时似乎没有一位政治领袖意识到这种可能性）。1914年7月的矛盾现象是，有政治理由走上战场的国家，没有严谨的动员计划，而有严密动员计划的国家如德、俄，却缺乏作战的政治理由。最能够阻止这连锁反应的国家英国，却犹豫不决。英国在此次巴尔干危机中的利益微乎其微，虽然维持三国协约的确是一重要利益。英国虽排斥战争，但更忧虑德国会获胜。英国若能明确宣示其立场，让德国了解英国会参与全面大战，威廉二世很可能会规避正面作战。这也是萨索诺夫的后见之明：“余对此亟欲一吐为快，若1914年时格雷爵士，依余坚决之敦促，及时确切地宣示英与法、俄同心同德，或可挽救人类免于如此悲惨之灾难，免于足以令欧洲文明难以为继之后果。”英国领袖不愿因对援助盟友表现得裹足不前，而影响到三国协约，可是有点矛盾的是，他们又不愿威胁德国，以便保留在适当时机可以介入调停的余地。结果是两头落空。正如1914年6月11日，距斐迪南被刺两周前，格雷对下议院所作的保证，英国没有法定义务要加入法、俄这一边作战：若欧洲列强间发生战事，没有任何未公开的协定，可限制或妨碍政府或国会决定英国是否应参战的自由。就法律上说，这是千真万确。但其中还涉及无形的道德层面。法国海军因英法海军协定而留在地中海；因此英国若不参战，等于是让法国北部的海岸对德国海军门户洞开。随着危机的发展，贝斯曼，霍尔威格保证，若英国承诺保持中立，德国便不会以海军对付法国。但格雷拒绝这个交换条件，理由与1909年德国提议以减缓发展海军交换英国的中立而被他所拒的原因相同，他担心一旦法国战败，英国便只有任德国宰割。他的回答是：“请务必告知贵国首相，其提议我国应以如此条件而保守中立绝无可能。牺牲法国而与德国达成如此交易，将使我国名誉蒙羞且永难以恢复。贵国首相也等于要求我国放弃对比利时中立一切之义务与利益。我方亦难接受此一条件。”令格雷头痛的是英国民意压力与外交政策传统相互矛盾。一方面，民意不支持因巴尔干的问题而加入战争，英国便应该设法调停。但另一方面，若法国战败或对与英法同盟失去信心，德国便可称霸，这正是英国一向极力反对的。因此很可能到最后，即使德国不曾入侵比利时，英国也必须参战，以免法军全军覆没。但要英国民意接受战争恐怕尚需要时间。在此酝酿期间英国可能已尝试调停。然而，德国决定挑战英国最确定的外交政策原则之一，即决不可让低地国家落人任一强国之手，却解决了英方的疑虑，使战争再无妥协的余地。格雷主张，在危机发生早期不加入哪一边，可令英国保持不偏不倚的地位，这或有助于英国介入协调解决战争。过去的经验也支持这种策略。20年来，国际紧张情势一旦激化，结果一定是召开国际会议。但过去的危机中并没有国家动员。如今各国都蓄势待发，根本没有时间用传统的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在军事动员的关键96小时里丝毫没有机会进行政治运作，英国内阁等于只能袖手旁观。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把已经自认为倍受威胁的俄罗斯，更逼得忍无可忍。因俄罗斯数度作战才得以脱离土耳其统治获得自由的保加利亚倾向德国。已并吞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纳的奥地利，仿佛又想把俄国在巴尔干最后一个重要盟友塞尔维亚，变成奥国保护国。最后当德国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据点时，俄国益发疑惧泛斯拉夫运动时代，会不会在所有其垂涎已百年之久的土地均落得被条顿民族掌控的情形下告终。即使如此，沙皇尼古拉二世并不急于与德国摊牌。他曾在7月24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检讨俄国可能有的选择。财政大臣巴克( PeterBark)向沙皇报告：“战争将为全世界带来灾祸，且一旦爆发便难以止歇。”巴克说：“德皇曾经常向吾皇保证其竭诚维护欧洲和平之意。”他还提醒其他大臣勿忘，“德皇于日俄战争期间及战后俄国内部动乱时期所表现之忠诚态度。”提出反驳的是颇有权势的农业大臣克瑞弗辛( Aleksandr Kri-voshein)。他表现出俄国人记仇的民族性，指出德皇虽曾对有亲戚关系的沙皇尼古拉做过这类善意的表示，但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中德国曾蛮横地对待俄国。因此“民意及国会将无法了解，为何在涉及俄罗斯重要利益之关键时刻，帝国政府不愿勇敢地采取行动。我方过于审慎之态度可惜并未能安抚中欧各强国。”克瑞弗辛的主张获得俄国驻保加利亚大使的电文证实，文中指称若俄国退缩，“我于斯拉夫世界及巴尔干之声望将破产且永不复返”。政府领袖对于质疑其胆识的话向来难以抗拒。沙皇终于压抑住灾祸将随之而来的预感，选择支持塞尔维亚，甚至打仗也在所不惜，不过他并未下令动员。塞尔维亚在7月25日回复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态度出乎意料地顺从，全部接受奥国的条件，只有一项例外，航海刚回来的威廉二世以为危机已除。但他想不到奥地利打定主意要利用他如此轻易就提出的后援。更要紧的是他忘了，或许该说他根本从未意识到，列强既已如此濒于战争边缘，军事动员的速度很可能快过外交。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虽然其军队要到8月12日才能采取行动。同一天沙皇下令对奥局部动员，却惊讶地发现，虽然过去50年来阻碍俄国对巴尔干野心的是奥地利，而这段期间军事参谋学校一直是以局部的俄奥战争为标的，但军方参谋人员唯一拟就的计划是对德、奥同时全面动员。俄国外相对此完全不知情，在7月28日还向德国保证：“我方于奥宣战后采取之军事措施，无任何一项乃针对德国而来。”俄国军事领袖无一例外全是欧布鲁契夫的信徒，他们害怕沙皇的局部动员，要求全面动员，以便与当时尚未有军事动作的德国交战。有一位首要的将领对萨索诺夫说：“战争就在眼前，若不及早行动，怕来不及拔剑出鞘已被击败。”沙皇的做法在俄国将领眼中或许太优柔寡断，对德国而言却是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