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宣称有证据证明俄罗斯正计划发动战争，这既不可信也无关紧要。当时两个同盟的国家都沉醉于铁路与军事动员计划等新技术，也不断进行与当时国际争端规模不相称的战备活动。正因为如此积极的备战却找不出明确的目标，这种行为便被解释为反映着庞大但暖昧的野心。颇具代表性的是1900—1909年任德国首相的比洛(Prince vonBulow)，他赞同腓特烈大帝的观点：“普鲁士众邻邦中，以俄帝之实力及位置最为危险。”历来欧洲对俄罗斯的广大疆域与锲而不舍的扩张总感到忐忑不安。欧洲各国都在以威胁或反威胁手法扩大本身的版图，而俄罗斯仿佛是不得已非有一套特立独行的扩张规律，唯有部署更强大的武力，且通常要通过战争始能加以制止。在无数次危机中，俄罗斯经常都看似很有希望达成合理的解决，获得比实际结果更好的安排。可是它总是宁冒战败的风险也不肯妥协。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75—1878年的巴尔干战争及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情形皆是如此。有一种解释是说俄罗斯因横跨欧亚两洲，因此有这类倾向。在西方俄罗斯是欧洲协调的一部分，参与复杂的均势运作。但即使如此，在需求未能获得满足时，俄国领袖对尊重均势往往仍显得不耐烦而且好发动战争，例如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前奏，巴尔干战争，及1885年俄国与保加利亚几乎开战都是如此。在中亚俄罗斯面对的是弱小的诸侯国，均势原则便不适用；在西伯利亚，俄罗斯则如同美国开拓地广人稀的美洲一般通行无阻，直到遇上日本。在欧洲的会议桌上，俄罗斯听得进去以均势为主的意见，但不见得一定遵守其准则。欧洲各国虽一向认为土耳其及巴尔干的命运应由欧洲协调来决定，但俄罗斯一定是企图以片面武力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如1829年的亚得里亚那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1833年安吉阿尔一斯凯莱西条约( 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1853年与土耳其冲突、1875、1878及1885年的巴尔干战争。俄罗斯认为欧洲应该只管西方的事，一旦欧洲望向东方它便有所不满。同样的问题又于二次大战结束后重演，西方盟国主张东欧的命运关系到欧洲的整体，斯大林却坚持东欧，尤其是波兰，属苏联的范围，其未来应与西欧民主国家无关。斯大林也像过往的沙皇一般独断独行，以致西方势必形成某种军事联盟以对抗俄军的推进，解除俄罗斯对邻国的压制。在二次大战战后，经过一代的时间这个历史模式又重新现身。俄罗斯向外扩张很少知道有所节制。一旦受阻它便满怀悲愤，暂时隐忍，伺机报复，在19世纪大半是对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是对奥地利，，在柏林会议后是对德国，在冷战期间则是对美国。在后苏联时期，当新俄罗斯完全吸收了解体所带来的震撼后，它会对其历史帝国的崩溃如何反应，仍有待观察。在亚洲，俄罗斯的使命感更是不受政治或地理障碍所约束。整个18世纪及19世纪的大部分俄罗斯在亚洲都是独自行动。它是第一个与日本打交道的欧洲强国，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国家。俄国未耗费太多殖民人力，未派出太多军队，便完成在亚洲的扩张，因此与欧洲列强不起冲突。偶尔与中国发生摩擦也不很严重。中国为了借俄罗斯协助其以夷制夷，在18及19世纪将大片大片的领土让给俄国，开启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遭到此后的历届中国政府尤其是共产党政府一致谴责。俄罗斯对亚洲领土的胃口随着每一次的斩获越来越大，似已成了一种模式。1903年沙皇亲信也是俄国财政大臣维特( Serge Witte)，在呈尼古拉二世的奏折中说：“以中俄接壤之广及吾国极其有利之条件，俄罗斯吸收极大部分之中国乃迟早之事。”俄国领袖对亚洲的态度与对奥斯曼帝国一样，主张远东属它本身的事，其他国家无权插手。俄罗斯全方位的扩张有时是同时进行，但较常见的是此起彼落，看哪个方向所冒的风险最小，就向哪边进发。帝俄时代的决策机构反映出俄罗斯的双重性格。俄国外务部( Foreign Office)属枢密院(Chancery)，其独立自主的官员立场基本上以西方为重。这些官员多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德裔，他们把俄罗斯看成是欧洲国家，所拟定的政策也以在欧洲协调下执行为前提。但枢密院的角色有同样独立的亚洲部( Asiatic Department)分庭抗礼，负责对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及远东的政策。换言之，俄国实际上是全方位的扩张。亚洲部与枢密院不同，不认为自己与欧洲协调有关，反而它视欧洲各国为其图谋的阻碍而予以忽视，并尽可能地设法通过片面的条约或战争，不理会欧洲，以遂行其目标。由于欧洲各国坚持有关巴尔干及奥斯曼帝国的问题必须协调解决，冲突便在所难免，俄罗斯对于来自被它视为多事的欧洲列强的阻挠则深感愤愤不平。既为防御，又为进攻，使俄罗斯的扩张企图总是暖昧不明，因而也引起西方对俄国真正的意图辩论不休，一直延续到苏俄时期。俄罗斯的目的何在始终令人参不透的原因之一是，俄国政府总是更近似于18世纪的专制政府，即使是共产党时期亦不例外，而不像是20世纪的超级强国。不论是帝俄或苏俄时代，俄罗斯从未出过伟大的外交首长。历任外相或外长都与涅塞尔罗德( Nesselrode)、哥尔查科夫、吉尔斯( Nikolai Giers)、兰姆斯多夫(Lamsdorff)，甚至葛罗米柯( Gromyko)等人一样，聪明才干不在话下，但都缺乏擘画长远政策的实权。他们不过是善变又易于受干扰的专制君主的仆人，必须与相互排斥的诸多内政问题相竞争以争取君王的重视。帝俄时期没有俾斯麦、索尔兹伯里或罗斯福一类的人物，也就是没有对外交事务握有整体执行权力的外交大臣。即使是强势的沙皇在位，以俄罗斯的专制决策体系，也难以形成一贯的外交政策。一旦沙皇找到可信赖的外相，往往会一直留任到极高龄时也不换人，涅塞尔罗德、哥尔查科夫与吉尔斯都是如此。19世纪的大半便是这三人包办的。这些人即使年事已高在外国政治家眼中仍十分被看重，认为是在圣彼得堡唯一值得会晤的人，因为他们是唯一能面见沙皇的大臣。其他人则受到仪节的限制几乎见不到沙皇。更糟的是沙皇的执行权经常与其自认的帝王式生活方式起冲突，使决策过程益形复杂。例如亚历山大三世在签署再保险条约后，俄罗斯外交的关键时刻，却立即离开圣彼得堡出巡连续四个月之久，在1887年7—10月间，出海游玩，检阅演习，还探访丹麦的姻亲。唯一真正的决策者远在天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岂能不出差错。而沙皇的政策不仅随情绪而变，也极受军方煽动的民族主义所左右。军方冒险家如在中亚的考夫曼( Kauffman)将军，对外相根本不理不睬。上一章中提到哥尔查科夫与英国大使晤谈时，表示他对中亚一无所知，或许真说的是实情。到1894~1917年在位的尼古拉二世时代，俄罗斯被迫为其专制的体制付出代价。他先是把俄国带向与日本的一场毁灭性战争，继而又让俄国身陷于同盟的体系中，使得对德作战几乎等于势在必行。俄罗斯的精力均投注于对外扩张，并被随之而来的对外冲突消耗殆尽，其政治与社会结构却日趋脆弱。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应是一项警讯，表示伟大改革家斯托雷平( Peter Stolypin)所主张的巩固内政，已是刻不容缓的了。俄罗斯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但得到的却是一次次的对外冒险。在亚洲受阻后，它重拾泛斯拉夫主义的梦想，转向君士坦丁堡进发，而且这一次失去了控制。然而，扩张到达一定程度后，不但不能增强俄罗斯的实力，反而促成其衰弱。1849年时俄罗斯被公认为欧洲最强的国家。70年后其王朝倾覆，本身也暂时退出了强国之列。1848~1914年间俄罗斯曾卷入六次以上的战争（殖民战争除外），远超出其他主要强国。而每一次的争战，除1849年干预匈牙利之外，其财政及政治上的支出都远超出可能得到的好处。虽然一次次的冲突都弊多于利，俄罗斯仍把领土扩张看成是强国地位的象征，对土地贪得无厌，却没有实际需要，也消化不了。尼古拉二世的亲信维特向他保证：“由太平洋岸迄喜马拉雅山峰，不仅亚洲甚至欧洲事务均将在俄罗斯控制之下。”在工业化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强国的地位，比在保加利亚有个附庸国或在韩国有个保护国更为有利。俄罗斯也有一些领袖人物如哥尔查科夫，已觉悟到这一点，因此主张对俄罗斯而言，“领土延伸便代表弱点延长”，可惜他们的观点终究未能缓和俄国对不断征服的痴迷。后来的共产党俄国也是因与沙皇时期大同小异的缘故而瓦解。苏联在二次大战后若能够安于其国界之内，与日后所谓的卫星国( satellite orbit)建立类似于与芬兰的关系，境遇会好很多。当中欧出现双雄——实力强又莽动的德国及疆域广又不安于现状的俄罗斯——相持不下，即便德国与俄国交战得不到任何好处，俄罗斯若与德国开战也毫无胜算，冲突仍恐怕在所难免。因此欧洲的和平取决于19世纪扮演平衡角色极为称职且极有节制的一个国家。英国的外交政策到1890年“光荣孤立”这个名词仍可贴切地点出英国的外交政策。英国人骄傲地自诩其国家为欧洲的“平衡之轮”，借平衡之轮的重量可防止欧陆各国盟中出现唯我独尊的局面。而对参与这些同盟，英国政治家的想法与美国孤立主义者一样是感到应敬而远之。但仅仅25年后，英国却加入法国并肩对德作战，英国人成千上万地在佛兰德斯( Flanders)泥泞的战地上捐躯。1890～1914年英国外交政策发生显著变化。而领导英国走过这个转变期的前半段的，居然是代表英国所有传统价值观及外交政策的一位领导人。索尔兹伯里侯爵( Marquis)是道道地地的圈内人。他出身历史悠久的塞西尔家族( Cecil)，其先祖自伊丽莎白女王(QueenElizabeth)时期起，便曾担任朝廷重臣。1901~1910年在位的英王爱德华七世( King EdwardⅦ)，他的出身比起塞西尔家族只能算是后进，据说他偶尔会抱怨索尔兹伯里对他说话带有纡尊降贵的语气。索尔兹伯里崛起政坛可谓不费吹灰之力，而且是命中注定的。年轻时在牛津基督教堂( Chris Church Oxford)受教后，他周游全国，熟读法文，与政府领袖会面。他担任过负责印度事务的次官(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后，在48岁时成为迪斯累里的外相，曾在柏林会议上担当大任，负责大部分实际细节的谈判。迪斯累里辞世后，他成为托利党党魁。除1892~1894年格莱斯顿最后一任任期外，索尔兹伯里是19世纪最后15年间英国政治的主导人物。在某些方面他所处的环境类似布什总统( George Bush)，只是他担任国家最高领袖的时间更久。他们两人掌握政权时都正值既有的世界正在消失中，他俩都知晓该如何应变，并留下功绩。布什的世界观受冷战的影响，他崛起于冷战期间，却在事业最高峰时必须领导冷战走完最后一段岁月；索尔兹伯里的成长经验则发生于帕默斯顿执政时期，英国海外势力如日中天，英俄对立根深蒂固，但到他主政时这两个现象都已明显露出疲态。索尔兹伯里的政府必须面对英国相对国势已衰落的现实。其庞大的经济实力现在已有德国可相抗衡；俄法也已加强殖民攻势，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对大英帝国构成挑战。虽然英国仍是一等强国，但它在19世纪中叶所享有的优越地位如今是江河日下。正如布什对他未能预见的情势能够高明地加以应对，英国领袖在19世纪90年代也认识到必须调整传统的政策，以适应出人意表的现实。外表肥胖臃肿的索尔兹伯里爵士，所代表的是英国满足于现状而非求新求变的仙人掌。“光荣孤立”这个词语就是他首创的。他明确保证推行英国传统的政策，在海外坚定地对抗其他殖民强国，对欧陆诸同盟，则唯有在英国面临最后选择、否则均势有失衡之虞时才会介入。索尔兹伯里认为英国是个海岛，最理想的政策便是在海上积极进取，对欧陆各国习以为常的同盟则保持距离。他曾直率地说过：“我们是鱼。”但后来他却不得不承认英国已过分扩张的帝国，在远东及近东感受到俄罗斯的压力，在非洲感受到法国的压力。连德国也加入这场殖民竞赛。德、法、俄虽相互在欧陆时起摩擦，但在海外一律是与英国起冲突。因为英国不仅拥有印度、加拿大及非洲的一大部分，更基于战略理由而坚持掌握大片大片的土地，即使不是为了要直接控制，也是要防止其落入别个强国的手中。索尔兹伯里称此为“仿佛在土地上加盖记号，以防万一有变时这些领土不致为其他强国所占有”。这些地区包括波斯湾、中国、土耳其及摩洛哥。19世纪90年代英国感觉在阿富汗、达达尼尔海峡四周及中国北方与俄罗斯，在埃及和摩洛哥与法国备受不断的冲突所包围。1887年的地中海协定签订后，英国间接与德、奥、意三国同盟发生关联，希望借此使意大利与奥地利加强在北非与法国，在巴尔干与俄罗斯相抗衡。然而事后证明地中海协定只是权宜之计。失去了谋略大师的新德意志帝国不懂得如何掌握其机会。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使英国逐渐走出孤立，虽然坚持孤立传统的著作所在多有。英国扩大参与欧陆的第一步是与德国改善关系。德国自认英、俄都有求于我，主持决策的领袖便以为可以同时自这两国获得极大的让步，却不明确说出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好处，也从未意识到他们可能是在逼使英、俄走得更近。当德国提出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提议遭到拒绝，其领袖感到愤愤不平，没多久便恼羞成怒。这与法国的作风形成强烈对比，法国耐心地一步步求发展，等了20年才等到俄罗斯，又等了15年才等到英国提议签署协定。俾斯麦之后的德国虽咄咄逼人，其外交政策却非常的外行、短视，在面对自己所引起的冲突时甚至是胆怯。导致战争爆发的一连串外交举动威廉二世最后导致战争爆发的一连串外交举动始于1890年，就在他辞退俾斯麦后不久。他拒绝沙皇再延长再保险条约三年的建议。一开始主政便拒绝俄国这个建议，德皇及其资政等于是把俾斯麦交错的结盟体系中，可算是最要紧的一根主轴给拔掉了。这么做是出于三个动机：一是希望让德国的政策尽可能的“简单与透明”——新任首相卡普列威(Caprivi) -度承认，他缺少俾斯麦可同时在空中玩八个球的能耐；二是想要向奥地利保证德奥同盟是德国的第一要务；三是他们宁愿与英国结盟但再保险条约被视为其障碍。这三个考虑都显示出对地缘政治的认识不足，使得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一步步地陷入孤立。德国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天生就充满复杂性；没有一个“简单”的政策能顾及其众多的层面。使俾斯麦得以在奥地利的顾虑及俄罗斯的野心之间，左右逢源达20年之久，而不致与其中之一关系破裂或使巴尔干固有的危机加剧，所依恃的正是又与俄国缔约又与奥国结盟而产生的暖昧。终止再保险条约正好带来相反的状况：限制德国可作的选择，因而鼓励奥地利的冒险行为。俄罗斯外相吉尔斯立刻便察觉这一点，他说：“由于我三国之条约（再保险条约）终止，维也纳已自俾斯麦严苛但明智且用心良苦的桎梏中解放。”放弃再保险条约不但使德国失去约束奥地利的筹码，最严重的是增加俄罗斯的焦虑。德国对奥地利的信赖在圣彼得堡眼中，被解释为德国又重新支持奥国在巴尔干的活动。一旦德国在过去从未有重要利益的地区，变成对俄罗斯目标的阻碍，俄国是绝对会另找可资抗衡的援手，而法国正是求之不得。使俄罗斯有意向法国靠拢的促因，再因德皇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后不久，德英即签署殖民地协定而增强。英国自德国获得尼罗河的源流区及东非广袤的土地，含桑给巴尔岛( Zanzibar)。德国则换来无足轻重的一条连接西南非与赞比西河( Zambezi River)的土地，即卡普里维地峡（Caprivi Strip），及北海中的黑尔戈兰岛(Helgoland)，据说此岛对德国沿海的海防有某种战略价值。这个协定中双方面都不吃亏，但它却引发了一连串的误解。英国是把它当做解决非洲殖民问题的手段；德国却视其为签订德英同盟的先声；俄罗斯更进一步把它解释为英国加入三国同盟的第一步。因此俄国驻德大使斯塔尔( Baron Staal)曾如此气急败坏地回报其传统友邦德国与宿仇英国所达成的这项协议：“一旦因诸多利益及积极参与世上某地区之事务而结合，其几乎必然于其他国际重大问题上亦共进退。与德之协约几已成定局。唯有因应英格兰与三国同盟其他诸强之关系。”俾斯麦的对反德同盟的梦魇眼看就要成真，因为再保险条约的结束已使法俄结盟顺理成章。德国原算计到法俄绝不可能联手，因为俄罗斯为阿尔萨斯一洛林而战没有任何好处，法国为巴尔干的斯拉夫人而战也是同样情形。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俾斯麦之后，德国帝制时期领导阶层所犯下的众多重大错误之一。一旦德国义无反顾地承诺与奥地利同一阵线，不论法俄的目标多么不相同，两国即有必须结合在一起的现实需要，因为要想达到它们各自的战略目标，其先决条件便是要击败德国或至少削弱德国。法国是为了不打仗德国是决不会放弃阿尔萨斯一洛林而必须借重俄国，俄罗斯则心知肚明不打败奥地利，休想接收奥匈帝国的斯拉夫部分，而德国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便明白表示不会坐视俄国攻打奥国。若无法国相助，俄罗斯绝无可能对抗德国。在德国拒绝更新此约后不到一年，法俄便签订相互给予外交支持的友好协约( Entente Cordiale)。俄罗斯年高德劭的外长吉尔斯曾提出忠言，指这个协议不能解决俄国的基本问题，即俄国最主要的敌人是英国而不是德国。法国急于摆脱俾斯麦所强加给她的孤立，便同意在协约中加注一条，约束法国在俄英发生任何殖民冲突时，要给予俄国外交支持。这个反英条款对法国领袖而言，只是进一步建立必然成为反德联盟的结盟关系，所需付出的些许代价。因此法国努力的方向是将法俄协约延伸为军事同盟。俄国民族主义人士对此表示赞同，因这可加速奥匈帝国的解体，但传统派却感到不安。最后接替吉尔斯的兰姆多夫伯爵(Vladimir Lamsdorff)，在1892年2月初的日记中写道：“彼（法国）亦企图极力怂恿我方同意，于遭第三国攻击时联合军事行动之协议。但为何不适可而止？由于饥馑为患、财政艰困、军备尚未完成、运输交通不便，尚有无政府主义者死灰复燃之问题，我国亟须和平安定。”但后来法国领袖克服了他的疑虑，要不便是沙皇否决了他的意见。1894年两国签署军事协定，法方同意若德国攻打或德奥合攻俄国，法国将伸出援手。俄国则在德国攻打或与意大利合攻法国时，也会助法一臂之力。1891年的法俄协约属外交性质，若说是同时针对英、德而来或许并不为过，然而现在这个军事协定却单独以德国为目标。这个后世学者凯南( George Kennan)所称的“致命同盟”(1891年法俄协约及其后1894年的军事协定)，可视为欧洲迈向战争的分水岭。它象征着均势的运作已开始步向终点。最适于均势运作的环境在以下三种条件中，至少要合乎一项：一是各国都必须觉得自身享有可视当时情况与任何国家结盟的自由。18世纪大部分时间，均势都是因同盟关系不断调整而有所调整；在1890年前的俾斯麦时代也是如此。其次是结盟关系固定但有另一国扮演平衡者角色，以确保不会有任一边独占上风，法俄签约后英国仍担任平衡者，并同时受到两方面的拉拢，便属此种情形。第三是各同盟的组合已牢不可破，也没有平衡的第三者，但各同盟的凝聚力分散，对个别问题往往能够达成妥协或改变结盟对象。但若没有一项条件符合，外交便趋于僵化。国际关系变成一场游戏，任一方之得必被视为另一方之失。军备竞赛及紧张升级势不可免。冷战期间的情势是如此，英国加入法俄同盟而于1908年形成三国协约后，欧洲无形中也走上这个命运。但1891年时的国际情势与冷战期间不同，它不是因单一的危机而产生，而是经历了15年，上述三个弹性条件才一一被破坏。三国协约形成后均势已无用武之地。纯就实力一比高下变成了常规，不再是特例。外交也不再是妥协的艺术。因某种危机发生而致情势失控则只是迟早的问题。但1891年法俄结合共同对付德国之际，德国仍抱着能与英国联盟以资抗衡的希望，可惜威廉二世的期望却因他的莽撞冲动而落空。1890年德英殖民协定并未导致俄国外长所担忧的军事同盟。其原因一则是由于英国的国内政情。年迈的格莱斯顿于1892年最后再次出任首相时，拒绝与专制的德国或奥地利结盟，伤害到德皇脆弱的自尊心。但德国数次试图安排英德结盟都失败的基本因素，应归咎于德国领导阶层始终未能理解英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及德国本身真正的安全需要。150年来英国一直拒不加入任何无限制的军事同盟。它只肯参与两种盟约关系：有限制的军事协定，其宗旨一定是为对付有明确范围及定义的危险；或协约式的安排，好在与他国的利益有相通之处时，在相关的外交议题上互相合作。就某方面来说，英国对协约( entente)的定义当然是一种障眼法，其真正的意义就是合不合作主控权在英国。但协约也有形成道德及心理上连带的作用，并假定——虽无法律义务——在危机时双方会共同行动。而且这可使英国不致与法俄接近，至少使其重修旧好变得比较复杂。但德国不接受这种非正式的程序。威廉二世坚持要达成他所说的欧陆式同盟。他在1895年曾说：“英格兰若要盟国或援助，便须放弃不结盟之政策，并提出欧陆式保证或条约。”但究竟何谓他所说的欧陆式保证？英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光荣孤立后，显然并不打算许下前150年一直规避的长期性欧陆式承诺，尤其不会为了正迅速成为欧陆第一强国的德国而如此。德国为获得正式保证频频施压却适得其反，原因是它并不真正需要这种保证，德国已强大到在欧陆所向无敌的地步，只要英国不站在敌国或敌对同盟的一方即可。德国应该要求英国的不是联盟，而是在欧陆一旦发生战事时保持友好中立，要达到这个目的，协约式的安排已足够了。但德国却为了没有必要争取的保证，提供英国不想要的交换条件（对保卫大英帝国的整体性承诺），以致使对方怀疑德国其实是想追求全球霸权。德国的迫不及待更加深英国的保留态度，英国开始严重怀疑德国的判断。索尔兹伯里曾写道：“余不愿无视于德国友人明显之焦虑。但现下不宜受其意见所左右。其大将已去。此固更易于与其打交道，气氛亦较融洽；但吾人不免怀念某位老者（俾斯麦）出众之洞察力。”在德国领导阶层肆意地结交盟国之际，国内民众则要求空前强势的外交政策。唯有社民党( the Social Democrats)虽曾一时冷静，但最后仍向民意低头，改而支持德国于1914年宣战。德国的领导阶级对欧洲外交毫无经验，更不用说他们口口声声挂在嘴上的全球政策。当年领导普鲁士登上德国盟主宝座的少壮派贵族，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美国，被指责为引起战端的罪魁祸首。其实他们基本上是以欧陆政策为重，对欧洲以外的事务不太关心，外交政策走火人魔不应归咎于这个阶层。反而新兴的工业经营及专业人员阶层，才是煽起民族主义情绪的主要推动者，而德国政治体制中却没有如英、法数百年来所形成的机制，有国会作为激进情绪的缓冲。西方民主社会中，强烈的民族主义风潮可通过国会获得抒发；在德国却必须经由国会以外的压力团体。德国虽说相当专制，其领导人却对民意极为敏感，受民族主义压力团体影响甚深。这类压力团体几乎把外交及国际关系看做是运动比赛，总是逼使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兼并更多领土，开辟更多殖民地，建立更强大的陆军或海军。他们视外交上正常的交换条件或德国外交出现丝毫的让步迹象为奇耻大辱。首相贝斯曼·霍威格( 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的政务秘书雷兹勒(Kurt Rietzler)，于战争爆发时正好在位，他曾很贴切地指出：“现今战争威胁出于弱势政府遭逢强势民族主义运动之诸国之内政。”在这种情绪与政治气氛下产生了德国外交的一大败笔，通称为克鲁格电报事件( Kruger Telegram)，德皇因此失去在19世纪最后的几年中与英国同盟的可能性。1895年有某个詹姆森上校( Colonel Jame-son)在英国殖民利益势力，尤其最值得一提的罗德斯(CecilRhodes)支持下率军侵入南非布尔人(Boer)的独立邦德兰士瓦( Transvaal)。这次袭击完全失败，令索尔兹伯里政府极为尴尬，虽然英国政府声称未直接介入此事。德国民族主义的报纸借此机会大做文章，促请对英国施以更彻底的羞辱。德国外务部主要顾问兼机要人员霍尔斯坦( Friedrich von Hol-stein)认为这次得不偿失的突袭是个大好机会，可教训英国与德国为敌有多么难过，以突显与德国友好的好处。德皇本人则觉得这扬眉吐气的机会岂可错过。1896年元旦过后不久，他向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 Paul Kruger)拍发贺电，恭祝其击退“外来的攻击”。这直接打了英国一巴掌，而且引起在被英国视为其势力范围的心脏地带可能出现德国保护国的疑惧。实际上克鲁格电报既不代表德国的殖民意图，也不代表德国的外交政策，它纯粹只是为了讨好民意，也达到了这个目的。自由派的《德国日报》( Allgemeine Zeitung)在1月5日说：“政府多年来的作为再没有更令人满意者。它写出德国人民的肺腑之言。”德国的短视与轻率促使它一错再错。德皇与其亲信以为，既然向英国示好未能结成盟约，或许展现一下令德国不悦的代价会更具有说服力。可惜德国估计错误，这种做法与历史教训不符，历史上找不到英国向威吓低头的纪录。原先是为了展现德国友谊的价值的作为，逐渐却演变成真正的战略挑战。没有比威胁到英国海上的盟主地位，更能使英国成为无转圜余地的敌人的作为了。但这正是德国所做的，它仿佛完全不知道自己正走上无法回头的挑衅之路。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国内要求扩建海军的压力便开始升高，以“海权派”为先锋，这是越来越多由工业家及海军军官组成的压力团体之一。由于与英国关系紧张有助于要求更多的海军军费，符合海权派的利益，因此他们视克鲁格电报事件为天赐良机，一如任何有可能与英国在天涯海角产生冲突的其他问题，包括萨摩亚( Samoa)的地位、苏丹的边界，到葡萄牙殖民地的前途等等。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最后终于导致武力相向。因为德国海军在随后的世界大战中，仅与英国舰队在日德兰( Jutland)有过一次非决定性的遭遇，为争取海军建军的特权，德国却在越来越多的敌对国中又加上了英国。因为毫无疑问地，英国对一个已拥有欧洲最强陆军的欧陆国家，又打算在海上与英国平分秋色，势必会加以抵制。但德皇似乎对其政策的后果视而不见。英国对德国强势作风及海军扩军的恼怒，一开始并未改变法国在埃及、俄罗斯在中亚对英国形成压力的事实。但法、俄若决定联手，同时在非洲、阿富汗及中国施压，又当如何？若德国加入法俄一同在南非攻击英国，又怎么办？英国领袖开始怀疑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是否仍然合宜。这一派当中最重要也最好发言的人物是殖民大臣张伯伦( JosephChamberlain)。生气蓬勃的张伯伦比索尔兹伯里整整小一辈，他呼吁与外国结盟最好是德国，似乎较接近20世纪的精神，而索尔兹伯里则严守上一世纪的孤立主义思想。张伯伦在1899年11月一次重要的演说中，呼吁由英、德、美国建立“条顿( Teutonic)”同盟。他极力赞同这个计划，未经索尔兹伯里同意便向德国传达相关的信息。但德国领袖死守要求正式保证的立场，仍昧于条文内容无关紧要，而对他们关系最重大的是欧陆发生战争时英国保持中立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