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是可能办得到的事。按照这种估算法，奥地利应该算是外国，而不是兄弟之邦，更是普鲁士在德国取得正当地位的一大障碍。他曾说：“我们的政策是德国境内不容其他武力纵横，而这正是奥地利相信该国自身亟须采用的政策……我们会彼此剥夺我们呼吸所需的空气……不管这样的状况多么不受欢迎，这却是不能忽略的事实。”他首次出任大使时的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 Frederick WilliamⅣ)，在格拉克的正统保守主义思想与俾斯麦的充满机会的现实政治之间左右为难。俾斯麦坚决认为，国王个人对传统以德国为尊的关切想法，不能抑制了普鲁士的国策。既然奥地利绝不接受普鲁士支配德国的局面，俾斯麦的策略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削弱奥地利。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俾斯麦极力主张利用奥地利与俄罗斯断交之际加以攻击，当时该国仍是普鲁士在神圣联盟的伙伴国家；理由无它，只因机会千载难逢：“我们有能耐让维也纳当局认为，普鲁士攻打奥地利不见得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我们很快就会听到维也纳方面传来的更敏感的说法……”将实力当做唯一的标准，久而久之难免使所有国家均投入武器竞赛，并采取对抗式的外交政策。只要维也纳体系的基本要素，即普、奥、俄三国保守势力的团结完好无缺，且普鲁士不敢独力加以破坏，那俾斯麦的主张就只限于学理。但神圣同盟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出乎意料地迅速解体，梅特涅所擅长的借幕后操持化解衰弱的奥国所面临的危机，现在奥地利却学而不用，几经犹豫不决，终于决定与俄罗斯的敌人结盟。俾斯麦立即意识到此次战争促成了一项外交革命。他说：“只需数年，算计实力之日必将来临。”的确，与克里米亚战争有关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就是俾斯麦在1856年战争终了时所发的电文。像过去一样，文中主张充分的外交策略弹性，并毫不掩饰地崇尚机会主义。德国史家称之为“经典电文（Prachtbericht英译Master Dispatch）”的确当之无愧，因其中汇集了现实政治的精华，不过对收件人普鲁士首相曼托伊费尔( Otto vonManteuffel)来说，这种言论还是太大胆，由他所做的无数批示中可见出他根本难以接受。电文一开始便说明拿破仑三世在战争终了时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俾斯麦因此认为欧洲各国都会向法国示好，但最有可能成功的是俄罗斯：“法俄同盟极其自然，不容轻忽。迄今神圣同盟之向心力尝令法俄无从合流；然沙皇尼古拉已逝，神圣同盟因奥而解散，再无可阻挡一无利益冲突之法俄二国自然修好之障碍。”俾斯麦预言，奥地利将沙皇推向法国，因此已身陷自作聪明的泥沼中难以脱身。拿破仑为维持军队的效忠正需要有文章可做，方便他随时可找到“不过于妄为且不过于无理之借口发动侵略。意大利为最1859年，在奥地利与法国和皮耶芒开战时，俾斯麦又老调重弹：“目前的情况再次向我们显示出有重大斩获可得，只要我们让奥地利与法国之间的战事演发至不可收拾，接着南向出兵，拔掉两国之间的界碑，直抵康斯坦湖或其他任何奥地利人无法支配的区域再宣布战果。”当时梅特涅已经料想到这种异端行径，但腓特烈大帝对于采纳其属下征服西里西亚的建议更关心，并不赞同梅特涅的顾虑。当俾斯麦整合日耳曼内部的时候，服膺的是达成欧洲均势时、根本不讲情义的分析方式。在克里米亚战事方酣的时候，俾斯麦指出普鲁士原则上可采取的方案如下：他在同一电文中列举了三个同样可取的选择：（可基于保守利益的相同立场）与俄罗斯联手对抗法国；与奥地利协议联手对抗次要的德境诸邦（或许也对抗俄罗斯）；内政转向自由主义以与奥地利、俄罗斯对立（或许与法国结盟）。俾斯麦与黎塞留一样，对于选择盟国不喜受拘束。不论法、奥、俄均可考虑；完全根据哪一个选择最有利于普鲁士国家利益来做决定。虽然他强烈反对奥地利，却仍愿意研究与奥国合作的可能性，以换取在德国境内的补偿。另外，他在内政上虽然极端保守，却毫不在意让普鲁士的内政向左转，只要这么做能对外交有利，因为他视内政政策也是现实政治的工具。当然想要改变欧洲均势的企图，即使在梅特涅主义的全盛时期也所在多有。但当年各国必然会设法协调取得一致共识使改变的结果合法化。梅特涅体系是通过召开欧洲会议调整均势，而非采取威胁或反威胁的外交政策来达此目的。俾斯麦应是最不可能反对道德共识有效的人，但这对他而言仅是众多权力元素中的一个。而国际秩序的稳定正是有赖这种种元素的相互运作。靠施压改变均势，却不再空洞地强调既有的条约关系、共同理念或欧洲协调，这代表外交的一大革命。121理想之对象。对萨丁尼亚之野心，加以对波拿巴与缪拉( Murat)之感怀，借口已足，对奥之怨恨则有推波助澜之功。”当然这预言在三年后完全应验。在法俄势必暗度陈仓地合作，而法奥极可能起冲突的情况下，普鲁士应如何自处？依梅特涅体系的做法，普国应加紧与保守的奥地利联盟，强化德意志邦联，与英国建立紧密关系，并设法断绝俄罗斯与拿破仑三世结盟。俾斯麦却一一推翻这些做法。英国的陆军太微不足道，在对抗法俄同盟上作用不大。结果是普、奥必须承受战争的冲击。德意志邦联也无法增加真正的实力：“若得俄、普、奥之后援，德意志邦联或可团结一体，因即便未获支持，其对得胜仍有信心；然若东西两面作战，则未受制于我方枪下之诸邦，倘未出现于反我之战场，亦必会宣示中立以求自保。”虽然超过一个世纪以来，奥地利一直是普鲁士主要的盟国，但现在在俾斯麦眼中却是个不太相称的伙伴。它成为普国成长的主要障碍：“德国之小，容不下二主，若彼我总同耘一田畴，则唯有奥国可令吾国获永久之得或遭永久之失。”不论考虑到国际关系的哪一个层面，俾斯麦都认为普鲁士必须突破因邦联而受到的对付奥地利的束缚，并扭转梅特涅时代的政策，以便利用任何机会削弱奥国：“奥国有如螳螂捕蝉，吾国乃黄雀在后。”稳定的国际体系都有一个可怕的弱点，即对于致命的挑战几乎完全无法预见。革命党人的盲点在于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结合本身目标的优点与接收自打倒对象的优点。但革命所解放出的力量往往一发不可收拾，而这些力量的发展方向却不见得是由革命者所标榜的主义所决定的。俾斯麦也不例外。自1862年掌权后五年内，他得以实践前十年中自己所提出的主张，除去了妨碍德国统一的奥地利。经由本章前面所述的三场战争，他把奥地利逐出德国，并使法国残存的黎塞留所留下的梦想破灭。刚统一的德国并未实现前两代德国人的理想，建立民主宪政的政府。事实上这个德国不代表过去任何重要的德国思潮，它是由各邦君主间的外交协定所缔造的，不是民意的表现。其合法地位来自普鲁士的实力，并非民族自决原则。俾斯麦虽成功地达到目标，但正因为他有如此大的成就，使德国的未来，更应该说是整个欧洲国际秩序的未来，都有了保障。他在为达到目标的准备阶段固然冷酷无情，但赢得胜利后的温和作风也不遑多让。一等到德国的边界到达他认为国家安全所必要的范围，他便开始采取审慎的具有安定作用的外交政策。二十年内，他根据现实政治原则，以极高明的手法，为欧洲和平的利益，而操持着欧洲各国的承诺及利益。一旦决心战力向前，这种气概的力量就不会为任何欺诈行为所乘，不管这种虚假行为多绚丽唬人或多么保守谦抑。德国已经统一，这是外交上采取无限制适应力为先决条件的结果，而这种外交上的辉煌成就也使得国际体系更无弹性。因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因此更少，成员国减少之下，调整的能力就消失了。新的国际体系涵盖为数更少、但分量更重的成员国，以至于很难妥协出一个大家能接受的均势状态，或不是经过连番国力测试而维持均势。这种均势结构中的问题，随着普鲁士在普法战争获胜于此种和平状态的不良本质而加剧。德国并吞阿尔萨斯与洛林，引发法国无法平复的恨意，导致德国对法国外交政策毫无选择余地。在19世纪50年代，俾斯麦极度重视对法外交的可选择方案。为了推动对法关系，他甚至牺牲了与格拉克的友谊。在兼并阿尔萨斯与洛林之后，法国的恨意滋长到成为“德国人天性中与生俱来无法弥补的缺憾”，俾斯麦疾言厉色地提出上述警告。这也是他在“经典电文”中主张的政策，即静观其变待其他列强已决定立场后再与出价最高者结盟。德意志邦联只有在强敌压境时，各邦才能暂时放下彼此的对立，团结抵御外侮；但联手发动攻势是根本无此可能。这个组织的薄弱的确是俾斯麦坚持德国的统一必须由普鲁士领导来完成的原因之一。但他也为此付出代价。当德国由弱势的被侵略对象转变为可威胁到欧洲的均势时，原本不太可能的由其他欧洲国家结合起来对付德国的情况，如今却极有可能发生。而这种恐惧影响到德国所采取的政策，这个不久便使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欧洲政治家中最能掌握德国统一对欧洲的影响的，当属不久后出任英国首相的迪斯累里( Benjanmin Disraeli)。他在1871年即对普法战争有如下的看法：“此一战事乃一场德意志革命，其政治意义远大于上一世纪之法国大革命。往昔之外交传统一一被其打破，新天下产生于焉，均势已遭全毁。”俾斯麦掌权期间，各种的难题都靠他以高明灵活的外交手腕解决。但久而久之他种种复杂的安排却注定要失败。迪斯累里不幸言中。俾斯麦改变了欧洲地图及国际关系模式，但终究未能建立起其后继者能遵循的制度。一旦他出奇制胜的种种战术逐渐失去作用，后继者及竞争对手不肖，就只能从加强军备上追求国家安全，以减少对充满变数令人难以掌握的外交的依赖。铁血宰相无法将其政策制度化，使德国被迫落人左支右绌的外交困境中，到最后唯有靠武器竞赛，继而发动战争来获得解脱。俾斯麦在内政上也无法提供后继者可依循的蓝图。在世时独来独往的俾斯麦，在辞世并成为传奇人物后更没有人能了解他了。德国人只记得完成统一大业的三场战争，却忘记在事前曾费尽多少心血做准备，以及在成功后必须改持稳当温和的路线。他们只看到耀武扬威的一面，却未能对成功背后的基础观察清楚。俾斯麦为德国设计的体制，正包含了他个人的种种癖性。虽然德国的议会建立在欧洲第一个男性普遍参政权的基础上，国会还是无法控制政府，政府由国王指派，只有国王能解散。首相和国王、国会的关系，比国王和国会之间更亲密，因此，俾斯麦可以玩弄国内的政治机构，使二者彼此抗衡，就像他在外交策略中玩弄其他国家一样。俾斯麦的继任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拥有这种技巧，更别提有胆量这么做了。结果，德国民主制度培养出来的国家主义，逐渐变得好战排外；同时，不能担负责任的民主成为无效的体制。俾斯麦的毕生精华，可能以这位铁血首相自己在给未来妻子的一封信中最能表达：“在地球上所遂行的事情，总是有一种堕落天使的特质：漂亮，却不意味和平；概念伟大，也付出极大努力，欲不表示成功；骄傲，同时也孤独。”走向则是权力分析。拿破仑有革命的理念，但是壮志未酬。他的年轻岁月都花在我们所谓的异议活动上头，从未能在理想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他对自己所倡议的言论于自身的正统性缺乏信心，于是很依赖公共意见来跨越鸿沟。拿破仑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如同现代政治领袖的行事风格，成功与否就靠电视晚间新闻的反映来衡量。拿破仑也像现代的政客一样，让自己成为纯战术、只注重短期目标和立即成效手段的囚徒，只想以施压的方式来加深群众印象。在这种过程中，拿破仑把外交政策和巫师念咒行为搞混了。事情到了最终，决定一个领袖人物是否有不同作为的，是事实，而不是宣传。领导人的作为若只是反映本身的不安全感，或只看到危机的表象而看不到长远的大势，久而久之这种领导人是得不到社会大众的尊敬的。领导人的责任便是要对自己就局势发展的方向以及个人可如何左右这一发展做判断，必须有信心，并据以采取行动。否则，危机便会接二连三地发生，这等于是表示领导人已无法掌控情势。现在看来，拿破仑三世可谓一种现代怪象的鼻祖，即某些政治人物拼命想要投大众之所好，到头来却惨遭民意排斥，甚至唾弃。俾斯麦对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信心十足。他对基本的现实及普鲁士的机会何在，分析得十分透彻。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纪之久，却仍巍然屹立。但他的失策之处在于，他把德国社会建构成务必每一代都要出一位能人，才能继续他所留下的传统。可惜这很难办到，而且德国的专制政体也不利于此。就这一点而言，俾斯麦不仅种下德国成功的种子，也埋下德国20世纪的悲剧的伏笔。其友人鲁恩( von Roon)曾对他写下如此的评语：两位革命家站在当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开端，促使现代所遭遇的许多矛盾现象成形。拿破仑不甘不愿地成为革命家，他代表的是适应公 “无人得以不朽而无须付出代价。”共关系的政策趋势；而俾斯麦这位作风保守的革命家，反映出的政策“无人得以不朽而无须付出代价。”拿破仑三世的可悲之处是他眼高手低；俾斯麦的遗憾则是他的能力超出社会可接受的程度。拿破仑三世留给法国的是策略上的动弹不得；俾斯麦留给德国的则是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第六章 现实政治自食其果欧洲外交起了革命性的变化现实政治（根据对国家实力及国家利益的计算而制订的外交政策）促成了德国的统一。但德国的统一却使现实政治自食其果，造成与原意全然相反的结果。因为除非国际体系中主要的各国能依据变动不已的情势自由调整其相互关系，或受到共同的价值观所约束，否则难免发生武器竞赛与战争。德国统一后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国势与日俱增，使欧洲的外交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自黎塞留时代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欧洲边缘地区的强国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一直在对中欧施加压力。现在中欧首度拥有足够的实力可对边缘地区施压。欧洲应如何应对这个位于中部的新兴巨人？欧洲的地理分布形成一个无解的难题。依照现实政治所有的传统，欧洲各国应会结成同盟，围堵德国日益壮大且有可能称霸的力量。由于德国位于欧陆心脏地带，它随时面临着被敌对的同盟所包围的梦魇。但德国若想保护自己，不让东西两方面的邻国同时结成敌对的联盟，那就势必要各个击破，但这反而会促使感受到压力的各国团结在一起。会自我应验的预言也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仍称为欧洲协调的国际体系现在被两组对立势力所割裂：法德之对立及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之间日益激化的敌意。就德法而言，普鲁士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使法国始终想要报一箭之仇，而德国并吞阿尔萨斯与洛林( Alsace - Lorraine)，给这股怨气找到一个具体的焦点。当法国领袖们察觉到1870~1871年那场战争，已为法国的优越地位画下休止符，也使各国国势的强弱产生无法挽回的变化，怨恨的情绪就又掺杂了恐惧。黎塞留在四分五裂的中欧操持德国各邦相互对立的做法，已不再适用。在缅怀过去及未死的野心两相煎熬之下，法国将其挫折感升华为以近50年的时间一心一意只想收回阿尔萨斯与洛林，却从未考虑即使成功地收回这两地，最多也只能安慰法国的自尊，丝毫无法改变根本的战略现实。如今法国凭一己之力已难以对付德国；因此永远都需要与他国结盟始得自保。同样的，法国也随时准备同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因而限制了德国外交的弹性，也使任何涉及德国的危机均会加剧。至于奥匈帝国与俄罗斯的对立，也是德国统一所造成的。俾斯麦在1862年出任首相后，便请奥地利大使向奥皇转达一项惊人的提议，建议古神圣罗马帝国的首府奥地利将其重心由维也纳迁至布达佩斯。这位大使认为此一提议荒谬之极，因此在回报维也纳时把它归咎于俾斯麦的神经有问题。然而奥地利一旦在争取德国的领导地位失败后已别无选择，只能依俾斯麦的建议行事。布达佩斯成为奥匈帝国新成立的第二个首都，与维也纳平分秋色甚至偶尔凌驾其上。被排除于德国之外后，奥匈帝国就只能向巴尔干求发展。奥地利并未参与海外殖民运动，因此奥国领袖认为斯拉夫民族聚集的巴尔干半岛，就地缘政治而言应是奥国进行扩张理所当然的场所，即使这么做只是为了不落于其他强国之后。但这个政策便会与俄国起冲突。照常理，奥地利领袖应能警觉到不应挑起巴尔干的民族主义，或让俄罗斯成为奥国永久的敌人。但维也纳循情理办事的时候不多，在布达佩斯情况更糟。于是激进的民族主义气氛弥漫。维也纳的内阁仍不改在内政上不求建树，外交上漫无章法的做法，这作风是自梅特涅时代奥国便逐渐处于孤立的罪魁祸首。德国认为在巴尔干没有国家利益，但对保持奥匈帝国却十分重视，因为奥匈帝国一旦崩溃，有可能打破俾斯麦全盘的外交政策。届时其说德语信奉天主教的部分，会想要加入德国。威胁到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在德国的地位，使俾斯麦的一番心血付诸流水。此外，德国也将失去唯一可信赖的盟友。另一方面，俾斯麦虽想保留奥匈帝国，但并不想得罪俄罗斯。他虽在数十年内得以勉强维持这两者不起冲突，但问题始终并未真正克服。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帝国正经历一段缓慢解体的痛苦过程，使大国之间经常因争取势力范围分赃不均而冲突不断。俾斯麦曾说，在五个人的竞赛中，最理想的当然是站在占多数的三个人那一边。但在英、法、俄、奥、德五国中，法国对德国敌意甚深，英国因“光荣孤立”政策不可能结盟，俄罗斯因与奥地利有利益纠葛，立场摇摆不定。德国想要组成三人多数就须同时与奥、俄结盟。唯有具俾斯麦那样的意志力及手腕的政治家，才想得出如此危险的平衡做法。此后德国与俄国的关系便成为欧洲和平的关键。俄罗斯一进入国际舞台，就惊人地迅速取得主要地位。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各与会国还认为俄罗斯不够资格参加。但自1750年起，俄国已成为欧洲每一场主要战争的积极参战国。18世纪中叶时它已引起西方某些观察家莫名的不安。1762年法国驻圣彼得堡代办曾回报：“若对俄之野心未善加抑制，其后果对邻邦或将不堪设想。俄之实力固不应以幅员之广阔而论，且其统辖东境广大之领土气势远胜实质。但余以为，无畏严苛天候而得以适应严酷自然挑战之国度，加以习于奴隶式的服从，使其人民需求极其有限，因而交战时所费亦极少。如此国家，余以为极可能对外征服。”到维也纳会议召开时，俄罗斯已算得上是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至20世纪中叶，它已晋身至世上仅有的两大超级强权之一，又在近40年后分崩离析，在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内丧失了前两个世纪获得的庞大领土。沙皇绝对的权力使俄国的统治者得以为所欲为，全凭一时的喜好采取外交政策。在1756~1762的6年间，俄罗斯参加了七年战争，与奥地利同盟一道入侵普鲁士。1762年女皇伊丽莎白( Elizabeth)驾崩，俄罗斯改投向普鲁士，同年6月叶卡捷琳娜二世( Catherine theGreat)罢黜其夫后又改持中立。50年后，俾斯麦曾指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相信任何一种思想没有长过5年的。梅特涅的顾问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曾对沙皇的地位做如此描述：“束缚拘限他国君王之阻碍（分权、宪政、民意等等）对俄皇均不存在。其夜有所梦次晨即可付诸实现。”矛盾是俄国最明显的特征。它虽不断作战，不断向四面八方扩张，却仍自认为时时受到外来威胁。组成俄国的民族越复杂，它越没有安全感，这可能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必须把各民族与邻族隔离起来。为维持统治并压制各民族之间的紧张，俄国历朝的统治者都会伪称有某种外来的庞大威胁，而时间一久谎言往往成真，使欧洲稳定经常笼罩在阴影下。俄罗斯自莫斯科周边地区分路向中欧、中亚、太平洋沿岸推进，这为追求安全而征服的行动逐渐演变成为扩张而扩张。俄国史家克琉契夫斯基( Vasili Kliuchevsky)对此过程有如下的描述：“此类战争，原意为防御，却于俄罗斯诸领导人无预谋无意识之下成为侵略之战。承袭前罗曼诺夫( Romanov)王朝之固有一统政策，为从未隶属俄罗斯之领土而战。”俄国对欧洲均势的威胁逐渐变得与其对周边邻国的威胁不相上下。不论控制着多大的领土，它仍是毫不留情地向外推展边界。最初此举主要是为自保，如1776年波将金亲王（Prince Potemkin，其最著名事件为在女皇必经之路上建造假农村）赞同自土耳其夺取克里米亚，便是基于有助于增强俄国国防的合理理由。但到1864年时，安全已成了不断扩张的同义字。首相哥尔查科夫( Aleksandr Gorchakov)将俄罗斯在中亚的扩张解释为，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使其边界不断推进，又为绥靖其边境不得不继续向外扩展：“俄罗斯于中亚之情形，凡与无固定社会组织半野蛮游牧民族接触之文明国均有此现象。此时，为边界安全及贸易关系计，较文明之一方势须对其邻邦享有某种权威。该国须作一抉择：或放弃此一长期使命，听任其边界扰攘不安，或一而再再而三深入蛮荒之地，以致其最大之困难在于如何收手。”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许多史家均曾提到以上这段话。然而矛盾的是，过去200年间，俄罗斯也曾数度以坚忍英勇的表现，保存了欧洲均势于不败。要不是俄国，拿破仑与希特勒几乎笃定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国。因此俄罗斯对欧洲具双重意义，既是均势的威胁，又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对均势很重要但又不完全属于均势。翻开俄罗斯的历史，它多半是在受到外力阻挠时才会停手，而且是极不情愿地勉强接受。但也有些时候，最突出的便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四十年间，俄罗斯并未大发威风，反而是以其庞大的实力为保卫中西欧的保守势力而服务。即使是在维护正统时，俄罗斯也远比其他保守王朝更理直气壮，也因而更有帝国主义倾向。西欧保守君王懂得自我节制，俄罗斯统治者却自诩为是在替天行道。沙皇的地位几乎从未受到任何挑战，因此他们对民主运动所知不多，只认定那是不道德的。至少在克里米亚战争前，沙皇一直是保守势力团结的推动者，但也不忘利用正统论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尼古拉一世因此赢得“欧洲警察( gendarme of Eu-rope)”之称。在神圣同盟最兴盛时期，根茨对亚历山大一世有这样一段记述：“亚历山大一世虽对大联盟始终如一热切支持，彼却最无求于该盟约。该盟约仅为其行使影响力于大局之工具，此亦为其野心之主要目标之一。彼之所以有意维护该体系，非如奥、普、英乃出于必要或恐惧；乃是基于自由运用且经精心估算之利益，此种立场只待有另一体系可予其更大利益时随时可放弃之。”俄国人与美国人一样都认为自己的社会不同凡响。俄罗斯向中亚发展时遭遇的只有游牧或封建式社会，在许多方面都类似美国人向西开拓，而俄国所持的理由，如上述哥尔查科夫的说法，也与美国人对其本身“天定命运( manifest destiny)”的解释不谋而合。但俄罗斯越接近印度，就越引起英国的疑虑，到19世纪后半叶，俄国对中亚的扩张演变成外交政策问题，但美国西进没有这个困扰。美俄少数几个与众不同的共同特征中，有一点便是国界都是开放的。美国是因其自由观念而自命不凡，俄罗斯则是出自集体受苦的经验。人人都有资格分享美国的价值观；但俄罗斯的价值观仅限于俄国人，其他被统治民族多被排除在外。美国的自命不凡使它走向孤立主义，偶尔则出现舍我其谁的救世企图；俄罗斯也因此而充满使命感，但经常因此而走向军事冒险。俄籍民族主义宣传家卡柯夫( Mikhail Katkov)对西方与俄罗斯价值观的差异有如此的分析：“彼处事事讲求契约关系，此地则讲求信仰；此一对比源自教会于西方与东方所取得之地位。彼处同时存在双重权威；此地则独一无二。”俄罗斯族与泛斯拉夫族的作家及知识阶层，异口同声地将所谓的俄国利他主义归之于其希腊正教的信仰。伟大的小说家也是热爱俄国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将俄国的利他主义解释为一种必须把斯拉夫人自外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义务，且必要时不惜对抗整个西欧的反对。他在1877年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用兵时写道：“问问人民；问问士兵；为何要挺身而起？为何要走上战场？如此所为何来？他们将众口一词地答以为侍奉基督，也为解放受压迫之兄弟。我国应监督其相互和谐，保护其自由独立，即便与全欧为敌亦在所不惜。”俄罗斯虽既钦佩、忌妒，又轻视西欧各国，但它并不像西欧各国一样把自己视为一个国家，而是自视为一个使命，超出于地缘政治之外，受信仰所驱使，借武力而结合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认为俄国的使命仅是解放其他斯拉夫民族，还包括维持他们彼此间的和谐，这种社会任务很容易便会演变成对其他民族的统制。在卡柯夫眼里俄罗斯是第三罗马帝国：“俄皇不仅为其先人之继承者；亦为东罗马诸皇、成立教会及奠定基督信仰教义之宗教会议主其事者之继承人。拜占庭灭亡后，莫斯科兴起，俄罗斯伟大之一页于兹开始。”俄国革命后，这殷热烈的使命感转移到共产国际上面。俄国历史的矛盾在于同时受解救同胞的使命感与普遍的不安全感两股力量所煎熬，始终挥之不去。到最后终至错乱，成为不扩张就分裂的恐惧感。因此，在俄罗斯主导瓜分波兰时，一部分是为安全理由，一部分也为追随18世纪的扩张潮流。一个世纪后，俄国的征服已成为不由自主的行动。1869年，一位泛斯拉夫官员法德耶夫(Ros-tislav Andreievich Fadeyev)，在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东方问题之我见( Opinion on the Eastern Question)》中指出，俄罗斯必须持续西进以保护既有的征服成果：“俄国自第聂伯河朝向维斯瓦河（即瓜分波兰）之历史性举动乃对全欧宣战，东西已分裂不再相属。俄国如今立于敌方阵营之中，但此仅为一时情况：它唯有击退敌人，否则便须放弃阵地，若无法将其势力推进至亚得里亚海( Adri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