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纳扎尔巴耶夫从弗努科沃机场给我们打来一个电话，我们3人都跟他在电话上进行了交谈。我给他读了准备签署的文件。“我支持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主张。”纳扎尔巴耶夫说，“请等一等，我很快就飞到你们那儿去。”　　然而，那一天我们并未等到纳扎尔巴耶夫。在我们通话后不大一会儿，他的一位秘书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哈萨克斯坦总统不能来了。　　原来，当戈尔巴乔夫从纳扎尔巴耶夫处得知他准备到我们这儿来时，就鼓动三寸不烂之舌，施加各种影响，想劝阻他的自俄罗斯之行。　　若纳扎尔巴耶夫即使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我们的会晤，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但他却作了另外的决定。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好枢绝戈尔巴乔夫的请求。在这几个小时内，纳扎尔巴耶夫需要对他的共和国——哈萨克斯坦所处的欧亚交叉地位作出估价。是的，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有很长的共同边界，也有诸多共同的联系和利益。但是，对哈萨克斯坦来说，更主要的是中亚地区，这里有它的邻国。它们在血缘上、精神上都是兄弟。应该说，这是纳扎尔巴耶夫独自作出的决定。　　纳扎尔巴耶夫不来了，于是我们3人以自己的签名确认了这份历史性的别洛韦日协定。　　读者可能会说：“要摆脱现有的困境，还有一种可能，还有一条出路呀！”　　是的，对于这条“出路”我也不能不说一说。　　力图合法地取代戈尔巴乔夫的位置，成为联盟首脑，重新开始他那种“自上面下”的改革，走那条戈尔巴乔夫因众叛亲离而末走成的道路，逐步地、有计划地拆除帝国这架庞大的机器，就像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想做得那样。　　而且，也有达此目的的机会。　　争取全民选举苏联总统，使俄罗斯议会成为正在瓦解的苏联议会的法定继承人，说服戈尔巴乔夫把权力移交给我，让我临时履行总统职权。　　如此等等。　　但是，这条路对于我来说是行不通的。我从心理上感到不能取代戈尔巴乔夫的位置，就像他不能取代我的位置一样。　　　　　　　　　　　　　　　　夜间絮语　　我非常喜欢凉水，甚至可以说非常喜欢冰凉的水，经常在海滨浴场连个人影都没有的深秋，到海里去游泳。我喜欢清澈洁净的林中小溯和泉水汇成的小河。我很耐冷，即使在很冷的水里，双脚也不会抽筋，要是水热的话。反倒喘不过气来。　　洗完热水澡后跳冰窟窿，特别有益于身体健康。洗热水澡也是我的一大嗜好，只不过不是芬兰浴，而是俄罗斯浴。从童年时代，父亲就使我养成了这种锻炼习惯，每当精疲力乏的时候，就进入潮湿的浴室，张开所有的汗毛孔，静静地等待那种冰凉的满足。　　总的看来，我属于那种人们相当熟悉的俄罗斯人：平常特别重视自己能战胜某种东西的体力和能力，爱做深呼吸(一定是新鲜空气)，给自己压担子直到精疲力竭为止。　　这些都跟我的童年密切相关(一个男孩儿在那时候学的东西是非常牢靠、非常持久的)，而童年又跟农村、体力负担和劳动联在一起。在那里，谁不长力气，谁就得完蛋。万幸的是，我一生下来，就很结实，很有力气。做个身强力壮的人，乃是胜利者的必要愿望。应该说，这种身体素质使我终生受益匪浅。我这一生当中碰上过不少各种各样的令人不愉决的意外事件……　　是啊，关于事故的确是个特殊的话题，例如，我就有过这么一回事。一次，医生给我动手术切除一截肠子。早晨，我刚刚从麻醉状态苏醒过来，就想去厕所。只要我按一下电钮，就能把护士小姐叫来。但却不好意思，有点羞于启齿。医生曾说过，我至少要一动不动地躺一个星期。我起床刚走几步，一下予就摔倒在地上。床旁边有两个电钮，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我艰难地朝那个较低的电钮爬去。双眼已模糊不清，意识也正离我面去，但我提醒自己，电钮就在前边，一定得按晌它，一定……一定……最后终于按下了电钮。我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几乎差点断气儿，但还是做到了。　　后来，我躺在地上，手脚都不能动弹了。那次手术后，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渐渐康复。起初连路都不能走，一动就气喘吁吁。到后来就没什么啦，又重新开始了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不止一次地救过我的命，更不用说在我年轻时它就给我装满了一生所需的“弹药”。　　当然，有时我也拿身体冒险，因为我对自己的身体器官非常信任，偶尔也就不特别吝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我患了耳炎。是中耳炎。任何一个小伙子都知道，在炎疲未消失之前，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坐在暖乎乎的屋里。而我却决定去北乌拉尔斯克出差，那里可是冰天雪地，狂风怒号。出差就是出差，不光是坐汽车，还得四处看看，跟人交谈，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地卷入一件事而忘掉一切。……我还进过露天采掘场，那里的风很大，结果我累垮了，得了感冒。我一回来，就直接上了手术台。就是这次疏忽，影响了后来的身体健康，损害了耳道的前庭器官，而这不是一个月就能痊愈的。　　我最后一次打排球是1986年在皮聪达，是一场拉了网子的正式比赛。打完球后，我的腰椎突然痛起来，而且疼得很厉害。那里离莫斯科很远，当地的医生又柬手无策。当时，人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位女按摩师。她是一位民医，从外表上看起来像个文弱女性，但双手却很有劲。女按摩师熟知人的每块骨头，在她给我按摩时，我感到一阵阵酸疼，有时竞忍不住喊出声来，可她却真的治好了我的病。　　然而，我终于在西班牙做了一次手术。　　有一次，我应邀去西班牙的一个小城市出席政治研讨会，从那里到巴塞罗那，必须乘坐一种6座小飞机。　　在起飞前，我拍拍飞行员的肩膀，开玩笑说：“喂，怎么样，今天我们会不会咕咚一声摔下来？”飞行员笑了起来，他们每天都飞这条航线，从来没听过这种话。我跟苏哈诺夫坐在机尾最后一排座位上。那次，我们还没飞完路程的一半，飞机上好像突然发生了什么事……便掉头往回飞去。飞机一会儿左倾，一会儿右斜，飞行员试着用手动操纵杆控制飞机，却徒劳无益，自费气力，飞机仍剧烈摇摆着。有的人吓得面色苍白，有的人觉得非常难受。而我，在这种时刻不管心里多么奇怪，照旧谈笑风生。我对苏哈诺夫说：“瞧！现在谁也没有特权，大家条件平等，都没有降落伞！我们将同样地绰下去，不分当官的当兵的……”机身下方是一片山岭，飞行员怎么也找不到可降落的一小块平地。飞机在空中画着大国，一圈、又一困，就像一架滑翔机……飞机越转越低，越转越低，气流使它颠簸得更厉害。飞行员朝四面八方打量了一番，问道：“我们怎么办？”我们发现了一条小河，就喊起来：“快！朝河面降落！在飞机入水之前我们可以跳出去！”对我们来说，这已是万幸的事了。　　我们终于飞临机场，飞行员开始驾机降落。但是，婉转点儿说，我们又遇上了一个新的麻烦：起落架降不下来，着陆时根本不起作用。于是，飞机在接地的一刹那，发出轰隆一声巨响，一下子栽倒在跑道上。　　这下真够人受的。我的脊棱不知被什么撞了一下，疼得厉害。简直是难以忍受！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圆盘砸在我的第三和第四腰椎之间。我们改乘另一架飞机飞往巴塞罗那。这回又倒了大霉：飞机钻进了雷雨层。到巴塞罗那后，我的伤势进一步恶化，觉得整个下半身都麻木了。也不能动弹。人们把我拾进一家医院。真是碰巧了，我从天上直接掉到了世界最出色的神经外科专家手中！这家医院的医生约瑟夫·刘韦特教授，是个极好的人，也是个才华横溢的外科专家。而且医院很有特色，是个合作式医院。周围的居民资助这家医院，而资助者来这儿看病可以按一定的折扣收费。医院秩序井然，整洁卫生，所有人员都受过严格训练，每位护士小姐都有一台计算机。　　夜间，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所有的化验室也都工作。他们绘我透视拍片，验血……在30—40分钟内，便完成了全部检查。外科专家对我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即手术，否则就会瘫痪。您飞不到莫斯科，双腿肯定得完全瘫痪，以后再也不能康复。”院方给我5分钟的考虑时间，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只问了医生一句话：“我得在这儿躺多长时间？”他很有把握地回答：“手术需3个小时，因为这是难度较大的复杂手术，要在显微镜下做。过一昼夜之后，等全身麻醉的劲儿过去，您就能从病床上站起来。”我说：“明白了，请做吧！”我虽然不完全明白，在动过这样的手术后到底得躺多久，但是我却知道我能坚持多久。　　手术确实做了大约3个小时。　　我躺在一个单人病房里。这里总共有400个病房，都是一人一间，全都一样，没有什么“待护”、“半特护”之分。我躺了一天，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医生就来了，他叫我站起来。我一起身，就疼得出了一身大汗。我以为他们会给我副拐杖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哪知根本没什么拐杖。只说请您站起来往前走。我悯然若失，莫名其妙，心想，腰上割了个大口子，刀口还没愈合呢！直到现在，这条沿脊椎走向的缝合线还清晰地留在我身上。很难说清他们的作法和医术技艺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但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国内在动过这样的手术后是让病人静躺6个月，而这里却让病人站起来走动。　　我汗流夹背地站起身，走了几步。当然，医生在旁边保护着我，免得意外摔倒。我终于走到墙跟前，一切都很顺利。还拍了电视片。医生告诉我。让我今天就是来回走一趟，再躺一会儿。就这样，他们强迫我走了3趟，后来再走就不害怕了。　　我永远感激这里的所有人——护理员、医生、我的外科专家，还有曾来医院看望过我的卡泰隆行政长官，当然，我指的并不是他一个人，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来看过我，并给我带来了别人转交的东西。从哪儿给我转交这么多的东西？　　医生说：“再过一个月，您就可以再打网球啦！不过，请您给我拍封电报，告诉我赢了几分。”　　术后第5天，我就飞回了莫斯科。开始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刀口仍时常作痛，但后来就疼得越来越轻。当我重新汀网球时，我真的给医生拍去了电报，后来还不止一次地与他通过电话，再后来我们还见过面……　　瞧，不幸和万幸就这样轮流着找上我，就像一会儿是开水，一会儿是冰水一样。　　这也是一种锻炼……　　　　　　　　　　　　　　告别戈尔巴乔夫　　作为“让位”的代价，戈尔巴乔夫所提要求的清单很长，足有满满几大张纸，但实际上全是些物质要求。如相当于总统最后一个月工资的退休金，总统住房，别墅，他自己和妻子的汽车，但主要的是基金会。还有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楼、原来的社会科学院、交通工具、设备以及警卫队。　　戈尔巴乔夫打这种算盘的心理是很明显的：您不是很想避开我吗，那好吧，请慷慨解囊吧。但我极力克制佐自己，用很坚决的语气对他说，我一定把这个问题提交共和国首脑会议研究。　　在共和国首脑会议上，许多人都赞成完全剥夺前总统的一切特权，只保留我们一个普通退休者应享受的待遇。我却建议为适时退隐的国家首脑开创一个先例，只是不要闹事。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所有要求，除了特别过分的之外，几乎都得到了满足。　　12月24日，我与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见面。会见在他的办公室举行，这是我最后一次进见苏联总统。　　这是一次艰难的、长时间的谈话。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后来连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沙赫纳扎罗夫也加入了会谈。当然，戈尔巴乔夫知道情况的结局如何，这一切对于他并不意外，早已仔细做好了“让位”的准备。　　我从明斯克签署别洛韦日文件刚一回来，就驱车去找戈尔巴乔夫谈话，并第一次提出让他辞职的问题。我说：“联盟已不复存在，这难道您真的不明白？也没有回头路。因此必须找出一条摆脱绝境的出路。我们已经找到了，相信其他共和国也会支持它。”　　果真如此。几天以后，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中亚共和国领导人就通报我们，说他们支持别洛韦曰文件。这样一来，除了波罗的海国家和格鲁吉亚，当时是加姆萨胡尔季阿在那儿，其他所有共和国都准备加入独联体。11个独立国家的联合体就这样成立了。我们认为。第一阶段不需要建立任何协调机构，但每个月必须召开一次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解决不断发生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离开总统职位以后，我曾到他在柯西金大街的工作任地去过。这是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住宅，反正都是公家财产。　　我拒绝搬人那里。　　　　　　　　　　　　★　　　　　　　　★　　　　　　　　★　　　　　我们最后这次终结性的会谈因涉及到“核按钮”的移交程序，在新闻界引起了极大关注。　　现在，人们多少都知道。这并不是什么“按钮”，而是一只小提箱。它由两名专职军官保卫。这两名军官在战争开始时协助总统拨动所需的密码，使核力量充分做好反击敌人的战斗准备。　　原苏联核力量有一个时候不属于俄罗斯指挥，而是归独联体武装力量首脑沙波什尼科夫元帅领导。现在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俄罗斯核力量已由格拉乔夫监督。是的，这支力量是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根据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武器条约重新部署了我们的火箭。　　然而，携带小提箱——“核按钮”——的两名军官仍在昼夜值班、一天24小时都跟总统在一起。不管到哪儿出差，不管在地球哪个角落、他们永远在我左右。　　我忘不了戈尔巴乔夫把自己的秘密档案资料移交给我的情景。　　他交给我一大堆文件夹，并对我说：“这是总书记的档案资料，请保管好，现在这些都归您了！”　　当时我回答说，在档案专家未把它们全部整理好之前，我决不动那堆纸。我知道，档案中的材料绝不是什么战略秘密，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却是非常有意义的重要资料。例如，被镇压的一些作家写给斯大林的信，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政治生涯中未公开披露的事件，还有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阿富汗战争的历史资料，等等。　　顺便提一下，几个月后，正是在这堆档案里找到了最著名的秘密协定——莫洛托夫—里宾持洛甫公约的全部原稿。在一些约两米长的地图上签着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的名字：斯大林用的是红铅笔，丽里宾特洛甫用的则是蓝铅笔，从图上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修正”边界的。一个人改了这儿，另一个人改了那儿……下方是他们写得挺大的签名。另外还找到10份秘密协定，从中绝对可以看清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肮脏交易。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亚·尼·雅科夫列夫曾被指定担任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公约法律鉴定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只找到了这些文件的副本，而且不是全部，其中3份根本就没有。　　雅科夫列夫请求戈尔巴乔夫协助寻找文件，戈尔巴乔夫说，它们在50年代都被销毁了。现在弄清楚了，装有文件原稿的档案袋是被戈尔巴乔夫秘书处领导人博尔金发现的。毫无疑问，博尔金曾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报告过，说他已发现全世界历史学家都在寻找的文件。　　当我接到这些文件被发现的通知后，立即给雅科夫列夫打电话：“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文件找到了。”我首先听到的是他那非常高兴的语调：“终于找到啦！我一直相信这一点！”不过，他接着又气乎乎地补充了几句话，至于具体内容，我不准备在这里重复了。　　　　　　　　　　　　★　　　　　　　　★　　　　　　　　★　　　　　搬入克里姆林富的想法，对于我周围的许多人来说，都是相当意外的。显然。我们所保卫的白宫，将永远成为俄罗斯的国家标志。　　况且，我们把俄罗斯总统官邸迁入克里姆林宫，不仅给报界提供了沥毁新政权具有超级大国遗传性的口实，而且给最高苏维埃提供了一个可以充分展开活动的独立空间和进攻基地。尽管我可以坦率地说。当时我根本未想到最高苏维埃会成为哈斯布拉托夫的工具。　　那时还响起一片这样的呼声，即应当把克里姆林宫变为历史文化保护对象。　　但是，在权衡利弊之后，我还是同意了迁入克里姆林宫的决定。应该说，这项决定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性质。要知道。克里姆林宫不仅是艺术瑰宝，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工程，在这里，我没有泄露任何秘密。可以说，国家的整个国防、战役指挥系统都与克里姆林宫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地的密码电报也都发往这里，这里还有极其严密的保安体系。　　现在我看到，克里姆林宫的技术、总务和其他保障，末发生过任何错误。　　这在政治上也有其重要性。从我1991年9月“著名”的索契休假开始(那时有人骂我，说我末战胜叛乱分子就去睡大觉)，我就试图理解刚刚发生的一切。我感觉到，我们的历史的确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谁也不了解。不过，我明白，今后将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困苦和艰难时期，其间既有高潮，又有低潮。对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人们来说，政治上发生了新的剧变。我能说的只有一句话：这种转变就其急剧程度而论，是前所末见的。　　克里姆林宫也成了这一转变的标志。如果深刻点儿说，那就是为了把某人从克里姆林宫赶出去，至少需要一个新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克里姆林宫是现行政治路线稳定持久的象征，如果这条路线就是改革，那么，改革便将成为我的国家路线。这就是我要通过这个举动(指搬入克里姆林宫)对自己的政敌说的话。　　在搬迁前一个星期，我们就预先通知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班子。这个期限足够他们收拾文件了。　　但是，像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办事人员之间的磨擦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向来心平气和地作出处理。我既不想把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马“撵出”克里姆林宫，也不打算让他收拾一个月。时间拖得越久越伤心，此乃生活中的常事。　　但是，这件常事却变得很不寻常。因为我不喜欢报界痘染的传闻，说我们把前任总书记的东西扔出了克里姆林富，更不喜欢某些与我们的历史使命不太相称的皮毛小事。当然，“搬出去的人”并没拧掉门上的把手，但却拉走了家具，甚至连代表统治权的插在墨水盒里的金羽毛笔也被拿走了……　　唉，这大概是依照我们的惯例吧……　　　　　　　　　　　　　　　　闲暇余话　　1991年9月，我在索契休假，尽管外表上极力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但实际上仍处在相当紧张的状态，眼前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多么出人意料。　　国内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基本线条我是很清楚的：各共和国的新条约进程到了何种阶段？戈尔巴乔夫如何通过新的任命对官员进行更选？但在此背景下，主要的是使自己周围的人确定方向，进行某种突击，大大加快俄罗斯政府的转向，启用其他关键人物。　　我不满意部长会议的工作班子。但主要是我已明白，像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这样的人已不能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上，尽管我还是十分尊重他的。可能已经到了应该启用有自己的构想、有自己的班子的经济学家的时候了，也到了不仅在政治范畴，而且在经济领域采取最坚决行动的时候丁。　　早在1990年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有一次我们曾试图选出一位总理，一位有自己构想的知识分子：博恰罗夫、雷若夫…。。·也提到了沙塔林、亚辛、亚夫林斯基，但当时未能如愿以偿。如果现在俄罗斯还不产生自己的经济改革的建筑师，就将犯战略性的错误。　　我也明白，立即决定这个人担任政府首脑职务是办不到的，只好先给个副总理、经济部部长，以及诸如此类的角色。于是，我的办公桌上再次堆满各种各样的构想和计划。　　我为什么会选中盖达尔呢？这与选拔许多其他关键人物不同，选择主要的“经济舵手”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视别人的意见行事。我必须深思熟虑地去做。　　匆庸讳言，有过“别人的意见”，布尔布利斯就是盖达尔的靠山，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世人所言，盖达尔是“他的人”。不过，我想请读者清楚地意识到：这么重大的任命不可能没人推荐就能决定。总统此时肯定从有人推荐的一长列候选人中挑选……　　盖达尔首先以其坚定的信念使人大吃一惊。再说，这不是一个无赖之徒的信念，也不是一个强壮而精力充沛者(在我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人)的信念。不，不是，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信念，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盖达尔不是那种所谓的“粗汉子”，而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他具有内在的而不是装装样子的强烈的自尊心。也就是说，他是位与糊涂的行政官僚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不会隐瞒自己的怀疑、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弱点，但同时会在捍卫原则的路上走到底，因为这不是“共产党说‘必须’、共青团回答‘是”’的年代，这是他自己深思熟虑和呕心沥血所形成的原则与思想。　　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会耍滑头，这对我来说，也是异常重要的一点，要知道，“休克疗法”的责任最终还是由总统承担。因此，使人们对我不仅毫不隐瞒，而且也不打算隐瞒，这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盖达尔善于直截了当地说话，这也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他迟早反正会与论敌对话。而不是我。盖达尔未把自己的构想简单化，而是实实在在地说明事态的复杂性。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试图做到这一点，但盖达尔的论据最使人信服。他善于用自己的思想感染人，使交谈者逐渐看清那条值得一走的道路。　　最后，还有两个决定性因素，即盖达尔的科学构想恰好与我想尽快走完这段痛苦路程的决心相吻合。我不能再让人们等待，让主要事件和主要进程年复一年地延长。于是，我一下子下定决心：必须走这条路！　　盖达尔示意说，他有一个很年轻的由备方面专家组成的全套班子。这不单是一群鉴定家，恰恰还是一支很有个性的人组成的队伍。他们独立性强，极想干一番事业，从不和稀泥。我知道，除了饱经世故的苏联生意人。还必须把这么一伙“毛头小伙子”，请原谅我这么说，引进俄罗斯生意圈。我很想跟他们一起在实践中尝试尝试，看看他们的身手。　　简而言之，把“另一种类型”的人放在这个岗位上一试高低，是非常诱人的。毫无疑问，在那之前国内最有声望的经济学家是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不过，他已为捍卫自己的纲领而疲惫不堪，已得了某种疲劳反应症。此外，单从心理上讲，也很难再次回到即便是经过修订的同一个“500天计划”及其制定者一边。　　……总之，清晰地说明自己的选择并不那么简单。最主要的是我对这种选择至今并不后悔。要知道，姓名的魔力不可能不对我产生影响。阿尔卡季·盖达尔，苏联有整整几代儿童与这个名字一起长大成人，其中也包括我，还包括我的几个女儿。　　叶戈尔。盖达尔正是作家的孙子……因而，我也信任叶戈尔。季姆罗维奇身上那种天生的、遗传的才能。　　　　　　　　　　　　★　　　　　　　　★　　　　　　　　★　　　　　我认为，在动乱过后，我们错过了一个最主要的机会，这当然是指从根本上改变议会体制的机会。说实话，目前有时还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念头：那时社会是否已准备好推举出另外的“优秀”代表？　　答案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但解散代表大会和确定新选举(也许还提出过新国家的宪法问题)的思想当时在社会上已有酝酿。不过，我们却未加以利用。　　但是，民主派报刊认为我有罪的主要理由并不在此。主要罪状是我保留了国家安全体制，末颁布一条能使国家机关中的原苏共中央委员会、州党委会(有些人还提到区党委会)的工作人员自动停职的命令。　　我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些疑虑。　　摧毁一切的情绪当时在社会上是相当明确的。我就曾亲眼看到一伙人，他们聚集在苏共中央大楼前面，而且已开始砸大楼的窗户……　　我的眼前出现一片10月的幻影——屠杀、骚乱、抢劫、无休无止的群众集会、无政府状态，而那场伟大的革命就是伴随着它们而开始的。当时，只要做一个手势，签一个名字，1991年8月就能变成1917年10月。可是我没有这么做，而且至今对此也不感到遗憾。　　70年来把人分成“清白的人”和“不清白的人”。已使我们疲惫不堪了。　　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社会与新俄罗斯之间的继承性：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摧毁一切，破坏一切，顺便重复一句，这些根本没列入我的计划。我一方面把一批年轻的、果敢胆大的新人纳为政府成员，同时也认为可以在国家工作中启用一批斯科科夫式的有经验的执行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斯科科夫是莫斯科一家大国防工厂的厂长，是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人……　　我的这种态度错了吗？有可能。不过，时间证朗。装扮成民主派的“上级任命的干部”(尽管他们带来极大危害，但一般说来，民主派通常不善于做工作)并不是主要危险。主要危险来自“最密切的战友”，来自被“议会浪潮”报出来的并迅速爱上极力及其标志的新领袖们。　　　　　　　　　　　　★　　　　　　　　★　　　　　　　　★　　　　　现在，在重读这本笔记时，我总想给它补写点什么。　　是的，有可能是我错了，不该把经济战线选为主攻方向，在国家制度上为没完没了的妥协和政治游戏留下余地。我未解散代表大会，保留了各级苏维埃，并下意识地继续把最高苏维埃看作立法机关，认为它正为改革制定法律依据，却未察觉“代表大会”这一概念内容本身是越权代行的。　　代表们意外地想起了自己全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开始了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当然，这种无休止的交易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不过，我觉得，盖达尔提出的痛苦措施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新的社会动荡。　　其实，得不到政治支撑的盖达尔的改革，是没有依托的……于是，法律不充分通过、决议含糊不清的时代来临了。　　正是这个时代，最终把国家领进了1993年10月。　　　　　　　　　　　　★　　　　　　　　★　　　　　　　　★　　　　　从旁观者看，可能觉得总统一忽儿把一些人放弃了，一忽几又不知从哪儿弄来另一些人……　　实际上，国家“头号人物”周围的人不可能不更换。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国家机关、议会、新闻界和法院都确切地知道自己的职权，都在业已形成的关系体系中工作，那是另一回事。而我们这儿的情况如何呢？以布尔布利斯为例。　　一开始我猜想，他的社会“面貌”和公开“身份”对担负某些职责并不重要(当时还曾提出副总统职位问题)。　　再重复一遍，我虽然了解这些原委，但是，报界、人民代表、政治家的反应是如此完全一致，却真的未预料到。让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出风头”不合身份，他当国务秘书，这可是个战略性职位，却又是一个不出头露面的参谋人员。可是，他却成为一个如此异口同声的不能接受的人物。　　一时间，诸如“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当过马克思主义教员”、“乡巴佬”、“一个不够味的红衣主教”等流言飞语不绝于耳。尼吉塔·米哈尔科夫导演找到布尔布利斯年轻时的研究生论文的复印件，在电视屏幕上一边摇晃一边说，请看看，统治我们的是什么人物！　　一方面，人们敢骂政府，甚至向最高长官说出自己不能接受的人物，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是好的。而另一方面，发动中伤人的活动，仅仅是因为他的外表不受人喜欢吗？要知道，没人能客观地评价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的工作，只是根据他的外表和言行来推断。也许，这不是偶然的，即国务秘书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不再对形势作出相符的反映。　　这就是问题的另一个侧面。　　现在，人们都热衷于搞政治，当然，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不过在我们这儿特别狂热。可我们的政治家根本没有职业道德，没有政治品行传统。因此，经常发生主要不是看业务素质而是看人定好恶的现象。要知道，在新的情况下，即在拥有高度权力的情况下，一位职位很高的人可以出人意料地表现自我，而且完全是按另一种方式来表现。　　我认为，班子变化还有第3条主要原因：在西方那种政治生活中(我们就以美国为例吧，一位新总统上台，就带来一批新人)。人被安置在准备好的位置上：对于几乎几个世纪形成的优先权人人皆知，程序也是现成的，“请坐，开始工作吧！”因为民主党人得把执行机关的相当一部分职位留给共和党人继承，或者相反，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但在我们这个国度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不过，我末说我们必须从零开始，所有能够利用的我们都利用了。摧毁这么一个大国的整个国家管理机器是一条招致灭亡的道路。因此，凡是能安排有经验的“旧”执行者的部门，我们都安排了。当然，有时人们也会犯错误。　　鲁茨科伊三番五次地把斯捷尔利戈夫将军强拉来做自己的副手。这不是荒诞绝伦吗？还有人公开提倡军事独裁，自然是他个人的军事独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军事独裁，这样的人，竟然也会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这样的错误，犯了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　　而在那时候，总统究竟于什么，副总统究竟干什么。俄罗斯宪法法院该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说，完全是“空白点”。那么，这个该怎么做，而那个又该怎么做呢？我们经常需要分析外国实践带给我们的启示。但同时又不能不明白：国外是一回事(也各不相同)，而在我们这儿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依据的不应是从某国就是这么做出发，而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而我们却没有这种经验。　　结果产生了一些华丽不实的机构，起了一堆美妙动听的名称，内里却空空如也，一无所有。　　还有其他一些相当重要的原因：时局发展迅速，政治环境变幻莫测，近几年任何一个大国都未经历过如此之多的动荡。这也迫使我们不得不更换“渡河的马”，这对我个人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过程。　　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主要的不在这方面，我并不渴求走马换将，而是政权——崭新条件下的政极性质本身需要这样做。第五章　俄罗斯与世界　　　　　　　　　　　　　　　人物与主张　　不可思议的事终于发生了。对此，在1991年8月19日前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一些居心险恶的人纷纷传言，说什么“叶利钦”的新俄罗斯取代了苏联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并继承了苏联始于1917年的戏剧性的全部历史。至于俄罗斯帝国的遗产就更不用说了，这种遗产我们也非常明显地感受得到。　　当一些西方国家领袖最初相继打来电话时，我还未能彻底认清所发生变化的意义。1991年8月19日，叛乱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无从评佑。　　在我们国内一片混乱、毫无法制和政治秩序的情况下，最先使我感到震惊的是西方政治家们的明确反应。　　他们确实都是瞬间判明情势的。要知道，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要比纳扎尔巴耶夫或者克拉夫丘克困难得多。这两个人正在小心谨慎地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谈判，而对我的连声感叹只能惶恐而惭愧地回答说：“我们这里暂时一切平静，我们马上就会作出决定。”　　当然，把西方领袖的反应与“我们的”原共和国领袖的反应做比较，是不太得当的。一方只不过是表示自己的意见并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而另一方却处在苏联坦克的瞄准器下。　　那么，是谁给我打了电话呢？　　英国首相约翰·梅杰。他第一个打来电话，表示支持民主俄罗斯，并确信这一切必将有一个好的结局。英国人证实了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道义权威。　　在整个战后时代，“美苏轴心”一直支撑着世界地缘政治的平衡。对于美国人来说，戈尔巴乔夫依旧是我国的头号政治家。那么，如果他确实有病在身呢？如果是他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也就是说他支持自己的那套班子呢？如果叶利钦只是“片刻为王”，而局势又瞬息万变呢？到那时，道义归道义，而他们却不得不与原戈尔巴乔夫分子，比如说，与亚纳耶夫打交道了。美国总统不能，也没有权力不考虑这些方方面面。但是，乔治·布什并末简单地打个电话了事，他立即开始组织国际社会声援俄罗斯，并与北约国家首脑会谈，发表政治声明。等等。布什光生毫无疑问地表现出他首光是一位有道德的政治家。　　乔治，布什年岁比我大。他是上过战场这一代人的代表。对我而言，他在人道上的支持是极其重要的。　　赫尔穆特·科尔。他那天到很远的山里狞猎去了。很多人都说我跟他在外表上很相像，都是大块头，在生活习惯和对生活的看法以及在行为风度方面也有相似之处。我对他始终有一种特殊的好感。　　尽管有许多困难，赫尔穆特，科尔还是跟我取得了联系。现在我也这样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便是坦克己在莫斯科开始射击。他也会这佯做。　　……布什曾谈到过坦克、他说：“只要您挣脱坦克的包围，这就是彻底的胜利，俄罗斯将为自己铺平通往文明国家共同体的道路。”　　打来电话的还有意大利总理，西班牙首相和法国总理，以及阿根廷、日本和加拿大的领导人。我衷心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表示声援不是进行某种持久的长期政治运动，而是在一瞬间，在几分钟内应当立即决定的事。　　西方国家未坐山观虎斗，大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意料之外。当天晚上，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便含糊不清地说什么“过早的反应”“干涉内政”等。　　事后，也就是现在，我才明白西方国家反应如此之快和如此一致的原因。第一，西方的分析家们对叛乱早已做出“测算”，对他们来讲，发生叛乱并不感到意外。而我们国内却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念头本身看来似乎是荒唐的，因为旁观者清嘛。还有，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不明(不过，我想西方情报人员对他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小时的情况还是清楚的)，叛乱尽管看起来挺可怕，但是太滑稽可笑，太草率，我说过，在对自封为苏联领导的信任问题上摇摆不走是很愚蠢的。　　这是对待俄罗斯的新国际政策的序幕。　　　　　　　　　　　　★　　　　　　　　★　　　　　　　　★　　　　　我想起在戴维营发生的一件往事。那次出席谈判的都是美国当局的高层人物：总统、国务卿、安全顾问等，大约4—5个人。在谈判大厅的一角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果汁和咖啡壶。我注意到，贝克先生看起来就像在家里似的，穿着一条紧身裤，上披一件胳膊肘上打着皮补丁的上衣，记得好像是切尼对他说：“杰米，请给我倒杯果计。”“杰米”就给自己和他各倒了一杯果汁。这一切非常自然，毫不拘束。既不做作，又不夸张。　　要在我们这儿，长官们会一动不动地坐在靠背椅上，一名身穿永不改变的晚礼服、扎着蝴蝶式领结的年轻人就会哈着腰用托盘把果汁送到他们面前。　　我当时就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的，这是因为他们是绝对独立的人。也包括对总统保持绝对独立，他们是为信念、为事业面工作。　　我们目前还过分依赖权力，依赖权力给我们提供的别墅、汽车、“直升机”和装甲门，离开这种依赖，将寸步难行。　　那么，严格地说，叶利钦总统本人依赖什么，或者说依赖谁呢？显然。　　第一，得依赖“自我”，依赖自己为自己创造的和周围的人为他创造的那种形象，这是一个刚毅、坚定、强硬的政治家的形象。　　第二，我非常依赖我所尊重的人的意见。这样的人虽然不少，但远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影响我。不过，例常有这样的情况，顺口说出的一个词，或者报刊上一大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往往会迫使我完全改变思维过程。　　第三，我也有一些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像多数正常人一样，对它们只能束手无策。它们是童年养成的，要比我顽强得多。　　　　　　　　　玛格丽特·撒切尔和赫尔穆特·科尔　　在8月19日给我打电话的人中，我还未说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字。　　这样的人在世界政坛中为数不多。不管他们担任什么职务，人们总是乐于倾听他们的意见。　　但是，即使在这个很窄的圈子里，撒切尔夫人仍显得特别出色。　　就是在那个夏天，当我应邀去西班牙出席一次使我倒霉的研讨会(会议结束时，我已躺在手术台上)时，我曾同撒切尔夫人达成一项协议：我顺道访问英国，并与她会晤。当时，我还是个反对源，既不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也不是总统。但是她，一位独立性很强的女性，还是邀请了我，尽管英国领导人中很少有人会热切地希望会见我这个反对派分子。　　我飞到伦敦，驱车赶到康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会唔进行了45分钟，而且非常成功，简直使我不记得还跟谁有过更有意思的交谈。　　这次会晤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玛格丽特·撒切尔走下台阶，向我问好，并把我领进官邸。在她的办公室里，有两张沙发，沙发中间有一张小桌。我坐下后，她坐在我对面。但我们觉得彼此隔得有点儿远。当时在场的有3位男子汉——翻译、首相首席顾问和我。但撤切尔夫人忽然站起身，亲自把自己的沙发推到桌子跟前，好与我们靠近点几。事情既简单又庄重，而且她的动作那么快那么有力，以至于使我们来不及帮她做点儿什么。我略一迟疑，也随后起身推动自己的沙发，啊，就算对一位男性来说，这沙发也是相当重的。总之，她是个很独特的人，又是个很自然的人。　　于是，我们面对面地交谈起来，大家说得很快，交谈非常热烈。　　撒切尔夫人很想知道她最喜爱的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论敌在想些什么，而这种想获得新印象的自然渴求使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个劲儿地提问题，在阐明自己的立场作为答复后。她又提出一连串儿的问题。当然，我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追寻她的思路，注意着西方最强的政治家之一的逻辑。　　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时刻之一大概就是我们谈话最后结束的那一会儿。我据理力争地追问首相：“撤切尔夫人，我想告诉您的主要信息就是世界上将出现一个新的实体——俄罗斯。不仅仅有苏联，您与它有着良好的关系，现在还有个俄罗斯。使您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您是否准备与自由的新俄罗斯进行贸易、经济等方面的接触呢？”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整个谈话期间对任何问题都回答得很快，唯独这次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才回答说：“叶利钦先生，让我们再稍稍等待一下。愿俄罗斯成为新的和自由的俄罗斯。到那时候……一切都没问题。”说完，她便微微一笑。　　我从唐宁街回到住处后，心中暗自想到：她没说“不”，这对于第一次相识和第一次会晤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撒切尔夫人和世界许许多多的政治家很快就会知道，也能听到有关新俄罗斯的消息。对于这一点，我一分钟也未怀疑过。　　顺便提一下，撒切尔夫人送我上汽车时，我看到有人非常低声地对她说，这不合礼节，不合礼节。她朝他们摆摆手，一直送到汽车跟前，我们在那儿相互告别。这一切都显示了人的热诚，并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