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拉耶夫的汽车第一个开了出去。他已经从白宫打来电话说正常到达。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痛苦的时刻，不会忘记这些军事装备组成的长长的车队，以及科尔扎科夫肩上的冲锋抢和当时那刺眼的阳光。　　　　　　　　　　　　★　　　　　　　　★　　　　　　　　★　　　　　从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临行前，妻子曾叫任我说道：“你去哪儿？那里全是坦克，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于是说道：“我们的汽车上有俄罗斯的国旗，带着它我们就不会被阻止。”　　她挥了挥手，我们就出发了。　　我很清楚地记得这种感觉，当我穿上又大又笨重的防弹背心时，就考虑着该和妻子说什么，用什么安慰她。于是突然间想到了这面小旗，一面这么小的旗！说实在的，那时情况很不乐观。一切都是不稳定且不可靠的。现在去白宫，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到埋伏。　　即使冲出去，也可能是一个陷阱。往日熟悉的土壤似乎正从脚下逝去，而只有这面小旗才是现实的、真正的、意义重大的。　　大概，这种感觉也支配着周围的人们。我们应该为某种东西去斗争，我们有这样一个希望象征。这不是后来有些人在大会上和在反对派的报刊上恶毒地指责我们在搞的什么政治游戏。恰恰相反，这是希望永远从这个肮脏的泥潭、一连串的背叛行为和危险的游戏中摆脱出来，是去捍卫俄罗斯的这面旗帜，是我们对伟大祖国美好而正直的未来的坚定信仰。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9日　　瓦连尼科夫在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的办公室里向各位地方领导人论证乌克兰实行紧急状态的必要性……　　全副武装并完全作好战斗准备的克格勃莫斯科分局的“Ｂ”组，已换防到市中心的捷尔任斯基文化宫……　　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收到一份有点含糊不清的命令，要他们作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要求的关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的结论……　　军方的“无线电干扰”开始干扰地方的无线电台……　　在波罗的海和格鲁吉亚的作战部队开始换防……　　　　　　　　　　　　★　　　　　　　　★　　　　　　　　★　　　　　我的汽车驶进白宫，家人还留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　　一个穿着空降服约8个人的小分队汽车朝休养所的大门开来，队长出示了中校扎伊采夫的空降兵部队身份证。他们向卫兵解释，说是按格拉乔夫将军的旨意前来保护叶利钦总统的。但凑巧的是，那天的家庭卫队长是萨沙·古列什，他很清楚扎伊采夫中校根本不是什么空降兵，面是克格勃的军官。　　萨沙在这一事件前不久，曾在克格勃的学校里学习过，面这个扎伊采夫曾经去那里讲过课。年轻人自然记住了他，而讲课人却没有记住学生。　　此外，扎伊采夫的身份证完全是新的，一眼就可看出，是昨天才签发的。　　卫兵们让小分队成员进来并让他们吃炮喝足。吃饱了的士兵们就不是原来模样的士兵了。他们吃了又吃，终于一个个地松弛下来。　　他们的计划是：利用我给格拉乔夫的电话，潜入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先是装着把我保护起来，然后突然逮捕。然而，这个计划还在签发扎伊采夫身份证的时刻就很快破产了。他们到那里已为时过晚，总统的汽车畅通无阻地开出了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　　“空降兵们”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荒唐和迟到的出现，再次证明事件已经转入对我们有利的轨道，顺其自然的轨道。　　还有一个忠诚的警卫人员维克多，格里高利耶维奇·库兹涅佐夫值得赞扬，娜依娜和孩子们正是在他的家里躲过了第一夜。这个有两个房间的住宅在昆采夫，据我们的情报，它没有被克格勃“盯上”。　　全家人坐进带有布帘的“拉菲克”，后面是一辆防弹车。　　在驶出门时有人朝“拉菲克”看了看，发现是妇女和孩子，就什么话也没说。第二天，全家都转到了白俄罗斯车站旁边的家里。　　当天夜里，娜依娜用自动电话给我打电话。谢天谢地，当时还没有人认出她。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9日　　早晨10点，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重新聚会克里姆林宫，但已经没有帕夫洛夫。　　这是他们第一次试图分析国内所发生的一切。目前的资料暂时还让人感到安慰：企业正常工作，人们还没有聚集起来罢工和游行，立即实施惩罚行动的必要性没有了。他们还讨论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近期战略；立即通过电视台尽量多播放“败坏”民主派领袖名声的节目，想办法降低某些商品的价格，增加商品的种类——“安慰人民”。而最重要的是借助最高苏维埃使叛乱变得合理合法。　　　　　　　　　　　　★　　　　　　　　★　　　　　　　　★　　　　　在俄罗斯苏维埃的大楼(现在叫俄罗斯白宫)旁，停满了塔曼师的坦克分队和图拉空降师的装甲车。　　来自加里宁格勒州的第37空降旅换防到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机场，第234团在塔林登陆，第21空降团去加强外高加索军区。　　夜间，有两个人来到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是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军工厂厂长、苏联科技工业协会副主席亚历山大·季贾科夫和来自图拉州的模范农庄主席、农民联盟主席瓦西里·斯塔罗杜布采夫。他们两人在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文件上签了名。初次来到的这两个人事先没有被通知阴谋的细节，但是他们却带着极大的热情接受了事件。于是，很快就在克里姆林宫给他俩分配了警卫和大办公室。要知道，现在他们成了国家的“最高领导者”。　　“工人和农民”代表自己的官方任命领导支持国家政变。　　亚佐夫亲自签名的命令发给苏联国防部的副部长、集团军、军区和舰队的司令员，各局的首长和苏联军队的其他高级将领们。　　军队在进入战备状态，士兵们处于一级战备。　　在中央各部和机关直属的大型国营企业中，开始召开会议，党委书记们在会上给党员和群众解释着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和必要性。　　全苏电视台只有一个频道在工作，每时每刻都在播发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　　　　　　　　　　　　★　　　　　　　　★　　　　　　　　★　　　　　苏联克格勃法制局局长、少将瓦洛特尼科夫在后来的审讯中曾出示一个必须逮捕者的名单。里面除俄罗斯领导人外，还有已被戈尔巴乔夫本人抛弃的、“戈尔巴乔夫班子”的原主要成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总共有70人。克格勃副主席列别捷夫解释说，应在接到补充命令后将他们逮捕。克格勃莫斯科分局的特别行动小组严阵以待，但补充命令始终没有下达……　　　　　　　　　　　　★　　　　　　　　★　　　　　　　　★　　　　　19日早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同时播发的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关于新联盟条约的声明。　　卢基扬诺夫在声明中写道：条约的许多条款是违反苏联宪法的，需要作很大的更动；它会引起劳动公民(共产主义术语，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很大的心理内容)的疑问。还说匆忙签订条约会使他深感不安。　　官方的宣传机构把这个声明和告苏联公民书、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号令和其他一些紧急文件一起播发了。　　阴谋的规模是很大的，几乎所有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并肩工作过的人都参与了。从事情的经过和情节来看，这与1964年罢免赫鲁晓夫非常相似——和平的，又几乎是合法的。当时赫鲁晓夫也是在休假(只是他在外高加索，而不是克里米亚)，正是南方秋高气爽的季节。突然，嘲的一声！——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左右手们完全一致的意见面前被迫投降。他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毫无准备，也无所依靠。刹那间他就被迫走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尽头。　　这里的圈谋也如出一辙。　　读着卢基扬诺夫的声明，我试图弄清其中的奥妙。第一个方案是卢基扬诺夫背叛了自己的朋友和上司。而第二个方案较为复杂，但也能够想像得出：戈尔巴乔夫了解所有的情况，这是他自己导演的一出戏——让肮脏的手为他打通一条路，然后他再回到处于紧急状态下的新的国家。然后他便可以处置民主派、俄罗斯领导人、“变得厚颜无耻的”波罗的海国家和最近开始抬头的其他加盟共和国，最后自己独揽大权。我们俄罗斯的领导者必定会呼吁公民不要服从并举行抗议活动，白宫周围马上会筑起街垒，冲突将不可避免。而戈尔巴乔夫会突然出现借亚纳耶夫和卢基扬诺夫之手破坏联盟条约。　　带着这些猜疑，我打电话给参加制定新联盟条约的几个最大共和国的领导人。　　(白宫内的政府通讯被切断了，但事发前不久刚刚给我的助手伊柳辛安装的电话却能用，它没有被列入“红色电话簿”——政府电话名单，因此它就成了我们的一部秘密电话……)　　几个共和国的领袖们起初的反应简直让我感到惊讶，他们的谈话十分谨慎。　　卢基扬诺夫的声明也使他们感到不安，在表态之前也想知道戈尔巴乔夫的真正角色。但最主要的是想远离莫斯科事件，保持哪怕是表面的、形式上的主权，简言之，就是保持佐政权。以平等伙伴的身份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进行对话，几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应采取中立的立场，那样，可能还会给他们留下某种主权。至少，他们将保住内阁和某些特权。这是纯机械的、而不是政治的逻辑，是狡猾的、但却可轻易识破的外交手段。　　他们怎么也不理解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公然反对联盟条约，面如果最高苏维埃会议赋予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以法律效力(这一点他们好像并不怀疑)，叛乱就会在一周内转变成不可逆转的全球性事件，它将震惊整个世界，更不用说震惊各加盟共和国了。军队将被派驻基辅、阿拉木图、塔什于和其他共和园的首都，在那里叛乱分子借助装甲车和坦克就地进行小规模的地方政变，那些听命于中央的地方紧急状态委员会将夺取政权。难道他们没有看到过类似事件发展的情况吗？　　而克留奇科夫想促成的正是这种渐进的政变。他取消了拟定的逮捕行动，虽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正如我所说的，曾有过一个包括俄罗斯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自由派及莫斯科政府领导人在内的名单。外部监视系统开始工作了，以便能在一小时内逮捕所有被“记录在案的人”——但镇压的机器却突然刹闸了。　　我想，克留奇科夫认为把所有的人逮捕起来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第一，这会立即引起人们的抵抗，那么冲突和流血将不可避免。第二，这会过于急剧地丧失“戈尔巴乔夫的”解冻局面。新的领导人不仅将受到大量的国际制裁，还可能面临与世界完全断绝关系。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在全球各个角落都有着众多利益的国家——这是极其有害的。这个狡诈的情报人员考虑得很全面。　　按克留奇科夫的想法，起恐吓作用的不是克格勃，而是军队。被运往和平城市大街上的大量军事装备，应能涣散民主派的意志。在武力面前进行反抗是愚蠢的。　　克留奇科夫寄希望于机构的政变，寄希望于卢基扬诺夫这样的人物的出现，会急剧改变双方力量对比。当然，这并不是一开始就使这个叛乱看上去“非常可怕”的唯一原因。　　19日早晨，对于紧急状态委员会来说，首要任务是向社会舆论界证明政变的合法性。　　大约早晨10点钟，我彻底明白了：俄罗斯白宫将成为近期事件的主要进攻基地。　　苏维埃大楼是什么样的建筑呢？这可能是莫斯科市里按特殊需要建筑的第一座如此规模的新一代大楼。建筑师契丘林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要走完大楼所有走廊，需要一天多的时间。大量的隔离式房间、办公室、地下仓库和大楼的地下出口构成了良好的安全系统。　　就是说，我应该坐在白宫里，一直坐下去。我在这里坐的时间越长，对他们就越糟；围困的时间越长，对他们不利的政治丑闻就越多，已出现的情况不明的间歇越是持续下去，他们彻底失败的机会就越多。　　我用某种新的凝聚的目光环顾着周围，觉得怎么也习惯不了这些冰冷的大办公室。难道我还要在这一个地方呆很长时间？真不知道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什么时候结束……　　我，鲁茨科伊、布尔布利斯、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沙赫赖和其他俄罗斯领导人聚在一起讨论着卢基扬诺夫的声明所引起的新情况。面前放着我们的文件：已经被送往全国各地的俄罗斯领导人的告俄罗斯人民书和关于追究所有道反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组织和人士责任的命令草案。当时俄罗斯还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联邦，其宪法也是苏联的宪法。但即使按这部宪法，国家的最高首脑也该是总统。没有其最高领导机构的同意，不能把主权的俄罗斯纳入紧急状态！　　窗外，停着一辆坦克，看似荒唐却是实实在在的。我再次看了看窗外，一群人围着一辆装甲车，司机从窗口探出脑袋。人们不怕靠近它，何止是这样，简直是扑到达些坦克底下。即使是苏维埃体制培养出来的苏联人也不怕子弹的迎头射击，不怕坦克的履带，不怕无线电和电视每时每刻播放的威胁他们的刑事责任。　　突然，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心灵撞击——此刻，我应该到那里，和他们站在一起。　　准备这个简单的行动无需多少时间。警卫已跑到街上，我也毅然地下楼走向人群，爬上装甲板，挺起胸膛。也许就是在这时。我才清楚地感到：我们不会失败，胜利属于我们。同时也感到我与我周围的人们心心相印，团结一致。他们人很多，吹着曰哨，大声呼喊着。人群中有许多新闻记者、电视摄影师和照相师。我拿起一页告俄罗斯人民书，喊声停止了。我念起来，声音很大，声音几乎变了调……然后我和坦克指挥官及士兵们交谈，从他们的脸上和眼睛看出：他们不会向我们开枪。跳下坦克后几分钟，我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但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　　这个临时举行的集会并没有准备什么特殊的宣传技巧，但走出人群后。我感到自己精力充沛，内心极度地轻松。　　　　　　　　　　　　★　　　　　　　　★　　　　　　　　★　　　　　戈尔巴乔夫通过自己的助手切尔尼亚夫在中午时转交给警卫一个便条，要求给他提供一架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并保证与政府的通讯联系。他知道，这些要求现在未必能实现，但仍然需要做点什么，以给自己找一条施展自己能力的出路。　　与我一样，对苏联总统来说，毫无希望地坐以待毙是难以忍受的。　　便条被转送到负责“朝霞”(这是克格勃给戈尔巴乔夫的政府别墅的代号)的警卫头目手中，他立即给莫斯科的顶头上司打电话。于是一切就杳元音信了，等待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的是美味的中餐和晚餐，观看电视节目，在有警卫的浴场散步。正如有人所写的，戈尔巴乔夫被关在“金笼子里”。　　封锁“朝霞”的有3个军种：海军、空军地勤部队和边防军。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苏联陆军武装力量总司令瓦·瓦连尼科夫和戈尔巴乔夫交谈后，就在克里米亚召集被叫来的各军区司令员会议，他向飞到克里米亚的高级将领们宣布，国家将实行紧急状态。　　莫斯科军事装备的盛大检阅。用雷达、导弹和军舰所充实的戈尔巴乔夫的软禁，加上“核按钮”迟迟不肯转交给亚佐夫……从规模和可能造成的后果看，这次行动不亚于60年代世界所经历的两次全球性事件：加勒比危机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　　在我看来，这次阴谋的激进派——巴克拉诺夫、季贾科夫、瓦连尼科夫——预定了一个强硬的方案。叶利钦和俄罗斯领导人当然会反抗，为避免社会动乱必须以武力镇压他们的反抗。而那时……　　由国内危机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所引起的苏联武装力量的战备状态，还不意昧着战争，这样的事情世界上已经发生过不只一次。然而所有的与戈尔巴乔夫的“不正确的”对外政策相关的问题将不复存在，苏联将夺回(实际是在一天内)昔日的至少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签订之前的那种对外政策地位。当然，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复杂性，但是按叛乱领导者们的见解，国家的一个主要的战略问题将得到解决，对外政策的思想——帝国思想和强权外交将重新获得胜利。　　调查的结果将证明我是否正确。然而，这次叛乱自始至终充满重大的矛盾，这点很快就会一目了然。　　军工部门急于显示其强大的实力。瓦连尼科夫本人表达了这个意愿。早在19日他就开始从基辅打电话、电报，井口授紧急报告，要求立即停止“民主游戏”，枪毙“冒险家叶利钦”。巴克拉诺夫也从自己的角度对克留奇科夫、普戈施加压力。　　然而，最后两个人清醒地知道：爬进流血的泥潭里容易，走出来则要困难得多。因为，最主要的是道德的、政治的优势在谁那里，社会舆论站在谁那一边，谁就会赢得胜利。　　苏维埃体制长年磨炼出来的两个主管部门、两种立场、两种思维类型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军工部门和克格勃的利益冲突。军工部门需要的是真正的迫使世界重新相信坦克力量的有力的叛乱，而克格勃则需要政权的高度纯洁的、优雅的过渡。事实上，两种目的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场叛乱其实还在最初派出一个软弱的代表团前往克里米亚晋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就失败了。据推测，像巴克拉诺夫、舍宁和瓦连尼科夫这种水平的领导者，戈尔巴乔夫是不会伯的。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戈尔巴乔夫会害怕他们，只是想暂时让他靠边站。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恬不知耻地捏造关于国家总统的患病，不仅不能说服任何人，反而会使局势更加紧张。　　克格勃——作为政变的主要发动机，不想用鲜血政污自己的手，希望用坦克履带的轰隆声或偶尔的几声警告性炮轰赢得胜利。　　对待这次阴谋的策略有两种不同态度，原因很简单：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领袖，没有一个使自己的见解成为行动口号和号令的权威人物。　　亚纳耶夫不能胜任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过于优柔寡断的人物。　　那么，还有谁能担当“正式的领导者”呢？　　19日早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8个人中的力量分配是这样的：　　巴克拉诺夫、军工部门，还有它后面的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队的最高领导者——被整个克格勃和尤其是侦察部门在内的观望态度所抵消。　　普戈和亚佐夫在精神上已被所发生的事情摧垮，还在等着某人的指示，因此不能真正地影响局势。　　季贾科夫和斯塔罗杜布采夫只能起纯表面上的作用。　　正像我已说过的，亚纳耶夫没有作出独立决定的能力。　　剩下的只有帕夫洛夫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影子”成员、议长卢基扬诺夫。这是两个完全可以承担责任的意志坚强而头脑聪明的官僚人物。　　政治领导者们的常见病——高血压使帕夫洛夫病倒了。这不是什么花圈，他确实忍受不了不眠之夜、过量的酒精，主要的是承受不了强烈的神经紧张。作为政府总理，他大概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中唯一敢于公开和戈尔巴乔夫路线背道而驰、并与之发生直接冲突的人。他这位领导人积极支持军人们实行紧急状态是因为看到这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克留奇科夫对卢基扬诺夫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卢基扬诺夫在他的声明中表示对叛乱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支持是非常宝贵的，而且是非常及时的。而另一方面克留奇科夫又对卢基扬诺夫很小心，他不知道对卢基扬诺夫可以相信到什么程度。　　而这也是克留奇科夫的错误所在。检恰是卢基扬诺夫和他的经验及对戈尔巴乔夫性格的了解能给紧急状态委员会带来不小的益处。但是卢基扬诺夫主要是旁观事情的发展，与叛乱分子们保持着距离。　　战友和敌手渐渐退到了一边。这次阴谋购红色按钮留在了克留奇科夫的手中。那么，克留奇科夫自己在想些什么呢？　　　　　　　　　　　　★　　　　　　　　★　　　　　　　　★　　　　　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了解克格勃主席的情绪和思路。这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一个最危险的人物，一个有着敏锐目光、高深莫测的小老头。在白宫中度过我们生命的每一分钟都会缩短他们的紧急状态的生命，克留奇科夫知道这一点吗？在他的声音中会不会闪现出过于温和的音调？我会不会感到一个已经按下按钮的刽子手露出令人满意的宽容呢？　　我用专线电话打给克格勃主席。我已不能逐字逐句地记起我们的谈话，但情节很有意思。克留奇科夫进行了自我辩解。　　“难道您不了解在做什么吗：要知道，人们躺在坦克底下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牺牲。”——我说。　　克留奇科夫回答：“不，不会造成伤亡：第一，这是纯和平的行动，武器里没装弹药，没有下达战斗任务，只是为了维持秩序。一切担心都源于你们俄罗斯领导者；据我们的资料，人民情绪安定，生活正常……”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语。　　后来分析克留奇科夫这个本次阴谋的中心人物的逻辑，我明白了：他说的几乎是事实。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1956年在布达佩斯流了许多血，但这是战后欧洲出现的第一次武装入侵，人们对外国坦克的出现反应非常强烈，何况当时共产党在匈牙利也汲什么威信。1968年的布拉格情况相似，牺牲却相对不多。是的，也有动乱，也有各种事情发生，但从总体上看，一切都解决得非常侠，而且“很好”。面这也是外国的军队11981中在被兰，一天之内就进入了战争状态，装甲车队开上了主要构大街。一切就断然结束了：波兰人害怕战争状态继续下去，选择了勉强的和平。　　克留奇科夫正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有过的先例出发，好像选择了波兰方式。假定说，有一天他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是的，我适合多年担任国家首脑的雅鲁泽尔斯基的角色，一个声音温和、戴着眼镜的老军人，安宁而坚定地把国家带出绝境。因为，我们不是外部侵略，坦克是自己的，所以不应当有反抗。　　克留奇科夫的错误就在于此。人们对于滑稽可笑的愚蠢的阴谋阔剧的反应，被他们不怕我们的坦克所缓冲了，因为坦克是我们自己的！后来他们才明白应该开枪。但为时已晚。谁也不愿意，也不能开枪，因为开枪只能射向活跃的、沸腾的人群。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9日　　莫斯科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枪购食品。他们迅速地抢购面包、黄油和麦米。许多人排队购买伏特加酒。　　普通的百姓、家庭主妇、母亲和祖母们害怕情况突变，开始疯狂地哄抢他们认为最容易中断供应的一切东西。　　靠近市中心的所有主要街道上——特维尔斯克大街、库圈佐夫大街和马涅什广场——都是庞大的装甲车队以及最初几个小时就被吓呆的好奇的人们。他们渐渐地越来越靠近军车并和在场的士兵们搭话，请他们抽烟、吃饭、喝水，请求并要求他们回答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这是为什么？”被夜间一声警报催起来的士兵们睡眼惺松、饥肠辘辘。他们异常兴奋而又紧张，但却毫无敌意。他们自己对所发生的事情也一无所知。各个部队中没有进行任何解释工作，他们甚至也不大知道要执行什么战斗任务。指挥官们的指示仅限于“为维护莫斯科的治安”。但这与他们的所见所闻自相矛盾。　　莫斯科是因各种军车兵器的出现而受到了极大的震荡。　　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都手拿着收音机。第一家独立电台《莫斯科回声》正播放着新闻记者们有关事件发生情况的有限报导，以及关于最高领导层内事态发展的相互矛盾的只言片语的传闻和来自白宫的新闻简报……收音机旁现在已经是另一种气氛。这里聚集的已不仅仅是好奇者，而是震惊而激动的莫斯科市民。熙熙攘攘的人流循环地涌动着：从城外赶往市中心看坦克，又从那里径直涌向白宫方向。莫斯科市许多地方的汽车交通均已中断。　　中央电报大楼的国际电话和国内长途电话已停止工作。电报大楼已被塔曼师的一个排占领。　　莫斯科的实业界已发表谴责政变的声明。所有的交易所均已停止营业。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中央、莫斯科、其他各市和各州报纸的出版规定》的第2号令。除了向读者发布官方安抚消息的几家中央出版物外，其他报刊已全部停刊。这些报纸——《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苏维埃俄罗斯》——的编辑部内已出现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并要求“了解”明天各报纸版面的内容。　　在白宫对面的桥上，人们挡住了军用装甲车辆的去路。加里宁大街和环城路上均已设置了用无轨电车筑成的路障。人们躺到坦克底下，将铁棍插进停下来的军车的履带中。惊恐的作战小组人员除了通过无线电台听到“保持镇静”的命令外，再也听不到其他任何指示。　　还有另一个紧张的中心，那就是紧靠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前面的马涅什广场。沿着马涅什广场排起了一列由坦克、装甲运输车和手待冲锋枪的士兵组成的长队。他们正在把人群赶离马涅什广场。从赫尔岑大街开进广场的两辆装甲运输车相撞了。大剧院附近也发生了装甲运输车相撞的事件。　　亚纳耶夫发布的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出笼了。这意味着即将施行宵禁。　　所有人都等待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新闻记者招待会。　　　　　　　　　　　　★　　　　　　　　★　　　　　　　　★　　　　　所有这一切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向白宫。我不知道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是什么时候明白发生在首都的一系列事件的性质的。我想他们不是马上明白了这一点。但如果他们更早一些意识到这一切的话，叛乱也许会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向前发展。　　涌进市区的军车和武器不仅没有“安抚”和平息局势，反而激发了全民的愤怒。　　到了傍晚。这种愤怒便汇成了人们自发组织的白宫保卫战。现在大家正紧张地构筑街垒，用手把空的无轨电车推来，开来各种货车，发表演讲，向报纸和电台传送各种消息……　　看来，俄罗斯人同莫斯科有着一套特殊的沟通手段。虽然人们经常责骂和诅咒莫斯科，但同时又从内心深爱着它。莫斯科的威胁被人们不约而同地视为民族的威胁、全俄罗斯的威胁，视为对某种民族神灵的亵渎。在具有正常思维和感情的人们心中，那一天仿佛发生了一场个人的民族解放革命。苏维埃帝国与祖国的形象彻底地分离了。俄罗斯彻底地摆脱了苏联。这一点尤其涉及到俄罗斯的军官和士兵们，因为这一天对他们是一场最严峻的道德考验。　　人们清楚地知道“戈尔巴乔夫被抛弃了”。而且这一消息，从大体上说引起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见。总书记不成功的改革，他那冗长而令人费解的演讲已经让许多人生厌。许多人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权，一些社会人士不满民主化所带来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发动叛乱闹剧的克格勃分析家们的如意算盘正是基于上述情形。　　在这种尖锐而复杂的形势下，一些次要的细节和心理因素似乎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不仅没有“内部的”领袖(这一点我上面已经谈到)，甚至连“外部的”、“充当门面”的领袖也没能找到。克留奇科夫本人的形象让人阴郁地联想起斯大林时代的迫害。亚佐夫元帅不适于一个文职的角色。帕夫洛夫因为强行兑换卢布和价格改革而在很短的时间内遭到人们深恶痛绝的唾弃。虚伪狡诈的卢基扬诺夫当然也引不起人们的任何好感，因为他是一个冷酷而老于世故的人物。　　也许应当推荐某个类似巴克拉诺夫的新人物来充当“魁首”。但政变者们又害怕有违宪之嫌。于是他们把副总统亚纳耶夫推到了前台，寄希望于他的顽强与自信：但政变者们的希望落空了。　　尽管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复杂而矛盾，但他那飘忽不走的命运顿时让他赢得了比整个改革年代更高的总统威望。苏联总统在人们的眼里变成了一个无辜的(或许是“无辜面须”的)牺牲品。　　最后，笨拙而毫无秩序地沿莫斯科市区行进的坦克和装甲车，更加点燃了人们的心头之火。像“聋予的耳朵”一样摆在大街小巷的武器，激起了人们愤怒的抗议。紧急状态的社会基石一分一秒地迅速瓦解。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又一个失败原因是所谓的集体责任制，确切地说，是发生事件的整个无责任状态。　　如果事先能逼迫戈尔巴乔夫“退位”，正式剥夺其总统全权、或许事发前夕克里姆林宫的连夜聚会能有某种意义。但由于代表团从克里米亚无功而返(这个结果本在预料之中)，国家高级领导人的聚首(其中许多人是从休养所和疗养院紧急召回的)就具有了完全另一种潜在的意义。其含义的实质就是典型的“连环保”和见风使舵。一切行动必须经谨慎的多方协商，结果是承诺者们的领导层内缺乏动力和“进攻中心”。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重操勃列日涅夫式(而非戈尔巴乔夫式)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旧模式——有名无实的领袖，强有力的幕后人物，复杂的幕后斗争。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议没有署名，以无个性的面目出现，照理说，这些决议本应当也像在停滞年代一样，让人们感到一种神圣的战栗并被视为不可抗拒的旨意。但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这些年里，人们的心理发生了许多根本的变化。人们已经习惯于我们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个性人物，包括领导者的个性。好也罢，不好也罢，但是出现了有个性的领导人物。戈尔巴乔夫周围就出现相当多光芒四射的人物。　　所做决定的“集体性”和“勃列日涅夫”式的工作风格——一小撮最高领导做出决定，而他们的勤勉的执行者去执行——帮了克留奇科夫及其同伙的倒忙。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一种缺乏信心的感觉仿佛贯穿整个宏图大业。　　　　　　　　　　　　★　　　　　　　　★　　　　　　　　★　　　　　此刻，白宫大楼内正进行着紧张的、乍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天的头等大事就是我已说过的通过了告俄罗斯人民书和俄罗斯总统1号令。我们将这些文件发往了其他城市，当然只能通过电话和电传。电话通讯——无论政府电话还是市政电话——一直都时断时续。　　那一天，新闻工作者们表现出异常的勇敢。白宫内聚集了很多记者。他们手待各种录音机、摄影机和照像设备，勇敢地冲进许多难以接近的大门，耐心地等待着采访，有的甚至毅然投身到“民兵”的行列。　　据我所知，酷爱自己事业的新闻工作者们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以这种职业的代表们所特有的执着和热情辛勤地工作着。他们的存在对我总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尽管克格勃的特务和各种奸细们可以披着记者的外衣混进白宫。但是由于形形色色的人们在大楼备层之间往来穿梭，实际上已不可能抑止这一股股强大的人流。人们突破重重警戒线，源源不断地涌来——有人民代表、各个政党和运动的代表及军人。许多人前来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组织卫队，提供资金、食品、药品、装备等等。　　对这股庞大的人流应当加以疏导和调整。于是我们便做出了以下的分工：布尔布利斯的办公室为“社会政治”总部，各种知名人士进出其间，记者向这里传送各种消息和传闻，然后根据这些材料不断整理出对事态发展的新认识。　　我指定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别茨将军负责协调军人的工作。他召集了一些军人来研究大楼的平面图，通过自己的各种途径弄清参加这次军事政治大检阅的部队番号，制定受到攻击时的行动计划。　　鲁茨科伊负责白宫的保卫，从事那些从清早就开始聚集到大楼周围的人们的“社会工作”，组织我们的战斗力量——总统卫队和一支人数不多的警察分队以及由退役军官、职业保镖和其他战士组成的志愿兵队伍。这一活动的实质在于组织集会和“人墙”，检查岗哨和制定安全守则，如“……在白宫受到催泪瓦斯和神经麻痹毒气弹攻击时应用浸湿的毛巾捂在脸上……”等等。　　我知道，所有这一切活动多少带着幻想的、至少是外行的性质。　　但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人们发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处在惊惶失措的状态了。人民对白宫强有力的支持已使得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策划的闪电式叛乱越来越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第二个政治举动是致卢基扬诺夫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提出了我们对联盟议会首脑的要求：公布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及其所在地的真相，立即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对紧急状态做出法律评价，取缔非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　　备忘录文本由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送给卢基扬诺夫。在那种紧张而难以预测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相当冒险的举动，但是，结果却一切正常。　　在这天的中午，我们作出了决定，一旦白宫陷落，就成立流亡政府。为此，第二天早晨安德烈·科济列夫飞抵巴黎，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外交部长可以在未获得全权的情况下宣布成立流亡政府。我们还派以奥列格·洛博夫为首的小组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便在俄罗斯领导人被捕和莫斯科叛乱成功的情况下在俄罗斯领导民主抵抗运动。　　在白宫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我们再一次陈述了自己的基中原则：我们要得到有关戈尔巴乔夫的真相；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因此政变的所有参加者是罪犯。　　我已感到形势在逐渐变化。　　叛乱分子们对国内所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除了官方政权以外，出现了社会舆论的一些领袖、政党、文化界的独立权威人士、民主报刊，等等……。要想堵住人们的嘴，只有通过残酷的血腥镇压、大肆的逮捕和死刑，或是用各种诡计在紧急状态的条件下以独特的新闻花招愚弄社会舆论，然而所有这一切叛乱分子们都没有用。这样，他们全盘皆输了。　　但是，此时外省的情形却迥然不同。我们在一份文件里号召公民们举行政治罢工和采取公民的抵抗运动。到了中午时分才知道，准备宣布罢工的仅有库兹巴斯的3个煤矿(那里有得力的工会领袖)，可能还有莫斯科的几家企业。大部分居民正在观望等待。　　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俯首听命的传统，密如铁丝网似地渗透全国的各个角落，这一点构成了叛乱的巨大优势。联盟和备个机构卓有成效地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工作着——国家的电话、电报不断，传达着各种指示，学校、办公大楼和工厂等地都在举行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苏维埃“社会各界人士”的会议。当然，并非一切都如他们所想像的那样顺利，少数地方亦发出了抗议的声音。但从整体上看，旧的机构又一次表现出身手不见的本领。根据莫斯科的旨意，全国各个城市相继成立了由党的领导人、军人和地方负责人组成的特别机构。有些地方出现了区和市级规模的小型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切都以外省所特有的从容不迫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进行着。　　　　　　　　　　　　★　　　　　　　　★　　　　　　　　★　　　　　18点整；在部长会议大楼内召开了都长内阁会议。处在神经崩溃边缘的帕夫洛夫主持了这次会议，实际上所有部长都支持实行紧急状态：有的人低头寡语，有的人热切激忿。这意味着从明天开始整个庞大的苏联工业将在紧急状态下工作。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再过三天，我们将从另一个国家里醒来。对于这种随时可能实行宵禁、到处都是行政限制和检查制度以及在权利和自由领域实行“特殊措施”的政权体制，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大为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苏联外交部的立场和俄罗斯外交部的对立立场。我们得到了来自各个使馆的消息——到处都宣布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虽然此时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首脑都亲自打电话对我们表示完全和无条件的支持，但这种趋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在这场国内冲突中，围绕军队立场的问题最多。　　一方面，军人显然就是这场叛乱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他们有理由不喜欢甚至怨恨戈尔巴乔夫。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既然军队决定采取坚决的行动，并且实际上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既然“叛乱”行动动用了如此庞大的兵力——那么矛头该指向淮呢？指向一小部分民主活动家？指向白宫附近的人们？那么……那为什么所有军车的指挥员在三缄其口之后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没有接到任何战斗命令？为什么士兵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为什么部队的换防中有某种令人莫明其妙的混乱？　　我几次试图同亚佐夫元帅取得联系，想知道军队里的情况。终于，电话接通了。　　亚佐夫讲话时语调忧郁，嗓音中透着某种压抑。在我的一再追闷下，他几乎机械地答道：同戈尔巴乔夫的联系中断，俄罗斯领导应停止对合法政权的罪恶抵抗，军队正在履行自己捍卫宪法的义务，等等。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他处在多么严重的精神压抑状态。那天，他的妻子来到他在国防部的办公室，由于事先对丈夫的计划一无所知，因此实在是被吓了一跳。不久前她出过一次车祸，现在仍行走困难。她走进丈夫的办公室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季玛，你与谁电话联系啦？你过去一直是嘲笑他们的！赶快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说完，她竟在一个强大国家的国防部长的办公室里哭了起来。…·亚佐夫回答说，与戈尔巴乔夫联系不上。　　晚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本应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想在会上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公文包里装着什么样的讲话，又有怎样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尽管已经清楚，他们已经输掉了叛乱的第一天，但在记者招待会上许多情况会变得对我们不利。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9日　　俄罗斯总统号召莫斯科市民不要服从自封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去奋起保卫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　　总统的座机从福罗斯飞抵弗努科沃机场。机上有戈尔巴乔夫的私人保镖以及私人秘书兼速记员，同时还运来了总统的通讯设备。　　电视台第一频道的《时代》节目中出入意料地播放了来自白宫街垒的真实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