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政府在雅克萨失败以后，并不甘心，就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又唆使准噶尔部（蒙古族的一支）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　　那时候，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其他两部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来在伊犁一带过游牧生活。自从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他野心勃勃，先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一阵失败了，几十万的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保护。康熙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　　康熙帝召集大臣宣布他决定亲征噶尔丹。他认为噶尔丹气势汹汹，野心不小，既然打进来，非反击不可。1690年，康熙帝分兵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亲自带兵在后面指挥。　　右路清军先接触噶尔丹军，打了败仗。噶尔丹长驱直入，一直打到离开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噶尔丹得意扬扬，还派使者向清军要求交出他们的仇人。　　康熙帝命令福全反击。噶尔丹把几万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后面有树林掩护，前面又有河流阻挡。他把上万只骆驼，缚住四脚躺在地上，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湿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就在那箱垛中间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　　清军用火炮火枪对准驼城的一段集中轰击，炮声隆隆，响得震天动地。驼城被打开了缺口。清军的步兵骑兵一起冲杀过去，福全又派兵绕出山后夹击，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纷纷丢了营寨逃走。　　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赶快派个喇嘛到清营求和。福全一面停止追击，一面派人向康熙帝请示。康熙帝下令说：“快进军追击！别中了贼人的诡计。”果然，噶尔丹求和只是缓兵之计，等清军奉命追击的时候，噶尔丹已经带了残兵逃到漠北去了。　　噶尔丹回到漠北，表面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暗地里重新招兵买马。1694年，康熙帝约噶尔丹会见，订立盟约。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他扬言他们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告发。　　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分三路出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费杨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亲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大军约定时期夹攻。　　康熙帝的中路军到了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但东西两路还没有到达，这时候，有人传说沙俄将要出兵帮助噶尔丹。随行的一些大臣就有点害怕起来，劝康熙帝班师回北京。康熙帝气愤地说：“我这次出征，没有见到叛贼就退兵，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再说，我中路一退，叛军全力对付西路，西路不是危险了吗？”　　当下，康熙帝决定继续进兵克鲁伦河，并且派使者去见噶尔丹，告诉他康熙帝亲征的消息。噶尔丹在山头一望，见到康熙帝黄旗飘扬，军容整齐，连夜拔营撤退。　　康熙帝一面派兵追击，一面赶快通知西路军大将费扬古，要他们在半路上截击。　　噶尔丹带兵奔走了五天五夜，到了昭莫多（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正好遇到费扬古军。昭莫多原是一座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的战场。费扬古按照康熙帝的部署，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地方设下埋伏，先派先锋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预先埋伏的地方，清军先下马步战，听到号角声起，就一跃上马，占据了出顶。叛军向山顶进攻，清军从山顶放箭发枪，展开了一场激战。费扬古又派出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前后夹击。叛军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脱逃。　　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判乱集团土崩瓦解，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继续顽抗。隔了一年，康熙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这时候，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妄阿那布坦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走投无路，就服毒自杀。　　打那以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清政府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解决了漠南蒙古问题，康熙则进一步解决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的问题。从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的民族难题，到康熙时才算得解。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蒙古成为清朝北部坚固的长城。　　后来，噶尔丹的侄儿策妄阿那布坦攻占西藏。1720年，康熙帝又派兵远征西藏，驱逐了策妄阿那布坦，护送达赖喇嘛六世进藏。以后，清政府又在拉萨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　　勤慎理政　　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勤”，另一个是“慎”。　　康熙一生勤政。“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而不勤政。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有人说是耽于酒色，有人说是首辅纵容，有人说是疾病缠身，但从根本上说是万历没有做皇帝的责任感。天启也是一样，整天迷恋木工活，刀凿锯斧，玩得津津有味。　　清朝的皇帝，从顺治帝到光绪帝都是勤政的。他们吸取明朝亡国的教训，勤理政事。从康熙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因为最初康熙听政主要在乾清门，所以称作御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礼吏户兵刑工六部尚书、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员。会议有记录，就是起居注。康熙从14岁亲政以来，每天御门听政，一年四季，无论冬夏，没有例外。　　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的御门听政，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他说：“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奏章。”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　　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康熙一生谨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反复调查，慎重决策。如治河这件事。　　1706年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调查、面奏、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日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而康熙治河决策的全过程是这样的：　　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及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　　第二，寻根溯源。比如黄河，他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到星宿海，往返万余里，并绘成舆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绘成的黄河图。另如永定河。康熙巡视北京通州段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数据。　　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靳辅，汉军镶黄旗人，以安徽巡抚授　　为河道总督。受命后，一日八上奏疏，报告治河之策。他的治河方略是：统审全局，河运并治，浚河筑堤，束水攻沙，多开引河，量入为出。他重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清口。陈潢，浙江杭州人，善治水，负才不遇，题诗祠壁。靳辅见而惊异，访得引为幕友。疏奏多由陈潢起稿，施工亦由陈潢监理。他们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但是，靳辅受到诸臣合讦交攻，发生了意见分歧。　　第四，御前辩论。河道总督靳辅与直隶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意见相左。争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治河水退后出现的田地，是实行屯田还是由豪绅垦占？另一个是为了使河水通畅顺流入海，是开浚海口还是修筑大堤？康熙不妄加论断，而是命双方在乾清门进行御前辩论，各申己见，互相驳难。关于屯田——于成龙说：“屯田夺民产业，不能实行！”靳辅则说：“丈出之田，作为屯田，抵补河工所用钱粮。因属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实，臣无可辩，唯候处分。”关于开浚海口，靳辅的意见是：开海口虽可泄水，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于成龙的意见是：要是加高河堤，堤高一丈五尺，民居在其下面，一旦河决，无数百姓，将饱鱼腹！争论没有达成共识，决定再广泛征询意见。　　第五，集思广益。辩论双方各有各的理由，康熙不能决断。他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　　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帝听了两方面的陈述，看了大臣的疏报，交九卿会议裁决：采纳了于成龙的方案，将靳辅罢官，陈潢被削职、逮京后病死。　　第七，实践验证。康熙帝曾数次派大臣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的意见孰对孰错。后康熙帝南巡阅河，靳辅扈行随从。回京后，康熙肯定靳辅治河功绩，复还他的原来品级。　　第八，改正错误。靳辅之后，命于成龙为河道总督。康熙帝召于成龙入京，问：“过去你说靳辅之短，现在怎样？”于成龙回答：“臣那时妄言，现在也按照靳辅的办法去做。”这是对靳辅治河方案最好的结论。　　第九，断不出书。康熙悉心治河数十年，撰写治河论述，河道总督张鹏翮请将治河谕旨编纂成书，雕刻颁行，永久遵守。康熙说：“前代治河之书，无不翻阅，泛论虽易，实行则难。河水没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后人遵行，断不可行。”这表现了康熙可贵的谦逊的科学态度。　　以上九点能够做到其中的一点，就可以称得上是明君了，何况康熙件件做到了呢！　　此外，康熙还东巡山东，西巡陕西，北巡塞外，南巡江浙，京畿之地更是频繁巡视之地。巍峨泰山、名胜孔府、壮丽五台、苍莽草原、清秀水乡都留下了康熙皇帝的足迹，不过他的巡视主要不是为了游玩，而是出于政务的考虑。从这个角度看，康熙巡幸是勤政的反映。在巡视过程中，他尽量避免骚扰百姓，并时常稽查强行买卖、扰害百姓者。　　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民休养生息。康熙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恰恰是康熙一生为人、行政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康熙区别于清朝其他11位皇帝的一个显著特点。　　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蠲免钱粮达545次之多。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他宣布：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雍正实行“摊丁入地”，中国长期以来的人丁银被免除。其正面影响是减轻了人身依附，其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增长。乾隆时人口到3亿，道光时则突破4亿。　　关于康熙的仁爱，可以举一个例子。1677年，康熙在塞外视察时，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将他带到行宫。后给王四海盘缠，送他回家。　　1679年，北京大地震。康熙下令开设粥厂，还让太医院给伤病者送医送药。1722年春，康熙帝年近七十，他为了表示敬老，曾将65岁以上的满汉在职官员，以及告老还乡、得罪被遗送回原籍的旧官员，统统召入乾清宫，饮酒吟诗，直到黄昏才散席。参与盛会的有一千多人，故称为“千叟会”。　　康熙的仁政措施之一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帜。康熙朝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　　于成龙，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45岁。罗城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榛莽，县衙是茅屋三间，居民仅有6家。于成龙到任后，召集流民，鼓励耕耘，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　　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果然途中钱花光了，幸亏瞎子赚些算命钱补充路费才到了合州。　　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冈。黄冈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又任黄州知府，再升任福建布政使。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多掠良民子女为奴。他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　　康熙十九年（1680年），升为直隶巡抚。上任后，严戒馈送长官。又迁两江总督。他自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称呼他为“于青菜”。在他的带动下，士绅们改绸缎为布衣，官宦出门轻车简从。仅仅数月，朴素之风大为流行。他过于劳累，死在任上。　　于成龙做官，不带家眷，十分俭朴。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就是说，于成龙的家中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做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康熙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　　康熙帝表彰清官，一则是为大小官员树立榜样，养成一代清廉的吏风；二则是借清官监督、揭发、打击贪官；三则是派几位好官，为百姓做点好事；四则是推行“仁爱”理念，为自己博得仁政的名声。但是，清官往往为上级所不喜欢，也普遍为同僚所不喜欢。清官必遭贪官的嫉恨，也必遭贪官的报复。像于成龙、格尔古德、彭鹏、张伯行等无一例外。然而，康熙帝之所以仁明，在于他能明察是非曲直，而不使廉吏灰心，能信任并保全清官，而遏制贪风日长。　　好学不倦　　过人的功业，因有过人的思想；而过人的思想，因有过人的学习。“学习”二字，是解开康熙一生开创大业秘密的一把钥匙。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　　康熙8岁丧父，10岁又丧母，很是可怜。母亲重病时，小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小玄烨又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一个年龄才9周岁的孩子，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应当说是人生幼年的最大不幸。他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人常是这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既使人痛苦，忧患也激人奋进。幼年的忧患，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　　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苏墨尔，孝庄随嫁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耶稣会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高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5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　　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60余种，2万余卷。　　康熙皇帝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说自己“年力盛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可见他体格强健、长于弓马。他也得过几场大病，使他很早留心医药学。康熙40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康熙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曹寅得了疟疾，康熙赐金鸡纳霜治好了他的病。此后，康熙便对西药发生兴趣，命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关外的游牧族群，特别怕患上天花。顺治因患天花而死，康熙也出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原因之一是蒙古贵族可以不入京朝觐，减少出天花的机会。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49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剧。　　康熙帝命耶稣会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书籍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　　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动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处理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历法的大争论。当时，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得天文历法的，康熙自己也不懂。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张诚等6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30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天颜喜悦”，当即决定让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　　白晋等人入宫后，与康熙相处很融洽，工作也很顺利。他们对康熙热衷科学的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曾把他们的见闻写在给路易十四（1643～1715年）的报告中。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如下记述：　　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　　对从法国带来的科技仪器，白晋说康熙“最喜欢的是用于观察天体的双筒望远镜、两座挂钟、水平仪，这种仪器精确度很高，他让把这些仪器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把着直尺和圆规爱不释手”。　　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耀人。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如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10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作，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2）铜镀金比例规。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为康熙学习几何学所制作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6至20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假数尺、两脚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仿照西洋绘图仪器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6）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仪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共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　　白晋、张诚之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最大的成绩，莫过于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和促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　　康熙组织的这次地理大测绘，对世界地理学的贡献不容低估。法国科学家们也因此而有机会到中国各地考查，在其他方面的收获也相当大。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杜德美参加了赴东北的勘测队。他在长白山见到采参的情况后，把参的性能、产地、采集、保存等等，写成文字、绘出图样寄回法国发表。没想到4年后，另一位法国科学家参照杜德美有关人参的文章，在加拿大与长白山纬度相近的魁北克一带，也发现了相似的参。它产于西洋，就有了“西洋参”这个名字。　　康熙大帝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中国历史上十分优秀的皇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康熙时的大清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庶、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1300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康熙皇帝是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少有的好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　　他在位61年，享年69岁，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23· 　 　　铁面威猛的皇帝雍正 　　　提起康乾盛世，人们都知道，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熙、乾隆这两位皇帝的丰功伟绩也备受赞扬。然而，康乾之间还有一位皇帝雍正，对于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　　雍正全名爱新觉罗·胤禛，康熙帝第四子，是清入关后第三代皇帝，共在位13年，庙号世宗。　　登基迷雾　　康熙号称“千古一帝”，他8岁登基，在位61年，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剿噶尔丹，可以说功成名就，不可一世，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事面前却一筹莫展。临终之时，连定谁为太子，都悬而未决。康熙生有36个儿子，除了夭折及过继出去的，还有26个。皇子们都为争夺太子之位，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私结朋党。1722年10月康熙到南苑狩猎十几天后，觉得身体不适。13日病情恶化，当天夜里69岁的康熙皇帝于北京西郊畅春园驾崩。随即銮舆载着康熙遗体，像日常皇帝出巡一样，连夜送回北京城中大内乾清宫。　　次日，由康熙帝临终前的惟一“顾命大臣”、担任卫戍京城与皇宫的步军统领、国舅隆科多传达康熙遗诏，命皇四子胤禎继位。同时，皇宫内外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诸王非传令不得进”大内；关闭京城九门六天，等等。到11月20日，胤禎在太和殿登基，受百官朝贺，颁布即位诏书，正式登上皇位宝座。次年改年号为雍正。雍正的突然即位，震动朝野。　　关于雍正是如何登上皇帝宝座的，是清宫三大疑案之一，也是说法最多、最复杂的一个疑案。各种传闻纷纷扬扬，时至今日，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代表性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雍正的皇位，是正取还是逆取？是继位还是篡位？从胤登基以来，几百年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据正史记载，胤禛是奉康熙遗诏登上帝位的。1722年末，康熙病情突然恶化，传各位皇子入见。不久，皇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十二子、十三子以及步兵统领隆科多等人到了御榻旁，听取了康熙的遗诏：“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一诏书出人意料，据说胤禛知道后也深感意外。　　12月20日，康熙皇帝去世。七天后，皇四子胤禎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雍正。不久，有关雍正篡位的传说就开始流传，并引发篡位说与合法继位说两派的激烈争论。　　而在民间传说中，更是广泛流传着多种版本的雍正篡位登基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是“雍正改诏说”：在太子胤礽被废以后，康熙特别宠爱十四子胤禵。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本来是想把皇位传给十四子允禵的，可当时胤禵正统帅西征，不在京城，于是权力很大的雍正就串通隆科多、年羹尧，暗地里把诏书中的“十”字改成“于”字，这样诏书就由“传位十四子”变成了“传位于四子”。雍正继位后，将允禵调回北京关押起来，太后想见允禵，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柱而死。　　二是“隆科多改诏说”：隆科多是当时的步军统领，负责康熙的安全警卫及执掌卫戍兵权，而他是雍正的舅舅，那时只有他能接近康熙康熙病重时发谕旨叫远在西宁的允禵紧急回京，要传位给他。可是隆科多却把遗诏捏在手里，没有发出去。等到康熙驾崩，隆科多假传圣旨立了四皇子胤禎，即雍正。　　关于“隆科多改诏说”还有另一版本：康熙刚咽气，隆科多赶紧从“正大光明”匾后面取出密藏在那里的诏书，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　　三是“雍正投毒说”：康熙病重时，胤禎进了一碗参汤，康熙喝后就一命归天了。也有人说是雍正气死了康熙，密谋登上了王位。　　四是“年羹尧改诏说”：年羹尧是当年的川陕总督，传说雍正的母亲曾与他私通，雍正是年羹尧的私生子，改诏的事是年羹尧干的。　　这些传说都把雍正描述成一个弑父逼母、改诏篡位、残害兄弟的暴君，而在这些传说中，最关键的就是雍正是篡位还是继位。　　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些民间传说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没有事实根据。比如，“传位十四子”被改成“传位于四子”是根本不会有这样可能的，因为康熙诏书是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的，而且汉文中的“于”字是一个繁体字“於”，要想改诏书，将“十”改成“于”没那么简单，更何况还有满文呢？而从保存至今的康熙遗诏上可以看到，上面写着的是：“雍亲王皇四子胤禎，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根本不是传说中所说的“传位于四子”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从遗诏看，所谓改成“传位于四皇子”之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谓康熙喝了雍正献的参汤而中毒同样不可能，因为康熙根本不喜欢这东西。由于康熙精通医学，曾多次说人参宜于南方人，对北方人不合适，所以雍正要做手脚也不会用进参汤这一招。　　而隆科多偷改诏书同样不符合历史，因为将秘密谕旨放在正大光明匾后的制度，是从雍正才开始的。雍正是年羹尧私生子之说更是无稽之谈，因为雍正比年羹尧年龄还大。何况年羹尧和雍正关系不一定很密切，同时作为川陕总督的他不可能钳制西征的抚远将军胤禵。胤禵兵力不多，即便知道京城有变，也不敢轻举妄动，用不着年羹尧去钳制。最后，从康熙末年的情况看，雍正可能是最佳皇帝人选。在有实力争夺储位的诸皇子中，皇长子胤礽因求皇位过急而遭贬，皇八子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十四子地位虽显赫，但从种种迹象看并未被康熙定位继承人。而雍正狡猾无比，与诸兄弟表面关系很好，并得康熙的好感。康熙晚年多次命他代行祭天，表明对他特别信任。另外，在诸多皇孙中，康熙特别喜爱雍正之子弘历（乾隆），这也是雍正得有力因素。　　民间传说虽然十分荒谬，站不住脚，但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还是把结论分成两种：一种认为雍正是篡位，另一种则认为雍正是正常继位。　　篡位论者认为，雍正在康熙病逝前后，精心策划了篡位阴谋。步军统领隆科多是雍正心腹，在康熙病危昏迷时，雍正在隆科多帮助下伪造了遗诏，变相软禁皇子，编造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听到康熙口传遗诏的重要情节，乘机篡位。　　因为证明雍正合法继位的关键问题，是康熙临终前是否曾召见过皇子和隆科多，并口授传位遗旨。学者经过对史料对比研究后认为，雍正继位前后对这一关键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表述，直到敌对势力被打压后才这样讲，所以很可能是编造的。　　还有人称，在清宫秘档中发现了两份康熙遗诏，内容不一样，一份只有汉文，另一份则为满汉文，说明公布的遗诏很可能是假的。所以尽管民间所传“十”改“于”是不可能的，但并不能排除雍正矫诏篡立，因为正史记载有很多破绽。　　这派学者认为，康熙晚年并不十分信任胤禛，而最喜欢的是允禵，屡屡委派胤禵以重任，尤其是任命他为抚远大将军，实际已认定他为接班人，让他去西北打仗是为让他树立威信。而在年龄上，胤禎也处于劣势。雍正继位时已45岁，比同母弟允禵大十岁，因此有人认为康熙不可能选一位年龄过大的皇子接班。　　对于康熙非常喜欢胤禎的儿子弘历（即乾隆），增加了胤禎继位砝码的说法，许多人认为这很牵强。因为从档案记载上看，康熙对皇孙们都非常喜爱，特别是对废太子胤礽的儿子和允禵的儿子。何况雍正与隆科多、年羹尧的关系也确实可疑，年的“今日之不负皇上，他日不负王爷”，更是篡位铁证。另外，雍正即位后残害兄弟也难于用缺乏宽大之心来解释。　　由此他们推论：正因雍正篡位心里有鬼，才没遵循“子随父葬”的习俗，他把自己的陵墓选在清西陵，而不是康熙陵所在的清东陵。　　继位论者则坚持认为，是康熙钦定的雍正，所以在有临终传位之举。他们认为，康熙临终前召见了六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皇子和隆科多等人，下达了传位给皇四子胤禎的遗命，应该是真实的。康熙病危时派雍正代他祭天，而祭天一般都是皇帝亲自祭祀，这就有了特殊的意味。康熙在召见几个皇子时，下旨让雍正从天坛赶到康熙寝宫，显然是要把皇位交给他。　　另外，在皇子们还在世时，雍正不可能编造康熙召见皇子们的事，否则他们一定会把真相揭露出来，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档案材料。　　康熙虽然在22岁时就立了太子：皇二子胤礽，但后来由于皇太子骄横跋扈，挥霍无度，并在朝廷里结成太子党，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康熙四十七年，康熙第一次废掉了太子。　　废了太子后，皇子们争夺太子位的斗争愈演愈烈。康熙为制止这种情况，第二年不得不重新立胤礽为皇太子。但三年后，由于太子党的威胁，康熙再次废了太子，并倾向于从皇三子、四子和十四子中选继承人。这期间，康熙曾多次对大臣们说：一定找一个“坚固可托之人”，说明康熙对谁继位已心中有数。而众皇子中，雍正性格坚毅，治理国家的能力有目共睹。　　康熙六十年，康熙谕令胤禎清查京通各仓，并明确表示：若派其他人不一定能办成。随后，康熙又指定胤禎代他去行祭天大典，这就不难看出康熙对胤禎的器重和信赖了。康熙曾多次说胤禎“诚孝”，说明他对这位皇子的人品也十分嘉许。　　这就是说，雍正是靠“诚孝友爱”来得到皇位的。胤禎为了谋取皇位，韬光养晦，费尽心机。他的心腹戴铎提出的策略是——对皇父要诚孝：适当展露才华。不露才华，英明之父皇瞧不上；露得过多，同样会引起皇父疑忌。对兄弟要友爱：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对事对人都要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忍则忍，能容则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嫉恨你，没有才能的人把你当作依靠。雍正正是按照这种策略，一步一步地绕过皇位争夺中的险滩暗礁，向着皇帝的宝座曲折航进的。　　胤禎知道，博得皇父的信赖和喜欢，是自己一生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事情。他抱定一项宗旨，就是诚孝皇父。如在诸皇子争夺皇位激烈之时，他极力表现出对皇父的“诚”与“孝”，既不公开竞争，又劝慰皇父保重。康熙帝第一次废太子后，大病一场。胤禎入内，奏请选择太医及皇子中稍知药性者允祉、允祺、允和自己检视方药，服侍皇父吃药治疗。康熙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于是，康熙帝命内侍梁九功等传谕：“当初拘禁允礽时，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只有四阿哥深知大义，多次在我面前为允礽保奏，像这样的心地和行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　　胤禎知道，善于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是自己一生事业中仅次于诚孝皇父的重要事情。他在继位之前，处理兄弟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不结党”、“不结怨”。诸兄弟之间，结党必结怨。胤禎没有参加皇太子党，也没有参加皇八子党。他表现出既诚孝皇父，也友爱兄弟的态度，使他躲避开皇父与兄弟两方面的矢镞，而安然无恙。　　胤禎尽量避开皇储争夺的矛盾，极力表现自己不仅诚孝皇父、友爱兄弟，而且勤勉敬业。凡是皇父交办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去办好。自结婚后30年的实际磨练，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认识与深切体验，为后雍正手书对联来登上皇位准备了条件。　　胤禎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就此曾经批评过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禎央求皇父说：“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请您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不要记载了吧。”康熙帝同意，因此发出上谕：“此语不必记载！”胤禎继位后，就以“戒急用忍”为座右铭，用以警示自己。　　对于为什么康熙最后选中的不是皇十四子，人们认为，如果康熙真想传位给他的话，是不会在自己年老生病时，把他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的。　　如果说康熙五十七年让允禵到西北指挥对准噶尔的战斗，是为了让他建功立业，但康熙六十年将立战功的允禵召回北京述职后，第二年康熙又在自己体弱多病时让他重回前线，这显然表明皇位不是要传给允禵的。　　雍正继位后，允禵被召回北京，雍正将他软禁，但这只是雍正认为允禵对皇权有威胁采取的措施，不能以此说雍正就是篡位。　　而康熙选中胤禎，还因为他喜欢胤禎第四子弘历，这话也有些来历。康熙第一次见到弘历时，12岁的弘历天资聪颖、品貌端正，引起康熙的好感。康熙当即就令弘历搬到皇宫中，并亲自指导他读书。康熙到围场打猎或批阅奏章，都要弘历在一旁侍奉。　　佐证这一说法的还有清东陵乾隆陵前的《裕陵神功圣德碑》，它记述了乾隆一生的丰功伟绩，也明确表述了康熙默定乾隆为继其皇位的第三代皇帝。这是最早明确表述康熙默定乾隆继未来帝位的官方说法，这也间接说明雍正是正常继位的。　　至于雍正没有遵循“子随父葬”的习俗，作为篡位旁证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顺治父亲的昭陵是在沈阳，顺治死后并没葬在沈阳；雍正墓在清西陵，其子乾隆的墓却在清东陵。而且，如果雍正因篡位死后无颜见康熙，那他也不敢进太庙才对，因为太庙供奉着清朝历代皇帝，按当时迷信的说法，在那里雍正不是还能见到康熙和他的祖先吗？　　勤政务实　　历史上的雍正是一位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他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　　雍正的父亲康熙，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边陲，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康熙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这时期他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种种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已经直接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的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这一“憎”一“恶”，鲜明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种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阿谀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皇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主管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河道的总督朱藻曾接到雍正这样一则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雍正告诫百官，虚假奏报将会失去皇上日后的信任。　　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分。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老毛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就是这样，一眼就能看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拍马屁，对拍马屁的人总是很不客气。　　雍正对笼统含糊的奏章也不放过。雍正十年（1732）四月，直隶总督刘于义奏报说，所属地方三月份雨水充足。雍正览后批评他“所奏甚属含糊”，“不明不实”，指示他日后将各州县雨水情况细加分别上报，不可一笔糊涂账。同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旻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冬雪颇足，春雨亦调；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雨水一直充足，麦收为何减产，二者必有一处不实，着明白回奏。　　雍正厌恶虚套形式，对地方官员进呈“瑞谷”，他多次下谕禁止。雍正十年（1732）秋，广东新宁县产有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海关监督毛克明专折呈报，雍正批评他：朕屡有谕旨，凡是嘉禾瑞谷，既不必进呈，也不用奏报，你为何专务此等虚而不实之事？　　清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无不存在着欺上瞒下的虚假劣习。为杜绝官场上的欺瞒互骗，雍正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下手。雍正三年（1725）秋，湖北沔阳遭受水灾，巡抚法敏将分设篷厂煮粥施赈之情奏报，雍正告诫他：“此等事只要勤实办理，万不可听信属员下役之欺隐。”清代刑罚，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多比照旧案，由于案例灵活多变，办案人员便可随意比附，稽查档案的书吏接受请托、收受贿赂后，往往是断章取义，或删去前后文词，只摘中间数语，或避重就轻，随手高下。针对这种弊端，雍正谕令刑部衙门，一切“稿案”由司员“亲自主稿”，以免被书吏造假欺骗。　　当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这些人身居高位，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余年，对朝臣这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连钟都撞不响的苟且偷生恶习看得十分清楚，他刚刚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加整饬此风，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官员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图塞责”。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议事件务要各抒己见，不得观望附和。　　雍正认为，官场上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习气最为可恶，指出这种劣习实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训导文武大员做官要有骨气，要果敢刚直。雍正四年（1726）六月的一天，雍正将在京的文武大员召到勤政殿，训谕说：现查朝臣所议定事件，大多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议事理中各怀私心”，其身为王子者，以现有众臣，我等不必先说；那些刚提升的大臣，又以现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门弄斧而闭口不言；而资历深厚的老臣，深知枪打出头鸟，自己不拿意见，最后还落得个“从公议论”尊重别人的美名。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宣布，即日起将议事的亲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除了对皇上的话不敢说半个不字外，还想方设法地讨好皇上，但这种人在雍正那里却往往讨个没趣儿。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到一道谕旨，内容是令他实心任事，为政勤慎。吴关杰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圣旨的举动详细奏报，说如此“时凛天颜于咫只，勿忘圣训于须臾，触目惊心，甚为有益。”极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欢心。吴关杰甚至还请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举目皆是。雍正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1724）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话。”雍正三年（1725）八月，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训斥他：“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雍正毫不客气地郑告群臣，歌功颂德的套话空文“实听厌矣”。　　借用好年景来称赞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样。雍正十年（1732）四月，署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地方雨雪情形，说仰赖皇上洪福，今春风调雨顺。雍正用朱笔在“洪福”二字旁画了一道线，批道：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那些想通过美言赞词博取雍正欢心赏识的臣工，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等待他们的是一番毫不留情的责骂。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的空文。雍正五年（1727），安徽巡抚徐本在一件奏折上说，“臣深觉见识愚昧”，雍正在“愚昧”二字旁画了一道红线，批道：“此二字，朕深恶之，非由衷之言也。”有个叫刘应鼎的大臣，在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写折子谢恩，说自己性情愚昧，见识短浅。看到这过分恭谦并不实在的话，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违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在雍正看来，内外百官中，这种过分恭顺谦虚的言辞，没有一句是心里话，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雍正七年（1729）冬，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叫“名实兼收”。那么，究竟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呢？对此，雍正做了入木三分的解释：“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这种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洁无私，实际却是善于钻营者。他们对自己应尽的有关吏治民生的职责并不上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实在是名利双收。相反，那些“朴实无华，敦尚实治”的官员，却备受压抑和排挤，由于他们实实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开，到头来钱财没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谓“名实”皆无。面对这种吏治败坏的状况，雍正严加整顿，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名实观，这就是：以百姓称颂为名，以奉公尽职为实。雍正要一改官场上的腐败观念，树立一种新风。　　看到雍正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说：“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雍正朝有个敢讲真话的御史叫李元直，雍正对他很赏识。一次，李元直递上一道奏折，他说：现今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有一个敢说不可以；皇上若认为不可以，则没有一个敢说可以。李元直进而直言，这种陋习在中央六部随处可见。讲这样的话，固然要有胆量，而听的人就更需要胸怀。雍正认为李元直“真实任事”，说中了要害，把他召入内廷面谈，还一起吃荔枝，鼓励他以后仍要“尽言毋惧”。　　实心任事，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朕望天下总督、巡抚大员，“屏弃虚文，敦尚实政”。雍正二年（1724），福建巡抚黄国材在一件奏折内表示要“实力奉行”，雍正在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三年（1725），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上，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雍正帝自己是一位勤奋理政的皇帝。他在位13年，13年如一日，亲理政务。他白天无一刻清闲。上朝研究政事，聆听大臣面奏，商讨各种建议，处理突发事件。晚间则要批阅批不完的奏章。他不像他的父亲康熙帝，也不像他的儿子乾隆帝，他没有南巡北狩，巡视祖国大地，视察大江南北。他13年都是在北京城的办公桌上度过的，他的生活是很单调乏味的。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他58岁就死了，可以说是累死的。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还没有过。　　雍正还为文武百官树立起“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镜本是一个官位不高的内阁侍读学士，他引起雍正重视，是在雍正元年（1723）祭告华山回京复命时，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闹灾荒财政亏欠的情形一一如实奏报，雍正认为，该员“直言无隐”，“若非忠国爱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调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官职累迁。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1729），朝中大臣商议，要在全国各州县的大乡村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宣讲《圣谕广训》，雍正批示“依议”，令各地推行。接到这一谕令，已任职河南山东两省总督的田文镜据实陈奏不同意见，说农事繁忙，按月宣讲，实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乡村遍设讲约所，每年费用不下数十万，实属浪费。他建议在春仲、秋末、冬初农闲时酌情召民宣讲。在这件事上，田文镜不因《圣谕广训》是康熙大帝的圣训集锦，而把不能如期宣讲、难以持之以恒的实情隐瞒下；不因这件事经过朝臣商议已经得到皇帝谕准，而迎合顺从。可贵的是，田文镜以国是为重，坦抒已见，对皇帝已经批准的事敢于说“不”。而雍正欣赏田文镜，也恰是这一点。在田文镜的这一奏折上，雍正挥笔批道：“此奏可嘉处不胜批谕。”欣然采纳了田文镜的建议。　　主管云贵广西三省军政要务的总督鄂尔泰，也是以“不计一身利害，大公忘我，致身于国”而得到雍正重用的。雍正八年（1730）正月，湖南巡抚赵弘恩与路经长沙的鄂尔泰面谈了四天，事后向雍正报告说，要效法鄂尔奏的居官为人。雍正训导说，要想学习鄂尔泰，当知道他的根本，鄂尔泰超过平常人的长处没有别的，只不过是“忠公二字”，“以种种名利是非心居官为人，而欲效法鄂尔泰万万不能”。雍正告诫臣工，鄂尔泰之所以深受朝廷器重，是因为他忠公务实，这是根本，要学就学他这一点。　　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著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联名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从这些被赏识的重臣身上，可以看到雍正着力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　　雍正帝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皇帝。他在政治、经济方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作法。　　一是在经济方面，施行摊丁入地，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和土地税。人头税叫丁银，即按家庭人口数量交税，五口人就要交五口人的税。土地税叫田赋，即按家庭拥有土地的数量征税。每个农家都要交这两种税。但由于连年战乱，无地或地少的贫苦农民交不起人头税。没有办法，他们只有隐瞒人口或逃亡在外，以躲避人头税，即丁银。这就造成了大量流民，使社会不稳，并影响国家税收。　　这是一个拖延多年的老大难问题。顺治帝、康熙帝都没有彻底解决。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多少定纳税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就是“摊丁入地”，它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对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来说，是一个福音。他们不用再去逃亡躲税了。他们可以老老实实地种地，国家自然增加了税收。同时，减少了流民，使社会安定了。这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二是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的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禄。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是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　　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范围，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四是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雍正帝还有一个重大发明，就是秘密建储制。清朝皇位的继承，开始没有实行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康熙帝研究了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觉得可以接受。他便采纳了中国历代皇帝的嫡长子继承制。皇帝生前，公开地将嫡长子立为皇太子，是为储君。皇帝死后，他就自然继承皇位了。这种继承制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缺点是如果嫡长子条件不具备，或皇帝对嫡长子不满意，一旦更换皇太子，就极易造成诸多皇太子之间的明争暗斗。康熙帝二立二废皇太子，就是明证。这给康熙帝终生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也使政局动荡不稳。　　雍正帝45岁即位，他亲眼目睹了康熙帝为此焦头烂额的情景。心中有数的他，在即位之初就着手解决这个难题。即位的当年，他便下令群臣讨论如何立储的问题。其实，他是把写好的谕旨让大臣们讨论，大臣们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当即确定下来。　　所谓“秘密建储”，就是秘密建储一事完全公开，储君为何人则绝对保密。皇帝把自己选定的皇太子写在纸上，装在匣中，置于乾清宫顺治帝御书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待皇帝病危之时，再予开启。由于不知皇太子是何人，皇子们也只有在修养自己、努力工作上，下功夫了。　　这个制度的实行，起到了巩固皇权、平稳政局的作用。以后几代的乾隆帝、嘉庆帝、道光帝的继位，也是采用了这个成熟的模式，使清代皇权得以一代一代地顺利交接，政局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秘密建储制度在清朝的实行，是雍正帝的史无前例的首创。　　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铁腕重典　　但雍正帝又是一个生性多疑、猜忌心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　　吕留良是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博学鸿词，他坚决拒绝。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了头当和尚，官员们拿他没办法。吕留良当了和尚之后，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书里面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了，没有流传开去，吕留良死了，更没被人注意。　　有个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　　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　　他们懂得，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因为讨伐边境叛乱的时候立了战功，受到雍正帝重用。他想，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　　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接见张熙，拆看来信，见是劝说他反清的，大吃一惊，问张熙说：“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岳钟琪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飞）的后代，现在的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呢。”　　岳钟琪听了，马上翻了脸，吆喝一声，把张熙打进牢监，并且要当地官吏审问张熙，追查他是什么人指使的。张熙受尽种种酷刑，就是不招，说：“你们要杀要剐都可以，要问指使人，没有！”岳钟琪心想，这个张熙是个硬汉，光使硬的治不了他，就另想一个软的办法。第二天，他把张熙从牢里放出来，秘密接见了他。岳钟琪假惺惺说：昨天的审问，不过是试探，他听了张熙的话，十分感动，决心起兵反清，希望张熙帮他出主意。　　张熙开始不相信，禁不住岳钟琪装得郑重其事，还真的赌神罚咒，才相信了他。两人商谈了几天，渐渐热络起来。张熙无话不谈，把他老师曾静怎样交代的话都抖了出来。　　岳钟琪哄得了张熙提供的情况，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情节，一五一十报告了雍正帝。　　雍正帝接到报告，又气又急，立刻下命令把曾静、张熙解送到北京，严刑审问。这时候，张熙才知道上了岳钟琪的大当，要不招也不中用了。雍正帝再一查，知道曾静还跟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来往。　　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像这样的案子还是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另外有不少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挑剔说这“清风”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送掉了。　　这些可以说是雍正的败绩、劣迹，但实际上雍正在位期间，严惩贪官，整肃官风，使吏治为之一新，“数百年之颓风”为之一变，他临终时国库存银扩充为7000万两，建立了较为廉洁奉公的政治体制，为以后的乾隆盛世，奠定了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可是，几百年来，雍正身后得到的却是骂名滚滚来，这是为什么？　　原因就在他的行为做事的方式上。雍正一生，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赋税的改革和废除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等。有史料记载，康熙末年，名为盛世，其实内忧外患，外强中干。国库空虚，仅有存银50万两，经济上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宫廷斗争尖锐复杂，皇子们为争夺皇位，结党营私，明争暗斗，几乎到了置他于死地而后快，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贪官污吏横行乡里，大肆侵吞库银，水患外患，民不聊生，这就是雍正继位时的状况，泱泱大清王朝实则是个烂摊子。雍正正是处在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紧要关头登基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将最终决定清王朝的命运。　　生性刚毅，办事一向雷厉风行，且有几分阴冷、狠毒的雍正，他一旦大权在手，便义无反顾。他一保江山社稷，二为天下劳苦苍生。为充实国库，增强国力，他抄了王府和大臣的家；为重整吏制，清除腐败，他大开杀戒，一个个朝廷重臣成了阶下囚、刀下鬼，就是皇子皇孙也在所难免；为推行新政，实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他得罪了天下几乎所有绅士和读书人，政敌遍布朝野上下，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孤家寡人。这些人怕他、恨他、骂他，甚至捕风捉影，编造谎言诽谤他，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这些人恰恰正是宫廷内、官场上的达官贵人。当他们的权力受到制约，私利受到威胁，贪赃枉法被揭露遭到打击时，便疯狂反扑，笔锋直指雍正皇帝。在封建专制家长式的社会里，这些人在一定范围内个个都是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影响之大，可想而知，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有人相信，因为只有这些人真正了解宫廷的内幕。因此，他们的言行就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而百姓都蒙在鼓里，只有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说雍正是暴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清王朝被推翻之后，为了彻底清除清政府的影响，民国时期大量的武侠、演义小说纷纷面世，把雍正贬成一个谋反、逼母、杀兄、屠弟、诛忠、狂妄、奢靡、十恶不赦的皇帝，广泛流传，以讹传讹。这就是雍正身后骂名滚滚来的原因所在。　　比如，在雍正传说中有一个著名的血滴子故事，认为血滴子外面用革为囊，里面却藏着好几把小刀，遇着仇人，把革囊罩他头上，用机一拨，头便断入囊中，再用化骨药水一弹，立成血水，因此叫血滴子。这乃是雍正皇帝从几位绿林豪客处得来的利器。　　这班绿林豪客的首领，便是四川总督年羹尧。羹尧系富家之子，幼时脾气乖张，专喜耍枪弄棍。他的父亲年遐龄，请了好几个教书先生教他读书，都被羹尧逐走。后来得了一个名师，能文能武，把羹尧压服，方才学得一身本领。这名师临别赠言，只有“就才敛范”四字。羹尧起初，倒也谨佩师训，嗣后与皇四子胤祯结交，受他重托，招罗几个好汉，结拜异姓兄弟，帮助这位皇四子。皇四子就保荐年羹尧，说他才可大用。　　康熙帝召见，果然是一个虎头燕颔、威风凛凛的人物，遂连次超擢，从百总、千总起，直升至四川总督。后来雍正外恃年羹尧，内仗隆科多，所以才得到冠冕堂皇的帝位。他恐人心不服，有人害他，遂用了这班豪客，飞檐走壁，刺探人家隐情。　　关于血滴子，有这样一个故事，足以说明人们对其的恐怖和畏惧。　　有一年春节，雍正皇帝升殿，受朝礼毕，连下谕旨十一道，训饬督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大致是叫他们守法奉公，整躬率物，倘有不法情事，定当严惩的意思。次日复视朝，百官俱至。雍正帝问百官道：“昨日春节卿等在家，做何消遣？”众官员次第回答，或说饮酒，或说围棋，或说是闲着无事。只有一个侍郎，脸色微赧，听众人俱已答毕，不能再推，只得老老实实地说道：“微臣知罪，昨晚与妻妾们玩了一回牌。”雍正帝笑道：“玩牌原干例禁，昨日乃是春节，你又只与家中人消遣，不得为罪。朕念你秉性诚实，毫无欺言，特赏你一物，你拿回去，与妻妾们并看罢。”说毕，掷下小纸包一个，侍郎拾在手中，谢恩而退。回到家中，遵着上谕，拆开纸包，大家一瞧，个个吓得伸舌。连忙将昨天玩过的纸牌，仔细一检，恰恰少一张，正是昨天所丢失的一张纸牌儿。　　有一位妾道：“昨日的纸牌是我收藏的，当时也来不及细检，不知如何被皇帝拿去一张，难道当今的圣上，是长手佛转世么？”侍郎道：“不要多嘴，以后大家留意便是。”这位侍妾偏要细问，侍郎走出门外，四周瞧了一番，方才关上门，对妻妾道：“我今日还算大幸，圣上问我昨天的事，我晓得这个圣上，不比那大行皇帝，连忙老实说了，圣上方恕我的罪，赐我这张纸牌。若少许欺骗，不是杀头，便是革职哩！”众妻妾又都伸舌道：“有这么厉害？”侍郎道：“当今皇上做皇子时，曾结交无数好汉，替他当差办事，这班人藏有一种杀人的利器，名叫血滴子。”说到此处，忽听檐上一声微响，侍郎大惊失色，连忙把头抱住。众妻妾不知何故，有几个胆小的，忙躲入桌下。歇了半晌，一物从帐中穿入。侍郎越加胆怯，勉强一看，乃是一只斑狸猫。侍郎至此，不觉失笑。随令众妻妾各归内室。众妻妾经此一吓，再也敢再问这血滴子。　　蹊跷之死　　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8月18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20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22日，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雍正不得好死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　　民间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当时有一位刚烈女子叫吕四娘，她的爷爷和父亲都因为文字狱而被雍正斩杀了。为了报这杀父之仇，吕四娘练了一身好武艺，成为远近闻名的侠女。她寻找机会潜入圆明园，挥剑砍去了雍正的头颅。因此，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来替代雍正的脑袋。　　这个故事的另一版本是说：雍正用阴谋手段篡改遗诏，夺得了皇位后，为了保住帝王宝座，他不但杀害了曾与之不和的众多兄弟，就连为其篡位最出力的主谋人，即他自己的舅舅也不放过。雍正感到这样做仍不能消除后患，便想出了一个狠毒的计谋，他把那些对自己有过功劳，或认为对己不利的文武官员及政客、谋士们，都请到圆明园，亲自设宴赐酒，扬言要给赴宴官员加封奖赏，鼓励大家尽情饮宴。但雍正在酒中施放了烈性毒药，全部赴宴人员被毒害而亡。　　在这些冤死鬼里就有吕留良，他的独生女儿吕四娘听到父亲被害后，决心为父报仇雪恨。但她当时仅十几岁，无法为父报仇，于是带着年老的母亲，从江南来到北方，拜一个少林寺和尚为师，学艺练武，苦练过硬本领。不几年功夫，吕四娘练就一身高强武艺，刀法剑法神奇，可飞檐走壁，不留踪影地出没于殿宇及人群之中。　　之后，吕四娘辞别师傅和母亲，来到圆明园附近的一间破庙住下，她四下探听雍正在园中的日常活动及行走路线。有一天晚上她藏于阁楼之中，正当雍正从宫中出来之时，她飞身而下，一刀砍下雍正的脑袋，然后提首级腾空而去。　　吕四娘的母亲日夜盼望着女儿的报仇讯息，老人家正在屋内愁思苦想之时，忽然一个人影在眼前晃动，定神一看是女儿回来了。四娘手提一个血淋淋的布包，兴奋地对妈说：“我的杀父之仇报了！我把仇人的头颅带了回来！”老太太打开布包，见是一颗戴着皇冠的人头，确认正是雍正的首级。然后将此头颅置放于吕留良的牌位前，进行祭奠，母女俩跪拜在地，告慰吕留良的在天之灵。吕四娘砍了雍正帝的脑袋，皇家无奈只得为其尸体安装上一个金头下葬，所以民间有此宫廷秘闻流传。　　还有一种说法更让人吃惊。据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这竺香玉后来被雍正强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便想方设法找了一个差事混入宫中，最终与竺香玉合谋，用毒药将雍正害死。　　另有野史传闻，说是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　　这里，关于雍正死因的三种说法，都很有传奇色彩。正因是传奇，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起来，总是津津乐道，引人入胜。不过，这些只能算是民间传说，而不是历史事实。可以肯定地讲，这几种说法都不可信。　　雍正的死因是什么？有的历史学家曾提出，雍正是突然中风死去的。虽然推论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并没有拿出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那么，雍正究竟是怎么死的？随着清宫档案的挖掘和研究，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为，雍正吃丹药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极大。　　自古以来，凡是幻想长生不老的帝王，大都迷恋神丹大药。从秦始皇派人入海访仙求药，到汉武帝命炼丹家李少君、栾大炼化“益寿”“不死”的黄金器具；从三国的曹操遍招甘始、左慈等天下方士习炼“养性法”，到东晋哀帝“饵长生药”丧命；从隋文帝指派嵩高道士潘诞“合炼金丹”，到唐太宗李世民服食古印度方士的长生药“暴疾不救”；再从宋太祖赵匡胤召见高道苏澄隐询问“养生秘术”，到明宪宗以丹纵欲“气伤龙脉”而暴亡……一朝又一代的封建帝王对道家的丹术走火如魔，喜怒笑骂尽在其中。而清朝的雍正，可算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宠信道士迷恋丹药的皇帝了。　　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这首诗中，又是铅砂，又是炉火，烟雾缭绕，功兼内外，就好像一幅活灵活现的炼丹写真图。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　　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雍正的一生，更是与金丹仙药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　　在雍正大搞道教活动的同时，还在圆明园内开始秘密升火炼丹。清宫《活计档》是专门记载皇宫日用物品的内务府账本，里面披露了雍正炼丹的一些情况。最早的记载是在雍正八年（1730年），其主要内容是：12月15日，海望、刘胜芳和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一同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矿银十两、黑炭50公斤、好煤100公斤。22日，海望和李进忠又一同传令：圆明园秀清村正在炼银，要用白炭500公斤、渣煤500公斤。　　这里提到的秀清村依山傍水，是一个进行秘事活动的好地方。根据档案记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往秀清村送的木柴、煤炭就有两千多公斤。档案中的“矿银”、“化银”等，是炼丹所用必需品。由此可知，从雍正八年末，就在秀清村开始炼丹了。　　当时在圆明园内为雍正炼丹的道士有好几个，其中最主要的是张太虚和王定乾。他们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真的炼出一炉又一炉所谓的金丹大药。　　雍正吃了道士炼制的丹药，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他不但自己吃丹药，还拿出一部分赏赐给亲信官员，如云贵总督鄂尔泰、河东总督田文镜等。在田文镜的一份奏折上，雍正用朱砂笔写道：“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雍正劝自己的宠臣对御赐丹药，可以放开胆子吃，丝毫不用怀疑，因为他对这种丹药“知之最确”。这表明，雍正很注意研究丹药的药性，并且对他所服用的丹药已是确信不疑了。　　但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　　随着雍正档案发掘和研究，雍正服丹致死说法越来越引起一些史学家的关注和认同。因为从清宫档案看，雍正确实长期服食丹药。那么，丹药的有毒成分在他体内长期积累，最终发作，导致了他的暴亡，这是极有可能的，不少专家都通过著作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推断。　　学者们还普遍注意到，雍正的儿子乾隆对炼丹道士的处理露出了许多破绽。就在雍正死后的第二天，刚刚即位的乾隆便下令驱逐炼丹道士张太虚、王定乾。如果不是他们惹下弥天大祸，在这种非常时刻乾隆哪至于大发肝火，还专门为两个小小的道士发一道上谕呢？乾隆在谕旨中还特别强调，雍正喜好“炉火修炼”是有的，但只是作为游戏，并没有吃用丹药。如果真的没有吃丹药又何必辩解呢？　　就在驱逐道士的同一天，乾隆还告诫宫内太监、宫女不许乱传“闲话”，免得让皇太后“心烦”。雍正刚死，究竟能有什么“闲话”？皇太后为什么听了“心烦”？所有这些，不能不让人推测雍正就是死于服用有毒的丹药，死于炼丹道士之手。 　·24· 　 　　最后一位盛世明君乾隆皇帝 　　　1735年，雍正帝死于圆明园。根据他生前定下的规矩，内侍从皇宫中的最高处——“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取下一个匣子，里面放着写有皇位继承人姓名的密旨。在众目睽睽之下，密旨被拆开，被指定为雍正继承人的是他的第四子——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清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乾隆帝。　　他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内政和外交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乾隆也是一位长寿皇帝，活了89岁，在位60年。　　弘历小时候十分聪明，六岁就能自己读书了。他的爷爷康熙皇帝特别喜爱他。有一天，康熙帝在牡丹台散步，看见弘历正在玩耍，不觉心头一动，把弘历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自言自语地说：“这孩子浓眉大眼，脸方嘴圆，是一副福相。莫非将来继承皇位的就是他吗？”康熙帝想到这里，就命令随从太监传话，把弘历叫到皇宫。从此，康熙帝就派一些有名的老师，专门教导他。　　一次，康熙帝带着弘历去打猎。康熙帝先举枪射中了一头大熊，那头大熊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康熙帝就让弘历去把他射死。弘历骑马上前，快到射程之内的时候，那头倒在地上的大熊突然站立起来，“嗷嗷”大叫，弘历镇定自若地举起手中的弓箭准备射击。走在后面的康熙帝非常紧张，唯恐发生意外，就急忙上前击毙了那头大熊。打猎回来，康熙帝高兴地说：“这个孙儿遇事不慌，将来定有一番大的作为。”　　后来，康熙帝死了。弘历的父亲当了皇帝，就是雍正帝。雍正帝看弘历勤奋好学，又是康熙帝生前喜欢的孙子，就当着群臣的面，写了一份将来由弘历继承皇位的密诏，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大匾的后面。　　身世疑云　　乾隆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故事，而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的身世。直到今天，关于乾隆的身世和出生地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乾隆认为自己出生在雍和宫。雍和宫坐落在北京城东北，是著名的喇嘛庙。在康熙时代这里是雍亲王府，也就是雍正做皇子时的王爷府。可是，就在乾隆还在位的时候，有人已对他的出生地有不同议论。当时朝中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他随乾隆到避暑山庄时曾赋诗30首，其中一首就涉及到乾隆的出生地：“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诗后小注说：“狮子园是乾隆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常常在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那里小住几天。”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随驾，狮子园便是雍亲王一家在热河的住处。　　大概乾隆对自己出生地的流言有所耳闻，他在72岁那年正月到雍和宫拜佛后写诗作注说：我确实是在康熙辛卯年生在这雍和宫的。尽管乾隆再三强调自己生在雍和宫，但还是有人不信，甚至他的儿子嘉庆也大唱反调。嘉庆登基那年八月，乾隆以太上皇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写诗庆贺，在诗后注解说，康熙在辛卯那年题写了“避暑山庄”的匾额，乾隆也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其中缘由实在不可思议。但十几年后，嘉庆又放弃了乾隆生于山庄这一看法。　　嘉庆十二年，嘉庆皇帝命令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他审阅时发现，这两部文献典籍中，把乾隆的出生地都写成了雍和宫。他当即命令编修大臣认真核查。官员把乾隆当年的诗找出来送给嘉庆审阅，嘉庆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只好放弃狮子园说法。　　可是，乾隆出生地问题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嘉庆皇帝到塞外打猎，突然死去。在军机大臣以嘉庆名义撰写的遗诏中说，皇父乾隆当年就生在避暑山庄，今天我死在这里，也没什么遗憾了。　　新继位的道光皇帝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以每天六百里加急，将已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嘉庆遗诏从路上追回来。改写后的遗诏，把原来说乾隆生在避暑山庄，很牵强地说成乾隆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　　道光为把乾隆生在雍和宫的说法作为结论确定下来，不得不把嘉庆当年说乾隆生在山庄的诗作都改过来。由于嘉庆的诗早已公开流行天下，这样大张旗鼓地修改，结果是越抹越黑，使天下的官员百姓对乾隆的出生地问题愈加议论纷纷。　　后来，不仅乾隆的出生地闹不清楚，甚至连他母亲是谁，人们也产生了怀疑。其中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是，热河行宫里一个丑宫女在草棚里生下了乾隆。传说，雍正在做皇子时和山庄内一位很丑的姓李的汉族宫女有过一段露水姻缘，事后雍正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年夏秋之际，康熙父子又来到山庄，听说那位宫女就要临产了，康熙怕这丑女生产坏了皇家的名声，急忙派人把她带到草棚，生下了乾隆。这一说法如果是真的，那么乾隆就不是纯正的满族人了。　　尽管乾隆生在草棚的这一传说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但那毕竟是野史。乾隆的生母究竟是谁，只要看一看清朝皇家的家谱《玉牒》和乾隆时期的《实录》以及《圣训》怎么记载的，就一清二楚了。它们一致记载乾隆的亲生母亲是钮祜禄氏，也就是雍正的皇后。　　围着这个出生问题，好像有人硬是和乾隆较上了劲，那个山庄丑女的故事还在传着，又冒出来另一个说法：乾隆不是雍正的亲生儿子，而是浙江海宁陈阁老家的儿子。这一说法在金庸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更是得到大事渲染。其实，小说中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一定来历的。　　相传，海宁有位盐商叫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雍正帝胤禎为雍亲王时，与陈阁老家很好，两家来往频繁。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更为离奇的是，有一年恰巧两家在同月同日同时辰生子，只不过胤家为女孩，陈家为男孩。胤禎听说后，密令家人将陈阁老请来，并强调一定要带着小孩。然后借口福晋要看孩子，将小孩带入内室，将自己的女孩换给了陈家。陈家发现孩子被换，大惊失色。但迫于对方权势，不敢追究，也不敢声张。没想到，男孩天资聪明，深得康熙、雍正二帝的喜爱。不久康熙去世，传皇位于胤禎。胤禎即位后，陈氏一门数人也都官至显要。以后乾隆帝即位，对陈氏更是礼遇有加。乾隆六次南巡江浙，其中四次都到过海宁陈家，最后一次临走时步至中门，对陈氏说：“以后若非皇帝亲临，这门不要轻易打开。”从此这座门就再也没被打开过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提出另外一些证据，海宁陈氏的宅堂中有两方皇帝亲笔书写的匾额，一方题为“爱日堂”，一方题为“春晖堂”。“爱日”一词，是从汉赋大家扬雄《孝至》一文“孝子爱日”中来的，后世把儿子奉侍父母之日叫爱日。“春晖”一词是从唐代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中来的。后人常以春晖来比喻母爱。这两方匾额的题词内容都有儿子尊敬和孝顺父母的意思。后来，与海宁陈氏的儿子相交换的那个女孩便在海宁陈家成长，到了婚嫁年龄便嫁与江苏常熟蒋氏，蒋氏专门为她筑了一座小楼，后世称之为“公主楼”。　　《清代外史》书中还说：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自己是否像汉人。历史上的乾隆的确经常穿汉服，现在故宫还保存着不少乾隆穿汉服的画像。也许这就是引起传说的原因之一。这些史料更让人坚信乾隆是汉人之子。　　但也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认为雍正帝有皇子十个，公主六个。乾隆是雍正的第四子，不是长子，推及情理根本没必要把别姓的孩子换来当自己孩子以继承王位。也就是说，雍正并不担心无人继承他的王位。而且，当时的皇位之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雍正怎么敢与他人交换孩子，而给政敌留下话柄。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因此，乾隆身世之谜是子虚乌有。　　而从清代皇帝与海宁陈氏的关系来看，也纯是君臣友谊。陈氏是清初的名门望族，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陈家历代都仕途通达，官居高职，煊赫一时。那位陈阁老，乾隆六年曾担任内阁大学士，但时间不长，就因起草谕旨出错而被革职。当时乾隆还骂他：“少才无能，实不称职”。　　至于乾隆为什么六下江南，有四次到海宁并住在陈家私人花园，据考证，乾隆南巡到海宁，主要是视察耗资巨大的钱塘江海塘工程。　　雍正初年，为了满足钱塘江下游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大举修建浙江海塘。但雍正帝忙于政务，而且海潮冲刷堤岸的危害还未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未能亲自前往。乾隆即位后，对这项工程非常重视，数次南巡，有四次来到海宁勘察，那么既然到了海宁，总得有个合适的住所。浙江海宁是一个偏僻的小县，陈氏由于做过康、雍、乾三朝宰辅，其家花园是海宁名胜，亭台楼榭，花木扶疏，当时找不到比陈家花园更好的地方让皇帝住了。这个园子本来叫“隅园”，乾隆帝把它改名为“安澜园”。“安澜”即水波不兴之意，由此也可以看出，乾隆帝临视海宁，是为了巡视海塘工程，而不是为了探视父母。　　再说陈家花园离陈家住宅实际还有几里路远，乾隆在陈家花园住过四次，但对陈家子孙却一次也没有召见过，更谈不上“探望亲生父母”了。　　至于那两块匾额，据考证，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四月，康熙在便殿召见群臣，说：“你们家中各有堂名，不妨当场写给我。我写出来赐给你们。”陈元龙奏称，父亲年逾八十，故拟“爱日堂”三字。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六月，因陈元龙胞弟陈维坤的妻子黄氏寡居四十一年，便御书“节孝”两字赐之，又赐以“春晖堂”匾额。这就是说，两方匾额的题词，是康熙帝根据臣下的请示书写的，与孝敬父母的意思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因而，说乾隆是汉人之子只是无稽之谈。　　《清宫词》中有一首词说：“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词中暗指乾隆与海宁陈氏关系，然而，这其中关系究竟怎样，乾隆身世究竟如何只能成为未解之谜了。　　励精图治　　乾隆依“密封建储”制，顺利地继承了帝位，避免了皇位争夺和朋党纠纷，但也正因为此，他在即位前并未能建立起足够的威望，在他的周围也未能聚集一批可以信赖的臣佐。他在清王朝已臻富盛时即位，原只能做个守成的君主，但他并不甘心于守成，而渴望有所作为，以树立自己的声威，巩固皇室的统治。　　乾隆即位时，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与大臣鄂尔泰、张廷玉受命辅政，组成最高的统治核心。乾隆帝亲政后的十多年间，对这个权力核心逐步整顿，使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　　允禄、允礼是雍正帝的兄弟，也是宗室中最有威望的亲王。1736年3月，乾隆帝因祭天时，允礼托病不到，削去亲王双俸和护卫。1738年，允礼病死，允禄受命总理事务并任理藩院尚书。乾隆帝察知他与弘皙、弘昌等来往，指为“私相交结，往来诡密”，于1739年10月交宗人府审处。弘皙革去亲王，弘昌革去贝勒。允禄从宽免革亲王，仍管内务府事，只革退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等职及亲王双俸。12月，弘皙又被告发听信巫术，向妖人询问国事，指为“大逆不道”，永远禁锢。允禄也被罚俸五年，“以示惩儆”。辅政两亲王先后失去权势，宗室子孙再也不敢“私相结纳”了。　　乾隆帝亲政后，复设军机处，鄂尔泰与张廷玉分任满、汉军机大臣，总理朝廷大政，并将雍正帝生前的谕旨入于遗诏，说：“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朕万年之后，二臣着配享太庙。”朝臣配享太庙，前此如费英东、额亦都等，都是满洲元勋。汉人文臣配享，是历来所不曾有。清朝一代，也只有张廷玉一人。　　鄂尔泰、张廷玉主持军机处后，权势尤盛。乾隆帝为防范满、汉朝臣结党，屡次申谕饬戒。1740年4月，在一个谕旨中说：“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令节，永受国恩。”“二臣当更仰体朕心，益加敬谨，以成我君臣际遇之美。”《啸亭杂录》说：“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宪皇帝（雍正帝）朋党论戒之。”乾隆帝亲自处理朝政，大权独揽，又一再告诫，防止朋党的形成。　　鄂尔泰是著名武将，又主持文坛，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主考会试，门下满、汉臣僚甚众。受命辅政，位至尊显。子鄂容安也在1736年授任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后转侍读，擢升詹事府詹事。鄂氏一门在朝中权势甚盛。左都御史仲永檀乾隆元年进士，是鄂尔泰主考的门生。乾隆七年十二月被揭发与鄂容安结党营私，将密奏留中事泄露。乾隆帝说他“依附师门，将密奏密参之事无不预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不睦之人，情罪甚属重大”。审理此案的王大臣请将鄂尔泰革职拿问，乾隆帝特予宽容，“交部议处，以示薄罚”，仍留原任。鄂容安革职，仲永檀死于狱中。1745年正月，鄂尔泰因病请解任，四月病死。　　鄂尔泰获罪后，张廷玉主持军机处，权势益重。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康熙时曾以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雍正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会典总裁，晋为大学士，草拟皇帝谕旨，深得雍正帝倚信。乾隆帝即位，受命辅政为总理事务大臣。元年，复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二年，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汉人文臣爵至侯伯，为前此所未有。张廷玉以进士出身，得三朝倚任，在朝连膺重任，并一再充会试考官，成为汉人文臣和文坛的领袖。　　早在1741年，左都御史刘统勋即上奏说：“外间舆论，动曰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1746年，乾隆帝因廷玉年老，命其次子张若澄入直南书房，以便扶掖入朝。1748年，张廷玉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不准。1749年冬，再次乞休。乾隆帝不悦，乃许致仕。次日，张廷玉未入朝，只命若澄入谢。乾隆帝大怒，命发旨诘责。张廷玉随即于次日晨入朝谢恩。乾隆帝又怀疑草拟诏旨的汪由敦泄露内情，将汪由敦革职，削去张廷玉伯爵，命以大学士衔休致留京。1750年，张廷玉疏请南还，乾隆帝更怒，严加斥责。张廷玉疏请治罪。1755年4月病死，仍命配享太庙。　　张廷玉在乾隆朝，执政十余年。作为汉人文臣的领袖和代表，权位至于极盛。乾隆帝倚用汉人文臣而又时加控制，并一再宣告“满汉均为朕之臣工”，不得相互歧视。乾隆帝即位后约二十年间，满汉大臣之间并未出现严重的朋党纷争。　　鄂尔泰死后次年，其侄鄂昌任广西巡抚，奏请将鄂尔泰列为广西名宦入祀，遭到乾隆帝的驳斥。1747年，乾隆帝令督抚大臣举贤自代。鄂昌举荐广西布政使李锡泰，说他“堪膺封疆之寄”。乾隆帝说，他曾召见过李锡泰。李锡泰痛贬前任广西巡抚托庸的坏处，极力称赞鄂昌居官的好处。现在鄂昌又来举荐李锡泰，这怎能避免党同朋比之嫌？1755年初，乾隆帝还在诏谕中说起，张廷玉当年乞休时，曾奏称史贻直曾说他不宜配享太庙，请求保证。史贻直是在单独奏对时说过这样话的。张廷玉怎么会知道？这能说没有揣摩朋党之风么！又说，南巡时准令兵部尚书梁诗正解职归乡，奉养老父，就有人怀疑，说是因汪由敦排挤而去。倘使汪由敦能在朕前排挤梁诗正，何以不能救护张廷玉？这不是很明白么！又下谕说：“徇情曲庇，即是党援门户之渐。昔皇考洞悉此等陋习，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诸案，实足以挽颓风而励名教”。“倘以日久渐弛，复萌故智，将来如有似查嗣庭、吕留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执国宪以警奸顽者。诸臣其苦均之。”乾隆帝此谕，向诸臣发出警告，表明他也将惩治查嗣庭案一类的事件。果然，这年二月，便有胡中藻、鄂昌狱兴起。　　江西新建人胡中藻，1736年考取进士，鄂尔泰为会试正考官，因而自称鄂尔泰门人。得到鄂尔泰的赏识，被视为“昌黎（韩愈）再世”。鄂尔泰死后，胡中藻出为陕西学政、广西学政。后解任归江西。　　胡中藻平居吟诗，与鄂昌相唱和。汇集所作诗稿题为《坚磨生诗钞》，礼部侍郎张泰开曾为作序刊刻。乾隆帝因而怀疑鄂昌与胡中藻等结党怨望。1755年2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卫哲治查出胡中藻曾出试题及唱和诗三十六首与在陕西时诗文一本奏呈。3月2日，乾隆帝又密谕协办陕甘总督刘统勋，乘鄂昌去安西之际，亲往兰州鄂昌抚署，“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查，并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一并搜查封固，差妥人驰驿送来”，并严示“不可预露风声”。13日，乾隆帝召谕大学士九卿等朝臣，痛斥胡中藻“诋讪怨望”，“非人类中所应有”，指斥胡中藻集内诗句“又降一世夏秋冬”，是隐喻清朝传三世以后至乾隆时“又降一世”。“一把心肠论浊清”，是“加浊字于国号之上”。呈南巡诗有“三才生后生今日”，是詈骂乾隆帝在三才（天、地、人）之后。又所出经义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等等。　　乾隆帝还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乾隆帝认定：“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最后说：“朕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随即将鄂昌、胡中藻拿解来京审讯，并将张泰开革职。　　乾隆帝亲自铸成此案，旨在打击权势显赫的鄂尔泰家族，消除大臣间的朋党积习，用意是明显的。但以胡中藻狱为引线，任意指斥诗句为诽谤，则又继承了前朝以语言文字之过处置大臣的恶例。　　雍正帝在位时因力矫康熙末年的积弊，施政不免严猛。乾隆即位的次年即1736年（乾隆元年）就在诏谕中说：“大抵皇祖圣祖仁皇帝时，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皇考世宗宪皇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峻之弊。朕缵承统绪，继述谟烈，惟日孜孜，正欲明作有功，以几惇大成裕之治。”乾隆帝这段话表明：他力图矫正前朝施政或宽或严的弊端，以“宽严相济”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他依据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对前朝已经处置的重大案件，又重新做了处理。当年雍正帝严惩宗室兄弟，翦除政敌允禩、允禟一党，令其削籍离宗，赐名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禟相继死于狱中。宗室多人也被株连。乾隆帝即位后，于1735年九月，诏宗人府依圣祖康熙帝处置宗室例，将宗室、觉罗中有因罪革退名号，并其子孙除去玉牒，不准载入者逐一查明，分赐红带、紫带，附载玉牒。十月，谕将雍正帝拘禁的允禵宽宥。已死的允祉收入谱牒。又命廷臣重议允禩、允禟子孙事。十一月，又依照康熙处置莽古尔泰等例，将允禩、允禟的子孙，给与红带，收入玉牒，即重新承认他们的宗籍，仍为皇族。乾隆帝此举，旨在争取皇族宗室的支持，用意是明显的。　　雍正帝处置年羹尧案，涉及依附他的汉人文士汪景祺、查嗣庭，家属子孙均被流放。1736年3月，下诏赦免了汪景祺的子孙、兄弟族人。查嗣庭受牵连的后代子孙，也得以从宽发落。　　乾隆帝在宽赦前朝满汉罪臣家族亲属的同时，又严厉处置了曾静、张熙。曾静及弟子张熙，因雍正时传播吕留良反满思想，劝说岳钟琪反清案被拘。雍正帝赦其死罪，命往江浙各地宣讲，自陈悔悟。乾隆帝即位后，随即加重处置，说：“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1735年12月，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乾隆帝初即位，即处置曾、张，旨在镇压汉人的反抗，用意也是明显的。　　另一方面，他还加强了对汉人文士的选拔任用。经过康、雍两朝采用汉制统治广大汉人地区，汉人文臣已在统治集团中逐渐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帝即位后，在处置曾、张以镇压汉人反抗思想的同时，又以多种方式，选擢文士，开拓仕途，以争取汉人文士的臣服。　　康熙时曾于科举定例之外，特设博学鸿儒科，擢选文士。1735年8月乾隆刚即位，就于11月下诏说：“皇考乐育群材，特降谕旨，令直省及在朝大臣，各保举博学鸿词之士，以备制馆之选。乃直省奉诏已及二年，而所举人数寥寥。……朕因再为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务宜悉心延访，速行保荐，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　　次年二月，各省所举文士即有一百余人到京。九月，在保和殿御试一百七十六人，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及吏部侍郎邵基阅卷。考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乾隆帝亲自召见，授一等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为翰林院编修。二等中由科甲出身的陈兆仑、刘玉麟、夏之蓉、周长发、程恂授为翰林院检讨，未经中举的杨度汪、沈廷芳、齐召南授为翰林院庶吉士。1737年（乾隆二年）7月，张廷玉等又考取续到的博学鸿词之士一等万松龄、张汉为翰林院检讨，二等朱荃、洪世泽为翰林院庶吉士。博学鸿词科是皇帝特设的制科，考取者即可入官翰林院，一时被士林视为殊荣，贵于例行的科举。　　1737年5月，举行定例的科举，考取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人，赐进士及第三人，进士出身八十人，同进士出身三百四十一人。殿试进士，原由主考官阅卷。乾隆亲自阅定前十名，诏谕主考官说：“卿等所拟第四卷，策语字画俱佳，可置第一。所拟第一卷改置第二。所拟第七卷亦佳，可置第三。所拟第二卷改置第四。”乾隆帝亲自阅卷，决定名次，掌握了科举取士的权柄。同年，又亲自考试翰林、詹事等官，说：“非朕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阅卷后，依文字优劣，定为四等，分别予以升降，以至休致。乾隆帝由此加强了对文士的选擢和控制。康熙以来，国子监生和知县官缺，可输钱米捐纳，是一项弊政。乾隆帝即位后宣布停止捐纳，也有利于科举取士制的实行。　　1736年6月，乾隆帝命内阁学士方苞主持选颁四书文，将明朝及清初的科举应试文章，选集数百篇颁布，以为举业指南。六年正月，又谕各省督抚学政，采访近世研究经学的著述，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十四年十一月，诏谕各省公举潜心经学之士，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以应精选。由此访得顾栋高等名儒四人，于十六年并授国子监司业。乾隆帝通过多种途径察访文士儒生，也从而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统治。　　盛世伟业　　乾隆帝期间是封建帝国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达到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与同时期世界各国比较，康乾盛世都是最高峰，堪称第一国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盛世。当时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都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清王朝建立起封建制的统治后，征收赋税是对广大农民的主要的剥削方式，也是向地主索取钱粮的主要手段。因而减免赋税便成为朝廷争取各阶级民众的最便当的方法。乾隆帝即位时，前朝建树的富盛的国力，为他准备了减免赋税的物质条件。父祖因减免赋税而博得赞誉的事实，又为他提供了借鉴。乾隆帝初即位下诏颁布合行事宜，恩赏各级官员，即令查明“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候旨豁免。”甘肃省因连年负担军需，雍正帝在世时已有旨，将本年地丁钱粮全行捐免。此后十年间，乾隆帝不断减免各地赋税。全省通免及一次减十州县以上者，屡见于清《高宗实录》及乾隆《会典》。　　1736年2月，在豁免甘肃应征钱粮的同时，又谕“陕西只征一半，以昭格外之恩。”又免贵州通省钱粮一年。二年，免顺天直隶额赋，免山东正项钱粮一百万两。三年，免江南松江府额赋。四年，免陕西榆林等十一州县逋（欠）赋。六年，免福建台湾逋赋，江苏苏州等府属逋赋。七年，免直隶、江苏、安徽、福建、甘肃、广东等省雍正十三年逋赋，并免江南、浙江未完雍正十三年漕项。十年六月，又命普免全国次年钱粮，下诏说：“朕临御天下……，躬行节俭，薄赋轻徭。……是以左藏尚有余积。数年以来，直省偶有水旱，朕加恩赈济，多在常格之外。如前年江南被水，抚绥安插，计费帑金千余万两。”“朕思海宇乂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将丙寅年（1746）直省应征钱粮，通行豁免。”廷议三年之内轮免一周。　　乾隆十年下诏普免钱粮，一时颂为盛事，也说明当时确是财力充裕，库藏有余。乾隆帝即位后的十多年间，正如他自己所说，各地遇有水旱雹灾地震等害，也都加赈济和减免额赋，并一再废止各地的多项杂税，史不绝书。乾隆帝以减少税收的办法，安定人心，防止动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乾隆帝即位日久，宫廷生活也日益侈靡，任情挥霍。典型的事例，是1751年冬为太后举行的60寿辰庆典。康熙帝曾为孝惠皇太后祝贺六十寿辰，贡献各色珍贵礼物，备极豪侈。但孝惠太后仍令停止筵宴，以为限止。乾隆帝效法乃祖，也为生母皇太后祝寿，但其豪华远远超过康熙时的庆典。　　北京城西有圆明园，原为雍正帝即位前藩邸赐园。圆明园之南，有畅春园。康熙时，以明人别墅改建。乾隆时，孝圣太后常居此园。11月25日为皇太后生日。19日，皇太后自畅春园去万寿山游幸。次日，自畅春园启銮，入城，入居皇城的寿康宫受贺。　　皇太后的庆寿活动虽在京师举行，但成为全国各省都要鼎力筹办的大事。早在本年春初，即由在京王大臣奏准，于万寿山至京一路，“分段预备，公祝圣寿。”乾隆帝诏谕各省督抚，先期遣人进京，按分派地段，预备经坛、戏台之类，“以展臣子祝嘏之诚，而玉辂经过，亦可仰承圣母欢心。”各省督抚自然竞相贡献，争奇斗艳。　　城外自万寿山至西直门，城内自西直门至皇宫西华门，沿路十余里遍设万寿彩棚、戏台、灯彩楼阁之类。城内道路两旁房屋均被遮挡不见。广东省搭设的“翡翠亭”，宽约两、三丈，亭瓦全用孔雀尾翎毛，不下万眼。湖北省搭建“黄鹤楼”，重檐三层，用玻璃作墙壁，高七、八尺。浙江省献“出湖镜”，在广榭中用大圆镜嵌入藻井，小镜数万堆砌四旁，构成镜壁。人入其中，即可照影千百。各省搭设的祝寿棚，互竞豪侈，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设一戏台。南北戏曲及四方乐舞，在台上演出祝寿。　　不仅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各自搭设华侈的坛台，博取“圣母欢心”。在京及各省非现任职官的在籍人员，也有一百八十五员设立经坛庆祝，因而获得晋级和赏给职衔的“恩施”。11月初，西直门一路祝寿彩棚就已铺设，并特派步兵昼夜看守。大约自初十起，即开始乐舞庆祝。许居民观赏，以示“普天同庆”。史学家赵翼当时正在京师，说他曾到长街游览两次，“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　　不仅各省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都来京祝寿，地方绅民也相继来京，因人数过多而被制止。但直隶和湖广的老民老妇，因起程较早而陆续到京，受到恩赏。皇太后启銮回宫之日，在京文武官员、大臣命妇、八旗男妇、京师士女及各省来京官民，都端服盛妆，跪伏在道路两旁，为太后祝嘏。22日，乾隆帝为皇太后加上徽号，举行庆典。25日，举行祝寿大典，乾隆帝亲制《慈圣万寿九如颂》九章，书在屏风上进献。随后颁诏天下，说：“盛典特隆，洪恩用溥”，王妃、公主、满汉大臣命妇、外藩王妃以下，俱加恩赐。在京满汉文武大小官员，俱晋一级。内外官员，俱加封赠。太监，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丁，均给赏银。　　乾隆帝喜欢热闹，爱讲排场。他75岁的时候，为了庆贺生日，在皇宫里举行了一次“千叟宴”，把全国上至王公大臣，下到普通百姓的老年男人，都请了来，有四五千人。这些老翁都在六七十岁以上，最老的“寿星”已经一百四十一岁。乾隆帝见了这好几千个白胡子老头儿，十分欢喜，当场作诗，对对儿，摆下盛大宴席招待大家。真有“太平盛世”的样子。　　乾隆帝特别喜欢游山玩水。他曾经六次到江南，每次都要花掉大量银子。从前康熙帝也好几次到江南，可都是为了了解地方情况或治理河道，而且也比较俭朴。乾隆帝和他爷爷的作风就大不一样了。　　那时候，交通不便利。乾隆帝下江南的时候，都是坐船去。他的龙船顺着大运河由北往南，运河两岸的地方官都要迎来送往，象过节日一样。岸上都搭了戏台和彩棚，由艺人们唱戏弹曲，河边上还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彩船。　　再看皇帝的龙船，更是豪华无比。龙船后面有大大小小的随行船，足有一千多只。龙船一开过来，河中和岸上都鼓乐喧天，弹唱歌舞，好不热闹！乾隆帝坐在船上，看着两岸的景象，非常得意。　　龙船在运河中行走，要靠人在岸上拉纤。每个人的脊背上被纤绳勒出一道道血印，再加上烈日的暴晒、汗水的浸泡，疼痛难忍。拉龙船的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男子。他们身背大绳，在岸上一步一步地艰难地走着，全身流着汗水。这么些船，这么长的路程，要动用多少人来拉纤啊！　　到了江南，他如何吃喝玩乐就更别提了。地方官要专为皇帝建造行宫、花园，用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老百姓可不满意啦！　　有一次，有一个官员从江南办事回京，见到乾隆帝。乾隆帝问他江南的情况。这个官员大着胆子说：“皇上上次南巡以后，江南百姓被搜刮钱财，生活很苦，都有怨言。”　　乾隆帝一听，火冒三丈，大声叫起来：“你好大胆！谁的生活苦？哪个有怨言？你说出来！”然而，乾隆帝的这一行为遭到人民的厌恶，是他本人改变不了的。后来，“乾隆下江南”这句话的含义，差不多成了大肆挥霍浪费，搅乱百姓的代名词。　　文治武功　　乾隆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擅长书画，兼长诗文，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语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藏、维等多种语言文字。　　乾隆喜爱书法，造诣精深。他长期痴于书法，至老不倦。自内廷到御苑，从塞北到江南，园林胜景，名山古迹，所到之处，挥毫题字，墨迹之多，罕与伦比。乾隆还撰写了大量诗文，仅编成文集的就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共1350余篇，还有《清高宗圣训》300卷。乾隆尤喜爱作诗。他的御制诗集，登基前有《乐善堂全集》，禅位后有《御制诗余集》，凡750首。在位期间的《御制诗集》共有5集，434卷。有人统计，他的诗达42613首。而《全唐诗》所收整个唐代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才48000多首。乾隆帝是个业余诗人，以一人之力，其诗作数量竟与流传下来的全唐诗相仿佛，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令人敬佩（当然，其中有一些是他人代笔）。可以说，乾隆诗作之多，有史以来，首屈一指。他自己也曾自豪地说：“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诗。”又说：“每天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　　不仅如此，他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一天，秋高气爽，乾隆帝来到北京西苑的畅春园。他走到西苑的西门，忽然有了射箭的兴致。随从立刻把弓箭拿来。乾隆帝一连射了二十支，中了十九支，引起周围人一阵喝彩，他自己也很得意。　　在乾隆帝六十年的皇帝生涯中，打了不少次仗。每次打仗，他都起得早，睡得晚，关心着前线的战况。就是在深夜，他也要派太监在门外等着军报，有时候自己干脆不睡觉，注视着正在进行的战争。仗打胜了，他才满意地去休息。　　到了晚年，他想起自己一生中打的仗，一个劲儿地夸自己有“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并作《御制十全记》，令写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什么是“十全武功”呢？就是打了十次大胜仗。它们是：“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　　在这十次大仗中，情况不同，性质各异：有镇压民变，有平息叛乱，有扬兵耀武，有小题大做，有得不偿失，有多管闲事，有维护正义，有反击侵略。如新疆用兵三次，廓尔喀用兵两次，这五次用兵对新疆、西藏的巩固和国家统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他做的好事但也有的是镇压农民起义和向外扩张，穷兵黩武，如大小金川之役，不像乾隆自己所宣扬的那样都是他的功劳，恰恰相反，应当说是劣迹、污点才对。　　在乾隆帝即位的最初二十年间，主要是稳定政局，巩固他的统治，并未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初年曾出兵镇压贵州苗族的反抗，1746年（乾隆十一年）又开始了对四川西部大小金川的征剿。　　雍正在位期间，张广泗等攻占了贵州古州苗人地区，鄂尔泰在古州设镇，为总兵驻地。又在苗岭山脉及清水江、都江流域的清江、丹江等城设立协营驻兵。后改清江为镇，与古州分辖。鄂尔泰因而晋封伯爵，入为武英殿大学士。　　1732年，清军在台拱驻兵，引起苗民反抗。次年，清军攻占台拱。1735年春，各地苗人因反抗征粮起义，接连攻陷数城。六月，雍正帝诏发云南、四川、湖北、广东等六省兵会剿，特授云南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领兵作战。七月，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总领其事。张照至苗疆，认为强行“改土归流”并非良策，与哈元生不和。清兵数月无功，苗人起义更加迅速发展。鄂尔泰也因此被免去大学士职。　　乾隆帝即位后，先是在十月间逮捕了张照，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诸军。张广泗到任后，弹劾哈元生招抚无功，不仅解除其官职，还准备押送京城论斩。乾隆帝免去其一死，让他赴西路军效力。张广泗又弹劾董芳剿抚不力，然后张广泗调集贵州清兵，集中在镇远府。分三路进攻苗寨。1736年（乾隆元年）春，又增加兵力，分八路进军。四、五月间，对起义苗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六月间战事结束，共毁苗寨一千二百二十四所，斩杀一万七千余人，俘掳二万五千余。乾隆帝不惜发动大军大肆屠杀，为苗民带来惨重的灾祸，但迫于苗民的坚决反抗，战事过后，仍不得不宣诏免除苗疆的钱粮，永不征收。苗人之间的诉讼，也仍依苗人习俗处理，不拘清朝的律例。　　苗疆战事结束不久，四川又出事了。打箭炉西北，有瞻对土司，居住在雅龙江畔的岸山中，称为上瞻对、下瞻对。各有首领（土目），居民是土著藏族。有人凭借天险劫夺沿途货物，甚至敢于抢夺清台站的清军财物。官府搜捕这些罪犯时，土司竟然隐匿不交。1745年（乾隆十年），川陕总督庆复与四川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联合上奏，请求发兵进剿。庆复、李质粹分兵数路围剿上瞻对，上瞻对土目四朗马上投降。于是清兵就合力进攻下瞻对诸寨，下瞻对首领班滚开始时顽强抵抗，被打败后不得已请求投降，但庆复没有答应。乾隆授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1746年春，庆复以明正土司汪结为向导，继续进军。四月，庆复、李质粹领兵进攻丫鲁地方，烧毁碉楼四十余座。碉楼内所居的男妇老幼，俱被一把火烧死。李质粹上报说班滚已经自焚而死。六月，庆复将这一消息上报给朝廷，乾隆帝觉得这件时十分可疑，反复指示对班滚这样的首犯，决不能让其漏网。下令庆复继续在当地四处查访，“留心踪迹，毋留遗孽。”清军暂且收兵。　　随后，又爆发了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战。四川西部金沙江的上游，有两条大河，因山中出产黄金，俗称为大小金川。藏族部落居住在这两条河的附近地区。大金川首领嘉勒塔尔巴于1666年被清廷授予嘉勒巴演化禅师职衔，统领部众。他的后世孙子莎罗奔曾随岳钟琪部进军西藏，有功于清廷。1723年被授予金川安抚使的封号。莎罗奔依靠清廷的支持，雄据一方，声势渐盛。又将自己的女儿阿扣嫁给小金川首领泽旺，希望借此控制小金川。1745年，莎罗奔曾捉拿了泽旺，后来被川陕总督庆复制止了。　　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四川巡抚纪山上奏朝廷说，莎罗奔侵占了邻近的革布什咱土司的地方，彼此展开一场仇杀，并诱夺了泽旺的印信。乾隆帝认为这是土司之间的“小小攻杀”，应当任其自行消解，不必派军讨伐。随后，庆复又上奏说莎罗奔“近攻革布什咱之正地寨，又攻明正土司所属之鲁察景谷，番民望风畏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敌不住，退保吕利。”乾隆帝得报大怒，说“看此情形，则贼首恃其巢穴险阻，侵蚀诸番，张大其势，并敌扰我汛地，猖獗太甚。”三月，调任镇压苗民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会同庆复相机进剿。　　张广泗领兵三万进攻金川。六月，小金川土司泽旺及弟良尔吉来降。张广泗即驻兵于泽旺的美诺寨，命良尔吉从征。庆复被召回京。张广泗分兵两路攻打大金川。莎罗奔凭借天险，阻断山路，并修筑了石垒，使清军无法前进。十月，纪山及张广泗先后奏报莎罗奔请求投降。乾隆帝不同意，认为这次大军云集，就应当彻底剿灭，不能草草了结。命张广泗等一定要把莎罗奔擒获住。　　在此期间，张广泗察知下瞻对首领班滚并没有死，而是躲藏了起来，庆复上奏说班滚自焚一事不实。乾隆帝命他继续查访核实，并将庆复免官，与李质粹一同下刑部审讯，最后以贻误军机论斩。1748年正月，张广泗又奏请增兵一万进攻，但到了三月，战事仍无进展。四月，乾隆帝命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讷亲为经略大臣，到四川督师，并起用以前被削职的岳钟琪到军中听用，起用董芳为四川重庆总兵，跟随出征。　　大金川以勒乌围与噶尔两寨为主要据点。莎罗奔自己驻军勒乌围，其侄郎卡据守噶尔。六月间，讷亲到了那里，立功心切，限令三日攻打下噶尔。于是清军发起猛攻，结果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战死，不得不无功而退。张广泗一贯瞧不起讷亲，进攻发起后，不与讷亲部队配合，造成清军各部的之间的互相推诿。讷、张不和，军心瓦解。讷亲上疏弹劾张广泗“糜饷老师”。岳钟琪至军，升为四川提督。雍正时，岳钟琪曾经遭到过张广泗的弹劾，因而被罢了官。这时，他也密奏张广泗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泄露军机。九月，乾隆帝将张广泗革职，交刑部治罪。十二月逮捕入京处死。讷亲也被召回京，以贻误军机革职治罪。次年正月，被处死。　　乾隆帝先后多次发动对瞻对和大小金川的征剿，战事经年，为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祸，清廷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战争的发动，并非由于藏族居民反抗清廷，而只是因为边地出现了某些纠纷。这些纠纷本来并不是不可以妥善处理的。乾隆帝轻率出动大兵，又一再拒不接受当地土司首领的投降，务期“尽灭，”以维护所谓的军威国体，实际上也就是树立乾隆帝的声威。乾隆帝的横暴的镇压，遭到边地居民的顽强抵抗。清廷先后处死大学士、总督等满汉重臣三人，将官多员战死，伤亡兵士数千。战争耗费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两，以致不得不动用各地的后备，使“财用枯窘”。清廷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然不得不收兵纳降，继续承认当地土司的统治。军事上的表面的胜利，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失败。不必要的连年战争冲击了乾隆初年保持的承平局面，也为此后的黩武邀功开了端绪。　　乾隆称得上是武功的最主要是用兵西陲，巩固新疆和西藏。在北疆，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上解决了北疆的问题。　　南疆，主要指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地域，清代称“回部”。准噶尔部强大时，回部受准噶尔贵族的欺凌与侵逼。但是，清军平定北疆后，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长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车、叶尔羌（莎车）等几座南疆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获胜，重新统一南疆。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驻叶尔羌）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制订《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做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　　乾隆平准定回诸役，统一了准、回各部，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铲除了准噶尔东犯喀尔喀、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　　其次是完善治理了西藏。乾隆两次派兵打败廓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钦定西藏章程》。规定：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监下，灵童转世设立金奔巴瓶制，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继承人，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铸造，正面铸“乾隆宝藏”四个字；等等。《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在雍和宫的“金奔巴瓶”已成历史文物，在大昭寺内的“金奔巴瓶”制沿袭至今。　　北京内城南面东为“崇文门”，标榜皇帝“崇文”。明清28位皇帝，真正称得上“崇文”的，只有两位，就是康熙和乾隆。康熙是一位学习型皇帝，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跟他祖父一样，除了武功之外，还十分重视文治。　　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很多，如编修《满文大藏经》、整理《无圈点老档》、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文本、汉文本）等。　　乾隆命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后用朱文刻印（也称“龙藏”），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无圈点老档》（又称《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是保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编。形成于清政府入关之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了，因为是以老满文书写的，不仅文字难以辨识，而且纸张年久糟旧，字迹漫漶不清。　　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谟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抄录七份。而《御制五体清文鉴》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　　当然，他最大的文化功绩是主持纂修了《四库全书》。他之所以举行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实际上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乾隆当政后，一面继续开博学鸿词科，招收文人学者，编写各种书籍；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但是，乾隆帝懂得，光靠文字狱来实行文化统治是不彻底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书籍，贮藏在民间。如果里面有不利他们统治的内容，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来编辑一部规模空前巨大的丛书。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可以借这个机会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可说是一举两得。　　1773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派了一些皇室亲王和大学士担任总裁，那些皇亲国戚大多是挂个名、起监督作用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昀等人。这套丛书名称就叫《四库全书》。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包括历来儒家的经典著作（像《诗经》、《论语》、《孟子》等）和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像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部，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集等。按照四大类集中贮藏起来就叫做“四库”。　　要编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先得把书籍收集起来。乾隆帝下令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上缴，并且定出了奖励办法，同时鼓励私人进献图书，进献越多，奖励越大。这道命令一下，各地图书果然源源不绝送到北京，只两年，就有二万多种，再加上宫廷内部原来的大量图书，数量就很可观了。　　书收集起来了，乾隆帝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员对图书认真检查。凡是有“违碍”（对清统治者不利）字句的，一概销毁。一查下来，发现在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上代，不那么尊重，譬如他们的上代就接受过明朝的官职和封号，这在乾隆帝看来是很不体面的；于是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至于像吕留良、黄道周等抗清文人的著作，就更不用说了。后来再一查，在宋朝人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反对辽、金、元朝的内容，这种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反对清王朝，也该销毁，或者销毁一部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现这类字句，就随时删改涂抹，这样，书虽然被保存下来，但是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了。为了这件事，乾隆帝可说是绞尽脑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也有三千种之多。　　但是不管乾隆帝的动机怎样，这部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到底编出来了，而且保存下来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对大批图书进行编辑、校勘、抄写，足足花了十年工夫，到1782年正式完成，共收图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当时把全书抄了七部，分别贮藏在皇宫、圆明园、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奉天、（今沈阳）杭州、镇江、扬州（其中三部后来在战争中被烧毁了）。　　这对后代人研究我国古代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毕竟是一项重大的珍贵的贡献。至于查禁销毁一批书，当然对我国文化造成了损失，但是这种查禁也不可能彻底。当时就有不少爱护文物的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把许多有价值的书藏了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就有不少被禁的书陆续出现了。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有生之年做出了“禅位”的决定。1778年9月21日，乾隆宣谕：至六十年内禅。他说：“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意思是说，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61年，自己不敢相比。如果能在位60年，就当传位给太子。　　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日，85岁的乾隆皇帝，御圆明园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第二年为新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御太和殿，举行内禅大礼，授玺。颙琰即皇帝位，尊弘历为太上皇，训政。由礼部鸿胪寺官诣天安门城楼上，恭宣嘉庆钦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金凤颁诏，宣示天下。　　所谓“金凤颁诏”，是说皇帝从太和殿颁发的诏书，抬上黄舆，鼓乐高奏，礼仪隆重，由礼部官员，送上天安门。天安门城楼上有一只“金凤”，口衔诏书，从城楼上徐徐降下；城楼下的礼部官员跪接诏书，分送各地，公布天下。　　乾隆内禅皇位后，又训政三年零三天。后人多讥评乾隆名为退位，实禅而不退。其实不然，纵观中国自秦始皇以下两千年的皇朝历史，由内禅归政者，前君罕见，后君亦无。宋仁宗储位既定，郁闷不乐；宋英宗立太子后，泫然泪下。　　乾隆在位既长，享年又高。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享年80岁以上的皇帝只有四人。除乾隆而外的三位皇帝是：一是梁武帝萧衍，享年85岁，在位48年。但他局处一隅，三次舍身入寺，长于文学，精通音律；侯景之乱后，饥病而惨死。二是宋高宗赵构，享年80岁，在位36年，建都临安（今杭州），半壁山河。三是元世祖忽必烈，享年81岁，在位35年。　　这三位皇帝，或国偏一隅，或半壁江山，或在位不长，或国亡而死，都不能与乾隆皇帝相比拟。难怪乾隆帝自称“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罕与伦比。　　风流佳话　　乾隆不仅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明君型皇帝，还是一个风流才子型皇帝，他的风流韵事更是为人津津乐道。在这些风流韵事中，最著名的就是他与香妃之间的故事，以及他与和珅之间的恩恩怨怨。　　关于香妃的传说，主要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香妃喜剧说：香妃天生丽质，身有异香，美貌绝伦。她家世居南疆叶尔羌（今莎车），兄长因不满霍集占虐政，举家搬到伊犁。其兄在反对霍集占之乱中，心向清朝，立下功劳。他们受召到了京师，后来长住在北京。香妃入宫，受到皇太后的喜爱和乾隆帝的宠幸，生活过得很幸福。香妃死后，乾隆闻讯，悲痛不已，恩准将香妃尸骨运回新疆喀什入葬。现在当地维吾尔族流传的是第一个版本的传说。　　第二个版本是香妃悲剧说：香妃是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时，被掳进皇宫的。乾隆因其貌美，且体有异香，而册封为香妃，并对她大加恩宠。但香妃矢志守节，随身怀刃，准备杀帝报仇。皇太后闻讯，召妃入宫，赐死，后葬到清东陵。而这一个版本流传得更广一些。　　故事说：大约1745年，香妃生于新疆喀什的一个贫苦人家，出生后浑身散发着一股麝香味，因此起名为“伊帕尔汗”（维吾尔语，“香王（后）”之意）。因香味而出名的伊帕尔汗才十来岁，就被阿帕克和卓的嫡系后裔“皇帝”霍集占小和卓纳为妃子。　　1759年7月，在清军与大小和卓的最后一场战斗中，大小和卓遭到了彻底的失败（7月28日，大小和卓被处死）。时年14岁且浑身香气扑鼻的伊帕尔汗就在这场战争中被俘。由于她是一位绝色佳人，身上又散发出一种天然的奇香，所以人称香妃。　　1760年元月前后香妃被押至京城。乾隆皇帝非常喜欢她，便将她收为妃子，纳入自己宫中，还特地招来回教徒服侍她的吃穿。又在宫中西苑造了回族的住房、礼拜堂，以博取她的欢心。但香妃却毫不动心，坚决不从，只对从新疆带去的沙枣花情有独钟，并经常落泪不止要求回新疆。　　1765年，乾隆为香妃的欢心，解除她的思乡之念，下令把新疆沙枣树移植到宫廷。于是新疆乌什县的240人负责将事先栽种在木桶里的沙枣苗运往北京，后来因为不给报酬而酿成了新疆历史上有名的乌什人民起义。乾隆下令严厉镇压，其规模甚至比平定当年大小和卓的叛乱还要大，造成无数清军与乌什人民的死亡。　　随后，乾隆带着她等南下苏杭游玩。到杭州后，企图强占她，因此香妃“袖出白刃”刺杀乾隆，未成。这事被皇后乌喇那拉氏知道后，要求立即杀死香妃，乾隆舍不得。为此，皇后乌喇那拉氏大闹了一场，并气愤地剪去了自己的头发，有意触犯了满族的大忌。因此，乾隆命皇后乌喇那拉氏立即回京。不多久，乾隆带着香妃也回到了京城。回京后不久，香妃就悬梁自尽，时年20。第二年，乌喇那拉氏也死了。　　香妃临终遗言：请把我的尸体和我已故家族的尸骨运回新疆，我们要长眠在家族的陵墓里。乾隆皇帝派124人将香妃的遗体以及其已故家族的尸骨送回新疆，其中包括额色尹、帕尔萨和图尔都的尸骨。图尔都的满族妻子苏黛香陪伴灵柩在路上整整走了３年。　　1770年，苏黛香一行到达喀什，香妃被安葬在阿帕克和卓（香妃丈夫的曾祖父）陵墓内。由于香妃的品德是阿帕克和卓望尘莫及的，再加上她的名气，因此当地有些人开始将阿帕克和卓陵墓也称为伊帕尔汗墓。　　关于香妃之死也有的说是这样的：一天，宫女奉乾隆之命来劝说，香妃猛地取出一把匕首，吓得宫女四散躲避。太后怕乾隆遭到不测，趁乾隆去郊祭时，把香妃召来，令其自杀。乾隆知道后还生了一场病，事后下令将香妃遗体用软轿抬回新疆喀什入葬，建香妃墓。　　1979年，河北省遵化县的清东陵裕妃园寝内的一座墓自然坍塌，在露出的木板上有“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的阿拉伯文字。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通过对尸骨和文献等的研究，认为墓主就是《清史稿·后妃传》中乾隆的维吾尔族妃子“容妃”，也就是传说中的香妃。　　但对这一观点，许多人表示不同意，认为容妃在清宫生活了28年，没有一个人称她为“香妃”；在《清史稿·后妃传》中有关她的许多记载也从未将她与“香”字联系起来，她不可能是香妃。　　容妃，原名买木热·艾孜木，1734年生于新疆莎车，是大户阿里和卓的千金，而香妃则是穷苦人家的孩子。阿里和卓早逝后，她由哥哥图尔都扶养成人。　　1759年，清政府为表彰额色尹、帕尔萨、玛木特和图尔都等人在平定“大小和卓之乱”　　时的功绩，让他们和另外三家在平叛中立功的维吾尔族上层人士陆续到北京朝觐乾隆皇帝。　　在庆功宴会上，乾隆皇帝召见了在平叛中立功的额色尹家族。接见时，额色尹家族行参拜大礼：“谢圣上待西域臣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乾隆在御座上欠身答道：“有功即登殿，休论东西南北。”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这时，买木热·艾孜木缓步向前，立于殿中，答道：“无色也进宫，不分汉满蒙回。”　　乾隆惊问道：“下边答话者何人？”“小女和卓氏在谢万岁之恩。”说着伏地叩头，不慎把放在袖内的一枝沙枣花失落在地，素爱吟诗联句的乾隆皇帝，脱口吟道：“小女子袖内携花，暗藏春色。”买木热·艾孜木见金碧辉煌的皇宫里香烟缭绕，便即景答道：“万岁爷金殿秉烛，明察秋毫。”乾隆听后，深感这一西域女子竟如此才思敏捷，谈吐非凡，十分欢喜，当即封为“贵人”。这一年，买木热·艾孜木已经26岁了。　　1763年，买木热·艾孜木由贵人升为嫔。1768年，买木热·艾孜木被晋封为“容妃”。1771年春，容妃随皇太后、乾隆东巡，游览泰山、祭拜孔庙，路上受赏回回饽饽等食品。1778年，容妃随乾隆到盛京，在塞外中秋之夜，受赏“奶子月饼”。到达木兰围场，乾隆猎获野猪和狍子，赏众妃野猪肉，而赏容妃狍子肉。乾隆为容妃安排了回族厨师，为她做回俗清真饭菜如羊肉馄饨等。　　乾隆帝还为容妃修建宝月楼。宝月楼就是今中南海新华门门楼。清朝在乾隆以前，没有回族妃嫔的先例。容妃以回部女子至清朝，乾隆不把她安置在后宫，特营建西苑宝月楼，作为金屋藏娇之所。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乾隆御制诗中，有关宝月楼的诗很多。1760年夏，诗云：“轻舟遮莫岸边维，衣染荷香坐片时；叶屿花台云锦错，广寒乍拟是瑶池。”此以嫦娥比拟容妃。1763年新年又作诗云：“冬冰俯北沼，春阁出南城。宝月昔时记，韶年今日迎。屏文新茀禄，镜影大光明。鳞次居回部，安西系远情。”乾隆自注：“楼近倚皇城南墙。墙外西长安街，内属回人衡宇相望，人称‘回子营’。新建礼拜寺，正与楼对。”　　当时，八旗以外的所有百姓都住外城。唯独回子营近在咫尺，依靠九重。这是乾隆爱屋及乌的体现。　　1788年5月，容妃病故于北京，作为皇族成员，容妃被安葬于清东陵裕妃园寝内，享年54岁。买木热·艾孜木在宫中生活了28年，她把维吾尔族的木卡姆音乐和赛乃姆舞蹈带入宫廷，在宫廷大为提倡和传播。这对西域和中原音乐舞蹈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对我国近代歌舞的形成，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就是乾隆与香妃之间的带有香艳色彩的故事传说，令人不可思议的，在乾隆与和珅之间的故事竟也涂有一层香艳色彩。　　清朝的明君屈指可数，乾隆帝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贤君身边，竟时刻跟随着一个奸臣，这个奸臣就是和珅。然而为什么这样的奸臣会受到乾隆的无比宠幸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和珅善于揣摩乾隆的心思。有名的“乾隆下江南”就是和珅鼓动而成的。一次，主仆二人说起江南秀丽风光，繁华都市，乾隆帝道：“朕也想重游江南。但顾虑南北迢遥，劳命伤财，朕所以未决。”和珅马上答道：“圣祖皇帝六次南巡，非但未招致民怨，反而被颂为圣君。古来圣君，莫如尧舜，《尚书·舜典上》也说‘五载一巡狩’，可见自古巡览就是盛典。但凡圣君，道本相似，何况国库殷实，金银充足，区区巡游不会耗费多少库银。”和珅这一席话，正好逢迎了乾隆仿效先祖、学尧舜的喜好，乾隆遂降旨预备南巡。和珅亲自为皇上监督龙舟等南巡的设施，华丽奢侈之极，库银由和珅流水般地挥霍掉了。和珅也因此更加得到皇上的宠信，被升为侍郎。　　这种观点认为，和珅论文论武，都没有什么才能，但因为他善玩心理战术，逢迎皇上，才受皇上的恩宠。1790年，有个叫尹壮图的官员向皇上呈奏，各省库金银亏空。和珅对其怀恨在心，就一面奏请皇上命尹壮图再去查实，一面暗中派了自己的亲信前往。结果尹壮图被降职，原因是所奏不实，和珅更得宠信。官库虽然空虚，但和珅却以各种名目进行搜刮，所以皇帝不愁没银子花，和珅也更加受宠。　　这是关于和珅受宠原因的一种说法，还有一种浪漫的说法。据记载，雍正帝的妃子马佳氏长得十分艳丽，在乾隆帝还是宝亲王的时候，曾钟情于马佳氏，而这马佳氏正是雍正皇帝宠爱的妃子。宝亲王时年17岁，情窦已开，常在没人的时候和马佳氏调笑。有一次乾隆因事进宫，正好从正在对镜梳发的马佳氏身后经过。乾隆出于逗乐，忽然从后面用两手捂住她的眼睛，马佳氏一惊，将梳子向后拍去，正好打在乾隆的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伤痕。　　第二日乾隆进宫去看望母亲（雍正帝皇后）时，被母亲发现了小伤痕，乾隆经不起皇后的再三盘问，便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皇后听后大怒，以为妃子调戏了太子，下令将马佳氏牵到月华门勒死。宝亲王听后，流着泪到月华门前，此时的马佳氏已奄奄一息，宝亲王便放声哭道：“是我害了你。”说着，便咬破自己的指头，滴一滴血在马佳氏的颈上，说：“我今生无力救你，来生以红痣相认，20年后再来同我相聚。”话刚说完，马佳氏便淌了两行眼泪一命归西。宝亲王又仔细端详了马佳氏的脸面，吩咐用上好的棺木盛殓，并买通宫女把马佳氏贴身的衬衣脱下来，日日同眠。他登基后，这件事渐渐淡忘了。　　乾隆朝中期时，有一次，乾隆准备出外巡视，就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下子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急得不知怎么才好。乾隆帝十分恼火，就问：“这是谁干的好事？”官员们听到皇帝责问，吓得张口结舌。只有一个青年校尉在旁边从容不迫地说：“管事的人不能推卸责任。”　　乾隆帝侧过脸一看，那个校尉眉目清秀，唇红齿白，态度镇静，特别是相貌有似当年被冤屈而死的妃子马佳氏。乾隆帝心里一高兴，就把追问黄盖的事也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校尉答道：“奴才叫和珅，满洲宫学生，在銮仪卫充当差役。”乾隆又问他的家庭情况，读过哪些书，和珅也无不对答如流。　　乾隆于是密召和珅进宫，令其跪在跟前，反复端详。看到和珅脖子上有一红痣，宛如当年他给马佳氏留下的印记。再观其音容笑貌，均酷似马佳氏，故以为和珅就是马佳氏转世，从此倍加怜爱，并马上提拔为宫中总管。　　和珅是个非常聪明伶俐的人，得此皇恩极为感激，对乾隆无微不至地小心侍奉，乾隆要什么，他件件都办得十分称心；乾隆爱听好话，和珅就尽说顺耳的。加之他善于舞文弄墨，能言善辩，日益得到乾隆的宠爱，而乾隆也认为只有在和珅身上多施恩德，才能对得起生死轮回而来的马佳氏替身。　　不久和珅就被提升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等。同时乾隆帝还将自己的最宠爱的第十个女儿和孝公主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结成了儿女亲家。和珅在乾隆的庇护下，别的大事他没心思管，却一味搜刮财富，甚至结党营私，贪污腐化，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最精致希罕的留给自己，挑剩下来再送到宫里去。好在乾隆帝不查问，别人也不敢告发，他的贪心就越来越大了。　　有一回，大臣叫孙士毅，从南方回到北京，准备朝见乾隆帝，正巧在宫门口遇到了和珅。和珅一见孙士毅手里拿着一只盒子，就问：“你手里是什么东西？”孙士毅说：“没什么，是一只鼻烟壶。”　　和珅走上前去，不客气地把盒子抓在手里。打开一看，那只鼻烟壶竟是用一颗大珠子雕刻出来的。和珅拿在手里，看了又看，嘴里连声啧啧称赞，涎皮赖脸地说：“好宝贝！就送给我，怎么样？”　　孙士毅慌忙说：“哎，不行。这件宝贝是准备献给皇上的，昨天已经奏明皇上了。”和珅脸色一沉，把烟壶往孙士毅手里一塞，冷笑着说：“我不过跟你开个玩笑，何必那样寒酸相！”　　孙士毅把那个烟壶献给了乾隆帝。过了几天，他又跟和珅碰在一起，只见和珅得意扬扬地说：“我昨天也弄到一件宝贝，您看看，能不能跟您上次进贡的那只比？”孙士毅走过去一看，原来就是他献给乾隆帝的那个烟壶。孙士毅嘴里随口应付了几句，心里想，这件宝贝怎么会落到和珅手里，一定是乾隆帝赏给他了。后来，他偷偷打听，才知道和珅是买通太监从宫里偷出来的。　　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力，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和珅。一些朝廷忠臣向乾隆帝多次提出弹劾和珅，但都无济于事。　　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刚死，嘉庆帝就立即对和珅这个前朝头号大权臣、头号大贪污犯抄了家，并以20条罪状处死。被抄家产达8亿多两白银，等于清王朝10年的财政税收，无不令朝野吃惊。故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流行。 　·25· 　 　　傀儡皇帝光绪 　　　光绪皇帝4岁登基，在位34年，享年38岁，年号光绪。他是清朝第一位非皇子而入继大统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倒数第二个皇帝。这既是他的幸，也是他的不幸。从他能以非皇子的身份登上皇帝宝座来说，的确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但他这个皇帝当得也实在太窝囊了，没有一件国家大事可以自己说了算，整个一牵线木偶，傀儡皇帝。不仅如此，就连自己的事也自己做不了主，处处受人摆布、牵制，乃至愚弄。在做了长达十年的囚徒后，终于不明不白地死去。他的一生是窝囊的一生，也是悲苦凄惨的一生。对于这位充满悲剧性色彩的皇帝来说，其38年的短暂人生旅途中，不仅事业不如意，亲政不过是骗局，而且爱情婚姻也不如意，大婚娶的不是意中人，更不可能享受到天伦之乐、家庭之福。不甘心做亡国之君，想要奋起变法，没想到一场宫廷政变竟将自己送入天牢。　　光绪皇帝的悲剧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从出生到4岁为醇亲王子时期；从4岁到18岁为少帝时期；从18岁到30岁为亲理朝政时期；从30岁到38岁为“囚帝时期”。　　幸中的大不幸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同治崩驾了。初六，慈禧、慈安两太后宣布：“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著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也就是说，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是继承咸丰皇帝为子，入承大统做嗣皇帝的，他不是继承同治的皇位而是咸丰的。于是光绪在哭哭啼啼的声中，被抬到皇宫养心殿，先到西暖阁，向两宫皇太后跪拜行了大礼。然后又到东暖阁，到同治的遗体的旁边，叩拜祭奠，然后“剪发成服”，继了皇位。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即位大礼，告祭天、地、庙、社。这时光绪皇帝才5岁，实际年龄只有3周岁半。　　当时同治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已有身孕。慈禧担心阿鲁特氏日后如生下个儿子，会威胁到她的地位，便下令断绝阿鲁特氏的饮食，她只得靠娘家送来的一些食物维持生命。阿鲁特氏暗暗写了一张纸条传到娘家，问她父亲该怎么办。她父亲写到“皇后圣明”四个字，意思是别人都没有办法救你，只有你自己决定了。阿鲁特氏绝望了，于1875年2月20日深夜三更吞金自杀。　　慈禧为什么选载湉来入承大统呢？实际上完全是出于她的私心，是她想继续垂帘听政、掌握朝政大权的私心在作祟。　　按乾隆定下来的辈分，皇族依次是“永、绵、奕、载”四辈，道光又接续了“溥、毓、恒、启”字个字。同治载淳属于“载”字辈。他死了以后，应当是“溥”字辈来继承。　　同治没有儿子，要过继也应当是找“溥”字辈的。而“溥”字辈这时候有谁呢？就是道光的长孙溥伦，但是溥伦这一年已17岁了。如果溥伦继承皇位的话，最晚18岁就要亲政，那样一来“太后垂帘”这一说就没了，所以，慈禧没有选“溥”字辈，而选了“载”字辈的。　　在“载”字辈中，道光皇帝有9个儿子，老大奕纬，老二奕继，老三奕纲，都死得早，老四奕詝，就是咸丰。咸丰就这一个儿子同治。老五奕誴被过继给了惇亲王。老六就是奕訢，奕訢有两个儿子。这个时候一个叫载徵，一个叫载漪。载徵这个时候没有儿子，载漪这个时候也没有儿子。往下就是老七，就是醇亲王奕譞，奕譞有四个福晋、七个儿子。　　奕譞跟慈禧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慈禧想要自己的妹妹也嫁给皇室，但慈禧在宫里面很少接触男人，经常接触的也就是奕訢、奕譞这几个小叔子。这个时候是咸丰十年，奕訢已经结婚了，所以不能再考虑了。老七奕譞19岁还没有结婚，而且奕譞这个人比较厚道，也比较实在，慈禧看上了，就撺掇这门婚事，把她妹妹嫁给了奕譞。奕譞的儿子中，老大早死了，老二就是载湉。同治死这一年，载湉4岁，再往下就太小了，所以选来选去就选了载湉。　　因此，载湉对慈禧来说，有两重关系：从皇家来说，是她亲侄子；从她娘家来说是她亲外甥。还有一点，就是同治死了之后，“辛酉政变”这一年奕譞20岁，是奕譞带人到密云半壁店抓的肃顺，奕譞是跟咸丰灵柩回京。走到密云半壁店的时候，肃顺睡熟了，奕譞突然闯进门里把肃顺抓起来。抓到北京之后，不久就把肃顺就杀了，所以在“辛酉政变”中，奕譞对慈禧来说，有重大贡献，为慈禧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慈禧就选定载湉来继承咸丰的帝统，做了清朝的第十一任皇帝。　　慈禧这样做，是对皇位继承的重大的改动：一是慈禧改变了皇位父死子继的祖制。努尔哈赤死了，由儿子皇太极继承。皇太极死了之后一度有过是弟弟继承还是儿子继承的争论，最后还是儿子顺治胜利了。顺治死了，儿子康熙继承。康熙死了，儿子雍正继承。雍正死了，儿子乾隆继承。乾隆死了，儿子嘉庆继承。嘉庆死了，儿子道光继承。道光死了，儿子咸丰继承。咸丰死了，儿子同治继承。但到光绪这儿改了，这是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一个重大改制。　　二是改变了皇位继承程序的祖制。清朝前几届皇位的继承有一个程序，清太祖太宗死了之后皇位由谁继承是由贵族会议集体讨论决定的，顺治之后，是顺治临死前由皇太后和顺治共同商量，用顺治的名义发布遗诏说是由康熙继位，没有用皇太后的名义。康熙之后，史书说上是康熙遗诏由雍正继位，雍正之后改为秘密立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都是秘密立储，由皇帝决定继承人。而同治死了之后，却是由太后决定谁来继承的，整个皇位继承的决定的程序改制了。所以，慈禧是一言定大统。　　三是慈禧还改变了幼帝由大臣辅政的祖制。第一个幼帝是顺治，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两位亲王辅政，叫“辅政王”，后来改名为“摄政王”；第二个幼帝是康熙，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咸丰死时，遗命八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御前大臣额驸景寿，以及四位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来辅佐同治。这八位顾命大臣，也叫赞襄政务大臣辅政。后来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夺取了实权，恭亲王奕訢依然做议政王辅政。　　到了光绪的时候，既没有亲王，也没有大臣辅政，权力完全抓到皇太后手里。这是慈禧对清朝幼帝王大臣辅政的一个重大的改制。慈禧宣布这个消息时，在场的大臣没有一个敢提出异议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事后虽有大臣反对，但已无济于事了，比如御史吴可读甚至实行“尸谏”。他事先吞服了生鸦片，然后去见慈禧。见了之后，连头也不磕，大声指责说：“你知道载湉并不是嫡派的继位人，所以选择他，只不过因为他是你妹妹的儿子，使你可以继续听政，掌握大权。臣下都反对你这样做。先皇（同治）的同胞兄弟溥伦亲王应该是皇位的继承人！今天我斗胆讲了这些话，你一定会用苦刑折磨我。可是我已经吞下了生鸦片，马上就要死了。我临死之前，一定要让你明白，你选择载湉继承先皇，实在为天下人所共恨！”说完，他就跑到同治墓前倒地死去。　　载湉继承皇位后，因为年龄太小，母亲又在醇亲王府不能见面，只好由他父亲醇亲王奕譞到宫里帮助照顾。醇亲王奕譞是一位知进退、明荣辱的人，也是深知慈禧的性格与为人的人。醇亲王奕譞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上《豫杜妄论》的密奏给两宫太后。醇亲王奕譞提出，将来如果有人以嘉靖之说奏进，就以此奏驳斥。　　为什么上这个密奏呢？因为这里头有个历史典故，明武宗正德皇帝死了之后没有儿子，让他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就是嘉靖帝。朱厚熜当时在哪儿呢？在湖北的安陆，明朝规定王不能在北京，都要分在外地，于是把他接到北京来继承了皇位。继承皇位之后，发生了“大礼仪”的争议，也就是嘉靖称他亲生父亲叫什么？继承皇位的那个父亲叫什么？这里就存在着一个礼仪问题。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分为两派：一派说，亲生的父亲应当叫“本生父”，即亲生了你；继承皇位的这个父亲，叫“皇伯父”。另一些大臣不同意，认为继承皇位，意味着你已经过继过去了。但嘉靖皇帝很拧，就是要称自己父亲为“本生父”。这一来事情就闹大了，何孟春等135个大臣，到金水桥的南面跪着憾门大哭，声震庙堂，哭了两个时辰。嘉靖火了，让他们退下，他们就是不退下，于是嘉靖皇帝就把编修王相等大约180人，拉到午门前廷杖，因为打伤致病，死了17个人。大臣廷杖被打死17人，这是轰动朝野的“大礼仪”案子。　　醇亲王奕譞知道这一历史典故，所以就预先写了《豫杜妄论》密折，防止明朝“大礼仪”这个案子重演。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吴大徵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慈禧就把醇亲王奕譞这个秘密的奏折拿出来了，使这一问题圆满解决了。　　第二，请求免去一切职务。当时奕譞职务很多：都统，御前领侍卫内大臣等。他儿子做皇帝了，他就请求免去这些职务。慈禧不同意，他再申请，才同意把醇亲王奕譞所有的职务都免掉，只保留亲王双俸，就是双倍俸禄之意，这个倒不过分。就负责一个事情，在毓庆宫照顾他的儿子光绪皇帝读书，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闲话。　　第三，严于律己，日日敬敬慎慎，夜夜乾乾翼翼。奕譞住的正房名为“谦思堂”；书斋名为“退省斋”；几案上摆放“欹器”，上有“满招损，谦受益”的铭句。　　他在自己的正堂上挂了个“谦思堂”的匾，给自己的书斋起名“退省斋”，几案上摆了一个欹器。这个欹器的特点，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即水没装满的时候是歪的，装到中间的时候是正的；装满了就会倾倒，水全洒掉。奕譞还在欹器上题上“满招损，谦受益”。此外，他还家里挂了一幅字画，上题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如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奕譞想，他们醇亲王府旁边不有个太平湖吗？湖的名“太平”，家就要过一种太平的生活，他认为荣华富贵已经享尽了，就是要求太平了。　　光绪二年四月，光绪帝开始在毓庆宫读书。这时他6岁，实际上4周岁半。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主要教光绪读书识字，夏同善主要教光绪写仿格（写字）。御前大臣教习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　　刚开始由于环境生，师傅生，伴读也生，一切都生，很不习惯，他就哭、闹、发脾气。翁同龢、夏同善哄也不好哄，近了不是，远了不是，就报告给慈禧。慈禧说你们再好好开导一下皇上，但开导以后仍然不听，发了脾气以后就摔书本。由于光绪当时还是小孩，只好把他爸爸找来了，让醇亲王奕譞到毓庆宫帮着照顾小皇帝读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光绪就比较习惯了，而且读书很用功，慈禧夸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光绪还是比较聪明的，不像同治那么顽皮，不好好念书，字写得也可以，也能做诗，后来文章也行，因为他受了一种帝王教育，特别强调“仁爱”之心。　　他把读书同做国君相联系起来，如在《乙酉年御制文》中写道：“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亦竭诚尽敬以致之。”意思是说，一个老百姓饥饿了，就是等于我也饥饿，一个老百姓寒冷了，等于我也寒冷了。这一年光绪才15岁。他很想当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　　光绪还写了一首《围炉》诗：“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　　意思是说，边塞下大雪，老百姓很冷，但是在皇宫里头，炉火通红暖洋洋的。从诗中可以看出，少年皇帝光绪胸中挂念边塞、忧虑贫民辛苦、寒苦的心态。　　光绪虽然有父亲奕譞照料自己读书，但君臣之礼取代了父子之情。他和父亲是什么关系呢？首先是君臣关系，然后才是父子关系。光绪的父亲是臣，他是君，他父亲在他面前跪着称臣，就家庭生活来说，这是一种悲剧。而且他父亲跟光绪也不能像一般的父子关系那样敞开心扉交谈。与她母亲更是如此。光绪在宫里，他母亲在醇亲王府，光绪想看看他母亲是不可以的，而他母亲想要看看他，不经过特殊的手续，特殊的批准也是不可以的。见了面之后，像普通的母子关系拉拉家常，随便谈一谈也不可以。因此，作为一种家庭生活来说，这种母子关系绝对是一种悲剧。　　而慈禧和光绪的关系呢？教光绪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叫他畏怕自己，二是让他学习。慈禧对光绪管教很严，企图把他培养成自己驯服的工具。她让光绪叫自己“亲爸爸”，不让称太后，并经常训斥教导，可谓“教子有方”。因此，光绪虽然当了皇帝，但自从入宫以后，陪伴他的只有孤独。他是在繁琐的宫中礼节、慈禧的严厉训斥中长大的，没有母爱父爱，没有童年的欢乐，致使他从小就心情抑郁，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同时，在感情上、心理上留下缺憾和创伤。这使他的性格有点扭曲的成分，甚至还激起了一种逆反心理。　　影响光绪这种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遗传因素。光绪的性格，更多的不是继承其父“敬谨”的因素，而是母亲一支的“桀骜”的基因。其父奕譞“谦卑谨慎，翼翼小心”的性格，对光绪影响并不大。他的外祖父惠征曾因携银逃走被免官，可见其不守本分。她的姨妈慈禧太后的强悍性格更是表露鲜明，好强争胜，我行我素，咄咄逼人。这些或对光绪皇帝的性格形成有着先天性的影响；二是教育因素。光绪在毓庆宫长达10余年的读书学习，儒家经典，师傅薰陶，是其性格形成的教育因素；三是社会因素。光绪面临战败赔款，民族灾难，则是其性格形成的社会因素。　　光绪七年（1881年）时，宫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慈安的突然死去。慈安太后的父亲是广西右江道，早故，家族不繁，较为寒落。对于慈安的死，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病死的，一种说法是慈禧害死的。　　之前慈禧害了一场大病，据说得的是“蓐劳”。慈禧病好后，尽管慈安知道慈禧失德，但仍去看她，想感悟她。慈禧也很高兴，就招待慈安吃点心，这是慈禧娘家做好送到宫里来的。慈安有个习惯，午觉醒了之后要吃点心，她看到慈禧这里的点心做得很漂亮，就吃了一些。慈禧问怎么样，她说这个点心很好吃。慈禧就说这是我娘家做的，过几天我让他们做好后，给你送去。慈安很受感动，就跟慈禧说：我们姐妹俩已经二十年了，从同治死到现在光绪七年，一直都很好，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但没顾得上说，就是当年咸丰皇帝死之前，留了一个手谕给我，我给你看一下。慈禧看后非常惊讶，手谕上说：如果慈禧跋扈无法，就用手谕处置她。　　慈安说既然我们姐妹俩二十年了一直都很好，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把她烧了。说完就在蜡烛上烧了，慈禧是又惊讶又感动。过了几天，慈禧派人送点心给慈安吃，里面下了毒。头一天慈安还挺好，第二天慈安突然就死了，年45岁。　　而慈安死后，没等娘家人来，慈禧就下令将其入殓了，这更加引起人们的猜疑。　　至于慈禧为什么要害死慈安，这还得追溯到同治八年，那年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慈禧派心腹太监安得海出京替她做采办。安得海奉了皇太后的懿旨，得意洋洋，乘着轮船顺运河一路南下。当时直隶总督曾国藩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在直隶的管辖地区，没有做任何行动，但是，山东巡抚丁宝桢得到这个信息之后，认为太监出京不合祖宗大法。　　他一面秘密奏报，请示怎样处理安得海的出京，另一面秘密派人跟踪安得海。安得海到了山东以后，就弃船陆行，到泰安进香。快到泰安的时候，丁宝桢秘密派人逮捕了安得海一行。丁宝桢手下的官员说，要慎重处理，因为安得海是皇太后身边的太监，等到懿旨下来之后再处置。丁宝桢说，太监私自出京要正法。于是没等懿旨下来，就处死了安得海一行太监，并把得到的金银财宝上交给内务府。这件事情震动了朝廷，也震动了朝野上下。许多正义的官员表示，丁宝桢敢做敢为，坚持正义，但很多官员认为丁宝桢这一下虽然出了名，但是闯了大祸。慈禧收拾一个巡抚那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认为他可能轻则罢官，重则论斩。　　当时，慈安太后接到了丁宝桢的上奏，慈安太后找大臣问怎么办？大臣说，按照清朝的家法，太监外出应当正法，慈安太后因此就没有阻拦。丁宝桢杀了安得海之后，没有收尸，而是曝尸三日。　　慈禧得到这个奏报后非常气愤，打狗还要看主人，何况我身边的贴身太监呢？但慈禧考虑来考虑去，最终却没有给丁宝桢任何处分，反而将丁宝桢由巡抚升为总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慈禧和安得海有特殊的关系的谣言。丁宝桢把安得海杀了之后，曝尸三天，有人看到安得海的的确确是太监，这就为慈禧太后洗刷了不白之冤。慈禧暗暗高兴，安得海和慈禧的一些流言，也就不攻自破了。所以说慈禧暗地里感谢丁宝桢。慈禧虽然没有计较丁宝桢，但在心里却恨极了慈安太后，恨她没有阻拦丁宝桢。　　总之，当时慈禧得的是什么病？慈安是不是被慈禧害死的？咸丰临终之前到底有没有给慈安手谕？正史上都没有记载，从而给后人留下巨大的想像空间，也是至今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慈安死后，慈禧独掌大权。　　光绪八年（1882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恐怕“失和”而“退让”。1884年，法国舰队司令孤拔率领舰队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清军被迫迎战。同年，法军又进攻吴淞口。法军再侵犯台湾淡水、鸡笼（基隆），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率领守军扼守淡水，击退敌军侵略。第二年初，法军在水路进攻浙江镇海，在陆路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清军获得“镇南关大捷”。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清朝“以胜求和”、“不败而败”，派李鸿章同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　　求战变法　　1887年正月十五日，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开始亲政，颁诏天下。到1898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训政，光绪被囚禁，其间12年，为光绪亲政时期。　　光绪临朝亲政后，53岁的慈禧表面上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权势依旧，仍把持着国家政务。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力，国家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光绪被她掌控在手里，或被作为她显示威严的权杖，或被她看作是御座上的玩偶。慈禧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必须亲自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光绪经常披星戴月，往来奔波。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名为皇帝，实则傀儡。另一方面她还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的行踪。光绪在宫内宫外遇到的困境，超过了他的先祖。　　光绪皇帝亲政后10年间，在政治上最大的举动是两件事：一是在甲午战争中“主战”，二是在戊戌变法中“求变”。　　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吃了海军不行的亏，战争结束后，就成立了水师衙门，到19世纪80年代末，清政府的海军已逐渐建立起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水师，有一支可观的舰队，拥有大小70多艘军舰。其中北洋水师实力最强，拥有军舰20余艘，其主力舰皆购自英国和德国。南洋水师也有20余艘军舰，多系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制造，也有购自英国的几艘炮艇。福建水师的20艘军舰是福州船政局生产，还有几艘购自英、美的炮艇。这些拼凑的军舰，战斗能力薄弱，无力参加重大海战。90年代世界造船技术又有新的发展，相形之下清政府的海军力量没有跟上舰船制造技术的发展。　　但是这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和同治新政的时候不一样，俄国向远东扩张，向中国的东北和西北侵略扩张，英国、法国等西方殖民者更从陆上和海上频频地对中国侵略。尤其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不仅建立起一支海军舰队，而且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从而在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　　战争爆发后，光绪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一力主战”，竭力筹划备战之策。他一面“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一面严令李鸿章认真备战。6月25日下谕旨对李鸿章进行斥责，指出“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现在“势甚急迫……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著即妥筹办法”，并提醒李鸿章“俄使喀希呢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窥觑别谋？李鸿章当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