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赵彦徽都加官并“领节镇”，“余领军者并进爵”；同时，提升皇弟赵匡义为殿前都虞侯，改名光义，赵普为枢密直学士。　　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对于那些恃势欺凌旧臣的新贵们，宋太祖则毫不留情地严加处理。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兵变入城时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横行不法。一天夜里，他以巡检为名，去敲宰相王溥的门，吓得王溥“惊悸而出”，结果王彦升被贬为唐州刺史。宋太祖的这些做法，对稳定后周旧臣的情绪，缓解他们对新王朝的疑惧，使他们放心地为新王朝服务，起了很好的作用。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稳定了内部，雄心勃勃，准备出兵统一全国，实现他结束五代乱世、平定天下的宏图伟业。当时，五代时期的“十国”，留下来的北方有北汉，南方还有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等。在湖南和泉州等地，也还有人拥兵自立。要统一全国，该先从哪里下手呢？先打北汉，还是先打南方呢？宋太祖想了几天，还是决定不下来。　　一天夜里，风雪交加。赵普正在家里烤火取暖，忽然听得门外一阵敲门声。赵普心里奇怪，这么寒冷的夜里，还有谁会来找他？他打开门一看，只见一个人披着斗篷，在雪地里站着。赵普定睛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来的竟是宋太祖。　　赵普连忙把宋太祖请进屋里，拨红了炭火，在炭火上炖上肉，叫他家人拿出酒来招待。　　赵普问：“雪下得这么大，陛下为什么还要出来？”宋太祖说：“现在一榻之外，尽是他人地盘，我如何能够安眠？反正睡不着，就来找你商量一下”　　赵普说：“陛下现在还是小天下，南征北战，统一中国，已时机成熟了。不知陛下打算怎么办？”赵匡胤显出犹豫不定的样子说：“我想先收复北汉太原。”赵普沉默片刻说：“这不是我所预料的。”赵匡胤忙问赵普所料为何，赵普想了一会，说：“太原地处南北二边，如果占为己有，那么，辽兵南下之患就要由宋来独挡了。如果暂留太原作北方屏障，等平定南方诸国之后，回过头来再打北汉，太原就会不攻自破。小小北汉，不过像弹丸一样大，晚一点收拾也跑不了。”　　赵匡胤听完，长吁了一口气说：“吾早有此意，只是未敢轻决，此来专为听听你的意见啊！”于是，“先南后北”的正确方针就此确定了。　　宋太祖和赵普决定了先南后北的计划以后，约摸花了十年时间，先后出兵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这样，南方的割据政权只留下南唐和吴越两国。　　然而，赵匡胤并不能马上出征，因为还有一个重大的后顾之忧尚未解决，就是禁军的指挥权问题和兵权过于集中的问题。以政变上台的赵匡胤，深知禁军的重要，他本就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更何况他已亲身经历过两次禁军兵变呢！　　所以他即位后，就暗中密切注意手握重兵的藩镇将领，预防不测。果然，宋朝建立不出三个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就会师北汉大举反宋，赵匡胤深谋远虑，守住关隘，一举平定李筠。之后，淮南节度李重进蠢蠢欲动，961年，赵胤下诏亲征，李重进自焚身亡。　　赵匡胤在一年内两次亲征的胜利，基本解决了新王朝与旧王朝残余势力的矛盾，但他并未因此而感到安心，相反，他更时时刻刻感到另一种潜在的威胁。有一次，他单独找赵普谈话，问他说：“天下自唐末以来，不过才过了数十年，帝王的姓氏已经换了八个，战斗不息，百姓惨死，生灵涂炭，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我想结束天下征战不已的局面，为国家做长久的打算，但却不知应该如何去做。”　　赵普说：“陛下能谈到这个问题，真是社稷百姓的福气。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只是因为藩镇的势力太大，君弱臣强，时间久了，就积重难返，局势自然无法控制。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逐步削夺藩镇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入，将藩镇的精兵尽收于陛下手中，那么天下自然会安定了。”宋太祖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得好。　　为此，他在扑灭了李重进的叛乱之后，就以自己曾经担任过殿前都点检这一职务为由，说是出于避嫌或是避讳，解除了慕容延钊的这一职务，派慕容延钊到外地去当节度使。从此这一禁军中的最高职务就消失了。禁军将领石守信，因为拥立有功，宋太祖没有立即罢免他。　　后来，赵普又对宋太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兵权太大，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宋太祖说：“你放心，这两人是我的老朋友，不会反对我。”　　赵普说：“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但是据我看，这两个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面的将士。有朝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只怕他们也身不由主呀！”宋太祖敲敲自己的额角说：“亏得你提醒一下。”于是，他就定下了“杯酒释兵权”的方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收缴兵权历来都是件极为敏感而棘手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兵变，造成混乱。历史上这样的前车之鉴实在是太多了。　　赵匡胤选了一个日子，把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几位老将请到宫中饮酒。酒席上，君臣痛饮，大家都十分高兴。酒酣之时，赵匡胤见时机已到，便让侍立四周的人都退下，悄悄地对他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来。　　赵匡胤说：“我没有你们的鼎力相助，也当不了皇帝，我会永远感念你们的恩德。可是做天子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石守信等人不知就里，忙问为什么。　　赵匡胤便接着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呀？试问在座诸位，有谁不愿意做天子？”这在当时是最为敏感的话，如果有谁沾上了谋反的边，就会被诛灭九族。石守信等人听了这话，立即惶恐不安，连忙向赵匡胤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怀有野心，想做天子？”　　赵匡胤摇摇说：“你们说的不对。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但你们虽然没有野心，你们手下的人难道不想贪图富贵吗？一旦你们也被黄袍加身，你们虽然不愿意做皇帝，但那可能吗？你们难道已经忘记了我是怎样被你们拥戴当皇帝的吗？”　　石守信等人这才恍然大悟，终于完全明白了皇帝是在担心他们。他们都是聪明人，不要说当时毫无准备，不能与赵匡胤相抗衡，惟有任他处置一条路，就是被皇帝怀疑上了，也最终没有好下场。石守信等人感到大祸临头，连连磕头，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　　赵匡胤见他的一席话已经震慑住了石守信等人，便真心地劝他们说：“人生好比白驹过隙，飞逝而过，所好者无非就是富贵，不过想多积钱财，厚自娱乐，造福子孙。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多买些良田美宅，给子孙留点家业，再多置些歌儿舞女，日夜宴饮，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一来，臣君相安，两无猜忌，该是多好的事啊！”　　赵匡胤的这一番话，说得石守信等人真是茅塞顿开，拨云见日，马上谢恩说：“陛下替我们想得真是太周到了，真是生死大恩啊！”　　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令其都以寄禄官的身份回家，并给予优厚的赏赐。他们虽仍有官阶身份，已无实际职权。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释”就是“解除”）。　　开国皇帝杀功臣，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如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后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都是这样的典型。宋太祖不仅不杀，而且采取一种最省力的方式，让大家都得到很好的结局，这里有三点很重要：一是威吓；二是推心置腹的谈心；三是安排出路。三点缺一，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杯酒释兵权”后，禁军中的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等职务不再设置了，只剩下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使指挥使这３个不能相互统属的职务，这三使各领一司（合称“三衙”），互相牵制均直接听命于皇帝。同时“三衙”的长官都是由资历较浅的后辈武将担任，使其难以在禁军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　　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石守信等人，宋太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表示要和他们结为亲戚，“约婚以示无间”。不久，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公主就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除年幼夭折以外，太祖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位下嫁到了被释去兵权的禁军高级将领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的。这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一得中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进而消除“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疑惧，而且作为一种象征，也表明了宋初皇帝与曾经拥立过的功臣宿将之间的矛盾终于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决。　　过了一段时期，又有一些节度使到京城来朝见。宋太祖在御花园举行宴会。太祖说：“你们都是国家老臣，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我真过意不去！”有个乖巧的节度使马上接口说：“我本来没什么功劳，留在这个位子上也不合适，希望陛下让我告老回乡。”也有个别节度使不知趣，唠唠叼叼地把自己的经历夸说了一番，说自己立过多少多少功劳。宋太祖听了，直皱眉头，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尽提它干什么？”　　第二天，宋太祖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全部解除了。至此，所有高级将领的兵权都被解除。　　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并制定了“更戍法”，规定除了警卫皇室的殿前班外，所有禁军都要定期换防，将领经常调动，军队和将帅的调动权也归中央，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接着，他又实行了“内外相制”的策略，各地行政长官由朝廷委派，大大削弱了藩镇的实力和实权（包括兵权、政权和财权）。通过这些措施，新建立的北宋王朝开始稳定下来。　　这样一来，宋朝的确成功地解决了藩镇割据问题，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但由于对兵权问题的高度重视，在集中兵权与整顿军队后，军权完全集中到了皇帝手中，但同时也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军队作战要依皇帝钦定作战方案来进行等等一系列弊端。在后来宋军对辽、西夏的作战中，兵权高度集中的弊端显现出来，使得宋军屡遭败绩，形成了积弱局面。这又是赵匡胤、赵普当初在定计安天下时所始料不及的。　　统一南方　　962年，割据湖南的周行逢病死了，他的儿子周保权继位。大将张文表不服周保权，起兵反抗，割据潭州（今湖南长沙）。周保权派人向来朝求援。宋朝出兵湖南，一举占领了南平，平定了湖南。赵匡胤又着手进兵后蜀。　　967年11月，宋太祖赵匡胤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率军六万向蜀地进攻，并命工匠在汴梁为蜀主孟昶起造住宅，谕令将士：“行军所至，不得焚荡庐舍，驱逐吏民，开发邱坟，剪伐桑朽，凡克城寨，不可滥杀俘虏，乱抢财物。”这月汴梁大雪，宋太祖在讲武堂设坛帐，衣紫貂裘帽视事，忽对左右说：“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士，冲犯霜霰，何以堪此？”即解下紫貂裘帽，遣太监飞骑赶往蜀地赐给王全斌，且传谕全军，以不能遍赏为憾事。于是宋军人人奋勇，十四万守成都的蜀兵竟不战而溃。　　灭蜀之后，有人将后蜀皇帝孟昶用七彩宝石装饰的夜壶送给赵匡胤。赵匡胤很生气地将壶摔碎了。　　登了大宝的赵匡胤见了这个“宝壶”，不是爱不释手，而是“大摔出手”，说明他没有忘记过去。赵匡胤起身于下层行伍，跟随周世宗多次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穿的用的也都很节俭。正如他为君后常把布衣等物赐给左右近侍说的那样“朕过去就穿这些”。　　宋太祖这一摔，也说明他懂得奢侈腐化必然亡国的道理。他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动荡局面，深知历代因奢侈腐化而亡国的教训。在他看来，即使把夜壶装饰得再好，也不过是一个便器。实际上，平民百姓家多用瓦尿罐，富贵人家多用铜尿盆，帝王之家多用银夜壶甚至金夜壶，而孟昶一个小国之君，竟用七宝夜壶，实在没有必要。难怪赵匡胤说：“用七彩宝石装饰夜壶，那该用什么东西盛粮食，像孟昶这样腐化，不亡国才怪呢！”孟昶的生活十分奢侈，就连他的一个宠妃使用的痰盂都是金装水晶石做的。享乐到如此地步，岂有不亡国的。　　宋太祖这一摔，还说明他要以身作则，倡导节俭风。赵匡胤身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却力行节俭，从不讲排场，比阔气。寝殿中的苇帘都是用青布包边，宫中闱幕也没有花纹作装饰，乘坐的肩舆也不用黄金装饰。赵匡胤说：“我大宋富有四海，用金银装饰金殿也能办到，但我是为天下人掌管钱财，怎能随便乱用。”赵匡胤就连日常衣服也是洗过多次再穿。961年2月，他下令文武百官及百姓在皇帝诞生日及各种节日。不准上贡物送贺礼。　　宋太祖的弟弟赵光义（即宋太宗）看到哥哥当了皇帝还十分俭约，便说：“陛下服用太俭朴了。”宋太祖说：“你别忘了咱家在洛阳夹马营的艰苦日子呀。”　　宋太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带头约束家人不能奢华。972年7月，宋太祖之女永庆公主下嫁后回家省亲，穿了一件贴绣铺翠的短袄入宫。宋太祖看了，很不高兴，说：“以后穿戴不要如此华丽。”公主不以为然，笑了笑说：“用不了许多钱。”宋太祖严肃地说：“不对，你当公主的，穿这样贵重的衣服，别人就会模仿。这样一来，京城里的高档服装。就会涨价；价格一涨。商贩就会贩卖，结果只会伤害百姓。你生长富贵之家，要珍惜富贵的日子，岂可开坏风气的头？”永庆公主听了十分惭愧。　　又有一次，永庆公主与其母（皇后）对宋太祖说：“皇上的车轿该用黄金装饰。”宋太祖笑着说：“朕富有天下，甭说用黄金装饰车轿，就是用黄金装修房屋也能办到。不过，想到朕是为天下百姓守财，就不能这么干呀！古人讲：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如果让天下百姓都为朕一人服务，百姓们如何活命呢？”　　宋太祖本来很喜欢射猎和踢球（当时称“蹴鞠”），刚做皇帝那阵，他还常常技痒难忍，不时邀手下的人玩上几次。这些游戏对宋太祖来说自然属于忙里偷闲，但有时玩到兴头，难免误事。一次，他正在后苑射鸟，忽然有大臣口称急事求见。可他接过奏章一看，里面说的并不是马上要办的事，不由得有些恼火，当即训斥了几句。那大臣却说：“这些事虽不是很急，但总比射鸟急吧。”他愈加恼怒，随手抄起一把玉斧，朝那人撞去，一失手，撞掉了两颗牙齿。那人也不作声，跪在地上，将牙齿捡起来装在衣服里。宋太祖问：“你想拿这个来控告我吗？”那大臣说：“不敢！不过陛下既为天子，一言一行自然会由史官记录在案的。”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逼得宋太祖不得不赶紧地表示道歉。通过这件事，使宋太祖认识到“吾为天下主”，一言一行至关重要，“畋游”（即射猎）、“蹴鞠”终究不是“正经事”，以后慢慢地就将这些嗜好戒除了。　　970年，宋太祖命令大将潘美带领大军征讨南汉。南汉建都广州，占有现在的广东和广西南部。南汉国王没有办法逃跑，就放火焚烧府库宫殿，出城投降了。　　南唐是“十国”中最大的一个割据政权，那里土地肥沃，没有像中原那样遭到战争的破坏，所以经济繁荣，国力富裕。但是，南唐的国主都是政治上十分昏庸无能的人，后来弄得国力渐渐衰弱下来。　　最后的一个国主李煜，史称南唐后主，是一个著名的词人，对诗词、音乐、书画，十分精通，可就是不懂得处理国事。北宋建国后，李煜每年向北宋进贡大量金银财宝，想维持他的地位。后来，他看到宋太祖接连消灭了周围三个小国，才着慌起来，赶快派使者给宋太祖送去一封信，表示愿意取消南唐国号，自己改称“江南国主”。但是这一点小小让步，怎么能改变宋太祖统一中国的决心呢？　　公元974年9月，宋太祖派大将曹彬、潘美带领十万大军分水陆两路攻打南唐。曹彬从荆南带领水军沿江东下，很快就占领了池州（今安徽贵池），进驻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潘美带领的步兵到了江北，被辽阔的江面挡住了进军的道路。　　有人向宋军献计，如果用竹筏和大船搭成浮桥，步兵就可以全部顺利过江。潘美听了这个计策，马上赶造浮桥。这个消息传到南唐的国都金陵，南唐君臣正在喝酒。李后主问周围大臣该怎么办？大臣说：“自古以来，没听说搭浮桥过江的，一定办不成！”后主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早说他们是小孩子闹着玩罢了。”　　过了三天，宋军搭好浮桥，潘美的步兵像在陆地上行军一样，跨过长江。南唐的守将败的败，投降的投降。十万宋军很快就打到金陵城边。　　那时候，李后主还正在宫里跟一批和尚道士诵经讲道，宋军到了城外，他还蒙在鼓里呢。有一天，他到城头上巡视，发现城外到处飘扬着宋军旗帜，这才大吃一惊，回宫以后，派大臣徐铉到东京去求和。　　徐铉见了宋太祖说：“李煜待陛下，就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孝顺，为什么还要讨伐他？”宋太祖反问说：“那么你倒说说，父亲和儿子能分成两家吗？”徐铉没话说，回到金陵向李后主回报。过了一个月，宋军围城越来越紧，李后主又派徐铉到东京去。　　徐铉苦苦恳求宋太祖不要进攻金陵，宋太祖听得不耐烦，一手按住利剑，怒气冲冲地说：“你不要多说了。李煜并没有什么罪，但是现在天下一家，我的床边，怎么能让别人睡着打呼噜呢！”　　徐铉眼看再恳求也没用，只好再回到金陵。李后主听了回报，知道求和没有希望，连忙调动驻守上江的十五万大军来救。刚到皖口，就受到宋军两路夹攻。南唐军放火烧宋军。哪知正碰到刮北风，火反烧了自己。南唐全军覆没。　　第二天，都城被攻破了。曹彬率领宋军整队进城，秩序井然。李后主叫人在宫里堆了柴草，准备放火自杀，但是毕竟没有这个勇气。最后还是带着大臣出宫门，向曹彬投降。　　李后主被押到东京，宋太祖对他还比较优待。但是李后主从一个尽情享乐的国君变成一个亡国的俘虏，心里十分辛酸，每天流着眼泪过日子。他本来是写词的能手，在这段时期里，写了一些感情忧伤的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他这段时期词作中的名句。　　灭南唐是宋太祖统一南方的最后一仗，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江河作战。这次战争中的“浮桥渡江”、“围城打援”，是宋太祖战略部署中的得意之举，也是古代战争史上的创举。　　占据现在浙江、江苏一带的吴越国主钱俶不断向宋朝进贡。南唐灭亡以后，宋太祖让钱俶到开封来，钱俶连忙去朝见。过了两个月，钱俶要回杭州了。就在他动身的时候，赵匡胤送给他一个黄包袱。钱俶打开一看，里面都是宋朝大臣请求赵匡胤扣留他的奏疏。他非常恐惧，回国后又派人送去大批财物。　　到了宋太宗的时候，钱俶又去开封朝见，被宋太宗扣留下来，被迫献出了全部土地。当时，只剩下留从效割据泉、漳等州。留从效死后，部将陈洪进夺取兵权，他派人向宋朝进贡，并献出了泉、漳等州土地，江南最后一个割据势力也被消灭了。赵匡胤从公元963年起，只用了十来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南方各地的割据势力。　　乾德二年，他设立封桩库，把平荆南、湖南、西蜀得到的财富都存在此库中，然后将每年的盈余也放进去，准备存到四五百万来向辽赎买后晋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如果契丹不肯，就“以二十匹绢购一胡人首，彼精兵不过十万，止费我二百万匹绢，则虏尽矣”。他在位期间始终与辽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对割据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的党项拓跋氏，持优容态度。　　宋太祖的一系列措施，基本上结束了唐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200　　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巩固了赵宋王朝的统治，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他用“分化事权”的办法防止大臣专擅，结果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他用“兵无常帅、将从中驭”的办法防止军队叛军，结果消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防制“内患”上，必然采取“守内虚外”的方针。宋太祖“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必然给后世造成一系列弊政。　　整顿吏治　　宋太祖南北用兵、统一全国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进而创立了一整套为其后代奉若圭臬的“祖宗家法”，即由中央派遣文臣任知州、知府，一般三年一任。各州（府）还设置通判，监督、牵制州（府）长官。乾德三年，他下令各州的赋税收入除留一小部分作必要开支外，其余全部上缴中央政府，调运到开封或指定地点。　　在调整和确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同时，宋太祖对君臣关系也进行了调整。在他看来，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问题，因而应该进一步削弱文武百官的权力，使由地方集中到朝廷的权力最后完全集中到自己手中，“总揽威柄”，“独制天下”。　　宰相是封建社会的“百官之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宋太祖即位后，宰相奏事仍沿旧制。有一天早朝，他突然对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在范、王二相离座递疏时，宫廷侍卫乘机将他们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后，宰相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着奏事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大大下降了。另外，他还经常设宰相不止一人，在宰相之下还设参知政事若干人，另外又设置枢密使，以分享宰相的军政大权；设置三司使，以分享宰相的财政大权。　　与削弱相权同步进行的，则是在百官中推荐“官、职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宋代官制中，“官”是品级，只有据此受俸禄的作用；“职”是殿阁、馆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亦没有实际权利；只有由皇帝或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是实职，即执行实际权力的职务。这种职、权分离，名、实混淆的任官体制，使任何官员都无法集中权力、荣誉、威望于一身，权大者并不一定职高，望重者并不一定位显。这样也就很难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了。　　皇帝临时“差遣”的实职，也是依照“分权而相互牵制”的原则进行安排的。如宋代有固定的尚书省兵部，但兵部尚书只是虚职，并无实际兵权，只是被差遣为枢密使才有相当于兵部尚书的实权。不过枢密使也只是有奉旨调兵之权而无领兵之权，领兵之权归“三衙”长官。同理，“三衙”的高级将领虽然名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却也只有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　　宋朝建立前的半个世纪里，中原如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个朝代。天下大乱，谁有了刀枪，谁便可称霸一方，甚至当皇帝。无论是当地方官，还是当武官，几乎都张开贪婪巨口，搜刮民财。贪官污吏对贪污敛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形成了一种极坏的社会风气。　　宋太祖深深认识到，如果听任贪污敛财在新王朝肆无忌惮，到手的政权就会得而复失。因此，宋王朝开国初期比较重视倡廉惩贪。　　《宋史本纪》载，太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有“宋初严惩戛吏”一节，专论太祖惩贪。据统计，宋太祖在位17年，对28个贪官处了死刑，还将一些问题不严重的贪官贬官飚职。所处死刑者，有县令、通判、郎中、将军、监察御史、拦遗、太子中舍、太子洗马（均为皇太子府高级管理官员）、内班（皇宫管理官员）等等。　　开国初，宋太祖曾立官吏晋升制度：文臣五年、武臣七年晋升一级，到期能否晋升，主要看任期内有无贪赃问题。如果有问题，但还不太严重，文臣则要七年，武臣则要十年才能晋升，对这种官员的晋升还必须上奏皇帝批准。　　建隆三年（962）八月规定：贪官的奴婢、邻居、亲戚主动揭发，给以奖励。乾德五年（967）正月，节度使王全斌虽然在平定后蜀时立了大功，但因“黩货杀降”而被公开批评降职。　　三月，县令源铣，县主簿郭彻二人，以贪污罪判死刑。借这一案件，宋太祖向全国下诏，警诫全国各级官员。六月又下诏，严令各级官吏不得接受贿赂，滥用权力，。　　对贪官严惩是必要的，却是消极的。宋太祖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在一份诏书中说：“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员而益俸。”宋太祖这个账算得精明。因此，宋王朝开国之初实行的是一条精简官员编制、合并州县、提高官吏待遇的政策。宋朝的“冗官”之弊并非开国时造成的，而是第三个皇帝（真宗）以后的事。　　由于五代频繁的战乱，宋王朝开国之初，人口稀少，小县只有200户人家，大县也不过1000余户，所以，宋太祖一共废了16个州。州县的官吏尽可能精简，200户以下的小县，只设主簿1人；200户至400户的县设主簿和县尉各1人；400户至1000户的县才有县令1人、县尉1人；1000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县尉、主簿各1人。这就是说，一县官员，最多只有3人。　　州一级的户口数，小者5000户，大者2万户。每州皆有刺史1人，小州有司户参军1人，大州有录事、司法、司户参军各1人。这就是说一州官员，最多只有4人。　　朝廷的官员也不多，973年6月，朝廷只有700多个官员。后又对这700多个官员进行考试，淘汰了400人。这样一来，朝廷中只有300个左右官员了。这些朝廷和地方的官员，都有级别较高的官员为其担保，如果不称职或犯错误，担保人要承担责任。　　州县官员编制精简后，每位州县官，加俸五千钱。宋王朝开国之初，官中薪俸多是实物，精简之后，才发实俸。有的州县官又给俸户（与“食封”相似），就是说由政府供给若干人户使用。地方官进京或到相邻州县办公事，不用自带粮钱、旅差费，由朝廷出资于各地设立公使库，负责吃、住、行，节约归己。朝廷高官，每遇大典，可得到的赏赐达数万之多。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宋朝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意思是说，当官的不用为自己家庭生活考虑，都努力勤奋工作。　　宋太祖对一些俭朴的官吏，常常格外奖赏。太子太傅范质虽为高官，可是家里连待客的碗碟都没有，十分寒酸，宋太祖便赐予他一套高档酒食器具。　　西川转运使沈义伦平定后蜀后，住在成都一处旧庙里，吃的是粗食淡菜。一些后蜀的亡国之臣来贿赂他，但无论是何种宝物，他一概拒收。回到京城时。他只带回一竹筐的书籍，别无它物。宋太祖为此颇看重沈义伦的人品，提拔他为户部侍郎兼枢密副使（军队副总负责人）。　　赵普与宋太祖情同手足，做了十年宰相，权力很大。日子久了，就有人想走他的门路，不时有人给他送礼物来。　　宋太祖经常到赵普家里去，事先也不派人通知。有一次，吴越王钱俶派个使者送信给赵普，还捎带了十坛“海产”。赵普把十坛“海产”放在堂前，还没来得及拆信，正好宋太祖到了。　　宋太祖在厅堂里坐下，看到这十只坛，就问赵普是什么东西。赵普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宋太祖笑着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把它打开来看看吧！”赵普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一看都傻了眼。原来坛里放的不是什么海产，竟是一块块金子。　　宋太祖看到这情况，心里窝了一肚子火，脸色也就沉下来。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宋太祖请罪，说：“臣没有看信，实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请陛下恕罪。”　　宋太祖冷冷地说：“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们书生决定的呢。”打这以后，宋太祖对赵普就有点猜疑起来。　　971年4月，右监门卫将军（负责京城戍守的将领）赵王比，由于平日与宰相赵普有矛盾，就告发赵普在秦（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盗伐木材。原来，当时朝廷禁止私运秦、陇大木。赵普曾经到那里运木料为自己造住宅。他的部下趁机冒用赵普名义，私运一批大木到东京贩卖。这件事牵连到赵普。　　宋太祖欲召集百官公布此事，并拟罢免赵普的宰相官职。后来，由于太子太师王溥出班奏明：赵王比和赵普有私仇，所举虽为事实，但有夸大其词成分，才未处分赵普。之后，宋太祖要处分赵王比。赵普又出面为其讲情，宋太祖才了结此事。这件事，说明宋太祖对贪官处罚严厉，不论是谁，只要贪赃，概不轻饶。　　宋太祖为扩大统治基础，还改革和推进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宋初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是具有一定的文化的人，都可以前往应举。同时严格考试制度，以防权贵豪门请托舞弊。晚年他还亲自在讲武殿主持考试，以后殿试成为制度，科举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　　另一方面，还着力改变垂武轻文的旧风气。宋太祖即位之初，就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以劝告励教化。针对五代时期文教不兴，学校荒废的情形，他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当国子监开学讲书之日，他很高兴地派人送去美酒、苹果以示祝贺。　　从宋太祖取得政权开始，到平定南方，赵普是主要的谋士，立了不少大功。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事无大小，都跟赵普商量。　　赵普出身小吏，比起一般文臣来，他的学问差得多。他当上宰相以后，宋太祖劝他读点书。赵普每次回家，就关起房门，从书箱里取书，认真诵读。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总是十分敏快。后来，家里人发现，他的书箱里藏的不过是一部《论语》。于是人们就流传一种说法，说赵普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　　宋太祖信任赵普，赵普也敢于在宋太祖面前坚持自己意见。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一个人做官。接连两天，宋太祖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上朝的时候，又送上奏章，坚持要求宋太祖同意他的推荐，这下可触怒了宋太祖。宋太祖把奏章撕成两半，扔在地上。　　赵普趴在地上，不慌不忙地把扯碎的奏章拾起来，放在袖子里。退朝回家以后，赵普把扯碎的奏章粘接起来，过了几天，又带着它上朝交给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态度这样坚决，只好接受了他的意见。　　再有一次，赵普要提拔一名官员，宋太祖不批准。赵普就像前次一样坚持自己意见。宋太祖说：“我就是不准，你能怎么样？”赵普说：“提拔人才，都是为国家着想，陛下怎能凭个人的好恶专断！”宋太祖听了，气得脸色变白，一甩袖就往内宫走。赵普紧紧跟在后面。宋太祖进了内宫，赵普站在宫门外不走。　　宫门前的卫士见宰相站在门口不走，只好向宋太祖回报。这时候宋太祖气已经平了，就叫太监通知他，说皇上已经同意他的请求，叫他回家。　　随着文教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集团。宋太祖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对这些文臣再也不能像五代时期那样，只是当作点缀摆设，而应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　　随着对文臣的重用，统治集团内部的那种畸形的文武关系得到了调整。原来那些骄横跋扈，视文臣为无用，甚至一言不合就要“砍杀”宰相的武将们，不但见了宰相都要恭恭敬敬地唱喏问候，而且自己已也在宋太祖的劝告鼓励下，学着文臣的样子读起书来。　　宋太祖“重文”是针对五代的“轻文”而言的，目的是要调整当时那种畸形的文武关系，改变那种由武臣独擅政权的局面，进而扩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所以在“重文”的同时，他并不歧视武将。当然，在宋初君主专制极度强化这一个大气候下，无论文臣也好，武将也好，其权力都不能不受到影响。　　《读书镜》中记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又“杯酒释兵权”，使自己的统治地位稳若泰山。这样一位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令人感慨。　　在古代，史官的职能主要是以书面的形式记录和反映有一定意义的现实事件，兼有舆论监督与记载历史的作用。赵匡胤在朝中设史官，无疑给自己套上了一个“紧箍咒”——他的所言所行包括过错、失误，都会被记录在册，流传于世。而与孙悟空头上那个“紧箍咒”所不同的是，只要赵匡胤一句话，那些敢于作自己“反面文章”的史官便会丢去乌纱帽乃至人头。赵匡胤愿意的话，就连史官的编制也能立马就被撤消，“紧箍咒”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赵匡胤并没有这么想、这么做。而是让这个令自己头痛心烦、伤神劳心的“紧箍咒”像镜子那样照着自己，像鞭子那样抽打着自己。这件事让我们从一个小小的侧面领略了封建时代开明君主的胸怀。　　据说赵匡胤做了皇帝后，果然下令华山不用征税，并亲自上山请陈抟下山帮他治理天下，陈抟却写了一首《爱睡歌》给他，婉拒下山，歌曰：“臣爱睡，臣爱睡，不卧毡，不盖被。片石枕头，蓑衣铺地　　。地震雷掣鬼神惊，臣当其时正鼾睡。闲思张良，闷想范蠡，说什么孟德，休言刘备，三四君子，只是争些闲气！怎如臣向青山顶上白云堆，展开眉头，解放肚皮。　　且一觉，管甚玉兔东升，红轮西坠。”　　见此情景，赵匡胤为陈抟赐号“希夷先生”后，无可奈何告辞而去，并命臣下为希夷在华山建道观，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烛影斧声　　太祖的死，有“烛影斧声”之说，流传了一千余年，至今还是一大历史谜团。　　据说，太祖太宗还没做皇帝时，曾经认识一个异人，这个人预言他们哥俩将在某年分别当皇帝，后来太祖果然是这一年当皇帝的。太祖称帝后，多年没见到这个异人，一直很想念他。十六年后在去洛阳的途中意外遇见，非常高兴，就将他带回宫中居住。这个异人果然不凡，居然只住在树上，不住宫中居室。太祖问他自己还能活多久，异人说：今年十月二十日夜里，如果是晴天，你就还能活十年；否则，就就到那天为止。到了这一天夜里，赵匡胤登临太清阁四下观望，只见星汉灿烂，不禁心中大喜，认为自己还可以活十年。谁知道夜深之际，忽然阴霾四起，天气剧变，雪雹骤降。赵匡胤知道今晚自己要死了，急忙回到宫中，把弟弟赵光义召来，二人在皇帝的寝宫里，将所有内侍、姬妾统统赶出去，相对饮酒。　　人们遥遥观望，但见寝宫之内，蜡烛光下，太宗时不时地避席而起，作出谦让不可胜之状。漏禁三鼓，太祖太宗走到门外，此时雪已数寸，太祖手持“柱斧”（一种镇纸文具，玉或水晶制）戳雪，并对太宗说“好做好做”（好好干）。　　后来随后太祖就去睡觉，因天太晚，太宗也“留宿禁中”（李焘在《续资治通鉴　　长编》中认为这是决无可能的事）。侍从听到太祖“鼻息如雷”，到五更时候却停止了，进去一看，已经驾崩。留宿在宫内的赵光义于柩前即位，成为宋太宗。　　这是对“烛影斧声”的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对赵光义就很不利了。这种解释认为：所谓“烛影”，根本就是在烛光之下，赵光义亲手杀死了自己患病中的亲哥哥；“斧声”则是赵匡胤平时片刻不离手边的水晶玉柱斧，在激烈打斗中发出的声音。　　《涑水纪闻》里说：太祖去世时已是四鼓。宋皇后叫内侍王继恩把皇子德芳叫来。王继恩考虑到太祖早就打算传位于晋王光义，却找来了赵光义，进宫后，宋皇后问：“是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回答：“晋王来了。”宋皇后惊诧莫名，后来突然醒悟，哭着对赵光义说：“官家，我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你了。”　　《烬余录》则说，赵光义对赵匡胤的妃子花蕊夫人垂涎之久，趁赵匡胤病中昏睡不醒时半夜调戏花蕊夫人，惊醒了赵匡胤，并用玉斧砍他，但力不从心，砍了地。于是赵光义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赵匡胤，逃回府中。　　另外，据说赵光义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兄长的帝位，是他母亲杜太后的意见。说是杜太后临终时，曾对赵匡胤说：“如果后周是一个年长的皇帝继位，你怎么可能有今天呢？你和光义都是我儿子，你将来把帝位传与他，国有长君，才是社稷之纲啊！”赵匡胤表示同意，于是叫宰相赵普当面写成誓词，封存于金匮里，这就是所谓的“金匮之盟”。也就是赵光义“兄死弟及”的合法根据。　　这一切，都使人们产生了许多疑问。一是按照宫廷礼仪，赵光义是不可以在宫里睡觉的，他却居然在宫里睡觉。太监、宫女本不该离开皇帝，却居然都离开了。忙乱的人影、奇怪的斧声，以及赵匡胤“好做好做”的呼喊，一一都告诉人们，这是一场事先策划的血腥谋杀。　　二是“金匮之盟”的真伪。961年6月，宋太祖的母亲皇太后杜氏因病去世。杜氏出身大家，为人有胆有识，当年陈桥兵变时，有人向她报告，她镇静地说：“我儿素有大志，应当如此。”临终前夕，她突然问一直在身旁侍奉汤药的宋太祖说：“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能做天子吗？”宋太祖大概觉得现在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所以“呜噎不能对”，但太后偏要他回答，他只好应付道：“这都是先世和太后积德积功的结果。”太后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你能做天子，那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如果当时是一位成年人继位的话，你能当上天子吗？我想将来你传位时，就应当传位你弟弟光义，立年长者为国君，这是社稷之福呀！”太后遗嘱藏于金匮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金匮之盟”。　　对此，有许多人提出疑义，认为杜太后去世时，赵匡胤只有34岁，正值壮年，他的儿子德昭14岁了。即使赵匡胤几年后去世，也不会出现后周柴世宗遗下7岁孤儿、群龙无首的局面。杜太后一生贤明，怎能出此下策？况且，“金匮之盟”是赵光义登基5年后才列举证人、公布出来的。为什么不在赵匡胤死时，堂堂正正公布出来呢？　　还有一些疑点，也使人们对赵光义有非议。赵光义不等到第二年，就改换年号。新君即位，常例是次年改用新年号纪年。可是赵光义却急急忙忙把只剩下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兴国元年。这种打破常规的迫不及待，只有一个解释：抢先为自已“正名”。这也间接说明他心里有鬼。何况他还不久就逼杀了赵匡胤的长子德昭（当时已30岁），而赵匡胤的幼子德芳（仅26岁）很快也神秘地暴病身亡。赵匡胤的遗孀死后，赵光义甚至不按皇后礼仪发丧。　　难道这些都是偶然的？最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赵光义的子孙后代却相信他的老祖宗“杀兄篡位”的说法，把皇位又传给了赵匡胤的后代。这里说的是宋高宗赵构传位的事。　　据说赵构没有儿子，谁来继承皇位呢？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赵匡胤是开国之君，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接班人。起初，赵构对这种议论严加贬责。忽然有一天，他又改变主意了，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宋太祖赵匡胤带他到了“万岁殿”，看到了当日的“烛光剑影”的全部场景，并说：“你只有把王位传给我的儿孙，国势才有可能有一线转机。”于是赵构终于找到了赵匡胤的七世孙赵慎，并且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时离那个血腥的恐怖之夜已经有187年了。这恰恰说明了：赵构承认了祖先的罪孽，也给了赵匡胤之死一个基本的答案。 　·16· 　 　　从风流天子到亡国奴的宋徽宗 　　　公元1100年，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病死。宋哲宗死前，并没有安排好皇位的继承事宜。只能由皇帝的母亲、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召集几位朝廷重臣讨论选择继位新君这一重大问题。　　这位向太后出身名门，是宋真宗朝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与宋神宗结为夫妻后，二人感情极好。公元1085年，宋神宗崩于福宁殿。向皇后与神宗的生母宣仁太后一起，策立赵煦为帝，就是宋哲宗。后来，宣仁太后命人修缮庆寿宫给向太后居住。向太后坚决拒绝。原因是，庆寿宫在宣仁太后住所的东面。按照帝国的习俗，东面为上。向太后不肯乱了婆媳上下之分。　　哲宗即位后，挑选皇后，并为诸弟娶妻。向太后告诫向氏家族的女子，不要汲汲于富贵，不得参与其间。家族中有求官者，也一概拒之门外，不肯通融。因此，这位正直而贤淑的太后，在朝野上下臣民之中相当有威望。由于哲宗病逝时无子，向太后认准了端王赵佶仁孝端正，且有福寿之相，因而坚决主张由赵佶继位。　　谁知，向太后的主张，遭到了宰相章惇的抵制。这位后来名声很糟、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认为：赵佶太轻佻，不适合做皇帝君临天下。正在此时，宰相的反对派知枢密院事曾布当场厉声指责宰相：“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言外之意是说他目无尊上，别有用心，居心叵测，搞得这位宰相乖乖闭上了嘴。　　就这样，后来证明绝不仅仅是“行为轻佻”的赵佶，变成了宋徽宗。那位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章惇，不幸而言中——赵佶不光是不适合做皇帝。那些自以为不别有用心的人们，包括当时人们很尊敬的向太后和后来同样被列入宋朝奸臣行列的曾布，为帝国选择的，根本就是灾难与死亡。所谓轻佻云云，显然太看轻了这位皇帝祸国殃民的本事。　　宋徽宗赵佶生于1082年。据说他降生之前，他的父亲宋神宗曾经来到秘书省，观看过那里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画像，对这位亡国之君的儒雅风度极为心仪，随后就生下了宋徽宗。并且，史书很认真地记载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宋神宗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使稍后一点的人普遍相信：宋徽宗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　　今天，熟悉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会发现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惊人的相似：　　他们同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文采风流；不同的是，在诗词曲赋上，赵佶略输文采；在书法绘画上，李煜则稍逊风骚。　　在治理国家上，他们同样弱智，同样昏庸，同样不管别人死活，只顾自己享受快乐，极其可恶；不同的仅仅是祸害人的程度与范围而已。　　他们同样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国亡在了宋徽宗赵佶的祖先宋太祖赵匡胤手里，赵佶的北宋帝国则亡在了金国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最后，他们的归宿也同样悲惨不堪。李煜成为俘虏后，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妻子被赵家天子屡屡召去侍酒侍宴侍寝；宋徽宗被女真骑兵掠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边时，除了年老色衰的之外，几乎所有妻子女儿都被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失宠后，再沦为奴婢侍女。　　正如《宣和遗事》中所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善写墨竹君，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假如赵佶真的是李煜托生的话，他倒是确实为李煜报了亡国灭家的一箭之仇——让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断送在他的子孙手中，这是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轮回报应。　　奋发有为　　从现有资料上看，宋徽宗赵佶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这从他的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与诸多艺术成果上可以看出。他在当皇帝之前，是一个好学上进，相当讨人喜欢的好青年，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的口碑很不错。据说，他从小就举止不凡。当时的皇家贵戚子弟大多喜欢追逐声色犬马，唯独宋徽宗每日沉浸在笔研、丹青、图史、射御之中，这显然是一些相当正派健康的嗜好。因此，到十六七岁时，他已经“盛名圣誉布于人间”，就是说，不但知名度不低，美誉度也非常高。　　他也并不昏庸。从他当政之初的情形判断，的确称得上出手不凡。当时，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反冤狱，贬窜奸佞，提拔贤良，一时间，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他曾经发布一份诏书，相当谦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够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其诚恳平和、推心置腹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诚、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读来很是感人。　　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章惇做宰相后，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来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下令撤消了专门从事罗织罪名的办事机构，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开明，大受欢迎的举措。　　在徽宗初政中，已经在哲宗朝当了六年宰相、在徽宗朝继续当了九个月宰相的章惇遭遇重大打击。　　这位章惇是苏东坡的老朋友，年轻时以富有才华，豪爽大方出名。他们两人曾经一起结伴外出远游。在前往芦关的深山老林里，马上就要到达黑水谷的时候，他们碰到一处万丈深渊，下面急流咆哮，上面只有一架独木桥。章惇提议两人过到对面的峭壁上去题字留念，苏东坡不肯，章惇若无其事地走过深渊上的独木桥，然后把长袍掖在腰间，抓住一根老藤荡到急流对岸，在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然后从容回到此间岸上。苏东坡对此的反应是，拍着对方的肩头说：“今后你这家伙会杀人不眨眼。”章惇问：“何来此说？”苏东坡回答：“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肯定不会拿别人的性命当回事儿。”　　以王安石变法为契机，章惇渐次成为变法派的主力战将，苏东坡则立即加入到反对变法的阵营，并以自己如日中天的文名与官声，成为令变法派特别难受的主要对立面之一。章惇做了六年宰相，果然以无情地不给任何人包括自己留退路，证明了苏东坡当年的判断不错。在章惇那里，人们才终于明白，什么叫政治迫害，什么叫政治谋杀。　　于是，这位以不择手段地打击反对派著称的宰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个被清算对象。最后，他被流放到雷州岛。这位前宰相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京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贬居之地。　　与此同时，深受这位宰相赏识与提拔的蔡京兄弟二人也成为众矢之的，被贬黜出了京城。蔡京被夺职，令在杭州居住。　　在此期间，宋徽宗做了两件颇有象征意义的事：一件是将被贬到永州的老宰相范纯仁请回京城；另一件则是赦免苏东坡，实际上是为他平反昭雪，并恢复官职。与他同期被贬的三十多位官员也恢复了名誉与原有官职。可惜，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人世；而此时的苏东坡也贫病交加，不久，就病死在江苏常州。　　范纯仁是著名的北宋名相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返回京城后，双目失明，已经是风烛残年。宋徽宗不得已让他颐养天年，并且感慨万端地说：“像范纯仁这样的人，能够见一面认识一下，就已经令人感到十分满足了。”令人遗憾的是，范纯仁和苏东坡的逝去，似乎成为了一个时代消逝的象征，从此以后，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徽宗执政之初，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相当令人赞叹。宰相张商英劝告他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让人整修升平楼，还特意嘱咐工头：如果张宰相经过这里，须速把工人们藏到楼里去，不要让他看到。曾经有一个很敢说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胡作非为，侃侃而谈，一直谈到傍晚时分。徽宗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就站起来说：今天先到这儿，我饿坏了，找机会再听你说吧。谁知，这位愣头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至于把衣服都扯坏了。徽宗大叫道：“有话好好说，我的衣服都被你撕碎啦。”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徽宗相当感动，说：“有你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说：“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　　此时的徽宗，表现得似乎特别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御史，并且对他说：“方今士大夫寡廉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有一位中书舍人，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对他说，“我每次听这帮臣僚们谈话，总觉得不是内含奸诈，就是马屁扑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赖你这样的人。”　　登基之后，徽宗曾经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对宰相说：“仁宗皇帝制作了一个宝座，觉得太华丽了，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种种资料显示，这位青年皇帝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公元1100年，徽宗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祐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益者，不论是元丰还是元祐，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　　一个月后，徽宗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除旧布新的气魄。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徽宗皇帝就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　　奢靡腐化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宋徽宗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基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四百七十年以后，明朝万历皇帝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这位性格相当单纯，而且也还算富有才华的皇帝大受刺激，导致他由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一步步变成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贪婪的帝王之一。　　然而，在徽宗皇帝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变化的理由。找来找去，只能无奈地发现：只能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蔡京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彼此强化着发生效力，遂使这位皇帝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从历史上看，宋徽宗当上皇帝时，蔡京已经享有了相当广泛的声望。反对他的人固然不少，支持他的却也大有人在。据说，此人天赋异秉，有一种相当奇异的本领：他可以若无其事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午的太阳看，而且是长时间地看，一眼不眨。在时人的眼中，他是王安石的坚定拥护者，以毫不留情地打击保守派著称。因此，在变法派失势时，也遭受了同样无情的打击。　　但是，当保守派掌权时，蔡京曾经相当巴结地在五天之内，就在自己辖区内废除了新法，并向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报功。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政治操守。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种怀疑不幸成为了事实。到了徽宗准备再次依靠变法派时，蔡京手中高举的变法派大旗就成了他最为强有力的政治资本。　　1101年，是宋徽宗登基的第二年。这一年年初，与向太后去世，宋徽宗开始真正掌权。实际上，在去年九月间，向太后已经以身体不适为由，将大政归于赵佶了。只是到此时，他才真正无所顾忌罢了。　　这一年年底，他突然把自己亲手贬到杭州去的蔡京起用为定州知府，随即转为大名府知府。还未到任，又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调回朝廷；两个月后，又升任尚书左丞，进入中央决策层；再过两月，蔡京被升任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相当于第二宰相的职权。仅仅半年时间，蔡京已经成为帝国决策阶层的主要人物。由此再过半年，蔡京便正式就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当朝第一宰相。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实在叫人目不暇接。　　对于这个变化，史学家们众说纷纭。归结起来，不外两大因素：其一，是朝廷政治斗争的实力对比、角逐与博弈的结果；其二，蔡京的艺术才华发挥了很有可能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徽宗当上皇帝之后，激浊扬清，表现出了一位中兴天子的气象。从当时皇帝发布的各种诏书文告上看，他很是诚恳，并没有玩弄权术，欺世盗名的迹象。　　徽宗登基之后，有九个月时间，由向太后垂帘听政。这位太后和她的婆婆宣仁太后一样讨厌变法派，于是请一位老成持重的保守派人物韩忠彦担任宰相。此时的第二宰相就是那位拥立徽宗即位，斥责章惇居心叵测的曾布。这位曾布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其实他与章惇一样，都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拥护者。但他很讨厌章惇，原因是章惇过于强项霸道，压得曾布无法出头；另一方面，他也不喜欢蔡京。当时，他是知枢密院事，主管全国的军事工作；而蔡京一心盯着的也是执政的位置，这让曾布很不舒服。蔡京乖巧，很会讨喜，这使曾布分明感觉到了压力。因此，怎样才能将章惇和蔡京排挤出京师，曾布当时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如今，需要对付韩忠彦了。曾布一方面，劝徽宗皇帝，要继承父兄神宗皇帝与哲宗皇帝的遗志，发扬光大他们的革新变法事业，只有这样，才能民富国强，长治久安，实现朝代的夙愿。对于血气方刚，思量着有所作为的皇帝，这样的劝告是有说服力的。　　而且，经过父兄两代人变法革新的努力，民间百姓的生活可能更糟了，但这是皇帝不大容易看到的；而官府的经济收入上，显然是大大好转了，这却是皇帝每天都能知道的。到徽宗即位后，北宋的国库即便不是开国以来最富裕的，也肯定相当好过。　　很有可能，这就是建中靖国年号只用了一年就改成崇宁的重要原因。这里的“宁”指的是熙宁，即父亲神宗皇帝推行变法的年代，“崇”应该是推崇、崇尚之意。现在，天才艺术家宋徽宗赵佶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轻佻了。　　另一方面，曾布的政治主张虽得到不少朝臣的拥护，这还不够。要对付韩忠彦这样的保守派，他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支持者。在他的盘算中，如果赶走了现任宰相，自己极有可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宰相，这样，他应该不需要过分担心蔡京的威胁了。因此，他参与并支持了皇帝对蔡京的起用。而此时，敌对一方的宰相韩忠彦，表现得却不但平庸，而且糊涂。史书记载，这位宰相柔懦木讷，不善表达；在政治上，他没有能力阻止皇帝向变法派一方的大幅度立场转变，作为变法的反对派先失一分；在政务上，虽然权位在曾布之上，却事事受到掣肘，无所作为，连连丢分。最后，被曾布挤兑得实在难受了，这位宰相居然恨恨地说：“你曾布以继承先皇帝遗志为能事，我就找一个比你更能继承遗志的人来干掉你。”这就谈不上什么政治作为，变成只要快意恩仇就行的胡闹了。　　而他所说的更能继承遗志的人，就是蔡京。至此，已经很难有什么其他政治力量能够阻止蔡京三级跳般地回到帝国权力中枢了。　　为蔡京优美的三级跳加油助跑的，则是他本人出色的艺术才华和宦官童贯的鼎力相助。　　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如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有一年夏天，两个下级官吏极为恭谨地侍奉蔡京，不停地用扇子为他扇凉。蔡京心中喜悦，于是要过扇子，在上面为他们提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喜气洋洋地阔气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的扇子被一位亲王花两万钱买走了。两万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人家一年的花销。而这位亲王，就是登上皇位之前的宋徽宗。可以想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　　此刻，宦官童贯作为绝好的中介，进一步加深了皇帝的这种喜爱。1101年的初秋时节，宦官童贯作为内廷供奉官，被派到杭州为皇帝征集文玩字画。此时，蔡京贬居杭州已经将近一年。据说，他恰到好处地为童贯提供了一份名单，并帮助他出谋划策，使杭州城里流藏民间的几件传世不朽之作，落入童贯手中。其中，有王羲之的字、顾恺之画，还有宋徽宗梦寐以求的南唐周文矩真迹——《重屏会棋图》，这使童贯在徽宗面前大为露脸。蔡京自己精心创作的一些字画作品自然也没有湮没无闻。　　此次征集字画，表明徽宗并没有打算用励精图治埋没自己的闲情逸致，风流才子型皇帝的轻佻性格再露端倪，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而童贯与蔡京二人也就此结下了相互支援、牢不可破的友谊。事实表明，在未来的岁月里，正是这种可怕的友谊，诱惑着、裹挟着宋徽宗，将大宋帝国一步步拖下了灾难深重的泥沼之中。　　在此前后，一位名叫邓洵武的起居郎，就是专门负责记录天子大大小小各种各样言论举止的机要生活记录秘书，为皇帝画了一张《爱莫助之图》，为徽宗留下了深刻印象。　　邓洵武先对皇帝说：“陛下是神宗先帝的儿子，现在的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当年先帝创制新法以利天下苍生，韩琦曾经百般反对；如今忠彦做了宰相，废止了先帝的法度，这表明忠彦能够继承父志，陛下却做不到。”真是挑拨离间的高手，一番话说得皇帝黯然神伤，且怦然心动。　　邓洵武接着侃侃而谈：“陛下如果想要继承父兄之志，现在的朝中没有人能帮助您。”说着，他给皇帝展开了著名的《爱莫助之图》。这张图仿效《史记》中的年表，按照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类又分为左右两栏，左边为变法派，右边为保守派。结果，变法派的左边，人名寥寥无几，从上到下只有五、七人而已。宰相执政一级的，只有执政一人；而保守派的右边，则有密密麻麻的一百多人，宰执公卿满朝文舞。最后，在左边变法派的最上面，用小字密书着一个名字于宰相之下。皇帝细细看去，乃蔡京二字。邓洵武告诉皇帝：假如皇帝要继承父志，就非用蔡京不可。　　1102年，韩忠彦罢相；蔡京官至尚书左丞，已经是副宰相职级。这种快速提升足以令人眼晕。曾布觉得不好时，已经无力阻拦了。而此时的蔡京对曾布根本就不假以颜色，该出手时就出手。做尚书左丞还没满月，蔡京就用一份奏章彻底断送了曾布的宰相梦想和第二宰相的宝座。　　事情起因于曾布的不争气。他向皇帝推荐陈佑甫担任户部侍郎。这位陈佑甫偏偏是他的儿女亲家。按照大宋的规矩，宰相是不能举荐自己亲属担任要职。蔡京立即动本参劾。他的话狠辣而简明：“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以宰相私其亲？”官职俸禄是皇帝的，你宰相怎么能够以权谋私，私相授受给自己的亲属？　　曾布不服，喋喋不休地在皇帝面前驳斥蔡京，为自己辩解，不知不觉间声色俱厉起来。于是构成了他的另外一条罪名：在天子面前无人臣之礼。徽宗拂袖而起，相当不快。御史大夫们见此情形一拥而上，交相弹劾。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意思是说曾布势焰熏天，喘口气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喜怒哀乐之间就可以改变天地间的冷暖炎凉。曾布别无选择，只能辞职。皇帝接受其辞呈。　　这还没完。蔡京乘胜追击，弹劾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将他的几个儿子一网打尽，抓进开封府刑讯逼供、罗织罪名，迫使曾布低头认罪。结果曾布再次贬官，被发往太平州居住。从此，曾布噩梦不断，直到五年后，在郁郁寡欢中死去。　　一个月后，蔡京坐到了曾布的位置上，成为帝国第一副宰相。随后，徽宗召见蔡京，问道：神宗皇帝变法改制，哲宗皇帝继承之；可是经过两次翻覆，至今国是未定。我要继承父兄遗志，先生有何指教？蔡京连连叩首说：将死而后已，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史书称，当时朝野上下寄希望于他有所作为。　　蔡京果然有所作为。当国之初，他动作迅速地帮助皇帝完成了两个出尔反尔的重大转变：　　第一个动作，是将元祐党人，也就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人士彻底打进地狱。皇帝即位之初，曾经发布煌煌文告昭示天下，将以至正大公的胸怀，不偏不倚地对待变法与保守两派，以期利国利民。如今，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言犹在耳，事情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徽宗下达了一道禁止元祐年间所行法政的诏书，措辞的强硬与严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谦抑与温和。以此为开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整治保守派人士的元祐党案及其元祐党人碑。　　蔡京为皇帝提供了一份元祐党名录，其中包括了以人品官声享誉当时、以文化成就震烁古今的司马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程颐、范纯仁等数百人。当年，章惇修理政敌时，曾经提议皇帝把司马光的坟刨开，鞭尸三百。如今蔡京虽没有那么粗野凶暴，但却更加阴柔老辣。他将锋芒直接指向这些政敌们生前身后所最珍视的部分：千秋名节、子孙后代的尊严，还有他们的现实生活。　　徽宗皇帝以自己优雅高超的书法艺术，先后两次亲手书写元祐党人碑，分别刻于端礼门的石碑和文德殿门的东壁之上，并由书法艺术同样高超的蔡京书写颁示天下州县，命令各地刻立石碑，用以惩恶扬善。据说，直到今天，在某些地区还能看到这种石碑。　　从1102年到1104年，这种政治迫害运动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深度与广度：当时，这些被列入元祐党名录的人，大多已经故世，于是，迫害的锋芒主要指向他们的著述和子孙后代。　　名列元祐党的许多人，是当代的学术泰斗或文坛领袖。这使禁绝销毁他们的著作成为当务之急。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黄庭坚号称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一句“春归何处？”曾经问得诗苑词坛一时间黯然失色。与苏东坡比较起来，这位影响巨大的诗人虽然只能屈居二流。但是禁绝销毁元祐党著述却是由他首当其冲。其起因相当猥琐无聊：　　黄庭坚名列元祐人党籍之后，被贬黜到湖北。湖北转运判官陈举，很想借黄庭坚的文名抬高自己的身价。有一次在黄庭坚应邀撰写一块碑文时，陈举要求在碑文撰写人的落款上，把自己的名字添上去。黄庭坚拒绝了。于是，陈举便在碑文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一些词句，举报黄庭坚诽谤朝政。他有意将举报交到了副宰相赵挺之手中，原因是他知道赵挺之与黄庭坚不和。果然，赵挺之立即向宋徽宗报告。结果，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黄庭坚被进一步贬窜到岭南，并死在那里；另一方面，则是大举开始了禁绝销毁元祐党著述的运动。　　为此，大艺术家徽宗皇帝发布了一系列诏书。他先是下令，天下碑、碣、榜、额，凡是苏东坡书写的要全部销毁；又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以及马涓等人文集、范祖禹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攽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书的印版悉数焚毁；在蔡京的怂恿下，皇帝进一步下诏，焚毁苏轼的《东坡集》印版；毁掉司马光、范纯仁等人的画像。司马光的伟大史学著作《资治通鉴》也在焚毁之列。　　当时，负责销毁《资治通鉴》及其印版的是蔡京的弟弟蔡卞、林自等人。太学博士陈莹中知道消息后，特意在太学考试出题时，引用了徽宗的父亲宋神宗为该书写的序文。这位林自不学无术，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不知道神宗皇帝真的写过这篇序文，于是跑去向陈莹中兴师问罪：“神宗皇帝怎么可能写这篇东西？”陈莹中反问：“谁敢说这是假的？”林自含糊了，说：“即便是真的，也是神宗皇帝年幼时写的作文而已。”陈莹问他：“你的意思是说：天子的圣人之学不是得自天性，还有少年、成人之分？”这回，林自真的没脾气了，回去悄悄告诉蔡卞。蔡卞也不敢下手，密令太学将印版束之高阁，从此不敢再提销毁的事儿了。　　苏东坡的诗文恣肆汪洋，意境高远。文人骚客们爱不释手。崇宁、大观年间，朝廷悬赏重金禁止他的诗文，最高时赏金达到八十万钱。结果，反而使苏东坡的诗文成了民间相互夸耀的宝贝。读书人如果不能背诵苏东坡的诗文，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其他人会认为此人没有品味，俗不可耐。在苏东坡的家乡四川，民间甚至流传了一句谚语，说是：“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不熟悉苏东坡诗词文章的读书人，只能吃菜根。由此可知宋徽宗君臣施政与民间舆情的反差之大。　　逝者已矣，他们亲属子弟的命运则变得相当悲惨。崇宁年间，徽宗多次下诏，凡元祐党子弟，不管有无官职，均不得在京城居住，不准擅自到京师来，不准在京师及京师府界任职；后来又规定，宗室子弟不得与党人子弟联姻，已订婚尚未举行婚礼的，必须解除婚约；党人五服之内的亲属，均不得担任近卫官职。知情不报者处斩。此外，在科举考试和官吏录用晋级等方面也有不少歧视性的规定与作法。　　蔡京辅佐宋徽宗出尔反尔的第二个轻佻举措，则是分门别类地治罪那些在皇帝的鼓励下，上书言事的人们。　　徽宗初政时，曾经鼓励、号召天下人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结果，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同样言犹在耳、墨迹未干，徽宗皇帝便尽反前言，将所有奏章和上书交给蔡京父子、门客强浚明兄弟，再加上一位不错的学者叶梦得，由这个五人小组根据上述文书中的内容与词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上书言事者。　　这五人“同己为正，异己为邪”，凡是与蔡京有过节的人，几乎一网打尽地被列进了“邪”字榜中。以此为发端，从此形成北宋末年的党人之祸。　　在涉及到治国方略的重大事务上，徽宗皇帝的表现既轻佻又不浪漫，这种做法所伤害的远远不仅仅是上述这些被列入“邪”字榜中的人。人们有理由在这种缺少道德信念支持的变化中，感受到前景的黯淡与令人畏惧。在这两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蔡京差不多将自己的敌人和潜在敌人清除殆尽。事实上，此后二十多年的徽宗朝政，在此时已经奠定了基本的格局。　　就这样，大宋帝国的元首几乎是以滑着舞步般的轻松与浪漫，处理着军国大事。此后，这种特点一再显现：在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上，缺少坚定的信念，寡谋善变，投机取巧，特别典型地表现了徽宗皇帝的轻佻。　　如果说皇帝在对待元祐党人的政治立场上剧烈转变是一种政治轻佻，在治罪上书言事者上翻云覆雨是一种人格轻佻的话，那么，在他改变对上述两类人的惩治时，所表现的则是一种让人根本无法界定的轻佻。　　按理说，改变对这两种人的错误惩治，应该是很受欢迎的举动。可是，徽宗皇帝在这样做时，却使人丝毫感觉不到欣慰，相反，令人对国家的前途更加沮丧与绝望。　　事情的起因可能与徽宗皇帝笃信道教有密切关系。到了宋徽宗的时代，对道教的尊崇达到了一个高潮。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代帝王能够像徽宗这样崇信道教，以至于到了最后，他给自己的称号都要叫“教主道君皇帝”。　　这位教主道君皇帝的神怪，与他的先祖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是端王时，就曾经有一个道士预言：“吉人当继大统”。吉人合起来，正是赵佶的佶字。赵佶当上皇帝之后，子嗣人丁不旺。道士刘混康告诉他，京城东北角风水极佳，倘若将地势增高，皇家子嗣立即便会兴旺。徽宗下令照办。不久，宫中竟然连连诞育皇子。这一来，使宋徽宗对于道教大为崇信。　　有一次，宋徽宗前往圜丘祭天，蔡京的儿子蔡攸随行，由一百多个道士执仪仗为前导。队伍出了南熏门，徽宗忽然停住，指着前方的空中问蔡攸：“玉津园的东面好像有亭台楼阁，重重叠叠，那是什么地方？”蔡攸立即装神弄鬼地回答：“我只隐隐约约看见云彩间有几重楼台殿阁。再仔细看，都离地有几十丈高。”徽宗问：“看到人了吗？”蔡攸答道：“好像有一些道家童子，手持幡幢节盖，相继出现在云间，眉毛眼睛历历在目。”一君一臣，一问一答，认定了有天神下凡。于是，皇帝下令，就在其地修建道宫，名曰：迎真宫。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与皇帝相处时日最久的一个道士，名叫张虚白。徽宗皇帝从来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叫他张胡。他博学多识，精通术数，经常喝醉酒后发出预言，神奇的是每每被他言中。他曾经酒醉后枕着皇帝的膝盖大睡其觉，并且经常直言无忌地发出批评性的警告，甚至针对皇帝本人。徽宗并不计较。宣和年间，金国人俘虏了辽国皇帝天祚皇帝，派人来通告，徽宗皇帝将此事告诉了虚白。虚白的反应是：“天祚皇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候陛下，已经很久了。”此话一出，周围的人们相顾失色。天祚皇帝是公认的荒淫昏庸之君，而且亡国后成了俘虏。虚白如此比拟，完全够得上大不敬之罪，徽宗皇帝却浑然无事，手抚虚白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　　1127年，徽宗皇帝真的成了亡国之君，并被金国俘虏后，又一次见到了虚白。皇帝叹息着说：“你平日所言，都应验了。我悔恨透了，没有早听你的意见。”虚白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谏。陛下好好爱惜身体吧。”据说皇帝曾经赏赐给张虚白大量财宝，虚白全部推辞不受，是一位相当懂得自爱的道士。　　皇帝宠信的道士不少，像张虚白这样自爱的则不多。最有名的当属林灵素。他相貌极为奇异。据说，因为好酒贪杯，又没有钱，于是向人家赊账，欠多了酒账，债主前来讨债，他“举手自折其面”，结果，导致他一半脸干枯如骷髅，一半脸则滋润如常人。皇帝一见到林灵素，顿时就懵了，他疑疑惑惑地发问：“先生过去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我吗？”道家大师林灵素答道：“我往年在天上玉皇大帝那儿当差时，曾经侍奉过圣上您的大驾。”皇帝道：“那段事如今我还恍惚记得。我记得你好像是骑一头青牛，那青牛如今哪儿去了？”灵素回答：“我把它寄牧在外国了，不久就会来此。”皇帝又惊又喜，不但知道了自己的前世，还找到了天上的仙伴。皇帝的心情无比喜悦。　　徽宗皇帝弄清楚自己的前世今生后，相当感慨。他派人宣谕有关部门：自己是上帝长子，只因为怜悯中华大地到处都是金狄之教（指佛教），因此恳求上帝父亲愿意下凡为百姓之主，令天下归于正道。于是，道箓院请示了上帝之后，正式册封徽宗皇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在此期间，道家的修行、典礼、仪式、经典与生活方式，成了皇帝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相当自觉地以此要求自己，陶醉而且乐此不疲。于是，在此期间，中国道教的势力远远压倒佛教，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顶峰。为此，道家弟子们，实在是应该感谢这位教主皇帝。　　当时仅林灵素一人，就有弟子两万多人，锦衣玉食地在京城内外招摇。他的势焰极盛，甚至被人们称为“道家两府”，意思是此人的权势已经可以和宰相并列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褚慧仙卿林灵素林大师的一番做作，导致了徽宗皇帝对于元祐党人案和上书言事获罪者们的重新思考。有一天，皇帝在太清楼设宴，林灵素侍宴。恰巧太清楼下就有一块元祐党人碑。林灵素走到碑前，纳头便拜。皇帝大为讶异，问他何以如此，大师庄容回答道：“这块碑上的名字大都是天上的星宿，臣大模大样地不稽首致礼，今后回到天上，大家如何相处？”据说这位老道还随即吟诗一首：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元祐是何人？　　人们找不到这位林灵素与苏东坡、黄庭坚这些人有什么瓜葛、渊源的证据。道士忽然为那些倒霉蛋说话，由不得徽宗不信。这可能是促使宋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明显好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前后，还有一位道士，也曾经以类似的方式，使皇帝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压力。据说，有一次皇帝巡视一座道观。观中的道士在皇帝面前，向上帝伏地跪拜，过了很久才起来。皇帝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这位道士回答说：“刚才到上帝办公的地方，正好赶上奎宿在向上帝汇报工作，很久才完，臣只能等他完毕才能上达奏章。”皇帝听了，感叹不已；又问那奎宿是什么人？向上帝汇报了些什么事情？道士回答：“臣离得远，听不清，对于他们谈的事情不得而知。不过那位奎宿臣倒是看清了，就是以前的端明殿学士苏轼。”据说，徽宗皇帝听了之后，大为改容。随后，对元祐党一案的态度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　　在此时此刻，艺术家宋徽宗的想像则已经插上了道教的翅膀，正在现实生活中的此岸世界上空，尽情地翱翔。应该说，道家的思想观念与皇家的思想观念是最为默契的，因为两者的追求高度一致。对于道家人士来说，此岸也就是今生今世的快乐追求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长生不老，修炼成仙，白日飞升等等。如果今生今世就能够修炼成仙的话，也就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来生来世的问题。与此种聪明作法比较起来，苦巴巴地修炼来世的佛家人士，实在是显得特别愚蠢。　　一般说来，皇帝内心深处最焦虑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坐稳屁股底下的这把龙椅，不要让别人抢了去；第二就是怎么样才能尽可能坐得时间长一点，最好是长生不老地永远坐下去。这两个根本性的焦虑，是大多数皇帝特别喜欢道家的主要原因。　　当然，道家修炼时的美妙也实在不错。他们认为健康长寿是可以通过采阴补阳来实现的。这个过程要求：采阴的对象，最好是十六岁左右的处女；皮肤白嫩细腻，气色白里透红，骨骼玲珑细致，头发油光黑亮，五官和谐标致，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美貌处女；而且，数量越多越好。采阴的场所，最好是有山有水，林木葱茏，鸟语花香，配以潺潺流水和恰到好处袅袅不绝如缕的音乐等等。采阴的时间，最好是万物复苏的阳春时节等等。　　徽宗皇帝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相当浪漫，也相当漫长。在这浪漫而漫长的过程中，宋徽宗从一位好学上进的青年皇帝，一步一步蜕化，最后，终于蜕化成了一位彻底地、昏天黑地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庸天子，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皇帝。　　这个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比如：当上皇帝不久的宋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大家：“我打算在国宴上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怎么样？”　　蔡京马上回答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算什么？何况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情合理。合乎情理的事情，别人说什么也就不必放在心上。”这使皇帝的感觉相当舒服。　　蔡京饱读诗书，而且极有才学。他引经据典的理论阐述，可能是帮助皇帝最后解除顾虑的重要原因：他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叫做“唯王不会”。这里的“会”是会计的会。蔡京告诉皇帝：周礼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只要是君王，其花费都是不必计算、不受限制的；陛下过分节俭，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农民一样了。对于君王来说，这样做是可耻的。　　这番理论，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经不能用一般的“卑鄙”、“无耻”来形容。按照儒家传统理论，逢君之恶，乃标准的奸佞之徒。不幸的是，这套理论被宋徽宗全盘接受，成为皇帝本人、他的宰相和整个徽宗一朝的基本施政纲领。　　有一次，蔡京的儿子蔡攸劝皇帝：“所谓人主，就应该以四海为家，以太平岁月娱乐自己。人生几何，岂可徒自劳苦？”皇帝深以为然。转过头，在一次宫中的宴会上，对梁师成说：“先皇为天下欢乐，也为天下忧愁。如今四海太平，我才有机会放松一下，游玩游玩啊。”　　梁师成回答说：“对呀。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就是陛下您这种情形呐。”这一番对话，将现实的享乐和圣人的境界联系在一起，令皇帝特别欣慰。　　花石纲　　中国皇家贵族、文人雅士赏玩奇石的历史相当悠久。不过，玩这么大的，徽宗皇帝可能是第一份，宋徽宗酷爱稀奇古怪的石头。按理说，一个皇帝不是喜欢肉林酒池金山银海，而是喜欢赏玩石头，这岂不是臣民的福气？谁知，皇帝的爱好和宰相的逢迎结合后，却生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怪胎。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在北宋帝国的败亡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花石纲”。　　1102年，朝廷在杭州增设造作局，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工匠数千人，专为皇室制造金玉牙角竹藤织绣等物品。所需物料，全部由民间征敛。　　1105年，是蔡京当上宰相的第三年。这一年，朝廷又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勔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为皇帝搜罗珍奇物品与啤颉颞异石。结果，发展为灾难性的、遍及全国规模的“花石纲”大劫难。　　花石纲的本意指的是运送异石的船。当时，管成批运送的货物叫“纲”。动用大批船只向京都运送花石，每十艘船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据史书记载，起初，这种花石贡品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皇帝对这些贡品大为赞赏，进贡者纷纷加官晋爵，恩宠有加。于是，化为一道无声的号令，迅速演变成举国为之骚动。　　政和年间，安徽灵壁县进贡一块巨石，高、阔均二丈有余，用大船运送到京师汴梁，拆毁了城门才算进得城中，上千人都抬不动这块大家伙。宋徽宗大喜，亲笔御书曰：“卿云万态奇峰”，并加金带一条悬挂其上。　　随后，太湖鼋山又采得一石，长四丈有余，宽二丈，玲珑剔透，孔窍天成。又有一树，相传是唐代白居易手栽，故名白公桧。连石带树，预备一股脑献给皇帝。为此，特造大船两艘，花费八千贯钱才送到京师。八千贯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二百户人家的一年生活费。　　华亭有一株唐朝古树，人们决定将它晋献皇帝。由于此树枝干巨大，无法通过桥梁，于是造大船海运，经楚州到开封。一日风大，树枝与风帆纠结在一起，“舟与人皆没”，一船人全部葬身鱼腹。　　1123年，在太湖又采得一石，该巨石高六仞，阔需百人合抱。再造巨舰运送京城后，宋徽宗极为喜悦，赏赐搬运船夫每人金碗一只，朱勔的四个奴仆被封官，朱勔本人晋升为“威远军节度使”，那块大石头则被封为侯爵——“盘固侯”。“节度使”曾经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司令兼一省或数省的行政长官，如今则用来表明同样级别的地位、荣誉与待遇。　　为了搜寻出奇制胜的花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论高山深谷急流险滩，还是深宅大院草门棚户，只要有一石一木稍堪玩味，便有官吏健卒直入其地，做上皇家记号，这玩意儿就成了御前之物，主人必须妥善保护；少有不慎，就将被以大不敬的罪名治之。等到发运时，一般都要拆墙毁屋，恭恭敬敬地将这东西请出去。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其实很简单：奥妙就在“御用之物”和“大不敬”的罪名上。这种罪名属于“十大恶”之罪，摊上了它是要死人的。这就堂皇正大地为官吏们敲诈勒索铺平了道路。　　后来，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浙江东南一带，发生了方腊起义。起义农民对于落入自己手中的政府官员，采用了极为残忍的处置手段，比如：活埋、刨心挖腹、砍断四肢、乱箭射死、熬成膏油等等。这种极端不留余地的做法，从反面证明了他们曾经遭受来自政府官员们蹂躏的残暴程度。就连官修正史《宋史》中，也在指方腊为盗为匪的同时，委婉地指出了官逼民反的隐情。　　花石纲掠夺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形成了一场真正的灾难。在江河湖海惊涛骇浪中，人船皆没者，枉死无算，很难统计。运到京城的石头数以十万计，最贵的一块石头，光是运输的费用就达三十万贯钱，相当于一万户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并且，贡品的品种也变得几乎无所不包：“大率太湖、灵壁、慈溪、武康诸石；二浙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物产应有尽有，地域涵盖全国，牵连人数和贡品数量的巨大，在中国历史上都相当罕见。　　花石纲闹得举国骚然，包括激起相当大的民间反抗，徽宗皇帝其实心知肚明，但是他已经不能也不想适可而止了。他深陷在那神仙般的快乐之中不愿也不想自拔，他要不停地向更加快乐的境界前进。于是，宋徽宗与蔡京君臣一道，创下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到此为止相当罕见的记录，那就是修建艮岳。　　与政治上轻佻善变相映成趣，徽宗皇帝肯定不会让自己的物质享受刻板乏味，其变化万端同样令人眼花缭乱。事实上，蔡京似乎从当上宰相那天起，就一刻不停地怂恿皇帝大兴土木。君臣二人高度默契，高度协调。从崇宁元年起，修完景灵宫以后修元符殿，铸完九鼎之后再建九成宫——九座宫殿安放这九鼎。九成宫华丽壮观，固然很好，但大宴宾客的地方太窄小了。于是起大工程，开始修建延福宫的七宫三十二阁，叠石为山，凿池为海，建了一座令皇帝相当满意的、“不类尘境”的宫殿群。　　据说，蔡京最看不上的，就是历朝历代讲究节俭的帝王，每每谈及此处，他都会嗤之以鼻地斥之为“陋”。以这样的品位辅佐皇帝，档次当然只会更高。或者反过来说，需要这种档次的宰相辅佐的皇帝，品位肯定高得吓人。　　终于，曾经令皇帝心满意足，并且专门为此撰写一篇赋，以纪其盛的延福宫，又在皇帝的感觉中显得“陋”了。于是，这一对君臣高度默契，共同精心策划与实现了一个大手笔，向现实的神仙境界迈进了一大步。这就是艮岳。　　艮岳，又叫万岁山，是一座人工堆砌的巨大的假山园林。这座假山园林方圆数十里，坐落于开封城东北、景龙江之南。之所以要把这里垫高，是因为道士告诉皇帝：这里的方位正处在八卦的艮位之上，垫高后，皇家子嗣就会人丁兴旺；如若修建成为林木葱茏的假山，则国运必将亨通昌盛。前面的说法业已得到了证实：自从将此地抬高之后，徽宗皇帝便连连喜得贵子；这使徽宗深信，若在此地建成艮岳，国家的兴旺发达必是指日可待。于是，开始了长达六年、耗资无可计数、征用民间劳役数十万的大工程。　　艮岳，最高峰一百五十米左右。山分东西两岭，其间亭台楼阁无数，异石无数，珍禽异兽无数，还有万名左右妙龄美女出没其中。艮岳山峰北部为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林之间，水声潺潺，如歌如诉。　　当时与后世对于艮岳的记载和评述颇多。一说：艮岳之壮丽，“自生民以来，盖未之有”。就是说，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艮岳乃天字第一份；二说：艮岳之美妙，“真天造地设，神谋鬼化，非人力所能为者。”意思是，这简直就不是人所能干的。　　艮岳的修建，开始于1117年，到1122年竣工，前后历时六年，无法统计究竟花了多少钱。　　在修建这座皇家园林期间，北方发生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引起朝廷的关注与不安；南方，则在公元1120年，发生了方腊领导的大起义，几个月之内，就将东南地区席卷进去，并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大约至少在数百万以上。与此同时，南、北方各地陆续发生了至少十起左右农民暴动，人数少则数千人，多则十数万人。用当时人的话说，离开花团锦绣的京城开封府，十里之外就到处都是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　　艺术天才　　宋徽宗或许是中国帝王中艺术天分最高的皇帝。如果没有坐上皇帝宝座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完美甚至伟大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这位皇帝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宋徽宗传世不朽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有《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此后八百多年来，迄今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可称为古今第一人。　　这位皇帝不仅瘦金体写得好，他的楷书作品《秾芳依翠萼诗帖》亦堪称楷书杰作，其笔法犀利遒劲，铁画银钩，被后世论者称为出神入化的“神品”。　　赵佶的草书书法炉火纯青，用大师称呼不算过分；他的《草书千字文》相当精彩，人们甚至认为其水平，丝毫不亚于盛唐时期的草书书圣张旭与怀素，可见其功力之深。　　徽宗皇帝与书法家交往的故事，更是为历代文人骚客津津乐道。比如，他与大书法家米芾的交往就很有意思。　　米芾与徽宗一样酷爱石头，曾经在一块怪石面前纳头便拜，尊称此石为兄，人称“米癫”，就是米疯子的意思。有一次，徽宗令人在瑶林殿张挂两丈长的画绢，摆上极珍贵的笔砚墨镇纸等，召米芾写字。米芾上蹿下跳、笔走龙蛇，并大呼：“奇绝陛下！”皇帝一高兴，把所有眼前宝物全部赏赐给了米芾。有一次在崇政殿奏事，米芾手执书札，皇帝让他放在椅子上，他大叫：“皇帝叫内侍，要唾壶！”也不知是要皇帝用，还是自己用。大约是一种抗议自己受了慢待的意思。管宫廷风纪的官儿要治他的不尊之罪，皇帝制止说：“对俊逸之士，不要用礼法拘束他。”　　米芾曾经为皇帝书写过屏风，几天后，皇帝派宦官赏赐给他白银十八笏，十八笏为九百，当时的人们以九百为傻，和我们今天骂人二百五是一个意思。米芾兴高采烈地对来者说：“知臣莫若君，皇帝真了解我。”皇帝听说后，大笑。　　某宫修完后，徽宗命米芾去写字，当时米芾已经身兼书画两学博士。他用完皇帝御用的一块珍贵砚台后，一本正经地说：“这块砚台被臣濡染过，已经不堪再让皇帝使用了。”宋徽宗放声大笑，将砚台赏了他。他怕皇帝反悔，抱着砚台就跑，结果弄得满身墨汁淋漓。　　在绘画领域，宋徽宗也当之无愧地可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丹青造诣堪称登峰造极，蔚为大家。据说，龙德宫建成后，徽宗召来各路著名画家作画。作画者都是一时之选。徽宗看后，无一句夸赞之辞，偏偏对一位并无名气的新近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赐该人服绯。当时，只有官居六品方可穿绯色袍服。徽宗的理由是：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翠竹双雀图》，藏于辽宁博物馆的《瑞鹤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柳鸦图》与《四禽图》表明，在花鸟画上，宋徽宗的作品称得上是炉火纯青的大师级佳作；出自宋徽宗手笔的山水画杰作《雪江归棹图》，意境清奇高远，不同凡俗，一般的山水画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听琴图》则是宋徽宗传世的人物画代表作，这幅画出神入化的描绘技法令人叹为观止。画面上的弹琴者是在后世声名狼藉的宋徽宗自己的自画像，而那位身穿红色衣袍的听琴者就是他的宰相——在后世同样声名狼藉的蔡京。这幅堪称杰作的优美画卷，具有宿命般的暗示与象征意义。它向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君臣同体、休戚与共的意味深长的画面——没有弹琴者，自然不会有听琴者；有了弹琴者，没有听琴者，也只能自得其乐，意思不大；若既有弹琴者，又有听琴者，而且双方心心相通、知音默契，这才趣味盎然、生动完整。在许多方面，亡国君臣宋徽宗与蔡京恰好就是这样一对知音。　　事实上，北宋之后的历代史学家，基本上都同意一个观点，即：北宋帝国是葬送在宋徽宗和他的宰相蔡京——这一对惺惺相惜的君臣知音手中的。这不能不使人在观赏这幅美丽的艺术画卷时，心情特别复杂。　　当然，像宋徽宗这样才华横溢、具有高度灵气和素养的艺术天才，也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人。这种人不认为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有什么不对；他们只服从自己内心感受的召唤，按照自己的喜怒好恶行事；他们不知冷静、理智、理性为何物，为人处事冲动而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假如再加上皇权帝制所赋予他的无上权力的话，就可知宋徽宗身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故事了。　　政治家与艺术家，原是理性与感性的不同生命形态，二者如冰炭不相容。以政治家的思维去干预艺术，艺术就会死亡；以艺术家的情怀去当皇帝，如不亡国，那才叫没有天理，确实亡国，那真是苦了百姓！　　风流香艳　　徽宗在私生活上的荒淫放纵在历代帝王中是很突出的，简直达到了无耻的地步。徽宗的后宫中妃嫔如云，数量惊人，除了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还有“三千粉黛，八百烟娇”。据史书记载，后来金人侵入城内，命令开封府开列出一个皇帝家属的详细名单，以便金军元帅据此捕人。其中所列徽宗的妃嫔，年龄最大的42岁，最小的只有16岁，多数在17至19岁之间，而徽宗当时年已46岁。　　后宫数千人还不能满足徽宗这个昏君的淫欲，他竟然不顾帝王之尊，经常微服出宫去妓院嫖娼。　　当时歌妓李师师色艺惊人，技压群芳，名满京城。他听说后便穿了文人的衣服，乘着小轿找到李师师处，自称殿试秀才赵乙，求见李师师，终于一睹师师芳容。有诗一首形容李师师的美貌：嚲眉鸾髻垂云碧，眼入明眸秋水溢。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裁云剪雾制衫穿，束素纤腰恰一搦。桃花为脸玉为肌，费尽丹青描不得。　　李师师原本是汴京城内经营染房的王寅的女儿，母亲早逝，由父亲煮浆代乳，抚养成人。据说她生下来不曾哭过，一直到三岁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父亲把她寄名到佛寺，佛寺老僧为她摩顶时，才突然放声大哭，声音高吭嘹亮，声震屋瓦，那老憎合什赞道：“这小小女孩真是个佛门弟子！”当时一般人都把佛门弟子叫做“师”，“师师”的名字就由此而来。李师师四岁那年，她父亲以罪入狱，病死狱中，从此由邻居抚养，渐渐长得眉目如画，通体雪艳，又善解人意，经营妓院的李媪将她收养，并延师教读，又训练歌舞，十三岁那年就以青倌人的姿态，挂牌应客，不久名满汴京。朝廷命官、文人雅士、王孙公子之流、三山五岳之辈，以一登其门为荣耀，就连山东水泊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的首领及时雨宋江也不远万里，冒死潜入汴京，为的是一亲芳泽，事后还在墙壁上留词记兴：“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奴？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绞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倖如何消得？回想芦草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想万极，醉乡一夜头白。”　　听着师师执板唱词，看着师师和乐曼舞，几杯美酒下肚，徽宗已经神魂颠倒，以为自己已入仙境，直到漏尽更残，仍不肯离去。从此以后，他就经常光顾李师师的青楼。　　有一次，税监周邦彦正在与师师耳鬓厮磨，恰逢徽宗驾到。周邦彦一时无处藏身，只好匆忙躲到床铺底下。徽宗把刚从江南用快马送到的新橙拿出来与师师分享，边吃边调情的情景被周邦彦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事后，周邦彦特地为此填了一首词，词名为《少年游——感旧》，词中写道：“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吹笙。低声问，向谁行宿？严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这首词将徽宗狎妓的细节传神地表现出来，令读者犹如身临其境。　　徽宗再次来时，师师把此词唱给他听，徽宗问道：“这是谁写的？”师师回答说：“是周邦彦所作。”徽宗不禁恼羞成怒，第二天上朝，就让蔡京以收税不足额为由，将周邦彦罢官免职押出京城。隔了两天，徽宗又去师师处，却不见其人。问过师师家人后才知原来她为周邦彦送行去了。　　徽宗等到很晚才见李师师回来，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徽宗生气地问：“你到哪里去了？”师师回答：“妾罪该万死，妾得知周邦彦得罪皇上，被押出京城，就聊备薄酒一杯，为他饯行，实在不知皇上到来，在此守候多时。”徽宗问道：“他又有新词吗？”“有一首《兰陵王》。”“唱一遍让我听听。”这是周邦彦用心之作，经师师一唱，徽宗转怒为喜，立即下诏召回周邦彦，任命他为管音乐的大晟府乐正。　　自从接待了宋徽宗，李师师的院子大兴土木，那紫云青寓已变成一座美奂美仑的华楼，楼成之日，宋徽宗亲题“醉杏楼”三字为楼额。那瘦金体字，古今一家，格外醒目。又用他独特的工笔画技，画一幅“百骏朝阳图”挂在李师师接客的客厅中。　　当时宋徽宗三天两头地呆在李师师家，引起了一批正直大臣的反对，说他玩安忽危，不顾宗社付托之重，刘皇后更说得坦率，认为：皇帝行娼，自古所无，再加上昏夜出行，也不安全，力劝宋徽宗。宋徽宗在蔡京、高俅、王黼一班人支持下，又那里听得进去。　　有人说后来李师师也被召进了宫中，册为李明妃。但金人攻破开封后，她便不知所终。　　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称李师师为女中豪杰。据说当时金人已立张邦昌为宋朝皇帝，准备押徽、钦二帝去金国。即将启程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佳人穿了一身素服，装束如道士一般，不避斧钺闯进金营来和太上皇诀别。原来这就是甚得徽宗宠爱的李师师，徽宗让位给钦宗后她便求为女冠，隐迹庵内。　　金人久闻师师艳名，攻陷汴京后就到处寻找她，只是苦于没有消息。如今李师师自动找上门来，好不欢喜，当时便要将师师带走。师师从容说道：“待我见过太上皇，便随你们北去。”师师与徽宗见面后，两人抱头痛哭，说不尽会短离长的苦楚。金人将他们拖开，师师口中说着：“太上皇保重。”哭得如泪人一般。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柳眉紧蹙，桃靥泛白，含含糊糊喊了八声太上皇，就翻身倒地，香消玉殒了。验尸后发现是师师吞服金簪自尽。后人有诗咏李师师，认为一位娼妇尚知殉节，宋廷诸臣，竟甘心臣事异姓，真是连一个娼妇也不如。　　亡国奴　　公元1125年10月，金军大举南侵，金军统帅宗望统领的东路军在北宋叛将郭药师引导下，直取汴京。赵佶接报，连忙下令取消花石纲，下《罪己诏》，承认了自己的一些过错，想以此挽回民心。金兵长驱直入，逼近汴京。徽宗又怕又急，拉着一个大臣的手说：“没想到金国人这样对待我。”话没说完，一口气塞住了喉咙，昏倒在床前。被救醒后，他伸手要来纸和笔，写了“传位于皇太子”几个字。12月，他宣布退位，自称“太上皇”，让位于子赵桓（钦宗），带着蔡京、童贯等贼臣，借口烧香仓皇逃往安徽蒙城。第二年4月，围攻汴京的金兵被李纲击退北返，赵佶才回到汴京。　　关于这一次传位，历史上有两种见解：一种看法认为，宋徽宗赵佶眼见大势不好，赶快主动让位，把自己的儿子拉出来顶雷；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在内外交困之下，宋徽宗不得不退位，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不管哪一种说法，着眼点仅仅在于宋徽宗是主动让位还是被动退位上。　　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争论不休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的情势是大家公认的。即，此时的大宋帝国，在徽宗二十五年统治之下，已经由一座锦绣江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船漏屋。此时此刻，这一破船漏屋正在遭遇暴风骤雨。　　1126年11月底，金兵再次南下，被淘空了的北宋江山一触即溃。当时宋钦宗下令：“毁艮岳为炮石”，于是，百姓一拥而入艮岳之中，争持锤斧击之。他们毁拆屋宇、砍伐树木充当薪柴与兵器；将数千只珍禽异兽悉数投入汴水之中，任其所之；把鹿苑中的梅花鹿全部杀死以充军粮；而艮岳之中收藏的碑帖书籍则全部弃诸沟渠。建成刚刚三年的艮岳就此毁于一旦。从而，标志了徽宗皇帝浪漫生活的彻底终结。这座美仑美奂的人间仙境的毁灭，仿佛是个象征，特别意味深长地隐喻着花团锦绣的北宋帝国。　　12月15日攻破汴京，金帝废赵佶与子赵桓为庶人。第二年3月底，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押送北方，汴京中公私积蓄被掳掠一空，北宋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　　据说，宋徽宗被俘之后，听说金人把首都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地狱，并且掠走了他的全部后宫妃嫔和赵构之外的所有儿女时，神色不动，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当听说京城、皇宫中的金银珠宝被洗劫一空时，也无动于衷；而当听到金兵将皇城里的书画全部掠走时，他喟然长叹，神色惨然，表情相当痛苦。　　赵佶在被押送的途中，受尽了凌辱。他们每过一城池，就掩面长泣、嗟哭一路。先是爱妃王婉容等被金将强行索去。接着，到金国都城后，被命令与赵桓一起穿着丧服，去谒见金太祖阿骨打的庙宇，意为金帝向祖先献俘。尔后，赵佶被辱封为昏德侯，意为一昏再昏。先关押于韩州（今辽宁昌图），后又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囚禁期间，赵佶受尽精神折磨，写下了许多晦恨、哀怨，凄凉的诗句，如：“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但是，他的悔恨只是限于“社稷山河都为大臣所误”，并没有认识到是自己的昏庸奢侈才导致了亡国和自己成为阶下囚的结局。　　1127年7月，赵佶要派臣子曹勋从金偷偷逃到南宋，并交给他一件自己穿的背心，背心上写着“你（宋高宗）快来援救父母。”赵佶将这几个字出示给周围的臣子看，群臣都悲泣不已。赵佶哭着叮咛曹勋，切记要转告高宗“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说着取出白纱手帕拭泪，尔后将手帕也交给曹勋说：“让皇上（高宗）深知我思念故国而哀痛泪下的情景。”　　赵佶被囚禁了9年。1135年4月，终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金熙宗将他葬于河南广宁（今河南洛阳）。1142年8月，宋金根据协议，将赵佶遗骸运回临安（今浙江杭州），由宋高宗葬之于永佑陵，立庙号为徽宗。 　·17· 　 　　不能不说的皇帝元世祖忽必烈 　　　说中国皇帝不能不说元世祖，在中国的皇帝中，无论如何都不能漏了元世祖忽必烈。毛泽东在他那首惊世之作《沁园春·雪》里把成吉思汗作为开国明君对待，称之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并没有提到明、清两朝以及民国。这并非篇幅有限或者遗漏，而是因为现今中华民族的辽阔幅员正是元帝国开创的。朱元璋也罢，皇太极也罢，都只是继承了元的江山而已。不过这里有一个误区或者习惯说法，就是把元帝国归于成吉思汗所缔造。这是不对的。　　史书记载，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征服了直至欧洲、波斯的广大地域，但不包括中国。此时南宋之外，还有西夏、金、西辽、大理诸国存在于现在中国的幅员之内。也就是说，直至元朝之前，大中华还不存在，真正统一中国的并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非成吉思汗，而是忽必烈。　　鲁迅曾经挖苦道：都说是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了俄罗斯，一翻历史，发现不对。因为成吉思汗征服俄罗斯原在征服中国之前。应该是俄罗斯人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了中国。　　元世祖忽必烈才是元朝的真正创建者，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蒙古族，孛儿只斤氏。成吉思汗孙、拖雷第四子。1215年9月23日生于漠北，自少受祖父、父母影响，尚武喜文，“思大有为于天下”。　　无论如何，元帝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王朝，真正统一的王朝。忽必烈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开放的帝王，这是不可否认的。　　巧攻大理　　蒙古族是我国西北强悍的少数民族之一，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到了公元11世纪末，蒙古字儿只斤部落的贵族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在公元1206年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了军事奴隶政权，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形成了空前庞大的蒙古大帝国。　　成吉思汗攻下伏尔加河流域之后，又收兵回朝剿灭了西夏。1227年病死军中，那时正是宋理宗宝庆三年。成吉思汗曾把占领的地区分封四子为世袭封地。长子术赤得巴尔喀什湖以西至乌拉尔山脉，次子察合台得阿姆河以东、新疆以西之地，多为原花刺子模占据之地，三子窝阔台封地中心在新疆额敏河流域，四子拖雷则按蒙古旧俗，继承克鲁伦河、鄂嫩河之蒙古本部。　　成吉思汗死后，四子拖雷暂时监国。直到1229年秋，诸王贵族在克鲁伦河举行大会（忽里勒台），遵照成吉思汗生前意愿，选举窝阔台为大汗（1229—1241）。这次大会还决定继续远征，兵分三路，一支远征波斯，追击逃走的扎阑丁，一支远征俄罗斯，另一支则攻打金国，以完成成吉思汗未竟之业。　　随后，窝阔台征服了中亚诸国，并于1234年灭了金国，替岳飞雪了“靖康耻”。次年窝阔台之子奉命征南宋，窝阔台亲征波兰、匈牙利、俄罗斯直至德意志。　　在西征途中，窝阔台之子贵由与拔都不和，时起冲突。1240年，窝阔台下令贵由率军返回蒙古。1241年，窝阔台病死，当时贵由尚在途中，于是由窝阔台之后脱列哥那暂摄国政。脱列哥那主张由其子贵由继承大汗位。按照惯例，大汗应由诸王贵族的忽里勒台选出。这时察合台也死，蒙古诸王中以战功卓著之成吉思汗长孙拔都威望最高。可是拔都因与贵由不和，所以拒绝参加大会，致使此会迟迟不能召开，脱列哥那执政长达4年，最后于1246年召开忽里勒台，选出贵由为大汗（1246—1248），而拔都仍只派其弟代自己参加。　　关于蒙古大汗位的继承，成吉思汗并未规定明确制度。一方面大汗生前可以指定某一个儿子为继承人，另一方面又保存了须经忽里勒台推选的制度。统治阶级对大汗位的争夺无时不在酝酿之中。贵由汗只执政两年就死了，谁来担任大汗又起争执。这时成吉思汗的子孙分成两派，一派是以拔都为首的术赤系诸王和拖雷系诸王。拔都为大汗长孙，战功卓著，拥有钦察草原及俄罗斯之广阔封地。　　拖雷因系成吉思汗幼子，一直随侍在侧。成吉思汗死后又得其封地及大帐财产，从大汗12万兵士独得10万余人，势力强大。拖雷四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也都是著名的王公。所以这时拔都支持蒙哥在贵由死后继承大汗位，如此则大汗位将转入拖雷系的控制中。但这一意见遭到窝阔台系、察合台系的反对，他们主张大汗位由窝阔台第三子阔阔出的长子失烈门继承，即把大汗位仍保持在窝阔台系。这一争执拖延好几年，直到1251年，才由拔都定议，召开忽里勒台，选出蒙哥为大汗（1251—1259）。　　蒙哥即位后，首先镇压反对自己当选的窝阔台系诸王，把他们谪迁，处死其下面的贵族70余人，并以巫蠹罪杀贵由，然后进行一些改革，限制蒙古诸王贵族随意向民间征敛，加强对权力的控制。随即又派遣大军四出侵略。　　长兄蒙哥即大汗位后，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南驻爪忽都之地。忽必烈青年时期就结识中原儒生，请他们讲解三纲五常，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时更推崇儒学，任用儒生刘秉忠等协助理政，整饬邢州吏治，用汉法治理中原，整顿河南军政，由此渐得一些汉人地主的支持，并屯田唐、邓，收到积极效果。　　1252年，蒙哥为攻打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派其弟忽必烈率兵先征服云南，忽必烈率大将儿良台合、树合也只烈等南下，他们从宁夏出发，经甘肃、四川后又分兵三路入云南，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大军，来到金沙江边，不畏江水汹涌湍急，乘革囊渡过金沙江，入永胜、丽江，占领了鹤庆、剑川一带，开始攻大理，因上关城池坚固攻不下来，改由苍山背后，攻占大理国都城羊苴咩城。　　“革囊”这种特殊的交通工具，对没有乘坐过的人说来，是很难想象的，其实就是羊皮筏子，好像今天的橡皮船一样，用它来载人运物、穿越急流险滩。元世祖忽必烈就是乘坐“革囊”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的，清人孙髯翁在著名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中，曾用“元跨革囊”4个字概括忽必烈征跟云南的壮举。善于骑马射箭的蒙古的统帅忽必烈不骑马，而是跨革囊，这可是一段有趣的事。　　大理国士段兴智选列都阐　　（今昆明）企图募兵抵抗。元军攻下大理后，驱兵直追，大理国布缕　　（国相）高泰祥在姚州战死，国士段兴智被俘，历时300余年的大理国到此灭亡。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赞道：“吾观从古用兵，出没恍惚，不可观睨者，无如蒙古忽必烈灭大理也。自临洮径行山谷二千余里，金沙江济，降摩狄　　（　　纳西）人大理。”灭了大理国后，忽必烈采纳刘秉忠建议，改变了过去屠城的做法，而改为安抚，使“诸方人民遂定安”。　　元世祖忽必烈灭大理后，又统一了云南37部。随后，又在云南建立了行省，并以云南作为根据地，以高屋建领之势，一举灭了南宋政权，完成了统一祖国的大业。据杨慎《滇载》记载：“元既灭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蛮部三十有七。设大理都元帅府，仍录段氏子孙世守其土，赦兴智，封为摩珂罗嵯，管领八方。兴智死，元季乱，中原多故，段氏复据之，于是有十一总管出焉。”至今忽必烈在大理的遗迹颇多，大理城西北苍山兰峰之麓无为寺内的翠华楼，为忽必烈攻大理时下榻的地方，又叫“驻跸楼”，寺前松林繁茂，是大理著名的风景区之一。　　1253年，忽必烈受京兆（今陕西西安）封地，在这里他重用儒臣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　　蒙古汗位之争和忽必烈建立元朝　　1256年，忽必烈修建开平城（今内蒙正兰旗东），作为他统治的基地，势力不断发展。　　1257年，蒙哥为效法其祖父成大业而享盛名，亲自率军攻打南宋，留其弟阿里不哥守和林。一年之间，蒙古军长驱而下，宋四川各地守军，相继败降。　　1259年春，蒙哥率军攻打合州（四川合川），宋合州守将王坚凭钓鱼城坚守，蒙军连续进攻数月不能破，天气炎热，军中疾疫流行。蒙哥亲自领兵到城下猛攻，为矢石所中，蒙军败退，蒙哥不久死去。此时忽必烈正在湖北作战，得知蒙哥死讯，马上渡江包围了鄂州。　　这时，忽必烈妻弘吉刺氏自开平遣使臣来，密报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忽必烈在军前召集他的将领、幕僚商议。郝经说：“大王虽然素有人望，且握重兵，但是不知道海陵王的故事么？倘若他（指阿里不哥）自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大王要回去还能行吗？”郝经建议：“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廉希宪说：“殿下太祖嫡孙，而且收召才杰，悉从人望，率土归心。愿速还京，正大位以安天下。”忽必烈命廉希宪先行，观察事变。又命他前往赐宗王塔察儿饮膳，乘机提出拥立忽必烈的建议。塔察儿赞同此议，愿首倡推戴。　　1259年底，忽必烈许宋议和，自己轻车简从北返，驻燕京近郊。1260年3月，他返回开平，召集塔察儿等宗王大将，即在开平举行选汗大会。忽必烈弟末哥、东道诸王塔察儿、移相哥（哈撒儿之子）、忽刺忽儿（成吉思汗弟哈赤温子）、爪都（成吉思汗弟别里古台孙），西道诸王合丹（窝阔台子）、阿只吉（察合台子）等拥立忽必烈（元世祖）即汗位。　　按照蒙古传统惯例，选汗的忽里勒台应在鄂嫩河、克鲁伦河之地举行，而且必须有各系宗王参加。忽必烈在汉地自行集会选汗，显然与传统不合，而且有些宗王未前来出席。这时，阿里不哥留守和林大斡耳朵，蒙哥死后监国。忽必烈自立为汗后，阿里不哥利用这一时机，也随即在和林举行大会。蒙哥诸子阿速台、玉龙答失及察合台系宗王数人，拥立阿里不哥为汗。两汗并立，随即发生战争。　　蒙古国军队的主力，原由蒙哥统率侵宋。蒙哥死后，大将哈刺不花率部退据六盘山，与留守这里的浑都海部会合。阿里不哥派出霍鲁怀、刘太平等来陕西，拘收钱谷，企图与六盘山驻军联合，自关中进兵。廉希宪、商挺等来京兆，先发制人。6月，以谋反罪处死霍鲁怀、刘太平，并处死浑都海在四川的党羽乞带不花、明里火者。忽必烈诏令陕西四川宣抚使八春节制诸军，命巩昌权总帅汪良臣统率陕西汉军防御六盘山的军队。　　忽必烈亲率大军自开平出发去和林，攻打阿里不哥。9月，至转都儿哥之地。阿里不哥派遣阿蓝答儿领兵南下，至西凉府，与浑都海军会合东来，哈刺不花因意见不和引兵北去。忽必烈命诸王合丹、合必赤与八春、汪良臣等率领蒙、汉军迎战。两军大战于删丹，阿里不哥军溃败。阿蓝答儿、浑都海相继被杀。阿里不哥败逃，退至乞儿吉思地，派遣使者与忽必烈相约，邀集西北诸王正式选汗。忽必烈命宗王移相哥统领一军国驻和林，以待阿里不哥。10月，忽必烈领兵南返，12月至燕京，赏赐拥立诸王。1261年2月，返回开平。　　1261年秋，阿里不哥率领斡亦刺等部众，突然袭击移相哥军，乘胜南下。忽必烈得警，急忙征调张柔、严忠嗣、张宏等七处汉军，并令董文炳率射手千人，塔察儿率军士万人随从出征。11月，忽必烈军与阿里不哥战于昔木上脑儿。诸王合丹、驸马腊真、丞相缐真和兀鲁、忙兀二部军为右军；诸王塔察儿、太丑台和史天泽等将左军；诸王哈必赤将中军，合势进攻，斩阿里不哥的大将合丹火儿赤。塔察儿与合必赤分兵奋战，大破斡亦刺军。阿里不哥后军阿速台复至，再战，两军杀伤相当。阿里不哥北撤，忽必烈也还军。　　察合台汗领地（兀鲁思）原由兀鲁忽乃妃子摄政。忽必烈即位后，即派遣察合台曾孙阿必失哈偕弟纳邻合丹去阿力麻里主持政事。二王行至途中被阿里不哥捕获。阿里不哥乃派察合台孙阿鲁忽（拜答儿子）去察合台汗地执政，以为声援，并防御在波斯的旭烈兀。阿里不哥远在漠北，从汉地北运的粮食断绝，给养缺乏，便派遣使者去察合台汗领地征敛。阿鲁忽杀使者，转而拥护忽必烈。　　1261年秋，阿里不哥领兵往征阿鲁忽。阿鲁忽在普刺城迎战，斩阿里不哥大将哈刺不花。阿鲁忽得胜而回，不再戒备。阿里不哥的后军阿速台突然进至阿力麻里地区，阿鲁忽败走和田、喀什噶尔。阿里不哥军遂驻冬阿力麻里，阿鲁忽西走撤马尔罕。　　阿里不哥进驻阿力麻里后大肆屠掠，阿鲁忽部下多被杀死。1264年春天，又值饥荒，人民死亡甚多。阿里不哥部下将士多逃至驻在阿尔泰地区的扎布汗河上的玉龙答失，共商归降忽必烈。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又怕阿鲁忽报复，走投无路，不得不投附忽必烈。阿里不哥来见忽必烈请罪。忽必烈问他说：我和你谁对？阿里不哥回答说：在以前，是我对。今天，算你对。忽必烈命宗王和将领审讯拥立阿里不哥的诸臣，李鲁欢等被处死。忽必烈又分遣使者征询波斯旭烈兀、钦察别儿哥和察合台兀鲁思的阿鲁忽三王，决定赦免阿里不哥及阿速台罪。不久，阿里不哥病死。　　忽必烈经过和阿里不哥的斗争，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继续进行对南宋的侵略。南宋小朝廷这时内部已衰朽不堪，1276年都城临安（杭州）陷落。以后虽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战，但不幸先后失败，南宋政权于1279年被完全消灭。　　忽必烈从青年时起受汉文化影响较多，即位后又多倚靠汉人地主的支持，所以他的统治日益带有汉化色彩。1271年，在即位10多年之后，正式仿效中国王朝建国号为大元，取《易经》乾元之义。1272年改金中都为大都（北京），宣布在此建都，宫殿建成后即迁都于此。他统治中心日益移入中国内地，成为中国的一个统治王朝。1276年南宋降，1279年追灭南宋卫王于崖山，完成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忽必烈即位后，采纳僧子聪等幕僚的建策，依据汉人封建王朝的传统，颁布即位诏，称皇帝。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家以来，从未建立年号。忽必烈始建元“中统”，下诏说：“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表明他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承人。　　忽必烈借鉴了蒙古、金、宋等国的政治制度，设立行省制度，对某些特殊地方则灵活采用不同的制度，如对吐番地区就采用政教合一的制度。这个制度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是服务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为了同一个目标，元朝实行了非常特殊的户籍制度，重新开凿大运河，使原来水陆并用的大运河成为真正的运河。开辟海运，用了三十年时间，开辟了从刘家港（今上海）至直沽的近海航行。陆路交通也大力开拓，设驿道、驿站，被称为“星罗棋布，脉络相通”。　　他还充分利用原蒙古西征的有利条件，发展了同中东、欧洲的交往。元人形容为：“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他允许并鼓励各国商人在国内经商或经营国际贸易，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政策，甚至欧洲的商人、教士往来中国和欧洲之间。忽必烈还亲自询问威尼斯商人尼哥罗兄弟，了解欧洲状况。后来尼哥罗的儿子、著名的马可·波罗居中国17年，为官元朝，写下了名著《马可·波罗游记》，为东西方文明的沟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罗马教庭也派出众多教士来中国传教，在大都、杭州、泉州、扬州等地都设立了教堂。　　西方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医学都进入中国，如欧几里德几何学就在那时传人中国。忽必烈甚至让阿拉伯建筑师黑迭儿参加元大都皇城和宫殿的设计和建设。中国使节也到达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商船还到达非洲，元人汪大渊随船到达今坦桑尼亚等国，他还遣使索马里、摩洛哥。摩洛哥商人长住在中国，大批精美的中国瓷器远销摩洛哥。忽必烈创立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同世界交往空前的朝代。　　忽必烈不但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南北分裂状态，而且实现了辽东、漠北、西域、吐番、云南等地区的空前大统一。特别是吐蕃地区首次并入版图，使中国幅员远胜汉、唐。他还使各民族人员空前大批相互流动，形成元帝国文化多样性的显著特色，尤其是精通汉文化的各族文人学者的涌现，更是前朝没有的盛事。这其实奠定了中华帝国真正统一的基础。　　只是，忽必烈对内实行蒙古人高于其他族人的歧视政策，特别是对汉族的横征暴敛，残酷压迫，激起中原人民的不断反抗。到他身后的几个皇帝，荒淫腐败，终于导致农民起义不断，直至被推翻。　　1294年2月，忽必烈病逝于大都，享年80岁。葬在漠北起辇谷（在今克鲁伦河上游肯特山南麓）。忽必烈一生知人善任，重视建军治军，维护国家统一。他主张政治与军事并用，战抚兼施，注重集中兵力，避免两线作战；善于运用远程奔袭、迂回、围歼以及步兵、骑兵、砲兵、水兵联合作战等战法，夺取胜利，为元朝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　　任命郭守敬建造北京城　　1262年，张文谦向当政者推荐郭守敬“巧思绝人”。元世祖忽必烈召见了32岁的郭守敬。忽必烈惊讶于这个年轻人的才学，这个年轻人陈述了6条治水建议，每说一条，忽必烈都禁不住感叹说：“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　　一个新生政权在其初始阶段，总透着干练与做事的高效率，任人唯贤也是贤明智慧的当权者得以功成名就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马背上建立起来的帝国，在一般人眼里充满野蛮杀戮的帝国，他的君王竟有如此贤明的一面，竟对科学技术如此着迷和认可。正因为有了忽必烈不拘一格的赏识，郭守敬跳过了许多条条框框，被很快任用，先是提举诸路河渠，四年后，他有了副河渠使的官职。　　1264年，元将首都定在大都，即今天的北京。此时在忽必烈周围，已形成一个以刘秉忠和郭守敬为代表的技术智囊班子。同年，郭守敬随有举荐之恩的张文谦到了今天的宁夏、甘肃和内蒙古一带，主要的一项工作仍然是治水。此时的郭守敬基本都是常年奔波野外。　　第二年回到都城，他被任命为都水少监，开始参与设计北京城最初的水利工程。然而1274年，他的老师刘秉忠死了。忽必烈命郭守敬和王恂接手刘秉忠开始的天文历法修改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张文谦、张易和许衡。　　星空与大地，有多少秘密在等待人探索发现呢？“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从47岁到49岁，是一个人创造力最活跃最旺盛的时期吗？这一时期，郭守敬直接领导了著名的授时历的制订工作，同时，他开始创造性地制作出简仪、高表等一系列天文仪器。带着制作完成的仪器上了朝，郭守敬在忽必烈面前指陈历制，从早朝到太阳下山，看得入迷的忽必烈都没有觉出疲倦。　　得到最高领导者的欣赏，郭守敬对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打算，“设监候官14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27所”。　　1291年，郭守敬再回到水利工作上。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议在通州和大都之间开凿运河。　　此前，通州到大都，陆运官粮，赶上绵绵秋雨，牲口累死不计其数。第二年春天，工程开工了，到1293年秋天，水利工程完工，从前那种苦烈的情景再看不到了。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过积水潭的时候，见舟船遮蔽了水面，大喜，于是把这段工程命名为通惠河。　　“郭守敬主持北京水政时期，奠定了今天北京水利的格局”。这是今天的人们对郭守敬当年工作成果的中肯评价。而我们还知道，对当时首都的水利规划，郭守敬还有更大的设想，他设想引到更多的水，能使舟船环城往来。但这个设想他没有实现。　　是“神风”还是“豆腐渣”战舰救了日本？　　忽必烈也是中国历史上向外出兵扩张的皇帝。他两次出兵攻打日本，并出兵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缅甸等国。直至元成宗即位，下诏罢征南之役始结束，并由此转入商业、文化交往。　　1274年，忽必烈以忻都、洪茶丘和范文虎为征东行省右丞，李庭为左丞，率领一支由90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东征日本，元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很多辉煌战果。后又因天气恶劣被迫撤退，最终遭遇“神风”全军覆没。　　井上靖这样记载：蒙古于“公元1274年10月初，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两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　　台风乍起之时，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一大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　　1281年，忽必烈“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附军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二次东征日本。元军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4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9000艘，从庆元、定海启航”。高丽国王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　　元军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两个月之后，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次年，派水、陆军远攻占城（今越南南部）。　　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的元世祖忽必烈远征日本却始终未果，于是在日本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是“神灵之风”（神风）两度将日本从蒙古人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此后“神风”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公元1945年。然而，对蒙古战舰的考证却否定了这个传奇。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设计和造船技艺是导致蒙古舰队失败的主要原因。　　虽然古代文献中确有关于1281年日本台风的记载，但根据现存证据，研究人员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　　美国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发现蒙古战舰粗制滥造，质量低劣。“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材料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许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至于蒙古军队的舰船设计，据记载大多是平底河船，并不适于航海。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型远洋船的龙骨。”佐佐木说。　　据汉文史料记载，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300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15日动工，限期完成。6月，900艘军舰完工。　　当时，造船工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忽必烈强压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船舰的设计，据史料记载，1281年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水密隔舱设置，但是此种结构并不适于航海作战。　　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舱数一般为8或13个。它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普遍采用。虽然该结构便于船上分舱，有利于元军在航海途中进行军需品的管理和装卸，但是舱板结构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简化了主体结构，削弱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佐佐木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型远洋船的龙骨，我们可以想象那种为内河航运而设计的船遭遇海中大风浪时将会出现何种混乱的情形。”　　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骸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大多数碎片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他据此推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式”船壳结构形式。其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这种结构在巨浪的拍击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纳和探地雷达，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进而破解沉船真相。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除了舰队拖后腿之外，蒙古人的后勤和装备也比不上日本人。　　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是在这两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掠夺。　　此外，日本人的武器也优于蒙古人。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日本除了具有好钢之外，其战刀的优良性能还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使得普通民兵都可拥有一把好刀，而蒙古军队使用的质量较差的镔铁刀，很多大刀在对砍时失去了利刃。　　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似乎还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时，蒙古人发现日本人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与蒙古强弓不相上下。从保留至今的图画看：日本人的长弓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弓有几分相似，长约1.5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就很矮小，画面上的日本弓箭手好像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 　·18· 　 　　从和尚到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人其实思想非常解放，无不敢想，无不敢干。西方许多国家的王室维持了四五百年，甚至一两千年，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生来就喜欢做开天辟地的梦，许多人还真的心想事成了，否则，中国历史上哪来的那么多的朝代呢？　　然而，开国要有“道”。若回过头来看看，就会发现权力的转换有这样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始作俑者未必成功，后继者才能完成大业。　　中国历史上，陈胜、吴广首倡起义，但来势虽猛，却很快被秦军镇压下去，陈胜、吴广也随之身亡。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旋风里，项羽、刘邦分别拉起了各自的队伍，在抗击秦军的过程当中，“壮大了人民队伍”，最后灭亡了秦朝。后来楚汉相争，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　　其实，如果把汉朝看作西汉和东汉两个部分，不仅西汉建国是如此，东汉建国也不例外。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军把王莽的大军打得一败涂地，但最后成功的不是首倡起义的王匡、王凤和樊崇等人，而是随之起义的汉室宗亲、南阳豪强地主刘秀。刘秀后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消灭了义军，重建了汉朝，称之为东汉。　　在反隋的农民大起义浪潮中，翟让、李密领导了瓦岗军，窦建德曾建夏国，杜伏威等人也领导了一支强大的起义军。但这三支义军都未得到天下，倒是后来反隋的关陇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既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又推倒了隋朝，建立了唐朝。　　元朝开国也是如此，成吉思汗虽具雄才大略，也只是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称为大汗，到了其子孙的手里，才灭了金国和南宋，统一了中国。明朝的建立跟汉朝、唐朝的建立极其相似。韩山童、刘福通首举义旗，创建红巾军，声势浩大，元朝为之震动，但不久便败亡了，倒是其部下朱元璋率领义军一部度过难关，获得了发展，既推翻了元朝，又打败了陈友谅的另一支义军，最后建立了明朝。　　如此算来，中国古代竟有一大半王朝是以这种方式建立的，为什么始作俑者很难成功，而后继者却易于成功呢？其实，这并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换代的一种规律。看透了，其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始作俑者往往只能对旧的王朝做猛然的一击，大多不能持久，起义队伍要经过一个分化重组的过程。其次，始作俑者往往不是政治家，只能振臂一呼，逞血气之勇，缺少一个淘汰选择的过程，因缺少经验，所以易于败亡。最后，后继者有三条优势：一是旧的王朝已受重创，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易于将其击垮；二是继承了前人的经验，不必再走前人的弯路；三是领导者多是从艰苦的斗争中磨练汰选而来，具备了做政治家的品格。有此三条优势，也就易于取得成功了。　　具体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说，他一无权势，二无文化，而且是靠借郭子兴的一支军队发家的，但却是他最终登基做了皇帝。而那些势力比他大、比他强的起义军首领却一个个被他打败了。他的成功除了上面所说的几点外，还有以下三点：其一，不露声色缓称王；其二，待时而动避敌锋芒。其三，把握天时蚕食江南。　　皇觉寺里的小和尚　　朱元璋出身贫苦佃农，家境贫寒，从小就饱受苦难的生活，7岁就操起皮鞭给地主放牛牧羊。至正三年（1343），朱元璋17岁那年，淮北发生了多年不遇的干旱荒年，旱灾引起了蝗灾和瘟疫，广大农民在饥饿与瘟疫的双重折磨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不少人家相继病死，成了绝户。朱元璋一家也难逃厄运，先是64岁的父亲撒手人寰，紧接着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的长兄、长侄以及母亲也离开了人间。多年的贫寒生活，再加上亲人的离去，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厌倦了这个昏暗的世界，恨不得随亲人而去。然而，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人能再抚摩他的伤痛、安稳他的心灵了。　　朱元璋走投无路，只好剃光了脑袋进了皇觉寺。他穿起了衲衣，做起了小行童。整天除了扫地上香，打钟击鼓，还要为主持担水劈柴、烧饭洗衣，几乎无所不做。低眉弯腰，劳苦疲乏，还要受师父的责骂、师兄的刁难。他开始羡慕大墙外面的生活，特别是怀念与少年伙伴们一起放牛、一起割草那些无拘无束的日子。但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混口饭吃，朱元璋只得忍气吞声。　　由于旱情严重，地里的植物颗粒无收，靠收租来度日的皇觉寺终于维持不下去了。入寺才50天，经文没念上一卷，各种杂活倒做了不少的小沙弥朱元璋，被主持打发去“云游”了。说是云游，其实就是流浪各地，向大户人家化缘，求乞度日。这样一去就是三年。　　三年后，朱元璋回到了皇觉寺。朱元璋在这三年的奔波流浪中，尝尽了人间辛酸，也看到了各地百姓的困苦。到处是衣服褴褛，到处是如土的面色，到处是成群结队的逃难人群。百姓们已不再对腐败的朝廷、官府抱有任何希望，他们只有把满腹的希望寄于神灵、菩萨的保佑。他发现一路上除了各大小寺院里虔诚的信男信女之外，百姓们普遍信仰白莲教，并大有积蓄力量、蠢蠢欲动之势。　　他目睹国事日非，预感天下大乱的时候就要到了，即立志勤学，广交朋友，以待时而动。他在这里学习了三教九流的许多知识，诵经，打坐，做布施，做道场，外加清除，上香，劈柴，担水，读书，识字。一晃，又过了较为平静的四年时间。　　这时的中国，正处于元朝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在元廷的暴政统治之下，老百姓长期过着“窦娥冤”式的生活，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不堪忍受元朝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农民们终于勇敢地行动起来了。1351年，当元廷征集数十万民工治理黄河时，在工地上挖出了一个石人，只有一只眼睛，于是民间盛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白莲教主韩山童乘机聚集数千人，斩白马乌牛，祭告天地，揭竿起义。因起义军头裹红巾，身穿红衣，打着红旗，被称为“红巾军”。从此，抗元的怒火燃遍了中华大地。英雄四起，各据一方。彭莹玉、徐寿辉在湖北组织起义，土豪方国珍、盐贩张士诚也先后在浙江和苏北起兵反元。与此同时，郭子兴在濠州起兵响应，袭杀州官，占领了濠州城。至此，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烧在大江南北。　　虽然身居静门，内心却早已不安分的朱元璋，听到不断传来的农民起义的消息，已是热血沸腾。面对黑暗的社会，他早就有了投奔红巾军的念头，但由于对红巾军内部不甚了解，再加上元军追杀得太紧，怕他们成不了气候，而犹豫不决，持观望态度。正在这时，已在郭子兴的军队里当上了小头目的儿时的穷伙伴汤和，给朱元璋捎来了一封信，邀请他前去投军。此时他仍举棋不定，但同屋的师兄却偷偷告诉他：汤和来信邀他参军一事已被人知道了，就要去报官领赏。被逼上绝路的朱元璋，终于看清了自己所面临着的危险形势，于是丢掉幻想，连夜向濠州城急急奔去。　　起义军里的一方霸主　　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深得郭子兴赏识。朱元璋果然不负郭子兴的重望，更加苦练武艺，并且处事沉稳，计虑周详，仗打得漂亮，且能独当一面，是个难得的人才。由此，郭子兴就把他当作知己，时常把他叫到内宅议事，信宠有加。不久，他就娶了郭子兴的养女。　　1355年春，朱元璋率军攻下和州（今安徽和县）后，郭子兴任命他为总兵官，统率和州诸将兵马。当时和州的诸将成分复杂，多为郭子兴的部下，纪律松弛，为所欲为，很不得人心。朱元璋上任后，不被他们所看重，每次议事，都把最末的一个座位留给他。朱元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不久，他创议修建城池，规定每人负责一段，限定三天完工。届时只有朱元璋负责的一段修完。于是，他拿出郭子兴的金牌，厉声说：“我这个总兵官是郭元帅任命的，大家理应服从。修建城池已有约在先，大家不能按时完工，万一敌人来犯，我们怎么对付？此事既往不咎，今后再有违抗命令者，一律军法严惩！”众将从此听命于朱元璋，再也没有违纪现象发生。　　同年三月，郭子兴因病故去。此时，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被拥立为小明王，国号宋。小明王任命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不久，其两副帅又先后战死，朱元璋遂被升任为大元帅。至此，他的岳丈郭子兴所创建的起义军旧部已全部归为他指挥了。　　朱元璋成了一军之主后，感到自己掌管的地盘狭小，兵马太少，难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必须打过长江去，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于是，他特别注意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同时，又采取措施，鼓舞土气，使他们勇猛作战，一往无前。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亲统水陆大军，进攻集庆（今南京），三天内就攻破了城外的陈兆先军营，陈部36000人投降。朱元璋看到投降过来的将士顾虑重重，恐惧万分，就从中挑选出500名勇士当自己的亲军，让他们在夜里当自己的守卫，而自己平时的卫士则一个不留，全部打发走。朱元璋独自脱下战甲，酣然入梦，一觉到天亮。3万多降兵知道了这件事，大为感动，便赤胆忠心地为朱元璋效力，甘心情愿地跟随朱元璋打天下。　　很快朱元璋就攻下了集庆。第二天，朱元璋带领徐达等巡视全城，看到它的雄伟、它的富庶和繁华，恍忽如在梦中，那种激动与兴奋简直无法按捺，遂对徐达等人说：“金陵枕山带江，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块宝地，难怪古人称之为长江天堑。况且仓廪实，人民足，今天终为我有。再加上诸位同心协力相助，还有什么样的功业不能建立！”徐达附和道：“元帅建功立业决非偶然。今天能够得到它，实在是上天所授！”听到这话，元璋更是喜欢。于是，改集庆为应天府，设置大元帅府，朱元璋自任大元帅。从此，朱元璋有了一个为将来打天下而积蓄力量的可以立足的基地。　　朱元璋以应天府为根据地，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拥有集庆路、太平路、镇江路、广德路等江南地盘、十几万军队，成为江南很有势力的割据政权。此时，他的上游有义军徐寿辉，下游有张士诚，今天的浙江宁波、临海沿海一带有方国珍，其他江南地区仍为元朝所占有。江北则有韩林儿的大部队牵制着元朝主力，做了南方农民军的屏障，使他们得以任意地蚕食元属领地，并彼此之间展开厮杀与拼搏。此时的朱元璋，已不是早先的小和尚了，已成长为一名驰骋疆场的将帅、一个称雄一方的霸主。　　取得了初步胜利后，如何发展今后的事业，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首要问题。1357年在攻占了徽州后，朱元璋亲自到了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请教夺取天下的计策。朱升高瞻远瞩地送给他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所谓“高筑墙，广积粮”就是筑好防御工事，多存粮草，暂取守势，不要出击，多保存自己的实力，坐山观虎斗。等到别人实力耗尽，再出来收拾残局。所谓“缓称王”，是指对付元廷的策略，即不图虚名，暂不称王。许多友军称帝称王，成了元兵打击的目标，太不合算，不如先做缩头乌龟，在别人大事招摇之时，深藏不露，设法自保；等到时机成熟，再一鸣惊人。朱元璋认为朱升的话很有道理，心领神会，于是制定了一个在两淮、江南地区“积粮训兵，待时而动”的行动计划。他还在《菊花诗》中这样写道：“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的黄金甲。”　　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按照朱升的提示，朱元璋首先抓紧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的作战本领，尤其重视军事纪律的训练和整顿，强调“惠爱加于民，法度行于军”。同时，朱元璋大抓农业生产。他设置营田司，任命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并且还抽出一部分将士，在战事之余开荒屯田；推行民兵制度，组织农村丁壮，一面练武，一面耕种。这样一来，所生产的粮食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支援贫苦的百姓，改变了军队历来吃粮靠百姓的习惯，深受农民的欢迎。　　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朱元璋还礼贤下士，广揽人才。刘基、叶琛、宋濂、章溢四大名士被应聘至应天，朱元璋称他们为“四先生”，特筑礼贤馆，给他们居住。　　此外，朱元璋为了避免树大招风、过早地暴露自己，以防止在自己力量脆弱的时候被吃掉，他在形式上一直对小明王保持臣属关系，用的还是宋政权的龙凤年号，打的还是红巾军的红色战旗，连斗争的口号也不改变。直到朱元璋改称吴王后，发布文告，第一句话仍是“皇帝圣旨，吴王今旨”，表示自己仍是小明王的臣属。朱元璋经过这十几年的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开拓疆土，其所辖的根据地终于巩固地建立起来了，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拔地崛起一支足以与元军相匹敌的强大军事力量。　　朱元璋尽管一直把抗元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却在后方蚕食友军，耐心等待元廷主力的溃败和各路友军实力的耗尽。时机成熟，他才下手，不仅摘了许多“大桃子”，而且坐得“民族英雄”的美名。　　随着朱元璋势力的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原先的盟友，为了争得利益，也逐渐变成了对头，变成了朱元璋改朝换代的强大阻力。于是，朱元璋在同元军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不得不对盘据在周围的敌对势力进行清除。四周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部，以陈友谅部的势力最大，他也是朱元璋占领应天后所遇到的第一个劲敌。　　1360年5月，陈友谅以派人祝贺胜利的名义去江州（今九江）杀死徐寿辉。他估计应天指日可下，野心勃发，就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草草即了皇帝位，改国号为汉。随后盛食厉兵，约张士诚夹攻朱元璋。　　陈友谅当时的势力相当强大，光战舰就有百余艘，且兵众士广，杀气腾腾。驻守应天城中的朱元璋的文官武将，风闻陈友谅部已顺江而下，旌旗指向应天，都吓得惊慌失措。一时间，众将领议论纷纷，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放弃应天，也有的主张抵抗，各执一词，乱成一团。唯有谋臣刘基成竹在胸，静坐不语。朱元璋问计刘基，刘基答道：“张士诚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只满足于割据一方，没有什么可怕的。陈友谅占据上流，拥有精兵利舰，来势凶猛，是一支不可小视的队伍，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打败他们。这样，张士诚便不敢出兵，应天城就没有什么忧患了。我们再北向中原，必定可成王业。”朱元璋又问他：“如何打败陈友谅呢？”刘基说：“陈友谅自恃人多势众、装备精良，骄傲轻敌。诱敌深入，用伏兵截击，定能取胜。”朱元璋觉得刘基的分析非常深刻，入木三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遂决定伏兵智取陈友谅。　　如何诱使陈友谅迅速东下、进入伏击圈呢？这使朱元璋颇费思量。突然，他想起了一个人，这就是他早年攻打集庆时招降的元水军元帅康茂才。康本是陈友谅的好友，但归顺朱元璋后，深得器重和宠信。他早有报答朱元璋之意，只是没有机会。此时，朱元璋将他找来，如此这般地告知了他这次行动的计划，他非常痛快地接受了任务，遵照朱元璋的指令，康茂才派一个亲信将其亲笔信秘密送给“老友”陈友谅，约陈及早来攻应天，由他作内应，里迎外合，一举拿下应天城。陈友谅见信后，大喜，忙问来人：“康将军现驻在何处？”来人答称在龙江（应天附近）。陈友谅深信不疑，迫不及待地率主力直奔龙江，没有见到康茂才的踪影，方知受骗中计，急令舟师转移。但此时为时已晚，朱元璋的伏兵早把陈友谅部团团围住，插翅难逃。只见朱元璋站在高高的卢龙山上擂鼓助战，顿时杀声四起，水陆并进，把个陈友谅苦心经营的精锐部队打得丢盔弃甲，死伤无数，落荒而逃。张士诚见状，果然未敢轻举妄动。接着，朱元璋又挥师攻下安徽，收复江西等许多州县，扩大、巩固了胜利成果。　　三年后，陈友谅倾其全力，统兵60万包围洪都（今南昌），以报龙江之仇。朱元璋亲率20万大军救援洪都，逼陈友谅退至鄱阳湖。陈军几百艘战舰用铁索联结起来，有十几里长，在兵力上占了显著优势。朱元璋利用敌舰高大、联舟布阵所带来的行驶不灵活的弱点，就决定采取火攻的战术。他派出敢死队，用轻舟装满火药和芦苇，乘机点火，借着风势，冲入敌舰阵。霎那间，火借风势，风助火势，火焰冲天，湖水皆赤。陈部官兵围困在转移不得的战舰上，冲不上，逃不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大火吞没。眼看这场战斗是无法再继续打下去了，陈友谅只好带兵突围。他刚冲出湖口，不料又遇伏兵拦截，陈友谅被一支飞箭射穿了头颅，而一命归天。　　消灭了势力最强、野心最大的陈友谅后，朱元璋又挥师东进，征旗直指雄据东方、自称“吴王”的张士诚。　　张士诚本是个盐贩子，其手下也多是一些盐贩子、盐丁、中小地主和部分贫苦农民。他们由于不堪忍受元朝统治者的压迫凌辱，而趁元末大乱时聚众起兵，作战也十分勇敢。但其领导集团却非常腐败，自称“吴王”的张士诚，胸无大志，只图保住一块地盘尽情地享乐。他终日不理政事，与一批地主文人谈古论今，舞文弄墨。其属下的将军大臣也争相修花园，玩古董，养戏班子，整日寻欢作乐，甚至打仗时还带着舞女作伴解闷，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对于张士诚，朱元璋不急于一下子将他消灭掉，而是分三个阶段对其围攻：首先，攻苏北和淮河下游地区；然后，取湖州、杭州；最后，南北夹击，攻破平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