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张胜◎一个时代，一群英雄，一段传奇2008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张爱萍将军的儿子张胜的新书《从战争中走来》，这部历时16年才写就的书记录了两代军人心灵的对话。在书中，张胜记录了父亲暮年时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回顾，和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抉择和思考。这是一部“张爱萍的人生记录”，20世纪80年代，张胜看到父亲已年届80，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就想请父亲“系统地谈谈自己的人生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从那时起到此书定稿，过去了二十多年，这部书的写作是非常严肃认真的。这部书采用一个全新的视角：用两代军人、父子对话的方式贯穿全书，分阶段讲述张爱萍将军战斗的一生、壮丽的一生。书中还引用了许多老战友的回忆录，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既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党内、军内高层活动，也讲述一个英雄父亲的人生追求，一个军人儿子对父亲的理解与挚爱。与一般的传记文学不同，《从战争中走来》采用一个全新的视角：用两代军人、父子对话的方式贯穿全书，分阶段讲述张爱萍将军战斗的一生、壮丽的一生。书中还引用了许多老战友的回忆录，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既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党内、军内高层活动，也讲述了一个英雄父亲的人生追求，一个军人儿子对父亲的理解与挚爱。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共和国的建设时期，每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都有张爱萍将军的身影，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个人的传记，它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历史。2003年7月，张爱萍将军逝世了，互联网上有一个帖子：一个时代，一群英雄，一段传奇。他的一生堪当此谓。这部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真情、真悟。真实是指书中讲述的许多故事，都有具体的史料依据，有的作者还到故地作过调查，搜集父亲战友的回忆文章以予佐证，许多情况还当面询问过他的父亲。许多鲜为人知的决策内幕，离奇的故事细节，由此呈现出来。一般儿子写父亲，弄不好就会“为尊者讳”，讲优点，讲功绩往往津津乐道，但讲缺点，讲毛病就会顾虑甚多，“宜粗不宜细”了。但作者性格如其父：刚直、尖锐，故写来仍是秉笔直书。对张爱萍将军的个性、特征作了准确的记述。书中首次披露了我党一些领袖对张将军的评语。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带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不懂政治”……披露这些带批评性，但又透露出领袖对他人才难得，不得不委以重任的评语，是一般革命家传记中很难见到的。这部书整体上可信，细节上也可信，几近“信史”了。◎《从战争中走来》序言(1)想给我的父亲写本书，这个愿望可以追溯到１６年前。上世纪的８０年代末，在经历了那个动荡的岁月后，我这个总参谋部的战役局局长，一下子清闲下来。那时，我的父亲张爱萍已年届８０，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已近两年。我想，不如借此机会请他系统地谈谈自己的人生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由我记录，编撰成书。我给上级打报告，迟浩田总长批准我一年假，他说：这件事很重要。我能天天和父亲在一起了。就像两个匆忙赶路的人，放下一切烦忧琐事，静静地回顾走过的旅程。在那些温馨的清晨和黄昏，我们坐在什刹海边那所居住了近４０年的四合院里，听他一点一滴地回溯往事。父亲款款而谈，我间或提问，他时而激动，时而感伤。他的经历和情感，拍打着我的心灵，冲刷着我的思绪，我沉浸在不可名状的感动之中。不知不觉间，我为父亲录下了满满一箱磁带。可是，当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４０万字的初稿时，我突然发觉，自己距离父亲和他的那个时代还很远很远。就像父亲自己说的：“你就当故事听听吧，搞什么回忆录，书店里有的是，拿下一本，换个名字就行了。”我才明白，面对的父亲的人生，是一座大山，我看见的只是山上的一条小径，一棵树，一块岩石。因为我在仰视。不去探明那个时代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缘由，不去开掘和理解那一代人的人生信念和特有的行为方式，概念化、功利化地将局部表象简单地叠加，其结果只能是对他和他们这一代人从整体上的曲解。我明白，自己在不经意间触动了一座大山。几年过去。父亲的生命就像西沉的太阳，我仿佛听见了时钟滴滴答答的催促声，生命在流逝。２００３年７月５日，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作为他的儿子，我是多么希望他能亲自读一读我写的书啊。但我也老了。转瞬间，自己的前半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早已离开了军队，奔走于江湖之上，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领略风雨。在商海拼打后的迷茫间，在异国漫长黑夜的寂寞里，在与亲人和战友欢聚的酩酊中，在偶尔追怀往事的一刹那，倏然闪过脑海的，常常由此而发的是对自己人生和父亲人生的感悟。如果他的人生像一道激流，这激流也将自己对人生的追怀融入其中。要写他，你就必须是他，这是一项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事业。就文化现象来看，我把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是两个时代。从建党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５５年间，姑且称它为革命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则进入了一个市场化的时代。对上一个时代而言，我们今天，同样是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上一个时代建立起来的文化道德体系还能驾驭眼前这匹狂奔的经济野马吗？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信仰？公众又需要什么样的英雄呢？我的父亲属于前一个时代，他少年时就投身革命，立志改天换地，并果真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我的儿子属于后一个时代，他精通电脑、英语和跨国商务，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这一代人，将走出另外的人生。我则是跨越了这两个时代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在第一代人的影子里长大，注定了我们没有出息。童年时的模仿，青年时的崇拜，在世界观形成的整个学生时期，以他们的理想为理想，以他们的人生信条为生活准则。父辈的一切，都几乎潜移默化地溶在了我的血液里。顾炎武谈到写书，说“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面对这个新到来的时代，写一本前人没有来得及做完的，而对后人又是需要的书，应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使命。从头开始。我自信还来得及，经过多年的积淀，有可能做好这件事。我能以我的亲身经历和感知去把握父亲，以他曾有过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审视人生，以我的理智和判断由父亲而说开去的整整那一代人包括那个时代。我感到了周身无法遏制的灼热。◎《从战争中走来》序言(2)我关起门来，一个人，静静地回忆、思考，写他也写自己。好像他生前一样，我每天都在和他对话，讨论战争，军队，人生的意义和国家的命运。这真是一种享受，虽然我常会写着写着就掉泪。我甚至都不想把这本书写完，我的每一天都有意义。作者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修改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５日◎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大手笔(1)林栋可以说，这是我从事编辑工作几十年来所碰到的最好看、最耐读的一部传记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是一部关于“大人物、大时代、大情感”的大手笔。可谓波澜壮阔，深切而博发，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抚卷沉思。1. 大人物我接触这部书稿前，对张将军的认知不深。仅知他是一位开国上将、较有个性，是组织新中国核武器研发的领导者。可看了书稿后才知道，张将军一生大智大勇，敢爱敢恨，敢作敢当，充满传奇，许多令人激动的事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只身前往敌后创立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与彭雪枫并肩领导新四军，“多年同患难，长别在战场”；敢于用“陈船装厉炮”组建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在美国两支航母特混舰队的眼皮底下，指挥新中国第一次海陆空联合登陆作战攻占一江山岛战役；在美苏核讹诈的危急时刻，担任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文革”时期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复出，被委以重任；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又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两弹一星的领军人物。最后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可以说，在中国革命斗争和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许多关键时刻，都会出现张将军处荣辱而不惊的坚毅身影。这就是我心中的大人物。2. 大时代这虽是一部有关张爱萍个人的人物传记，在书的封面上也写着“张爱萍人生记录”，但它实际上并不是一部仅仅关于张将军个人的传记。可以说，它实则是在通过个人的命运来反映一个时代。个人的命运超脱不了时代，时代的变换紧密地影响着个人。在书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张将军个人的风采，我们同时还会看到与张将军同代的一大批共和国领袖和将军们的生动故事。书的腰封上点出：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带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这些均来源于书中十分生动的情节。通过个人的坎坷经历使我们能够看到时代变革的历程，这才是本作品的深度。个人传记作品不拘泥于个人的恩恩怨怨，儿女情长，而是将个人的快意恩仇、铁血人生，放在整个的时代大背景下去思考和动情，去担当民族和社会的道义与责任，这是真正的大手笔。3. 大情感刚听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本能地产生了一种顾虑。就怕人物传记落入俗套。一是怕写成官样似的，充满歌功颂德式的纪念文章，二是怕写成充满儿女情长、顾自留恋的怀念文章。一般大人物的传记总爱把人物从小就写成聪明绝顶、充满远大志向，长大后，在革命的熔炉中历尽坎坷，不懈奋斗，百炼成钢，直至功成名就，修成正果。好像伟大的人物从娘胎里就已经注定他一定就是一位大人物似的。这样的情感渲染总让人觉得不大可信。可当我一见到张胜先生这部书稿的标题时，一切疑虑顿时化为乌有。比如，“元始天尊的弟子们”、“草莽江湖”、“不以成败论英雄”、“有所为，也有所不为”、“让历史作结论”、“大彻大悟”、“最后一个士”、“末日到了”，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传记标题一下子就吸引了我。50多万字用了三天一气读完。看完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多少年了，难得碰到的好稿子。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在书稿里，人，是真人；事，是真事；话，是真话；情，是真情，这些“真”，就构成了这部作品最感人的元素，那就是“真实”。“真实”会使阅读者更自然地去接近历史的真相；“真实”使人自觉不自觉地被打动。特别是在这部书稿即将付印的前几天，张胜先生提出更改书名，将原来的《他从战争中走来——我眼中的父亲张爱萍》改成现在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不大的改动，却完全隐去了“他”——传主——张爱萍；“我”——作者——张胜。在一部儿子写父亲的传记作品的书名中，尽量淡化了父子色彩，使两个人的身影一下子变成了两代军人的群像，“对话”暗示了共和国老一辈和新一代军人的共同思索与承担。真是惊来一笔，这就是大情感，是作者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对人性、对道义的承担。令人深思与敬佩。◎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大手笔(2)我感谢作者张胜先生为我们贡献了一部好作品。（作者林栋为本书责编）◎真实·真情·真悟(1)——读《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文/郑一奇一口气读完了这部长达53万字的新书，封面左上角写明这是一部“张爱萍人生记录”。张爱萍将军是声名远播的一代战将，他1910年生，15岁就投身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国时授衔上将。过去这位将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两弹一星事业的领军人物。但是对他的人生道路，个性特点，作战故事，曲折经历却是不怎么知道的。这部书的作者张胜，是张爱萍将军的儿子。张胜年轻时参军，从战士做起，最后在军内统帅机关总参任职，曾任战役局局长。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亲已年届80，已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就想请父亲“系统地谈谈自己的人生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从那时起到此书定稿，过去了20多年，这部书的写作是非常严肃认真的。这部书采用一个全新的视角：用两代军人、父子对话的方式贯穿全书，分阶段讲述张爱萍将军战斗的一生、壮丽的一生。书中还引用了许多老战友的回忆录，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既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党内、军内高层活动。也讲述一个英雄父亲的人生追求，一个军人儿子对父亲的理解与挚爱。掩卷之后，我感到这是一部值得认真阅读的好书。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往往处在幸福、快乐的时光，却不会好好珍惜。读读老一代革命家的艰苦奋斗，出生入死的故事，我们就会知道共和国今天的小康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学习老一辈革命家信仰坚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英勇奋斗的优秀品质，在今天并未失去现实意义。读完这部书一个活生生的英雄，一个无私无畏，毫无奴颜媚骨的硬汉将军——张爱萍的形象就会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中。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在极其复杂、艰苦的环境中创建了皖东北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他经历了最初的情感生活；他在解放战争后期为创建新中国海军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努力；他抓住战机，成为指挥攻打一江山岛——我军首次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前线司令员；他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文革”中他被关押五年，复出后因抵制“文革”错误第二次被打倒；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又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两弹一星事业的领军人物……今天，我们虽然进入了一个市场化的时代。在一个崇拜金钱，物欲横流的年代，重温革命时代的英雄故事，在净化人们的思想道德，学习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领悟面对困难危机的应对智慧，以及了解人生目标信仰力量诸多方面仍有极重要的意义。张爱萍等老一辈革命家是中华民族从沉沦走向振兴的时代英雄，是值得每个共和国公民铭记在心的。张爱萍将军真是个奇人、奇才。历史把这么多重担压在他的肩上，几次差点牺牲。红军时期，他参加红14军，战斗中差点被淹死。黄桥一仗，左臂被打断了，“尺骨和大动脉整个被切断，扎不住，失血过多，人就昏死过去。当时都以为他死了，抬下去，一个民间医生路过，看见担架上滴血不断，便断定这人还活着……”这个民间医生叫孙蓬仙，是他救了张将军一命。1945年，张爱萍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准备迎战国民党军，在一次部队行动中，他坐在一辆缴获的日本大卡车上。行动中他探出头来“向后面车厢里的人交代些什么……车缓慢地向后滑动，旁边刚好有一堵墙，他的话音还没落，头就被夹在车门和墙之间了……他顿时就失去了知觉”“人当时就昏死过去，血从眉骨处汩汩流出”“头盖骨从眉骨处裂开”，医生诊断为颅脑受伤和严重脑震荡，后被送到大连休养，伤情未见好转，又被送往苏联治疗。他被送到一个疗养院，周围都是茂密的森林，环绕一个很大的湖。苏联医生检查后，开出的处方，又是如此奇妙：每天喝酸奶和划船，居然就这样的治好了他的伤。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张爱萍将军多次面对死亡的危机，居然又一次次化险为夷。他看似是一位福将，但命运加在他身上的困厄、艰辛、风险也实在是太多了。◎真实·真情·真悟(2)这部书最大的优点是文笔优美，生动可读。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让你放不下。这部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真情、真悟。真实是指书中讲述的许多故事，都有具体的史料依据，有的作者还到故地作过调查，搜集父亲战友的回忆文章以予佐证，许多情况还当面询问过他的父亲。许多鲜为人知的决策内幕，离奇的故事细节，由此呈现出来。一般儿子写父亲，弄不好就会“为尊者讳”，讲优点，讲功绩往往津津乐道，但讲缺点，讲毛病就会顾虑甚多，“宜粗不宜细”了。但作者性格如其父：刚直、尖锐，故写来仍是秉笔直书。对张爱萍将军的个性、特征作了准确的记述。书中首次披露了我党一些领袖对张将军的评语。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带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不懂政治”……披露这些带批评性，但又透露出领袖对他人才难得，不得不委以重任的评语，是一般革命家传记中很难见到的。这部书整体上可信，细节上也可信，几近“信史”了。真情是指全书充满了作者对父亲这一代英雄的崇敬之情与理解之深。一般后代人，对前一代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事情往往不予理解或看得平淡无奇。两代人之间往往有“代沟”，但作者身为军人，又在“第一代人的影子里长大”，“童年时的模仿，青年时的崇拜，在世界观形成的整个学生时期，以他们的理想为理想，以他们的人生信条为生活准则”，他与父辈可以达到心灵的沟通，因此写来理解深刻，情节感人。书中披露了父子两代军人的情感交流。“文革”前张胜在部队当兵，因在学习与思想汇报中说出自己在思考“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这个哲学问题而获罪，张爱萍居然给儿子寄来一本艾思奇在中央党校的讲话：真理是一分为二的，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马列主义都是一分为二的。在那个认为毛泽东就是“神明”的年代，父子两人仍在探讨真理问题，实在是纯真与坚定。张胜在受到连队看管时，张将军还给儿子写过一封信，信上就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实在是坚强又不通权变。张胜被部队遣送回家时，张将军已遭陷害被抓走，一天被拉去批斗时，他走出家门，又折回来，把手上的一块名表摘下来，说了一句：“留给阿胜吧！”父子情深，又让人感动。真悟是说，这部书可以帮助现代人、后代人正确地、全面地理解、了解为共和国诞生而奋斗过的一代革命家。记得毛泽东晚年说过：多少年以后人们看待我们所做过的一切，会变得不可理解。但是作者是理解的，他也用这本书帮助读者理解。书的结尾写道：“他们那一代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赋有使命的。仰望夜空，繁星闪烁，哪一颗星会是他呢？我相信，这一代英雄，他们都是天上的星宿，他们曾经下界来，按毛泽东说：‘普度众生’。现在，他们要回归了……”张爱萍将军晚年与儿子对谈，儿子问：“你如果生长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你这个革命者能干些什么？他好像若有所思，他说：‘我可以当个教员，当个中国近代史的教员。我会告诉我的学生，一生都要为国家为民族去奋斗！’”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他们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的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恪守着他的理想，追求着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也许他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但他确实是坚定的、从不动摇的。”历史还在前进，生活还在变化。五光十色，丰富多彩。但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牺牲，曲折、探求，确实为今天中国的崛起、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管今后生活怎么变化，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怀抱着理想，终身为理想而战的人，本身就是崇高的”。对这些领悟，我是完全赞同的。读者如果你想了解一个时代，一群英雄，一段传奇，你就去打开这本好书吧！◎一个将军与一个时代——读《从战争中走来》文/王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国元帅与将军们的名字已然悄悄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对于张爱萍这个名字，我们这一代同龄人大致还能够知道他是一位开国上将，新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以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但也只是仅此而已；而对于比我们更加年轻的那一代人，即便让他说出张爱萍这个名字，恐怕也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了。所以，当我读完张爱萍将军的传记《从战争中走来》时，应该说我的心情是非常震惊的，这种震惊不仅仅是因为张将军一生所立下的卓越功勋与走过的曲折道路，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如此迅速的遗忘——我们能够记住无数歌星与电影明星的名字，能够记住娱乐圈中各种离奇的绯闻与荒诞的“八卦”，却惟独对那些曾经为共和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英雄们表现得如此冷漠，如果说《从战争中走来》以一位将军的“口述历史”，重现了那一段跌宕起伏的岁月，更重要的，作者也以一种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唤醒了不止一代人对那个消逝时代的集体记忆。这是一部由儿子为父亲撰写的传记，更准确地说，是两代军人之间的精神交流与心灵对话。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与坚定的革命者，张爱萍将军既是极富理想、敢做敢当的热血男儿，又是桀骜不驯、擅长吟诗作赋的性情中人。正因为他的刚烈的性格与锋芒毕露、处处坚持己见的个性，从投身革命的青年时代开始，张将军即被视为是“共产党里的另类”。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儿子对他的评价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而他本人的座右铭则是：“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真伪羞奴颜！”如果说“性格即命运”，那么，像张将军这样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个性，就势必会常常开罪于人，也势必会被每一个时代身不由己地推上政治的风云浪尖。因为张将军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与敢打敢冲的作风，在战争年代，他既不靠人际关系，也不靠投机取巧，他的人生道路虽然多有磕碰，还尚且能够自保，而一旦到了和平时期，张将军的性格就很难适应错综复杂的现实，人生的跌宕起伏就成为他无可避免的个人宿命。据张将军本人透露，他的一生经历过三个重要的转折阶段，“第一次是在红大学习，打了败仗；第二次是解放战争前期负伤，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命垂危；第三次，是‘文革’在监狱里。”这三次非同寻常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反省人生的机会。尤其是十年文革，非人的遭遇让他的思想经过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在逆境之中痛定思痛，重新审视自己、审视历史、审视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张将军才真正认识到伟人政治的可怕，认识到把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毫无保留地交在一个人手上，是何等的可悲，又是何等的不负责任。当然，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的转变，他才能在那个非常时期忍受折磨、坚守自己，“不低头，不检讨，不揭发，保持做人的气节。”并最终喊出了“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的肺腑之言。作为一部由儿子写给父亲的传记，《从战争中走来》最大的优点就是行文质朴、直言不讳。它不像文人的创作，更像素材的积累，其中既有弥足珍贵的细节资料，又有鲜为人知的内幕披露，尤其在评价人物方面，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与我们所常见的同类传记迥然有异，显示出作者超人的胆识。当然，或许同样是因为儿子写父亲的缘故，作者在字里行间不乏对父亲的由衷赞美，少有对传主个性的冷静分析，而且，作者流露出的感情色彩过于浓厚，也在不经意间削弱了传记的史料价值，这不能不说是本书存在的一个小小的缺憾。作者联系方式：山东单县单父路西段劳动局家属院（永安街西十排八号），邮编：274300，电话：0530-4885805，15865116699。◎《从战争中走来》目录目 录序言１第一章　皖东北１１历史在这里凝固１２元始天尊的弟子们６３战场上的游僧１７４殊途同归２９５草莽江湖３７６龙争虎斗５０７不以成败论英雄６０第二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７３１苏北战场７３２战争叫女人走开８０３我是他的“克星”８９４我愿意为他做出牺牲９４５有所为，也有所不为１０６第三章　第一代海军军人１１６１诞生在小村落中的中国海军１１６２两个跛子１２１３带回来一架手风琴１２９４陈船厉炮１３５５首长和战友１３９６老死杭州１４３第四章　最后的战争１５２１迷雾中的一江山岛１５２２华东军区的心腹之患１５５３一波三折的作战方案１６０４战略的契机１６４５目标，一江山１７０６天空和海洋１７７７见微而知著１８４８“Ｄ”日１８７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１９１１０战争奏鸣曲１９６１１让历史做结论１９９第五章　最高统帅部２０７１彭老总２０７２和平年代的总参谋部２１４３一把板斧２２３４庐山云雾２３０第六章　大漠黄沙２４２１鱼和熊掌，可否兼得２４２２周恩来和中央专委２４９３青山处处埋忠骨２５９４死亡之海２６８第七章　桃花源２７７１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２７７２理想的缩影２８４３平民教育２８７４毛泽东思想的信徒２９１第八章　大彻大悟２９８１走出桃花源２９９２暗箱操作３０８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３１４４“文革”专案３１９５让思想冲破牢笼３２９６理性的思考３３５７自由３４５第九章　艰难的航天之路３５０１召回３５０２七机部２３０厂３５８３达摩克利斯剑３６７４在政治残局中３７１５卢晨征的回忆３７４６四块石头３７９７困兽犹斗３８４８生死由命３９１第十章　强国之梦４００１老马识途４００２浩瀚的南太平洋４０７３惹不起的人４２０４水头如箭破夔门４３２５在改革的大潮中４４３６国防发展战略的对话４５４７老革命面前的新问题４６２第十一章　最后一个“士”４７１１回归之路４７１２末日到了４７８◎1 历史在这里凝固(1)像我这样生于战乱的一代人，很少有会对自己当年出生的地方留下记忆的。尤其是成长在一个革命军人的家庭，从小随父母转战南北，根本就没有家乡的概念。在抗日战争的８年中，除了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外，中国共产党在日伪占领区内建立了１８块敌后根据地。其中之一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地处华中战略要冲，为日伪政权，蒋介石顽固派，以及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三方争夺较量的战场。淮北根据地被津浦线，也就是今天的京沪铁路，分割成两块。铁路线以西，为豫皖苏根据地，俗称路西；以东为皖东北根据地，俗称路东。我的父亲张爱萍，就是皖东北这块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在抗日战争的前半期，他就是在这里生活和战斗的……皖东北，也是我的出生地。从我懂事时起，父亲就常对我说：“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在生你的那个地方。”他会在墙上挂着的地图上去找，习惯地用手指敲打着说：“皖东北！”我的生命和父亲的命运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１９９７年初秋，我终于下决心，重返我的出生地——皖东北。目的，我自己也很难说得清，冥冥之中，总有一种冲动在支配着。父亲那时还健在，只是很衰老了，他正艰难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已经无力与我同行。我是自己开车去的，一路上，父亲成了我的“遥控领航”。他对我这趟旅行，兴趣盎然，我们不间断地用手机保持着联系。他总是用习惯的指挥作战的口吻说：“报告你现在的位置！”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８７岁的他，对眼前的许多事常会糊涂，但对当年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却是历历在目，说起那里的山川河流、道路村落，犹数家珍。这是一条修建中的高速公路，两侧堆积着沙土石料。时近傍晚，路上的车越发多起来，想是要赶在天黑前多跑些里程。进入宿迁地域，前方的路就被堵实了，车辆排起了长龙，大多是卡车。我的越野吉普，只得沿路肩侧行。前方不远处横起了一溜齐人高的土障，一群老乡手拿锹镐锄镐，横刀立马，堵截在那里。显然，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聚众闹事。不少过路的司机在愤然理论，听了听，大概是政府修路占了老乡的耕地，可补偿款又迟迟未到，上访几次没有结果后，便自己组织起来断路了。“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谁要过此路，留下买路财！”嘿！都什么年头了，虽然也让人同情，但总不能明火执仗吧！远处薄暮笼罩的村落间像似有车辆在移动，只能是迂回了。我驶下公路，沿着坑凹的乡间机耕路绕道而行，往后看，一溜长长的车队也跟上来了。我们顺着颠簸的小路缓慢地爬行，眼见着要接近公路了，迎面突然开出辆拖拉机，拖着一车木头，横挡在路中间。“封锁公路是违法的！”“违法？在咱地盘上，老子就是法！”开车人熄了火，背对着我们抽起烟来。“你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小心政府拘你！”我开始吓唬他。“少来这套，老子见多了。”说着，跳下车，扭头便走：“不奉陪了，回家吃饭去啦！”这可真麻烦了。“搬开它！”我招呼道。司机们见有人指挥，便一拥而上。哪晓得路基一松，连车带料，统统栽进河里。原本只想吓唬一下，却生出事端来。我一挥手，快！上车。成群的村民们手拿棍棒、铁锨呼喊着奔堵过来。但他们来不及了，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冲上公路。我朝着车窗外目瞪口呆的老乡们敬了个军礼，谢谢送行！但最后几辆车还是遭到了袭击，土块和石头雨点般地投掷过来，好在都是些铁皮的集装箱货车。飞驶而过的司机们纷纷向我招手，呼啸而去。欢呼吧！胜利大逃亡。车灯照亮了前方路牌——泗洪。老爷子来电话了：“到了吗？”我讲述了刚才惊险的一幕，听得出电话那头他疑惑的神情：“咦？当年老百姓对我们可是很好的啊！”“我相信。不过这次……大概又把我们当成日本鬼子了！”◎1 历史在这里凝固(2)民风强悍啊！一夜征程，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城，朦胧中，一种神秘而略带惊讶的回归感攫住了我的心。在我眼前闪现的，是低矮的黑瓦房，拴牲口的土坯墙，和一条条弯曲的时隐时现的田间小路，雨季的泥泞留下的车辙更增加了颠簸。紧张、疲倦、黑暗、迷路，已经无法再走了。我在路边找了个坡地把车停下来，今晚就在车上过夜吧。清晨的阳光把我刺醒，瞬间，我被惊呆了。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湖水，波光嶙峋、水天相连。在初秋的骄阳下，湛蓝的湖水变成一洼洼耀动的金星，烟波浩渺，渔舟点点，一切都凝冻住了……鬼使神差。昨夜的风尘仆仆和清晨宁静的湖光山色，我感叹大自然带给人生的奇幻。父亲的话在耳旁响起：“你，要记住，你生在洪泽湖边，青阳县（泗洪县）阳景镇大胜庄，生你的时候抗日战争胜利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你的名字中也有个胜字。”这真的是我出生的地方吗？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世，想起当年他说的那些话和注视着我的目光，我的心就在颤抖。泗洪的美丽得益于洪泽湖。我走过祖国的许多山川湖泊，但亲历生我的洪泽湖畔，这还是第一次。这就是古书上记载的泗州地界，隋唐时称洪泽浦。黄、淮在此并交，连年洪水侵吞，泗洲城及周围均侵入湖底。明清两代，不断加高防洪大堤，洪泽湖遂成为“悬湖”，高出地面２～５米。“倒了高家堰（洪泽湖大堤），清淮（原清江市、淮安府）不见面”的民谣至今还在流传。当地党史办的蒋中建同志后来告诉我，就这半个世纪来，洪泽湖被血洗过三次。日本鬼子一次扫荡就屠杀双沟百姓６００多人，填埋坑里，掘出白骨累累。我军为掩护群众转移，一个连１２０人竟无一人生还。泗洪产的双沟大曲驰名中外，但我在互联网上搜寻，竟然找不到双沟惨案的条目。第二次，是全面内战打响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我军放弃两淮，洪泽湖工委姚克书记，带领一些干部藏于湖中。结果四周区乡县来不及撤离的干部军民越聚越多，达３０００多人。你想，就凭个湖边的芦苇荡能藏多少人？又没有粮食、药品。走投无路中，姚克书记说，上面说撤就撤了，丢下了我们，组织上对不起同志们了，有亲投亲，无亲靠友，上岸去吧……但要记住，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不能出卖同志。结果，上了岸的，还是有上千人被抓被杀。好不容易捱过来的，“文化大革命”一来，旧事重提，不说领导责任，全怪在下面，又是难逃一劫，多少人丧命。湖光波影，无声无息。水际边成片的半生的矮树林中，栖息着成千上万只白鹭。霎时间，成群的白鹭惊恐地飞起，天空顿时就像张开了一张白羽的网，铺天盖地，真是非常的神奇啊！它们真的会是亡灵吗？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车已经被成群的男女老幼包围住了，他们趴着张望，脸和鼻子在车窗上印成扁平。他们皮肤黧黑，用兴奋的目光直直的盯住你，憨憨的朝着你笑，表达着他们的好奇和友善。我想起妈妈曾多次说过的话：“你生下来后，你爸就负伤了，人整个不行了。鬼子不缴枪，国民党又大举反攻，两淮失守，当时真难啊！好几次要把你送给老乡，但兵荒马乱的，这一丢下，可真就是天各一方了。你爸说，这孩子今后的命运会怎样？我都不敢想……”看着周围好奇的目光，我在想，如果，我真的被丢失在这里呢？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不就是因为战争而失散的吗？那么，在这憨憨的人群中，在那些挥舞着铁锹追赶着汽车的老乡中，可能就会有我……历史在这里凝固。这里的时钟似乎从不曾走动，我就像穿过悠长的时间隧道，走进了历史的深处。洪泽湖西的半城镇，是当年新四军９旅旅部和四师师部的驻地。在新四军纪念馆的墙壁上，有父亲年轻时代的照片，透过灰黄的底色，他那深邃的眼神仿佛要和我说话。我看到了他和他的战友们当年穿过的军装、用过的武器、斑驳的弹壳……我依稀闻到了他们年轻的生命的气息，那是散发着火药味的青春的气息。◎1 历史在这里凝固(3)当年，他只有２９岁，独自一人单枪匹马地潜入到皖东北，以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的身份，经一年半的浴血奋战，拉起了一支队伍，大概就是拿铁锹追赶我的那些人的祖辈们吧，他们组成了一支抗日劲旅。最早称四总队，以后改为三支队，又叫九旅，就是现在的人民解放军集团军师。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由此诞生，“皖东北”三个字也由此被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所记住。这里有雪枫墓园——父亲青年时的战友、新四军四师之魂彭雪枫师长就长眠在这里。松涛阵阵，凝重而空寂。在众多的碑文中，我看到了父亲为彭雪枫写的一首长诗，记得最深的两句是：“多年同患难，长别在战场”。当年为彭雪枫送葬时，这首长诗由彭雪枫创办的拂晓剧团谱曲并演唱。国民党反攻回来后，彭雪枫的尸骨被掘出抛撒。墓是解放后重建的。还有江上青墓。江是父亲开辟皖东北时的向导和助手，是创建皖东北根据地的奠基人之一。这个才华横溢的儒雅书生，被敌人射杀后抛尸河中。当年抗演六队为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咏唱挽歌：“让几十里的弱流，亲吻你的尸身。死者啊，愿你手持巨灯，照着我们前行……”父亲把他的牺牲喻为：“我失臂膀，屋失栋梁。”江上青墓碑上，父亲那信马由缰的字迹，模糊了我的视线……皖东北、洪泽湖、泗洪、大胜庄，你不但记下了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啼哭，更记下了父亲当年作为一个热血男儿的报国赤诚，这里有他的志向、他的足迹、他的成功、他的战友，还有，他年轻时代纯真而炽热的爱情……洪泽湖，正因为你的美丽伴随着苦涩，才更加凸显出凄婉和空旷。父亲晚年曾花费许多时间和我谈他自己。他说：“我常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真正成熟起来，学会从全局上思考筹划，单当一面，还得说，是从抗战时开始的。皖东北，就是你出生的那个地方，是我独当一面的开始。”皖东北，它太小了。如果说它仅是整个淮北根据地的一半的话，那么它在全国１８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最多只占到三十六分之一。我没有很好地调查过全国其他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不知道有多少是和皖东北根据地这样，由几个人单枪匹马开辟出来的，但肯定是有。也许这才是皖东北对他人生的真正意义。这块引领我来到人间的土地，也是我父亲事业和人生走向成熟的起点。去年，我再次路过这里，一晃间，又８年过去了。从京沪高速转下来，眼前是一条宽达百米双向６车道的高速公路，直达南京。我看了一篇报道，说是当年为了修路，抗法的、聚众的、拦路的，比比皆是。市委书记仇和同志因此受到围攻和责难，劳民伤财，面子工程，说什么的都有，状子一直告到北京。路的尽头是一块巨大的标语牌，刻着这位市委书记的决心：“务实苦干、奋起直追、自强不息！”８年前曾遭村民拦截和袭击的地方是这里吗？已无从考证了。江山依旧，岁月蹉跎。半个世纪前，父亲曾在这里指挥过一场平定洪泽湖的水上大战，双方３００多条船只，把个湖水搅得昏天黑地。父亲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将手用力一挥：“哈，打得他稀里哗啦！”面对这片烟波浩渺的湖水，哪里还能找得到当年的影子？清朝人孙髯翁的长联写得好：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都付与苍烟落照。在抗日战争的激流中，他是怎样被抛到这里来的呢？◎2 元始天尊的弟子们(1)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终于可以歇息一下了。中央红军进行了改编，以刘志丹的陕北骑兵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骑兵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父亲被任命为团长兼政治委员。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铁甲骑兵，相当于现在的机械化部队。可以想像，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组建这样一支部队，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对他的人选，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父亲说，他明白这里的分量，“每一个战士，每一匹战马，都是我身上的一块肉。”但就是这样一支中央寄以厚望、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骑兵队伍，在父亲出任后的几个月，却在一次战斗中意外地遭到了失利。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教训。２００４年，在纪念父亲去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原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谈起了与骑兵团有关的一件往事。他说：“那年我去看望爱萍同志，说起到摩托化步兵第八师检查工作，这个师的前身就是当年爱萍首长指挥过的军委骑兵团。当我谈起要求部队继承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时，爱萍同志问，部队知道他当年在陕北青阳岔打败仗的事吗？他告诉我说，讲战史，一定不要回避错误和失败，不管是对谁，都要实事求是。他要求我，告诉部队，一定要把他打了败仗的这件事写在战史上，以警示后人。”１９３６年２月，陕北青阳岔，老爷子的“麦城”。我是为了写这本书专程去那里的。从陕蒙交界的毛乌素沙漠的南端，沿长城故道向东行驶，看到的只有残壁的城墙，它们和破碎的沟壑、断裂的山脊、绵亘的黄沙，纵横交错，浑然一体。据说，当年构筑城墙的土是用米汤和羊血搅拌煮成的。史料记载“若锥过寸，则杀工匠”。就是说，城墙筑好后，用铁钉检测，如钉进一寸，工匠就要人头落地了。以此酷刑来保证筑出来的城墙“硬可砺斧”。但世上哪有能逃得过时间打磨的东西呢？当年辉煌一时的巨大工程，终于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了。血腥的传说和干燥劲厉的风沙更增添了周围的原始与荒凉。父亲说的“以警示后人”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为配合红军主力东征，父亲率骑兵团一举荡平了盘踞在北部三边地区的马匪武装。仗打的艰苦，但还顺利，全歼了靖边之敌，只是在消灭被当地人称作是“泼跛子”这股骑匪时，副团长霍海元牺牲。部队随即奔赴安边，与蒙汉支队联合作战，现在还留下一首父亲当年在马背上写的诗：“百里扬鞭奏凯归”，兴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可能就是这个“奏凯归”吧，在回师途中被游匪打了个埋伏。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师（原骑兵第一师）师史》记载：“１９３６年２月下旬，骑兵团在靖边张家畔全歼盐寨子民团。……后在张爱萍率领下，部队转至安边配合蒙汉支队作战。不久，奉命返回瓦窑堡。途经安定县青阳岔的北道川时，遭敌伏击，战马损失三分之一。”现在看来，当时情况并不很复杂。骑兵团返回瓦窑堡，路经青阳岔时，得知我边区政府被一股游匪给端掉了。枪声就是命令，父亲命一营断后，自己率大部追击。父亲说：“一口气就追出去三十华里，马出的汗把裤角鞋子都打湿了……”这帮游匪见红军穷追不舍，只得丢弃掠来的人和物。这次遭遇战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皆大欢喜了。但被俘的干部群众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活捉匪首，下面的部队也嗷嗷叫，都说何不趁势端掉敌人的老巢？父亲回忆说：“我当时是犹豫了一下，连续打下来，部队已经很疲劳了。”但匪巢就在眼前，哪有放过之理？于是一场夺占敌人营垒的攻坚战开始了。这里还有一段插曲，父亲说：“我指挥部队刚越过防护墙，一颗手榴弹落在跟前，吱吱冒烟，躲是不行了，一急，我就喊，你炸不响！果然它就没炸，是个哑弹，真奇了！”打进去后，除了弹药粮秣，俘获的敌人并不多，一查才知道，那个人称炮兵张营的匪首带了他的人马出外游猎去了。所谓游猎就是去抢劫。事后才知道，正巧他返程，听说老巢给端了，就在红军撤回的路边设下了埋伏。又是赶巧，父亲预先安排掩护的那个营偏偏这时又撤离了警戒位置。他们久等大部队不来，不放心，擅自决定向这边靠拢接应。这就给了敌人设伏的条件。◎2 元始天尊的弟子们(2)当各种偶然因素相交在一起时，灾难就降临了！父亲回忆说：“撤下来时，我在队伍后面断后，听到前面有枪声，一惊，驱马上前，一排子枪就扫过来了，打在马身上，把我掀翻，要不是被马压住，命就没了。我的腿部负伤，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只顾得收拢部队，组织反击。”古长城故道上，历代都是强匪出没的地方，这是一股狞匪，凶险之极。父亲说：“后来偷袭在保安的中央机关的就是这伙人，毛泽东都差点成了俘虏。”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记载了这个事件。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懊恼和沮丧是可想而知的。长征后期，红军到达俄界，父亲所在的三军团红１３团划归一军团建制。那天军团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红１３团住的远些，父亲是政治委员，带队进会场时，其他部队已经入坐了。主持会议的军团政治部领导人指着他说，看看！你们部队的作风一贯就是稀稀拉拉的……“什么你们你们的？我一听就来气了。”父亲回忆说：“两个军团之间本来就有些摩擦。我们的衣服是烂的不行了，但并没有迟到啊！怎么就稀拉了？我问，是以先到的为准，还是以表为准？我是不客气。”都是在战场上打红了眼下来的，能吃你这套？脖子一埂，当场两人就干起来了。“毛泽东、总司令（朱德）都坐在台上，脸色不好看了。我才不管他这一套呢！回来后，来了个电话，是陈赓接的，彭雪枫这时已经调走了，陈赓接他的团长。陈赓说，找你的。我一听是要调我到政治部工作，就问，干什么？回答是，去当统计干事。我一下子就把电话机给摔了，要撤老子，你他妈就明说！”后来呢？“有什么办法？我带了匹马和一个警卫员报到去了。”我觉得真好玩，说，你是够狼狈的！父亲也笑了：“当时罗荣桓是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是宣传部长，刘晓是组织部长，都是些老熟人。”“他们见我来了都笑了，说这里没什么事可做，你打仗也辛苦了，休息休息挺好嘛！我们就这样，几个人在一起，每天就是搞点东西吃，再就是扯乱谈。一路走到了陕北。”两个月后，父亲被重新启用，出任军委骑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听说是政治局会议上有领导同志提出来，说长征一路过来，多不容易。一个主力团的政治委员，就因为戗戗了几句，说撤就给撤，走了二万五千里，没有功劳，总也有苦劳吧！这件事，后来在反宗派主义倾向时，还成了个典型例子。父亲当然知道这里的意义，恢复他的职务，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他把全部精力都投进去，憋足了劲，想争口气的，哪晓得时运不济，偏偏事与愿违，真是大意失荆州啊！父亲说：“回瓦窑堡后，向张云逸汇报了，军委决定连以上干部开批判会。袁国平主持，一连指导员攻的最凶，因为我当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第二天，军委下令通报全军，对我的处分是撤职查办。周恩来找我谈话说，对你的处分要重一些，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你是中央派到陕北红军的。”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又引出了一段更有意味的情节，这才是真正改变了父亲人生的故事。就在他接受批判自我反省的日子里，他得到通知，立即去见毛泽东主席。父亲曾很多次谈起过他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他看我进来，把书往桌上一扣，怎么！你还不服气？”父亲没有形容毛泽东的表情，但我仍能感受到这单刀直入的开场白所带来的威慑力。“我没有不服气，我接受处罚。”“接受处罚？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对吧？”“坏了！这句气头上讲的话，怎么这么快就捅到毛泽东这里来了？”还是两天前，父亲遇到过去在中央苏区共青团共事的一位同志，他讥讽道：“张爱萍，你落马湖这出戏唱得倒不错嘛！”《落马湖》是施公案中的故事，施公率黄天霸等众英雄擒寇，回归半途，不意被落马湖水盗铁臂猿猴李佩所擒。真够挖苦的！年轻人，哪有肯示弱的，这一激，“胜败不过兵家常事”便冲口而出。对方也不饶他：“打了败仗还嘴硬？小心军法处置！”“要杀头，老子伸长脖子等着！”等等，越说越离谱了……◎2 元始天尊的弟子们(3)之所以情绪失控，缘由是两人过去就有些过节。在党史上，这位朋友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原中革军委１５人成员、二十八个半之一。二十八个半，是指上个世纪２０年代，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王明说，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同志中，只有二十八个半人是可以被称作为布尔什维克的，这就在党内营造了一个小圈子。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破格安排进重要的领导位置，有些人不免就趾高气扬起来。毛泽东后来说：“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父亲回忆：“这些人跑到苏联后，和王明搞到一起，回来后就不可一世了。不听他的那套就整你，动辄就扣你帽子。我是看不上这个布尔什维克，自己没什么本事，却好大喜功，处处以工人阶级出身自居。”不久，父亲就因“偷运贩卖托洛斯基主义”的错误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理由是在张爱萍主持起草的文件中引用了托洛斯基“继续革命”一词。我相信，现在的青年人听起来一定会觉得荒唐，甚至难以置信。但在老一代人，怕是有不少都有过这种经历。好在遵义会议后王明的势力在党内衰败，这个人在中央机关挂了个闲差，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做了。其实这种斗嘴的事，气恼一下也就过去了。没想到竟把毛泽东搬出来了，看来问题是要升级了。毛泽东是红军的灵魂。父亲不是没有和毛泽东接触过，只是能和这位伟人单独在一起交流思想、聆听教诲，我想，他会不止一次的企盼过这样的机会。“打了胜仗去见毛主席”，我军有这样的传统，但今天，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机会带给他的竟是在窘境下这样尴尬的见面。“我说，那是句气话。”“气话？我看你还是不服气吧！”父亲回忆他和毛泽东一问一答的细节。“我能说什么？我向来认为，论功行赏，按律问罪，打了败仗理应撤职，这次撤我，理所当然。”毛泽东很生气吗？我问。父亲说：“有点。”父亲这个人太要强了。我深知他的秉性，自己既然做了，就要敢承担责任。决不能小家子气，让人小瞧了。父亲曾多次对我提起过：“老帅中，我最敬重的是彭老总和陈老总，他们对部下是，有了功劳是你的，有了失误是他们的，他们对上面去承担责任。邓（小平）也是这样，搞原子弹时，他对我说，搞成了是你们的，搞不成是书记处的。７５年，也是这样……”父亲这里指的是，１９７５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邓小平在倒台前夕，和毛泽东谈到我父亲在七机部搞整顿的问题，邓小平说：“张爱萍是我派去的。”我问，在这以前你和毛泽东有过接触吗？“在中央苏区，他是红军的政治委员，我那时是团中央秘书长。每次打了胜仗，中央机关总要搞些庆祝活动，一般都由共青团出面组织。他认识我，但没有机会说话。长征过大渡河，彭德怀带着我到毛那里受领任务。后来张国焘闹分裂，在巴西、阿西地区，我们和南下的四方面军部队擦肩而过，战士们之间发生了口角，推推搡搡的。毛出来制止。给我印象深的是，他站在路边一个坡上，对四方面军的同志大声说，既然你们接到了南下的命令，你们就去吧，我相信你们会回来的！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真正深谈，还就是这次了。”父亲接着回忆：“毛泽东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这句话并不错，世上哪里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但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不行！接受教训吧！”“后来就是闲扯了。问起了我的经历，知道我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天南海北的，很亲切。”“临走问我还有什么想法。我的职务已经被撤掉了。我说，这些年来，就是猛冲猛杀，有机会还是想好好学点东西。他很高兴，说红军大学要开学了，我就当你的介绍人吧！拿起毛笔，给罗瑞卿写了封信。罗那时准备当教育长了。”◎2 元始天尊的弟子们(4)父亲回首往事，常会感怀：“文革中把我关起来，我常想起这段往事。对自己犯过的错误，我从来不诿过。但这时的我，却不能服气。现在要去找主席，又能到哪里去找呢？”他停顿许久，说：“我留恋在瓦窑堡的时光。”红军大学，是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了。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父亲谈起这一段生活是轻松的。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学校，没有校舍，没有讲堂，甚至没有专门的教员。这实际上是个中国革命的研究生院，选修的课程是中国革命和战争，采取听课、研读、讨论的方式。一科是高级科，师和一部分团干。二科是团，也有一部分营干。党内一些学识很深的领导同志轮流执教。毛泽东讲授的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讲课大纲后来印成书。父亲说，１９３７年他在武汉搞统战工作时看到过这个本子，原稿中还有反围剿的作战略图，后来收集到《毛泽东选集》中就删掉了。张闻天讲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王稼祥讲政治经济学；徐特立讲汉语拼音。父亲说，大家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他讲了两次就不再来了。父亲关于学习生活的回忆，很多书籍中都有记载，大同小异，大体是：我搞共青团工作时曾系统地读过不少马列的经典著作，自认为对马列还是懂一些的，听了洛浦（张闻天）的课后，才感到自己知道得太少了。因为长期作战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就拼命地学，不仅自己用功，所有的人都很用功。学习分几个小组，一组组长刘亚楼，二组组长彭雪枫，三组杨勇，四组是我，我们组有王平、贺晋年、张达志、耿飚、肖永银、周骏屏。上课没有书，都是靠自己记。我记得最快，下了课都来抄我的。我们还组织小组辅导，经常搞到深夜。毛知道了这个情况，怕大家身体搞垮，要我们吃了饭先去散步，但没人去。后来罗瑞卿（教育长）就每个窑洞地赶，晚上还来检查熄灯没有。除了公开发表的这些外，他还讲了些逸事：“那时生活很清苦，党中央和军委下了很大力气，到处去买羊肉，给我们改善。一次林彪和罗瑞卿搞了些狗肉来，叫上我、彭雪枫、刘亚楼，都是一、三军团的，记得还有罗帅。一次，陆定一来学校说，红军长征是段很重要的历史，要大家都写下来。开始是杨尚昆来催，没人响应。以后陆定一又来催，但大家普遍感到学习忙，没有时间写这个东西，同时也不知怎么写。他就说，经过什么就写什么，催得紧了，大家也就写起来了。我是有点应付式的，彭雪枫写得最好。后来汇编出了本《红一方面军长征记》。”（注：该书收集了众多长征亲历者在１９３６年间写的回忆文章，１９３７年２月汇编成书，是关于长征最早、也是最可靠的记录。１９５４年内部出版，定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张国焘来到保安，红大组织了欢迎会。毛讲话，提出要团结奋斗，印象深的是他讲到朱总司令，说他肚量大如海。”“斯诺也来过，看到我们打网球，很吃惊，给我们照了相。我们问他美国是什么样的？他说，就像一块奶油吊在房梁上，只能去舔。１９３８年我在武汉看到他出版的照片，说这上面的人都是蒋介石出了几万大洋来买他们人头的。”我找出斯诺的《西行漫记》，上面有父亲打网球的照片。父亲指认说：“彭雪枫、赵尔陆、陈士榘、萧文久……”后来我妹妹在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斯诺博物馆中还找到了更多当年的照片。如同拉扯家常，父亲款款而谈。父亲退休以后，生活的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为了调节他的状态，我们会用更多的时间陪他聊天。战争，就成了我们永恒的话题。时间已经过去６０年了，整整一个甲子，但当年毛泽东在红大讲授的内容他仍然记忆犹新。他几乎是在背诵原文似的回顾着：毛泽东说，我们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不是一般的革命战争，是中国的革命战争。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和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话锋一转，指着我说：“而对一个指挥员来说，对一个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来说，把握其特殊性规律才是最重要的。这就叫从实际出发。记住！”◎2 元始天尊的弟子们(5)他联系自己亲历的红１４军的失败来谈毛泽东：“毛泽东讲，敌我力量异常悬殊且短时期内又难以改变，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红军作战的游击性。我们在苏北农民暴动中急于占领大城市的举动，是幼稚的、盲目的。”父亲曾撰文记述过当初在听毛泽东讲课时的感受，他写道：毛上课讲到，一个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受敌人的欺骗，被表面或片面的情况所引诱，被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所鼓动，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都是要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对敌我情况周密的思索的基础之上。听到这里，和讲台上的主席目光对视，我就把头低下去。晚饭后散步到主席的窑洞，他问我们对讲课的意见。我说想到青阳岔一仗，你说的那个鲁莽汉就是我。他大笑起来说，红军中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总怕被敌人打烂坛坛罐罐……毛泽东的这些话，在他后来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都能找到。看得出，只是到了这时，他才从失败后的沮丧和被人羞辱的浮躁中真正沉静下来，他不再仅仅是因为一口气而甘愿接受处罚了，他开始思索过去，思索自己。我曾和父亲讨论过这个战例。第一阶段，在没有担负任务的情况下，主动追击敌人、解救被俘人员，这个决心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第二阶段，夺取敌营垒。由于两个作战行动衔接得很紧，指挥员机断处置是允许的；趁敌垒空虚将其捣毁、扩大战果，这种积极求战的精神也是提倡的。问题出在撤离战场时，匆忙大意了。虽然导致这次失利的直接原因是一营擅离掩护位置，使回援之敌趁此占领有利地形，完成了设伏。但作为一个指挥员来说，在孤军深入的情况下，面对生疏、险恶的地形，对敌情变化缺乏持续不断地侦察，对原有布署没有及时的检查和调整，是失职的。尤其是在取胜后，丧失警觉，更是不可原谅的。从指挥角度检查，整个作战行动的指导思想，带有相当的盲目性和情绪化，决心是仓促的，是被眼前的现象和周围的情绪所影响的。这是一次教训。这次教训对他来说，不仅是对指挥失误的一次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对自我的一次再认识。他是从对自己人生的反思来回顾和认识的：“参加革命的头１０年很幼稚，是磕磕碰碰、懵懵懂懂、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争强好胜、不甘服输，只知道拼命。”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坎坷艰难的，但他都闯过来了，他曾为他自己而自豪过，他说：“我就是靠死打硬拼，从不求人，再难，我也能硬着头皮顶过去。我相信，靠我自己，我总能做得最好。”但今天，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如此浅薄，是那样缺乏功底。他至今都记得那次谈话中毛泽东对他说的话：“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部下不负责任的意见和情绪所左右。”“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才是考量一个指挥员素质的关键。他回忆说：“我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去聊天，毛问我学得怎样了，我说，越学，书读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不行，越觉得自己贫乏……毛说，这就是进步的开始。”红大学习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要求上前线。父亲回忆：“西安事变了，全国抗战的局面很快形成。大家纷纷写请战报告，争着要上前线。毛泽东说，好嘛！翅膀都硬了。谁写，就没谁！”“我被安排在红大二期任教。毛泽东说，新形势到来了，学校还要扩大，都走了，学校怎么个办法？鸟翼蓝天，放心，有你们用武的地方。”当然，留校的不全是因为写了请战书的缘故。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我猜大概是那次战斗失利的后遗症；或许是看他多少还有些文化底子。有个笑话，５分的留校当老师，３分的出去当老板，不及格的竞选当总统。这时红大已改名为抗大。他极不情愿，但没有办法。他说，这期间许多同志都张罗着找对象，徐平羽，也叫白汀，是女生队长，也给他介绍过，但他认为自己志向未酬，谢绝了。他很少接触人，上完课就回宿舍读书，多少流露出不得志的苦闷。◎2 元始天尊的弟子们(6)这期间，他找毛泽东又深谈过一次，表露出自那次战斗失利后以及留校不能上前线的压抑心态。三天后，毛泽东给他写了封信，据父亲回忆，大意是：“一定不要因为自己有的过失而降低信心。一般地说，信心过高，容易犯左的错误，信心不足，容易犯右的错误。”父亲离开延安时，想到抗日战场生死未卜，将信和自己的学习笔记、日记交给蔡畅大姐保管。解放后，父亲向蔡大姐索要，方知已全部丢失了。父亲每谈及此，都会陷入深深的惋惜之中。红军大学留给你的最值得回忆的是什么事情？父亲沉吟片刻，缓缓站起来。他说：“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上来的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个什么地方啊？指指背后的那座山。这是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今天，坐在这里的，就算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啦！你们这些弟子跋山涉水地跑到这里来是做什么呢？是求道！求中国革命之道！不要多久，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了，就要轮到你们下山了。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是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元始天尊——阐教的第一大神。传说宇宙之初，盘古觉天地混沌，浊气弥漫，好生不爽，便信手一斧，开出个新天地来。从此便有了山川大地，江河湖海，万物生灵，清风明月。他忍受着难以想像的寂寞，仿佛要完成某种约定的使命，他创立了一个新的教派——阐教，所收门人弟子无数。后人念其开天辟地之功，尊盘古为元始天尊。“毛泽东预言的要到来的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新局面呢？”父亲继续说：“按那时算，中国革命已经走过十五个年头，历尽千辛万苦。我写过一篇文章《从遵义到大渡河》，为什么截止到大渡河？因为过了大渡河，就进入了藏民区，蒋介石追堵到这里，他认为红军完了，雪山草地，就是不打你，也会冻死饿死。辗转到了陕北，从在中央苏区的几十万人，到现在的几千人（注：指中央红军）。革命的前途在哪里呢？我们的学习快结束时，西安事变爆发了。在毕业典礼上，周恩来给我们做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全国抗战的新局面到来了。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毛泽东在开学时所讲的新局面啊！结业时，毛泽东对大家说，现在该是你们下山的时候了！”我看过许许多多有关红大的回忆文章，但是没有一篇记载过毛泽东讲的这句话。父亲的回忆文章，初稿是在“文革”前写的，题目叫《亲切的教诲》，也没有提到“元始天尊”。我问他，他说，执笔的同志怕引起歧义，给删掉了。文章压了很多年，也没有发表。我问过他缘由，他说，稿子写好后，反复看了几遍，总觉得言犹未尽，事情一多，也就放下了。或许就是删去了这句话的缘由吧？使这个故事失去了灵性。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中许多五光十色的东西渐渐地褪去，生命的精髓浮现出来，就像黑夜里茫茫大海上的一座灯塔，蒙胧，但却真实。父亲晚年评议自己的这段经历时，他是这么说的：“在上红军大学之前，我最多只是个战术家，但从那以后，我应该是个战略家了。这不是自夸，毛泽东说，红军将领都要成为战略家，就是一个小小游击队长也是一个战略家。因为游击队是在一个独立的地区作战和发展的。作为一个游击队指挥员，胸中要有全局。正是红军大学，使我系统地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战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以后的战争中我再也没有失败过，条件再艰难我都有信心战胜。就是在瓦窑堡，就是从毛泽东那里，我懂得了这个道理。”有这样一种说法，事业上的成功离不开三条，勤奋、才华、通神。什么是“通神”？冥冥之中总会有一种暗示，能感悟和把握住这点灵犀的人，才会是成功的人。七七事变的枪声终于在北平郊区的卢沟桥打响了。父亲说：“那天晚上，毛泽东找我去，一进窑洞，他就说，你不是想走吗？准备一下吧，尽快出发。北平打响了，下一个就是上海。你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立即赶赴上海。上海，你在那里做过地下工作，应该是熟悉的，到了后和刘晓同志取得联系。”父亲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是：“迅速组织起沪杭宁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并明确指示，沦陷后要发动并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在郊区进行游击作战。”◎2 元始天尊的弟子们(7)父亲的这段回忆，印证了军事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战争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和决策，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由最初的在国民党防御体系内集中主力作战，转变为分散的、独立的敌后游击作战，这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从毛泽东给我父亲交代的任务看，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北平、天津沦陷后，淞沪会战前夕。这就和历史吻合了。此前，应南京政府保卫平津和华北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需要，中共中央做好了红军主力前往河北或平绥防线加入正面防御的准备。中共中央给其谈判代表的指示是，红军主力３个师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并拟担任绥远一线防卫。（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２卷５、１８页）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组织的平津抗战不过３日即告瓦解，北平、天津相继失陷，毛泽东对原定的４万红军加入正面防御的实际作用和后果迅速产生了怀疑。就是在这时，放弃正规战转而向游击战的思想产生了。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洛甫、毛泽东为此专门致电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重新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的作战原则。要求：“（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注：《同上》第２卷２０页）毛泽东如此快地放弃集中作战和担任一线阵地防卫的要求，改提分散作战和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的主张，父亲的看法是，这同毛泽东此前对国共两党军事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分不开的。为了明确这个结论，我插话说，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时说，只有当几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我国时，在反动阵营内部出现了各种势力相互割据时，中国的革命力量才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客观上为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民族存亡的关头，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引领时代的潮流，走向抗日的最前线，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决心和信心，就是基于他自己的这个理论吧？父亲说：“可以这样认识。”父亲接着说：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抢占了我大片国土，但它真正能控制的只是少数的城市和交通线。国民党的军队大多撤向大后方。由此，敌进我进，到敌人的后方去，才能获得我们生存的空间。畏缩不前，夹在日本人和国民党之间，只能是被消灭。父亲认为：“抗日战争中，我们在与国民党反摩擦时遭到的损失，从主观指导上检查，大多出于此原因。”红大培养出了一批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显示出他们卓越的才能，打遍了整个中国。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而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却能打胜仗。”毛泽东在为他自己的学生骄傲。父亲回忆，他受领任务后向毛泽东提出，想带些干部去。毛说你自己挑吧。他挑了余立金、吴克华和另外几个同志。我揣测父亲当时的心态，先不说上海郊区能不能开展游击战，仅就这种准军事性质的工作而言，并非父亲的初衷。谁不愿意到战斗部队？指挥千军万马，和战友们一起驰骋战场，痛快过瘾而且军史留名。但是，在毛泽东面前，是不能讲条件的。毛泽东要他顺路把贺子珍带到西安治病。父亲说，她一路话很多，什么都说……“一路上，国民党的县长们听说是毛泽东的夫人，都摆了酒席。哈，我们都沾了她的光……”父亲回忆，他在离开毛泽东窑洞时，毛泽东最后说了句话：“中国大得很哩！”是啊！面对势如破竹的强大敌人，毛泽东大概是要说，格斗才刚刚开始，小鬼子们，接招吧！◎2 元始天尊的弟子们(8)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代之而来的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场伟大的民族独立战争到来之际，毛泽东为他的弟子们做好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今天深山学道，明天要下得界去，救苦济世，普度天下苍生。”我的父亲正是背负着这样的使命和思辨走向了抗日的战场。中国共产党人要走出深山，走向抗日的最前线。他们身负使命，迎接他们的将是八年的浴血奋战。◎3 战场上的游僧(1)国共两党再次携起手来。红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１１５师、１２０师、１２９师。稍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这点点军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日本人的胃口同样也太大了。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并组织起各个阶层的民众打击侵略者，也为了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真正确立起自己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又一次展现出他的智慧。他把他的弟子们像棋子一样的布满了整个中国战场，在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到达的地方，在广阔的敌后战场，大批的红军指挥员和党的干部，单枪匹马的深入到一个独立的方向或地区，搞统战、拉队伍、建政权、打游击。他们身边没有队伍，甚至没有同伴。他们孤身只影，就像一个个游僧，在战火中布道，为了他们的信念，吃尽了千辛万苦。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这样的游僧，但我知道我的父亲——在抗战最初的两年里，他，就是这样一个在战火中布道的游僧。上海，他太熟悉了。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在这里，转眼就八年了。这里有他上过学的中华艺术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上海艺术大学，他为此和创办这所大学的中国文学泰斗夏衍成了校友。父亲说他当时叫沈端先，是教务长；还有他和同志们秘密集会的虹口公园，他还记得路边那家常给他赊账的小饭铺，１９４９年解放大上海后，他专程去找过，他说，我还欠他们的饭钱；南京路上最大的百货公司——先施公司，他在它的顶层撒过传单；还有苏州河上的泥城桥，他是在那里被捕后关入同孚路巡捕房的，和他一起坐监的有后来成为朝鲜人民军副总司令的武亭将军，他个子魁梧，他戏谑叫他“狗熊”；南京东路的会审公堂他也记得，和他一起受审的还有红极一时的影星王莹；提篮桥监狱，在那他被关了２０多天；还有窦乐安路（多伦多路）的亭子间，他在诗中记载：“残更陋巷传叫卖，涎水画饼充饥肠”；再就是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农民运动的领袖彭湃，就是在这里走向刑场的。父亲说，他年轻时心目中的英雄就是澎湃。９０高龄的父亲在回忆他青年时代的流离生涯时，旧上海的一切，他都历历在目。父亲到达上海后不久，日军在虹桥机场挑衅，引发争端，驻扎的日海军陆战队遂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由此拉开了上海“八一三”抗战的序幕。我妈妈说，当时她也在上海组织青年抗日救护队。只是他们还无缘相识，偌大个上海，命运的红丝线还来不及把他们拴在一起。据前国务院副总理张劲夫回忆，当时从延安派来上海一批老红军干部，都担任过师长以上职务，省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是张爱萍同志，我们在卡德路旅馆二楼见到他，直接归他领导。张劲夫写道：“我高兴极了，见到的不仅是红军，而且是老红军干部，可以跟他们学干军事工作了。”（注：张劲夫《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３页）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拉队伍、搞武装，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他回忆道：“第一步是培训骨干。先组建骨干培训班，然后扩编成抗日游击军。我盯住了难民群，这些人，对日寇怀有仇恨且又无后顾之忧，尤其是平津的流亡学生，吸纳其中的激进分子，经短期整训后，就可以作为骨干使用了。”“我一直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溃败之势已成定局。我通过地下党，开始联络他们中的爱国分子，国民党一旦溃散，就连人带枪编入自己的队伍，坚持沦陷区的游击作战。时不我待。”淞沪之战是抗战初期中日两军主力的首次会战。６０年过去了，史学界谈起这场会战的意义以及由此引发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作用的讨论，至今仍喋喋不休。但父亲对我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是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来分析的。这场会战不管在当时对我父亲，还是今天对我们这些后人，的确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3 战场上的游僧(2)父亲说，你把地图翻来看看。上海地区实际上是夹在杭州湾与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半岛，水网密布、地势平坦，地域狭窄，属战略防御的浅近纵深。在这样一个既无战场筑垒准备，又无回旋机动余地的地幅内，面对强敌，国民党囤积精锐主力７０万大军，摆开了决战架势，这在战争初期，在战略指导上，是极其轻率的，也是危险的。从战役布势和兵力运用上看，是典型的内战套路。国民党军队是在追剿农民起义军和吞并地方军阀势力中崛起的，虽人数众多，但作战指导思想远不能适应二战机械化兵团大纵深突击的特点。既未形成纵深梯次的配置，又未掌控强大的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亘狭长，紧贴水域，在日舰炮不断轰击下徒增伤亡；二线兵力既不能支援一线，也不能相互构成犄角。这就给对方分割、围堵、聚歼提供了便利。其实，日陆军战术呆板，平推硬攻，但即使这样，开打十天后，防御体系即被日军割裂。由于没有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突击，增援部队逐次添油，不疼不痒，导致各守军被敌紧紧咬住，无法脱身，待援无望，最终只能在一城一地孤立拼杀。１１月１２日，日军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成功，对国民党军实施侧后迂回。以二战的水准，这并不是上档次的行动，但由于我方只顾正面，原守军调离，遂腹背受敌，导致整个防线瓦解。仓皇间蒋介石又下令全面撤退，最终形成了兵溃如山倒的狼狈局面。上海沦陷。淞沪会战书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壮烈的一页。参战军民面对强敌，浴血拼杀，以２５万伤亡的高昂代价，毙伤９万敌军，粉碎了日本３个月亡我中华的迷梦，可歌可泣。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初战一仗，国民党精锐主力即被打残，由此导致首府南京的轻易陷落，３０万生灵涂炭，日军沿江长驱直入，直逼我中原腹地。这一仗，是否就如现代许多评论家说的，提高了中国军民抗战的士气和信心呢？还是给当时的人们对抗战的前途、对胜利的希望，蒙上了一层阴影呢？父亲回忆时说：“可以看清楚了，依靠国民党抗战，没有希望。”中国，危在旦夕。就在父亲按原定计划在沪杭三角洲地区组建扩充游击军时，“在武汉的中央代表团来指示了，要我立即撤出上海。什么原因没有讲。”父亲说：“太可惜了！”日军从三面围住了南京。日军以保护国际自由航道为名，在北面长江一线虚留生路。守军长官唐生智弃城逃跑，慌不择路，下了最后一道命令，全体官兵渡江北撤。日军立即用军舰拦击……血染长江。对当时南京情形的描述，父亲的回忆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关南京的报道视角不同。他说，到处是散兵游勇，到处是遗弃的枪支和随手可捡的军用物资，都是国民党退败时丢弃的。老百姓虽恐慌，但也有勇敢的、被激怒的。日本人只占了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周边地区一片空白。人数不多的一些民众自发武装和土匪游击队开始出现，反抗的、打劫的，无政府状态出现了。父亲说他怦然心动，通过曾山同志向武汉中央代表团报告，建议吸取上海失守后仓皇撤退的教训，就地组织武装。等了十来天，中央代表团指示到了：“张爱萍，立即撤回武汉述职。”究竟是什么原因？对这个延安派来的军委书记如此漠视。按时间推算，长江局这时还没有成立，华中党的工作由中央代表团指导。据后来接任这一地区领导职务的刘少奇同志回忆，在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时，中央代表团赋予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只是协助国民政府，组织党员和同情分子撤往大后方（注：《刘少奇自述》１１１页）。父亲在回忆中没有提到撤回他的具体原委，我也只能是推测了。上面那些大员们大概会想，这个爱舞棒弄枪的家伙，别再生出什么事来，干脆撤他回来吧！毛泽东委任他的“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的使命转瞬间就这样结束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许多当时显赫的人物，王明、博古、周恩来、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还有叶挺、郭沫若都已云集在此。父亲的主要工作：一是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二是接待抗日青年。◎3 战场上的游僧(3)父亲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总理、叶帅手下工作的，当时还有李涛、聂鹤亭、边章五、张经武、童小朋。可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整天和国民党高层周旋、打嘴仗，有什么意思？可一些人热心得很。当时随处可见国民党溃撤下来的军队，都是些散兵游勇，扒火车、抢东西，问起他们战事，连日本人什么样都没见过。军官是一身呢子，扎着武装带、挂着佩剑，金光闪闪的，神气得很。一支军队，衣着漂亮，但贪生怕死；高谈阔论，又没有实在的学识，有什么用？抗战打得那样艰苦，但在武汉的国民党上层圈子里，仍然是一派浮华奢靡的风气。一次蒋介石来训话，也邀请了我们八路军代表，国共合作了，我们也算是友军了。在一个大剧院里，蒋介石一进来，全体起立，只听见乒乒乓乓的椅子声，佩剑掉在地上，叮叮当当的好不热闹。主持人喊，不要再拣啦！听委员长训话。刚安静下来，蒋介石一开口，当啷一声，又掉了一支，大家偷偷地笑。蒋介石皱皱眉头，还没讲两句，当啷！又一声，全场忍不住哄堂大笑……”后来呢？“还有什么后来。蒋介石发了一顿脾气，就拉倒了。”父亲说完，一个人先哈哈大笑起来。东北三省不战而失；平津沦陷，华北沦陷，察哈尔、绥远沦陷；太原丢失，沪杭丢失，华东、华中丢失，武汉告急；在南京发生３０万同胞被屠杀的惨剧……知耻而后勇！一个把自己的人民丢给凶残的敌人的国家元首，一个偏安苟且的政府，一个丢失了大片国土而不知羞耻的军队，是没有胜利的希望的。这个故事，我不仅听过一遍，在他的笑声里，我感到被他嘲弄的不完全是这批国民党的高官们，也包括对这些他蔑视的高官们寄以希望的中共领导人。怪不得人家不喜欢他呢！他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所做的工作中，现在有据可查的是按周恩来的指示，到李宗仁那里游说，促使他尽早定下台儿庄会战的决心。这是国共合作的典范，李宗仁也因为这一仗而成为了抗战的英雄。直到几十年后，在欢迎李宗仁回国的宴会上，李见到他说，这位将军好面善啊？在一旁的陈老总说，大总统，你好健忘啊！台儿庄，不记得啦？追忆往事，李宗仁感慨万千。这件事，不仅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在当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但父亲在回忆中，似乎没有多少兴趣谈它。他在另外的场合曾说过：“我们党这时已经取得了合法与半合法的地位，不利用这个机会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反以帮助国民党抗战为满足，能有什么出息！”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因为赞赏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希望周恩来给他派个能人去传授传授。父亲因此化名张舟，以政训协理员的身份来到金华黄绍竑的行营。黄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带兵老到。旧军队中有个行规，来了新人，总要找个机会在训练场上比试比试，一来显显自己的威风，二来也摸摸对方的底，算是个杀威棒吧。我军有些部队也常爱干这种事，上级机关派下去检查工作的一些参谋干事，听到下部队就发怵。父亲说他一到，就举行了实弹射击操演，这可是军中的最高礼仪，连以上军官参加，算是欢迎友军代表。为了表示尊重，先请友军代表打第一枪。靶子是装有石灰的罐头盒，打中了白灰就扬起来，老远就看得到。父亲说：“这帮家伙鬼得很，摆的是鸿门宴，要看我的洋相。因为很久没有摸枪了，不敢大意，第一枪瞄了很久，枪一响，白灰就扬起来了，哈！首发命中。下面两发就有底了，三发三中，全场给我鼓掌。这下该轮到我将他的军了。国民党军队中裙带关系很多，想的是升官发财，他手下的几个将军，试了几个都不行，说是准星有问题，换了几支枪，还是打不上。黄很没有面子，不过他脑子也快，说，都看见了吧！这就是我给你们请来的八路军的训导官。哈哈！”从目睹上海的“八一三”保卫战，到唐生智的南京大溃败，再到参加李宗仁的台儿庄会战，以至这次到浙江，亲身感受了日军轻而易举的渡过钱塘江，占领萧山的情景。多次战场实地的考察，使父亲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敌、我、友、顽，几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正规军、游击队、地方民团、社会组织，还有土匪武装、散兵游勇，形形色色的人物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他开始制定浙江敌后抗战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的文本，今天还保存在地方党史博物馆里。◎3 战场上的游僧(4)早已发黄的纸页上印着这样的文字：“浙江处在敌人进攻武汉的外线和敌人进攻华南的后方，敌在指向武汉，占领南昌后，把浙江丢在后面，这就给我们控制浙江，坚持浙江的游击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可北击向武汉进击之敌的翼侧，威胁他的江南后方；南可出击向华南发展之敌的后背，钳制敌向华南的行动。”（注：《张爱萍军事文选》２５页）文中列举分析了国民党军的状况。为阻挡日军，竟然炸掉了刚建成两个月的我国唯一的双层铁路公路大桥，即使这样，日军以极少兵力，利用夜暗偷渡过江，夺取萧山。国民党当局偏安苟且，一遇战事，则风声鹤唳，一乱百乱。此次沿途所见，逃难最忙者，多属机关眷属，拉车包船，惊慌不堪……如日军下一步发动打通浙赣线的攻势，黄绍竑部必然撤逃。因此建议，立即在黄绍竑部发展我党力量，组织起我党领导的真正抗战的骨干队伍。在信的最后，他表达自己的决心：“一旦浙东为敌占领，我决心和这里的同志们留在金华地区开展游击作战。”父亲回忆说：“在江浙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是毛泽东亲自交给我的任务，离开延安算来快一年了，还在东奔西走，我觉都睡不着。”他在焦虑中等待了一个月，中共长江局的密件到了：张爱萍立即撤出黄部，迅速回武汉述职。他又踩上红线了！现在我们从许多历史资料中得知，长江局的工作思路仍是沿袭大革命时期依靠、利用国民党进行北伐的方针，派人打进国民党军队，帮助他们恢复政治工作，寄托于他们进行抗战。和我父亲在同时期工作的张劲夫说：“我们当时接受的任务，只明确帮助国民党军队坚持抗战，推动国民党军队进步。至于国民党军队撤退后怎么办？是否留下来组织群众坚持游击战争，没有得到明确指示。”（注：张劲夫《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５页、１２页）当他重新坐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办公桌前的时候，他内心的郁闷是难以言表的。没有人会告诉他这是为什么。长江局的书记是王明，而他只能是找周恩来，周恩来在静静地听完他的倾诉后说道，就把它刊登在《群众》周刊上吧！这是一本中共长江局出版的刊物。我是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的，翻开１９３８年８月１３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目前的浙江应该做些什么？》的标题映入眼帘。它在这里静静地躺了６０年，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看过这篇文章，但我能感受到当年父亲那颗跳动的心和他无法诉说的委屈。使他感到委屈的还远不止这些。在这之前，有一个叫孙力的女孩走近了他。武汉蛇山刨冰堂有个抗日干部培训班，周恩来派父亲去授课。几次以后，下课时总有一个女孩子在等他，左问右问的，两人慢慢熟悉起来，自然有了好感。父亲还给她改了个名字，把孙力的“力”，改成了“莉”。大概是经历了战火的男人更渴望柔情吧。就在爱情悄悄地向这对青年男女走来的时候，军委特工部长李克农找到父亲。李是父亲的老相识，私交甚密，李告诉他，孙力可能是个托派分子。父亲极为诧异。李劝导说，不能再来往了！你和孙力的事，延安都知道了，毛泽东在一次开会时还点了你的名，听说张爱萍被一个托派拉下水了！这无疑是五雷轰顶。托派、恋爱、战争、特科、领袖……当这些名词连在一起时，意味着什么？当然，今天的人们可能不会再在意这些了。托派，这是个让几代人都谈虎变色的名称。这个从共产国际引进来的概念，几乎就是反革命的代名词，而中国的托派则又增加了汉奸、特务的色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共中央１９９１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注释中，才对托派做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不再把他们称之为敌人了。这大概算是一种委婉的正名吧。我问过父亲，他说：“是别人诬告的，一个同志的妹妹，原想介绍给我，我没有理睬她。后来，她知道了我和孙力的关系，想拆散我们，就编出了这个故事。这也是事后李克农告诉我的，组织上查明了是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