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行了由南北朝鲜和美中参加的会谈预备协议。这一连的动向明确显示了，缓和以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为主的紧张、保障远东地区的安全问题，是在美中两国参与后才开始有进展的。而且，美国如果要保持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就不可缺少的要与联合国安保常任理事国的中国进行合作。进一步说的话，世界已经进入了自冷战体制崩溃后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与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约十三亿人口，比美国多十亿多），在广范围的领域里一定要认真进行对话的一个新时代。克服两个历史“包袱”23日本的存亡与对美和对华关系日美中三国之间的关系，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约十八年的时间内，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摩擦”，但在大局上是安定良好的。但是经过了“天安门事件”（1989 年6 月）和“台湾海峡的对峙”（1996 年3月）以后，现在美中两国将要成为“建设性的战略伙伴”，那么日本所处的地位明显就要不同。迄今为止一直是日美对中国这种关系图。这种状况到底好不好？一直重视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的日本民族正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和使命，那就是要紧紧掌握与美中两国所建立起来的基础，克服现在这种两面受夹的状态，朝着新的二十一世纪，用自己独自的判断力，创造出与他人的共存之路。日本经历了“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惨痛失败，可在二十世纪后半的“战后五十年”里，国家的命运几乎完全是由美国掌握的。即使是在压倒多数的日本人所希求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1972 年9 月）以及后来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78 年8 月）的缔结的时候，也无一例外。可以说那个“尼克松震惊”促使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就连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交涉，由于苏联的极力反对而陷于难局，最终也是在日美首脑会谈时卡特总统给了“上方宝剑”后才得以缔结的。但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与顺应潮流的“强权游戏”不一样，在其根底里有着超越时间、一定成功的“人间之道”。这里面包含了日本民族对自己从十九世纪来到二十世纪前叶一直侵略中国和“侵略五十年”进行赎罪的那种“历史认识”。同时，也是衷心希望由此能使两国之间两千年的民族深厚感情重新恢复起来，并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也感到了就是在这点上的特别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到日本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对于日本民族的存亡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现在紧迫的课题是，在美中两国正在朝着确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扩大合作关系的今天，日本要紧紧抓好与美中两国之间的“友好纽带”。在战后“远东”所走过的历史中，与“台湾海峡”同样成为两大纠纷之地的“朝鲜半岛”，现在也在酝酿着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的“四国会谈”。正视日中与美中的不同日本现在正面临着这样一个时机：正确认识远东局势的大潮流，与至今为止的“暧昧”作法诀别，明确主张自己的立场。只有通过自己的决断和实践，才能克服先后从二十世纪前叶和后叶开始一直身背的那两个“历史重负”，迎接新的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为此，我想把这两、三年来的日美中关系的推移按照时间整理一下。围绕着台湾海峡的动向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是在1996 年3 月。在台湾进行直接选举总统活动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台湾近海发射了导弹，表示了要阻止“台湾独立”的决心。对此，美国方面派遣了航空母舰以牵制中国方面的行动。日美两国政府签定的“日美安保共同宣言”就是在紧接这以后的同年4 月17 日发表的。在此基础上，马上又开始了重新修改日美防卫协力的工作。刚刚经历过“台湾近海对峙”的美国方面坚持“新防卫线的24本质，是已把韩国和台湾条项写了进去的1969 年制定的日美共同宣言的回归”（美国防总部认为），把朝鲜半岛和台湾作为焦点，对此，日本政府则称其为“某种意义上的对应朝鲜半岛事态的临时措施法案”，就新提出的“周边事态”这一点，也一直是含糊不清地答辩为“不是指地理上的概念。”这是日本想在台湾问题上，继续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同时又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所使用的“苦肉计”。但是扪心自问，这实际上是“掩耳盗铃”。但是，美中两国在台湾海峡的紧张气氛平息下去以后，两国马上就不断有着高层次的外交接触，八个月后的96 年11 月，随着第二期克林顿政权的开始，一些为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得以采取。同月24 日，克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在马尼拉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并就尽早实现美中最高首脑的互访达成了一致。从那次会谈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即97 年10 月下旬，就实现了江泽民主席的第一次访美。而且那次访美是在中国在那段时间里战胜了“实权者邓小平去世”（2 月19 日）、“香港的主权回归”（7 月1 日）、“第十五届党大会”（9 月）等几个世界关注的“重大考验”，并取得了成果的情况下进行的。由此克林顿总统在98 年6 月下旬带领一支超大型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访问，并走到日本前头，决定与中国定期举行“建设性战略伙伴”的谈话。在这段时间里，日本由于忙于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事情，对美中两国之间的急速的关系改善动向，竟完全没有顾及到。而且在磨磨蹭蹭之际，一方面就“周边事态”遭到了来自中国的“明确指出台湾不在该地区范围之内”的严厉批判，另一方面，还没让发挥一下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性，就让冲绳连同全日本都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展开、支援美军发动进攻的基地。象这样的国家，这个地球上哪儿还能找得到？日本与美国有着同盟关系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同时，与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上和经济上有着广泛深厚关系的日本，现在应该趁美中两国正在进行“大的对话”时机，明确指出美中关系与美日关系的不同之处。特别是在围绕着重新修改指南时成为最大焦点的“周边事态”的“台湾问题的处理”这一点上，有必要态度鲜明。美中关系正常化与“台湾关系法”首先，读一下美中两国对“台湾问题”的基本态度。1997 年10 月下旬中国江泽民主席第一次正式访问了美国，并与克林顿总统进行了“包括性的谈判”。顾名思义协议涉及多方面，但中心的课题是“台湾”和“人权”。在同月29 日发表的美中共同声明中指出“两国首脑一致认为，意见一致与分歧的领域都有，”“在人权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关于“台湾”，此声明明确指出，“中国强调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微妙的问题。美国再次确认了，要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以及美中签定的‘三个声明’中所制定的原则。”这里的“三个声明”是指①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发表的美中共同声明（上海声明）；②79 年建立外交关系时的声明（发表于78 年）；③82 年有关台湾问题的声明。在结束美中两国敌对关系的“上海声明”25中明确表明了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的等和平五项原则和反对霸权。在“建立外交关系声明”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与台湾只保持非正式关系。在“台湾问题声明”中则明确指出了，在前两项声明的原则前提下，美国将逐渐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一定时间后将完全停止。两国首脑在会谈结束后的29 日，举行了共同会见，就台湾问题，各自态度的要旨如下。江泽民主席：“已故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用一国两制来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这是和平统一中国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但是，我们不放弃行使武力的权利。这不是直接针对着台湾同胞的，而是针对着那些想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搞台湾独立的外部势力。”克林顿总统说：“我们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保持与台湾和中国人民友好关系。但是，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是和平的。这关系到亚洲的安定与繁荣。近些年中台之间的投资和接触越来越大。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据来自华盛顿的报道，有一点没写进美中会谈后的共同声明，据说那就是台湾问题中国方面从美国方面得到了三不支持的许诺，即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简单说，美中双方在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和统一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中国认为来自外部势力（主要指美国）的武力干涉内政这个障碍的存在，为此自己要保留行使武力的权利。对此，美国方面的立场是，和平解决是第一位，如果中国采取其它方法的话，美国也将会采取相应的方法。美国的这个意图在1979 年1 月1 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当时来自议会的压力也很大，就制定了“台湾关系法”，并以此为武器来对付中国的行使武力。1996 年3 月由于中国军队向台湾近海发射导弹而派遣航空母舰，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但是，美国国内的舆论以压倒多数的优势表明反对“台湾问题”成为美中之间直接武力冲突的原因，在这点上，“台湾关系法”仍残留着“战略性的暧昧”。日中关系正常化与和平友好条约在这点上，日中关系与美中关系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政治基础是1972 年9 月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签定的日中共同声明，以及78 年8 月签定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里的各项原则。日中共同声明的正文“第二项”里，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第三项”里中国表明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对此立场表示十分理解和尊重。在签字仪式以后，大平外相在会见国内外记者时说：“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我们认为‘日华和平条约’（日台条约）已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已经完结了。”另外，在日中共同声明正文“第六项”里，日中两国确认了在和平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不诉讼武力来解决纠纷，在“第七项”里提出了两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而且也反对任何国家的霸权行为。这“第六项”和“第七项”也写进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正文里。在缔结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先后负责谈判的大平外相和园田外相在国会答辩中明确表明“台湾问题从根本上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从那以后，日本政府把台湾从日美安保条约适用的对象26地区排除了出去。日本在实现对中邦交正常化时，与在国内制定了“台湾关系法”的美国，立场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有必要加以确认。围绕着新防卫线中出现的“周边事态”这一说法，日本政府当局内部也是意见纷纷，难以统一。但是，起主导作用的美国方面却坚持，“新防卫线的本质是已把韩国和台湾条款写了进去的1969 年制定的日美共同宣言的回归”（美国国防部的认为），要求把朝鲜半岛和台湾包括进去。但是，美国的这种见解意味着这是跨越1969 年以后才实现的日中邦交正常化（72 年9 月）以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78 年8 月）的一种倒退现象，是与日中两国政府间的“台湾问题从根本上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一政治誓约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日本政府应该本着诚意和责任明确表明“不包括台湾”，曾说过的“周边事态不是地理上的概念”那种无奈托辞，这时候应该改过来。我认为这也是日本民族要保持对美中两国真正“友好纽带”关系的风度。美中步伐慢慢靠拢但是局势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今后美中两国之间交涉的动向一定得全神贯注地注视。所谓的“包括性交涉”，其实范围是极广的。特别是都说“台湾”、“人权”是很重要的，实际上不光光是这些。象建立朝鲜半岛的永恒和平结构、核武器管理和核扩散防止问题、以及遍及亚洲全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处理等等，这些都需要美中的合作。同时，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在美中两国之间有着“很大差异”的“人权问题”上，出现了实权者邓小平在世时没想到的现象。众所周知，美中最高首脑在华盛顿会谈后，中国方面在97 年11 月中旬以“生病疗养”的名义释放了被称为民主化运动象征性存在的魏京生。98 年4 月对天安门事件的领导人之一的王丹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而且，中国方面还表示了要在“关于市民和政治权利的国际规约”（国际人权B规约）上签字。这些都被认为是中国方面朝着“建设性的战略伙伴”所作出的“让步”。另外，在被称为美中之间最重要和最微妙问题的“台湾问题”上，美国方面也出现了修改政策的兆头，这点儿也很值得注意。而且，意味深长的是，被称为是克林顿第一期政权时期拥有“台湾近海的美中对峙”的经历，后又制定日美安保共同宣言，并在此基础上策划“新防卫线”的理论支柱的前国防次官约瑟夫·赖（现哈佛大学教授）等人，与当时的美国防总部的一些高级干部正在进行调查摸索工作。这些干部中有前国防部长贝利、原总理辅佐官斯科库夫特和前统合参谋本部议长夏利卡索比利等人。据报道这三位在98 年1 月访问北京时与江泽民主席进行会谈后，又去台湾与李登辉总统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他们提到，“美国对台湾的保护是有限的。”随着美中之间在广泛范围的对话逐渐加深，台湾最“可信赖之网”的美国也开始感到不能让“台湾问题”搞坏了美中关系，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引人注目的赖氏新论文在这期间一件令人注目的事情是，前面提到的约瑟夫·赖氏98 年3 月8 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台湾政策”的文章。27这篇文章的要旨是建议美国修改台湾政策，主要内容如下。中国只要台湾不搞独立就不行使武力。换句话说，如果搞独立就要行使武力。这样的话，美国就应该让台湾放弃独立，同时明确表示美国本身也不行使武力。而且，在维持现状中，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将更加加深，这也会促进政治对话。美国应该在台湾不独立这个前提下，在“一个中国”这个大框架中帮助台湾扩大国际空间。日本的媒体也转载了这篇文章，《每日新闻》5 日与19 日晨报上刊登的一篇题为“安保”深海流②“注视台湾2000 年的危机、赖氏变身”的文章，加上对赖氏本人采访，耐人寻味。在此，请允许引用其中一段。──可以被称为“战略性暧昧”元祖的赖氏提出了“扔掉暧昧”。即“让台湾宣布放弃独立，美国明确表明不行使武力。”这是为什么？为此我们采访了现已回到旧巢哈佛大学并担任肯尼迪行政学院院长的赖氏。“我在政府工作时，也顺从了不要对台湾政策讲得太详细、太清楚的公式见解。后来在与同事和朋友议论中，想法改变了。因为台湾国内的政治也变了。2000 年在总统选举中如果在野党（民进党）取胜后搞独立的话，就会产生危机。有必要为那时作好准备。”1996 年3 月，正当台湾第一次进行直接选举总统时，中国在台湾近海进行了导弹演习，美国派出航空母舰，使得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总统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的李登辉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取胜，但在第二年即97 年11 月的台湾地方选举中，打着“独立”旗号的在野党民进党一举跃进超过国民党。2000 年根据可靠消息，赖氏在今年1 月访问台湾时，除了李登辉以外，还与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当时）、台北市市长陈水扁等进行了会谈。据说他当时叮嘱道：“如果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支援是一张白纸支票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第一期克林顿政权时期曾任赖氏上司的贝利前国防部长等人的北京以及台北的访问，就是紧接这以后进行的。接后，贝利和赖氏两人2 月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菲进行了会见并交换了意见。那篇投给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中台双方也出现微妙的变化随着美台之间不断发生的变化，中国方面的“台湾政策”也似乎有了微妙的修正。香港的一家报纸《南方中国晨邮》在98 年4 月29 日报道说，据来自对北京的台湾政策很详细的消息情报，“中国的江泽民主席在6 月的美中首脑会谈后，表示希望美国能向台湾派去特使，就围绕着台湾问题出现的新的美中协调关系进行说明。”报道还说，“这样做的背景是中国希望通过与美国加强关系，借助于美国的力量，使中台对话能进展顺利。”来自北京的报道中也表明了当局这样的意向，即“与美国合作应该是可以用于台湾问题的。”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5 月11 日中国共产党在停止了八年后又召开了“对台工作会议”，以协议促进中台对话之事。令人注目的是，从那以后，据从已公开的情报中得知，江主席指出，“一定要深刻理解28台湾人民的心情，充分考虑和尊重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就台湾内情，中国开始表现出从未有过的顾及对方的柔软态度。据笔者所见，台湾在2000 年的总统选举中即使民进党取胜了，也不会搞什么“独立宣言”。这不但是国民党,连民进党的有权人士以及广大的支持者也是这么说的。大陆方面只要民进党不搞“独立宣言”，一定会花时间努力寻找对话和交流之路。因为，江主席已经公开表示过，只要没有外部的干涉，中国“将深刻理解台湾人民的心情，充分考虑和尊重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另外，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被称为中台交流窗口的台湾协会（会长汪道涵）之间的交流很频繁。辜振甫理事长的访华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台湾总统府的苏起副秘书长说，如果辜氏访华能实现的话，双方一定会商议李登辉访华之事。远东局势的变化与日本的进路如果正视一下问题的话，当今的台湾问题则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刻采取了介入政策，才使得其走过如此复杂的过程。1995 年李登辉总统的访美，以及接后发生在第二年3 月的“台湾海峡的美中对峙”，对美国当局来说都是极大的负担。为克服这些危机，克林顿总统在去年秋天在华盛顿召开的美中首脑会谈中，向江泽民主席口头上表明了对“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台湾进入联合国”等都“不支持”。这里含有美国不愿意由于台湾问题而动摇对华关系的苦衷。而中国，一方面对这个口头表明予以高度评价，一方面强烈要求把这“三不支持”文章化，以避免“暧昧性”。今年6 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时，想必这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焦点吧。据报道，随着美中之间“大的对话”不断加深，不但象美国前国防部长贝利以及前国防次官赖氏等这些克林顿第一期政权时代的国防部的主要干部的意见，就象“不能让台湾问题搞坏美中关系。美中双方应重视共同的利益，”（哈佛大学教授爱斯拉·波格鲁）这样的意见，在美国学术界也越来越得到支持。令人遗憾的是，正当美中两国在不断探索缓和紧张之路的时候，在日美之间却正在出现完全相反的现象。以美国为主导的、用于日美防卫协力的“新防卫线”得以制定，在今年4 月28 日进行了周边事态法案的内阁会议决定。而且这还是在正值围绕着成为冷战开端的朝鲜半岛问题，韩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着为实现永久和平的“四国会谈”之时。所谓“周边事态”不断出现的实际情况是对从“对立”到“对话”之道的一种探索。现在正是要睁开过去紧闭的双眼，认清盲目不清的现实的时候了。如果日本照现在这样下去，就会在远东局势转化的重要局面下，身背“历史重负”漂泊，而被大潮流所淘汰。“人世间”由于思想意识上的对立以及“强权政治”而摇荡不定。但是正如第一章里讲述到的美国第十六代总统林肯所说的，以及在本章里写到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五句话”里所提到的那样，我们不能忘记：超越时代、永恒不变的“人生之路”是存在的。我想，只有站在这点之上，我们才能从“历史重负”中解脱出来，朝着二十一世纪，阔步走向与人共存的光辉大道。译后记至今为止,有关中日方面的书数不胜数,但本书的独特之处正如日文版原著在封面上的介绍一样,“这儿记载着至今鲜为人知的史实”。原著作者吉田实先生在长达三十五年的新闻记者生涯中,以其难得的亲身经历和真实可信的人物采访为主体,生动、如实地记录下了当时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中日关系和世界局势。在帮助人们充分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背景,特别是正确认识日本人所持的中日观方面,本书可以说是一本难能多得的宝贵资料。译者在几年前经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教授李明先生的介绍参加了日本东南·东北亚研究会,在那儿有幸认识了吉田先生。先生每次在研究会上所表现的那种敏捷的思路、精辟的分析、独特的见解都使译者每每惊叹不已、受益非浅。他不仅是一位资历极深的职业记者，而且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先生童年时代在台湾吃米粉长大的经历,使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长年的记者生涯，练就了他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一次偶然的机会,校译者朱新建看到了吉田先生的大作，作为《潮》出版社的畅销新书之一摆在书店显眼的位置上，随手拿起一看，立刻被书中的史实所吸引，产生了一种要翻译此书并将其介绍到中国去的强烈愿望。当译者得知此书的作者是吉田先生时，第一感觉是，这种愿望恐怕难以实现，因为吉田先生的中国朋友太多了，想要翻译先生大作的人一定是不计其数。但我们还是不死心、想碰碰运气。没想到当我们把打算翻译先生大作的想法忐忑不安地告诉他、并询问他的意见时、先生欣然答应，并谦虚地说，“这本书有那种价值吗？”让我们顿时感到万分高兴，同时又觉得责任重大。本书日文原作不仅内容丰富，史料庞大，立论独特，观点明确，而且语言精练、笔锋犀利，用词表达适到好处，不愧是出自于一位职业记者之手，实可称得上是一本日语学习的精读范文。译者和校译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前前后后花了近两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翻译工作。译完后，译书曾于2001 年在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教养部记要》（季刊）上分三次刊登过。今年七月底在拜访吉田先生商定出书时，先生又欣然提出为此译本写中文版序，使得本书内容更加充实完善，更加具有时代气息。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曾多次承蒙爱知学院大学教授中日关系和中日历史方面的专家李明先生的指点并得到李明先生为本书所写的序言，在此谨表谢意。翻译:王武云 Ph.D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学讲师校译:朱新建日本爱知学院大学外国人教师2002 年8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