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到了，用标准的日语跟我们打招呼，“你们好”，“大家辛苦了”，而且还一个一个地与我们热情地握手。握手时还仔细地看着对方，这一点是令人难忘的。就我们自己在场所见，总理跟任何人握手都是如此。这一点充分显示了总理的高尚人格。有一次正值在巴黎就越南停战进行和平谈判，但美军军用飞机又开始了对北越轰炸时，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招待会上出现了，他来到在那儿采访的驻京外国人记者团中间，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当时美国10及部分西方国家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的“顽固”。周总理问我“你是怎么想的？”我回答总理：“我反对美国的做法。这是非人道行为”。听了我的回答，总理微微一笑，说道：“与我们的看法一样”。这一笑清楚地表明，虽然巴黎和谈已接近尾声，美中关系以尼克松访华为契机也进入了对话时期，但只要美国不停止侵略越南，中国将与越南人民一起“奉陪到底”。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关于周总理要讲的是太多了。在此有一点我想要讲一下，那就是有关周恩来总理与开创了新中国的“建国之父”毛泽东主席的关系，以及他与在“毛周体制”后，扭转了文革路线，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在1921 年成立的。自从党成立以后，先后由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陈绍禹（王明）和秦邦宪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在这期间，周恩来一直在党内占有重要位置，职务也在毛泽东之上。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受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指挥，一直在城市里夺取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扎根于具有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中国大地，以发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民积极性，并强调要有组织化的重要性。为此，毛泽东每每受到从党中央领导班子里排挤出去的命运。但是，在革命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在城市里直接夺取政权的作法越来越显示其的不实际性，毛泽东的想法却终于显示了其正确性。那是在1935 年１月在举世闻名的历史性的长征途中，在贵州省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这次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周恩来在会上积极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表示支持毛泽东，宁居领导之下。从那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手下，在漫长艰难的历程中，为革命和建设呕心沥血，奋斗不已。毛泽东正是当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深受历史性的苦难时，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之心，并从中国大地中产生出来的一位领导人物。“遵义会议”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了这位领导人物身上，因此它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个性鲜明，治理才能丰富的周恩来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掌握了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契机。正如还在延安窑洞里就立足世界前头预见了将来的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故人）恰如其分地指出的一样：“周恩来从此以来，凭着一股埋没自己的献身精神，成为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人物。”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是有血肉的人，因此到至今为止充满曲折的中国革命历程中，不能说两人之间没有一点儿不同的看法和矛盾。有人举出各种例子，加大说明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比如说，有人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曾极力保护了很多受到批判的党和国家的干部和政府官员，这一点与发动文革的毛主席是有着矛盾和对立的。但是，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能够保护那么许多遭受批判的干部和重要人物这个事实，不正是充分证明了两位伟人之间的深厚信赖的关系吗？这两位伟人之间的信赖关系是经过了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漫长时间千锤百炼的，而且每一次新的严峻考验，使这种关系更深一层。我认为，至少这正是在中国革命巨大的洪流中所形成的两位伟人的实质的和本11质的关系。周恩来重新引荐邓小平下面再谈谈周恩来总理与邓小平的关系。众所周知，两人的关系早在留学法国时就开始了。但是，周恩来当时是留学生中间的领导人物，而最年轻的邓小平却是在周的领导下，搞“钢板”誊写稿件的工作。问题是，文革期间被看作是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并上升为二号人物的林彪将军（党的副主席），在1971 年９月企图叛逃国外，而在蒙古坠机死亡后的处理。当时还没公开发表的情况是，林彪向毛泽东要求当国家主席而没有得到允许，而且他对在“中苏对立”中，毛，周两人提出的对美接近政策也表示反对。他曾试图过谋反但又没成功，于是想逃到苏联去。为了打破这次事件后的难局，周恩来向毛泽东强烈要求重新起用邓小平。1973 年４月14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从柬埔寨解放区视察完后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的欢迎宴会。会场上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低语声。我朝主宾席上的座位看去，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席的不正是邓小平吗？在场的一位日本外务省报道局的人悄悄地告诉我，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重新出来工作了。这是邓小平自文革初期遭到红卫兵的激烈批判，从1966 年12 月以后在公开场所没有露面以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整整六年过去了。我也是打破常规，得到许可从人民大会堂直接向东京的总部汇报了这个消息。那也是前所未有的唯一一次。现在回想起来，这时候中国已经开始着手了纠正由于文革和林彪事件所带来的“后遗症”，以及挑选接班人的工作。这是周总理的病情被确诊后的第二年的事。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的情况已在前面章节里进行了叙述。当时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及“四人帮”对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之间的牢固关系深感不快，他们进行了明枪暗斗。刚进入1976 年，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也遭到被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由于毛泽东的指示只保留了“党籍”。但邓小平最终却好像一只不死鸟一样重新出现，并成为了继毛、周后中国最高的实权者。如此看来，如果用中国传统表现的话，可以说周恩来是一位在革命的历程中扶持了毛泽东这位“皇帝”，在新的建设历程中引荐了邓小平这位也许是中国最后的“皇帝”的“大宰相”。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位不管是对上对下对左对右，对内对外，都要充分顾及对方的立场，尽诚尽意，以诚相待的，不可多得的伟大人物。“雨中岚山”与邓颖超夫人周恩来总理曾说过想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再去日本看看，遗憾的是他的愿望最终没能得以实现。但是在三年三个月后的1979 年４月，邓颖超夫人来到日本，实现了周恩来的遗愿。我在那次十二天后的随行采访中，目睹了无数难以忘怀的场面。４月16 日是最令人激动的一天。这一天在京都岚山的龟山公园举行了刻有已故周恩来总理的诗词石碑的揭碑仪式。周总理在青年时代从1917 年到1919 年曾在日本学习过。这期间还在京都呆过。石碑上刻的是一首题为“雨中岚山”的诗词。12诗词如下:雨中岚山日本京都周恩来 1919 年４月５日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邓颖超女士致词，缅怀已故丈夫，并就这首诗作了说明。“六十年前，青年周恩来在贵地看到的美丽的樱花遵循自然规则一起开放，又毫不留恋地散落而去，这幅景象对他探求世界真理有了一个很大的启发。这首诗就是把这种感铭寄托於岚山的景色而作的。”接着，邓女士双手抚摸着飘落的樱花说道：“我听说过樱花在盛开的时候很美，在飘落的时候更美。”这话听起来让人联想到她的终身伴侣周总理伟大的一生。这位邓女士也於1993 年与世长辞了。正视历史我当记者时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主要是在中国和东南亚一带。因此，每次回到日本时总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当我从中国回来时，觉得日本人很象中国人；而从东南亚回来时，又觉得日本人很象东南亚人。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脸形，肤色，身材以及脚的形状等等这些外表上的东西。尽管看起来并不是完全一模一样，但能看到部分象中国人，部分象东南亚人的混合之处。大概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人们来到了日本。还有顺着黑潮从东南亚来到日本的人们。他们在这个岛国定居，交融繁衍，形成了今天的日本人。寻根问底，同种同源。我茫然地抱着这种想法，正巧碰上一位说话风趣儿的人物。他就是已故的日本商会会头永野重雄先生。他说：“日本人嘛，是（Ａ＋Ｂ）.。”13根据永野的说法，“（Ａ＋Ｂ）.＝Ａ.＋２ＡＢ＋Ｂ.。Ａ表示从大陆来的分子，Ｂ则是顺着黑潮漂到日本列岛来的分子。Ａ的资质和Ｂ的资质呈现出来的相乘效果，便形成了日本民族。”共同的稻耕文化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实的情况就会发现，日本与中国，日本与东南亚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但是，日本与亚洲各国在根底部分却有着共同的文化，那就是以大米为主食的稻耕文化。实际上，在中国各地和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不管你走到哪儿，都可以看到象是铺满了绿色地毯似的田园风光，还有那插秧，收割的场面。特别是在海南岛和印度尼西亚中部的爪哇所见到的插秧的场面，让人想起日本农村在实现机械化前时的同样的插秧场面，令人触景生情。不管在哪儿，老百姓喜欢吃的是“炒饭”。汉语管这叫“炒饭”，泰语叫“烤粑”，印尼语叫“纳西锅冷”，韩国话则叫“波羹怕补”。如此所述，日本和亚洲各国之间，不管是“人”、还是“文化”，都可以看出根子相同的东西。佛教，儒教和汉字文化但是，笼统地说亚洲，亚洲其实也是很广阔的。在之其中，隶属东亚的日本一直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在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具有深远悠久的关系，这也是很自然的。历史上，日中两国之间开始了频繁的文化交流是始于七世纪到九世纪的隋唐时代。在这段期间里，为了学习中国优秀的律令和文化，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遣隋使和遣唐使。唐代象征着日中文化交流的著名大前辈是鉴真和尚（688-763）。为了传播中国的文物制度和佛教文化，他曾六次试图航海但每次都失败了。后来他不幸失明，但他还是在第七次时航海成功。鉴真和尚晚年在奈良创建了唐招提寺，为传播佛教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日本自古以来从中国吸取的知识财富当中，“佛教”和“汉字”的存在得在此特写一笔。佛教文化是日本政治和思想的巨大支柱，而且也是人们生活中得规范。汉字是日文必不可少的文字基础，后来日本人自己编创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也都是以汉字为原型的。这一切都已是众所周知。仔细回顾历史，日本从中国那儿得到的恩惠真是无法计算。从脱亚入欧到制霸东洋但是，日本从江户时代末期开始，对经过产业革命后强大起来了的欧美各国的“炮舰外交”苦思焦虑。欧美列强烈要求日本开放港口，缔结通商条约。国内让夷论者（主张与外国断交实行锁国，译者注）与开国论者之间的对立越来越激化。结果让夷论者失败，明治维新（1866）以后，日本模仿欧美采取了搞现代化政策。从那以来，日本开始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但是中国正值清末时期，国力日益弱化。欧美列强早就盯上了中国大陆。从鸦片战争（1840～42）以14来，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奥地利等国先后掠夺了中国。模仿欧美各国开始步入现代化道路的日本也步那些国家的“后尘”，开始了对中国侵略的历史。最初是“甲午战争”（1894 年8 月～95 年3 月）。结果日本以缔结“马关条约”占有了台湾，并把台湾作为自己的殖民地。那是距今一百多年以前的事。1910 年8 月，日本又占领了朝鲜半岛，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日本的野心越来越大。1931 年9 月18 日的“满洲事变”后又挑起了以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件”为导火线的“日中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抑制压力后，日本军又在41 年12 月8日发起了“袭击珍珠湾”事件，对美英等国开始宣战。以此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称之为大东亚战争），战火蔓延到东南亚全地区。小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是，这一连的战争都是“圣战”，是建立在“八紘一宇”和“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上的。但是从中国以及亚洲的广大人们眼里看来，所谓“圣战”的实质，无非是日本制霸东洋的野心。而且，由于搞“霸权主义”，日本也遭到引火自焚的下场。日本吸取历史教训不够但是很多日本人认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受害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炸弹，死亡人数极大，同时还留下了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后遗症。为此，日本人强烈呼吁“反对第三次原子弹”， 这也是日本战败后的“反战·和平运动”的原动力。但是，令人感到悲痛的是，在日本人中间，缺少对在原子弹投下前日本对亚洲长时间的侵略战争那些罪行的深深反省。我们不得不说，日本对自己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同时又一直是对亚洲人民的“加害者”这一点的历史认识，还是很不够的。战后，日本人在不再战的和平宪法下，从一片废墟中站起来，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里，有日本人的勤劳和自明治维新前后开始的现代化教育所起到的无形的巨大作用。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所具有的优秀品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同时也不能忘记，在战后的自由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冷战体制之下，日本是在美国核保护伞下得到安全保障的，而且，在亚洲爆发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由于美国巨额的“特别军需”才使得日本的经济得到了复兴和成长。亚洲一些年轻人和知识界人士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痛斥战后日本所走过的历程是用“经济侵略”来代替了“军事侵略”，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日中关系之间巨大的“虚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根据以美苏为主的战胜国的处理，日本归属美国的占领和管理之下，德国则分为东西两部分，而朝鲜半岛也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割为南北朝鲜。在中国大陆，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一度合作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从1946 年7 月又开始了第三次内15战。当时的中国（中华民国）是由国民党掌握政权的。但是在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同时，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强烈反对国内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吸引了广大的劳苦大众，终于在1949 年10 月1 日在北京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内战中战败的国民党政权逃离中国本土，打着照旧没变的“中华民国”的旗帜，把首都移到了台北。在这种情况下，1950 年6 月25 日爆发了朝鲜战争。同年9 月为了支援南部的韩国，联合国派出了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部队。10 月他们攻破了三八线北上，直迫到了中国国境线上。对此，中国在11 月表示支持北部的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并派遣志愿军部队，以人海战术与联合国部队进行对抗。在此之前，在中国内战趋势已呈明显化的1949 年8 月，美国曾公开发表了“中国白皮书”，指出国民党政权是由于自身腐败才战败的，并表示以后即使是共产党军队攻打台湾，他们也“不介入”。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却打出了以台湾海峡水域为中立化的政策，而且还进一步把美军第七舰队派到了该水域(这一动向对当时“美中关系”就台湾海峡与朝鲜战争之间的关联极为重要，关于这一点在后面将作详细叙述)。另一方面，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后，把日本作为了自己最大的后方基地。51 年9 月在旧金山签订了对日讲和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于是日本从此就成了美国核保护伞下的一员。就是在这个大框架里，日本在52 年4 月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即中华民国政府）缔结了“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尽管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但日本却在此条约中承认在中国大陆既没有土地也没有人民的“中华民国”为代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宣称了“日中战争”的终结。日中关系之间的巨大的“虚构”就是这样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行径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从那以后还多次反复声明“与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并没有终结”。朝鲜战争在1953 年7 月27 日达成的休战协定生效时总算暂时画上了句号。但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冷战体制仍在继续，在远东地区，美国的“封锁中国的政策”也愈加强化。53 年美韩相互防卫条约，54 年3月日美相互防卫援助条约（MSA），同年12 月美台相互防卫条约先后缔结。从此以后，日本政府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美国，尽管遭到了国内以及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各种反对，但日本还是一意孤行地执行“对美追随外交”。朝鲜战争是悲剧的起点追踪战后的美中关系1966 年春天我正作为东京总社国外通讯部的成员，主要是对中国问题以及越南战争的去向进行追踪报道。当时的国外通讯部部长秦正流（后为常务董事，已故）要我“总结一下战后三十年的美中关系”。时间只有三个月，我便在研究室着手准备。16当时美国约翰逊政权的“轰炸北越”逐渐升级，越南后方的中国也不断对美进行严厉谴责。在报社内部，不少人都担心，“今后的美中关系将会怎样？”我首先收集了报社内外有关美中关系的资料，一边阅读美中双方的政府声明、外交文件、专家的分析文章等，一边仔细地整理事实关系。有时还从当时的社论主编森恭三（已故）和精通欧美关系的社论副主编宫地健次郎那儿得到指教，终于把文章写好了。在此期间，平时学习不够的笔者，还有了几个“新发现”。其中最大的发现是从美国国务卿阿基逊公开发表的“中国白皮书”（1949 年8 月5 日）到朝鲜战争爆发（1950 年6 月25 日）这段时间的美国对华政策。在这里列举这段时间前后的几个要点，仅供参考。美国曾宣布“不干涉内政”美国外交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将要在两个月后（1949 年10 月1 日）成立的同年8 月5 日发表了“中国白皮书”，在白皮书中记述道，“国民政府自毁于腐败……我们的支援白费了。”同年12 月23 日，外交部对驻外公馆下达了意为“台湾即使是落到中共（中国）手里，我们也不介入国共内战”的“秘密备忘录”。美国的这种态度在第二年即50 年1 月5 日的杜鲁门总统声明中也得到确认。总统在声明中指出，基于开罗宣言（1943 年12 月1 日）和波斯坦宣言（45 年7 月26 日），美国在此确认“把台湾归还给中国”，同时公开表明“美国政府将不干涉中国内政。”而且，这种对中国的基本态度在美国的远东地区“防卫线”上也表现了出来。50 年1 月11 日，美国国务卿阿基逊在上下两院外交委员会上证言说：“即使是失去了台湾，美国在横穿日本、冲绳、菲律宾的基地已形成了不可攻破的防卫线。”这个“防卫线”并没包括韩国和台湾，这一点很值得注意。朝鲜战争使得态度一百八十度大改变但是，美国的这种对华政策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50 年6 月25 日）而完全改变了。杜鲁门总统在6月27 日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注视中共对台湾的攻击，同时要求中国大陆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来自空中和海上的攻击。”他进一步指出，“台湾将来的地位必须待到太平洋恢复了安全、对日讲和条约得以缔结以及联合国的仲裁才能决定。”美国从此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介入。第二年即51 年5 月1 日美国向台湾国民党政府派遣了军事顾问团。就在杜鲁门总统发表这个声明的第二天及28 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严厉指出，“杜鲁门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是对中国领土彻头彻尾的武力侵略，是‘彻底违反国际联合宪章的行为’。”并发表了如下的严正声明。“美帝国主义不管进行什么样的阻碍行为也永远改变不了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这个事实。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开罗宣言、波斯坦宣言以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的。我们全国人民将万众一心，为从美17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战斗到底──”。但是到了艾森豪尔和达雷斯时代，美国的对华政策则越发强硬。艾森豪尔总统在53 年2 月2 日的总统咨文中指出：“命令第七舰队停止至今为止的对中共（中国）只起抵抗的作用，”暗示美国介入台湾将更进一步。54 年夏天，中国表明了要解放台湾的意思，并开始了向沿海诸岛的炮击，美国也在54 年12 月2日与国民党政府签定了“相互安全保障条约”，并正式结成了同盟关系。对此，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同年12 月8 日，发表了如下的严正声明。“美蒋所缔结的所谓‘相互安全保障条约’，是完全不合法并无效的。这是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如果美国政府不从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非要干涉中国内政的话，美国政府必须对由此所产生的一切重大后果承担一切责任。”自杜鲁门、阿基逊时代曾采取的不介入台湾的政策被改变以来，美中两国之间的基本对立从没消除过，而且从那以后也一直持续着。从以上的推移可以明显看到，美国政府从“中国白皮书”的公开发表到“朝鲜战争爆发”这一短短的时间里，对新生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用真诚的态度对待过。也就是说，①基于“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宣言”曾再次确认过“把台湾归还给中国”；②曾公开表示过“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态度。从“和平宪法”到“日美安保”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日本战败后的对日政策与其对华政策的推移竟是如此的相同。在战后不久的1945 年10 月25 日，日本政府成立了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但是围绕着“天皇制”的处理，意见没法统一，使得宪法的制定工作面临难局。为此，当时美占领军的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在第二年即46 年2 月3 日指示GHQ 负责宪法草案的制定，并积极参与了象日本不再进行轻率无谋的战争行为等那样的宪法主要部分的制定工作。结果，新宪法在同年11 月3 日公布，从47 年5 月3 日开始实行。新宪法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天皇只作为象征存在，提倡“国民主权”和“基本人权”，同时在第九条中还提出了“放弃战争”、“否定交战权”以及“不保持战斗能力”等彻底的和平主义，后来有人批判此宪法是“强制宪法”，但在制定的当时在大众之间是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迎的。漫长的战争给整个国家带来的疲惫，特别是日本人经历了战争的最终时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所造成的体无完肤的那种战争的悲惨景象，他们对发誓不再战的和平宪法从心底里表示了赞成。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这种态度也起了根本性的变化。51 年8 月10 日让日本成立了警察预备队，51 年9 月8 日签订了对日讲和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进而在54 年7 月1 日又让日本成立了自卫队和防卫厅，这些都是与制定“和平宪法”的当时是背道而驰的。为此，舆论也逐渐分裂多样，而且还出现了在野党，比政府和执政党还要极力拥护本是支撑国家体制重要部分的宪法这一怪现象。在日本国民之间，一方面有人支持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另一方面由于“朝18鲜战争特别军需”，而对战后经济复兴更关心的倾向却日益强烈。同时，有一点要记住的是，由于美国占领军的态度改变，日本成了朝鲜战争以及“封锁中国政策”的后方基地。为此，日本民族对过去的侵略战争的反省变成半途而废，对历史的认识也变得淡薄而且暧昧，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如上所述，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后的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就是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境界而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的。笔者还想在这儿提一件极为令人遗憾的事。据笔者所知，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既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关于这一点许多专家的意见也是一样的。前面也已提到过，有关美国动向的推移值得注意的是，1950 年1 月11 日阿基逊国务长官在上下两院外交委员会上的证言中提到，美国远东地区的防卫线不包括韩国和台湾。另外，当时中国把“解放台湾”作为最大的任务，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也已陆续南下，在台湾对岸的福建省以及周围地区集结了大量部队。正当美中关系在尽管非常短的时间里，已显示出从敌对关系向非敌对关系摸索转变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于是这个转变被带到了一发而不可挽回的不幸状态。身背“包袱”的日本不管怎么说，这场朝鲜战争毫无疑问地是在战后形成亚太地区冷战体制的重大而令人悔恨的起点。在这期间，日本民族又一次背上了“历史的包袱”。我用“包袱”这个词有以下两个理由。第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后还不到五年，接着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所以对自己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在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所犯下的侵略行为的历史教训没能从根本上得到认识，政府和国民对历史认识都不了了之。第二，虽然日本战败后马上被美军占领，这可以说是一个原因，但日本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出发点刚刚制定了和平宪法，却又被日美安保条约捆住了手脚。这使得日本与曾经侵略过的中国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再次处于敌对关系。为此，自那以后，每当与日本产生任何形式的“摩擦”时，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就会打出“历史招牌”，而美国则打出“安保招牌”，令日本左右为难。在中国看来，日本不但存在着“历史认识问题”，而且“台湾问题”也会时常冒出来。要冷静地分析日本现在所处的立场，那就需要看看日美关系的过去。战后在曾一时很盛行的“反战和平运动”中，当日本的年轻人和左派的勇士们高声呼吁“不要第二个广岛”，“反对日美安保”时，从太平洋对岸就返回来了“勿忘珍珠港”。这是指日本军在1941 年12 月8 日袭击珍珠港，向英美宣战以至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个事件。意思是说，日本对曾经向自己“侵略中国”施加过压力的美英两国先发制人，挑起战争，并把战火烧到了东南亚这一事实背有历史包袱。19曲折复杂的日美中三角关系美国的对华、对日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苏为顶峰的冷战体制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苏联的解体，美国便成了地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进入九十年代后，美国国内的经济很景气，最近甚至有人说现在是“美国独占天下”。不错，美国是一个年轻、强大并具有清晰头脑的国家。但是应该指出，它也有视自己为“全能的存在”，搞“本位主义”的倾向。以前，记得在我访问美国时，在“美国是如何看待日本的？”这个问题上，曾有过令我吃惊的回忆。那是在拜访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军事战略专家汉福利教授时。教授给人一种很精悍的感觉，他说他的研究小组最大的课题是“五年乃至十年后的中国与日本”。乍一听，也许可以说是这个课题是重视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地位，但我却清楚的感觉到了，他们研究的重点是在美中关系这个“大局”之中，美国将如何不失时机地向日本要求其发挥怎样的“作用”。说明白了，日本只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卒子”。从越南撤军与对华接近1967 年秋天正值美国约翰逊政权的“北越轰炸”不断升级。同时，在越南后方的中国大陆，一边面临着严峻的中苏对立，一边在国内大搞文化大革命，人民解放军的作用增大，正是一派斗志昂扬的景象。在这种局势下，汉福利教授所研究的课题让人感到既重大又敏感。美国是希望日本在“封锁中国”的计划中起作用呢，还是希望日本起一个“美中两国之间的桥梁”作用呢？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老实说，我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我对汉福利教授说，①美国应尽早结束轰炸北越；②日本与美国有着同盟关系，但同时同中国在历史上和文化上有着悠久深厚的关系；③美中冲突应极力避免，朝着建立日美中三国之间的良好关系的方向努力。在谈话中，我得知汉福利教授在战后曾作为一名军事要员在日本呆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对日本人的那种美国人所没有的、对中国人的特别感情表示非常理解，这使我反而松了一口气。就在我结束了两个半月左右的美英访问后的第二年，即1968 年，约翰逊总统承认了自己的轰炸北越政策的失败，并宣布不参加下届总统的竞选。新上任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与打开对华关系的主要人物基辛格国务卿等，在汉福利教授的课题“五年后”的1972 年2 月，实现了美国总统历史上的第一次访华。“尼克松震惊”震动了日本那次访华决定作为“绝密行动”走到了具有“同盟关系”的日本政府前头，因此被称为“尼克松震惊”。这件事震撼了日本全国，使得长期以来对华改善采取消极态度的佐藤政权不得不下台。同年9 月29 日，20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先美中关系一步，实现了划时代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在我拜访了汉福利教授“十一年后”的1978 年8 月12 日，签定了表明日中两国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和平友好下去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负责签字的邓小平也访问了日本，并定于同年10 月23 日此条约开始生效。几乎象是紧追不舍一样，美中两国在同年12 月16 日正式发表了将在79 年1 月1 日实现“美中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进行“五年和十年后的中国与日本”这一重大课题研究的汉福利教授得出了什么样的“答案”不得而知，但是美国的研究工作者，以实际经历为基础，以战略的观点来考虑局势的发展，着力于长期视野研究的这种精神，使我受益菲浅。这个时期的美国、中国和日本三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各自的立场和利害关系，达到了基本上一致的程度。日美中进入“蜜月时代”也就是说，尼克松政权在上台当初就决定了①从越南撤军；②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作为世界战略的重要课题，并在严峻的“中苏对峙”中，选择了“中国”这张牌。而且对拥有“同盟关系”的日本，也明确显示了赞同日本推进对华关系。中国也清楚意识到了美国要从越南进行战略性的撤退，在由于珍宝岛的武力冲突与苏联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中，中国选择了与美国和解的道路。中国对日本新政权的对华改善行为表示了积极的态度，毛主席和周总理在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一行访华时给予了最高级别的欢迎。对日本来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不是单单的强大政策的表示，而是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其重大意义在于，曾侵略过中国的日本，作为一个战后民族的课题，完成了它最大也是最终的“战后处理”。同时，日本政府在这时也开始承认“台湾问题”是“根本上的中国内政问题”。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在严峻的“中苏对峙”的局面下，在对美和对日关系上表示了容忍“日美安保”的态度。对日本来说，从过去自己负有的“历史重负”的观点上来看，这个时期是比较安定的，中国也没打出“历史招牌”，美国也没打出“安保招牌”。在日美中三国之间的关系向前发展时，相反由于中苏对立和中越对峙，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却越来越大。但是，广范围的亚太地区的相互关系还是出现了新的展望。天安门事件使得风云突变但是“福”持续得太长，总是会出现新的“祸”。经过“尼克松访华”（1972 年2 月）、“美中建立外交关系”（79 年1 月1 日）等，发展顺利的美中关系突然风云激变，起因是那场“天安门事件”（89 年6 月4 日）。美国率先于日本及西方先进各国实行了严厉的“对华制裁”。92 年美国总统选举上台的第一期克林顿政权就是把打着“人权”和“民主化”的牌子21来批判中国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中心的。中国方面则批判美国的作法是“干涉内政”。在这儿我想引用一下“天安门事件”后，说出中国人“心里话”的实权者邓小平的一段话。“如果真让那些所谓的民主勇士们掌了权的话，马上就会出现内乱。一旦内战爆发，国土将会是血流成河，还能谈什么‘人权’？诸侯割据、生产倒退、交通瘫痪、百万、千万、甚至是上亿的难民将逃往海外。受其直接影响的将是亚太地区，这将是世界性的灾难。”“因此，中国不能自己制造混乱。当然这不光是中国要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说什么人权对立、搞民主啦，这些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要本着和平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相互合作，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也不要去煽动别国的内乱。”围绕着台湾总统选举的美中对峙美中关系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后又出现了95 年6 月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的问题，96 年3 月正值台湾总统选举期间，中国进行了导弹演习，为此美国则派遣航空母舰进行对抗。这一连动向的背后，有着以下的经纬。1988 年蒋经国总统死后李登辉为后任总统，他提出“朝着以三民主义来统一中国的大业奋勇迈进。”对此，中国领导层表示了“欢迎之意”，他们一直注意观察李登辉的言行，从94 年春天以后，他们越来越怀疑其实际上在搞独立派。因此中国对李登辉访美表示了强烈反对，再加上美国议会等方面的强大压力，克林顿政权就让在“民主”、“人权”方面有着同样价值观的李总统以“私人访问”的形式进入了美国。据北京的报道说，当时在中国领导层内部已一致同意把李登辉总统称为“独立派”。从那以来就用“隐蔽的独立派”、“企图搞独立”等来批判李登辉。96 年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总统选举期间向台湾近海发射了导弹，表示了要防止“台湾独立”的决心。同时也意味着对美国等国家的警告。中国反复声明“不放弃行使武力”，这并不是说说吓话，外国如果插手台湾的话，（钱其琛副总理）说过“海峡必将大乱”。对此，克林顿总统指示向台湾近海派遣航空母舰。这样做有两层意思。第一，让中国方面正确领会一下“美国的重大决意”；第二，让对中国发难的美国议会看到自己的“强硬的态度”。美国议会的不满是，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是违反1979 年制定的“台湾关系法”（美国国内法）里明确记载的“台湾的将来用和平的手段来决定”这一条款的。此法是在“一个中国”这一大前提下制定的，此法指出，如果使用“和平手段以外”的方法的话，则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定的威胁”，美国政府有必要采取强硬的态度。“对话之线”没断，关系有所好转一般人都认为，围绕着台湾海峡美中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使得这种关系自“尼克松访华”以来进入了22最恶化的状态。但是美中双方都没有完全断掉“对话之线”，后来在美国国家安全保障担当辅佐官的雷克以及中国方面的刘华秋国务院外务办公室主任等的努力之下，两国关系慢慢朝着缓和的方向移动了。随着克林顿开始连任第二期总统（96 年11 月5 日），两国关系的缓和更加具体化。主要有美中首脑的互访计划以及对中国的“包括性参与政策”等。美国方面没有表现出象以前冷战时期那样，要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意图。在同年11 月24 日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就在马尼拉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际，进行了会谈，并就美中最高首脑互访达成了一致。同年12 月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美国，9 日与克林顿总统和贝利国防部长进行了会见。迟部长是军队的最高实权者，也是镇压“天安门事件”的负责人。为此，在事件发生前已经订出了访美计划，但被取消，尔后又一拖再拖。在与美国最高首脑会谈时，迟浩田国防部长强调了要保留用武力解放台湾的权利，美国应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等中国的基本立场。这次访问后，美中之间的军事有关人员又进行了多次不同级别的互访。这儿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海军的三艘军舰（导弹与驱逐舰“哈尔滨”和“珠海”，一只补给舰）在97 年3 月21 日途径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湾、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美国海军基地，并停留了5 天。中国军舰驶进美国本土的港口，是从1949 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美国海军士兵和一般市民约一千人到码头欢迎了中国的约六百名水兵。中国的舰长（王永国中将）在致词中强调“中美两国在太平洋上是团结一致的”。这个场面实在是无法让人相信就在一年前美国由于台湾海峡危机曾派遣过两艘美国航空母舰，使得人们还紧张了好一阵。朝鲜半岛的和平也需美中合作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是，与“台湾海峡”同时，围绕着远东地区另一个纠纷之地“朝鲜半岛”的动向。就在台湾近海美中之间的军事对峙趋于安定的96 年4 月16 日，美国总统克林顿与韩国总统金泳三进行了会谈。会谈提议战争当事者进行“四国会谈”以制定永恒持久的和平体制来代替那不安定的朝鲜战争休战协定（1995 年7 月27 日）。这四国当然是指韩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美国以及中国。北朝鲜在同年11 月接受了此协议，第二年即97 年7 月初中国也正式表明参加四国会谈。同年8 月在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