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号文件”是在“天安门事件”到“苏联邦崩溃”这不平凡的时期里发表的，而且又作为中共中央的决议文件进行采纳，这一点很值得注目。对中国来说，已目睹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带来社会制度崩溃的结果。所以六·四以后的思想整顿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吧。但六·四以后的“左倾化”现象，特别是思想教育运动等，以“天安门事件”为借口，搞得太过分了，使得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减慢。从“二号文件”中可以充分看出对此现象的危机感。“应该警惕的是‘左倾’”，从这句一针见血的话中可以充分体会到其担忧之深。“邓小平同志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抓住当前有利机会，加速改革开放步伐、集中优势搞好经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讲话。这个重要谈话将为成功召开第十四届党代会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是“二号文件”中相当于前言的“通知”里的一段话，指出了谈话的重要性。在92 年10 月召开的第十四届党代会上，决定把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目标。“探求共存” 的朝鲜半岛以实权者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契机，中国又回到了改革开放路线上来，围绕着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亚洲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开始缓和起来。199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当年4 月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了日本。同年10 月，日本天皇和皇后历史上第一次访问了中国。8 月中旬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9 月韩国总理卢泰愚访华。11 月末李鹏总理访问越南，12 月韩国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进入93 年后，错综复杂的中台关系也有所改善，4 月下旬在新加坡举行了中国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理事长辜振甫）之间的“民间性最高会谈”。由于“怀疑核武器”而进入危机局面但是，94 年朝鲜半岛出现了新的危机。事情的发端是在92 年1 月已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F）的核武器视察协议上签了字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于94 年3 月附加了限制对宁边放射化学研究所视察的条件。正好那时此研究所被怀疑为是核武器再处理之地，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中的“无法确认9没转用于军事方面，”引起了很大反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别理事会为探求事实真相要求北朝鲜能接受全部视察，同时期待联合国安理会能打开事态的局面。与视察同时举行的朝鲜半岛南北特使交换的实务性协议也告决裂。报道说，会谈的最后，北朝鲜的代表留下一句耸听之言“一旦战争爆发，汉城即刻成为一片火海”后，离席而去。以完全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视察和实现南北特使交换为条件，一时曾宣告中止的94 年的代名为“集体精神”的美韩共同军事演习又决定照旧进行，美国还决定向韩国配备爱国者导弹。美朝之间的高层次会议也就随之流产。对此，北朝鲜的最高层指出“我们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搞核武器开发”，非难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歪曲视察结果，并暗示要退出核武器不扩散条约（NPT）。参加汉城的国际会议朝鲜半岛的局势急速恶化的4 月初，从由韩国、北朝鲜、中国、蒙古、俄罗斯和日本等六国组成的“北东亚经济协作民间协会”的驻韩国总部寄来了一封邀请我参加国际会议的邀请信。从5 月25 日起北协会将在汉城举行为期三天的题为“北东亚经济圈的发展和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提案”的座谈会。邀请信上印有担任主持协会的韩国总代表、韩国屈指可数的大企业之一，“现代集团”的会长郑世永的签名。后援是韩国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东亚日报》，题目有三个，其中之一是“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北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协作与发展”。对此邀请我非常感谢，讨论题目也是我感兴趣的。但本人不是从事朝鲜问题研究的，感谢归感谢,最后我还是决定不去参加。没想到，韩国总部却打来电话，以以下理由希望我去参加。会议除了组成国成员以外，还将有来自台湾、香港、越南的学者和专家。就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中国人社会之间的交流和协作，请一定作个发言。这样，我只好应诺从命了。九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这次国际会议是位于汉城繁华街的“罗蒂大饭店”的大会场举行的，来自韩国各界的三百多人出席了会议。遗憾的是由于紧张的局势北朝鲜没有代表参加。但除了组成国成员以外，确实是有来自台湾、香港、越南、澳大利亚的研究者参加，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会议主题是“北东亚经济圈的展望与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提案”，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北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协作与发展，就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开幕式上郑世永会长首先代表协会主持者讲了话。接下来中国驻韩国大使张庭延、日本大使后藤利夫、俄罗斯大使G·F 库那哲先后祝辞。10一共有二十六个人讲了话，中国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等五人，俄罗斯有极东研究所所长M·L 齐达连等五人，韩国有汉城大学教授李天杓等六人，日本有东京外大名誉教授河部利夫等四人。另外还有蒙古、越南驻韩大使，香港亚洲太平洋二十一世纪学会会长黄枝连、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张锦松、来自澳大利亚但在日本上智大学的教授（当时）古列格利·可拉克等。有些讲演者还就美国总统克林顿在93 年7 月提议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构规”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围绕着北东亚地区协作将怎样对待北朝鲜这一点上的讨论。特别是韩国的学者和研究者们还提出，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要在政治上以及军事方面给予相应的对付，强硬派和柔和派的意见针锋相对，这使人清楚感到那曾经血战于同一民族之间的“悲剧”还根深蒂固地留在那里。我以自己多年来采访经验为基础作了题为“亚洲太平洋新时代与北东亚地区协作的展望──借鉴于中国社会所进行的对共存的探求”的报告。主要内容如下。借鉴于华人社会之间的交流现在亚太地区居住着占世界人口37.8％的人口，GNP 占51.7％，贸易额占40.8％。是什么导致了该地区这种飞速的发展呢？简单地说，此地区经济发展是从美国与日本为先导，紧跟在后面的是亚洲四条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其后再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尼泊尔、新加坡）。与地球上其它广大的地区相比起来，此地区的自由贸易体制下的雏形发展很明显。另外加上从70 年代以来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大陆，可以说亚太地区已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时期。中国在1978 年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彻底扭转了以政治思想为主的文革路线，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改革开放路线。第二年又设置了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地区为“经济特区”。近香港的深圳、近澳门的珠海、近台湾的厦门，再加上汕头这四个地区成为了注重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改革开放的最前线。中国大陆的这种改革开放政策为解决长期以来围绕着英殖民地的香港的前途问题，打开了中英谈判可能的大门。中英谈判从82 年开始，经过曲折多难后在84 年达成协议，同意1997 年7 月1 日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中英双方还达成“妥协”，香港在归还中国后，五十年内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实行“一国两制”。第二年即85 年春天前后，台湾也在政治上出现了变化的兆头。晚年的蒋经国总统的英明决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那也是时代潮流的反映。接着，在87 年7 月解除了自国民党建都于台北以来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同年11 月，去中国大陆“探亲访友”也得以实现。把住了潮流的变化之妙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先后所发生的变化使得“不共戴天之敌”的台湾海峡两岸的严峻的政治对立得11以缓和，促进了“两岸三地”的人们之间以及经济的交流。这是促使以东南亚为中心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社会的交流活跃起来的重要原因。这种潮流即使在“天安门事件”后也在继续。当时先进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采取了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严厉制裁的决议。但以香港和台湾同胞为首，东南亚的华侨和华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访问并和中国进行经济和贸易活动，无视包括日本在内的先进七国，继续着对“共存的探索”。这种动向也促进了中国与亚洲其它各国的关系改善，90 年8 月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回复了中断了二十三年的外交关系，接着新加坡又在同年10 月与中国建交。随着韩国对中的不断接近，双方先是相互设置了贸易代表事务所，继而在92 年8 月中韩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这种交流和协作的动向也是使得由于天安门事件后曾一度停止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得以复苏的重要推动力，这一点是无法忽视的。人为的基准是绝对没有的这一连的变化过程，我曾在不同的地方作过采访，使我感受至深，我觉得发生在其根底的“思考之变化”可以理解如下。第一,有道是“穷则通”。为什么贫穷就会变通？中国则说“穷则变、变则通”。意思是“贫穷会导致变化，有了变化才有畅通。”中国大陆的政治思想领先的文革路线就是致穷之物。后来，变为了以改革开放路线为主。这就为中国的前途带来了希望，促进了香港和台湾的变化，使得华人社会之间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交流。另外一点则是“人的判断经常是相对的，绝对正确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是庄子的哲理。人类总是喜欢依赖“知性”，把自己的判断看作是绝对的。这是有着思维能力动物的人类宿命的悲剧根源所在。能克服这一弊病的唯一之道就是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知性”之限度，努力超越之。庄子把这个称为“不知之知”。国共内战以及战后冷战局势的影响，台湾海峡两岸一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对立。但这也逐渐朝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方向在变化。从外面看起来，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对立似乎在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我衷心祝愿有着优秀传统的朝鲜民族不要陷入相互仇视、相互伤害的悲剧之渊。──以上就是我讲话的要旨。全场的听众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令我惊讶不已而又感动万分。但愿“穷则通”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28 日，我们参观了位于韩国东南部蔚山的那一片广阔的现代企业工业地带。建筑业、汽车业、造船业、电子业──对韩国建设成的这屈指可数的综合性产业的智慧和力量深感佩服。当天晚上，主持这次国际会议的郑世永会长特地为来自日本的与会者举行了宴会。我记者本性难改，又问了会长几个问题。郑会长在回答中就朝鲜半岛的将来是这样说的。“世界如果对北朝鲜采取严厉制裁措施的话，有可能从北朝鲜内部就会出现分裂，或者也许会出现追12得太急而反咬一口的现象。那样的话，韩国也会遭殃。不管怎么说将会有大批的人从‘北’到‘南’来。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韩国的经济将会倒退十年。”“还有一点是，要不放松继续与‘北’边的对话，抓住双方人与人和经济的交流机会。在朝鲜战争中，曾有一千万‘北’边的人逃到‘南’边，其中有不少人已经功成业就了。我们一家就是从‘北’边来这儿开创事业的。作为成功者之一，我希望让‘北’边的人也了解这些成果。我希望南北能一起探求共存之路。”六十五岁的郑会长热情洋溢地演讲着。听着他的话，使我有一种“这儿方有人”的感觉。“穷则通”──这在中国人社会中广泛进行的对“共存的探索”，但愿也能在朝鲜半岛的“南”“北”之间吹出绿芽。同时我也感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以及日本的对应态度极其重要。1第十五章 日美中三国关系的正常化“战后五十周年”与“侵略五十周年”有一本书在“战后五十周年”即将到来的1994 年12 月25 日问世了。书名为《我的抗日天命──一位台湾人的记录》（社会评论社出版）。作者是一位在日本住了三十五年、已过“喜寿”（77 岁）的林岁德大爷，但正确地说此书是一群受作者充满血泪斑斑的人生之道的感动的日本年轻人，利用工作之余，直接聆听作者的评述、收集并整理无数的资料而写成的一部力作。如过激的书名所示，书中处处出现的表现林大爷怨念愤怒之言，使得读者直觉得触目惊心。但林大爷过酷的体验、以及林大爷对此一直从正面进行斗争的姿态告诉了我们日本在“战后五十周年”的以前，对中国、朝鲜半岛等亚洲诸国的“侵略五十周年”的历史。同时也使人们再次看到了日本人，即使是在战后也一直遗留着这种“精神结构”。从这个意义来说，作者林大爷完全可以说是一位表现日本“黑暗一面”的活生生的证人。与林岁德大爷的相识我与林岁德大爷第一次相识是在二十七年前的一次反对战争和歧视的群众集会上。听说他的家乡是在台湾，对他就产生了一种亲近和怀旧之感。因为我自己从三岁到十四岁的十一年就是在台湾吃米粉长大的。林大爷当时腰杆挺直、身体健壮，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位正义感很强的人。但不久我就被作为特派员派到北京，与林大爷的联系也因此中断了。我任期满回日本后，又赶上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先后去世、“四人帮”被捕、扭转文革路线等重大事件的连续发生，在报社总编室我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与林大爷再会已是1979 年的秋天。他那时正在位于东京神田的明治大学本部作门卫工作。有一天晚上，林大爷利用换班休息的三十分钟，在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与我进行了久违的交谈。林大爷虽然已过了六十岁，但看起来还很年轻，身体也很好。他说在这儿一年的时间里，从来没出什么事故也没迟到、缺勤过，工作很努力。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提到月薪只有十万日元左右，是日本人同事的三分之一。他不抽烟、不喝酒、很正派，对自己严格要求，有着很大的毅力和工作责任心。对这一切我深感敬佩。后来我还曾去他家拜访过。他住在东京文京区大冢都经营的一套公寓里。两间榻榻米的房间各为六帖和四帖，另外还有一间三帖左右大的厨房。他跟他女儿住在一起，女儿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四帖的那间是卧室，六帖的那间只好做客厅了。这间小小的客厅里堆满了老人自己做的一些急进的宣传画、照片、书籍和资料。特别是那些有关“南2京大屠杀”的残酷镜头的照片、参加南京之战的日本军一览表，以及其军事行动图，还有老人自己制作的“天皇制日本帝国的诞生与侵略中国主要年表”等，令人敬畏。在这儿我第一次得以知晓了用语言难以表达意境的，林大爷所经历的坎坷一生的一端。受难于被侵占了的台湾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是在一百年前的1895 年（明治28 年）4 月17 日。那是从“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打败后签订了“下关条约”开始的。被侵占的初期，当地群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开始的二十年时间里不断有武力抗争发生。台湾总督府也一直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但在中南部的哆吧年发生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即两来庵事件（1915 年12 月～1916 年11 月）被镇压后，逐渐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政策。林大爷就在这动荡时期的1918 年（大正7 年）5 月出生在嘉义市近郊的一户农民家里。他父亲一直是抗日游击队的领导成员之一，两来庵事件后回到乡里，开始经营甘蔗园。但林大爷六岁那年即1924 年的秋天，借着殖民地命令，强行把林大爷家的约一百五十亩地的甘蔗园给没收了。那时林大爷亲眼目睹了他父亲进行顽强抵抗，但由于遭日本警察的殴打而神志昏迷，被迫在同意书上按指印的场面。后来，作为“皇民化政策”的一部分，在公开场合禁止使用台湾话。林大爷考进了竞争率达十三倍的名门学校嘉义中学，但由于在就使用台湾话而遭惩罚的这个问题上与老师发生了争议，入学不久就被退学了。“在受歧视遭同化的‘皇民化政策’之下，我们台湾人成了‘第四类日本人’。”──根据林大爷的分类，第一类日本人是日本本土的日本人，第二类是加入了日本籍的部落民，第三类是日本少数民族阿伊努族人及琉球人，最后第四类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人和朝鲜人。残酷的南京扫荡不久，发生了卢沟桥事件（1937 年7 月7 日），战火在中国全国蔓延，台湾也加紧了动员令。同年10月林大爷被强征为“军夫”，在接受了三个月的训练以后，被编入“进攻汉口”兵团，首先到达的是上海。当时正值“南京大屠杀”（37 年12 月～38 年2 月）。林大爷等人被编入到属于“第十军”（司令官是柳川平助中将）的“南京扫荡队”，改变了去汉口的计划。在一次南京郊外的扫荡中，林大爷走进了一户农家，看到一位老太婆正抱着一个生后五个月左右的婴儿，在地上磕着头饶命。他马上把他们拉到一个角落用稻草和柴火把他们盖住藏着。可刚当他向一个上等兵报告完“没有异常情况”时，那婴儿却大哭起来。万事休已。那个上等兵猛地冲过去，把老太婆和婴儿都刺死了。他嘴里一边骂着“混蛋”，一边用枪托把林大爷打倒在地。就是从这天起，林大爷在心里发誓要坚决反战，并下决心要准备逃走。39 年1 月，由于要转战到南方，林大爷被迫又坐上军舰，几天后军舰到达了台湾的军事港口──高雄。林大爷得到几天休假，他马上直奔家乡去看望父母。然而，也许是高兴的见面使得母亲长期思儿的紧3张心情一下子放松了下来，母亲突然发高烧达四十度病倒了，得了急性肺炎于四天后就去世了。母亲去世三天后，父亲也得同样的病而撒手人间。林大爷悲痛至极，无法入睡，面容日益憔悴下来。休假的期限已经过去了。但林大爷在南京所亲身感觉到的那种残酷凄惨的体验，再加上双亲在短时间内先后去世，使得他根本没有意思归队。他躲在一个亲戚家里，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他弟弟突然一脸恐惧跑来告诉他，说宪兵正在到处搜查他。兄弟俩再也没地方躲了，决心“两人一块儿去东京”。他们打定主意，从在当地开药店的婶婶那儿拿了两百日元，换上学生服打扮成学生，逃出了基隆港。双亲去世后逃亡东京兄弟俩在东京一位热心人家里寄住了下来，靠着在港口当装卸工、送报纸、送牛奶等活儿，来维持生活。不久全国发出了战争总动员令。总算免了服兵役，但不得不在一家军用工厂工作。好歹总算熬过来了，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战败投降了。“可以放心地回家乡去了。”林大爷想到这儿，就马上开始着手准备回台湾的费用。他开始在黑市场上做买卖，在留有战火痕迹的新桥站前出售运动鞋和长统胶鞋。这些鞋是他直接从大阪的鹤桥塑胶厂直接买进的，他一个月去大阪五到六次，每次买回八十到一百双左右，这种鞋极为畅销，利润也是成本的三倍之多，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凑足了回台湾的费用。可是，正当林大爷连给台湾的兄弟及亲戚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就要回家乡的1947 年晚冬，在台湾发生了“2·28 事件”。这次事件是由于台北的一位在摊点上出售假香烟的老太婆被警察殴打后，而在全岛引起的一次暴动事件。日本战败后，台湾又沦到了从中国本土来的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先遣部队的无纪律性，官吏的横暴和贪污现象极为严重。米价高涨、就业极难，台湾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怨声载道。“在五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视为‘第四类日本人’的台湾人，对来自祖国大陆的同胞予以热情的欢迎。可是这次事件使得我们的期望变成了失望。这次我们又成了‘第三类中国人’了。”根据林大爷的分类，第一类中国人是中国大陆人，第二类是被大陆赶出来后统治着台湾的中国人，第三类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这次事件给林大爷打击很大，他苦思痛想只好放弃了回台湾的想法，决定了留在日本。放弃回乡与日本人结婚就在这时，林大爷由于缘分与一位日本女性结了婚。在上野车站他看到没钱买回乡车票的母女俩在发愁，就帮助了她们娘俩，这就使得了他们有缘相识。林大爷当时在丰岛区内开了一家中国餐馆“醉月楼”。他与夫人生了一男一女，林家也开始慢慢有了生机。但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各种问题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件事林大爷怎么也无法忍受。那是他女儿刚上文京区的区立中学后不久的事儿。当女儿告诉他“学校把我的手形和脚形及指纹都采了样本”时，他感4到非常气愤。女儿又没犯什么法，学校为什么要采她的指纹？校长说是区教育局长的指示。问教育局长，教育局长说是某大学“法医学部”的一位教授的委托。林大爷马上找到区议会议员那儿。先是由社会党议员把这个问题提上去，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议员们都对此表示理解。最后，教育局长在议会上作了道歉，林大爷女儿被采的指纹以及手形和脚形的样本也销毁了。林大爷在战前以及战争时期一直经受着艰难困苦，即使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他作为“在日中国人”（台湾人）经常也是受到歧视。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要了解日本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构造，还是最好与日本人劳动者一起工作干活才行。就这样，他加入了日本社会下层劳动者的队伍。1975 年（昭和50 年）5 月，林大爷第一次在日本的企业工作了。那是他五十七岁的春天，工作单位是位于东京银座的一家日本邮件邮递、南部包裹收发局。他在这儿当临时邮车助手，日收入四千日元，上班时间不固定，有白班、夜班、还有深夜班。在他干了快三年的一天，他在装卸包裹时被转送带上掉下来的一个大东西把右脚背给砸成骨折了。因为劳动基准监督署的负责人认为这次事故“不能算劳灾”，林大爷就同他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为此林大爷也被迫辞掉了工作。当他回顾这段时间时，他说“能跟日本的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同吃、同住、同劳动，意义很大。”受歧视，换了工作还是受歧视林大爷脚伤总算好了一点儿以后，他又进了一家总部在东京涉谷的公司──东急管财。由这儿他被派到明治大学当门卫。他打心底里希望这次能让他一直愉快、健康地工作到退休。但就在他当门卫当了三年零三个月的1981 年9 月1 日，从东急管财寄给了他一封“不适雇用”的解雇通知书。林大爷从未迟到也没缺勤过。他当门卫，对工作认真负责是出了名的。不管是来学校执行任务的警察也好、大学的教职员工也好，只要“违反了规章制度”，他都要不客气地提出。对他这种做法，有朋友说“他或许还不知道，日本人的‘胳膊扭不过大腿’之说”。但学生们都支持林大爷。他不但对校内的安全，对学生身边的安全也很关心，对警察要搜查自治会的房间曾提出过条件和抗议。学生们得知只有林大爷一个中国人被解雇，而且他的工资才只有日本同事的一半时，都表示很同情。校内贴出了“反对民族歧视”、“保护林大爷”的标语口号。此事一经传开，在东京、大阪、名古屋、静冈、横滨、仙台等地还成立了“保护林岁德人权之会”，声援的范围逐渐扩大。“保护林岁德人权之会”的代表与东急管财进行了三次交涉。我本人也曾经在上完夜班的一天以林大爷的朋友身份，去见了东急管财的负责人，希望能妥善处理此事。朝日新闻社会部的一位比我后加入社的记者还为此事进行了采访，并在报上进行了报道。声援活动起了作用，此事最终以“在家任职”的形式达成妥协。也就是说，公司方面给发工资，但林大爷不能到学校上班。因为如果把林大爷解雇的话，学生及声援团体不罢休，如果到学校上班的话，大学5和警察方面又为难。对东急管财来说，此事的处理也可以说是“苦肉计”吧。林大爷称此为“失败的胜利”。尽管林大爷不断遭到各种各样的“歧视”，但他一直有着要跟日本的“善良的百姓们”一起和睦相处的愿望。林大爷一家于1961 年（昭和36 年）搬到了文京区大冢三丁目的都营的公寓里，他住的公寓有五层，共住四十户人家。随着与邻近人们的交往不断扩大，心地善良的林大爷十三年来一直被推选为自治会会长，即使是他在明治大学当门卫的那段时间里，也没落选过。还是要为邻近那人服务门卫工作的时间是除了周末及假日以外，从下午三点到第二天早上九点之间的十八个小时。另外白天还有自治会会长的工作。分发区报，处理堵塞的水管，房子墙壁的粉刷及破损之处的修理等事要去跟东京都的有关部门交涉──林大爷说“睡眠时间只有三个小时左右。”碰到林大爷不在的时候，夫人幸子就去替他跑来跑去。不幸的是，心地善良，但身体虚弱的夫人由于劳累于1978 年（昭和53 年）夏天由于心肌梗塞而撒手人间。林大爷除了担任自治会会长以外，还是该地区青少年对策委员会会员，曾被评为区政功劳者和地域发展及福利事业功劳者。他家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状，他还曾几次被任命为“人口普查员”，任命书上分别有佐藤，三木，铃木等三代首相大臣的签名。“饮水思源，心怀祖国，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林大爷严以律己的生活信条。对此林大爷是这样解释的。“我生活中所必需的东西，日本人民为我提供了。我作为一个人为生存下去而奋斗时给我支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我的祖国是生我的故乡台湾和祖先之地中国大陆。我牢记着这两点，希望能为我现在居住的地区的人民全力服务。”日本“黑暗面”的活证人林大爷的明治大学事件有了着落后的不久，我于1982 年初春被派到海外工作。先是担任香港特派员采访了中英两国谈判的全过程，后又调到新加坡，担任亚洲总局局长。回日本后，又担任中国，亚洲问题编辑委员。回国后不久，正值《朝日新闻》准备从1988 年（昭和63 年）4 月开始在晚报上发表题为“昭和人间史”的连续报道。这次安排的目的是要纪录报道那些被压在历史下层，但却是真正支撑着时代发展的“小人物”，而不是那些所谓的领导者或有权的“大人物”。担任此次连载的记者都是阅历资深的编辑委员们。大家分担，每人平均六次连载。大家各显神通，通过连载报道“小人物”，使人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看到了昭和时代的真实面貌。不久，也轮到我该写了。我脑子里一下子就浮现出十几个人的名字，但我最后还是决定写写林大爷。除了林大爷的波澜坎坷的一生以外，我决定写他的最大动机是由于前面连载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所谓的“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至6少从我的立场来看，我觉得我必须写写过去的“第四类日本人”。回顾昭和史时，我们不能忘记，从那个“战败之日”起，在国籍上不再是“日本人”的人还有许多许多。他们就是家乡是从明治时代起就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和台湾的那些人们。林大爷就正是这些人中的一位。他从幼儿时代到现在，与战前，战中，战后的全部昭和史结下了“奇缘”。他的悲惨遭遇，从社会底层反映了日本在昭和时代所走过的历程中的“黑暗一面”。决不允许这种不幸重现为了这次采访，我又开始请林大爷讲讲过去。正好这时应《朝日新闻》社的邀请，《人民日报》的采访代表团从北京来访，我负责陪同他们，不幸在陪同途中的北海道，我由于吐血而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幸好没什么大毛病，出院后不久，我又去采访了林大爷。林大爷全力地给我进行了讲述。从1989 年（平成元年）３月29 日（星期三）开始分七次以“为拒绝按手印而斗争”，“相隔五十年后的访问中国大陆”为题以及林大爷近期的活动情况等，进行了连载报道。从那以后五个月过去了，也正值日本将要面临“战后五十年”的之前，一群比我更加理解林大爷的一生，并跟林大爷并肩战斗的年轻人，用他们自己的手写出了有关林大爷的书。我真想对他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因为我觉得要把林大爷有时由于激愤而说出的话整理得让一般人都能理解，一定要费不少功夫的。但是，此书年轻的作者们的写作手法与我这个吸进了不少人世间的“肮脏”和“羁绊”的人不同，把林大爷的话和心情直接再现了出来。而且他们还跑到国会图书馆等处，收集整理了不少珍贵资料，才编写了这部力作。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这本书的编写。对那“过激的表现”不知有多少人抱有同感。说句直话，我还真有点没把握。不管怎么说，林大爷的遭遇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分量。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读一下这本书。并且希望通过此书人们能重新认识日本人过去的生存方式，探索并找到今后的生存方式。同时也衷心希望此书能成为至今还无法解除怨恨万重的林大爷的“挽歌”。最后,我想引用一下在采访林大爷时他说的一段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我一直只想希望自己能堂堂正正地、扎实而又轻轻松松地生活。但要想堂堂正正地生活却又无法做到轻轻松松。”“我只希望像我这样不幸的人生不要重现。”挖掘“共存”之井的周恩来为了日中两个民族的未来，怀着相互共处的愿望和诚意，挖掘“共存”之井的先辈不计其数。如果要7问到在这些先辈中挖“井”最深的要算谁的话，也许回答“那当然是周恩来总理”的人是最多吧。我想，日中双方的人民都会这么回答的。诞辰一百周年的现实意义今年正是那位挖“井”最深，并为此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已故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1898 年３月５日，周恩来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的一家没落的官僚家庭。在去日本和法国留学之前，他在天津的南开学校学习，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并结识了一生的伴侣邓颖超夫人（原全国政协主席）。党中央和政府在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到来之前，在被称为周总理第二故乡的天津开设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３月５日举行了盛大的开馆仪式。在纪念馆开馆前，朝日新闻北京分局的局长加藤千洋参观了纪念馆，他就“现实意义”作了如下说明。“中国正在积极开展反对干部的腐败贪污行为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迎来了已故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作为‘人民的公仆’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28 日将在天津市内开馆的纪念馆里，除了展出了周总理为革命和建立新中国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外，还特别强调了总理与邓颖超夫人的朴素的生活，以及‘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高风亮节的政治态度。中国当局在努力让人们能从深受爱戴的总理夫妇身上找到理想的‘廉洁奉公，反对腐败’的榜样。”“人世间”在不断地变化，但永恒不变的“人生之路”却是永存的。周恩来夫妻的人生之路似乎是在向中国以及日本和全世界的人们无声地诉说着这个道理。永远难忘的“五句话”成为“日中握手”基础的是二十六年前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缔结的共同宣言和二十年前缔结的双方要世世代代和平友好下去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笔者就是一直分别在北京和东京采访了这“两件大事”的记者之一。回顾往事，周恩来总理曾一直向日本方面呼吁的“五句话”至今还记忆犹新。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２．存小异,求大同。３．言必信，行必果。４．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５．反对霸权。以上这五句话在日中邦交正常化时都曾用过，特别是最后一句话，还是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交涉期间不幸病倒的周恩来总理的“遗言”。简单地解释一下的话，这五句话里我觉得有着这样的含义。１．希望日本不要忘记对过去战争应负责任的“历史认识”，并且对此要铭记在心。8２．日中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信念各自不同。在彼此相互认识的基础上，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为此要遵守包括“不干涉内政”在内的“和平五项原则”（相互尊重领土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的核心在“台湾问题”上。３．以上两点在邦交正常化的日中共同宣言中已经坚决保证了，因此一定要执行。４．但是与过去两千年的日中友好历史比起来，日中关系从“甲午战争”到“日中战争”的八十年时间只是短暂的。今后两国要紧紧握起手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据笔者所知，中国与其他国家缔结重要外交关系时，使用“世世代代”这个说法的还只是对日本才用。５．“反对霸权”的内容是“中日双方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而且也反对任何国家的霸权行为”。这个“反对霸权条款”在日中共同宣言的正文“第七项”中已明确记载了下来，但在后来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交涉中，由于当时一触即发的“中苏对立”，日方遭到了苏联方面的极力反对，说此条款是“反苏同盟”，使得条款的缔结不得不一度中断。关于此事的经纬在第九章的“日中友好和平条约纪实”中有着较详细的阐述。中国方面也顾虑到日本外交的基本政策，反复确认了这个条约不是破坏日本与第三国的关系，也不会为了反对霸权而去搞什么“共同行动”，这才最终在条约上签字。周总理在病危的病床上还指出“邦交正常化时缔结的中日共同宣言中明确记载的‘第六项’（和平五项原则）和‘第七项’（反对霸权）是非常重要的”，强调了要在条约正文中明记的必要性，最后把周总理的这个“遗言”写进了条约正文。中国外交与日本不同，经常讲究战略战术。其中当然有着强大的政治伦理在起作用，但我认为周总理的政治态度的根底里有一种总是让人感到他对对方的那种诚心诚意的东西。触动日本人心弦的人周恩来总理是非常喜欢日本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他不但接见日本的政府代表团，而且地方的代表团他也照样会见。那时日本方面不断提出要与中国城市缔结“姐妹城市”的要求。汉语称此为“友好城市”。一下子提出 “奈良和西安，神户和天津互结友好城市怎么样？”的就是周总理。日中两国之间的交流有着两千年的历史，以前称为长安的西安与日本的古都奈良如果结成友好城市的话，不是有着象征性的意义吗？另外，明治维新以后来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人中有很多就是坐船来往于天津与神户之间的。周恩来自己年轻时就是这些年轻人当中的一个，他说，“那时我就是在樱花盛开的季节，从神户的港口出发，回到天津的。”接见日本文化节代表团时，周总理还问及到，“神田的旧书店街现在还是老样子吗？”“上野的森林怎么样了？就是有着西乡铜像的那儿？”他只在年轻时在日本呆过短短的一段时间，却能在对话之中触动日本人的心弦，不愧是谈吐高明。有一次日本各地在昭和年代出生的市、镇、村各级议会议长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那次访华中，大家都希望，“请总理一定访问日本。”不知道总理日理万机是否能答应此要求，谁知道总理却感慨万分的答应道，“我也希望能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再去日本看看。”我当时也在场，那时总理那幅满腔怀念之9情的面容和样子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次在代表团成员中有不少人还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漫长历史作了反省。这时，总理总是说，“跟两千年友好的历史比起来，那段八十年的历史毕竟是算短的。今后，我们紧紧握手就行了。”日本给广大中国人民带来的侵略伤痕是残酷无情的。听说特别是在受害最深的东北地区（旧满洲一带）人们对总理的做法曾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总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直注视着日中关系的发展，努力作人们的解释工作，这里面周总理所表现出的机智，才华和气量，我们是永远不能忘的。位于东北地区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我还曾去参观过。那时正值日本遭到石油危机，非常渴望能得到石油的时期。满身油腻的负责人给我看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周总理的直接指示。”电文的内容是这样的。“同志们，日本的朋友们正面临着困难。望你们竭尽全力，不要耽误了运到日本的石油。”总理宽广的胸怀和以诚相待的态度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与癌症搏斗，死而后已1976 年１月８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听到讣告后令我感到无比的吃惊。总理的癌症早在1972 年就发现了。我本人就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一个月前，即72 年８月到北京赴任的。而且周总理在75 年６月接见的最后一个由藤山爱一朗为首的日本代表团时，我还进行了采访，那是我作为北京特派员的最后一次采访。在采访的后一半时间里，曾有周总理生病的传闻。但总理那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多次铿锵有力的讲话，怎么也难以让人相信他重病在身。一想起周总理那以国家利益为重，面对世界，耗尽生命最后一息的精神，实在是感慨万分。周总理从发现癌症到去世这段时间里，实际上在公开场所露面达五百次前后。这里面当然包括迎送外国贵宾，出席宴会，接待代表团等，但如果把没有公开的参加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等算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发现总理即使是在病中，也一直是在进行着超人的工作。他在这段时间里接见的外国代表团中，可以说要算日本代表团最多。而且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的，只要他有时间都尽可能满足代表团的要求。从凌晨三点到深夜，更确切地说是到黎明都在进行会见，而且星期天的会见还特别多。这都是周总理的周密考虑和精心安排。周总理在住院前每次会见日本代表团时，我们日本人特派员都会事先接到通知。会见地点主要是在人民大会堂，我们一般都要比代表团先到那儿。会见次数足有五十多次。每次周总理总是在代表团到达之前